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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五日下午五点，海南航空公司从北京到德国的飞机经过九个多小时的飞行，降落在柏林机场。六月初我才离开这里，现在又回来了，确实没有什么新鲜感。但对于我们这个十几个人的考察旅行团队来说，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来德国和东欧。所以，即便接待我们的旅行车走错了很长一段路，大家也因为被路边的景象吸引而没有什么抱怨。 当然，即便对于我，这次旅行也有很多期待之处。这次对于各位老师来说是考察和旅游，而对于我来说，则是不折不扣的学习之旅。 就是东欧，我也不是第一次来，可是，想一下，过去十年来，无论在我们的新闻还是报道中，东欧的内容越来越少，这块土地之于我，好像渐渐消失了一样，我们的文章和口里整天就是中国、美国、澳洲、亚洲、法国和英国。 在这次出访前，我到广州最好的学术书店“学而优”去买东欧的书，结果竟然一本都没有，于是我到北京新华书店去，也没有。这才发现，也许不只是对于我，对于很多哥们姐们和网友，东欧那块土地都越来越陌生了。 东欧的转型成功吗？转型前反对派们是如何操作的？现在和谐吗？共产党现在在干啥？还在掌权，还是被慢慢清算？这里有什么问题？这些国家的民众怎么想？这些国家发展得如何？对我们有什么借鉴？等等，如果我们好好想一下，就会发现，东欧很多国家应该离我们很近，然而呢？ 更不用说，今年是推倒柏林墙二十周年，东欧剧变二十周年，在这个时候，能够放下一切俗务，和一帮老师级别的“团友”重温故地，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 飞机降落后的十一天里，我们将会乘坐大巴穿越中欧和东欧，从柏林到波茨坦，到布拉格，奥斯威辛，布达佩斯、维也纳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对这些地区的了解，除了大学课本上的一点之外，就是二十年前剧变时从新闻上了解的一些东西。这次我将利用这个时间，学习学习，也愿意和网友一起，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博客后面留言，对于大家的问题，我自然没有这个能力回答，但我的“团友”老师们，和我们接触的当地学者和华人，也许能够回答大家。 到达酒店后部分团友合影一张，照片中有苏联东欧问题专家、政法大学的金雁老师，人民大学张鸣老师，商学两不误的信力建老师、大作家秋风老师、阳光卫视的周勇副台长、清华大学的秦晖老师，还有陈老师、伍老师、蓓蓓老师等等，当然，还有我这个年纪偏大的学生杨恒均。 由于乘坐巴士奔波，上网不方便，所以，也许无法及时看到大家留言。但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把自己这次学习之旅中听到的我认同的观点及时写出来，与哥们姐们分享。下面几篇写东欧的文章，大多观点都不是我的脑袋想出来的，属于某种“剽窃”，我就不再注明了。 今天目的地，波茨坦和柏林墙，这堵著名的有形的墙在二十年前被推翻了，然而，二十年来，还有无形的墙在继续竖起来……  七月七日，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由于团员中大多没有来过柏林，而我们在这里只停留一天半时间，所以，从早到晚，马不停蹄，我也只好跟着跑。从头到尾，由于我们行走的地方都没有离开柏林墙、二战、大屠杀，加上导游总是扯到犹太人的弱点和本性，所以，犹太人一直是大家讨论的对象。 我部分同意导游的意见，因为不得不承认，西方国家，甚至现在的一些东方民族都对犹太人不那么感冒，他们斤斤计较的经商方式，不肯融入当地文化的民族特性，强大的商业实力，都引起很多民族的不满。当地导游对此多有描述，甚至认为这次经济危机也是犹太商人引起的。 导游对犹太人的不满，不能不让我想起华人华侨在世界各地的遭遇。从我自己的观察来看，犹太人和华人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类似之处：自成一体，勤劳，对经商自有一套，刻薄吝啬，残酷剥削，不融入当地社会，有经济实力却无政治地位，在西方一些所谓发达民族看来，还有比较脏等等令人无法容忍的弱点…… 西方排犹和排华都有过，但经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华人和犹太人有一个巨大的区别，那就是犹太人遭其他民族鄙视，但犹太人却很少剥削自己的同类，他们始终很团结，而受到犹太人类似遭遇的中国华人，他们剥削欺骗的却大多是自己的同胞，而且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一般都不那么团结，更不用说像犹太人那样，万众一心对付外族了。 希特勒屠杀了犹太人，至今，犹太人群策群力，竟然在德国柏林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了对希特勒进行控诉的痕迹，一个半月前，还把躲藏在世界某个角落的最后一个纳粹（八十多岁了）抓捕归案。日本人当年也屠杀了我们，可是在屠杀地南京，也找不到多少痕迹，更不用说其它地方了。 这只是一点思考，和这次旅行的主题关系不大，然而，下午听到导游从他对犹太人评价“很坏”到把犹太人的致命弱点与希特勒屠杀联系起来，最后竟然听他说出了犹太人被屠杀是自作自受的话，还为希特勒辩护，说当时屠杀犹太人是德国为了走出危机的不得不做的事，我的震惊可想而知。我当场不顾礼貌，打断了导游解说，请他讲解导游词，停止“讨论”犹太人和希特勒。 车上的各位老师对导游的话也直摇头，但显然对我失态到如此“粗暴”地阻止一位导游讲说自己的观点感到一丝不安。秋风老师说，如果这车里坐的是一些大陆来的官员，可能还会为导游的解说词鼓掌。 可是，我无法忍受的是，我面对的不是大陆来的官员，说出这话的是在德国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华人。我也是在海外生活十几年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这车里坐的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游客，这位导游的说话绝对会被打断，甚至会被投诉、控告。在这一点上，西方显然没有我们拥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尤其在德国，在美国合法的“纳粹言行”，在这里是违法的。你可以否认大屠杀，说是犹太人编造的，但如果你明明知道有了大屠杀，现在还在以如此露骨的方式为希特勒辩护或者为屠杀找理由（犹太人自作自受，因为他们太吝啬），我会不顾身份，打断你，不管你是导游，还是大教授。 这正如我能够“理解”日本人不为南京大屠杀道歉，也不会“计较”他们攻击我们编造了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但如果他们在明明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件事，却胆敢如此露骨地为屠杀找理由和借口，我绝对会非常非常愤怒。 今天柏林的行程非常紧，但我唯一三番两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三个星期前才去过的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在那里，我请大家一人占据一个石碑（纪念碑），照了一张照片，我喜欢自己设计的这张照片。他让我想到每一个石碑都代表一个被屠杀的犹太人，他们就像此时站在我身边的这些中国来的学者教授一样，都是鲜活的人类。 当地时间晚上九点大家回到酒店，那已经是中国时间凌晨三点了，大家都很困，睡觉了。我却无法入睡，匆匆写了这几个和原定计划的主题无关的文字，当在后面打下日期的时候，才猛然发现，今天正巧竟然是7月7日，这是个什么日子？卢沟桥事变纪念日，日本人就是在那一天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记得或者纪念这个日子，但我知道，如果有同样遭受屠杀的犹太人在这个日子里为当年日本法西斯残杀中国人辩护、找借口，我会很不解很难过很伤心很愤怒的！ 杨恒均 2009/7/7 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 于德国柏林

今年香港《开放》7月号刊文透露，外界传言薄熙来将调上海任书记，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这当然是他本人梦寐以求的好事，但本人根据以下三点分析，得出相反的结论。

首先从他主政重庆以后的政绩看，用一句话慨括：糟透了。先以城管人员打死小商贩开局，又因全市出租车罢停臭名远扬，接下去是三峡移民骚乱，国企下岗职工闹事，歹徒公开抢枪，5月30日同华煤矿矿难，死亡30人，6月5日武隆山体垮塌事故，失踪74人，最近又爆出文科状元民族身份造假丑闻，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看得人眼花燎乱，假如是孟学农主政，早就问责撤职了，在这种情况下，派他去上海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共中央哪个常委能同意？

其次据我观察，目前还是胡锦涛在主持大局，支持他的人主要是部队的高级将领，而支持江译民的人已渐次式微，所以薄受江的提拔晚了一步，他父亲又早死了一点，其在部队不会有多少人支持他，他在重庆唱红歌企图唤起革命回忆，收效甚微，这正恰恰说明他设大本事，只好玩虚的。他兴建最大的毛泽东雕像，提倡读红书，发红色短信等，只表明他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示好，但谁都知道文革中他入狱7年，最恨迫害他爹的江青以至毛泽东，他这种表里不一的卑劣手法，只能弄巧成拙。而且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党内改革派，他的父亲薄一波是保守派，历来泾渭分明，当年习的女儿去地震灾区尽义务出名，他的儿子呱呱却在英国留洋读书露脸，岂可同日而语？

早在中共15大期间的一次由辽宁代表团召开的座谈会上，胡锦涛就对闻世震等辽宁代表谈过薄熙来，对他评价不高，成见已深。胡锦涛说他经验不足，实干不够，爱耍小聪明，爱搞表面文章，不能团结人，脾气太坏！……这些缺点，他批评的一针见血。因此，在薄不改正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入主上诲是带病提拔，岂能服众？

最后再看新华社近期动向，做为国家通讽社竟在今年7月2日发表了质问薄熙来的时评《有什么理由不公布高考造假者名单》，直接对他主政的重庆兴师问罪，这不仅仅是针对重庆文科第一名造假的何川洋等31个父毋，而旦狠狠煽了薄熙来的一记耳光，因为重庆招生办在事发后曾一度理直气壮地宣称不再公布另外29个人的身份，这显然是薄熙来在背后撑腰，现在新华社首先把他打垮了，而新华社代表谁？如果李长春以至胡锦涛不批示，新华社不会这样咄咄逼人。所以，根据我对新华社的稿件运作程序分析，薄熙来上升的可能性不大。他18大之前不出大的漏子，能保住小命安全着陆就是万幸。

2009 7 6多伦多

2009年6月24日，中共当局之最高喉舌新华社发出消息称：”近年来，刘晓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晓波立案侦查，6月23日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中共当局的这一举动，一下子激起了海内外的抗议浪潮。

在中共统治之下的大陆，徐友渔、茅于轼、张思之、秦晖、杜光、贺卫方、张鸣、崔卫平、艾晓明、李大同、何光沪等52位学者、律师、作家、媒体工作人士，在6月24日当天对此发出《回到政治协商 释放刘晓波博士》的抗议声明，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到目前，这一声明已经获得至少1300人签名支持。而且，浙江、湖南、四川、重庆、贵州等省的民主人士，也纷纷联合发出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的声明。

在海外之香港，独立中文笔会、民主党国事小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等人权团体，也发出抗议声明，要求”立即撤销控罪及释放刘晓波”。

不仅如此，这些人权团体以及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刘慧卿、李卓仁、梁耀忠、何秀兰等人，还到中共当局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进行游行抗议。甚至，在已经连续十二年进行的香港”七一”游行上，”释放刘晓波”也成为今年十万人参与的游行之口号。在游行期间，香港记者协会、独立中文笔会、国际记者联会与台湾记者协会，还联合进行”要求北京当局释放被无理拘捕的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的签名运动，在短短的五小时内，就获得15263人签名支持。

而在台湾，其朝野内外也对此发出抗议。台湾人权团体组建”捍卫民主人权阵线”，呼吁释放刘晓波。甚至，连一向不怎么关心大陆之民主化的在野党民进党，其文宣部主任郑文灿率先表示抗议：”中国逮捕知名作家刘晓波所用的理由，即颠覆政府、煽动叛乱等等，是过去独裁国家，用来压制不同意见，压制反对人士所持的’典型理由’。”随后，民进党发出抗议声明，要求”马政府应公开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以具体行动展现对中国民主改革派人士的支持，也向世界表明台湾一贯重视民主及人权普世价值的坚定立场。”

面对在野党的批评，作为台湾执政党的国民党，也对刘晓波被正式逮捕作出反应，其行政院陆委会副主委刘德勋说，”民主、自由、人权是一个普世价值，我们相信这是每个政府必须要去面对，而且要去积极协助社会，要有这个普世价值存在。”

对中共当局正式逮捕刘晓波，欧美政府也纷纷表示抗议。欧盟发出声明，要求中国当局停止对刘晓波的迫害；不属于欧盟的瑞士也发出声明，表达对这一事件的关切；美国发出声明，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

不仅如此，各个国际人权组织也纷纷对中共当局发出抗议。这样的抗议声明来自国际特赦、记者无国界、国际笔会、亚太民主基金会……。甚至南方民主同盟还为救援刘晓波发起14小时的绝食行动。

而在网络上，这样的抗议则多如牛毛。有关抗议内容及其报道之文字，已达几十万字，完全可以汇编成一部厚书。在google搜索关键词”刘晓波 被捕”，可以得到209，000条搜索结果。

所有这一切，汇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对中共当局进行讨伐的国际浪潮。这股浪潮来得之猛烈以及范围之广泛，可能已经出乎了中共当局的意料之外。实际上，这股国际抗议浪潮是中共当局自找的。它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共当局之愚蠢。

本来，面对一份和平、理性、充满善意、富有建设性与前瞻性的《零八宪章》。如果中共当局稍微聪明一点的话，即使不为中国之未来计，只为它自己之前途计，也应该完全顺应国内各界人士的号召，根据《零八宪章》进行变革，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只有这样，中共才能在未来中国拥有其功绩与地位。

因为中共已经祸害中国88年。自1921年，特别是1949年以来，中共已经为中国人民制造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罪恶。这些罪恶终将会得到清算。到那么一天，如果是中共主动进行了变革，推动中国实现了自由、民主、宪政，那么民众就会记住中共这一前所未有的功绩，而对其所犯之种种罪恶进行赦免。而如果中共拒绝顺应《零八宪章》进行变革，继续制造罪恶，那么民众将会对它进行清算，将其打入”无底坑”里，永远不得超升。

所以，根据《零八宪章》进行变革，这本来是中共当局之最佳选择。即使不要这个最佳方案，也应该选择次佳方案，即对《零八宪章》不管不顾、不闻不问。让国内各界人士自己”折腾”去好了。既不抓捕刘晓波，也不批判《零八宪章》，更不会传讯众多签署人。

也就是说，你发你的《零八宪章》，我搞我的六十周年庆典。毕竟，一群书生，能掀起多大风浪？我不对你进行打压，就不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退一万步说，即使国际社会一时关注，等风浪过去，就会风平浪静。到时，我车照跑、马照跳，依旧稳坐”钓鱼台”。

然而，中共当局既不选择最佳方案，也不选择次佳方案，而选择了最差方案。可见中共当局之愚蠢。不仅关押了刘晓波，而且还传讯了众多《零八宪章》签署人，现在又批捕了刘晓波，其愚蠢之举动一步一步深入。一手制造了这一国内外广泛关注与抗议的政治事件，进一步将刘晓波与《零八宪章》之历史地位推得更高，让刘晓波与《零八宪章》签署者获得了一系列国际荣誉，甚至有可能促使刘晓波与《零八宪章》签署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对中共当局愚蠢行动之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其原因是中共当局之恐惧。经过近二十年来的民主运动以及近十年来的维权运动之洗礼，民众已经逐步摆脱了恐惧。这可以从《零八宪章》众多签名者留言中得到证明。

在民众逐步摆脱恐惧的同时，中共当局之恐惧却一步一步加深。君不见，仅仅因为参加了”六四”二十周年纪念研讨会的北京后改革学者王俊秀先生，在今年”六四”期间就被中共之十多名警察日夜监控多日。也正是因为恐惧，所以中共当局一得到《零八宪章》即将发布的消息，就兴师动众开始打压，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

至今，中共当局的愚蠢与恐惧之后果已经产生，刘晓波已经成为其手中的烫手山芋。在此，奉劝愚蠢的中共当局，不要在继续愚蠢下去。当务之急是顺应呼声，立即释放刘晓波。如果不这样，甚至试图对刘晓波进行审判并判刑，那么只能进一步成就刘晓波与《零八宪章》的英名。

栅栏里面坐着一个笑眯眯的慈祥老头，铜色的国字型脸上，蚯蚓般地爬满风霜，粗拉的两手放在膝上，右手握着左手，整个形体语言，可以解读为“憨厚”，“乡下老汉”，“挣扎”这些词，你要是这时刚刚看到这个镜头，很可能会以为是杨白劳躲债躲到了这里（假如你没有看到他手腕上隐约可见的金属环），但画外记者的问话和他的回答一定让你大吃一惊：

“你帮忙卖一个孩子，得到多少钱？”

“200块。”

“200块很多吗？”

“不多呵。”

“那你为什么不干别的，要卖孩子呢？”

“我以前杀猪……”

“现在呢？”

“在山上打石头，卖孩子的活不是总有的。”

“在你看来，卖孩子和杀猪、打石头一样，都是活儿，是吗？”

老头点点头。

这是中央电视台12频道一档子节目中的一个片段，记者采访被抓获的贩卖婴儿团伙中的一个老者。我不知道别人看到这番对话有何感触，反正我感到一点绝望。这种情绪也曾经出现在我看完李杨导演的电影《盲山》之后，在那个故事里，除了一个小学生，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是那个被拐卖的女大学生的看守，有的甚至还借机揩油，出卖她的求救信的有，乘机寻欢但绝不施救的有，乘危杀价买她的春的有，而且没有任何人觉得他们所做的有什么不妥，更没有人有丝毫负疚感。基督在十字架上闭上他仰望苍天的眼睛之前，为那些把自己送上刑具的人祈祷说，上帝，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认为，这是给平庸的恶的最早最权威的定义。所谓平庸的恶，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恶和不由自主的恶。这种恶有两个特点或两个特点中的一个：一是非个别性，因此它带有普遍性和群体性，那个老头是团伙作案的一员，《盲山》里整个村子的人都是购买并囚禁被拐卖的女大学生白雪梅的共谋，这是群体性；普遍性则表现为今天全社会劲吹的作弊和贿赂之风。二是无意识性，就是说，作恶的人不知道自己在作恶。造成无意识的恶有两个原因，一种是因为愚昧，对自己的行为后果缺乏认知，比如上面提到的倒卖妇女婴儿的案例；另一种是因为被催眠，丧失常识和价值判断力，比如当今许多传销群体害了自己再害亲友，当年文革中红卫兵杀师弑父，当然还有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报道的前纳粹官员艾希曼所犯的大屠杀罪行，关于艾希曼，阿伦特写道：

“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表达的话，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准确地说，这不是一种因愚蠢导致的未开化平庸，而是因被洗脑或被催眠而造就的催眠性平庸，所有被煽动起来并被所谓领袖个人利用的集体兴奋中的群体都患有这种平庸症。愚蠢平庸与催眠平庸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没有，后者有传染性和流行性。一个人不可能把自己的愚昧传染给别人，但催眠性集体兴奋却可以传染，鼾声可以让所有听到它的人昏昏欲睡，吸毒者的沉醉之态可以让旁观者跃跃欲试。

不过，无论是愚蠢平庸的恶，还是催眠平庸的恶，都是一种盲从的恶，不是盲从自己的愚昧，就是盲从群体的催眠。还有一种平庸的恶，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恶，也就是说是有意识的恶，这种恶可以称之为自为的恶，之所以仍然把它定义为“平庸的恶”，不是因为它的愚蠢、催眠和群体性，而是因为它的普遍性、常见性和多发性。看看下面这个案例有助于对这种恶的理解。

话说江西省新余市有个企业家，名叫阮金义，1998年拥有一栋价值千万元的在建大楼。由于短缺150万元建设资金，不得已向吴龙彬借高利贷。吴以借款利息太高不受法律保护为由，要求双方签署虚假转让协议，先将土地转至他的名下，作为借款担保；再签署反转让协议，由阮将土地买回来。当然，吴并没有付任何转让款，转让与反转让款之间的差额，就是阮要付的高利贷利息，为45万元。

1999年11月，双方约定还款日期到了，阮金义准备售楼还款。吴龙彬却向法院起诉，认为双方属于转让关系，土地和房屋应该归他所有。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原告吴龙彬胜诉，吴获得大楼，阮倾家荡产。不过，说到这里，故事的主角还没有出场。主角不是人，是一张纸。那是一张盖着新余市中级法院公章的“保证函”，函上说，只要吴龙彬向法院缴纳21.5万元，他胜诉的判决永不改判。

这是写出来的，还没有写出来的当然是当事法官的作为，可以理解的是，当事法官所得到的贿赂不会比法院得到的少。法官和法院愚蠢吗？当然不是。那么，他们丧失了价值判断力，模糊了善恶是否的界限了吗？当然也不是。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甚至知道自己在作恶。知道作恶还在作，无非两个原因，一是这种恶像胰腺癌似的，对付它既没有抗体（因为它自己原本就是抗体，但病变了），也没有药物，因为药物到不了那个地方。第二个原因是它的普遍性，法难责众，我就被普遍了一回。有几个人伪造假协议到某省城中级法院起诉我的公司，敲诈全部股权，操作手法与上面的原告几乎一样，当事法官摆着数千万的固定资产不封，非要封现金账号；偷偷开走公司车辆，说是查封，但却交给起诉方“保管”。我和一个保险公司老总聊到此事，他说，“你可不能掉以轻心，那个地方的法官之腐败我是体会过的，他们弄假成真的能力超强。几年前我们有个案子在那里审，我们稳操胜券，所以没有打点。结果竟然输了，把它翻过来，花了我们四年时间。”

这是一种开始商品化的权力社会极易发生并流行的被叫做“寻租行为”的平庸之恶，用非经济学术语称之，则是腐败与堕落之恶，传染性之高，可能在H1N1之上；腐烂性之强，不在痈疽之下。可怕的是，这种恶性病毒已经从一般的实权部门，侵蚀到司法系统。司法系统是社会机体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病变，后果不想可知。司法寻租牺牲的不仅是个人良心，更是社会公正和是非善恶标准。更可怕的是，在这种寻租之恶侵蚀司法系统的同时，旧时代的盲从之恶也没有从国家机器上被彻底清洗，什么“俯卧撑”，“躲猫猫”，“蹲马步”，这虽然不是草菅人命，但却是儿戏人命。而在某些落后地区，愚昧型的恶还像肿瘤一样尚未完全被切除。

这就是我们时代混合型流行性的平庸之恶，这是市场经济制度基本确立，民主政治制度没有跟上，传统与现代交替时代的并发症。幸亏我们还有一点补救措施，那就是有一缕阳光，网络民主的阳光，杀死了暴露在它之下的霉菌，因此，邓玉娇这次才能幸免于刑。

我相信，有法制的民主和有民主的法制是阳光，各种平庸的恶是积雪。有阳光，积雪迟早会消融。

历史的河流从不均速前行，一些年份它平淡无奇，另一些年份则高潮迭起，足以撕裂过去与未来。世界在一七八九年、一九一四年之后变得不同，革命与战争摧毁了旧事物，也诱发了新潮流。

一九七九年也是这转折性年份之一，这一年撒切尔夫人当政，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开启了全球自由市场的潮流，通过经济拯救一切的价值观开始流行；霍梅尼的伊朗革命发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除去这些重大的历史开端，一些小事件同样富有标志意义。这一年的夏天，二十一岁的迈克尔·杰克逊发布了他的第一张具有强烈个人标志意义的专辑《Off the Wall》；冬天，北京的西单民主牆关闭，它曾象徵著中国逐渐自由的气氛。

三十年前的历史事件，在过去的两週中，奇妙的交汇在一起。德黑兰迎来了它的另一场革命，三十年前的青年人拥挤在街头，为了驱逐那个腐败的巴列维政权，他腐败、专制、过分依赖美国人。他们热烈的憧景流亡归来的霍梅尼给他们带来崭新的世界，这位宗教领袖这样许诺说：「我们未来的社会将是个自由的社会，各种压迫、残酷和武力，都将被摧毁。」但是，此刻的德黑兰街头，充斥著压迫、残酷和武力。三十年前的解放与革命，像是从一个陷阱中爬出来，又掉进了另一个陷阱。

全世界对于德黑兰的强烈关注在六月二十六日之后突然减弱，迈克尔·杰克逊死亡的消息佔据几乎所有媒体空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再没有一位明星像他这样影响深远。在二十世纪的音乐史上，一些人更有才华，一些人更有魅力，但是迈克尔·杰克逊却是第一位全球性的明星。他兴起的过程，也正是二十四小时的电视新闻网、MTV、全球消费文化兴起的过程，他开始达到辉煌的时刻，也正是苏联解体、东欧变色之时，对于世界一半的地区来说，他代表来自西方的新奇、自由和壮观。

他在一九九三年莫斯科的演唱会，不像是一场表演，而是一场新形态的弥赛亚。在某种意义上，他像撒切尔夫人、比尔·盖茨一样，是全球化的建构者。他自身的变化，或许也暗示了这种全球文化的特徵和内在纠缠，他把自己的皮肤从黑漂到白，鼻梁不断垫高，他的成功改变不了他的身份焦虑，既生活在强大的聚光灯下，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娱乐产业，又仍渴望自己是个彼得·潘。

相比于德黑兰的街头和迈克尔·杰克逊，刘晓波吸引的关注则暗淡得多。六月二十三日，这位中国最著名的异议作家，被正式拘捕。他因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中的领导角色而跃上国际舞台，二十年来，始终是中国政府最坚定的批评者。二零零八年底，他发起了零八宪章，是最早的一批签署人之一。这个宪章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的仿效版本——知识分子怎能目睹基本的公民权受到国家政权如此侵害的情况下，不发出抗议的声音？比起他的个人命运更令人悲哀的是，他的主张不管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社会内部，都被迅速冲淡与遗忘了。

倘若自由与抗争是二十年前世界理解中国、与中国自我理解的主题，那麽此刻的中国则呈现的是另一种形象——中国是一个强大的、世界需要依赖的经济体，中国人也仅仅作为经济动物而存在。对政治权力、表达自由，有可能被消费上的权力与自由所替代。是啊，人们可以无节制的沉浸在对一位美国明星的缅怀和对遥远的德黑兰的感慨中，而忘记自己现实的困境，在某些方面，我们仍生活在西单民主牆的阴影之中。

这三个新闻事件，或许也是理解过去三十年世界历史的一个切片。在一些方面，它看起来获得了无比的进步，商品和信息的自由流通，已经造就了一个全球性的情感和价值系统，人们看起来日益平等了，也日益自由；但在另一方面，人们则变得日益无能和自我逃避，坐在屏幕前，去消费一切情感与事件，却无力做出行动。在一些方面，经济自由似乎促进了政治自由的到来，但在另一方面，资本仍旧可以和政治权力达成一个新的联盟，来对个人自由进行更全面的控制。

在一些方面人们似乎更独立了、更自我了，但另一方面人们集体归属感的热忱更加上升，明星文化不就像是宗教衰退之后的另一种补偿吗，而每当你以为世界更世俗化时，又会有一波宗教运动的回潮……每当人们赶走了一股压制力量，另一种压制就会随之而来，而个人的自由是一场永远的抗争。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醒来》。

一

当野夫兄跟我说，他要把他跟熊召政的恩仇写出来，国恨家仇，以清理我们中国人的当代经验时，我内心里的期待难以言喻。他很快把文章发给我看，我看后叹息着对自己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这一天来了。

我期待过文明的即时裁决，中国人当下的复仇审判。四五年前，我在不少场合说过清算审判的意义。我希望，所有文明世界的华人们，有义务寻找、组建这样的法庭，所有中国的公检法机关，有义务勇敢地承担这样的审判功能，所有关心中国进步的世界人士，都可以提供这样的法理智慧，从而使当代中国发生的一切罪恶都能得到审判。

我当时写过这样的句子：“对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人的审判自然不用多说，对待打死孙志刚的凶手应该控以反人类罪，对待中宣部的官僚应该控以反出版自由罪，对待镇压法轮功等信徒的凶手应该控以反宗教信仰自由罪，对待李希光这样的凶手应该控以反言论自由罪。所有这些追惩清算必得实现，所有这些警察、教授、士兵、医生、官吏，在他们离开体制庇护的时候，在他们跑到成人世界招摇开眼作访问交流、豪华旅游的时候，都应该有受苦害者及其代理人进行起诉。”

但我的希望似乎遥遥无期。中国人习惯忍受、苟活，以待将来。似乎“将以有为也”，所谓“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文明转型的国家政治似乎也证实，只有在国家政体改变之后，对前一时代的罪恶才能得到清算。

但就是这个清算问题，至今困扰着我们的知识人。曾经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大陆中国将会实现自己的民主，曾经所有的中国人期待有生之年看到中国大陆民主的实现，但中国人对这一民主转型的状态和后果猜测多年，意见分歧。渐进还是革命？一党还是多党？和平还是暴力？

手术无可避免，甚至手术早就开始。但对中国政体的手术，至今参与者不多，清议者多、旁观者多、做秀者多。三十年的改革，对中国专制政体的修修补补、让中国付出生态、世态、心态的高昂代价，换来行尸走肉般的苟延残喘；已经让做秀者们无聊，让旁观者们绝望，让清议者们无趣。

多回避手术的中国知识人至多议论一下中国的难题。即中国一旦获得了民主那清明的理性，将不可避免对昏愦蛮横状态的黑恶进行清算；而犯下罪恶的人、其实是中国最有权势、资源的人对这种复仇、审判也心知肚明，他们因此要么阻止中国的民主进程，千方百计保持“中特”专制政体，要么狡免三窟，做好退路。由此中国的民主很难实现。因此，不少人甚至出主意说，要实现中国的民主，清算是万万不能的，不如先把话说清楚，现在就应大赦天下，实现宽恕和解，对一切偷过抢过骗过杀人过的罪恶实行赦免。据说，非洲的图图主教就说过，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清议辩经似乎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生体验。因为说到和解，知识人又说，谁能代表受害者表示和解。而且没有真相，怎么就先来和解。没有清算，怎么就谈起赦免。知识人为此难题唉声叹气，中国的民主转型看来是难解无解的。喜欢体验的中国人则说，看来他有生之年是看不到民主中国了。观察细致的中国人发现，就在中国知识人装模作样的时候，中国的专制政体似乎如打了鸡血般，再一次亢奋起来。权抢钱私有化的阶段到了尾声，人们期待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兼并斗争并未有什么成效，人们期待的钱买权民主化的黑金民主也并未实现，反而中国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钱买权官家化、商业伦理官家化、知识圈子和大学官家化的现象。专制中国在世界面前不知羞耻地作威作福，作践自己的人民和文明的价值。

二

体制在中国社会享有豁免权，一度有如当年的革命、有如当前的改革。一切的罪恶，都假之体制发生，是谓合法伤害权；一切的罪恶，都假之体制而心安理得。是以反右的受害者、文革的受害者，除了痛陈自己的受害，就想不起说点儿别的。而那些灾难罪恶的制造者、那些当年的成功者和合伙人，除了归罪于体制归罪于上当受骗，就想不起说点儿别的。那些罪恶中人，无论是犯罪还是受罪，他们除了在安全地带羞辱一二弱势的个人，更不会想点儿别的。

中国知识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度提起过“忏悔”命题。这种要求别人忏悔的正义，除了行动本身的高调，并未深思我们中国生活经验的罪责和伦理。因此，要求余秋雨，一个在中国社会混得如鱼得水的戏子文人忏悔，并未起到什么效果，也未得到知识界的支持（倒是外媒替知识界说出来了，余秋雨乃“中国文化的羞耻”“在中国文人中素有渣滓之称”）。反而要求迟暮的舒芜忏悔，获得了不少人的赞同，一些知识人甚至把舒芜的忏悔看作是一件大事，似乎只要有一个人比如舒芜忏悔了，大家都曾置身其中的罪恶的毛泽东时代就算有了一个交待，毛泽东时代就算过去了。

这一要求忏悔运动反证当代知识界的危机。较之毛时代的北京知识人称说舒芜先生为“无耻”、说郭沫若为“四大不要脸”之首，当代的知识人似乎更少了知识的尊严感和认同感。这也难怪今天的知识人多以当学官、商儒、明星作家为荣，难怪“建设中国学术规范”的努力无疾而终。从知识的演进来说，当代知识本应在裁决了“无耻”、“不要脸”之后，深思中国人的罪责，实施更高层面的审判，并跟大众一道为举世瞩目的中国手术尽一份力量。中国手术也许难有哈贝马斯所说的“精确制导”医理，在化疗、开膛破肚、脱胎换骨诸项选择之间也许难以抉择，但中国手术确实需要知识界提供安慰、提供思想资源。

因此，中国人的审判一直在低端进行。比如我们说余秋雨是“糟粕”，说某个官员无耻，某个商人不要脸，但宋朝人就为他们找到了有滋有味的活法儿：“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无论无耻文人、商人、官员是否听得到大家的骂声，他们听得最多最经常的还是恭维。比如新闻界出版界的记者编辑仍会吹拍余秋雨，更不用说官产学三界中对他们任何一个领域里的无耻者的奉承。换句话说，只要他们的亲友，以及朋友的朋友仍接近他们，而不能显示自身的正义品质，他们就会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混下去。借用鲁迅的说法儿，只要他们的亲友的亲友以及更多的人将他们围得水泄不透，社会舆论对他们来说就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就仍是可以横着走路的“猛人”。

中国人的审判一直在低端进行。民众的复仇、清算，比如将北京某林业部门的官员堵杀在家里，比如杨大侠只身一人痛杀上海六人，比如网友向某商人吐上千万口唾沫……。更不用说一些朋友称道的维权，不过是下跪般地讨说法儿，求对话，想商量。其中也有算账之说，但这种算账根本不是清算。即使如此，轰轰烈烈的维权风骚都没领到两三年，就散场了。有办法的暂时继续坐稳自己的奴隶位置，只有无望的民众个人，承受或不能忍受地走上一条本能之路，个人复仇、上访、无望地跪求中国的官产学精英，或者，如生灵般叹息，皈依基督、佛祖……

三

从最乐观的一面观察，中国审判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我在胡锦涛先生上台之初，曾经撰文指出中国社会乃是一次法西斯社会。这种命名、审判一度让很多朋友不安；因为据说按政治学理论，法西斯政体几乎有一种超稳定结构，如无外力挤压，这种政治形态很难垮台。我自己也一度承认次法西斯在治理技术上是后来居上于法西斯，但我不认为它比其他的专制政治更稳定。相反，对比全能社会、法西斯政治来，次法西斯社会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正义。

尽管前腐后继，但仍有数量惊人的官员得到了惩处。这种惩处的形式也是多样的。比如由江湖侠客发现了官员家的上千万脏款，而将其身心带入一种紧张不安的状态；这对多得三高症的中国官员来说，是一种不小的折磨。比如苦主，代表冤苦无告的中国人民对贪腐者实行“制裁”。比如贪官如鼠，逃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被引渡回来，或者提心吊胆、改头换面地做一些赌场看门人、农场砍甘蔗者这样的简单工作。当然，更严重的惩处，是他们被双规，一种自家人发明的据说比朱元璋的“剥皮 ”还要残酷的刑罚。双规者没有不开口的，其中连及妻女者多多，妻子自杀，女儿疯狂……想到这些官员正卷入有史以来最严酷的福报游戏而不自拔，实在让人叹息，他们享用的中国威福确实空前也可能绝后，但他们为此必经的报应也确实令人叹息。虽然，无论双规，还是陈希同、陈良宇一类的地方诸侯被羞辱被审判，我们都应该公正地说，那些报应都是违法的；但我们中国人似乎如猴子一样乐得看到同类的惨祸。

商人们的报应同样是惨烈的。在大陆投资的香港商人一度联合要求获得某种程度的关注和保障，他们在控诉中国机器开动起来要吃人时，说自己比窦娥还冤。中国人谁会相信这些商人呢？话说回来，他们对自己的职业身份的比喻还是很形象的，他们说自己就是猪，官员养他们就是为了在适当的时候杀他们。

知识人的状态似乎也好不了多少，包括那些治国的专家们，都风光一时，也寂寞一世，耻辱二世三世。那些贪腐的知识人，将自己手里的一点存货当作奇货至宝，比如这个人懂小学、诗词，那个人懂哈耶克，这个人是三农问题专家，那个是健康专家，……他们就可以信口开河，为所欲为，如官如商地在中国社会横行。但对他们的惩罚也是最羞辱的，他们在符号世界里安身立命，但突然他们成了抄袭者、傍大款者、向权力下跪者、浪得虚名者、生活作风不正者、审美趣味低级下流者、不左不右不政治正确者……一类的符号。他们中的无耻者固然还在作态，但稍有良知或洁癖者是沉默了。最早是诗人们不敢说自己是诗人，有一点写诗的爱好也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后来，学者、教授、知识分子、大师都成了骂人的词，估计现在的年轻人不会轻易地对外人说他的父辈某某某是文化人了。

我跟不少读者分享过这种经验，我说在我们社会，没有人会享用五年十年前的知识、财富、权力。当然，我当时强调的是社会变化太快的一面；现在想来，我更应该强调这种社会报复以及中国审判的一面。那些拥有货币资本、权力资本、符号资本的人，如果不能平常地看待自己的福份，就会在三五年之内享受比福份要大得多的报应。是的，“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网络时代、次法西斯社会则把这种审判提到及时的程度，正义及时兑现，并施及罪恶者和他们的家人亲友。

四

遗憾的是，在这种中国审判的进程里，知识人多是缺席的。积极主动参与中国审判的是中共的纪检委、反贪局，是真正的中国网民，是志愿者，是走投无路的苦主，是江湖侠士……因此，无论是面对国家机器犯罪，还是面对官产学精英的犯罪，在我们这个专制社会，缺少有效的法理，缺少足够的思想资源。

因此，当下的中国审判有不少缺陷。如前说，这些审判多违法，无论是双规，还是国民自身的复仇。更关键的在于，专制时代的新闻舆论本不具有社会正义的共同体意识，它们报道官产学遭殃的事，只具有个案的意义。因此，这些清算、复仇的个案还不具有必然的效果。我们也确实看到，在这个资讯如此发达的社会，矿难也好，狱中横死也好，飙车杀人也好，虽然都遭到法律和道德的审判，但这些犯罪却又此起彼伏，犯罪者们几乎没有创新意识地重复前辈们的犯罪方法。这些现象，在在说明中国审判的威力还不够强大。

我们再以知识人为例。李辉先生揭出文怀沙大师的老底，章诒和先生揭露出黄苗子、冯亦代等人的告密行径，虽然让不少人大跌眼镜，但很多人以为只有这几篇东西是不够的，因为其中被审判的人和事，那些虽然并不如烟的往事和老者，对我们的时代不具有智力的挑战或生存的示范；他们甚至不是猛人，而只是我们时代的点缀。如果知识人的伦理不能从当下情境出发，那么我们当代的或沉默或喧哗的文人似乎还会无行下去。

熊召政和野夫当年算是文友，熊召政的叛友、告密让野夫和野夫的朋友受尽苦难，不到三十岁的野夫蹲了几年大牢。在野夫坐牢期间，他的父亲病死；在野夫出狱后，他的对社会绝望的母亲自杀……十几年来，野夫兄仍为中国的官家监控、蔑视、侮辱，他在打工生活中造次颠沛，始终没有忘记他的老友熊召政。这也是我当年再三感叹的，每个中国的官产学精英，都有上十百千万双眼光盯着，都有无数的人心惦记着。这就是中国审判的社会基础。

而熊召政也在中国社会官产学三界出入自如，红得发紫。湖北省的第一儒商，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湖北文联副主席。中国人常说的，“邦无道，谷耻”，熊的成功已经够让未来的民主中国启动清算审判机制了；何况熊是一个告密者、一个叛友者，他今天跟野夫兄的生活是天上地下。确实，专制国家有不少国民要做线人，要配合政府交待情况，但只要人民驯服之后没有给当事人以危害，没有从官家那里得到实惠，他们的一时配合就仍是可以谅解的。那些得到好处的走狗则必得审判，社会舆论责难余秋雨、成龙等人，原因就在于此。这就是中国审判的道义基础。

在野夫兄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了汉语的力量。生气、昂扬、理性……笔则笔，削则削。比如他提到了狱中以及出狱后，熊召政仅有的两次对他和狱友的照顾，400元、1700元。可以说，野夫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们的汉语审判传统。但野夫兄远比孔老夫子要丰富，他的叙述也揭示了自身的状态，一种坚实的人格，一种可堪慰藉人心的汉语才情。读野夫兄的文字，我们可知“春秋大九世之仇”的当代含义，我们可以理解汉语、中国人仍有足够的才思使“乱臣贼子惧”，仍有足够的力量教人们“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这就是中国审判的法理基础。

因此，跟我预料的一样，野夫推进了章诒和等人的汉语知识的自净运动，假如我们可以称这是一场运动的话；更重要的，野夫使进行时的中国审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这是自觉的阶段，有理有力有法的阶段。我们不指望民主之后再来审判，我们指望这种审判给我们和后代一个交待。只有这种审判存在一天，文明就仍然存在。

这一天来了。

五

在我的印象中，除了野夫的文章外，余杰先生的致胡锦涛先生公开信也堪称中国审判的典范。比起野夫的个人经验、自我裁决来，余杰先生对胡锦涛先生的耳提面命几乎是“义正辞严”。

在我看来，余杰先生的审判几乎是回应李慎之先生的。李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里劝告过、审判过中共及其党魁江泽民先生。余杰先生则同样劝告并审判了中共及其党魁。当然，江泽民先生不会明白李慎之先生的话。因此，小丑戏子下台，没有人喝彩了，也许当年的“猛人”可以理解自己一生的表演。事实上，如他自己所知，审判还未结束。

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历史上的欧洲国民都知道自己的专制君主是一个笑话，除了君主自己不知道。这样的话似乎可以移用今天的中国。当然，考虑到中国人民的素质，我们可以说，除了君主、猛人及其周围的人外，所有的中国国民都知道他们只是一个个的笑话。

我乐意跟朋友分享马克思的话：“专色偏暗的楼道。光线低沉，半天了都没人在楼道出现。三到五层以及第八层楼道口安有小牛奶箱，绿色房子造型，透过自身的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有事实。专色偏暗的楼道。光线低沉，半天了都没人在楼道出现。三到五层以及第八层楼道口安有小牛奶箱，绿色房子造型，透过自身的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专色偏暗的楼道。光线低沉，半天了都没人在楼道出现。三到五层以及第八层楼道口安有小牛奶箱，绿色房子造型，透过自身的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在百度上搜索“毛泽东、君主”两个关键词，发现汉语文献已经相当多了）

“人们曾一度错误地希求国王会表示什么样的愿望和思想。但是这样做丝毫不能改变下面的事实：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主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只要二者仍然是现在这样，国王就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想想当年胡温上台时大家的愿望和思想）

“我敢肯定说：只要这个颠倒了的世界存在一天，普鲁士国王总还是当代一个人物。”（所以余杰先生要给胡写信，所以胡曾入选影响当代的人物）

“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必然会使那些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野夫和熊召政的对比）

……

跟余杰不同，野夫兄的意义在于他有理有据地审判了次法西斯时代的个人罪恶。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要有人作恶，他就休想置身事外，休想再借口时代、体制、中共、饭碗、家人……来要求宽恕、和解……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正是这些小人，这些渣滓，这些投机者，这些虫子，跟中共官家机器一起，制造了我们这个有史以来最诡异、最黑暗的次法西斯社会。他们休想混过这个时代，休想指望大家忘记他们的嘴脸。自称信佛的熊召政难道不知道“已作不失，未作不得”的佛法吗？

“我总要上下四方求索，去寻找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来诅咒一切不尊重他人生命的人。诅咒他们速朽灭亡，哪怕我会一同灭亡；诅咒他们下地狱，永不得超脱于痛苦之火的烧烤，哪怕我因这最恶的心，会同下地狱，永不得超脱于灵苦与肉痛中。我也决不反悔。我要先来诅咒一切不尊重他人生命、折辱和损害他人、轻贱和玩弄他人生命的作恶犯罪者。”这是我年轻时的情怀，我今天依然拥抱着这种情怀。今天的中国书写着比我当年空洞的想法儿更真切具体的文本。

这个进行时的中国审判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难以预料。但真的如香港电影所感叹的，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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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民族问题无疑是其中之一：在苏联即将终结的时候，它包括五十三个全国性的国家主体（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和二十个共和国、八个自治州和四个自治区），这些主体代表着一百二十八个族群。他们都像将身上的刺张开的豪猪一样，再也忍受不了与对方同处在一个屋檐之下了。俄罗斯学者季什科夫是研究民族问题的权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曾经出任部长级的”俄罗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为叶利钦处理苏联解体后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提供咨询意见。他还长期担任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季什科夫既有与最高层领导人一起解决民族冲突的丰富的政治经验，也长期在象牙塔中进行的严谨而中立的学术研究，所以他所著的《苏联及其解体后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一书，对苏俄民族问题的起源的回顾、现状的评估和未来的预测，都堪称”穷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对于与苏俄一样必须直面棘手的民族问题的中国来说，这是一本极为重要的参考书。西藏、新疆、内蒙等民族问题，已经让中共穷于应付，再加上虽然不是民族问题、却比普通的民族问题更为复杂的台湾问题，如果没有超越性的智慧，中国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将束手无策。

民族问题是怎样成为苏联的阿基琉斯之踵的？季什科夫在本书中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从苏联建国初期直到解体的民族建构、民族划分、族际政治、民族语言及文化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他指出，普通民众对”苏联”这个国家的认同，对”苏联人”这个身份的认同，都是被官方所强加的，而不是从每个人的心灵和头脑中自然地产生的。苏联解体之后仅一年，一份对俄罗斯联邦居民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俄国人”的占六成左右，而依然认为自己是”苏联人”的只有两成。苏联当局曾经以卫国战争的胜利、核弹的爆炸、宇宙飞船进入太空、莫斯科奥运会等事件和成就来凝聚”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种刺激只能像让人吸食鸦片一样，吸食者获得的是一种暂时的迷狂感。一旦药效过去之后，吸食者反而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身处的如此不堪的现实，从而产生更加深切的沮丧感。而下一次的刺激必须施加更大的剂量，才能收到相同的效果。由此，这种”国家认同感”的营造，便进入了一种饮鸠止渴的恶性循环。最后，当苏联宣布解体的时候，出现了历史学家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中所描绘的状况–“所有人都反对当局”。读到这里，今天挥舞”民族主义”的”双刃毒剑”（刘晓波语）以维系统治的合法性的中共当局，可不要继续玩火自焚了。

“苏联人”是苏共的理论家们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伪民族概念，正如”中华民族”也是中共的理论家们东施效颦地制造出来的一个伪民族概念一样。季什科夫指出：”苏联的建国史给其人民留下无数伤痛的记忆，也留下引起冲突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在改革时期和后来都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民族问题从苏联一诞生便与之如影随形，并不是后来才由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卖国贼”炮制出来的。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掌权的时候，他们以”公开化”政策来挑战僵化腐朽的旧有的权力模式，而民族问题也随之从潘多拉的魔盒中飞出来，此起彼伏、遍地开花，让他们疲于应付、焦头烂额。而他们所拥有的权威、声望、时间和资源，都无法让他们以一种”庖丁解牛”的方式妥善地解决愈演愈烈的民族冲突。

那么，当年共产党人发明的、运作了半个多世纪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失灵呢？是发动机本身老化了，还是对其维修和保养不足呢？对此，季什科夫从以下四个方面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首先，苏联的确是一个帝国类型的政体，它的历史标志，就是领土扩张、殖民地方式的统治，以及用较为优势的预言和文化对各族群进行文化同化。这一点，中国的历史也极为相似，即便像元朝和清朝这样的异族入主中原的朝代，汉族在分享权力方面受到了压抑，但异族统治者用以实现军事扩张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仍然是取之于汉族。苏联取代沙俄之后，列宁、斯大林的扩张野心超过了历代沙皇；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之后，毛泽东的扩张野心也超过了中国古代的皇帝们。

其次，共产党的执政对于苏联各民族均有长期的影响，尤其在斯大林时期。对自然环境的灾难性摧毁，以及通过效率低下的、军事化的经济发展而使各族群的传统生存系统遭到破坏。这一点，中国的当代历史也几乎是一个更加拙劣翻版：毛泽东时代实行的类似政策，比之斯大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藏族女作家唯色在《杀劫》一书中揭示了”文革”在西藏所掀起的血雨腥风，此一灾难让西藏所经历过的历次战争亦望尘莫及。而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新疆、内蒙等”自治区”的历史文化传统所遭受的戕害和自然环境所遭到的破坏，也同样罄竹难书。

第三，苏维埃国家通过其”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推行一套半官方的俄语政策，削弱了少数民族希望建立政治文化自治的希望，除非这些企图得到中央和外围的各层精英们批准，方可免遭厄运。这一套文化沙龙主义政策，也是中共的领导人一直运用至今的”法宝”。虽然如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吸引力，但中共仍然可以运用其掌握的巨大的物质利益，诱使少数民族中的大部分精英人士加入此一体制之中。

最后一点是，居统治地位的共产党行政管理机构严格规定了公民们的日常生活，并漠视与各族文化和价值观相联系的利益。这一点在中国的体现，便是中共在西藏不遗余力地摧毁藏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在国内外用泼妇骂街的语言恶毒攻击达赖喇嘛。此种做法不禁遭致国际社会的反感，使得图图大主教等数十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致信中共表达抗议，更是造成了西藏民众的离心离德，西藏问题逐渐纠结成一个死结。

苏联的前车之鉴，中共并没有引以为戒。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因为苏联境内民族众多：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其境内的种族比苏联多得多；原来作为美国国家主体人口的欧洲白人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甚至已经降低到不足百分之五十，而苏联直至解体，其境内俄罗斯族的人口始终占总人口的七成以上。但是，美国的种族问题却没有像苏联那样成为危机国家安全乃至导致国家崩溃的重要因素。这是什么原因呢？季什科夫分析说，导致苏联解体的动力之一，是民族分离和民族冲突；而民族分离和民族冲突的产生，源于当局多年来”族体建构”的失败。这种失败，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执政者迷信暴力，二是权术压倒了诚意。

苏联的大部分统治者都认为，暴力和压制是对付民族问题的不二法门。季什科夫坦率地指出：”我们国家不是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而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斯大林时代，最残酷的政策便是强制性的民族迁移。”从一九三零年代中期进行的集体化取得’全面胜利’不久之后，纯粹的民族驱逐便开始了。”斯大林下令将若干”忠诚度不够”的民族迁移到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区域，让他们自生自灭，如朝鲜人、卡拉恰伊人、印古什人、车臣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尔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梅斯赫特突厥人等，都成为这个政策的牺牲品。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五六年之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迫迁离故土，仅哥萨克人便有一百二十五万人遇难。”在许多情况下，几乎没有人对这样做的目的做任何说明，而只会鼓吹一通’各民族人民之父’的地缘政治白日梦，还表露出他那种对人发狂的不信任。”其暴政遗留至今，成了难以消除的种族矛盾和仇恨。

其次，苏联的统治者在处理民族的问题的时候，权术压倒了诚意。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政权尚未占领脚跟，列宁便宣布民族自决的原则，以赢得其他少数民族的支持。而一旦军事局面好转，列宁便立即变脸说，此前的承诺不过是”一张纸”。苏共领袖热衷于在各民族之间制造矛盾以到达”分而治之”的目的，并在各民族内部挑动阶级对立，将民族问题转化为阶级斗争。当然，大棒之外还有胡萝卜，那就是中央拨给地方，尤其是贫困地区大笔的援助资金。对此，历史学家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中充满讽刺意味地写道：”苏联是一个奇特的帝国–‘不像帝国的帝国’。如果说帝国的典型特征是殖民地宗主国依赖周边地区、殖民地生存，那么苏联则发生了完全相反的情况。苏联不单依靠军事力量得到巩固；而且为了诱使各共和国广大的居民留在苏联的组成内，中央政府经常向各共和国提供补贴。这种补贴数额极为客观。”但是，金钱不是万能的，苏共领导人忘记了，”强扭的瓜不甜”才是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个永恒的”硬道理”。今日的中共领导人，也陷入同样一个误区之中。所以，当少数民族”闹事”的时候，他们经常恼羞成怒地表示：我们给了你们那么多钱，你们还不老实！如何对待少数民族，可不像在家中养一只狗、丢几根骨头给它吃那么简单。

由于民族问题的高度敏感性，许多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不惜掩盖真相、扭曲真理以取悦上峰。对此，季什科夫尖锐地批评说：”在冲突造成破裂的社会里，政治和学术的确出了毛病。在许多方面，这两个领域表现得那么蠢笨和不道德，而且这两个领域又都没准备好去承认’我们那时错了’。”苏联解体之后，民族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倒如火如荼，席卷昔日苏联版图上的大部分地区。不仅各个已经独立的共和国之间矛盾重重，而且在俄罗斯联邦内部，如车臣暴力冲突等，也如同溃疡一般，让俄罗斯这个巨人浑身难受。政客的蛊惑人心与民众的蒙昧，固然是民族问题激化的温床，但知识精英阶层的失职甚至发挥了负面作用，亦难逃其咎，正如季什科夫所反省的那样：”真正的难题在于整个苏联解体后那个空间中，那种卑躬屈膝的传统和社会科学学术的扭曲技艺。该难题呈现为政治与研究之间缺乏距离，呈现为普遍实行着利用科学的称号谋求更大的声望和个人的重要性。”这不也正是对今日中国包括民族研究领域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部门的现状的真实写照吗？季什科夫提出了语重心长的忠告，这样的忠告也应当被中国知识界所听取：”如果俄罗斯的学者们和其他知识分子照样还站在以救世主自居的立场上，不克制那种发号施令的傲慢，那么，他们的梦想将会破灭，而且他们将沦落得不堪一击。”未来的中国要实现和平转型，顺利地过渡为宪政民主国家，稳妥地处理民族问题，缓解族群对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二零零九年六月九日

一：《纽约时报》：Riots in Western China Amid Ethnic Tension。http://www.nytimes.com/2009/07/06/world/asia/06china.html?_r=2&src=twt&twt=nytimes。昨日发生的新疆种族骚乱，是对广东处理韶关维汉冲突不力的一个回应。韶关事件至今迷雾重重，民众对真相无从知晓。官方以为遮掩住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种思路注定了在处理民族矛盾时的必然失败。民族矛盾和任何群体事件一样，原因当然有所不同，但利益的纷争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民族矛盾的解决和内地维稳思路并无不同，强硬、死板、敌对、镇压，缺乏解决问题的真诚对话，如此一来，想真正解决问题可谓难上加难。是该到反省几十年来不乏歧视性的民族政策的时候了。

 

二：中国沿海发达地区村干部集体腐败成气候。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6-29/150618116243.shtml。对于沿海地区村干部的集体腐败，没有任何人觉得这是真正的“新闻”，因为像这样的事民众早已看到，只是管制下的中国传媒不敢真实报道而已。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个标题换成“中国官员集体腐败成气候”都非常准确。中国的腐败早已是制度性腐败，即进入这个制度里面分赃、腐败已成为制度的一部分，虽不能明确指认官员百分之百贪污，但贪腐的深度、广度恐怕都是中国有史以来之未有。沿海发达地区村官腐败和民众的维权意识的高涨，将是中国社会底层稳定的大问题，现在只是初发期。不从制度变革入手，要想解决贪腐问题，完全没有可能。

 

三：“制造”弃婴。http://gcontent.nddaily.com/d/fb/dfb84a11f431c624/Blog/c79/662656.htm。国人邪恶的程度，真是超乎人的想像，没有最邪恶，只有更邪恶。一个国家承办的福利院，竟然干着贩卖人口牟利的恶毒勾当，这样的报道出来，没有看到除福利院之外的任何领导受到惩处，实在是这个政府太保护官员之故。连“弃婴”都敢制造，难怪许多人在中国为所欲为。这样“制造”的恶果，让中国的人权记录又创造了一个可耻的纪录，从而让海外收养者和那些“弃婴”家庭倍受伤害。

 

四：江西浮梁问题种子致万亩早稻近乎绝收(组图)。http://news.sina.com.cn/c/p/2009-07-04/005518150105.shtml。三农问题历来棘手，涉及多方利益博弈，涉及到政府对城乡二元结构治理政策的改变。这些姑且不说，就算是非常简单的种子渠道和管理问题，也时常曝出坑农害农行为，这都是对那些制假坑农者过于宽大所致。因为那些制假者可以用钱来打通一切，形成官商勾结，来实现其坑农的“理想”，这使得本来自卫能力（知识、信息、博弈等方面）很弱的农民雪上加霜。再者，这也反映出政府城乡管理不仅没有效率，而且是失败的。农民绝收只能拿到百分之三十的补偿——这补偿应该完全是由坑农者填补，而非拆东墙补西墙，乱拿纳税人的钱来补——这会为后来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安稳埋下隐患。

 

五：跟香港政府学做预算。http://hutuworm.blogspot.com/2009/03/blog-post.html。看了香港2009年至2010年度的财政预算，再比较内地虚假不实的财政预算，你就知道内地政府不配有领导香港政府的能力。港府所做预算案无论从技术还是直观程度来看，都值得内地官民很好地学习与借鉴，单是对财政预算所做直观漫画这一项，不说是创举，也算是为深入人心、让民众真正了解的善举。做的财政预算，民众不懂，不想了解，其错误当然在政府而不在民众。中国政府在财政预算、使用，税收征收的黑洞之多，也为官员贪腐留下巨大的空间。官方不想让我们民众了解他们的财政运作，但我们民众应该多看多学其他地方的经验，声张我们的想法，进一步迫使政府尊重纳税人的权利，做出相应的改变。

 

六：福建南平医患冲突调查：数十医生在政府门前静坐。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6-29/092318114728.shtml。医患关系当然有很深层的社会原因，但政府在医院管理、医疗制度方面的沉疴痼疾才是真正难解的大问题。一方面公立医院没有效率，另一方面私立医院也多是官商勾结，再者高昂的医疗费用令患者抓狂，这一切的总根源当然出在一切都想垄断的政府身上。医院管理混乱，昂贵的药费提成潜规则（有很多药厂是靠医药代表这个行贿模式来占领医院，另外还通过一系列手段将其药品进入大病统筹使用药的范畴），使得患者只有把气撒在医生身上，造成一线医生与患者关系的紧张。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政府在关涉许多民众直接利益的领域，都在愚蠢地往最坏的方向挺进。

 

七：专家称少数地方干部应对群体事件长进不大。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6-29/093618114804.shtml。如此大面积的制度性贪腐，如此深的官民利益冲突，在没有真正的新闻监督、在没有制度变革的情况下，你让任何人来维持所谓的地方稳定，都是个极大的难题。中国目前的群体事件可谓方兴未艾，在全国各地蔓延，任何地方也不能侥幸躲过这种劫难，因为这已是整个中国社会制度溃烂的根本性大问题，任何局部的安抚和平息，都无法真正从根本上解决群体事件的发生。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们很难对生活有理性的预期，大家都在不安中生活，谁也不知道群体事件下次在何处爆发。

 

2009年7月6日9：20分于成都

核心提示：
余秋雨不仅爱钱，而且非常爱做官。余大尸老是喜欢自吹他从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任上主动辞职，不喜欢做行政事务，更热爱学术研究云云。我来告诉大家真相吧！
余秋雨辞职是被迫的，真正原因是他一点不顾忌自己的已婚生女的情况，竟然在戏剧学院当众下跪追求女孩，上级觉得社会影响实在太恶劣，认为他不再适合当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但直接撤职太难看，于是要求他自己辞职。余大尸当时的妻子叫李红，离婚后一直在深圳经商。

余秋雨大尸不顾已婚生女，追求小他16岁的马兰，还喜欢到处卖弄炫耀。由于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被上级要求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职务。

陷入“假捐门”无法自拔的余秋雨大尸，又有新动向了。

据昨日（7月4日）《长江商报》报道，余秋雨自称不仅为都江堰灾区捐出20万元买书，还追加30万元购买图书馆的设备。余大尸的脸皮真够厚的，直到现在，还是不肯拿出一分真的钱，追加的30万，是所谓的“图书馆的设备”。正如一年前所谓捐款20万，还自称是全中国学者、作家里捐款的最高记录，一年后仍未到账，如今成了“即将”捐赠一万册书了（后说是三万册）。

我对于此事，曾发表多篇文章揭露，

《含泪劝告答非所问的余秋雨投案自首》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585555.shtml

《余秋雨彻底栽了！“余大湿”承认根本没捐一分钱》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587369.shtml

《余秋雨大尸的最新辩解等于是在贩毒卖淫》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592632.shtml

事情非常简单，早在一年前的2008年5月23日，余大尸就在博客发表《就汶川赈灾捐款答记者问》自称在地震后第一时间“给四川捐款一次就高达20万元”，吹嘘“这是全国学者、作家中捐款的最高记录”，一年后被《北京文学》编辑萧夏林揭露余大尸根本一文没捐，余大尸方面坚称捐了，只是没必要给大家看凭据，结果新民网记者调查发现四川没有任何机构有这笔捐款的记录，余大尸方面就解释这20万是用于修建图书馆的，现在刚开始启动，最后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捐钱又改口变成由“九久读书人公司”负责配送价值20万的图书了。

余秋雨是九久读书人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就是他本人出资办的文化公司，主要从事书籍策划出版，20万码洋的书就是他们自己公司出的，哪值20万呢？最多5万，如果运过去的是余大尸本人积压在仓库里的文集，成本更低，连5万都不值。这正是余大尸不敢公布三万册图书目录的原因。

余秋雨自己吹嘘20万“是全国学者、作家中捐款的最高记录”，其实，郑渊洁、阿来、杨红樱都比他捐的多或相同，他们在受到网友质疑后，都出示了捐款凭据。郑渊洁说，这是读者爱你的表现。而不是像余大尸那样，认为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恶意诋毁，乃至说什么查账是网络诈骗。很多人可能非常不理解，余秋雨应该非常有钱，为什么那么在乎20万块钱呢？余大师作品每年的版税，还有他出资办的九久读书人公司，收入都是不匪，怎么会这么抠门呢？我告诉大家，余秋雨就是这么爱钱，越有钱越抠门，他一向就是这样。余秋雨当然有不捐的自由，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到处炫耀捐款20万，实际却一分钱没捐，这不仅是道德问题，还是严肃的法律问题。

上面这些情况，除了余大尸本人以及九久公司雇的托以外，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也不算什么猛料。我下面就说点独家猛料吧。

余秋雨不仅爱钱，而且非常爱做官。余大尸老是喜欢自吹他从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任上主动辞职，不喜欢做行政事务，更热爱学术研究云云。比如今年1月10日，余大尸到CCTV-2的《咏乐汇》自吹，他说他在1986年当了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段时间后，还是感到了不自在。“成天都在处理行政事务，没有时间写作，没有时间做研究，不大习惯。”然后以他一贯的夸大其辞耸人听闻地说他辞职经历的艰苦，说从第一次提交辞职报告到最后“卸任成功”，前后经历了23次，最后一次还是以夸张病情的办法才得以卸任。

上海戏剧学院的老领导都还健在，余秋雨就敢这么有恃无恐的胡编乱造，可见这人脸皮之厚到了什么地步。余大尸在7月2日发表博文《当代作家与书法——张公者对话余秋雨之七》——“我不说谎 有文化良知”，说“对一个文化人来说，文化良知就是做人的原则”，我发现越是虚伪的人，说出来的道理越是正确的不得了。但他们都是言行不一的，余大尸就是典型。他是既没有一点文化良知，又惯于说谎，我简直找不出他还有哪几句话竟然还是真话了。这篇博文里，余大尸还说：“二十年前毅然辞职，也是为了告别政治的操作层面而进入它的人文层面”，啥叫“告别政治的操作层面而进入它的人文层面”呢？明显有语病。反正大概意思是余大师不屑于搞政治所以辞职吧。

余秋雨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一事，我来告诉大家真相吧！余秋雨辞职是被迫的，真正原因是他身为有妇之夫，竟然在戏剧学院当众下跪追求女孩，上级觉得社会影响实在太恶劣，认为他不再适合当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但直接撤职太难看，于是要求他自己辞职。

前段时间有个网络传言，称：“马兰的男友在上海求学时不幸死于一次车祸，余秋雨是当年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之一，从而和马兰相识。余不顾自己的已婚身份，开始追求马兰。余秋雨的前妻李红1979年和余秋雨结婚，1984年诞下女儿。恬淡安静的婚后生活，孕育出了轰动一时的《文化苦旅》。1992年7月和余秋雨离婚后，李红带着女儿过着较为艰难的日子。余和李红当年也曾是一对恩爱夫妻，不过变心的男人在后来的文章中只会提到前妻的种种不是。”

当然，余大尸一方的说法就完全不同了。余大尸一方的说法是：“马兰的一位老师借给她一本《艺术创作工程》，通读了这本书后，马兰被作者的睿智和学识深深地吸引和折服了。马兰以为余秋雨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学究，但是一次演出的见面让马兰对余秋雨另眼相看。当时看完马兰的演出，余秋雨一蹦一跳跑到马兰面前说：‘你认识我吗？’马兰笑着说，看过你的书。就是这次见面让两人有了爱的火花，在不断的见面和约会中，两人有了感情。”

“余秋雨一蹦一跳”，我无法想象余大尸怎么“一蹦一跳”？

后一个说法，只字不提当时余秋雨还是有妇之夫。余大尸当时的妻子叫李红，离婚后一直在深圳经商。根据《楚天都市报》2007年6月18日的报道：“1992年3月，李红从深圳回到上海，在整理书桌的时候，她发现了不该发现的信件。同年7月，当相处了13年的丈夫正式提出离婚时，李红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十几年的感情会如此脆弱吗？但她还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因为她的想法很简单，感情没有了，还要婚姻干什么？”（http://www.cnhubei.com/200705/ca1364199.htm）

余秋雨生于1946年，而马兰生于1962年，两人相差16岁。马兰当时是风头正健的著名黄梅戏演员，又出演了影响巨大的电视剧《严凤英》，后来马兰离开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到上海，2006年，关于马兰离开安徽的原委，余秋雨还和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长展开口水战。

昨天一位学界名人来广州，告诉我，当时余秋雨身为有妇之夫，不知怎么回事，完全被马兰迷住了，一点不顾忌自己的已婚生女的情况，对马兰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以致在戏剧学院当众下跪求爱，闹得学校里和社会上沸沸扬扬。上级觉得他身为院长，这样影响太恶劣，于是如我上文说的，要求他自动辞职。我此前知道上述网络传言，但完全不知道余大尸还做出过校园下跪这样耸人听闻的事件来。

本来，离婚再娶，是余大尸的私生活，我本来没必要拿出来说事。但这关系到余大尸辞职的真相，我不得不指出，他的辞职的真相原因是离婚再娶，而不是他一贯吹嘘的热爱学术研究。另外，他自己喜欢炫耀自己的私生活，在2008年6月15日《潍坊晚报》上以《马兰和余秋雨：如何对付16岁的年龄差？》为题接受采访并长篇报道，网址是

http://wfwb.wfnews.com.cn/html/2008-06/15/content_42671.htm

自己到处卖弄，这也怪不得别人。余秋雨在6月22日到江苏镇江图书馆“文心讲堂”讲演“生命因阅读而宁静”，说“十几年来一直在不断骂我的人，他居然小时候是给父母卖掉的”（2009年6月28日《现代快报》），这才是涉嫌侵犯隐私权。如果此事根本不存在，则属于涉嫌诽谤罪。再说了，揭露余大尸是否假捐款，和他小时候被父母卖掉有什么关系呢？而余大尸体不敢提及的有妇之夫狂追女孩的事，是和他的辞职密切相关的。

刚才是说其实余秋雨是非常热爱做官的，对于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一职，并不是他主动放弃的。我再说一个事，可见余秋雨的官瘾多大。余秋雨一度竟然想当上海文联主席，但在文联选举时，由于在上海摊文化圈名声太臭，根本选不上。其实，上海文化圈都很不屑余秋雨的，只有那些脑残的文学青年，自称爱好文学，以为堆砌很多华丽辞藻、抒发一些假大空的情感的就是好文章。余秋雨就正好满足了这些脑残人士的文学想象。

余秋雨落选后，他告诉秘书，以后凡有上海市文联寄给他的信函，一律全部退回，还拒绝出席文联的会议。此前，尽管各地对余秋雨的负面报道非常多，上海的媒体是从来不报道不转载任何对余秋雨的负面新闻的。但那次余秋雨没当上文联主席的撒娇，也惹怒了上海文化主管部门，从此，上海的媒体遇到余大尸的负面事件，也照报不误。当年《新民晚报》就报道过余大尸的《文化苦旅》错误连篇，《新闻×报》报道过复旦大学一书店门上贴着启事“本店不销售余秋雨的任何书籍”，这次余大尸的假捐款，也是新民网的记者调查发现，四川的相关部门捐款名单里根本没有余秋雨的20万，否则他还能糊弄更久。

余秋雨的《借我一生》里，对于自己在文革的经历，编造了很多谎言。因为众所周知，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了后来臭名昭著的上海市委大批判写作小组“石一歌”，这是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污点（当然，他当初不知道四人帮这么快倒台，当初去参加，肯定是想作为人生的光荣的）。最可笑的，余秋雨说什么只要发现哪篇大批判文章是他写的，哪怕发现一句，他就给多少多少钱。其实这类文章，包括直接署名“余秋雨”大批判文章，都被人指出过，我在这里就不老生常谈了。天涯早就有人列出过详细目录，网址是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2458547.html?si=4

我只说一件外人未必知道的事情：

余秋雨在《借我一生》里说自己故意称病，以便躲避“批邓”，到乡下去读了很多书。这完全是说谎！当年上海市委写作组一号领导朱永嘉现在身体好的很，7月2日，也就是前天，他通过私人渠道披露，当年余秋雨生肝炎，是朱永嘉、王知常给他安排好地点，准假的公费康复休养。哪有什么躲避“批邓”？

 

附录：余秋雨文革年谱
原载转自天涯 作者：孙任公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2458547.html?si=4

说明：1、余秋雨的“文革”表现在其自传《借我一生》中有详细的描写，此年谱系对其隐瞒部分的披露和“失忆、错忆”的纠正。2、此文曾参考丘佩瑀先生所写的《余秋雨的“文革”履历表》（《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3、本文主要根据被余秋雨称为“最权威的证人”胡锡涛先生等“提供的证言”和上海市委编印的《清查报告》写成。4、此年谱之所以延续到21世纪，是因为余秋雨一直生活在“文革”阴影中，一直想掩饰、修改自己的“文革”历史，否认当年上海市委对他的清查。5、年谱挂一漏万，希望知情人加以补充、修正。

   1968年10月 16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要批判原苏联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简称“斯坦尼”），以便为江青当“文艺革命英勇旗手” 扫清障碍。上海根据姚文元的电话指示便成立了“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组”，该组设在《文汇报》社，余秋雨即为这个小组的五人成员之一。据胡锡涛回忆： “为了吃一顿肉丝面夜宵”，余秋雨“每天步行一个半钟头”来到《文汇报》社写批判“斯坦尼”的文章。他“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他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3页；胡锡涛：《我最清楚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华夏时报》2002年8月24日）。

   1968年12月 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组编写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反动言论选编》内部印行。据上海戏剧学院周培松先生2003年8月提供的证词：余秋雨曾参加了批判“斯坦尼”资料的编写。

     1972年1月3日根据张春桥的授意，《鲁迅传》编写组在复旦大学正式成立。该组为写作组文艺组下属的外围组织。由胡锡涛引荐，余秋雨成为该小组11 人成员之一。在讨论该组所用的笔名时，余秋雨建议将“石一歌”改为“石一戈”，未被该组组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陈孝全采纳。（朱天奋：《孙光萱访谈》，《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4年第5期，39页）

     1973年2月 由余秋雨等人撰写、署名“石一歌”的《鲁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文歪曲鲁迅，攻击胡适和“四条汉子”等。（孙光萱：《正视历史 轻装前进》，《文学报》2000年1134期）

     1973年5月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一号头头朱永嘉派余秋雨等人帮姚文元修改其旧着《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做资料准备。（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的修改稿。载肖夏林主编：《余秋雨的敌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175页）。
     1973年5月14日余秋雨离开“石一歌”，上调到康平路141号写作组本部，并领到了上海市革委会颁发的写作组工作证。余曾一度任文艺组党小组长，并负责联系“石一歌”。他是从外围组织上调到人数很少的写作组本部的唯一写手。从1973年5月至1976年1月，余秋雨在这个写作组文艺组为“四人帮” 余党服务了二年半以上。在此期间，他除自己撰写大批判文章以外，还担负着为写作组改稿、统稿的重任。他的主要问题不是在“石一歌”，而是在文艺组。（张英等：《余秋雨片断： 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3年8月由余秋雨作过修改、署名“石一歌”的《鲁迅传》片断《鞠躬尽瘁》，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钟长鸣》（上海文艺丛刊）上发表。此文不仅“依照‘四人帮’ 的调子，对周扬、夏衍等同志加了不少诬陷不实之词”（见《清查报告》70期第4页），而且替张春桥隐瞒了攻击鲁迅《三月的租界》这一重要史实。

     1973年11月余秋雨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与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骂胡适为“卖国贼”、“反革命”，与胡适叔侄相称的胡念柏读了后感到大祸将要临头（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1974年1月余秋雨又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胡适传》，对胡适帽子越扣越大，棍子越打越重，胡适的亲属胡念柏读了后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以至住进了医院（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作为写作组文艺组重要写手的余秋雨，经常到上海市高校系统作辅导报告。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有位老师编了个顺口溜“一道黑两道黑”，帮助表演系学生练习口语，纠正读音。余秋雨闻知后，认为这不是一道红，两道红而是“两道黑”，便视为黑线复辟。他抓住这个“复辟”典型，在复旦大学召开的高校战线批林批孔大会上发言说：“我回了一趟戏剧学院，发现资产阶级势力在张牙舞爪。”在余秋雨的煽动下，上海戏剧学院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使那位教师受到严重伤害，“倒了大霉。余秋雨还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路》等散文作品，抒发他的所谓“革命豪情”，
   为“文革”大唱赞歌。（冯少棠：《〈南方周末〉报道不很全面》，《新京报》2004年8月13日）

     1974年3月在朱永嘉的授意下，上海市委写作组从学校、工厂挑了20余人办了一期“评《红楼梦》学习班”。此学习班强调“评红”要“为现实斗争政治服务”，并指定由余秋雨等人负责。在学习班上议论了一批影射现实的“评红”题目，其中有几个是评贾母的，后因这个题目怕别人误解为影射攻击毛泽东而被朱永嘉勾掉（见《清查报告》71期第1、5页）。

     在学习班内，上海戏剧学院吕某写了一篇牵涉贾母的文章，余秋雨看了后说“这篇文章不要写了，也不要改了”，并由此规定“评红不许提贾母，以免出差错”即泄露“四人帮”犯上作乱的天机（见《清查报告》71期第7页）。

     1974年春《朝霞》与上海造反派“工总司”发生矛盾，余秋雨奉朱永嘉之命帮该刊编辑部摆平此事。写作组文艺组在《朝霞》编辑部举办创作学习班，培训工农兵作者，组织撰写讴歌“文革”的作品。余秋雨以写作组文艺成员的身份去学习班授课，每次均坐朱永嘉的黑色轿车前往，历时三个多月。据周培松回忆，上海戏剧学院工宣队鉴于余秋雨紧跟极左路线的“良好”表现，“已指定他为党委委员，还准备提拔他为党委副书记”。（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 1980》，《南方周末》 2004年7月29日）

     1974年初夏 “评红”学习班因“《朝霞》事件”匆匆收场。原成员回本单位。有一次，一位姓陈的工人到出版社开会，碰到余秋雨，余告之说：“评王熙凤那篇文章已改好了，改得很漂亮，不亚于《大有大的难处》。”可见，余秋雨的确担负着为写作组改稿、统稿的重任，而郭某执笔的《大有大的难处》，据郭某1978年3月2日的交待，该文是“影射攻击周总理崇洋媚外”。余秋雨居然将评王熙凤那篇文章改得比“难处”一文更漂亮，这“漂亮”显然不是光指文笔好，而是指其思想穿透力不亚于“难处”一文（见《清查报告》71期第7页）。

     1974年5月 “四人帮”余党为了配合“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需要，特地下令把“石一歌”撰写的《鲁迅传》中的一章《再捣孔家店》提前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据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写的《关于鲁迅传小组（石一歌）的清查报告》中说：此文“由原系鲁迅组成员后调写作组文艺组的余秋雨同志作了大改。在这一章中，把鲁迅反帝反蒋的1934年几乎写成了‘批孔年’，文章从鲁迅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四篇文章中，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得出所谓鲁迅总结的关于‘尊孔’与‘卖国’的规律。”

     1975年1月余秋雨以写作组文艺组的笔名“任犊”发表6000字的长文《读〈朝霞〉一年》。后来的清查报告对此文所作的结论云：“在艺术上堪称一流，但它的客观影响很坏。此篇长文把《朝霞》的政治观点、编辑方针、选题思想、主要毒草作品，以及所谓的筹稿和培训作者的方法等作了全面、系统的吹捧。这篇黑文还在香港刊物上转载，流毒海外。” （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5年3月 余秋雨再次以“任犊”笔名在《朝霞》上发表《走出“彼得堡”》。此文大力鼓吹把文艺工作者赶出大城市、上山下乡与工农兵相结合，“给了当时文化界人士当头一捧”。（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

     1975年3月21日 朱永嘉写信给张春桥推荐《走出“彼得堡”》，张春桥于21日回信谈了他的读后感。《人民日报》4月6日奉命转载此文。（朱天奋：《孙光萱访谈》，《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4年第5期，39页）

     1975年春经朱朱永嘉安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单独接见余秋雨（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 11页）。后胡锡涛更正为：不是张春桥、姚文元两人接见，而是姚来上海接见写作组成员时，作为文艺组正式成员的余秋雨才和同事们一起参加接见。（见肖夏林编：《余秋雨的敌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版，116页）朱永嘉的回忆也证实了余秋雨确实参加过姚文元的接见（见《新京报》2004年8月13 日朱永嘉的回忆）。

     1975年夏天写作组二号头头王知常称赞余秋雨为写作组的“第一号种子选手”。（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 6期15页）余秋雨在写作组时，大家叫他小余，他也用过“小余”、“小鱼”的笔名发表过几篇短文章。在档案里有他的检查，“承认有几点错误” （见《新京报》2003年8月13日冯少棠的回忆）。可见，余秋雨说他从来不用笔名写作是道地的假话。

     1975年7月 余秋雨用真名在《朝霞》头条发表12000字的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为上山下乡运动大唱赞歌。

     1975年8月 “四人帮”余党以批“投降派”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紧跟这一“战略部署”，其中王知常对哲学组组长说：“某某要为《红旗》搞一篇，余秋雨和‘石一歌’要为儿童版重写一篇前言，还。……精神都在姚文元那封信里。”（见《清查报告》71期第6页）

     余秋雨以真名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长文《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王知常读了后大加赞赏，推荐到“四人帮”把持的《红旗》杂志上发表，后未果。此文针对邓小平复出后对铁路等多种行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做法，再三强调“必须加强革命专政”，对所谓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击！进击！永远进击！”

     1975年7-9月 原写作组成员吴文虎、曹溶写的《赣南纪行》在《学习与批判》上连载3期，由余秋雨负责修改。此文歌颂“文革”，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见《新京报》2004年8月13日朱永嘉的回忆）。

     1975年9月一位青年工人写了宋江屏晁盖于108将之外的评《水浒》文章。余秋雨看过此文初稿后，“提意见说灵牌问题要做足”。“灵牌”，即继承权问题。“四人帮”借 “灵牌”问题攻击邓小平不够资格接班，而余秋雨要别人忠实地按照“四人帮”的旨意进行修改，以便为张春桥抢班夺权制造舆论。（见《清查报告》47期16、 26页）

     1975年10月下旬王知常布置历史组写《〈水浒〉与新生活运动》，但写好后王不满意。他召集王守稼、余秋雨和郭某特别讨论了一次，题目改为《〈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此文由郭某改了一稿后，“按照王知常的规定交给余秋雨修改。” （见《清查报告》71期第9、11页）

     1975年10月余秋雨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大骂胡适是“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胡念柏读了后气得心脏病暴发，拿着这本杂志摊倒在地上，后抢救无效死亡。（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1975年11月余秋雨执笔、署名“任犊”的大批判文章《让革命诗歌占领阵地——重读鲁迅对新诗形式问题的论述》在《红旗》第11期发表（孙光萱：《任犊并不是余秋雨》）。由余秋雨参与修改、署名“罗思鼎”的大批判文章《〈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

   1975年冬，余秋雨对胡锡涛的“老战友”炫耀说：署名“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在1969年《红旗》杂志发表的《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就是他写的” （见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6页）。可见，胡锡涛在“余古官司”开展期间，说该文是胡自己写的，这显然是在代余秋雨受过。

     1975年 “四人帮”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和“初澜”写作组长张伯凡派人到上海戏剧学院调余秋雨到文化部工作，“但调不动，原因是上海写作组已把小余早调走了。”（原《红旗》杂志文艺组负责人2004年3月15日致古远清信）。可见，余秋雨在“文革”后期确有上升之势。

      1976年1月余秋雨和另一位写作组成员用“任犊”的笔名发表《试看天地翻覆——学习毛主席新发表的两首词》。此文大力歌颂“文革”，并点名批判刘少奇，这再次证明余说他自己受到清查是因为反对“文革”，纯属编造。（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6年4月 由余秋雨负责统稿、署名“石一歌”的《鲁迅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四人帮”“阴谋文艺”与“影射史学”的混合物。

   1976 年9月由朱永嘉指派余秋雨以“石一歌”身份参加访问日本代表团。回国后不久，开始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文艺组共16人，余秋雨等8人成为“说清楚” 对象。由于余秋雨交代问题不清，很晚才解脱。最后解脱时，原上海市委驻写作组清查组给余秋雨下的结论是：“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属一般政治错误，回上海戏剧学院工作。（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6年12月余秋雨在一份材料中揭发王知常：“去年十月，《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不少纪念长征的文章，大都是中央和部队的领导同志写的，文中也大都是不断出现朱德同志、周总理、陈毅同志和其它领导同志的事迹。王知常有一次在会议室翻阅了一下，立即拍桌子大骂：‘恶劣！恶劣！这完全是颂古非今！’还问在会议室的同志：‘你们以为怎么样？我认为是颂古非今！’”（引自《批判王知常言论集》，第6页）这个材料说明余秋雨讲他从未参加过写作组和揭发过任何人是地道的谎言；同时也说明余秋雨在1975年下半年还在上海，并不像胡锡涛说的那样，整个1975年余都在养病。

     1978年5月19日 原写作组陆女士揭发余秋雨将她写的《封建礼教与贾政》推倒重来，改为《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发表（见《清查报告》71期第8页）。
     1978年9月12日 余秋雨写了关于《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炮制经过的交代检查，承认自己“借贾政批判刘少奇……附和了‘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阴谋。”这“另搞一套”即借批大观园的总管贾政影射周恩来总理（见《清查报告》71期第8-9页）。

     1978年底原上海市委驻写作组工作组长夏其言在《清查总结报告》中说：“余秋雨虽非头头，但他是朱永嘉、王知常、陈冀德的得力帮手，不仅能写、能编，还负责统稿。” （夏其言：《〈新民周刊〉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时在造谣》，香港，《纯文学》2000年12月号30页）。

     1979年上半年由于余秋雨一直没有把问题主动交代清楚，群众反映大，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便根据市委的指示对余秋雨的“文革”问题进行复查。复查组没有人认为原来的结论“定高了”，后维持原先的“三错”清查结论。（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2000年5月19日 余秋雨亲自出面组织炮制《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该文捏造夏其言说过“余秋雨没有问题”。（夏其言：《〈新民周刊〉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时在造谣》，香港，《纯文学》2000年12月号29页）。

     2000年11月1日夏其言看到《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后，非常气愤地给文汇新民报业集团负责人彭正勇、丁曦林并《新民周刊》编辑部写了一封抗议信，限该刊负责人接信之后两周内，写信到他家向其正式道歉，并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更正声明（夏其言：《〈新民周刊〉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时在造谣》，香港，《纯文学》2000年 12月号30页）
   。

     2000年12月 《新民周刊》发表更正启事，云：《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一文“未经夏老过目……并经外地报刊转载，以讹传讹，造成恶劣影响。本刊在此特作郑重更正，并向夏老道歉。”

     2002年6月15日 余秋雨起诉“文革”文学研究者古远清“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向其索赔16万元人民币。

     2003年8月18日 在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主持下，余秋雨自动放弃对古远清侵权的指控和索赔，在《民事调解书》上签字和解。

     2004年7月底 当余秋雨得知《南方周末》要发表该报驻上海记者写的《余秋雨文革调查》时，一会儿用“自杀”方式威胁该报，一会儿又苦苦哀求他们不要刊登这类文章。（肖夏林：《我所知道的余秋雨“自杀”风波》，《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2004年8月 余秋雨出版自传《借我一生》，再次否认他参加过上海市委写作组和写过大批判文章，并认为写作组“不是什幺阴谋集团”，公然向官方叫板为写作组翻案，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

   附录：
     为“年谱”提供证言的证人：
     孙光萱（原“石一歌”成员，后成为清查写作组文艺组的党小组副组长）
     胡锡涛（原“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负责人之一，余秋雨的“恩师”和密友。由他推荐余秋雨参加“石一歌”。）
     徐缉熙（原“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负责人之一，曾与余秋雨同室而居达数年之久）
     高义龙（原写作组文艺组成员，曾数次与余秋雨合写大批判文章）
     夏其言（原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原中共上海市委驻写作组清查组组长）
     周培松（原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总支书记，曾参与余秋雨“文革”问题的复查）
     冯少棠（上海戏剧学院离休干部、原复查组负责人）
     朱永嘉（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主要负责人）
     另有《南方周末》驻上海记者张英、《新京报》记者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