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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新疆事件发生近一周，7月11日，中共当局终于公布死亡者中的民族构成：184人死亡，其中，汉人137名，维吾尔人46名，回族1名。但境外维族人组织坚称：维吾尔人死亡达500余人，其中，400余人死于乌鲁木齐，100余人死于喀什。

依照中共数字，死者多数为汉族人，可佐证所谓维族人“暴乱”、维族人“滥杀无辜”的官方指控。依照境外维吾尔组织说法，中共可能隐瞒维族人死亡人数，如果死者多数为维族人，必来自于中共开枪，证明中共制造大屠杀。

究竟哪一家数字更为可信？鉴于境外维族组织所获，为间接信息，暂且不予评论。对就地掌控新疆全局的中共当局，其数字与说词，究竟有多少可信度？

“7.5”事件发生次日，中共公布156人死亡，但对“死者主要是维族人”的指控不予回应。沉默近一周，即6天后，中共才发布死亡者的民族身份。这种拖延，本身令人生疑。既然有156具尸体，鉴定死者所属族类，何其难？况且，汉族人与维族人体貌肤色差距明显，仅甄别156名死者的族类，何须6天？

由中共当局提供的照片和录像，显示有人挥拳头，有人砸车窗，有人推翻车辆；并展示街上流血的受伤者、横卧的尸体。却没有任何镜头展示，攻击者与受害者同时存在的画面，比如，有人受伤或被打死的过程。当局有的是大量便衣、线民、街道居委会，而据知，早在去年奥运会前，当局就在乌鲁木齐街头安装大批摄像头，所有这些，竟都捕捉不到一个攻击镜头？面对惊人的死伤数字，究竟谁是攻击者？这无疑是新疆事件的重大疑点。

在公布184人死亡数字的同时，中共当局宣布：拨款1亿元，针对每名死者，发放其家属抚恤金20万，丧葬费1万元。死难者获得抚恤，理所当然。但如此高额的抚恤费，在中国同类事件中，毕竟罕见。中共此举，是急于安定民心？还是心虚理亏？

当局发布增高的死亡数字，同时，也发布增高的受伤数字：1680人。但却拒绝说明受伤者中的族类构成，究竟是汉族人多，还是维族人多？面对活着的受伤者，鉴别族裔，应更是轻而易举。说是民族冲突，同一事件，死者与伤者族类通常成正比例，以这次新疆事件而论，果如官方所言，死亡者中，汉族人占四分之三，那么，受伤者中，汉族人也应该占多数吧？何不公之于众？毕竟，活着的人会说话！

新疆事件一发生，当局立即封锁互联网、瘫痪电话电讯服务、全面控制舆论。一个多星期过去了，互联网依然中断，连新疆与外省市、新疆与外国的电话，都依然无法接通。即便依照现行中国法律（中共自订），破坏公共通讯，也属重大犯罪。在中国，其他省市的民众，几乎不清楚、甚至不知道新疆出了大事。少数关注者，也仅能从官方媒体上诸如“热比娅煽动新疆暴力”之类没头没脑的宣传中，略知一二。封锁，意味着隐瞒。

中共假意开放外国记者前往新疆，但处处设防、层层控制。前往新疆的境外记者披露：与中共官方媒体记者相比，境外媒体记者受到区别对待。许多地方，境外记者遭阻扰，无法进入，中共记者却畅行无阻；有境外记者拍照后，被武警勒令交出，中共记者却无此“经历”；有境外记者采访维族人，或拍到公安对维族人施暴，竟遭公安查扣、拘留，中共记者却无人享受这等“待遇”。

司马昭之心，中共之心，路人皆知。臂如一个家庭，出了流血大事，那个当家长的，却把住门，不让外面的人进去调查，也不让里面的人出来说话，竟强求外人相信他的一面之词，有人表示怀疑，这家长便假装生气道：为什么不谴责“暴徒”？—- 由他定义的“暴徒”。人们有理由怀疑，那是贼喊捉贼。

在北京，各律师事务所接到该市司法局“紧急通知”：“慎重接受”涉疆案件的委托代理，受理涉疆案件时，要“及时上报”，“主动接受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的监督、指导”。直接和赤裸裸地干预司法，本身就是重大违法行为，也再次构成欲盖弥彰的重大嫌疑。疑点重重，将一个“政府”的信誉击得粉碎。

另一重大疑点，是关于新疆第二大城市喀什。7月10日，中共当局突然下令：所有外国记者离开喀什。理由是“为了外国记者的安全”。但当地人说：在喀什，外国人并没有安全问题，因为维族人对他们很友善；反而是汉人有安全问题，因为维汉两族，正互相敌视。中共顾此失彼，是崇洋媚外？还是另有意图？

中共调集大军进入喀什，并由“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亲自坐镇。那么，在喀什，究竟发生了什么？境外维族人组织揭露，喀什100多名维族人遭中共屠杀，这种指控，难道仅仅是空穴来风？

“7.5”新疆事件，中共归咎于“境外势力”，即热比娅，及其领导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中共引用其电话窃听或电邮监控，所获得的热比娅的两句话：“要勇敢一点”、“要出点大事”，至多能证明，热比娅也鼓励新疆境内维吾尔人和平请愿，却无法证明热比娅与“7.5”暴力相关。

对同一事件，对立双方持不同说词，并不少见。现代社会，鉴定嫌疑的方法之一，是依据信用记录。臂如一家银行遇窃，警方到达现场，发现两人可疑，这两人却互相指控对方犯案，一时莫辨。如果警方调查信用，发现，其中一人，有屡屡犯案纪录，而另一人，是拥有正常信用的普通人。警方怀疑重点，自然落到前者头上。

“7.5”新疆屠杀事件，论情节，无外乎三种：维族人屠杀汉族人，汉族人屠杀维族人，中共屠杀维族人。哪种情节在先、哪种情节在后？那种情节为主、那种情节为次？大可依据信用记录判断：中共当政，以谎言和暴力为基础，鉴于其本性未改、面目依旧，没有理由认为，这个在北京“六四”事件中运用谎言和暴力、在两次西藏事件中运用谎言和暴力的政府，唯独在新疆事件中，就没有运用谎言和暴力。而且，一夜之间，就制造出如此惊人的伤亡，大概只有中共，那个占绝对优势、拥有压倒一切的武力和资源的庞大集团，才最有可能做得出。

当局隐瞒和扭曲真相，导致民间舆论分歧。在互联网上，那些支持政府、自称“爱国”的人，口气中，竟把维族人当外国人；那些批评政府、被咒骂为“叛国”的人，却把维族人当同胞。不经意地，就各自亮出本真：亲共者泄露其种族歧视、仇恨同胞、分裂国家的恶劣本质；反共者则流露其怜惜弱者、民族平等、华夏一家的爱国真心。

一

生活在当代，有一种特别的痛苦。信息太发达，有些事情不想看、不想听，但是办不到。有些一目了然的真相被人躲猫猫，看不下去。邓玉娇案就是如此。

这个案子简单明了，但凡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是非善恶，一清二楚。我不知道巴东警方有什么必要遮遮掩掩，揣着明白装糊涂。

邓贵大、黄德智何许人也？巴东县野三关镇招商办的基层干部而已，官儿不大，权力不小。邓黄之流除了任劳任怨为党工作，也忘乎所以吃喝嫖赌，外资也引，内需也拉，两不耽误。想必在某些官场这也是常有的事，大事办得好，小节不计较，没有什么大不了。否则就很难理解他们同事之间竟然毫不避讳，竟好意思三五成群趾高气扬集体买春。所以，他们还有另一个身份，在本案中，这几位官人的正式身份应该是嫖客才对——将吃喝嫖赌与日常工作紧密结合的职业化嫖客、有暴力倾向的非常规嫖客。结果，嫖而不成，变了强奸，正如有些盗贼，偷而不成，变成抢劫。

案发那一天本是周末，邓、黄诸小吏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陪老婆孩子一起休息。为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他们替当地重点项目福诚铁矿摆平了一桩土地纠纷（所谓“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是也）。失地农民作鸟兽散，富商矿主感激不尽，免不了要投桃报李，有所表示。这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于是接受吃请，大快朵颐。酒足饭饱之后，邓贵大、黄德智们淫兴勃发，集体决定去嫖娼。这是本案的第一个要点。

很显然，梦幻城是官员们常去的地方。“特殊服务”也罢，“异性洗浴服务”也罢，这两个妓界专业术语警方原不该采用，直接翻译成大白话就好。其实没什么差别，含义清晰，毫不隐晦，警方不至于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何必假扮天真，冒充童男子，好象对本镇官情嫖情一无所知似的，实在是弱智而且无聊。

邓玉娇何许人也？幼年丧父的农家女子、普通公民、打工妹而已，梦幻城的服务员。这梦幻城虽是色情泛滥之地，其日常业务却又分为两大部分，所谓“水疗区”是“特殊服务”——真抓实干的那种，而KTV等等，则或多或少仍属于正常娱乐。因此，梦幻城的女性服务员也就有两种类别、两种身份，一种是卖淫女子，另一种是良家妇女。很不幸，邓玉娇陷污泥而不染，属于后者。这是本案的第二个要点。

卖淫嫖娼是非法交易，不过，神州大地早已遍地开花。各地警方似乎也只能睁眼闭眼，毫无办法，更有明里扫黄、暗里护黄的，此中猫腻国人尽知，且不说了。虽然非法，但娼业毕竟是行之久远的古老行当，有既定的行规，有默守的契约，也不是可以随便乱来的。要买卖公平，你情我愿，价格公道，诚实守信，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法则，否则，这个行业也做不下去。强买强卖总归是不可以的，哪怕你是官员也不行，强买等同于强奸，强卖无异于抢劫。

然而，三位有着干部身份的嫖客却试图不讲规矩，遭到拒绝之后仍不死心，借酒装疯，仗势欺人，耍横动粗，用人民币打人（真有创意！），欲逼良为娼，强暴民女。所谓“按倒”也罢，“推坐”也罢，这两个非专业术语警方原本也不该采用，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差别。意思都是一样的：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本官坚决要买，谅你不能不卖。这是本案的第三个要点。

警方坚称“没有发生强奸”，这话很难理解。以暴力攻击拒绝卖淫的良家女子，难道不叫强奸倒是民事纠纷不成？强迫妇女提供特殊服务，总不至于是招商引资的正常公务吧？好在强奸未遂，但未遂却不是邓贵大、黄德智们的良心发现，而是水果刀的功劳。

邓玉娇身陷重围，脱身不得，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项选择：一是向有权有钱的强横嫖客认错赔罪，忍辱负重，被迫顺从，从此沦落为风尘女子。这样的话，事情也就湮没无闻了。二是誓死不从，或咬舌、撞墙、跳楼，以自我牺牲而全名节，这样的事情人们听得多，也快麻木了；或奋起自卫，以制服淫贼而保性命。这样的事情，还真的很少见。很庆幸，邓玉娇选择了第二项之第二款。好样的！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场景、人物、台词、道具，都似曾相识（只有人民币打脸属于原创）。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古往今来不乏烈女抗暴的事迹，古今故事，其实也都差不多。时间虽然流驶，对号入座亦无不可。简单的故事不需要复杂的解释，抑郁症、安眠药之类，当与本案无关。法律尽管模糊，但正义是鲜明的；官场或有浑浊，但民心与天意却是清澈的。

二

邓玉娇案成了沸沸扬扬的公共事件，多少让当地警方与党委、政府有些措手不及。以中国之大，类似的事件定必不止湖北有，定必不止这一起，大多湮没无闻了。我是从不相信“正义必胜”、“邪不压正”这套鬼话的。湮没了的正义，大概也就永远湮没了，若为正义而纠缠不休，人们没法正常生活。以此而论，邓玉娇其实很幸运。一夜成名，有舆论、网民一边倒的声援，她的命运必定比同样遭遇的湮没无闻者强出很多。

一个官员死了，死于平民女子之手，尽管死的不是地方，死得不太光彩，纯属自作自受，然而，官吏总要比平民厉害，历来如此，不容否认。我们已经看到，有些人很“讲政治”，正千方百计要给邓玉娇安上“故意杀人”的罪名。不过，迫于舆情，这些人也很“讲大局”，同时也在千方百计找台阶下，为重罪轻判预作铺垫。这不难理解：重于定罪，以安官心，邓贵大之类的官员想必不在少数；轻于惩罚，以顺民意，同情邓玉娇的群众实在是绝大多数。和谐之道，左右为难，用心良苦啊。

有人把邓玉娇与杨佳相提并论，就案件本身，这种类比是不妥当的。但案外的官民动向，确有诸多相似之处。我只提一点，警方对杨母与邓母的处置就异曲同工，简直有现存的套路。在案件敏感时间，杨母曾经“失踪”，而现在，警方却成了沉默着的邓母（和邓爷爷）的代言人。我没有说这不正常。是的，这并非不正常，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何况邓母本是本镇派出所的厨娘。比起北京来的律师，比起远在天边的网民，邓母更了解警方的实力和威力，或许，她也更相信“法律”、“正义”和“真理”掌握在有实力有威力的那一边。

这是奇怪的格局。不相干的网民、舆论一厢情愿将邓玉娇封为烈女、女侠，她的亲属却宁肯接受官方的“杀人”定性。网民们应该理解，邓家及其亲朋好友还得在当地生活，免不了还要与官场打交道，邓贵大死了，人脉还在，关系还有，而且张贵大、李贵大也还在，官官相护的硬道理是不能不顾的。冤家路窄，官场高深，官家已经死了人，怎能让人白死呢！

三

我有一个小小的发现，愿意呈现给有关当局，以作善意的提醒。

在湖北襄樊、湖南湘潭、四川大竹、浙江瑞安、贵州翁安诸地，曾经发生过同一个版本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在街道上或网络上）。事件大致是这样的：有一名青春美貌的妙龄女子（打工妹、或女教师、或女学生）忽然死去，坊间、网上或手机短信中传出可怕的消息，该女子是被某局长、某书记或某官家阔少轮奸或奸杀而死。消息不论真假，立刻引发义愤，但警方漫不经心，粗暴对待，草草结案，敷衍了事。于是民意汹涌，万众声讨，甚至人潮汇聚，烧楼砸车。有一个县级政府一度被群众攻陷了。

我的发现就是：当淫官（或衙内）、少女、性暴力、死亡等四个因素在某事件中同时出现，只要这事件得到有效的传播，十之八九会成为爆炸性的突发公共事件（远比城管打死摊贩、警察虐死嫌犯更具冲击力）。不仅如此，它往往还会立刻触发广泛的群众动员机制，激起广大“无直接利害关系”者的极大义愤，并极有可能迅速酿成大规模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注：此种情绪似乎还具有某种“普适性”，比如，驻外军队很少因为系统的错误军事行动而受到驻在国的群众抗议，却往往会因某桩孤立的奸杀少女案引起轩然大波。1946年，刚刚帮助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美军就因为一桩扑朔迷离的“强奸北大学生沈崇案”而声名狼藉，从此成为中国人民的死敌。）群众的义愤是可怕的，希望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者、处理者们能针对我这一发现有更加深入的钻研，以便有朝一日，真正做到将不稳定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消灭在萌芽状态”。

话再说回来。邓玉娇案与所举案例有所不同，本案死去的是淫官，活下来的是烈女，这一结果使人们久违的正义感略有慰藉。我的问题是：假如邓案最终的司法结局是死者间接向生者复仇，在客观上，这便是制度性地剥夺了弱女反抗淫官的权利，若如此，善良的人们又将作何感想呢？人们的义愤将如何排泄呢？

因为有这个小小的发现，我必须提出两项建设性的意见。我对我国大小官员们的建议是：当今世道，做官找小姐、包二奶早已易如反掌，既如此，就请高抬贵手放过良家妇女，在滥用权力之余，为了和谐社会，千万不要再滥用你们的下半身。

我对邓案办案机关的劝告是：事情已经闹大，亿万双眼睛正盯着你们，请抛开私心杂念，摆脱官场羁绊，暂且忘却邓玉娇不过是无权无势的平民女子（如果她是省长部长的女儿，会如何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争取把邓案办成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中央、对得起国务院、不惧怕舆论拷问、经得住民意检验的“铁案”吧。

2009-5-30

在战后日本政治的光谱中，小泉纯一郎绝对是一个异数。从他前脚退场，日本政治的马灯后脚就又狂转起来，至今仍远未落定这点亦可见一斑。这并不是说小泉其人有多神通，“后小泉”领导人多不靠谱，而是与新自由主义的式微有关。

小泉凭借其过人的“卡里斯玛”，精确、到位的政治议题设定，对电视媒体手段的娴熟驾驭，对传统的日式资本主义进行大刀阔斧的“构造改革”，引进市场机制，鼓励竞争。执政5年，列岛面貌“豹变”，从“一亿中流”的和谐社会蜕变为一个被称为“格差社会”的贫富落差触目惊心的社会。如果是富人手中的财富骤然增殖，使社会金字塔的塔尖越发高耸而产生的“格差”的话，另当别论；但现状是，社会贫困的扩大酿成所谓“下流社会”，且不无普遍化、长期化的危险，这便成了问题，也构成了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日本渐次退场的动因之一。传统意义上的日本型政府指导、管制自然是问题多多，已面临解体的命运，但以原教旨主义的市场原理为基轴的改革路线，难道真的就适合日本国情吗？国民对答案的不懈寻求，客观上注定了舆论的动荡和政治的“漂流”。除非找到解码的钥匙，否则“后小泉”时代的马灯确乎还不到停转的时候。

“泡沫经济”崩毁前的15年，日式资本主义备受推崇，被尊为“日本型福利社会”，连美国一流学者都在肉麻地追捧（著名者有哈佛学者傅高义的《Japan as No.1》）；三十年河东河西，泡沫破灭后的15年来，日本制度仿佛成了万恶之源，屡遭诟病。舆论的大起大落，带动了价值判断，某种程度上，也遮蔽了问题的本质。何为制度的比较优势，比较劣势又在哪，日人一时找不着北。

倒是随着西方国家在遭遇经济困境后的深度反思，某些深藏于日式资本主义表层之下的制度优势和潜在可能性被重新发掘出来，并开始被借鉴、发扬。譬如，在英国，鉴于劳资关系的紧张（所谓“Them and us”式对立），人们发现日企的雇佣关系中，有种倾向资劳双方共同致力于公司经营的、在西方称为“利益相关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的企业文化，颇利于全球化时代人才与技术的培养；而丰田公司首创的“零库存”制造，作为合理、高效、环保的生产方式，早已为欧美机械制造业所青睐并广为借鉴。

曾几何时，美国在里根、布什政权时期，英国在撒切尔、梅杰政权时期也曾大刀阔斧地实行过被认为“过激”的市场主义改革。为消除其负面影响，其后的克林顿政权和布莱尔政权，开始进行政策调整。但这种调整并非是回归福利国家，更不是对市场主义的偏执到底，而是兼取两者之长的所谓“第三条道路”：通过就业支援来保障所得，即把优先就业作为新的福利政策的课题。

“后小泉”时代的日本，从矫正小泉时期的政策性过激，扬弃其“负面遗产”的角度看，颇有效颦“第三条道路”之嫌，即摒弃市场主义中原教旨主义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继承传统日式资本主义中政府指导、管制的好的地方，兼容并蓄。不过出发点是不同的：因为日式资本主义从来不是欧美意义上的福利国家，而是大企业式雇佣传统（即基于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基础之上的所谓“日本式经营”）与地方雇佣维系（所谓“土建国家”）的混合体。但就通过就业支援来保障所得的、所谓就业优先的政策调整方向而言，某种意义上，日本早已实现。借用时兴的经济学表述的话，则不失为“积极的就业政策”。

如果说普遍就业是“第三条道路”所谋求的新福利政策目标的话，那么长期以来，在奉行“日本式经营”的大企业和“要想富，先修路”的地方建设业者的框架内，这点是被确保的。但不同于福利国家的是，由于逸出此框架之外的所得保障相对贫弱，即使就业被“确保”者，客观上也被限制在一个无形而固定的框架内，难以改变生活道路。想要换一个活法的话，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所谓“大企业，小社会”，此乃传统日本雇佣形态“超稳定”的主因之一。

小泉的“构造改革”及其余势基本打碎了日式资本主义的基盘，同时，也使传统社会的一潭死水动了起来。21世纪的日本向何处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统日式资本主义被打碎、进而实现政策调整之后，所谓“日本型生活保障”将以何种形态着陆。从政策设计者的初衷上说，它应该是一种适应全球化、信息化与老龄少子化时代特征的、更加开放的架构，使国民不问性别、年龄，均可超越传统的“一纸（雇佣契约）定终身”的一元关系，经得起职业选择上的试错、失败，相对弱化企业组织的存在而强化个人与社会的存在。如此出发点，尽管本质上仍然是融合了福利国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构造，但既不同于既往的日式资本主义，也不同于欧美的“第三条道路”，而是不无独创性的“第四条道路”。

优秀学子杨子立含冤系狱中国总理温家宝曾经告诉记者，古罗马皇帝奥勒留的《沉思录》，是他必备的一本“枕边书”。爱读书固然是一个好习惯，但爱读书的领导人未必就真正热爱真理与正义：因为更关键的是，要看此人喜欢读的是哪些书。暴君毛泽东就很爱读书，几乎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但他读的都是《资治通鉴》、《孙子兵法》、《三国》、《水浒》等等中国的古书，他从中汲取权谋术和厚黑学，用以巩固自己的统治、维持自己的权力。所以，毛泽东读书越多，中毒越深，给人民造成的苦难也越大。与毛泽东不同，温家宝对外透露的那些“必读书目”，大部分还都算是好书，比如这本奥勒留所着之《沉思录》。奥勒留既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又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哲学家，他虽然掌握着那个时代的最高权力，却并没有“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狂妄，而是谦卑地仰望星空，寻求宇宙理性和天道神意。那么，作为奥勒留的热爱者，温家宝从中寻觅到了哪些做人与治国的道理呢？

温家宝喜欢奥勒留的《沉思录》，当然比毛泽东喜欢《三国》、《水浒》大大地进步了。但是，除了奥勒留的《沉思录》之外，我还想向温家宝推荐另一本同名的着作，那便是杨子立所写的《沉思录》。杨子立是我所认识的八九年之后的北大毕业生中最优秀的一位。他在北大力学系学习的时候，便深受系主任甘子钊院士的器重。毕业之后，他在北京的一家外资企业工作，业余创办了“羊子的思想家园”网站，在网站上撰文讨论民生和民主等问题.二○○○年，他加入“新青年学会”，与几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讨论中国的现状与未来。二○○一年，“新青年学会”成员遭到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绑架，非法羁押数月之后，杨子立等四人被判处八年或十年的重刑。这一明显的冤案跨越了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其间获刑人上诉、证人翻供、家属申诉，经两级法院审理，且有张思之、莫少平等知名人权律师参与辩护，最后北京高院仍然维持原判。二○○九年，杨子立服满八年的刑期出狱，虽然饱经风霜，却依旧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在杨子立出狱前夕，他的文集《沉思录》由劳改基金会出版，算是送给重获自由的作者的一份弥足珍贵的礼物。

爱国家反成了“国家的敌人”

这本《沉思录》收入了杨子立从学生时代一直到狱中的前后十多年间所写的评论、书信、农村调查报告等文字，以及“新青年学会”一案的庭审记录、证人证词和家属反响等大量的原始资料。杨子立在北大学习的专业虽然是力学，但他好学深思，对时政与人文等领域有许多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他出身於河北贫苦农民家庭，靠着最高学府的硕士文凭，足以步入“中产阶级”的行列。本来可以安稳地过舒服日子，他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费深入农村作社会调查，撰文推动民主和自由理念，这些“傻事”连身边的许多亲人和朋友都不理解、不支持。更为严重的是，他由此陷入了巨大的危险之中。八十多年前，年轻的毛泽东没有任何顾虑地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轻的周恩来则自由自在地组织“觉悟社”，他们自豪地高唱“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而这种“自豪”其实得益於民国时代自由与宽松的社会氛围。谁也想不到，当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建立起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专制大帝国之后，“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的孩子们，便都被粗暴地剥夺了思考和言说的权利。即便是“爱国”，也是党要你爱的时候你才能爱，党不让你爱的时候你便不能爱──杨子立和他的朋友们偏偏要以自己的方式去爱国，要将自己所爱的国家建设成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於是，他们的厄运很快来临了，他们身不由己地成了“国家的敌人”。

自由主义的改革观

杨子立的学识和人品让人肃然起敬。他不迷信权威与名人，而只忠於真理。在这本书中，收入了他与潘维、韩毓海、王小东等学者的辩论文章。他以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全面把握和对中国现实的深入瞭解，推倒了这些学者所持的种种谬论，如“民主不适合中国”、“国际资本主义是中国灾难的根源”、“只有民族主义才能拯救中国”等。在杨子立这里，自由主义不是一种僵化的理论和思想，而是可以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运用的原则和方法。由此出发，他对解决中国当下的若干难题，如人口问题、农民问题、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企问题、统一问题等，提出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自由主义的改革观”。在我看来，这是全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官方高调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许多民间知识分子提出了“改革已死”的“盛世危言”。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从中国危机四伏的现实中得出的真实表述。那么，如何让改革之路柳暗花明、起死回生呢？杨子立的方案是：“自由主义的改革观从根本上说，是要达到公民充分享有各种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并用宪法规定下来，由民选政府实行之。”倘若中国当下的政治体制改革以这样的思路推展下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必可实现，党国领导人也不必整天像念紧箍咒一样念叨“稳定压倒一切”了。

冤案凶手难逃正义的审判

杨子立的思考和写作，没有任何功利的目标，仅仅是出於对这片土地以及生活於其上的多灾多难的同胞的爱。温家宝总理，你真该好好读一读杨子立的《沉思录》中的文字，感受一下这个农民的儿子对被苛政压弯了腰的农民的爱。他的爱与你的爱是否一样呢？只有你自己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届总理当中，温家宝也许是最深入基层、最走亲民路线的一位，但判断他究竟是出於本心还是作秀，看看他对杨子立的态度便一清二楚。温家宝总理，杨子立面对着身上烙有“农民”之烙印的父兄时的羞耻与惭愧，你的心中有吗？既然你喜欢引经据典，我愿意向你提出这样的建议：在若干公共场合，当你希望“以诗为证”的时候，与其引用两百年前郑板桥的诗句，不如引用今天杨子立的诗句。

我在这本书中读到了四名当事人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杨子立说：“如果我被判刑，是因为我所崇尚的自由、民主、公正、平等，那我很荣幸！”靳海科说：“记得一个有名的案件中，法官判政府败诉.有人问：『你判政府败诉，就不怕丢饭碗吗？』法官说：『难道我的饭碗比人民的利益、比国家法律的尊严、比我的良心还要重要吗？』我认为，真正对国家有威胁的不是这些关心国家的爱国青年，而是像四人帮那样践踏法律和公正的人。”张宏海说：“我们无罪。我们所说、所想的无非都是没失去良心的中国人都会说的。我们所做的是无愧於国家和人民的。我以加入新青年学会为荣.希望我们也能如彭德怀那样被平反。”徐伟说：“新青年学会无罪，其成员无罪。”最后，他们仍然被判有罪。让我们记住四个冤案制造者的名字：审判长金星、审判员张永忠、仁民宾，检察员张晓霞。当然，他们背后还有黑手，这些黑手终有被曝光於天下的那一天。这些冤案制造者们如此为自己辩解说：“我们审判人员和检察人员和你们不存在私人恩怨，都是在履行职务。”这样的辩解是苍白无力的。当年，纳粹集中营里的狱卒们，也声称他们只是在完成工作，他们与被残害者之间并无私人恩怨。但是，这样的解释能让他们心安理得吗？我想起了德国的小说及电影《朗读者》，那个曾经在纳粹集中营中当过看守的女主人公汉娜，最后仍然没有逃脱正义的审判。制造“新青年学会”冤案的凶手们，一样也逃脱不了正义的审判。

温家宝，历史给你赎罪的余地

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几十篇温和、理性并富於建设性的文章，却让一个年轻人付出了被关押在黑狱中八年的沉重代价.即便在狱中受到诸多限制，杨子立也没有忘记读书、思考和写作。他给妻子写信，大都是在讨论社会问题；他让妻子汇钱给他，不是要买食品，而是用於订阅报刊。可以设想，这八年的时间，如果用於软件设计，用於农村调查，用於理论研究，杨子立在每一个领域都可以作出让人刮目相看的成就。然而，他的翅膀被粗暴地折断了。温家宝总理，你既然喜欢读奥勒留的《沉思录》，你不会不记得奥勒留如下之忠告吧：“那明明知道真相而说谎的人便是渎神的可怜虫，因为他在欺骗他人的同时，也就对自己做了不义的丑行。……他把自己摆到了与真实冲突的位置。由於忽视了他生而具有的自然动力，他丧失了真理的标准，无从区分是非对错.”

温家宝总理，历史给你留下了赎罪的余地。你现在要做的事情便是：立即平反“新青年学会”这一冤案，严厉惩治那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的私欲而不惜制造冤案的安全局官员和公检法系统的人员.他们都是你的下属，他们知法犯法、为非作歹，你当然无法脱离干系.他们的罪过与你的罪过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你有责任代表你的政府，向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真诚道歉并给予国家的赔偿。唯有如此，你在任期内所流下的那些眼泪，才会被人民所纪念。

二○○九年六月二十日

在一个诗人的书桌上，我发现了这样一张照片：一个老头伛偻着腰，面色被风沙打得通红，背负一袋白色的重物，艰难地往山上行走。他两手粗糙、沉重地压在膝盖上，背绑的绳索由于太长而绕前胸几周。衣服褴褛，发黄的暖帽下是一双呆滞无神的眼睛。没有人知道，老人默默地爬行在山道上时心里想什么？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诗人只说他家在甘肃陇县，今年57岁，往山顶一个叫龙门洞的庙上送沙子，每趟只值一块钱！

这就是红旗下中国农民的生存处境：背负着饥谨的威胁，忍受着贪官的盘剥，在兵灾祸乱、水旱蝗害中苦苦煎熬的结果不过是收获着无数的歧视和嘲弄。今天，当我面对这样一张普通的黑白照片，良知的绞架高高竖立，我这样责问自己：比起这个背沙子的老人，我哪一样比他更高贵？凭什么忍受风霜冻馁、背负苛捐杂税的不是我而是他？城市里那些衣冠楚楚、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贵族老爷、小姐恶少们，究竟有什么资格嘲笑这些默不作声的劳动者？难道仅仅因为他出生在乡下，你出生在城里？但那不是他的错，错在他的父母，甚至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父母的父母。正像你养尊处优，与你自己的智能无关，只说明你的父母恰好是在一堆城市的棉絮里做爱罢了。

我们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浅薄的同情也不能使老头肩头的沉沙减轻，甚至连篇累牍的文章也不会使一个崇尚等级秩序的国家制度从此变得平等，但对一个崇尚自由、生命尊严的写作者来说，我有权说出我在享用粮食后的耻辱。托尔斯泰面对俄国农奴纤草般的生命，曾这样忏悔：“我们依仗自己的权利去享用人民的劳动而不承担任何义务，在制作精神食粮时完全忽视了我们的活动所应负的唯一使命”，“我们教会了他们什么，现在又教给他们什么呢？他们期待过几年、几十年、几百年…… 而我们总是在闲谈，互相指教，互相娱悦；而对于他们，我们甚至忘得一干二净！”鲁迅因为“一件小事”而将自己置于道德的拱架下烘烤，“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胡风在读完《生死场》后对农民的命运沉痛描述道：“糊糊涂涂地生存，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

然而，我们的当代作家却全然忘却了这一“守望麦田”的宝贵传统。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私人写作是什么？私人写作就是作家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露出温软的胴体，抚摸着波浪般的曲线、嘴里发出喑喑呜呜的声音记录。叶夫图申科在《提前撰写的自传》里，曾这样描述他的诗由漂亮的形式转向对底层苦难的直接介入。他说，他的第一本诗集《探索未来的人》出版后，受到报刊界的一致好评。但当他走进书店的时候，发现他的一排排诗集原封未动：

有一个小伙子翻看柜台上的诗集，突然也走到我的小册子跟前。我怀着一种希望愣住了。小伙子翻了翻书，然后叹了一口气，把书放在了大堆上。“不要”，他对女售货员说，“这些东西难道叫诗——是鼓声！”

这件事对他震动很大，从此他明白了：“真正的诗歌，绝不是一辆在封闭的圈子里奔驰的汽车，而是一辆‘救急’车，它奔驰的目的是为了救人”。然而我们的诗集被大众像垃圾一样抛弃时，却并没有使我们的诗人“感到震惊”，他们反而振振有词地责怪读者的素质低，然而他们什么时候问过自己，他们为什么要花血汗钱买一本与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干的“诗集”？

然而，当我们放眼北望、将目光投向那广袤深沉的俄罗斯文学，却顿然发现我们的“超脱”不过是自私的代称，我们的“解构”不过是无耻的变种，我们吃茶喝酒、种花养鸟的小品文不是温柔惇厚，而是阳痿早泄、阴肾两亏后的装腔作势。

在动荡的莫斯科、在阴霾四布的彼得格勒、在寒冷和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无数的农奴遭到屠戮，无数的作家被迫放逐，无数的作品被查封，无数的平民被监禁，但俄罗斯伟大的诗魂们没有一刻停止过跃动。他们的心在滴血，但从没有放弃抗争。大诗人谢甫琴科终生行走在乌克兰苦难的梦中，在伏尔加河上听完自学成才的小提手的演奏后写道：

感谢你，戴着农奴枷锁的帕格尼尼，感谢你，萍水相逢的朋友，高尚的人！你那把可爱的小提琴奏出了一颗受凌辱的农奴心灵的悲咽，它和千百万颗农奴心灵的悠长、忧郁而又深沉的悲咽汇合在一起……

勃洛克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恶魔般的抒情诗人”，他曾经用相当的篇幅赞美女人“尖尖的鞋后跟”，但正是这样一个带有“颓废”倾向的诗人，却满蘸浓酽的悲悯，写下如此激动人心的诗行：“在饥饿和痛苦的煎熬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什么时候庄稼才能抽穗/忍受屈辱的人民才能松一口气？”

俄国曾是我们的朋友，也是老师。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那片被苦难浸泡的土地、以及栖居其上的人们那泪痕浇透而抗争不息的心灵时，我们的良知是否会因共振而发生些微的颤动？当有一天，田野大片荒芜，地里不再长出稻草和禾苗，我们是否会为每一株庄稼的愤怒而接受良知的最后质问？

中国的语言文字号称是世界上最难以学习的知识之一，此话基本都是外国人在说，我们生长在这个文化环境当中，倒是一般没有这种感觉。但世事总有例外，浙江龙泉政府中，看来对我国文字的学习应用也是有所欠缺，以至于在发布文件的时候，创造性的做到了不该收的一定征收、该付钱的时候反而收钱的业绩。这到底是有所欠缺还是发扬了某种精神，连我等观众也有些说不好了。

事情是这样的：在国家征收农民土地之后，会留下一部分地供农民建房，因为政府留地的位置通常被规划在一个区域内，所以一般农户会选择在留地上联合建房。这就是“农民留地联建”。龙泉政府向这部分留地联建的农民征收的费用中，有一笔叫做“土地征用成本”的费用，还煞有介事的给出了收费依据：《浙江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22条至26条。结果记者一调查，这个依据是给农民补偿用的，到这里竟然成了收费的依据。该给的钱不给也就罢了，竟然能用补偿的条文来收费，大致上也算闻所未闻了。这也无怪此事被披露之时，有人惊呼为“最牛的公开抢劫”。

在龙泉政府的《关于龙泉市城区及工业重点乡镇农民联建房规费调整方案》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都举例说明的话，恐怕我们真的要开始怀疑自己受到的语文教育，是否与这些官员所受到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了。我把这份文件的精神总结了一下，其实只有九个字：抢钱、抢钱、抢更多的钱。

地方政府抢钱的事情很多，利用各种乱收费抢钱的就更多了，但大多数都是那种蒙面的抢劫，自己发文件自己抢，大致算是自我授权的自做自吃。之所以把这个事情拎出来评论一下，是因为这种抢劫的方式即使不算首创，但做到这么赤裸裸而振振有词，还是比较少见的，更显示出某种新的公开抢劫之动向。

我们知道，在一个社会里最重要的倒还不是政策的制定权，因为这种制定权无论在舆论还是在社会整体尚未尚未丧失基本标准的状态下，一般是不会太过分的。也就是说，无论某些当政者怎么热衷于抢劫社会，表面上都要制定一套看上去尚可的政策。

但很多时候要想达成抢劫的目的，掌握更多的政策解释权才是实惠的事情。您看，在这个事件当中，他们可以随意解释政策，并且拿出任何条文来支持自己的抢劫行为，哪怕是完全南辕北辙都不顾了。这就是政策解释权的威力。

某些机构具有这种颠倒黑白的能力无非是两个原因。其一，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要知道，无论什么政府文件都有很多更上级的文件作为依据，而这些东西是老百姓们看不到或者很难掌握其内涵的，这就与老百姓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我们常说“买的没有卖的精”就是这个道理，但公权力要是成了买卖，未免让人觉得很可怕。

另外一个原因自然是他们掌握着不可约束的权力，怎么说、哪怕是最终说漏了嘴也是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强词夺理的，比如说龙泉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龙泉市法制办主任郑向东就可以这么说：“这就要看怎么理解了”。怎么理解不取决于语文的水平而取决于权力的大小嘛，这个我们倒是都很理解的。

当然，在这里我也要夸奖他们一句，比之直接就明火持杖的抢劫，利用信息不对等以及解释权来抢，层次还是高了一些的，相当于从单纯的吃人肉到用刀叉文明的吃，进步还真不是一星半点呢。

数十年来，面对民主转型的呼声，官方一直坚持现在的制度，反对在中国实行分权制衡。

吴邦国委员长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几乎一字一顿地说：政治体制改革”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到了4月份，著名的《求是》杂志又发表了作者署名”秋石”、题为《中国为什么不能搞”三权分立”》的文章，为吴邦国的讲话作注脚。

这只是官方无数次表态中的一次。像过去一样，吴邦国的讲话和秋石的文章也没有什么新意。

2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一些政客、”宪法学家”就在论证为什么我国不能改行分权政体。”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有本质区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适合人民当家作主，适合国情”。

他们找到的依据无非就是这些，吴邦国和秋石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不过是在拾他们先辈的牙慧而已。

驳斥这些人的论据一点也不困难，因为它们要么明显建立在虚构的事实之上，要么逻辑混乱。

你只要提出几个问题就足够了。例如：我国存在人民代表大会吗？那些在人民大会堂集会的是人民代表吗？人民代表大会真是权力机关吗？是它还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共产党在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我们的制度与西方的有本质不同，不是分权的，所以就不应该分权吗？难道不正是因为它不是分权的，才要改成分权的吗？

不过，在这里，我想暂且阁下这些问题。对于明显不成立的”理由”，任何人都不会太感兴趣。陷在其中是不会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的。

我主要想揭示的是一个层次更高的问题，也就是分权制衡与共和制、共和国的关系。今天，我们应该清楚，官方一再坚决反对分权制衡，他们其实是反对在中国实行共和制，因为共和制必须是分权的。

共和政体的三个原则

那么，什么是共和国呢？许多人以为，从1910年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共和国了，因为自辛亥革命后，除了袁世凯称帝、宣统复辟的短暂时间外，我们再也没了皇上的职位。这其实是一种莫大的误解，拘泥于某个显赫职位的名号，而忽略了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

一个国家没有了叫”君主”、”皇上”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共和的。例如，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就不能叫共和国。同样，1000多年前凯撒统治下的罗马，也不是共和国。

另一方面，一个有”君主”、”皇上”的国家，也不一定不是共和的。例如，英国、西班牙、比利时、日本，等等。这些国家虽然有君主，但君主不是政府首脑，只是国家元首，没有实权，是虚君共和国。

共和制是与君主制相对的一种政体，但相对立的并不是君主的名号，而是君主制作为一种集权独裁政体。共和制有下列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 选举制，即政府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之上，由人民定期自由选举产生；

第二， 议会制，即议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对国家事务实施最后控制；

第三， 分权制，即政府权力由几个彼此独立、相互制约的机关掌握。政府权力按性质可以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所以，三权分立是现代共和制的普遍原则。

在上述三个原则中，任何一个不确立，共和制便没有建立；任何一个受到破坏，共和制便不复存在了。

共和制并不是现代的崭新发明。古希腊、罗马和意大利中世纪的一些城市都曾实行共和制。古代的共和制与今天的共和制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但它们彼此依然有着三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人民能够参政；第二，议会是最高立法机关；第三，国家权力由若干不同的部门分别执掌。

当凯撒将大权集于一身、元老院沦为附庸的时候，虽然他没有自称为皇帝，罗马共和国消失了。当墨索里尼总揽大权、议会沦落成一个履行表面批注手续的机关时，意大利共和国灭亡了。当希特勒攫取了最高权力、议会可有可无的时候，魏玛共和国不复存在了，第三帝国诞生了。

党治国不是共和国

官方反对在中国实行分权制衡的新政体，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因为这种政体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反对分权制衡其实就是反对共和政体，而我们的国家却叫共和国；说分权制衡不适合中国国情，也就是说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然而，我们的国家却叫”共和国”。

如果说分权制衡不适合中国国情，那么，这个国号也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应该取消。

官方反对在中国实行分权制衡的新政体，也不像他们声称的那样是因为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由于没有自由选举，我国其实并没有人民代表。那个被称为”人民代表大会”的机构，其构成70%是官僚。而且，它也不是什么”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只是履行表面上的批准手续的地方。所以，与会人员的一个重要工作是鼓掌。

不过，的确有一个集团在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我国政体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权力集中于一个政党–共产党。所有的国家机构，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都是这个政党的附属机构和执行工具。它的这种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地位，并不是每隔几年由人民的选票赋予的，而是60年前用枪杆子一劳永逸地取得的。它在名义上不是国家机构，却行使国家权力，并依靠国库供养。

从人类历史看，这是一种新专制，一种到了20世纪以后才出现的畸形政体。它的倡导者是德国人马克思，创立者是俄国人列宁，60年前被拷贝到中国。有人说，这种政体是法西斯的，这样说是不准确的。 因为这种制度在历史上的出现要早于法西斯主义，说起来应该是法西斯政权的导师。我把这种政体叫”党治国”。不过，称之为”党治国”也不太准确。因为它不是一党专制，而是兼有一党专制、个人专制与寡头专制的特点。

它在党的最高领导人权威不够的时候，会表现出一些寡头专制的特点。但从迄今为止的历史看，多数时候是以党的名义实行个人专制。

据《亚洲周刊》最近报道，今年3月，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披露说：”江泽民是在邓小平家里接班的，邓小平说：’毛（泽东）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

我们并不知道胡锦涛是谁家接的班，今天是否已经可以说了算。但是，不管是谁说了算，个人还是寡头集团，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人民并没有授权他们说了算，因为人民没有选举过他们。

还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集一党制、个人或寡头专权为一体的变态政体，是违反共和制的所有原则的。

官方坚决抵制分权制衡的共和原则，并不是因为分权制衡不适合国情或其他原因，而恰恰是因为分权制衡不适合这种一党制、个人或寡头专权融为一体的格局。

20年前，中国发生了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参与者们的诉求就是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而，政府不是用改革，而是用坦克和开花子弹答复了人们的要求。

人类历史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革命，比革命更多的是有关革命的故事与诠释。

严格说，除了现在的互联网以外，我没有亲历过传统意义上的任何革命。即使是那一场被人们称为“大革命”的反文化运动，我也因为年少只有懵懵懂懂的印象。整体而言，我所有关于革命的认识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所看过的一些书和电影。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官方对革命的叙述。这主要包括历史和政治的教科书以及小时候看过的一些革命题材的电影，整体印象是“革命就是打仗”，“坏蛋就是反革命”。

其次是上大学及工作以后陆续读到的一些经典书籍。比如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柏克的《法国大革命论》，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等等。

此外就是外国电影了。首屈一指的是前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察的《地下》（又译《没有天空的都市》），拉尔夫？费因斯主演的《盲者之国》，还有其他如《风吹稻浪》、《摩托车日记》等短剧。

当然，时至今日人们有关革命的印象还可以从一些文化品上找到。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格瓦拉。尽管这位被人亲切地称为“切”的男人生前曾经切下不少“反革命”的脑袋，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他在几十年后继续以革命偶像或者时代消费品流行。与此潮流对应的是，在这个以和平和发展为主流的年代，人们不断地诋毁并且厌倦了革命，“反革命”由此大行其道。无论是“反革命”，还是“告别革命”，其背后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对革命及其源流的清算。

最后的诊断结果往往是，革命是一种传染病，病源在法国，而罪魁祸首是卢梭。仿佛革命是这个多愁善感的疯子在他的政治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科学怪人，当弗兰克斯坦跑到大街上杀了人，卢梭必须对此负责，至少在道义上脱不了干系。

对于这种单方面的清算，国外也有许多学者并不认同，其中最有力的回击者当属法国著名思想家弗朗索瓦？傅勒。他在《思考法国大革命》里重新评价了二百年来史学界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阐释，不仅以其深厚的实证研究论述了时代变迁对对法国革命的评价的微妙影响，而且摈弃了从意识形态角度对法国大革命所采取的全盘否定或肯定态度。

而我印象中另一位最旗帜鲜明地“为革命辩护”的学者是哈佛燕京学社的黄万盛先生。黄先生与巴黎颇有渊源，2007年10月，我在巴黎与他相遇并且一起聊到了他《革命不是原罪》那篇雄文，其时他的新书《革命不是原罪》刚刚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谈到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批判，黄万盛显得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些人夸大了英美的民主政治与法国革命的政治理想之间的区别，把英美民主当作现代典范，忽视法国革命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大规模革命的本土原因远大于外来思想的影响，假如法国革命的思想传到俄国，就出现了俄国革命，传到了中国，就出了中国革命，那这思想就成了点石成金的法宝了。这种做法的危险在于很容易误导历史研究，把经验教训推诿到外部原因，反而影响了对一些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

在黄先生看来，卢梭对历史的真正贡献是确立了“公意”，而法国大革命则使政治权力从王室的深墙后院走到了人民中间。人民成为政治权力唯一的源泉，这一民主政治的实质，也是法国革命最重大的贡献，而这不是英国。英国不仅在克伦威尔时代没有理解权力来自人民，克伦威尔眼中的人民只是特殊身份的教民，他甚至仅仅因为教派的不同，拒绝天主教徒参加对王权的讨伐。

在《革命不是原罪》一书中，作者对当代中国人弃绝“革命”抱以同情之理解。在经过了以革命的名义进行了那么多与革命许诺截然相反的惨痛历程之后，急于摆脱革命的魔咒，告别革命的图腾，是能够接受的心情。每个人都应该谴责雅各宾派以革命的名义枉杀无辜的暴行时，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时可以用道德主义的立场来审判革命，消解革命所拥有的合理性。

卢梭是不是该为革命的恶果背书？不得不承认，这种清算或多或少有“株连”的意味。无疑，卢梭的思想对法国大革命有影响，但这并不意味他应该对此负责。波尔？布特当年在法国是《人道报》的忠实读者，但是当他回到柬埔寨后杀人如麻，谁能说《人道报》应该为此负责呢？同样，一个人在餐馆喝了几杯酒后跑到街上去杀人，谁又能说这个酒馆满是原罪？

我曾经说，强奸民意是最高境界的色情。或许，革命被视为一种原罪和基督文明中将性交视为原罪有着同样的荒谬成分。显然，革命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人民的强制与对公意的践踏，正如性交并不必然意味着邪恶。真正的原罪，是深藏人心中的蠢蠢欲动的强奸的欲望，而且很多时候，有人真的将头顶上的乌托邦变成了摆荡在胯下的武器，就那样去干了。

由于时滞，通货膨胀尚未成为现实，于是，除了那些失业和在失业边缘的人群，普通人并未察觉到上述矛盾现象的危险，这也麻痹了大多数人对未来的不良预期，所谓V形还是U形反转的乐观，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之上。

包括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罗奇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明白了当下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那就是通过大举投资于基础设施以换取时间，并期待全球经济的复苏为中国重新带来庞大的外部需求。为此，中国启动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并采取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以试图维持住经济景气，并期待着好消息的来临。

但是，尽管全球经济确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却很少有人相信庞大的外部需求会再度出现——— 一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说明：美国储蓄率在2009年5月达到了6.9%，创1993年以来最高。因此，即使包括美国在内的经济真的开始复苏，此前数年间爆发性增长的外部需求，也是不可能再现的了。

这一前景是如此简单和容易理解，因此，很有可能早就悄悄转化成了现实选择的一部分，有感于产业前景的黯淡，部分外向型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不得不选择收缩乃至关闭，并将抽出的资金用于购买房地产等用于保值。而在另一个方面，经济刺激计划下的宽松信贷带来了巨大的流动性，绝大部分流向了大型国有企业，由于此前积累的过剩产能和不明确的经济走向使得实业投资前景叵测，于是，大量的资金流入股票市场或投资于房地产也就变得可以理解，时隔一年多以后再度频繁出现地王，就是这一效应的明证，中化兴业不过是房地产行业的新军，却敢于以42亿高价拿下北京广渠门15号地块，凭借的正是目前经济政策下，中央企业独有的资金优势。

在笔者的理解，当下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其实是产业前景普遍黯淡和通货膨胀预期共同作用的产物，而非整体经济向好的表征。前半年让人瞠目结舌的放量信贷，已逐步将通货膨胀的预期根植于人们心中，让投资的需求得到了相当的放大，于是，负负得正的数学法则，在经济运行中也可以成立，看似荒谬，却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而在笔者看来，这还可能仅仅是个开始，随着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将进一步吸引举步维艰的中小企业的资金流入，而资金的进一步流入，又会进一步推高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并在供应一端吸引更多的投资，前者将进一步加深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困境；而后者则会继续助长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并将节节收复股票指数失地。于是，一方面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私营部门的继续萎缩，一方面则是有着资金获取和垄断地位的国有部门的狂欢，这样一半火焰、一半海水的中国经济，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我看来毋宁说更像是一个连体婴儿。

在这样的结构下面，高涨的投资和低迷的内需从来都是联袂而至，保持这一连体生命体存活的，也就是外部需求为后盾的经济高速增长，而在失去了这一前提之后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宽松货币政策，就更像是一针兴奋剂，而非救命药，因为其作用不仅不是均匀地作用于全体，而更可能是加速了从此到彼的抽吸的速度。而危险则在于，将一个婴儿的血抽入另一个婴儿的体内，而且是将相对衰弱的婴儿的血抽入到相对健壮的婴儿体中，那么，这样一对连体婴儿所共有的生命延续，其实就已经进入了一个危险的轨道。

由于时滞，通货膨胀尚未成为现实，于是，除了那些失业和在失业边缘的人群，普通人并未察觉到上述矛盾现象的危险，这也麻痹了大多数人对未来的不良预期，所谓V形还是U形反转的乐观，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之上。但是，只要继续维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会由预期变为现实，由于大半的中国就业来自于私营部门，而这一部门在目前并无可能提供持续的收入增长，那么，当通货膨胀终于来临时，将有无数的人感受到其中的痛苦，而如此痛苦所带来的效应，或许将超出经济之外，在我看来，观察今日的中国经济现象，尤其应该警惕的，倒是这样前景的可能，而非心存侥幸地期待好消息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