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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中文笔会计划于9月1日召开第四届会员大会，会期预计20-25天，最多不超过30天。大会采取网络通讯方式，在笔会会员社区举行。
独立中文笔会已通过电邮方式发出通知，要求会员最迟不晚于8月16日，向大会筹备处报名组的两个信箱：[email protected] 和 [email protected] 同时发信，说明是否报名参加大会。
独立中文笔会还希望，见到了大会通知的会员能相互转告，以便因地址变换等原因而失去联络的会员，也能及时得到第四届会员大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并尽早与大会筹备处报名组联络，说明是否报名参加大会。
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的145个成员分会之一，致力于维护全球中文作家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维护世界各地因从事其专业工作而遭监禁、威胁、迫害或打压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s://www.chinesepen.org/old-posts 。
是为了国家好人民好
问：您参加签署《零八宪章》是出於什么考虑？
沙答：《零八宪章》的政治诉求，是非常温和，是非常理性的，是充分考虑了中国目前的现状和政治变革的可能，以及考虑变革的社会成本不至於过大，以避免大规模的动乱所引发的社会灾难，所以才有此慎重的、合作的、具有建设性和操作性的文本。我认为这是一群非常善良的社会精英的一种极为善意的表达.但它又绝不是卑躬屈膝的乞求，而是义正辞温的呼唤。我本人签署该《宪章》，和所有的联署者一样，是出於对民主的渴求，对自由的向往，对人权的捍卫，对宪政的企望。目的不是推翻共产党，而是推动共产党；不是取共产党而代之，而是促共产党之革新；是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此心此意，天地可鉴！
早已做好被捕的准备
问：签署《零八宪章》的许多人，都面对强烈的压制。例如，最近《纽约时报》在一篇特稿中，曾对刘晓波的命运显着地加以报道。而您似乎得到当局不同的对待，他们好像比较尊重您。其中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
沙答：其实，我在签署《零八宪章》那一刻，就早已做好被捕的准备。既然我签署这个《宪章》是个负责的行为，我就要勇於承担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逮捕、判刑、监禁、劳改。既要敢於说话，又不承担风险，这是世故，这是滑头.这不是我一向为人、为文的态度。凡是又要说话又要保险的人，一旦风险袭来，势必屈膝投降，甚至出卖盟友，沦为叛徒，这是我所不屑的。
刘晓波作为《零八宪章》的主要负责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八年十二月八日深夜他被警方拘押，关在密室。十二月十二日，在拘押刘晓波的第五天，我们《零八宪章》签署者中的四十一人，以我领衔，便及时地、坚定地发表了题为《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的呼籲书，呼籲当局尽快释放刘晓波，还其自由。我们写道：“因为分享着共同的思想和理想，我们与刘晓波先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宪章》如同我们的灵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宪章》的肌体，我们互相之间是一个整体.如果刘晓波先生因为签署《宪章》而遭受伤害，那么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伤害。如果刘晓波先生不能自由，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同被囚禁。”遗憾的是刘晓波先生迄今拘押已近半年，尚未解禁。
至於我的处境，与绝大部分签署者并无不同，《零八宪章》公佈之后不久，我已逐渐得知除了刘晓波被囚禁之外，西安的杨海、赵长春、福建的范燕琼、长沙李军卓等人都因签署《零八宪章》而陆续被当地的公安或保安约谈问话，我在○八年十二月十四号的日记中写道：
“我已做好准备，不但半夜敲门心不惊，白天敲门也欢迎，我甚至期盼着国保人员的尽早到来，我会对他们抱着来者都是客的好客态度，并从容镇定，不亢不卑。”
我之所以期盼着国保人员尽早到来，是因为我认为我和所有《宪章》的签署者“不可分割”，应该“有难同当”；国保传唤了别人，不传唤我，好像我身份特殊，有避祸的特权，这非常不公平。我不愿意做一个特殊的平安人，所以我期望国保人员尽早到来。
单位领导出面等同“传讯”
四天之后，我在十八日的日记中追记道：
“昨天等待的事情终於等到了，但等到的不是国安和公安，而是SL（我单位的负责人）。四时半左右，SL来，没任何寒暄，甫一坐下，我便说：『我们谈正事。』於是我便把我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前后经过一股脑儿都说了。
“我的态度很明确，我说我赞同《零八宪章》的内容，这是解决当前中国问题的较好方案。这不但是为了中国好，也是为了中共好。《宪章》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符合普世价值的，是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我对SL毫不讳言地说明我的坚决态度，而且表明历史将对此做出公正的结论。
“第二，我对SL说，我坚决反对对刘晓波的非法拘捕，要求尽快释放，希望当局不要再做逆潮流而动的蠢事。六十年来，因为思想言论抓了成千上万的人，哪一个抓对了？现在怎么还要抓人！
“SL只是听，关注的是我怎么签名的，是在网上签名还是用其他方式。这也是《宪章》所有签署者被问到的主要问题.”
我并不认为我“似乎得到当局不同的对待”；我单位领导出面，也是代表当局对我的传讯。但他们确实“比较尊重”我，我很感激。其中原因，我估计可能是我比较公开、透明、理性、善意；既无阴谋活动，更无组织串联；况且他们尊重我，我也尊重他们，这是相互的。
目前我的个人自由，并未受到威胁，但我在香港出版的新书《江青和她的丈夫们──沙叶新禁品选》被中宣部查禁，这显然与我签署了《零八宪章》不无关系，这是对我的惩罚，否则就对我太客气，太“尊重”了，反而使我“受宠若惊”。
草木皆兵，杯弓蛇影，怀疑一切
问：另一方面，在一九八九年的学运期间，停演您了的剧本《幸遇先生蔡》。你当时对此作何反应？此后是否发生过类似事件？
沙答：需要更正的是《幸遇先生蔡》不是在一九八九年停演的，而是在二○○五年。这一年的一月十七日赵紫阳去世，这一年也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成立十周年。该艺术中心为了庆祝十年大庆，决定排演我的《幸遇先生蔡》，因为剧中有表现“五四”运动时学生示威的情节，当局在审查该剧时，担心观众看了此剧，可能会因赵紫阳的去世而引发游行抗议，所以决定停演。只有神经超常的人才会有如此敏感的联想！
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以来，查禁书籍报刊、查禁影视戏剧，查禁“黑灯舞会”，查禁“靡靡之音”，进而查禁言论，查禁思想，甚至查禁“牛仔裤”，查禁“蛤蟆镜”，查禁人们的生活方式，其理由千奇百怪，匪夷所思。越到后来，越是草木皆兵，杯弓蛇影。他们神经极度过敏，怀疑一切，只凭感觉；他们的查禁，只是毫无根据的担心，全是毫无理由的预防，他们已经到了无理可说的地步。如果写一部《中国禁史》，看看那些五花八门、荒唐怪诞的“理由”足以让人目瞪口呆！
此后，就没禁演过我的戏，但这很难说，因为我的戏久没上演，无从禁演。但今年发生了禁我新书之事，禁止我在香港出版的《江青和她的丈夫们──沙叶新禁品选》进入内地，连非销售的正常携带也不允许，如有发现，立即查没，香港的《亚洲周刊》对此有所报道。
对这类事情，我无法有所“反应”，这是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国度，又是一个书生，你无法说理，无法抗争，无法诉之法律，无法维护权利；你只能苦笑，只能歎息。好在我生性豁达，宠辱不惊，只问耕耘，不畏查禁，屡禁屡写，绝不停笔！这是在极权制度之下所有自由作家极为无奈的生存状态.
上海难以成为艺术文化中心
问：在从事您的事业的过程中，上海作为重要的全球商业中心有了戏剧性的发展。它的建筑引世人注目，它已经明显地成为世界伟大中心城市之一。说它作为一个知识、文化中心也有相应的发展，您认为是否公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是什么因素妨碍它成为艺术文化中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和精神交流的中心？
沙答：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这是因为上海的地域文化与其它地方不同，它是一个商业城市，那就要讲本求利，就要精打细算，就要考虑投入与产出，因此它也影响了这个地区的文化人和文化品位。上海的文化人他们只愿意做无本的生意，但绝不做无利的买卖.他们也许会在文人面前义正词严地痛斥政府贪官，也许会在官员面前慷慨激昂地怒骂文坛小丑；但他们很少会在官员面前骂官员，会在文人面前骂文人，这样他们既可显现“正义”，又无风险.如果要让上海文人写真实、说真话，抒真情，吐真言，也就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利益和安全，否则就退避三舍，缄口不语.
此外，直接受过“五四”运动熏陶以及民主思想训练的着名文化人逐渐逝去，这也弱化了上海的言论环境，比如音乐界的贺绿汀先生，戏剧界的黄佐临先生，文学界的巴金先生，新闻界的林放先生等等都相继去世。去年王元化先生和贾植芳先生又离开了我们。他们都是有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文化人，他们是上海文化界旗帜性的人物。他们的独立表现不尽相同，他们的言说力度也不一样，但是他们基本上都能坚守着人文主义精神。而现在那些正当盛年的和正当红的文化人，都是在“红旗下长大”，在党化教育下成长的。曾几何时，他们都曾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四旧”，把西方进步文化视为猛兽；他们都是吸过狼奶的！在这样特定的地域文化中，上海怎么可能成为艺术文化中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和精神交流的中心？
不为极权的意识形态写作
问：刚刚在北京结束的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上，你发表意见说，剧作家永远都不能忘了文艺的作用和写作的目的，还说戏剧创作者永远不要为了权力而创作。您能进一步阐明您的看法吗？
沙答：为什么不能为权力写作呢？这是因为：
一、权力使人腐败。英国阿克顿爵士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已经成为政治常识，而且已经在当代中国被越演越烈的腐败所证明。在中国权力不受监督，无法制约.腐败和权力共生共荣，你怎么反？目前中国的反腐只是维持在百姓不至於造反而权力不至於失控的限度之内。有些地区完全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或者说是潜在的腐败分子在反已经暴露了的腐败分子。
二、权力使人愚蠢。美国学者乔纳森？本道用数学理论证明，在日理万机的国家要找到良好对策，就应该尽量扩大民智，鼓励官员独立思考。但权力者的本性就爱独裁，总以自己的“思想”为“指导思想”，总爱在不同时期提出各种不同的“主义”、“思想”、“理论”、“荣耻观”、“代表观”、“发展观”，来统一全国思想。使得权力者和智囊团，无法发挥正常的政治智慧，无法施展聪明才智来应对社会难题，都变成了可笑的蠢才。
三、权力使人折腾.也正因为权力使得唯我独尊的权力者和唯唯诺诺的智囊团的智商下降，所以在治理国计民生时，不但会反覆无常，还会倒行逆施。这种思想上的反覆无常，认识上的反复变化，带来社会的极大不安定，很难实现他们所要求的真正的和谐，很难避免经常性的折腾.
四、权力使人残忍。所有的权力者都会被权力聚焦效应放大，而因此获得成就感或幸福感或快感这样的高峰体验。按照马斯洛的理论，这种高峰体验不会持久，更无法忍受它的消失；当权力者不接受权力之外的监督和制衡时，它就立刻会变得毫无理智，毫无人性，如果你还想共享权力或者更迭权力，它就会变得疯狂，变得残忍，甚至动枪、动炮、动坦克，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为权力写作，在客观上你就是直接地或间接地为腐败服务，为愚蠢服务，为折腾服务，为残忍服务。如果你是被迫的，还情有可原；如果你是自觉的，那你怎能逃脱帮凶之责？
我说的权力当然是指极权，是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是不由民主选举所赋予的极权。
不为权力写作，当然也包括不为权力意志写作，不为权力的意识形态写作。
你可以选择任何写作目的，为艺术、为人生，为自己，为他人，就是不能为权力写作。
“换笔触电”追赶博客潮流
问：您选择了这种对作家来说并非传统媒介的博客来发表您的思想观点.什么东西激发你写博客？通过博客，您想面向的是哪些不同於剧作家受众的群体？
沙答：博客是潮流，是一种全新的表达和书写方式，操作简捷、稿样清洁，修改方便，传送快速，不但可以“图文并茂”，还能“声情并茂”，实在比传统书写方式有很多难以企及的优点.很多习惯於笔墨写作或使用打字机写作的传统作家，起先都不习惯电脑写作，更不书写博客，我估计这几年这种状况有很大改变。
幸运的是，我觉悟较早，十多年前就“换笔触电”了。
我博客的受众，有各种群体.但多数还是关心我本人，关心我的戏剧作品，以及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那类人，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极大的支持以及宽厚的爱。
《HARPER’S》的英文提问和我的中文回答都由汪有芬先生互译，非常感谢.
二○○九年五月十日上海善作剧楼
庄严佛土之游思
泰国以”千佛之国”闻名于世，我曾两度前往。在泰国，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黄袍僧人、金碧灿烂的寺庙、千姿百态的佛像。同样，无论何处，你都能看到彬彬有礼的泰国人，青年人温顺恭谦、老年人和蔼可亲、妇女则端庄持重。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遇到任何人都会含着笑，并举手合什行礼，口中用泰文说着”您好”或”再见”，令人印象深刻。
全民信佛
六千万的泰国人口中，有95%的佛教徒。根据宪法，佛教是泰国的国教，泰王必须是佛教信仰者。佛教在泰国已盛行了数百年，很多泰国人的一生，不断得到僧侣对他们的道德教诲。在泰人的生活中，寺庙也是泰国人生活中的重要社交场所，僧人要负责协助与解决所在小区民众的信仰、风俗、教育等问题，包括奠基、造屋、婚姻、嫁娶、给新出生的婴儿起名。佛寺甚至负起传播传统文化艺术、语言文字甚至于包括治国理民的知识。因此泰国的佛寺不仅是佛门之地，还充当乡村宿舍，职业介绍所、学校、医院诊所和民众联络中心。我想：当佛教在一个社会中不是作为升官发财的心理安慰剂，而是成为不断追求人生的最高智慧和生命的彻悟时，这个社会就不可能被犬儒主义和拜金主义给腐蚀。佛教正是要人看透生命的无常，放弃执着、放弃争斗、随遇而安、乐于奉献，而人与人的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呈现出和谐与互助。奉行众善，便是为来世积德。在泰国，我们确实看到普罗大众不喜杀生，摆摊的小贩也大多纯朴，物品标实价、不爱讨价还价，一天里做了什么错事总会跑到佛像面前自醒。单车在小区、街边放置几天都安然无恙。
泰国男孩一生中必须出家一次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一般是在满七岁剃度，当一段时间的小沙弥，也可以延长至20岁或结婚之前。对于泰国人来说，每一位男子一生起码应该做一次僧人，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否则不能算是一个成熟的男人。当僧人时间长短是由自己决定，两周、半年或者更长时间皆可。带我们的泰国导游告诉我们：他的儿子在一家公司工作，这一周就是他们公司一些泰国青年的修行期，修行期间他享有留职留薪待遇，当然这种礼遇一生只有一次。为表虔诚和专心修行，他将过上接近与世隔绝的生活，关掉手机，不看电视不听广播，只和送饭的家人见面。这种价值观充分反映出佛教文化对泰国人的影响。在我修改此文章时，得知最近泰国政府根据内阁通过决议：有感于公务员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日差，要求三十万公务人员分批分期去修行。在八天的修行中，这些公务员将剃去头发、搭起袈裟、戒除酒色，过着和出家人一样的生活，每天安排的功课是殿堂诵经礼拜和苦行。因为政府希望透过严格的佛门清规，磨练他们的意志，达到根除陋习的弊病。在泰国有近3万座寺庙，僧人和沙弥约50多万，其中寺童有10多万。当然这个数字每个季度甚至每天都不一样，因为每天都可能有人皈依佛门同时又有人还俗。泰国和尚十分受人尊敬，他们只接受别人的膜拜，一般不予还礼。即使是国王，和尚们也是只受拜不还礼，可以说是”至高无上”.在中国历史上，南北朝之前佛教也是独立的、”至高无上”，但自从屈服帝王称臣后，中国的佛教就开始依顺于权威之下。一直发展到今天所谓宗教的三自爱国会，信佛教必需先爱国爱党等等。而我在泰国看到，佛教是独立于世俗政治的，避免了专制社会出现的一统人民身心的可怕局面，并且也对专制政府有着巨大的钳制作用，这样宗教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给予普通人寄托自由的精神力量。而那种政府管制一切的做法，无疑是政府自封为世俗与精神界的双重领袖，人民遇到麻烦又能到哪里去申诉呢？
泰王与佛主同在
在曼谷有着举世闻名的云天宫，那是泰国五世王朱拉隆功的行宫。这里有大片大片绿莹莹的草坪，像一块毛茸茸的碧绿的地毯；疏密有间的奇花异草馨香馥郁；一幢幢具有泰国风格的别墅、木楼散落在宽大的院子里，掩映在古树间。云天宫的所有宫殿都是用柚木建造的，不用铁钉，全用榫头连接，西式风格和泰国技术完美的融合，真可谓泰西合璧，精美绝伦。来到宫殿前，导游让我们到大门旁一个类似地下室的屋子里，把鞋子脱了，摆放在架子上。走进宫殿，就闻到淡淡的香气，原以为是宫殿里点了什么熏香。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柚木防虫、防鼠的香味儿。云天宫主殿内不允许拍照，导游让我们每个人在外面拍了照，然后领我们去看”风殿”——王后的宫殿。这是一幢泰国风格的建筑，尖顶翘檐，屋顶是白色的，给人以宁静、舒适的感觉。不远处有一幢小巧精致的泰式房屋，导游介绍说是供王子、公主玩耍用的，怪不得小得像童话世界里的建筑。来云天宫游览的游客不少，但无论是宫内还是宫外却无人大声喧哗，处处显得自然、和谐、宁静、温馨。
在泰国人民心中，国王与佛是最尊贵和神圣的。泰国人的一大禁忌就是千万别批评他们的国王。国王在位逾五十年，有人说：泰国的每一个角落都留有普密蓬国王的足迹，这真是毫不夸张。为了体察民情疾苦，他每年都有半年多的时间奔波于全国各地，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国王所到之处，人们都会奔走相告，不管酷暑或暴雨，无论等待多久也要见到自己爱戴的国王。在田间地头，国王像慈父一般与儿女们交谈；在曼谷洪灾期间，他跋涉在污水之中，就是要看看积水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了推动泰国农业发展，国王从生活费中拿出钱，兴建水利工程；在王宫中开辟试验田，还在宫中养牛、养鱼，把农民请来参观、培训，帮农民找致富办法。为了表彰普密蓬国王在推动泰国农业发展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2007年1月30日联合国秘书长代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向他颁发了联合国设立的全球领袖奖。
泰王对于泰国人的意义，如同天皇对于日本人，甚至还要重要。在泰国的近现代史上，曾经有多次的军事政变，但是几乎没有一次是流血的，每个领导政变的领袖都会宣誓自己效忠于泰王。泰国人说：这么多年来，泰国人民历经了诸多的磨难，他们在遭遇痛苦与不平之中想到最多的是国王，那个能在风浪中为他们引航的人。在人民心中，普密蓬国王就是他们的庇护神，是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父亲”.普密蓬刚登基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一片混乱，1947年即位刚一年，一场军事政变就发生了。在接下来的59年中，普密蓬又相继经受了18次这样的考验。在一次又一次险象环生的政变中，普密蓬就像泰国民间传说中的”象背王”一样，安守国王本分超然于政治之外，却在危急关头庇护他的子民。1973年，泰国学生爆发了反对他侬军人政府的游行示威。当他侬政府采取武力镇压酿成血案之时，国王毫不犹豫地敞开王宫大门，让学生进来避难，给他们食物为他们疗伤。接着，在国王的干预下，他侬走投无路，辞职流亡海外。1992年，素金达将军在选举落败后强行自封总理，结果引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军人政府的武力镇压再次酿成血案。就在动荡局势无法控制之时，普密蓬国王召见素金达及反对派领袖查隆予以严厉斥责，并要求电视台直播这次会见。于是，所有泰国人都看到了震撼人心的一幕：素金达和查隆两人伏在国王身下长跪不起，聆听国王的斥责和教诲。此次事件也成为泰国军人淡出政治舞台前的最后一场演出。而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他信为确保国王登基60周年庆典顺利进行，在国王接见后自动放弃了总理职位。但几个月后泰国军人又发动一次针对他信的政变，最后都被国王的权威和佛教徒的信念平静地解决了。由此可见，泰王在泰国人心中犹如佛祖般温和，他与佛教共同撑起了泰国人的脊梁。
我心里想：泰人把泰王当神，中国人也曾把自己领袖毛泽东当神，但为什么结果不一样呢？关键是”独裁”二字作祟。我经历过拜神与文革运动，看到过不听毛泽东话、不读毛主席语录与红宝书、不在家里挂毛画像与不戴毛像章、不照毛主席最高指示办事，就是反动、就是敌人、就是阶级斗争的对象。一个在独裁统治时期不断人为制造灾难，搞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平白无故让百姓死掉几千万人、不让国家人民太平的领袖，怎么能叫人民去爱戴呢？相反，无实权却是偶像的泰王，却一直利用自己的威信在千方百计平息国家灾难，让人民太平过日子，当然永远受人爱戴。
清迈水灯节与上海静安寺
在泰国，每年踏入泰历十至十一月份，境内众多低地都会因河水泛滥遭受破坏。一直要到十二月月圆期雨季终结洪水减退，人民才得以免受水灾之苦，这时，泰国人会特别举行盛大的水灯节来庆贺。水灯节堪称泰国最美丽的节日，其中清迈最为热闹。有幸的是，我第二次去泰国正巧赶上。
清迈的别称是”庙宇之城”，虽然只有曼谷面积的七分之一，却有300多座寺庙！水灯节开始前，市内大小的店铺、摊位，皆会摆放各式铺满鲜花的水灯。除了传统的莲花形外，每年还会推出一些有趣的新款式。每一盏水灯内通常会有一枚硬币、一些蜡烛和香作为祭品。黄昏降临时，众人捧着精心制作的水灯走到河边，这也意味着美丽的水灯节就要开始了。一连三晚的水灯节，以最后一晚的节目最为精彩热闹。在大型的大水灯巡游中会举行”水灯制作比赛”、”水灯小姐选美大赛”.庆典在夜晚燃放烟火时达到高潮，在孔明灯的照耀下结束。此时，当地人会虔诚地跪在河边，点上蜡烛及香，闭目合什许愿，然后轻轻地把水灯放入河中。这项仪式有着多种意义，除了报答水神眷顾外，还为自己污染河水而向水神赎罪。在这肃穆的气氛中，你会感到一种安详、庄重，仿佛置身在一个巨大的寺庙中。
这不由使我联想到来泰国前的一段经历：记得我陪一个信佛的香港朋友去静安寺这座著名的上海佛教圣地。一清早，走进寺中，眼前全是手里拿着香朝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跪拜的善男信女。旁边有一个大香炉，许多人都在投币，听说投进去就能心想事成。到处都是人们在掷钱，硬币不断地落在地上哗哗作响，就像下大雨的声音。偶尔有人掷进去就会在那里高兴老半天，而且反复喃喃说着”佛祖保佑！佛祖保佑！”我再向前走，发现到处都是小摊。有希望香客布施的，也有卖东西的。好多人都掏出一百元大钞给和尚，然后在一本本子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佛像前，大家都像和尚们那样反反复复地在念叨着什么，后面等待的人都急着想早点上前跪拜，可前面的人不管那么多依旧慢吞吞地，有些人起身后又去抚摸香台和巨大的木鱼，企求佛祖保佑自己和家人。我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只有硬币倾泻在捐款箱中的嘈杂声和人们喃喃的嘀咕声。来到三层楼高的天台上，我惊讶的看到有许多人在排队，原来是人们在等待敲钟，以此来祈福，而旁边又是一个巨大的捐款箱，投币声和撞钟声，分不清彼此。
终于，我们走出来了。可我又被一个操外地口音的中年妇女硬拉住，”算一下吧，不准不要你钱，准呢你就给个十块，好吗？”旁边还有许多算命的在招揽顾客，他们都向行人说自己是祖传的。我不理她，快步走开。失望中，张望着四周，所有的商店都已经开门营业了，等待着顾客的光临，繁华的静安寺商业区又在阴沉的天空下慢慢地苏醒了。
这段经历久久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使我意识到国内佛寺的商业化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许多寺庙都冲着善男信女兜里的钱，至于真正启发众生做人道理的却罕有见闻。而反观泰国的寺院以及人们在水灯节上的祈祷，使我强烈地感受到信仰的巨大力量和纯洁性。那种将人从尘世的泥潭中拔起的召唤，是在国内的寺院中根本无法体会到的。怪不得国内很多人都对佛教失望透顶，转而信仰起基督教，这其中的种种原由是与当下佛教的腐化分不开的。
我一直在想：佛教追求的境界是什么呢？佛教追求的就是”自净其意”，”自净其意”的方法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简单地说就是”别做坏事，多做善事。”宋明理学家，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说法，就是主张善恶的问题，不必多说，人心之中，自有分辨处。相比之下中国的寺庙众僧在追求什么？同佛做买卖、靠佛图利、吃佛饭、赚佛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人说：”改革开放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为钱疯狂”，加上文革作的孽今天在报应，中国民间佛教根本树立不起严谨而完整的道德意识，那就更谈不上”自净其意”了。
宗教、民族、国家
佛法的本意不是追求什么深奥、高不可攀的东西，只是一颗平常心。佛法通过引导人们抛弃各种障碍，清醒的认识到事实是什么。困扰人最大的障碍就是人心的分裂——例如自我讨伐、悔恨、仇恨、无尽的权力欲，只有当人心不分裂，事实就会自然呈现，于是人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而佛教所谓的智慧就是指如何做到”人心不分裂”，这就是般若，就是菩提心。佛教不追求超越的东西，佛法要人认识到惟有”内无所得，外无所求”，才能真正做到不偏执，然后才能苦乐不入，这也就是”极乐世界”.因此，佛教不同于其它的宗教，它不是要求信徒建立”信仰”，它纯属”智信”.走访泰国使我了解泰国人的乐天随缘，他们的”心”，是一个道德衡量器。待人接物，利害取舍，恻隐牺牲，几乎样样事都先经过心来考虑。泰国人的”心”除了是个衡量器，也是一个情感上的过滤点，假如生活中能样样都做到心安理得及心平气和，那就是境界。宗教哲学上的知足教育，也对泰国人的快乐观影响至深。但那并不等于说泰国人就事事不求进取，泰国人也讲求进取，但他们会同时考虑到不违背自然、不伤害或影响他人。泰国人相信，顺从自然，也就是顺从心灵。宗教让泰国人始终相信人性中除其恶也原本有一份神性。假如社会上有更多人能自觉地发扬这份心灵的神性，那么这就是一个更有关爱的社会。而人与人之间长期互相熏陶，一种不言而喻的、大部分人都能取得共识的生命价值观也会形成起来，所以在泰国能听到那么多自然和谐的笑声。
走访泰国一个最深的感觉就是，佛教对泰国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起到了重大作用。无论是泰国人的礼仪与民风，还是泰国民族的精神与传统，都深深镌刻上了佛教的烙印。在旅途中，我发现：泰国人极少发怒；即使发火，他们也不会表现出某种激动的言行。而更重要的是，佛法带给泰国人的豁达及开朗。当泰国人遇到麻烦时，常常会笑一笑走开，表现出”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洒脱胸襟。泰国人认为微笑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秘方，亲切和谐的笑容更让来此地的观光客享有宾至如归的感受。
看到泰国人对佛的敬仰尊重，我就联想起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文革年代。在毛泽东的煽风点火下，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红卫兵）那种疯狂批斗和尚和尼姑的情景，及愚昧焚烧佛像与砸烂庙寺的暴行，甚至文革时各地强逼出家人吃肉、还俗、结婚的事例比比皆是，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得我在白茅岭劳改农场碰到一个姓汪的在武当山寺庙当主持的”反革命犯”和尚，文革批斗时红卫兵造反派强迫他吃肉不算，还拆毁寺庙并把他赶到农村种田。而到了农村，村革委会又强迫他还俗，硬给他配一位所谓革命派的寡妇结婚，说是要改造他顽固不化的反动佛教思想，要他表明与佛教一刀两断。因为他一再拒绝还俗与强配的老婆同房，老婆揭发他坚持反动立场继续在家念经拜佛，还穿袈裟、用化斋的钵，甚至有意打破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像（实际是无意之中），结果被当成反革命犯，判刑七年送白茅岭改造。
今天，在经历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后，毛的神像已在人们心中坍塌，加上越来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国内绝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什么良心、主义、价值、意义、信仰了。于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相对主义等种种犬儒主义的现象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全社会中蔓延开了。人们常常会流露出一些极度悲观的想法：天下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都是人骗人、都是为了个人的私利等等。许多人开始玩世不恭或看破红尘，而更多的人则是一切向钱看。社会的伦理道德、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道义、诚信也都在这种相互的敌视、怀疑中完全失去了它们的舞台。整个社会呈现出混乱的秩序，甚至道德崩溃的征兆。文革中亵渎佛祖的行为终于使我们这个民族得到了它应有的惩罚：中华民族的文明素质与道德礼仪严重败坏，整个社会又呈现出巨大而又极为紧迫的信仰危机。我想这或许就是佛教中的因果报应吧！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再这么下去大家都会完了。究其原因很简单，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每时每刻要与人打交道。犬儒主义只会使一个社会不断地内耗自己的力量和资源，并最终使社会逐步走向毁灭。而泰国的今天正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它向我们充分证实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能离开宗教，好的宗教能使这个民族的人民朝着更加和谐与无私的境界发展。
本文载自《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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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30年中国经济与社会成长，不仅伴随着中国人价值观念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中国社会“议价能力”的成长。与此同时，在世人称道的“中国奇迹”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一套有关“交易成本”的行事逻辑，今天更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为此，《南风窗》专访了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
《南风窗》：政府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无疑功不可没。而在这30年间，政府扮演的角色中，哪部分是迫切需要重新检视的？
秦晖：我觉得就是一些经济学家鼓吹的用国家权力剥夺工人讨价还价的权利，形成所谓“‘交易费用’降低”。我从来是将这种“交易费用”加引号的，因为它根本不是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费用。
如科斯所讲，交易成本有两个重要原则：第一，一方讨价还价的权利是不能剥夺的，只有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集体的谈判，避免分散谈判所要支付的成本。比如科斯讲为什么要企业呢，一般我们讲每个劳动者都有能力或者权利当个体户，而不是受雇于企业，但为什么不直接面对消费者，原因是交易成本过高。所以企业是一个节省交易成本的组织，而且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进入企业的。但科斯绝对没有说过建农奴制庄园可以节省交易费用。然而，按照有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却是没有讨价还价便是节约交易成本。第二，这个交易成本是整个社会的成本，而不是一方的近乎强制的出价。
科斯有两本书题目就很好，一是《企业的性质》，我说按中国有些人的理解直接叫“奴隶制的性质”就可以了，而不是“企业的性质”了。他们认为企业的性质就是降低交易费用的组织，那奴隶制不是更符合这种性质吗？显然科斯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奴隶制其实是剥夺了许多人的交易权利，而科斯所谓的成本却是以保障这种权利（这就是企业与奴隶制庄园的不同）为前提的。第二本书是《社会成本问题》，他为什么说是“社会成本问题”，而不说“一方出价问题”呢？我们一些理论家讲的“成本”其实只是一方的出价，另一方付出了什么他不予考虑，显然科斯是没有这个意思的。
我并不是说科斯的说法就一定对，所谓“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就没有问题，但中国搞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中国的问题也不能让西方经济学家来负责，而且和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什么关系。但中国奇迹的出现显然受益于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某种机制。
这种单方面出价以节省“交易成本”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强盗逻辑。谁能说我用刀抢了你，就降低成本？但是，这种说法在中国的确很盛行。比如有人说，集体化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国家同无数小农打交道，成本很高，所以国家把大家集体捆起来，你不能讨价还价，交易费用就小了。国家因此得到大量廉价的粮食，但是农民饿死多少呢？这个算不算成本？他们不认为这是成本，而且制造了一个概念——“减少国家与小农交易的成本”。为什么就不是“小农与国家博弈的成本”呢？这个概念在科斯看来根本就不通的。有的逻辑是国家越容易把工人赶走，所谓“交易成本”就越低。你要说成本的话，人民公社时的成本是最高的，哪个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付出了饿死如此多人的高昂成本？
《南风窗》：当国家成为“资本家”，作为“国家雇员”的另一方实际上失去了对自己权利与能力的“议价权”。
秦晖：公共资产从理论上说，所有人都是所有者，也可以说所有人都不是所有者，这不是主雇关系。私营企业解雇工人，在现代国家当然也会受到劳动法约束，但从主雇关系来说，解雇工人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企业是我办的，我对资产承担风险，破产我可能要跳楼的。合同也是在双方同意的前提下签订的。不同的是，在国有企业里厂长和工人地位本应该是一样的，凭什么有的人要被赶走？凭什么有的人要做牺牲？凭什么有的人是能人而其他人连试试是不是能人的机会都没有？
相较而言，东欧国家的私有化讨价还价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一般都是赶紧私有化，裁减多少工人由劳资双方来谈，国家不会动用权力来动员裁减多少工人，或将资产送给某些特定的人。所谓的回收资本最大化原则，公开、公正、全民参与的原则，或像证券私有化一样，每人一份，而不会事先考虑将工人赶走。当然转轨完成之后，劳资双方的协商是另一回事，而且是有工会参与的，不是说先将该赶走的工人赶走后再提出对剩下的工人有就业责任，更不仅仅是政府与能人两方面私下交易完成的。
《南风窗》：若干年前，我采访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他也对市长先生们高谈“减员增效”提出批评，认为政府首先应该保障的是充分就业。
秦晖：所以我怀疑从“减员增效”到私有化有某种程序上的故意。当初之所以动用国家权力搞“减员增效”或许就是为私有化做准备的。至于民企无所谓“减员增效”，因为一开始它就不会雇佣冗员。国家也许是有意识在产权改革之前搞“减员增效”，当然也可以说这有回避意识形态风险的意思；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动用国家权力将工人赶走。工人能和资本家讨价还价，却无法同国家讨价还价，因为工会也是国家办的工会。这种工会在工人与私企间能起一定作用，但在国企和工人之间显然倾向于偏袒国家。
《南风窗》：以前我们讲工会是“福利工会”，而不是“权利工会”。但不得不承认，这“福利”二字长期以来也是打折的。
秦晖：是啊，中国历来是一个负福利国家，现在也是。中国的进步就表现在负福利的降低上，即向“零福利”渐渐靠扰，充其量是通过二次分配不加剧社会分化。现在更多是高收入者高福利，低收入者低福利。这样的福利安排，反映的还是讨价还价权利的缺失。（本文来源：南风窗）
尺蠖效应
《南风窗》：在不久前您的反思文章中再次谈到了“尺蠖效应”。通常说，左派要求福利，右派要求自由，左右相争即有所谓的“天平效应”。然而，在“尺蠖效应”中，“天平”左右却只为自己的利益倾斜。
秦晖：近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是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但好像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向右，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向左，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
《南风窗》：就像将股市变成超级提款机，有人不断地设套坐庄然后提钱。
秦晖：有人就有这样的说法，反正国有企业就那么点，搞完不就完了吗，就算是灾难、是腐败，反正有些人迟早是要富的。我说当权者如果真能承诺搞完这一次就不再搞国有化了，也就是说国有资产不再增加了那也行，但是当权者从来没有这样承诺过。有人把国有资产搞光了，又从老百姓手里搞国有化，然后一手国有化一手私有化，两手都不误啊！这样中国国有资产从来没有搞完的时候，而且还有越搞越多的趋势。
在“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于是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但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本质上近乎“国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右”的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切国有股减持方案。吴敬琏先生略表批评，立即招来一片骂声。也是，前些年为了国企“圈钱解困”，长期大熊市把高位跟进的广大散户小股民坑得够呛。如果当初在国企未改革前不急于设局圈钱，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坑。当股指从2300多跌到900多，等大部分小股民割肉退场，就等着大庄家“抄底”了——这时“国有股白送”的改革才大举出台，一下就给抄底者奉送了3000亿元的净值财富！如此尺蠖般的一收一放，国有资产也送掉了，小股民的私产也亏掉了，只有有来头的抄底者两头通吃，尽得“国有化”与“私有化”的好处。
同样，在土地方面，今天强调加快城市化，便大举剥夺农民地权“圈地造城”，但农民进城后却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强调控制城市化和“复兴农村”，便限制、取消农民迁徙权，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们的地。今天说土地紧缺要“保护耕地”，于是就打击“小产权”，严禁农民卖地，但官府依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说土地宽松可以放手开发，于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农民土地仍然不许入市……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政策设计者出于好心，做起来也跳不出“权家通赢”的圈子。
《南风窗》：尽管通常我们讲“国退民进”是中国转型的大脉络，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实务中，仍是“国富论”做得多，“民富论”做得少。那么，中国企业的成长在“国民进退”与财富流转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秦晖：我想，企业方面如果离开民主、自由的增进，那就是左也不对，右也不对。你无法说到底是左一点好，右一点好，或者大国家好，还是小国家好。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中国只有朝着自由、民主方向增进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否则就像我所说的“尺蠖效应”，国进民退也好，国退民进也好，财富都不会流到普通百姓口袋里去。更糟糕在于，到一定时候上述“国有化”与“私有化”会再来一次，而不是有的人所说的“一次性完成”。
《南风窗》：但现在我们政府一年花的钱已经相当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
秦晖：所以说，既然不能制止搞国有化，凭什么有人把国有资产放进自己口袋里我们就不反对呢？凭什么说这种做法不会带来更糟糕的结果呢？而且，这种行为会自我强化，会更进一步加强“国有化—私有化”的积极性，最后是国家拿得越多，老百姓被拿的越多。
眼下大家讲分享改革成果，但是任何国家的这种“分享”都是争取出来的。我不是激进主义者，也不认为中国的问题可以一步到位地解决，但是我很反对“党内民主”或者“基层民主”的提法，其实改革路径根本不应该这样考虑的。这不是由下而上或者由上而下的问题，也不是由党内到党外或者党外到党内的问题。其实在中国历来两种方向都是一样的，我想讲的是，实际上这个过程，用我的话来说是“为自由而限权”和“为福利而问责”的双向递进的过程。一方面，我们不断地指责权力越界了，尽管是在能够指责的范围内指责。但是只要你在不断地施加这个压力，只要不为其扩权提供理由，总的来讲，总会使其权力受限制，即使不能一步到位，也还是会好起来。与此同时，要求政府做该做的事，尽该尽的责。在中国即使要求政府负责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也是应该的，因为你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既然政府不承认自己的权力有边界，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其责任也是没有边界的。反过来说，你要求我的问责有边界，我也要求你的权力有边界。（本文来源：南风窗）
低人权优势
《南风窗》：谈到中国的崛起时官商学常会提到“后发优势”。几年前，您谈到关于中国经济成长的“虚假论”、“崩溃论”都不对，并且认为这种增长既非“政府成功”，也非“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不相干，而将目光投向了“低人权优势”。如何看待这种“优势”与开放的关系？
秦晖：在闭关自守的时期，不准讨价还价的做法无法带来绩效，就像改革前的中国与今日朝鲜。但是打开国门后，它的确可以在全球化时代具有“低人权优势”。许多人会来投资，而且你生产的产品会卖得特别便宜。但是，这种经济效益上的好处也带来问题，既让中国老百姓为血汗工厂支付成本，也让国外老百姓付出代价，因为这也意味着你会把人家的工会搞垮了，把人家的福利降低了。为了竞争，国外资本不得不向你看齐，所以就有了“资本内逃”的现象，工会蔫了，福利黄了，整个100多年来的劳资平衡被打破了，而且人家的社会矛盾也加剧了。国外一些资本为逃避本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压力，逃避工会和福利压力，流向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南风窗》：所以，在法国近乎戏剧性地出现了萨科奇这样“既减福利又减自由”的总统。西方一些国家在“中国因素”或者说新一轮全球化浪潮面前多少有些进退失据了。
秦晖：所以说上面所谓的“交易成本”理论不仅坑了老百姓，而且坑了近百年来人类文明的成果，让世界重新回到原始积累的时代去了。所以我说，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的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压抑参与、漠视思想、信仰和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对外开放后，中国现有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结果是中国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国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劳资矛盾，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业和公共财政困境。
或许，中国奇迹只有这种解释才能成立。至于说“后发优势”，后发的地方多了，非洲也有，但不像中国成功。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经济“竞争力”是下降了，但这个所谓下降，并非真的比原来落后，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原始积累，具有相对于文明国家的“低人权优势”。当然，如果南非从来就是一个封闭国家，那它过去就不会有“奇迹”，现在也未必会比过去差。只是在开放世界中，过去能够用的办法，换了新办法可能就赚不到原来那么多钱了。
《南风窗》：世界资本流向人权洼地以获取更大价值的趋势不可否认，所以张五常说“中国比美国自由”。
秦晖：这是他去年12月在弗里德曼的纪念会上说的。张五常站在美国的立场骂欧洲，然后站在中国的立场上骂美国，得出结论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
“议价”权与责
《南风窗》：让民众能够充分讨价还价，不仅是着眼于眼前的利益，也在客观上可能导致一些利益群体因为无厚利可图选择退出。换句话说，讨价还价能力的上升将形成一种全新的退出机制。
秦晖：最好的出路就是民众有条件和政府讨价还价，让政府承认自己哪些做得到，哪些做不到。当政府为自己牟利的事情做不成，为民众做的事情推不掉，离民主政治也就不远了。如果权力无限，责任又没有，可以想见，谁也不会轻易让出这个“交易”的。权大责小的官谁不愿意做？谁要来抢，我就和谁拼命。
有意思的是波兰团结工会在掌权之前，它们从来都是要求政府给自己最低价的肉，政府没做好就批评。在有的人看来，团结工会是波兰最反动的力量，因为“强加”了政府许多责任。当团结工会自己执政了，就把许多责任取消了，物价也高涨。不过老百姓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政府是自己选的。
波兰也不是没有斯大林主义者，但是老百姓当时没有投它的票。选举时也有人主张，你让我集权，我给你廉价的肉，但是你没有投它的票，这样你也无话可说。所以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建立起一套讨价还价的机制。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必然导致自由放任政府或者福利国家，福利和自由放任是可选择的。但它必然要导致一个权责对应的政府。承担更大责任，给我更大权力，或者相反，老百姓可以在两者之间选择。
《南风窗》：社会在讨价还价中进步。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成就，不仅伴随着中国人价值观念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中国社会同政府的“议价能力”的成长。
秦晖：问责方面，像汶川这样的地震，如果政府不救灾，以前（比如唐山大地震时期）可能无法指责，甚至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现在这种责任很明显是绕不过去的。同样，包括最低收入保障法的出台也是社会不断推动的结果。只不过现在的讨价还价做得还不够。而且，学界的左、右派还在不断地为政府部门消解社会压力。右派讲这些福利要求是不应该的，政府用不着承担这些责任；左派在说限制权力是不应该的，政府权力应该更大……如果左派不停对政府问责，右派不停对政府限权，政府就会有改革的动力，中国就会越来越进步，越有希望。如果相反，左派为其扩权，右派为其卸责，当然政府就越来越不想改革，而且自我感觉越来越好。社会向前发展，也难免有人拉社会进步的后腿。尽管如此，30年来，中国在整体进步这一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最近大陆官场有两条一“正”一“反”的花边新闻。说它们是“正”和“反”，是因为其中之一是从“正面”角度被热议甚至羡慕的，另一条则是从“反面”角度被嘲讽和深究的。说它们是“花边”，则是因为其“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或者“教训”都还够不上被“大张旗鼓”的地步。正面的还上不到“榜样”的高度，反面的也还够不上“双规”，所以仅仅是“花边”而已。但把它们放在一起，可以帮助人们把中国的一个基本问题看得更清楚，这就是什么是中国社会不公的总根源。
先说“正”的。大约一个月前，中共苏州市委书记王荣突然被调到广东，担任深圳市长。根据报导，深圳市6月12日左右召开干部大会，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宣布这项任命，“按照程序，王荣会先担任代市长，待人大通过后正式成为市长。”此前，深圳市前市长许宗衡因贪腐不幸“以身殉职”，谁去接任便成为大陆官场和坊间的议题。除了许宗衡，深圳副市长闫小培，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中共广东省原纪委书记王华元等和深圳关系密切的高官近期也一一“壮烈”了，难怪有消息说很多中共高官在受到提名后都不愿过早到这个“烈士墓”去报到，而王荣则义无反顾，临危受命，堪称“党妈妈”的好儿郎。和以往那些突如其来“崛起”在公众视野的中共高干一样，大陆媒体一时对此人议论纷纷，把他被调深圳形容为是“空降”，既有羡慕之情，因为显然这是个肥缺和一级台阶，更有等着看戏的意思，因为王某空降的“着陆区”也是个地雷阵和耗子窝。此人的“身份”和“背景”于是引得人们议论纷纷，其“学者型官员”的形像和在苏州的“政绩”也随即见诸大报小刊。在官媒的推波助澜下，广东“干部队伍”超级丑闻引发的中共政治地震的余波，就这样被传统的小民百姓对“钦差”的好奇、神秘、羡慕、敬畏、期待和担心所掩盖了。
再说“反”的。也是在前一个月里，一个“二十九岁当市长”的新闻不胫而走，带出了一个新时代的“火箭式干部”的神话。29岁的周森锋“全票当选”为湖北宜城市市长后，其背景立刻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即使他本人的父母算不上显贵，他背后有怎样的一座“老泰山”也引起一场网上“人肉搜索”，引得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出来澄清。这场“人肉搜索”还未见分晓，两桩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把这个“中国最年轻的市长”搞得灰头土脸。其一是一张照片显示，这个壮小伙子出行时竟然有专人负责打伞，若不仔细看，其昂头挺胸的派头让人会以为金正日又来友好访问了。其二是这个“29岁的市长”本来引以为荣的“清华学历”被好事者挤出一大桶泔脚水，说他的“硕士论文”很大一部分是抄袭的。言者凿凿，有证有据，观者则无不啧啧称奇：如今的“刁民”也实在让“父母官”人前下不来台。在一片冷嘲热讽中，“29岁的市长”只得“弱弱地”回应道他没有抄袭，不过是“参考”。可怜清华本来就不“清”，被这个“29岁的市长”一桶浑水加进去，一时连死鱼烂虾都看不出了。
一个“空降”，一个“坐火箭”，这两条官场花边放在一起，其实是从一个司空见惯的角度凸显了中国社会不公之根源。社会不公可以有很多种，但对社会管理渠道和管理资源的垄断是最大的不公，因为从这个不公中可以派生出其他的不公，虽然其他的不公不一定都出自于这个不公。所谓社会管理渠道和管理资源，说白了就是做官，在中国称为当干部。任何社会的官，即使在民主制度下，也比其他阶层在有形和无形的资源的分配和占有上有更大的优势，专制制度下更是如此，一党专政下则是铁律。
在中国，这条渠道和这个资源是中共一手垄断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多数进入这条渠道竞争这些资源的人都是从当红领巾开始，通过团校和党校一级级“培养”和“考察”，然后是在“地方”和“中央”之间眼花缭乱的“调动”、“锻炼”和“选拔”，最后或是做稳了一方地方官或是进入更高层直到今天胡温等“九常委”的位置。在这整个过程中，党的各级组织部门是唯一有发言权和决定权的，全社会都只能靠边站，虽然这个过程决定的是全社会每个人的命运。王荣本来就是从外地“空降”到苏州的，现在又从苏州“空降”到深圳。苏州人民固然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父母官”，而深圳人民在一个又一个“父母官”前仆后继后也仍然没有由自己选择地方官的权力，只能静等中央一个电话和省委组织部一纸公文。由深圳人民“选”出的地方人大，不久必然会再一次正式“选举”这个“空降兵”当市长。
而周森锋的“火箭”式上升，更是说明这个意义上的社会不公已经发展到了多么令人可怕的地步。周某在当“市长”以前，短短几年就已经在很多地方和部门“工作”和“锻炼”过，一路走来毫无风险和障碍，但每个地方都如蜻蜓点水。在一个连博士硕士都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的今天，周某的仕途经历却如入无人之境，难怪很多网民都怀疑他有家庭或私人的“背景”。但毫无疑问的是，不管周某有什么样的父母、丈人丈母或者其他社会关系，没有中共组织部门的一手呵护，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混饭都还是个问题， 哪来让别人打伞这份神气。难怪有网民一针见血地说“选出来的官是不敢让别人打伞的。”
任何社会都有人际关系，因此任何社会也都会有任人唯亲，所以这个意义上的社会不公就像贪腐一样是普遍存在的。但一个存在着任人唯亲的社会和一个统治集团制度化地全面地彻底地在全社会垄断做官的机会并以此来确保自己永远坐天下的国家是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肉搜索”每个“背景可疑”的官员应该也只能得出同一个结果：中共各级组织部门。
首先向季羡林鞠一个躬，老头儿一定去的是天堂，一路绿灯，不遇交警和城管，也不遇喜欢把字画弄丢的组织上派来的助手或亲人们。
然后列举一下季羡林代表作：翻译的，《罗摩衍那》《优哩婆湿》……学术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散文随笔的，《牛棚杂忆》《天竺心影》……即使大家只看过印度歌舞片没看过印度史诗，还是知道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搞错了，大家不好意思说就我来说，一个穷其一生研究印度史和翻译古印度长史的人，那不该叫国学大师，该叫印度国学家，或者偏门史诗翻译家，其实印度国学家或偏门史诗翻译家也很好，但强安上中国国学的头衔，就不怕遇到国籍问题。
幻想，那些好心肠们在追思国学大师季羡林学术成就时尴尬得挠肺、挠胃，因为全世界能看懂《罗摩衍那》的人不超过三十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但又非得装下去,就放弃进行作品追思，而跑题地去进行人品追思。比如帮北大新生看守行李，比如永远穿着蓝中山装推自行车别英雄牌国产钢笔，甚至还比如作息时间准如钟表逢人求字不予拒绝（详情见善良追思文章若干）……中国人太爱把谁谁的一生用人品来总结，这就太没技术，所以我觉得这该叫人品大师，不能叫国学大师，而人品大师在中国实在太多，又不好人人都去准国葬级别。有层窗户纸没捅破的是，大家管老头子叫国学大师，这么叫着叫着，实是在自己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目的其实是方便徒儿们去上书房行走、行走。
事情就这么简单，老头子一辈子烦躁别人安排的帽子，他终于走了，大家突然就变得方便戴帽子了，反正他也不会回来自行摘掉。虽然他只是一个好的学者，但在中国，大师已经是一个政治头衔了，因为天朝怎么能没有大师，怎么能没有学术泰斗，怎么能没有国宝，政治需要大师，政府也需要大师，这得拿去跟一切反动势力相PK的，这跟过去我们常常把科学家弄成思想家，把艺术家弄成革命家是一个调调，很多年来我们一直这么干，钱学森最后都被弄成革命的科学家，所以后来也没什么科学成就，郭沫若最后都成为革命的甲骨文专家了，所以他的人格变得跟甲骨文一样，王蒙被任命为文化部长了，日后再也没有好的作品了，此时王蒙该读王meng，一声，蒙别人也蒙自己。
季羡林一生最帅的时段不是他翻译《罗摩衍那》，而是他固辞大师，而别人一定要加上，这个镜头很好莱坞的坏小子肖恩潘，很有个性很叛逆很牛逼，可架不住人民日报的同志把这个过程写成谦逊，写成传统文化中的温廉恭俭让。老头子逃无可逃，从了是大师，不从是更大的大师，要是被这个气死了就是更大大大的大师。就是这样，季羡林一生遇过无数运动，这是最后一场运动，当御封大师都成为一场运动时，怪不得中国没有大师。
大师是应该用来济世而不是自保的，而不是只有三十个人才懂的吐火罗文学者和翻译家，我反正没看过别国把翻译家当作国学大师的，所以他是印度国学家、翻译家，因长期做学术研究影响到文笔连好的散文学家都算不上，但他是一个很好的学者，很有良心的教育者，一个平静的公民，本来这已是一个很够级别的谥号，可大家觉得这还玩得不够狠，非得把老头子当文化炮灰打出去，打向一切反动势力才过瘾。这做法，才是真正的大师。
我想老头子天堂有知一定不会骂我，因为小的我说对了。新浪那些贴子里也只有柴静的可以看，这不是喜欢用激动的口吻播报新闻的柴静问得好，而是老头子答得好，他揭发了当初叫他大师是有来源的，但来源除提到人民日报外具体是什么不方便讲了……一个学者被评为大师，这里面是有阴谋的，和谐的中国需要大师，学术繁荣的中国需要一个大师来代表，其实大家也没见过大师长成什么样子，学术标准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加之中国学术界一直是最勾心斗角的地方，所以选来选去最后就选一个人缘最好的人品最佳的，就季大师吧。这跟过工会组织过中秋节抓阄是一样的，最大一盒月饼总是人缘最好的那个得的。
好的，我被迫承认季老先生是大师，可中国需要的不是大师而是知识份子，就是那种不要让能把季羡林这种老实知识份子打得睾丸血肿的时代再回来的阶层涌现，这个国家才和谐，可是现在的知识份子都忙着还按揭付油钱评职称，他们没有钱，因为没有钱就变得没有正义感，因为没有正义感就变得很猥琐，因为猥琐就开始到处抄袭论文，就开始搞女学生和收红包，这个样子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学术腐败，但天朝怎么可以学术腐败呢，所以大家腐败完了后就忙着去评选大师，用一个大师去顶缸，以证明中国学术界还是没有那么坏的。
上面这段话是我从老头子临死前一段话里瞎想的，他说中国不需要大师，凡人过十八岁之后都有常识，哪个坏哪个好，不需要国宝，不需要大师。老头子这句话说得感伤，因为这是一个教育水准十分低下的国家，我们的教育制度很落后，教育投入很可怜，看不到教育的前途和学术的春天，甚至连身心愉悦、不脱裤也不摸奶的学生都不敢打保票人人都是，为了假设非常幸福就开始凤毛麟角选个大师昭告天下，这学术大师的道理跟体育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平时锻炼的场地没有好的教练没有真正独立的体育精神没有全民健身的保障，但不妨碍我们花重金培养出一些奥运金牌选手，我们管他们叫体育大师……其它的各行各业也一样，各行各来的大师就是为了掩饰行业心虚。总之，中国有太多的大师了，结果是建筑大师的房子塌了，音乐大师跑调了，教育大师的学生持刀杀人了，电影大师去搞开幕式团体操给政府办堂会了，文化大师诈捐了，剩下人民鼓掌通过的大师，只是说相声讲段子演小品的了。
中国太需要大师来达到高潮了，可中国没有大师，中国活着的没有大师，死了的因历史总被改来改去，也弄不清谁是真大师谁是假大师了，有学养而能济世的胡适、鲁迅、李敖？像，但都不敢肯定，我只可以肯定，我们的妈是才我们的大师、傅，她们喂过我们最甜的奶做过最好吃的菜。
很好的学者、很善良的老头，很长寿的寿星，但不是大师，因为这不仅是对他的恶搞更是对这个国家学术的恶搞。要是我，就用文革时期的报纸烧给这个可爱的老头，这是对他最好的安慰，理由只有一个，老头居然睾丸打血肿了还能活过来，还能在中国的牛棚里翻译古印度长诗，这是中国特色下的生存大师、康复大师。
可就这样，也没能写出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品，对于智商这么高韧劲这么足的季羡林老先生，这真可惜。
注：此文与季羡林老先生无关，与中国特色文化现象有关，下附人民日报列举的季羡林相关著作，自行了断可敬可爱的老头子是不是国学大师：
翻译：《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罗摩衍那》
学术著作：《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现代佛学大系》、《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敦煌学大辞典》、《大唐西域记校注》、《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大国方略：著名学者访谈录》、《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化研究》、《禅与东方文化》、《东西文化议论集》、《世界文化史知识》、《敦煌学大辞典》
散文随笔：《清塘荷韵》、《赋得永久的悔》、《留德十年》、《万泉集》、《清华园日记》、《牛棚杂忆》、《朗润园随笔》、《季羡林散文选集》、《泰戈尔名作欣赏》、《人生絮语》、《天竺心影》、《季羡林谈读书治学》、《季羡林谈师友》、《季羡林谈人生》、《病塌杂记》、《忆往述怀》、《新纪元文存》
我真正认识梁实秋先生，正是我一生最黯淡的时候。一九四九年，《自由中国》创刊时，雷震曾邀他参加，他不加入，但愿在一旁协助。后来《自由中国》登出并出版他的《雅舍小品》。那时，我们只是作者和编辑的书信来往。一九六○年，雷震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遭封闭。我的生活宛如孤岛。就在那期间，梁先生常邀我同林海音、孟瑶去他家。那是我那段幽暗生活中的一扇天窗。
梁先生家一片春风，甚至他家帮佣的小姑娘名字也有“春”意：春绸。那是我听到的最好听的名字之一。梁先生和我们三人正好凑一桌麻将，只打四圈。梁先生夫妇都是美食家。我们去他们家之前，就知道那天梁师母将给我们吃什么：饺子呀，薄饼呀，炸酱面呀，全是梁先生喜欢吃的。他那时已有糖尿病，只有望食兴叹，浅尝即止。我们可乐了，不但吃得好，还可听梁先生讲笑话，还可看梁先生故作馋相扮小丑——他是很好的演员，妙语如珠，嘲弄透着睿智。他用笑话解馋，我们笑，他高兴，逗我们笑得喷菜，笑得流泪，笑得告饶。海音和我都爱笑，孟瑶也笑。麻将桌上，饭桌上，梁先生的妙语，我们的笑声，巡回不已。他给我们讲过一个单身汉的故事。
某君从美国学成归国，找不着女朋友。他长得不错，只是个头太矮。他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找到女朋友。于是他将由美国带回的四百美元视若生命。他买了个特制的夹层皮带，将美元塞在两层之间，用拉链封好，日夜绑在身上。他外出购物，拿不出钱，就进厕所，解开皮带取钱。因此，他需要钱的时候，必上厕所。久而久之，有人知道了他的秘密。有天晚上，鬼使神差，他睡觉前把裤子连皮带一起顺手搭在椅背上。半夜醒来，裤子不见了。他到处寻找，在院子里找到裤子，皮带不见了，四百美元不见了。他从此发愤赚钱，身兼数职，非常节省，吃饭用鱼内脏下饭（我们正吃梁师母亲手做的鲜肉饺子）。他存了许多钱，还买了四栋房子出租。他每天必去看看房子，摸摸房子的砖头。但是，他还是找不着女朋友。因为太矮了吧。他便订做了双高底鞋。在人多的场合，他必站在高处显眼的地方。他还是找不着女朋友。还有什么毛病呢？单眼皮，他去医院动手术割眼皮。医生得从他手臂上割下一块皮，粘在眼皮上，皮连着手臂，要等手臂的皮在眼皮上粘牢了，他才能将手臂放下。一连好几天，他举起手臂贴在眼皮上。眼睛成了双眼皮，仍然找不着女朋友。
梁先生说那是真人真事。我们逼着问：是谁？是谁？他笑而不答。梁先生讲笑话时就是那副真真假假的神情。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梁先生是否讲的真人真事。那简直就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
吃喝谈笑之中，偶尔也谈文坛旧事。我们巴巴地问到徐志摩、陆小曼、冰心、老舍、沈从文……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们，那时他们都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我们对那些作家本人，比任何文坛事件更有兴趣，如梁实秋和鲁迅的论战，以及抗战无关论等等，我们从没提起。我们会问：冰心是不是叫你“秋郎”？来不及等他回答，我们紧接着问：“冰心是什么样儿？”梁先生笑笑：“长得不错。”他没多说。从他那一笑之中，我就可以想象冰心年轻时清丽的模样。
梁先生那时还没从师范大学退休。他不喜酬酢，很少外出，也很少有客人，对外界的事也似乎不问不闻。我和海音、孟瑶似乎也为他们夫妇俩的生活添了点儿乐趣。只有女儿文蔷一家人从美国回去看两老的时候，他们就不理我们了。我觉得梁先生很寂寞。他有心和现实保持距离，保持沉默的自由。他知道我沉默是因为恐惧。我在他家可以畅怀大笑，也只有在梁先生家，我才会那样子笑。
一九六四年，我从台湾来美国之前，去看梁先生。
“你没有路费吧？”梁先生在谈话中突然问我这么一句话。
“您怎么知道？”
“我知道。你需要多少？”
我到美国的路费，就是梁先生借给我的。到美国后申请到一笔研究金，才还给了在西雅图的文蔷。
我和梁先生通信多年；信虽不多，但一纸短笺，寥寥数语，却给我无限鼓励和温暖，我也对至情至性的梁先生多了点认识。
一九七二年，我和Paul去西雅图，正值梁先生和梁师母在文蔷那儿。杨牧（那时候他还叫叶珊。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醉倒在我爱荷华家中的地板上，手指自己鼻尖说：“我，叶珊，二十五岁，处男。”）已从麻省大学转到华盛顿大学去教书。他邀我们和梁先生夫妇相聚。我们一起开车去文蔷家接两老去一家中国餐馆。八年不见，相见特欢。梁先生和Paul一见如故。我隐约感觉到梁先生两老都有些异国飘零的心情。他们非常钟爱女儿，也非常享受儿孙的绕膝之乐，但他们似乎不知如何安顿自己。他们说，女儿女婿太忙，忙得他们心疼，要帮忙吧，又插不进手，而且，女儿女婿也不要两老动手。父母的慈爱，儿女的孝心，在美国全无法表达，宛如交响乐中的钢琴、小提琴，各自美则美矣，却无法合奏起来。
从那次见面以后，就没再见到梁先生、梁师母了。我们仍然书简往来，就是我到国外去，也告诉梁先生一声。一九七四年春，我和Paul在亚洲七八个国家旅行了两个多月，也到了台湾，梁先生、梁师母却仍在西雅图。六月回到爱荷华，就看到梁先生的英文信。那是他写给我的唯一一封英文信，为的是要Paul也立刻看到，不必经我翻译。他迫不及待地要我们知道他丧妻的悲痛。梁师母在去超级市场途中遭铁梯击倒去世了，那天是四月三十日。梁先生的信是五月四日写的，正是为梁师母悼祭的日子。读着梁先生的信，我可以看到在心中哭泣、挣扎活下去的梁先生。我非常担心他如何打发以后的日子，因为我知道他如何依赖梁师母。《槐园梦忆》就是他对妻子深情的回忆。
华苓：
我用英文写此信，以便Mr.Engle也可读到。现在你们一定已从亚洲远游归来，可惜大陆未入行程。
也许不应在你们一到家就告以噩讯，内人于四月三十日惨遭意外去世。我们步行去附近超级市场买菜。市场屋檐旁竖立一架可伸缩的铁梯。附近并没修理工人。也许是一阵风吧，梯子突然倒下，正打中内人的头，打得她倒在水泥地上，头破血流。臀部严重受伤，无法动弹。我找来救护车送她去医院。动手术后，情况尚好，但怎么也不能恢复知觉，当晚十一时去世。今日安葬，“永久居留”此间墓园了。我们在墓园亦购地四处，一处留给我日后之用，另两处留给小女夫妇。内人将不致有飘零异域之感。我等所能为者仅止于此。
现正找一胜任律师处理此案。我们当然有理胜诉。但会争论许久才会上法庭。妻子为无价之宝，金钱岂可抵偿不可弥救的伤亡之痛！
我突然想起哈代的一首诗：《两路交叉》，描写豪华游艇“泰坦神轮”与冰山相撞沉没的惨剧。哈代称之为命运。也许他说的对，因为我实想不出任何其他原因。
我将尽快恢复写作。打击虽重，现我尚好。
即颂
近安
梁实秋
六三，五，四（注：六三即一九七四年）
几个月之后，一九七五年初，我又收到梁先生从西雅图来的信，告诉我他回台湾认识了韩菁清，并已结不解之缘。“我的友好几乎都持反对或怀疑我的态度……”我将信译给Paul听。我俩立刻各自给梁先生写了信，告诉他我们十分高兴他又找到幸福，不必为外间闲言闲语所扰。我们也告诉他，年龄的差别不是幸福的障碍，甚至文化的区别也不是，重要的是彼此尊重、体谅、宽容和忠诚。我和Paul就是非常和谐的婚姻。
梁先生立刻又来了信，又是迫不及待，表示“感激涕零”。他忽然成了个恋爱中的惨绿少年，需要支持，需要保证，需要信心。梁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位给人支持、给人保证、给人信心、大仁大智的人，没料到他在爱情面前也会如此脆弱。就因为这点儿“脆弱”，梁先生才更可爱、可亲！
华苓：
好久未通信，甚念。我在台湾住了两个多月，近始返回西雅图。在台北和林海音等友玩过好几次，每次都提到你。我在台北也有奇遇，结识了一位韩菁清小姐，一见如故，遂结不解之缘，她年三十有八，过去历史亦不平凡，我的友好几乎都持反对或怀疑的态度，我则认为这是奇迹，情之所钟，无所顾忌。拟于端午前后再度返台，作长久之计。把此事来告，不知能否邀你与Paul之同情也。匆此即问
双安
梁实秋
六四，一，一五
华苓：
接到你和Paul的信，真是感激涕零，因为近来台湾报纸连连的渲染我和韩菁清小姐的事，满城风雨，使得她极感困惑，我也不安，近且收到匿名信表示反对此一婚事。你们是极少极少数的肯给我同情的朋友！社会对女性残酷，不公道，实在可惊之至。韩小姐是一个善良可爱的人，我愿下年有机会我们到美国来玩，能够到你们府上相会，请你们看看我所选中的是怎样一个人。你的孩子均已成家，你无事一身轻，祝你们快乐，写作顺利成功！
梁实秋
六四，一，廿七
请口译此函给Paul听，我不另写
华苓：
好久没通信了。我三月底返台，五月九日与韩菁清结婚，前前后后引起报刊上许多不必要的轰动。也有不少人（识与不识）给了我们无情的打击，我们一概置之不理。朋友们祝福我们的，继续是我的朋友，否则也就不勉强了。我临离美时收到你和Paul的信，我很感激你们。兹附上婚后照片一帧，乞留念。我现在生活很好，菁清是一个聪颖而懂事的好孩子，我们打算秋凉后到美国一游，能有机会见到你们就好了。我仍然过的是爬方格子的生涯，仍是从前的我。得暇盼能惠我数行。即祝俪安
梁实秋
六四，七，十四
韩菁清附候
梁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一再提到，我应该回大陆看看。直到一九七八年才成行。三十年以后再回故乡，心情激动，回到爱荷华，在百忙中，一口气写出了《爱荷华札记──三十年后》。在北京见到的第一位作家，就是当年我们在梁先生牌桌上巴巴问到的冰心。也见到曹禺和夏衍。他去西雅图在马逢华那儿看到了书，“爱不释手”，带回台湾了。那时，我和那本书都是不能入境的。我仍在台湾的黑名单上。一九八八年，余纪忠先生不遗余力为我奔走，我终于又到台湾。但是梁先生已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日去世了。
《群众与权力》
埃利亚斯·卡内提著，冯文光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1月，39.80元
卡内提说故事，有一种哲学和格言的力量。他说故事并不是为了娱乐，而是用文学的形式思考那些源自古代人类，却又仍然威胁着当代世界的种种根本问题，包括人类的贪婪、愚蠢、欲望、求生、死亡、肉体和心灵的痛苦、秩序和权威的建立和崩溃。
作家还是学者？
埃利亚斯·卡内提在《群众与权力》中说，暴君统治下的群众只有两种，一种是狗，一种是牛。狗跟狗合不到一块，碰着就咬，可是对主人俯首帖耳。牛合群，但照样反抗不了主人，主人叫干什么，再不情愿，也还得去干。
卡内提还说，权力的快感，它的表征是“牙齿”，权力首先必须能对别人的身体有伤害甚至消灭的威胁。权力就是把别人“吃掉”，消化成对自己有用的营养，然后当粪便那样排除出去。文明遮掩了权力的粗鲁表相，但却在人的牙齿上留下了痕迹。人们进食使用的刀、叉都不过是牙齿的延伸。人的笑容起先不过是见到食物后的露齿行为，后来成为快感的表情。所以，当在上者向你露齿微笑时，你可要小心了，他喜欢的不是你，而是牢牢控制着你的那种感觉。
读到卡内提这样的议论，你觉得他是一个哲学家、诗人，还是一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或者政治学家呢？
你一定会觉得他是一个哲学家或诗人，而不是一个人文学科的学者。为什么呢？因为他使用的是一种比喻和警句格言式的表述。这样的表述运用的不是明确的理论概念和分析，传递的也不是显白的知识。它要调动读者自己的想象和释义。卡内提的群众“理论”因此也被称作是一种诗学或者诗性人类学。
卡内提其人
卡内提于1905年出生于保加利亚北部鲁斯丘克（今鲁斯）。鲁斯是多瑙河上的一个小小的岛屿港口，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30英里。卡内提的祖父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犹太人，父亲在鲁斯经营纺织业，家境很富裕。1911年，卡内提的父母带着他迁移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卡内提在那里上了学。他的第一语言是Ladino，也称Spaniol，是一种源于西班牙Sephardim时代的罗曼斯古语言。他的第二语言是保加利亚语，第三语言是英语，第四是法语，第五便是后来用来写作的德语。
卡内提在7岁（1912年）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弟弟移居维也纳。卡内提很快学会了德语，迷上了文学。1916年，因觉得一战中的维也纳不安全，卡内提的母亲带着孩子迁居到瑞士的苏黎士，1921年又迁居德国的法兰克福。1924年卡内提再回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读化学，1929年获博士学位。
1922年，卡内提17岁时正在法兰克福，当时的法兰克福是工人政治非常活跃的地方。工人领袖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被右翼反犹太主义分子暗杀，工人群众上街游行抗议。当时卡内提与工人运动毫无关系，但还是身不由己地加入了人潮。这种亲身体验使他久久不能忘怀。他很纳闷，为什么一个有自己思想的旁观者，居然会无法抗拒这种“意识的彻底改变”，而身不由己地受到人群磁力般的吸引。
这种感受在他于1927年亲身经历过维也纳焚烧正义宫事件后，更加强烈地引起他的思想好奇。50多年后，卡内提在自传里回忆道，“那天的激情令我至今刻骨铭心。那是我经验中最接近革命的一次，……我成为人群的一部分，我完全融入人群之中，对人群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丝毫抗拒。我真的很惊奇，即使在我当时心情激动的情况下，我还是能够清楚地把握我眼前的一幅幅情景。”1922年和1927年的这两件事都对卡内提思考群众有极大影响，决定了他对群众是一个原动力整体的看法。这也是他的群众理论最具特色的部分。
30年磨一剑
卡内提写作《群众与权力》，从1925年到1959年，断断续续一共花了34年时间。《群众和权力》是一部“夹叙夹议”的长篇“杂文”，和别的群众理论著作都不一样。19、20世纪之交，在欧洲出现过不少研究群众行为和群众心理的著作，都讲究“科学性”。早期群众理论的代表性研究者有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和塔德（Gabrielde Tarde，1843－1904）。涂尔干（Emil Durkheim，1858－1917）和韦伯（Max Weber，1864－1920）都以现代社会学方法涉及群众问题。1923年由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结合了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他们起先研究权威问题，后来关心的纳粹主义问题，都与群众问题有关。在卡内提的《群众和权力》中几乎找不到与当代社会学的关联。他的群众研究特立独行，尤其与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气息”格格不入。
1933年，卡内提的朋友布洛赫曾劝他不要再继续写他的《群众与权力》了，“你花上一辈子的工夫，最后会完全没有结果。它每个地方都不牢靠。不要枉费时间了。你不如还是写戏剧的好。”但是卡内提就是不放弃写这本书，但他确实放弃寻找一种堪称“科学”的方法系统。1938年11月，在纳粹上台8个月后，卡内提和妻子离开了奥地利，1939年定居英国。1959年卡内提写道，“这本书占据了我的全部成人生命，在我定居英国后的20年，我断断续续地写这本书，几乎没有写别的东西。”这部书在卡内提的著作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卡内提研究专家福克（Thomas H.Falk）说，“卡内提为研究群众和权力付出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尽管他在这段时间内写了一部小说和两部戏剧，但比起他的主要研究来，这些都可以说只是周边作品。”《群众和权力》没有一般学术著作的那种论题结构或论述方式，也没有总括全书的序言综述、分析方法或论证过程引介。它把读者带入一连串似乎并无内在逻辑联系的个案论述，除了简短的说明，大部分是描述或叙述性的例子。正如福克所说，这本书“不是教科书，也不是研究专著，而是群众和权力（与读者的）对话。对话里有许许多多的例子，来自全世界许多世纪的往事，用来说明作者的看法。卡内提不只是陈述事情的实况，他更想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他以完美的清晰和诗一般的优雅向读者说明他的看法”。
“每一道指令都在人们身上留下蜇刺”
“指令”和“蜇刺”是卡内提解释现代群众以及群众与权力关系的两个核心概念。卡内提认为，和原始小群体的理想平等关系不同，现代群体是由指令者和隶属者这两种人构成的。同一个人可以既是指令者又是隶属者。权力的本质是指令对人的伤害。指令的原始意义是逃脱死亡，如动物听到狮吼就会奋力逃命。卡内提说，“每一个指令的背后都有死亡判决的意思。”因为从根本上说，任何一道命令都是以不服从则可能受惩罚至死的肉体威胁为支持。
每个人都不得不屈从于指令，每一道指令都在人们身上留下“蜇刺”。真正的群众是与权力对立的。在真正的群众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有权利向别人发指令；或者也可以说，谁都可以向别人发指令。不但不形成新的蜇刺，而且还能暂时除去一切旧的蜇刺。”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群众时刻是少之又少，而且十分短暂。带着蜇刺，人格分裂的个人会觉得孤单，又害怕孤单，他拼命表现对指令的顺从，惟恐一时一刻不处身于群众大流之中。
蜇刺是外加于人的指令，指令在人的身上转化为一种强大的能量，那就是“逆转”指令的欲望。受指令蜇刺的人一心想要指令别人，给别人扎上蜇刺，这样才能“除去自己身上的蜇刺”。人群社会中许多提拔制度都建立在人的这种基本欲望之上。上级对下级越凶狠，下级就对更下级越凶狠，小媳妇熬成婆，自己成了恶婆婆。受害者一旦得势，就会加倍地迫害别人。
惟有刽子手在接受指令时感觉不到心理伤害
卡内提的“指令”和“蜇刺”直接指向20世纪最令人痛苦的问题，那就是，平常的人怎么这么容易做出残忍的事情。卡内提说，只有一种人能够受到指令而不感觉到它的蜇刺，那就是刽子手。刽子手（包括各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打手”）受到的是杀害（或“迫害”）别人的指令。这种指令的威胁并不针对刽子手本人，刽子手可以立即将指令的蜇刺转嫁到被杀（或被迫害）者身上。刽子手可以心安理得地杀人，因为他是在很负责地执行命令，或者很体面地表现组织觉悟。
人类普遍受“指令”和“蜇刺”驱使。那么，在发生集体迫害和暴行的时候，普通人担负的又是怎样一种责任呢？仅仅是某种生物本能（求生、合群、逃避肉体痛苦），还是有什么别的因素在左右人们在关键时刻的行为呢？二战时期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在德国汉堡被征召的后备警察营被派到一个叫作Jozefow的波兰村庄去全数消灭那里的犹太人。士兵们被允许提出要求不参加这次行动。500名士兵中只有12个表示不想参加。其余的士兵以从背后开枪的处决方式杀害了所有的犹太人。有的士兵兴高采烈，但大多数士兵都是以认真完成任务的态度参与了这次屠杀。
阿伦特解释了卡内提不能解释的问题
怎么看待这件往事呢？很难以单纯的“洗脑”理论去解释德国警察为何能以杀害犹太人为荣为乐。因为不只是德国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和乌克兰人在二战中都有许多以杀害犹太人为荣为乐。就此而言，卡内提的指令和蜇刺说能解释德国人的暴行，也能解释其他非德国人的暴行。卡内提的理论能解释为什么488名汉堡警察愿意杀害犹太人，但它却不能解释为何毕竟有12个人拒绝这样去做。
卡内提的同代人、杰出的德裔犹太思想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关注的正是后面这12个人的少数。她强调的是个人责任，而不是人的普遍自然趋向。卡内提的人性理解是阴暗而且悲观的。在他那里，人在极端情况下表现出残忍和无情，是有人类学或心理学原因的，这种倾向即使在坏事发生后，也不可能由于道德思考得到改变。阿伦特则认为，干坏事，参与暴行，尤其是心甘情愿地参与暴行（如她所讨论的纳粹分子艾克曼那样），根本原因不在于一切人所共同的人的本质弱点，而在于每个个人自己的不思想和无判断。
卡内提论权力的本质
卡内提用人所受到的伤害去解释群众的行为。这种伤害包括身体的死亡威胁和心理的“蜇刺”伤害。群众行为往往会很残忍，很暴力，不可预测。但是，卡内提和先前群众理论（以勒庞为代表）的重要区别在于，他认为，群众有这些倾向，根本原因并不是群众的某些恶劣、低下本质，而在于权力对群众的伤害。
受权力伤害的群众总是会表现出某些行为特征（如轻易对他人施行暴力），这些行为几乎没有例外，以至显得似乎就是群众的本质。然而，实际情况是，“如果蛊惑者（领袖）不给群众指令，那么他就不能永久地败坏群众”。
在卡内提那里，理想的群众、真实的群众恰恰时刻代表着与权力相反的存在状态。权力是孤家寡人独享，不可与人分有的。权力是“一个孤独的个人，（把意志力）强加给别人，强加给他自己，强加给一个对象。这样的个人是霍布斯所说的那种非社会人（asocial man）的传人，他只是为了享有社会生活的好处才勉强与他人接触”。
权力以“活命”消化死者，权力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权力是站在同志和敌人尸体堆上的胜利。卡内提用约瑟夫的故事讲述什么是“权力”。约瑟夫是一位犹太历史学家，大约生活在公元37—100年，他的希伯来名字是约瑟·本·马塔提亚。约瑟夫在耶路撒冷受到过非常好的教育，曾经带领犹太人武装起义，反抗罗马统治。约瑟夫和他的战友杀死了许多罗马人，但最后终于起义失败。在罗马人占领乔塔帕特后，约瑟夫和40名犹太战士（其中一名是他的朋友）一起躲进一个山洞。犹太战士们宁死不降，要求全体自杀。
约瑟夫不想死，他对战士们说，真正的战士必须死在强者之手，犹太教不允许自杀。他说有一个比自杀更好的赴死不降的办法。那就是，所有41名犹太战士围成一个圆圈，1、2、3报数，第一个报到3的人由第二个报到3的人杀死，以此类推。最后剩下的那个人因手上有犹太同志的血，而可以自杀。约瑟夫把自己安排在第16个位置上，把他的朋友安排在第31个位置上，结果一轮轮“命运安排”的屠杀下来，只剩下约瑟夫和他的朋友俩人。于是两个人一起走出山洞投降了罗马人。
约瑟夫投降并没有破坏先前约定的规则。他无须破坏约定的规则，因为他自己就是规则的制定者。在制定规则时，他已经为自己不遵守规则留下了后路。他甚至可以用高尚的道德理由为自己投降罗马人辩护。他投降，是因为他不愿亲手杀死他的犹太同志（他的朋友）。他可以说，投降是忍辱负重。他为罗马人除掉了那些负隅顽抗的犹太人，踩着战友的尸体，当然还有罗马人的尸体，存活了下来。
卡内提平静地叙述约瑟夫的故事，他只是提示“权力”与“幸存”的关系，提示权力者总是为别人设置他自己不必遵守的、但却可以置别人于死地的正确路线。卡内提说故事，有一种哲学和格言的力量。他说故事并不是为了娱乐，而是用文学的形式思考那些源自古代人类却又仍然威胁着当代世界的种种根本问题，包括人类的贪婪、愚蠢、欲望、求生、死亡、肉体和心灵的痛苦、秩序和权威的建立及崩溃。卡内提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他只是把这些问题郑重地摆在读者面前。卡内提于198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赞扬他多方面的文学成就，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深刻关切。20世纪是一个人类经历无数苦难、前所未有地自我糟践和自我毁灭的时代，卡内提表现的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作家的责任。
左派奋青希特勒，这是我读完《我的奋斗》得出的唯一结论。
书老早就买下了，当时翻了几页看不进去，就扔在一边。前阵子读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对她多次提到纳粹的左翼根源印象深刻，于是翻出这本世界名著来，看能不能从中找到更多的启示。没想到才看到第二章，一阵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在维也纳的城中，贫富的悬殊，真有天壤之别”！这简直就是朗咸平教授每次演讲的开场白，一针见血，直截了当，立即让我们感受到他坦荡荡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恨，而这正是我们平时心中不断积攒却又苦苦压抑的情感。他人真好、他洞察现实、他很有良知，我们眼望着讲台不禁发出了赞叹。然后，熟悉朗咸平的人应该知道，该是谈“信托责任”的时候了。果然，希特勒说，“我觉得这种事情只有两种方法可以改进：一是对于社会责任应有深挚的情感，这样才能为我们的发展路径确立一个良好的原则；二是必须痛下决心，除去一切腐败的赘疣。”不过接下来，希特勒就和朗咸平分道扬镳了。因为通常说来，朗咸平会不停重复“信托责任”这个答案，直到所有听众的情绪由激昂转为冷静。但希特勒头脑太混乱了，焦点不集中，东拉西扯，给人的印象是“愤恨太多、责任太少”，似乎他的良心总欠缺了一点深度。这也反过来证明朗咸平不是希特勒，他文化水平高多了，立场坚定多了。
希特勒挥挥手，告别了良心经济学，继续上路。很快地，他往左拐了一个弯，进了工人运动的机关大院。这里，曾经有一位工团主义的理论家索列尔，是普鲁东、马克思和列宁的大粉丝，他有一位著名门徒叫墨索里尼，是意大利左派的实践家。希特勒大声疾呼道：“倘若工会目的是改善国家基层里某一阶级的生活状况而且能取得成效，则其行动绝非和祖国为敌，倒是名正言顺的民族运动。”
“假如资方蒙昧无知，误解了正义和公理，那我们民众中的一部分劳工，就可以起而反抗个人的贪婪无理，以捍卫集体的福利，这不仅是权利，更是义务。”
“如果争取待遇和反抗不平等，司法当局未能有适合的解决之道，那么斗争的胜负只能取决于实力强的一方。如果劳工们和大资本家发生了冲突，一开始就没有获胜的希望，劳工们就更应团结一致不畏强权，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对于墨索里尼这种社会主义者，希特勒内心是轻蔑的，因为他们沾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希特勒家境贫寒，但他发愤图强，勤思考、爱艺术，很早就成了理想主义青年。他也很早就能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分开，像牛博网网友一样反对前者，又像强国论坛网友般支持后者。他说，“十五岁那年，我便能把效忠君王的‘爱国主义’和人民立场的‘民族主义’分析得很明白。我始终爱好民族主义的观念。”本来他情感上不憎恨犹太人，后来是理智说服了他。欧洲最流行的说法是犹太资本家控制了经济命脉，他一直将信将疑，但随后他却发现犹太人操纵了新闻、艺术、文学和戏剧，这对于怀才不遇的这个文艺青年来说，才是真正的震惊和刺痛。接着他在政治活动中，又不可思议地发现犹太人在操纵思想和舆论，霸占了平民和劳工运动的领导权。于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念头涌现了：犹太人有惊天大阴谋，商业霸权、货币战争、文化侵略。怎么办？我们要狼图腾！日耳曼人要说不！抵制抵制抵制！希特勒痛恨马克思主义，原因是它由犹太人创立，是彻头彻尾的“犹太学说”，却成了左翼战线上的主流。他认为，一定要揭穿这个犹太阴谋，让人们明白“马克思主义滥用了社会主义的美妙文字以欺世”。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破坏日尔曼民族的团结，以“全球化”（当时叫“国际主义”）的口号劫掠德国的利益，实质是为犹太人的全球霸权服务。希特勒满脑子左翼思想，他坚信未来的世界必是社会主义，所以他思索的不是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那个美妙的大同世界将由谁来统治。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的社会主义，那么要与这个劲敌对抗，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日耳曼人的社会主义。希特勒为此发出严正警告：“要是犹太人靠了马克思教义的力量，战胜了世界各民族，那么这皇冠便成为人类送葬的花圈了，地球又将空无人类而运行于太空之中，和数百万年前一样。”
互相憎恨的人总是相似的。希特勒将马克思主义者树为头等大敌，紧紧尾随他们身后，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并从他们身上学习各种先进经验。“据我看来马克思社会主义党他们最擅长而又能充分运用的工具，就是宣传，我立刻觉悟到如果把宣传运用得法，那确也是一种正当的技术，这种技术，实在是那班中产阶级各党所不知道的，只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曾把这种工具当作教育的艺术来运用，而且他们大部分的成功，实在是得力于此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对群众有惊人的蛊惑力，并不是得力于犹太知识分子的著作，而是得力于历来许多滔滔不绝的支配群众的口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执笔的人大都是煽动家。”“过去马克思主义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运用政治和暴力的决心”。对于对手发动群众的才能，希特勒更是毫不吝啬地给予赞美：“”在大战以后，我曾参加过柏林皇宫前的马克斯主义的民众示威运动。一幅幅的红旗，一条条的红领巾，以及一朵朵的红花，在空气中自由飘荡，显示了十二万参加大会的群众的声势。我深切地知道这种伟大而庄严的气象，确有感动局外人的一种魔力。“希特勒处处模仿对手，以对方为自己的标尺。”我雇了两辆货车涂满红色，上面插了党旗；每一辆车上载着党员十五至二十人，满街驰骋散发传单，作为晚上举行群众大会的宣传。这是创举，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外，再没别的党曾经在汽车上插旗游街宣传。“”当时的慕尼黑，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外，不再有其他的党能够像我党举行大规模示威运动。“在招募党员方面，希特勒也是专挖对手的墙角，他认准了大家的支持人都是同一类人。希特勒自豪地记录了自己这一计谋的成功：
我们集会里常有反对派（共产党）来参加，他们常常结队而至，偶然还有少数的煽动家混入其中，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与我们决一雌雄的表情。
共产党员来我们这里捣乱，这是有原因的。我们经过周密考虑，决定散发大量传单和标语，故意来激怒他们，使他们愤不可遏地参加我们的集会一我们的用意，就是为了离间他们，趁此机会来向他们宣传。
我们的敌人，让“有阶级意识的”工人成群结队参加我党的大会，想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摧毁我们“专制又反动的计划”。开会前的45分钟内，会场上已经充满了工人。他们好像是火药桶，大有一触着导火线立刻爆发的趋势，可是往往事与愿违，他们到会时是敌人，到了散会，他们虽然未必和我们握手，但至少他们也能反躬自省，要去反思自己主张的主义是否正确。
后来，他们的党这样地说：“无产阶级们呀！你们千万不要去参加民族主义煽动家的集会！”同时，共产党的报纸也这样呼吁。
民众们见到了共产党的报纸对我们注意了，因此对我党也就加以注意了。
希特勒坚持自己才是真左派，真社会主义者，真为弱势群体代言。所以他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话筒抢过来，用自己的嘴说出社会主义的真理，喊出代表人民心声的口号，这样才能踢走“伪社会主义”，赢得劳工阶层的支持。他像左大培般痛斥官僚阶层的卖国和自私：“为了要顾及他们的愿望，就不妨去牺牲了劳动阶级的利益，来充实那强盗的钱袋；我们如果不要德国灭亡，那就不能坐视着他们的为所欲为。”他像韩德强般强调资本国有化有利于劳工：“资本纯粹是劳动的产物，它和劳动一起成为了左右人类活动的基础因素。这就是资本对于民族的意义”，“国家对于资本的责任是十分简单明了的。国家只要注意资本供国家使用，这样便就可以定下两个目标：一方面维持着有效率的独立的国民经济，另一方面是维持工人的社会权利。”他像甘阳般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我对德意志发展的途径认识得十分清楚，所以我觉得他们最坚苦的战斗，不在对付敌国而在对付国际资本主义”“我们不要再被我国资产阶级的狡黠政客所嘲弄了……他们的目的，是要准备一切，使金融业和交易所的真正国际资本能够来统制德国。”他像韩少功般忧患商业腐蚀：“现在已经使贫富悬殊更明显了。富者和贫者比邻而居，势必酿成悲惨的后果。人民既开始受着贫穷和大量失业的痛苦，所以接踵而至者，便是不平和怨恨。民族经济破坏而所生的不良现象，还有比这更坏的。因为商业宰制了全国，所以金钱也就变成了万能了，举国上下，个个人都成了拜金主义的奴隶，风气败坏到了这等地步。”他还像孔庆东般揭露资产阶级的无能和虚伪：“如果这一时代的人，他明知自已有着某种缺陷，而竟伪称没有补救的方法而苟且图安，那么，这种社会，断无幸存之可能。我国的小资产阶级，现在便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再被他们欺骗了。我国的资产阶级人士的腐败现象已经达于极点，他们决不能担任任何文化事业的。我以为他们的腐败，并不是由于他们的道德堕落，而是由于他们的懒惰习性，积重难返。”深揭狠批所有恶势力后，他又像一名“乌有之乡”的忠实信徒开始谈希望，谈理想，谈国家干预分配，谈共建和谐社会：
“我党的任务之一在于揭示一个新时代，期望到了那个时候，人人能各取所需；并能坚持一个原则，反对人生唯一的目的是物质享受。
要实现这件事，国家对于工作的报酬，必须有精细的规定并建立起分配的标准，使得诚实的工人能享受有秩序和光明正大的公民生活。
希望大家不要以为这是空虚的幻想，不要以为现在世界上还不容许且不可能能实现这种理想。我们虽然愚蠢，还不致于去妄想乌托邦马上降临这个世界。但我们也决不可因此自暴自弃，不去努力根治缺陷，铲除弱点，追求最后的理想。
这种理想要实现，途中必有种种障碍，这是势所难免的。所以我们更要尽自己的心力，共赴最后的目的。“
相似的人连憎恨的方式都是相似的。毛主席清洗不同路线左派的方式是：把他们打成右派，归为走资派。布尔什维克对付纳粹如出一辙，斯大林咒骂它代表大资本家利益，托洛茨基贬低它为小资产阶级政党。反过来，希特勒对付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如此，他把他们定义为“左奸”，名左实右的走资派。而完成这一论证，他借助的是一种阴谋论，“犹太人”成了马克思主义通往资本家势力的地下通道。希特勒说，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利用社会主义：“在剪除社会罪恶的斗争上，重要的在于世界观，于是犹太人创立了马克思的学说。他把社会上一切公正合理的要求和他的学说相混合而成一片，以求他的学说获得流行。”但其终极目的是为犹太富人服务：“马克思主义固然有着他的目的，而且还抱有一种建设的雄心，虽然他们所建设的不过是犹太人对世界金融的垄断。”马克思主义的工运鼓吹国际主义，和大资本家全球化的战略一致的：“工会制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阶级斗争，可是马克思主义硬要叫它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马克思主义首先创设这种经济的武器。而国际主义的犹太人，就来用破坏自由独立的国的经济基础，毁灭这种民族的工商业，而经营他们自己的工商业。他们的目的，是要使民族去做那不分国界的犹太人所操纵的金融界的奴隶。”
希特勒的这一手法是不是很眼熟？后来存在主义流行时，雷蒙·阿隆在萨特身上发现了同样的东西：“美国人在萨特的魔鬼学中的地位，如同犹太人在希特勒的魔鬼学中的地位一样。”实际上，今天的知识分子圈里，这种魔鬼学还在流行，只不过他们对资本家的仇视不是通过“犹太人”，而是通过“美国人”、“白种人”或“西方人”。但回头再看，作为一代左派宗师，希特勒确实建树良多，为各种先进代表思想开了风气之先。他像司马平邦般嘲笑“普世价值”的自相矛盾：“如果我们并不准备去探讨马克思理论的实施结果，那么，既希望以种族去估量个人价值，又去攻击马克思派的‘人人都是一样，没种族的分别’的理论，那真是傻子。”他像司马南般指出“普世价值”只是牟取一方利益的幌子：“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称之为一种普遍的世界观，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政治上的信条……马克思之所以如此，那是为了谋犹太种族的利益而已。”他像梅宁华般抨击“造谣的言论自由”：“我们不必去提起那惯于造谣的马克思派的报纸，因为他们把造谣认为是一件事，好像猫不能不去捕鼠一样。他们唯一的目的，便是摧毁国家和人民的抵抗力，使他们成为国际资本及其主人——就是犹太人——的奴隶。这种毒害民族的行为，国家对它用过严刑峻法吗？绝对没有：只有几次温和的警告，以及实在说不上重的罚令而已。”他像黄万盛般歌颂不是原罪的革命：“法国革命，因为能够产生出一种伟大的新观念，因此他们就发现了成功的秘决；俄国的革命也是这样的，法西斯主义是完全由理想去引发力量，他们的理想是整个民族的复兴，结果是为他们的民族造福不浅。”
这时的希特勒三十多岁，还在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代价，他是在狱中艰难地完成了这本著作。人们经常谴责他当上元首后的霸道蛮横，而总是忘记了他曾是一介贫寒的老百姓，一个钻研过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一个为工人抱打不平的政论家，一个为民族利益牵肠挂肚的思想家。实际上，他在上台之后，依然怀抱理想，尽力兑现自己对低下层人民的诺言。他主张“国家监督和领导国民经济”，他没收私人工厂将其国有化，打击以宋鸿兵所痛恨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财阀，大幅提高劳工阶层的薪酬和福利，孜孜追求“让德国每一户人家的餐桌上有牛排与面包”的小康社会。希特勒被人诟病的是他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这在欧洲的政治光谱里，划归“右派”。但去看看那些鼓吹国际主义的共产党人，哪一个在掌权之后不是坚持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呢？如果“国际主义”属于左派，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又何尝不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实践。其实，早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已经承认自己和共产党人有非常雷同的梦想：“民族主义世界的理论，应该锻造成一副工具，以作武力的防御——恰好是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趋于国际主义一样。”
当然，还是必须看到，希特勒与最成功的左派仍有一个巨大的区别，那就是他“种族仇恨”以及相关的“种族屠杀”。虽然纳粹党杀人集中而残暴，但在受害者数量上，远远比不上那些红色政权基于“阶级仇恨”带来的“阶级屠杀”。而且，希特勒死于非命，不像斯大林及其一众弟子们能够安享晚年。从这个角度看，希特勒固然斗志可嘉，却是不够纯粹、不够彻底的左派。
北京公盟的许志永先生太富有理想主义情绪了，错以为共产党“本善良”，可回到现实，被猛地击了一棍：以偷税为名，处以142万元重罚。
其实我知道，这事早晚都会发生，暂未发生是因为时间未到。看看共产党的当代史就可以知道，麻雀一撅屁股就知道它要拉屎了，吃的是什么就知道它拉什么屎了。共产党本质上是非常惧怕组织的，不但它完全控制自己的组织（它不放心），还严密控制其他社会组织。在中共眼里，公盟就是一个异己组织，它不灭你灭谁？
有人说共产党有八大民主党派，可翻翻历史书就知道，1949年以后从没有正式成立过一个新党（1998年民间成立的中国民主党被政府列为敌对组织），八大民主党派都是1949年之前成立的，不算共产党的功劳，但却都一律成为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现在从中共既定的法律上看，新成立党绝无可能，风险极大，而且它对组织化的东西历来都严密防范，不留任何余地。不过，是制度总能找到漏洞和缺陷，比如人们可以自发成立志愿者组织，就像业主们可以自发成立业主委员会一样，志愿者和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就是合法的。公盟作为公益组织，即NGO，不应当以公盟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出现，即公盟不能再上“中国特色”的当，而要谨慎、务实。公益性质的NGO借公司的壳出现本身就不对，中国的公司有国税、地税、工商等部门管理，有收入就要纳税，比如国税要求纳税人达到月收入5千元的标准就要登记报税，你不报他们就以群众举报为名查你偷税，你还能说什么？
至于法律不公正，制度有缺陷，是另外一回事。在制度没有修改完善之前，名为公司、实为NGO的公益组织确实无法规避他们的监管。为此，我认为公益组织不应当以公司形式出现，而应该以志愿者组织出现，比如公盟就是公盟志愿者联谊会，就是公盟志愿者的个人行为，只不过是个人联合起来，或志愿者走到一起来了，比如举办法律研讨会，比如到四川灾区赈灾，比如慰问访民和艾滋病患者，比如看望邓玉娇等等，至少不受那部公益组织也需要纳税的恶法所制约。
当然，成立志愿者的组织，依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老共们要收拾总能找到把柄。比如你有外面的钱进账（赞助），他们可以查非法经营，可以栽赃，又有什么办法呢？是的，你就叫公盟志愿者联谊会，让他们来对付这个吧，虽然法律不能明确保护志愿者组织，但也没有明确禁止志愿者及其组织，就拿志愿者做事，有关赞助就直接由个人接收，就像牛博网的罗永浩一样把网友捐款打入个人帐户，然后捐给灾区，有明细有证据就可以放心了，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政府非要罗织罪名让其下狱，那也是躲不过去的，但这样至少让政府下一番捏造罪名的功夫，而且他们一开始就证明是错的，将来还会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就让政府承担这个错上加错的成本吧。
公盟落难，我在论坛上留言，只指有关部门“胡来”，胡来即胡折腾。他们折腾，确实无法阻拦，上帝让谁灭亡，必先令其疯狂。如今公盟走投无路，但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所谓北京国税、地税的处罚，我认为吓唬第一，处罚第二。不理会这个罚款，公盟账上也确实没钱。若是公盟就此停下来了，也就让他们达到了目的。所谓142万元的处罚，也是一个零，因为你是NGO，你没有营利，更不是经营，罚什么？他们不过是吓唬人而已（中国的法律仿佛泥巴，中石化陈同海涉案近2亿，死缓；许霆非法占有他人卡上17万则要无期徒刑），很多司法白条举不胜举，而且他们税务部门将等着上法庭当被告。比如公盟不服处罚，对税务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再是告到法院，一审二审，过程很重要，每一个过程就是揭一次政府打压公益组织的伤疤，政府先是折腾别人，最后他们会发现真正折腾的是自己。比如民政部下文取缔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其实就等于承认中国合法成立了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成都民政部门取缔秋雨之福教会，其实就等于承认成都正式成立了秋雨之福家庭教会。现在秋雨之福家庭教会要求行政复议，民政部门不敢受理，但至少秋雨之福教会没有胆怯和退缩吧，退缩和胆怯的恰恰是动辄以取缔为名压制民间组织成立的政府机构。
中国处于转型时期，就是政府失信、民心混乱需要重新拾起公信和民心重振之时，公盟需要继续走上台面，彻底裸体当NGO，当志愿者，丢掉借公司这个壳的幻想，公司从来都不是NGO，公盟以前缴纳的6万税款也是多余，这6万元完全可以永在志愿者公益服务上面，真正让受益者得益，至少可以帮国家少开支，这才是真正的爱国行为。
现在，我明确支持公盟就五倍罚款的处罚提起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通过诉讼要求撤销处罚，在诉讼过程中为公盟的公益组织进行司法定性。如果官司不赢，彻底败诉，对于中共政府来说也不是一盘什么好棋，毕竟你宪法上写着普世价值，实际上却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游行示威自由，这算什么宪法？这算什么尊重和保障人权？
所以我说，没有熬不过的黑夜，也没有永远迟到的正义，即使公盟真的因此停办了，许志永博士真的因此而身陷囹圄，那就更证明了许志永做公益事业的正确，也为公盟这个真正的NGO做了一个大广告，公盟也就成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启蒙。公盟一天得不到认可，就说明我们争自由的路还没有走完，我们就要一天天推进。争公盟的自由，就是争我们每个人的自由，包括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自由不分你我，不分地域，不分身份，你若不珍视自由，自由就会离你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