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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航船》是张岱编撰的一部包罗万象的类书，成书后只有极少数抄本流传，许多读者都从《琅嬛文集》中读到非常精彩的《夜航船》序，却无从寻觅《夜航船》原书。直到1987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了由刘耀林据宁波天一阁藏抄本整理、校注的《夜航船》，张岱这部著作才得以广泛流传，深受读者的欢迎，此时距它的成书已经三百多年了。《夜航船》的命运折射出厚重的文化命题。

一

从编撰体例和具体内容来看，《夜航船》主要有如下特点：一是体例严密，堪称小型百科全书。《夜航船》共分天文、地理、人物、考古、伦类、选举、政事、文学、礼乐、兵刑、日用、宝玩、容貌、九流、外国、植物、四灵、荒唐、物理、方术等二十部，每部一卷。部下分类，如天文部下有象纬、日月、星及春、夏、秋、冬、历律等十四类。《夜航船》全书共计一百二十一类。类下是与此相关的具体条目，比如象纬类下有“九天”、“二十八宿”等十七条。全书共有四千多个条目，其内容多取自古代各类典籍，也有一些直接采自明代的史事和传闻，它们都经过张岱精心剪裁和编撰。这样的体例划分既吸收了前代类书的分类标准，也注意到晚明时代社会生活的一些特点，囊括了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内容来看，《夜航船》确实是一部小型百科全书。

二是考镜源流，体现纵贯的格局。《夜航船》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与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凡是涉及历史演变的内容，如典章制度、地理沿革、朝代更迭、文艺形式的变迁等内容，《夜航船》一般都会以最简洁的篇幅勾勒出历史发展的脉络，给读者一个整体的印象。这类条目的篇幅相对于其他条目要长得多，它与《夜航船》的部类划分紧密联系，构成了《夜航船》既博涉又纵贯的知识格局。如《选举部·制科》“试士沿革”一条，简要介绍了历代考试内容、形式、制度等，可以看做是一部科举史的提纲。又如《日用部·饮食》“茶”条：

成汤作茶，黄帝食百草，得茶解毒。晋王蒙、齐王肃始习茗茶（三代以下炙茗茶或煮羹）。钱超、赵莒为茶会。唐陆羽始著《茶经》，创茶具，茶始盛行。唐常衮，德宗时人，刺建州，始茶蒸焙研膏。宋郑可闻剔银丝为水牙，始去龙脑香。唐茶品，阳羡为上，唐末北苑始出。南唐始率县民采茶，北苑造膏茶腊面，又京铤最佳。宋太宗始制龙凤模，即北苑时造团茶，以别庶饮，用茶碾，今炒制用茶芽废团。王涯始献茶，因命涯榷茶。唐回纥始入朝市茶。宋太祖始禁私茶，太宗始官场贴射，徐改行交引。宋始称绝品茶曰斗，次亚斗。始制贡茶，列粗细纲。

从茶饮的起源，到饮茶方式、风气的变迁及茶业贸易的发展，他都作了明晰的交代，是一部微型的茶史。尤其突出了由研膏到团茶再到芽茶的演变，这是茶史的主线。这些条目体现了《夜航船》知识的密集度和文化的厚重感。

三是尊崇智慧，贯穿经世致用思想。晚明是一个崇智的时代，《政事部》之经济、烛奸、识断三类着力表彰那些见识不凡、处事果断的干练之才，而文学部的诸类则体现了对广博学问的仰慕，经济与学问构成《夜航船》对士人理想品格的两个基本标准。《夜航船》还以大量的篇幅叙述日常生活的智慧，“日用”、“宝玩”、“物理”、“方术”诸部的内容都贴近日常生活，有些条目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物理”部的内容涉及日常养生、疾病防治、衣服的洗涤和收藏、烹调技巧、家具保养、果品贮藏等，可以说是晚明时代的日常生活大全。这里所记载的方法有一些在今天看来并不科学，但大多数都是生活经验的总结，有些方法到现在仍具有实用价值。这些都是民间智慧的结晶。不仅如此，《夜航船》还把动物的一些保护习性也视为一种智慧，《四灵部·飞禽》特设“禽智”条。尊崇并珍视智慧，是《夜航船》的突出特色。

四是幽默诙谐，具有笔记小说的可读性。作为一部百科知识型的类书，《夜航船》并不板滞，它显然不是专供读者查阅典故之用的。全书充满幽默诙谐的趣味，散发出江南水乡的灵秀之气，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夜航船》的许多条目都可看作简洁生动的笔记小说。这些条目大多从《世说新语》、《太平广记》等书采撷而来，也有一些直接取材于当时的传闻。张岱往往在严肃的题目下选取轻松、幽默的条目，足可发人一粲。如《伦类部·夫妇》本是古代人伦的重要内容，这一类里却有不少有关妒妇的内容，如“四畏堂”、“加公九锡”等。又如《礼乐部·丧事》在介绍了古代的丧礼、丧仪之外，也穿插了一些旷达的条目，如“土馒头”、“长眠”等，沉痛之中出以轻松洒脱，表达了一种洞彻生命而又不失温情的智慧。《伦类部·夫妇》中的“名分定矣”就是一篇出色的笔记小说：

嘉靖己丑，瑞州孝廉刘文光、廖暹同上公车，皆下第，欲归。廖倩媒买妾，拉刘同往选择，相中一女，下定订期。其女问曰：“二位相公何者聘妾？”廖暹戏指刘曰：“是这刘相公娶你。”刘亦大笑，女乃对刘肃拜而进。次日备礼往娶，女见仪状大骇，曰：“刘君娶我，何以帖出廖某？”媒告以实，女变色曰：“作妾虽然微贱，亦关夫妻父子之道，岂可轻指他人以为戏，我已拜刘，名分定矣！”父母婉转再四，誓死不从，廖追悔莫及，劝刘纳之。刘力不继，约以下科。后刘正室逝世，娶女为正。

这篇笔记小说塑造了一位动人的弱女子形象，文字之中渗透着张岱的同情和赞许，其文化精神与《二十四桥风月》、《扬州瘦马》是一致的。张岱通过女子的神态和语言，非常有层次地把一位弱女子谨慎、自尊的心理世界表现出来。

二

张岱六十九岁（1665）撰写的《自为墓志铭》罗列了自己的著作目录，其中没有《夜航船》，可见《夜航船》的成书在此之后。这样一部内容丰富的类书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完成的，它需要长期的资料储备和编辑整理。张岱的孙子张礼在康熙丁酉（五十六年，1717）刻《西湖梦寻·凡例》说到张岱的著述情况：“先王父生平素多撰述，所著如《陶庵文集》、《石匮全书》以及《夜航船》、《快园道古》诸本，皆探奇抉奥，成一家言。以卷帙繁多，未能授梓。”可见《夜航船》成书后未能刊印，以稿本藏于家。

《夜航船》的编纂形式明显受到晚明类书编写的影响。陈继儒是张岱非常敬仰的前辈，他在名声远扬之后，“又能延招吴越间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使之寻章摘句，部分族居，刺取其琐言僻事，荟撮成书，流传远迩。款启寡闻者，争购为枕中之秘”（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这种编撰行为包含有商业因素，但此类书籍的流行说明它们迎合当时知识阶层的需要，对于那些腹笥贫乏的读书人来说确实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张岱的祖父张汝霖曾计划编辑大型类书《韵山》，以声韵排系事类，与《永乐大典》相似，因内容浩繁而未能成书。张岱的朋友王雨谦编撰有《廉书》，也是一部类书，张岱曾为之作序，并写信与王雨谦讨论类书的编写原则。张岱的著作中，《古今义烈传》、《四书遇》、《快园道古》等也都采用类书的编撰方式。因此，张岱对类书编写非常熟悉，并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他说：“书囊无底，世间书怎读得尽？只要读书之人眼明手辣，心细胆粗。眼明则巧于掇拾，手辣则易剪裁，心细则精于分别，胆粗则决于去留”（《廉书小序》《琅嬛文集》卷一）。这是对编纂类书过程的精辟概括，突出了编纂者的见识和才情。他认为王雨谦的《廉书》材料太多，必须“割爱”，即大力删削，他提出这样的原则：“夫割爱之法，必旷观于未有《廉书》之前，更置身于既有《廉书》之外”（《与王白岳》，《琅嬛文集》卷三）。这就要求编纂者得给自己的著作以鲜明的定位，编纂的体例和材料的选取都以突出其特色为目的。《夜航船》的内容和体例都体现了张岱的编纂原则。

《夜航船》的书名反映了张岱对这部书的文化定位，夜航船是江南水乡夜间航行搭载行客和货物的船只，陶宗仪说：“凡篙师于城阜市镇人烟凑集去处，招聚客旅装载夜行者谓之夜航船。太平之时，在处有之。然古乐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诗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瓶寄夜航’之句，则此名亦古矣”（《南村辍耕录》卷十一）。夜航船与江南民众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它已凝聚成能够代表水乡特色的文化形态。晚明时代，江南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夜航船自然“在处有之”。张岱经常乘坐夜航船出游，他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只小小的航船所包蕴的文化内涵。缓慢的旅程之中，乘客间的谈论必不可少，知识的优势可以转化成支配空间的权力，在这样的规则之下，会有“且待小僧伸伸脚”的故事发生。夜航船是一个特殊的时空，可以容纳三教九流的人物，这就决定了夜航船中所谈论的内容广博而不深入，职是之故，晚明时期夜航船又成为某一类人的称呼，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四说：“有以夜航船呼人者，谓其中群坐诸人，偶语纷纷，以比浅学之破碎摘裂，足供谈笑耳。”这样的解释精辟地指出夜航船中知识的特色。张岱以《夜航船》为书名，也包含有此义，他说：“余所记载，皆眼前极肤浅之事，吾辈聊且记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则可矣”（《夜航船序》）。这里虽然有调侃的意味，却也明确地点出这部书的文化定位：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世俗倾向，同时也展现了一种文化活力。

当然，张岱编纂这样一部内容丰富的小百科全书，并不仅仅是作为夜航船中的谈资，他还有更为深沉的目的和期待。事实上，他对夜航船中炫露才学、卖弄知识的风气并不看好，他哂笑那些“只办口头数十个名氏”的博学才子是“两脚书橱”，这样的知识在张岱看来“无益于文理考校”，只能供人口舌之争。“文理”一词在张岱文章中经常出现，在《夜航船·序》中，张岱既说“学问文理”，又说“文理考校”，从上下语境来看，“文理”应指知识的线索和系统。以“文理”为标准，张岱提出这样的主张：“姓名有不关于文理，不记不妨，如八元、八恺、厨、俊、顾、及之类是也。有关于文理者，不可不记，如四岳、三老、臧彀、徐夫人之类是也。”这实际上是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与“破碎摘裂”的浅学不可同日而语。《夜航船》书中部类的划分，许多条目的探源析流都显示着张岱的努力方向，尊崇智慧和幽默诙谐也可以看作贯穿《夜航船》全书的“文理”，既吸收了世俗社会的精华，也汲取晚明时代精神，从而构成了《夜航船》独特的风貌和品格，完成了对夜航船中“破碎摘裂，足供谈笑”的知识的超越。

张岱对于《夜航船》的读者有明确的预设，他在序中说：“余因想吾八越，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余姚的平民阶层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这在当时已领先于其他地区，但张岱对他们以《性理》、《纲鉴》为基础的知识结构是不满意的，他编纂的《夜航船》显然针对这个问题，力图使普通民众有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和一些实用的技能，并通过知识的接受作育成一种见识和素质，这是张岱较高的文化期待。另一方面，张岱的这部书也是为一般的读书人而编纂的。《夜航船》中所引的“且待小僧伸伸脚”的故事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对于晚明的读书人来说，弄不清澹台灭明和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自然有些夸张，而他们知识的贫乏却是事实。我们应注意这样一个情况，明末清初正是八股文选本盛行的时期，许多想走捷径的士子终日只会背诵体会选本里的文章，甚至连“四书五经”的原文都不读，遑论其他典籍？张岱虽然年轻时也参加科举，但他对八股科举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他对那些沉溺于科举仕途的士子的知识水平深为痛心，《夜航船》试图给他们建构全面的知识系统，并进而提升思想素质和生活情趣。

三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社会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种种转变似乎都酝酿一场巨大的社会转型的到来。在程朱理学的系统里，只有少数知识精英才有可能体认天理。而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和心斋、龙溪之学的流行，圣人之道与天理不再神圣和遥远，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和李贽“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使这一派学者热衷于向民间社会讲学，传播圣贤之道，这种倾向被现代学者称为“世俗儒家伦理”。江南地区活跃的商品流通促使市镇大量涌现，靠技能谋生的市民群体越来越庞大。而此时刊书业的发达为市民阶层接受基本的文化教育提供了技术基础，大量的士人投入通俗读物的搜集、编写和刊印，这类通俗读物包括善书、清言、日用类书、小说、戏曲等，涉及百姓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作者和书商的角度来说，这类书的刊印自然包含商业动机，而其广泛流通对提高普通百姓的思想素质和文化水平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晚明江南地区的平民都受过若干年文化经典的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基础，通俗读物的普及使整个社会呈现出文化下移的趋势，这对于传统社会朝近现代转型至关重要。这个文化下移的趋势是对王学“左”派学者儒家世俗伦理的积极回应，二者共同营造了社会转型的契机。在这个过程中，编撰通俗读物的文人担当了把精英文化扩散到平民社会的中介。

张岱的思想与心斋、龙溪之学渊源甚深，李贽也是他极为景仰的前辈，心斋的“百姓日用之道”及龙溪的儒释融合构成他思想的基本脉络。同时，他又深受晚明江南社会风气和越中士风的熏染。在他身上，既有洒脱飘逸的名士风度，也有贴进日常生活、关注大众人生的平民情怀。经历了明清易代的洗礼之后，张岱也由鲜衣骏马的贵族变成亲自担粪灌园的贫民，他的平民思想进一步加强。难能可贵的是张岱在艰苦的物质生活中著述不辍，我辈可以认为：《夜航船》的编纂是晚明世俗儒家伦理和文化下移趋势的延续，它的部类划分、条目选择都处处表现了张岱的苦心。从《夜航船序》可以看出，张岱是在充分了解明清之际越中平民的教育状况及一般读书人的知识结构之后才着手编写这部书的，它有明确的文化定位和读者预设。张岱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和兴趣来从事这项工作。可以设想，如果他的思路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展开，平民阶层的知识水平将大大提高，一般士子的知识结构也会有所改善。

但是《夜航船》成书之后并没有广泛传播，未能发挥张岱预期的效果，它在故纸堆里沉埋了三百多年。经历了“天崩地解”的易代之变后，清初诸儒痛定思痛，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儒释混融的空疏学风，并且把批判的焦点集中在李贽身上，顾炎武、王夫之都曾在文章中激烈地抨击李贽，黄宗羲《明儒学案》也未载李贽。清初诸儒强调学术的经世致用的功能，并采取通经学古的学术路径。这样的学风造就了清初学者宽广的学术领域和精深的学术造诣，而清初学术也显示出堂庑阔大、厚重扎实的风格，与晚明学术的博杂、浮浅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在清初诸儒批判晚明学风及李贽时，也同时切断了儒家伦理向民间扩散的进程，理学体系又回复到纯粹的精英阶层。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政治，博古通经的学术路径也使流行于晚明社会的通俗实用的读物在主流文化圈内没有生存的空间，它们只能处于极为边缘的状态。因此，清初主流学者一方面创造了清学的辉煌，另一方面也阻断了晚明开始的传统社会近现代转型的文化进程。正因为如此，《夜航船》的命运注定是寂寞的、冷落的，如空谷足音，三百多年后才有回响。张岱游离于清初主流学术文艺之外，他坚持自己的思想学术立场，继续从事知识普及事业，这种行为所表明的文化精神与他的散文的文化品格是一致的。《夜航船》的命运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向近现代转变过程中所面临的紧张和困境，可以引发后人的深思与感慨。

张翼星先生是50年前的北京大学学生右派分子，现在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我所知道的黄中奇》（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60794）是张教授为纪念他的被杀害的同学、右派难友黄中奇而写的。

文章中重现的黄中奇被陷害、被虐杀的情景，任何一个有人性的人，都是不忍卒读的。太恶毒、太卑鄙、太残忍、太丧心病狂了。

学校，本来是传承知识、培养青少年，省思过去、研究现在、憧憬未来，所谓“传道、授业、解惑”的快乐园地。然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却把学校也变成了杀人的屠场；变成了埋葬过去，摧毁未来的血腥衙门。

中共成立80多年来，到底干了多少好事？我以为只有两件。一是“杀人放火，卖国求权”，二是消灭知识和消灭知识分子。

特别，窃国篡政60年来，干得更起劲、干得更变本加厉。以北京大学为例，这个学校在反右派运动中，至少把811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近全校人数10%。这些右派分子无辜的受了20多年折磨，许多人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些人还含冤而死。

被饿死、害死于劳改农场中的右派分子有胡稼胎、黄恩孝、刘奇弟、朱祖勋等。

被打成右派分子后不久就失踪或者自杀的有孙敦新、郑光弟、周铎、朱家玉等。

十年文革中，仅仅在学校内遭到迫害，被殴打、折磨致死，或者在遭到殴打和折磨后“自杀”的教授、讲师、助教、干部、学生、职员，直至家庭妇女，共有63人。（王友琴：《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

被共产党专政机关直接枪杀的有林昭、沈元、任大熊、顾文选、张锡琨等。

中共怎样灭绝人性的迫害和虐杀林昭，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了。但是却不知中共杀害任大熊、黄中奇的残忍度，也不遑多让。

任大熊等被执行死刑以前，都被五花大绑，放在卡车上，在大同市游街示众；每个人的下巴都被弄“脱臼”，使他们无法开口说话；写有他们姓名的标牌从脖子后面直插肉中，鲜血淋漓。（王友琴：《三名相关联的文革受难者—任大熊、莫兴龄、章汉夫》）

我在收集1957年反右派运动资料的过程中，看到了右派分子朱绍文的名字和行狀。

官拜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賜“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顶戴的朱绍文原来是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同期同学。

1985年4月28日《经济日报》发表朱敏《中曾根和他的中国同学》的报道说，朱绍文中学毕业后，东渡扶桑寻找救国之路。在日本攻读学业长达11年之久。他先读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再入该校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学习期间，朱绍文组织同学宣传抗日救国，于1944年5月22日被东京宪兵队拘捕审查。后在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努力干预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他与弟弟朱正文及其它十多位留学生不久被无罪释放。

1945年回国后，朱绍文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投入中共怀抱，为中共夺取天下大出牛马力。

毛共王朝建立，朱绍文因功赐民建中央委员、民建北京市委秘书长职。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分子，跌入十八层地狱，当了22年贱民。

1979年，朱绍文被“纠正”后应邀重渡东瀛，当年保释他出狱的恩师、原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大河内一男问他：“你怎么不告诉我们你曾经当过22年的右派？”朱绍文却说：“想当年，为了在留学生中间宣传抗日，我在贵国蹲了半年的大牢，什么苦都尝过了，当个右派算不了什么。”

朱敏马上吹捧说：朱绍文“表现了一个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襟怀。”好一个“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襟怀。”
其实错了。甘地说过：“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印度人。”鲁迅说得更好：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

对于朱绍文、朱敏这一类“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的东西，只是比秦晖所说的“伪民族主义”（《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分子更不堪的奴才，是一群彻头彻尾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症患者。
他们既不真的爱国，也不正直。

朱绍文还是个说谎者，我绝对不相信他在日本蹲半年牢，就“什么苦都尝过了”。许多革命家都同时坐过日本、国民政府、共产党的牢，从他们的话语中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的牢最难坐。”例如贾植芳先生，“他呆了四次监狱，每换一个朝代都要呆一次监狱。北洋军阀的，日本人的，国民党的，还有共产党的。说起来，还是共产党的监狱呆得最苦了。”（舒瑜：《先生之风》）

再说，真的“当个右派算不了什么”吗？也许朱绍文有由于出卖同伙而立功等原因，被从轻发落，所以在他是“算不了什么”。但千千万万右派分子，却没有朱绍文这样的幸运，千千万万右派分子血泪斑斑的苦难史说明了“算不了什么”是无耻的谎言。

还有一个刚刚去世的季羡林先生，1935年至1945年留学德国；他自己说，1940年12月至1941年，“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为什么再没有过呢？他好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却知道，他自从回到可爱的祖国、得到了伟光正的眷顾之后，就只有被洗脑、被改造、被批斗、被关牛棚的份儿了。然而，当朝廷给了他“国学大师”（虽然他并未笑纳）的光环后，他便忘乎所以的鼓吹起“孔教该成国教”来了。他与主流保持高度一致，对中共数十年的倒行逆施、文化专制，居然不置一词，他本人也没有一点反思的意思。

明明是狼外婆，偏偏叫它“党妈妈”；明明它在要你的命，你却自作多情的说是“妈妈打孩子。”

毛泽东感谢日本人，是因为日本皇军帮他打倒了蒋介石，帮他颠覆了国民政府。我也要感谢日本人，是因为日本的大学校长和老师，保护了他们的学生，哪怕这些学生是来自敌国，哪怕这些学生在反对本国政府。

我也要感谢德国的希特勒政府和他的人民，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却给了中国的学生以良好的学习条件，给了季羡林先生以“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使他有机会做了中国的“大师”。

反观中共独裁统治下的新中国，在和平的环境中，却大肆迫害、大量屠杀本国的，甚至是本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在风调雨顺的年岁却人为地制造了大饥荒，饿死4千万中国人民，其中有数以万计的在各劳改农场、矿山、工厂被迫接受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

我想，中国人应该记住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话，“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尤其受过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恩惠的人，不要成天尽说昧良心的话去取悅窃国团伙，为他们的永远爬在中国人民头上、永远奴役、压榨、镇压中国人民制造舆论。

中国的大学校长本来也有保护学生的传统，例如蔡元培、胡适，都有反对政府逮捕学生，从警察局把学生要回来的动人例子。

然而，新中国的大学校长们却成了
统治者的帮凶，有的本身就是穷凶极恶的刽子手，如陆平。或者是掩盖历史、篡改历史、与民主科学为敌的帮凶和帮闲，如吳樹青、任彥申、周其凤等等。

以甘当鹰犬为荣，以毒害、迫害、杀害青年学生为政绩的新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我诅咒你们！

 

（本文全部图片由原作者蔡淑芳提供给本站，转载请注明出处）

 

广场活碑之劫后记忆（一）

5.20兵临城下

散佚的手稿

按：在北京採访期间，最紧张的日子就是戒严令下四出访寻军车和坦克，真正体会到人民的力量，北京市民的爱国热情、坚持和平非暴力，发挥超乎寻常的道德勇气。可惜这段刹那光辉瞬间消逝，虽说人民不会忘记，但是中国的历史依然留白了这一页，未被好好记载.廿年来，我是有份刻意隐藏和埋没所见所闻，未敢遗忘，不想回忆，因为我担心一旦曝光之后，善良的北京市民和学生会继续受到迫害和拘捕禁锢.在国家杀人机器疯狂肆虐严厉监控，社会新闻严密封锁的扼杀压制之下，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抵挡坦克是英雄还是暴徒？揭露真相是义行还是帮凶？我们怀着无止尽的悲哀伤痛，真的不晓得怎样解构这黑幕下的人类暴行。劫后残留记忆写下这几篇断章，草於八九年七月期间，原稿已散佚，黑暗绝处永留空白，光明在望填补遗缺。

北京首都戒严令下三天的见闻

5.20

兵临城下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

接到同学来电报讯，说北京城郊有大军迫近，市民纷纷出来堵军车，广场暂无威胁.绝食同学已经宣佈停止绝食，改为静坐。我即时决定要出外了解军车入城情况，此刻，电视台刚播出了李鹏在党政军大会上发表的讲话。

我没来得及细听讲话内容，马上跑出北京饭店，急速步行到天安门广场，见广场东北面路口有公安包围，学生手拉手保卫广场。我问学生纠察队员这批公安有否採取行动，学生回说他们刚驻守这儿没多久便被包围，没发生冲突。

这时长安街上有一个傻汉坐在地上，拿出几本书来，对我说他自己是一个疯子，他所念的这些书是没有人懂的。我想，他并不疯癫，但我没时间跟他聊，继续上路。找到一辆三轮车，我对车伕说，想去城郊看军车。据学生提供的消息，最早发现军车的地方是公主坟。车伕答应载我前去，沿途挂在长安街上的喇叭，正在播放李鹏的讲话，有伴随鼓掌声时，市民群众都报以嘘声回应。

北京的夜晚特别冷，我前天着凉了，咳得很厉害，入夜在马路迎着风前行，我更感寒意，不住打颤。很多市民骑着自行车也赶去看军车，有靠近来到我坐的三轮车旁跟我交谈，问我是否相信李鹏的讲话，我回说：我是支持学生的，学生没有搞动乱，但李鹏这番讲话将会制造动乱.那市民说：听到广播之后，知道事情发展不妙，会去堵截军车，保护学生。车伕送我到公主坟后，极力保护我，载我到处拍照。这处共停泊了十多二十部军车，由於相机自动闪灯，马上引起群众注意，他们要求我公开身份，我坦白说自己是记者，他们马上围拢过来，向我报告情况，说：军车晚上已驶到，停在路口一直没行动，有一位老人马上跑去广场通风报信，现在市民自发出来设置路障，围堵军车，跟士兵说话，解释北京情况.

街上群情汹涌的市民们对我保证，他们会彻夜不眠地守在这里，不许军队有任何行动，又希望我马上赶回去把消息向外发佈，要为他们向全世界呼籲，以人道主义来声援学生，因为现中共政府才是一小撮，但绝食同学生命危在旦夕，极需要国际社会给予救助。北京市民非常齐心，而且很善良，我深深见识到这股强大的人民力量在极短时间内自动凝聚起来。很多老伯伯、老婆婆声泪俱下向年青的解放军苦苦规劝。包围军车和聚拢着士兵的老百姓对我说，这些都是二十七军从外面调来的，城郊外围还有许多军队准备入城，人数起码过万.他们又说，三十八军因为明白和了解北京情况，早已被撤走了。这些从外面调派过来的二十七军，对北京情况毫不了解，而且中央封锁消息，向军人洗脑，因此老百姓要向他们解释，不要被政府愚弄。群众成功堵截军车，被困在车上的士兵毫无动静，也不准备执行任务，於是围观的市民亲切地对士兵说：“你们不要对付学生，不要成为历史罪人。”他们一边劝说，一边唱国际歌，又大喊“反对军管”的口号。

我在热心的群众中间左穿右插到处观察，更攀高正面对着军车上的士兵，近距离拍了几张照片，他们有点不悦，亦对市民絮絮不休的劝说训话似不耐烦，幸好对我给他们拍照没有抗议禁阻。市民说：他们有军令，是不能随便与市民说话的。我本想直接访问这些士兵，也不太好意思，只向一位样貌较为良善可亲的士兵说，请你回答我问题，点头示意即可，他没反应。我鼓起勇气再问：“你们是不是停在这里，今天晚上不会採取任何行动，对吗？”他竟然向我点头，我不敢为难他，很满意地下来走开了。

车伕到处找我，但我也发现他很投入地周围查问情况，后来载我离开时，经过一部军车，他停下来大声向解放军说：“四十年前，你们入京城，我们欢迎你们；但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不欢迎你们入京城，要把你们赶走！”

听说城外还有很多军车，车伕想再送我去更远的地方，但愈远就愈静，而且也愈来愈寒冷，沿途遇不上市民问路，走到好一段距离，才碰到一名骑自行车的人，问有否见到军车，他说没有，我觉得很冻，受不了，叫车伕调头回去。

走了差不多个多小时，回程经过天安门广场，围坐在广场最外围的学生说，同学们对李鹏讲话极表不满，因为这番讲话连续播出了多遍，现在同学决定继续绝食，而且是全体留守在广场上的二十二万同学都集体绝食，同学们不可以，也不能在这时候撤离广场，必须继续坚持下去。他们又对我说，刚才有广播宣佈，说北大的共产党员和教职工共二十人，现在到台上参加绝食抗议.这夜，全城民众惊醒过来，很多车队满载学生前来声援，又有摩托车队及自行车队前来，声势浩大的跑到街头保卫广场学生。

返抵饭店，还来得及在截稿前发消息，在门前还碰到看热闹的服务员，他收集了所有路过市民的消息，把北京四面军车围城的地点，写在我的笔记簿上：东面的城楼和双井，南面的木樨地，西面的公主坟到五棵松，北面的黄村都有发现军车。他说，市民情绪非常高涨，不过亦有军人对市民说：“我是中国人，不会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我只是来执行任务。”

发稿后，我又赶去广场看望同学，他们绝食七天了，政府还派军队来对付他们，我们很担心，恐怕这政府会卑鄙到在学生最软弱无力的时候，进行残暴的驱赶行动。

来到广场外围，声援的同学和市民都提高警觉，李鹏政府摆出最拙劣的姿态来威吓学生，但学生最大的抗议行动也只不过是以绝食自残方式向政府施压。有必要派出军队入城镇压吗？同学说，绝食同学已经将绝食车的车胎放气，提防政府强行把他们载走。还有学生表示，北京的西山发电厂被切断电源，地铁全面停驶，令军队无法通过地铁渠道入城。

我与北京资深老记者卓然同行。我第一次独自外出视察军车去向时，他已叮嘱我千万要小心。这回我们一起走到广场同学的中间，有一名中年人对我们报消息，表示赵紫阳现时地位不保，他是赵的近身助理，担任翻译工作，他把五月四日至今，赵紫阳失势的经过告诉我们，叫我们赶快回去报导。据他透露，赵现时处境十分危险.

我和卓然这几天通宵工作，奔波劳顿，大家都非常疲累了。我建议分头行事，着他先回饭店写稿，向报馆发报消息，然后休息。而我还想继续留在广场，与绝食同学一起，了解他们的感受。

广场学生严阵以待，心灰意冷了，看清楚这个政府的真面目，还能有何所求呢？同学在广场的“学运之声”广播中表示，绝食是不值得的，叫同学们应该停止绝食，不应再为如此腐败的政府领导层，继续残害自己。广埸又强调动乱非人民、学生造成的，而是政府这一小撮人的腐化所导致。同学们又号召全市总罢工。

绝食已经进入第八天了，他们承认不能再这样下去，要坚持争取斗争的最后胜利。市民自动组织起来堵截军车，人民力量多么崇高伟大，经历了一夜苦斗，天色渐白，“学运之声”播放了《快乐颂》，是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最后合唱的乐章，颂讚普世实现大同理想。我记得吾尔开希说他崇拜贝多芬，最喜欢这段合唱，此刻我在现场，浸染这种欢乐、激情、希望和胜利的氛围中，深信人民的力量最终会争取到应享的权利，不容无理侵犯、剥夺、欺凌和打压。学生并非孤军作战，他们得到全民支持，力量不断壮大。这场爱国民主运动已推向时代的浪尖起伏澎湃、让置身其中的市民群众心神荡漾。看来李鹏讲话起不了恐吓作用，反而激起千万民心，哪怕这糊涂虫张牙舞爪，都不及人民力量的壮观伟大？

回饭店稍作休息，几小时后马上出动再到城外视察军队去向。跟同事各自分头走不同方向，我去双井一带採访.饭店外面没有出租车，只见很多车伕拉着三轮车，一名年青车伕问我想去哪儿？我说，要去看军车，他很乐意并热心想载我去。在危难当前的北京城，人民所关心的不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国家大事，所以街头上每一个人都很好奇地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即将会发生什么

事？他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长安街上，有军用直昇机在空中飞过，朝天安门广场那儿去，车伕递了一张学生派发的传单给我。他说：“这等事，还出动军队、军用直昇机，在北京城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到达双井，有一排排的军车，都给人群围住，学生们坐在军车前面，当我举起相机拍照时，有同学上前制止我，我跟他们理论，说：“你们不是要记者把真相向全世界发佈的吗？”一位女同学温和地向我解释：“我们第一时间赶到这儿来，才刚刚与军队建立关系，正在努力劝服军兵不要镇压学生，请你跟我们合作，不要给他们拍照，因为军兵要服从上级命令的，假如军部司令从照片中发现有解放军兵们跟学生建立良好关系，会对被拍摄下来个别的士兵十分不利的。”

我明白她的意思，她要保护士兵。在军队还未出手之前，学生已处处为他们着想。我合作地收起相机，跟着学生和群众在一排排军车之间了解情况.那场面实在感人至极，北京学生和群众都捧来很多食物，包点、馒头、汽水、冰棒等等，劝守在军车上面的士兵吃。

领头军车上的士兵都接过了，他们敢吃人民送过来的食物，於是学生不断劝其他士兵，说：“前面的军人已经吃了，你们都吃吧！”军车上的士兵盛情难却，都肯接过食物，还对学生说：“谢谢你们！”

军民关系像鱼水情般，我看见有内地记者拿起照相机拍照没人前来阻止，我便同样拿出相机来，不计较角度，但求能保留和拍下这段动人光景的美好影像。此情此景，有不少同学甚至已经爬进军车内，与士兵们一起读新闻报导，又有同学拿着几张报纸和传单前来派发，给士兵朗读广场学生印发的传单内容，解说这埸学生运动到底所为何事。

学生说：这些士兵在偏远的地区调派来京，只许读四二六社论，不许读报纸或听电台广播，对北京发生什么事一无所知，当一些士兵略知少许真相后都感动起来。由於军民能如此融洽相处，加深了我的印象，满有信心以为政府的镇压只是摆姿势而已！

车伕和我四处问路，看看哪儿还有军车，市民对我说，在呼家楼有三百辆坦克车。但是我们去到呼家楼没有发现什么，只看到有群众围观，他们说，军车在上午十时已经撤走了，他们又说发现有“罐车”，是属於二十七军的。（按：后来我回港跟记者朋友提起，才知道这些所谓“罐车”，其实是配备有地对空飞弹的先进装甲军用专车。）

回程路上，看见学生一批批坐着卡车，听到号召前来协助维持北京市面的社会秩序，他们群起组织宣传队、纠察队、敢死队，赶到城郊有军车的地方游说士兵，他们还沿途大喊：“李鹏下台”的口号。这场面振奋人心，北京各个主要街道的路口，都有大型巴士横放阻路，其中有一路口还放着“军民一家”的拦路牌。

我叫车伕带我去一家饭店打长途电话回港报料，替我接通长途电话的女服务员，关切地想了解外面情况，她告诉我，听到消息在劲松这地方也有军车进驻.於是，车伕很费力踏三轮车把我送到劲松一带，却没什么发现，然后再问路过市民，哪儿有坦克？有人说是在东高地。车伕说，那地方很远路的，要花很长时间，我也不勉强要他载我去，决定返回天安门广场探望学生。

戒严令下的北京城，变得萧条、淒凉、冷清，店铺都关上门，马路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各式交通工具，只见稀疏零落的有人踏着自行车来往，如果没有三轮车的话，我们就只得躲在饭店里，没法外出採访.

想找地方吃午饭，但餐馆都关门了。天安门附近的长安街，仍有许多声援的群众，到处人山人海。有一个学生拿着一块写上“广场缺水”的字牌，声嘶力竭的喊：“请市民送水，请市民送水。”没多久，真的看见有市民用木板车送一桶桶水到天安门广场去。

颁布戒严令的消息，我在早上出发前略有所闻，但未经证实。后来找餐馆时，在街上听到广播，分别有国务院及北京市政府发出的三道戒严令通知，由即日十时起，在北京市部份地区实施，以维持首都秩序正常，而第三号的戒严令，则明文规定及限制记者在首都实施戒严的地区内进行採访活动。

在戒严令下，我发现这奇怪的现象，北京市民竟然完全没把军管当作一回事，仍然熙来攘往地涌到广场声援学生，更全民皆兵亲自走去城郊拦堵军车，不让解放军进城。

车伕送我去双井寻找军车时，沿途看到一位老婆婆给自行车撞倒，很多人都会上前扶她，抱起她到路旁守护，发挥守望相助精神，市民心中虽对城内不安定的政局抱怨，但是矛头清清楚楚一律指向李鹏政府。

在大街马路的天桥底下，很多传单张贴在墙上，引来途人围观，其中一张标语说要打持久战，叫大家好好准备应战。忽然，有骑自行车的市民相撞，并且争吵起来，路过的途人见状马上劝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们还吵什么？要骂就骂李鹏好啦，咱们北京人别伤和气吧！”他们果真不好意思互相对骂了！

车伕对我说，北京人很暴躁的，要是平日，他们肯定会大骂一场，甚至动粗而大打出手的，现在非常自制，都觉得没有什么好吵了，无谓自己人制造事端惹出乱事！

北京首次颁下戒严令，我们不知道究竟将会乱成怎么个样子，但是市内连日来的百万人大游行，秩序井然，我对北京人很有信心，他们不会乱，而且很明白政府就是想要抓他们的乱子，有了把柄才好对付，所以全民克制，宁愿忍，哪怕是受委屈了，哪怕是不想见到的意外发生了，都心平气和地尽力协调化解，以免出现小小的乱子后，被加以扩大至政府有机可乘，制造一发不可收拾的暴动。

抵达天安门广场，绝食车还在，同学们都说停止了绝食，要好好跟这个政府斗，身体不能在这时候垮下来的。是的，他们早就应该转变斗争的方向，为这个政府死是不值得的，更何况现政权採取军事武力要把学生推向死地呢！

人民蔑视这个无能的政府，绝食同学也对这个横蛮政府彻底失望。堂堂一个国家，无视人民发挥高尚的爱国情操，不理学生感动人心的绝食死谏，莫名其妙採取戒严措施恐吓自己国民，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走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第三层，港澳在京留学生正发表声明，支持及声援北京大学生。一个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工人代表向我透露，工自联才正式成立，他们已号召到二千五百名工人罢工，他们来广场是要保护学生，声援学生和维护学生利益。他又说，今天上班的工人不多，应该有九成工人罢工了。

他表示，不承认全国总工会，虽然总工会有二十二万工人，而工自联只得一千五百人，且大多数是个体户、投资户和各行各业的人，谈不上发动罢工的问题，但他相信全体罢工是会发生，特别是如果政府採取镇压，则全体工人总罢工则必然发生，他深信现在醒觉过来的人愈来愈多了。又说，政府随时会镇压，南苑机场附近来了四十部坦克，都被群众堵住了。他说，看到军车上面运载有催泪瓦斯，估计政府会动用来镇压人民，这是建国四十年以来首次的。

离开天安门广场，看到长安街上有告急标语，说晚间政府会派空援兵到广场驱散学生，所以呼籲北京市民出来保卫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

深沉的夜里，气氛愈见紧张，从饭店走去广场，市面寂静淒冷，令人寒栗，感到镇压即将会到来。我没有跟同事冼伟强道别，但他已托人送我一张纸条，写上：“万事小心，若军队出现，要快步离开人群，我们要见证，而不是牺牲。想念你。－洗”

其实，我没有思考过在戒严令下继续採访，到底应该如何抉择做见证或者牺牲；我没有强烈的使命感，只是想到广场找相熟的同学见面，希望跟他们一起，不想离开，我要和他们一起亲身经历这历史性的关键时刻。

大约八时许吧！我到广场的绝食车上想找马少方，找不到。遇上电影学院的一位女同学，她曾说过要给我写一篇关於对学运看法的文章，她觉得这样闹下去不好。虽然她有参加绝食，但认为学生的表现不对。

事情一夜之间出现很大的变化。在绝食车上，她说，李鹏作了这番讲话后，形势完全不同了，她的看法也要改变，她想不出到底学生应该採取什么策略，局面既已发展到颁布戒严令和出动军队，实在很难说不坚持下去的了。

她绝食了很多天，下午恢复进食流质的食物。她说，同学们的体力可慢慢恢复过来。我实在很疲累，声音沙哑了，不住的咳嗽，便留在绝食车上休息，小睡一会。不知道这夜将会怎样，同学都说，军队肯定今晚八点要开进来的，他们都准备好在广场静坐，即使军队要来，也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九时许，没法好好地睡，稍稍休息过后，应该可以捱过这夜吧！这时在绝食团广播车上传来消息，说军队会用催泪瓦斯来镇压学生，又说凌晨零时军队就会动手。这种充满紧张作战气氛的广播，令我胆颤心惊，不寒而栗，对天安门广场生起了恐惧畏怯。同学在广场上派口罩，又储备了水桶等用来扑熄催泪瓦斯，有一个好心的同学送我一个口罩，好几个夜里，我都挂住这个白布口罩，这是当时我们用来防范催泪瓦斯镇压的唯一备战物品。

北京市民很支持学生，他们日以继夜的到天安门广场保护学生，不断有游行队伍到来，民众的声援令我深刻感受到，这股强大的人民力量定可抵挡军队进城，人民会胜利的，学生受到保护，我是不应该害怕的。

离开绝食车之后，看到一队工人声援队伍经过，他们喊口号，拉横额.其中一位工人被我截停下来，我问他来到这儿将会做甚么？他说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市民在外面包围广场，他们整夜都不会离开，又表示政府已经惨无人道了。工人无法忍受，若学生捱不住，就要前来保护学生，他说：“咱们工人有力量。”他们一众工人游行时高喊的口号，都是“打倒李鹏”、“李鹏下台”之类。

工人游行队伍过后，又见学生敢死队出动了，他们匆匆忙忙的吃过麵包，随即拿着“敢死队”的旗号，出发去有军队的地方，充当前线准备对阵。我问一个学生：“你们敢死队不怕死吗？”那学生说：“我不怕死，我们是要到军队前面，首先解决问题的第一批人。”他们大无畏的精神，令我疑幻疑真，他们是闹着玩的吗？这里真的变成战场一样，要听从总指挥的命令，虽然广场上有好几个指挥部，又有各自的广播，但是他们好像各有所属和任务，即时就组织了一批敢死队出来迎战对敌。广场由绝食开始，慢慢从伤员的兵营变成战场的大后方，亦是敌人进犯入侵的主要阵地，他们紧守岗位，保卫广场成为大家的共同目标，这得来不易的战略据点是敌人最想夺回的，所以没有人愿意放弃及撤退。

绝食团的广播车又传来消息，说有便衣人物混进学生当中，这些便衣人物从香山出发，打着民族学院的旗帜，打算混进学生当中捣乱，令人以为学生意见分歧，一旦广场出现学生间自乱阵脚的局面以后，空战队就有理由出动，来这里平暴和维持秩序。

我终於在学生静坐的队伍中找到马少方，他说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好，曾经累倒过，但比起吾尔开希，他的健康就好多了。他表示，吾尔开希有心肌炎，病倒了很多遍；而王丹则最强，一次也没有累倒过.

他又对我说，已经停止绝食了，他有很多话想说，想召开一次个人记者会，交代绝食始末。他认为有很多问题要澄清，例如绝食期间，没有一个同学死，只有两人比较危险，但没有生命危险，不能胡乱传出去说有同学死，这不对的呀！

我跟他一起坐在静坐的队伍中，广场内草木皆兵，绝食团的广播车不断发放很多外面传来的消息，要大家作好准备。什么时候，军队动手了，就要去迎战；又呼籲同学警觉突如其来的局势转变。

马少方说，他已经给点名了，但觉得这个晚上，可能不会有事发生。我也想问，捱过今天以后，明天会怎样？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李鹏是不是傻瓜，他会不会发动镇压？这是关乎成败之仗，一场艰辛的角力，也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事，学生已经没有退路了，学生只是抱有历史的使命感，选择五月十三日开始绝食，这样做已经给政府留有余地的了。

他对我说：“胜利是属於人民的，是属於争取民主的人。”但现在，大家都充满恐惧、焦虑，不知道政府会怎样处理学生。每个院校同学们都有自己静坐集合的地方，他们留守在自己的院校的旗帜下互相照应。有一位比较成熟的学生领袖走过来对马少方说：“你是比较危险的，肯定会被抓去，待会儿有什么事情发生，军队一旦进来，你得马上走进绝食车里面，我们会安排把你送走。”

马少方说：“我不走，我要一直坐在这里.”那同学说：“你要听我的，你要先走，不能留。”然后他望一望，看见我手上拿着录音机，说：“你是记者吗？你也要跟他一起走，这里没你的事干，不能留。”

可我不觉得有什么危险，尤其是我知道外围有三十多万市民、工人十分齐心的拦路和堵截军车，誓死保护广场学生，我感到留守在天安门广场反而是最安全的。所以，我当时的反应是，没必要这么紧张，好像打仗的，犯不着捕风捉影，像惊弓之鸟呢？

没多久，程真来跟马少方商量事宜，说好什么时候若离开广场，便到什么地点再会合。程真是真性情的人，长得很漂亮，她是吾尔开希的秘书，我一直以为她是开希的女朋友。程真对马少方说：“开希进了医院很多次，好像又跑回来，在广场的救伤站养伤。”於是程真、马少方准备去看开希，问我去不去，我马上跟着去。

走过简陋的帐篷，经过睡在地上的学生，小心翼翼的怕踏到他们。广场到处都是垃圾，还有破瓶留在地上，是挺不好走的路，抵达救伤站，找不到开希，医生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我们只好走回去，程回自己北师大的同学堆里，我还是跟着马少方坐到电影学院的同学堆中，很疲累，抱膝小休了一会儿。马少方躺在地上，说：“要狠狠的睡一下了！”广场上度过这么多个日日夜夜，他真的很久没好好睡了。

在电影学院的同学堆中，遇见陈宝珣，原来他每晚都在广场睡，他很自在的盖好棉被席地而睡，他表示自己是作为不介入的学生身份参与学运，而我则想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身份？我多想自己不是作为一名香港记者来到这儿参与学运，因为有了这个身份，我便要自觉地刻意要与学生保持距离，虽然非常关心和支持他们，但是我始终不能成为学运成员的一分子。尽管我选择跟着他们，日夜守候在广场，等待着即将会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和他们一样那么勇敢，也不清楚怎样才叫做作见证或者牺牲！

他们都睡着了以后，我便走开了，我又去看长安街上的人群，去感受人民的力量，想感染人民身上流露出来的大无畏勇气，以壮大自己的胆量，天不怕，地不怕，他们敢出来，我就不用惧怕了。

无数的人都以不眠的夜来对抗可能发生的镇压，有很多声援队伍，有摩托车队，有自行车队。摩托车队风驰电掣的威震四方，自行车队很齐心的勇往直前，热血民众，大喊口号：“北京市民，联合起来，保卫学生，义不容辞.”

这是一个壮烈的革命时代，这么多的人群，这么大的场面，全都是自发的，谁也不能说谁主导或佔领这个革命圣地。每一个跑到北京来朝圣的外省学生，每一个不眠不休来保卫广场的首都工人，每一个誓死来堵截军车的广大民众，每一个勇敢站在最前线的声援同学，每一个留守在天安门广场抗争了七天的绝食同学，还有每一个曾经到来声援、游行和维持首都秩序的各式人等，都是中华民族

最光辉、最伟大和最典型的公民代表。我不能不说，我受到这股人民力量和为正义而战的精神感染以后，无可选择地想永远跟着他们一块儿，哪怕是要牺牲也是绝对值得的。

一、冤狱

     我之韶华不过寒霜眷顾，
    我之欢场尽是苦涩满斛，
    离离荒草成我稼穑，
    一世才华空怀抱负，
    白日已去我却未见太阳，
    今我命在而我生已终。
    ……

1586年9月19日，囚于伦敦塔中的齐迪奥克·梯池伯恩（1558—1586）给妻子留下了这首绝笔，翌日，便与其他六人在伦敦西北的圣伊莱斯被剖腹后再绞刑处死。五个月后，这一事件的真正主角、苏格兰女王玛丽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被斩首处死的女王。

齐迪奥克短短的二十八年人生写下的文字不多，这首文学史上比较有名的挽歌算是其中之一。而真正要了他命的却是一场文字狱，他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也断送了自己的才华和青春。

三个月前，安东尼·巴宾顿和一个耶稣会教士柏拉德找到齐迪奥克，劝说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名，共同谋划解救囚禁在查特里豪（Chartley Hall）的苏格兰女王玛丽（Mary Queen of Scots），并刺杀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帮助玛丽劫夺英国王位。在得到狱中玛丽的密信后不久，东窗事发，阴谋者纷纷逃离伦敦。齐迪奥克因腿伤羁留伦敦，在8月14日被捕，随后便被处死。

这便是英国历史上有名的“巴宾顿案”（Babington Plot）。而齐迪奥克在这场政治阴谋中却不过是一个死得十分冤枉的小角色。“巴宾顿案”的真正中心实际上是玛丽女王。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 1542—1587），苏格兰女王兼法兰西王后，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第八顺位继承人。她的祖父是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四世；祖母是玛格丽特·都铎，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之女，和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是兄妹关系，也就是英国都铎王朝的外戚。

亨利七世的太子亚瑟，即英格兰王位第一继承人夭折后，次子亨利即位为亨利八世。按照欧洲中世纪惯例，亨利八世娶了哥哥亚瑟的遗孀、西班牙阿拉贡的凯瑟琳公主为妻，并获得了教皇的法令认可。凯瑟琳为亨利八世生下了后来的英格兰玛丽（Mary I of England），又被称为“血腥玛丽”，而凯瑟琳生下的几个男孩都先后夭折。渴望得到男性继承人的亨利八世看到都铎王朝即将断送在自己手里，遂不顾国内外上至教皇、下至平民的整个天主教世界的反对，强行和凯瑟琳离了婚，另娶了新教徒安娜·博伊尔。安娜为他生下了后来英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伊丽莎白一世。

由于亨利八世为了能得到男性子嗣，强行离婚，教皇将其革出了教会，所以，天主教传统上只承认凯瑟琳的后代为英格兰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其后的亨利和安娜等人的婚姻和后代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当亨利八世去世，他的长女，也就是凯瑟琳的女儿“血腥玛丽”继任为英格兰女王。五年后，玛丽病死。因为没有了男嗣，都铎王朝本该就此终结，按照欧洲王室继承惯例，没有男性子嗣的亨利八世只能将英格兰王位传于他的妹妹，也就是玛格丽特·都铎的后代。所以，苏格兰的玛丽（Mary Queen of Scots或Mary Stuart），也就是玛格丽特的孙女顺理应该成为苏格兰、英格兰女王及法兰西的王后（玛丽嫁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二世）。而玛丽·斯图亚特的父系血统是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所以，这也就意味着都铎王朝转而易手为斯图亚特王朝。

然而，英格兰的新教徒们却拥戴了“私生女”伊丽莎白一世，也就是亨利八世和安娜的女儿继任了英格兰王位。她的“篡位”在整个欧洲历史上备受指责，虽然伊丽莎白一世开创了伟大的不列颠帝国的时代，带来了辉煌的文艺复兴和大英帝国海上霸权。但由于其出身和信仰新教的缘故，她生前却被冠以了“暴君”、“婊子”、“荡妇”、“叛教者”等等的骂名。

受到内外指责，宗教冲突严重，国土分裂，四周西班牙、法国等强邻环伺，伊丽莎白初登王位，其宝座便岌岌可危。为此，伊丽莎白所统治的时期也成为英国历史上非常血腥、充满阴谋和军事冲突的年代。通过阴谋诡计、特务恐怖、宗教迫害、外交手腕、大屠杀和严刑峻法，伊丽莎白铲除异己，敉平暴乱，内争王权，外除强胁。她自己所写的一首十四行诗，其中的文字充分体现了当时的历史特点：

     海外的流亡之徒不得停靠我的码头，
    我国的山川容不得妖言惑众之辈，让他们另觅高就，
    我的锈剑沉睡之后将锋芒初试，
    砍下那些妄图有变、谰言明日得幸者的头。

而1580年由议会通过的《危言法》（Seditious Words Act）甚至规定：胆敢谈论王位继承权者，迅即处死，以示惩戒。这就是英国历史上颇为有名的“噤声令”。与此事件相关的还有较为有名的《关联法》（Act of Association），其中宣布对任何觊觎伊丽莎白王位者予以重惩。由此，开始了一场英国历史上的“文字狱”。

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的玛丽（Mary Queen of Scots），伊丽莎白的表外甥女，英格兰王位名义上的继承人，正是《危言法》所针对的主要目标之一，玛丽所谓的正宗血统就是对伊丽莎白一世王权的最大威胁。

1568年，玛丽在婚姻上被指谋害亲夫后另寻新欢，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又做出不当选择，最终被自己王国苏格兰的贵族所驱逐。非常不智的是，她居然选择逃到对她早就心怀疑忌的姑妈伊丽莎白的辖地英格兰来寻求庇护。5月19日，玛丽甫到英格兰即遭下狱，囚于卡莱尔。随后的十二年玛丽即被辗转囚于各地，直至在“巴宾顿案”中被斩首。

苏格兰的玛丽女王

伊丽莎白之所以没有在羁押玛丽后将其立即处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按照中世纪惯例：君权神授，杀死受命于天的国王或者女王乃是大逆不道。更何况，她还可能被冠以弑亲的罪名。因此，伊丽莎白迟迟未下决心动手，直到《危言法》和《关联法》出台，为她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除此之外，当时，玛丽和法国、苏格兰的特殊亲缘关系也使得玛丽成为英格兰外交上讨价还价的一个重要砝码。

而当有了法律的前提条件，同时又失去了外交价值后，玛丽之死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按照《危言法》和《关联法》的相关条文，只要有文字能够证明玛丽确实预谋篡位，则英国议会就可“依法办事”处决女王。此时，伊丽莎白的国务秘书法兰西斯·华生汉爵士，也是伊丽莎白时代著名的特工，派遣双重间谍吉尔伯特·吉福德（Gilbert Gifford）操控安东尼·巴宾顿、柏拉德、齐迪奥克等人用啤酒桶塞子和在狱中的玛丽互通密信，劝说玛丽同意暗杀伊丽莎白，从而能得到玛丽的手书笔迹。实际上，这些密信中途早已经送到了华生汉手中，并根据需要请笔迹专家修改伪造了其中的文字。当玛丽终于亲笔留了一封模棱两可的密信后，这封信成了将玛丽送上断头台的最有力证据。而齐迪奥克、巴宾顿等人不过是这场政治“钓鱼”游戏的陪衬而已。

据说，当伊丽莎白看到齐迪奥克的绝命诗后，深受“感动”，下令此后被处死的谋逆人员一定要“彻底”绞死之后，才能再剖腹或者肢解。

二、悬疑

但是，这桩英国历史上的“文字狱”却引起了后人的不少争论。玛丽之死成了众说纷纭的一个悬案。支持伊丽莎白者和同情玛丽者在这个文字案上大打笔仗，各有著述，纷纷提出证据来表达自己的鲜明倾向。

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那些作为玛丽罪证的密信。据说，当玛丽受审时，她矢口否认自己曾收到过巴宾顿的任何文字，或者参与任何谋逆，同时她要求华生汉能当面向她出示那些密信，但旋即遭到拒绝。玛丽认为，她的笔迹很容易被别人模仿。而且巴宾顿等人也已在五个月前处死，人证物证俱失，再加上自己的王权神授的特殊身份，你们怎么能将我定罪处死？

这些由密码写成的信件后来成了问题的焦点。由于“巴宾顿案”从一开始就已经在伊丽莎白间谍网的密切监视之下，巴宾顿和狱中玛丽的所有往来书信实际上都在中途送到了华生汉手中，更重要的是其中既有吉福德这样的双面人往来通风报信，还有专职的密码专家破译密码。所以，到底是谁写了这些信？谁是书信的原作者？其真实性可以说大打折扣。在受审中，玛丽曾说过一句话：“我的敌人们为了剥夺我的权力乃至我的性命，早已是什么非法手段都用上了。”

其次，这些信件都是用密码写成的，即使从现代密码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密码破译起来也还是颇为复杂；同时，虽然玛丽受过良好的王室教育，精通法语、拉丁文、西班牙语、希腊语等，还擅长马术、打猎和音乐，但玛丽居然能写只有密码专家才可破译的密码信，对于一个王室成员来说，这实在有些特别。莫非欧洲的君主们从小就要学习当间谍的技能？美国学者萨缪·柯文博士在其专著《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和谁写了盒子里的信》中说，在伊丽莎白的那个时代，“伪造信件被看成是一项高尚的艺术。伊丽莎白的幕下有众多的高手和间谍，其伪造的书信如此完美，完全不可能和原件相分别”。所以，文字到底出自谁人之手，现在着实难以说清。第三，从现存的所谓“玛丽密信”来看，玛丽在其中也并没有任何字句提到要刺杀伊丽莎白，只是其中反复强调渴望手下人能帮助她重获自由。而非常有趣的是，恰恰是华生汉的卧底吉福德在玛丽的信被破译后的两天，告诉其中在法国的一个密谋者应该在解救玛丽之前，找“六个人”刺杀伊丽莎白。因此，按《危言法》所指控的玛丽的“叛国罪”更多了几分“捕风捉影”的味道。第四，玛丽的不少书信都是用法语写成，因此，除了密码问题以外，还要更多一重障碍，就是将其翻译成英语。而当时的翻译既没有严格的标准，更无版权之说（当时连莎士比亚的不少戏剧名作也都是将意大利或者法语的作品翻版而来的），翻译人在其中添油加醋或者无中生有也并非什么奇怪的事情，再加上法语和英语之间时态与措辞表述上的差异，更使得这些文字显得扑朔迷离，似是而非。

三、是非

但是，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国内学界通常认为，这场中世纪的“文字狱”杀掉了玛丽，打击了天主教势力，为英国两百年后成为“日不落大帝国”扫清了道路。伊丽莎白一世运用强权手腕，重新统一了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更早一步确立和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而彼时欧洲的德意志还不过是个地理名词，四分五裂的封建小邦要再等将近三百年才会统一。中央集权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对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发展极为有利，而资本主义工业化反过来又壮大了英帝国的国力：也就是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海军重创了西班牙无敌舰队（Armada），从而垄断了海洋贸易，进而取代西班牙，扩张和占有了全球殖民地，掠夺了无数的贵重金属、人口、土地         伊丽莎白一世

和贸易财富。

因此，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不同于中国的文字狱，英国的这场文字狱恰恰打击了封建割据权力，巩固了中央王权，使得英国率先为襁褓中的资产阶级力量准备好了摇篮。  

然而，颇为奇怪的是，现代西方人，特别是苏格兰人对玛丽却抱有极大的同情心，而对伊丽莎白则怀有一种难以言表的不满。这种情绪既反映在了人们的语言和彼此之间的态度上，在很多学术著作中也有类似的倾向。同一历史事件，东西方何以会产生这种态度上的差异呢？

对国内学界来说，首先，我们要知道，欧洲的君主们并不能和“吾皇万岁万万岁”的中国皇帝相比，欧洲的国王王后们并非如中国的帝王般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相反，当时，很多欧洲国家君主的权力甚至还不如自己的下属领主，其领土既没有自己的下属广阔，不少君主若要征税还先要得到自己手下贵族的许可，有的国王连军队都没有，当需要打仗的时候，只能呼吁贵族们募集军队粮饷。从这个角度来看，玛丽之所以未能从当时自己的人民那里获得支持，很大程度上在于她在自己的婚姻、政治、外交取向上做出个人化的选择，不肯听命于苏格兰的贵族们，因此，若考虑到当时的王权式微，再加上欧洲并没有儒家的“忠孝节义”之说，她最后的黜斥是必然的。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可能会更加公允一些。

若论个人魅力，据说玛丽比伊丽莎白更漂亮，所以她有更多的追求者和不少的风流韵事；在品行方面，玛丽风流浪漫，伊丽莎白显得果敢刚强。而在政治才具上，玛丽则显得单纯愚蠢，伊丽莎白则老谋深算。这或许也是西方人对玛丽的好感多于伊丽莎白的原因之一，玛丽看起来更富有人情味，更具有普通人的缺陷，伊丽莎白则被刻意地“神化”了。

但究其根源，还是因为西方民主政体下的普通民众在意识形态上对“大一统”思想的与生俱来的恐惧。因此，即使伊丽莎白功勋卓著，即使她为了英格兰一生未婚，即使她带领英国走向了富强，但随之而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却使得十七世纪上半期的英国，封建中央政府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伊丽莎白死后仅仅四十六年，昏庸的国王查理一世就被革命者砍下了高贵的头颅。

而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在民主政体下，个体命运和性格的不稳定至少不会影响到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和公民的自由与安全，托克维尔说道：“民主不仅使（领导）人忘记自己的出身，还不会使子孙显赫，还能使人和自己的同胞分开。民主可以使人回归自我，最终将自我拘束于自己的内心。”所以，丘吉尔嗜好雪茄且脾气暴躁，罗斯福幼年瘫痪，克林顿年轻时候风流成性，这些领导人个人的缺陷却都未能影响到他们所领导的国家走向强大和繁荣。而像伊丽莎白时代这样，国家命运被维系于某个个性刚强的铁腕人物身上，这使得西方人一想起来就感到不寒而栗，不仅觉得过于危险，而且还极易导致独裁和暴政。相比之下，苏格兰的玛丽则显得更具有个性，更有亲和力。

历史还是公平的。最后，伊丽莎白一生机关算尽，在位四十五年无嗣而终，王位最终还是落到了玛丽的儿子詹姆士·斯图亚特的手里，都铎王朝还是被斯图亚特家所取代了。

“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萨义德在《寒冬心灵》中如是说。当我将《知识分子论》逐字逐句地读完时，我便更清楚地知道：其实，寒冬心灵透露出的精神世界是作者正在经受着的心灵寒冬。

作为一位出生于耶路撒冷、移民于美国的知识分子，其文化背景、生活环境、精神家园的巨大反差使他在自己的学术与思想生涯中一直执著地“破执”一件事情，这就是对“一”的破执，他希望这个破执能够给以势压人的强权世界带来冲击，带来多元的精神“对位”。

在知识分子问题倍受关注的今天，关于“知识分子怎么了”的困惑质问，关于“知识分子是什么”的角色询问，关于“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的责任拷问无不困扰着我们。要回答这“三问”，我们在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话语系统中，找到了使用频率很高的三个关键词：outsider／amateur／disturber ofthe status quo.对此，我们这些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个体不妨也来个“对位”作业。

如果抬出第一个关键词“outsider”，那么面对”局外人“，笔者不免要问：在当代知识界，我们中间甘愿自居”局外人“的人又有几许？

做“局外人”，就不能做“齿轮”或是“螺丝钉”。针对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挺身”、于黑暗时代的“担道”，萨义德不无切痛地写道：“虽然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为了确保社群生存的所作所为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但忠于团体的生存之战并不能因而使得知识分子失去其批判意识或减低批判意识的必要性，因为这些都该超越生存问题，而达到政治解放的层次，批判领导阶级，提供另类选择。”（39页）他甚至举出了知识分子近代史上最为羞耻的一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先后加入了国家和种族之间的叫骂。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叫骂完全是泼妇式的污蔑与漫骂，与真理和价值根本无关。非理性的情结在知识分子身上的表现达到了高峰，而且是以“棍棒”、“枪手”、“羔羊”的面目出现的。

屈从于政治野心，驯服于领袖权威，这同样不能算是地道的“局外人”。所谓局外人，按照我个人不成熟的理解，必须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在中国，二十世纪的“五四”应该说是一轮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这个精神日出之所以绚烂、多彩，原因就在于它曾经焕发出生生不息的“抵抗力”。“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讲求的是一个无私无畏的人格魅力，注重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即是“言”与“行”的一致。从陈独秀到葛兰西，“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出了监狱就人研究室”的精神指归，成了知识分子锻造文明的心路历程。陈独秀一生作为一个“局外人”存在的有力证明就是他那“终身反对派”角色的“变”与“不变”。正是“变”与“不变”的角色定位使其深为蔡元培先生所首肯：“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陈独秀的“夫子自道”则是：“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延期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说不错又不对的话。”陈独秀既是“业余者”又是“局外人”，他一生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去生活，表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和人格。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上，他的精神世界构成了知识分子的象征。

我们知道，传统“士人”对“读书”的理解远不是这样简单，“学而优则仕”的千年古训像散发着金光的“紧箍咒”一样环绕着自己的脑际。中国士人或说深受传统熏陶的知识分子要想撂开“达”的情结真乃比登天还难。即使在“达”受挫后，也不会以“局外人”自居，而是要“彻底”改头换面，在“穷”中“独善其身”。这个“独善”可就打消了一切念头，甚至隐居、出家、涅槃。必须看到，萨义德的“局外人”并不是“袖手旁观”的超然万物的“观众”，他必须是“参与”者。像某种行当的侍者是以“特殊材料”著称的一样，知识分子也应该是用“特质”做成的，这种“特质”就是歧义、个性、出奇甚至怪异。用萨义德的原典即：“个体的知识分子希望赋予那种语言一种特殊的声音、特别的强调、一己的看法。”与这个尺度对位，我们总该心中有数了吧？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显得平庸，总会千方百计地玩命“往里钻”。往哪“里”钻呢？是为了自己的职称、晋升、薪水在“掏死窟”。于是知识分子在“象牙之塔”里费尽了精力、耗尽了青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皓首穷经”的说法，而现今的知识分子则不乏“书呆子”的称号。难怪萨义德感喟说，我们这个时代不乏“专门化”的人才，但”amateur“——”业余者“却寥寥无几。学者成了会学习的人，成了在这一领域用”技艺“操作知识碎片的行家里手。我很是同意朋友老鲍的观点：”物质性史料的积累，确乎是学问之前提，但也仅仅是前提，而不是学问本身，学问本身在于意义的探究与价值的估定。况且既有人从事这物质性史料的钩沉工作，就允许有人利用这史料接手往下做，而不必要求他也从钩沉史料开始。这正如我们不能要求建筑师必从烧砖制瓦开始，木匠必从育林伐木开始一样。任何一门学科，若只是满足于在学科内部积累史料，而不能用这史料为当代社会提供价值，则必然是一门堕落的——至少是没落了的学科，而那种视积累材料为惟一学问的观念，则完全是一种腐朽没落的心态。“现在有学问的老夫子型大腕愈来愈多了，但是如果轻易拿他们那百把斤一堆”未生先死“之学问作标准，并依此要我们尊重，未免太天真了。要知道，一个人有专门化的知识并不一定能赢得尊重。这里的奥妙关键是要看你有没有加上”铁肩担道义“之担待的砝码。知识分子一定要有承担，这正是萨义德强调”业余者“这个关键词的意义所在。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洛赫之所以赢得了全球知识界的敬仰，不在于他对历史知识的总结与概括是多么恢弘、翔实，根本点还在于他用实践回答了儿子提出的”历史学有什么用“的命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辈子的光阴都倾注于考订孔夫子第几个脚趾有脚气的学者，要想借此赢得后辈的尊重简直是妄想，除非是与他一样无知、愚昧的书蛀、呆子才会痴情地”生“下去。

我们知道，布洛赫并非著作等身的史学家，屈指可数的几部专著也不过是其痛苦的“呓语”，“国难当头，谁不感时伤世，草此小书，聊以排遣胸中的忧愤。”就连这痛苦的呻吟都来不及杀青，作者就赍志而没了。《史家匠心》又名《为历史学辩护》，其中有言曰：“历史包罗万象，任何一个繁琐的枝节问题都可能虚耗人一生的光阴，如果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给一种娱乐罩上令人难以信服的真理外表，那么，理所当然要被斥为滥用精力，而滥用精力则近于犯罪。否则，要么只有劝说有能力从事更好职业的人不要去搞历史学，要么就必须证实作为一种知识的存在理由。”历史学的“冷遇”古今中外都不例外，抱着那些物质性的古董、废纸、旧书、遗址，历史学家不被众生质问才怪呢！在喧嚣嘈杂、人欲横流的名利场中，史学家要求“理解”的呼声是多么微弱啊！然而，当法西斯的铁蹄临近之时，布洛赫投笔从戎，从书斋走向街头，从微弱的“辩护”走向了残酷的证明。本来，他完全可以避开枪弹，有机会亡命英美，或袖手旁观、“独善其身”，由此也会有更多的历史学传世之作。但他没有以“学者以学术为生命”为鹄的，却将“业余化”的抉择当作了非“专业化”的“遁词”。运笔及此，不禁联想到英国著名思想家以塞亚·伯林（1saiahBerlin）在《俄国思想家》一书中对从事精神活动者两种类型的划分。他通过对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在革命前思想状况的考察，将两种不同精神活动的知识类型划分为“刺猬与狐狸”。在他看来，“狐狸多知，刺猬有一大知”。从其划分的两种不同精神活动类型来看，狐狸是业余化的精神载体，刺猬则是单打一、掏死窟的专业化“高手”。显然，萨义德不稀罕“刺猬”。（《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在社会动荡的关键时刻，在“生”与“义”的两难之境，有不少埋头学术、钻故纸堆、考古拓碑的学究不仅免于战乱，而且成就了一番“事业”，但战死疆场、倍受拷问的“业余者”却显得如此寥落寂寞。对此，难道我们还要继续那“历史学有什么用”的追问吗？《麦田里的守望者》有言：“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成熟的男人”诸如周作人之流，的确留下了不少供人咀嚼的苦茶式“小品”，但最终连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寿则多辱”。

回到萨义德，他的”ama~ufism”来自他对知识分子定义特殊的悟性。他解释说：“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与之相对，“今天在教育体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当然，没有人会反对专业能力，但……成为文学专家也常意味着把历史、音乐或政治排除在外。到头来，身为完全专门化的文学知识分子变得温驯，接受该领域的所谓领导人所允许的任何事。专门化也戕害了兴奋感和发现感，而这两种感受都是知识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总之，我一向觉得，陷入专门化就是怠惰，到头来照别人的吩咐行事，因为听命于人终究成为你的专长。”（67页）照萨义德的说法，“兴奋感”和“发现感”是知识分子性格中至关重要的两个砝码，如此这般，才有热爱生活的性情、珍惜生命的品格、守护正义的勇气。这里“卖弄”一下我所知道的比利时历史学家皮雷纳的一桩轶事：在游览斯德哥尔摩大街时，皮雷纳力主到新落成的市政大厅观光，面对同行的异议他解释道：“如果我是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只盯着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我热爱生活。”

是的，再也没有比贴近生活的承诺更能让人感受温馨了。当人们把“迂腐”、“书生气”、“一丝讥笑”、“象牙塔”与知识分子联系起来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自己的“立场”，没有自己的独立行事的能力，总是在唯唯诺诺中生活，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应声虫”。萨义德之所以强调：“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人士，为了奉承、讨好极有缺憾的权力而丧失天性；而是——再次重申我的论点——具有另类的、更有原则立场的知识分子，使得他们事实上能对权势说真话。”（82页）先生在这里给“知识分子”四个宇加了黑体。其实，他的意思是在强调知识分子的“天性”。这个“天性”就是不同于其他职业的特别个性。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就是不从流、不从众、不趋势的代名词，他们还有一个令人不舒服的名字：“刺头”。这个刺头原则被萨义德概括为“dis-turber Ofthe status quo”。言下之意，知识分子在有很多术语、话语、高调的同时，必须培养自己“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去生活”的勇气。我们用萨义德的话表述即是：“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公共领域是极端复杂的，包含了许多令人不适合的特色，但要有效介入那个领域必须仰赖知识分子对于正义与公平坚定不移的信念，能容许国家之间及个人之间的歧异，而不委身诸隐藏的等级制度、偏好、评价。今天，每人口中说的都是人人平等、和谐的自由主义式的语言。知识分子的难题就是把这些观念应用于实际情境，在此情境中，平等与正义的宣称和令人难以领教的现实之间差距很大。”（80页）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面临过“言”与“行”的两难命题。五四前夕，陈独秀们的立场是：“自社会言之，群众意识，每喜从同，惰力甚大。往往滔天罪恶，视为其群道德之精华。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进化。”（《抵抗力》）五四之后，包括鲁迅这样执著的启蒙者都曾经说过，现实的知识分子重要的是“行”，不是“言”。的确，谁都会说，而且会轻易走向高调的“引吭高歌”、“言过其实”。其实，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使“言”泛化开来，成为大众生活的向导。这样看来，言与行同样重要，根本性是要与现实契合。

问题往往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当萨义德说“知识分子代表着解放和启蒙，但从不要去服侍抽象的观念或冷酷、遥远的神祗”时，也在述说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性，可恰恰在这里：“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本身所代表的以及那些观念如何向观众代表——总是关系着、而且应该是社会里正在进行的经验中的有机部分：代表着穷人、下层社会、没有声音的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95页）吊诡来了，真正的吊诡还在于下面的质疑：“为什么身为知识分子的你竟然相信神祗？此外，谁赋予你权利去想象你早先的信仰和后来的醒悟是那么重要？”这些质问不是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总而言之，知识分子必须像他所说的那样去生活。

做一个世俗的人，才能摆脱“全知全能”的“代表性”和“代表大众”的“从流性”。因为：“不管知识分子如何假装他们所代表的是属于更崇高的事物或终极的价值，道德都以他们在我们这个世俗世界的活动为起点。”而这个“道德”起点有这样一个原则：“不该构成一种封闭的变速器，驱使思想和行动前往一个方向，而且提供动力的引擎只能使用单一的燃料。知识分子必须四处走动，必须有立足的空间并反驳权威，因为在今天的世界里，毫不质疑地屈从于权威是对主动的、道德的、知识的生活最大的威胁之一。”（100页）

也许，萨义德给出的答案并不那么令人满意，但他还是为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躬身自省提供了一种可资感悟的意义资源。凡此种种，足以让目前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人文学者汗颜。

（《知识分子论》，爱德华，W·萨义德著，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4月版，10.50元）

假如电视上直播一场拳击赛，作为观众的你只看到甲方在打拳，而没有看到乙方在反击或者是挨打，更没有看到裁判在执行或维护游戏规则，然后就听到甲方自己宣布自己是战无不胜、永远正确的一代拳王。这样的比赛肯定不是普世性的或者说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林匹克比赛，而是黑社会加地下党式的私设刑堂加私家宣传。

自从1949年之后，主宰着中国社会的一直就是这种黑社会加地下党式的私设刑堂加私家宣传，甚至于连执政党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国元帅彭德怀、以战无不胜永远正确自居的伟大领袖的合法妻子及继承人江青女士，最后都沦落为任人处置的乙方而惨死在这种黑社会加地下党式的私设刑堂加私家宣传之中。至于林昭、张志新们的屈辱惨死，更是突破了最低限度的人性底线。

作为电影人的贾樟柯，同样是这种黑社会加地下党的私设刑堂加私家宣传的受害者，真正承认他是一名优秀电影人的并不是本国的执政党及其宣传官员，而恰恰是外国人设立的超越政治立场的普世性的艺术奖项。贾樟柯的成名作《小武》，自1998年以来已经在包括中国台湾的世界各地公开放映；并且先后获得过八项国际奖励，其中包括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沃尔夫冈·斯道奖，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第20届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热气球奖，第17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龙虎奖，第3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潮流奖，比利时电影资料馆98年度黄金时代奖，第42届旧金山国际电影节SKYY奖，1999意大利亚的里亚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中国人拍摄表现中国人的底层生活的优秀影片，迄今为止依然没有获得在中国大陆公开放映的许可证。

尽管如此，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贾樟柯，与他的前辈张艺谋、陈凯歌等人一样，成功地走上了一条挟洋人以自重的招安之路，从而把民间性质的西河星汇公司逐渐融入了官家体制的上海电影集团公司。沿着这样的人生路径走下来，自然就有了2009年7月23日《羊城晚报》所报道的《”得奖专业户”贾樟柯拒赴墨尔本惹关注》：

“为抗议第58届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播放介绍民族分裂分子的纪录片，中国电影导演贾樟柯和赵亮决定撤回准备在8月中上旬在墨尔本国际电影节上公映的3部影片。贾樟柯在致墨尔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的一封信中说，乌鲁木齐7月上旬发生了严重暴力事件，造成许多人丧生。多数死难者家属都认为，以热比娅为首的’世维会’对这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备受瞩目的中国第六代导演领军者贾樟柯和中国新锐导演赵亮,再度引起世人关注。”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作为执政党宣传喉舌的《羊城晚报》的上述报道，其实是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假新闻或伪新闻。因为在有贾樟柯签名发表的《关于退出墨尔本影展的说明》中，并没有出现完全基于官家政治立场的”多数死难者家属都认为，以热比娅为首的’世维会’对这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句话，而是相对隐约地表达了自己及公司政治正确的私家立场：

“我们并无意干涉电影节作为艺术交流平台的自由，退出墨尔本影展仅仅是我们的一种自我约束行为。新疆历史并不是我个人谙熟的领域，但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暴力事件刚刚过去两周，我想至少应该采取一种审慎的态度，不要让自己无意识的行为玷污那些死去的人们。今年的墨尔本电影节让我们觉得政治意味越来越浓，首先是英国导演肯-洛奇质疑墨尔本电影节的资金来源，称他们是在拿’带血的钱’办影展。接着以热比娅为中心人物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出现在影展的节目单上，主办方为她安排了一系列宣传活动。我们认为和热比娅同时出现在充满政治意味的墨尔本影展上，于我们的个人感情和行为底线是不能接受的，是不合适的。因此，公司西河星汇全体一致决定采取退出影展的方法以表达我们个人的态度和立场。”

套用贾樟柯政治正确的作秀话语，笔者也在这里表述一下自己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就不正确的个人立场：

新疆历史并不是笔者个人谙熟的领域，但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暴力事件刚刚过去，笔者至少应该采取一种审慎的态度，不要让自己无意识的行为玷污那些死去的人们以及活着的人们，这其中包括同为人类之一分子、中国人之一分子的新疆籍政治流亡者热比娅。

作为一名心理还算正常的中国人及中国公民，笔者希望通过独立的媒体来真正了解来自于双方面甚至于多方面的立体信息；更希望有独立的司法体制来切实监督、限制甚至依法审判执政党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一切不正当行为；而且尤其希望能够亲眼观看到即将在墨尔本电影节上公开放映的以热比娅为中心人物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这部纪录片既然可以演给外国人看，为什么偏偏就不能够演给中国人看，然后让全体中国人一起来判断其中的真与伪、是与非呢？！

反过来说，同样是”充满政治意味”，作为执政党宣传喉舌的《羊城晚报》的上述报道，明显歪曲改写了贾樟柯的原话与原意，贾樟柯为什么不另写一封《关于〈羊城晚报〉的说明》公开发表呢？假如贾樟柯们”认为和热比娅同时出现在充满政治意味的墨尔本影展上，于我们的个人感情和行为底线是不能接受的，是不合适的”；那么，假如热比娅出现在充满政治意味的美国，是不是侨居美国的中国人都应该迁回中国大陆呢？假如热比娅出现在充满政治意味的地球上，贾樟柯们是不是应该搬出地球去投奔执政党所设计的共产主义的彼岸天堂呢？！在战乱中的伊拉克，作为罪犯的前总统萨达姆可以被公开报道并且公开审判；在同为中国领土的彼岸台湾，作为罪犯的前总统陈水扁也可以被公开报道并且公开审判；为什么中国的陈希同及陈良宇们、藏独分子们、疆独分子们，不能被正大光明地公开报道并且公开审判呢？！

今天（7月29日）上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尚宝军与丁锡奎两律师前往北京市窦各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再次会见了《零八宪章》签署人、异议作家刘晓波先生。

由于律师昨天才向北京市公安局提出要求会见刘晓波的申请，今天早上律师得到通知还以为是前去办理有关会见手续，结果到看守所办理手续后已经10点多钟，并且很快顺利地安排了会见。由于看守所在11点钟要结束会见，所以会见时间持续了近20分钟。律师看到刘晓波先生气色不错，情绪较好，心态平和。

这是刘晓波先生从6月23日被北京检察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准逮捕后，律师第二次前往会见。第一次会见是6月26日，当时刘晓波先生就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不承认写作这些文章构成犯罪。因为第一，一个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和表达权，对公共事件和国家事务发表评论和意见，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乃是他的天赋人权，亦是受到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第二，有关当局以文定罪是大兴文字狱；第三，有关当局以文定罪是用枪杆子对付笔杆子，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第四，他愿意为《零八宪章》承担主要责任，不要再牵连其他签署人。

刘晓波先生于2008年12月8日晚上11时左右，被十几位自称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警员从住所带走。公安将刘晓波带走后，家属一直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书。同时国保警察还对刘晓波先生的家实施了长达十多个小时的搜抄，将电脑、手机、书籍、打印的《零八宪章》征求意见稿和大批私人物品抄走。12月10日，刘晓波妻子刘霞女士前往北京市国保总队了解情况，受到接待人员的阻挠与否认，后来通过向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办申诉，国保总队才承认关押了刘晓波。2009年3月20日，刘霞女士才接到警方口头通知，说对刘晓波实施的是“监视居住”的法律措施。到6月8日，监视居住达最长期限半年时，刘晓波先生仍然在没有任何法律通知情况下羁押到6月23日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根据刘晓波先生的代理律师莫少平分析，刘晓波先生被“监视居住”整个案件，公安部门执法中存在如下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其一，法律文件上关于刘晓波的涉嫌罪名一项是空白的，刘晓波在没有涉嫌罪名的情况下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而且至今未通知其家属案件承办单位和羁押地点；其二，如果被监视居住人自己有合法住所，公安机关应该在其合法住所进行监视居住，而不应该另行指定一个地方，或者专门弄一个监视居住的场所；其三，家属、律师可以不经过任何批准会见被监视居住的当事人。

刘晓波先生1955年出生于吉林长春，北京师范大学博士，1989年因参加民主运动，于当年6月6日至1991年1月被关押于秦城监狱。1989年9月被开除公职。1995年5月18日至1996年1月，因从事自由写作及民运、呼吁为“6？4”平反、保障人权而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后因执笔《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和《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而于1996年10月8日至1999年10月7日被劳动教养3年。长期来他坚持独立的民间批判立场，发表了大量的针砭时弊的文章，让当局很是忌恨，也因此经常受到当局的监控和骚扰。

2008年12月9日由中国300多学者共同发布的《零八宪章》，完全是一份和平、理性、善意而富有建设与前瞻性的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表达，参加联署的公民完全是依法践行自己言论与思想自由的权利，表现公民对中国社会的深切责任。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的规定，以及中国自己的《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刘晓波先生完全是在践行《宪法》权利。而根据今年4月中国政府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规定：“严禁执法人员实施非法拘禁行为。收押、换押、延押必须依法进行，防止错误羁押和超期羁押”及“采取有力措施，畅通各种渠道，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利”。中国当局因为《零八宪章》而关押刘晓波先生，是公然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违反《世界人权宣言》、中国《宪法》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与人类文明相背离的，也与中国政府自己一再自我标榜的改善人权、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相违背的。因此羁押刘晓波是侵犯人权，违背法制的。

这段时间闹得最厉害的就是猪感冒——这个说法是有所本的。当年禽流感的时候，大概是因为禽类毕竟与哺乳动物有所区别，大家没有感到这么大的威胁，就名之为“鸟感冒”。因袭其意，猪感冒应运而生。只是这次似乎大家没了多少幽默感。

话说猪感冒没有出来多长时间，马上就有中药预防的配方传世，略知药性，那方子基本上算是吃了没害处的东西，相当于《红楼梦》里用梨熬水的偏方“妒妇汤”。不过人家说的也是很清楚，这是增强免疫力用的。按照中医的说法，这叫做固本培源、外邪不入，要是换成比较文化的说法，这叫做浩然正气。

提出浩然正气的那位就是“亚圣”孟子，他的学说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口丹田真气很足，往往把逻辑啥的往旁边一抛，一口浩然正气喷薄而出，对手直接洗洗脸上的唾沫星子就睡了——当然，不洗也行。这东西好用啊，以至于后来的读书人说起来就直接把自己的学问、人品往这上面靠，每个人都正气的很。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不能说我们的光辉文化里没有这种标志性人物，只是大部分读书人确实有着这样的教育，但总是很难做到那口丹田真气充盈的程度。这就不能全怪读书人了，盖因读书这件事确实是教育人的，但导师说的好：事实更是教育人。

我们的这里关于读书人的事实大致是这样：阁下如果不幸打算读书的话，做官是唯一的出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嘛，这个道理估计大家都是知道的，但其中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可能大家就未必知道了。

古时候生产力比较低，一个壮劳力如果要读书的话，就需要别人来供养。那时候供养个读书人真是很不容易的事，往往是一个家族的力量供养一个或者几个读书人去争取功名。要是能像现在似的勤工俭学也就罢了，那时候科举的竞争比现在扩招后的大学可激烈的多，全副心神用在读书上还来不及，其他事情基本就不在议事日程中了。

这么学出来的人，总是要回报家族的，这毕竟算是家族的投资嘛。而这个投资要想产生收益的话，除了皇帝外就没别人买得起，或者没有其他人有需求。出路就这么多，还要回报家族的恩惠、兼且光宗耀祖，这口浩然正气是不是能提到胸口就很难说了。大致来说，浩然正气就是那个中药的方子，主要是提高免疫力的，只是这个外部环境实在是太险恶，这点免疫力是不够用的。所以，我们这里的文化流感一直就没怎么好过，表现形式按照现代学术语言叫做“智力不诚实”，古语叫做“曲学阿世”，俗语叫做“有奶便是娘”。

话说回来，只要是掌握文化的读书人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这种状态就改变不了。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垄断了几乎所有资源，只要不想被饿死的话，读书人也只能在规定的态势下说话。这跟古代的情况还有不同。古代的时候，皇帝理论上说拥有四海，但由于技术手段有限，加上毕竟还算是私有制，如果一个人就是想隐居的话，弄上二十亩山田自耕自吃还是可能的。这就是为啥古代虽然这种文化流感总是没好，但不能说大家都没有免疫力的原因。

现在当然是好多了，读书人生产精神产品还有版税可以拿，至少也能弄点稿费户口。说到稿费这件事，正好是我写这个小文的原因。韩寒这个小伙子打算办一个杂志，在博客上他说了好多关于这个杂志的话，其中重点之一就是稿费。“我承诺几乎一半的原创文章都是这个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行业标准的10到40倍，也是国内最顶尖杂志给特约顶尖作家的稿费2—4倍，普通稿件，1000字 /1000元，也是行业标准的10—20倍，如果是已发表过的或我们摘录的文章，稿费标准是1000字/500元，是文摘类标准的15倍。”这个数字算是相当高了。

而且他的意思是“一个文人，如果在这样大压力的社会里不能够衣食无忧，我认为，他就不太可能有独立的人格和文格。虽然我们的杂志暂时不能让你致富，但是希望可以改善一下供稿者的生活。”您看，说起来这应该算是真正预防文化流感、增前免疫力的处方了吧？

2009年4月20日在华盛顿白宫的内阁室，举行首次内阁会议。（法新社照片/索尔贝勒布）

7月，中美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是奥巴马政府将布什时代的中美“高层对话”与“战略经济对话”合而为一后，举行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对话档次提高，原本是中方所求；奥巴马总统又亲自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应该说，给足了北京面子。

不久前，奥巴马派出其内阁中的两名华裔部长、一名华裔秘书（分别是，商务部长骆家辉、能源部长朱棣文、内阁秘书卢沛宁），一起造访中国，试图以他们三人的华裔背景，表达对北京的亲善，并游说中方，强化中美在环保与贸易议题上的合作。

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使两者在空前的经济危机中，彼此需要。奥巴马上任后，面对世界各国，都尽量放下身段，谦和以待，重塑美国对外关系。对北京的柔性姿态，原本就是奥巴马新政的一部分。

民主制度的妙处，就在这里，每一届民选政府上台，都能从各自理念与政策出发，大展身手，大有建树；但政府定期更换，又使国家获得修正的机会。如果国家方向出现偏颇，短期内，新政府就可大力扭转，在某些具体事务上，甚至可能呈现180度的大转弯。

布什的狂飙疾进，被称为“单边主义”，但却得以在中亚和在中东分别插入民主板块（阿富汗和伊拉克），深刻改变了国际地缘政治，功不可没；奥巴马上任，大幅修正布什主义，对外改以柔性政策，使美国获得喘息之机。比如，曾在布什时代连连失火的美国后院—南美洲，奥巴马上任不久，就令其基本熄火。

可塑性，随时可以改善、改革、改变的灵活性，使一个国家获得动力、充满生机、不断进取，恒久立于不败之地。相对之下，专制政体，则不具备这一优势。稳定，平稳地贯彻某种政策，或有利于积累，但却更可能让一个国家陷入僵化，逐渐丧失动力与活力，陷于停滞、腐化、甚至倒退。

对北京示好的同时，在中国周边，奥巴马政府也悄悄挖动中共的墙脚。也是在本月，美国与东盟10国签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之前，中、俄、日等大国已经与东盟签订这一条约，但美国因有所顾虑而一直搁置。布什时代，其国务卿曾在3年内两度缺席“东盟地区论坛”。奥巴马一改布什忽视东盟的政策，积极抢进，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明确表达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决心∶“美国必须与东盟建立强有力的关系，必须在东南亚保持强大的存在。”

朝鲜半岛继续呈现微妙演变。面对金正日的核讹诈，奥巴马政府显得漫不经心，甚至无动于衷，不再像其前任那样，大动肝火，仅以联合国平台，做例行反制。北京反倒着急。平壤发动连串挑衅后，表示∶拒绝重返由北京牵头的“六方会谈”，但仍希望与美国单独会谈。显然，“朝鲜牌”已经不再是中共的专利，而正逐渐转到美国手中。

同一时期，南海纠纷，钓鱼岛争端，都有升温之势，这与美国的隔岸观火、借力打力之策不无关联。这一切，表明，奥巴马政府对北京“谦让”的同时，并没有放弃美国的战略目标∶遏制与围堵中共。

就在美中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开幕式上，联系到最近的新疆事件，奥巴马含蓄批评了中共，惟其表述更为巧妙∶“就像我们尊重中国古老而卓越的文化与成就一样，我们也相信，每个人的宗教和文化都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所有的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包括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自然也包括了美国的少数族裔。”奥巴马强调，美国支持人权普世价值，包括表达思想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以及民选领导人的权利。

可见，处理美中关系，奥巴马政府表面上淡化了人权议题，但并没有放弃其基本原则与立场。让步与妥协，只是策略性的、暂时的。中美之间的鸿沟，意识形态的分庭抗礼，依旧深重地存在，一待形势有变，则随时可能尖锐化。

本月24曰，吉林省通化市省管国企通化钢铁集团下属的通化钢铁公司，数万名职工因企业重组问题不满聚众上访，不仅使具有年产700万吨能力的大厂一度停产，而且还把进厂接掌大权的增资扩股的河北民企建龙集团委派的老板陈国军扣为人质，当埸打死，这一不同寻常的群体性事件，震惊了中南海。25日温家宝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托，火速赶赴吉林省，亲自指导处理此事，并巡视了类似通钢的其它吉林大型国企。

据吉林省新闻界消息人士表示，温家宝在25日召见吉林省委书记王珉与省长韩长赋时，对通钢事件发生过程中，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没有立即亲往第一现埸调查研究与果断决策，做出了严肃的批评。温家宝说，以前通钢搞50周年厂庆活动时，书记省长又发贺辞又亲自去剪彩，这次发生这么大的事，才派一个副省长去通化，怎么能说得通。他还认为，吉林省多年来对通钢部分退休职工反映的生活问题，不认真解诀，报喜不报忧，这次在国企云集的大省，出现这样的规模空前的群体性事件，易于引起连锁反应，影响社会稳定，后果不堪设想。温家宝认为，吉林省主要领导应当依据近期颁布的《问责规定》承担责任。估计省长韩长赋等人将被免职。

笔者曾在东北地区任记者多年，对通钢等国企十分熟悉。象吉林与黑龙江这样的大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国营企业很多。由于官员贪腐严重与下岗职工云集，多年来积累的社会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矛盾，已达燃爆的临界点，而寻找突破口正成燃眉之势，7月22开始的通钢工人护厂事件，是一个目前中国社会处于撕裂状态的危险的信号。早在90年代末我在香港《前哨》杂志撰文就指出了东北的隐患，今年3月我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亦曾善意地预示了这些暴力化倾向的危险后果。然而中国政府仍在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抓捕持不同政见的，用和平方式表达民间疾苦的知识分子，这种愚顽的举动，是引导与逼迫公民向着通过暴力渲泄不满的方向发展，所以曰后的群体性事件会由南方向东北逐步漫延，而东北地区国企工人居住集中，问题普遍，人数众多，易于团结，又天性刚烈，以前封锁消息的惯用手法，已无力与互联网与手机短信博弈，所以类似通钢的暴力事件还会大量发生，很可能将使中国陷入更大的撕裂状态，经济繁荣背后隐藏的社会动乱将难以避免。

大家知道，石首事件发生时，曾有多达7万人走上街头与武警对峙。新疆暴乱则造成了100多人死亡，胡锦涛不得不中断国事访问匆忙回国，但尽管如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并未亲自出面，前往这两个地方。而这次吉林通钢事件，虽然只死了一个人，但北京高层十分恐慌，正是基于上述原因。

另据吉林省新闻界消息人士透露，温家宝视察吉林长春一汽，吉林燃料等国企时，都有吉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陪同，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新华社记者所发的文字说明中，意乎寻常地隐去了这些人的名子，这进一步佐证了：不久后吉林省的领导班子将被调整。虽然，2006年12月起担任吉林省代省长的韩长赋，曾在1990年任共青团中央常委，农青部长，并发表过大量学术文章，是胡锦涛欣赏的地方大员，但这回他只能腹蛇在手，壮士断其腕了。因此通钢事件又削弱了中共内部的共青团派的力量，而有利于太子党势力的异军突起。

2009 7 28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