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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伊朗隆重纪念伊斯兰革命三十周年。作为当代有全球影响的一件历史大事，伊朗的这种官式纪念当然也吸引了世界的注意。但五个月之后，伊朗民众由於选举涉嫌舞弊起而抗争，不仅使全球的目光聚焦伊朗，也为反思伊朗伊斯兰革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整个六月份，伊朗经历了从民主选举、抗议示威再到镇压封杀三重境界。伊朗，这个曾经诞生了现代伊斯兰革命的信仰圣地，这个曾经将共和、自由等普世理念同伊斯兰价值进行制度性融合的文化大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何研判这场剧烈历史动荡的意义？

此次伊朗选举抗争有着一些引发冲突的直接和外部的原因，如以内贾德为代表的守成和对外强硬势力无视选民意向，肆无忌惮的作弊；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投票率所显示的全民动员和官方宣佈选票结果间的巨大反差；奥巴马上台后伊朗人所感到的一种敌对观念的松弛；民众对同西方缓和关系与改善经济生活的希翼等等。冲突的爆发也有着相当深厚的社会原因：伊朗社会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女性的积极参与，青年一代的大规模加入政治生活等等。但对於笔者说来，所有这些原因仍然无法解释伊朗人在此次选举中表现出的高度投入的热情以及其后的悲壮抗争的勇气。伊朗人难道不具备对伊斯兰虔诚的信仰吗？否则他们为何在三十年前推翻世俗的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而同时发动伊斯兰革命的伊朗人为什么又会对这一西方式的民主投票游戏赋予如此高的热情并不惜为其成果以死抗争呢？或许，在这个信仰之邦所发生的事情也许还要回到信仰层面才可以解释。

伊斯兰革命的光明

在伊朗革命三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时，伊朗驻中国大使曾经表示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是黑夜的结束和信仰的太阳升起的时刻。在当时的官式庆典仪式氛围中，外界大致会将此话看作为一种造势行为或一种意识形态宣传。但是，从当时的历史境遇看，将三十年前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说成是信仰的太阳的升起并非完全子虚乌有。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结束长达十五年的流亡生活，由法国巴黎返回德黑兰，宣佈成立伊斯兰临时革命政府。一九二五年诞生的以推行西化运动着称的伊朗巴列维王朝覆亡。四月一日霍梅尼宣佈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当年霍梅尼返回伊朗之时，首都德黑兰万人空巷，当时的伊朗人从霍梅尼的身上看到了新时代的光明和自由。

从外部看此时的伊朗，当时的世界东西冷战虽已进入后期，但人们却看不到世界演变的脉胳。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政治领域都已经显示出山穷水尽的迹象，但外界却无从断言八十年代可能出现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九七九年也是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年代，但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前景走向令世人充满观望和犹疑。正是在这一迷茫和寻找的年代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这一革命不仅向伊朗民众传达出载有全新希望的感召，也向西方世界发出了新的政治模式诞生的信息。法国思想家福柯就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体看作是不同於西方、独立於西方的新型政体模式的出世。从当年西方的境遇看伊朗的变化，希冀突破资本主义桎梏的人们少有选择。曾经耀眼一时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光芒已经不再，处於冷战背景下的东西方世界僵持不让。换句话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降生於世使人们看到了某种新的乌托邦的降生，一种摆脱平庸的缺乏激情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

同共产主义体制相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合法性资源有着很大的不同，如伊斯兰法典作为最高价值规范和道德准则的存在，教会领袖在政体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权力集中於神职机构等等。对於将彻底的世俗性作为基本原则的共产主义制度说来，两者似乎难以找到共同点.有众多的学者指出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着一种世俗宗教的性质，这里显然触及到此两种政治体制之间的一个基本面向。世人并不怀疑伊朗的神权政体的性质.但是，神权政体却也不能概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全部含义.三十年前通过革命诞生的伊朗宗教加共和的政权形式不仅是近代以来伊朗拉锯於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历史产物，也是当时伊朗包括宗教力量在内的各大政治势力合纵连横共同运作的成果。由於什叶派教会在伊朗社会盘根错节的组织体系，最终以霍梅尼为代表的教会正统控制了政权，但各派政治势力的影响仍然清晰可见。最为明显的证据就是这一所谓伊斯兰共和国称谓和伊斯兰共和制下的各种繁複的权力制衡架构。

神权与自由的内在紧张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设计同共产主义制度有着不少的共同点.在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统摄之下，国家设有一整套堪与西方民主制度相提并论的民主形式架构安排。在号称政教合一的伊斯兰世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着一整套权力制衡体制，伊朗不仅有着行政、议会、司法三权分立架构，还通过宪法，一方面将宗教领袖置於至高无上的地位，即霍梅尼所说的“教法学家”的统治安排；另一方面又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和“专家议会”的设立企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最高宗教领袖的权力。但同共产极权制度相比，伊朗在民主制度安排上走得更远，伊朗不仅拥有甚为发达的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和媒体政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将此种安排真正付诸实践.相对於共产主义制度徒有其名的各种宪法权利设定，也许是由於依仗着强大的伊斯兰信仰体系的缘故，伊朗共和制度似乎更为自信。

这样一种体制，如果果真可以运作，如果果真可以既兼收西方民主制度之长，又补西方自由政体之短，那无疑是给人类社会带来希望之光的大事。从这个角度看，一九七九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草创时期何以会带来伊朗民众和部分西方精英的欢呼就不难解释了。然而，伊斯兰共和国的这一政体安排显然也包含着巨大内在紧张。如何在一个举行定期选举的状况下保证宗教神权的不可动摇？如何使得民主自由的许诺不是谎言，而同时捍卫神权专制的本质？

即使在革命之初，伊朗革命即潜伏着一条独断和全能的逻辑。同当时的其他反对腐败的巴列维王朝的伊朗政治反对派一样，以霍梅尼为代表的伊斯兰宗教革命派不仅利用了巴列维王朝不得人心的事实，也利用了七十年代晚期伊朗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也就是说，巴列维王朝虽然专制腐败，但伊朗的政治反对派仍然有着一定的生存空间；巴列维王朝虽然过於依赖美国，但反对派却得以利用美国所奉行的自由与多元的价值理念。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曾经提出三大承诺：独立、伊斯兰共和国、自由。三十年之后再看，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后，走出巴列维亲美政策显然并不困难；以反美和反犹太来凸显独立也非难事，但要使伊斯兰共和国同自由并存却难以兑现.

神权与民主冲突的总爆发

霍梅尼掌权不久，当时反巴列维王朝的自由派、共产主义者、世俗派等等政治势力均渐次出局并被镇压。伊朗宪法明确规定神权统治高於一切，霍梅尼作为宗教领袖，掌管军队、警察。目前的伊朗，虽有定期选举制度，但却由最高宗教会议批准与否决总统候选人。大学与民间社会受到严格控制，报刊检查制度更甚於巴列维时期。毛拉专制下，不仅腐败盛行，经济窘困，而且依靠石油出口维持生计的经济模式依然故我。三十年来，伊斯兰共和国的演变轨迹渐渐蚕食当初众多拥戴革命人们的幻想，曾经较为清新的宗教人士的形象也为利益、贪腐所拖累。三十年后，伊朗共和国已不再可能传出兼收伊斯兰宗教特点与民主、自由指向的新型革命的信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全能主义体制，一种以教义的名义挟持政治、经济，以神权主宰一切的社会模式呼之欲出。

然而，此次选举举行之前，伊斯兰共和国似乎仍然散发出一定的理想光彩。神权专制与有限民主之间调和的空间即使十分有限，但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历史实际上也一直纠缠於二者之间.伊朗革命之后，一九八五年曾宣佈实行一党制，“伊斯兰共和党”为执政党，取缔其他党派，但又於一九八八年颁佈政党法，恢复多党制。在改革派总统哈塔米执政时期，伊朗的合法政党和组织还逐步增加。三十年来的伊朗社会的有限民主实践，一方面表明神权至高无上，但另一方面也没有完全封杀空间，中产阶级、知识阶层对在这个有限空间之内进行改良仍然寄予希望。今年六月十二日进行的大选有四位候选人，包括内贾德、雷泽、穆萨维和卡洛比。虽然难以西方式的左右或保守与改革概念名之，但其政纲和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仍然有着相当的不同。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此次总统选举所显示的神权体制无视民意、无视程序的公开作弊，打对外强硬牌、极具民粹主义色彩的内贾德在神权力量支持下强行连选连任打破了伊朗社会迄今为止的微妙平衡。围绕伊朗选举所发生的事变，既是神权体制内部的权力倾轧和政纲斗争，更是神权专制与民主形式冲突的总爆发.这一总爆发不仅是由於选举将强硬势力与温和派的矛盾推到极致，更由於伊斯兰共和体制与生俱来的宗教合法性与民主合法性之间的不可调和性。换句话说，此次伊朗选举冲突乃是三十年来伊斯兰共和制度的破产，是伊朗民众对伊斯兰共和革命乌托邦的幻灭。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的边疆政策，都经历过从自信宽容的民族平等到自大残暴的大汉族主义的反覆过程。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邀请达赖和班襌到北京。那时达赖十九岁，班襌十七岁.一天晚上，毛泽东来到达赖喇嘛的住处，交谈中，毛泽东问达赖：“我听说你们有一面国旗，是吗？他们不让你带着，是吗？”

当时担任翻译的平措旺杰翻译给达赖时，达赖问平措，毛泽东说的“他们”指谁？平措问毛。

毛答：“就是派去你们那里的张经武、张国华、范明啊。”

达赖：“我们是有一面军旗。”（他避免了“国旗”这个敏感的词.）

毛：“没有问题.你们可以保持你们的国旗。将来，我们可以让新疆有自己的国旗，让内蒙有自己的国旗。在这些国旗之外，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这样好吗？”

达赖喇嘛点头称是。

平措旺杰与毛邓边疆政策

平措旺杰是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帝国边疆政策反覆过程的一面镜子。

平措一九二二年生於四川西部的巴塘，属於藏族聚居的三个地区之一的“康”区（国民党时期的“西康省”）。在重庆上学时，他写了一篇作文描述贫富差别，得到老师赏识，介绍他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一九三九年平措在重庆的藏人里组织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西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那时他十七岁.

一九四○年代末，平措回巴塘建立中共康藏边区工委和藏东青年团，准备配合解放军在康区组织起义，推翻国民党省长刘文辉的统治。结果刘文辉自己先投降了共产党.

一九五○年，平措接到朱德打来的电报，要他到重庆向邓小平、刘伯承报到，准备“解放西藏”。平措是共产党内流利掌握汉、藏两种语言的最高级干部，邓小平给他的任务是：随第十八军进军西藏，一是搞好藏族上层人士的关系，二是让解放军了解西藏风俗文化。

平措也向邓小平提出：藏区粮食有限，部队必须带粮进藏。邓小平交给他负责，组织十万多头？牛的庞大运输队，为昌都战役运输粮草。

十八军攻下昌都后，平措建议善待被俘的藏军官员，特别是总司令阿沛？阿旺晋美。平措说：“争取上层，不把他们当俘虏，当作准备与之谈判的人。”平措与阿沛长谈，谈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平等与宗教自由，帮助阿沛写信给拉萨政府促进谈判。

一九五一年四月，谈判在北京举行。阿沛？阿旺晋美是西藏政府首席代表，中央政府首席谈判代表是李维汉，平措旺杰任双方的翻译.谈判到最后，在成立军政委员会问题上发生争执。李维汉虽事先向阿沛打了招呼，但阿沛没有同西藏代表们商量好。谈判时，李维汉一提出就遭到西藏代表反对，认为军政委员会是以解放军取代西藏政府，将使自治条件化为乌有。李维汉一生气就说：“你们反对，就卷铺盖回家！”

平措一听不妙，故意翻译成要他们“回旅馆”，然后去对他们解释，军政委员会是临时机构，头头又是达赖，不影响西藏自治。终於双方回到谈判桌，达成《十七条协议》。在十七条签署后的庆祝酒会上，李维汉高兴地举杯祝酒：“为平措同志对十七条作出的重要贡献乾杯！”

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解放军进入拉萨.平措旺杰身穿解放军军装，走在队伍前列。那时驻军的最高官员是张国华将军，按照礼仪要正式拜会达赖喇嘛。李维汉曾告诉平措旺杰，毛泽东关照张国华，第一次面见时，要行三次磕长头礼.张国华不乐意，对毛说：“行个军礼不就行了吗？”毛批评他：“张国华，你能为革命流血流汗，对达赖喇嘛磕三个头又有什么关系嘛！”

临到见达赖前，张国华对平措说：“你是藏族干部，你来做代表磕头好吗？”平措说：“这对我一点没有问题，因为这是我们藏族文化的一部分。”平措就代表张国华，身穿藏人服装，戴着皮帽对达赖行了三次正式的磕长头大礼.

后来达赖问平措：“你为什么不穿毛式服装？”平措说：“不要以为革命只是衣着的革命，革命是思想的革命。”

一九五四年达赖在北京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习仲勳等，都是平措当翻译，两人相处久了，成了好朋友。就在他俩与毛三人交谈的那个晚上，达赖对平措说：“毛主席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和别人不一样。”

毛泽东是骗人吗？不是，那时党内也有传达，毛对达赖讲“西藏可以挂两面旗，一面五星红旗，一面雪山狮子旗”。那是一个初掌政权、有自信心的毛。不但对西藏，对新疆也一样主张民族平等。

王震邓力群搞大汉族主义

那时王震和邓力群在新疆搞“大汉族主义”，欺侮少数民族，打压维吾尔族干部，制造冤假错案抓人、杀人。毛泽东得到讯息，立即撤了王震新疆军区司令的职，让他解甲归田当了农垦部长，派习仲勳到新疆纠正王震的“大汉族主义”错误.毛泽东还要习仲勳开除邓力群的党籍。毛认为王震是大老粗，在新疆乱搞是邓力群出主意挑唆的。

习仲勳在新疆纠正了王震、邓力群的错误，新疆的局势稳定了下来。但习仲勳没有开除邓力群，替他在毛泽东面前说了好话，把他调回北京。三十年后，邓力群又挑唆王震反胡耀邦。习仲勳说：“悔不当初开除了他，留下邓力群这个祸害！”

一九五五年达赖回到西藏后，向张国华建议，请求中央派平措旺杰来西藏当党委书记。张国华曾向达赖表示中央原则上已同意，但后来没有下文。

原来形势已起了变化。一九五六年开始，全国合作化运动在四川康巴地区、青海安多地区引发藏人反抗。国际上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收起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动反右派斗争。毛泽东的边疆政策开始收紧，平措旺杰也开始遭难了。

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一九五七年开过一个青岛会议，会上有代表提出把四川的德格划给昌都，平措表示“不可能”。后来传开是平措提的。平措还专门向周恩来解释过，他当时是反对的。周恩来说，“是记录记错了，别当回事”。但还是整到他头上。

另一条罪状是张国华揭发，“你进军西藏时随身带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是列宁论民族自决，你可得好好想想。”

平措旺杰遭难

这是事实。这本书是启蒙他的共产党员推荐他读的，是对他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影响很深的一本书，使他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的。为什么会成为一种罪状呢？平措被留在北京，不准回西藏。在拉萨，展开了对平措的“地方民族主义”的批判。

一九六○年八月，平措被隔离（二十多年后平措得知，他被隔离时，曾有报告给毛泽东，毛批示要查清问题，同时“尽一切努力把他争取过来”），接着被送进秦城监狱.

一九六○──一九七八，平措坐了十八年牢，从三十八岁坐到五十六岁.

一九七八年释放后，被送到四川自贡安置，监视居住，不准自由外出，尤其禁止去北京。

平措反抗，一九七九年二月擅自到北京，向中央申诉.

邓小平要解决西藏问题

这时全国形势又起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刚刚开过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完成同美国建交后去了一趟美国回来，想解决西藏问题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邓小平会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那时的邓小平，同一九五四年会见青年达赖时的毛泽东一样，信心十足，宽容豁达.会见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嘉乐顿珠：我是以私人身份到北京的，达赖喇嘛没有委託我来谈判。

邓小平：你就谈吧，西藏独立问题，不要说我，就是未来其他中国领导人，都没有办法决定给西藏独立。除了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今天就可以谈。

嘉乐顿珠：二十年来流亡的大部分西藏人与家人失去联络，希望开放印度、西藏边境，让海外藏民可以回去探亲.

邓小平：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欢迎藏族人民回来探亲，来去自由。西藏自治区的藏族同胞，也可以自由地到印度去，或者旅游，或者去朝圣，一点不阻挡，我今天就下命令。

嘉乐顿珠：这些年班禅受了很多委屈，希望能恢复班禅的自由。

邓小平：我马上派人去处理，恢复班禅的职位，我们委任他做政协副主席。

嘉乐顿珠：达赖喇嘛利用印度政府的支持，办了很多学校，教育了学生，也培养了很多教员.听说西藏很多学校缺少藏语教师，是否可以让那里的教师到西藏自治区做教育工作？

邓小平：这好啊。可以来多少人？

嘉乐顿珠：初次先派三、四人，以后每年增加。

邓小平：不行，你要派一千人来，因为我们非常需要教语言的教师。西藏自治区需要，北京的民族学院都需要藏文先生。你们的教员藏、英文都懂，可以来教。他们来了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大字报，你们的青年人来，也可以贴大字报，发表他们的意见和看法。（邓小平后来却说：粉碎四人帮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取消宪法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邓小平继续说：过去受迫害的不只藏区一个区域，很多人受迫害，包括我。（问在座的乌兰夫）你关了多少年？

乌兰夫：坐了九年牢。

邓小平：我们大家往前看嘛。你（指嘉乐顿珠）转告达赖喇嘛，希望他早日回来。回来后，过去的位子不会变动。

一九七九年秋，邓小平邀请达赖派代表团访问西藏，统战部长杨静仁请平措旺杰出席宴请达赖代表团的宴会，当时统战部担心西藏翻身农奴会出於对达赖的仇恨羞辱代表团，佈置基层说服藏人不要对达赖代表掷石头、吐口水。

平措旺杰认为政府对藏人判断错误，结果是代表所到之处，藏人狂热欢迎，有人哭喊“达赖喇嘛万岁！”

消息传到北京，震动了中央，也让胡耀邦决心去西藏实地考察。胡耀邦为他的西藏之行作了充分准备。

胡耀邦主持西藏工作

一九八○年三月十四、十五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听取西藏自治区的情况？报，对西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两天讨论，形成第一个《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胡耀邦在会上说：

“加快西藏建设，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落实政策，深入批判极左路线，坚决肃清其流毒。经济政策方面，要纠正各种『左』的错误.要积极培养藏族干部，大胆提拔，放手使用，热情帮助，具体指导，逐步做到全区县级以上党政群机关以藏族干部为主体.在宗教政策方面，对在西藏人民群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喇嘛教，必须慎重对待。要尊重信教群众，妥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科学文化教育。对於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如平叛扩大化、错划富农成份等，要加紧处理。”

胡耀邦知道，中央批转一个座谈会纪要解决不了问题，这不过是为他去西藏实地考察“暖身”的准备。

一九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胡耀邦和万里、阿沛？阿旺晋美、杨静仁一行出发前往西藏。在飞机上，胡耀邦对随行人员和新华社记者说：

“我们不是去参观，是去工作，是要实地看一看，同那里的同志研究发展西藏经济，使西藏人民生活尽快改善的大计。这是我们此行的主题.

“西藏人民是勤劳的、勇敢的、智慧的人民，但是他们现在还很穷，生活很困难.我们党中央的政策，就是要治一个『穷』字，建设一个富裕的、文明的、团结的新西藏。

“中央为发展西藏经济，准备採取一些非常措施。概括起来是六个字：免徵，放开，走人。

“免徵，就是全部免去全自治区的农牧税，至少两年，还不准随便无偿使用劳动力。

“放开，就是所有经济活动领域都要放宽政策，怎样对生产有利就怎样做，不要乱加限制。自留地、自留畜，群众自己能搞多少就让他们搞多少。房前屋后人家爱种什么就种什么.群众手里的东西允许人家自由交换.

“走人，就是要逐步把历年进藏的汉族干部大部分调回内地安排工作和生活，只留少数工作上确实很必要的，要求他们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

胡耀邦在拉萨，到工厂、学校、藏民家中实地考察，与各方人士接触交谈，听取对西藏发展的各种意见。五月二十九日，在西藏自治区党政干部大会讲话，提出了着名的“西藏六条”。胡耀邦说：“当前西藏工作的总目标，是使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比较快地提高起来，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为此要做好六件大事：

胡耀邦提出“西藏六条”

（一）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

西藏自治区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大自治区.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区域自治，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所谓自治，就是自主权。要在统一领导下，实行充分的、独立的自主权。

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法规和条例，保护民族的自治权和民族的特殊利益。

（二）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大减轻群众的负担。

要确定在几年之内免除西藏人民的徵购任务。徵，肯定要免去；购，也不分配任务，取消一切形式的摊派任务。对农牧民的产品可以实行议购、换购，互相调剂，免除分配任务。这个政策可以促进农牧业发展。

（三）在所有经济领域，实行特殊的、适合西藏的灵活政策。

西藏没有什么纯农业区，一个是农牧区，一个是林牧区，一个是纯牧区.单单搞农业没有出路。要多种经营，农牧结合，林牧结合，搞手工业，政策要放宽。充分调动农牧民积极性，农民愿种什么就种什么，不要干涉。一户养几十只羊、几条牛，发展副业，困难的，国家可贷款。不要怕富，人民富了，国家才能富。政策要放宽，放宽，再放宽。

（四）把国家支援的经费，用到发展农牧业和藏族人民迫切需要上来。

国家给西藏的经费，比给其他省、区都要多。过去由於经验不足，钱用得不得当，浪费很大。对国家支援的经费、物资、设备，要用得恰当，主要用在『一个发展，两个提高』上，在发展西藏经济的基础上，提高西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每年一定要为西藏人民办几件好事。

（五）大力恢复和发展西藏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

西藏有世界闻名的藏族古文化，有很好的佛教经学，优美的音乐、舞蹈，还有藏医、藏戏等，值得研究和发展。现在西藏的教育事业发展不好，要考虑西藏的特点，办大学、中学和小学教育。要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尊重藏族人民的历史文化。

（六）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加强藏、汉干部亲密团结.

两、三年内，要使国家脱产干部中的藏族干部佔三分之二以上。医生、教师、科研人员不受此限制，越多越好。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完成了历史任务，走是光荣的。回去时，组织上绝对负责安排。“

胡耀邦说：“提出这六件大事，目的为了在两、三年内扭转西藏贫困局面，五年到六年超过历史最好生活水平，十年使西藏有比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期待在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藏汉人民进一步加强团结，情同骨肉，永不分离.”

胡耀邦从西藏回来，六月的一天，邀请平措旺杰谈话。胡耀邦的第一句话是：“你还活着，是一个大胜利”。这次谈话的目的，胡耀邦提议派平措旺杰去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这正是二十五年前（一九五五），年轻的达赖喇嘛向党中央提出的建议.假如当时实现了，达赖会逃亡吗？西藏的历史会不同吗？二十五年过去了。那时三十三岁的平措旺杰，已经五十八岁.平措在他的自传里说，他听了胡耀邦的建议，“凭着强烈的直觉，谢绝了这个建议.”他对胡耀邦说：“系狱多年，如今不熟悉西藏情况，此时不是一个合适的西藏领导人选”。

平措的“直觉”，其出自他的经历和对西藏现状的观察。西藏已经有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权力结构，而且直通中央的人脉.这个结构里汉藏两族的干部，未必愿意平措旺杰这样的人物去改变现状。

（未完待续）

民主具有本体性和工具性双重价值。如果读者读过我的书籍和文章，尤其是《民主：政治维纳斯》一文，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是以唯美主义、浪漫主义来看民主的。民主具有多维的工具性价值，但对我来说，我对民主的接纳并非是工具主义的思考后才产生的。因为民主的本体性价值，我们就容易理解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句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解释中国民主缺失

我有一位升居要职的体制内的朋友给我一个比喻， 他称之为“楼层理论”：你谈论民主的价值，是因为你站在三楼。可是你考虑过一楼和二楼的住户没有？ 顺这个理论下去，就看到了官方的民主应当缓行的托词：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素质还没有提升到实行民主的高度。尽管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重量级研究员蔡定剑领导一批人大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的抽样调查和试点观察，在《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中系统地批驳了官方的“人民文化教育素质低下论”；结果不是官方反省和调整政策，而是蔡定剑被排挤出全国人大办公厅。同样让人困惑的是，香港居民的经济收入早已超过前殖民宗主国英国，居民文化素质在亚洲地区领先，但民主选举在回归十多年后仍未展开，港督还是中央任命。同样地，我们可以问一问：是否澳门可以为大陆民主化起上试验田的功用？是否上海地区居民的文化素质还不够民主探索和实践？是否深圳特区还不能探索政治改革？是否省市县的选举还没法采纳直接竞选？等等。总之，中国民主化的障碍到底是人民的文化教育素质太低，还是政治领导的民主法治意识太低，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

“民主是个好东西”

但本文的目的不是停留于阳春白雪层面的理论之争，而是下一两个楼层，来探讨民主的工具性价值。在官方的“民众素质还不适合民主”的宣传之外，具有改革意识又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学者俞可平提出了一个对中国人来说颇有新意的论题：“民主是个好东西”。在该文中，俞教授开宗明义写道：“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俞教授在这里既对又不对：首先，民主的基础和目的是个人权利和利益，民主体制根本上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它的核心内容—“服从多数统治、保护少数权利”–首先对每个个人而言是好东西，是没有偏见、没有歧视的、无分别心而为众生所用的普世价值。同时，民主对官员而言也是好东西，因为每一位官员都可能成为非民主制度和行为的牺牲品。如果中共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遭到迫害时想到了宪法，如果中共前总理和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软禁中想到了维权和议会民主制的价值（见《改革历程：赵紫阳秘密回忆录》），难道还有哪一位中共官员敢百分之百地相信他会永享特权、无需民主制度来保障自己的人权吗？因此，对整个国家、民族而言，对个人、官员而言，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民主都是个好东西。

本文的中心议题是要论述，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具体说，对平民百姓，甚至是弱势群体而言，民主是个好东西。在与中国的精英层长期的互动过程中，他们时常质问我的一个问题是：“民主可以当饭吃吗？”当然，他们并不太关心“吃饭”问题，因为他们大多是“肉食者”。既然中国的民主还主要由“肉食者谋之”，而他们又以此构建出了一套宣传话语体系，把自己扮装成百姓饭碗的守护人，动辄用“民主会带来动乱、饥饿”的谬论来恐吓“以食为天”的百姓，我们有必要来立论闡述“民主可以解决民生问题。” 正如任不寐在其《灾变论》一书中所言，许多的中国人还未摆脱“灾民的饥饿恐惧”，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吃教”还是中国的国教。在灾民文化深重的国度要推行民主化，我们就必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民主能当饭吃吗？我的回答是完全肯定的。在下面的行文中，我将完全遵循市场经济的逻辑来阐述中国民主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经济逻辑的核心是产权问题，亦即：对劳动力的所有权、对土地的所有权、对股票的所有权、对选票的所有权，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财政和分配正义问题。

不完全的劳动力产权

生产的三个核心要素是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条件是三者可以自由流动参与进生产活动，并基于各自的产权，劳工获得工资、地主收取地租和资本家分得利润。那么，什么是工资？工资是出卖劳动力的价格或回报，其高低多寡一方面由劳动力成本决定的，另一方面又由市场的供求关系來决定。前一个论述主要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理论，据此，工人获得的最低限度工资，首先要足够到满足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亦即，在吃饭和睡觉休息后工人明天还能回到工厂继续生产活动；其次，它还要满足下一代劳动力的再生产，亦即，工人有足够的资源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保证未来生产能得以持续。后一个关于供求关系决定工资的论述主要是由西方经济学强调的。无论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还是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我们都将看到，中国的工人、尤其是农民工都不对自己的劳动力拥有完全的产权。用马克思的话语来说，劳动力所有者不是自由人。这一境况决定了中国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血汗工资制度。

所谓自由的劳动力所有者，是指在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工人拥有全部的劳动力所有权，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与其它两项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地主和资本家）进行自由交换。由于严厉的户口制度限制，中国并未形成真正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外来民工在劳务市场上受到地域歧视和身份歧视。因为民工通常不是以家庭为单位流动的，男性民工在外打工，他们的妻室儿女留守在乡下。农民工得到的最低工资是足以维持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并未完全考虑未来劳动力的再生产，亦即养儿育女的开销。这部分劳动力成本由农村家里的一亩三分地来消化了。与人们看到的农民工现金补贴家里的表面现象相反，实际情况是，农民工成了家里补贴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工的工资就只反映了农民工部分的劳动力价值。

如果又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看，中国由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农村人口，劳动力基本上是供大于求。农民工的工资必然被不利的供求关系压低。问题在于，中国改革进程中政府基本上是“打左灯、转右弯”和“嫌贫爱富”，专制政权剥夺了工人组织自由工会的权利，宪法取消了工人的罢工权。在劳资谈判工资上工人没有制度资源，他们的低工资就不完全是市场行为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为的行政干预扭曲的。由此观之，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改革期间中国的经济已翻了两番多，而沿海民工的月工资却一直徘徊在1500元上下。我们也不难明白，为什么农村家庭有越来越多的成员参与进劳动力大军，而城乡家庭收入差距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持续拉大。总之，如果不取消户籍制度（中国专制主义控制的拱顶石），如果不允许自由工会和罢工权，劳动力市场就不可能形成自然的均衡，供求关系就会被扭曲，农民工的工资就不可能有公平。对于城市工人来说，尽管户籍制度不是一个因素，但自由工会权和罢工权的丧失同样压抑着他们的工资。这就解释了，中国不仅有急剧加大的城乡差距，也有急剧加大并已过国际预警线的贫富差距。   

国家垄断的土地产权

我曾经去台湾访问过。台北的城市规划和亮丽程度与大陆的首都和大中城市比都逊色得多。为什么？因为台北的房产完全是私有化的，要想征地和搬迁都不容易。尽管台北的房子貌不惊人，可价格不菲；由此政府推行城市开发和规划的成本太大、困难太多。与此相比，大陆的政府可以任意征地、强制搬迁，工作方法是推土机作业，工作作风也像推土机作业。大陆整齐划一、粗暴简单的城建城改反映在了日益加剧的围绕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记得几年前回成都老家，看到了天府广场扩建引发出的一场冲突。在天府广场上有参天古树遮掩的一个千年古寺，它是四川伊斯兰教协会的一个清真寺。因为政府要把广场向外拓展几十米，这个清真寺就成了搬迁对象。当地的穆斯林信徒坚决反对，引发了一段时间的对峙和僵局。后来，当地政府给穆斯林信众建了一幢红色耀眼的商业气十足的大厦，把原来古朴的清真寺推平了。从政府角度来看，他们认为自己不仅是仁至义尽、简直是大方有加了；但对信众来说，他们失去了传统文化历史积淀出的神圣和庄重，他们的宗教情怀受到了伤害。中国的回汉冲突缘由由此可见一斑。

台湾的学者是这样解释土地私有权与台湾现代化的关系的：蒋介石逃往台湾后痛定思痛，决定追随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推行土改。这是正真的私有化的改革；不是大陆那个土改，土地国有、尔后交给农民却又马上通过公社化再收回来的把戏。既然台湾农民和城市居民对自己的土地和房产拥有完全的产权，他们也就享有现代化过程带来的土地的增值。投资者和开发商必须用市场价来购买土地。在经济发展早期，许多企业无力支付全部现金，他们就用企业的原始股来补足。农民们尽管失去了土地，但他们有了第一桶金可以转化成城镇小产业所有者，同时也成为企业股票的握有人。未来企业的进一步成长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红利。自然的，我们看到许多例子，如果你在台北拥有房产，你就注定了会变富。由此，台湾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中，把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转化成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台湾人民对房、地的完全产权造就了社会庞大的中产阶级。

与此对应，中国的土地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形式上是国家所有，实质上是官僚所有。中国本身就是人多地少，与国际水平比较，土地的稀缺度和价值要远远高于劳动力的稀缺度和价值。中国三十年的经济成长更是造成了沿海发达地区和内地大都会地区“寸土寸金”的局面。谁能捞得一块地，谁就注定发大财。由此，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书中所谓的“新的圈地运动”就开始了。各级官僚用行政手段，经常是暴力强制外搭黑社会手段，把土地从农民和市民手中夺走，仅仅给予他们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补偿金。官僚从中倒手寻租，个个很快暴富起来。中国土地的官僚所有制造就出了一小部分暴富的权力阶层，一大批失地的农民和被强制搬迁的市民。中国社会达到沸点的社会矛盾很大程度上由此而生。

国有资产代理人与股民不平等的股权

“商品面前人人平等，货币面前人人平等，资本面前人人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股票和证券是人们投资的一种方式，它们代表的是财产所有权的份额。每一股无论是谁拥有，都是平等的。在英文里，Equities（股票和证券）原意就是公平和平等。但在中国，由于上市的公司绝大多数是国有的，也就是说，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和普通股民之间没有平等的关系。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最终管理者，有权力以国家的利益为中心，任意干扰和操纵股市，使国有资产利益最大化，却不惜损害股民的利益。

中国股市分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不同股、不同权、不同价”的股权分置现象造成了事实上的股权割裂、隔离和对立的现实。股票证券市场原本是现代市场经济融资的有效渠道，也是股民参与进“人民资本主义”追究财富的场所；但由于官僚资本主义体制上的障碍，中国股市成了中央政府通过印花税增加财政、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上市圈钱和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股民陷阱。江苏南京师范大学郭泉教授既参与过政府国有企业改造的策划，又亲身下海炒过股。他认为，政府对股市进行着幕后操纵：“由于中国是一个专制体制，他的基金或者大企业跟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中国的股票运作当中，管理者可能有很多消息对大企业有利，也就是对庄家们有利。一些消息的发出，更多是从政府的利益或政府投资的企业的利益角度出发，而不答考虑股民的状况。”

记得2001年朱镕基整顿股市时，我的一位体制内的朋友告诉我，朱的火车刚要从北京出发到深圳，大户们早已开始抛售。等到《人民日报》报道他的意图和发表整顿股市的社论时，套牢的绝大多数是散户股民。2008年金融风暴后，沪深两市股票市场下跌50%以上。据说，如果以中国有6-8千万的股民来计，人均可能蒸发掉了6-8万元。有人说中国的股民是最伟大的，被杀得血流成河还勇往直前。可对政府来说，“股民”几乎就是没有产权的“屁民”。

缺失的政治货币所有权

金融风暴后，三位著名经济学家盛洪、陈志武、李炜光为中国百姓仗义直言，于2008年年底提出“百姓向政府讨债”行动。他们认为，由于禁止政治体制改革的“跛足改革”，国有资源应收租金流失上万亿，这是国民人人有份的财产，必须追回！此外因国有财产达79万亿，中国人若能仿效美国体制，每人可分6万元！再加上中国政府多年违法滥收了不少苛捐杂税，理应退回，这可以改变中国人贫富收入差距比发达国家高出十多倍的严重不公平，改变国富民穷的发展模式。这一举动简直是为未来领导和动员中国人民进行新的民主革命提出了新思维。

政府不创造财富，但中国政府的财政占有了全国财富的极大比例，而官员又消费了其中的大头。据耶鲁华裔经济学家陈志武在《中国政府有多大》一文中的研究，中国当今政府的规模“是乾隆政府、今天的美国政府所远不可比的。” 他写道：“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而政府的钱又主要花在自身消费挥霍（所谓“吃、喝、嫖、赌”全报销。据说荷兰的妓女也会用中文说，“我们有发票报销”。），而不是改善民生上。陈教授根据财政部长谢旭人提供的数据分析，“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

人们不禁要问：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障碍又是什么呢？从民主国家的经验来看，如何征税、如何花钱（“掌管钱袋子的权力”）是代议机构的特权。而代议机构（如果是两院制，尤其是掌管钱财的下院）又一定是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无代议，不纳税”成了美国革命的著名口号。选民手中握有选票，就像消费者在市场上握有货币可以选择消费一样；在政治市场上，选票就成了公民的政治货币。公民对选票的完全所有权就成为公民行使参政权和监督权的基础。在中国，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公民并未获得政治货币的所有权，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无代议、乱征税、乱花钱”的中国特色。如果老百姓想让国家拿得少一点、给自己留多一点（亦即“小政府、大社会”或“藏富于民”），让国家在自己身上少花点、在民生问题上多花点（亦即“民享”而非“官享”的政府）；中国人民就必须首先争得选票权。民主的内容和目的就是要把政治货币归还于民，由人民运用自己的选票在政治市场上挑选最佳的政治家和他们代表的政策。

被扭曲的分配正义

我们看到中国专制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既做裁判、又作球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大政府处处与民争利、造成“国富、兵强、民穷”的局面；所有这些，都涉及分配正义问题。分配正义具体讲来有三类：第一，不同资源拥有者之间的正义。如开篇所言，资本所有者（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地主）、劳动力所有者，以及技术/知识专业人员和权力所有者，他们的关系如何，他们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份额应如何确定，都是涉及根本民生的政治大问题。第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资源分配。国家和民间社会的疆界确立之后，政府才能恪守本分，催化社会财富的增生；政府才不会成为恶性膨胀的肿瘤，吞噬社会和自掘坟墓。第三，现在的公民人口和年轻人甚至未出生人口的公平正义。有人把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概括为“上吃光祖宗，下吃光子孙”的掠夺性战略。环境的急剧恶化、人口的畸形结构（计划生育的结果）、教育文化卫生基础结构的薄弱、社会不公正和冲突的激化都是会影响子孙后代的。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中国政府全能主义的执政风格，没有公共空间能够得以存在，以供人们理性、平等、多元地去探讨所有这些重大问题。在没有选举的一党制下，下级只对上级领导负责，最高领导只想保住自己的位子和党国政权；至于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现在，中国急迫需要有民主的参与途径来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确立基本的政治责任。

民主国家不开战：化剑为犁

民主体制有助财富的创造和公平分享，这样的证据还很多。世界银行的《治理重要性》（Governance Matters）研究项目解释了全球民主与经济富裕度有极强的因果关系。在我的研究中也发现，对于中国来说（基于购买力平价算出的人均经济国民收入，联合国HDI报告认定2008年中国是$6,757美元），自由度尽管与全球的“经济水平”有正相关，但它也许与“经济成长”没有密切关联，但随着中国进入5,000美元以上的收入国家行列，治理体系中的关键变量，如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反腐等，对经济成长都变得重要起来。而中国的自由度和民主责任的指数无论与自己同等经济收入国家、富国和穷国的平均值相比都要低得多。

经济历史学家兰德斯（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注意到这么一个例子：西班牙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全球殖民和贸易的国家，它在技术上一度领先世界。但到17世纪，西班牙开始衰落，很快就被荷兰和英国超过。究其根源，兰德斯发现，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强化教会正统，推行不宽容政策，迫害、监禁和处死知识分子和商人，导致一大批银行家、商人和学者逃离西班牙和葡萄牙，许多的犹太裔知识分子前往英国。结果，西班牙和葡萄牙进入了持续几百年的经济衰落。今天，中国已有成千上万的创造性人才流亡世界各地，难道与中国的专制政治无关吗？在经济经历了粗放发展阶段后，中国持续的脑力外流不是从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会遇到的问题吗？

当然，专制政体导致稀缺资源的滥用和浪费最主要还表现在政权高度强化镇压机器，对内滥施淫威，对外穷兵黩武。根据西方智库和美国国防部等研究成果，无论从军事预算的总量还是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来看，今年（2009）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开销国。从1997至2003年，中国的国防预算翻了一番，以后每年继续以10%左右的速度递增。尽管中国在2009年进入了三十年以来的最困难的经济滑坡，但军费开支增幅更高达15%。在面包与大炮之间选择，为何中国政府在危机年间继续重枪炮、轻民生？主要原因是中国的领导人担心两方面的威胁：“国内百姓造反，国外美帝捣乱”。

其实如果中国实行了真正的民主制，这两个担忧都可能很快消失。首先，民主制的核心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冲突，原来体制下针对百姓的镇压机构及其职能都会萎缩。其次，国际关系理论有一个“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之间不开战。”这并不是说民主国家不打仗；他们可能会与专制国家发生激烈冲突（如，二战、冷战和伊拉克战争）。但民主国家相互之间不交恶。由于美国肩负了保卫民主的防务功能，因此，所有的民主国家都会搭便车，削减军费开支。欧盟国家早已从“战争国家” （Warfare State）转化成“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日本仅有1%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开支，但并不妨碍日本人感到非常安全。试想，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美国对国际环境的安全感会急剧上升，我相信美国的军费开支会下降。对中国政治领导而言，他们对美国捣乱的担忧也会下降甚至消失，中国的国防开支由于现在主要是针对美国的，也会随之急剧下降。我想绝大多数的读者会同意，如果中国要维持一个足以对抗美国的军队，其难度之大，势必会把中国的经济劫持到军备竞赛中去。前苏联作为两级中的一个超级大国把自己的经济葬送进了与美国的军事竞赛中，难道中国就一定会赢吗？与其浪费资源造枪造弹，还整天彻夜难眠，不如化剑为犁，把钱用于百姓穿衣吃饭。

结论

民主是上层建筑，却可以夯实经济基础。食、色，性也；民主可以解决民生问题，同时它本身也是发自人性的渴求。精确地说，民主不能当饭吃，因为民主给老百姓的是“渔”，而不是“鱼”。但针对中国官方的托词，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民主可以当饭吃”。它甚至还可以给予人民更多的财富，去追求超越温饱后的其他满足。至于民主与“色”的关系，我想到在畸形的官僚资本主义下，中国许多贫穷家庭的妻、女被逼良为娼，成为有权有势的权贵阶层的座下骑。在官宦疯狂霸占民女的大环境下（邓玉娇案就是近期的例子），早已被男女性比例失调矛盾困扰的许多农民工和穷汉只会遭遇更多的娶妻成家的困难。

我的妈妈未受过多少教育却又望子成龙。记得孩提时代，她经常告诫我，“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金钟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雪。”可以说，我妈妈的勉励和教诲指引了我个人奋斗成功。但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生命成功和幸福之道却多多少少包含在下面的夏氏小调里：“搞民主，民主建成黄金屋；搞民主，民主多产金钟粟；搞民主，民主让更多有情人成眷属。”

《悉尼晨锋报》报导及政治漫画：“大缩水的领袖(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leader)”

今年六月，澳大利亚政坛上爆发了一场被称为“卡车门”的政治风暴。 这场风暴最早爆发是在六月四号。当时反对党领袖坦博（Malcolm Turnbull）指责财长斯万(Wayne Swan)利用职权给予汽车经销商格兰特(John Grant)特殊照顾，而格兰特是澳洲总理陆克文的邻居，曾向陆克文提供过一辆卡车作竞选宣传车，所以此事件就被称为“卡车门（Utegate）”。

刚开始坦博只把矛头对准斯万，在议会中咄咄逼人的质问他为什么给予格兰特特殊照顾。确有证据显示，斯万一直在密切关注格兰特申请政府纾困金的进展，有多封传真甚至直接传到斯万家中。

这项被称为“澳洲汽车（Ozcar）”的专项政府纾困金，是澳大利亚政府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帮助资金周转有困难的汽车经销商而建立的。由于“粥少僧多”，给谁不给谁，先给谁后给谁的权力在具体掌管此项目的财政部官员格里奇手中（Godwin Grech）。

在此情况下，如果财长真的利用职权要求给予谁特殊照顾，那么当然就是“腐败”了。所以坦博在议会中“理直气壮”的要斯万和总理陆克文辞职。

第一颗“炸弹”扔出后不久，反对党又扔出一个更重磅的，说陆克文的总理办公室曾发出一封电子邮件，要求关照汽车经销商格兰特；而掌管此项目的格里奇更在议会中作证说，虽然他当时手中没有拿着这封邮件，记忆也可能有误，但他确实记得有过这么一封邮件。

由于此炸弹来自财政部内部官员，当然一下在议会中炸开了锅。坦博立即高喊让陆克文和斯万下台。

但几小时之后，事情开始起了变化。陆克文不再只简单的否认这样一封电子邮件的存在，而是要求联邦警察介入，对此展开调查。

六月二十二日早，警察搜查了格里奇的住所，结果发现被当作关键证据来攻击陆克文的那封电子邮件是个“赝品”，是由不知是财政部的什么人炮制出来，再发给格里奇的。

此结果一公布，对反对党来说，当然是“迎头一棒”，形势立刻“急转直下”，这回不再是坦博咄咄逼人的让陆克文辞职了，而是陆克文反过来说，像坦博这么缺乏判断力的人根本就不具备成为未来总理的资格。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对坦博来说，真的就已是“搬起石头碰自己的脚”了，他的民意支持率马上出现了此项调查开展以来的二十五年历史中的最大跌幅。

在此情况下，人们开始猜想，坦博还能不能保住反对党领袖的地位。虽然自由党高官都出来强调说，他们会继续支持坦博，但很多人都说，这不过是因为自由党内部目前一时还找不到取代之人罢了。

评论人士认为，坦博之所以把这件事弄的这么糟，跟他的性格和之前在资本市场做风险投资的经历有关。他聪明、胆大，做投资时敢于冒大风险去搏高收益，也确曾取得很大成功，使他获得“史上最富总理候选人”的称号。但在这次“卡车门”事件上，他显然是把险冒大了。如果他只把目标集中到财长斯万身上，如果他能确认一下，到底那封电子邮件有多可靠，可能事情就不会演变到后来那么糟糕。

当然这件事目前还尚未完全结束，有许多问题还是“迷思”，比如，是谁、为什么炮制了那封让坦博大栽跟头的假电子邮件？作为政府官员的格里奇，为什么要在议会中帮助坦博、“反咬”陆克文？坦博与格里奇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暗中联系？

有人说，政治是肮脏的，从澳洲公众对“卡车门”事件的反应看，再次证明此话有理。有许多读者在网站上留言，直言不讳的表达对事件双方都不满，认为在议会中为这样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吵了整整一两个星期，耽误了多少应该讨论的大事。

不过，在此事过程中，我们再次看到媒体报导和“公开性”的威力。澳洲议会开会是全程直播，不管哪个政客的一言一行，都会在公众面前展现的一清二楚。再加之媒体从各个角度的跟踪、报导和对相关人物的面对面采访、记者的“刁钻”提问，等等，政客的任何不当行为或言论，都会变得很有“杀伤力”，一个举措不当，就可能给自己带来很难挽回的损失。

也就是说，虽然政治是肮脏的，但因为有了媒体和公众舆论的监督和压力，政客们还不太容易走的太远。

2009/6/30

新疆7月5日的民众和平游行示威演变成为维吾尔族和汉人之间的种族暴力冲突。官方次日公布有156个人死亡，数天后数字更正为184，其中有137名死者是汉人，事情发生在在乌鲁木齐和喀什两个地方。多少年来，人们对于中国官方对外公布的数字，只当成一种参照系数，随着情况自己去推算，或是翻几番，或是腰斩几段。然而即使这样的数字，也是令人心惊胆颤的。一个夜晚、几小时内就死这样多人？光用石头、棍棒、菜刀，任你怎么样凶残的暴徒群体也砍杀不了这么多人。按逻辑推断，这是装备良好的武警向人群扫射的结果。中国政府能让国际媒体去拍照、采访吗？如果不能，那么这些数字都是自打嘴巴的谎言。新疆这次的“七五”可以比拟北京当年的“六四”，都是一场大屠杀，事发有因，但是政府处理的手法和幕后的思路是一个路数——吓破老百姓的胆，换来一段时间的“稳定”。同时把责任推到境外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和维吾尔人的精神领袖热比娅.卡地亚的幕后策动，打出民族主义的牌，让普通民众对现实的怨怒不满转移到跟自己不同的族群身上去。

在网上看到不少愤青的帖子，都是打打杀杀的。真是无知得可怜。中国近代史是一部羞辱史，汉人被东洋和西洋人欺负够了，照理说 应当对弱小的民族有同情和怜悯之心，基于此，一百年以前孙中山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理念。自从毛泽东意淫式地把“东风压倒西风”的大话抛出来以后，大汉沙文主义就借尸还魂了。愚昧无知的人才自大。汉人以为自己的华夏文化是大熔炉，其实这更是一个酱缸，人民生计一日不可离酱缸，但是酱缸也是藏污纳垢、生蛆下卵的污浊地。汉人看不起满、蒙、回、藏、维族人，殊不知他们都曾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和传统。位于丝绸之路的东土耳其斯坦地区，多少世纪以来，曾经存在过许多大大小小的独立国度，由于位于中西文化和商业的枢纽地带，这里曾经繁华富裕过，人民过着自由坦荡的游牧生活。18世纪才被满清王朝纳入版图，改称为新疆。在中共治下，这里成为并未享受到自治的自治区。

新疆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物资源，令中国垂延觊觎，特别是资本主义畅行以来，这里是政府无限开采和掠夺资源的桃源地。当地人并未分享到资源，而环境已经遭到极大的破坏。就好比西方工业国家涌进沙地阿拉伯，把石油都开采殆尽，而当地人依然穷得响当当，这样的明火执仗掠夺，是任何民族都受不了，会起而反抗的。新疆维吾尔人不但眼看自己本地的资源被盗窃，而大批拥进的汉族移民又占领了政经社会领域所有的好位子，本地的语言文化甚至宗教都衰落了，在此情况下，怎么会没有冲突呢。幅员广大的新疆还成为中国核废料的储存地，这也是令当地人无法忍受的。

在自己富裕的家乡过着穷困的日子，很多维吾尔族人必须跑到内地来打工赚钱。2002年中国政府有所谓的新疆劳工输出计划。数以万计的新疆人到沿海城市的工厂矿场里干活，由于语言和生活习俗不同，他们备受歧视。这种变相扭曲的移民政策实在是不可思议的现象。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之失策、不公到了荒谬的程度。怎么能怪这些被剥夺了权利和资源的族裔仇恨汉人、共产党和它的殖民政策呢？他们的反抗被中共打上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等所谓“三股势力”的标签，指控他们在国外寻求帮助，要分裂“祖国”。这些人想跟有同样文化、语言、宗教甚至肤色的族裔组成自己的国家，这算是罪吗？中亚地区有几十种不同民族，他们之间希望能够磨合，排列组合，结成最合适自己选择的社群和国家。在磨合的过程中，会有摩擦、冲突甚至战争，但是世界的和平终究是要建设在内部和谐的单元之上的。

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不改变，这类的冲突会持续下去，并且越演越烈。中国民众应当觉醒，跟所有受专制政权压制的族群站在一条线上，去面对并战胜那共同的敌人——狭隘自私的民族主义心态。庶几社会才能繁荣富足，国家才会安定和谐。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六四20周年之后，中国时局进入新的阶段，其明显特点就是中共的统治手段更趋严峻，显示党内的强硬派势力的抬头。

六四过后不久，在明知会引起国际社会谴责并给自己带来外交麻烦，有可能制造出新的国际人权关注焦点的情况下，当局将《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正式逮捕；随后又加强对网络的管理强度，强行要求国内生产出售的电脑安装“绿坝”软件，此举虽然在国际上主要的贸易伙伴以及国内广大网民的强烈反对下暂时缓行，但是国内著名的网络社群“饭否”被关闭，近日著名的交友网站facebook也被屏蔽；更加突出的是，中共在处理新疆问题时采取了强硬的措施，大批武警乃至军队调入新疆，对维吾尔族的反抗者处以极刑，官方言论也措辞激烈；在对外方面，中共不顾在华外资企业感受，断然逮捕澳大利亚力拓公司高级主管，即使一贯对华友好的澳洲总理陆克文高调抗议，中方也不为所动；而最新的发展，是当局发动了类似于八十年代早期的“严打”的；加强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运动，加强整顿社会治安。在一个多月中，中共当局频繁显示强硬立场，已经很难用偶发的，个别的事件来解释，而应当看作是中共政策调整的一个信号。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完全听不到一向被认为立场稳健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声音，而新疆事件爆发，正在出访的中共一把手胡锦涛罕见地被迫临时中断行程返国处理，官方才有一个比较正式的说法出台，而此前几天中央政府几乎陷入沉默。这也不能不令人怀疑，在中共内部可能正在发生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纷扰。但是无论如何，中共的政策正在趋于强硬，是不争的事实。

对此我们要做何解释呢？我想其中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中共建政60周年纪念即将到来，为了确保国庆大典能够顺利进行，更为了确保不要在建国大庆左右出现重大事件让统治者脸面无光，当局要以强硬态度震慑社会，杀鸡儆猴，以为防范；第二，进入2009年敏感年以后，中国明显进入社会动荡时期，大规模群体事件层出不穷，社会情绪波动，不满也在快速增长，这让中共产生了危机感。尤其是这次六四20周年纪念，全球声势浩大，特别是香港的维园晚会，参加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5万人，这让中共看到社会发展对于民主化的诉求并不像他们原来估计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趋于淡漠，相反，随着经济的无法持续高速增长以及经济危机的逐渐浮现，原来被压制下去的要求民主的能量正在重新聚集，这不能不让中共感到恐慌。

危机之下，当局的决策必然趋于保守强硬，这也是自然反应。但是我们要问的是，正当社会进入人心浮动的时候，当局如果还继续采取用专政手段强行压制和堵塞的方式，难道不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的动荡吗？

做为一个从事新闻工作18年的记者，又有5年多的因言获罪的牢狱之灾的经历，当我面对海外的读者时，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就是：你认为什么是新闻自由？中国有无新闻自由？以后什么时候能有这种自由？等等。由于我不是这方面的研究专家，我不会讲更多的大道理，但我认为生活中人们能有自由表达观点并免于恐惧的权力，记者能够自由地采访，自由地表达，并且能自主地刊发，不会因言获罪，这就是直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当然记者亦应当自律，形象地讲，是戴着锁链跳舞。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讲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时不在枷锁之中。大慨就是这个道理吧！

我2006年1月4日重获自由之后，回到家中，我的亲友给了我100多份新闻稿，都是从网上下载打印的，大都是香港及海外报道我的文章，我当然非常感谢声援与支持我的人，但我总感觉少点什么，我只看到一篇骂我的短文，题目是《薄熙来吃了哑巴亏》，连篇累牍的表扬文字仔细读过之后，全部被我丢进了垃圾箱，只有这一篇被我精心保存下来，虽然这篇文章捏造了我三条罪状，其中说我在80年代初被大连曰报开除了，被捕前还侵吞贪污了香港文汇报公款80多万等等，现在大连曰报与香港文汇报与我共事的人大都还健在，均能证明这篇文章讲的是谣言，所以我的律师朋友对我讲，你起诉这个网站吧，打诽谤诉讼，能挣一笔大钱，我笑着对他讲，这叫新闻自由，因为通过这些批评，我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我不会被捧杀。我原本就是一个普通的记者，根本不想做什么英雄。再说，我的确没有贪污行为，但我可以警惕自律，至于我是否被开除，大连日报有档案可查，我不必理会。有100多篇肯定我的稿件，只才有一篇反对我的，的确太少了。所以我格外珍惜。我说不知道作者是谁，我想奖励他书法作品一幅！

同样道理，一个人不能沉醉于听颂歌，一个组织亦是这样。一个政党假如总是在台上，总喜欢听别人歌功颂德，却一律封杀批评的声音，就必然导致腐败与灭亡。现在共产党就是这样，他不允许人们发表不同看法，也不让记者讲真话，只想保住自已永远在台上当老大的地位，不惜动用专政工具，把一大批异议人士投进监狱。建国以来文字狱不断，以至近日对刘晓波的拘捕起诉，都是这种情况的延续。所以中国根本不存在新闻自由，大慨只在六四前后才为记者提供了短暂的一点点自由，尔后又让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中国的记者也不是无冕之王，只是党与政府的吹鼓手，他们既设有自由的访问权，也设有自由的表达权，更设有文章发表的自主权与发表后免于恐惧的权力。我的切身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人们打开国内的报刊，基本上是千人一腔，虽有一些不同的杂音，但必须在赞同共产党的前提下存在，我把这叫做新闻一律。这样就用谎言掩盖了病态百出的社会矛盾，就堵住了民意民怨民情表达的渲泄口，就造成了社会动荡与形势不稳。近期不断发生的类似石首的群体性事件，已为下一步中国社会的走向，坦露了可怕的玄机与警示，然而，由于不存在新闻自由，理应敏锐代言的记者与媒体却对此集体失语。

我认为，没有新闻自由是记者的人身自由被政权绑架造成的。中共把所有的媒体都放在党的框架中生存，先给报刊杂志电视电台，设置一个级别，再给记者安排一个人身依附的角色，即级别与职称，二者又与薪水奖金，住房补贴，均紧紧地连在一起，这一切都需要严格考核，假如记者不按照党的要求唱颂歌，轻者降级，开除，重者拘捕，判刑，自然物质利益也一扫而光。所以，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都首先要生活，要结婚生子，养家糊囗，怎能不怕？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目前20多万记者大都甘当犬儒的主要原因。

由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还相当不错，中共又用暴力与谎言交替使用，打压媒体，十分有效，所以在短期内改变上述状况的可能性太小。假如不变革政治制度，只乞求共产党施恩，新闻自由不会从天而降，而变革成功又岂非一日之功？我认为最为有效的冲击力与推动力是网络与公民社会与基层的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它最有希望在漫漫长夜上，撕开一个口子，哪怕一点点，都会引爆民意，这将逼着共产党改变。

然而不论怎么变，新闻媒体与记者都将在社会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基于目前的情况，最为有效的是，尽快要求颁布一部《新闻法》，80年后期已有了一个蓝本，现在应当旧事重提，因为要求废除党禁报禁，一时尚无迹象，但要求《新闻法》却大有希望。这就给社会上的民主诉求与党内改革派对接提供了机会，找到一个切入点，不论这个《新闻法》多么不完善，颁布后多么形同虚设，但只要有了这个法，就有了新的依据，就能鼓舞记者行使自已的权力，就能为新闻自由找到一个新的支点，就能慢慢地再前进一步。在今年6月初干揶威举办的言论自由世界论坛上，我曾讲过这个问题，但包括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内，许多与会者都认为我的关于新闻自由的观点太温情，对共产党还抱有幻想。不是的，我认为他们离开中国已20多年，已严重地与国情脱节，比如你说解除报禁，自由办报，做为体制内的编辑记者，有几个人宁可丢掉饭碗赞同呢？但假如讲，要求出台《新闻法》，他们大都敢于举手赞成。这样一来，下一步就可以再讲内容，颁布了再讲执行，执行了再讲监督，这样小步快走，就会不断地推动中国进步，说不定还能见到奇迹发生。中国太大，政府的能力太强，共产党太专权，国民太能忍耐，所以争取新闻自由的路，不仅荆棘遍地，而且曲折漫长，所以要有策略。要循序渐进。要务实不要务虚。

今年初我摆脱了旧的噩梦，终于来到了自由民主的加拿大，我把两种社会制度加以比较，更加体会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加国移民及公民部长康尼亲口对我说，欢迎你成为加拿大公民，也欢迎你继续揭露加拿大的腐败……这当然有点开玩笑，但这件事说明，加拿大媒体与一切公民都有对官员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不是民主国家没有官员贪腐的问题，而是若有贪腐能否有效监督的机制的问题，至少加拿大绝对不会搞文字狱！当然，新闻自由也不能没有自律，做为一个记者，也不能编造假新闻，造谣诽谤他人，那样亦会吃官司，也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

因此新闻自由要实现，还需要有独立的司法体系相伴，或者说要有独立的法院法官能有效地保护记者，保障新闻自由，同时反过来亦约束记者的行为，保护公民的隐私权。现在中国的问题是，该保护的没人保护，该约束的设有约束，比如在一部分良心记者被抓捕的同时，另有利益熏心的记者大发横财，以至不断出现封口费的丑闻。总之，新闻自由的根子，在制度层面，要准确抓住，真正实现，谈何容易？然而，我们必须努力，绝对不能等待，只要努力了，就是不虚此生，就会使中国有新的好的变化！

2009 7 3于多伦多

“立正、稍息、齐步走、正步走、向左向右看齐！”这是成千上万大学生暑假军事训练的内容，他们主要是北京高等院校二年级的学生，内定参加中共组织的“十一”国庆六十周年奢华庆祝活动，其中重中之重就是阅兵式。校方已下达“不准放假”的命令，要求他们守口如瓶。

眼下还有两个多月的训练时间，阅兵队列方阵到底有哪些内容依然是一个谜.前十三次国庆大阅兵被中共定性为“扬国威军威，振民族精神，激爱国热情”，而即将开始的第十四次阅兵却异常低调，中国农业大学网站上不经意地公佈一项规定，“学生参加国庆队列方阵可以免考毛泽东思想概论”，很快被删除乾净.官方渠道丝毫没有这方面的解释，几乎所有打探这些消息的记者都吃了闭门羹。曾经在游行队伍中悄悄打出“小平你好”横幅的北京大学，这次却不知道如何回答记者的提问，拒绝回答；政法大学则直接称曰“目前还保密”。

大学生参加阅兵式已不是什么大新闻，江泽民时代的一九九九年大阅兵也有大学生参与，不过都需经过政治审查，查个祖宗三代。经批准的大学生参加者还给予伙食补贴、一套服装，还有加分奖励、奖状等等。相对而言，精神鼓励，远不如物质利益的诱惑更为直接。十年后，农业大学增加“免考毛泽东思想概论”内容，果然富有中国特色。本来，高校都设置有政治辅导员，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洗脑，可是洗来洗去，不如“免考毛泽东思想”更为直接，这样的秘密交易，结果还是说一套做一套，外骗人，内骗己。至於他们为什么不找大学三四年级的大学生呢？一是担心他们面临找工作的压力，政治审查上很难合格，谁也不敢保证不出乱子。二是他们不会安心牺牲一个暑假的时间进行军训。三是即将毕业，免考毛泽东思想激不起他们的兴趣。四是今年六百万大学生毕业需要找工作，政府很难承诺给他们找到工作，所以信不过他们。於是，躲在夹缝中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就成为阅兵大学生队列方阵的“中流砥柱”。

本来，中共执政已六十年，应该有执政的权威和公信力，可是到今天却处处陷入被动、见不得人，比如阅兵内容是秘密，幕后交易也是秘密，彷彿中共还处在地下党阶段。再者，不少学者呼籲，“大阅兵是集权和独裁政府锺爱的游戏，是一种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陋习”，但是当局不为所动，依然以“和平崛起”的名义宣扬武力。

前不久，博讯网记者在北京抓拍阅兵坦克夜间出动在大街上进行训练的照片，这坦克居然装扮成密封大货车样式，不料坦克下面的履带露馅了。阅兵本是已定下来的大事，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国民“躲猫猫”呢？为什么号称没有特殊利益的执政党害怕舆论的质疑呢？此前，正逢“七一”中共建立八十八周年纪念日之际，网宣部门竟下达秘密指令，将《胡锦涛强调积极推行党内民主》一文推置各大门户网站头版头条，同时加强评论管理。如果不强迫网站发稿，如果没有网络评论员这样的“五毛党”起哄跟帖，恐怕“党内民主”这样的宣传一会就被“躲猫猫”、“七十码”、“间谍门”的真相所淹没.七一期间，亿万网友关心的是香港大游行的消息，可宣传部却秘密规定“发现即删除”，真相永远与人民“躲猫猫”。

阅兵“躲猫猫”，可以验证中共执政到今天，“防民如防贼”，把自己推到与人民对立、与人民为敌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