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逢“九”之年，不由得人不再次提起五四运动的话题。对于它，人们似乎已经太熟悉了。可今天又有多少人知道，五四运动与顾维钧和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们的干系？殷鉴非远，九十年仅似白驹过隙。
一、顾维钧其人，及其与中日“廿一条”交涉
1914年夏天，欧战爆发。疲于应付二次革命及白朗暴动，并秘密酝酿帝制的袁世凯政府匆忙于8月6日宣布中立。东邻强虏日本却以为抓住了一个扩大在华权益、巩固其远东国际地位的天赐良机。新任驻华公使日置益尚未履任即有“怕他不战，战则大妙”之语，野心昭然。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开始佯动攻击德国在远东和中国山东的军事目标。其时，德国无暇东顾，遂有意将胶州湾权益无条件交还中国。北京政府不仅未敢理会，竟然照会列强各国，“依日俄战争旧例”，划出胶州湾战区供德日交战，真乃咄咄怪事。9月2日，日军在龙口（非德租界！）登陆，至11月攻陷青岛，德国在山东权益悉入日本之手。此时，正是袁世凯加快实行帝制的步伐，亟须寻求列强支持之际。日本大隈重信内阁认定“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之机会已至，不仅毫无从山东撤军之意，更于1915年1月18日命日置益公使向袁世凯面交了意欲一口吞下中国的“廿一条”，辅以支持帝制的交换。被外交次长曹汝霖为首的亲日派裹挟的袁世凯，原以为秘密让渡些许国权即可换取日本支持帝制，却未曾料想，“廿一条”势如洪水猛兽，遂采取拖延之策，以观望英美列强态度。在中日“廿一条”秘密交涉中，日方在中国代表名单中坚持排除有英美背景的外交部参事顾维钧，以防英美势力染指。
顾维钧，字少川，英文名Wellington（惠灵顿），江苏嘉定人，1888年1月29日出生于上海。三岁入塾发蒙，十岁进入基督教卫理会英华学院，十二岁考入基督教圣公会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其时已知“中国每次和列强打交道，都以失败告终”，“令人厌恶、最灰心、最沮丧”。1904年，顾维钧赴美，先入纽约库克学院，一年后进入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法与外交学，先后获法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在美八年的学习及其间回国省亲绕经欧陆的经历，铸成了顾维钧的修养与品格，也带给他一系列重要的人生机遇。他先后结识了施肇基兄弟、王宠惠、汪大燮、颜惠庆、伍廷芳、张荫棠等一大批才俊之士和外交官，更受到1908年专使美国、谒见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商议庚款善后的唐绍仪的青睐。这些人对他尔后的外交生涯影响甚深。1909年，经人介绍他曾与孙中山作彻夜谈，深为中山先生的人格魅力所折服。顾维钧积极参与了哥大留学生的社团与刊物活动，结识了不少美国政治家。在哥大一班大学者中，有两人对顾氏影响最深：一是行政法教授古德诺，此人后来赴华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曾鼓吹复辟帝制；另一位是国际法和外交学教授穆尔，此人多次出任助理国务卿，学问深厚，被顾氏终身倚为恩师和首席顾问。1912年，民国初成。2月，驻美公使张荫棠向顾维钧转达了袁世凯力邀其回国担任秘书的电报。此事是时任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力荐的。顾氏不得不提前于3月进行学位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1912年4月底，顾维钧回国履任中华民国总统府秘书并兼任唐绍仪私人秘书，联络于府院之间。回国一年后，顾维钧被擢升为外交部参事，同时行走于总统府。唐绍仪爱才至切，以爱女唐梅（乳名宝钥）许之，招顾于东床。这年顾维钧二十四岁。
在中日“廿一条”交涉中，顾维钧虽被日方排斥于谈判之外，却参与了所有的内部磋商。在袁世凯的默许下，顾始终与英国公使朱尔典、美国公使芮恩施及外国报刊记者们保持接触，每次会后，即晓以详情，交涉内幕遂不胫而走，“廿一条”内容也即“泄密”于天下。一时间，中外舆论哗然，国内民情激愤，列强蠢蠢于施行干预。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迫袁氏就范。急于实现皇帝梦的袁世凯最终于5月25日与日本签约换文，把自己钉上了历史之耻辱柱。今天，回观这段历史细节，慨叹之余尚应实事求是地指出的是，在顾维钧等一班职业外交家几个月的折冲周旋之下，总称为“民四条约”而最后签订的“廿一条”文本，不仅在一些要点上挽回了许多利权，而且删除了为祸最甚、有鲸吞中国之意的第五条款。时值病中的顾维钧建议并担当起草了《北京政府关于中日交涉始末宣言书》，告白天下，这个宣言成为以后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重议山东问题之重要依据。这些便是其时这班职业外交官力所能及之事了，顾维钧也因而展露其外交才识。
1915年7月，驻美公使施肇基改任英伦，袁世凯问材于曹汝霖，曹力荐顾维钧使美。及至任命，碍于顾氏资历太过浅显，遂先任命其为小国墨西哥公使，赴任途中旋即改任驻美国公使，以为台阶。顾维钧这年二十七岁。
二、“中国战胜”：天大的历史误会
及至1918年，欧战结束，中国一夜间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其实，这实在是一次天大的历史误会。
如前所述，欧战爆发，中国恪守中立，“廿一条”交涉接踵而来。袁世凯称帝不成反丧了卿卿性命。随后几年，在远东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化的同时，中国国内南北政权对立，势同水火；北京城里府院相争，波谲云诡。颇有戏剧性的是，中国是否宣布参战本是中国主权内的问题，却蹊跷地成为列强争夺在华利益的口实，一时间竟成为外交与内政诸多矛盾的焦点。
“廿一条”签订之后，日本又先后与英、法、意、俄签约，争取列强认可，引起尚未参战的美国不悦。1917年2月，美国姗姗来迟地宣布对德绝交并参与欧战，同时要求中国参加协约国方面作战，希冀以此掣肘日本在华扩张。此时欧战大局已定，日本认为中国参战将危及战后它在山东的权益，便以攻为守，一改几年来反对中国参战之方针，转而与英、法、俄、意四国交涉，以四国承认战后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为条件，支持中国参战。其时，中国南北两个政权对峙，北京政权内部大总统黎元洪与内阁总理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正如火如荼。黎元洪原本主张与美国一道对德宣战，但鉴于日本通过亲日派曹汝霖等人拉拢段祺瑞参战，而地方督军们又大多希望趁参战之机大肆扩充实力，遂认为参战将会中日本的“圈套”，转而坚决反对参战。
黎反对参战态度明朗，在袁世凯身后成为政治强人的段祺瑞，即成为美、日以参战借款为饵争相控制的对象。外交问题竟成为府院之争的一步大棋。驻美公使顾维钧密电北京政府，提出联美抑日对策，并透露美国政府援华两亿美元战费案已提交国会的消息。日本则通过曹汝霖等人大力活动，允以同样巨款助段，并指出：美款须经国会辩论，期限未可预知，中国必须以出兵欧陆为条件，且专款专用，不得挪借；日款则允许段氏以此款编练参战军，并可借此武力“先清内乱”。至于出兵欧陆一事，日本则以自身参战经验为例说明，中国只要增援欧洲粮食物资及派出民工，无须真的派遣军队。一个是期款，一个是现钱，一个真参战，一个真募兵，自然是日本的意见正中段氏之下怀。此可谓投其所好。结果，参战之争导致黎、段摊牌，5月23日黎元洪免去段氏总理之职。之后，黎电召“辫帅”张勋晋京调停时局，反被张挟持，演出一幕引狼入室、致使清室一度复辟的丑剧。抓住这一天赐之机，段氏随即在河北马厂“誓师讨逆”。8月4日段祺瑞拥兵返京后颁行的第一道政令，就是对德宣战，中国终于成为欧战参战国，而欧战已近尾声。欧战中，中国除增援粮秣物资之外，共派出十七万劳工充当挖掘战壕工事的苦力，其中十四万赴法国前线，三万赴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前线，最终归国者甚少。而段氏政府所获“战费”则尽为编练自家军队所用。
1917年11月2日，日美签订《蓝辛－石井协定》，在有关双方在华权益问题上达成妥协。1918年9月24日，就在欧战结束前夕，日本政府利用段祺瑞急于“武力统一”中国之机，又一次以借款为饵，与北京政府签订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之条约》，进一步扩大了其在山东权益。在双方换文中，北京政府使用了外交术语“欣然予以同意”云云，钻入日本设置的外交陷阱，为尔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埋下毒种。
1918年11月，欧战终于结束，在最后一刻跻身于协约国之列的中国，突然间成为与列强比肩的战胜国，一时间举国欢庆，国民心气大彰。美国总统威尔逊此前发表的《十四点和平宣言》，勾勒了一幅战后各国主权平等的世界和平蓝图，更为中国人所欢迎。北京大学学生游行到美国使馆，山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东单北大街上的“克林德坊”也换成了“公理战胜”字样。既然公理战胜了，中国战胜了，中国自然可以平等身份分享战胜国之权利，至少可以体面收回战败国德、奥在华的权益了。然而，事与愿违。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尴尬局面，并触发了民国以来最大的外交和政治危机。
三、报国有志，回天无力：巴黎和会中的顾维钧们
就在陈独秀热情撰文说威尔逊是“世界第一好人”、李大钊在“公理战胜”坊下激情演讲《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际，有一个人却以职业外交官的冷静心思，远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为中国谋划着外交善后的安排。1918年夏天，在驻美公使顾维钧的主持之下，公使馆研究小组连续向北京发回报告，建议政府未雨绸缪，着手准备战后和会，提议政府应“理直气壮”地在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并不必顾忌被迫签订的“廿一条”。同时，顾本人曾当面向美国国务卿蓝辛指出“美日协定”对中国以及美国利益的危害。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也视和会为挽回国家利权之唯一契机，遂召集社会名流组成专门会议，研议对策。梁启超、张謇诸流及国内各党派也开始为政府谋划或参赞。这年10月，顾维钧爱妻唐氏不幸患西班牙流感病逝。12月中旬，顾氏与威尔逊总统同船赴欧，为中国代表中最早到达巴黎者。
中国朝野积极备战和会，一年前曾积极拉拢中国参战的日本政府却在外交空间大肆活动，以中国参战不力为由，妄图取消中国的与会资格。北京政府急令驻欧美公使们斡旋争取列强支持。顾维钧多方奔走美国国务院游说，获得成功。美国根据协约国规定的出席和会之原则，提议邀请中国赴会，得到英、法等国同意。
资格问题甫解决，又遇到席位问题。因此前美、日等国在拉拢中国参战时曾有许诺，战后和会中将视中国为平等大国，中国遂希望派出与大国同等数目之代表。然而，英、法列强却自食其言。参战国与会席位分为三等：一等是英、法、美、意、日五大国，每国五席；二等是巴西等国，每国三席；余为三等，每国两席。中国被列为三等，虽一再交涉却未尝改变。同时，中国国内的南方政府，曾一度意欲另组以孙中山为首的代表团单独赴会，后因孙氏无意赴会，才以“一致对外”为由派代表参与。这样，虽然中国代表团1918年即抵达巴黎，但直到1919年1月28日，代表团名单才正式公布，而巴黎和会已正式开幕十天，正所谓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外交总长陆征祥，团员为南方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美国耶鲁大学毕业）、驻英公使施肇基（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曾留学法国）。其中，陆、王为正式代表。其他成员还有驻法公使胡惟德、驻丹麦公使颜惠庆（曾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留学）、驻意公使王广圻等，另有专家十七人、外籍顾问五人、行政技术人员二十人，总计五十二人。代表团集中了其时中国最优秀的职业外交人才，大多曾出洋欧美留学，可谓阵容豪华，充分反映出政府对此次赴会所寄之外交厚望。
起初，在此次和会上中国应实现何种目标，政府与民众主张相距甚远。民间呼吁以此为契机，挽回可能之所有利权。段祺瑞却认为中国参战太迟，不宜有过多要求，应以山东权益为主。政府对于和会的方案迟迟不决，直到代表团到达巴黎之后，才发去了拟定的方案。方案中最终顺从民意，提出了一大批难以兑现的要求，却惟独把山东问题置于次要地位，显示出外交上的幼稚。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组成强有力代表团的同时，制定了详尽可行的有关确保其山东利益的预案，而此前1918年的中日换文，也已从法律上保障了它已攫取的山东权益。
启程赴会前夕，适值丧妻之痛的顾维钧也对巴黎之行充满了梦想，认为中国既已战胜，就应在和会中享有平等地位。作为驻美公使，顾维钧也是中国代表团中惟一对山东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和周密准备的人。他还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美国，认为美国能维护中国权益并影响英、法、日等国。临行前他拜会了威尔逊总统，留下了威氏同情中国并将在和会上以“十四项原则”倡议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的印象。国内朝野也对威氏出席并领导和会表示乐观，认为此次外交胜券在握。事实上，许多美国人包括国务卿蓝辛也都认为，和会应当制止日本对中国山东权益的侵占。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美国不能容忍美国人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演变成日本在中国势力的扩张。然而，仅从前述与会资格、席位、代表团组成诸事宜所遭遇之阻碍，以及外交目标设定之不当，即可预知顾维钧们此行将步履维艰。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外交部大厅开幕，与会者凡二十七国。和会完全被五大国操纵，直到1月27日中国代表竟始终未能与会。1月27日上午，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在“十人会”[1]上突然提出讨论山东问题，并认为此事与中国无关，主张不让中国参加。在美国的坚持下，“十人会”乃决定在下午会议上邀请中国代表与会申诉。得到通知后，中国代表团陷入一片混乱，不仅是由于代表团自身行政事宜尚未落定，更是因为行前对山东问题并未做充分准备。关键时刻，代表团接受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卫理的建议，首席代表陆征祥外长称病不出以“留有余地”。在其他成员一再互相推诿之后，决定由王正廷和顾维钧代表出席，并以英语流利为由指定顾氏发言。此时时间紧迫，顾维钧仍挤出时间于会前拜访了美国国务卿蓝辛，彼此达成了会上合作的谅解。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日本代表牧野发言，申辩日本应无偿享有德国在中国山东权益，并发表了1917年日本与英、法、俄、意四国达成的秘密谅解。同时，他暗示1918年中日曾于此事有秘密换文，意思是山东问题已非悬案，因为从条约上、法理上论，日本已经获取了山东权益，此事只要和会确认即可。中国代表由于仓促上阵，因此在牧野发言后大感狼狈。顾维钧遂起立声明，山东问题事体重大，希望会议给中国代表团一个研究准备的时间。“十人会”同意次日再行讨论此议。
当天晚上陆征祥、顾维钧邀宴卫理商讨对策。在卫理的一再探询下，陆征祥遂承认中日1918年秘密换文事。卫理当即表示，“廿一条”尚可视为日本强迫中国签署，而秘密换文则出于中国自愿，使美国爱莫能助。卫理走后，中国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讨论，推举顾维钧准备次日的发言。1月28日下午复会，大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雷孟梭即请中国代表发言。顾维钧由于对山东问题研究有素，因而并未展念讲稿，而是即席作了长达三十分钟的慷慨论辩。他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诸角度申明了山东是中国主权之不可剥夺的一部分，提请和会尊重中国主权领土之完整。顾氏雄辩陈词之后，日本代表牧野起而辩解，称中日之间已有成约在先，试图以中日换文为武器把中国逼至墙角。顾维钧针锋相对地强调指出，“廿一条”是举世公认被迫签订的，其法律效力存疑，从而巧妙地避开了中日1918年秘密换文事，充分利用了日方不愿公开这一换文的心理。所以，当美国总统威尔逊当场询问中日代表能否公开中日间有关条约（指“廿一条”）时，牧野表示须“等待请训”，顾维钧则当即应允，击中了日方痛处。顾维钧这次发言，是中国外交史上空前成功的外交演讲，当场置日方于尴尬地位。顾氏发言完毕，会议主席克雷孟梭立即于席上大声道贺，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美国国务卿蓝辛等人上前祝贺，意大利首相奥兰多也对顾氏发言极为“赞美”。中国代表团离场时，更受到与会的比利时、塞尔维亚等小国代表围拢道贺，其场面之热烈，与日本代表牧野受到的冷落成鲜明对照。一时间，巴黎和会上顾维钧名噪一时，以至于几十年后友人问他一生中做的哪件事令他最为满意时，顾维钧答曰：巴黎和会。友人又问，当时有那么多显赫的大人物在场，你何以能够毫不自卑，勇气万分，沉着发言，有此成就？顾氏答曰：“我满腔热忱，爱国情深，只想为国家做点事。山东是我国的国土，德国是我们的敌国。敌国既败，应把从前在我领土内强夺去的权益归还我国，是名正言顺之事，既符国际公法也合公理正义，无需假手日本还我河山。我相信凡是有正义感的人，对我国只是同情，只有赞助，对日本的强词夺理只有驳斥，只有厌弃。”
然而，顾维钧1月28日的雄辩演说，只是暂时扭转了中国在和会中的被动局面。日本政府在“十人会”论战失败后，即转而向北京施压。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1月31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随后又专访代理外长陈箓，并以一百五十万陆海军相威胁。陈箓竟以顾氏擅自发言推诿，即电令中国代表团不得发表“中日密约”。社会上也传出小幡要求撤换王、顾二人的谣言，一时民情激愤。中国代表团态度坚决，复电表达不为所动的立场。美、英、法三国亦指责中国对日外交不力。此时，公布“中日密约”问题遂成为关注焦点。在各方压力下，北京政府勉强同意公布。由于列强五国中，英、法、意早已与日本有密约，故而袖手作壁上观。顾维钧只得赶在威尔逊总统临时回国之前，全力寻求美国支持。中国代表团准备好了所有相关密约、条约、外交文件十九件及顾维钧起草的《中国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即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直接归还说贴》，于2月13日送达威尔逊。威当面向顾表示了对外交说贴的满意和美国政府支持中国的立场。2月15日，中方冲破日本代表团的重重阻挠，说贴和全部附件送达了“十人会”及相关国家代表团。此后，中国代表团又陆续向和会提出三个主要说贴，以力争保守国家主权。
但是，由于日本代表作梗，英、法受对日密约掣肘，而巴黎和会上五大国的注意力此时已转向战后国际格局安排及欧洲分赃问题上，中国山东问题遂一度搁置。被中国人称为“第一好人”的威尔逊，因其建立国际联盟计划在国内遭受政治挫折，故急转谋求列强支持。因此，威尔逊在3月重返巴黎时，对山东问题的立场已判若两人。3月25日，顾维钧再次拜会威尔逊讨论山东问题，希望得到美国支持。会见中，威氏虽仍对中国立场表示同情，但又明确表示此后不再支持邀请中国与会研讨山东问题。4月中旬，欧洲政治分赃完毕，和会重心又转回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却被排斥于会外。此后的会议上，支持中国立场的美国代表势单力薄，英、法、意三国态度暧昧，日本代表更以退出和会相要挟，情势急转直下。4月22日下午，陆征祥、顾维钧应邀出席英、美、法、意等国组成的“四人会”，这是中国代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莅会讨论山东问题。会上，列强之间已有默契。“第一好人”威尔逊彻底改变原先立场，转而支持日本，抓住1918年中日秘密换文不放，宣称条约之神圣性。顾维钧起而辩解，但终究只能含糊其辞，无法说出当时段祺瑞是为二千五百万日元借款而与日本签约换文的实情，情势十分窘迫。会议最终在所谓条约神圣的幌子下，不顾顾维钧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强加给中国代表一个要求承认日本在山东权益现实性的方案。休会后，顾维钧等人开始了紧张的会下斡旋活动，包括游说蓝辛、卫理等亲华人士及提出接受五大国共管方案的说贴，4月29日，威尔逊阐明了对山东问题的最终立场：（1）中国政府的彻底衰弱与腐败，使美国维护亚洲风险太大；（2）日本应有生存空间；（3）如果谈判破裂，美国人不会为中国山东而对日作战。4月30日，“四人会”对山东问题做出最后裁决，决定在对德和约中将山东问题从中国问题中单独列出，即有名的《凡尔赛和约》第一百五十六至一百五十八款，批准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完全失败。顾维钧和他的同事们在巴黎和会上艰苦卓绝的努力付诸东流。
九十年后，翻检故人故事，令人无法不肃然起敬的是，其时之中国所处国际环境，正可谓豺豹环伺，虎狼觊觎，而中国的第一代职业外交官顾维钧和他的同事们，此时仍不辱使命，苦苦抗争于挽救国权的荆棘丛途中。5月1日，中国代表团向英美法“三巨头”会议提出强烈抗议，次日即将中国代表之立场见诸报端。由于得不到北京政府明确有力的支持和指示，尽管苦力支撑，情势仍日加严峻，无须臾转圜空间，陆、王、施、顾、魏等五代表乃于5月3日致电北京请辞。电文中“和会仍凭战力，公理莫敌强权”，“力竭智穷，负国辱命”等语，甚为悲壮。在北京回电挽留之下，代表团继续坚守一线，勉力奋争。
然而，远在万里之遥的巴黎的顾维钧们，万万没有想到，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迅速诱发了改写中国现代历史的五四运动，使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更处于内外交困之境地。今人扒梳历史细节发现，五四运动之兴起，乃是由于时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王大燮（晚清以降曾出任驻英、日公使，民国教育总长、外交总长），不满北京政府的暧昧软弱态度愤而辞职后，于5月3日傍晚打电话给好友蔡元培，诉说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及北京政府密令签约之立场。蔡氏即于当日晚九点假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宣布此事，遂激起师生巨大爱国之热潮，导致次日北京学生的大游行。学生运动的爆发，使孱弱的北京政府态度更加暧昧，而代表团的立场却反而趋向于强硬。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民众情绪趋向白热化的时候，5月4日，远在巴黎的代表团向“十人会”提出一份措辞强烈的抗议。5月6日，“四人会”正式向协约国成员国公布将于第二天交付德国的《巴黎和约》文本，中国代表陆征祥外长当场宣读了中国代表团对和约中山东条款的抗议宣言。同日，代表团请示北京“签字与否”。顾维钧们与美国总统、国务卿及英法代表紧密磋商，提出保留签字权的立场。5月19日，法国外长毕勋对陆征祥说：“保留签字，万办不到。”22日，英方称：“此事关系极大，和约为协商及共事各国对于敌国之约，不但无不签字之理，抑亦无保留办法。”25日，威尔逊对顾维钧说：“至于约上保留办法，予亦不主张。”列强一致拒绝保留签字的理由，是不愿开此先例。23日，北京政府电令陆征祥，如不能保留，即全约签字。就在这最后的外交努力趋于失败之际，5月28日，中国代表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和约签字问题，代表团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主张签字者，有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意公使王广圻、代表团参议伍朝枢，其主张签字之理由有三：其一，对德和约，如不签字，则对奥和约，许我签字与否，尚不可知；其二，如德、奥和约都不签字，则德、奥租界不能收回，对德、奥关税不能自主，德、奥领事裁判权与德、奥赔款，亦不能撤销及停止，为害甚大；其三，将来中国与日本直接商洽山东问题，其结果能否比今日三国所商定者更有利益，亦无把握。至南北分裂，为时已久，纵不签约，亦不能使南北统一。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认为如果拒签，日本若以武力威胁，无法得到其他列强的援助。驻法公使胡惟德表示：“签字一层，利于国家，毅然为之，不必为个人毁誉计。”伍、王二人同声和之。主张不签字者为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其主张不签字之理由有二：一为尊重民意；二为免使南北分裂。顾维钧说：“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山东形势关乎全国，较东三省利害尤巨。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陆征祥和魏宸组没有明确表态。在五位全权代表中，有三位明确反对签字。随后，施肇基以接待梁启超访英为名，返回伦敦住所。颜惠庆等几位公使也陆续返回各自住所。代表团长陆征祥在向北京请辞不允情况下，“旧病骤发”，住进法国圣·克卢德医院。王正延以南方政府代表身份不宜终决为由退缩。中国代表团的最后交涉工作自然全部推给顾维钧一人，而此时苦苦等来的北京指示却是“自酌办理”。
1919年6月28日下午三时，凡尔赛和约签字之时，顾维钧代表诸公“共同决定，不往签字”，并发表拒签宣言。拒签当日，陆、王、顾、魏联名致电北京政府，电文悲情充溢，曰“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将保留字样，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为另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分函声明，不因签字而妨及将来再议声请之权，竟至完全被拒……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署名各位以“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来欧半载，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渐清议，自此以往，利害得失尚难逆睹，要皆由祥等奉职无状，致贻我政府主座及全国之忧”为由，请求罢免，“交付惩戒”，“另简大员”。此情此景，此言此行，悲愤与悲壮之情状，至今读来仍催人泪下。拒签悉出巴黎诸公自决之举，这些平日敬业从命、温文尔雅诸君，此次奋起违抗政府意旨，自作主张，拒签和约，自是以国事为重，不计个人之毁誉荣辱，也是深受五四运动爱国精诚感召之结果。时下一般史书中所谓“被迫拒签”说，恐怕只是庸人之臆想。
四、华盛顿会议与顾维钧：山东问题终有结局
诚如顾维钧所料，巴黎和会中国拒签和约，不仅未有严重后果，反获国际社会广泛同情，收到哀兵之效。中国外交界也因此发现，依赖列强反被出卖已成近代外交之通例。中国外交尽管积弱，却也可以从恪守国际法和提高外交艺术之中获取成果，而职业外交官则是此现代外交的倚重之材。中国因签署了《对奥和约》而得以加入国联。由于顾维钧杰出的外交才干，1920年8月他履任中国出席“国联”全权代表，9月出任驻英公使，12月任中国出席国联理事会代表，当选非常任理事，1921年8月旋又当选为国联理事会主席。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1919年春夏，即在巴黎和会期间，北京徐世昌政府即开始推行所谓“无约国新外交”。此后，中国上下更掀起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热潮。1920年12月6日，美国与小国暹罗签约，美国正式宣布放弃其在暹罗境内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此事对中国修约运动产生巨大鼓舞。外交部训令驻外使节，启动与各国修约谈判。1921年9月26日，中国驻墨西哥公使王继曾与墨西哥外交部长巴尼在墨西哥城签署《暂行修改中墨1899年条约之协定》，墨政府宣布：“将来正式修改该约，本国政府放弃在华之领事裁判权。”此事件开中国“废约”之先河。中国虽在巴黎拒签了《对德和约》，但北京政府却在其后积极推进了对德关系正常化。1921年5月20日，《中德协约》正式签字。德国宣布放弃此前取得的所有在华不平等特权，两国在平等基础上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大国签署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巴黎和会结束后，山东问题尽管写入了和约，却因中国拒签而仍为国际上一重大外交悬案。山东问题不仅成为中日间悬案，而且继续为国际社会关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仍在为山东问题斡旋，日本政府也一直在诱使中日直接交涉。1921年，英日同盟又届十年期满，面临续约。因其中涉及中国利益之条款，北京政府全力展开反对英、日续约之外交斡旋。同时，在诸如顾维钧氏这些处于一线的外交官们的不懈外交努力下，北京政府在全国民众激昂民意的推动下，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立场愈趋明确强硬。
1921年夏天，美国政府邀请中、英、日、法、意等八国参加华盛顿会议，讨论战后军备控制和远东－太平洋问题，以兑现美国一以贯之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实施，遏制日本，确保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的战略利益。这样，解决山东问题，遂成为哈定总统为华盛顿会议设计的最重要外交目标之一。
此时的中国国内政局，亲日的皖系军阀刚刚被亲美的直系军阀打败，本为华盛顿会议收回利权带来利好，可南方广州政权与北京政府的对抗加剧，又为此蒙上了一层阴影。中国政府为赴会做了充分准备，组成以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王宠惠（大理院院长）为全权代表的一百三十多人的庞大代表团。已濒临财政破产的北京政府囊中羞涩，无力筹措代表团赴美费用，只得电请各省摊派襄助，及至9月29日一行人才蹉跎启程。日本代表由海军大臣、驻美大使和外务省次官组成，火药味十足，并在行前即大打宣传战，又是花钱雇用美国艺人上演丑化中国戏剧，又是制造中国已然四分五裂的谣言，致使国际舆论对中国代表团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美国国务卿休斯拟定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程，在确保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前提下，强调门户开放，各国机会均等。这一议程恰与中国代表团拟定的在确保主权基础上，全面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争取列强支持，矛头直指日本的方针相吻合。
1921年11月11日一战停战纪念日，华盛顿会议开幕。在山东问题上，中国代表团以废除“廿一条”、根本解决问题为目标。中日双方对“廿一条”、修改条约、租借地和关税等问题，发生了激烈辩论和广泛的会下磋商。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胶州租借地交还，公产移交，日本军队撤退，青岛海关、胶济铁路、济顺高徐铁路、矿山、胶州租借地开放，盐场、海底电线、无线电台以及优先权、烟潍铁路、邮务局等一系列问题，争论极为激烈，旷日持久，会外磋商即达三十六次，谈判多次濒于破裂。由于美、法等国对日本的巨大外交压力，由于中国外交官们所付出的智慧、专业能力和巨大劳动，1922年2月4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最终签署了《关于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规定日本将胶澳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赎回胶济铁路，收回海关，日本放弃所有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日军撤出山东。终于，在华盛顿会议上，在一班中国优秀的职业外交家的不懈努力下，经过极为艰苦卓绝的谈判，将此前的“中日民四条约”、中日山东问题换文，以及《对德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统统推翻。当然，中国仍付出重大代价，如开放原胶州租界地及对日支付的高额赎金等项。中国山东问题，因欧战而起历时八年，至此终获解决。
在华盛顿会议最终签署的《九国公约》有关中国的条款中，缔约各国协定：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保证中国的门户开放和各国在华机会的均等；各国不得在华谋取特权和划分势力范围，等等。会议期间，中国各位全权代表不辱使命，在一系列事关废除列强在华特权问题上奋力博弈，相继提出中国关税自主案、撤废领事裁判权案、撤退各国驻华军警案、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案、撤废各国在华邮局案、撤退外国无线电台案、解决有关中国成约案、尊重中国战时中立案、废除“廿一条”案等十余项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议案。尽管中国与列强各国在与此相关的讨论中，最终未能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在诸如关税自主、租借地、领事裁判权等方面仍未能从列强手中收回利权，但此类问题被郑重提交国际社会，已比较巴黎和会取得了重大进展。
纵观整个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所取得的成果，诚如顾维钧所说，“中国所获已超过（预设目标的）百分之五十”。有史以来，中国政府第一次被平等邀请参与国际论坛，致使中国第一次获得申诉清季以来所受各项不平等待遇与压迫之机会，并第一次收回所丧失的部分国权。在延绵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外交史上，此役已不啻为中国在弱国外交情势下所获得的第一个最重大胜利。
由“廿一条”秘密签订，中经巴黎和会，终至华盛顿会议，围绕山东问题展开的旷日持久的夺回国权的外交交涉，竟至于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的一个缩影。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今人不难看出远东地区大国关系聚焦于互相争夺在华利益，不难看出被夹于列强之间的中国之弱国外交的窘迫，可贵的是，仍有如顾维钧和他的同事们这样一班职业外交家壮怀激烈，专业才具精湛而又敬业克己。在艰巨至极的外交荆棘之中，前有虎狼鬼魅，后无国家倚援，他们仍奋然前行不已，身心疲惫辛劳之状，恐是外人无法窥其一二的。
但愿，九十年后国人还记得起他们。
附记：顾维钧，此后曾任中华民国政府之外交部长，财政部长，驻法、俄、英、美大使，先后参与国联“李顿调查团”、蒙巴顿橡树园会议、旧金山联合国会议、对日和约谈判等重大国际活动，以及举凡所有中国近代之重要外交交涉，1956年出任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并曾任副院长，1967年退休后定居纽约，口述英文巨著《顾维钧回忆录》，1985年11月14日客逝于曼哈顿寓所，享年九十八岁。
注释：
〔1〕“十人会”是巴黎和会期间由英、法、美、意、日五国首席和第二代表组成会议，拥有决定一切重大问题的权力，主席为法国总理克雷孟梭。此后，美、英、法、意四国首脑又组成“四人会”，以日本首席代表非国家首脑为由将其排除在外。再后，英、法、美三国首脑又以意大利欧战出力不多为由，由三国首脑组成“三巨头”会议。巴黎和会遂成为英、法、美三国秘密交易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