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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从意大利G8峰会的会场回国，旋即做出了解散众院的决策。至此，7月21日解散众院、8月18日选举公示、8月30日大选的政治“路线图”，好歹算是出台了。

这是一份难产已久、姗姗来迟的“路线图”。自民党人的最初如意算盘是：麻生当选上台，立马解散众院，举行大选；然后以高人气的麻生为选举“看板”，一举赢得大选后，再一劳永逸地以麻生连任内阁的政权凝聚力和民意支持，从容启动、推进一系列深层的、长期性的内政政策，以抵御民主党的政权更替冲动。然而时运不济，“麻生丸”刚起航便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日本经济率先呈现萧条信号；加上朝鲜导弹发射和核试验等外部“考验”，其内阁支持率一路走低，最低时甚至不足一成，被国民奚落为“超低空飞行”。在这种情况下，计划中的众院解散变得越来越不现实。在极低民意支持率下，贸然解散众院无异于鼓励选民给民主党投票。如此一边寄望于支持率的“反弹”，一边等待解散的时机，等来等去，结果，支持率不复麻生上台之初的高点，目前的支持率仅为19.7%.以不足两成的支持率解散众院举行大选，刷新了战后自民党“危险驾驶”纪录。

风起于青萍之末。在自民党内部，尤其是少壮精英层，对麻生的批判不绝于耳，有些人干脆挑明了在大选前先举行党总裁选举——为党“换脸”的主张，公然“倒麻”。状况如此，麻生越发焦虑起来，一度萌生了7月14日解散众院的念想，并私下与党内大佬、前首相森喜朗做了沟通。其背后，以一己之手尽早解散众院，旋即举行大选，力求反守为攻，争取主动，以封杀党内“倒麻”策动，避免自民党分裂的良苦用心昭然若揭。

但是，随后传来的东京都议会选举结果，却让麻生的“提前解散论”失去了现实性。继名古屋、埼玉、千叶、奈良等地方城市的市长选举及静冈县知事选举的胜利之后，于7月12日开票的东京都议会选举，民主党再次获胜，从35个席位上升至54个席位，首次跃居东京都议会第一大党。自民党惨败，仅取得38个席位，加上略有微升的公明党，也未能达到过半的最低目标（64席）。东京都历来被看成是保守政治的大本营，被称为自民党的“牙城”，代表自民党右翼鹰派势力的石原慎太郎已连任了三届都知事（相当于市长）。在这个自民党苦心孤诣、勉力支撑半个多世纪的“牙城”大败，无疑标志着日本政治风土的逆转。

尽管麻生自我安慰说都议会选举毕竟是地方选举，“与国政无直接关系”，试图以此来为自己的执政辩护。但在投票结果的现实面前，这种辩护是乏力的。无奈之下，自民党再次紧急“调整”，解散日程从7月14日变更为21日，应视为麻生对党内“倒麻派”的妥协。

与此同时，7月13日，民主党、共产党、社民党和国民新党等在野党分别向众参两院提交了对麻生内阁的不信任决议案和首相问责决议案。其中，前者在翌日的众院全体会议上被否决，因为众院掌控在执政联盟的手中；但如无意外的话，问责决议案将会在民主党执牛耳的参院全体大会上获得通过。目前，在野党已联手结成攻守同盟，准备在问责决议通过后拒绝任何形式的国会审议，与执政党展开正面对决。

无论对麻生，还是对自民党来说，在如此敏感的关头，被迫解散众院，问信于民，委实是一场灾难。近一年来，小心翼翼穿行于金融危机的危险水域的“麻生丸”，这次保不齐会触礁，成为“泰坦尼克号”。

但另一方面，自民党的对手民主党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客观地说，民主党的胜利不是因为它干得好，而是由于自民党干得太烂。作为从未有过执政经验的保守在野党，民主党除了一颗要实现政权更替的野心显得生机勃勃外，在其他问题上均流于含混、暧昧，缺乏展开。国民所担心的，不仅是其政策本身好和坏，而且是其政策执行能力的问题。而所有这一切，还都是未知数。

尽管从此番都议会选举所呈露的态势及其背后的国民人心向背的机理上来看，自民党的确是凶多吉少。但就国民所期待的理想、清明的政治而言，则远非“政权更替”本身所能涵盖得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政治有可能进入一个空前的混沌期。

近年来，群体性暴力事件有增无减。今年发生在湖北石首、江西南康等地的大规模群体暴力事件尤为引人关注。

这些事件起因并不复杂，但最终演变为群体暴力，不得不动用大批警力平息事态，其政治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实在太高了。

政府官员处于行政、执法第一线，他的管理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与民众发生矛盾冲突在所难免。问题是一元化体制把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机关统统绑在一辆战车上，对于民众反映十分强烈的问题（特别是土地、拆迁事件），往往是党委不出面，政府不解决，媒体不报道，法院不受理，人大不关注。听任怨恨发酵，致使小事拖成大事，个人诉求演化为群体事件。

问题还在于，当下官商勾结比比皆是，利益错综复杂。一个官员公正解决矛盾，难免得罪其它同僚。作为荣辱与共的成员，谁也不愿为民众冒此风险。所以他们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民间早已认定，事情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瓮安、孟连、陇南等恶性群体事件的发生、发展及解决的过程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付出如此之高的成本解决社会矛盾，官方民间都难以承受的。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制度化改进的倾向——恐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它意味着类似悲剧还会继续上演。

发生群体暴力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当地官民之间积累了太多矛盾，存在着强烈对立情绪。但这些矛盾从量变到质变并非瞬间发作，更非不可避免。事实上，在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机会化解矛盾，防止和避免冲突升级。即使在冲突爆发临界点，只要当地有威望的人出面居中调停，事态并非无法控制。

其实，我国早有这样的制度安排，当初设立人大制度，就是让人大代表作为公民意见领袖，表达民众呼声，批评并监督政府改进工作，协调两者之间关系，实现良性互动。

那么，为什么群体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却从未见到人大代表出面平息事端呢？

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人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首先是人员构成出了问题。如今的人大代表中，政府官员和企事业单位成员占70%以上，其它成员往往是劳模和所谓纳税大户。这些人要么是被监督对象，要么是没嘴葫芦，要么只代表自己利益说话。遇到重大社会问题，听不到他们发表公正主张，看不到他们的公德和公信力，关键时刻他们有什么资格站出来说话？公众凭什么信任他？

其次是人大代表产生方式异化。长期以来，人大代表名单都由组织部门确定。在党委的统一部署下，基本杜绝了竞争选举，各种资源只能保证组织提名人士高票当选。这样的选举制度使大量“三不”候选人（不和选民见面，不征求选民意见，不向选民作出承诺）堂而皇之地成为人大代表。权力的天性是向授权者负责，由官方指定的人大代表自然成了官方的附庸。

正因为如此，各级人大对官方工作没有正常的监督、考核、评价，对于官员违法、违规滥用权力行为很少提出批评，更不敢代表民众公开站出来说话。

这样的人大以及人大代表不能防止矛盾，不能解决矛盾，不需要体察民意，怎么可能承担调解官民冲突的重大使命。

中国大陆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切割、利益分配不公现象经常发生。由于制度改革滞后，矛盾冲突很容易激化。迫切需要有公信力的人大代表站到前台，协调各方关系，主持公道。防止因小疾酿成大患，造成难以预测的恶果。

群体性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根源在于公民无法监督地方官员，其具体表现是人大代表未能行使监督职责。要想让人大代表胜任新的角色，就要改变现行人大代表选举制度。让全体公民自由竞选人大代表，让广大选民根据候选人竞争表现做出自主抉择。

这样产生的人大人大代表才会赢得民心，才可能认真履行代表职责。人大代表称职了，许多问题就会消弥于萌芽状态。即使出现突发问题，由他们出面，冲突也容易化解。这是世界文明国度的通行作法，这也是文明国度和谐稳定的制度根源，完全可以为我们借鉴。

不从制度上加以改革，一味就事论事，只解决眼前问题，更多群体性暴力事件必定接踵而至。

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关注着遥远故国北疆最近一星期以来发生的不幸事件。事件刚发生时，苦于资讯的不足，我无法了解全面的真相，但官方公布的多达上百名的死难者和上千名伤者的伤亡数字令人震惊！如此高的伤亡表明，在新疆发生了极其严重、惨烈的非常事件！我尽可能地联系国内的朋友，并通过他们联系其在新疆的亲友尝试了解真相。

随着事发地信息的逐步传出，包括海外传媒深入当地的采访报道，7月5日晚发生于乌鲁木齐街头令人惊骇、心碎的一幕幕惨景正逐渐大白于天下。据新华社10日发布的最新消息，事件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84人，伤者千余，另有多人自7月5日以来与亲友失去联系。当地的电台令人揪心地一遍遍播放着失踪者的名单和寻亲者的电话号码。逾百名的失踪者意味着死亡人数有可能继续上升–但愿这不是事实！死者多数是汉族平民，少部分是维族和回族等民众，有小商贩、建筑工人，也有临时来疆的游客，他们大多是些老实本分、与世无争的普通劳动者，多数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在路上遭遇突然的袭击遇害，暴徒行凶的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死者多数被利刃砍杀或被钝器击中头部，有被砍去四肢，甚至有被斩首，来自河南的一家4口被活活烧死在自家的粮油店里。

香港《明报》采访的维族受伤者向记者叙述：当时行凶歹徒已处于疯狂状态，几乎见人就打，不分民族成分。这位维族伤者事发当日晚8点半左右外出返家途中，经过乌鲁木齐新华南路二道桥附近，被7、8名维族青年用多块石头击中面部，他用维语高喊”不要打”，但无人理会，他一度被打昏迷，后勉强返家，但伤势愈来愈重，被家人送往自治区人民医院救治。这位58岁的维族男子被打得伤及脑部神经，左眼面临有可能失明，左前门牙松动。

愈来愈多的事实表明，这是一起有准备的、针对无辜平民发起的恐怖暴力袭击事件。我必须对残忍杀害无辜平民的恐怖暴力犯罪分子表达最强烈的谴责！谴责这起挑战人类基本道义良知、法制与人权的丧失人伦底线的反人类罪行，谴责剥夺无辜民众生命财产的行凶暴徒和制造这起恶性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并支持中国政府为阻止事态蔓延和恢复秩序所采取的必要的、合乎法律的措施。恐怖主义是全球人类共同面临的灾难，其本质特征是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或发泄对社会不满，针对无辜平民使用暴力残酷致死，造成心理威胁引起普遍恐惧，从而镇慑人们屈从其意志。恐怖分子通常被狂热的宗教极端情绪和非理性的仇恨所煽动、控制，他们无视人类文明长期发展形成的共同的道义底线，极端蔑视人权与个体生命尊严，其暴戾、血腥与残忍，与民主、自由丝毫不兼容。伤害无辜平民的暴力行径，会使自己原本可能具有合理性的诉求彻底丧失道义性与合法性。

在这起令人悲伤的不幸事件中，通过媒体报道我也看到众多维族民众的善良和勇毅，他们在骚乱中挺身而出，不顾自身危险地救助汉族等受害同胞，避免了更大的伤亡。新疆大学退休职工艾白都拉.阿不都瓦衣提勇敢地救助两名汉族青年，收留他们在自己家里躲过劫难；护送内地新疆高中班学生回家乡度假的上海南汇中学教师赵敏东和他的妻子也在多名维族群众出手相救下脱险。我们有理由相信，行凶的极少数丧失人性的暴徒，不但是汉、回等族受害同胞的敌人，也是绝大多数善良的、热爱和平的维族同胞的敌人。维汉与其他生活在新疆广袤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是兄弟手足，珍爱我们共同的家园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应也绝不能将对暴徒的一腔义愤，转嫁到善良无辜的广大维族兄弟身上。我们看到，巴勒斯坦、车臣等地区民族冲突不断，卢旺达、苏丹达尔富尔的民族仇杀更是触目惊心，惨绝人寰！历史的教训令人深刻警醒，民族仇恨的潘多拉魔盒一旦开启，非但维、汉两族，包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哈萨克、回、蒙各族人民都将万劫不复！恐怖主义是维汉各族人民共同的敌人，它威胁的是每一个人基本的人身安全，并将我们推向彼此猜忌、互为敌视、人人自危的悲惨境地。在这样一个令人悲伤的艰难时刻，我们需要用爱和宽容、理解和尊重来抚平伤痛，消弭仇恨，相互扶持，携手挫败少数极端分子的恐怖暴力活动和妄图挑起民族仇杀的罪恶阴谋。

鉴于发生如此令人悲痛的灾难性事件，冤魂未得安息，人民伤痛未复，值此非常时期，我呼吁中国执政当局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以人民福祉为重，取消原定举行的建国60周年庆典活动，立即停止庆典活动相关的准备工作，将原定用于庆典的经费预算用来赔偿在”七五事件”和广东韶关事件中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无辜受害者。我也呼吁有关当局进一步开放新闻自由，允许充分的自由采访和报道，为全球关注此次事件的人们提供多视角的详尽的报道，尽可能地还原真相–既包括新疆”七五事件”的真相，也包括此前韶关”六二六事件”的真相。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而没有真相就没有宽恕与和解的前提。我也期待着有关当局能够严格依照法律将肇事暴徒绳之以法，并善意提醒当局在追究犯罪分子法律责任的过程中，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充分保障被拘捕者依法享有的辩护等各项权利，切不可搞扩大化任意株连无辜，不可以超越法律的”严打”方式”从重从快”，唯有建立起司法公信与基本的社会正义，方能告慰死者亡灵，让生者享有免于恐惧的安全生活空间，避免未来重蹈覆辙发生更多的流血惨祸。然而，”七五事件”发生以后，北京警方却迅即拘捕了维吾尔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维吾尔在线”网站创办人伊力哈木·图赫提，此举令我十分费解并深怀不安！据北京了解伊力哈木的朋友介绍，他是一位理性、温和的维吾尔学者，反对并厌恶暴力，多年来致力于维汉民族的沟通、了解与未来和平发展之道的探索研究，这样理性、温和的维族知识分子，实为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维汉民族沟通与达成谅解的不可或缺的桥梁、纽带，当局拘捕这样的知识分子，岂非自断肱股，堵塞沟通之渠，难道要为极端势力与恐怖分子主动创造市场？

倘若当局尚存足够的理性，就应迅速开启与维族民间温和派沟通、对话之门，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之上，求同存异达成妥协与谅解，并深刻反省检讨多年来执政之得失，纠正不合理的民族政策，尊重各族人民的天赋权利，唯此方能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极端势力，让一小撮恐怖分子无处容身，以消除未来再度爆发激烈冲突的隐患，让和平、民主与法治之光最终照耀这片饱经沧桑和历经磨难的土地，让热爱和平的各族同胞能拥有一个安宁、祥和与美好的未来。

2009年7月11日于斯德哥尔摩

〇

你这三月的韶华啊！
让我告诉你
自由
是低声悲鸣的风暴。
你我鸿蒙未开之初，
便在原野上徘徊。

我从小就向往无尽，并认为那是生命的终极意义。有一天，当我死去无数次之后，也许能够得到接近它的机会。不过那还很遥远，所谓”不知生，焉知死”，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生活本身高于一切。

父亲给我起名叫”小戎”，但他从未向我解释过其中的寄托。我只好自己去理解：一种强硬的生活态度，并时时谨慎对待这种强硬。要追溯我的家世，很难找到值得夸耀的东西。无论是在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亲戚中，寻遍所有的记忆和家谱，都找不出一个阔人、贵人或者名人。当然非要穷根问底的话，我可以自称是”越王勾践苗裔”。我讨厌勾践，那是个残忍的野心家和奸诈阴谋家，并且非常厚颜无耻。更何况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年代追溯得足够远，都可以找出无数名头比勾践响亮多倍的先人，来给自己脸上贴金子。

再往上推的话，我甚至可以攀夏禹做祖宗，他也许比勾践好一些。不过我非常怀疑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真实性，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说明他是个非常没心肝的人。他的妻儿日夜牵肠挂肚，而他却无动于衷。于是我只能这样推测：夏禹身边肯定不缺少小蜜，他所谓的”治水”，实际上是在打着公家的旗号一路逍遥快活，早把家里的黄脸婆忘得一干二净。想想今天的一切，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小到县委书记，大到总书记，都喜欢拿着工具，戴上安全帽之类的东西，”深入生产第一线”。摆完POSE之后，立马投入花天酒地的”革命生涯”中。接着马屁文人们一拥而上，照着这个POSE穷尽一切吹捧之能事大肆宣扬。不过怀疑归怀疑，还是要说句公道话，无论如何，夏禹也无法和现在的一个乡党委书记相比，这毫无疑问，所以犯不着把他放在心上。

我生于云南边陲一个偏僻的小镇上，尽管大城市的人们会认为我出身贫寒，但和我同龄的许多小孩，仍旧将到过这个小镇视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我是一个吃居民粮的，那些小孩有时骂我，说是我走过的地方，连草都不会长。原因是我吃居民粮。我无法理解，因为我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坏人，至少没有坏到那种地步，并且我根本想不通这和吃居民粮究竟有什么关系？多年以后，吃居民粮的岁月早已一去不返，我才知道，原来我一出生，就已经属于了另外一个阶层。这种身份的得来，仅仅是因为我的投胎与他们不同。在那些鸿蒙渐开的年头里，我偶然间会问自己：”你究竟凭什么，能享受那种特权，那种八亿人无法享受到特权？”如今，我为自己不再属于特权阶层而高兴，尽管这种所谓的特权在很多人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农民看来，那是在生生剥夺着他们的血汗。这特权并没有给我带来幸福，我却因这特权，被排除在八亿人之外，为此我感到孤独。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在我幼小心灵深处，没有那个罪恶时代所刻下的烙印。我和哥哥一起长大，直到完全成年之后，回想起儿时情景，才知道他一直都在尽心照顾和呵护我。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总是说：”我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其实他所经历的毛时代，也不过短短五个月而已。我对毛时代唯一的感受，是在四岁那年，父母所在的学校会议室里，放着一个毛泽东半身塑像，大约二尺高，塑料或者什么有机材料做的。有一天我在玩耍时，把那塑像骑在胯下。正当口，我的母亲路过，她忽然冲进来，发疯一样将我一把抱起，然后一路往家跑。我依稀记得母亲苍白的面色和惊惧的眼神，她一边没命地跑，一边四下张望，喘息很重，却不均匀，那并不是惯常所熟悉的，温热而湿润的母亲气息。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恐惧，这恐惧来自一个白色塑像，尽管那塑像的主人早在几年前便已见了阎王。那一刻似乎将这一生的道路凝固，我定是一个为别离而生的人。请不要忧愁，别离意味着相逢，甚至是重逢。

一

在这遥远北国，
我梦见你窗前降下露珠。
群芳竞开的日子，
隔着孤寂
我们遥相守望。
等待吧，等待……
何时，我才能白发苍苍？

我们的岁月悠长、隽咏，当然这必须站在轮回的角度，如同草木枯荣。四月，我到福州去，南方的春天来得很早，雨水亦接踵而至。清晨，我在大客车上揉开双眼，外面正春雨蒙蒙。和我一样没有伞的人，只有一位中年女士，不过我没有她那样的耐心，要等到雨空。我决定冒雨到街上去，那雨滴很清凉。这是我唯一一次到福州，前来拜访林信抒先生，我拜访过很多人，最纯粹的私人拜访。可是政保处的警察说我是在”跑反革命串联”，我想要辩解时，他们便鼻子一哼：”这算得了什么，以前还有反革命强奸罪和反革命偷牛罪……！”后来我渐渐明白，在政治警察面前为自己辩解，实在愚蠢透顶。如果你问我最迫切的心愿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让政治警察滚远点！

五点钟，天已经大亮，街上并没有多少行人车辆，尘埃亦被雨滴弹压，心神清爽。但是雨正在越下越大，渐渐令人吃不消起来，不久，果然大雨如注，我跑到一个公交车站上去避雨。人和车随着天色活跃起来，车站上挤满了人。那些路过的车辆并不减速，将路上溪流般的积水溅得三尺来高，恶狠狠扑向站台上的人们。我开始发冷，浑身湿透，不过心情仍旧畅快，能见到林先生，这一切又能算得了什么？

在那车站上停留了三个多小时，雨终于转稀，林先生也应该起床了，于是我整顿行装前去寻他。他住在福州中医学院，我赶到附近时，他已在个天桥下等我。如我所料，他瘦弱单薄，看起来神色很差。再走近些，我开始担心起来，只见他脸上带着一层红晕，不知是因为有人来访而心绪不平，还是由于体弱。我们慢慢向他家走去，路上有些风，那些红晕随风渐渐散去。我觉得他可能会希望那阵风把自己吹得飘起来。”我已经老了，病了，快要动不了了……”他喃喃”很多年没有人来找过我……”他早已丢了公职，曾经有过去的同事开了私立医院，希望他到那所私立医院出任医师，被他婉拒，因为行医太过于劳神，力已不逮。

他的家阴暗潮湿，墙壁上还留有洪水消退之后的痕迹，一人多高。在我到来之前的一年，福州城外水库垮坝，大水将这个城市变成一片汪洋。这场水灾令许多福州人倾家荡产，其中就包括林先生。屋内陈设亦非常简陋，旧沙发和为数不多的几张桌椅俱饱经洪水浸泡。”这是我母亲。”一进门，他便将桌上一张五寸黑白照片指给我。那几乎是这个家里唯一的亮点，于是我走近细看，照片上的女子二十余岁，身着白色连衫长裙，正低眉轻轻微笑着，目光从七十年前静静穿越无数劫难，注视着自己的孩子。”我母亲原来有很多照片和书信，那时候她是福州城的名媛，”他顿了一下，业已消逝的红晕不知何时复又爬上脸颊。”文革抄家，大部份遗物都被抄走，拼了命保住一些照片和书信，谁想得到一场大水……”

我睡在他身边，他打开收音机，然后关上灯，一个厚实的男声在屋内开始回荡，”这是陈奎德。”他仿佛在自言自语，”你见过陈奎德吗？”他的声音很弱，却仿佛一个奇迹，在和陈奎德那坚实有力的演讲声争夺着四周黑暗的墙壁。我早已记不得陈奎德说了些什么，似乎是在说着一个什么宪政话题，”你有胃病，还有慢性鼻炎，听力也下降了。还年纪轻轻，也没坐过牢，就变成了这样。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还能活几年？”躺在床上说话，令他的气息通畅了许多，大概是毋须花费力气去承载体重的缘故吧。他一直说着，和陈奎德的演讲交织在一起，如同一支尘封多年的古老羌笛，在行进军队的脚步和马蹄声中起伏。

我决心为他做点什么，他有一台电脑，被大水淹了。电脑公司说是硬盘坏了，于是我决定到电脑市场上去买一块旧硬盘给他换上。我告诉他，火车票已经买好，还有半天时间，如果运气好的话，我可以把他的电脑修好。他闻言，问我要火车票看，捧着那张火车票看了很久，”你真的要走？真的不愿留下来？”额头上一缕白发垂得更低。”你看，我已经很老了，但是我才六十岁。”然后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位中年站在长江渡轮上，迎着阳光，江风正吹乱满头乌发。我很难把那照片上的男子和眼前的林先生对应起来。”你看这就是我啊，九四年。那时候我还能独挡一面，可是你看看我现在，时日无多了，我多想在临死之前再做一点什么？哪怕累死在最后，我也心肝情缘了，总比现在这样强啊！你看，我找了十多年，整个福州城再也找不出一个愿意为国尽忠的人。我虽然动不了了，但是我有你没有的很多东西，我知道该怎么和他们周旋，我可以帮你，你也可以帮我。你这一去就不知何时才回得来了，我们林家……”他一口气说了很久，声音越来越高，脸色越来越红，似乎精力渐渐不济。他似乎觉得已经完全不可能把心里的话说完，最后用极低的声调吐出十几个字，眼神呆呆地望着我，仿佛所有的话都无法表达。”苟利国家生死于，岂因祸福趋避之……”我把照片还给他，然后低头接过火车票：”如果不走，我就把火车票退了。但是现在，我先去一趟电脑市场，回来再说。”但是我已经决意要走，到六月初，我要到天安门广场上去祭奠。我到电脑市场上买了一块硬盘，但是他那被大水浸泡过的电脑还是无望点亮。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我得离开福州，乘火车到杭州去。那时天色已经渐渐黯淡，雨又噼噼啪啪下了起来，地上溪流纵横交错。他打开我的背包，要我把很多东西留下，说是包太沉，很多春秋的衣物已经用不着，不如留在他那，下次再来取去。然后打开门，递给我一把伞，我说林老师你不要送，外面在下雨，他说就送到楼道门口。我站在雨里向他挥别，他想把门关上，忽然眼圈一红，又走上来半步，还想说什么，但还是退了回去。

我离开福州城的时候，同样是大雨如注，还夹杂着不小的风声。我再也没有去过福州，我实实地有愧于他，无颜再见林先生。在因为到天安门广场悼念二十年前那场屠杀而被捕之后，我向警察供出了自己曾经到过林先生家并遗留了很多东西他处。我象一个傻蛋一样认为警察会看在林先生年迈体弱的份上不去寻他的麻烦，还告诉警察林先生多么多么地良善。我甚至未敢向林先生求证，因为实在拿不出颜面去再次听到他的声音。后来的经验告诉我，自己当时是何等愚蠢和懦弱。我宁愿林先生永不原谅我，这样此事便可以成为一生压在我心头的巨石，敦促我变成一个强者，为自由和明天努力贡献自己所剩无几的青春，以此赎买那些永远无法挽回的过错。

二

飘落吧，
我最后的花瓣，
晨风就要停歇。
让我再一次
遍数你眼角的泪滴。
光阴停滞之后，
让我们去荒原上追逐流萤。

很多次，我坐在故乡的山坡上眺望。有时是油菜花开的季节，有时又落得满地松针。这些日子，往往是那些被”监视居住”的日子。对我们这些异议份子来说，”监视居住”是一种软禁手段，严重时在某个隐秘的招待所或宾馆里，轻松时则放回家，不允许离开本地。山坡上布满坟茔，那是自汉人来到本地之后，一代代先辈的埋骨之所。我那体弱多病的舅母，当她还上得了山时，曾经指着西方的山口对我说：”你看这世上的人，死了一代又一代，但是山还在那里，风还是从那里刮过来……”

徘徊向西的道路，穿过一个又一个山口，一直通往缅甸，通往孟加拉，通往印度甚至圣地麦加。穆斯林的阿訇们沿着那条路去朝圣。那路上还有十里长亭和五里短亭，有些早已荒弃破败，大部分则更加不复存在。但是还有一些，在历史的烟尘里喘息着，他们有三面石墙，没有门，沿墙三排石板搭成的长凳，中间是个火塘。火塘里还能见到灰烬和碳黑，甚至还有一捆柴和一些稻草。年幼时，每次路过那些长亭短亭，我便莫名忧伤以至于依依难舍。因为汽车扬起的尘埃蒙在它的石墙上，过去的时光离我如此之近，却又仿佛一切都如同遥远天边的背影一般渺小。如同阿訇们朝圣的步履，那时，我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基本没有盘缠和行李，靠双脚怎么可能一直走进那遥远的沙漠？我是个汉人，我没有信仰；我还太小，我没有勇气。

我的祖父埋在这里，我的曾祖父也埋在这里，还有我祖父的祖父，曾祖父的曾祖父……小时候，我喜欢挨家挨户地读他们贴在门上的对联，那会让我知道这家人的生活状况；如今，我喜欢读那些坟头上的墓碑和墓志，就象小时候读那些对联一样。我的祖父，早在我出生前多年便已故去，他的墓志是我所读过最好的。因为那篇墓志的上半段，是我父亲所写。我会在他的坟前呆立，心中想象着一个场景：我站在那里，为我未来的妻子朗诵那篇墓志，然后对她说：”多美的墓碑啊！真希望我也能有一块。”

我的祖父在文革期间死于高血压，父亲的血压亦不低，与现在大多数高血压患者不同，他们是因为胡吃海塞过度，我的家族历来生活得节俭清淡，高血压是因为遗传。对许多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而言，文化大革命仿佛比秦始皇还要遥远，而对另一部分人则完全不同，在他们的人生中，几乎所有痛苦的记忆皆来源于此。那时我父亲还是位毛头青年，而祖父却积劳成疾。他是位做杆秤的手艺人，十四岁便成为一个大家庭唯一的男劳力。这个大家庭包括他的母亲、祖母、弟弟、几个寡居的姐姐和她们的孩子、以及后来他的家眷。他是我们本地数百年来最好的等子匠，等子是一种小型精密杆秤，用来称银子、药材和烟土。四九年以后搞合作化，几家杆秤手艺人合成一个衡器厂。他还做过衡器厂的副厂长，每当开会他就跑到车间去做他的手艺，因为他对会上那些名头繁多的政治内容丝毫也不感兴趣，也绝对吐不出半个政治词汇来，他仅仅是个手艺人而已。我家中珍藏着他唯一一张照片，母亲有时候拿出来掸扫，并指着照片对我说：”你看，你爷爷很子弟呢！”子弟是褒扬男子英俊和修养的一个词汇。我没有得到命运的垂青，与他拥有生命时光的交汇，若是那样，我相信一定是幸福美好的。他的一生充满了慈爱，却一无所求，如果真有什么祈求的话，我想他唯一渴求之事，便是让政治迫害远离我们这个家族，让我们不再活在恐惧与动荡之中。

尽管我的祖父视政治为瘟疫，但几个儿子却与他大相径庭。我的大伯父，我们家的第一个”读书人”，当花甲之年的他听到温家宝在电视上宣称”中国不搞三权分立”时，仍忍不住义愤填膺。他年轻时意气风发地去了昆明，并迅速犯下”政治错误”。不久，这位承载光宗耀祖厚望的青年被隔离监禁。然后，一个工作组来到我的故乡，他们不是带来关于大伯父的福音，而是前来收集大伯父的黑材料。他们将一位与我祖父年龄相仿，民国时当过保长的同姓宗亲的材料带回昆明，仅仅将姓名改成是祖父的，以此来作为大伯父出身”伪保长”家庭的证据。那些活在二十一世纪，对那个时代一无所知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为了收集一个伪证（即便不是伪证，也是一个极端荒唐的逻辑），居然出动了一个工作组。

祖父也许已经意识到：对政治的冷淡等同于政治错误。但是那些政治经文于他仍旧如同紧箍咒一般，避之唯恐不及。不久，他被发配到一个农场去种地。文革期间，对他的批斗开始了，令他常年积劳的老迈身躯雪上加霜。当武斗开始时，我那沉默寡言的父亲上了街，想去寻找他的革命。父亲的初衷，大概是不堪忍受强加于祖父身上的种种迫害，幻想着有朝一日”革命成功”，还祖父一个公道。仅仅凭借残存生命力苦苦支撑的祖父，听说自己的二儿子也被政治斗争的洪流卷走，顿时血压窜升，栽倒不起。那是他心爱的二儿子，拥有神童一般的聪明才智，我的父亲是我这一生所见过的唯一一位能将除社交之外的一切事务都处理得完美无缺的人。待到父亲抛下他的革命回到家中，跪在祖父床前痛哭失声，撕心裂肺地喊着：”耶！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一切为时已晚，祖父的生命如同自天上坠下，落进我们这个家族的一滴浊泪，在这个国家数千年历史上最黑暗动荡时刻来临之际，在儿子的恸哭中，在昏暗的臭油灯里溘然长逝。

我的父亲再也没有和政治沾过边，无论是嘴上还是行动上。第二天，他走进祖父做手艺的地方，接过祖父的手艺为这个家庭劳作，后来又成了一名臭老九的教书匠，和我黑五类家庭出身的母亲结了婚。他一生沉默寡言，与世无争。在我记忆里，他全身都笼罩着一层不可名状的彻骨忧伤，即便是在那些稍纵即逝的欢愉时刻，亦分明地沉在他漆黑的眼眸深处。

三十九年弹指一挥间，当政治警察将我押回老家，交到父亲面前时。数十年来压在他心头的石墙仿佛轰然倒塌。整整一夜他面如纸灰，一言不发，血压一直居高不下。三十九年前，他还是位毛头少年，革命对他象一个充满诱惑的魔咒。三十九年后，年近花甲之时，正似已渐渐忘却了革命，他的儿子却革命去了。这莫非是冥冥中命定的轮回？第二天醒来，他那昨日仍令人艳羡，满头钢针般乌发，已经白了一半。

三

青丝！碎落的青丝。
仲夏正离我而去。
难道你
已经忘记了过去？
在我掌中
你已不再是那
沸腾的青春。

尽管甚至连政治警察都认为我是在革命，但我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与革命者这个头衔相比，我更喜欢反革命这个头衔。雨果说：在一个绝对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我觉得，这个绝对的人道主义，其必然结果就是反革命。在我的生活经验中，凡被冠于反革命称谓的，都是真实的、正确的，因此，我引以为荣。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从小所受的教育在心头生根的结果。那些对我的教育告诉我，不要去追名逐利；不要去想升官发财之道，不要去占不属于自己的便宜；不要去图谋损害他人……因此我遵从自己的良知和认知，并在这个噤若寒蝉的国家里，发出几句那些本该由亿万人齐声呐喊的声音，然后遵从常识性的人生准则四处奔走。只因这个国家的生活太过于违背常识，以至于常识成了异端。就象在一个精神病院里，正常人反而会被当成疯子一样。如果在我身上真的存在什么革命的话，那也是我在革自己的命。我要将自己从一个一无所知，无所担当的孩子，变革成为一名合格的公开持不同政见者。这个身份重比千钧，它意味着对理想永不褪色的执着；对责任毫无惧色地担当；对苦难乐观豁达地承受；它意味着不辞辛劳、不乖戾、不自得、守信重义、谦恭宽容。尽管我还与之相去甚远，但我正试图在一次次试炼中向它步步走近。

有一位比我疯得多的”疯子”。他叫许万平，也许你听说过，或者没有听说过，这并不重要，他活着。他三次身陷囹圄，第一次是在1989年，他因披了一条写有”杀人犯李鹏”字样的横幅，在他故乡重庆的广场上出现而被捕。那一次他被判反革命罪入狱八年。李鹏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大熟人，但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这位老兄最后一次受人关注，是在去年，当他中风的消息传出时，北京城里，老百姓们自发准备下爆竹准备送他归西。但是他享有我们老百姓想象不到的医疗条件，他从中风中活了过来，令人倍感失望。但有人对此并不失望，那些人说：”他最好不要死，这样死太便宜他了！要活着审判他！”

许万平第二次受难，是被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劳教三年。劳教不是判刑，却比判刑入狱更加残酷。那些既被判过刑又被劳教过的人们说：”我宁肯判刑两年，也不愿劳教一年。”当劳教结束许万平回到家中，他的朋友们问他情况如何时，他的第一句话是：”哎呀！龟儿子！把老子打惨了！”

2004年，他又一次吃到了恶名昭著的刑法第一百零五条”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一生的十二年又将报销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

这位先生出身工人，家境贫寒，节俭成癖，又兼身材瘦小，比中国人的平均身高要矮上半头。请不要受那些豪侠小说的影响，认为只有五大三粗之辈才是刚烈的。许先生的刚烈和他瘦弱白皙的外形极不相配。因此，他不仅是中国1978年以来除被判终身监禁者之外累计刑期最长的政治犯，亦是在狱中所受苦难最深的一位。那些从监狱里走出来的人们告诉我，在狱中，想要将受迫害程度稍微降低那么一点，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收敛你刚烈的个性；第二，体格健壮，打架不吃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经济条件。而这三条，许先生都与之相去十万八千里。

我来到重庆时，他已在狱中。在一个下午，我与邓焕武老先生前往许家，去看望他夫人陈贤英女士。在毛泽东时代，邓老先生有二十二年的时光在各种监狱和劳改队里度过。1956年当他被打成反革命后不久，反右”阳谋”爆发，这名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反革命被扔进右派大军中一并劳改。尽管一生饱受迫害，又是古稀之年，仍旧热心于四处奔走。

重庆乃山城一座，许家位于一个偏坡之侧。在一座城市，只有贫民才会住在山坡上。与附近平地里的高楼大厦相比，那个破败的贫民窟仿佛来自地底深处；抑或，那些高楼大厦不过是些海市蜃楼。房子异常拥挤，俱是平房且年代久远，如同无数无家可归的小甲虫挤在深秋一片即将腐败的枯叶上。许家占有其中一间，从外面看有不足十平米大小。陈女士并不在家，又联系不上，于是我们站在屋外等待。我一直请他在我随身携带的一只纸箱上坐下，但被他无数次拒绝，说我是远来之人，是客，应当我坐。我猜测那是因为他不愿服老，只好陪着他站在那里。四、五个小时过去，当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陈贤英女士带着她的孩子回来了。她看见我，象是看见了什么希望。尽管我们从未谋面，她亦不知道我是谁。远处那盏摇摇欲坠的路灯仿佛在她的瞳孔里飘忽不定地旋转着，令她眼中的忧愁渐渐变成了什么模模糊糊，似乎是值得期待的前景。

对一位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而言，一个远方来客，哪怕是个陌生人，也可能成为一棵救命稻草。请你原谅，我不愿再去回忆那个简陋的家，因为每当回想起它，我就觉得自己亏欠良多。她将我们引进屋内，然后迫不及待拿出一大叠她与许万平先生的通信来。我看着那些狱中来信，心头阵阵酸楚。没有一封是写来要钱要物的，每一封都异常简短，寥寥几句祝福，却又字字饱含无限情义。有些问孩子的学业；有些是问母亲的平安；更多的仅仅是倾吐一下思念之情。我明白，因为信不能写太长，否则，稍有”违规”，及寄不出来。我捧着其中一封停下，那信上说：”亲爱的妹子，上次你来的时候，没看见你戴眼镜，你的眼镜怎么了？希望下次再见到你的时候，你能戴着眼镜来。”尽管陈贤英女士双眸清澈，但她是位深度近视，一千多度，没有眼镜几乎什么都看不清。她见我迟疑，告诉我眼镜打碎了，已经两个月没眼镜戴。前些天想去摆地摊，可没有眼镜什么也看不清，只好作罢。那叠信的最底部是张贺卡，许万平先生即将年满四十六岁，她特地制作了贺卡，贺卡上写着：”亲爱的先生，祝你生日快乐！永远爱你的妹子和宽儿。”还画了两颗心和蜡烛。

我默默无声，把那叠信还给她，她恍惚间仿佛悟出：我对她先生的安全根本无能为力。眼神又变得迷惘起来。转身问邓焕武老先生：”邓老师……他有希望保外保出来吗？他有很多病！”但是邓老师只是无言地轻轻摇着头。她久久地沉默了，似是在反省着什么，我这根救命稻草，肥皂泡搬轻轻一捅，便现出原形。本就不该对我怀有任何幻想，也许她在想。然后，她渐渐平静，言语开始坚定，先前那种企盼的眼神消失了，恢复了一个女主人接待客人时应有的姿态。她一边向邓老师保证自己每个月都去看”小许”一次，至少保证每个月给她狱中的先生五十块钱。她们每个月最多能被允许去探监一次，在每旬逢八的三个日子中挑选一个，她几乎每个月都去，从她的先生刚入狱开始。

她与许万平先生在火车上偶然相遇，然后一见倾心。明知自己的先生背负着反革命帽子，仍从湖南嫁了过来，并且早习惯于对家门口的摄像头熟视无睹。我们离开她家时，那个贫民窟里漆黑一片，她在前面给我们引路，一边叮嘱着我们注意脚下，一边讲述着在这些漆黑胡同里，她先生曾经有过的种种掌故，仿佛他们从来也没有分别过。我拼命想要压住在脑海中翻滚的种种场景，种种关于他们母子今后十年生活的片段。但我越是想要压制，它们就越是翻涌上来。我只有反复地请她回去，天黑了，你眼神不好。但她说这些路已经走过无数次，闭着眼也能知道。

我走了，我没能给她带来她所期待的事。如今又是两年过去了，不知她现在是否仍在期待。但是，无论她期待与否，我都无能为力，因此，我再也没有去过重庆。

四

请为我斟满美酒吧，
在你指尖，在你双眸，
我还未曾吹响自由的号角。

从今背负你的寄托上路，
因为暴君的枷锁，因为达官的镣铐，
还未将我生命夺去。

如果黄河九折仍嫌不足，
趁着黎明，趁着黄昏，
再为我系上一条滚滚长江。

君不见高堂明镜，又不见子胥出关。当我沿着车窗向外观看时，杨天水先生也许在无助地望着铁窗，窗外一丁点风吹草动，都可能被他想象成前来营救他的脚步声。尽管如此，他仍旧昂首走了进去，并不肯屈服。我的老师胡石根，他来自江西，年事不高，却满头白发。有一天我与他同去爬山，无意间哼起一句他故乡江西的民歌，即后来被改编成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夜半三更》的那段著名旋律。他抬头，望了一眼太阳，笑道：”我在狱中蹲小号子的时候，经常唱这首歌。”于是我打趣道：”胡老师，您盼的不应该是红军吧？您应该盼白军。”他又笑：”刚开始，我盼美军，可美军总是不来；到了后来，我改盼天兵，天兵也还是没来。特别是蹲小号的时候，我就在那小号里盼呀！盼呀！幻想着下一分钟，就有神兵天降，或者美国兵的直升机在头上轰隆轰隆地盘旋着，把我从那里救走……”

我喜欢美国兵，尽管我从未见识过他们。抗战期间，我的故乡曾有一个美军机场。那里有很多美国兵。美国兵们会用罐头去交换当地村民们的新鲜鸡蛋。我的奶奶攒下鸡蛋就去和美国兵交换。他们若是看你穿得寒酸，就会拿好罐头给你；看你穿得相对整齐，就拿不太好的罐头给你。那些罐头基本有三种，番茄罐头、牛肉罐头和猪肉罐头。但是造化弄人，美国人按照罐头的造价和稀有程度，认为番茄罐头最好，牛肉次之，猪肉最差；而村民们的评判却恰好颠倒过来。是以，奶奶每次去换罐头，都要穿上最好的衣物，收拾妥当，以期美国兵把她当成小康人家的媳妇，拿最差的猪肉罐头给她。

美国兵们还会把半旧的皮鞋和军大衣等物品放在机场附近，让村民们捡去穿。直到六、七十年代，在那些阶级斗争不太残酷的村子里，仍有人穿着当年美军的皮鞋和军大衣。当我父亲对我讲起这些他从他长辈处听来的掌故时，眼中流露出对美国兵那难以言表的情感：”他们完全可以把那些他们不要的东西扔进机场壕沟里，但是他们宁肯爬过壕沟放到中国人可以方便取到的地方。”我纠正他说：”这不是因为美国兵看见中国老百姓穷才这样做，这是美国人的传统，美国人搬家或者因为别的什么原因，都会把很多半旧的物品放到路边让需要的人捡去。许多亚裔偷渡客就是靠那些东西安家。如果已经完全破旧，他们会扔掉，放在路边的，都是还可以很好地继续用的。”

伊拉克战争爆发了，有人在讨论：”如果美军进入中国，你会怎么办？”有人说：”如果美军来了，我要向美军投降。”我说：”不！我不向美军投降。对敌人才叫投降。”我会打开家门，热烈欢迎那些来自自由世界的英俊小伙子们。美国兵不是我的敌人，如果我有一个敌人的话，那它是压迫在你我头上六十年，曾残害你我先人无数，至今仍高高在上的专制制度。

1812年，拿破仑进入了俄国，俄国的军官们曾经就是站在自由一边，帮助拿破仑打击沙皇；还是站在民族一边，帮助沙皇抵抗拿破仑进行过激烈深刻的辩论。最终他们选择了站在沙皇一边，他们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这个错误让俄罗斯在专制的巨肘之下又饱尝了近二百年的苦难。他们的民族情感本身并没有错，而是错误地将沙皇当成了民族的代表。沙皇时时刻刻宣称自己是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合法且神圣代表，实质上，他是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敌人。一个民族由很多阶层组成，那些难以计数的农奴们，才是民族最有资格的代表。如果农奴也有发言权，农奴们一定会告诉那些军官：”要拿破仑的解放，不要沙皇的奴役！”

胡石根先生的头发，是在三十八岁那年白的。1992年，他以一个反革命集团案首犯的身份被扔进看守所，死不认罪，亦死不招供，三个月后，满头青丝悉数雪白。我还没坐过牢，但我目睹了自由的可贵，哪怕仅仅是一丝一毫。你知道自由因何可贵吗？那是因为自由的你，可以为那些不自由的人们带来自由的希望。这是世间最强大最令人敬畏的力量，亦是世间最柔和最优美的力量。它超越了老子的水；胜过查拉图斯特拉的火；象耶稣临终前那圣洁的痛楚；蕴含着佛陀十年苦行的大慈悲。

我曾在一位年长朋友家中上网，打开邮箱时，收到一封来自湖南的问候信。于是就着那电脑回信，一边写，一边不由自主念出声来：”张老师，您好……”我的朋友在一旁听见，问我：”哪位张老师？张祖桦吗？”我说不是，是张京生。他继续问张京生是谁？我说，那是长沙的一位失业工人。我那年长的朋友暗自点头，认为称一位失业工人为老师，足见我的谦逊。

这完全不是出于谦逊，你还不知道张京生的掌故。

我第一次到长沙时，跟随几位朋友前去寻访张京生先生。那时恰逢雨季，公交车渐渐远离了长沙城，在泥泞的城郊公路上颠簸，象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如果你坐在那辆公交车上，你会感叹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竟然如此之近。他坐在一个仓库门口，个头不高，身材依然匀称，穿着异常简朴，一双解放鞋，一件蓝咔叽布旧上衣和一条军裤。他一声不响，透过雨水望着远处。雨水汇成的溪流在地上交错，那个工厂冷冷清清，人烟稀少。

他的脸上没有因常年困顿生活的沮丧，亦没有对常年受不公对待的虚火；安静，却不显丝毫的疲倦和懈怠；嗓音厚实充满磁性，没有高声喧哗却自然清亮，极富穿透力；年近花甲，却仍能感到他身上潜藏着某种神秘的活力；并且他很英俊，无论年龄、身世还是衣着，都无法掩饰。

他是位异见份子、政治犯，先后坐过两次牢，七九年一次，八九年又一次，一共十五年。他还是一位失业工人，之所以失业，自然亦是由于政治原因。他住在长沙城郊外这个废弃的仓库里，仓库很大，和一个室内篮球场差不多。那个仓库没有窗户，离开大门几米深处，便需要打上手电。地上挖了很多一丈见方的大坑，挖坑是为应付雨季来临时渗进仓库内的水。如今，张京生先生在这个废弃仓库的门口开着个小卖店，打烊便将仓库大门一关。多年来，他一直以这个小卖店为生，每个月有三、四百元进项。这里是他年轻时工作过的工厂，我不知道那个工厂是否还在生产，此地人烟稀少，破败不堪，很那想象他究竟能有多少客源。但他每个月都要从这三、四百元中抠出一百元来，送给仍在狱中受难的另一位政治犯难友，那位难友出身农村，家中老人自足都举步维艰，根本没有能力供养一个坐牢的人。

现在，你明白你的自由意味着什么了吗？只要你明白自由的可贵，那么你的自由就是别人的希望。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亦是是关于自由一切认知的基础。脱离了它，那么关于自由的一切认知，都不过是沙上垒塔，自由也将因之变得苍白无力。是张京生先生，用他的多年生命教会我这一道理，这一声老师，他受之无愧。

“是的，”我年长的朋友一字一顿地说，”的确受之无愧！”

五

何故伤身世？
家国忧不完。

抗战结束了，一首歌谣开始在我们本地流传。说是：”吹赌嫖窑行好事，买田置地留祸根。”不久，这一歌谣成了现实。那些吹赌嫖窑，将家产败光的破落户们，成了红色政权最忠实的拥趸和积极效命者；而买田置地的人们，成了被打倒的对象。

我有个老实巴交的舅父，因为家传的缘故，识得几篇文，能断几个字。他的职业是个乡下小学的教师，但他只爱干农活。教书虽没什么建树，却是个天才的农民，种什么，什么就丰收。1950年，共军开进云南，舅父正在读中学。有一天我做洋毡帽手艺的舅爷爷，也就是他的舅父问他：”改朝了，你们课本上还教三民主义吗？”他说：”三民主义不学了，现在学列宁主义。”于是他向我舅爷爷解释列宁主义是怎么一回事。舅爷爷一生做手艺，西瓜大的字识不得一箩，听罢满脸忧愁，半晌讷道：”这样干是要饿饭的，这样干岂不是所有的人都光知道吃不愿干活？现在还有吃有喝，那是因为抢了地主的东西，等过几年从地主那抢来的那些东西吃完了，也就该饿饭了。”

几年后，老人家的话兑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人祸，红朝这一庞然怪物所带来的灾难降临全社会，巨大的漩涡吞噬着这个国家的一切，整个大地仿佛遭受着数千年来最恶毒的诅咒一般：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遍地的饥荒，数千年的文化传统灰飞烟灭不知所踪，人与人之间只剩下领导与被领导，或者打倒与被打倒的关系。茫茫中国，幸免者寥寥。

被诅咒的土地终将腐烂。多年以后，我母亲忽然想起她的母亲曾经教导过她的一句话：”要多帮助别人，这样的话，别人也会帮助你。”然后母亲感叹，现在再也没有人这样教导孩子了，这本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代一代教育后代的传统生存哲学。我的太外婆这样教育我的外婆，我的外婆又这样教育我的母亲。我知道，那是因为极权专制毁掉了我们所有的传统道德，谁也不敢再教育自己孩子去帮助别人，那样只会被恩将仇报。现在的人们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如何去与人争斗，因为每一个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如何用谎言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因为真话只会招来祸端。我的外婆已过世近二十年，我只记得她的声音，而记不得她的容貌。因为我是个先天性弱视，从小世界对我来说就是模糊一片，我看不清自己的母亲、父亲，更看不清外婆。有一次，我被两个高级密探用汽车押往回昆明的飞机，前一天，他们曾经试图从我嘴里问出些什么，但我拒绝答复他们。他们对我说：”欧阳啊！我现在不是以工作身份，是以一个比你年纪大的人的身份劝你一句，不要再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了，我毕竟比你多吃几十年的饭。”我望着车窗外的田野，告诉他：”你再怎么着，能比我老外婆吃的饭还多？她老人家活过了大清、民国、共产党三朝，她老人家教导我说：’宁肯和恶棍作对，也不要沾恶棍的好处。’现在我也把她老人家的这句话送你给。”他们听罢只是轻蔑地鼻子一哼，我亦报以轻蔑：”别看我现在日子过得萧条，而你们因为给共产党当狗腿子，有车开、有大房子住，哪天共产党要弄你们的时候，你们会比我更惨。我充其量是个煽动颠覆罪，三年、五年而已，可你们的党妈要办你们的时候，那可就是一、二十年挡不住啦！”

我的朋友陈彦彬先生，他出身高级军官家庭，颇有贵族风范。此君衣着考究，有事相求于他，必然大方相助，又因坐牢时间久、骨头硬而备受我辈青睐。1989年，他还是位在校学生，那时候他老喜欢往铁道学院（现在的北京交通大学）跑，因为铁道学院里有个非同寻常的女学生。铁道学院很多学生们都热衷于上街，陈兄一边在学校里憨玩，一边指着那些上街的学生们嘲笑，说他们是”胡闹腾”。但事态很快发生了变化，他那位非同寻常的年轻女士也上了街，”那天多热啊！我得给她送伞送水去。”于是陈君立刻从事不关己派转变成了最铁杆的民主派，为学运不辞辛劳四处奔走效命。学运迅速在几个月内达到高潮并血腥收场，举国一片萧煞。1990年，陈君因主办地下刊物《萌芽》被捕。他说：”看着那电视上的镜头，我就是不服气啊！不服气！我也要办个刊物，告诉人们真相是怎么一回事！”

到了1993年，某日，陈君正在狱中百无聊赖，号子里忽然添了个新难友。那新难友端详他半晌，问道：”你叫陈彦彬？”陈君答是。复问：”可还记得我？”陈君摇头。对方指着自己胸牌上的名字：”真记不得了？”陈君仍摇头。新难友说：”我记得你，记得非常清楚。我叫李XX，国安厅三处的。我刚调到国安厅三处的时候，办的第一个案子就是你的案子。所以我对你印象非常深。你判多少年？”陈君答：”十五年，你呢？”李X道：”我判无期……”

话音未落，陈彦彬已在地上笑得喘不过气来，而亲手将他投入监狱的密探，在一旁呆若木鸡。这是命运吗？还是一出出自蹩脚剧作家的剧本？这就是现实，专制者对付自己的敌人固然残酷，但仍旧会把自己的敌人当作一个对头；而对自己狗，则永远象对待一条狗一样。

我的外祖父是省立中学的教员，他曾经饱受尊重，尽管红朝建立不久他便成了政治运动的对象，每一次大大小小的运动都未能幸免。到了九十年代初，我那酷爱农作的舅父到城里收大粪，那时候收大粪需要给主人钱，那可是地里的黄金。那家主人忽然问：”我看你很面善，是不是姓王？”舅父答是，主人又问：”东营王老师家的后人吧？”舅父又答是。主人不仅没有要他的钱，还烧了一个饭团给他做晌午吃。舅父感概万千：我老父被打倒已经四十多年，过世也二十多年，还有人记得他……

他有一位极其要好的朋友，五十年代从南洋归国的华侨。那位归侨先生才华横溢，文理皆精，手工口才、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运动社交无不是佼佼者中的佼佼者，更能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但是归侨先生不久就自愿到农村当农民种地去了。舅父的学校曾经请舅父去当说客，希望归侨先生出来谋个公差。舅父对他说：”你这一身的才华，埋没在乡下，岂不可惜？”归侨先生回答：”出去做事要有政治运动，我宁肯在农村挣一辈子工分，再不去做事。”舅父又劝道：”农村虽然政治运动轻些，但做份事毕竟有口固定口粮吃。在农村，你扛不过饥荒，哪次饥荒不是先把农村饿死？”归侨先生答道：”那也是死在粮食上，总比死在批斗会上强百倍！”

共产主义的尘埃笼罩在数亿生灵之上，它所带来的灾难，超过了这个国家历史上每一次尘沙滚滚的变乱。当那些史上的尘沙退去后，这个国家的人们复又按照自己祖先的方式继续生活。而红色政权，它不仅夺去了近亿甚至可能是上亿人的生命，六十年后，当共产主义的尘埃渐渐落下，红朝变成一个腐朽怪胎时，人们发现，所有祖先的生存方式，都已在这场浩劫之中消逝得无影无踪。这个国家的十五亿人民，既不知道自己的祖先如何生活，亦不知道自己的后人该如何生活。一个丧失了传统，并不再企望未来的民族，很难再被称为是一个民族，这个由泱泱十五亿人所组成的庞大群体，和自己的历史割裂，亦和现代割裂，和未来割裂。因为专制势力不允许人们寻找现代化的政治文明，这种现代的政治文明以自由选举为基础，是一切现代文明的基石。这是一个悲剧，十五亿人共同享有并共同承担的悲剧。共产党政权象是长在这片土地上一个巨大的毒疔，它不停地一边毁掉这片广袤土地的精髓，一边毒化着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六十年过去，尽管从外部看来，红色政权仍旧庞大无比，而其腐败低能，充斥着残酷相互倾轧的内部，已被自身不可逆转地蛀作糟糠，徒具一副躯壳。它会在连它自身都想象不到的某一时刻，当它仍在发着千秋万代的春秋大梦的某一时刻，突然间土崩瓦解，那时近亿共产党徒们还未回过神来，便慌不择路地作鸟兽散。而现在，我们，这些很难再称得上一个民族的人们，都不该再去为它效命，成为它统治链条上一环以维持它苟延残喘的性命。否则，我们将无缘去面对那近亿甚至可能上亿的泉下冤魂。这其中极有可能就包括我们的至亲。按照我们这个民族那被遗忘与被割裂的传统，当我们死去的时候，将被祖先逐出坟茔。

这些天在网上议论金庸加入中国作协的人很多，我不是金庸的粉丝，也不太喜欢读他的武侠小说，但我想就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告诉金庸以及大家一个惊人的秘密：在监狱里，他拥有的疯狂的粉丝最多，他的书在那里广受欢迎，一些杀人抢劫等暴力犯罪的囚徒，与他的小说存在着精神上的联系，或者说武侠小说对他们产生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

过去，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往来于香港与东北之间，结识了许多文人墨客，有些金庸迷曾向我推荐过他的武侠小说，但我历来不喜欢描写打打杀杀故事情节的书，所以对其持以淡然漠视的态度，虽然我知道他的书很受欢迎，卖得很好，他名利双收。因此1997年香港文汇报举办50周年庆典，我在会埸第一次见到金庸，有许多同事很羡慕与祟拜他，纷纷与其合影留念，我则对其敬而远之。

我的直觉没有错。2000年底我入狱之后，才知道，不论是管教还是囚徒，都十分偏爱金大侠的著作，我关过3个看守所2个监狱，每到一处，只要能看到书，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几乎在所有的监所，都不缺他的作品。可以这样慨括：金庸小说已成为中国监狱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犯人们一般可以通过亲友为自已送食品与书籍，而金大侠的书，便成了他们的精神食粮。不论一天劳动多累多苦，犯人只要有条件，都拼命地读他的武侠小说，还经常就其中一些细节人物，展开讨论，对此管教不会阻止，有时还会兴趣盎然地参与。

由于书籍缺乏，我不得不也读这些过去不屑一顾的闲书，令我惊讶的是，我自已也被深粢地吸引住了，比如《倚天屠龙记》读了7遍，我还与蹲了18年大牢的杀人犯邵某某，对书里的情节，逐个进行讨论……我请教他，为什么迷上了金庸，为什么喜欢武侠小说？他答：我在外面就喜欢读他的书，喜欢打打杀杀，崇拜江湖上的英雄，但我失败了，进了监狱，这时这些书在思想上，不仅能勾起我的回忆，还能寄托我的感情，寻找我的精神安慰。这话慨括了许多囚犯对金大侠追捧的原因。

另一个枪劫杀人犯对我说，我恨这个社会，因为它两极分化，贪富不均，很不公平！我希望能成为金庸笔下的大侠，杀尽贪官污吏，但我身单力薄，武艺不高，没有办法！现在，我一边读武侠小说，一边把我恨的人放在故事情节里过瘾！尤其是每当生死存亡之际，金庸都会编出一个志同道和的侠女，陪伴英雄，这更动人。他的观点也具有代表性。在我看来，入狱的大多数犯人，虽然犯罪情节不同，罪名不一样，刑期长短不一，但大都认为犯罪原因与社会制度有关，都是社会严重的两级分化与分配不公造成的。而法院没有给他们公正的判决。这些人还普遍认为，要改变社会，只有暴力，只有杀富济贪才能解决一切问题。他们还认为，象我这样通过发表文章，去揭露腐败，唤醒社会良知，和平与非暴力地表达愿望，去推进民主进程，是荒唐可笑的举动。我想，沿着这个精神上的切入点，囚徒与金庸武侠小说得以对接，而思想一旦转化为行为，将对社会与人生构成可怕的威胁。我可以例举很多这样的犯人，来证明我的观点。比如2001年我在大连开发区认识的杀人犯屠某某，他先后杀了13个人，后被处死。他始终认为自已是金大侠书中的江湖好汉。他还对我讲，是金庸的书教导我成长的！所以，我认为，金庸应当对这些现象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亦应当深思！在目前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紧张之时，不宜安排金庸在作协任职。假如释放刘晓波，让其取代金庸，则可有利于社会安定。因为刘晓波等人发表的《零八宪章》是用和平民主的非暴力方式表达诉求。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我在铁窗生涯中许多的切身感悟之一。

2009 7 12多伦多

今年7月10曰11点18分，人民网在《人民时评》栏中刊发了一篇题为《第三代薄呱呱是啥样人？》的文章，因为在国内媒体上，鲜见这样显然具有嘲讽意味的标题，我很感兴趣，急忙点击，不料竟发现此文已被偷梁换柱了，变成了一篇激烈批判热比娅的稿件，它的内容是这样的：第一名：质问热比娅，谁给一个6岁女孩带来如此恐怖的经历……我读不懂这篇没头没尾的文章，但很快知道了人民网的良苦用心，假如这原本是一篇替薄家父子歌功颂德的奇文，人民网不会这样忙碌，我想一定是某人斗胆写的一篇不同凡响的文字，不知何因，竟逃过了某个编辑的亮眼，而出笼后又被更高级别的人读到，于是才发生了上述咄咄怪事。

这件事的确有点令我不可思议。如果按照共产党宣传部门的逻辑，批评薄熙来就是批评国家领导人，这当然是不讲理，不过亦是国内百姓无奈面对的现实，但退一万步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能批评，难道他儿子薄呱呱也不能议论，不能批评？他只是一个英国哈罗公学的学生，中国老百姓就得赞扬他才行？这也太荒唐而霸道了吧！人民网在为谁遮羞？为什么要这么卖力？有什么玄机与背景？

其实，不论是所谓的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虚假称号，还是由海外传入的呱呱艳照，以至《青年周末》的愈描愈黑的故事，都只说明了一点：在社会政治转型过程中，公民力量与网络舆论与中共太子党的较量已进入生死绝战的关头。薄呱呱的形象经过包装后出口转内销，表明中共太子党如同朝鲜的金日成家族一般，希望世世代代地在中国统治下去，绝对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

正因为如此，薄熙来才下了很大的工夫，多年来精心摆平了人民日报，这绝非一曰之功，亦非一人所为。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薄熙来在中国社科院读新闻研究生时，就师从翟向东，而翟先生，何人也？中共1938年入党的老干部，又是原北京日报总编，人民曰报副总编。而他的同窗师兄弟如今更已成为人民网的中坚力量。所以，尽管目前薄熙来在重庆搞表面文章，乏善可陈，天灾不断，事故频出，光今年7月11日就发生人员伤亡怪事两起，多达22人死亡，但人民网仍在7月13曰刊出两篇吹捧薄熙来的令人肉麻的文章，其中一篇题目是《薄熙来，方显英雄本色》，一篇是《薄熙来不发话，造假事难了》。

我们不妨想像一下，薄一波活了百岁，加上儿子薄熙来与薄呱呱，粗略计算，他们不让人民批评他，这个状况要维持300年左右，这多么可怕！人民网在为一个腐朽落后反动的封建制度遮羞，我们岂能容忍必须唾弃！

2009 7 13多伦多

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官僚体制内部的结构越严密，对社会产生的破坏力就越大。当前因为民族矛盾而引发的激烈冲突，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执政团队正在成为整个社会挑战的对象。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中，人们会同情那些无辜的死难者，但是绝对不会对统治集团内部官员表示丝毫的同情。当一个年轻人千里奔袭，在公安机关办公场所大开杀戒的时候，人们将他视作是当代侠客；当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为了保护自己的贞节，激愤杀人的时候，人们赞美她”江山如此多娇”。这不是对暴力的崇尚，而是对执政团队的不满，几乎所有执政团队的官员都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中被袭击的对象。如果中国最高执政当局仍然试图丢卒保车，以牺牲个别官员的利益来换取整个社会的稳定，那么，将会铸成大错，因为人们所攻击的不是个别官员，而是这个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官僚体制。假如不允许公民以世界普遍认可的方式选举执政者，那么，所有的执政官员都不安全。

发生在中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接二连三，此起彼伏。一个小小的刑事案件，居然可以引起上万人上街示威游行，政府不得不出动数百乃至数千警察，维持治安秩序。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社会就像处在火山口上随时都会有爆发的危险？

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腐败的官僚体制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其自身就是问题。导火索一旦点燃，长期积累的矛盾就会彻底爆发。当前中国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官民之间的矛盾，这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权贵资本主义堵塞了普通中国居民发财致富的渠道，而政治权利得不到尊重则使得居民有冤无处伸；第二，官官之间的矛盾–在极端腐败的官僚体制下，少数处在下层的官僚找不到正常上升的通道，他们自相残杀或者将体制内的矛盾社会化以达到发泄自己不满的目的，（学术界将这种现象形容为官员们以暗杀的方式推翻了执政者的”麻将桌”）；第三，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竞争缺乏章法，”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现象十分普遍，权贵资本主义使得绝大多数市场主体缺乏安全感。

部分中国体制内的学者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其实，他们不知道，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之间的矛盾才是导致中国社会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西方国家，市场主体之间的尔虞我诈非常普遍，但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一旦回到社会生活中，都必须接受法律的管辖。而法律是由公民选举的国会议员以公开投票的方式制定的。这就意味着那些在市场竞争中落败的公民，仍然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换句话说，他们仍然可以通过体制内的管道来解决问题。他们可以选举自己的政府官员，可以投票选举自己的国会议员，并且要求国会议员按照他们的意见制定法律规则，从而使整个社会处在一个”市场与民主”的动态平衡之中。

市场虽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钞票，但是民主却可以保证每个人都有一张选票。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平衡机制，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总是能够起死回生。当公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政府的救济，因为政府官员是由他们通过民主的程序选举出来的，任何无视弱势群体利益的政府官员，在下一次选举中必然会被淘汰。国会议员制定法律的时候可以听命于垄断集团，但是他们必须意识到，在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中他们这样做可能带来的风险，如果他们不兼顾弱势群体的利益，那么在下一次选举中，他们将会失去自己的国会议员席位。

 可是在中国，普通老百姓既没有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同时也没有借助选票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所以，他们普遍处于焦虑和愤怒的状态，就好像被关进一个封闭的屋子中，无法发泄自己的情绪，一旦街头出现了官民之间的冲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游行示威抗议的行列。假如政府允许他们合法地进行游行示威抗议，那么，他们至少可以缓解心中的愤懑，可令人感到不幸的是，现行的法律甚至连这一点权利都没有赋予他们。曾经有一位学者感到纳闷，在西方国家政府鼓励公民上网发表意见，可是，却很少有人通过互联网络参政议政；在中国政府千方百计地阻止公民在网络上公开发表政治评论，可还有不少中国公民喜欢利用互联网络参政议政。到底是中国公民的政治欲望强烈，还是西方国家公民普遍患上了政治冷漠症？这些学者或许没有想到，中国公民没有合法上街游行示威的权利，他们只能在虚拟的互连网络世界，发泄自己的情绪，对政府官员表达自己的不满。

可以这样说，中国现在正在成为一个被割裂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既得利益集团掌握着国家的资源，他们为所欲为，翻云覆雨；可是在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外部，却出现了庞大的弱势群体，这些人既没有参与市场公平竞争的机会，同时也没有自由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机会，他们只能通过极端暴力的手段，表达自己的愤怒。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形态，它会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受害者，也可能会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加害者。

假如执政团队内部铁板一块，那么，这种非常危险的脆弱平衡或许还能持续一段时间。可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由于执政团队内部缺乏一个公开竞争的机制，结果导致内部也发生了断裂–许多地区的党政官员已经彻底腐败，所谓民主选举，只不过是党政一把手徇私舞弊的借口，在执政团体内部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封建体制，任何人想要改变这个体制都必须冒杀头的危险。

按照中国的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构成了国家的政治基本形态。从理论上来说，地方人大会议选举产生地方政府官员、司法官员，但是，由于中央通过人事调整，可以随意地改变地方人大作出的决定。所以，地方人大选举产生的官员，名义上是对地方选民负责，实际上是对中央负责。各级官员表面上做出一种亲民的姿态，但是在暗地里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只需要对少数人负责。这种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下面负责的官僚体制，使得中国的官员普遍存在暴戾的心态，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拼命地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并且在自己的政治圈子里，捞取各种利益。中央政府出台文件，要求清正廉洁，可是地方政府官员却修建豪华的办公场所，购置高档的公务用车，寻找借口到海外去游山玩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中国的绝大部分财政资源，都通过各种形式进入到执政团队官员的手中，而在执政团队内部根据官员级别的高低，分配国家的财政资源。所以，在中国一个公立大学的负负责人，可以动用上百万上千万乃至上亿元的国家资源；一个新闻传媒集团的负责人，可以坐在装修豪华的办公室里耀武扬威。可怜那些真正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公民，不得不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饱受欺凌。他们没有能力抗争，也没有机会抗争，他们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以死抗争。

在这个令人绝望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从希望到绝望的心路历程。在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中，每个人都想获得更大的权力，但是，当他们拥有更多权力的时候，他们的罪恶就会增加一层。这是一个让好人变坏的社会，这是一个缺乏前途和光明的社会。

 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让执政者感到焦虑万分。传统的镇压手段边际效用越来越小，而安抚行为虽然可以平息个别矛盾，但却无法解决整个社会发生的深层次矛盾。在中国执法人员成为群众攻击的首要目标，这就好像当年农民起义和工人造反一样，那些站在街头为执政者看门护院的执法人员，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牺牲品。

部分学术界的同行认为，只有引进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矛盾。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并不是没有引进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国现在实行的所有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几乎都是舶来品。中国的市场经济源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源于马克思所倡导的巴黎公社制度。但是，这些制度之间不兼容，与中国社会传统也不相匹配。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平等。而平等是一切制度设计的基础，也是一切制度追求的总目标。

“人生而平等”是西方国家宪法体制的核心价值所在。虽然我们知道每个人都追求平等，而社会始终处于不平等的状态，但是，西方国家的宪法为公民平等竞争创造了条件。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市场经济允许尔虞我诈，通过优胜劣汰实现财富的集中，但是西方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所有创造财富的人，都必须承担社会责任，通过税收的方式回馈社会。所以，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投资人，会自觉地依照法律的规定，将自己的财富捐赠给社会，而公民通过投票选举政府官员，并且监督政府官员妥善地使用这些财富。在这个过程中，公民既可以找到就业的机会，同时也可以分享社会福利。正是这种机会上的平等，使得人们对未来满怀憧憬。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亚细亚形态，从政治上看，它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从经济上来看，它允许诸侯割据。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社会就已经不是一个封建形态，因为西方国家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建立在自治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社会。而中国恰恰缺乏这样的自治传统，中国公民的一切财富都来自于君王，所以，他们必须接受君王的支配。皇帝为了管理国家，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非常严密的官僚体制。在官僚体制内部存在着绝对的下级服从上级的规则。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中，居民被区分为体制外和体制内两种人，体制之内的人是精神上高度压抑，但是物质上绝对富足的人，他们根据自己官职的大小，享受不同级别的待遇，为了获得更大的官职，他们可以承受精神上的一切，甚至愿意放弃暂时的物质利益，在这样一个政治结构中，每个人都是权力奴隶，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出卖他人的利益。在中国的官场上流行过这样一个笑话：县委书记和县长之间进行男女对话，县委书记说所有的县委书记都”干”过县长，而县长则回答，县委书记都是县长生（升）的。假如不了解中国的国情，那么，很难理解这则政治笑话所包含的意蕴。这个笑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官场的肮脏和污浊现象。在中国要想当官，不但要出卖自己的人格而且要出卖自己的妻子。共产主义在中国官场内部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得以实现，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一幕！

依靠这样的官僚体制来驾驭中国的局面，如果不是痴心妄想，那么就是心存侥幸。苏联执政80年，由于内部腐败而导致苏联共产党在一夜之间轰然解散；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60  年，当前中国官场的腐败现象与苏联共产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看一看中国的新闻报道，人们就会发现中国官僚体制已经腐败到何种地步，一个小小的公车改革，居然长时间讨论没有结果。在这个体制内部每一个人都痛恨腐败，但是，每一个人都向往腐败的生活。这是一个变态的官僚结构。当大大小小的官僚耀武扬威，发表重要指示的时候，普通老百姓在内心深处，早已产生了抵触的情绪。共和国的总理到一个地方视察，走进一个退休工人的家中，以体现对退休职工的关怀，可是，这位退休老职工毫不客气地对总理表示，希望他能真正地关心国家大事。好在这位总理表现非常机敏，在第一时间告诉他，群众的事情无小事，关心群众就是大事。其实这位国务院总理不知道，老百姓并非不需要领导关心，但是，他们希望国务院总理关心体制内部的腐败问题。假如让那些腐败分子有所收敛，那么，老百姓的利益就不会受到更大的损害。百姓不是不喜欢关心他们利益的国务院总理，而是他们认为国务院总理鞭长莫及，在中国现有的体制内部，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早已经将老百姓的利益侵蚀殆尽，而国务院总理的嘘寒问暖，除了掩盖社会矛盾之外，不可能会解决任何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被中共当局赋予了崭新的含义，他们认为制定法律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表现。所以，每当西方新闻媒体指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的时候，他们总是搬出宪法、法律等一系列的法律文件，证明他们已经还权于民。他们这样做十分愚蠢。假如这些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行政权力，假如这些法律不是由选民真正的代表制定出来的，那么，这样的法律越多，在社会上产生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因为法律规定的权利和现实生活中的情形完全相反，公民面对法律只有愤怒，不可能会有感激。

在这个充满虚情假意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恐怖分子，都会随时以身试法。作为一个学者，我当然希望通过技术上的改革，彻底打破中国的官僚体制，建立一个真正平等的开放的自由的社会。但是，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观察，我感到非常失望。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多党员的执政党，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群体性事件，而是执政团队内部的腐败问题。中国的腐败是一种典型的体制性腐败，在这个执政团队的内部，所有腐败的东西都可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举个例子来说，假如是一个法院的院长，那么，整个法院的资源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法院的资源就是法院院长个人的资源；假如是一个公立大学的院长，那么，整个学院的资源就是个人的资源；假如是一个报社的社长，那么，整个报社的资源就是个人的资源。这种中国社会的”家天下”现象，被法律定义为”首长负责制”，换句话说，首长只要能够摆平上级首长，那么，在他管辖的范围内，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民。这样的官僚体制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特殊的”拍马屁文化”，或者中国特有的”太监文化”–每个人都自愿地为首长服务，但是回过头来，立即对自己的下属颐指气使，以此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

中国当前形成一个又一个封建小朝廷，在这些小朝廷内部产生了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在这个官僚体制内部，可能会因为分赃不匀而导致官员之间大打出手，但整体而言，这是一个排他的、不具有开放性的、对普通公民具有攻击性的颠覆文明社会的官僚体制。这样的官僚体制是中国社会所有问题产生的总根源。

可以这样说，官僚体制内部的结构越严密，对社会产生的破坏力就越大。当前因为民族矛盾而引发的激烈冲突，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执政团队正在成为整个社会挑战的对象。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中，人们会同情那些无辜的死难者，但是绝对不会对统治集团内部官员表示丝毫的同情。当一个年轻人千里奔袭，在公安机关办公场所大开杀戒的时候，人们将他视作是当代侠客；当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为了保护自己的贞节，激愤杀人的时候，人们赞美她”江山如此多娇”。这不是对暴力的崇尚，而是对执政团队的不满，几乎所有执政团队的官员都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中被袭击的对象。如果中国最高执政当局仍然试图丢卒保车，以牺牲个别官员的利益来换取整个社会的稳定，那么，将会铸成大错，因为人们所攻击的不是个别官员，而是这个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官僚体制。假如不允许公民以世界普遍认可的方式选举执政者，那么，所有的执政官员都不安全。

费城的爱特华·肯特博物馆离美国独立宫不远。博物馆收藏着一个5盎司半的小金盒，上面刻着一行拉丁文：“由品德而非金钱获得。”费城律师协会每年都会将这个小金盒的复制品作为奖品，赠送给离任的会长。这个被称作“安德鲁·汉密尔顿盒”的小金盒，是美国人从独立前继承下来的言论自由的象征。

1735年，来自费城的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为《纽约周刊》出版人曾格（John Peter Zenger）打赢了一场殖民地政府控告他“诽谤”的官司，成为早期殖民地美洲人民胜利捍卫新闻自由的一个里程碑。

当时纽约州殖民地的最高长官是总督威廉·寇斯比。寇斯比被民众视为“恶棍州长”，在历史学家的描述中，他是一个“作恶多端、贪婪、妒忌、易怒、迟钝、没有文化、高傲”的家伙。反对派人士詹姆士·亚历山大决定创立一份独立政治报刊。他与曾格接触，希望发行一份名为《纽约周刊》的政治性报纸。当时，曾格从事宗教性刊物制作已经有6年之久，对出版刊物很有经验。而他们创办《纽约周刊》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揭发寇斯比的恶行。

1733年11月5日，曾格发行了第一份周刊，内容包括揭露寇斯比非法干扰民众党候选人路易斯·莫里斯竞选。尽管寇斯比非法干扰，莫里斯仍然赢得了选举。《纽约周刊》详细描述了莫里斯当选后的民众庆祝活动。人们在商船上燃放庆祝的烟火，同时，“在莫里斯走上街头时，民众大声欢呼，还为他准备了壮观的庆祝节目”。

紧接着，《纽约周刊》又发表社论，揭发州长寇斯比钳制出版自由的其他可疑行为，向民众说明出版自由的重要：“失去出版自由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失去更多的自由，因为出版自由是自由思想中的主干，几乎可说是最应受保护的自由权利，即使只是限制出版自由，都可能有十分重大的影响。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剥夺人民言论、写作和出版的自由。人民会因为无言论自由丧失全部的自由权利，成为奴隶。”

寇斯比忍受了周刊几个月的攻击后，决定禁止它发行。第一波禁止周刊发行的动作发生在1734年1月，由首席法官迪兰西召开大陪审团会议，以“煽动叛乱、诽谤”罪嫌控告曾格。控告理由是，无论言论人所说的内容是否为事实，若言论涉及损毁当局或政府的信誉均应治罪。在大陪审团一再拒绝起诉的情况下，寇斯比强行命令法官开出逮捕令使曾格到案。11月17日，曾格被捕，被拘禁于纽约旧市立监狱，监禁了8个月之久。

在审判时，检察官告诉陪审员，曾格“是一个具有煽动性，常常传布错误和诽谤信息的印刷人”，“恶劣而且恶意”地散布“诽谤、丑化、中伤”州长寇斯比和其他官员的消息，犯下了“诽谤罪”。诽谤官员是犯罪行为，“造成人们的争论，引起不和谐甚至引发诽谤与被诽谤双方的流血冲突”。按这个逻辑，人民批评官员，越是事实，越是诽谤。

来自费城的安德鲁·汉密尔顿是辩护律师。在辩护中，他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法理立场：事实是对诽谤指控的最合理反驳。这是个了不起的立场，它宣告，如果法不合理，那就不该去遵守法。汉密尔顿说，现有法律规定，任何人对政府作出批评，不管是否属实，都是诽谤。这种法律是很不合理的。民不能告官或者告了也没用，这本身就不符合法治原则。

汉密尔顿越过法官，直接诉之于公民陪审团成员的道德良心和公正意识。他对陪审团说，陪审团拥有超越所有争论的权力。必须由陪审团，也就是人民来决定法律与事实关系为何。因为陪审团和人民相信法律，他们更应该这么去做。如果人民完全让法庭来判决涉及官员行为的言论是否构成诽谤，他们就等于自动放弃了陪审团的权力。

要让人民可以决定什么是事实，那就必须有新闻和出版自由。汉密尔顿的辩护至今仍是经典之作，他说：“出版自由是一种基本权利，进一步说，是一种所有自由人都应拥有的权利，得以在受到伤害时发出不平之鸣；人们有权公开抗议滥用权力者的行为。”如果人民不能表明自己坚信的价值观，就会失去自由，“助长压迫人民的力量，甚至摧毁国家”。他还说：“权力就好比是河流，在水量适当的状况下，河流美丽而且有用；但若河水泛滥，就会造成灾难，让淹没的地区彻底被摧毁、荒芜下去。这种状况如果是自然力量造成，我们只能尽力保护好自己，但明智的人都知道自由正是人类应尽全力保护的东西，这是惟一能抵制滥用权力的堡垒，可避免野心分子侵害个人人权，……在我们服从当权者的领导时，同时也应该严格监督当权者的行为。”

曾格案发生在美国有《独立宣言》和宪法前。后来，《独立宣言》确立了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政府官员不再凌驾于人民的批评之上。而美国宪法修正案更是清楚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权利。从此公民可以不仅用事实，更用公民权来直接保护自己不受官员的权力侵犯。

至1978年，中东石油大国伊朗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领导下进行的“白色革命”（即不流血的革命）已整整十五个年头了。在这十五年中，由于石油价格的飞涨和国王的锐意革新进取，古老落后的伊朗正迅速脱离“传统”，在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取得了眩目于世的成就。经济繁荣昌盛，武备精良强大，似乎就要再现二千五百年前古波斯帝国的灿烂辉煌。但就在这年年底，权柄赫赫的巴列维国王却极出世人意料地被身披黑色长袍、头裹黑色缠头的毛拉们掀起的“黑色风暴”──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革命所推翻。力量如此悬殊的“两种革命”彼此较量，结果竟是弱胜强败，而且“在这十五年里，全国人民的愿望竟然完全翻了个个儿。这种颠倒是怎样发生的呢？”其中必有深刻且引人深思的多种原因。

伊朗人为古波斯人的后裔，居鲁士大帝和大流士王在二千五百年前所建立的庞大帝国，为古波斯的全盛时期，我国汉代称其为安息。但随着帝国的倾覆，波斯先后被许多民族、国家征服。公元七世纪时，伊朗为高举伊斯兰教大旗的阿拉伯人所占领，伊斯兰教遂成伊朗“国教”。若细分起来，伊朗人皈依的是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教派。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教合一，《古兰经》不仅是宗教信仰和礼仪的规范，也是俗世社会必须遵从的行为准则。而诸如教育、司法等领域，更是必须由神职人员掌握。

在漫长的历史中，伊朗逐渐衰败。十八世纪末，伊朗东北部的土库曼人恺加部落统一了伊朗，建立了恺加王朝，由于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所以近代以来便成一些欧洲大国的争夺对象，屡遭侵略。1801年俄国兼并格鲁吉亚；英国同伊朗三次战争导致伊朗割地赔款及承认阿富汗独立。此后法国、奥地利、美国等相继强迫伊朗订立了不平等条约。十九世纪下半叶，英、俄攫取了在伊采矿、筑路、设立银行、训练军队等特权。1907年，英、俄两国签约划分了在伊的势力范围：北部属俄国，南部属英国，中部为缓冲区。伊朗虽然名义上仍是“独立”国家，但实际分别置于英、俄的影响甚至直接控制之下。若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往昔的辉煌与今日的耻辱形成鲜明对照，伊朗在追求复兴强国的路上必然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而强烈的民族主义又很容易导致笼统、盲目的排外思潮。

与中国类似，伊朗的一些志士仁人也是为了“救亡”而提出“宪政主义”的。他们认为学习西方限制国王权力的改革是国家强大、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根本之策。所以，伊朗的“宪政主义”与“民族主义”一开始就缠结在一起。进一步说，如果没有“救亡”就很难有“启蒙”，更没有“启蒙”的进展。但正因如此，“启蒙”确又很容易被“救亡”压倒。1905—1911年，伊朗发生了“宪法革命”，穆罕默德·阿里·沙国王被迫召开议会，制定了伊朗第一部宪法。虽然有宪法，但并无人遵守，因此伊朗政治陷入混乱之中，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亦有类似之处。长期的政治混乱为军人或曰军阀夺权创造了条件。1921年，一位目不识丁但因军功显赫升至高位的哥萨克武夫礼萨·汗发动政变推翻了软弱的恺加王朝，自任陆军大臣，接管了政府权力，又于1923年取得首相职位。最后，他干脆在1925年以议会的名义废黜国王，自封为王，正式建立巴列维王朝。

礼萨王急欲使国家富强起来，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大规模土地改革、废除一些不平等条约等，因此获得广泛支持。伊朗邻国土耳其在基马尔领导下进行的政教分离的现代化运动给礼萨王印象极为深刻，他决心效仿基马尔，在伊朗也推行政教分离的现代化运动。他组建了现代的国家军队，创办一些用大机器生产的工厂，修筑铁路和公路，并从神职人员手中夺回教育和司法权，创建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学校体系，用俗世的科学知识取代神学教育，建立了以法国法制为蓝本的现代司法体系，以俗世的民法取代伊斯兰法，尤其不准教会干政。为了移风易俗，他提倡穿西装，并要妇女摘去遮盖了千百年的黑色面纱。这些自然遭到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王室同教会发生激烈冲突。为镇压教会，国王曾率兵前往什叶派领袖的居住地库姆，公然无视伊斯兰最基本的戒律，穿着马靴踏入神圣的清真寺，用手杖抽打一名德高望重的阿亚图拉。他终于用残酷的手段使教权屈服于王权，但为此实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种下了群众基础极广的教会与整个巴列维王朝彼此间数十年的仇恨之种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云中，具有亲德倾向的礼萨王（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强调波斯属雅立安人种而把波斯改名伊朗）在英国和苏联的压力下被迫于1941年退位，将王位交与自己年仅二十二岁的儿子巴列维。

从小留学欧洲的巴列维国王登基时以花花公子著称，毫无政治经验，自然形同傀儡。经过十几年的政坛磨炼和几次重大政治危机后，巴列维国王终于大权在握，并于1963年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想借此使伊朗在2000年成为“世界第五工业强国”。这个一揽子的现代化/世俗化方案，一开始就遇到以威望极高的霍梅尼为领袖的什叶教派的激烈反对，以致双方于1963年初夏在德黑兰街头发生流血冲突。结果当然是以国家军队对教会力量的血腥镇压而告结束，阿亚图拉霍梅尼被迫流亡国外。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此举已摧毁了什叶教派抵抗运动，神职人员已经就范，曾任美国驻伊朗大使的W·H·沙利文写道：“国王自己也认为，从此可以放手推行他的现代化、西方化以及世俗化计划，不再会遇到什叶教派的严重抵抗了。”此后，便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给伊朗带来巨大变化的“白色革命”。

巴列维国王在《白色革命》一书中对这一“革命”作了详细的说明。他声称：“导致这场革命的根本思想是：权利应归全民，而不得为少数人所垄断。”“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举结束一切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和剥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碍前进、助长落后的反动势力，指出建设新社会行之有效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也要与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国家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其民族特点、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相适应，并能尽快地使我们达到和赶上当代世界最先进社会前进步伐的目标。”当然，他意识到：“这些方案和计划有两个因素对我们来说是基本的和神圣的：一、依靠精神和宗教信仰——当然，就我们来讲，是伊斯兰教”：“二、是维护以至增加个人和社会的自由，使之能够得到空前的巩固和发展。”总之，“我们这场真正的革命，全部都遵循我指出的两个神圣的总原则，即：考虑精神和宗教的因素并维护个人与社会的自由，消灭一切剥削痕迹，消灭只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不利的现象”。所以要“进行土地改革来消灭封建主义和地主及雇农的关系；劳资关系也要建立在新的、工人不再感到他们是被剥削者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妇女地位、消灭文盲等等。具体说来，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佃农制，把可耕地的四分之一分给三万多农户，但这却严重侵犯了教产；在城市把一些工厂企业出售给合作社和个人，向发达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兴办大量现代学校，培养大批现代知识分子，对妇女的各种规条得到进一步放松。不能否认，这些使伊朗经济、社会得到迅速发展。许多巨型现代化工厂魔术般地出现在原本荒凉的田野，德黑兰由一座肮脏破败的小城一变而成为举世闻名的繁华大都，贫穷的伊朗突跃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几乎成为财富的代名词，仅1974年就给国外贷款上百亿美元，并在两年内购置了价值六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国力迅速增强……

然而，在这举世公认的成就之下却潜伏着深刻、巨大的社会危机。这点，不仅巴列维国王当年没有意识到，大多数“观察家”也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不少人在巨变之后对此进行的探索、总结和反思，却依然发人深省。

“白色革命”使伊朗经济飞速发展，1968─1978平均年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六至百分之十七，按人口平均的国民产值从1960─1961年度的一百六十美元跃增为1977─1978年度的二千二百五十美元。特别是1973年伊朗刚刚从西方石油财团手中收回主权，恰逢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国家每年的石油收入从四十亿美元猛增至二百多亿美元，从债务国突变为债权国。许多人都认为国内容纳不了如此巨大的资金，政府开始放肆花钱，不计成本、不顾发展平衡地大上项目，仅军费就从1970年的九亿美元猛增至1975年以后的每年一百亿美元。而许多巨大项目又因不配套而闲置待废，反而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经济环境的高度“紧张”，引发高通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是贫困，而是这种巨大的财富吞噬了巴列维王朝。

另外，经济的发展明显与社会发展脱节。尽管有现代化机器，却严重缺乏合格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更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人员。由于发展的不协调，形成了种种“瓶颈”。沙利文写道：“缺乏充分准备就投入建设庞大的工业企业，肯定会形成瓶颈问题。这些瓶颈问题往往是在同官僚机构打交道时碰到的。按照古老的波斯传统，官府的关节只要用钱就能买通。鉴于这些计划规模宏大、投资巨万，稍有拖延就会造成严重损失，因此行贿的金额十分惊人。结果，贪污盛行，涉及政府最高层，而且事实上也涉及了王室成员。据我看来，强制推行工业化计划所带来的贪污之风，是对国王及其政权的一个重大威胁。”正是种种骇人听闻的贪污之风（因篇幅所限，恕不细述）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的颓败，并逐渐对巴列维政权产生离心力。

人们认为，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有效反贪倡廉，但巴列维国王却不这样认为，因此他始终无法制止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但面对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他不得不于1976年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想以此监督贪官污吏。这种“自我监督”的机制自然收效甚微。然而，他至死都认为“皇家调查委员会”是监督官员、反对腐败的最佳机制，在他流亡国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如此写道：“这是检查国家事务的现代化服务机构。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评价的办法比西方国家必须依靠‘忠诚的反对派’的办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对派的批评很少以客观情况为依据。可惜的是，同我们后来的许多条款一样，这一条也没有来得及取得成果。”而“他们要求‘真正的议会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将是对民主的歪曲与讽刺。这种民主常见于威信扫地的多党制。我所要的是增进我国实际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对手们对这个主张不感兴趣”。他仍然强调“只有在君主立宪制的庇护下，伊朗各级生活才能广泛实行民主化”。“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帝国民主，就需要有一个君主从上边进行统一”。他还将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伊朗此时仍要首先发展经济：“没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将只是一种幻想，建立在饥饿、无知和精神堕落基础上的民主只是一种讽刺，最终将成为民主最险恶的敌人。”

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巴列维的盟友，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巴列维政权的专制统治又多有严厉批评，要求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西方新闻界对他的批评不必说更加强烈。面对种种批评，巴列维反驳说：“作为他们的同盟者，他们不顾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行不通，仍然希望我实现西方民主思想。”“新闻界，尤其是美国的新闻界经常是带有伊朗应该是什么样的成见，而不曾管它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会是什么样。伊朗被突然从中世纪推到现代技术发达的世界，把这样一个国家与有着几百年民主传统和文明史的国家相比就像拿苹果和橘子相比一样，它们简直无法比较。”“战后美国历史从来是要求其他国家，不论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都来效仿美国。”他坚持认为“民主是一个历史进程，无论是从下层开始还是从上层开始，它都不能由法令强制实行。我自己的经验表明，从上层逐步学着实行，比下层的大动荡要有效得多”。他说，“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实现或者是恢复伟大的文明。这就是为什么伊朗不能不保持其世代流传的和带有普遍性的传统”。总之，他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他的批评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他格外强调在政治制度方面一定要保留伊朗“世代流传”的传统和特色。

在自己的政权已被推翻、希望能自我监督的“帝国民主”已被证明错误时，仍强调“自己的经验”正确有效，真乃莫大之讽刺。从上层逐步实行改革确实要比由下而上变革大动荡要好得多，但前提是上层必须主动实行满足社会需要的变革。而问题经常在于统治者总是强调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成熟，要“逐步”，结果却是总以此为理由拒绝或拖延改革，最后导致矛盾总爆发而错失“逐步”改革的机会。

不过，在伊斯兰革命中被伊斯兰法庭处决的前首相阿米巴·胡韦达的弟弟、曾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的费雷敦·胡韦达事后对此则有清醒的认识，他反思说，没有进行民主的政治改革是腐败不止的原因，恰恰也是政治反对派得以发展的原因：“在国家发展的那个阶段，国王的基本错误并不在于加快经济发展，而在于对政治自由的疏忽。到1970─1972年，物质条件改善需要与民主齐头并进。这里，国王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放过了一些机会。”这样，清真寺就成为反对派的政治活动中心，因为“在一个不能够在议会发泄不满情绪的社会里，相对来说不可亵渎的圣地，自然就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中心”。

“白色革命”曾经激发、造就了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胡韦达写道：“伊朗看起来沿着合理的方向前进，以至于许多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纷纷参加了国王的现代化运动。我的一群朋友认为，真正的经济发展，必定会带来民主。因此，要做的事情是支持国王的改革，并且为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化提供动力。”但巴列维国王长期坚持所谓“帝国民主”，使知识界逐渐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和对立倾向。但巴列维则坚认知识界疏离的原因在于“面对这么多新奇的事物，我们有些学生没有准备。他们思想还不够成熟，不知怎样对待显然是很舒适的新生活”。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所经历的困难”，“同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经常提出过分的要求。

经济的发展虽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总体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造成了惊人的两极分化。“对于一小撮富于冒险精神的买卖人来说，‘白色革命’就好比一个聚宝盆，简直堆满黄金似的”。结果“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而且人数还在成倍增加”，一夜之间由一贫如洗暴富为百万、千万富翁的“奇迹”并不乏例。“在围墙后面，一边是纸醉金迷，一边是民穷财尽，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豪华的别墅里，这个国家的名门望族，用夸大自己、无视他人、歪曲事实的哈哈镜，装饰着他们富丽的厅堂”。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一般百姓不满，而当后来国家财政危机，为降低通货膨胀而对新富阶层进行诸如加强税收、制止投机等某些限制、要求他们略微“牺牲”少许利益时，他们居然也加入到反对巴列维的行列中去了。

由于注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造成了农村的发展停滞，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寻找谋生之路。沙利文写道：“他们来自保守的农村并受过严格的伊斯兰传统教育。他们来到西方化的现代城市，对违背他们的基本是非观念的事物看不惯。他们的收入虽然比他们有生以来所能期望的还要高得多，但各种开支也使他们非常不满。他们眼巴巴地望着为进行投机买卖建起来待价而沽的高楼大厦空着没人住，而自己在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乘坐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牌轿车在城里来来往往，自己却因公共交通工具严重不足而不得不拼命挤车。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是大量的，而能使他们感到宽慰的事情又实在太少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吸毒成瘾，许多人盲目地以流氓行为来发泄心中的怨恨。”这些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重要的是，巴列维与教会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教会在霍梅尼领导下一直坚决反对世俗化、西方化和现代化，与巴列维势不两立。巴列维曾通过人威胁霍梅尼说：“别让我穿上我父亲的靴子。”霍梅尼则愤怒地回道：“对你来说，你父亲的靴子还大了好几号呢！”教会认为“白色革命”不仅侵犯了教产，而且还败坏了道德。德黑兰街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电影院、酒吧间、赌场、豪华酒店和日益泛滥的色情业是道德严格的伊斯兰教无论如何无法容忍的。使教会认为国王犯下死罪的是，他把两千五百年前居鲁士建立帝国看作比此后一千年先知穆罕默德被迫从麦加流亡一事还要重要，实则用居鲁士反对穆罕默德。巴列维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和仪式将自己作为居鲁士的合法继承人，并在1977年修改历法，不从回历算起，而从居鲁士缔造波斯帝国时算起。此举引起举国愤怒，成为他垮台的一个因素。在一年后的满街抗议声中，国王不得不收回成命，恢复伊斯兰历法。

霍梅尼虽长期流亡国外，但在国内影响极大，始终坚信真主、真理、正义、道德在自己一边，他以“简朴、自由和公正的生活”为号召，坚持进行反对国王的原教旨主义革命。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为要净化信仰、纯洁道德、在人世间建立完美理想社会的原教旨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愈是窳败不堪，原教旨主义的吸引力就愈大。对完美社会的追求，是深植于人类的天性之中的。

这样，巴列维就不得不面对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要求恢复传统的宗教人士这两方面的反对。曾经支持“白色革命”、现在进一步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民众认为巴列维此时已过于保守、过于强调伊朗传统和特色拒绝政治改革而反对他；力量强大、一直反对“白色革命”的宗教界人士和另一部分民众却认为他的经济、社会政策完全违背了传统、违反了教义而反对他。当面临这两种力量从相反方向的共同反对时，“白色革命”就岌岌可危了。

“白色革命”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一直未获解决，问题越积越多，危机越来越深。胡韦达记述说：“伊朗1977年的情景，就像一群饿鼠吞噬一块肥肉一样。”1978年秋，对国王的反对终于公开爆发，迅速扩大。反对者来自社会各界：“工人、知识分子、市场商人、戴或不戴面纱的妇女，缠着黑色、绿色和白色头巾的教士、孩子、青少年，穿西服的富人和衣衫褴褛的穷人。”“对人民的疏远和苛求、工艺技术进步和政治僵化之间的明显矛盾，是不幸的主要根源。它们最终败坏了国王的所有工作，尽管这些工作的本意无疑是好的”。1979年1月中旬，巴列维国王终被推翻，逃往国外，“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霍梅尼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决不能凌驾于宗教之上，任何违反伊斯兰教的法律实际上都是违法的。而因争取民主自由而坚决加入反对巴列维行列的“穿西服”的知识分子，此时方深有所悟，其中一些人后来亦不得不逃往国外。

当然，也有人事先看出了某些征兆，法国作家维利埃在1976年出版的对巴列维充满赞誉之辞的《巴列维传》一书的最后坦率写道：“伊朗孩子们要学会读和写的三个词，就是：Koda，Shah，Mihane（真主、国王、国家），说不定到了某一天，其中的第二个词儿甚至就可能给消灭掉了。”不过，他也只说对了一半：他是根据“通则”认为经济的发展将促进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生，而没有料到伊朗的“特例”，最终促发的却是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革命！

“白色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巴列维始终反对民主宪政，始终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西方的“地域性”制度，而不是一种现代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普适的制度和价值，因此认为别人对他的种种批评只是他人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别人明明是为他好，他却认为是害他。他没有认识到，不同国家的宪政确会因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但对权力的制衡、限制这种精神却是相通的。然而他只想要现代经济制度，却不想要现代政治制度。伊朗人民生活水平确因“白色革命”大大提高，巴列维便据此认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能一直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他没有意识到，当温饱得到保障后，人们对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便格外不能容忍。事实说明，只有权力互相制衡、限制的民主宪政才是防止、反对腐败的有效措施和根本制度，而由皇家掌握大权自我监督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根本无法制止腐败：“帝国民主”其实并无民主，已成笑谈。可惜，直到临死他都未能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白色革命”的失败也凸现出了改革不彻底的困境。不彻底的改革必然弊病丛生，在经过了改革初期的繁荣阶段因而普遍支持改革后，人们对种种弊端的感受必将越来越强烈。因此，是以继续改革来克服种种弊病，还是以此质疑、否定改革而回到旧体制，这是身处改革/社会转型中的人们不能不面对、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