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竟敢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是我们从小就听、直听到耳朵起膙子的一句话——外加大救星那四个遒劲的大字。谁能没组织呢?少先队、共青团、工会、生产队、居委会……直到组织之终极:亲爱的党。“组织”,就那年头国人个体而言,已经变成与“人道”并列的生存要义:生活问题解决了么?组织问题解决了么?而“终于找到了组织”,几成人生灵与肉,即信念和性命落到实处之度牒。

虽说“组织”“组织”地不离口,但真正知道这具有神力之四字的出处,还是在林彪为自保而高举大救星旗帜,弄得“读某人书听某人话”已成国人常课之后。其实早在1921年,李立三即遵照指示,到安源“以办平民教育的名义组织矿工”。他找到已在组织(湖南省教育会和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李六如:“润之派我去安源工作,要利用现在平民教育运动的名义,联络地方士绅,争取合法地位,先办起夜学,启发工人的觉悟,然后把他们组织起来……”

至于1925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大家回乡组织农民打砸抢烧杀,早已进了教科书。红军开进陕北,1938年延安女界开妇代会、庆祝“三八”节。大救星莅临,讲的也是“妇女在抗战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必须把妇女群众组织起来……”。对于本来就有严格序列的无产阶级铁拳,更多了“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一说,其精神实质么,“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教育群众组织起来为共同利益而斗争”。

当然,将“组织起来”与“我党”生存直接挂钩,已是1943年。这回,大救星说的是:“我想讲的意思,拿几个字来概括,就是‘组织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里说的是生产自救——至于种粮食、纺棉花能否救得了延安,我们另文再议。虽说那时节中共尚不具合法在野党地位,但配以刚刚完成的整风与抢救,大救星居然把蜂拥到抗日旗帜下的左派学生们,牢牢“组织到”他飘著红旗的战车上。待到他的组织拿下政权,将全国资源财富集于一身之后,若想脱离组织(无论嫡系党团、工青妇、人大政协抑或省市县乡镇行政),在中国已是寸步难行。诸位想想,连进城乞讨都得带上生产队的介绍信……套一句80后的流行语:那时节,每个中国人,生,是组织的人,死,也是组织的死人。

正因为对“组织起来”的伟力有如是之认识,如果哪个官办之外中国人想玩个自己的组织,不是别有用心的敌人,还能是别的什么?比如时至今日在台湾还蓬蓬勃勃的一贯道,只因会众过多兼组织严密,早在1949年,在大救星还没登上天安门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之际,就给一举歼灭掉了。艰难地成长于民间,有威望、有资质,曾经在战乱中勉力担当百姓主心骨的其他组织,如城镇的商会、同业会,村庄的红枪会之类,则在“人民得解放”洪流中,一一自动寿终正寝。自此以后,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给组织到只此一家蚂蚁窝里,在大救星指挥下地覆天翻,直到他自己撒手“组织”。据笔者有限观察,中国平民历时百年的自个儿组织,经1950年代的收编、合并、解散、查抄、取缔之后,直到1980年代中,党和政府恩准正式注册的,只剩下一家:中国鼻烟壶研究会。

到了九十年代,随著社会变革以及对外开放,一个新字眼儿在中国出现:NGO,非政府组织是也。这不是什么新鲜阿物儿,而是人类社会传统悠远的维和维稳之梁柱。也就是说,即使在法治完善、在政府部门受到选民苛刻监督的现代发达国家,纳税人对官员们也不肯倾心相与。他们愿意把自己省下来的钱,交给没有公权可以操弄的人,以成就他们向往的事,比如保护森林、救援伤病、关注难民和孤儿……。对此,政府必须依法全力支援:除了注册手续简便,所有信赖他们、愿意支援他们的企业或个人,所做捐赠均得到法定免税。

中国政府机构虽然无可比拟地庞巨(比如郑州市政府,光秘书处就八个),无奈枪杆子笔杆子护卫之下,那官儿么,你拥我挤地当得实在过于惬意,弄到怎么当下去、并且越当越大,竟成从政第一要义。

百姓怎么办?我们且不说对怒江或者都江堰的保护,不说对严重污染的抗议,不说城市垃圾处置的市民参与,只说我们煌煌人民共和国的立宪与行宪,只说全国高院院长怎么近一半党政领导出身;只说其党组副书记怎么放言“审判工作服务于大局、服务于政治”;只说怎么放胆把进城诉冤公民打死;只说犯罪现场警探怎么看领导眼色取证(或毁灭证据)……。

公盟应运而生。

不错,他们读了学士、硕士和博士;他们本该安稳顺当地钻营当叫兽,无奈却为自己抛却不掉的爱心与公心备受煎熬;他们觉得中国人应该一点点知道自己的权利包括公众利益;他们坚信自己国家毕竟有希望、有未来……“执法人员”闯入。

就在昨天,服务于(不受限制地贪渎)大局、服务于(化公为私权贵资本主义)政治的官员已然放出狠话:对“非组织行为”(哪怕参与打砸烧)不追究,并不意味著对“有组织”等行为不追究。

杨恒均:失言的奥巴马与被忽视的北朝鲜民众

奥巴马是种族主义分子?

奥巴马惹祸了!美国哈佛大学的黑人教授盖茨回家时发现门受损打不开,于是在出租车司机协助下破门而入,被邻居报案,白人警察克劳利赶到后和黑人教授发生争执,最后铐走了黑人教授,虽然很快释放了,但被黑人教授盖茨控告种族歧视。

奥巴马听到后很激动,当场对种族歧视发表了一番言论,指责这位白人警察“愚蠢”,我当时虽然没有了解多少情况,但已经感到奥巴马太过轻率了。后来情况果然如我所料,不但那个白人警察,连那个地区的警察协会都要求奥巴马道歉,奥巴马也很快出来道歉了,表示自己说警察有点“愚蠢”,暗示人家是种族主义分子过于武断。最新消息又显示,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奥巴马已经邀请哈佛黑人教授和白人警察到白宫吃饭,算是各打五十大板后,又赏给双方一顿最高规格的招待。

作为一名曾经生活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少数民族”,也是被白人多少年歧视的黄色人,我不能否认,相当一部分白人在心里还看不起有色人种,特别是经济条件相对差点的黑人,经常受到歧视。这种情况有多严重呢?这样说,严重到稍微敏感一点的有色人种几乎都得了“反向种族歧视”,包括我自己。所谓“反向种族歧视”,就是我们这些有色人种,在和白人交往过程中,常常指责他们种族歧视,或者甚至预先假定某个白人就是种族歧视分子。

有时要界定什么是种族歧视,实在不那么容易。特别是从人家的态度、言语和表情上。说实话,在海外十几年,我至少有十几次很明显地感觉到别人在态度上对我“种族歧视”了,但我却无能为力,为什么?因为,人家可以不喜欢我,可能因为我的行为和言语,也可能是因为我的皮肤的颜色和种族,我无法证明。

我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进步,主要在法律上的进步,在法律上消除了种族歧视。至于人家的心理和态度上,特别是某个具体人的,那不是可以靠一个国家的法律和规章来做到的。例如,你不能下一个法律,要求白人不能在思想上歧视黑人,不许他们不喜欢黄色人种。那是比种族歧视更加邪恶的思想独裁!

哈佛大学黑人教授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一点,所以,他首先应该搞清楚,这位白人警察在得到邻居报案后赶到他的家,要求他出示身份证(即驾驶证)是否违反了法律,是否属于种族歧视。

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然没有。黑人教授盖茨一开始没有找到驾驶证,出示了哈佛大学的工作证,并以很重的语气说“你知道我是谁”这种话。大家可能知道,在美国,所谓工作证(除非警察等特殊证件)并不能作为身份证明,特别是住房证明。这位哈佛的教授以为哈佛很牛逼,就拿来压警察,明显有身份歧视,实在可笑,人家警察连总统都不怕,你哈佛大学教授,有什么理由不配合?

后来这位黑人教授找到了身份证,递给了警察,可由于高声吵嚷,还是被警察戴上手铐带回警察局。看到这里也许有人说了,这就是警察不对,你既然知道人家是哈佛教授,也住在这里,为什么还要铐上人家?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当时那个黑人教授是不是高声吵闹,阻碍警察执法和影响社会治安了。如果警察认为他有,绝对有权力铐上他,不管你是黑人还是白人,不管你是教授还是盲流——如果他的判断有误,那是警察应该调查并听证的。至于这之间有没有歧视,我还是认为,只能从是否有法律歧视来判断。

也许住在美国的朋友会说,如果那位白人警察看到当时破门而入的是一位白人,会不会就温和一些,或者“手不放在枪上”?我说,也许会,但这不是用种族歧视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更多的是警察基于自己的经验的判断和职业要求。虽然没有具体数据,但我们都知道,如果按照人口数量比例,黑人入屋偷窃和抢劫的比例远远高于白人和黄人。警察在这个时候可以辩解说自己不是想到种族和种族歧视,而是职业的第一反应。

当然,我这里作出的判断只是根据现有的资料,至于那位白人警察在和黑人教授单独面对面时是否突然小声说出了一句“黑鬼”之类的种族歧视语言,我就不得而知了。

可我知道的是,奥巴马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把法律歧视和心理歧视完全混在一起,很有点“诛心”的意味,他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如果我忘记带白宫的锁匙,闯进去也会被拦住。

这话实在幼稚,如果你忘记带白宫的“锁匙”,或者没有总统车队的特殊信号,你要闯进白宫,当然不应该让你进去,警卫难道都要记住你奥巴马脸上的每一个特征?难道要让他们如何辨认是否整容的假奥巴马?进入白宫绝对不是凭借相貌的,这是普通的安保常识。

奥巴马想说的是,一个黑人没有锁匙,是不会被放进白宫的,而这位老兄恰恰忘记了,正是白人占绝对多数的美国,他奥巴马刚刚赢得大选,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白宫的主人,美国的总统。

在美国的历史上,黑人和白人无数次地走上街头,群情激奋,推倒了一个又一个的歧视法律,推出了一个又一个平等的法律,推动了社会一步又一步的进步。可是我们大家不要忘记了,他们对付的是有歧视的法律啊,不是所谓“人家如何看不起你”。

要想人家看得起自己,在争取到了宪法上的平等,消除了所有法律上的不平等之外,还一定要加上自己的努力,如果你这个族群的犯罪率远远高于其他的族群,你能够让警察真正做到“一视同仁”?那人家即便不想保卫社区安全,也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吧?

说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海外的华人华侨,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前人们已经为我们争取到了宪法和法律的平等,消除了种种让我们成为二等公民的种族歧视的法律,至于其他的,不能光靠白人来做,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不但要赚钱,也要融入人家的社会,拥抱所在国家的价值观(除非你是中国人,或者还想回中国生活),要积极参政,发表自己的意见,珍惜在那里当一名公民的权利。

就这些,不罗嗦了,总之,奥巴马是个大傻帽,所以,他得请两个吵架的人吃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种宴请,好像得他自己出钱搞定。

中俄军事演习,我能说什么?

最近有好几位网友写信给我,说他们理解我的处境。由于风声太紧,“城管”太严,我这个“小贩”最近摆摊不易,所以我夏眠了,但他们又说,你老本行不是搞国际关系的?那就写一些国际关系评论嘛。

我想也是的,于是就开了这个栏目,谈谈没有啥风险的老本行。不过,评论啥好呢?一位网友给我列出了提纲:中俄军演啊,北朝鲜啊……

你就别提中俄军演了,一提我就来气,评论个球!如果说中俄军演是为了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偷学一些武艺,我无话可说,可是,狡猾的俄罗斯都用的什么军队和武器装备胡弄我们?你还看不出来吗?

于是有人说了,你丫的还国际问题专家,我们中俄军演更注重的是政治意义、国际关系和经济意义……

是吗?你给我呆一边去!历史上欺负中国最深的是日本和俄国,而且,不管从哪一个层面研判,未来和中国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仍然是俄国和日本,可现在你却要和俄罗斯军演。你要对付谁?美国?请问,历史上的美国,在什么时候不是所有列强中伤害中国最少最轻的一个?

经济利益?请问,目前中俄的经济来往有中美经济来往的十分之一吗?远远没有吧?

我告诉你,以上都不是我不想评论中俄军演的理由,我的理由——以及让我说出脏话的理由只有一个:此时此刻,在美国的几百万华人华侨生活得很和谐,而数量少得多的俄罗斯华人却屡次受到俄国人的欺负和凌辱,虽然我也知道我们的华人可能也有一定责任,可是,最主要的责任确实在俄罗斯那一边。就在军演的前一天,俄罗斯还在折腾俄罗斯华侨!

这样的政府,我们没有抗议,却在和他们热火朝天地联合军演,请问,你们准备打谁?

你给我说国际关系,你真以为你懂?在以人为本的国家,所谓国际关系,其实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放大,忘记了人,还扯球什么国际关系?

说起北朝鲜,还是那一个字:人!

冷静点,冷静点,老杨,怎么说起国际关系,你也像说起国内关系一样,整个儿一个老愤青?我说,我冷静得下来吗?中俄军演我不想评论,于是又有人要我评论北朝鲜导弹危机。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北朝鲜?那可是美国人在东北亚最好的盟友啊,你想,如果没有北朝鲜,美国佬能有什么理由保持自己在南韩和日本的驻军?二战都是上个世纪的事了,还占领军?

还有中国那些所谓的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啊啊,北朝鲜是我们的最后的屏障,为了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我们一定要维持北朝鲜不死不活……

还有南韩,暗中嘀咕道,北朝鲜如果拥有了核子武器,又不用来对付我们,一旦我们统一了,统一的韩国不就是核子大国?……日本人也来劲了,哎呀,真是皇天有眼,帮助我们复兴军国主义的竟然是北朝鲜的金正日,一旦北朝鲜拥有了核子武器,我们日本不就可以废除和平宪法,到时,不就可以发展核子武器,武装海军,让那些狂妄的叫嚣“中日必有一战”的东亚病夫知道谁才是睡着了的狮子……

各种奇谈怪论举不胜举,你问我的观点?我刚刚从欧洲回来,从奥斯维辛,从二战战场回来。北朝鲜我就不说了,我先说一下欧洲,当希特勒走上了邪恶的道路,在屠杀本国人民,在一个一个有条不紊地毒死犹太人,在把极权和暴政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时候,美国人在重温光荣孤立主义的旧梦,英国人在玩绥靖政策,斯大林在和魔鬼调情与结盟,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沉浸在娴熟的外交之中,喜不自禁……他们忘记了德国的独裁,还有被屠杀的波兰人、犹太人——结果是他们自己也遭到了轰炸和屠杀……

至于北朝鲜,你问我的观点?我对国际关系不感兴趣,对你们娴熟的外交更是不屑一顾,我关心的只有一个——也是所有卷入的国家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关心的问题:北朝鲜民众!

他们在独裁制度之下过得好吗?他们曾经被活活饿死了几百万,是不是真的?他们现在虽然没有言论自由,但他们一定有想法,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希望北朝鲜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寄托希望在这些大国和强国身上没有……

也许,多少年后,北朝鲜民众的子孙后代会告诉我们,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当今热衷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人!

杨恒均2009-7-27(2009-7-26日聚会聊天记录,刘辉整理)

春  涧:老百姓答老革命咨询——(新民謡20则)

1、陈独秀问:如今的新青年,还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吗?

答:当今时尚的愤青,已不知科学与民主为何物,他们所举的大旗,好像是“扶清灭洋”。

2、李大钊问:当今的知识分子还铁肩当道义,妙手著文章吗?

答:现在是铁肩当红利,妙手拍马屁。

3、刘少奇问:资本家被打倒了吗?

答:资本家入党了。

4、周恩来问: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吗?

答: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啦。5、贺龙问:还有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好汉吗?

答:只剩一把小刀讨说法的杨佳了6、王进喜问:工人阶级翻身做主了吗?

答:大都下岗了,还有剥削价值的,也翻身为奴了。

7、高玉宝问:周扒皮还学半夜鸡叫吗?

答:周扒皮也成失地农民,被养鸡场雇去守夜,学半夜狗叫了。

8、白毛女问:黄世仁被打倒了吗?

答:黄世仁被你老爹杨白劳气死了。

9、江姐问:国民党反动政府被推翻了吗?

答:被民进党推翻了八年。

10、吴清华问:红色娘子军还战旗飘飘吗?

答:现在是黄色娘子军彩旗飘飘。

11、杨子龙:土匪都被消灭了吗?

答:都改编成保安公司和城管了。

12、刘胡兰问:现在姐妹们有安全感吗?

答:邓玉娇姐姐做了最好的回答。

13、李玉和问:你们还能“浑身是胆,雄纠纠”去赴宴吗?

答:现在我们都浑身是假,雄纠纠去上街。

14、保尔问:你们还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

答:我们正在读“钢铁是怎样腐蚀的”现实教科书。

15、红孩子问:孩子们喜欢做什么游戏?

答:除了害怕“躲猫猫”,别的都好玩。

16、雷锋问:还坚持党的理论紧密联系实践的优良传统吗?

答:始终坚持理论紧密联系实惠的党的潜规则。

17、夏衍问:现在还有“包身工”吗“?

答:没有“包身工”只有“农民工”除了包欠工资,什么也不包。

18、鲁迅问:孔乙已和祥林嫂在当今能找到工作吗?

答:孔乙已可以到余大师处当门客,祥林嫂争取包二奶。

19、邓小平问:懂得什么是中国特色吗?

答: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特黑。

20、毛泽东问:走资派还再走吗答:他们不走了,都开着奔驰在飙车。

姜维平:胡锦涛给重庆掺砂子,张海洋成了保护神

据人民网7月21日报道,从6月30日开始,中央各部委的11个官员,成批空降重庆,在其10个市区报到挂职。他们平均年龄42,7岁,普遍学历较高,有博士3人,硕士7人,学士1人,副厅级3人,正处级5人,一人任副市长,2人分别任市委与市政府办公厅的副主任,其它人亦依原有级别适当安排。这一举动非同小可,前所未见。表面上看,理由冠冕堂皇:西部大开发,中部大崛起需要金融科技等人才,但实际上,我冷静琢磨,别有意味。显然,年满60岁的薄熙来,正值本命年的最后一搏,还有4年多他将彻底退出政界,所以必得抓住机会,全力造势,已引起中共高层的警觉,不论是习近平,还是胡锦涛,都对他存有戒心。惶惶不安之余,他们做出上策,民间叫掺砂子。派了这么多的年轻人去重庆卧底,即便薄熙来再雄心勃勃,结党营私,也不敢独霸一方,胡作非为。这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其实,胡锦涛早己看透了薄熙来,从薄一波对胡耀邦的恩将仇报,到薄熙来对江泽民的阳奉阴违{江译民去大连时,薄在大连中山路挂上他的巨幅画像,江走后三天立即撤下},中共中央政冶局常委中人人心知肚明。依据大连人对他的长达20年的举报材料,足够抓捕他入狱,但薄不论在党内还是军界,都有一大批死党,主要是太子党。所以目前胡温都对其只能持慎重态度。特别是,在军界中薄熙来不乏死党。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与薄一波生前关系密切,文革时薄熙来等便曾在张家短期避难,故而与成都军区政委,张震之子张海洋也有旧。

可想而知,当侃侃而谈,跃跃欲试的薄熙来在重庆,假巨型毛译东雕像为金鼎,以他亲自选定的红书为经典,以高吭的红歌壮行色,又以快捷的红色短信为通讯工具,以原成都军区政委张海洋等军界将领为靠山,以王某林等众多民企大亨为经济基础,一次次地高调挑战中南海,这一切举动怎能让胡锦涛夜里安眠?由于军界的王建民在2002年10月调来成都任驻渝军区司令员之前,一直在沈阳军区服役,由参谋长一级级升任副司令,从未离开过辽宁,故早与薄熙来有深交。同时徐才厚与李永波又均是大连瓦房店籍,在薄熙来当政大连以及辽宁时,他们两人曾衣锦还乡,薄多有感情投资与精心关照。光是徐的亲友在大连长兴岛搞房地产开发产业,薄熙来就曾在土地出让金等方面,大加关照,故使徐与薄交情不浅。而且更为危险的是,年轻气盛的成都军区政委张海洋不仅过去与薄家有世交,而且现在薄也在千方百计地拉拢他。2008年12月13日,薄熙来在重庆接见张诲洋时,张政委讲了一番话。他说,重庆市帮助驻渝部队解决了一系列现实困难,著力改善了官兵生活工作条件……此中透出的玄机已深。这就是说,薄熙来用心良苦,扰络军心已久,可以想像,凭他操控的人民网大造舆论,凭背后拥兵自重的成都军区,与京城的众多太子党联手,搞一次军事政变,绝非天下奇谈!只要有这个实力,薄熙来绝对不在乎血冼天安门。他会把政敌毫不手软地关进大牢。2000年其在大连不过是一市之长,竟敢枉法追诉数十人,大搞冤案13起即是明证。

这一点,正是胡锦涛忧心之所在。于是,他先在2007年9月,即薄从北京到重庆履新之前,让原成都军区司令员王建民退休,由58岁的李世明接任。又在今年7月20日,特别举办了由中央军委牵头的晋升上将军衔仪式,胡锦涛授给了3个高级军官上将军衔,张震之子张海洋榜上有名。试想,在石首事件与新疆事件发生不久的节骨眼上,他怎敢迟疑?胡锦涛必须抢先一步,送出人情,稳住军心,而授衔给马晓天,刘源与张海洋,相信都会促使他们感恩戴德,支持自巳。这种示好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明智理性之举。从此,加入了74个上将行列的张海洋,便成了胡温政权在渝的保护神,而薄熙来岂敢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从北京中央各部委空降重庆的11个干部,亦成了胡锦涛的忠实耳目,可以随时把薄的一举一动上报权力核心,并果断决策,化解薄在激化社会矛盾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比如今年7月22日发生的重庆南岸区南坪珊瑚林的2700户居民,因不满万达还建房缩水而进行的维权抗议,薄熙来既不可能站在业主一边,也不可能如实上报中央,因为大连万达集团的老板王某林,与其有很深的多年交情。在这种情况下,负责信息的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是由北京派来的,必会把这些有可能引发官民冲突的事件,及时告知中央,以便应对。所以惯于弄虚做假,欺上瞒下的薄熙来就成了瓮中之鳖。

2009 7 23多伦多

浙江异议人士画家严正学出狱

浙江异议人士、旅居北京的画家严正学,带着一身重病,于本月17日从浙江省十里丰监狱出狱,回到他在台州的家中。

严正学于2006年10月18日在浙江台州被捕,之后被检察机关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经律师李建强和其本人辩护,法院撤消了起诉书中的两项指控,最近认定其发表的数篇文章仍然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投入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的十里丰监狱劳动改造,在狱中他曾遭到其它犯人的殴打。出狱前,他已多种疾病缠身,血压处于高危状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能活着出来,很不容易。

严正学先生曾于1994年4月被北京市公安局抓捕,遭到过长时间电击,后被送往北大荒“北京双河监狱”劳动教养两年。出狱后的十年里,他数十次为民请命,与官府对薄公堂,13次被抓捕关押,直至2006年再次被入狱判刑。

严正学先生今年66岁,是一位资深的异议人士,长期从事维权活动,曾经起诉过北京劳教委、北京监狱局双河劳教所、北京昌平司法局、北京市昌平公证处、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广电总局、广东边防局、中国纺织出版社、中国工商银行椒江支行、台州市椒江文化局等众多机构和单位,虽屡战屡败,仍屡败屡战。他执着的精神感动了许多人,事迹曾被《中国青年报》、《今日说法》、《民主与法制》、《视点》、《浙江经济报》、《法制日报》等数十家媒体报道,被称为“中国第一公益诉讼人”,是大陆最负盛名的行为艺术家之一。其中,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被各地众多监狱录制下来,作为犯人劳动结束后集合起来必看的法制教材。在狱中的犯人队列中,我曾无数次“被迫”收看这些节目,有一次竟然发现介绍的主角是他,让我激动了好久,也给我倍受压抑的心情带来鼓舞。他曾托朋友将杂志带给狱中的我,对坐牢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最珍贵的东西,只可惜,我未能及时收到。

严正学先生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是一位知名的行为艺术家、画家,曾经在中国和很多国家展出过其艺术作品,他也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维权英雄。

杭州祝正明

王蒙:岑寂的花园(中篇小说)

这些房屋好像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连同它们旁边的澄明的湖水与树林。是无端出生的私生子?过去这里只有烂泥塘,有歪歪扭扭、东倒西歪的芦苇,有因为水太多被泡得半死不活,又因为水充足,一部分树冠长得特别茂盛的垂柳。

谢晶:比小说还离奇

每次陪同厂家人员出差,他们不会说中文,基本上是借我的嘴巴。我也喜欢借此机会,介绍一下中国的文化风俗。日本人做事小心谨慎,喜欢预先安排,哪一天的几点到几点坐飞机或汽车到哪里,哪一天的几点到几点访问哪一家用户,哪一天的几点到几点去哪里了解市场,哪一天住哪儿什么的,事先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我时常很自信地和同事开玩笑说:“我都可以当旅行社的行程导游啦!”直至遭遇到去年1月的中国国内50年一次的大雪为止,我的旅程基本上是按照计划实行的。

在上海

1月27日是星期天,半晚的日本电视新闻报道说,中国西南地区遇到猛烈的暴风雪。想起现在确实是南北气候颠倒的现象在日本也多发,人类懂得了怎样预报天气,但还不懂得怎样控制天气。上海不知如何?想着想着,我只是在自己的行李里多加了几个一次性的怀中温暖炉。

1月28日黑蒙蒙的清晨,我已座上了去机场的高速Bus.一路很顺利,从车窗里看到了朝日冉冉升起,金光灿灿,就像小时候看到的日出的图画,光芒四射。在机场与厂方人员汇合,飞机按时起飞了。

飞机上的小睡总是搞得我腰酸背痛,头脑发胀。朦胧中隐约听到空姐的声音:“……本机将在20分钟后抵达上海浦东机场,浦东机场的地面温度……”啊,该动一动筋骨了。飞机在下滑,可过了一段时间,还没有降落的趋向,怎么回事?这回我是用清醒地脑子听到了空姐的声音:“各位乘客,请注意,因机场繁忙,本次班机需在空中滑行一段时间。”是呀是呀,马上要过春节了,乘飞机的人多嘛。坐在我们斜后面座位的年轻妈妈,一边摇着怀中婴儿的小手,一边喃喃自语。

飞机的小窗口一片乳白,使我们窥视不到机场的情况。可是一走出机门,漫天的鹅毛大雪一下子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朦胧世界。同行的A先生来过中国好几次,说:“东京这几天很暖和。新闻报道说中国西南地区遭受大雪,没想到上海下这么大的雪呀!”从去往候机楼的走廊大窗户看出去,看不到几架飞机停靠,怎么说是繁忙,我们的飞机降不下来呢?

取完行李走出门,一股紧张的空气扑面而来,听到的是女播音员慢悠悠的声音,看到的是揭示板上晃晃的红字:由于遭受大雪影响,XX次航班延误……,XX次航班取消……,机场XX号线停开……。出租车的乘车口排队很长,我给朋友打了一个电话,朋友说:“哎呀,我还以为你不来了。星期六晚上开始下雪,到今天没有停过。现在,广播里说高速公路都封锁了。我看你们还是在上海住一晚吧。”“天气预报说什么时候停呢?”“没说。”我心里一紧张,赶紧与二位商量。就算在上海住一晚,大雪不知什么时候停,高速公路什么时候开通,就算大雪停了,明天一早道路肯定结冰,为保证明天的谈判,还是今天赶到苏州为善。我们坐上出租车,一听说去苏州,司机吃了一惊,他建议我们坐铁路去。那也好,就请他送我们去火车站,可是路上听广播说,铁路也全面封锁了。看来只有走普通公路了。现在想来,如果当时决定不去苏州的话,就不会存在我将要描述的这段比小说还离奇的经历了。

出上海去苏州的公路拥挤不堪,有大卡车,小卡车,公交车,私人车,就是看不到出租车。在车上给苏州的客户打了一个电话,表示了我们无法按时赶去谈判的歉意。但是我很放心,慢也不要紧,反正出租车会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大雪还在不停地下,司机说:“下这么大雪,没人开出租,要钱不要命啦?”同行的B先生笑着说:“在东京,如果听到天气预报要下雪,出租车公司开心死了。马上装上防滑轮胎,放出全部车辆,才不肯轻易放弃这么好的生意机会呢。”看来是思维不同。

离开很久了,我的思维也不适应中国的变化了!快要到交界处时,司机面有难色地对我说:“小姐,我有个难处,想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我这车只有在上海市郊运行的执照,没有申请去外地的执照。如果走高速公路也就混过去了,现在走普通公路,交界处有交通警,被查到了要罚款的。”哎呀!有这么回事?我不知所措,那怎么办?与同行的二位商量?他们更无法理解。我小心翼翼地问司机,罚款要多少?司机叹了一口气:“就算罚款你们出,我以后开车就麻烦啦。我还是帮你们找辆去苏州的车吧?”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你去哪里找车?”“我刚才就在物色去苏州方向的车,要私人车才行,请人家带你们一段,到苏州市里叫出租就比较容易了。”啊!栏车?Hitchhiking?只是在小说,电影里看到的情节,我将体验?无奈,我只好向同行的两位说明了情况,不管怎么说,现在是经济社会,而且下着这么大的雪,不会有人像Hitchhiking的实意那样免费让我们乘车的吧!我想起日本的一句俗语:事到如今,我们是案板上的鲤鱼,随便人家怎么斩啰。

省市交界处,司机靠边停下车,站在大雪里向一辆一辆车招手,大多数车不停,有几辆停了又开走了。司机走近我们:“到苏州市里人家要300块,怎么样?”还会怎么样!就这样啦!

想来在这里发脾气也没有用,“我跟你一起去拦吧?”司机停了停,点头说:“也好,你是女的,可能比较好说话。”我跳下车,雪花很有规律地飞舞,地面上的积雪被轮胎碾压成一条一条水道。冰水的冷气透过靴子,像冰柱一样扎入我的双脚,又慢慢侵入双腿。如果是在一个风光明媚的季节,是在一条平坦宽阔的大道,我举起手拦车的姿势一定很帅……

不知出租司机是怎么交涉的,有一辆去苏州的私人车同意200块带我们一程,他好像也松了一口气:“说好了啊,200块,到了苏州市以后再给啊。”怎么识别是否到了苏州?但是,在苏州人没有反悔之前,我叫日本人赶紧拿着行李换车。小轿车里除司机外,前面已有人坐,当我们三人拿着行李挤进后座位时,开车的小伙子瞥了我一眼:“还有两个男的?”稍有不满。我是满脸笑容:“师傅,真是麻烦你了。”我想我的笑脸一定很僵硬。

在苏州

进入江苏省时已是下午3点半,预定的饭店在苏州市区,需要下午6点以前办理入住手续。我问司机几点可以到苏州市,他回答说一般1个小时可以到,今天下这么大雪,要2个小时吧。车里开着暖气,我的紧张也稍微缓和了一些。前面两个小伙子在谈论各自买房买车,挣钱花销的经验。我突然想起我们在飞机上吃了早餐后,再没有吃也没有喝,两位怎么样啦?同行的两人不声不响,时而交换几句日语,看不出有很大的不满,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安。他们的命运在我手中。A先生说:“已经到这一步了,听天由命啦。不过,我们以后再不要如此强行了。”看来还是后悔不已。

我们的车进入了高架公路。雪停了,高架公路与地面的空间,使得覆盖在路面上的雪结成了冰。大卡车,小卡车,大客车,小轿车都像乌龟爬行,稍微一打刹车,车尾就左右滑行。看前面,大客车停在马路当中不敢动;看左边,小轿车的左侧插到大卡车的车轮间;看右边,中卡车撞到路墙上。我们的车有时也在左右打滑。我们大家都很紧张,B先生悄悄地问我:“怎么没有人安装防滑轮胎?”我回答:“苏州50年都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大家都没有准备。”前面两个小伙子在交谈:“这路滑呀,怎么开?”“是啊,还好我上个星期换了新的轮胎。”我赶紧把这内容翻译给了二人,不幸之中的一个小小的安慰。正好遇上一个下斜坡,前面一辆卡车正在慢慢地滑向低处,后面跟着的是一辆看上去很高级的外国轿车,我们的车跟在高级车的后面。我们的司机紧握方向盘,停在那里不敢动,我们眼看着前面的高级车失控,慢慢地撞上前面的卡车,车头钻进卡车的车尾,像看慢镜头摄影一样,车体坚硬的钢板翻卷,脱落,如同豆腐。我们车里五个人同时发出了不同的惊异。

下午7点,车好不容易进了苏州市,市中心街道两边的商店还没有关门,快过春节了,店铺门前张灯结彩,人来人往很热闹,那橘红色的灯光给远途的行人带来无限的温暖和安逸。苏州人的司机先送朋友回家后,对我们说:“你们的饭店在哪里?我送你们去吧,现在也叫不到出租了。”“那太感谢了,饭店是XXXX,说保留房间到6点,现在过时间了,不知怎么样。”司机回答:“没问题,不会满的,不行的话,我带你们去别的饭店。”

很快到了饭店,我们三人拿着行李下了车,我把说定的面额给了司机,小伙子说:“我在外面等着,你去问问。”饭店的大厅很冷清,当班的小姐说马上可以给我们办入住手续。我赶紧回头谢苏州小伙子,他笑笑说:“那就好,再见!”仿佛还想说什么,但是没说便一踩油门开走了。

饭店的房间里很暖和,我和衣倒在床上,就看到可爱的小睡魔向我招手,示意要带我去睡意的深渊。啊啊,不行不行,约好了与其他两人在下面大厅集合后去吃饭,他们也是8,9个小时没吃没喝,没有我,他们没法去吃饭。

覆盖着绵绵细雪的苏州小桥流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形状似马灯的桥灯顶上积了一层厚厚的雪,仿佛一碰它就会崩溃,下面椭圆形的窗口射出柔和的黄色灯光,投影在同样积雪的桥面上;远处矮房的屋檐也积满了白雪,雪还在小溪转弯的地方堆出一个小小的三角洲,不知何处飞来的麻雀在雪州上刻上了自己的脚印,一切都显得是那么安详,可是我们是又饿又累。事后才想到,当时怎么没想到把这些收入镜头?

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饭店的餐厅已经关门,街上红红绿绿的霓虹灯发出妖艳的闪光。我们选择了一家看上去比较朴素的火锅店,一向喜欢喝冰啤酒的二位,这回要的是热烫的绍兴酒。火锅很好吃,暖到身体的芯里,又听服务员介绍了他们店里受到苏州市表彰的菜谱,最后还送给我们打折券。离开火锅店时,接待的小姐笑盈盈地向着我们:“欢迎下次光临。”下次不知是何时。

第二天一早,雪已经完全停了,天上的白云与地上的积雪相映衬。我们要去访问的单位也说没有车可以来接我们。想到在路上叫出租车困难,我边请总台的小姐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边拿出地图寻找乘坐公交车的途经。出租车公司没人接电话,就在我们举棋不定时,饭店清扫的老先生帮我们叫到车,急急忙忙跑进来说:“出租车有啦!”千谢万谢我们上了车,我们还是幸运的。只是出租车司机对于我们的短距离乘车非常不满。

从客户单位所在的高楼窗口可以看到附近的高架公路,我们到时,正好看到几十辆车撞成一团。接待我们的女士非常感慨地说:“真没有想到你们能来呀!今天在苏州住一晚上吧。”如果当时决定在苏州逗留一晚的话,我的这段经历就应该到此结束了。但是,按照计划,我们要回上海赶下午4点20分去北京的飞机。给虹桥机场打电话要求更改航班,机场回答说,现在混乱之中无法进行改航班手续。在惴惴不安之中,我们完成了交流谈判。接待我们的女士想尽了办法,告诉我们说:“车队的师傅同意送你们去机场,但是车开不快,不知能不能赶上飞机。”那太好了,天气不好,飞机也可能延误呢。中午吃完便餐,我们就匆匆上路了。A先生在车里对我说:“没想到能坐下来吃上中午饭呢!”

在上海

苏州到上海的高速公路已经开通,只是冰雪还没有完全融化,司机们很小心翼翼地踩着油门。昨天的飘飘白雪,到今天已变成了细细冰雨,我们到达虹桥机场候机楼是下午3点40分。候机楼里人山人海,遍地大箱小包,台阶上通道上都坐满站满了人,没有可落脚之处。我们好不容易挤到领登机牌的柜台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飞机几点能起飞还不清楚,但是此航班没有被取消,如果愿意等的话,可以先托运行李,等待广播通知。我们托运掉行李后,开始了盲目的等待。好在餐厅有空,先填饱肚子再说吧。

不到下午7点,我听到广播说我们的航班开始办理登机手续。感谢上天的保佑!我们来到指定的一楼登机口的候机室,有像我们一样出公差的上班族,有带着孩子回乡的年轻父母,有刚刚放寒假的男女学生,有跑单帮的一群大汉。听其中一对年老的夫妇说,他们预订的是早上9点从浦东机场飞往北京的航班,一早到了浦东机场后,得知航班被取消,叫他们到虹桥机场等待其他去北京的航班,等到现在,总算有眉目了。我们还算是幸运的。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听到广播:“乘坐XX航班前往北京的旅客,请马上到XX号登机口办理登机手续。”啊?周围的乘客都一齐行动了起来,我一边把内容翻译给他们,一边收起正在看的书,三人急急忙忙地通过乌烟瘴气的楼梯,赶到了指定的地下一楼的登机口。

过了一段时间,登机口处还没有任何动静,我留下他们去买三人的饮料。服务员拿出饮料放在柜台上,我正准备付钱时,就听到广播:“乘坐XX航班前往北京的旅客,登机口改为XX号……”我一听不妙,来不及买饮料,撒腿就往回跑。跑到他们等的地方时,看见他们在流动的人海中,伸长了脖子在寻找我。我们又通过烟气腾腾的楼梯,回到刚才一楼候机室旁边的登机口处。我是口干舌燥,在一楼的小卖店里买了饮料分给了他们。登机口还是没有动静,去问咨询处没有回答。不会再折腾了吧!我们各自拿出电脑,书籍来消磨时间。B先生想去洗手间,我怕他迷路,便带他一起去。洗手间也在排长队,突然又听到广播:“乘坐XX航班前往北京的旅客,登机口改为XX号……”又改了?!我在洗手间外面干着急,因为B先生听不懂中文。人群像潮水般地流动,等我们回到A先生等着的地方时,他已经拿着行李在向我们走近,我说:“又改了!”他回答说:“好像是,广播以后大家都慌忙地移动。”我们再次走下烟雾薰人的楼梯,来到楼下一楼刚才等候的地方。三人都精疲力尽,像是刚参加完运动会。

快晚上9点了,登机口处总算有了些动静。机场工作人员拿起麦克风,从一大堆杂音中听出好象是开始办理登记手续了。等待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冲向登机口,A先生慢悠悠地说:“不急,我们都能上,早上去也不过是在机舱里等了。都等了那久了,还差这几分钟?”前两辆Bus开走了,我们乘上了第3辆。同一辆Bus上,看到了曾和我说过话的老夫妇。开出没多久,就听到驾驶员通过无线机在和谁争论:“……我开都开出来了,再带回去呀?你不要开国际玩笑……”怎么回事?又出问题了?!车内一片骚然。反正我们是案板上的鲤鱼……

从Bus下来,看到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前两辆Bus的乘客在飞机下,有的抬头看看飞机又摇摇头,有的对着机体指手画脚。再看飞机,舱门大开,像张着大口的禽兽,黑洞洞的窗口显得异常阴森,飞机下面没有登机的楼梯!有几个机场工作人员忙着无线联系,问谁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晚上的气温很低,再加上下着冰雨,时而听到小孩儿的哭声,人人嘴边的哈气都是一团白。等得不耐烦了,有一个老兄居然在机体下面点起了香烟。A先生赶紧叫来工作人员,老兄无可奈何地灭了烟。最后,大家还是被Bus带回了登机口处。机场工作人员再三的说明是:我们乘坐的这个航班先是从深圳启航到上海,然后从上海飞往北京的。飞机是到了,可是同一班的驾驶员和乘务员都已超出了法定的飞行时间,接班人员还没有到场。因为大雪,何时能到还不清楚。机场工作人员面对每个乘客,都认真地回答。乘客中有人大声问:“谁会开飞机啊?”有人回答:“火车,轮船我都回开,可惜就是不会开飞机。”又有人说:“早知道,我就先拿飞机的驾驶执照啦。”开玩笑的对话引起一阵笑声,使现场的空气柔和了很多。不知是不是“奥运会效果”,使得每个人都修养了很多。

我们已经是办过登机手续了,不能再回到候机室,外面又非常阴冷。最后机场方面做出的决定是:不管驾驶员什么时候到,飞机总是会起飞的,还是让乘客们上飞机等吧。不愿意在机舱里等待的人可以在这里等待。乘客们很有次序地上了飞机,空姐们满面笑容地接待我们,据说她们也是被关在工作人员的休息室里等了好几个小时。那一对年老的夫妇,由于机场方面的手续错误,他们的座位上已有其他乘客坐上了。老太太非常紧张:“我们没有位子啦,怎么办啊?”像是领班的乘务员说:“不要紧,您先等一等,如果后面有座,我们再调整一下。”没有看到他们下飞机,说明他们有座了吧。自始至终没有人发脾气,大家都轻声轻气地交谈,温暖的空气柔和了人们紧张,疲倦的心。我好像在不知不觉之中进入了梦乡,隐隐约约听到空姐“……本次班机马上就要离开虹桥机场,请乘客们……”的广播时,已是晚上10点……

在北京

北京很冷,风像是吹到骨头里,难怪先人用“刺骨的寒风”来形容,但是没有下雪,晴空万里,久违了!蓝天!我好像被吸尘机吸引的灰尘,无条件地被吸收到湛蓝的天空去了。

这一天的交流很顺利,到中午就完成了。下午我们去了故宫,听一位话多的出租司机说,走故宫,不是前面进后面出,就是后面进前面出,边门进也可以,就是不能走回头路,不然气就不顺。我们讨个吉利,特意从前门,经过天安门广场,进入了故宫。可惜为了奥运会,大多数建筑都在修复中,没能看到什么。当我们气喘吁吁地爬到景山上最高的亭子上的时候,是下午4点,故宫的建筑群在夕阳下一览无余,懒洋洋的太阳照在我们刚刚看过的建筑上,黄色的屋檐反射出金灿灿的光芒。从前门开始的一条笔直的通道,通过我们脚下的山丘,一直延伸到背后的地安门或更远,那是“气”的通道。俯瞰周围,没有车声人语,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前几天我们经历的坎坷好像都是为了看到这样一幅景色。

北京有很多我喜爱的地方,颐和园的长廊,圆明园的西洋馆,天坛的回音壁……景山的山顶是数一数二的。据A先生消息,景山顶上的这个亭子的面对故宫的台阶开始往右数,第2根柱子是运气最集中的地方,我们都去站了一站,希望我们运气直升。不知是不是因为我当时心不够诚,才导致了我归途的惨痛命运?

晚上,我们去吃了全聚德的烤鸭,此次行程当然成为我们的主要话题。我说:“没想到遇到这么大的雪,大家都辛苦了。明天天气很好,归途肯定是没有问题啦。”B先生说:“我第一次来中国就遇上这样的天气,再没有比此次更困难的旅程了吧?”A先生摇摇头:“先别太乐观,明天的飞机起飞后,安全地降落在成田机场时,此行才算终了呀。不过,真没想到我们的工作都基本上完成了,最初我还以为我们只能逗留在上海看雪景了呢。”

第二天,我们去看了建设中的鸟巢和游泳馆,还有那个奇形的高级大饭店。到机场是上午11点半,离下午1点多的起航还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相互慰劳,寒暄后,他们去了JAL的候机室,等待1点50分起飞的班机;我进了CA的候机室,等待1点10分起飞的航班。这个时候是我此次行程中最轻松的时间,窗户外面蓝天白云,时而有飞机起降,我拿出看到一半的书,马上就沉浸到内容里去了。

不知不觉之中候机室里人越来越多,过了登机时间还是没有工作人员出现。中国的飞机老是会晚点的,看看揭示版,没有表示此次航班取消,再等等吧。候机室的其他的乘客大概也是跟我的想法一样吧,都没有什么动静。可是到了1点半还是没有任何说明,大家都沉不住气了,有人给机场打电话,有人直接去问其他候机室的工作人员,但都没有结果。这时,登机口处出现了一位女工作人员,向乘客们说明情况:此航班的飞机是从成都飞来北京,然后从北京飞往日本的,可是由于大雪原因,飞机飞不过来,因此,此航班被取消了。候机室内一片喧哗,大家同时发话,向机关枪的子弹一样打向女工作人员:可不可以换其他航班?什么时候有代替的班机?女工作人员一甩脸:“我也不知道!”于是,乘客们的怨气像火山爆发,一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大声说道:“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们等了半天没有任何说明,现在又没有任何解决方法。我到了成田机场还要转去加拿大的,来不及的话,那段机票不也废了?”另一位打扮得很体面的老妇人说:“我第一次去日本啊,儿子在成田机场接我,飞不过去的话,他不是要急死啦?”又有人说:“从成田机场到我家,还要做2,3个小时的地铁和电车呢,半夜里没车了怎么办?CA负责住宿费吗?”……这时,我看到窗外JAL的飞机起飞了,再看看时间,正好是1点50分。啊啊,带上我啊,今天的晚餐不知在哪里吃啦。

女工作人员生气离开了岗位,来了一位男工作人员,他一边很有修养地回答人们的提问,一边不断地用无线在跟谁联系。结论是:没有班机可以同时接受我们此次航班的全部乘客;没有寄存行李的乘客,可以去换其他航班;代替的航班何时发出还不清楚;如果有愿意改到明天航班的乘客,可以办手续,但是行李怎么处理还待通知。过了一段时间,机场给每个乘客发出了饮料和饼干,还发出了只限用于候机室内公用电话的小额国际电话卡,便于人们联系各方。

想起有一次我一个人从上海浦东机场飞回日本时,中午12点到机场后,得知我乘坐的下午2点多的CA航班被取消,只能更换下午6点起飞的航班。当我和其他一些乘客,满肚子牢骚地等在办理托运手续的柜台外面时,柜台内的工作人员突然跑到我们面前,说全日空ANA的下午1点起飞的班机有空位,来得及办理搭乘手续的乘客可以登机。此时,有的乘客还没到,有的乘客想到下午6点才起飞,已经纷纷离开了候机大楼,只剩下十名左右的乘客。工作人员带着我们奔到ANA的柜台办手续,其中有乘客焦急地问:“我的同伴马上就要到了,能不能等一等呀?”工作人员无可奈何地回答说:“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看来是来不及了,ANA是准时起飞的。”我们全力疾走,托运行李,出关登机,刚坐到位子上,还没等我系上安全带,飞机已经按时启动了。

于是,这次我还是选择了等待。一边喝着机场发的饮料,一边又打开读到一半的书。很有意思,人如果是真的死了心,这时候也就不会有焦虑,烦躁,怨恨的感情了。

下午5点多,广播和揭示板同时通知:我们的代替航班定在下午6点半起飞。听到这个消息时没有任何感觉,只是下午7点多,飞机正式离开地面后,才松了一口气。但是,接踵而来的是到了成田机场后的担心。

出了成田机场已是晚上11点半,机场班车,快速电车早已终了,坐出租车回家的费用比我去上海,北京的飞机票还要贵。好不容易赶上了到市中心的慢行电车,几经周转,等到家人来接我回到家时,已是半夜2点。我站在院子里,深蓝的晴空挂着明晃晃的月亮,虽然不是很圆,但是足以照亮周围树木花草的轮廓。童话里说天上的星星会眨眼睛,这时我看到的星星确实是在向我使眼色。日本民话也相信月亮里住着大白兔,也有类似嫦娥奔月的[竹取物语]……

睡在自己家的床上是何等安枕无忧?晚饭就放到明天啦。

2009/6/9

《自由写作》首发

刘荻:塞伯朋克的未来

塞伯朋克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一个科幻小说流派,主题涉及高科技、电脑网络、塞伯空间、黑客等等。弗诺?文奇是塞伯朋克流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他1981年发表的作品《真名实姓》比公认为塞伯朋克流派代表作的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浪游者》早了整整三年。

最近中国出版了弗诺?文奇的四部科幻小说:《为和平而战》、《实时放逐》、《彩虹尽头》和《弗诺?文奇科幻小说集》。弗诺?文奇在这些小说中叙述了他心目中的美好未来——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样的未来是美好的。

网络的未来

在不远的将来,网络无处不在。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到处布满摄像头大小的网络节点,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随时都能通过身上穿戴的衣服和隐形眼镜与塞伯空间相连接……这就是《彩虹尽头》一书中所描写的未来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不仅可以随时和网友聊天,而且可以通过网络上任何一个摄像头来观察世界,观察时还可以叠加上计算机制作的各种图层,看到不认识的东西、听到不懂的词汇可以随时上网查询。甚至建筑也不必有任何实体装饰,只需通过叠加图层就可以让人们看到你希望他们看到的东西。

在那个世界里,医学延长了人们的寿命,但是由于技术更新换代速度极快,老年人不得不重新回到中学里,和孩子们一起学习。在学校里,孩子们(和老年人一起)学习如何利用各种工具在网络上搜索知识(未来世界里最重要的职业就是把信息提供给需要者的“协调人”);学习通过类似电脑乐高积木的部件来组装各种高科技产品;数学课上,学生们学习如何利用软件来解答二十世纪即使最聪明的学生也会头疼的数学问题……

在未来世界,网络公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网络公会之间的冲突会演变为现实世界中的大型集会……

今天,有人抱怨说互联网使人们“宅”在家里,远离真实世界;明天,网衣和无所不在的节点让人们能够走出家门接触世界,但它们也使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无法区分。人们接触的似乎更多是世界的“软件”层面而不是“硬件”层面。这样的未来是否值得向往呢,每个人或许会有不同的看法。

塞伯朋克的政见:无政府主义

塞伯朋克作家中有相当多的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弗诺?文奇也是其中之一。在小说《为和平而战》和《实时放逐》中,弗诺?文奇为我们叙述了另一个未来:一场核战消灭了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口之后,地球被“维和组织”所控制。维和组织对科学研究进行管制,还迫使北美许多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后来一些掌握尖端电子技术的“叮当客”设法战胜了维和组织,但北美的无政府区域则一直延续了下去。人们把无政府状态叫做“文明”。此外,弗诺?文奇的一些短篇小说也鼓吹无政府主义,反对国家主义。

弗诺?文奇是自由至上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他描写的无政府区域中,警察和立法工作都由私人公司来完成,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使用哪家公司的服务,也可以选择自己持有武器来保护自己。在短篇小说《无政府区域》中,该地区一个保护自己地产的农场主就用原子弹挫败了临近的新墨西哥共和国(该国是民主政体)的侵略行动。新墨西哥共和国在军事上遭到重挫,在经济上也无法与无政府区域竞争,不得不把各种法规一一废除,甚至放弃了强制征税权,只保留了国会。该国最后成了一个主题公园,全世界的游客都跑来给该国“纳税”,在国会投票,体验政府是怎样运作的。这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民主政府的结局。

人类的未来

在小说《实时放逐》中,人类在23世纪初消失了。作者暗示人类将升华为一种更高形式的智慧生命。这与一种基督教异端思想不谋而合:有些基督教徒相信进化论,他们认为上帝最初是没有意识的,需要通过宇宙间生物的进化来变得有意识,生物进化最终将要抵达一个“欧米伽点”,此时所有的人格意识将化做一整体,成为上帝,基督将第二次降临。这也就是世界精神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塞伯朋克科幻小说认为,人类把意识上载到电脑网络中,将可以实现这一伟大的转变。

《自由写作》首发

雷颐:近代史思考:以改革遏制激进

雷颐指出,我们认为很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当时已经被批评过于激进了。周筱赟

■嘉宾简历

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1985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雷颐先生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观点独到、分析缜密,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

关于辛亥革命,关于百日维新,最近这些年都有争论。比如是不是太过激了,如果用改良的方法,人民付出的代价恐怕要小很多。我觉得仅从主观上说这个过激那个过激,不太妥当。不需要经过激烈的革命,不需要经过剧烈的社会动荡,可以取得革命胜利恐怕是最理想的效果。有很多人从这个角度来反思激进主义,我觉得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反对激进主义,那和近代史的史实是很不相符的。

维新派其实不过激

与其指责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不如冷静客观地分析究竟是谁激进,或者是谁极端,是谁造成了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中国近代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第一次面对着一个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从上到下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林则徐一开始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林则徐是经过了鸦片战争才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敌人。魏源受林则徐嘱托,于1842年编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个观点遭到了绝大部分人的反对,被认为是要长敌人之风。林则徐、魏源提出要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连这都有人指责他们是汉奸,你说是林则徐、魏源过激,还是反对者过激?《海国图志》在国内遭到了反对,但是传到了日本,日本人通过《海国图志》了解了当时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本书对日本明治维新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魏源的“师夷长技以治夷”观点提出来后将近20年,才被洋务运动所采纳。

洋务运动诞生的时候,它也被指责为过激。洋务派意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提出来造枪造炮、建铁路,但是开始都实行不了。当时的反对派说,我们中国人崇拜祖宗,电线埋在地下,惊动了祖坟,那就是不孝,不孝就是不忠。李鸿章就说:“我们不争论,我们自己悄悄做”。实际上“不争论”最早是李鸿章发明的。

现在都说洋务运动很温和,实际上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一直遭到指责,说它太激进了。洋务运动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也就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洋务运动后来出现官商勾结等问题,就提出了要政治体制改革。有些人认为戊戌维新太过激了,他们在宣传维新的时候,介绍了开国会、君主立宪,但在具体实施中提出来的变法新政,根本没有涉及到政治体制这一块根本性的变革。因为他们知道反对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们只是搞了一个官制改革。但是慈禧用最极端的手段发动政变,杀害了六君子,把光绪帝囚禁起来。因此不是维新派过激,而是顽固派太过激。

慈禧的顽固导致激进

戊戌维新之后,9月份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这个政变之后就有义和团运动,然后就是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慈禧和光绪逃出北京到西安。在1901年这种情况下,她就提出了要搞新政。1898年到1901年才3年的时间,她提出的新政措施已经超过了康有为、梁启超提出来的措施。为什么过了3年时间,她提出来的就是改良,戊戌维新就是激进呢?这从道理上说不过去。问题是慈禧提出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辛亥革命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但是人们似乎忘记了孙中山并不是一开始就想搞革命的,1894年他找到李鸿章,上书了他改良的办法,后来他发现根本就没有被采纳,这才选择走革命道路。

孙中山1895年发动广州起义,但是广州起义还没正式发动就被镇压了。这次失败,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就是当时风气未开,大家思想都很保守,一听说

他要推翻政府、推翻清王朝,人人都骂他,称之为贼寇。到1900年底,义和团起来了,他又发动了惠州起义。惠州起义也失败了,但是舆论开始变化,起码在广东和海外这一带,骂他的人减少了,而同情他、支持他、赞扬他的人多了。才5年的时间,人心观念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原因还是因为慈禧拒不改革。

百日维新之后,慈禧把光绪皇帝抓起来了,支持慈禧的官员就提出来要把光绪换掉,这遭到了很多人反对,重要的是遭到了外国人的反对。慈禧要对付外国人就想起了义和团,义和团就这样进北京了。义和团行动上比较激烈,外国人就提出要派兵保护使馆。慈禧这时候对列强宣战,光绪以及几个大臣坚决反对,慈禧除了光绪没杀,把那几个反战的大臣全部给杀了,这是慈禧的过激,是保守派太极端了。杀了之后就造成了八国联军血洗北京,疯狂报复,镇压义和团。

1900年之后,人们看清了清政府的面貌,但是也不敢支持孙中山。慈禧逃出北京之后,她发了一道懿旨,把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民众觉得慈禧太顽固了,相反的,人们就同情孙中山了。各种力量都开始趋向于激进,那么这个激进是谁造成的?还是慈禧、清王朝造成的。

革命党赢得论战胜利

留学日本的学生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是最开始留日的学生并不倾向于革命,相反是倾向于梁启超的变法。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就采取一个策略,主动向梁启超、立宪派发动舆论上的进攻。1905年,革命党的机关报《民报》创刊,马上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论战持续了15个月之久,最核心的论战焦点是:中国要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现代政治制度,是通过改良来形成还是通过暴力来形成。从现实来说,通过改良来实现这个目的是最好的。

革命派认为,只有暴力革命推翻满清王朝,才能立宪,而立宪派则认为,暴力会导致血流成河导致重大的灾难。所以梁启超认为以暴制暴不会进步,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立宪,这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了社会最大的进步,从道理上来说,立宪派肯定更有道理,更符合理想。但是立宪派的理论存在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会让步、会立宪、会改革。如果不存在这个前提,立宪派说得再好也是没用的。

在论战后期,梁启超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青年人开始越来越倾向于革命党,清政府1906年说要立宪,很多学生相信了。但是清政府后来说这是很久以后的事,先搞官制改革,并且官制改革也是满族人占了绝大多数。那就证明清政府连汉族官员都很警惕,更加不可能实行根本性变革,这个所谓的改革措施一出,人们都认为是假的,所以学生又倾向于革命党。梁启超说:清政府的改官制有名无实。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倾向于革命党的学生更多了,一大半的学生倾向于革命。他很替清政府懊恼,最后他说,当人们认识到清政府的立宪是有名无实,革命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论战不到一年,支持革命的人越来越多,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跟孙中山沟通,要停止论战。1907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篇文章《现政府与革命党》。他在这里面有一句话:“现政府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

经过这次论战,革命党的声势空前壮大是一个事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拒不进行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梁启超都这样说了,其他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实际上,清政府从1900年以后,它面临的形势是改良立宪和革命的赛跑,如果它改良得早,革命就会失败,如果它改良得晚了,革命就会成功,但是它一直在拖。

清王朝的愚昧导致覆灭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发布了立宪上谕,人们张灯结彩上街游行,支持立宪。但是清政府根本不珍视这种民心民意,清政府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最符合它的要求。清政府1908年公布了一个立法大纲。如果实行了,清朝皇帝的权力比日本的天皇权力要大。所以立法大纲一出,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立宪是假的。

“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这是立宪派的观点,立宪派都觉得不给政府施压是不行了,立宪派发动了请愿运动,连续发动了很多次。清政府的顽固导致立宪派都开始激进了。

所以,如果真要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要看政府是如何消解激进。最反对激进的是商人阶层,但是在这时候,商人也倾向于革命,也越来越过激。近代洋务运动遇到了很大阻力,清政府也反对民间办新式企业,但是后来李鸿章发现不办新式企业,中国就没有钱。李鸿章发现中国有很多买办,他就提出来,可以让私人办新式企业,但是清政府不允许。李鸿章是最会遇到红灯绕道走的,他就提出“官督商办”。所以新式中国企业就办起来了,企业壮大了,那么产权是谁的?政府说你以政府的名义注册,当然是我政府的,商人认为是我出的钱,应该是我的。清政府对于民营经济没有固定政策,变来变去,比如说李鸿章支持商人,他的意见得到支持的时候,就比较支持发展民营经济,当袁世凯的力量增长的时候,他就说一切要收归国有。经济政策对一个政权来说是基本政策,基本政策都变来变去,社会就不稳定。

清政府修铁路没有钱,就按照李鸿章的办法招商股。1911年,清政府突然说要把这些铁路收归国有,那就要按照市场价买,但是清政府又没钱,各地商人就组织了保路运动。四川的很多人都投资了铁路,清政府觉得股权太多了,它希望以极低的价格买回来,四川绅商发动了保路运动。在群众的一次请愿中,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开枪,打死30多人,这肯定是为革命党制造舆论土壤的,所以商人的态度也趋向于激烈。

清王朝的愚昧导致了它的覆灭。当它还有一点机会的时候,它总是不改革。当它丧失机会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很被动地进行改革。辛亥革命并不是革命者主观的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往往是统治者的原因造成的,统治者有一个很好的调节能力,就可以避免革命、社会大动荡。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形形色色的激进思想,但是如果社会制度开明,有激进思想的人只会在社会的边缘,他不会是社会的主流,只有在社会发生变化,而统治者又不改良的情况下,激进思潮才会渐渐吸引人们,掀起大风大浪,引起社会的动荡。

相对而言,英国的统治者是比较开明的,他们遇到一点压力,就主动改良,清政府就没有这么明智。历史说明,近代中国的激进其实是清政府的极端逼迫出来的,所以与其指责民众的激进,不如批评统治者极端的顽固。

刘  柠:日本“自衰民兴”的深层动因

种种迹象表明,自民党这回怕是凶多吉少,不无大厦将倾之虞。兹事体大,不仅意味着一次权力更替,而且关涉到日本战后政治主流航道是否会就此改道的问题。

“1955年体制”自确立以来,在政(政治)、官(官僚)、财(财界)“铁三角”的护航下,坚如磐石,只在1993年短暂地失去了政权,不到一年便迅速翻盘。而客观地说,那次政权旁落的导火索是自民党的分裂,并非在野诸党在选战中胜出的结果。所以,吊诡的是,日本虽号称民主国家,但在1955年以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国民却从未有过以自己手中的选票来“更换”执政党和首相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番大选,当视为日本战后政治的拐点。而距投票还剩一个多月,朝小野大的构图便已相当清晰,这无疑意味着政治江湖的风水逆转。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其发生机制背后的深层动因究竟是什么呢?

从自民党来说,主要原因有两条:麻生其人的政治迟钝和自民党本身对政治的迷失。先说前者。麻生太郎,这个自称“出身好,教养不济”、在日本政坛多少有些另类的首相,兴许是漫画看多了的缘故,对现实政治的反应过于迟钝,最主要的表现是对众院解散时机把握的严重失误,致使党遭此灭顶之灾。而更大、更深层、更主要的原因,是自民党本身的问题。毋庸置疑,1993年之后,自民党处于衰落态势。而挽救其颓势者,恰恰是最大的“反党”分子小泉纯一郎,他开出的药方是新自由主义指向的“构造改革”。改革的成功,不仅成就了小泉政权成为战后屈指可数的长期政权,而且的确挽救了党,2005年9月的“邮政选举”,自民党大获全胜。可随后,随着美布什政权的终结,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加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的菜单受到清算,小泉改革的负面作用也开始呈现(被称为小泉的“负面遗产”),其具体表现就是“格差”的扩大、地方经济凋敝和农业的萧条。加上“老龄少子化”趋势的进一步升级,各种社会矛盾呈表面化。

这种情况下,作为执政党的政治掌舵者,或将小泉开创的改革进行到底,以期以改革的深化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或改弦易张,以其他政治议题来取代改革话语,无论如何应该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指明道路。但“后小泉”时期三任领导人却采取了投机主义、鸵鸟主义的应对:并不正面否定改革路线,却在政治操作上背道而行。其结果,不仅未能矫正此前改革的负面效果,且很快输光了靠改革而重建的政权凝聚力和新道统。加上麻生之前连续两任首相在关键时刻“撂挑子”,令国民失望透顶,进而对自民党的执政能力也产生了深刻的质疑。

民主党是自民党“失政”的受益者。但作为从未有过执政经验的政党,其执政能力之有无及大小,既未被证实,也未被证伪,一切还都是未知数。但一朝江山易手,民主党有可能担纲政权,其民生政策魅力之有无、大小是至关重要的。

从其打出的政策牌来看,基本上是投国民之所好,以“反自民”为政策出发点,客观上也许能起到一定的社会效果。废止汽油税暂定税率、公立学校教育无偿化、儿童补助、农户所得补偿制度、地方高速公路免费化等等,如果从这个政策拼盘的内容本身来看,它貌似有助于目前日本社会经济的良性调整(诸如鼓励生育,应对“高龄少子”化问题,振兴地方经济等),可最大问题是,财源何在?

与明言提高消费税,并在《2009年度基本方针》中提出了健全财政目标的自民党不同的是,民主党承诺未来4年不增税,而财源问题将靠“排除浪费”来筹措。这相当煽情,也博取了不少选民的心。但不能不说,作为民生政策,它有失暧昧。日本社会面临老龄少子、年金不足的困境,这点地球人皆知。但权凭节流而不开源,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矛盾,会不会终于画梅止渴,的确是一个颇现实的问题。

难怪已有经济和政策学者指出,如民主党取得政权的话,日本将进入“没有海图的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