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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在荒芜 那里曾经是一片葱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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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在背影 那里曾经是目不转睛
    心在迷惘 那里曾经是清澈如镜
    心在冰窟 那里曾经是暖流潺潺
    心在深渊 那里曾经是历史峰巅
    心在角落 那里曾经是真理闹市
    心在悲凉 那里曾经是温煦无限
    心在死城 那里曾经是充满生机
    心在子夜 那里曾经是鸟啼明媚
    心在忘川 那里曾经是令人凝眸
    心在心外啊 那里曾经是心的归属
    心在情内啊 情在心外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有个成语叫“言不及义”，用在茅于轼先生身上十分合适。这些年来，茅先生屡屡成为舆论批判的焦点，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有多大的毛病，而在于他的表达有时过于武断，很容易引起歧义和不必要的误解。最著名者莫如那句“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近日，茅于轼继续重蹈覆辙，发表宏论称“社会要成功转型，只有靠精英”。这话若被民粹主义者听到，不骂个狗血喷头才怪呢。实则茅先生并未漠视、鄙弃普罗大众的基本权益。他认为，一个稳定的社会，一定是精英和大众的结合，社会由精英来治理，但治理者必须考虑到大众的利益。反之，如果精英只顾自己的钱包，或者抛开了精英由大众直接治理，这个社会便难以稳若磐石。

这一论点估计挑不出什么瑕疵。接下来，茅先生话锋急转，谈到中国的自由民主转型。他以英法历史为例，认为英国的转型靠精英协商，所以成功，法国大革命是民众专政，精英被民众同化，结果就并不好。所以他认为：“由大众来搞社会改革、社会转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来掌这个舵。但是这些精英必须是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

问题便像炎炎夏日暴雨后的蚊子一样嗡嗡飞了出来。

其一，英国革命的成功，不单依赖于精英；法国革命的失败，不宜单归咎于民众。所谓直接民主、多数人的暴政，不过是后人扣在历史身上的屎盆子。从梁启超那一代人开始，中国思想者就忧心忡忡于法国大革命式的血流成河的暴乱在中国上演，结果如何呢？对比中国的民主专政与法国的民主专政，两者更多只是形似，而非神似。梁启超的出发点是中国民智未开，茅于轼不看好大众，原因何在？

其二，英国与法国的成败，其经验教训是否一定适用于中国？企望从断裂的历史当中剥茧抽丝，抽出一条普世性的原理，其难度应不亚于让恐怖分子刀兵归山，让独裁者把自己关进宪政的笼子。

其三，假如说，社会转型必须靠精英来完成，那么在转型期间，如何保证精英一定代表大众的利益？因为，如果没有大众积极参与、监督权力博弈的话，大众的利益很可能被弃若敝屣。

更根本的问题则是，“精英-大众”的思维和话语模式，用来诠释某一段历史，也许有其可行性；解释九转十八弯的中国当代转型，显然捉襟见肘，片面而偏颇。不能说这种思想漏洞百出，过分陈旧，只是它所投射的理论截面与中国的现实版图存有严重的误差，好比一个是口腔科的医生，一个却是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病人，强令前者为后者动手术，恐怕没有人愿意为此医疗风险背书。

说白了，当前中国最具决定性的矛盾，并不是精英与大众的矛盾，甚至不是富人与穷人的矛盾。相形之下，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与失范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更加重要，而部分权力滥用者与无权者的矛盾是表现之一。精英一定等同于权力者吗？至少在茅于轼先生那里，尚未对精英的内涵作出明晰的区分。

《精英的兴衰》一书的作者，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将精英分成两类：一类是直接或间接掌握权力的统治精英，另一类是在各自领域成就非凡的非统治精英。前者可以称为“权力精英”，后者可以称为“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如茅先生便是当之无愧的知识精英，但他未必拥有政治权力，他至多拥有一种福柯所定义的“知识-权力”，以此区别于在权力领域一文不名的普罗大众。

如果茅先生笔下的精英仅仅指前者，那么他的“精英-大众”论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上述种种矛盾。但是，按照茅先生的结论，将中国转型的动力寄托在那些权力精英头上，这一剂药方是将打通阻隔权力制衡的任督二脉，抑或加重病情，实在难说得紧。

那么知识精英、财富精英们能否担当起领导中国成功转型的任务？出于权力夹缝之中的他们能否消融权力者与无权者之间冻结多年的坚冰？对此，我依然持悲观态度。因为“中国转型依靠哪种精英”在本质上是一个伪问题。无法想象，靠一群精英就能推动中国号航船在历史三峡中的前行。不必言必称西方，中国的转型史从晚清就已经起步，戊戌变法不正是精英领导的改革运动，中华民国不正是由权力精英所建构，其结果如何？

我必须再次重复一个论断：用“精英-大众”论来分析当前中国的转型，就像用历史决定论，最多是一种“片面的深刻”，为一个伪问题误入歧途，还可能遮蔽了迫在眉睫的真问题。精英论与民粹主义之争，将引来权力的一团乱战，乃至加剧权力者与无权者之间原本已显深重的裂痕。

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好坏，不在于精英和普罗大众谁占据上风，更不在于他们各自的知识、德行达到什么高度，彼此是团结还是敌视，而在于这个社会的制度，能否约束权力精英，保护普罗大众，能否实现并保障公民从普罗大众向精英、从无权者向权力者的正常流动。

也许，号称“为穷人办事”却不怎么信任大众的力量的茅先生，应该倾听黄章晋先生的这句名言：“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后，而精英落后的最显著标志就是他们经常指责人民的落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克格勃人员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获准进入苏联情报机关档案馆。结果他惊讶地发现，美国大作家、诺贝尔奖得主海明威竟然曾于1941年被招募为克格勃间谍！瓦西里耶夫移居英国后，与两位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汉斯和哈维·克莱尔分享了自己花费数月时间抄录下来的秘密文件笔记，三人在合著新书《间谍：克格勃在美国的兴衰》中，首次曝光海明威的这段“黑暗过去”。

能力有限未获取任何情报关于海明威的“黑暗过去”，书中引述前苏联情报机关的秘密文件道：“1941年1月8日，一本《丧钟为谁鸣》被寄往莫斯科。国家安全总局（克格勃前身）给海明威的代号为”阿尔戈“。1941年‘阿尔戈’在动身去中国前被吸收进来……在中国期间，并未与他取得联系”。

书中提到，1941年底，“中心”写信给纽约的“马克西姆”说，需要“为他（海明威）寻找出境去我们感兴趣国家的机会”。1943年-1945年，海明威与苏联情报人员有过数次接触。这几次会面的目的是“考察其人，看他是否有能力为我们工作”。但“由于我们的人被紧急召回国内，与‘阿尔戈’没能保持进一步联系”。“阿尔戈”从未传递过“任何政治情报”。

克格勃曾于1950年派人打探海明威的消息及其政治倾向。得到的回复是：“据说，他似乎支持托洛茨基分子，并在文章中抨击苏联。”海明威与克格勃的关系是否就此结束，不得而知。瓦西里耶夫的新书没有给出答案，因为笔记只记到上世纪50年代初。

携妻赴中国前线当“探子”

海明威的确于1941年携妻子到中国采写过战地报道。2007年3月30日，一本名叫《海明威在中国前线》的书籍由美国波托马克图书出版社正式发行，作者是彼得·莫雷拉。书籍的起由是，海明威的忠实“粉丝”莫雷拉在普林斯顿图书馆发现了一封长达6页的从未发表过的书信，写信人是海明威，收信人则是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日期为1941年7月30日。

海明威自己在信中声称，在他去远东之前，一位名叫“怀特”的先生叮嘱他留意中国的情况。在中国，尽管大部分时间沉浸在醉酒之中，海明威还是尽了足够的责任，和许多相关人士进行了认真的会谈。他还曾和夫人深入前线，吃尽苦头。因此，莫雷拉认为，与其说海明威在远东是一个文学探险家，不如说他是一个为美国收集情报的间谍。

“猎捕”德国潜艇无功而返关于海明威想做间谍的目的，美国著名的海明威研究专家卡洛斯·贝克教授在一本书中写道：海明威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很喜欢秘密策划一些事情，指挥一些特别武装行动。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后，海明威住在古巴哈瓦那的一个小村子里。海明威志愿加入了美国反情报组织来扫清西班牙难民中的纳粹间谍。

他编了个谎话找到了一份工作，告诉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他在马德里也建立了一个类似的组织，接着他就着手开始招募人员来发展这个组织。从西班牙贵族到服务生，海明威都曾经在他最喜欢的一家酒吧里接触过他们。1942年，一心为祖国做点儿什么的海明威走进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向大使提出了一个消灭德国潜艇的设想。海明威驾驶着自己38英尺长的渔船参加了反潜行动，协助美国海军在加勒比海巡逻搜寻德军潜水艇。带着5毫米口径冲锋枪、一些手雷和自制的炸弹，海明威开始了自己的“猎潜行动”。

最终，海明威的间谍网和“猎潜行动”皆无功而返。一年以后，他放弃了间谍的工作，并一再表示自己没有“间谍天分”。然而2008年8月14日，美国国家档案局的一份解密文件显示，二战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简称OSS，中情局前身）的情报人员有两万多人，其中就包括大作家海明威及其儿子约翰。

(签名收集整理小组情况说明：自上次名单公布至今发生的两个重要事件相信引起了许多关注中国未来命运的人们的高度重视：一是“六·四”屠杀二十周年之际世界范围的影响广泛的纪念活动，二是零八宪章签署者、著名评论家刘晓波先生在被关押半年多后被官方正式逮捕。也许正是为二十年前那场悲剧再不上演，“零八宪章”的草拟者和签署者们秉持二十年前那场运动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精神，以对国家负责的公民态度为中国的未来探索道路，草拟和签署了宪章。然而，官方却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零八宪章”的重要参与者刘晓波先生正式逮捕！这几无异于二十年后正在进行的又一场杀戮——针对我们民族一个和平转型希望的扼杀。对这种违背宪法，践踏人权，以言治罪的行为，我们表示愤慨、抗议之余也感到某种悲哀——难道执政者们就不能为民族的未来也包括执政集团的自身利益转换一点思维，以现代的方式来接受民间的呼声，共同寻找民族最理想的出路？！难道他们就不明白这样一个再显明不过的道理——靠金钱、欺骗、监禁和暴力是无法换来社会的稳定更遑论和谐，最终也无法阻挡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和梦想？！关于这后一点，这里，这些签名再次提供了证明。其实，仔细阅读宪章，人们会清楚地读出，为民族的利益，宪章的草拟者和签署者们不反对朝野合作，但更是将中国真正的希望寄托在千千万万的公民身上。是他们的参与、勇气、理性和热情才会使“零八宪章”具有不可战胜的生命力，让刘晓波先生不感到孤独，并将给与我们民族一个伟大的明天。

在经过重新核对以往发布的名单后，签名至此批公布名单已达9300名。此次名单中包括我们过去陆续收到和整理的许多来自台湾和香港的签名。我们对这些朋友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因一些技术的问题，有些名字拖到今日才正式纳入签名名单，我们对此表示歉意。有些后续名单还在整理，会择期公布，请在此次名单上未见到自己名字的国内外的朋友稍耐心等待。同时，也请朋友们继续传播“零八宪章”及其签名信箱[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以及网站地址http://www.2008xianzhang.info/。此外，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信箱可能有失灵的危险，为保险起见，想签名的朋友也可登入网站察看签名信箱是否有变。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我们会随时在网上提供。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

 

杨子立（河北，“新青年学会四君子”之一）
张宏海　（浙江，“新青年学会四君子”之一）
余志坚　（美国，原籍湖南）
鲜桂娥　（美国，原籍湖南）
喻日霞　（美国，原籍湖南）
汪岷　　（美国，公民）
顾立雄 (台湾，万国法律事务所律师)
姜维平（加拿大，前大陆记者）
Allen（香港，学生）
黄少清（香港，文员）
张林　　（四川，学生）
韩华　　（挪威，自由撰稿人）
叶翠云（香港，学生）
佛佑/杨智伟 （台湾，原住民电视台族语主播）
谢天启（香港，市民）
鲍朴　　（香港，出版人）
刘玉明（香港，记者）
贾凌云（陕西，学生）
Mau Hiu Tung（香港，市民）
梁智玲（香港，社工）
Irene（香港，市民）
李炳权（香港，文员）
谈嘉（浙江，学生）
杨小炎（香港，退休人员）
陈昭如 （台湾，台湾大学法律学系助理教授）
翁洁枝（香港，主妇）
陈顺孝 （台湾，辅仁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
唐婉清（香港，四五行动成员）
陈冠中 （台湾，学生）
石增超　（法国，学生）
唐雪玲（广东，职员）
蔡捕头 （台湾，前国民党员）
罗士余（香港，市民）
S.C.Pang（香港，工人）
林桦（香港，工人）
Lai Yuen Ping（香港，市民）
廖其昌（香港，退休）
王英（山东，媒体人）
Carlos Ip　（香港，文员）
姜小萍（香港，主妇）
郑辉雄（香港，市民）
胡智忠 （台湾，世纪联合法律事务所 律师）
张家义（香港，市民）
洪裕宏 （台湾，21世纪宪改联盟总召集人）
尹世民（香港，市民）
岳立千（山东济南，国家干部）
冯康泰　（德国，维权人士）
谢慧琳（香港，市民）
陈禹勋 （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生命科学系学士班）
王智祥（香港，保安）
张肆斗（上海，媒体从业者）
陈怡方 （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候选人）
万年茂（香港，技术员）
陈秉凤（香港，市民）
潘艾莉（UK，学生）
Wong Kin（香港，市民）
卢彦均（香港，学生）
徐少倫（旅日华侨，学者）
Unde Ngan（香港，市民）
林咏然（香港，市民）
Kelsey Brown（美国亚利桑那州，教师）
李晶莹　（香港，学生）
祝世义（香港，学生）
黄振成（香港，工人）
赵炳南　（广州，教授）
黄国炜（香港，市民）
詹翘浩（香港，学生）
关振伟（香港，居民）
赵开宇（波士顿，学生）
杨军　　（英国，医生）
杜子华（香港，中学生）
夏海俊（香港，工人）
王新旻（昆明，作家，诗人）
蔡念儒 （台湾，学生）
吕秀娴（香港，市民）
Luna　（德国，维权人士）
梁家杰（香港，市民）
Haiyan Wang　(New York, Artist)
黎燕素（香港，市民）
朱伟明（香港，文员）
梁晓武（甘肃，学生）
邓栢升（香港，市民）
文子洋（香港，市民）
陈淑燕 （台湾，退休人士）
唐洪林（江西，公司职员）
陈冠伶 （台湾，行销企划）
潘赞生（香港，技术员）
C. yau（香港，学生）
黄绍佳（香港，市民）
张永久　（湖北宜昌，作家）
何信仪 （台湾，教师）
余志刚（香港，文员）
叶梓锋（香港，学生）
邓九（香港，工人）
王立红（哈尔滨，自由职业）
吴萱人（香港，市民）
陈埙慈 （台湾 学生）
王海旋（香港，市民）
陈俊　　（广东，企业员工）
万光丁（深圳，工程师）
蔡思怡 （台湾，台大森林系）
马志彦　（英国，留学生）
Teddy Ho（香港，居民）
朱伟（山东 技术人员）
刘丽华（香港，公务员）
Liu Kin Yan（香港，学生）
林逸　　（山东，学生）
Fok Tsz Lam（香港，市民）
邝国全（香港，市民）
周慕曦（香港，职业治疗）
黄嘉文（香港，IT工程师）
张旗（北京，专业人士）
张孝维（香港，银行职员）
黄国荣（香港，市民）
曾鹏荣 （香港，市民）
高涌诚 （台北，律师公会秘书长）
徐辉雄（香港，退休）
陈中宁 （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助理）
吴世杰（香港，居民）
陈阅照（台湾，学生）
王礼贤（香港，学生）
陈建伟（香港，市民）
丘艾迪（香港，区域经理亚太区)
蔡嘉辉 （台湾，中学生）
洛伊丝（USA，CA）
艾齐　　（巴黎，军人）
刘英　　（河北，公务员）
LawYing Tsz（香港，市民）
李宣昭（香港，市民）
Cheung Yin Ping （香港）
柯飞跃（香港，会计）
锺余爱（香港，退休人士）
方嘉欣　（香港，学生）
林幸天（上海，学生）
吴伟杰（香港，市民）
陈诗　　（香港，高级工程师）
谭伟强（香港，市民）
陈观创（香港，市民）
潘小涛　（香港，记者）
David Leung（香港，市民）
江景昌（香港，工人）
张英（香港，家庭主妇）
何笑鸣（香港，居民）
刘斌（武汉，学者）
余耀君（香港，港基）
高子壹 （台湾，清大社会所硕士生）
许树荣（香港，工人）
蔡荣任 （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候选人）
罗家炜（香港，计算机）
S. Chan（HK，学生）
林恒远　（浙江青田，公民）
Kwok Wing See（香港，地产管理）
李良德（香港，商人）
Eddie Chow　（香港东涌，文书）
江育基（香港，学生）
郑成（香港，共匪内鬼）
胡学弘 （台湾，部落客）
黃一剛（廣東，傳媒工作者）
郭礼毅 （台湾，诚品）
袁光杰（香港，公务员）
方子华（香港，市民）
谢鸿（香港，退休）
陈榆林　（香港，教授，高级工程师）
王正阳　（韩国，留学生）
陈瑞麟 （中正大学哲学系）
王俊晔　（黑龙江人，现在韩国留学）
陈爱廸（香港，主妇）
倪俊　　（上海，农民工）
Wong Chun Yin（香港，市民）
柳博　　（湖北，自由职业）
Ng Man Chun（香港，社工）
刘文明　（江苏，研究生）
Joseph Chen（香港屯门，项目主管）
李嘉俊　（香港，高中学生）
祝建雷　（北京，工程师）
黄永通（香港，公司经理）
招剑雄（香港，居民）
黄立基（香港，抹车工人）
张成义（福建福州，工艺品设计）
张黎（香港，保险）
关汉权（香港，市民）
杨本强　（上海，工人）
杜志道（香港，退休人员）
伍展邦（香港，市民）
崔丽容（香港，新闻工作者）
文君（香港，主妇）
许道华（浙江温州，公司职员）
陈明庆 （台湾，玄奘大学法律系）
邵宝仪（香港，工人）
蔡雅宁 （台湾台大公卫系学生）
麦耀乙（香港，市民）
柯嘉瑜（香港，市民）
赵瑞梁（香港，Teacher）
何小明　（上海，基督徒，维权人士）
余乐宁（香港，市民）
高卓贤（香港，失业）
许道华　（浙江温州，公司职员）
岑超南（香港，退休）
马雄（中国大陆，商贸人员）
Peter Chan（香港，居民）
林海鹏（香港，工人）
Kwan Tsz Hin（香港，会计）
李康业（香港，编辑）
黄祥铭（中国公民，暂住美国纽约）
庄淑珍（香港，工人）
方子华　（香港，市民）
吴晓欣　（香港，学生）
陈雪玲（香港，记者）
王国基（香港，教师）
陈君恺 （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台湾历史学会秘
书长)
南光宇 (中国朝鲜族公民，暂住美国纽约)
玄成杰（中国朝鲜族公民，暂住美国纽约）
邱在华（香港，学生）
车启峰 （台湾，数学老师兼备自由作家）
马兆恒（香港，市民）
Tam Kwok Wing（香港，市民）
刘凯亮（香港，市民）
Li Ka Cheung（香港，中学生）
李月朗（香港，学生）
Jonathan Lai（香港，学生）
孔德森（香港，学生）
周健（香港，大陆移民）
刘丽（中国公民，暂住美国纽约）
黄家隆（香港，退休）
张声有（香港葵涌，建造业）
何启荣（香港，司机）
张居正　（河南南阳，人权活动者）
高英哲 （台湾，台大物理系 助理教授）
熊晓昀　（安徽，无业）
陈治翰 （台湾，自由业）
吴清旭（香港，商人）
陈伟伦（香港，教师）
文景生（香港，市民）
陈建华 （台湾，社工员）
彭志中（香港，文员）
卢益明（荷兰，世界同盟成员）
蔡及文 （台湾，自由职业）
罗英慈（香港，市民）
Stephen Yu（香港，学生）
吕美娟（香港，文员）
倪长虹（澳大利亚，自由职业）
Law Chi Che（香港，居民）
李文兴（澳门，退休医生）
Cheng Yin Tong（香港，社工）
金雷（香港，市民）
郑祖裔（香港，退休人士）
黄仲稳（香港，市民）
张逸文　（上海，公民）
郭新进（香港，学生）
姚智贤（香港，市民）
冯雅伦（香港，老师）
谢庆庆 (北京，公民)
毛顺利（香港，市民）
P.H. YANG（香港，顾问）
林国钦（香港，退休）
Kong Sam（香港，商人）
李康年（香港，市民）
孙桂粤（广西，社会活动者）
庄培豪（香港，工程）
高婉芝（HK，EO）
冼冷风（香港，学生）
陈信聪 （台湾公共电视）
王大联　（四川省，技术人员）
陈敬学 ( GLCA 同志伴侣协会 发起人)
邱黎珑（香港，市民）
Joe Yau（香港，教师）
柯精晶（香港，市民）
赵振龙（香港，学生）
胡世全　（湖北宜昌，作家）
张红（中国，来港探亲人士）
郭瑾烨 （台湾，NTU 政治学系政论组/学生）
杨文（大陆，商业职员）
高夏薇（美国，教师）
香珊珊（香港，医管局）
陈忆雯 （台湾，公民）
王永强　 (台湾中华民族，公民)
陈瑞莲（香港，市民）
石威廉（香港，学生）
陈坚达（香港，市民）
南若霖　（南昌，学生）
William Au（香港，学生）
刘振忠（香港，市民）
NG Hon Kong（香港，技术员）
廖九保（香港，退休）
Lau Lit Chun（香港，市民）
李瀚（新加坡，公民）
朱永俊（香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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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文冰　（辽宁沈阳，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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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德干（香港，工人）
杨爱辉（中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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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遂侯（香港，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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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永权（香港，学生）
蔡小玲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
麦仁生　（香港，商人）
Tsoi Chung Shun （香港铜锣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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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CHUNG（香港，退休在家）
刘惠玲（香港，市民）
Li Chi On（香港，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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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经懋 ( 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
叶志贤（香港，退休）
关 鱼 （台湾好生活电子报总编辑）
熊大椿（中国，大陆学生）
陈志辉（香港，报业）
吴翘炜（香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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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祥光（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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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Lok Yin（香港，C.S.Officer）
李伟强（香港，出版界）
Cheng Chi Kong（香港，市民）
蒋奇　　（浙江，学生）
郑普恩（香港，学生）
黄秉畋（香港，技术员）
赵丽如（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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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军　（山东，外贸）
谢谦　　（河南，高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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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义　（福建福州，工艺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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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坤　　（云南，大学生）
段汉杰　（河南，公民）
庞信翔（香港，市民）
T. Hughes（香港，市民）
凌华（香港，市民）
LeeYuk Tong（香港，市民）
李茵　　（北京，公民）
D. wong（香港，文员）
顾正彦 (台湾，Technical Staff, Alcatel-Lucent)
谢知晓（香港，市民）
陈怡文 （台湾，学生）
王胜品　（福建，大学生）
陈荣利 （台湾在台中国民主人士）
施炳趋（香港，市民）
陈俊彦（香港，学生）
彭婷婷（美国，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
Wayes Yim（香港，市民）
刘赞红　（珠海，小企业主）
Moses Chim（香港，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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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Yee Man（香港，市民）
李添喜（香港，文员）
朱亚红（香港，市民）
黄伟强（香港，工程人员）
章复兴（加拿大，工程经理）
何占春　（上海，资深媒体人，基督徒）
郭书玮 （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学士生）
严伟轩（香港，计算机）
董烱明　（香港，退休工程师）
伍洋洲（香港，市民）
陈耀如 （台湾，建筑师）
王坚贞（香港，市民）
陈弱水 （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容恩源（香港，退休）
蔡维哲 （台湾，学生）
麦俊和　（香港，学生）
Travis（香港，讲师）
刘素娴（美国加洲，Consultant）
Ngan Chi Kee（香港，Social worker）
李肇哲（香港，文员）
Francis Fong（香港，居民）
黎清平（香港，市民）
周云瀚（中国佛山，公民）
黄景远（香港，市民）
周秉楷（香港，平民）
何翔凯 ：台湾大学学生
余建强（香港，居民）
高瞻武　（温州，业务员）
徐应文（香港，市民）
程大凤（香港，市民）
Veronia Au Yeung（香港，市民）
林子峰（香港，教师）
Lee Wing Kin（香港，社工）
李萱怡（香港，顾问）
CHIU MAN WAI（HK，运输业）
柯嘉玮（香港，市民）
许永良（香港，学生）
陈怡君 （台湾，house wife）
王瑞（深圳，无业）

陈琦馨 （台湾，学生）
邵慧娣　（上海，基督徒，维权人士）
曹建交　（深圳，公司职员）
李涛　　（纽约，博士生）
朱咸明　（安徽，打工者）
黄华兴（香港，市民）
张美孚（香港，居民）
何健　　（上海，法律人，基督徒，维权人士）
叶庆龙（香港，社工）
郭瑞华 （台湾，振楠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许远光（香港沙田，教师）
陈振昌 （台湾马猴乐队）
吴翠珍（香港，护士）
陈素娟Jennifer Chan　(Sydney, Australia, lecturer in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唐卫东　（江西，高校教师）
陈瑞元（澳大利亚，公民）
任波　　（沈阳，公民）
蔡鼎权（香港，文员）
罗沃启（香港，人权工作者）
Simon Tam（香港，教师）
林巧儿（香港，学生）
Ng Tsz Yan（香港，市民）
李运雄（香港，学生）
Chau Wun Liong（香港，学生）
蒋木清（香港，市民）
郑君琚（香港，教师）
黃一剛　（廣東，傳媒工作者）
张江波　（山西，教师）
何贤　　（浙江，农民）
杨永铨（香港，公务员）
冯巧如（香港沙田，平民）
谢嘉盛（香港，市民）
陈育青 （台湾，影像工作者）
卫燕华（香港，老师）
陈文珊 （台湾，玉山神学院讲师）
孙钦伟　（山东，个体经营）
陈炽燊 （台湾，学生）
潘霖浩（香港，社工）
Wu Pik Yau（香港，工人）
陆翰氏（香港，市民）
Steve Ho（HK，学生）
林桂芬（香港，市民）
Kong Kai Cho（香港，保险统计员）
李俊辉（香港，学生）
庄季阳（香港，市民）
黄志成（香港，公务员）
陈钊（香港，文员）
王平（中国广州，学生）
陈佩珊（香港，设计师）
邵厚业（香港，市民）
蔡宗翰 （台湾学生）
毛荣耀（香港，工人）
庄耀洸（香港，教师）
黄厚铭 （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张玲（香港，家庭妇女）
何翠凤（香港，退休）
叶明慧（香港，科研文员）
傅香良（香港，翻译）
区国耀（香港，司机）
W.P.YIP（香港，退休教师）
刘聿兰（香港，计算机人）
May Wong（香港，研究人员）
廖翠英（香港，教师）
JIE, LEUNG 　(GREECE, GREEK CITIZEN)
李玥曈（香港，学生）
庄玉鸿　（德国，维权人士）
黄书桓（香港，学生）
张宗永（香港，商人）
何怡洁 （台湾，学生）
何维庭 （台湾，IT工程师）
杨秀慧（香港，学生）
丁明森（香港，画家）
伍家豪（香港，文员）
陈瑶华 （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王华庭　（云南，咨询顾问）
陈伟智 （美国纽约大学博士候选人）
史德钊　（上海，工程师）
蔡宛珈 （台湾台大心理所）
麦东荣（香港，金融从业员）
Ting Wai Fong（香港，Teacher）
刘亮　　（湖南长沙，农民工）
Stephene Ng（香港，设计师）
林发　　（德国，维权人士）
Fong yuen Kwai（香港，银行业）
黎宝玲（香港，市民）
周瑜　　（上海，软件工程师）
黄景毅（香港，文员）
张旭　　（辽宁丹东，自由职业）
胡春珲　（湖北，大学生）
于磊　　（陕西，学生）
高远　　（江苏，公司职员）
徐耀湘（中国广州，学生）
陈子川（香港，市民）
吴思华（中国大陆，公司职员）
陈怡洁 （台湾，阳明大学医技系学生）
陈建新（香港，商人）
丘青峰（香港，教师）
蔡健华（香港，IT）
骆颖佳（香港，教师）
LAU FUK LIK（香港，NWSC）
张公国（香港，市民）
洪思行（香港，大学生）
杨柳依（香港，市民）
劳家健（香港，学生）
陈敬元（香港，学生）
Claire Lau（香港，学生）
朱永生（香港，退休）
郑桂芳（香港，退休）
温健龙（香港，学生）
林凯鹏（香港，学生）
曾昂飞（香港，教师）
林志坚（香港，商人）

中国的“独立导演”贾樟柯，也加入到“爱国秀”的行列之中：日前，因为澳大利亚墨尔本电影节播放以热比娅为中心人物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并邀请热比娅出席，贾樟柯高调宣布退出电影节。一时间，中国文艺界的知名人士纷纷表态强烈支持，如电影导演冯小刚便热情澎湃地说：“电影节最应该体现的是正义。而组委会邀请这样的政治骗子参加，不仅让一场文化盛筵变成了政治闹剧，也把电影节自己的牌子给毁了。”

电影节的牌子是否被毁，不是由冯、贾二位导演说了算；热比娅是不是“政治骗子”、达赖喇嘛是不是“衣冠禽兽”，也不是由中共当局和“爱国贼”们说了算。贾樟柯在声明中说：“新疆历史并不是我个人谙熟的领域，但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暴力事件刚刚过去两周，我想至少应该采取一种审慎的态度，不要让自己无意识的行为玷污那些死去的人们。”这个说法与他“毅然”退出的宣布却截然相反。这一退出丝毫不“审慎”。

新疆的暴力事件，有近因，即在广东韶关打工的维族民工遭到暴力殴打甚至杀害；更有远因，即长期以来中共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的严重失误。将所有的罪责都推给热比娅这样一位两个孩子都在狱中、自己不得不流亡天涯的妈妈，怎么说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国际社会普遍都没有将热比娅看作恐怖分子，既然贾樟柯对新疆问题没有研究，为什么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中共的结论呢？何况迄今为止，中共并没有公布任何能够证明热比娅与暴力事件有关的确凿证据。没有证据，却作有罪推定，这是法治的国家和理性的公民的作为吗？

而暴力事件中的死难者，既有被维族暴力分子杀害的汉族平民，也有被汉族军警杀害的维族民众。死者的详细资料至今仍然是“国家机密”，如同六四被杀害的学生和市民一样，如同四川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学生和全国死于三鹿有毒奶粉的婴孩一样。同情心是必要的，但真正的同情心不是有选择地同情一部分人，而是同情所有人；不是只同情那些官方允许同情的人，而不同情那些官方不允许同情的人。如果贾导演真有同情心的话，不妨学学艺术家艾未未，将调查和发布地震中受难学生的真相，当作比艺术更加伟大的志业，而不惜付出博客被封、特务上门监视的代价。

贾樟柯确实拍摄过一些独立电影，但随着名气越来越大，他的独立性也越来越低。这在中国电影界是一种普遍现象：拍过《活着》的张艺谋成了奥运开幕式的总导演，拍过《北京杂种》的张元接着去拍《江姐》。毕竟，进入“主旋律”是一个难以抵挡的诱惑。成龙大哥的榜样立在那里，想学的人多着呢。中共以巨资打造的纪念夺取天下六十周年的“献礼片”《建国大业》，不是有那么多两岸三地的巨星，争先恐后地去“义务”出演吗？所以，贾樟柯在一个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党妈妈会记住的，会有奖赏的。

回顾苏联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等改革派领袖先后都有回忆录出版，尽管彼此之间的政见并不相同，但对改革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保守派人士，包括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如前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亦有与之针锋相对的回忆录出版，书中不乏对改革派的否定和辱骂。历史就是这样一面多棱镜，在不同的价值立场之下，展示的”真相”可能截然相反。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因为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改革政策，一九九零年秋天遭到解职。一九九一年六月，雷日科夫在苏共及政府内部的保守势力的支持下，出马与叶利钦竞选俄罗斯总统的职位，结果惨遭失败，从此不再对政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也正是这种命运的阴差阳错，他没有介入”八·一九”政变，没有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但是，他在内心深处对政变失败者颇为同情，在意识形态上与他们也大致相同。他坚持认为苏共并非政变的主导者，”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中，并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介入……这次’暴乱’对于党的总部而言是事起仓促。”所以，他认定，政变失败之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停止活动是不公正的决定。他对”八·一九”政变的本质缺乏清楚的认识，正如政治评论家索科洛夫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在别的国家制造变乱通常都是一伙凶犯的异想天开，事后他们被投入监狱去过他们一向所过的日子，那么八月政变则是没有先例的。这次政变中让自己触犯法典中种种条款的，实际上是所有的苏联领导部门：强力机构（军队、内务部和克格勃上层人物），权力执行机构（内阁），立法权力机关（卢基扬诺夫和”同盟者”），党的权力机关（苏共上层人物）。而当一个国家所有上层人物要么是罪犯，要么是帮凶，并且他们都在人民面前遭到毁灭性失败的时候，这样的国家是无法立足的。”

在回忆录《大国悲剧》中，雷日科夫指出，自己并不是改革的反对者，只是激进改革的反对者。他认为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实施了过于激进的改革，才导致苏联解体，民众生活陷入困境。尽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人水火不容，但在雷日科夫眼中，他们都是搞垮苏联的罪魁祸首。雷日科夫承认苏联的制度存在各种问题，也主张苏联应当向外部世界开放，但他强调说：”由于我国历史情况十分复杂，在实施这种变化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权衡利弊，以免国家航船颠覆。不论这只船是什么船，但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船。”这种想法，是旧制度中的技术官僚最为典型的观点：稳定压倒一切，”我们”的船尽管很破旧，但要竭尽全力将它维持下去，而不必大刀阔斧地制造一艘新船。雷日科夫集中阐述了他在经济、政治、内政、外交诸多方面的”缓慢改革”计划，并为这些计划未被戈尔巴乔夫采纳而感到遗憾。其实，他的这些计划只限于对旧制度的修修补补，只是给脓疮上一点止痛药而已，而不是动手术切除脓疮–当然，他不会承认旧制度中的若干弊端是必须切除的脓疮。他所谓的”缓慢改革”，只是在经济领域作有限的调整，而固守僵化的政治体制，对少数民族采取经济笼络，并继续对西方保持强硬态势。

雷日科夫是一名出色的工程师和国营企业的管理者，拥有多项专利技术，曾将乌拉尔机械制造厂等大型国企管理得有声有色。后来，他被提拔到中央主管工业，起草和制定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但是，他的胸襟和眼光只限于此。一九八五年，当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提拔雷日科夫出任苏联政府总理。但是，由于知识结构、思想意识和阅历的局限，雷日科夫看不到苏联社会结构的病根，更不用说展开有效的治疗了。学者霍布斯邦切中肯綮地指出：”苏联政治和经济管理制度的僵化和用意识形态教条控制人们的思想，导致思想活力与质量下降。在一个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极度缺乏的社会，人们不可能随时适应和解决不断出现的新状况、新问题。这就决定了苏联在与西方的竞争中难以获得胜利。”雷日科夫始终反对制度变革，认为仅仅作技术上的调整就可以挽救苏联的危机。他不知道，改革一旦启动，就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根本不可能继续将其限定在某一范畴之内。

在苏联七十三年的历史当中，对苏联的制度架构和社会文化心理打下烙印最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斯大林，另一个是勃列日涅夫，他们当政的时间也最长。斯大林带给苏联的是暴力与恐惧。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对斯大林的罪行有如下之总结：”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利剥夺他人的生命。斯大林粗暴地践踏了这个权利。剥夺生命是不可容许的罪行，剥夺几百万人的生命更是无法想像的滔天罪行。……斯大林在不断满足但又无法彻底满足他那血腥的欲望时，犯下了史无前例的反对自由的罪行：他不让人们自由地生活和自由地思想。”勃列日涅夫带给苏联的则是谎言与腐败。在享尽荣华富贵之后，勃列日涅夫们心满意得地告别人世，他们只要生前牢牢控制权力，哪管死后洪水滔天。于是，苏共蜕变成为一个分赃集团，而要确保分赃的地位，它不惜对反对者使用暴力。雷日科夫承认：”几十年来它把权力视为自己的专利，它已经丧失了现实的日常政治斗争的能力。结果当一个统一的肌体丧失了自己追优良的品质–战斗性，自我牺牲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时候，它衰退了。”他在谴责叶利钦、揭露叶利钦也是旧制度的产物的时候，因为对叶利钦这个最大的政敌的痛恨，无意之间说出了对党的官僚体系的真实看法：”我还没见过一个机关干部，在权力机关里的经历对他不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这种扭曲常常会使人的灵魂变得丑陋，使信仰、理想、希望丧失。”那么，难道雷日科夫本人就不在这一系统之中吗？

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的时候，既没有任何经验可以效仿，党内也缺乏能够成军的健康力量。当时，戈尔巴乔夫乐观地认为，改革运动也包括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大改革。尽管教条主义者固执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神话，特别是在一些军人、国家安全系统人员之间，共产主义是救星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的二三十年之后，一些理性派势力得以舒展，教育水平也全面提高，出现了一些批判的自我意识的萌芽。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思潮出现了，那就是站在社会民主性的立场上，去确认公民社会的主要价值。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他的改革触动了大部分党政官员的切身利益，他们不是出于理智而支持改革，而是出于私利而反对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戈尔巴乔夫成了众矢之的：激进改革派认为他太守旧，保守派则认为他太冒进。作为反对派领袖的叶利钦批评说：”戈尔巴乔夫认为他可以把不可能融合的事务融合起来：共产主义与市场、公有制和私有制、多党制和苏联共产党一党专政。”而作为戈尔巴乔夫倚为左右手的、处理实际工作尤其是经济事务的总理雷日科夫则批评说：”没有改革的战略路线，搞得匆匆忙忙，缺少深思熟虑，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即兴而为的产物……他提出的大量口号和纲领都空洞无物，毫无根据，缺乏应有的组织工作。”这样，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在几条战线上疲于奔命。后来，他终于发现，旧制度的灭亡是无法避免的。这也正是雷日科夫对戈尔巴乔夫最不能谅解的地方，雷日科夫由此将戈尔巴乔夫看成党的叛徒、看成是苏联的”不肖子孙”。但是，戈尔巴乔夫这样做，只是顺应历史的走向而已，正如索尔·舒尔曼所评价的那样：”戈尔巴乔夫的最大功劳就是他开始改革的进程以后，终于明白这个体制已经没有生命力了，经过几度摇摆，最后拒绝动用坦克和刺刀，让它去自行毁灭。”

与克留奇科夫的回忆录一样，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如同世外高人一样，毫无自我反省，仿佛自己不是那段历史进程的当局者而是旁观者一样，他的书中处处充满了对他人的谴责。对于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和中亚各国的分离，他统统斥之为忘恩负义，用很大的篇幅来追溯在二战中苏军如何将这些弱小民族从德军的凌虐之下解放出来，却竭力回避斯大林时代以来苏联当局的对各少数民族的歧视与迫害。他故意贬低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将体制内的改革派如雅科夫列夫和体制外的反对派如索尔仁尼琴都看成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以及”西方国家的代理人”，却一个字也不提及古拉格群岛的邪恶。面对苏联的历史，他也缺乏基本的诚实态度，不承认那些黑暗的篇章。他将苏德之间签订的《里宾斯洛甫－莫洛托夫秘密备忘录》和卡廷森林事件等全部视为”谎言”。因为讳疾忌医而说谎的雷日科夫的这些言论，如同否定纳粹大屠杀的言论一样，只能遭到国际社会和俄罗斯主流社会的唾弃。与克留奇科夫相似，雷日科夫对普京重整国威的作为寄予厚望，在普京时代他以议员等身份继续从政，并于二零零四年，在其七十五岁生日之际获颁彼得大帝勋章。然而，雷日科夫却忘记了，普京本人也是认定旧制度必然灭亡的人之一，曾经在民主德国工作的普京后来回忆说：”我却没料到民主德国会这么快就消失，尽管我很清楚这一切迟早都要到来。”当然，东德的崩溃与苏联的崩溃互为因果的–在东德及整个东欧发生剧变之后，苏联不可能单独幸存下来。

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雷日科夫将苏联解体之后的各独立国家和俄罗斯的情况都描绘得一片漆黑，甚至使用”夜幕笼罩大地”的标题。他理直气壮地说，大部分受改革和解体之害的民众都站在他这一边，那些独立国家的民众也对于脱离苏联这个”温暖的大家庭”而感到懊悔。但是，他却不愿解释他与叶利钦竞选的时候，尽管手上掌握了相当的党政资源，却遭到了惨败，这难道不是民众一人一票的选择吗？而欧盟的扩大和北约的东扩，却得到原苏联势力范围内的许多东欧国家的民众的热烈支持，他们为何投向西方的怀抱而不愿回归俄罗斯呢？雷日科夫无言以对。可见，有了选择权利和选择自由的人民，不是你想”代表”就能”代表”的了。

作为昔日苏联政治核心圈子中的人物，在剧变之后的俄罗斯，雷日科夫还能从事政治活动、自由表达批评意见，这本身就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宝贵遗产的一部分，这本身就说明雷日科夫是他所否定的改革的受惠者。今天的俄罗斯当然还存在若干不确定因素，《俄罗斯史》一书指出，俄罗斯的年青一代一方面担忧贫穷的扩大，另一方面不满于新富人的自私和贪婪；他们为犯罪和腐败扩散感到不安；对政客的承诺或左翼右翼热烈的政治活动不信任；对模仿和借鉴西方越来越感到矛盾；他们希望俄罗斯成为”正常”、稳定的社会；他们最关心的是为自己赢得体面的人生。他们当中没有人愿意回到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没有人愿意接受雷日科夫所谓的”缓慢改革”的结果。民意调查和其他调查都表明，大部分俄罗斯人为自己、为国家要求的是”正常的生活”，即经济稳定有保障，公共安全，受世界尊敬的有能力的政府，自由和社会需要及个人权利都能得到保障的一个有道德的公正的社会，”这是俄罗斯后共产主义简短的历史中最令人振奋的发展了”。无论雷日科夫有多么”心不甘情不愿”，他也无法改变这种强大的民意基础。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小引：外热内冷的局面

对于发起自2007年10月以来的”解放思想”运动，国外观察家所寄予的希望普遍比国内高。类似的矛盾现象一直存在于对中国经济研究的领域，后者也是一般情况下”外人看好，自己不看好”。

政治方面”外人看好”的最好例证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成[2008]发表于在美国影响并不大的杂志《中国领导人观察》秋季号的文章”从选拔到选举？中国选拔政治精英的试验”，认为：”中国可能很快将看到政治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更加具有活力的阶段。”类似的赞赏还来自中国背景明显的国际学者，如自称”本人在中国长大，改革开放初期上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海外”的姜闻然，他以加拿大艾伯塔大学中国学院副院长的身份称赞”中国人权民主建设进展飞快”。他以比较政治学的观点看问题，说”如果把过去30年间中国人权和民主政治改革方面取得的进步，放在30年来看待的话，其进展非常快。”[杨士龙，赵青，2008]

然而，中国普遍的事实是：第一，经济仍然依赖低人权（优势）要素，比如负责秩序稳定的警察机关普遍靠暴行博取收入，昆明”小学生卖淫案”是为典例；[吴文鹰，2009]第二，无论经济增长是否高速，”发展”作为一项指标即社会的结构性改善正在严重退化，山东东明化工污染事件是为典例。[骆亚辉，2009]

一、普世价值的提炼逻辑

按着比较制度理论来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一个真实命题，但是，社会主义何以”社会”则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公平而不是低人权，福利而不是特权化，应当是最基本的观察指标。而仅仅按这两个指标看，中国的”社会主义”显然是个悖论。于是乎，”特色”成为一种政治限定。为了摆脱这个窘境，中共不仅要和民间争夺关于民主的话语权，而且还要重新提炼一项关乎比较制度的新元素。于是普世价值就成为一个选项，尽管它后来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普世价值，作为政治哲学概念，认为”民主，自由，法制，人权”这类价值标具有不分种族与地域的普适性。它的核心是解决”人与国家”的关系：其一，”人”具有先验的天理之存在意义，即国家为着”人”存在才有意义；其二，”人”不应该也绝对不是为”国家”这个政治概念与事实而存在的，相反”国家”有义务捍卫人的诸种权利。从政治哲学角度看，胡记民本主义至少与普世价值并不冲突，或曰可以内含于普世价值。这样，”普世价值”作为新的意识形态符号可以与”解放思想–科学发展观”焊接，或者它是后两者的一个膨胀体。

按国内学者的考察来看，胡锦涛与温家宝是肯定普世价值的。[吴敏，2008]而在我看来，胡温共同肯定普世价值最低限是为了与民间自由力量争夺”民主话语权”。如此转变，在胡记解放思想之前就已经悄然而现，形象地说：在江泽民时代，谁谈民主谁反动；在胡锦涛时代，谁谈民主谁主动。

胡温是如何讲普世价值的呢？按上引吴敏文章提供的线索考证，大体如下：

（一）2006年4月，胡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讲，声明”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是为对普世价值的初步认识。

（二）同年9月，温家宝在接受海外五家媒体采访时，说”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为对普世价值的明确肯定。

（三）2007年2月，温家宝发表关于外交政策方面的文章，称”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为将普世价值落实到政府政策中去的一个动向。

（四）2008年5月，胡锦涛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签署《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有言”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是为对普世价值概念的明晰化。

二、政治分利集团的狙击与民族主义的伦理

从2006年4月到2008年5月，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普世价值在中国媒体受到了追捧，也被民间及国外学术界看成是一个进步的信号。但是胡（含温）的”普世价值→解放思想→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可能写入宪法，即随规而至的如”三个代表”入宪之为，引起中共内部的高度恐惶。中国官方学术界重量级人物、社科院院长陈奎元（他也是胡在西藏的继任者），明确批判普世价值。他指责说：”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等等也宣传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以及，”我们要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搞任何盲目崇拜，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普世价值。”[同上，吴敏，2008]

这样的政治批判与借”民族”压”民主”之操作，在台湾民主化之前亦有所见，如蒋介石对「五·四精神」的政治解读。[周为筠，2009]最为得要的是，对普世价值的否定隐含着两个重要的前提：其一是，权贵资本主义势力不允许新的政治逻辑绕开”三个代表”，分利集团面临的不是党内权力风暴之危险，因为任何一次权力风暴之后，利益集团可以以变种方式重组，他们惧怕的是底层社会将占据更多的宪法资源–假如”普世价值→解放思想→科学发展观”写入宪法的话；其二是，民族主义作为权力话语，不仅可以压制民主，而且还会屏蔽对古代民主资源开发所得的新民族主义观念。

普世价值作为”解放思想”的膨胀体遭到了压缩，这完全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狙击。狙击者们成功了，胡锦涛做了重大妥协，因此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讲话时称”不易帜”与”不走邪路”。民间分析人士称此为”‘和谐’谈化，’普世’谢幕”。[池中非，2009]当然，在半民主的寡头政治机制里面权力风暴与政策摇摆是正常现象。但是，对普世价值的批判导致了（不分体制内外的）知识精英阶层的分裂加剧。这种加剧的分裂也不仅表现在吴敏那样的质问上（–“这些名声赫，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们，这些以’主流媒体’自居的中央级报刊，怎么竟敢大张旗鼓地公开批判、攻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呢？”），而且还表现在社会舆论对现存政治体制的信任程度方面。

为什么源于广东的一句谣言（新疆人强奸汉族女工）不仅引起了韶关的群殴即所谓治安案件，而且还在新疆引发了骚乱呢？广东的处理固然妥当，谣言也受到追查，然而，政府的正确信息却遭到了另类解读。诸如此类的公众不信任，涉及到重庆高考加分舞弊的”全名单”（未披露）问题，涉及到昆明捏造小学生卖淫的戏剧化处理问题–公安和检方矢口否认刑讯并在媒体上信誓旦旦，而后，信誓旦旦成了伪诺言，刑讯者被停职。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批判者的狂霸夹着些许狡猾，比如主管国家宗教事务的叶小文在2009年3月份的人大会上公开宣示：”民主是个好东西，我宁愿不用普世价值这个话。”[魏黎明，2009]而与此同时，宗教的政治化又是官方不懈的努力，叶称宗教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云云。

三、国际大背景：中国替代是否可能？

普世价值被压缩，体制内民主遭遇政治狙击，所有的话语不再”霸权”而是混乱。解放思想的符号仍在，但它只能是一只被压扁的大篮子，如邱震海[2008]所说：”明知现有的问题只能通过继续改革解决，但改革的道路却更加步履维艰。解放思想和政治体制改革，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装的篮子，内涵众说纷纭，与真谛相去甚远。

造成这一乱局尚有国际因素的作用，即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的竞争对手美国的金融体制乃至于政治制度遭到质疑。一种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制度模式可以替代美国乃至全球资本主义模式。

这种调门可称为”中国替代”。

中国替代是否可能，在外国学者之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如马丁·雅克与威尔·赫顿的争论。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新价值的创建，这些价值不可能被西方观念压倒。赫顿则在《不详之兆：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一书中认为，中国虽然经济成就非凡，但在经济模式与政治制度方面必将西化，否则最终失败。[佚名，2009c]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裴敏欣[2009]以”仲裁者”的身份发言，认为亚洲的崛起（即中国替代）是”夸张宣传”。他在五个方面给出了简洁的答案：

（一）权力将从西方转向东方？–根本不会，因为亚洲并不是一个力量实体。

（二）亚洲的崛起不可阻挡？–别把宝押在这上面，因为亚洲的产出严重依赖西方的消费。

（三）亚洲的资本主义更有活力？–绝不是这样，因为家族与国有两种企业制度不具备真实的国际竞争力。

（四）中国将主宰亚洲？–不大可能，因为亚洲复杂的竞争格局尤其日俄印因素是不可破解的钳制力。

（五）美国将失去在亚洲的影响力？–绝对不会，因为美国在亚洲基础不只是军事实力，更缘于从东京、首尔到新德里的精英们认可美国的软实力。

其实，以上五点最重要的是第一点和第三点。这是因为：其一，亚洲是高度分化的政治区域，”就文化本质讲，完全可以分为三个洲”；[谢效茅，2008]其二，家族企业与国有企业支撑的中国经济至少在管理技术层面无法摆脱低人权（优势），无发展的增长将会持续。后者尤为重要，这也是少数政治精英与少数经济精英宰制中下层社会的奥秘所在。

小结：混乱，作为变化的代价

既然政治与经济职精英联盟的宰制体制无法实质被动摇，而执政党又屡屡面临社会管制危机，特别是越来越低的信任度，”中国之命运”这样命题必然成为一个中下层精英深思的天道问题。尽管这个天道观念乃至宿命的忧郁尚没完整的图式，但是，世界性经验仍然是个不或缺的参照。比照戴维·赫尔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民主模式的系统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既面临执政党合法性危机问题，又面临国家（政府）机制的超载问题。后者成为我们应当同情已经沦为道德弱势的国家的理由，也是整个社会和解的逻辑起点之一。赫尔德[1996/1998，P315]评价说：”无论超载理论家还是合法性危机理论家都认为，面对日益增长的需求，国家权力遭到了削弱：前者认为这些要求是’过分的’，后者认为它们实际上是国家陷入各种矛盾的必然结果。”换言之，混乱是实现民主之前的一种代价，而无论民主的差异性特征如何。

普世价值虽然遭到狙击，力倡解放思想的胡锦涛也做了妥协性调整，但是这一切都无法狙击体制内以权力分配更加合理化的内部民主诉求，更无法压制借民本主义伦理起来争取合法利益的中下社会的维权行动。中共很腐败，但它不是绝对专制的。内部的寡头制也罢，对外政策的”民主包装”也罢，它们恰恰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如何缩小与国际的差异，而又如何理性对待社会多元带来的多层次的差异。赫尔德[同上，P93]说：”绝对专制主义启动了一个创造国家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缩小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文化差异，而扩大了国家之间的差异。”

按照赫尔德的这个定论”反着看”，那么中共”解放思想”的符号仍然面临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要么，回到绝对专制去；要么，追求普世价值。当然，普世价值并不一定要求有格式完全一样的民主模式。

主要参考文献：
[13]李成，2008：”从选拔到选举？中国选拔政治精英的试验”，载于美国《中国领导人观察》杂志秋季号，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11月11日，改编后标题：”中国政治迎来更具活力的新阶段”。
[14]杨士龙，赵青，2008：”中国人权民主建设飞快”，载于《参考消息》2008年11月13日。
[15]吴文鹰，2009：”扑素迷离的小学生卖淫案”，原载于《珠江晚报》，转引自新浪网2009年6月11日。
[16]骆亚辉，2009：”化工污染激增，山东万人被逼起义”，载于《大纪元》2009年6月19日。
[17]吴敏，2008：”胡锦涛、温家宝肯定普世价值”，载于金羊网（广州）2008年11月20日。
[18]周为筠，2009：”五四传统在台湾”，载于《凤凰周刊》2009年第12期。
[19]池中非，2009：”‘和谐’淡化，’普世’谢幕”，载于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1月号。
[20]魏黎明，2009：”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经济经展急唤道德伦理”，载于《经济观察报》2009年3月16日。
[21]邱震海，2008：”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反思”，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12月12日。
[22]佚名，2009c：”在中国迈向全球巅峰之际，西方统治地位的寿数将尽了吗？”，载于英国《卫报》2009年6月3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7月2日。
[23]谢效茅，2008：”作为政治泡沫有’中国崛起'”，载于香港《动向》杂志2008年9月号。
[24]赫尔德，1996/1998：《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年版（英文原版，1996），燕继荣等译。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冉云飞：冉氏新闻评论周刊（119）

一：湖北房县信访局长之女被杀案疑犯山中死亡。http://news.cnxz.com.cn/newscenter/shnews/2009-07/20/content_1431914.htm.

这是两家人的悲剧，这是中国每天发生的众多悲剧的缩影，这些都是带着中国标签性的受害事件。我早说过，中国是个互害社会，大家都深受制度之害，却不愿共同起来为葬送这个让大家互害的社会而努力。当底层民众觉得自己没有期盼的时候，这样的受害事件难保会发生在什么样的官员身上？不要心存侥幸，因为始终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信访部门这种畸形的单位，很多时候是为了堵住民众正常的维权诉求而设，更有不少的时候强横截拿访民，让民众丧失一点最后对社会正义的期盼。文中的信访局长似乎做得不坏，而上访者似乎更“不够地道”，但当制度设计很坏的时候，个体都被绑架，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二：安徽界首再现黑砖窑劳工：工人是买来的智障者。http://news.163.com/09/0722/08/5EQHNET400011229.html.

这和山西黑砖窑一样，应该列入反人类罪行来审判，何况所欺骗的还是买来的智障者，更是残障人士的迫害。一个社会对弱者没有应有的悲悯和体恤，没有正当的照顾，却拿他们来赚无数的昧心钱，这个社会的腐烂已近乎无底洞。从监管者的失职到开砖厂的商家之黑，他们的共同勾结，铸就了史无前例的黑暗一页。山西、安徽黑砖窑模式，其实在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只是有的地方侥幸没有被揭发出来而已，这完全是一个把人当牲口的没有做人底线的社会。

三：高校帮毕业生伪造就业书续：辅导员被调离岗位。http://news.sina.com.cn/s/2009-07-25/012818292727.shtml.

高校就业数字造假，大学生“被就业”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这背后蕴藏着许多连贯性的问题。从上到下，一路都希望制造大学生虚假的就业数字。教育部、人保部及官方传媒不用说了，为了所谓的稳定，造点虚假数字于他们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二是高校为了招揽生源，不惜制造虚假就业数字。三是大学生本人为自己考虑也想“被就业”，于学校共同造“被就业”的档案，好投放到人才市场，学生本人可免打回原籍而低保无着的危险；而人才市场好收一大笔档案管理费（据称每个人一年三百元），而“被就业”者还有隐性的工龄好处（将来到国营单位此为根据）。总之，被就业是由户籍制度、人事管理、虚假数字等制度共同发力的结果。一个辅导员是不可能负担得起“被就业”的后果。虚假数字将会源源不断地制造下去，这当然会影响学校招生、国家的宏观产业发展、就业市场分析等方面的政策，但“被就业”作为一个大家都不得不共同制造的骗局，他们哪管这样共同制造所带来的后果。

四：安徽阜阳白宫事件所涉书记卖官续：买官者仍在任。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7-19/081418251400.shtml.

当今社会大量的买官卖官，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这是因政府垄断干部任免的制度所致。很多官员买官起家，他为了收回投资，赚更多的钱，往更高的位置爬，必然收受更多的赃款，必然提拔更多向他要官之人。政府的官员名额，已成为当今中国第一隐性而公开的市场，所以像白宫张书记这样的人才会并不少见。买官卖官真正中箭落马者的概率非常低，而收入作奇高无比，就是从纯粹投资的角度来讲，也是划算的买卖，所以才有许多人把买官卖官当作生意来做。像张书记这样的纯粹是倒霉——当然他的个人技巧或许是个问题，上面送钱不够或者不到位，下面索得太凶而买官者对其位置却不甚满意——或者做得较为露骨所致。政府不受真正的监督，大规模贪腐乃至迅速黑社会化，越来越成为事实描述。

五：中国成人才流失数量最大国百万精英滞留海外。

http://news.sina.com.cn/c/2009-07-21/040418261318.shtml.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无道则浮槎于海，漂洋海外，这是国人自古就有的传统。人有古今之别，人心却并无什么不同。当今这个政体对外对内宣传像一朵花似的，却并与古代专制政体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其危害之深之广，与古代专制政体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唱社会主义优越性，高喊自己是“伟光正”，却留不住真正的人才，这是对政府最直接无情的批评。人固然有迁徙自由，但人之向往自由，想过上有尊严而舒适的生活，才是大批人才流失海外自由之邦的原因。

六：杭州飙车案审判长详解审判结果。

http://news.sina.com.cn/c/2009-07-20/191018259483.shtml.

赔偿众多的钱就可以枉法，这和拿钱杀人有什么区别？有钱能使鬼推磨，拿钱能搞定受害者的家人，这没什么可说，这是受害者家属的个人理性（或者无奈）选择。但拿钱搞定法官，搞定法律，就是不可思议之举。看看审判长详解审判结果，漏洞之多，你就知道这种审判完全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现代版。更可笑的是，出庭受审的胡斌，可能是个顶包者。胡家有钱，什么都能搞定，还不能搞定一个替身出庭，替身去替胡斌坐那三年牢吗？中国公检法之污烂已是有目共睹，此又添一证。

七：蒙冤警察身后的上海亿元洗钱案。http://finance.sina.com.cn/g/20090721/13596508925.shtml.

警察有正义感，这是我们应该赞赏的，因为警察知道或者说做了许多坏事以后，还能有一定的正义感，在中国实属难得。这位警察举报背后的洗钱案，所受的冤屈，不知可否给众多警察的一个启示。即这个社会的为恶在制度绑架下是整体性的，官阶越高，权力越大，越不受约束，危害越大。同时也让警察深知，没有任何一个人免于不受害的境地，你没受害是因为你运气好，所以当你面对那些受害者的时候，你心存点同情，为自己留点良心底线，为自己的将来留点后路，这才是聪明的做法。不要替那些违法乱纪的官员卖命，还充满着“正义的火气”，到时你们只不过是他们的炮灰和垫脚石。

2009年7月27日8：18分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