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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这个看似信息泛滥的时代，中国依旧是个信息和真相稀缺的国度。真相且不说，就是从信息的源和流来说，都还有许多不足。由于官方垄断，大多数信息的源和流还掌握在他们手中，这对信息的均衡发布和自然传播十分不利。几千家报纸杂志、几十家电台电视台，由于被官方垄断，其信息的趋同性大大超过了信息自然流通的社会。如果信息是自由流通的情形下的必然雷同，那当然关系还不大，怕的是人为造成的雷同，那就会使你对事件的判断出现差池，真相就会被遮掩，你就是不想成为“不明真相的群众”，岂可得哉？

中国信息的数量不少，但由于信息的人为雷同度高，造成了众多人为雷同信息的失真，降低了信息的质量。成天传播被官方掌控的虚假信息和人为的雷同信息，会使众多有效的更近于事实的信息淹没在其间，人为地增加搜寻成本。并且由于这些信息数量相对较小，传播渠道太窄，使得对那以遮掩真相为要务的“主要信息”纠偏作用大打折扣。也就是说，为了对抗官方庞大的宣传造假、有意的信息遮掩，有必要让对真相和权利的追求有执著精神的公民起来，发布自己看到的信息，并且利用推特等即时工具迅速传播，以打破官方对信息源与流的封锁。

有人认为微博兴起后，博客就死掉了。其实这二者是一种互补，因为世界有的事需要速度，有的事需要深度，有时则是需要二者兼具。即时发生的新闻，需要速度；新闻背景的分析，需要深度，二者不可偏废。当然对于有质量的新闻来讲，及时、深度、广度都应该兼具，可惜有时难免因为诸多矛盾，无法做到几者的均衡。可以这样说，如今有了许多即时通工具，任何公民都可以把发生在身边的新闻发布出来，传播开来，以便对探究这个被严重遮蔽的社会之真相，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说博客费时太多的话，那么微博则所费不多，可以发布和传播更多的信息，使得官方大一统的发布和传播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而在中国实现公民社会、推进民主自由的过程中，信息源流的多元化，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每个公民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为社会进步做贡献，正如拙文《用你的改变作见证》所言。

模仿推特的饭否，前两天又因为新疆事件而暂时关闭，而我在饭否的帐号似乎被删除，不知还有否机会回来。但不管怎么样，推特使用一样非常方便，即便饭否不能回来，也不影响我要把信息广布下去的信心。这两天推特受封，但由于它是开放的，第三方的接口多达上万个（FACEBOOK居然有五万多个），所以即使推特官方的站点被封，依然可以通过第三方不用翻墙即可抵达，非常方便。比如你就可以用itweet、dabr、twitzap等接口，毫不费力地登陆推特。另外，微博还有个好处（当然要不被删掉才行），就是将来你再查找对此一事件的资料，也是非常方便的。比如，十年后，我要写关于某一事件的回顾，直接来翻微博上所存的对该一事件的资料，真是既快捷又方便。

我的推特每天都会发布一些信息出来，相当于一个社会信息的小聚点。希望喜欢关心自己权利和生活人，将你认为有意思的消息也发布出来，广为传播，给更多的人分享。因此我主张更多的人注册推特（当然也可以是其他微博），开设自己的微博，以便使我们这个时代有别于官方信息的源流来得更为真切汹涌。

我的twitter：http://twitter.com/ranyunfei

2009年7月11日于8：54分于成都

7月2日开始，由曾培炎先生担任理事长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将迎来其成立以来第一次重大活动，那就是举办全球智库峰会。据称，来自全球30多家顶级智库，100多名前政要和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全球100强CEO将出席这次峰会。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举办此次峰会是为集全球之智以“讨论全球金融危机复苏的趋势，研究应对之策”，同时通过峰会的交流与交锋，“取天下之智为我所用”。

除主论坛外，五个平行分论坛将在峰会期间举行。讨论的议题包括：促进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可持续发展与宏观经济政策、跨国公司在金融危机中的合作与责任、全球消费储蓄及金融安全、重大经济问题与智库合作等。

这个全球性的智库峰会，将带来哪些冲击波？是否会给正在成长期的中国智库产业带来鲶鱼效应？或者更重要的是，是否会给中国决策层带来观念和知识结构上的刷新？以改善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基于蝴蝶效应的原理，各种可能性都会存在，对于潜在的积极变化，我也愿意然乐观其成，但是却并不抱希望。

还得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称国经中心）这个智库成立的背景说起。官方报道，国经中心的成立是温家宝先生直接批示的结果。有一种传闻是，金融海啸爆发，中国经济遭遇冰冻期，但是决策层对既有诸多的官方智囊不满，因为几乎没有一个智囊机构给出了充分的预警。这种传闻的真实性不得而知。但是国经中心，从一开始亮相，媒体的称谓就是“超级智库”，而其成员之显赫身份，自然使得这个机构显得不同凡响，也必定寄托高层诸多期待。另外，被称为智库，而不是智囊，这其中细微的区别，却传递一个重大的信号：很明显，智囊的依附性更强，而智库则意味着更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对这个智库，社会舆论已经已经有充分关注，由于该智库本身的官方色彩，因此智库运作经费的来源，尤其是否耗用财政资源，或是依靠社会力量捐赠等等运行，都是需要解释的问题。而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一个智库是否高端，并不取决于其组成人员曾经担任的行政职务高低，也不取决于组成人员的公共知名度，而是取决于智库本身是否独立，其成员是否足够专业，其知识产品是否足够规范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国经中心作为一个智库的风险是演变为体制的附庸，或者是一个统战的特别渠道。

国经中心最终能够证明其存在价值的，还是其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不是盛名之下的鲜花和红地毯。不过，基于对中国制度环境的分析，对这种前景，我更加不抱希望。

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并不缺乏顶级学者，中国也不缺乏好的智库，北京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这些年来在公共事务当中的成绩，已是可圈可点，有目共睹，但是这些机构的生存困境也是一目了然，那就是缺乏一个友善型的环境。在现在的环境中，民间智库们都被迫承载了过多的敏感色彩，对问题和主义的学术探究都可能引来不必要的风险。

因此，智库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自由和宽容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言论自由的保障。欧美国家智库行业之所以高度发达，与其保障言论自由的环境息息相关。只有言论自由，只有信息可以自由流通，观点和观点才能充分交锋，真正的智慧，才能去伪存真，脱颖而出。诸多实证研究已经证明，言论自由不仅仅是公民的一项天然权利，从功利的角度来看，言论自由和社会公共理性之间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里，社会的整体理性程度大幅度提高。而在中国目前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公民和媒体都有自我审查的习惯，公共表达程度有限，信息缺乏比较，观点缺乏竞争，伪问题往往掩盖了真问题，权力和利益对公共议题进行扭曲的同时，民族主义，阴谋论等思维模式又会把问题进一步扭曲。因此，中国虽然号称有将近2000个智库机构，但是智库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却根本无法承担社会了望塔的功能。

没有体制环境的改善，国经中心这样的所谓超级智库，大体上也不会有什么作为。

而从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视角来看，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多少特殊性，以行政推手来大张旗鼓的成立这种超级智库，似乎也属不必要。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智库行业是最容易全球化的行业，如果对中国本土，或者官方豢养的智库缺乏信心，我们完全可以外包给全球性的机构。鸟巢和水地方的设计，可以外包给西方建筑师，为什么政策咨询，政策建议就不能外包给全球性的智库机构呢？而非要自己组建一个大型的但是未必有效率的机构来误导呢？

其实，真正的智慧来自民间，对于公共议题，只有通过他们的表达，辨析，参与，才能达到一个符合各方利益的最佳方案，而社会的整体理性程度才能逐步得到提高。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言论自由才是真正的超级智库。

5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了《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该“通知”竟公然要求在中国国内所销售的电脑必须预装一款软件，软件的名称为“绿坝-花季护航”。虽然还未到开始实施该通知的7月1日，但网上却出现了针对此事的强烈反对声浪，几大门户网站的调查结果显示，反对安装该软件的网民竟然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甚至在有的网络论坛上，反对者几乎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非常奇怪的是，工信部如此不得人心的“通知”在官方媒体人民网上的调查结果却和其它网站上大相径庭，支持安装“绿坝”软件的网民竟然“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诸如官方色彩浓厚的新华网和人民网等网站，做这样的调查，支持安装的网民比例比较大是非常正常的，但竟然大到这种程度却让人大跌眼镜。

在看到各大媒体发布的关于网民“高度”支持安装“绿坝”软件的消息后，很多人都意识到这种调查是弄虚作假的结果。有质疑该投票调查是否公正的网民亲自造访人民网，并进行投票试验，结果发现，投支持票的可以投无数次，而投反对票的则只能投一次。这种调查在技术上明显存在缺陷，如果是赞同者和反对者都可以无数次投票，还可以让人理解为人民网的疏忽，但事实却是，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投票权是不平等的，这明显是人民网在故意制造民意支持安装这款软件的假象，希望为工信部的“通知”扫清障碍。

工信部下发该“通知”的前夕，正值1989年民主运动20周年之际的敏感时段，虽然中国国内的媒体上仍然是一片“和谐”的景象，但在海外媒体上，却是铺天盖地的有关该运动的消息。中国网民的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善于使用破网软件的网民在这几年也是日益增多，即使当局花重金打造了封堵网络和监控网民的金盾工程，但对这一部分网民仍然是无可奈何。

既然封堵不行，就得想另外的办法控制网民浏览敏感信息，于是，工信部便冒天下之大不韪，下发了强制安装“绿坝”软件的通知。有专家认为，该软件目前只适用于Windows操作系统，无法支持Linux和MAC等操作系统。这样的“通知”如果一定要强制实施的话，很多电脑将无法使用，否则，就只能让其它操作系统退出电脑软件市场。该通知反映了工信部的草率，完全是在自打耳光。另外，有专家研究发现，该软件的安全漏洞非常大，十分容易感染电脑病毒，以至于让用户的隐私暴露。

经过网民的讨论和专家的研究，还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绿坝”软件竟然是盗取了美国Solid Oak Software软件公司CyberSitter软件的编码和图形界面。更离谱的是，“绿坝”软件的程式码中还意外地含有Solid Oak“CyberSitter”程式在2004年发布的一份新闻简报。很明显，工信部所力推的“绿坝”软件具有重大的盗版嫌疑。工信部强制安装该软件本来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和荒诞可笑，如今又传出盗版的丑闻，实在是丢尽了当局和开发人员的脸。

这些年，由于互联网的发展，网民的资讯来源日益丰富，公民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工信部发出强制安装“绿坝”软件的通知以后，一般人都能判断得出这侵犯了公民的自由选择权。如果工信部仅仅只是向电脑用户推荐该软件，相信可能会有不少人愿意接受尝试，但要是采取强制措施，即使这款软件确实很好，很多人也会觉得反感，宁愿不要。

工信部在“通知”中要求安装“绿坝”软件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防止未成年人受到色情和暴力内容的侵害。这种理由和之前当局的整顿网络低俗风潮一样，一开始就被人怀疑是在借屏蔽不良内容为名行打击新闻和言论自由之实。没想到，经过海内外专家研究之后发现，“绿坝”软件同样是在“挂羊头卖狗肉”。据统计，该软件所屏蔽的关键词中，色情关键词只有2700多个，而非色情关键词却有6500多个，非色情关键词中主要是涉及政治的词汇。国外的英文新闻网站和时政新闻网站几乎都上了它的黑名单。虽然“绿坝”软件的政治目的毋庸置疑，但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却通过英文的《中国日报》表示，过滤网络色情内容是“绿坝”软件唯一的目的，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自欺欺人。

工信部强制电脑用户安装“绿坝”软件的举动是对公民选择权的严重侵犯，而“绿坝”软件本身对政治敏感内容的屏蔽更是对公民知情权的剥夺，加上它技术上的漏洞，对公民隐私权也构成了严重威胁。有网民戏谑工信部，觉得他们对青少年的网上生活过于关心，他们更应该去关心一下那些爱好色情的官员，在其头脑里置入类似的软件。虽然网络监控软件并不少见，但官方发通知强制安装“绿坝”软件的事情在以往却是闻所未闻的，在网络时代，这种举动更是让人觉得反常，它反映了工信部这样的官方机构滥用权力的狂妄，以及误判民意的愚蠢。

2009年6月20日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
关于维吾尔作家、笔会会员伊力哈木·图赫提被拘的紧急行动通报
 
紧急行动网络2009年第27号
2009年7月10日
                                                                                      
中国：维吾尔作家、笔会会员伊力哈木·图赫提被拘留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表示严重关切，维吾尔作家、学者、维吾尔笔会会员伊力哈木·图赫提被拘留。伊力哈木曾谈论2009年7月5日在乌鲁木齐爆发的民族骚乱，据报他于2009年7月6日在北京被捕。国际笔会寻求有关指控伊力哈木·图赫提的任何细节，如果拘留违反了中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据笔会消息，维吾尔重要学者和活动人士伊力哈木·图赫提在北京被捕，是他在网上报道中批评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努尔·白克力之后，他批评努尔·白克力在近日数百人死亡的民族骚乱后偏袒汉人。伊力哈木·图赫提是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也是“维吾尔在线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兼总经理、哈萨克斯坦大学客座教授。
伊力哈木·图赫提1969年10月25日出生于新疆阿图什，东北师范大学和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毕业，在韩国、日本和巴基斯坦留学过。他以其批评中国政府政策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人而知名，此前因和平支持维吾尔人权利被拘留过三次。他是维吾尔笔会会员，有关其写作的更多背景，请访问：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tohti-03062009130647.html?searchterm=None
 
背景情况 
位于中国西北的新疆自治区是许多突厥语系穆斯林维吾尔族人的家乡，那里政府的压迫政策导致了维吾尔族群遭受严重的经济剥夺，以及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的民族关系紧张。其中一些人为了摆脱中国统治，已经进行了数十年的低层次分离主义斗争。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为了压制和平的政治、文化表达，夸大了该地区的所谓恐怖主义威胁。据《人权观察》报道，
与西藏人非常相似，面对政府支持的汉人移民潮以及严厉压制政治异议和任何无论多么合法或和平表达本民族的特性，新疆的维吾尔人一直在为文化生存而抗争。有些人也在争取独立中诉诸暴力。然而，中国当局对和平与暴力异端却不加区别，把与“分离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斗争用来广泛系统地侵犯维吾尔人的人权，包括那些涉及非暴力的政治、宗教及文化活动的许多人。
作家和新闻工作们由于说出这些问题，在该地区处于那些特别面临被捕危险的人之中。
 
2009年7月5日，维吾尔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上街，抗议中国南部广东省一家玩具工厂有些维吾尔工人遭到汉人攻击并被杀死的事件。这些抗议导致与乌鲁木齐汉人的暴力冲突，并遭到当局的暴力镇压。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报道，156人被杀死，1千多人受伤，尽管详情及数据无法证实。据说估计1400人已经被捕。
 
 
请发出呼吁：
 
——表达严重关切维吾尔作家、学者伊力哈木·图赫提看来因批评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经济政策而遭拘留，并寻求一切有关对他指控的细节。
——呼吁如果拘留违反了中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就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寻求确保他联系家属及法律代理有完全保障，在拘留中被人道对待。
——呼吁中国当局保护所有公民获得准确而公平信息的权利、和平集会与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在抗议活动中涉嫌犯罪者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建议将呼吁书复制给驻贵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转交，并欢迎任何答复。
 
 
呼吁信寄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编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乌鲁木齐市，邮编：830041
中山路2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 努尔·白克力
 
请注意我们没有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狱中作家委员会提醒您复印呼吁信给您所在国家的中国使馆请其转交，并欢迎任何建议。

 
**如果晚于 2009年8月1日 寄出呼吁书，请与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 44 (0) 20 7405 0339
电邮：[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质诸世界历史，所有民族的重大精神变迁都始于诗歌，因为诗歌是一个民族最敏感的神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旧时代结束了，新时代开始了。按中国人的观念，彼时距“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过了一个甲子，周而复始的时间进入了新的轮回。于是中国人重新唱起李叔同作于“五四”时期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胡风作于“五四”之后半个甲子（1949年）的诗歌《时间开始了》被赋予新的阐释，时间再一次重新开始——用官方术语叫做“开始新的长征”，这一长征迄今尚未抵达终点。

一

八十年代的民间诗歌运动是全国性的，上海的诗歌运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其实早在七十年代末，民间诗歌运动已在全国兴起，如北京有北岛、芒克等人创办的《今天》，上海有王小龙、蓝色等人创办的《实验》——这两个刊名告诉我们，中国人正在义无反顾地告别“昨天”，在政治和艺术等各种领域全面开展“实验”。然而告别是艰难的，告别仪式十分漫长，实验的成果相当有限，直到二十年后我撰写此文的今天，告别的慢镜头依然纠缠着我们，“昨天”梦魇般挥之不去。

总体来说，八十年代的诗歌运动比七十年代的诗歌运动规模更大，参与者更多，但两者都是非学院化的，虽然受《今天》、《实验》（他们被称为“朦胧诗人”）的鼓舞而投身诗歌运动的后继者们（他们被称为“后朦胧诗人”或“第三代诗人”）大部分都进入了刚刚恢复招生的高校，但学院中的诗人与学院外的诗人一样反叛。当时还没有学院派与非学院派之分——今天似乎已经有点泾渭分明了，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因为彻底的告别一定是反叛的，因此在“告别”的时代，学院中的诗人甚至比学院外的诗人更为反学院。

二

八十年代初期，上海的诗人主要集中在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等设有文科院系的大学里，尤其是中文系里。这些分散于不同高校的诗人大都互有交往，学院外的诗人也经常出入这些大学，与学院内的非学院派诗人广泛接触（学院内那些不反叛的诗人现在大多已经成为被作协招安的体制内诗人，这些人或许在官方统编教材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不属于本文的主角）。这是上海诗歌运动的酝酿期和准备期，或者说是各据一隅、各自为战的力量积蓄期，全国的情况也大抵相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各地民间诗人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纷纷办起了各种民刊，如四川有《非非》诗刊、南京有《他们》诗刊、上海有《海上》、《大陆》、《撒娇》等。

《海上》由我发起，于1985年2月16日假座华东师大丽娃茶室成立，《海上》诗刊首期于3月问世。成立前多次与基本成员（都是八十年代初诗歌运动酝酿期和准备期的佼佼者）进行了单独协商和集体讨论。《海上》之名由刘漫流提议，获得了大多数同仁的首肯。《海上》最初创办时的基本成员是：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刘漫流、周泽雄（诗歌笔名“天游”）、张远山（诗歌笔名“海客”）、杭苇（他们四人在校期间已自办油印刊物多种）；毕业于上海师大中文系的王寅、陈东东、陆忆敏、成茂朝（他们四人在校期间也自办油印刊物多期）；毕业于上海机械学院的孟浪，不在学院的默默等。《海上》之所以没有复旦大学的成员，是因为《海上》愿意接纳的毕业于该校的诗人当时都不在上海，如张真远嫁海外，卓松盛毕业分配至北京工作。

《海上》创办后又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后因多种原因停办。其后孟浪与郁郁等人又创办了《大陆》，默默与京不特等人又创办了《撒娇》，孟浪与东北诗人徐敬亚在深圳举办了《全国诗歌流派大展》，刘漫流、默默、孟浪等人则参与了全国性民间诗刊《现代汉诗》的创办和编辑。总之，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上海的主要民办诗刊不再局限于小范围，而是面向全市或全国。

三

需要补充的是，“海上”并不局限于诗歌。也许是受到《今天》诗刊与“星星画展”之互动的暗示，但更主要是出于对近代以来诗歌与美术之互动的认识（如未来主义之于诗歌和美术、超现实主义之于诗歌和美术等），筹备期间我向“海上”同仁建议增设美术部，获得了大部分诗人的赞同，不少上海画家也愿意加盟。“海上”美术部由陈立凡（毕业于上海轻工艺美术学校）和杨晖（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人负责联络，举办过多次画展，如“海上”成立日在华东师大丽娃茶室举办了“陈立凡画展”，1986年6月又在徐汇区文化馆举办了“四人画展”（杨晖、王小君、龚建庆、邹世龙）等。《海上》诗刊的封一至封四刊登过龚建庆（阿大，自学成才）、王小君（毕业于上海师大艺术系）等人的版画。

另外，我还曾打算俟条件成熟后向“海人”同仁建议增设学术部，所以“海上”成立日我邀请了我钦慕的一些学者朋友如张文江（现供职于上海社科院文学所）、胡伟希（现供职于清华大学研究院）等人与会，后因文化气候改变且内部矛盾丛生，学术部未及设立，未能对“海上”诗人和“海上”画家的作品开展任何学术批评，我就退出“海上”开始了十年面壁。

四

八十年代以后至今，“海上”诗人的基本情况是（仅就我知道的而言，未必完全也未必准确）：我和周泽雄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离开教职，成为体制外的职业作家。刘漫流始终供职于上海一所大学。杭苇目前供职于深圳一家报纸。王寅离开教职以后辗转于各种形式的媒体，现为《南方周末》驻上海站的记者。陆忆敏离开教职以后，目前是上海某区一个街道办事处的主任。陈东东先供职于上海市工商联，现成为职业诗人。成茂朝从一名教员变成一位商人。孟浪漫游全国后于九十年代中期远赴美国。默默成为广告从业人员，近来定期举办诗歌朗诵会。

郁郁长期闲居，但一如既往地热心于各种诗歌活动。京不特先出家为僧，还俗后赴丹麦攻读哲学，目前正从事基尔恺郭尔著作的汉译。这些人现在有的已经不再写作，继续写作的也未必局限于诗歌，不少人已经把写作领域扩展到小说、散文和学术。

“海上”画家的基本情况是：陈立凡于九十年代初赴南斯拉夫，九十年代末科索沃战争期间回国，因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采访一度成为新闻人物。杨晖于九十年代初赴法国，九十年代中期回沪暂居数年，目前暂居台湾从事创作。

最令人悲痛的是，龚建庆于九十年代中期在一次事故中溺水身亡，这一事件似乎预示着八十年代“海上”艺术家们的反叛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激情的挥霍而告一段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一代人的青春激情即将耗尽，中国至今依然没能成功地“告别”昨天，但以反叛的姿态投身于中国新文化创造的每个人，无论其实际成就和贡献如何，或早或晚都将告别生命。

幸而薪尽火传，新一代的青春激情正在更热烈地燃烧。也许中国文化的新生确实需要两代人，因为以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来看，六十甲子就是两世，而一世是三十年，比西方人以十年为一个年代要缓慢一些。说实话我并不在乎缓慢，只要中国保持八十年代以来这种缓慢但坚实的进步，我就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作为八十年代艺术活动的参与者之一，我对上海乃至中国的新一代艺术家寄予厚望。

从德国到捷克斯洛伐克，一路上风景如画，特别是易北河两岸的风光，更是迷死人了。在柏林和布拉格，分别了解了两个案子，都是有关清算“前朝”官员恶行的。这里作一个简单的介绍，以引起大家的思考。两个案子都已经公开，有大量报道，我这里化繁就简。

六月初我到柏林的时候，当地的新闻正报道一个案子，标题是“最后一个纳粹”。说的是经过了60多年的追踪，在犹太人和国际组织的坚持不懈下，终于把一位几易其名躲藏在南美（曾经辗转多国）的纳粹缉拿归案。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镜头，一位老态龙钟的老人被押下飞机，感觉有些沧桑。也难怪，这位纳粹已经80多岁了，媒体因此判断，他也许是最后一位逍遥法外的纳粹分子。这位80多岁的老人即将被审判，等待他的也许是绞刑。

大半个世纪前，当时这位才20多岁的德国军官，也许只是一位求“上进”的纳粹党员。他只是因为想表现突出，积极向党靠拢，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纳粹党的命令，最终成为出色的纳粹党员的小头目，也因此握有了屠杀犹太人的绝对的权力。不过，在战战兢兢躲藏了六十多年后，现在他还是要为自己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也许是绞刑，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会成为历史上被绞死的最老的人之一。

犹太人和组织在过去60多年里从不放弃追杀纳粹恶徒的行为，已经为世界树立了一个典范：并以此警告了世人，如果你犯了反人类罪，如果你曾经在邪恶的国家政权之下屠杀了人类，哪怕你只是忠实地执行了独裁者（或者说“你的国家”）赋予你的“神圣职责”，你也总有一天会受到追究，被推上审判台……

这次到柏林，还听到柏林人在谈论这起案子，引起我的深思。宽容是人类的本性和最崇高的品质，然而在反人类的罪行中是不存在的，不管你多老了，也不管你这六十年是如何度过的（甚至做了很多好事，也许成了成功的企业家和慈善家，或者你早已经后悔了，只是不想被判死刑），但你仍然无法逃脱你的罪责。

我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即将进入东欧的领域，在这里，20年前发生了苏东剧变，一党政权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人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有如当初纳粹德国投降之时。但我们也注意到，虽然在一党专制期间，各级当权者在绝对的权力下犯下了许许多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可是，并没有发生德国那种对纳粹分子穷追不舍的“清算”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我个人认为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纳粹德国和前东欧政权虽然有相似之处，但纳粹更多的是单向强迫杀人，没有得到被杀者的配合；而东欧这些政权更残忍之处是把民众甚至很多受害者变成了“帮凶”，以至受害者在后来发现如果要清算统治者，最先应该清算的是他们自己，他们都是那个体制里的帮凶和罪人，杀人后再被杀的也很多；第二个原因是犹太人的执著，这一点是很多民族缺乏的，尤其是中华民族；第三个原因很重要，纳粹政权是被盟军巨大的武力——暴力摧毁的，而苏联东欧政权几乎都是“和平演变”，并没有多少暴力，而且，纳粹顽抗到最后一刻，而苏联东欧剧变中，体制内的人，甚至当权者很少负隅顽抗，有很多还起了积极的作用。

鉴于以上三点以及这里没有篇幅论述的诸多原因，极权被推翻后的苏联东欧没有出现“清算”现象。可是，这次到了巴格达，我特意问到上次听到的一个案子，却是和“清算”有关的。是目前出现在捷克等国家的东欧特色的“清算”。

故事是这样的：1953年，一位优秀的女共产党员由于不同的意见（异议人士）被当局逮捕，而逮捕和处理她案子的正好也是一名女共产党领导人。这位女领导人经过取证和审讯，最后判处了那位异议女共党员的死刑，并在那一年执行了绞刑……

如果你是那个年代过来的，我想，这个案子对于你是如此的稀松平常，而且，半个世纪过去了，改天换地多少年了，不但没有追究，甚至都没有人提起了。可是，就在一个月前，捷克布拉格的法院却开始对那位50年前判处一位女共产党员死刑的原女共领导人进行审判。我也是一个月前来德国听到的，这次来，从当地人口中得到了证实，那位50年前判处异议党员死刑的女共党领导人刚刚被判处7年监禁——对了，我忘记告诉你，那位50年前的女共党领导人如今已经快90高龄了！如果没有奇迹出现的话，她将会死在监狱里，而且，她很可能是欧洲被判处入狱的最老的人之一吧？

也许有人迷惑不解，不知道这件案子为什么会引起我的强烈好奇和关注，而且也许还有人会问，你不是说苏联东欧没有出现清算前朝官员的现象？如何解释50年后把一位当时的领导人判刑入狱的事？

有这些疑问不奇怪，因为我还没有告诉你这件案子中最重要的细节，也是唯一引起我关注的，那就是：布拉格法院用来判处这位前女共党罪行的法律并不是当今的捷克的法律，他们判她入狱七年的依据竟然是1953年的共产党法律！因为，即便按照当时的捷克法律，这位判处异议党员死刑的女共党领导人也犯了罪！她不但没有齐全的证据，而且，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不顾法律程序，来了一个欲加之罪。即便以五十年前的共产党的法律来说，她也是犯罪了……

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依照现在的捷克法律，那么都清楚，以前那个政权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违法”了，对他们进行审判，清算，投入监狱，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正如中国屡次的改朝换代，一旦政权换了，新的人当了皇帝，那么按照新的法律和规矩，前朝的皇亲国戚和官员要就是被杀掉，要就是当奴隶，无一善终。

可是和平演变后的苏联东欧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却发生了现在的法官援引半个世纪前那部被他们抛弃的法律，对一位当时就违法了的官员进行隔了半个多世纪的判决。

这实在是太有意义了！我们知道，特别是在文明社会里，就算最邪恶的国家，也是有法律的，除了少部分恶法之外，人类普遍接受的法律（例如杀人偿命，禁止行贿受贿，判刑要讲究证据等等）也都是存在的。法治和人治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有完善法律，而在于是否执行法律。

十几年前一位美国宪政学者告诉我，这个世界上集中了最美丽词语的宪法是北朝鲜的，而且北朝鲜的宪法也是最厚、内容最丰富的宪法之一。当时我几乎晕倒。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那个国家，违法宪法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制定了这部宪法的执法者。

见识了布拉格的这起案例，我在想，也许有那么一天，北朝鲜政权更迭了，人民也许制定了新的宪法和法律，但为了弘扬“宽容”，为了避免“清算”，他们根本不需用新的宪法和法律去审判对他们如此残忍的独裁者，他们只要用独裁者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就足够了。在独裁者当权的时代，他们不但制定法律，也蹂躏法律。民众必须等待，等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时候，他们才拿起法律的武器——他们甚至有自信，拿起任何一部法律，独裁者都是应该被关起来，甚至被推上断头台的……

我们的东欧流动大学堂的车今天将继续行驶在东欧的土地上，我也不会停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从内心里说，我不主张清算，特别是那种用新的法律来“秋后算账”。哪怕你站在了人类正义的制高点，对过去的一切包括历史有一个居高临下姿态，我还是不希望有清算。而且，我认为持我这种观点人居多。

可是，我不喜欢清算，却更不喜欢因为我们主张“不清算”而引起那些坏人们有恃无恐和肆无忌惮。这正如在我们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希望对过去的贪污腐败既往不咎，可我们却看到他们把“未来”也变成了“既往”，继续马不停蹄地猖狂地贪污腐败……

这件事我就写到这里，希望大家思考一下德国和捷克两起“清算”案子的异同。我个人认为，像纳粹德国那样制定一部违反人类的恶法的政府很难再出现，而大多国家的法律至少在文字上都越来越趋同——例如人民被宪法保障的权力和自由，有几个国家的宪法不是“说得比唱的还好听”？——因此，我认为，捷克用五十年前的法律来判决五十年前的官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半个世纪前，法律已经有了，然而，执行法律的人却把自己的利益和权力置于法律之上，他们认为法律是用来对付人民的，他们可以永远逍遥法外，而当时的民众除了伸长脖子被他们套进绞索之外，别无选择。

问题是，这种连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的政权，能够在现代文明里走多远？一旦政权更迭，一旦民众通过选票当家作主了，一旦法治社会真正形成，不管多久，民众都应该记住那些无法无天，违纪乱法的人，这不是清算，而是实行迟来的正义。

杨恒均 2009/7/10 布拉格

“党政体制”泛指国民党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组织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国民党党政体制是一种二元体制，它来源于苏俄，有一套制度规定和联系管道，这个体制有五个方面特征。

一 党政体制源于苏俄

孙中山为甚么要效仿苏联的党治体制呢？这是由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决定的。从国内来说，孙中山以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而领导的革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他一筹莫展。孙中山救国救民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但“国内的政党又无悠久的历史，所谓代表民意，所谓共理国政，因为基础不坚固，对国民贡献也就太少了”1.革命的失败，使孙中山深深感到国家的危亡存亡间不容缓，他又深深的觉得欧美民主都不合目前的要求：因为强国处从容之境，它的政治还可以从容处理，而中国这个弱国处紧急之秋，则不能不有非常的措置。所以，他自己挺身而出，不得不寻求新的理论和指导思想来作革命的指南，改变政党制度，以负起复兴民族复兴国家之责任。总之，“党治决不是突然发生的，民国十二年猪仔议员结果了国会之后，全国政治人人都感到没有出路，所以十三年九月，孙先生出师北伐的时候，宣布建国大纲，并在前文里，说明党治之必要。”2“自从十三年改组以来，国民党抛弃了议会政治的主张而采取了一党专政的理论，仿效苏俄的共产党而希望成为一个『垄断政权的政党』（Monopolistic Party）。”3从国外因素来说，孙中山一方面祝贺俄国革命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检讨自己何以失败的原因，这影响到日后的联俄政策。在这种内外的恶劣形势下，他不得不寻求支援。在国内，他北联张作霖、段祺瑞和安福系；在国外，他寻求加拿大、英、美、德及苏联的支持。结果，只有苏联方面有了回音。所以，党政制度是依照客观的需要发展起来的4.学苏俄从何处入手呢？

首先，就是从改组国民党组织入手，以苏俄为模范5.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就是“未能获得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6.所以，孙中山表示，要学习俄国，从事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7.实际上，孙中山与俄国和与德国合作的动机是不一样的。孙中山与苏俄合作是基于苏俄建立了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党8.孙中山派蒋介石赴俄，当时列宁已经病重，但也见过托洛斯基诸人，经过一番切实的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和共产党森严的纪律，成为日后回国改组国民党和开创党军之一大动机9.苏联也向蒋介石建议：“国民党必须开展党的工作，把自己的分支机构扩展到全中国，使国民党的主义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只有那时才能谈得上真正的武装发动，小打小闹的军事游戏才会停止。”10于是，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临时执行委员会顾问。鲍罗廷等人向孙中山指出，没有党，没有明确的党纲，他任何时候都不会取得甚么成就。他们还有步骤地在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等这些孙中山最杰出的信徒中做宣传工作11.

其次，学苏俄，注重宣传。在孙中山确定联俄之后，于1923年派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考察苏俄的党政军情况。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代表团指出：“目前，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在中国做好政治工作，因为要不然的话，在现有重要条件下的一切军事行动都将注定要失败。斯克良斯基同志举出俄国革命的例子。俄国革命的完成不仅是十月革命的结果，而且是通过俄国共产党长期坚持不懈的工作做了准备的。所以党应该首先全力搞宣传工作，办报纸、杂志，搞选举运动，等等。”12因此，孙中山表示：“国民党改组，变更奋斗的方法，注重宣传，不注重军事。”13同时，通过宣传，要使士兵为主义而打仗。

再次，要学习苏俄的党政体制原则。在国民党“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处理党政关系的根本原则是“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14.国民党“一大”确立的党政关系是：“一党统政，辅导人民行使四权，以监督政府运用五权”15.

最后，学苏俄，要学习其精神。“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方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成功。”16

孙中山在确立以苏俄为榜样后，不再效法英美。孙中山一再表示：“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17再看1925年9月2日《晨报》的醒目标题：“广州实行三头政治模仿苏俄之专政”18.笔者再举一例，说明以党治国的精神来源于俄国19：

南京22日路送电：参谋总长何应钦、于接见路透访员时、谈话如左、国民政府因信苏俄式委员制不适当故采用五院制度之新组织、而完全废除共产主义方法……是以新政府改组之结果、足示其以前模仿苏俄式之各种制度、业已完全废除也。

党政体制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和概念。党政制度的形成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中国国民党的系统，其精神与原则，大体参考苏联共产党，在党的组织系统上，二者多相似之处20.党政体制是从1924年开始的。苏联的党政体制或党政关系是与欧美党政体制或党政关系根本不同的，我们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这也是笔者不同意有些学者把“党治”混同“政党政治”的原因。

经过“改组，从制定新党章，建立各级党组织、确定民众运动政策，建立党军，到实行联共，是孙中山晚年党务革新的重大措施，和他同一时期合纵连横的政治策略，交互为用，缔造了国民党的新生命，也开创中国政治的新环境。国民党人虽学习苏俄组党的方法，却并不接纳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21

二　党政体制的制度设计

（一）从法制层面而言，规定党政关系的基本法规

军政时期，党政组织处于初创之中，党政之间采取何种形式联系，尚在摸索之中，所以没有专门调整党政关系的法律。而且，中央党政是一体的，也不需要太细的法来调节。这个阶段，主要由国民党的政纲、中央党务机关组织条例和国民政府及其他专门机关组织法进行宏观调控。

党政关系制度之规范始见于孙中山交由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并获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提案》（内有总理手拟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其要点为：“国民党当依此最小限度政纲为原则组织国民政府”，它明确提示了政府是实现国民党政纲的唯一工具。

1925年7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交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7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法》，9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的《修正国民政府监察院组织法》，1926年7月7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等，这四种法鲜明标示了国民政府及其各机关的直接党治原则。

1926年1月23日二届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条例》，6月1日国民政府奉发的《政治委员会处理事务细则》，7月6日二届中执委员临时全会通过的《改善中央执行委员会各部间办事关系案》，这三个档都规定中央政治委员会是国民政府的政治指导机关，是党政间的连锁机关。

（二）从机关层面而言，中政会是政治决策机关-连结党政关系之主管道

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是国民党的领导核心，中执会又是国民党的中枢。当时实际的政策决定与政策执行是由中执会主其事，军事事务由军事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在北伐军事时期扮演的角色与功能，是有限的22.党政联系的主管道是中央政治委员会，虽然中执会也与国民政府紧密联系，但有关政治方面的决议案要通过中政会贯彻。“原来党的组织是采俄国共产党的办法。所以政府的组织，也有一部分采用苏俄的制度。如政治会议就等于苏维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23

中央政治会议成立的原由如下：中政会最早是孙中山于1924年7月提议设立的，其原型是仿效俄共中央政治局。1919年，俄共鉴于人数众多的中央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运转不灵，乃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局和组织局，分别负责政治和组织工作。这两个机构成立后，隐然取代了中央委员会，而且政治局的权力又超乎组织局之上，实际成为俄共中央的最高权力机构24.国民党借鉴了这一制度。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虽有海外部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各部，但因没有政治指导机关，究未完备。”25所以，孙中山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提出成立一个特别机构，它由几名可靠的国民党领导人组成，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顾问，主要职能是处理重大政策问题26，辅助总理计划政治的方针。孙中山“以总理的地位任命……这个机关的人员”27并亲任主席，可见地位之重要。这种谘询机构“初无大权”28，不能对大本营发号施令，只能给孙中山充当政治参谋。“所以初期的政治委员会，由孙中山先生直接负责。”29这种结构主要是保证孙中山对党政军的统一指挥，因为他是国民党总理，同时兼任全代会主席、中执会主席和大本营政府大元帅。如图1.

图 1　 孙中山时的党政关系图

孙中山去世后，“其制遂变”30，中政会从个人领导下的一个谘询机构变成了一个常设的职能决策建议机关，并制定中政会组织条例。它在谘询机关的基础上，授予一定程度的决策指导权。广州国民政府初期并未特设立法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政治委员会为一切政治作用之发端，可视为最高之立法机关31.这样，就不必事事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策指挥，且可兼管党务（“在初创时，这个委员会是兼理党务的。直至十七年二月三日，始将党务剔开，成为纯粹党控制政府的机关。”32），应变能力强。如图2.正如汪精卫所说，由于政治委员会“是各机关都有人在内的，有甚么事情，大家都在政治委员会内充分讨论，讨论之后，或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去执行，或交国民政府省政府执行。”33

图 2　孙中山去世后的党政连结管道图

中政会作为党政关系的主管道职能可从其职权看出。1925年6月14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14次会议，通过议决案两件：一是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政治委员会，以指导国民革命之进行；二是关于政治之方针，由政治委员会决定，以政府名义行之。不仅确立政治委员会本身之地位，也树立政治委员会和政府的关系。1926年6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奉发的《政治委员会处理事务细则》规定：“一、本会所收一切公文由秘书长商承主席分送各该管机关处理之；但有下列性质之一者，由主席提出本会讨论之：（甲）关系国家全体利害之政策者；（乙）关系政府全体利害之政策者；（丙）关系本党主义或决定者；（丁）有使本党内部发生意见之可能者。二、政府各高级机关发生事件有上列事项性质之一者，应由各机关直接提出本会讨论。”341927年3月10日《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第8条规定：“政治委员会对于政治问题议决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之。”35

国民政府和政治委员会的关系，可由三者说明：

一是政府组织法规和施政工作由政治委员会决定。在孙中山北上以前，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十二次会议，其中较重要之决策及其执行情形如下：其一，由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共产党人提出弹劾，8月20日，第6次会议议决“国民党内之共产派之问题”及“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的处理办法，并于次日举行的中执会全体会议议决接受。其二，9月3日，第7次会议，议决发表北上宣言。其三，11月1日，第12次会议，议决和北方合作条件，孙中山决定北上。其四，1925年6月14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14次会议，决定成立国民政府。因此，可以说政治委员会是国民党制定政策的枢纽，是党政的连锁机关。“一般参加政治的人遂莫不以厕身其间为无上的荣耀，为政治活动成功的表征。”36国民党“二大”后“年来本党政府之外交内政建设军事诸重要问题，均取决于政治会议，是政治会议不啻为党中政治之最高机关”。除中政会外，“分会有北京、广州、武汉三处，故各省之军事外交党务诸重要问题，均集中于党，故政治会议确成为政治上党务上军事上唯一的指导机关。”37我们对比一下1927年2月22日的第75次中央常务会议和25日的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重要议决案和决议案，就可知二者的明确分工。中常会纯系党务机关，而中政会系政治机关，带有立法机关性质。前者通过的重要议决案有八项：（一）常务委员会表决方式应如何规定案；（二）议决通过推举陈其瑗同志为秘书长；（三）中央党部办事地点规定案；（四）现距离开全体会议日期已近，应推定人员筹备一切及组织提案委员会案；（五）现在上海已发生总罢工事实，应援助罢工工友案；（六）决议欢迎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全国邮务工人代表大会，应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名义招待各界一次；（七）电覆四川省党部否认中央党部派反革命派向傅义回川指导党务及办理登记案；（八）决议由秘书处即电知南昌，请将党部一切档寄来武汉，并催促各委员各职员即日到来办公案等。而中政会通过的重要决议案有四项：（一）中央对于上海外交之策略；（二）嗣后关于政治会议决案之通告执行，应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之，但于文首声叙经本会政治会议议决；（三）广州控诉法院预算，由财政部照拨；（四）教育行政委员呈报一二两月预算，交财政部审查后再办38.但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1926年7月6日中央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同开政治会议）并不是并列的，而是一种上下级关系。中政会的组成人员名义上是中执会决定，实际上是中常会决定。1926年7月13日上午10时半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上，中常会主席蒋中正“提出请规定汪精卫、谭延闿、蒋中正、胡汉民、甘乃光、陈公博、邵力子、林祖涵、伍朝枢、孙科、朱培德、谭平山、张静江、于树德、丁惟汾、王法勤、吴稚晖、陈友仁、何香凝、顾孟余、宋子文为政治会议人员案”，会议决议一致通过39.

二是国民政府重要人事，包括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惩吏委员、监察委员等，也可由由政治委员会决定40.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胡汉民、许崇智等九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41.武汉国民政府时期，1927年3月15日，政治委员会决定国民政府新增五部部长，即：卫生部长宋庆龄、劳工部长苏兆征、实业部长孔祥熙、教育部长顾孟余、农政部长谭平山，又决定宋子文兼任江浙财政处长42.

三是政府各高级机关要向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政府高级机关包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各部；国民政府监察院及审政院；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及教育委员会；广东省政府各厅（粤汉铁路管理局报告关于行政事务由建设厅汇转，关于财政由财政部汇转）；中央银行；缉私卫商委员会；团务委员会；广州市市政府。”43在广东省政府成立之前，七月“一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训令省政府各厅云：兹对广东省政府各厅厅长发布训令如左：（一）厅长接任后须在六日之内向政治委员会报告该管情形并提出改革书；（二）新设之各厅厅长于六日内向政治委员会提出该厅之组织计划；（三）计划须实际而经济者。”“又通知云：兹本会议决二事通知如左：（一）定于七月二日早十时省政府各厅厅长与政治委员会开联席会议；（二）各厅长应作报告说明省政府之目的，及特别指出吾人应为广东设立一有力而经济之政府；（三）因此须废除一切无用之机关，而只须维持有用之机关，机关于必要时得增设之”44.“政府各高级机关每月终须将经过成绩、将来计划及不能解决之困难报告本会；但外交部须半月报告一次。此项报告，须用书面呈送本会”，“审查报告时，该机关长官得由本会令其到会说明，或自请到会说明”；“政府各高级机关发生事件认为有紧急报告之必要时，得不待月终即临时提出报告；但须预先陈明本会主席。”45正因为中政会是“议行合一的党治”机关，所以它的组成人员除了国民党中枢人员外，省政府也派人参加，而且“广州重要机关，都有人列席”46，其目的是保证它的决议得到认真执行。

三　党政体制的特征

1924年以前，党政体制是一种代议制下的党政体制，党政关系是间接的，它是通过国会作为联系的仲介或管道，国会对政府“处于督察的地位”，政府也牵制国会，它们是一种相互监督关系。党政关系的主管道是国会。1924年以后的党政体制是一种党治下的党政体制，党政关系是直接的，“党的指导政府是一种有运用的，并不跟议会一样处于督察的地位”，“把党和政府分开，好像从前国会对待政府一样，这是很大的错误。”47国民党与政府虽有两个机构，但人却是重迭的。而且，只有国民党监督政府，政府却不能制约国民党。虽然中央政治委员会也是党政联系的仲介或管道，但中政会本身是中执会的一个特殊委员会。1925年国民政府标明党政关系联系的主管道是中执会。

从中央这个层面来看，军政时期党政体制的特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党领政

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国民党的党政体制是一种党政合一的体制，国民党的党部机构即为国家机构，国民党的领袖即为国家元首。

1923年3月2日，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兼大元帅。大元帅大本营之组织和职权是非常性的，故该职也有许多不同于一般行政首脑之特点。如：不由国会产生，故不对民意机关负责48.大元帅本身赋有极大的权力：第一，一切重要政务，由大元帅处理；第二，各总司令、司令、军、师等军队，由大元帅指挥调度；第三，政府机关之组织，各机关之增设与裁并，及重要官吏之任免，皆由大元帅为之；第四，大元帅公布条例，发布命令；条例之由各部公布者，须经大元帅之核准。因之，大元帅制度是一种人治为基础、政制混乱、具体而微之独裁制49.总之，这种党政一体或以党领政的现象，有其历史与组织上的根源。到1924年改组国民党时，成为定制50.

1925年虽建立了广州国民政府，但其组织“非常简单，不惟五院制度未具雏形，即行政各部，如交通、实业、司法、教育等，亦付阙如。盖当时政府局处一隅，凡百施设，均以军事为主体。故其政治组织，止能循事势之需要为准则，规模无须过于宏大也。且政府之上，更有党焉。”51

有些学者没有把“党政合一”和“以党统政”严格区分开来。其实，前者是指党权与政权合二为一的政治制度。其基本特点是：政府首脑与政党领袖同为一人，政权和党权由一人执掌；国家法律以政党党纲党义为依据，党义是处理一切民间事务的准则，民众受党义所支配。而“以党统政”是训政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政治制度的原则。具体体现为：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政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是最高决策机关。国民政府由国民党产生，对国民党中央负责，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有执行的义务，并随时接受国民党中央的监督和指导52.作这样的区别当然不是没有意义的，但“党政合一”和“以党统政”具有某些共同特征：都“由中国国民党对政府各部门的政策与执行，进行决定与监督，政府则着重在推行政策方面。”53前者与后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军政时期的主要工作“多在军事”，“党务与军事政事混合”54，而训政时期的主要工作是“建设”，党务与政治明显分开。

（二）政府组织渊源于党

国民政府为国民党所创设，国民党总理的教义和国民党权力机关通过的决议案为制定国民政府根本法（即《组织法》）的依据。如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交由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并获该会通过之《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提案》规定：“一、国民党当依此最小限度政纲为原则组织国民政府。二、国民党当宣传此义于工、商、实业各界及农民、工人、兵士、学生与夫一般之群众，使人人知设统一国民政府之必要。”552月13日，国民党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问题案》，强调组织国民政府为当前“不容缓之举”。孙中山在京患病入院后，在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酝酿改组广州大本营事宜及未来政府组织原则。在广州，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于2月19日举行第13次会议，根据北京方面的动议，作出“广州政府应改为合议制”。6月14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1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改组决议案》，议决改“革命政府”名称为“国民政府”。次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正式决定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56.旋又于第16次会议议决，设中央政府，定名为国民政府，以委员若干人组织会议；并于委员中推举一人为主席。又议决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民意，改组政府由大本营以命令颁布之。至第25次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57.1925年6月24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总参议代行大元帅职权胡汉民宣布接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府改组决议案并予以施行电。27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发布改组政府训令，7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党成立政府的议案从制定到实施的程式是：

全代会提案→中执会决议案→中政会决议并制定组织法→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接受决议案并公布组织法

从此可看出，1925年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实际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据全代会和中执会决议案制定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1927年颁布的根本法也如此，并明定该法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解释及修正。

（三）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党

国民政府所享权力，也渊源于国民党。就根本法之形式言，国民政府权力既来源于根本组织法，而根本组织法则来自国民党。故政府之权力即间接由国民党给与。就实质言，国民政府权力渊源自国民党也为显然事实。

（四）政府的主要官吏由国民党产生

其一，就国民政府的产生而言，国民政府主要官吏皆由国民党产生，国府主席委员等皆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

其二，就国民政府的组织言，国民政府之形式与运用及其更改，皆由国民党为之决定。1925年6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府改组议决案》决议设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监察院、惩吏院、省政府和市政委员会等六种机关及其下属机构，并规定政府的委员制原则58.1926年10月16日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通过的《国民政府发展决议案》第二项规定：“国民政府按照现在发展之情况，应扩张其组织如下：（甲）国民政府委员会中，须有能代表国民政府统治下各省之人员充任委员；（乙）国民政府应添设军事、交通、司法三部，原有之军事委员会仍应存在。”59

其三，就国民政府之人选言，国民政府中枢要员，同时亦即国民党之干部人物，一人身兼数职，具有数种不同身份，也即党政人事管道上相通──重迭的党治特色，故国民党对国民政府能操纵裕如。关于这一点，后文有详述。

（五）国民政府施政依据是党纲政策

国民政府之政纲与政策，皆由国民党为之供给，故一切政纲政策，由国民党发源。“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简直可谓党的政策便是政府的政策，不过由党中央决定了的政策，交给民众组织和政治组织中的负责党员去执行罢了。”60它的具体程式是：中央党部决定党纲政策，由中央政治委员会灌输，国民政府执行。“党政机关，虽各分立，而根本政令，必策于党。故曰：『关于政治之方针，由政治委员会决定，以国民政府之名义执行之。』是政治委员会实有主要部分之立法行政权，国民政府不过承转机关而已。”61正如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时所说：“国民党二大最重要的就是要决定民国十五年本党努力的方案，我们十五年努力的成绩，可说就在这次所定方案之如何，所以国民政府同人，对这回大会实有无限的希望，无限的颂祷”，国民党“二大”的方针，“国民政府同人是一定不顾一切，实行大会议决的方案的。大会所议决的方案，无论如何艰难，如何困苦，一定切实执行，期不负各位的希望。”62总之，当时国民政府的结构，是建立在党政一体的原则上。由中国国民党对政府各部门的政策与执行，进行决定和监督，政府则着重在推行政策方面63.

（六）党政虽各有其组织结构，但两者在法律上是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统属、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国民党自十三年改组后，即实行以党训政之制，政府在国民党的监督与领导之下，行使统治权”64.上述的“议行合一的直接党治”原则就体现党政之间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统属、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此外，中央监察委员会有稽核中央政府之施政方针及政绩是否根据本党政纲及政策之权65.

注释

1 君山：〈现代政治与中国──关于各党各派合作论〉，《中央日报》，1937年3月13日。

2 汪精卫：〈党治之意义〉（1930年2月23日），载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30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页92.

3 陈之迈：〈从国民大会的选举谈到中国政治的前途〉，《独立评论》，第232号（1937年5月2日）。

4 曾资生：〈五十年来的政治制度〉，载秦孝仪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6年影印本），页35.

5 秦孝仪：《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 页668-98.

6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15.

7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436-39.

8 （德）费路：〈孙中山与德国：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孙中山政治计划中的作用〉，转引自梁怡：〈国外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历史考察──德国部分〉，《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页6.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页324.

1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页99.

12 同注10，页310.

13 同注7，页565.

14 同注6，页122.

15 郭卫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8辑，第879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页2.

16 同注6，页137.

17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45.

18 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11册，页165.

19 〈新政府组成后俄式制度已全废，决依以党治国之精神完成五权宪法之政治，何应钦之谈话〉，载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45册，页393.

20 鲁学瀛：〈论党政关系〉，《行政研究》，第2卷第6期（1947年6月5日）。

21 吕芳上：〈寻求新的革命策略──国民党广州时期的发展（1917-1927）〉，《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1993年6月）。

22 同注5，页845.

23 吴经熊、黄公觉：《中国制宪史》，【民国丛书】第4编，第27册（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本），页278.

24 （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页153-54.

25 同注9，页20.

26 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页614.

27 陈之迈：《中国政府》，【民国丛书】第3编，第20册（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本），页94.

28 同注4，页43.

29 邝德生：《国民革命史》，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5辑，第247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页4.

30 同注4，页34-35.

31 王正华：〈国民政府初创时之组织及党政关系（民国14年7月至15年12月）〉，载中华文化复兴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8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86），页64-112.

32 同注20.

33 同注9，页21.

3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页63.

35 荣孟源等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页317.

36 同注27，页97.

37 〈中央政治会议扩大组织〉，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8日。

38 〈中央常务会议在汉开会重要议决案八项〉，〈中央政治会议重要决议案〉，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10日。

3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册（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页394.

40 同注31.

41 须力求：《胡汉民评传》（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页147.

42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19日。

43 同注34，页64.

4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20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页591-92.

45 同注34，页63-64.

46 同注9，页21.

47 同注35，页265-66.

48 倪正太等：《中华民国职官辞典》（合肥：黄山书社，1998），页17.

49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页134-35.

50 同注5，页848.

51 陈茹玄：《中国宪法史》，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4辑，第43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页161.

52 李松林主编：《中国国民党史大辞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页624.

53 同注5，页849.

54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76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兴社，1978年影印本），页25.

55 同注34，页356.

56 丘钱牧：《中国政党史（1894-1949）》（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页490.

57 同注51，页159.

5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页35-36.

59 同注35，页371.

60 宋公屏：〈广东各县县长与农工行政〉，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1日。

61 同注51，页161.

62 同注58，页306.

63 同注5，页848.

64 沙千里：〈中国宪政运动的回顾与展望〉，【民国丛书】，第2编，第23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页213.

65 同注49，页162-164.

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骚乱，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据新华社报道140人死亡，828人受伤。据凤凰网报道：140人死亡人中大多为汉人，后继死亡人数增加到156人。新疆自治区政府主管政法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这件事是典型的境外遥控境内精心策划的有组织有预谋的一次民族分裂活动。在讨论事件之前，我们向那么多无辜受难者志哀！

这么多人员的死亡，中国社会无法接受，国际社会同样无法接受。用骚乱来形容这次事件显然说轻了，它是一场规模不算太小的战争，一场使用原始武器的战争。其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深究。

大量人员伤亡的同时，政府在干什么？

这场骚乱从下午一直持继到夜晚，人员死亡集中在这个时间段，在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政府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窗外，自已的眼皮底下正在发生的事件。年初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接受凤凰卫视吴小莉的专访，其中谈到如何防范突发事件，对话如下：

王乐泉：我们第一是不怕，第二是警惕，有所防范，不能做无畏牺牲，我们应该说这些年我们的工作也是越来越严密。

吴小莉：怎么个严密法？

王乐泉：过去我们希望能够由敌动我知，变成敌未动我先知，我觉得现在基本上这样说，我们这几年啊，大量的这些团伙，基本上都是在敌人这个密谋策划阶段，被发现，被挖出来的。

吴小莉：未动您先知。

王乐泉：也不能说百分之百，但基本上能够做到这一条。除了情报工作要跟上去外，发动群众成为制胜关键。你可别小看群众。我们不知，那是很容易的。在一个地方，你要在国内行，在当地行，当地的老百姓都不知，那可不容易。关键是老百姓是真正觉悟起来，发动起来，有情况他能及时汇报，及时地和政府，和有关部门来汇报，这很关键。

未动先知？ 王乐泉这回恐怕要打自已耳光了。这样一场规模大、人数多、时间长、手段残暴、后果极为严重的事件，新疆人民政府是如何防范的，事先没有任何预警吗？事发后初期没有任何有效的制止犯罪的措施吗？死者家属恐怕永远不会满意政府的任何解释，从事发第一分钟起，即便从北京调兵进疆也不至于死这么多人，不管维族人杀汉人，还是汉人杀维族人，大量人员伤亡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政府在整个事件中处于动而不知，知而不动的状态，整一个不作为！

世界上任何突发事件都防不胜防，的确会给所管辖的政府造成措手不及，无人能保证永远“西线无战事”。但西藏、新疆这两个地方再用这个理由来推托，实在无法自圆其说。这两个地方是中央政府的心病，民族矛值，宗教信仰，大小冲突时不时发生，西藏人是说得多，做得少，新疆人正相反，说得少，做得多。自治区政府连这点都不懂？连续的暴力活动，采用如何的暴力方式，应该已经给政府上了不少课了。中国所有的城市都配有民兵、武警、公安、城管、防暴队，再加上地方驻军，人手不够好象不是理由，49年后没有什么事故苗子不是被抹杀在萌芽之中的，事发几小时后一下抓了上千名的嫌疑犯，说明政府有这个能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这次为什么例外？

危机处理反映了一个政府的执政能力，每个地方政府都有危机处理办公室，危机领导小组挂帅的都是地方主要领导。新疆骚乱，新疆政府给新疆人民交出一张非常糟糕的答卷，人民最起码的生命和财产都得不到保障，乌鲁木齐的汉人手持大棒，走上街头，自已保卫自已，向政府投下了不信任一票。

二，热比娅真是这场骚乱的幕后策划者？

可以肯定，作为“世青会”主席的热比娅对新疆的骚乱所产生的效果一定感到非常高兴和满意，她作为一位“疆独”的领军人物，一举一动都受到了格外的关注。这次骚乱，官方和民间唯一统一的认知是由于6.26广东韶关汉维两族人群因为一偶发事件引起的，起因在国内，后果也国内，尽管两地相差几千公里。

事发后，新疆政府与全国各媒体第一时间确认热比娅为幕后策划者，不明白的是怎么这么快就确定了是她，就凭一句“最近要出大事”？如果热比娅这句算作了警告，而自治区政府也得到了这一警告，为什么没有任何事前的预防呢？既然7月6日就确定了热比娅为幕后策划者，为什么7月9日新闻媒体报道：目前首要任务是找出热比娅与这次骚乱的证据，也就是说当政府还未掌握具体的证据时，先确定了犯罪嫌疑人，这种有罪推论曾给中国司法造成过重大伤害，很明显，这是宣传部门长期习惯思维的后果。

我们习惯做法是：当遇到麻烦时，先找假想敌，这个假想敌最好是在国外的，而且一定和反华势力勾结在一起，有可能的话，扯上美国中央情报局更好，当把一幅“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画拼完后，政府便心安理得告诉百姓，这不是政府的错，全是国际上坏人惹祸。于是百姓就相信由于苏联撒走了专家，所以饿死了几千万人，由于资本主义要复辟，所以要搞文化大革命，由于达赖喇嘛要恢复农奴制，所以闹着要独立，全国每年上万件社会群体案件，好象背后永远有国外敌对势力的影子，几十年来，中国人基本上受的就是这种教育。

假设这场骚乱如当局所说境外策划，境内实施，我们朝前推理，那么韶关的冲突也是她策划的？那个不知真假的汉族女工受辱的事件也是她策划的？我们未必太抬举这个生过十一娃娃的女人了吧，有这么大的能量，为什么不直接号召维吾尔人打到北京去算了，她没有这能力，充其量是个事后诸葛亮，事后论英雄的角色，海外生活二十年，这类角色看的太多了。幸灾乐祸者，支持者，赞同者，鼓掌者未必就是阴谋者，策划者，如果“世青会”明天解散，热比娅明天暴毙，维吾尔族人和汉人从此一扫阴霾，春风化雨？

所以，问题不在这儿。一个非常小的事端，却引发了这么严重的后果，说明我国在民族政策上发生了严重的偏差，民族之间的矛盾巳经非常尖锐，加上地方政府少作为和不作为，问题出在中国，不是外国，一古脑推向外国，是政府在推卸责任，是政府无能。维吾尔族是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和西藏人一样，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亲人。有人说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最宽松的，问题就出在这儿。对家庭某一成员特别宽松，标志着你从来没有把他当自已人看待，见外了，反而会使被看待者产生游离心态，我们依法治国，为什么不能对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一视同仁呢？

当我们习惯于把责任推给国际反华势力后，我们也渐渐失去改正错误的能力。地理差异、民族不同、发展不平衡，造成了边远少数民族无法公平享受改革开放的共同成果，一些地区和民族严重边缘化，极大的落差，极大的社会不公，造成了极大的反弹。所以，死难者一定要抚恤，行凶者一定要严惩，地方官员一定要问责，中央政府一定要多多反思，反思比镇压有用的多，没有反思，没有大智慧，中国不会进步！

新疆自治区政府应该为这场血腥的双输结果买单。

2009年7月10日

一

王瑶学术道路中的”陈寅恪影响”，可以理解为，一种学术传统在时代习气中的升降命运和长远影响如何在一个学者身上由显而隐，最终还原为一种稳定学术传统的过程，王瑶晚年多讲”清华学派”，其中寄托了对自己曾受陈寅恪影响的怀念。不过，一种学术生命力的顽强延续，有时候我们只能从他们学术著作的细处才体会得出来。

一般研究王瑶学术思想和学术道路的人，都会提到鲁迅对他的影响。一是因为王瑶自己在所有谈论治学方法的文章里，都要提到鲁迅，二是王瑶1949后的学术贡献中，鲁迅研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以为虽然王瑶自己强调了鲁迅对他学术道路的影响，这无疑是一个事实，但考虑到中国1949年后的学术环境，学者刻意显示的学术影响，一般说来是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学术偶像，也就是说，过分强调某一种学术影响，有可能包括了学者对时代学术环境的另外一种评价，在这种评价中，可能还遮蔽了一些东西。我们研究王瑶的学术道路，光注意鲁迅的影响显然不够。

人生有许多偶然，对王瑶来说，他学术道路上的偶然性，体现在他早年认同的三个学术导师，在后来变化的学术环境中，不但没有因为时代转型而失去原来的学术地位，反而比原有的学术地位更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尊敬。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朱自清，还有一位是闻一多。三位学者在1949年前均已去世，而王瑶直接师从的朱自清和闻一多又恰好是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能得到转型后时代高度认同的，因为毛泽东表扬过他们。

陈平原早就意识到，王瑶学术上有两个主要渊源：一是鲁迅，一是朱自清和闻一多。陈平原指出”这三位学者恰好都是既承清儒治学之实事求是，又有强烈的时代感，不以单纯考古为满足的……这其实也是先生平生治学所追求的境界。博古通令并非易事，突出时代精神与深厚的历史感，二者有时很难协调。先生不只一次地发挥冯友兰和朱自清关于崇古、疑古、释古三种学术倾向的提法，并称自己属于释古一派。学术研究中不盲信、不轻疑，而注重理解与阐释，这固然可以避免过多的主观臆测，可研究者仍然必须有借以阐释的理论框架。这方面先生发挥其通今的长处，特别注重五四以来学者引进西方理论的经验。从五十年代对清学的批评，到去世前主持研究’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研究课题，先生的思路一以贯之：这个世纪的学者必须’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

陈平原是最能深刻理解王瑶学术道路的，但理解王瑶的学术道路，光注意鲁迅、朱自清和闻一多显然不够，必须把陈寅恪引进来。1983年，王瑶在《治学经验谈》中说：”我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和清华研究院中国语文部，因此就师承关系说，我是直接爱到当时清华的几位教授的指导和训练的。193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是朱自清先生，以后我的毕业论文导师和研究院的导师，也都是朱先生。当时听课和接触比较多的教授还有闻一多先生和陈寅恪先生，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治学方法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二

王瑶在西南联大时与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经历有一段是重叠的，吴宓日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此不具引。也就是说，王瑶听过陈寅恪的课是基本事实，他研究生论文题目，选择中古文学思想为研究对象，也可以理解为受到了陈寅恪的影响，当然鲁迅的影响也是存在的。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在王瑶和他同时代人的回忆中，见到他与陈寅恪有直接交往的记载。那时王瑶还没有在学术上确立自己的地位，陈寅恪当时身体很不好，不久已失明，是否知道王瑶研究中古文学思想，还值得进一步搜集相关史料，但王瑶心仪陈寅恪是可以找到许多事实依据的。

1949年前王瑶重要学术论文中，引述最多的一个学者就是陈寅恪。王瑶关于中古文学思想研究的所有论文中，在同时代学者中，只提到过鲁迅、刘师培、陈寅恪等极少数学者，而提到最多并直接正面引述观点的，恰是陈寅恪。王瑶生前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有刘梦溪写的关于陈寅恪研究的专章。

王瑶在《小说与方术》中提到陈寅恪时说：”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考证范晔与天师道之关系甚详，中云：’又蔚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独《方术》一传，附载不经之谈，竟与《搜神记》、《列仙传》无别，故在全书中最为不类。遂来刘子玄之讥评。亦有疑其非范氏原文，而为后人附益者。其实读史者苟明乎蔚宗与天师道之关系，则知此传本文全出蔚宗之手，不必疑也'”

《文人与药》中说：”顾恺之被人称为痴绝，大概也是服食的原因。（凡姓名末字为’之’字者，多为天师道，详见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论希企隐逸之风》中提到：”陈寅恪先生著《桃花源记旁证》一文，说桃花园是寓意之文，也是纪实之文。所纪乃北方人避苻秦淫虐时所筑之坞壁，论证甚详。”关于天师道信徒多以”之”字为名的研究，陈寅恪后来还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说加申说。王瑶对陈寅恪学术的关注非常细致，有共同的趣味。

在《徐庾与骈体》一文中，王瑶引当时《清华学报》所刊陈寅恪文章后，指出：”陈寅恪先生《读〈哀江南赋〉》一文，考证庾信这赋之直接动机，在读沈初明之《归魂赋》；沈文今存《艺文类聚》二七及七九，序云：’余自长安还，乃作归魂赋。”沈文作于建康，陈先生言”颇疑南北通使，江左文章本可流传关右。”

1954年，王瑶写《李白》一书时，述及李白的出生地，曾引陈寅恪的观点：”陈寅恪先生考证李唐氐族的结果说：’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纪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纪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后人讳饰伪托夸诞之语。”同时在另一处还说：”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本来是’融合胡、汉为一体，文武不殊途的。”书后注释标明引述自三联书店1956年出版的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1955年，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在注《桃花源记》时，再引陈寅恪的观点，他说：”据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所考，则渊明写作材料的主要根据则来自《赠羊长史》一诗中所说，由征西将佐归来后所谈的西北人民逃避苻秦暴虐的情形。”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王瑶论文中凡引陈寅恪的话，均以”先生”称之，而在1949年后关于李白和陶渊明研究中，依然不断引陈寅恪的观点，可判断为王瑶内心始终保持了对陈寅恪的敬意，我们甚至可以再进一步理解，王瑶晚年凡谈学术，必谈”清华学派”，其实包含了对陈寅恪的敬意和对自己学术道路的反省，可惜王瑶在1989年去世，否则我们会听到他更多关于”清华学派”的意见，并从中观察他对陈寅恪的理解。

王瑶在清华中文系研究院读书时，师从朱自清，而朱自清在清华时与陈寅恪交往频繁，对陈寅恪极为佩服。朱自清曾在给冯友兰的一封信中说：”历史系、中国文学系教授陈寅恪先生薪金已逾四百元，曾于二十三年援用有特殊成绩一条规定加薪二十元。迄今已历三年。呈当续聘之期，拟仍援用该项规定，请转商梅校长于二十六年度加薪二十元。陈先生工作极为精勤，其著述散见本校《学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组《集刊》者，质量皆可称述，当为君所熟知，乞向梅先生转述，为幸。”我曾在《朱自清日记中的陈寅恪》中引述过日记中对陈寅恪的详细记载。朱自清对陈寅恪的感情，无疑影响了他的学生王瑶。

王瑶关于中古文学思想研究的论著中，引述最多的是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而朱自清对此文也极为熟悉。1933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记载”上午陈寅恪先生来谈，选文应能代表文化，普鲁士教育部曾选希腊文选一部，由委员会选定，历多年而成，牛津大学即采用之。又谈《天师道》一文中大概。”

1933年11月29日记载：”读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极有胜义：1，天师道与两晋关系极巨，王、谢等大姓皆信之；2，六朝人重家传，然父子可同名之，此道名也，又如道字、灵字亦皆教名；3，书法与写经及符录有关；4，竹能宜子，王子猷等爱竹，非尽雅怀；5，羲之好鹅，或取其能解丹毒。”

考察王瑶学术道路时，人们都会注意到，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最早把眼光投向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并特别注意二者间的关系，王瑶早年和晚年的学术论文中，这是一个持续的主题，如《”五四”新文学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现代文学中的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和民族传统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而王瑶的这种学术眼光和兴趣，其源头是受到陈寅恪的影响，至少在学术传统上，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陈寅恪学术思想在王瑶身上的投射，虽然学科对象发生了变化，但学术思维和学术训练的影响非常鲜明。

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就特别注意思想文化形成中的外来影响，陈寅恪在该文的附录中明确指出：”溯其信仰之流传多起于滨海地域，颇疑接受外来之影响。盖二种不同民族之接触，其关于武事之方面者，则多在交通阻塞之点，即山岭险要之地。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湾港之地。”这种关注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思想风俗影响的思路，是”清华学派”学术思想中的一个特质，王国维、陈寅恪不必说了，王瑶学术道路中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个特征。王瑶非常熟悉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受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1948年，王瑶完成他的研究生论文《中古文学史论》，其中有一篇《玄学与清谈》，虽然王瑶在本篇中没有引述陈寅恪的文章，但这个问题曾受过陈寅恪影响也是可能的。

1945年陈寅恪在成都出版了《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按时间和研究兴趣，王瑶应该读到过此文。陈寅恪认为，”当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盖籍此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者，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

指出清谈前后分期特点后，陈寅恪说：”大抵清谈之兴起由于东汉末世党锢诸名士遭政治暴力之摧压，一变其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启自郭林宗，而成于阮嗣宗，皆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者也。”陈寅恪在文章中还特别提到，他这个意见在1937年《清华学报》所发表的《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已提出过，陈寅恪说：”其余则舍弃具体人物任用当否之评议，变为假设问题抽象学理之讨论”.

王瑶《玄学与清谈》也认为，”学术遂脱离具体趋于抽象，由实际政治讲到内圣外王、天人之际的玄远哲理；由人物评论讲到才性四分，以及性情之分。”王瑶研究生时代对中古文学研究的选择中，陈寅恪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1956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学报》发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再提《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文章中关于六朝清谈的判断，认为”后期之清谈仅限于口头及纸上，纯是抽象性质。故可视为言语文学之材料。”而这个问题也正是当年王瑶《玄学与清谈》一文的主旨，虽然王瑶1949年后主要学术方向发生转向，但他青年时代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趣味与陈寅恪在同一学术方向，可见王瑶青年时代学术追求的目标是相当高远的，他后来在相关文章中，多次表达过，自己想成为第一流的古典文学研究学者，我们可以理解为王瑶心目中的第一流古典文学研究者，就是陈寅恪那样的人。

三

1989年，王瑶去世时，国内关于陈寅恪史料披露的还不丰富，王瑶也少有畅谈陈寅恪的专文，但并非没有涉及，他关于”清华学派”的言论中，其实已流露出他有意清理自己学术道路的意味。这其中，我猜想可能还包含了他对陈寅恪的一点歉意。

1950年，王瑶在复刊后的《观察》杂志上写了一篇《论考据学》，在文章中他详细引述了陈寅恪《狐臭与胡臭》的推论过程。王瑶指出：”陈寅恪先生有一篇文章叫《狐臭与胡臭》，考证中古医书中所谓腋气之病的狐臭，应为胡臭，与中古华夏民族杂有一部分西胡血统有关。”王瑶叙述了陈寅恪的结论后说：”这文自云’推测’又云’疑’，前面又说’尚希读者勿因此误会以为有所考定，幸甚幸甚！’态度是极谦虚的；就因为所有的材料并不能构成这个结论的充足证据，在考据的方法上不能成为定说。但这结论其实是’定说’的，虽然他加上了推想。这就充分地说明了仅存的材料给考据以多么大的限制，而有时连治学最严谨的学者也不能不超越了它。”

王瑶当时写了好几篇谈论考据学的文章，虽然并没有完全否定考据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但其基本思想倾向是批评胡适和他的学术方法的，涉及陈寅恪的地方，虽然非常委婉和谦虚，但倾向是否定意味。但王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关于李白和陶渊明的研究中，涉及陈寅恪的地方又都是完全正面的引述，而且语气中都表示出了敬意，王瑶的学术道路非常复杂，在时代转折中，他的困惑与选择同时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他的学术转向中包含了丰富的时代内容。

2009年3月25日于厦门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