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凯:浅析中共治下维汉民族对立情绪的深层原因

新疆”7·5″事件发生后,各方对此事件的评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主要原因是对中共政府一直推行的民族政策、维汉两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鲜有作过系统的全面分析所致。

这次事件的起因其实很简单,真实的导火索就是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内发生的群体斗殴事件。但这个事件的导因却因一个谣传而引发。当时工厂内有人纷传,厂里有新疆籍员工强奸了两名女工。于是导致汉族部分员工对新疆籍员工产生不满。事发当晚,几名新疆籍员工又对一名在该厂实习的汉族技校女生起哄,更引起部分汉族员工的不满,由不满而生发争拗,以致人员越聚越多,最后酿成群体斗殴事件。造成118名员工受伤,2名新疆籍员工死亡。如果此时,广东警方迅速公布真相并惩戒行凶者,那么,完全有可能平息或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但遗憾的是,广东警方将这一事件习惯性地”搁置争议”甚至意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此一来,拜赐现代网络、电讯传播的快捷方便,远在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维族亲友们闻讯后,便仿佛对汉人的旧怨新仇一并爆发,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地对当地汉人和以汉人为主的商场及乌市政府大楼大泄积怨和怒火。其方式竟是许多愤怒的维族人走上街头主动用刀具攻击、杀害街上无辜的汉人百姓,造成约192名汉人平民当即丧生,事件还造成1721人受伤,有900多人伤愈出院。仍在医院救治的还有881人。其中重伤179人,危重66人。

另外还有331间店铺、627辆汽车被砸被烧。这是中共建政迄今,汉维之间最严重的种族暴力冲突事件。堪称中国版的小规模 “9·11″事件。

维人的排汉反汉的情结,其深层次问题显然是相当复杂的。

虽然此次恐怖事件的直接起因看起来是一起距新疆万里之遥的广东韶关的偶然性维汉民族群体斗殴事件,但实际上维汉之间的民族矛盾由来已久,远至可以追溯到18世纪满清王朝对新疆的征服,近则可以归咎于中共建政以后,将大量汉人迁入新疆,不断地在新疆进行”大汉族主义”政策的扩张。这种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已然超过了维族人的容忍程度,而这种汉化政策不但没有让维族人全面归顺,反而加剧了维汉民族的对立情绪。同时也造成了汉维民族今天巨大的经济差距与政治差距。再加上中共对维族信仰伊斯兰教的轻视甚至限制等行为,更使维族人赖以寄托的精神资源也无所依托,从而促使维人对汉人的统治产生强烈不满。这种积怨已久的火种终于使今天的局面达致难以收拾的地步。

维人多认为,汉人趁改革开放之机,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为名,行掠夺新疆天然资源之实。维人多有抱怨”我们这里脚上流油,头上过电,但享受不到”。他们对中央政府在新疆开发石油天燃气等资源心生不满,认为汉人来到新疆不但”拿了我们的地,拿走我们的油,拿走我们的棉花(这些也全有事实依据)”,还抢走了他们的饭碗,也不尊重他们的宗教等风俗生活习惯;使他们不得不远离家乡寻找工作,但由于民族和语言问题,他们无论在新疆还是在内地的就业竞争中也往往无法与汉人平等竞争……

于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日维汉民族的对立情绪,即使没有官方所称的”热比娅等境外反华势力的操纵与指挥”,积郁已久的民族悲愤烈焰也迟早会有”干柴烈火”的一天。虽然在毛时代的高压政策下,难有集聚爆发的机会,但并不意味着新疆是一直是平静的。事实上,八十年代以来,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建设兵团”和维族人的矛盾就已呈逐步恶化之势,民族对立情绪不断加深,各种流血冲突接踵而起的小型事件几乎天天发生。正如当地人揭露的”其实这样的暴力活动每天都在发生,只是分散的,而”7·5″事件,则是集中的。”只是由于官方媒体统一口径,瞒而不报,才使全国公众不明真相罢了。

在这次事件中,有两种比较明显的分析和观点,其一是”逢中必反”的态度,认为维汉民众的冲突,肯定是一出问题必是汉人之错。这种认识也有失偏颇;其二是强烈谴责维族暴徒伤害汉人平民的行径。然而这种谴责也缺少足够的思辨底气。理智分析当前的危机,应该说,首先,地区之间尤其是中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巨大差距是其主要原因,而且这种差距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其次,是中共的民族政策一以贯之地借鉴过时的 “苏式”民族政策模式即创立者列宁主义模式,那是一种早已不适应现代文明世界的发展格局的、不尊重民族自主自治的霸权主义模式。虽然前苏联政府对各民族加盟共和国给予大量的慷慨援助,但因为在加盟国强制推行的极权专制体制极大地窒息了社会生机,造成了加盟国的普遍贫困落后和腐败不公正。这种落后体制造成的负面效应早已远远超过经济援助的正面效益,最终造成各民族加盟共和国的普遍离心倾向。

民族问题事关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所以经济根源是民族问题的根本所在。据中共官方最近的统计资料显示,1980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 之比是1.8:1.18:1, 1990年扩大为1.9:1.17:1,2002年更进一步扩大为2.63:1.26:1。这说明1990年的东部与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比1980年分别扩大了5.9%和5.6%,2002年比1990年又分别扩大了28.4%和38.4%。数据无可辩驳地显示着1990年代以后民族地区与中部特别是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在加速扩大。更不必提与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巨大差距了。况且这种差距还呈继续扩大的特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全国26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也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区。总之,对于地域广大却在公共领域和经济利益被日益双重边缘化的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摆在其面前的困难不但是与发达地区差距拉大和相对贫困的问题,而且也有短期内难以摆脱的绝对贫困问题。这无疑对各地区、各民族平等平权、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构成了事实上的严重伤害。

新疆存在的维汉民族对立和冲突问题,其实也与1990年代苏联瓦解后的中亚变局也即中亚的”权力大竞逐”息息相关。前苏联的解体,就与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差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各加盟共和国为争夺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经济自主权矛盾不断加深,在各种复杂的内外因素诱致下,导致全面爆发民族危机,进而苏联解体。1985年以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虽然民族矛盾已经相当严重,但是苏联官方仍然漠视民族问题的存在,只是到1989年,苏共才承认民族问题的存在,但此时民族分离倾向已经越发严重,到1990年民族矛盾已经日益向民族分离道路发展,并逐步发展成为政治精英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国家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追求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分离道路。据统计,到1990年的5年时间里,苏联发生的涉及民族问题的示威、游行、冲突、骚乱高达2000多次,民族冲突流血事件几十次,造成1000多人丧生、近万人受伤,近60万人无家可归,民族危机遍及全苏联。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独立,随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如法炮制宣布独立。为了阻止国家分裂,1991年3月17日苏联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公决,虽然在有6个加盟共和国抵制的情况下,全苏联还是有80%拥有投票权的公民参加了投票,其中绝大多数(76.4%)的人赞成保留联盟(具体各加盟共和国赞同保留联盟的人比例是,俄罗斯占73.14%,白俄罗斯占93.7%,乌克兰占70%,阿塞拜疆占93%,哈萨克斯坦占94%,乌兹别克斯坦占93.7%,吉尔吉斯斯坦占94.5%,塔吉克斯坦占96%,土库曼斯坦占98%),但是各加盟共和国与中央围绕权力分配的斗争仍然异常激烈,民族矛盾日趋白热化。与此同时,又因为缺乏民主制度上权威性的政治保障,导致民意的决定根本无力阻止苏联的解体。同年12月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政治领导人签署了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宣布了苏联成为历史,苏联一分而为15个国家。

民族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平衡与否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突出的文化问题,事关社会稳定的精神支持。如果不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问题,保障民族文化多元一体,那么,要保持所谓”稳定大局”,无异于空中楼阁。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成了许多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有的民族几乎是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有的宗教是多种民族的共同信仰,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民族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密不可分。因此,如果宗教问题处理不妥,往往会对民族问题造成不利影响,严重时甚至会引发民族间的暴力冲突。然而,中共素来在处理宗教信仰问题方面,因为在无神论这个意识形态上的顽固不化而常常缺乏敏感,与信仰虔诚的少数民族无法交流、感情疏离。而现在对于这个无神论政权来说,要想在不进行体制转型的条件下奢谈并尊重民族信仰,其难度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中共现政权不检讨自身的民族政策,不检讨汉人对新疆过于膨胀的汉化速度,只是习惯性地把所有群体性事件归罪于境外的操纵,归责于维人的排汉反汉情绪;或者当局所施行的经济发展方案不能让各民族的普通民众都能在经济发展中受益;少数民族政策也不能凸显”民族平等”的原则,那么,今后各地民族冲突的后遗症必将持续发酵,更大的冲突隐患也许只会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许多事情正是因为北京当局所施行的顽固不变的意识形态痼疾在作祟,才促使维族的不满与愤懑持续扩大,才变得”暴民”更容易动员和号召维人参与暴动。事实上,这在西藏也已成了一个随时都可以自动引爆冲突的民族气氛。

通过此一事件,现在多数理性的中国网民认为,现在中国的民族政策已经宣告失败,必须进行重新调整。民族政策中被诟病较多的,是对少数民族实行各种优惠政策,包括在司法上实行”两少一宽”,即对少数民族罪犯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以及拥有高考加分资格、生育优惠政策和免费医疗照顾等。殊不知任何优惠政策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理由。网上有人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逆向民族歧视政策”,该政策没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纵容了少数民族中的渣滓,让他们有恃无恐。它一方面侵害了汉族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抹黑了多数守法善良的少数民族的形象,必须尽快废除。笔者曾在游历新疆的巴士上,有过这样一次经历。当我们乘坐的小型巴士行驶在傍晚的林间小道上时,发现司机突然减速,好奇的乘客纷纷探头查看车子前方出了什么事。原来有两个身着民族服装的维族壮汉大摇大摆地故意背对着我们的车子拦住去路,汉人司机见势不妙,把方向盘一会打左一会打右,想绕开那两人开过去,但拦路者却采取你向左开他就移步左方,你向右拐他也向右移动的办法阻拦挑衅。这时全车乘客都非常紧张!司机只好耐心地、缓慢地玩着这种走S型的游戏。突然间,司机趁那两人注意力分散的一个空档,猛一加油,夺路绝尘而逃。这样才躲过了一劫。司机后来说,如果这时车内有人开了车窗,那就麻烦大了!因为他们身上都有刀具,接下来一番洗劫便在所难免。须知少数民族不同于汉人的一点是,携带任何刀具都是合法的。

有的”优待”式成规经年累月下来,自然部分地纵容和助长了少数不法维人的寻衅气焰,同时也将满腹怨气留给了汉人,就像这个汉人司机的委曲求全一样。因此有人指出,歧视主体民族来照顾少数民族虽然让前者感觉时时受气,但也使少数民族觉得他们吃了亏,国家才优待他们。

美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由于其民主体制能够为绝大多数公民谋求福利,政府官吏也没有任何职务特权,所有公民的权利都能受到充分的尊重。所以尽管美国政府没有为哪个少数民族拨钱送物,但绝大多数民族成员都能感受到民主政治的恩惠,并对行使民主政治的国家自然效忠。这就是文明世界能够巧妙地通过民主共和制这个”最不坏的政治体制”来维持其国家权力、维护民族统一的成功所在。所以民主制度是一种相对有效而公平的政治法律制度安排,并且具有不以人员、机构和政党的任何更替而动摇的稳定特性。

无论从世界历史看,还是从全球现实看,民族问题如处理不当,必然酿成社会大动荡。虽然从这次”7·5″事件上看,中共政府表面上似乎是把维人的”骚乱”压下去了,但这次事件不仅对中共的形象,而且对安抚维族的对立情绪上来看,一点也算不上赢家。

中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多达1亿人口,分布在全国各地,占国土面积的64%,西部和边疆地区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当下,中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转型期,中国需要有文明进步、符合世界人权标准的民族政策,无论对北京现政权还是未来民选政权,这都是重要的一课。胡温政权必须以更敏锐的方式来改善对弱势种族的歧视,对弱势种族地区的发展也必须更尊重地方自主性的选择,而不能把汉人专制社会因循守旧的那一套照搬。应当顺应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先进做法,也就是《零八宪章》中提出的一些方案,在民族自治区内实行联邦制,方能真正一劳永逸地解决新疆问题。不能再继续现有的既不讨好少数民族也没给当地汉人带来安全感的”逆向民族歧视政策”,例如此次”7·5″事件发生后,就导致第二天上万汉人群情激愤地走上街头抗议游行。汉人觉得当地政府反应迟缓,因此只能靠自己保护自己,而地方当局只能依靠武力去压迫维族人就范,人心又怎能单纯用武力去压服?

当局只有实现政治体制的彻底转型,才能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各民族才能获得社会稳定的政治保障。余杰说得不错,如果去年我们发表《零八宪章》的时候,官方就以相当大的善意去接纳,展开对话,甚至在他们具体的政策上,包括对新疆、西藏的政策上做一些调整,就不会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剧烈的暴力冲突事件,那么多人的性命就会免于一死。在这样一个思路下,处理新疆、西藏,包括香港台湾的问题,也会比现有的所谓民族区域这种虚伪的自治更好。民主化的中国,不仅能让少数民族地区的人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治权,而且也能让他们感到在人权上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尊重和自主。

于浩成:中国政法大学在弑师案中“躲猫猫”

去年10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付成励杀教师程春明一案,7月6日上午由北京一中院开庭审理。《北京晚报》在当日,《新京报》和《北京青年报》于次日都做了报道。其中北青记者李罡的报道内容详细。

据报道,这次开庭,因涉及个人隐私,法院最终决定不公开审理。这种做法实在是很错误的。正如苏文洋在《寻求法外解决凸显法律危机》一文评论说,许多民众关心的案件,本来是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常识的极好机会,却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公开审理,给人以法律在“躲猫猫”的感觉。这种“躲猫猫”成为一些法院的习惯,结果是造成人们对法律的不敬且远之,并开始寻找法律之外的解决之道,目前这种苗头有上升之势。

所谓的“个人隐私”,不就是指程春明老师与付成励女友,研究生陈某曾发生性关系一事吗。据报道,付成励在案件发生之后一直宣称,他杀程春明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要报复,二是要“杀一儆百”。 程春明在有妻子的情况下,还和付成励女友发生性关系,造成付成励与女友分手。付成励在接受警方调查时说,“程春明是老师,根本不配为人师表”。 付成励还称:“以前有学生向学校告发过类似的事情,但学校不管没有用”。

人们注意到,在去年10月29日案发的次日,《北京晚报》就报道说,有学生在网上发贴称程教授与天刚(即付成励,当时报道用化名)的女朋友保持暧昧关系,从而导致血案。但是中国政法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校方发言人表示,学校未接到相关举报,希望大家不要相信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保持对死者应有的尊重。其宣传部长刘长敏介绍了案发过程,说这是建校50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暴力事件。这篇报道以墨字体小标题称,学生对程教授评价很高。

《新京报》在10月30日以大字标题:《法大驳遇害教授暧昧新闻》,对此案作出报道称,程教授与嫌犯女友有暧昧属流言,学生献花附言老师走好。《北京晚报》在同日更是点名批评政法大学校园论坛“沧海云帆”上暧昧传言。

在付成励供述完一些事实之后,关于惨案的种种猜测,校园内的暧昧传言,可信度大为提高,尽管校方已经出面辟谣,但情杀的可能被大部分学生和社会广泛相信。

10月31日《新京报》又报道,政法大学在校园论坛“沧海云帆”上发布公告说,犯罪嫌疑人付某做案动机仍在调查,希望守护学校,并且透露警方调查后嫌犯女友离开北京。回

回顾半年多以来媒体对案情的报道,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法大学恐怕难逃自己对程教授生活作风问题失察的责任,和包庇的问题,对学生付成励疏于作思想工作,进行法制教育。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维护本校名誉或掩饰领导失职,在本案案发之后,封锁消息,搞类似躲猫猫的做法。这种做法,不能让人想到,嫌疑犯付成励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至于《北京青年报》在此案首次庭审的报道中称,付成励女友证言对付成励不利,有可能判处死刑。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女友的证言,对此案的判决有重要作用,如果她证实程教授确实玩弄女性,过错在先,有可能减轻付成励的罪责。但女友证言恰恰证明她与程教授是自愿,如此对付成励很不利。付成励女友即使是自愿,难道就可以抹掉,程教授作为老师与有妇之夫,与之通奸这个严重错误么?与业内分析人士观点相反,付成励女友证言恰恰证实了程教授有过错在先。因此有理由减轻了了付成励的罪责。当然他的故意杀人罪仍是成立的,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残酷了一点。

《北京青年报》报道称,有关检察官认为,付成励自首情节,也不宜从轻判决,理由是付成励做案已经想到全部后果,对其杀人深思熟虑,其自首是出于规避处罚的目的,而非认罪,所以不宜从轻判决。如果不是根据嫌疑犯有关自首的客观事实,而是判定主观动机,任何自首规避处罚的动机,那么就是不认罪,如果按照这个话,恐怕有自首情节从轻处罚的规定可取消了?一切嫌疑犯都没有必要多此一举,搞什么自首了。犯案之后一走了之,躲藏起来,岂不是比规避处罚来说,是更佳选择?

至于检察官认为,付成励对自己的行为表示认罪,但是不后悔,毫无悔罪表现。付成励在法庭上还是拒绝悔罪,很有可能被判决死刑。我认为,以民愤大小和有关悔罪表现作为判处轻重的条件,长期以来是我国司法实践的一个重大误区。实际上民愤大小,只凭大概的反应,一般不作民意测验调查统计,而且这样做也是十分困难,悔罪表现也是真假难辨,一个人内心的想法则更难以认定。

最后,在对法大弑师案的报道中,几乎所有媒体却一直使用“弑师”这个词。这是很不恰当的,“弑”这个词是古典儒家儒教使用并流传下来的词语,也叫春秋笔法,凡以下犯上,杀害“君亲师”都叫“弑”。这种犯罪要罪加一等,比一般的罪要加重。在当今的现代社会,虽然还维护尊重师长,孝敬父母的美德,但是没一个人不论尊卑,人格都是平等的,因此杀师不应再叫做“弑师”,沿袭这种叫法,会给人暗示,杀害老师的特别可恶,应该罪加一等。这是违反现代法律的平等精神和规定的。

 2009年7月17日

姜维平:李克强下重庆,薄熙来坐在火山口上

昨天,一枚恐吓炸弹在重庆没有引爆,但10万居民却慌忙疏散,虚惊一场,人们的安全感已荡然无存。刚当上重庆武警总队一把手的公安局长王立军,刚喝下一杯薄熙来赐的庆功酒,立即就变成了苦味。抢枪的匪徒还没抓到,又要跟著电话信号不得不去抓捣乱分子。当18个驴友坠入万丈山崖之际,薄熙来及其死党终于明白了一个事实:望著李克强回京转去的背影,他坐在了一坐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

除了新疆的王乐泉之外,在中国21个封疆大吏中,目前最彻夜难眠的人,非薄熙来莫属了。近日,李克强在周永康飞赴新疆坐阵的同时,破例到了重庆巡视,虽当地媒体只发了一两篇文章与照片,但也在字里行间透露了玄机。李克强带上了建设部长等数位北京部级高官,可能亦现场办公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并未对重庆工作总体上有任何明确的评价,只是薄熙来自己在新闻稿中说,中央对重庆是满意的,是支持的。显然,这不符合他的身份。李克强没这么讲,他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接照我对其思想性格的了解,此举恰恰表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其在重庆的工作相当不满。很有可能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同时刊发的李薄两人各自打伞,表情阴阳不一矛盾尽出的一张照片,也佐证了我的判断。

那么,重庆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薄熙来在重庆大刮红色风暴大唱高调,但人们不会只相信谎言,不看事实。他入主重庆之后没几天,他历来所重用的城管人员,在闹市街头,就残暴地打死了一个商贩,然后是访民在广场自焚,又在北京喊冤聚集示威,接着全市出租车全线罢停,闹得闻名遐迩,这本来应当引咎辞职,却凭借媒体包装摇身一变,成了被的哥们拥戴的包青天,这其实是假象,如同瓮安事件与石首事件一样,中共高层的策略亦有转变,并非薄熙来一人之能。当他正沾沾自喜之时,又忽发抢枪事件,中外媒体一起问罪,薄熙来厚黑学早有专长,竟对香港记者说,没什么了不起,不必大惊小怪。话音未落,重庆武隆地区鸡尾山垮塌事故又震惊全国,一下子多达74人遇难。据报道,山体垮塌之后,把附近一座铁矿,彻底地掩埋了,只挖出10个人的尸体,其他的不幸者,连同这些矿工妻小的梦想,永远随风飘散。5月30日,同华煤矿矿难,又死亡30人,受伤77人。7月11日,重庆一天又发生两起洪灾事故,其中光潭獐峡的驴友空间自助游一项,就死亡了18个人,而面对这些变故,向来视小民生命似草芥的薄熙来只做了几行批示了事,并未受到问责。我想,他太忙了,忙于选红歌,修塑像,建广场,请大款,编经典,发短信,但恰恰忘记了,作为中国西部重要的直辖市的一把手,他应当首先把民生与人权放在第一位。难怪原山西省长孟学农以诗大发牢骚,他不论多么无能与背运,但他要脸,薄熙来不要自己的脸,他一方面把认真两字的短信发送了1600万遍,闹得重庆无人不知,鸡犬不宁,但另一方面,重庆的公安局没有认真侦破抢抢案件,重庆旅游局设有认真监督驴友关爱生命,重庆地方官员与矿主没有认真及时地发现矿山的隐患,而且,薄熙来也没有了认真深究21个民族身份造假的学生家长的责任,亦没有深究殴打北京律师张凯与李春富的江津区派出所警员。。。。。。这些无一不暴露了他的与人民为敌的本性。

俗话讲,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上述种种天灾人祸均与薄熙来在重庆的胡作非为有关。他从辽宁锦州调来了公安局长王立军做打手,以打击黑恶势力与反腐倡廉为由,把原汪洋在重庆的嫡系人马一举网尽,在数周内使当地的监狱看守所人满为患,不明真相的百姓大为高兴,却不知与2001年其在大连徇私枉法一样,又造成了无数起新的冤假错案。我不否认,被捕的人中确有贪官,但他的动机险恶,便不可能司法公正。试问,薄熙来操控公安,把精力全部放在权力内斗上,岂有时间侦查抢枪大案?他把基层官员搞得人人自危,焦头烂额,怎能有时间尽职尽责?他把土地又大量批给了一些不法奸商,怎能不造成折迁户与政府的对立与冲突?他把太太与两个儿子送到英美读书,加速海外财产转移,却叫重庆百姓子弟建设红色革命根据地,怎能不激化社会贫富不均两极分化造成的矛盾?别的不说,单以近日重庆报道的反腐肃贪新闻为例,法院还没判刑,他就利用新闻发言人,给重庆高法的副院长张某等人定了罪,并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一手法与其当年在大连如出一辙,他在2000年底先抓捕了大连中法副院长刘晓滨,因为刘是薄的政敌,原大连市委主要领导高某的秘书,他想在深挖牵扯高某等人问题的同时,阻吓与打击其对手,迫其顺从就范。现在,薄熙来在重庆,又把这一套再次翻版,不仅逼攻团派,抓其把柄,抢夺政治局内的话语权,而且排除异已,安插亲信,笼络人心,以便日后在重庆占山为王,伺机反扑。人们可以想见,由于一党执政的制度使然,哪个法官不贪?他抓了副院长张某之后,就洞开了一条官员通向地狱的大门,从此他一言九鼎,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重庆官员自我划线,纷纷倒戈,汪洋危矣!他们除非廉洁奉公,不留把柄,否则必惟薄马首是瞻,重庆成了薄的天下了!难怪在7月16日重庆安全生产会议上,薄熙来毫不在乎地承认,重庆去年安全事故2万起,直接经济损失12个亿,这相当于10万个民工外出打工一年的收入。他大言不惭地说,用生命换的GDP白给也不要!仿佛他是李克强,不是重庆地方大员!其厚颜无耻,天下第一。

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由于薄熙来出身于宫廷,熟于权斗,长于阴谋,又人品恶劣,巧于言辞,视民生如粪土,故重庆的社会矛盾已似干柴烈火,一旦点燃,不可收拾。所谓炸弹恐吓不过是先兆。而且他正值本命年,野心勃勃,已成胡温劲敌。唯其如此,李克强才领衔受命飞赴重庆应对隐患,此近日中共政局一大亮点也!

2009 7 18 多伦多

逮捕刘晓波是逮捕什么?

刘晓波先生是生活在中国北京的一个普通公民;同时他又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中国书生。前些天,这个属于公民又属于书生的中国人,因为曾经用文字表达他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与政府要人民接受的观念不是一致,于是政府乃将刘晓波先生逮捕了。

我曾想,如果刘晓波先生不去用笔抨击、揭露、批判专制制度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苦难与黑暗,不去用笔充满激情地讴歌人权、法治、民主、自由,而是象许多另类的中国人那样,或舞文弄墨,是非颠倒,一个劲地为权贵们歌功颂德,大唱赞美曲,把可以为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带来公平、正义、幸福的“普世价值”斥之为不适合我大中华民族的异端邪说,或在大棒的高压下不敢挺腰,龟缩着头,躲在象牙塔里编造些风花雪月的故事,那么刘晓波先生不但不会有身陷囹圄的风险,而且必然是收益丰厚奖金多多地过着象“梁效”们象“十一歌”们象“阮次山”们那种温馨滋润的甜蜜日子,尽管他脚下是一块淌着血和泪的土地。

但是,刘晓波先生不是那种另类的中国人,因而他被捕了,被关进了在“躲猫猫”的“游戏”下死去了一个又一个不幸者的大牢里。在那样的黑房中,刘晓波先生即使有天才般的脑袋,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再以笔抨击、揭露、批判专制制度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苦难与黑暗,无法再以笔充满激情地讴歌人权、法治、自由和民主。

政府逮捕的是刘晓波这个“人”么?不是!政府逮捕的是刘晓波先生应当享有的“言论自由”。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追求幸福。因而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用上帝赋予的这个脑袋去思考与幸福相关的任何问题,并用上帝赋予的嘴加以表述。这就是人类的建立在自然法则上的言论自由。人对这种言论自由的享有,正如西塞罗所说“它不会在罗马立一项规则,而在雅典立另一项规则,也不会今天立一种,明天立一种。有的将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期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的法律。”人如果不能自由地思想,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大脑所思考的形形色色,人就不再是人,而只能归于兽类。刘晓波先生不是兽类。他是一个人。是一个在黑暗中要追求光明的人,是一个在桎梏中要追求自由的人,是一个把自己的幸福与整个民族的幸福紧紧连在一起的人。他不断的思索,不断的写文章,不断的呐喊,要把自己的一份光和热和他人的光和热凝聚在一起,形成熊熊火焰,以焚烧那些散发着霉气,仍滞留在现代中国阻碍民族进步阻碍个体获取幸福的愚昧的、落后的、腐朽的、令人作呕的幽灵。他是一个要以自由的言论追求自己幸福的堂堂正正的人。

可是我们的政府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政府从来都只允许它自己自由地异想天开主观武断地思考,自由地连编累牍铺天盖地地发布谎言文字。它把所有的能够表述言论的载体全部垄断,全部用来宣扬它的一党之观念,宣扬它的一党之主张。这用意只有一个,那就是把自己靠强权支撑、靠牺牲绝大多数国人幸福建立起的荣华富贵千方百计地“二世、三世……万万世”稳固下去。因而,对任何有碍于它们做这个美梦的声音,它们自然统统都要打压,格杀。刘晓波先生的自由的闪着人性光芒的反抗专制压迫的言论妨碍了它们做这个美梦,于是刘晓波先生被政府逮捕了。

政府逮捕的是刘晓波先生一个人的“言论自由”么?不是!政府逮捕的是全体中国老百姓的“言论自由”。

自从秦始皇建立专制的皇权统治以来,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便被残暴的专制者钳制、圈固,此后,臣民们开口闭口只能按照朝廷钦定的孔孟之说而鹦鹉学舌,除了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之外,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克己复礼”“忠君爱国”,违者则十恶不赦,罪大恶极,“文字狱”随时都将成为你的克星而把你送上断头台。这就是中国社会两千余年来基本无变化,总是在“孔孟”和“专制”的怪圈里往复循环的根由所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世界汹涌向前的文明潮流影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了公民享有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种种权利,但是,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只不过是用来做当今时代必须要有的历史标签而已,其内涵从一开始就被扼杀、窒息而成了神话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药。你想要攀折吗?你想要尝试吗?那么林昭便是你的下场,遇罗克便是你的下场,张志新便是你的下场,还有几十万“右派”,还有无数在“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下遭囚禁、杀头的人便是你的下场。今天又添了一个近在咫尺的刘晓波做你的榜样。刘晓波先生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一介书生,在人类社会步入到了二十一世纪,在法国“人权革命”、美国“独立宣言”轰然唱响了两百余年,在联合国《人权宣言》颁布了一个花甲,在中国政府口口声声要依法治国,要保障人权,在中国人民普遍觉醒纷纷要求兑现宪法权利的背景下,他象历史上的无数先贤一样,再一次勇敢地前赴后继无所畏惧地去重拾人类从诞生那天起就具有的“言论自由”。但是,我们可爱的政府是不管这么多的,它照旧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打压、格杀。于是,刘晓波被关起来了,于是刘晓波被逮捕了。他的嘴被封了,他的笔被抢了,连他的肉体亦成了捏在政府拳掌中的蚂蚁。政府的此种大手笔,分明是在杀鸡给猴看,分明是在惩一儆百,分明是在告诫中国人民: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朝廷仍然至高无上,谁要老生重谈,依据宪法搞什么言论自由,我们杀无赦;刘晓波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于是,过去曾经倒在了林昭、遇罗克、张志新血泊中的“言论自由”,今天刚刚挣扎着要抬起头,旋即又被政府把它与刘晓波紧紧绑在一起,塞进了黑森森的可以容纳十三亿人的监狱。是的,可以容纳十三亿人的监狱横亘在前,还有何人敢步其后尘?呜呼,中国人唯有万籁无声,噤若寒蝉,去做拜倒在阎王爷脚下的小卒。

然而,政府逮捕的仅仅是中国老百姓的“言论自由”吗?不是!政府逮捕的是中国老百姓对幸福的追求权利。

兽类们无法思考,无法表达,兽类们便永远是兽。人类可以自由思考,自由表达,人类便从兽类中分离了出来,并且从蛮荒时代的一无所有渐而有了裹身的衣服,有了避风雨的房屋,进而有了火,有了劳动工具,有了文字,到今天,现代科技产品——电视、空调、飞机、互联网等等——遍布全球,尤其是,与人类幸福紧密相连的文明的社会制度——法治,亦在绝大多数民族中创建、运行。可以说,“言论自由”不仅是人的天然权利,而且是人类能够进步的前提。人类今天有言论自由,明天就有幸福;今天无言论自由,明天就无幸福二字。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没有言论自由,故而司法黑暗,官吏横行,政府或者不作为、或者乱作为,老百姓有理无处伸、有冤无处诉,有权者,黄金滚滚一夜富,即使三代、五代也花不完,无权者,终日劳作,省衣节食,却仍然上不起学,就不起医,买不起房子,甚至连死都死不起,就成了中国社会经久不息长盛不衰的大型历史剧。而今,中国老百姓再也无法忍受这漫漫无际的茫茫黑夜,他们认识到了言论自由的非凡意义,他们要用自己的自由的声音去清扫给自己带来苦难的一切孽障,他们要用自己的自由的声音去探索、建立一个官员不敢贪腐、法院不敢枉法、政府不敢欺压百姓的和谐的文明的社会制度,他们要用自己的自由的声音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的生活。可是政府却通过逮捕刘晓波,逮捕刘晓波的“言论自由”,进而逮捕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进而逮捕了中国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迈尔顿说:“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是它对整个人类的掠夺。”逮捕中国人的“言论自由”,逮捕中国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无疑就是要中国的司法继续黑暗,就是要中国的官吏继续横行,就是要老百姓继续上不起学,就不起医,买不起房子,并且死不起。一句话,就是既不准中国人昨天有幸福,今天有幸福,也不准中国人明天有幸福。幸福只能留给权贵们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

于是我知道,逮捕刘晓波就是要把已经使中国人民流了两千余年血和泪的那幕黑暗的历史剧继续捣鼓下去。呜呼!

张善光于2009年7月1日

盛  雪:西藏真相

3月10号是西藏抗暴50周年纪念。这一段时间很多媒体都聚焦在西藏问题上。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社区也有很多人在谈论西藏问题。我在1999年11月份,曾经有机会到印度的达兰萨拉,也就是西藏政府的所在地去访问。一个星期的访问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宗教信仰和文化传承甚于生命

其中有几个细节,特别值得说一下。我在抵达的当天就去看了难民中心。难民中心当时有100多个人刚刚从中国境内逃出来,有的小孩子才5、6岁,没有大人陪伴。难民中心的管理员告诉我,是因为有些村民听说村子里或者附近有人要出逃到印度,父母就会把孩子托付给这样的人带出来。难民中心也有年纪很大的。

当时我跟很多人有过交谈,从小孩子到大人,他们都表达了一个非常集中的愿望,就是想出来见达赖喇嘛。再一个就是年轻人和小孩子想出来受教育,学习藏语,能够自由的保持他们的宗教信仰。

有一天,我从儿童村采访完回市中心的路上,看到一个男孩子坐在路边,我就走过去说话。我问他做什么,他说没干什么,歇着哪。我又问他要去哪里,他说去中心医院。他看起来不像生病的样子,我就问他怎么了。他说脚在逃过来的路上冻掉了。他说这些时非常自然,非常冷静。我当时很震惊。我就问他能给我看看吗?他把两只鞋子脱下来,两条腿到脚踝的部位拄在地上,双脚都没有了。我当时非常的震撼,我问他,为什么?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来这里。他说,我要读书,要学藏语,我要见达赖喇嘛。这是一个14岁的孩子。

当时我就想,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对一个人来说多么重要。他们宁肯冒着失去双脚,甚至生命的危险。因为有很多人死在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的路上。我采访了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嘉扬达杰,他三次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第一次在半路上被抓回去,第二次他自己回到境内去散发达赖喇嘛的演讲录像带又被抓。他说,在第三次逃亡的路上,在喜马拉雅山冰雪覆盖的山峰上,他远远看到前面有两个尼姑。他从后面紧往前赶,等到他赶到的时候,他才发现,前面那两个年轻的尼姑,手挽着手,在喜马拉雅山上已经冻死了。没有人会知道她们是谁,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她们的姓名,也永远不会有人去祭奠她们,她们就这样静悄悄的死了。

那么至少这样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人对自由的追求和对自己尊严的追求,对一个人来说多么的重要。她们并不是个别的案子。 我在流亡政府采访的时候了解到,每年都有2~3,000人,特别是在冬天,因为冬天雅鲁藏布江会冻成冰,这样更加利于逃亡。所以每年的冬天都会有2~3,000藏人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

我们不知道一个真实的西藏

我相信,今年很可能人数会少得多。当然并不是因为今年西藏境内的情况好多了,而正是因为今年由于这么严酷的现实处境,中国当局对想要逃亡的藏人的查、堵、追会特别严厉。所以说可能只有少数藏人能够有机会逃出来。

我总是在想,我们到底了不了解西藏的现状,了不了解西藏今天真实的情况。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西方媒体,包括西方的藏学家或者是汉学家,特别是海外的华人社团,在这一年当中对西藏问题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和争论。支持中国政府做法的一方通常会说:中国共产党解放了西藏,让西藏的农奴翻身获得了自由。而且,中国官方在过去50年间,在西藏实行了多少优惠政策;包括运送了多少多少黄金去建设布达拉宫;藏人在中国境内享有多少多少特权;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快乐等等。对于这一切,是不是应该让西藏人自己说,他们今天生活的快乐不快乐;让他们自由地去表达,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他们满意不满意。甚至,即便有一些藏人表达了,说了,他们挺快乐的。我们也要问问,这可能不一定是真实的。

试想,我们汉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信息的自由流通,没有舆论的自由表达,没有自由的媒体。很多汉人也因为传递真实的信息,或者表达自己的想法而被判入狱,而遭受迫害。甚至有些人要为此承受10到20年的徒刑。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要不要承认,在今天的西藏,也是一个非自由的社会,也是没有言论自由表达的社会,也没有自由的媒体,没有自由的信息流通的社会。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考虑西藏的真实情况,我想就会简单得多。

在一个没有自由信息流通的社会里边,我们所获取的西藏的信息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真实的。去年在多伦多、渥太华,有过二次大型的支持中国政府在西藏采取行动的集会,由华人举办的。其中,他们最响亮的口号是要维护西藏真相。

所以当时我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权利知道西藏的真相?我们有没有渠道了解西藏的真相?如果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权利和渠道的话,说要维护一个真相的时候,是不是很没有底气。有那么多华人对于维护西藏真相有这么高热情的话,这些人应该首先想办法掌握知道真相的权利,拥有了解真相的权利,让有关西藏的信息有自由流通的权利。这是谈所有事情的第一步。我们要有能力承认这一点。

中国官方正在进行有关西藏的信息轰炸

我们在网络、报纸、电视、电台里所看到的所有的关于西藏的信息,99%以上是被中国官方控制的。所以,这些东西99%以上是中国官方让我们了解的、允许我们看到的东西。

我特别在网络上留意了一下,在著名的中国引擎谷狗上搜索关于西藏的信息,我把“西藏”两个字打进去,竟然出来了超过七千万个搜索结果。可是,我在这些网页上翻看的时候,一路翻下去,几乎都是中国官方的网站,都是中国官方的关于西藏的信息。从去年以来,西藏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中国官方也再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视觉上打造一个他们希望人们看到的西藏。用“铺天盖地”这个词一点也不夸张。

中国官方用铺天盖地宣传,用它所掌握的所有的宣传机器,开始对西藏这一个议题进行狂轰乱炸。它非常精心的去挑选关于西藏的东西。什么东西可以让人们看到、听到、知道。如果我们凭着良心说话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在造假上的本事是任何其它政权、国家机器和媒体都不能相比拟的。它在很多时候凭空造假。

在对西藏真实程度的了解上,我们到底有多少机会?透过这样一层层的信息封锁,包括武力封锁,包括对我们长达60年的洗脑教育,我们有多少机会去真正看到西藏的真相。所以,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西藏的真相,任何人都一样。其实,现在让我们承认我们不了解西藏真相,甚至也需要一种勇气。因为,当中国官方让你去说你所知道的西藏真相的时候,很多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就是,你也没有权利说“不”。并不是说,你不仅仅没有权利说“是”和“对”的东西。

西藏是军管区人民生活在监狱里

事实上,你也没有权利不说你不想说的东西,因为它可以在社会环境中,在舆论上、在宣传攻势上,甚至在一些具体的利益下对你进行钳制和打击报复。所以我们看到了和听到了排山倒海的对西藏歪曲并隐瞒事实的信息。

很多华人这时会说: 不管怎么样,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今天所处的现实状况和我们汉人一样,受到了压迫也跟我们汉人的情况差不多。我们今天要共同面对这样的现状。甚至很多自己本身受过中共迫害的人,可能整个家庭多次受过中共历次政治斗争迫害的人,在西藏的问题上,仍然可以说: 就算你们藏人现在没有基本人权,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但你们也不过跟我们的处境一样,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们和我们一起忍受吧。在这种情况下,藏人再大声的呼喊和诉求也都被淹没在各种各样嘈杂的声音中了。

我们上中国官方的网站可以看到中共最近调集了多少军队去藏区。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拉萨的街头,在四川、青海的藏区,可以随处见到全副武装的军人在巡逻。

我们生活在其它国家的,比如生活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国家的华人,应该设想一下,假入你所在的城市满街都是全副武装的军事力量,那些虎视眈眈的眼光,那些冷冰冰的枪口,哪怕你知道这样的军事力量不是冲着你来的,你会不会觉得很压抑,你会不会觉得有深深的恐惧?何况这些军事力量是完完全全针对藏人的。所以藏人的那种恐惧真的是无以言表。

 

表达追求独立的诉求是在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

让我们再回到一个最原始的问题上。很多很多汉人会脱口而出说这么一句话: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等等。那又怎么样呢?我们不得不问这个“自古以来”的“古”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这个表述本身是很有问题的。这当中还牵扯了很多其它的问题。比如说,一个民族的独立诉求能不能谈,能不能公开表达。比如我生活的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独立运动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是加拿大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我在加拿大也经历过魁北克省独立的公投,1995年的公投有49%的人要求独立,51%的人要求留在联邦之内,真是惊险过关。

在加拿大,要求独立的言论表达是自由表达言论的一部分。没有人会给那些表达要求独立的诉求的人以道德上的、是非上的歧视。不会有人说这些人是不道德的、是坏的、是分裂份子。英文的“Separatist” 是一个中性的词,不像中文的“分裂分子”本身已经带有强烈的是非观和感情色彩。加拿大社会也不会有一般的老百姓用级大的情感去痛恨那些要求独立的人。在加拿大之所以能这样,最关键的是加拿大有基本的民主制度,保障了人民的言论表达,舆论表达自由,保障了人民结社和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的自由。而民主架构也给解决独立或统一等这一类问题一个公平、有法制保障的机制。

在说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想一想,即便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那么这个地区的人民也仍然应该有表达诉求的基本权利,因为这是言论自由的范畴。表达追求独立的诉求,是在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

其实,西藏到底是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西藏和中国在过去几个世纪当中,有着错综复杂的交往历史。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把所有的焦点放到历史上去求证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有些舍本求末,而断言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则更显偏颇。

首先,“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是逐渐形成的,不是自古就有的。中国的疆界也是长期演变形成的,也不是自古就是今天这样的版图的。中国官方在强调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时候,总是会拿出唐朝的时候文成公主曾经嫁到西藏去的经典故事。我们就不想一想?当时文成公主是去联姻和番的。为什么要去和番呢?正是因为当时唐藏不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如果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还用得着皇帝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跟人家和番么?当时是唐太宗贞观年(西元六三四年),西藏王松干赞普提出要迎娶唐朝公主做妾,唐太宗没有答应。于是赞普发兵直逼唐朝边境松州(四川松潘县)唐太宗发兵还击,几个回合,赞普求和,但是坚持提出娶唐朝公主的请求。唐太宗认了一个侯爷的女儿为干女儿,封号文成公主,远嫁西藏和番,并带去了丰厚的嫁妆。而当时,尼泊尔的赤尊公主更早于文成公主嫁给藏王赞普的。尼泊尔的赤尊公主的地位比文成公主还高呢。我们是否要问一问,今天的西藏是不是应该隶属于尼泊尔呢?所以,这当中有很多复杂历史问题,许多环节也不是我们今天用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给出清楚的答案的。

尊重少数族群是国际趋势

许多民主国家对于少数族裔、原住民、游牧民族等等,都采取了越来越宽容、宽松,也越来越公平和尊重的政策。包括北欧一些国家,对于生存在境内的少数族群,在宪法上越来越给予足够的权利和地位。因为民主制度本身不仅仅是一个大多数人做出决断的机制,更是保护少数人权益的机制。

国家、主权、疆界不应是囚禁人民的樊篱

很多中国人应该回过头来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对于国家、主权、疆域、民族等等的理解是不是有一定的误解。或者说,有一些思维、看法已经远远不能够跟今天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大潮相吻合。又或者,我们常年都只看到、听到、知道一种信息,大大的阻碍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只是在重复着别人让我们说的话。

我在1999年11月去访问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时候,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人类很多族群之间、部落之间、疆域之间、国家之间一直都存在着战争、杀戮。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因为争夺生存资源,后来有了包括涉及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等差异和纷争,也导致很多区域性的冲突和战事。

随着整个国际社会科技的进步、文化的昌明、资源的开发,人类创造了更大的财富,越来越能够保障生存资源。但是在很多区域还有这么多的冲突、战争,甚至包括杀戮和压迫。在今天国际社会的版图上,是哪一些区域,是哪些地方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

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画面。比较多的争端在中东地区。由于宗教信仰、族群差异等造成的冲突非常严重。另外是在一些所谓的主权区域内对人类尊严、基本人权、言论自由等的压制和迫害。

比如说,北韩、古巴、中国境内。这直接跟这些国家现存的政治体系、社会制度紧密相关。如果我们能够再想一想,国家、主权、领土、疆域等等这些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访问达兰萨拉以后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我严重质疑这些所谓维护主权完整,保卫领土神圣,巩固疆土安全,捍卫国家尊严等等词汇的真实意义。假如我们生活的那个主权之下、我们生活的那片领土之内,我们居住的那个疆界以内和在那样一个国家政权之下,如果我们的基本人权不能够获得基本保障,如果我们的人性尊严不能够受到基本尊重,那么我们必须要质疑:这些东西、这些概念,跟我们之间有些什么样的关系。

在中国和尼泊尔,在中国和不丹,在中国和西京的边界上,常年驻扎着大批的边防军。这肯定不是为了防范那些弱小的国家,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侵犯?不是的。那里大量的边防军和遍布在雪山冰川上的哨所,是为了严防中国境内的人民外逃,特别是严防在边界附近的藏人外逃。那里的骑兵在风雪中巡逻,是为了搜寻逃亡者带着血迹的脚印。

中国人的逃亡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中国汉人的逃亡潮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共产党开始在中国大陆掌控政权以来,中国老百姓的逃亡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波一波,随时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逃亡出来。

五十年代的一次次镇压,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的恐怖时期,八十年代的严打和整肃,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游泳到香港、台湾,多少人葬身大海;多少人在南方的丛林中,在西域的沙漠里,在北国的荒山上,死在边防军无情的枪弹下。而最近几次的逃亡潮包括,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一大批中国学生、学者亡命天涯,并带动了中国社会长久的、大范围的逃亡潮。1999年,曾经有4船,约六百名中国人,从福建沿海上船,有的在路上经过长达2个月的时间,前后抵达加拿大的西海岸。如果有人在途中生病,众人只能眼睁睁的把这样的人扔进海里去。

我曾经采访过偷渡船上的一个年轻人小陈。他说,有一个8岁的孩子跟妈妈一起偷渡出来。这个孩子的妈妈在船上了得了病,3天没有好。大家担心会感染船上其他的人,因为船在大海里没有任何逃生的机会。所以这个8岁的孩子,眼看着自己的母亲,一位只有30多岁的女人被从船上扔到海里去了。

中国人逃亡的浪潮不仅仅是到加拿大,不仅仅是到美国,到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南美洲,甚至非洲。也就是说,中国人逃往任何可能接受中国人的地方,逃往任何会给自己一点自由、尊严、保障和未来希望的地方。我们不要不承认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中国的现状。

当然,也有很多人在拼着性命偷渡出来之后,在拿到居住国身份之后,在生活得到了改善之后,又回去向中共专制政权献媚,甚至合作。那是中国人的悲哀,是中国人的无奈,也是人性的弱点。

也有人会说,今天的中国不是这样了,大家过的很好,今天的中国富裕了。

遗憾的很,高智晟律师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最近逃出来了,刚刚在3月份抵达美国。他们成了最新的流亡者。在2月份,89年六四屠杀中被坦克碾断双腿的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以及他的太太,经过20年在中国的屈辱、迫害,也刚刚逃出来抵达美国,也成了新的流亡者。所以,只要中国没有民主,中国人的逃亡潮就不会停止。

我们应该承认,如果中国的边界不是管得那么严的话,如果中国的海关不是有那么多关口的话,想要逃出中国的人,何止百万。那些失地的农民、那些维权的弱者、那些上访的流民、那些绝望的穷人,那些没有基本的尊严、自由、人身保障的老百姓,何止数千万呢。所以,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的不仅仅是藏人,不仅仅是维吾尔人,也不仅仅是民主人士、异义人士,也有很多普通人。

海外的中国人特别要记住,当你选择跟这样的共产强权妥协的时候,当你选择放下人性尊严去保护自己利益的时候,你也同时要记住:别人有选择不妥协的权利,别人有维护自由和尊严的权利。记住那一点,要有勇气尊重基本的事实,也给自己最后的人性尊严留下一点点的空间和余地。

2009年3月20日

余  杰: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前些天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篇报道:《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季羡林先生九十二华诞暨人文教育主题茶话会侧记》,作者宋晓梦。不妨把这篇妙文抄在下面。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依旧是一袭蓝衫,依旧是气定神闲的模样。当大病初愈的季羡林先生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庆贺季先生九十二华诞暨人文教育主题茶话会十月月十二日在北大勺园举行。据说,今年八月,季先生生日的前一天,门前干涸了很久的池塘中,季先生亲手种植的、曾被周一良教授称为“季荷”的满塘荷花,清晨竟然全部开放。人们都说,这是先生的精气神所致。

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如果这不是周星驰式的幽默的话,也亏得这位记者能写出如此精彩的文字来。现在都已经是什么时代了,该记者还在渲染生日荷花开之类的谶纬把戏!荷花开放与季老过生日,不过是偶然凑巧赶在一起而已,哪里会是“先生的精气神”所致呢?这岂不又成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二十一世纪初印刷的、号称一份专门供高级知识分子阅读的国家级大报上,居然还在津津有味地讲述类似的、“天人感应”的荒唐故事!我想,也许有人真的相信季老的“功力”比那些研究转基因的生物学家还要高,他能够遥控花开花落了。既然季先生的“精气神”如此厉害——不亚于《封神演义》中各路呼风唤雨的神仙,那么他为何不让农民地里的粮食亩产上万斤,这样不就一下子解决了中国“扶贫”的难题吗?

这位记者简直把季老当作神仙了,而季老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他本人大概也把自己当作神仙了!即便种了一棵荷花,也要取得“冠名权”,这难道不是一种个人崇拜吗?周一良以“季荷”命名,可见文人之间的互相吹捧何等肉麻。人一老,就容易自己崇拜自己、并以为所有人都崇拜自己,如同伟大领袖那样。不过,文人无权,其个人崇拜毕竟不能兴风作浪,而只能自我玩味。

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去除内心的虚妄和自恋则是首先需要迈出的第一步。昔日,汉高祖刘邦不是到处宣称自己曾经路斩白蛇,所以自己乃是天子下凡吗?这种鬼话历代统治者都喜欢编造,“盛世”哪能没有“祥瑞”的出现?最后,文人们也攀附其后,开始制造一系列“文曲星”下凡的神奇故事。例如,在《儒林外史》中,胡屠父打了中举的范进之后,胳膊不就抬不起来了吗?如今,在堂堂最高学府之中,居然仍然流行这样的低级的迷信观念,真让人对北大的学术氛围和理性精神深感失望。

在此次祝寿大会上,诸多重量级的学者名流亦发言祝贺。如果仅仅是讨论季氏个人的私事,我不会有兴趣。他们讨论的话题大都围绕季氏近年来鼓吹的“东方文化救世界”之学说展开,九十年代以来北大是“国学热”的始作俑者,季氏亦配合此潮流发表了不少高见。且看这些著名学者是如何应和的:

人文教育是季先生一贯关心的,所以今天的庆贺会加入了人文教育的主题。周汝昌教授首先以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先生祝寿。他说,菊花可以延年益寿,是最祥瑞的东西;我们为人祝寿时常说“寿比南山”。周老希望能有学术团体经常创造些机会,“让我们几个老书生见见面,同时也让人文科学在社会上更受重视。”

杨叔子是到会的唯一一位中科院院士、教育部人文教育委员会主任,目前正在北大蹲点。他回忆了季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什么?一是爱国,二是有骨气。他说,季先生对我国人文教育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感激!

金开诚教授是带病前来为季先生祝寿的。前不久听说季先生急诊住院他很担心。当看到已经摆脱了病魔的季先生脸色红润,精神矍铄,金教授非常高兴。他说,什么叫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就是要把人教育成文明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人有荣辱感。季先生并不为自己追求什么荣誉,但他以自己的言行、成就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来给季先生祝寿的还有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他说,任何人都生活在人际关系之中,商场不是战场。战场你死我活,商场“和解就是双赢”。今天是对手,明天就可能是合作伙伴。汉民族是个宽容的民族,当你看到“和解就是双赢”的局面时,你就会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

叶朗教授的发言满怀深情:加强人文教育就要在大学营造一种氛围。北大之所以有一种特殊的氛围,就是因为有季先生这样一批大师。他们的人品、学问、胸襟、气质以及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北大的学生。

郭预衡教授认为,现在一些人文教育的文章太深奥,让人看不懂。如果能像季先生那样实实在在做人,朴朴实实做学问,写出一些平易近人的文章来就好了。

本来,侯仁之、张岱年、林庚三位老先生也要来祝寿,季老连忙定下一条原则:比他年纪大的都不许来。结果,三老都捎来了贺信。

在庆贺会临近结束时,陈祖芬女士代表大家向季先生献上一束盛开的鲜花。季先生感谢大家的鼓励,并介绍了他近期将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他说,将来人文科学的发展,必定是西方的分析加东方的综合。

诸位先生的发言大都是老调重弹——老调何时才能谈完?

杨叔子院士当过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主持该校之“人文精神”论坛,获得不少好评。但此时此刻,杨院士居然声称认同季氏所说的“中国的人文精神中第一要义乃是爱国”的观点。发现“爱国”和“骨气”居然成了了不起的创见,居然成了对中国人文精神教育的巨大贡献,这是否也说明我们的学术和教育水准太低了呢?

说到“爱国”,我不知道中国的古人爱的是什么样的“国”,因为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才逐步形成。中国历代王朝,只有“天下”(而且是“家天下”)的概念,从无“国家”的概念。所谓“爱国”,其实也就是“爱皇帝、爱皇后、爱贵妃们乃至爱服侍皇帝的太监们”(如方孝儒式的愚忠)。在我看来,这样的爱不过是一种被统治者洗脑之后的“愚忠”而已。在中国古代的“家国体系”当中,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根本没有位置,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叫什么“人文精神”呢?

诸位学者不惜使用最美好的言辞来美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在季氏身上的“活的体现”。金开诚教授所谓的“知荣辱”、郭预衡教书所谓的“朴实”、厉以宁教授所谓的“宽容”、叶朗教授所谓的“惊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看起来全都头头是道、美不胜收,但我认为,这些言辞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季老而言,显然都是过誉了。

比如,我们不妨追问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像厉以宁教授所说的那样宽容吗?难道焚书坑儒是一种宽容吗?难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种宽容吗?自古以来,中国仅有帝王一个人的言论自由,而无士大夫和老百姓的言论自由,在文字狱的血雨腥风里,哪里有半点的宽容可言?当欧洲国家先后颁布人身保护的宪章的时候,中国的大臣们还在忍受着廷杖的苦楚。如李慎之先生所说,中国传统文化乃是专制主义为主体的文化,其中“宽容”的元素极其稀缺。中国人真的懂得“和解就是双赢”的思维方式吗?中国只懂得“成王败寇”的最简单的道理。

在我看来,评估一名知识分子是否真的优秀,其衡量标准之一便是他是否达到了“知行合一”的境界。季羡林教授恐怕并未做到“知行合一”,他并没有那么“实实在在、朴朴实实”,至少与金克木先生是无法相比。金克木先生从来不出席文山会海,不作官和商的花瓶。近年来,季氏则堪称“老电视明星”,时时在电视镜头前对那些自己根本没有研究过的领域发表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高见”。季氏本来是一位研究梵语和印度文化的语言学家及翻译家,却对媒体张冠李戴地赋予的“国学大师”的称号安之若素。季氏看似清高,与权力之间却保持着一种微秒的若即若离的关系。记得当年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北大校刊上还登过这样的一则消息:季老虽然不是党员,却不顾严寒,精神抖擞地去“列席”北大党代会,并受到专程来北大的北京市市委书记的接见。当年我读季老之《牛棚杂忆》,并未感受到多么强烈的“荣辱感”,其中并无几分深切的忏悔精神,有的只是对自己曾经“积极”参与文革初期的造反活动的辩解,以及对飞扬跋扈的“老佛爷”聂元梓的种种愤怒和谴责。对于北大近年来的若干“怪现状”,最为“德高望重”的季老也从未发表过什么批评性的意见。老先生是否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呢?

作为九十年代以来“国学热”的热烈鼓吹者,季老到处“放炮”,“东方文化救世界”之说骇人听闻。然而,究竟什么是“东方文化”都尚未厘清,便洋洋得意地宣称“东方文化”要“拯救世界”,这难道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所当行事的吗?究竟谁能代表被吹捧得天花乱坠的“东方文化”呢——是印度,日本,还是中国?此三种“东方文化”可是风马牛不相及啊,它们之间的差异,根本不亚于其中某个国家的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别。比如说,印度近年来的经济奇迹,不是得益于它的以种姓制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而是得益于软件产业、英语水平以及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有效率的管理制度,这些可全都是西方文化啊。可以说,在印度、日本和中国,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是纯粹的“东方文化”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已经交融在一起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度宣扬“东方文化”,便是出于一种封闭狭隘的心理状态。我不相信某一种文化便能够拯救今天的世界,而暧昧不清的“东方文化”如何像超人那样拯救世界,季老却又语焉不详。

荒谬的是,季羡林先生甚至将“天人合一”的学术解释成“环保主义”,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环保观念。然而,他却对中国目前是全球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国家的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如果说中国人真的有环保意识,会把自己的国土弄得如此不堪吗?沙漠离北京中心仅有数十公立远,我们每天生活在沙尘暴的阴影之下,还奢谈什么“天人合一”?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国学热”与全球民主化的大潮流背道而驰,而与民国初年袁世凯所倡导的“读经运动”如出一辙。对于这股已经蜕变为对“王道政治”的宣扬的腐尸般的思潮(它又与大言不愧的种种“后学”巧妙合龙),我个人是无比厌恶的。我一直认为,我们对传统文化不是批判得过头了,而是批判得很不够。在今天许多人否定五四的背景下,我们更要继承五四的真精神,将一切不让人好好活着的“国学”全都扔到垃圾堆里去。作为五四的摇篮和发源地,不应堕落为“国学”的大本营。

如此搞笑版的祝寿大会,并不符合北大的真精神。

刘  柠:自民党“撒哟娜拉”,民主党政权呼之欲出

7月13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前脚从意大利G8峰会的会场回国,后脚便马不停蹄地做出了解散众院的决策。至此,7月21日解散众院、8月18日选举公示、8月30日大选的政治“路线图”,好歹算是出台了。不能不说,这张难产已久、姗姗来迟的“路线图”,显然是麻生与自民党内“倒麻派”妥协的结果。

照麻生其人当初的如意算盘,一上台,立马解散众院,举行大选;然后以支持率尚差强人意的“麻相”为选举“看板”,一举赢得大选后,再一劳永逸地以连任内阁的政权凝聚力和民意支持,来从容启动、推进深层、长期性的内政政策,以抵御虎视眈眈的民主党的夺权冲动,勉力维系自民党的江山不易手。可时运不济,“麻生丸”刚启航便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日本首当其冲,经济率先呈现萧条信号;加上朝鲜导弹发射和核试验等外部“考验”,其内阁支持率一路走低,最低时甚至不足百分之十,被国民奚落为“超低空飞行”。在这种情况下,计划中的众院解散变得越来越不现实、越来越恐怖。不成想,到头来其支持率竟以刚上台时为顶点。

但纵然如此,麻生从意大利回国后,曾打算于7月14日解散众院,并与自民党大佬、前首相森喜朗做了沟通。然而屋漏偏遭连夜雨,偏偏在此时,传来了东京都议会选举自民党大败于民主党的“噩耗”。东京都历来是自民党保守政治的大本营,被称为自民党的“牙城”,都议选也被看成是大选的前哨战。在如此重要的阵地,居然吃此大败,无疑标志着日本政治风土的逆转。用现任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话说,是“都政在为国政埋单”。但是,身为党总裁,麻生却说“地方选举与大选无关”,试图以这种自我安慰来推卸、逃避责任。麻生的姿态彻底激化了党内矛盾,17日,在党内少壮派政治家、曾出任过党干事长的中川秀直、加藤纮一的策动下,征集了包括现内阁两名核心阁僚——财务相与谢野馨和农水相石破茂(两人在现内阁中均享受副首相级待遇)在内的133名自民党议员的签名,以联署的方式要求召开两院自民党议员总会,修改党章,以期在21日众院解散前撤换党总裁,“换脸”应对大选,公然逼宫麻生。尽管此项动议最终在麻生的反制下,以不足两院议员的三分之一为由,无果而终,但已极大动摇了麻生在党内的根基,并坐下了自民党日后分裂的动因。而与此同时,民主、共产、社民和国民新党等在野党分别向众参两院提交了对麻生内阁的不信任决议案和首相问责决议案,其中,后者获得民主党主导的参院通过。以民主党为首的在野党已然形成统一战线,与执政党展开正面对决。麻生腹背受敌,已开始呈露不支的颓态。

最新的民调表明,麻生的主持率只有15.1%,还不及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的一半(后者为34.3%)。以如此可怜的民意“支持”应对大选,在自民党执政史上是空前的,不能不说胜算寥寥。而一系列地方选举结果及其背后人心向背的机理表明,选民中支持民主党的比例远远超过自民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民主党赢得大选胜利几乎已少有悬念,民主党和小泽一郎念兹在兹的政权更替的构图,正变得现实、清晰起来。

既然多数日本国民已经做好了向自民党说“撒哟娜拉”而挺民主党的心理准备,那么现在无疑到了提前预习民主党的功课的时候。民主党与自民党到底有哪些不同?政策的分野在哪里?民主党治下,日本的对外关系,尤其是日美和中日关系将如何展开?所有这一切,都有待观察、论证、考验、考量。功课预习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与民主党时代的日本交往的成败。

首先,需弄清民主党的来历。日本有两个民主党,成立于1954年的“日本民主党”和1998年成立的“民主党”,此番拼命夺权、志在“坐庄”的是后者。而前者,在党总裁、日本前首相鸠山一郎(即现任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之父)第二次组阁时,出于虽上升为第一大党,但在国会席位仍未过半的现实,不得已与此前的政敌、前首相吉田茂所统领的自由党合并,结成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鸠山一郎出任首届总裁并顺利组阁,出任首相——此乃主导日本政治近半个世纪之久的“1955年体制”之由来。

1998年成立的民主党成色复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杂烩。由于来路不同,党内派系林立,小泽一郎主导的、旧自民党出身的“小泽帮”是最大的实力派阀;其次,现任党首鸠山由纪夫统领的“鸠山帮”多出自旧先驱党的右翼势力;其他,还有旧民社党、旧社会党、旧日本新党及松下政经塾系、新绿风会等各路神仙,不一而足。该党在2003年的众院大选中实现“大跃进”,众院席位由原来的137席增加到177席,跃升为仅次于自民党之后的第二大党,日本政坛亦因此而初呈保守两党对峙的格局。随后,在2007年的参院大选中,形势逆转,自民党惨败,而民主党一跃成为执参院牛耳者。至此,民主党开始作为最大的在野党,在国会与自民党分庭抗礼:自民党主导的众院出台的议案,必遭参院否决;任何议案,都须经过众院的强行再表决才能勉强付诸通过——国会运作事实上陷于半瘫痪状态,被国民奚落为“较劲国会”。

作为与自民党一样,政治成色相当保守的政党,民主党在政策上与自民党几乎没有距离,在某些对外关系问题上,甚至比自民党还要自民党,比鹰派更鹰派。客观地说,国民之所以青睐民主党,的的确确不能说是因为民主党干得好,而是由于自民党干得太滥。小泉下野后,三年三任首相走马灯,前两任“撂挑子”的事实令国民失望透顶,对自民党的执政能力表现出深刻的质疑。可以说,这一层是导致自民党“下课”的社会基础:既然你玩了那么长时间,玩不好,那么就应该换人玩,这既是公平、正义原则的体现,也是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同时,国会运作处于半瘫痪状态的严重事实,也日益使国民意识到:“较劲国会”的现状一日不改变,任何一项长期国策都难以出台并顺利实施,长此下去,政治生态恶化,国将不国。改变政治现状,必须从理顺国会关系做起——这一层构成了国民力挺民主党的现实基础。

但难道民主党真的就是一个令选民放心的政党吗?未必。这点其实多数国民心中是有数的。首先,民主党的执政经验等于零,说跟练是两码事。其次,民主党的政策过于含混、暧昧,缺乏展开,大多停留于“反自民”的低层次上。而作为执政党,到底有多大的道义担当,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建清明的政治,随着政权更替变得越来越现实,国民心中的疑虑也挥之不去。

尤其是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不确定性因素颇大。众所周知,日本的对外关系以日美同盟为最大的基石,而小泽一郎恰恰主张日、美、中等边三角、等距离外交;对美在日本及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则主张“第七舰队足矣”论,这虽然让北京听上去耳顺,但颇令华盛顿不快。而没有健康、良好的日美关系“护航”,日本有效的外交则难以展开是一个现实问题,何以平衡,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平衡,对未来的民主党政权无疑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对此,美国显然疑虑重重,从小泽到鸠山,到民主党的高层,已分别接受过美国务卿和助理国务卿的“面试”,虽然暂时达成共识,尴尬的空气有所拂拭,但担忧不可能就此完全消除。

一般说来,民主党被看成是比较“亲中”的政党。这一方面是由于小泽其人的外交主张,另一方面,与小泉政权时期中日交恶时,中共对民主党的“期待”有关。中共以中联部为窗口,与民主党的接触早在民主党前身、旧民主党结党之初的1996年就开始了。其后,在不同的时期,民主党代表团的访华,均得到北京方面最高规格的接待,这的确体现了中共对“后自民”时代,可望担纲政权的民主党的前瞻性期许。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党上台,中日关系应不至于变坏。

不过,小泽其人在东海问题、钓鱼岛等问题上的强硬主张,前党代表前原诚司的“中国威胁论”的鹰派持论,诸如此类的民主党对外政策中的保守色,届时是有所收敛,还是日益放大?这些还都是未知数。但受制于意识形态、制度差异,又处于全球经济大萧条、各自国内现实问题成堆的时期,一般来说,不大可能如北京所期待的那般琴瑟和谐。

还有一个更具现实性的问题:民主党的执政能力问题。众所周知,民主党在选战中打出的一张重牌是批判自民党的“官僚主导”。由于“1955年体制”等战后特殊的历史原因,日本官僚基本上倾向于自民党。但不能否认,从官僚系统的运作上来说,这个系统还是有效的。尽管民主党旨在政权接棒后,实行有效统治,已派员赴英国取经,调研、学习工党夺权后的执政经验,但何以通过名义上“政治中立”、实则不无倾向性的庞大公务员体系来施展有效的统治,对没有执政经验的民主党来说,是一个现实而复杂的课题,绝不是一句“反对官僚主导”的口号所能涵盖得了的。

无论如何,上述问题对民主党来说,诚为一个严峻的试炼。通过这一关,民主党会大大成熟,从而也为日本今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两党政治夯实基础;但如果玩了一把,最终被证明“不过关”的话,自民党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则充分存在。对后者来说,其战后长期的统治,在官、产、学各个层面的资源储备,其对外政策、农业政策,毕竟有太多值得评价之处,远未成为“过去时”。

陈子明:骚乱之因:媒体没有公信力

“7.5”及此后连续多日的新疆民族骚乱,有其远因和近因。远因是相当复杂的,在这篇短文中无法涉及;近因则是比较清晰的,就是谣言惑众,以讹传讹,人们相信流言飞语的程度超过了相信政府和媒体。

“6.26”韶关事件,源于所谓新疆藉员工”屡次强奸汉族女性”的谣传。即使在官方出面辟谣后,许多人仍然不相信,坚持认为官方是根据对少数民族”两少一宽”的一贯政策,隐瞒了事实真相。

“7.5”乌鲁木齐事件,则是对上述事件的回应,其中最具有号召力的,也是关于”新疆藉女工被强奸”的谣传。据《明报》记者报道,他们采访的一名维族餐馆女老板,”至今仍听信族人中流传指有维族女孩在广东韶关被强奸的谣言”,”反而官方公布的情况,她却完全不信”。

中国缺乏具有公信力的新闻媒体,缺乏对于突发事件的迅即、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是一系列民众骚乱与民族骚乱的显见原因,不仅仅见于韶关事件和乌鲁木齐事件,也见于此前的石首事件等。石首事件与民族关系无关,因为一名青年厨师的”非正常死亡”,在约10万人口的县城,就引发了数万民众聚集,近万警力涉入。

公信力的概念源于英文词Accountability。黄晓芳在《公信力与媒介的权威性》中将”公信力”定义为”媒介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在社会中有广泛的权威性和信誉度,在受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媒介自身魅力”。郑保卫、唐远清在《试论新闻传媒的公信力》中的定义是:”新闻传媒的公信力是新闻传媒能够获得受众信任的能力,反映了新闻传媒以新闻报道为主体的信息产品被受众认可,信任乃至赞美的程度。””公信力”的核心是信任、信赖,而这种信任的主体是受众,媒介公信力建立在受众对媒体的信用体验和认定的基础上。

中国曾经有过像1949年以前《大公报》这样具有高度公信力的媒体。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中宣部,用钱和权都制造不出能够取代《大公报》的媒体。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很相信(尽管并不喜欢)《大公报》,当他们对自己的宣传部门和特务机关有怀疑的时候,就要依靠《大公报》来了解事实真相。《大公报》奉行”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总编辑张季鸾的解释是:”曰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它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曰不盲:夫随声附和,是为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限于盲。”

一个有公信力的媒体,是国之重器和瑰宝。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媒体,是该国人民的福气。美国的民众和政治家宁肯让尼克松总统下台,也要保护《纽约时报》的公信力。在美国,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媒体的公信力,远远超过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公信力。而中国曾经拥有自己的《纽约时报》–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却不知道珍惜,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殇”。

1978年前后,胡绩伟、王若水等人领导下的《人民日报》,勇敢地报道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真相,连续发表了《人民万岁》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评论文章。他们基于”人民性高于党性”的信念,以自己的行动逐渐取得了民众的信任,但是却惹恼了中共的保守派。胡绩伟、王若水等人被撤职,在”六四”以后,该报的领导层和编辑层被”一锅端”。现在,《人民日报》虽然依靠公费订阅而保持了一定的订数,但是又有几个人看呢?更不要说信任了。

1980年代后期,半体制、半民间的报纸–以钦本立为总编辑《世界经济导报》和以何家栋为总编辑的《经济学周报》–逐渐成长为具有公信力的媒体。两报能够及时反映改革中的新问题与新思路,刊登对于现行政策的批评意见,发布由民间组织的民意测验结果,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许多高层、中层和基层的党政干部也开始将其视为真实消息的重要来源,但是却被中共宣传部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被陈希同之流诬指为”动乱之源”。两报在”六四”后被查封,主要负责人均被判刑、监禁、审查和处分。

1990年代以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异军突起,以真实的报道和公正的评论赢得了读者,成为舆论界新的重镇。但是,它们却屡遭整肃,编辑被撤换,锐气被挫折,但是有些”党国”的爪牙还觉得不解气,给它们罗织种种罪名,不置之于死地绝不罢休。

从宣传部门的角度来说,践踏和摧残有公信力的媒体,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这绝对是一种自毁长城的举动。”7.5″以后,中国最高当局迅速邀请国外媒体进入新疆采访,这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有公信力的独立媒体,在平息谣言和骚乱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应当指出,由于语言、文化背景、人际关系方面的原因,《纽约时报》取代不了《大公报》式的媒体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

保护和扶植有公信力的中国媒体,是保护和发展中国各民族共同利益的迫切需要,是中国政治进步的当务之急。

2009.7.9

杨恒均:广州比欧洲安全吗?

在欧洲感受到新疆骚乱的冲击波……

我们一行是7月5日抵达欧洲的,由于行程安排得很紧,所到之处语言不通,加上酒店上网是收费的(一晚收费超过国内一个月还多啊,该死的欧洲!),自然也就免于各类新闻的骚扰了。当张鸣手机收到信息说新疆发生骚乱,死了一百多人时,我第一个反应是瞎扯淡,是不明真相或者别有用心的人在造谣。想一想,新疆可是维稳重点,如果不是911那种恐怖袭击,怎么可能一下子死伤那么多人?不过,张鸣马上说出了信息来源,是朱大可从人民网上转过来的,你不相信朱大可,总不能不相信人民日报的网站吧?

不过还是有点半信半疑,好在金雁突然想起了新疆有一个大家的熟人,此人仪表堂堂,一副大汉民族的威严长相,颇有代表性,应该属于一些极端维人下手的对象。于是,我给他发了一个信息,本想开玩笑问他是否已经遇难,后来严肃了一下,代表全团人员对他进行了亲切的慰问。一分钟不到,在石河子的贺卫方回了一个信息:请放心,我所在的城市没有问题……,祝平安,问候各位团友……最后加上一句:情况很严重。

这次不信都不行了,晚上回到酒店已经很累了,按照中国时间也就是早上四点多了,困得要命,但我们好几个团友仍然忍痛(痛心钱啊)忍累上网,第二天再把自己从网络上得到的消息“奔走相告”。我也打开电视机,在很多听不懂的频道中搜寻CNN和BBC英文频道。但得到的信息很有限,与其说回答了我的疑问,不如说让我有了更多的疑问。

过了一天,捷克时间凌晨四点钟左右,我的手机突然不停地来信息,还有几个来电,屡次三番把我吵醒。怒气冲冲打开信息,却在感觉到一阵阵温暖的同时有点莫名其妙,原来除了两位亲戚发来的信息,还有好几位好友的信息,内容都是类似的:你还在德国吗?你没事吧,请回信息,担心你的安全……

感觉出了什么大事,急忙爬起来,打开电脑,在搜索新闻前,MSN和邮件里又跳出了更多亲切的问候:德国很危险,藏独分子在慕尼黑围攻中国旅游团,你没事吧,要注意安全,三股势力很猖獗,真为你担心,没事早点回国吧……

来不及回复信息和信件,搜索新闻,看到国内重要报纸头版头条的报道,世维会和疆独分子在慕尼黑围攻中国旅游团……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算是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心里很不是滋味,甚至有点哭笑不得。这些天出来旅游,也想轻松一下,所以对国内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我不但不想说点什麽,而且也不想多问。快活得像个傻子,哪管他人死活?哪里想到这么多亲戚朋友看到国内一条新闻,就如此关心我,我实在是惭愧啊。

惭愧之余,我又开始不安:以我在西方的生活经验,这种所谓的“围攻”中国旅行团的事怎么可能很严重呢?那些疆独分子寄住在人家国家,即便已经成了所住国家的公民,也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生活的西方例如德国是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你有自由游行示威,但你绝对没有自由攻击他人尤其是到这个国家来的游客。不信,你让他们攻击一下试一下?到时连遣返的地方都没有。同样的道理,公民到政府和任何国家的使馆门前去游行示威也是属于言论和聚会自由的范畴,可如果你攻击(包括向使馆丢鸡蛋和咂碎玻璃)其他国家的大使馆,那就是义和团行为,那就犯法了,就要被逮捕,甚至判刑。

果然,这疆独分子不愧为“知己知彼”,并不傻。就我所看到的新闻,他们围攻大陆游客,但并没有人受伤,他们组织人围攻中国大使馆,但好像也没有丢鸡蛋。他们清楚知道,在一个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国家,你唯一要记住的是自由的界限和法治的威力。

当我听到稍后外交部发言人说有证据证明7月5日事件是境外策划境内实行的阴谋时,越发感到疆独分子“狡猾狡猾”,他们知道海外有言论自由,但却法治严明。所以,策划在海外(西方国家),却不敢在海外执行。例如,海外有那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高规格官方代表团,几乎都形单影只,或者孤军深入,可疆独分子却不敢对人家怎么样,反而偏偏到新疆去对付手无寸铁的普通汉人老百姓。

疆独不是傻瓜,我也不是,所以,当一篇在西方不起眼的新闻,一件不起眼的小事突然出现在国内重要报纸的重要版面的时候,当国内那么多朋友为我的“安全”担心的时候,我也为媒体这种做法感到担忧。下面还会讲这个问题,但在这之前,我想是无法绕开新疆骚乱事件,我就提两点自己的浅见——对不起我以前的一位老师了,他慎重地告诫过我:写什么都可以,我不会让人抓你的,但记住啊,民族、宗教等问题,必须绕开啊!

新疆骚乱发生后,我们这个中欧流动大学堂的团员也谈论了一些观点,但这个问题并不是重点。当然,大家的观点,例如秦晖、张鸣、金雁、秋风的观点,对我有启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信力建的看法,他温和、中肯,提出关于新疆和中国民族政策问题的看法都对我形成下面的观点有很大的帮助。

从美国和澳洲的民族问题看新疆问题

新疆骚乱后,我收到了为数不少的信件,要我对此事做一些评论,还有些朋友直接给我发来了命题作文:你也算是半个美澳华人吧,不是动不动就拿美澳说事?美澳也有民族问题,一度也是相当敏感和危险的问题,他们是怎么解决的?是否对我们处理新疆问题有借鉴作用?

关于我为什么不愿意写新疆问题,主要原因是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了解有限。加上事件发生时我在旅游。我以前去过新疆,但几乎没有维族朋友,几年之内没有实地考察过新疆。所以,我不愿意写,我所写的主题一定是我亲自经历或者感受过的。

可是,说到美国和澳洲的民族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我可以提供一些线索。不但美澳,而且大多数西方的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都基于以下三点:

一,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这一点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绝对不是大话和空话,让不同的民族认同同一个国家,特别是认同某一个占人口绝大多数民族长期执政的国家(例如美国的白人执政局面),最终极的解决办法就是让所有的民族都能够接受这个国家的最高价值。我们常常听到美国人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建立在理想和信念上的。——这当然有点吹牛,但确实是他们的“理想”,而这个理想的实现,最终会解决美国的民族问题——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民族矛盾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缓解的。

二,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对于大多数国家也许太“理想化”,那么在这之前如何解决?高度自治不失为一个方法,我说的自治当然是真正的自治啊,你别拿假自治糊弄我。在我们还不能拥有共同的信念,对宗教也不能那么容忍的时候,允许高度自治,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三,在很多比较落后的国家,特别是政治体制和西方有异的国家里,很多时候,所谓民族问题只不过是一个“招牌”,本质里其实是和其它类型的社会矛盾激化事件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是人权问题。可是,因为有了民族问题,或者说“披上了民族的外衣”,当局者就有意无意搞混淆了,旁观者也有意无意地被弄糊涂了。所以我同意秦晖老师的一个观点,民族问题要放在人权问题里去考虑,说到底,就是一个人权的问题!

可是,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国家目前要一步到位,或者达到美澳这些发达国家的标准,还有相当的困难,如果无法实现,我说的就白说了,高调谁都会唱,对不对?所以,我也务实一点,就是在目前我们无法效仿美澳的做法之前,如何看待民族政策,以及如何处理新疆骚乱事件。

很多朋友说中国的民族政策是从前苏联照抄的,这话只说对了一大半,其实,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民族政策也仿照了一些美国和澳洲的做法,例如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包括高考加分,给他们一些优惠的照顾等,就明显是美国和澳洲的,而不是前苏联的。

美国对黑人的优惠政策,澳洲对土著的诸多照顾政策,都有利有弊,但总体来说,还是有好处的。可我们也仿效了,却出了一些问题,问题在哪里?我是这样看的,那就是无论是美国还是澳洲,所谓的民族政策都是置于法律之下的,可在中国,就我的观察,民族政策已经驾凌于法律之上。例如,给维族人优惠不是一个问题,但如果在他们犯法的时候,因为害怕触犯“民族政策”而不敢执法(这种例子很多,我自己就亲眼看到过),那就会有不好的后果。这次新疆骚乱死了将近两百人(大多是平民,还有孩子和老人),我在一回到北京就致电有关部门的朋友,质问他们外界传说有关部门故意让骚乱扩大是不是事实,他给我的一个解释是,这是重大的民族问题,当时很多军警,可都不敢轻举妄动。

这就奇怪了,这种残害到平民的暴行,即便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军警都会立即使用任何武力加以制止,怎么在军警人数显然不会少的新疆,竟然搞出了这么多死伤?真是有法不敢依?还是民族问题不是小事,竟然高于法律了?有关部门应该深刻反思这件事,要依法办事,同时,也要追究一下,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军警当时都在干什么?难道要等政治局开会才敢执行法律,阻止杀人?

我的观点是,不但不要把法律问题政治化,而且,对一些暂时无法解决的政治问题,也应该法律化,用法律的途径来解决。

从新疆问题看媒体问题

由于这次在欧洲旅行,在整个过程中,对新疆骚乱事件的了解,我几乎都是从国外电视上看到的,说真话,即便是那些看不懂的电视新闻和报纸,我也可以感觉到,人家对我们的新疆事件只是不痛不痒地做了几十秒钟的报道。而从我看得懂的CNN和BBC上看,他们的报道分量不大,只是就他们知道的情况做了报道。评论都不多。

(注:各位愤青哥们姐们,所有的酒店只有这两个我看得懂的电视频道啊,不是我崇洋媚外。对了,在一次吃中餐的时候,偶尔看到了祖国的中央新闻第四套,啊,我们吃得真香啊,二十分钟的新闻让我们感觉到,暴力后的新疆比以前要和谐好多倍——四套新闻给我们这个印象)

倒是回到国内,反而让我吃惊了。一到机场我就买了七份报纸,很多报纸都以非常重量的版面刊登了海外对新疆骚乱事件的报道。这很有意思,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国家,所有的报纸重要版面本来应该报道我们自己的内容,可偏偏有那么多报纸报道海外的看法,而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些报道不是报道西方主要的观点,而是把少部分西方媒体的片面看法放大。就在我回国这一天的《环球时报》头版头条上,我竟然看到一个采访说到“西方支持疆独”与我们为敌的内容,让我大吃一惊!

《环球时报》搞清楚政治语境中的“西方”是什么吗?一个新疆骚乱事件,难道要激起我们与整个西方为敌?这次骚乱事件发生前后,有一个西方国家出面支持疆独了?难道整个西方都是不诚实的,一面承认北京对新疆的主权,一面暗中支持疆独?就拿土耳其来说,即便他断绝了和中国的外交关系,与疆独建立“外交关系”,土耳其不但无法代表西方,甚至西方从来没有承认土耳其是西方国家啊。《环球时报》作为一个国家的大媒体,如此报道简直无异于煽风点火,意欲何为?(怎么样,这是我儿童时从文革中学到的语言,终于用到了!)

我的主张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论是一小撮疆独还是海内外反华势力策划和执行了新疆骚乱事件,我们都应该依法办事,特别是在事件真相完全揭露前,必须不折不扣以法律为准绳,千万不能一出一个法律事件——杀人放火烧商店砸车等——就马上无限上纲上线政治化和国际化。这是对海外(包括西方)一小撮动不动就把中国的法律事件政治化的非主流媒体的最好回击。

很遗憾的是,就拿这次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看,我看到的反而是我们的一些报纸和媒体,把新疆骚乱这个法律事件一下子政治化和国际化。当然也许有读者说,这是针对海外一些媒体率先把新疆骚乱政治化和国际化(例如指责中国种族清洗,侵犯人权等等),可我们的回击不但不成比例,而且,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这些连篇累牍刊登此类回击文章的媒体都是供中国读者阅读的中文报纸啊。你有本事到海外去宣传,去回击外国人啊。

现在倒好,那些在西方都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消息和一家之言,被国内一些“别有用心”的报纸在重要版面转载,一下子把阅读量扩大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把大陆民众的情绪一下子激起来,甚至一下子把民众对新疆少数极端分裂分子杀人犯的愤恨转移到对西方的不满上,实在让人有些担心。

大家不妨查一下历史,西方有多少国家支持过新疆独立?现在有哪一个国家真正支持过新疆那些独立分子?我们可以和西方理智的讨论,通过外交途径施压,或者对疆独份子发出通缉令(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但像现在这样,把一个国内发生的暴乱杀人事件先政治化和国际化,却又让外国人一点也感觉不到,在自己的国家内群情激奋,意欲何为?

卖鹅蛋的婆婆说……

虽然一连两次使用了文革流行语“意欲何为”,但我还是希望,玩报纸的只不过是想炒作,并不是“别有用心”,更别代表政府和人民。可他们大概不知道造成的恶果。很多人说了,目前的情况是,国内的报道有限,如果想报道国外的,就只能大量引用,可国外的主流又不好报道,于是有那么一些报纸杂志专门找国外不入流的媒体,或者人家报纸的边角料,拿来当个宝贝。有些报纸所谓驻海外记者压根儿就是被边缘化得连外语都结结巴巴,到处抄一点,拿到国内来当“一手材料”,登上共和国最大的官方报纸。太忽悠人了吧?

如果我在国内呆久点,没有时间上网,也会被忽悠,可见威力之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去年那段时间我都在国内,也喜欢看报纸,结果每天都心惊胆战,因为人家可都是从美国等国家的报纸上摘录的外国人说的呀,什么美国这次要完蛋了,什么这次金融危机让西方资本主义走到穷途末路,什么社会主义,甚至计划经济突然得到西方和美国人的青睐,什么美国人的房子都卖不出去了……

我就是在这种世界末日的氛围中前往美国的,窜访美国一个月,结果去后我真是大失所望,我的天啊,这里到底有没有经济危机啊?社会很和谐,老百姓很快活,奥巴马很黑,天空照样很蓝……再一细细研究,才发现,即便美国经济最繁荣的时候,报纸上也几乎每天都有世界末日要到的文章,这些人喜欢这样,反正总有一天,他们会蒙对一次吧?到那时,谁蒙对了,谁就是大师。

美国人习惯了,也不会怎么样。可我们国内的一些媒体报纸就把这些文章当一个宝贝,成为娱乐国内读者的唯一大块文章。结果如何?

我不久前到湖南张家界旅游,写了一篇《卖鹅蛋的婆婆说……》,说到一个卖鹅蛋的老婆婆说,由于经济危机,美国人比她还惨,有要饭的,剩下的也靠借中国人的钱过日子。有人怀疑我写的是不是事实,其实,那件事不但是真的,还有更真的,我只是不好意思写出来。我之所以拿卖鹅蛋的婆婆“开刀”,只是想容易让读者相信,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对一些事情的认识一点也不比这位卖鹅蛋的婆婆深,更糟的是他们还缺少了老婆婆的真诚,不懂装懂。他们表面挺现代化的,而大脑里装的也没有超过那几份报纸传递给他们的“知识”。

不过,话说回来,我自己不也是如此?就在那次到美国前几天,我还认为,也许我到美国就能够用几千美元买到一间纷纷破产的美国人拍卖的房子呢。

7月16日结束欧洲之行回到广州,累得一塌糊涂,一下睡了14个小时,起床后,一打开MSN,又发现好几个关心我的问候,其中一位:

网友:没有你的消息,你的博客也没有更新,你没事吧,担心你的安全,你还在欧洲吗?三股势力猖獗,在欧洲围攻中国旅行团和我们的大使馆,不知道你是否安全……

杨恒均:我不在欧洲了,回广州了

网友:啊,那真好,回广州了?那我们就放心了,你安全了……

杨恒均:啊,是的,我安全了……

谢谢各位,我安全了,但我并没有放心,而且忧心忡忡……

杨恒均2009-7-17广州

照片说明:今日回到广州,晚上赶饭局,在中山一路杨箕地铁站繁华的路边看到一位老人家,由于天气实在太热,而且他也捡了两大袋子垃圾,所以,当他打开一个垃圾桶,不得不坐在桶盖上继续捡垃圾的时候,竟然“偷懒”在这个闷热、和谐和安全的广州闹市中心打起了瞌睡,使得有说有笑的路人都情不自禁地放轻了脚步,本来想到那个垃圾桶丢垃圾的人也轻轻地走开,生怕吵醒了捡垃圾的老人家,我用山寨版的手机轻轻拍下了这两张“泪眼”模糊的照片……

 
    杨恒均:广州比欧洲安全吗?
    杨恒均:广州比欧洲安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