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孙犁

孙犁近年来被追捧,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在白洋淀“荷花大观园”,孙犁纪念馆于他去世翌年建起,临水面荷,中轴线上有碑有亭,有“大道底回”木枋,再是巍然一座汉白玉雕像。纪念馆的主体建筑把作家生平陈列和“湿地文化馆”联为一体颇有创意。浩浩白洋淀,水域面积超过三百平方公里,当年是上通九河,下达渤海,两头连接了保定和天津。少年孙犁在冀中文化名城保定上初中,好读书爱上写作。“育德中学”的校训“不敷衍,不作弊”六个字,是李石曾题写的。毛泽东和蔡和森当年在保定读赴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李石曾是创办人。孙犁后来到白洋淀的同口镇教书,抗战中开始写作又当战地记者,解放后到《天津日报》工作直到退休,三点一线,一生与白洋淀紧密相连。他的成名作《荷花淀》是散文,也可以看做是战地通讯,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1950年代《白洋淀纪事》出版不久就生病了。养病十年,“文革”又十年,二十年辍笔。新时期重出文坛,《耕堂劫后十种》,《秀露集》、《澹定集》、《陋巷集》都是小本书,还有书跋和通信集。纪念馆里有一封当年他写给康濯的信的复印件:“我们已经到了应该集中精力写作的年纪了,写好作品,就是根本。”但他长病不能提笔。晚年,某领导当面问他:“你看破红尘了吗?”孙犁答:“没有。我红尘观念很重,尘心很重……我没有看破红尘。我还要写东西。”他在《文学和生活的路》里这么说:“历史证明,文坛上的尺寸之地,文学史上两三行记载,都不是容易争来的!”

孙犁没有大部头作品,但在职业生涯里奖掖新人,独具慧眼。在上世纪90年代勃兴的散文随笔热潮中,他晚年的作品独具一格,老树新花,特立独持。一方水土敬一方神。其纪念碑正面铭刻“荷花淀派创立者孙犁”;纪念馆列举的流派作家有刘绍棠、丛维熙、韩映山和房树民。我想到了赵树理和“山药蛋派”,不知今日山西作家谁说自己是这一流派者?和孙犁同时代的作家,横向可比的,已故的有汪曾祺,健在者黄裳,都很有分量。孙犁的书和文章,被出版社和编书人,任意翻新者多多,但眼看着纪念馆里陈列的小本书,从50年代的《采蒲台》、《芦花荡》、《荷花淀》到后来的《耕堂劫后十种》,每一个小册子都朴素真美,令人艳羡。今日文坛奇观种种,两大现象尤为突出———一是文艺界头衔封得乱,一是学术界抄袭和剽窃丑闻不断。乱封孙犁者是不懂孙犁也不敬孙犁者。清之《越缦堂读书记》,明之《谑庵文饭小品》,都是历劫不磨之好作品,但作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分明有定评。

刘洪波:在每条人命20万元的基座上

近期舆论猛轰油价,中石化、中石油都闷声不响。涨价了,当然“闷声发大财”去了。以前也是这样的,涨了以后,道理要留给发改委和专家来讲,这回是高油价有利于资源节约。
  
其实我宁肯中石化、中石油不要有什么响声。因为它们一有声音,必定是油价太低,企业亏损,所以不听到它们的声音会好一点。但发改委高油价利于节约的表示,又被中石化的一盏灯出卖,却是让人难以预料。
  
网友报料,说中石化有关人士陪人参观新大楼,称大厅吊灯值1200万元。中石化立即否认,“纯粹谣言”。尽管一段时间后,中石化称灯的造价仅为156.16万元,但依然换不回网民的信任,毕竟,成焦点之后,傻子也不会承认他会用1200万元去装个灯。
  
中国的油价能让人省油,中石化的灯可不是省油的灯。2009《财富》世界500强,中国有几家民营企业入选啊?只有江苏沙钢集团一家,别的都是国企,中石化排名第9。老大要有老大的派头,例如亏损,一说就是上千亿;装修个大楼,2.4亿;出个贪老总,受贿是1.95亿;有个天价灯,不稀奇。这都是“与身份相当”的配置,大家要理解。
  
贪1.95亿的老总陈同海判的是死缓,我听到解释说,不要光看数字大,而要看危害大不大,要看自首、立功、退赃等等。我想了一下,有道理:中石化这么大的企业,贪走个近两亿,危害不算大的;如果企业规模不够,企业贪垮了,危害就大了。看,就连受贿的危害,都能匹配得更“大排量”一些。
  
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机关采购中心的招标公告,有些就显示出这种“配置”上的差异。例如装修办公楼里的一间厕所,你说要多少钱吧!有了中石化吊灯打底,你肯定要猜上千万、上百万的,但你错了,不过50万元而已。啊,真是节俭,50万就能装修一个厕所。中石化的人不知会不会笑话。
  
不过,人与人是不可比的。我看到新闻说,河南有一个老汉40年无人依靠,突然被车撞死了,结果就有好几拨人来争赔偿费,多少钱呢?26万罢了。这新闻讲的是世态炎凉,我看分明就是眼孔小。我知道农村里甚至有为一棵树归属哪家伤和气的事情,有时也不免大打出手。近年又听到一些佳话,说流浪汉也有人主持正义了,例如有流浪汉被车撞死,民政局就会出面为死者主张权利,把赔偿要到手,等其家人来了,就转交。我想,恐怕其中会有不少是没有家人前来所以民政局不得不拿到手里的情况。生前无人依靠,死后孝子多多,何止某个老汉呢?
  
还看到了开胸验肺的新闻,发生在河南,一个工人为了证明自己得的是职业病,不得不自费到医院去打开胸膛,这真是说了掏心窝子的话了,不掏,法定诊疗机构不承认他得的是职业病。又有一个以身试药的故事,发生在黑龙江,一个姐姐为了推翻司法机构对其妹妹“服药自杀”的结论,无奈自己买了同样的药在公安局当场吃下,并拒绝一切治疗,没有死掉,才换回了一个重新鉴定的机会。这些都是小事,争什么呢,值几个钱啊?
  
我们确实是在一个分化的时代。一条命,赔偿20万元,这几乎是一个定理了。依传言而论,中石化的一个吊灯,就可以值60条命,能说不壮观?即使如中石化所说,那也值七八条命,如果这样的吊灯被毁坏了,那真是“你拿命来都不够赔”。
  
生命不可替代,但赔偿只是20万而已。奢华身外之物,但吊灯可值千百万。需要多少赔偿价值20万元的人,才能供养一个配置天价吊灯的国企、厕所装修50万元的机关和受贿1.95亿的贪官呢?站立在每条命20万元的人身上,多少人眼界大开,称颂着优越与富强,而那些每条命20万元的人则在实践“死也要下矿井”。人生境界,真是不止天壤之别。

刘  荻:官僚体制的终结?—-关于《未来是湿的》一书

社会主义者们曾经想过:既然企业主能够用官僚体制(科层制)有效地管理一个企业,为什么政府不能用这种方式来管理整个国家呢?因此他们试图用计划经济来取代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失败回答了这个问题:原因在于交易成本。经济学家科斯认为,企业等组织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企业对员工进行管理的成本低于工人互签合约、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再购买别人的劳动的交易成本,因此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但是随着企业的扩大,企业的管理成本也迅速上升,当企业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扩大所增加的管理成本将大于扩大所带来的收益,这时企业就达到了规模上的极限,无法继续扩张了。换句话说,交易成本决定了官僚体制的规模限制,超过这一规模限制的官僚体制,其表现将差于市场,因此计划经济是没有效率的。

那么当交易成本随着技术的发展而降低时,会发生什么事呢?科斯的理论可以告诉我们,当交易成本缓慢下降时,最大的公司的规模可以进一步扩大,同时小型公司的效率会更高。但是当交易成本忽然消失时,会发生什么事呢?美国未来学家克莱·舍基的《未来是湿的》一书告诉我们:今日互联网、手机等通讯技术导致交易成本的忽然消失,其结果是许多传统的组织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许多原来只能由科层制组织付薪雇雇佣专业人士来做的事,现在则可以由业余人士自发完成。现在人人都能报导新闻和拍摄照片,现在业余人士能够编纂维基百科,开发Linux系统,没有报酬,也无须管理。

许多过去受交易成本所限无法实现的事,现在由于交易成本忽然消失,都可能变成现实了。各种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组织起来的行动就是例子。无论是前两年的”周老虎”事件和厦门PX事件,还是今年的邓玉娇事件,网民们的行动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互联网、手机等技术导致的交易成本消失,使这些行动成为可能。

网络还使过去由于人数太少、太分散,或者不被主流社会所赞许而无法组织起来的人们能够很容易地组织起来。现在无论是维权人士、政治异议人士,还是”非主流”,甚至是恐怖分子,都能够轻易组织起来,并且对既定的秩序形成压力和挑战。

网络时代的组织方式不再是等级森严的科层制,而是一个个由朋友和朋友的朋友组成的紧密”圈子”,还有一些跨越不同圈子的人在各个圈子之间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在网络时代,跨越不同领域的”万金油”是有用武之地的,因为一个领域中的常识在另一个领域中就可能是了不起的真知灼见。这种组织方式能够十分有效地把信息传递给需要的人,因为你的朋友感兴趣的信息很可能就是你感兴趣的信息。

相比之下,官僚体制传递信息的效率如何呢?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在这个重要纪念日之前我跟国保谈话时说:你们放心,”六四”二十周年不会出什么事的,因为它在你们的眼皮底下,出事永远是出在你们意料之外的地方。结果本人不幸而言中,”六四”二十周年过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南康、石首、乌鲁木齐等地接连发生暴动,规模一起比一起大,暴力程度一起比一起高。这说明了什么呢?政府希望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原因就是政府的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总会有它没有注意到的不稳定因素酿成群体性事件。

大家都认为既然政府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那为什么政府不能及时收集所有有关不稳定因素的信息并进行处置呢?部分原因在于政府压制言论和新闻自由,这样做的结果之一就是政府也无法从媒体上获得足够的信息来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政府只能通过官僚体制来收集信息,而官僚体制是不利于信息沟通的。《未来是湿的》一书中说,层级系统设计的一个本质要点,就是限制信息沟通,使之仅能在相邻层级间流动。在官僚体制之下,信息收集工作是自下而上进行的,下级只向上级汇报,接受上级的命令,上级对下级汇报上来的消息进行汇总和分析。在这个系统中,从理论上说只有最高层才掌握全局,级别越低掌握的信息越少,基层工作人员掌握的信息最少。这样基层工作人员不但很难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且在收集信息的时候也很难判断哪些信息是有价值的,他们只能按照指标和上级的吩咐机械地开展工作。而且在这个系统中,信息是逐级向上汇报的,下级在向上级汇报时也会层层对信息进行过滤和筛选,因此基层人员掌握的许多信息是到不了上级那里的,信息传递的速度也很慢。在这个系统中,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工作很差劲,各部门之间的勾心斗角也严重影响了信息传递的效率。在这个系统中,可能所有的信息都有某个人知道,但是知道某条信息的人往往不知道该信息有什么用,也无法把信息传递到需要的人手中。这就是官僚体制的瓶颈所在。此次乌鲁木齐事件中,有消息说新疆武警总队在事件之前得到情报,得知有人密谋暴乱,并迅速上报,但结果是一直没有得到上级回复,直到事发。如果这是真的,那我要说: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

官僚体制虽然在传递和处理信息上存在显著不足,但在过去,这是把人们集合起来做一件事的唯一方法,因此这种方法并不显得落后。可是到了今天,情况有了显著的变化。今天我们做许多事的时候不再需要等级森严的机构和严格的管理,甚至也不再需要有一个核心的管理者来计划一切。今天,实时协调和互动取代了事先计划,共谋取代了密谋。今天的关键词是多中心、无中心和分布式。官僚体制中只有一个或几个大脑在思考问题,其余的人都只是执行命令的工具;网络中所有的成员都是积极而活跃的神经细胞,在交流和互动中形成集体智慧。然而官僚体制仍然在用过时的思路来理解今天的世界,他们仍然认为事件必定是由少数人组织、策划和指挥的,只要抓住这少数人,就能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这种思路使他们无法真正理解网络时代。今天,互联网和手机能够迅速传递信息和召集起集体行动,而官僚体制只能跟在互联网的屁股后面望尘莫及。官僚体制在传递信息和政治动员的速度和效率上无法与互联网竞争,逐级传递信息的特点也使其无法真正与网络接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带来的好处。官僚体制正在竞争中败下阵来。

最近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份《2009匿名网民宣言》,我要用其中的几段话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随着人类网络文明的发展,处于优势地位的统治阶级敌视网络化的陈旧意识形态逐渐成为历史发展进步的阻碍。旧意识形态势力对新兴网络势力的诬蔑和压迫,对网络世界的敌视和封锁,这些都表明了他们对于历史潮流的恐惧,都将成为他们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的最后挣扎。那些妄图在历史车轮面前螳臂挡车的,都将最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即使你的血液正在得到数字移民的缓慢补充,你在可见的未来将仍然无法理解网络。我们会欣赏你对于异己几十年不变的阴谋论观点和文革口号文风,因为我们也会有怀旧的心情;我们也将笑谈你试图在互联网上划出国界的举动,因为愚蠢行为从来都是史书中的笑点。不过我们可以真诚地告诉你:

    “没有人想要更迭你的政权,我们对你陈旧的政权概念和意识形态烂腌菜毫不感兴趣。你无法理解在人类网络化的历史潮流之前宏大叙事为何而消解,你也无法理解国家和民族概念为何将分崩离析,你无法改变你对互联网的无知。你的政权无法成为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不是任何国家和组织的朋友,我们也不是任何国家和组织的敌人。只有你是你自己最大的敌人,你正在为你自己掘下腐烂和异化的坟墓。我们对即将进入历史垃圾堆的事物没有兴趣。网络化是你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事实上,我们并不反对你通过切断太平洋海底光缆而获得对信息的绝对控制;你对历史前进越阻碍、你造成的矛盾越深化、社会运动就越剧烈,倒退只能加速你被异化、被取代的历史进程。明日的太阳不会照耀那些恐惧明天的人。

   “我们是匿名网民。我们是全球网民的总和。我们行为一体。我们是主宰网络。我们不可计数。我们每个成员的倒下都意味着十名新成员的加入。我们无处不在。我们无所不能。我们不可阻挡。我们没有弱点。我们利用一切弱点。我们是隐藏在每一张面具之下的人性。我们是人性的镜子。我们生而平等。我们天然自由。我们是军团。我们不饶恕。我们不忘记。

    “自由引导网络
      我们即将到来。”

张耀杰:比卖淫更可耻的是暴政

2009年7月15日,著名公民记者老虎庙即张世和,通过24小时在线博客发布最新消息:为公众关注的”昆明小学生卖淫案”出现最新情况。15日下午接屠夫由昆明打来电话讲述了昨晚9时陈艳被昆明警方突然带离家中,目前去向不明,向政府及警方多方打听,一律推说不知。屠夫在电话中紧急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小女生陈艳的命运,并呼吁保护妇女儿童利益!

从小女生陈艳的被卖淫、被认罪到被失踪,公共权力公然对本国公民耍流氓的暴政嘴脸,再一次暴露无遗!

一、公安机关执法犯法

2009年6月2日,云南媒体《新闻晨报》及《云南信息报》报道称,昆明博华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刘芳芳(15岁)、刘莉莉(13岁),是亲姐妹。3月16日,警方以涉嫌卖淫为由将两人抓捕,同时被抓的还有其母张安芬和其同居者刘仕华。3月17日,他们被集体释放。警方对此的解释是:没能抓到现行,认定她们卖淫的证据不足。

案件曝光后,当事派出所所长、刑侦中队长和4名当事民警于6月2日下午被暂停执行职务。

6月9日晚,昆明公安机关通报此事,称”3·16″事件是由刘仕华等人有意策划、弄虚作假、暴力抗法、欺骗媒体、误导群众,造成的一起影响恶劣的事件。

6月11日,李方平、王利平、郝劲松、唐建华、王建勋、杨学林、张赞宁、丁宏学、张元欣、朱茶林等10名律师和学者,通过快递向昆明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寄送了法律质疑,首先对公安机关普遍存在着的凌驾于本国法律之上执法犯法现象进行了抨击:

《通报》轻描淡写的认为:巡防人员在控制现场、制服当事人过程中存在执法行为不规范的问题。这种解释试图将非执法主体的无权行为偷换为执法行为不规范。其实早在2004年9月3日,公安部就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聘用的治安员队伍进行专项清理。同时认为:”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实施,国家和人民对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的要求日益提升,治安员队伍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在一些地方公安机关甚至成为影响警民关系,败坏公安机关形象的一大顽症”。为此决定:2008年1月1日以后,各级公安机关一律不得再以任何名义留用治安员。2007年3月22日,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在”全国公安机关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郑重表示:”要进一步做好非执法主体的清理工作,坚决杜绝治安员等非执法主体参与执法活动”。

之所以要对上述话语进行完整引述,是因为笔者自己就是这种执法犯法现象的受害者:今年六月四日之前,北京朝阳区亚运村派出所几名警察奉国保指令,带着几名编外保安来到我家门口坐守。这几名似乎还未成年的外地保安,每天晚上轮流坐在我家门口的走廊上过夜,值班警察却呆在楼下的中型警车里面喝茶睡觉。由此可知,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所谓的”坚决杜绝治安员等非执法主体参与执法活动”,在北京市区都没有得到落实。假如此后再有此类事件发生笔者的家门口,本人将对公安部长孟建柱提起诉讼。

二、小女生陈艳的被卖淫

具体落实到”昆明小学生卖淫案”,10名律师学者所质疑的核心问题是小女生陈艳到底是卖淫还是被卖淫?!

《云南信息报》2009年6月2日报道,昆明市王家桥派出所所长聂天杰介绍说,根据他们事后的询问,有嫖客嫌疑的过路男子姓徐,”当时跟刘谈好了价,50元”。”刘带着徐姓男子通过巷子,走进了他们租住的出租房。”徐姓男子进屋后发现屋里人很多,”并且看见桌子上摆着长刀,他怕被色抢,就要走。”

这里的刘指的是15岁的小女生刘芳芳。到了6月9日的《通报》里,疑似嫖客变成了所谓的”王某某”,疑似妓女也由15岁的刘芳芳变成了她的继父刘仕华的亲生女儿”陈艳”(化名)。说是当刘仕华发现附近有巡防人员时,就让刘芳芳冒充”陈艳”送王某某出门,从而导致巡防人员抓错了人。

到了7月7日和7月8日,此前曾因邀请网友成立”躲猫猫”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而走红网络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通过网络论坛对此事做出非正式说明:”当天的抓嫖系联防队员受经济利益驱动(每抓到一个有一定的奖励),未向派出所报告、自作主张采取行动,在最后的案件突破时,当事联防队员已承认是为了拿奖励;联防队员将刘家人扭获后,在等待派出所来车过程中,确有让嫌疑人跪在大街上的事实,执法不文明。”

伍皓为此凭着自己的记忆转述了云南省政法委书记孟苏铁提到的公安机关九大过错:

1、联防队员无执法主体资格,擅自对嫌疑人实施抓捕,是执法简单。

2、抓捕现场并无民警在场,全部是联防人员和警校实习生,但派出所为证明执法合法性,在调查初期订立攻守同盟,试图掩盖事实,谎称有2名正式民警带领,错上加错。

3、在与刘氏一家发生对抗的过程中,执法粗暴,致普恩富2根肋骨被打断。尽管查明在联防扭送派出所后,询问过程中没有刑讯逼供,但2根肋骨断了是事实,警方就要承担赔偿责任。

4、刘家小女儿与此案件毫无关系,既没有街头招嫖嫌疑,也没有参与对抗,为什么把她也带到派出所?!简直莫名其妙!暴露出执法素质低下。

5、后来才了解到,刘家还有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2岁,结果把大人都带走了,当时发现有这两个孩子没有?

6、这么一个简单的案子,派出所既然一看是两个未成年幼女,当即就已经决定不按卖淫嫖娼案立案,联防与刘家的冲突也只适用于治安纠纷的简单程序,询问笔录应该很快就可以做完,为什么还留置7个小时,到第二天早上才送回家?是不是民警太懒了,夜里不想动?

7、收取刘家3000元”医药费”的依据何在?联防是被打伤了,但刘家也有人被打伤,为什么单方面要刘家赔偿医药费?

8、刘家3月19日就向公安机关投诉,要求赔偿。为什么长达近三个月没有引起重视?打断了人家肋骨就应该赔偿,天经地义!派出所群众观念淡漠,是失职。

9、当时的嫖客嫌疑人王某,因不立案就偷懒不做询问笔录,没有将证据固定,造成现在的被动,也是一个教训。

三、陈艳及其家人的被认罪

在伍皓7月8日上午的爆料贴《”卖淫案”中警方之过错》中,最为重要的细节是这样的:伍皓表示,其实昆明”卖淫案”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云南省高层领导的过问和督促。在案件进行中,”当查出刘家有两女儿互换衣服、故意诱导联防抓错人以实施敲诈的情节,基层公安机关都觉得松了一口气。苏铁书记(云南省政法委书记孟苏铁)却用了半个多小时,详细指出公安机关的过错。”

在这里,任何一位思维正常的人,都可以依据上述信息推论下去:

其一、联防队员无执法主体资格却偏偏要粗暴抓人,并不是什么执法简单,而是公然践踏和玩弄现有法律的犯罪行为,纵容联防队员越权犯法的当地警方及当地党政当局,就是在执法犯法。

其二、派出所为证明执法合法性,既然可以在调查初期订立攻守同盟,试图掩盖事实,谎称有2名正式民警带领,为什么不可以在询问过程实施更加残无人道的刑讯逼供?!既然派出所已经谎称过一次,为什么不能以更大的谎言掩盖前一个谎言?!

其三、既然3月16日晚上并没有抓到小女生陈艳从事卖淫的现场证据,当时也没有对嫖客嫌疑人王某做询问笔录,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陈艳及其家人就是合法公民。无执法主体资格的联防队员为了获取奖励而粗暴对待合法公民,甚至于逼迫包括两名未年学生在内的刘家人跪倒在大街上公开示众,显然是对于合法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严重侵害,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

其四、派出所没有对公然犯罪的联防队员采取法律措施,也没有为难嫖客嫌疑人王某,而偏偏把刘家人留置7个小时到第二天早上才送回家,其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捏造小女生陈艳的卖淫罪名以敲诈勒索陈艳被卖淫的3000元钱。

其五、在没有”捉奸在床”的铁定事实的情况下,基层公安机关还要继续追查所谓”刘家有两女儿互换衣服、故意诱导联防抓错人以实施敲诈的情节”,说穿了就是贼喊捉贼。而这种贼喊捉贼的执法犯法,竟然是在政法委书记孟苏铁等云南省高层领导的过问和督促下进行的,如此贼喊捉贼、执法犯法的暴政,比任何性质的卖淫和抢劫都更加野蛮也更加可耻!!

另据2009年7月9日《新民周刊》报道,7月5日,一直没有现身的疑似妓女”陈艳”和母亲一起向《新民周刊》记者反映警方刑讯逼供、诱供的全部过程。

陈艳的继母张安芬介绍说:”一个女警察拽着我的头发,要我坐好,我就这样坐了两天,他们叫我认陈艳卖淫,我不肯,第三天,他们说我们全家连亲戚朋友都被抓进来了。在普吉派出所,他们拿出陈艳做的笔录,念给我听,叫我按照他们念的(细节)说。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认!”

陈艳介绍:”他们要我承认我卖淫,我爸妈也知道,并且是他们叫我去卖淫的。我不同意,他们说,我一家都被抓进来了,只要我承认了就把我们一家人都放了。他们把用手机拍的我弟弟妹妹、爸爸妈妈的照片给我看,我就相信是真的了,他们怎么教,我就怎么说了。”

依据现行法律的明确规定,即使陈艳的父亲刘仕华曾经因抢劫、盗窃罪判刑9年,即使她的继母张安芬与刘仕华没有办理结婚手续就生育了一个3岁、一个2岁的两个孩子,即使陈艳为生活所迫确实以50元的低价位从事过卖淫活动,这一切都不构成昆明警方及党政当局以执法犯法的形式公然施暴的理由。在这桩所谓的”卖淫案”中,真正应该被送进监狱接受惩罚的,显然不是刘仕华,而是包括政法委书记孟苏铁在内的施暴者及纵容者。刘仕华最近的被逮捕与陈艳最近的被失踪,最终只能使云南当地比卖淫抢劫更加可耻的野蛮暴政欲盖弥彰。

人权组织推动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总部在美国的人权民运组织“中国民主论坛”成立行动小组,推动提名中国著名民主人士,目前被中国当局正式逮捕和起诉的刘晓波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提名刘晓波的原因*

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刘晓波
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刘晓波

中国民主论坛的声明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的和平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去年,中国三百多位各界人士发起联名签署《零八宪章》,然后在世界范围内有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参与联署。

声明说,《零八宪章》本着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依据中国的特殊情况,勾画出了中国未来和平发展的路线图,得到了国内各阶层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但是,这一路线图的杰出代表之一刘晓波现在受到了严重的迫害,这种迫害并不是针对他个人的,而是对和平发展路线图的否定,是对中国和平和世界和平的威胁。

中国民主论坛表示,弘扬《零八宪章》这一个和平路线图,使之能够变为现实,不仅关乎中国的长远利益,也关乎世界的长远利益。因此,让具有和平发展导向力量的诺贝尔和平奖花开中国,奖给几十年来为中国和平作出突出贡献的刘晓波先生,顺理成章。

因此,中国民主论坛倡议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一起来推动提名刘晓波为诺贝尔和平奖侯选人。该论坛决定组成提名委员会,请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士参与,或提供建议。

*首席提名人的说明*

负责推动刘晓波提名的行动小组组长傅申奇对美国之音说:“刘晓波是由于08宪章而被逮捕的。刘晓波为之努力奋斗的08宪章,体现了一个价值,就是以和平、理性的态度来推动世界的进步,08宪章出现以后,代表了中国未来和平发展的路线图。得到了国内各阶层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我们之所以提名刘晓波,是因为他代表了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的方向。”

傅申奇说,在刘晓波问题上,目前北京当局已经承受巨大的国际压力。如果北京审判刘晓波的结果是无罪释放刘晓波,那将会进一步加大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

*专家分析刘晓波获提名的影响*

英国政治研究机构研究员卢宜宜分析了这次刘晓波获奖的机会。她说,总的来说,中国民运人士被提名后,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越来越大。如果把争取中国少数民族权利的努力也计算在内,那么达赖喇嘛已经获得过这个奖项。从近年的情况来看,中国汉族主流民运人士不断获得提名,他们的呼声越来越高。卢宜宜最后谈到北京是否可能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提名的压力下从宽处理刘晓波的时候说:“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在此之前,国际社会给北京的压力已经很大了。08宪章一经发表,马上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刘晓波在被正式逮捕之前,很长时间处于软禁。那时候国际的呼吁声浪已经很强。所以我觉得,北京在决定正式逮捕刘晓波之前,应该已经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

卢宜宜认为,国际社会跟北京在刘晓波所代表的08宪章问题上的对立,本来已经相当激烈,如果刘晓波真的获得诺贝尔奖,那么这一对立将进一步加剧。

关键字:中国民主论坛、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08宪章

王  怡:身无彩凤双飞翼:《你在天堂遇见的五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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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村评介此书,说艾迪在天堂的五次相遇,如同五下寒山钟声,五次清夜扪心,五回大汗后的冲淋。

用李商隐的《钧天》一诗,也很贴切:

“上帝钧天会众灵,昔人因梦到青冥。伶伦吹裂孤生竹,却为知音不得听”。

诗的典故,是《史记》记载赵简子病了,昏迷五天。醒过来说,我在天堂,见昊天上帝与众天使同在,广乐九奏,翩翩起舞,此曲只应天上有。

不过游乐场的修理工艾迪,却一回不去了。他从小想做工程师,父亲讥讽说,能和我一样在游乐场当修理工,就不错了。结果艾迪从二战回来,瘸了一条腿,就真做了一辈子修理工,免不了怨恨愁苦,一声叹息。八十三岁生日那天,游乐车出事故,他扑过去救一个女孩。我是先买到小说,最近才淘到电影。特别喜欢这一句:

“在地球上的时间还剩下十九分钟,艾迪最后一次在一张破旧的铝合金沙滩椅上坐下”。那是艾迪初遇玛格丽特的地方。

我看这个句子,比文学史上被誉为经典的《百年孤独》的开篇更牛:

“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在一个除魅的年代,这样的句子被称为魔幻主义。因为作者在一种超越生死的世界观中,在那宇宙中隐藏的旨意与显明的旨意之间,去描述我们这些被嵌在时间中的人。艾迪的故事在死亡之后才真正开始,作者想说,艾迪的一生,没有一个故事是孤立的。但一切只在他死之后,才能被完整地认识。就像我孩子的拼图游戏,他急了,因为死活拼不出来。艾迪的一生,就是这样,活着拼不出来,恰恰死了才拼出来。就像赵简子,昏死过去听见的音乐,是最美的。所以他在天堂遇见了五个人。作者煞有其事地说,每个到天堂的人都要遇见五个人。五个人,五条线索,最终把你一生拼出来。

如果借用两部小说来类比,我会说,这是荷马的《奥德赛》加狄更斯的《圣诞颂歌》。作者用《圣诞颂歌》的童话手法,来写一部本质上关于流浪的史诗。意思是说,如果一生的剧情永远不能被串起来。我这辈子的每个故事,都在流浪。就像我孩子手中的图块,找不到恰当的位置时,都是一个小小的流浪汉。

有意思的是,艾迪遇见的五个人,除了他妻子玛格丽特,其他四个,都是他不认识或一瞥而过的,总之是艾迪在地球上时,从不会认为与他休戚相关的人。

六年前,我读到第一篇关于加尔文的评论,说他的神学,绝不相信宇宙中有任何一件事是偶然的。当时我又惊诧,又不解,又被打动。因为这话不但有哲学的分量,更有一种信仰之下的、敬虔的力量。相比之下,黑格尔说“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显得那么冷冰冰。虽然我很早就啃过他的书,只是激起了我的不服气

如果我说,这部小说简单动人的背后,就是加尔文主义的世界观;或许会显得硬邦邦的。7月10日,是加尔文诞生500周年纪念日。但对中文世界来说,有点像艾迪活着的时候,还不太清楚这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就如2009年,有多重值得记念的意义被津津乐道,或者亢奋,或者警醒,或者畏惧。但“主(基督)后2009年”这一纪年,在今年五味纷呈的意义中,是几乎不被了解的一重。但这一重意义若始终不被了解,一切的亢奋、警醒和畏惧,就难以得到安抚。以至于笑蜀兄坊间撰文,说天下维稳成本,为何居高不下。

最简单的说法,所谓加尔文主义,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有神论。在任何事上是有神论,在每一秒钟是有神论。在任何地点,任何领域都是有神论。总之是把“有一位神”的信念贯彻到底。在得癌症时说,有一位神。在纳粹攻占半个地球时说,有一位神。甚至在大屠杀现场、在历史博物馆、在法庭上,在议会中,在物理学博士论文答辩时,都说,有一位神。

我成为一个加尔文主义者之前,就像艾迪没死之前。有一股怨气,日日夜夜,在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里挖坑。凭什么这么霸道,这么执拗。凭什么要仰望死亡之后的时间,就像仆人的眼睛仰望主人的手。凭什么要等死,等着五个和我擦肩而过的人,来告诉我未那曾向我显明的关键剧情。

第一个是马戏团的蓝皮人。艾迪记得参加过他的葬礼,那天也是艾迪的生日。他吵着不想去,被父亲煽了一耳光。当时,牧师站在墓穴边读《圣经》,一个小男孩烦躁不安地等着葬礼结束,全然不知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蓝皮人带着艾迪回到事发现场,7岁的艾迪拿一个棒球,在街上横冲。蓝皮人开着福特车,为了躲避他,冲到了一旁。下车后,心脏病发而死。

你死之前,永远不知道自己害死过多少人。换个说法,你也永远不知道自己蒙了多少人的福。艾迪愧疚地说,这是我的错,你死了,我活着,这不公平。蓝皮人说,公平与生死无关,不然年轻人就不会夭折。我的死是一个祝福,让你活了下来。

“但我们不认识,我们只是陌生人啊”。

蓝皮人说,所谓陌生人,就是你尚未认识的家人。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讲完我的故事,我就走了。

艾迪遇见的最后一个人,是被他烧死的南亚女孩。艾迪在那里被日军俘虏,逃出生天后,愤怒地烧毁了整栋屋子。他似乎看见屋内有个人影,想冲进火场,上尉开枪打伤了他的腿,救他出来,随后被地雷炸飞。在天堂,上尉是艾迪遇见的第二个人。他也在这里等着,好告诉艾迪开枪的是自己。

当满脸烧伤的女孩出现在天堂,艾迪终于扔掉一辈子的怨恨,跪下来忏悔。女孩走进河里,说来吧,用水把我洗干净。她告诉艾迪,那个游乐车下的女孩还活着。你杀了我,你也救了她。

所有的人都环环相扣,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一部分的减损”。以前我读约翰·多恩这句名言,当作我与人类的一种“自然主义”的联系。最近读林和生译的全书,才知道在多恩那里,和在加尔文那里一样,我与人类的关联,不是“自然主义”的天人合一,而是“位格主义”的生养众多。如这部电影想说的,我与那五个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被写在一个满有恩典的剧本里。

今天出门坐公车,瞧见每个陌生而冷漠的面孔,感到有些不一样了。9路车上那些死去的成都人啊,是否有一天,我到了天堂才知道,他们是为我而死的呢。我说感谢主,从此我要看每一个人,都是那五个人。

2009-7-6

孤云:季羡林以“容忍”的姿态走过一生

季羡林先生以九八高龄遽归道山,身后留下上千万字学术著作,堪称季老最可宝贵的学术遗产,有待于后人承继遗绪,薪火相传。而作为一位民国时期留学德国,归国后致力于东方学研究,教书育人数十载的现代知识分子,季老的精神遗产同样值得重视。特别是数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于1949年前历经战火纷乱、时局变迁,后来又几经折腾,元气大伤;像季羡林先生这样经历了近百年岁月的学者,个人遭遇与所处时代紧密关联,不失为洞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与精神历程的典型人物,有心者更不能不有所关注。

在这方面,相关论述已经不少。只是隐约觉得,此时此刻,似有进一步求解之必要。譬如有学者给季羡林先生作传,为他的一生提炼出八个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将他看作清华、北大两所著名学府的精神象征。还有人认为,季羡林是北大精神亦即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这些观点自有其道理在,不过稍嫌粗略,缺乏更为清晰具体的界定。比如什么是清华或北大的精神内涵,这里所指的是哪个时代的清华、北大,还有五四精神具体包括哪些涵义,都需要明确论述,否则容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个人感觉,求解季羡林先生一生的精神依归,可能还需要从他个人文字里寻求答案。季老晚年留下大量随笔,不乏对时代和人生的感悟与反思,这些文字记录或可见证他的思想嬗变与精神历程。而欲追寻季老的精神足迹,有两篇回忆文字不可不留意——这两篇文章分别为《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回忆陈寅恪先生》。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季羡林先生大半辈子(1949年以后)所践行的人生哲学,主要是两个字:容忍。这两个字既是季老的处世方式,也是他学术人生的精神所在。

1946年,时年35岁的季羡林从德国归来。陈寅恪先生把他推荐给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代理校长傅斯年及文学院长汤用彤,先是按惯例担任副教授一职,约一周后即转为正教授并兼任东方语言学系的系主任,如此破格“升迁”实为当时所仅见。其后,季羡林在北大度过了三年“毕生难忘的岁月”。在这期间,由于工作和学术上的关系,季羡林和胡适之过从甚密,常有当面交流请益的机会。

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专程前往拜谒胡适的陵墓。他后来回忆到:“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又说:”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离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看来,彼时彼刻的季羡林心情万分复杂,欲言又止。

季老内心的秘密并不难解读。1949年以后,季羡林主持的北大东语系虽然一度十分红火。然而随着社会激荡,多位知识分子先后遭遇“华盖运”,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批完俞平伯批胡适,最后批到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陈寅恪头上。在一系列批斗面前,季羡林保持沉默(必须说,这在当时已属非常不易之举),“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晚年忆及,他说:“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但是,仅仅保持沉默而不能为这些他所熟悉的师长们辩白,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有所愧疚。这大概就是他站在胡适墓前,感到自己的心情“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一个缘故。

保持沉默,既是不妥协,却也是一种容忍的态度。季老的后半生,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走过的——在频繁的“政治运动”面前如此,对发生于身边的人事亦如此。就拿去年发生的“藏画盗卖风波”来说,季老事前并非不知情,后来也称“丢画两三年了”,可他刚开始并不愿积极寻求答案;对于“身边人”的一些“小动作”,他甚至有时还刻意装作没看见。季老曾经这么说:“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毫无疑问,容忍精神确乎季老所践行的一大人生哲学。

季羡林先生早年求学于清华,后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回国后又在北大教书数十载,清华、北大的人文精神自然在他大脑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但这几所大学对他人格和精神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三言两语恐怕说不清楚。不过季老曾讲过,自己一生中碰到了六位对他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在国外的有两个人,即他的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在国内的有四个人,即冯友兰、胡适之、汤用彤和陈寅恪。概而论之,国外两位恩师对季羡林的学术研究帮助最大,冯友兰、汤用彤是在关键时刻(留学和到北大任教)对他有提携之恩,而对他的治学方式和人格精神均具深刻影响的,则非陈寅恪和胡适之莫属。

陈寅恪先生是季羡林学术和人生道路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榜样人物。由于在清华期间旁听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才会动了主修梵文课的念头。(值得一提,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的导师瓦尔德施米特也是陈寅恪的导师亨利希·吕德斯的嫡传弟子,二人为柏林大学的同学)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道:“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正因如此,陈寅恪所汲汲追求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可能不对季羡林产生人格感召作用。

季羡林得以在北大展开学术和教书之旅,也和时任北大校长胡适的大力提携不无关系。胡适对季羡林的学术水平颇为欣赏,直至晚年还曾评价: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这让季羡林“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北大期间,在这位大学者面前,季羡林“经常如坐春风中”,胡适之的人格魅力,也为季羡林所津津乐道。胡适曾云:“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晚年胡适又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于追求自由的同时保持容忍的精神,这也正是季羡林重要的人生写照。

但总的来说,这种容忍精神超越了季羡林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这乃时代使然,也是个性使然——却不知这和季羡林平生致力于佛学研究有无关系。当然,季羡林总是在容忍,有时候却也遏制不住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在动荡年代,他对批判知识分子的行为保持沉默,对加诸自己头上的不公平待遇保持沉默;到了晚年,当历史的教训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他勇敢地站了出来,愤然写出《牛棚杂忆》,对那段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还有,季老晚年对戴在自己头上那些莫名其妙的高帽表示极度反感,多次提出要还自己“一个自由自在身”,这同样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清醒认识。

这或者还表明,季羡林先生从来就没有忘却前辈学者、师长们的教诲,不敢丢掉清华、北大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只是出于时代和个性缘故,他更多是以一种容忍的姿态走完自己的一生。还应当指出,季老本人对这种容忍精神并非持悲观态度,甚而含有积极主动的意味。大概季老总是相信“这个世界会好的”,所以对于社会天翻地覆以及个人荣辱起伏,方才能够保持一种宽容和忍耐的乐观精神。而这恰和胡适之先生晚年提出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思想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真是何其巧也。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语见诸胡适发表于1959年的《容忍与自由》一文(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刊第20卷第6期),原话乃他的老师布尔教授所讲过的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接着表述:“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他还指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

胡适谈这番话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正逢台湾地方当局借机打压胡适、雷震等人发起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就此胡适认为杂志“应该检讨自己的编辑方法是否完善”,并写下了这篇文章。据研究人士分析,这篇文章既是胡适对台湾当局的一次“上谏”,更是“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袖对同志们发出了一种规劝,指明一条‘温和’的道路,以期获得政府的‘容忍’”。胡适所强调的容忍有双重内涵:一是劝政府有容忍的雅量,一是劝他的激进的同道与后学们耐住性子,忍受政府的种种压迫,以换取政府的容忍,而不要采取暴力、激烈的手段。(相关内容请见《书屋》杂志2001年第9期,文章标题《容忍的自由》,作者楼魏华)

季羡林所持容忍精神的境界,或没有达到胡适先生所言的地步。他只是在单方面地容忍时代加诸个人身上的种种不幸,同时期待着,这种容忍最终能够等到和换来社会的进步。就此而言,季羡林先生的容忍精神客观上多少有些消极和无奈,而其积极的一面在于,这表达了他的一种心声:对这个时代多一些容忍和耐心,社会总会朝着更好的方向渐进发展。说到底,这种容忍精神是一种温和的改良主义。这就是季老留给这个世界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

2009年7月12日

杨恒均:谁在隐瞒50多位学生死亡的真相?

据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报道,去年一年内澳洲发生了50多起的留学生死亡案例,但这些案情被澳大利亚当局所隐瞒,目的是为了继续吸引海外学生到澳大利亚留学,从而保护价值高达155亿美元的留学生市场。

南都编辑希望写一个评论,我是当仁不让。为什么?因为在过去几年里,我和一些海外的作者多次呼吁有关部门关注海外留学中的一些弊端,可是,很多有关留学生的真相,包括一些学生留学期间死亡真相,还是被隐瞒甚至掩盖了。感谢澳洲的报纸,这篇报道的标题就吸引了人:澳大利亚被指为赚钱隐瞒50多位留学生死亡真相。

对澳洲社会稍微有点常识的都清楚,这篇新闻报道的标题是在玩标题党。在媒体全面开放的澳洲社会,没有相关利益集团的“配合”,政府是根本无法隐瞒案情和真相的,那是不可能的任务。除非警察无法破案,还有就是当事者家属为保护自己隐私,拒绝授权公布。

但我却同意这篇报道的内容。原因很简单,很多有关澳洲留学生(主要是亚洲特别是中国留学生)的真相确实被隐瞒了。目前到澳洲和新西兰的留学生中,死亡事件不断,犯罪猖獗,生活堕落,而留学垃圾的现象更是越来越普遍。

那么是谁在隐瞒真相?澳洲政府当然首当其冲,但澳洲政府有些行为规则,例如在没有严格的听证和授权的情况下,他不能单独公布一个群体(例如黑人,亚洲人等)的犯罪记录和比例,所以,它不单独把留学生的死亡事件拿出来说事,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但法律永远是表面的,深层的利益考量则是至关重要的,澳洲留学产业已经成为澳洲最大的产业之一,作为澳洲政府,如何保护这个产业,那绝对是当务之急。可是,对澳洲有所了解的都应该知道,政府可以不管不理一些事,但要说到政府可以去隐瞒一些死亡事件或其他的丑恶事件,那确实有违常识。就拿在留学生事件中,真正在积极隐瞒真相的主角,并不是政府,而是更多交缠在一起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受到利益驱使,一直在隐盖留学真相。其中各个学校和大学、教育机构、移民中介,都是最主要的利益集团。

去年发生了一起中国留学生被坏人侵害事件,由于被害者自己缺乏经验,处理不当,从楼上摔下来,澳洲一个报纸对此准备做详细报道。报道此事件的目的其实是想学校和政府能够对到澳洲留学生做一些法律培训。可是,报道还没有登出,得到消息的大学和移民中介就来电话了。要知道,这些移民中介和大学可都是报纸的重要广告客户,得罪他们就得罪了财神爷。于是,一篇很有启发性的深度调查报道就流产了。类似这种例子还有很多。甚至我的朋友写留学生在墨尔本开快车、五六个男女长期混住、违纪乱法、女的成了妓院的妓女、男的成了妓院的常客等等的报道,也受到了来自中国人开办的移民中介的指责和压力。指责他只看到阴暗面,忽视了光明的一面,甚至上纲上线到在澳洲抹黑中国留学生。

这光明的一面自然是这些留学生们带来的巨大财富,这些留学生带来的不仅仅是学费,还有相关的住房、饮食、娱乐等等行业。在澳洲,留学产业远远比中国人拿钱来买澳洲的矿产更受澳洲人欢迎。毕竟我们拿钱买矿产,白花花的银子换走了宝贵的矿藏原材料。而我们拿钱买“教育”,也是白花花的银子,换来的可就不一定是真金白银的教育了。

说到澳洲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莫过于去年发生的火炬接力。去年在澳洲火炬接力中,我们最担心的是澳洲等留学国家收紧对留学生人数的限制,所以,大家曾经做了一些了解。可是很快就发现,虽然澳大利亚全国上下,几乎都对中国留学生火炬接力有看法,但却在限制留学生上持相当谨慎的态度。政府有关部门立即出面表明不会收紧留学限制。其他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欧洲等国家,大致也持相同态度。这件事一度也让我们大跌眼镜,还感叹人家如此高姿态和高境界呢。

如果没有后来的事件,我们一定会对这些政府的“公正态度”赞叹不已。可一年不到,我们就收到了一些让人沮丧的消息,美国已经对新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就业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限制,一些政府、科技和敏感部门对他们更紧地关上了门。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刚刚感受到平等世界的留学生们一毕业就发现受到歧视了。在他们面前设置的这些障碍,有些是明文规定的,更多的是无形的。

这说明他们不报复留学生火炬接力是假的,只是他们不会傻到用限制来自己国家留学的人数的方式限制,那样的话,同时被限制的还有他们本国的留学收入。但限制这些留学生的就业,不但可以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当地国民,而且,也保护了这些国家的“国家利益”。美国、法国和澳洲在处理中国留学生上的作法,比较有代表性地暴露了他们在处理国家利益和核心价值观时的操作方式。

中国一些小小年纪的留学生就是常年处于这些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更加复杂的国内关系的漩涡之中。亚洲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在大陆的时候都是被家长和学校管得死死的,很多事情不用他们自己“操心”,难怪他们到了澳洲这种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提出的第一问题就是:怎么没有人管我了?

实际上,澳洲本地的学生是有人管的,除了他们的家长和学校之外,他们长期形成的一种比较适应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和法治意识,时刻在约束着他们。可是中国留学生都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法律体系和社会环境里成长,比较习惯那种被管的生活,到了澳洲,实在是不知道如何适应这种自由。更何况,目前奖学金制度几乎不存在(特别是澳洲),留学绝大多数都是自费,能够出国留学的95%以上都是中国富裕家庭的孩子。

在关注留学生事件中,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例如,无论在中国还是澳洲,原则上说,任何一个群体,无论人数多少,几乎都有一个相应的政府机构或社会组织来管理他们(或者说“服务”他们),可是,唯独数量惊人的中国留学生,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澳洲,你还真找不到一个相应的机构是来处理他们的事物的。

对于来澳洲的中国留学生,澳大利亚关心的是他们口袋里是否有钱;而对于回到中国的留澳学生,中国关心的是他们脑袋里是否学到了东西,以及是否夹带一些不健康的“病毒”。至于这些孩子们在澳洲留学期间的事,澳洲因为他们是中国公民而袖手旁观,中国因为他们在澳洲的领土上而“不干涉内政”。结果这帮留学生如果有自制力的话,也还马马虎虎,如果没有的话,对于他们中的一小部分,那种突然而至地毫无限制的“自由”,往往意味着他们可以自由地去堕落、去犯罪,自由地去酿造了一些本来应该避免的死亡事件。

而对于这些不应该发生的事件,如果有关部门和组织、团体包括家长更多地去关注的话,大多是可以避免的。

这样说,我们就清楚了,澳洲的报纸只不过是玩了标题党——就像我这篇文章也玩了标题党一样,其实,掩盖留学生死亡真相的,不仅仅是澳洲政府,还有更多的“帮凶”。

杨恒均2009-7-5

人神之间——东西方情爱罪错的交织

自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偷吃了禁果,人类就戴上了原罪的镣铐,一直在爱与欲,灵与肉的沼泽中挣扎。人类繁衍的本能要爱,要两情相悦,琴瑟和鸣。而人的理性要超越,要升华,要清心寡欲,乃至发展到宗教中的禁欲主义。

两千多年前的东方中国,孔老夫子一面阅读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三百,感慨着“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面却又提出“发乎情,止乎礼”“非礼勿听,非礼勿视”的君子自律。就这样,人类自有文明以来,一直枉然地在爱欲与灵性的两极间找寻平衡支点,力图建立一个有序的文明世界,却经常迷乱于人类自身肉体与灵魂的错节。可以说,一部人类发展史,同时就是灵与肉的战争史。东西方文化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但在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禁欲主义与自然情欲之间的冲突在欧洲中世纪最为震撼心灵的爆发,就是《阿伯拉与爱罗绮思情书》。

彼德·阿伯拉尔是中世纪盛期文艺复兴的主将,经院哲学的奠基人之一。在37岁之前,他一直潜心向学,笃信上帝,洁身自好,对俗世生活不关心。但在遇到埃罗绮思后,突然被情魔征服了。

芳龄十九的埃罗绮思姿色出众,颇有才识。他的叔叔福尔伯特教士为了培养她,专门延请如日中天的教师阿伯拉尔。阿伯拉尔不仅在哲学方面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人物,而且仪表堂堂,在诗歌、音乐方面也颇有造诣。埃罗绮思则才貌双绝,师生之间一见倾心。阿伯拉感到:“终日冥想,方寸紊乱,感情猛烈得不容节制。”他对自己的情人表白说:“从前我以为哲学是我所有感情的主宰,……但是你把我的安全毁灭了,你破坏了我的哲学的勇气。”

这位虔诚的基督牧师终于自沉情海,将理性与宗教都抛到九霄云外,终日与埃罗绮思缠绵缱绻。他们爱得肆无忌惮,爱得丢掉了一切:“我沉湎于爱得欢乐中,无暇顾及哲学研究,也疏于学校事务。”恋情终于败露,暴怒的福尔贝把阿伯拉尔从家中赶走,并勒令两人不得再见。他们悲伤欲绝,肝肠寸断,频繁幽会。后来埃罗绮思为他生下一个孩子。阿伯拉决定娶埃罗绮思为妻。根据当时的教会法规,阿伯拉尔这样的低级教士有资格结婚。但这会对他的教士职位和声名造成影响。埃罗绮思情爱纯洁无私,她知道婚姻会毁灭所爱者的名誉与前途,愿意做他的秘密情人。她在后来的信中写道:“即使统治全世界的君主奥古斯都愿意娶我为妻,并将所有的土地赠予我,我仍愿做你的情人而不是他的王后”。面对这样的爱情,这位牧师哀叹道:“假如人间世上真有所谓幸福,我敢相信那必是两个自由恋爱的人的结合。”“上天惩罚我,一方面既不准我满足我的欲望,一方面又使得我的有罪的欲望燃烧得狂炽。”在阿伯拉尔的坚持下,婚姻还是秘密缔结了。

埃罗绮思的叔父大为震怒,雇用杀手,夜闯阿伯拉卧房,对他实行了残忍的阉割。

受此奇耻大辱后,阿拨拉隐遁巴黎附近的圣丹尼寺院为修士,埃罗绮思则舍身为修女。此时阿伯拉尔不足40岁,埃罗绮思大约19岁。

遭受了肉体和心灵双重打击的阿伯拉尔似乎心如死灰,他遁入修道院,埋头研究哲学与神学,渐渐在学术和宗教中恢复了斗志。在与埃罗绮思的关系上,他竭力把爱情引向更崇高的爱——上帝之爱。他这样致函于她:“上帝的婢女,过去你曾是我尘世的爱人,今天在基督的国度里,在宗教生涯中,你是我的最爱,我的伴侣。”阿伯拉对埃罗绮思最后的嘱咐是:“你已脱离尘世,哪里还有什么配使你留恋?永远张眼望着上帝,你的残生已经献奉了他。”这是解脱的幸福还是痛苦的呐喊?罪感与爱悦的交织,构成了这部情书的不朽魅力。

但埃罗绮思对阿伯拉尔的情许久都挥之不去。多年以后,她仍这样致函阿伯拉尔:就我而言,我们的恋情带给我极大的快乐和甜蜜。……我本该为我犯下的罪过忏悔却只能为我失去的一切叹息。……在极端的落魄中,我痛楚的灵魂发出如此的呼唤:“我该是多么悲惨的生灵啊,有谁能挽救我、帮助我摆脱注定该判死刑的肉欲的罪恶呢?”如果有人能够挽救我,我就可以说:“这使上帝通过我主耶稣的赐福。”亲爱的,这种赐福降临到了你的头上而无须你的刻意追求,从而帮助你摆脱众多的精神折磨。在你看来上帝充当了你的对手的时候,事实上他是在善意地帮助你:就像一位诚恳的一生不会因为怕给你带来剧痛而不去采用可以为你治愈伤口的手术。但对我而言,青春、激情和快乐的体验加剧了我肉体上受到的折磨和我的欲望……在所有不幸的女人中我为之最,在所有幸运的女人之中我亦为之最。你的偏爱使我有幸位高于其他女人,而这样,我的跌落以及你带给我的痛苦也就越大……

上帝覆盖之下的爱情是如此痛楚,让我不得不大段地引述。

狂热与哀怨交织,情爱与忏悔并在,成为抒写“甜蜜的罪恶”的范本。近千年之后的读者,仍然可以感受到她无尽的痛苦这对尘世的至爱在身后永远结合在一起。1142年,阿伯拉在他栖身的圣马赛尔修道院去世。二十年后,埃罗绮思去世,葬在他的墓旁,后又一起迁葬于巴黎的拉雪兹公墓,至今供人凭吊。

无独有偶,大约六百年后,遥远的东方也发生了一个同样凄婉缠绵的爱情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活佛。

六世喇嘛仓央嘉措遇见了美丽的姑娘,那时他是凡心未泯浪漫倜傥的王子,她是天湖一样让人醉心的公主,他们在圣洁的雪域高原相遇相爱。“在那东方高高的山顶上,每当升起那轮皎洁的月亮,玛吉阿米美丽而醉人的容颜,时时荡漾在我的心房”。从此,她成为他的影子,每一刻在心头荡漾。从此,她成为他佛界与俗界之间永远的挣扎。“自惭多情污梵行,入山又恐误倾城。世间哪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多情的活佛,面临了世间最无奈的抉择,世间,哪有两全的方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呢?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佛爷,最后听从了心的呼唤,此时政治上的颠倒与矛盾也加速了他对佛界的失望。情圣终于负了如来,从此为卿,不拟归期,不拟成佛路。从此“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住在布达拉宫中,我是雪域最大的王;在拉萨的大街上流浪,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想必他们的爱情一如唐古拉山上的流水一样欢快地奔涌着,溢满生命的活力和激情。

美丽的极至,连佛也要嫉妒的,这样的爱情又岂能见容于世人。美丽的姑娘很快被父母带走,从此音讯全无。留给多情的活佛无尽的思念,思念是如此地真切:“那一天,我闭目在经殿香雾中、蓦然听见你颂经中的真言/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转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啊/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在颂经的一低头里,他没有听见梵音,却似乎听到姑娘颂经的真言;他匍匐在地上,不是为求佛,是为了能够触到她的温暖。他转山转水转佛塔,不是为修来生,只是为了与她相见。

毕竟是肉骨凡胎,一卷佛经,一袭活佛的长袍,挡不住这颗为爱炽热燃烧的心。六世**为这段恋情写了大量动人的诗篇,成为**最著名的情诗,他本人也被后人称为情圣。

曾有多少燃烧的情愫,默默消逝在历史的星云流转间;曾有多少灵与肉的挣扎在暗夜默默埋葬。东西方人性与神性的冲突一样令人动容。

二人类是自然界渺小的一个物种,拥有自然动物的一切生理本能;但人又不同于一般动物,自从人类离开原始森林,在平原上搭起第一座房子,刻下第一个字符,唱出第一支歌曲……人就有了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文明属性。人类为自己裹上铠甲的同时又在自铸枷锁,这是人性的悖论,人类似乎永远在这个怪圈之间挣扎冲突。

阿伯拉尔是著名的神学家,六世**是活佛,在世人眼里,他们是介乎佛、上帝与凡人之间的桥梁,是上帝的代言人,续佛慧命的高僧。按说,他们应该超脱于世俗的肉体情欲了。但恰恰在他们身上,燃烧着比常人还要强烈的激情。这股火势是如此凶猛,直至把他们几乎焚为灰烬,而后浴火重生。

阿伯拉尔是天赋异禀的杰出哲学家。在遭受了肉体和精神双重的毁灭性打击后,他在对知识的激情中重新振作起来。学生们从欧洲的四面八方感到他的隐居地,听他讲课。巴黎大学由于有了他而成为阿尔比斯山脉以北学术文化的中心,以致他有“巴黎的骄傲”之称。其主要著作,如《是与否》《基督教神学》《神学导论》《论上帝的三位一体和一体性》《认识你自己》《劫余录》等。在爱情上,他则退了回去,力图成为一位真正的基督教修道者。清规戒律下的神性在他的身躯内高扬,自然的情欲逐渐退隐。在他给埃罗绮思的回信中,面对她依然炽热的情,他自承他对她的爱不过是情欲而已;他罹受那一磨难,纯属咎由自取。不管此言是真是假,他竭力把想把爱引向更崇高的爱,要把所有的悲伤、同情都给予“我们的救世主。”在他写给埃罗绮思的《信仰宣言》里,他宣称:基督是我唯一救世主。我崇拜坐在上帝右手的基督。我以自己真诚的信仰拥戴他。……我的良心建立在基督用以建立了他的教堂的石头上。

在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彼得写给爱得信中这样描述晚年的阿伯拉:他圣徒般的品格、谦恭虔诚的生活作风是克吕尼所亲眼目睹的,……我想不出还有谁在行为和品格上能与他相比:圣杰曼不会比他更谦恭,圣马丁本人不可能比他更贫穷。……他通过自己的言行谴责一切超过必须限度的多余之物……他就是这样在我们这里度过了一段时间,将他一生中最后的时光奉献给了上帝。

一位虔诚、谦恭、节俭的基督教圣徒形象豁然出现在读者面前。回顾他一生的命运,让人不禁感叹唏嘘!

在阿伯拉身后大约二百年后,一场以人性解放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从意大利半岛席卷整个欧洲。人性与神灵的合一,逐渐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主流,也成为人们对于自身价值的追求。但丁早就明白地宣称:“并非家族使个人高贵,而是个人使家族高贵。”把个人的价值看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在但丁时期,人的解放还只是一线曙光。但丁仍以仰窥上帝为自己的最高幸福。而彼特拉克却坦率地说:“我不想变成上帝……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他在《我心中的隐秘》一书中,宣称自己对于情人劳拉的爱是:“我同时爱她的肉体和灵魂。”这是区别于基督教禁欲主义,区别于但丁式圣母之爱,也区别于古希腊的那种肉欲享乐的爱情,是一种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的美的追求。

然而,这种爱情观在文艺复兴时期是新鲜的,也是孤独的。在当时所谓的人性解放的浪潮中,人们更多的是精神的无所遵循,无所服膺。信仰崩溃、思想活跃、情欲泛滥、道德沉沦,人的种种自然本能恣意妄为,痛快淋漓地宣泄出来。结果,导致了文艺复兴时期信仰破灭,道德沉沦等严重的时代病。

在神与人之间,人类似乎总是在天平的两端上下颠荡。难以找到合适的支点。

三我在很长时间里把仓央嘉措的诗当做单纯的情诗来读。那些深情别致又充满异域色调的诗歌曾经给了我很大的享受。青年歌唱家谭晶演唱的《在那东山顶上》宛如天籁之音,让人久久沉浸于雪域高原的纯净与浪漫,一些唯美的碎片被忧伤划破,缓缓谢落。有些夜晚,泡一杯清茶,在网上看一位山中小和尚讲述的佛寺生活,耳中聆听着一位青年活佛唱的仓央嘉措情歌,不禁泪盈眼眶。那样安静古朴的生活和声音,似乎来自于隔世的记忆。

后来阅读了一些佛经,对于佛教的宗旨教义有了初步了解和体验后,逐渐对仓央嘉措的情诗有了新的认识。深深认同了一些佛弟子们所说,仓央嘉措的情诗其实是深含天机的藏密修法。

佛学研究者金易明居士在《俗化的慧命与佛化的生命》一文中说:流传甚广的民歌咏叹,道出了仓央嘉措这位高原之子的风骨:作为活佛,肩负度世慧命,而他俗化了慧命,将不朽的慧命融化于世俗的善巧方便;作为凡人,承载娑婆生命,而他佛化了生命,将无常的生命提升至出世的崇高圣洁。在他的这篇文章中,对**的多首诗歌都有出色的阐释,这里仅仅撷采一二珠玉:

在仓央嘉措诗歌中,有他与佛陀的那段著名的对话:“我问佛:为何不给所有女子羞花闭月的容颜?佛曰:那只是昙花的一现,用来蒙蔽世俗的眼;没有什么美可以抵过一颗纯净仁爱的心。我把它赐给每一个女子,可有人让它蒙上了灰。我问佛:世间为何有那么多遗憾?佛曰:这是一个婆娑世界,婆娑既遗憾,没有遗憾,给你再多幸福也不会体会快乐。我问佛:如何让人们的心不再感到孤单?佛曰: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多数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与能使它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失去了拥有它的资格;我问佛:如果遇到了可以爱的人,却又怕不能把握该怎么办?佛曰:留人间多少爱,迎浮世千重变,和有情人,做快乐事,问是劫是缘。我问佛:如何才能如你般睿智?佛曰:佛是过来人,人是未来佛。我也曾如你般天真,佛门中说一个人悟道有三阶段:勘破、放下、自在。”

问得是那样的声情并茂、情真意切,答的是那样的平静安详、朴实明白。在这里,我们能够感悟到仓央嘉措那颗火热跳动、虔诚急切的信仰之心。如果说,有如此信仰的一位活佛,会沉醉于世俗的恋情而不能自拔的话,那我们又如何解释他当年毅然走出哲蚌寺,离开拥戴、保护他的僧侣大众,昂首走向拉藏汗的队伍,几乎是如耶稣走向十字架般,一个人去承受藏民族所面临的生灵涂炭之灾,以自己博大壮阔的慈悲情怀,用自己的生命去挽救民族于生死存亡之际呢?

再如“凝思默想喇嘛的容颜,连个影儿也不从心头显现;无心去想情人的丰采,却清清楚楚,如在眼前”,明显的是告诉凡夫,世俗的境界对于我们芸芸众生是那样的具有诱惑力,而佛法的真理光芒,对于被无明所迷惑的众生而言,又是那样的缺乏魅力;非佛法之不珍贵,非佛法之不瑰丽,实在是众生无法辨别、无福接纳之故。

写到这里,感觉到还是只有作者在文中引用的一位藏族朋友的话最能说明问题:大意是,对于活佛这样的圣者,我们切忌以凡夫的心境去揣摩圣者境界,他的所作所为有其不易领悟的秘意,任何对他的随意揣摩与无端指责,都是忌讳和难以容忍的,是对神灵的亵渎和不敬。

没有宗教体验的人,对此可能会不以为然。当我对佛教有了一定得体验和领悟后,深深地认同了这位藏族同胞的观念。《红楼梦》中,妙玉与宝玉之间有槛内人槛外人之隐喻,于此可借一用。世界远在人类的想象之外,心灵世界的镜像就更为寥廓,绝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未入庐山游。中外文化史上的很多误读,大概多源乎此吧。

诚然,从藏传佛教格鲁派严格的戒律看,仓央嘉措并非合格的活佛,但他却受到了藏民族同胞的热爱。原因在于,一方面,六世**喇嘛是一位卓越诗人,他的诗歌一直在青藏高原流传千古,有口皆碑。另一方面,他又具足慈悲胸襟和济世情怀。他将转世尊者的仁爱融入世间贩夫走卒的生活中,用观音菩萨化身的无上智慧告诉世人佛法之真谛、禅意之精髓。在他的身上,我们深切感受到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佛陀心量,

我相信仓央嘉措是爱过的,一个15岁才出家的青年活佛,体验过人间真情,更兼风华正茂,才情丰沛,拥有七情六欲并未不当,这本为娑婆世间众生的特性,只要有化身驻世,概莫能外。作为活佛的他要遵守清规戒律,作为情人的他要爱。从他的诗中,能够看出这两种身份的激烈冲突:“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正是他矛盾心情的表现。他把这种深刻的矛盾统一到了诗里,那些诗,是他的心血,他的未尽的爱,难言的痛,又是深刻的禅机密意,凡人难以触摸的境界。他把二者融为了一体。

四水与火的交融,矛与盾的对峙,渺小的人类,千百年来,在神与人之间做着痛苦的徘徊。

阿伯拉与仓央嘉措,一位西方的神学家,一位东方的活佛,跨越时空在我的阅读里交替出现。让我时时惊叹于他们与凡人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凡响的跌宕人生!他们是人,拥有比常人更炽烈,更纯净真挚的爱欲;他们又是神,在人间饱尝了爱的甜蜜和痛苦后,最终还是走向了上帝和佛。这是上天赋予他们的使命,在我看来,他们就是圣人们为了拯救陷身爱欲中的人类的一次示现。那些情书,情诗讲述着爱的萌生、欲望的炽烈,却终归于寂静虚无的本相。刻骨的思念,款款的深情,一句诗,一行泪,皆是菩提路上的繁花缛草。

属于上帝的归于上帝,属于凯撒的终归凯撒。我们这样普通的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撒旦,爱欲与神性的冲突,是永恒的主题当社会发展的车轮一次次循环往复,人类遭遇的困境并不新鲜。原来,佛和上帝早就给我们指明了归路。

冉云飞:谷穗穗砸烂他的头

有一些人认为毛时代的荒唐,没有一些批评者所说的那么夸张。其实到现在为止,对毛时代的批评,无论是从深度和广度,特别是从细节角度入手,从众多材料入手所做的个案性实证研究,还远远不够。对于荒唐的时代荒唐的事情,最为有力的批评,不是喊口号式的评论,不是空对空地发泄,最重要的是拿出证据来证明其荒唐。我对李敖在台湾民主后许多说法并不认可,但我认为他这句“我不骂你是王八蛋,证明你是王八蛋”,对我们弄清四九年后许多苦难,却是非常有益的方法。用事实说话,用详细的材料、实证的方法,来论证其官方意识形态的撒谎荒唐,至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比许多愤怒的言辞更有力。

五七反右、五八大跃进,成了三年(其实应该为五年,1958至1962)大饥荒的直接诱因,反右反掉批评者,为五八大跃进的谎言铺平了道路。灭掉理智的声音,疯狂就到处泛滥,大炼钢铁、全国民歌运动、虚夸产量等造神运动,联结一起,使得整个社会集体疯癫、高烧不退。五 八年的全国民歌运动,应该有专门的研究著作来加以评述,比如民歌赛诗是如何发起、组织的;参与写作者的名字统计;民歌出版物种类统计(油印与铅印应尽量包 括);出版印数总量统计等,从这些分析出全国民歌运动对大跃进的宣传作用、对全民发疯的助长作用、对神化毛泽东的泛滥作用(甚至分析这样的造神运动对文革 的影响)等,从而做出一些还原历史真相的工作。但以我的孤陋寡闻,似乎尚未有这样的研究专著出笼,研究不力,也使我们今天仍旧不能清醒认识政府本质的一个原因。

五八年已开始饿死人,五九年就更是大规模地饿死人,但官方依旧在莺歌燕舞地造假。国内有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上下)专门研究大饥荒,国外则有贾斯柏.贝克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明 镜出版社)。贝克的著述有与苏联乌克兰大饥荒的关联性对比研究,有对藏区饥荒的特别论述,这些都是杨著相对较弱的地方,二者的著述可以互相参照发明。五八 年特别是五九年饿死人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官方依旧“不差钱”,印了大量歌功颂德的东西,如这本官方的类似于“诗年鉴”的国家诗选《1958年诗选》 汇集了众多肉麻的吹捧。这些肉麻吹捧遍及大江南北的作者,遍及许多民族。

徐迟在《1958年诗选》(1959年8月版,印数55000册)的 《序言》中说:“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工农兵自己写的诗大放光芒。出现了无数诗歌的厂矿车间;到处皆是万诗乡和百万首诗的地区;许多兵营成为 万首诗的兵营。”“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 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公社的诞生是世界注瞩、万众歌唱的大事件。 大炼钢铁展示出我们的惊人的高速度的工业发展,也是许多诗歌的雄伟的主题。”于是有了如下著名的颂圣名单:郭沫若、李济深、李瑛、郭小川、袁水拍、袁鹰、 臧克家、李广田、邓拓、光未然、陈其通、贺敬之、李季、徐迟等。在如此疯狂的情形下,在死亡人数仅次于四川、河南、安徽三省的甘肃,出现《谷穗穗砸烂他的 头》这种“威胁”性的诗作,并不让人意外。

 

谷穗穗砸烂他的头

甘肃 秦光远

清清渠水日夜流,

社里庄稼绿油油,

谁敢说粮食不丰收,

谷穗穗砸烂他的头。

2009年7月19日9:49分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