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去掉恐惧,做和平的使者

去年(2008年)8月下旬,应该是8月24日或25日,我与一干人乘坐大巴,来到新疆中西部的库车县。抵达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临下车前向导反复叮咛,在这个地方不要“单独行动”,“千万千万”。

尽管此前一路上遇到打开书包检查的现象,但是像这么严肃的叮咛,还是第一次见到。我的好奇心被适时地激发出来。认真想了想,仿佛此地不久前有什么事情,但是不敢确定。

晚饭后来到旅馆附近的网吧。一查,果然,在8月10日这天凌晨(仅仅半个月前),库车县城之内发生了多处爆炸,结果十一人死亡五人受伤,应该是很严重的了。

当即决定必须“单独行动”。理由是不能被“恐惧”所支配,不能接受“生活在恐惧中”这样的指令。若是在恐惧的主导之下,人们便不能得出对于事情的正当认识和判断。眼下的情况到底如何?需要自己亲身去经历。还想到的是,我们来一两天,就怕这怕那,那么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怎么办呢?

第二天早早起来了,必须在大部队集合之前赶回来。在旅馆门前叫出租车,先是来了一辆,对司机说“上街”、“去城里”。不知为什么,这位大约三十多岁的男子看了我一会儿,没有开口,随即将车开走了。

很快来了第二辆,司机同样是维族人,更为年轻一些。上车后,我称自己是“去城里的商店”。这位老兄不说话,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又加了一句,运用刚刚学来的知识,说“去巴扎”,即去商店。

谈了几句天气之类不相干的话题,该仁兄依旧不回答,我也赶紧闭嘴。结果他在一家超市门口停了下来,说“到了”。我一看,此时超市还没有开门,而且我也没有任何买东西的念头,便又对他说“请接着走,去大巴扎”。他马上回答说“老城?”我说“是。谢谢您了”。

我不敢说是否是因为他得到了“表扬”,还是这个地点令他感到愉快,他渐渐地变得活跃起来了,开始变得有问有答:“您有几个孩子?”“三个”。“男孩女孩?”“大的是女孩,小的两个男孩”。“上学了吗?”“大的女孩上学了”。

回答得十分简单,也有些他没有回答。我终于明白了实际上存在着不小的语言障碍。他基本上明白我的意思,但是找不出恰当的词汇,来传达他自己的意思。我多少有些纳闷。此人三十岁以内,应该上过学。而且开出租车与外界打交道比较多,怎么会有交流的问题?

早晨清凉。他带我在老城逛了一圈,还将我带到旧王府的大门外。此时才七点来钟,王府已经开放,可惜我的时间不允许。谓之“老城”,除了老城墙之外,还是一个物质集聚地,人们在这里做生意。路边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地摊,摆着当地的一些土特产,看上去人们依旧在过着自己的日子。看不出任何紧张迹象。做生意的有男人也有女人,年长者居多。

这就是人们和平的日常生活,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愿意过的平凡日子。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顽强地表现自己,而不可轻易地被抹杀。即使遇到了中断,人们还是尽快希望回到自己生活的轨道。这个叫做“库车”的地方,尽管对我们来说是那么陌生遥远,但也是一片人们生活于其上久矣的热土啊。

我不断地向这位司机请教问题。有关他自己的生活,他表述得最为清楚流利。他谈到了出租车每月的份子钱(不多,很少),他自己每月的收入,他们夫妻在小城的郊区租了一间房子,不与父母住在一起,等等。

“那是县人民医院!”他主动告诉我。他的妻子有一次就是在那里生孩子的。“其余是在家里生的吗?”他的回答语焉不详,又碰到语言障碍了,或者是我的听力障碍。我最终没有了解到的是,他到底上学上到什么程度?他好像始终没有明白我的问题。

他最感慨的是,今年的旅客明显减少了,“不到往年的十分之一(或是”四分之一“)。都去北京看奥运了。”这个当然是。但是,是否也与十多天前发生的事情有关呢?对于如我等外地人来说,安全是一个绝佳的理由,然而这是否也造成或帮助造成某种隔阂呢?我们一定需要这种隔离和隔阂吗?一定需要将这里普通的人们和生活,挡在自己的视线之外?如同将这个和平的早晨,拒绝在自己的视线之外?

等到他送我回到旅馆,我们已经谈得十分融洽了,互相之间都很放松,显然建立起了某种信任。这之后我想了整整两天:如果不是谈了那么多,我便可能有理由将他因为语言带来的退缩,看成是某种不信任、某种疑惧甚至某种敌意。我们多么容易在一厢情愿的想象中,造成对于他人的误解啊。

而我作为一个外乡人,来自千里之外,为什么却会觉得自己的语言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在我的流畅表达背后,是否也会存在某种隐藏的问题?凭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会依然是一副“主人”的派头,而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客人”?我的“自在”,是否是造成他不“自在”的根源之一?毕竟,这是他的家乡,而不是我的。

还有,我们有意无意之间造成的隔阂还有多少?尤其是因为恐惧而导致的?由恐惧导致隔阂,而隔阂则再度导致更大的恐惧?如此恶性循环,生生不已。而许多这些隔阂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和人性,对于他人的生活与人性,造成了多少损害?这些都是看不见的,但是其影响必定是深远的。也许稍微做点努力,有时候仅仅是举手之劳,情况就会有所改善。由此看来,需要去掉恐惧,这之后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名和平的使者。

去年在途中,没有时间将这些写出来。

2009年7月8日

刘放:当统治者这只猛兽被关进铁笼

去年澳洲大选期间,被朋友拉去参加了两场澳洲总理霍华德的餐会和论坛。我对澳洲朝野两党都并无特别好恶,只希望他们能把国家治理好。不管是工党自由党,治理好国家就是好党(有点象白猫黑猫论)。事实上两大党基本价值观差不多,治国则各有千秋,各有侧重点。

今年是澳洲大选年。朝野两党都使尽浑身解数争民心、拉选票。现任总理霍华德的选区本就是边缘选区(即双方实力不相上下),今年工党又推出一个明星级的原电视新闻播音员为候选人,霍华德真是火烧眉毛了,弄得不好,总理连自己的席位都将不保。所以他这次拉选票显得特别卖力。

以前也在一些场合与霍华德见过面,握过手。这对澳洲人来说就跟与朋友或邻居相见一样隋意。握着总理的手,“就象左手牵右手”,没有多少感觉。什么心潮澎湃啦,激动万分啦,幸福暖流啦,终生荣幸啦,一般精神正常的人都不会有这种幻觉。

在一般情况下,他跟大家见见面,发表一番演说后就匆匆离去――毕竟是总理,他有太多的事要忙。而这两次的聚会,霍华德几个钟头自始至终都与选民在一起,除了演说,回答问题,也跟选民拉拉家常,和大家照照相。是一种“人民总理爱人民”的亲民秀。我发现,最喜欢跟总理照相的是我们华人同胞。原因大概是我们有较悠久的封建传统。霍华德的身份,在澳洲是千万人之上,算起来也相当于以前的皇上了。至少,同胞们还会有那么点神秘感与好奇心。

别说以前的皇上,要见到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也并非是容易的事。

聚会在一个俱乐部餐厅举行,任何人都可参加,但须预先报名。俱乐部周围并无封路,也无戒严。门口连站岗的警察也没有。入场时也没有安检的程序。霍华德只带了一些隋行人员,其中几个是保镖。保镖也不是腰圆膀大、孔武有力那种,而是斯斯文文的,头发也不是推成寸头或光头(现在的保镖差不多都是寸头或光头),没有一点威气。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太随便了。如果有“阶级敌人”(在澳洲,恐怖分子是有的)混进来,岂不是挺危险?

有一个华人同胞在照相时,为了表示亲切,将一只手搭在霍华德的腰部。这时有个保镖上前,轻轻拍了拍华人同胞的手,微笑着示意他将手放下。霍华德本人对此并无觉察。

霍华德的心思显然不在自己安全上。他始终笑脸相迎,极力讨好选民,尽可能满足大家的要求,照相要摆什么POSE,他都有求必应。他是那样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唯恐得罪了任何一个选民。而作为一个选民,我倒是有点可怜他,同情他了。谁是真正的皇上?选民才是上帝,才是皇上。正如香港特首曾荫权所言,这份工还真是不好打呢。

看到这场面,使我想起了美国总统小布什的一次演讲: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着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 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不管人们对布什褒贬如何,他的这段论述却堪称经典。

眼前的霍华德先生正是这样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猛兽。澳洲国家有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国库有大量的金银,但他不能随便动用。虽然名义上他是一国之君,是最高领导人。身在笼子里的他,时时处于人民的严密监督之中。套用中国文革时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只许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

现代的西方人对此已习以为常,觉得将统治者关进笼子再自然不过。但在以前,在没有把统治者关进笼子之前的千百年,人民所遭受的危害,人民对统治者的恐惧,是现代人类难于想象的。统治者对民众有生杀与夺之权,人民则只能默默承受一切苦难。

在过去的中国,人民对统治者从来是伏地跪拜,不敢仰视。冒犯了皇帝,触怒了龙颜,都是死罪。严重的株连九族,把连带关系的数百人上千人都砍了头。统治者的行为不受约束,为所欲为。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因言论、文字对他不恭或冒犯,又或者不慎损坏他的书籍、画像者,被定罪的就不下数十万人。其中有不少人被处决。

人类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工作也是经历了千百年漫长时间,进行了艰难卓绝的奋斗,死了无数的人才得于成功的。统治者毕竟是凶恶的猛兽。直至1215年,英国贵族的起义,才第一次地把法律的绳索套到了国王的脖子上。其后又经过了数百年的反复较量,到了1689年,资产阶级革命才取得成功,王权终于成了摆设。

1789年,在华盛顿的领导下,美国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人民享有真正的权利,而统治者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宪法限定统治者的任期,且必须接受公众、舆论、司法的严密监督,一切重要决策、重要行为以及财政预算必须经议会审核才能生效。

人们终于把统治者关进了铁笼子!而且这笼子以重重法律加固,上锁,以万无一失。在美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对总统的成功弹劾,克林顿则是险些被弹劾。

这种被关在笼子里的统治者,日子当然不是那么好过的。曾读过克林顿的自传《我的人生》,他描述了生活在笼子里的日日夜夜。表面上,总统住在白宫,出门前呼后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风光得很。然而,在公众、媒体、司法监督面前,他事事小心谨慎,工作兢兢业业,“心心常似过桥时”,生怕有一些差错,得罪了选民们。对人们的来信,他几乎是每信必复。尤其在私生活上,他享有的自由还不及一个普通公民。例如莱温斯基事件,如果发生在平民身上,简直不值一提。

这真是奇妙的笼子。它透明如玻璃,人民对统治者的行为举止可以一览无余。又牢如钢铁,且严丝合缝,谁一旦当选,就被锁在里面,乖乖就范。

也许有人认为,我们东方文化较特殊,这种笼子难于有效用。那么请看看日本和韩国的笼子:韩国副总理李基俊因涉嫌在担任首尔大学校长时浪费办公经费而辞职;副总理金秉准因担任大学教授期间论文一稿两投而辞职;在”三一”运动纪念日,总理李海瓒去打 高尔夫球,被媒体揭发而辞职。日本东京都知事也就是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因为住豪华酒店,乱支交际费,被东京一个区的议员起诉,东 京地方法院判石原等 3人赔偿40万日元。

可见笼子就是笼子,真的关起来也是一样的。但愿有那么一天,天下统治者都被关进笼子,人民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牟传珩:北京展开大洗脑

最近以来,中国社会贫富对立、官民对抗,恶性公共事件频频发生,民愤四起。特别是邓玉娇刺淫官案所引发的舆论震荡,再一次揭示了中国反“普世价值”,拒绝“三权分立”宪政道路下的政治生态和“和谐社会”现状。在如此严峻的现实面前,中南海的“政治辅导员们”开出的“救世药方”,竟还是要用所谓“核心价值”,即“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开展意识形态大洗脑。

中南海政治辅导员们的救世药方

国内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人民网、新华网等从6月1日起陆续刊发《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一书的详细内容。新华网北京5月30日电称:为扎实推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深入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了《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一书,近日已由学习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该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宣讲分管中共意识形态的李长春,曾在《求是》撰文强调要讲清楚六个“为什么”: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为什么祇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为什么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不能走回头路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基本的道德规范,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中央宣传部为李长春这六个“为什么”专题注解成书的出版,被官方媒体炒作为“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并以此为由要掀起全民舆论洗脑的新高潮。

日前,中宣部又特别发出关于认真组织学习《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的通知。该通知用命令式的口吻要求,各级党委中心组要在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认真组织好本书的学习。各级党委宣传部要结合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结合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好本书的学习宣传。其中着重强调各级党委要组成讲师团,围绕本书的内容,组织好对党员干部和基层群众的宣讲。该通知竟还直言不讳的下达指令,要“各高校要把本书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辅助材料,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一书出版座谈会。中共有关部委负责人、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四个一批”理论人才、首都理论界人士、在京部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学生代表出席会议。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北京大学原校长吴树青等7位担任大洗脑运动主将的政工头头,围绕该书的主要内容、突出特点、“重大意义”以及如何组织好对该书的学习宣传大洗脑做动员发言。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声称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当代大学生”,接着就有中国传媒大学学生杜蘅充当道具说:“近日,我反复学习《六个‘为什么’》一书,收获颇丰,感受颇深。通过学习我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绝没有过时,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当代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特别是要掌握其中的科学精神。”为给广大青年洗脑,加深对六个“为什么”等的理论灌输,共青团中央6月8日在北京举行了各界青年学习《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座谈会,要求他们表态 北京大学学生张慧、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余春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王润泽在发言中纷纷表示,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上,面对各种立场和观点不同的思潮、言论,《六个“为什么”》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如今国内各大院校都在争先恐后地,开展这一政治教育。可见,中南海里的“政治辅导员们”,发起的“意识形态”大洗脑运动已是来势汹汹了。

此次北京展开意识形态大洗脑运动的背景,是由于2008岁末,正当中共党内外思想、路线斗争烽烟迭起,政治形势诡秘多变,党内派系纷争不止,民间社会反腐败、要民主声浪不断之时,《零八宪章》应运问世,一石激起千重浪。由此导致了2009年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大会做工作报告霸道地宣示“两个决不”: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国内官媒随即纷纷加入炒作,政府网站新华网更于当天,在其首页焦点头条发表《中国强调其根本政治制度与西方政体有本质区别》的文章。接着,一向被视为中南海意识形态风向标的中共《求是》杂志,又发表了一篇《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文章,火药味十足地竖起了反对在中国确立“普世价值”的旗帜。今年5月30日,新华网再次刊登中南海意识形态风向标杂志《求是》第11期署名秋石的文章《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章强调,坚决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广大群众深刻把握和自觉认同,真正成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旋律。由此可见,执政党为挽救合法性危机发起的新一轮“核心价值”全民政治大洗脑运动的背景与目的所在。

中共精神支柱早已全面坍塌

然而,中国自六四以来,邓小平以坦克履带拒绝政治改革,强行推行“发展就是硬道理”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导向,致使“稳定”压倒正义,“发展”逼退公平的当今社会,中共的“核心价值”精神支柱早已全面坍塌。在当今中国,有谁还会信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们早已厌恶官方政治宣传,任何“革命情结”、“理想主义”都难以再唤醒人们的热情,包括中共的各级领导,有谁还宣誓效忠“共产主义”。今天,面对邓玉娇刺向腐败官僚的鲜血淋漓一刀,中共第四代“政治辅导员们”,又用什么“核心价值”、“主旋律”、“六个为什么”之类的意识形态泡沫,进行全民洗脑,实在是南辕北辙,火上浇油。因而就难怪如今大陆网上流行的恶搞骂娘了。

其实,中共作为旧文明社会的政治势力,始终是以上述的“六个为什么”为一党专政的精神支柱的。但这种精神支柱伴随今天这种全球使用同一计算机网络和卫星技术的变革时代,已经走向死亡,以“颜色革命”为特征的制度演进推动下的“普世价值”与宪政道路正在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由此也就决定了建立在旧文明基础上的“红色意识形态”已在世界范围内走向没落。然而,中南海的“政治辅导员们”至今还要人民“唱支山歌给党听”,进行如此荒唐可笑,愚不可及的意识形态大洗脑,实在是逆世界文明潮流而动的。

廖亦武:天安门市民纠察队队长刘仪

采访缘起

这篇谈话放了两年多,直到今天,六四惨案发生快20年了,才翻出来整理。真有点对不住人。不晓得这期间又有多少六四暴徒出狱还乡?他们如何在生存线上挣扎?大约前年底去年初,我还在云南丽江遇一暴徒,据说在北京呆不下去,祇得跟着一哥们,背井离乡至此,替人看场子糊口。我问看什么场子?对方却吱吱唔唔,还叹气道:死容易,活着难哪。

2005年12月20日,星期二,寒风刺骨的傍晚,武文建带领我和班忠义,从南三环的沙子口,辗转到牛街下车,然后在附近的菜市场,找到正在办公室值班的本文主角,石塔一般敦实的前天安门纠察队队长刘仪。武氏作了介绍,51岁的老刘就伸开钳子般的大手,猛夹住我。隔着条桌,操摄像机的班忠义拍下了这一隆冬里的火烈场面。

6点,天黑尽,拖着嘘嘘口哨的风,围绕幽魂一般的路灯打旋儿。我们出菜市场,才几步,就感觉腿僵硬了。老刘说,这鬼天,地面餐馆架不住吹,我们钻地下吧。于是,4个壮丁就通过一类似矿井的入口,下两层楼梯,降至地下。密密匝匝的门洞,出没着打麻将的赌客,唱卡拉OK的骚客,以及三三两两不明身份的年轻女子。我们在小小过厅间迟疑片刻,便进了门洞套门洞的开放式餐厅,祇比包间稍微宽敞些。

幽暗的矿井灯,油腻腻的桌椅,4人落座,犹如4个刚领完薪水的理直气壮的东北民工,点了一大锅炖骨头。底火啪嗒一开,油泡泡就全面泛滥。老刘捞起一根棒骨,才吱地长吸一口骨髓,我就迫不急待地掏出笔记本和录音机。武氏哀求道:老廖啊,让我们吃个十几分钟,再讲那些悲伤事儿行不?老刘也应和道:对对,否则再好的东西也没胃口了。

正文

刘仪:我先声明一点个人看法。我对这个社会有意见,可并不想颠覆它,恰恰相反,我是个爱国主义者。

老威:是不是自认为在皇城根下长大?有一种说法,爱北京就是爱中国。比如中央电视台所有主持人的口头禅都是“我们国家”,大家也就跟着叫“我们国家”。

刘仪:没这意思。不过我们家的确世代老北京,爸爸是铁道部门的老共产党,亲历过所有的政治运动。家里六子妹,我排行老五,除了妹妹,其他都挺坎坷。商业部门的大哥,下放到延庆;航天部的二哥,下放到宝鸡;老三和四姐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东北与河南。我也插了一年半的队,在京郊大兴。如今那地儿成经济开发区了。

老威:相当于从京城流放。

刘仪:几亿人的命运,就老毛一人说了算呗。

老威:然后?

刘仪:1976年老毛死,我末代知青也当完了。回城,进航天部工作。干够4年,烦了,不想再做国营体制和派性的牺牲品,就自个放牛出来。

老威:留职停薪吗?

刘仪:80年代初,没这一说。你要自在,就什么也甭想。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最早我卖口香糖,每天起早贪黑,挎着个书包,跑王府井和西单。那时口香糖刚时兴,好卖。嘿嘿,我在航天部,每月工资30多块,我家革命资历最高的老爷子,也就每月70多块,可我赚得还要多。

老威:改革开放的先驱?

刘仪:差远了差远了。那会儿的个体,在大众眼里相当于地痞流氓,或者剥削阶级出身。后来社会开放些了,我才由流动卖口香糖发展为固定摊位卖水果。赚钱,成了万元户,就长期补贴其他子妹。

老威:你在商业上智勇双全,咋会对政治感兴趣呢?况且,运动啦,游行啦,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啦,某某上台某某下台啦,你在北京见多了。

刘仪:没办法,赶上“好时代”,是中国人就无法逃避

老威:武文建说,你33岁那年卷入六四。

刘仪:脑子简单呗。1989年4月的穆斯林大游行,我也参加了。

老威:什么原因?

刘仪: 民族歧视政策。

老威:学潮呢?

刘仪:撞上的。胡耀邦死不久,我经常路过天安门城楼,那时大游行还没开始。大学生游行、下跪、递请愿书、知识分子声援、当局不搭理什么的,是后来了。我们这些普通市民,被书生给感动了,人家为国为民,反腐败反官倒,也没得什么好处啊,市内小偷还罢偷3天呐。于是,热血上头,素不相识的人们就组成队伍,选出几个代表,来维持广场秩序。最早3、50人,后来扩大到两百多。

老威:叫广场纠察队吗?听说你是队长。

刘仪:我把卖水果积攒下的2000多块钱,都捐了,所以被推选为负责人。

老威:捐钱多就能当队长吗?80年代末的2000,相当于现在的好几万呐。

刘仪:还得有激情和头脑。我们纠察队比高自联和工自联成立得早,最先在广场搭帐篷的,也是我们。

老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据说侯德健在六四前夜还在唱:丑陋的中国人,从来没有今天这么漂亮。

刘仪:六四,六三,六二,六一,那种记忆……我先抽根烟,这会儿心情太乱……廖先生,我可以问几个问题吗?

老威:好的。

刘仪:谁第一个下令?谁第一个开枪?第一辆军车是谁烧的?群众毁掉的枪支是不是政府故意送上门的报废武器?

老威:不晓得。

刘仪:是呵!你没在现场,你体会不了。六四当晚,戒严部队的两路坦克从广场两侧冲来,时速绝对超过60迈,疯了疯了。当时广场上剩几万人没撤。我最后一批离开广场,之前还碰着侯德健,他说要去跟部队谈判,我说没用。那子弹射的,比筛子眼还密,令人趴下就抬不起头。他妈的,八国联军、日本鬼子、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入侵北京,也没随便对平民动枪炮。而号称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却明目张胆,大开杀戒!

不清楚多少人逃,多少人冒着弹雨上,将中弹的拖回来。逃命没什么错,舍命上的就错了?后来在文化宫那边,第一辆坦克被点着,里面坐的是位师长。下半夜4点45分,广场准时熄灯,天亮前,穿着迷彩服的军队就开进来。我一看这阵势无法阻挡,当即把所有名单,包括我们纠察队和高自联的会议记录,统统浇上汽油烧了。这大约是那夜天安门的第一把火。

老威:你的叙述很有意思。

刘仪:不少人在英雄纪念碑东侧,手拉手唱国际歌。高音喇叭在喊:同学们,不要撤!我们没有错。学生万岁!市民万岁!打倒官僚,反对腐败!后来喇叭被打哑,有个人受连累,叫射倒在纪念碑底,流了好多血!黑压压一片的军队,开始摧毁帐篷,像赶俘虏似的,将我们圈一处。纪念碑四周一片狼藉,我们纠察队的这些弟兄,最后被两排枪口指着,含泪离开。当我走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几个学生突然从侧面狂奔而来,追兵们喊:站住!别跑!话音未落,嗖的一梭子弹就扫过地面,惊得我也蹦了两尺高!傻了吧?人民军队就这样干手无寸铁的人民,他妈的……混蛋……

老威:你看见几个倒下?

刘仪:5个。其中有个女学生,捂着肚子,肠子哗啦流出一滩。血啊呻吟啊喊叫啊。谁料到爱国会爱成这样?

老威:你们这帮人当即就撤了?

刘仪:撤了没有散。

老威:剩多少呢?

刘仪:就10多个。

老威:躲哪儿呢?

刘仪:先在一朋友家,谁都不敢露面,不敢打电话。那朋友很仗义,10多号人在他家挤着,同吃同睡,却毫无怨言。7号左右,我发现周围有可疑分子游弋,就立即率众转移,到丰台一农家大院熬了10来天。没钱,一伙人去不了远地儿,祇得又兜回来。结果暴露了。

没什么可说,朋友家转眼被围得跟铁桶一般。警察敲门,进门,喊话,点名,点一个铐一个。轮到我,叫了3遍没应,一派出所民警就上前煽我一耳光:还不吱声呢,抓的就是你!

接着栽进7处的看守所。一够10多人住的号子,却密密匝匝挤了51人,除开7、8个刑事犯,都是六四暴徒,其中47人戴着脚镣子。肉贴肉,没法躺下睡。还要挨打,还要应付审讯,我在7处将近1年,没报废算奇迹了。稍后又转到炮局和秦城监狱,每天吃熬茄子。

老威:我在狱中吃了几年熬南瓜,搞得我至今南瓜过敏。

刘仪:进去才半年,壮如牛的我,饿掉20多斤肉,剩一骷髅架子。更可怕的,是人肉仓库内没处洗澡。疥疮满屋子窜,半夜三更,几十双手挠痒,刨得轰轰轰,闷雷一般。你见过鸡蛋大的疥疮没?脓包穿了,指头捅进去搅,疼得呲牙咧嘴,还止不了痒。记得炮局时期,上茅坑得班长审批,然后两个人成对,屁股抵屁股下蹲。有时候正撒尿呢,突然喊“起立”,动作稍慢,一根大皮管子就射过来,弄得你变落汤鸡。夏天还好点,冬天就惨了。

老威:你什么时候接的《起诉书》?

刘仪:入狱4年后。不认罪没用啊,他们往死里揍了你,还要判你。

老威:什么罪名?

刘仪:反革命持械聚众叛乱罪。其中包括:一,成立非法组织;二,纵火(虽然不是本人亲手点的);三,拦截军车。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8年。

老威:接着就劳改。

刘仪:一监和二监都呆过。主要缝大衣、裙子、挎包。记得有段时间,我们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生产出口美国的橡胶手套,一个星期下来,指头就变畸形。你看看,我这手指直到现在还没恢复。当然,有钱暗中贿赂管教,就不用干活儿。

直到熬满刑期,哥哥和妹妹来接我出狱。在大门口抱头痛哭一阵,3个人就默不作声地走向二监大墻外的公交车站。

老威:当年的革命激情就此烟消云散了吧。

刘仪:在里面时,以为六四会很快平反,可一两年、三四年、五六七八年过去,没响动。唉,没响动也就罢了,谁也不指望鲜花、掌声来迎接。可气的是,回归社会还遭歧视。那天我刚上车门,售票员就狠推我一把。我说你干嘛?他说这不是你这种人该站的地儿。我内心的火苗子嗖的窜老高,想不通这些年怎么啦,人不长记性了?变成呲牙咧嘴的鬼了?哪怕我就是曾杀人放火的劳改释放犯,也不能随便欺负啊。幸好家人劝阻,我才松开紧捏的拳头说:老弟,我今儿刚出来,本是喜庆日子,但我不怕再进去。我奉劝你不要因为一点出口伤人的小事,挂个大彩。

老威:然后呢?

刘仪:售票员不吭声了,而乘客向我投来的异样目光,跟刚才得到的自由一般陌生。车子摇摇晃晃,继续转弯抹角。我念叨着:整8年了,公交车路线还照旧吗?9路过前门,我们坐10路,应该过天安门,抵长安街站,就到家了。可突然间车拐弯了,还没沾广场边儿就拐弯了!我急得大叫:走错了走错了,你们要把我带哪儿去?我哥回答:没错,老太太搬五棵松住了。我嘀咕:她怎么住哪儿?却猛地明白过来,原来哥哥和妹妹刻意让我避开天安门广场,那地儿留下的痛苦记忆实在太深了。

绕到公主坟才下车,再回倒一趟,挺费事儿,可终于回家了。上3楼,妹妹敲门,我妈隔着问谁呀?那从小听到老的细若丝线的声音!我梦见过多少次的声音啊。我想答应,喉咙却塞了块大石头。

老威:8年没回家,相当于打完两场世界大战。

刘仪:所以母子重逢那瞬间,我的耳门过火车一般。在轰轰乱响中,我吼了声妈,卜咚就跪在门口。唉,8年,一把时间的尺子,那端的母亲青丝缠头,身子骨硬朗;这端的母亲却飞雪满头,颤颤巍巍了。她扶我进屋,母子手牵手,相对垂泪。妈也说不出什么,祇一个劲儿叫:儿子哦儿子哦,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说:妈哦妈哦,这些年你等苦了,儿子以后一定多多补偿,好好孝敬,再也不热血冲动,去白操心这个破国家了。

家里人哭成一团。我哥说:老五起来说话吧。接着,我妈就跟我嫂子一道进厨房,做饺子。我靠在床头听她唠叨:老五最爱吃我做的饺子,今儿个我要亲手给他包,亲手给他煮。看看这些年,他瘦成什么样了,唉,可能连饺子啥味儿都忘了。

我一大男人,泪水又牵成线。直到饺子端上桌,大家围坐一块儿,我心里依旧堵得慌。半口也吃不下。妈紧挨我坐,不停往我盘里夹饺子,可手抖饺子滑,折腾好久才撮起一个,就举到我嘴边说:“老五哦,你好歹吃一个,让妈高兴高兴。人生就这样,看开些,啊?”我强作笑颜,咬住饺子,想来个囫囵吞枣,却呛住了。

我蹲在地下咳嗽。这团圆饭吃的,饺子都凉了,家人们还没怎么动。天黑了,窗外十里长街的灯火闪闪烁烁。我哥见我稍微平静了,才说: 老五,有件事我们一直瞒着你,咱爸没了。走的时候,他还直叫你名字。说不见你就不走。

五雷轰顶!我又跪倒了。透过窗玻璃遥望苍空,我对远行的父亲磕了3个响头。心里却说:爸呀,虽然你牵挂我,可最丢不下的,还是妈。我懂你一直叫我的意思,你放心吧。

老威:你爸哪一年去世的?

刘仪:呃,我出狱前1年。肺癌晚期,送医院没几天就不行了。

老威:现在是2005年,时间一晃,又是8年。而六四已经过去16年。

刘仪:16年!有人死,有人活,有人还在坐牢。而社会却在经济腾飞。被关傻了,刚出狱,我连马路都不敢过。在人流里,慌慌张张,没作贼心还虚。有一回,我鬼使神差上了一立交桥(记得六四之前北京还没有大型的高架立交桥),东拐西拐,却不知该怎么下。身边的车,开得嗖嗖的,带起的风也要把人铲出去。正懵懂呢,却猛听一顿吆喝:傻比!走哪儿呢?原来是两个交警,老远跑上来。他们把我当成乡下人了。可再是乡下人,也不能骂傻比啊。于是我冲着他们,问你们骂谁?警察一听我地道的北京腔,就改口反问我们骂你了吗?你怎么奔桥去的?知不知道那上面不能走?我说我没见过立交桥,怎么啦?大盖帽了不起啊?

老威:我出狱时,也跟你一样,起码大半年,还是自己家里的乡下人。

刘仪:一两年,我才勉强适应了社会变化。首先是交通,其次是跟人接触。有一次参加老同学聚会,某位同窗被我吓一大跳,他上下左右,瞅来瞅去,才把住我问:你真是刘仪?没冒充?弄得我哭笑不得,心里嘀咕:老得这么快?连同班同学都认不出。岂料他却说:你没有被戒严部队枪毙啊?都以为你死掉好多年了。我说:我是鬼,你掐掐啊。他还真掐了。是活的。于是大家挺复杂、挺遗憾地笑。

老威:遗憾什么?

刘仪:在人们记忆里,你已经死了多年,结果你还活着,还公开出现,这不是添乱吗?

老威:你后来靠什么为生?

刘仪:老房子被拆,我在附近搭塑料棚,地下砌砖,垫高1米多,弄了个小卖部。春夏秋冬、吃喝拉撒全在里面。

老威:感觉跟盲流差不多。

刘仪:对对。城管动不动就查,我也动不动就向城管队长下跪,管他叫爸。祇要能给点生存空间,叫什么都行。

老威:你也曾是广场纠察队长嘛。

刘仪:谁知道呐。后来经街道派出所研究,让我换地儿,重新搭棚开店。起早贪黑又一年,生意慢慢有了起色。

老威:你也像绝大多数中国人,被生活洗脑了?

刘仪:苦闷啊,当年的事儿,没人耐烦听,祇得一个人去天安门遛弯儿。鬼使神差,走到旗杆底下,六四那阵儿,我们纠察队的帐篷就扎那儿。如今呢,群众里三层外三层,看升旗降旗。不少人从外地赶来瞻仰,听国歌,看大兵呱呱操正步,还热泪盈眶。我却站远远的,一根接一根,每次都抽完整包烟。

老威:想什么?

刘仪:想这中国人都是他妈的阿Q,唤不醒了。六四也算白忙活了。

老威:白忙活吗?不好说。

刘仪:我将我的种种感受写成小文章,可找不到投稿的门路。稍后,警察开始特别关照了,有时一天来几趟,晚上还咚咚敲门。

老威:你写啥东西?

刘仪:都搜走了。我还记得一个片段:问心无愧回归社会,苦苦煎熬是我的命。可我看到的,是变色的人!闻到的,是浑浊的空气!遇到的,是一串接一串贪官!我要像昨天那样,站起来呼吁明天:任人宰割的同胞们,醒醒吧,认清我们活在怎样一个猪狗不如的麻木今天。

老威:接下来呢?

刘仪:警察设个套,趁我上西郊菜市场讨要2000元欠款,不由分说把我铐了。草草过堂,就栽赃一入室盗窃罪,又判我4年。原来,他们抵着我小卖部,安装了全天候监控器。

老威:你值得他们这样吗?再说,讨债怎么成了入室盗窃?

刘仪:约好在某某人家里见面,进屋却静悄悄的。我刚喊两声,就中套了。我操!我操!

老威:二进宫,相当于林冲误入白虎堂。许多六四暴徒还没出狱呢。

刘仪:这是2000年的事儿。我在二监呆1年,又转到茶店农场,与小偷小摸为伍。那个苦那个憋屈啊,不愿再提了。二监缝皮球,茶店种棉花。哦,由于我有手艺,是管教干部们随叫随到的按摩师,所以减了半年刑。

老威:两进两出,你的感受如何?

刘仪:这次出狱,祇得自个儿回去。他妈的,盗窃罪,没脸让任何人来接我。身无分文,连身上衣服也是一队长送的。我领了监狱40块路费,搭公交车回北京城。除开家人,我对谁都生疏了,所以一时想不起来该去哪儿。我又来到天安门,坐在纪念碑底抽烟,一包抽完,天就黑尽了。唉唉,长吁短叹一番,居然还老泪横流,真像一条恋旧的丧家犬,多年前在这儿留泡尿,就永远记得那泡尿味儿了。

我在街头走走停停,整一宿。第二天才回西郊。忐忑不安地上楼敲门。半晌,门开了。我妈见我,直楞楞的,第一句话却是:老五!回来啦!这次你就是要饭,妈也跟着。

老威:家里人不知道你要出狱?

刘仪:应该知道。估计正关着门吵架,哥嫂的脸色比乌云还阴。我挤出笑脸,主动招呼他们,问家里一切还顺吧。我哥说行啦行啦,吃饭吧。于是大家围上桌,吃得气鼓鼓的。忘了为什么,好像是我哥嘀咕我回来得不是时侯,我们就接上火了。拍桌子打板凳。妈说走了干净。在厨房的嫂子听见了,就摔锅打碗,高声嚷嚷:要走?马上就走哇!谁也不想硬留你们。我说嫂子,这像人话吗?我明白你们的意思,我两进两出监狱,身无分文,还一把年纪。你们是怕我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赖在这屋,混吃混住,当作街坊邻里,也扫了你们的面儿。苍天可鉴,我来此祇为看一眼妈,她老人家安稳,我哪怕时运不济,路死路埋,心里也安稳。嫂子嘿嘿两声,说既然母子这么连心,就成全你们。

老威:你哥说什么?

刘仪:躲一边。接着我进屋,帮妈收拾日常用品,卷成一包。母子俩出门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店铺都关门,公交车都收班,热闹的街道变得空落落的。

老威:你妈多大岁数?

刘仪:今年83,那年78.

老威:可怜啊。

刘仪:习惯了。世态炎凉,朋友反目,骨肉反目,从六四到现在十几年,我已经习惯了。妈比我经历得更多,想必更没有翻不过的坎。当时我兜里祇剩27块钱,我妈还边走边喘。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该去哪儿。

老威:总不能拖一老人,在街头再露一宿吧。

刘仪:我四处寻公用电话,到了五棵松,才瞅见一小卖部有。这时已过了12点。我想起一老哥们,从六四前直到第二次坐牢前,20几年,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我满有信心,给他打电话,通了。他正开出租车呢。我说我是刘仪,正没地儿去。你在哪儿呢?他说在路上,拉着活儿呢。又问:老哥你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不通知一声,兄弟我好歹也该接个风啊。我胸中一阵暖,就答刚出来,还把家里才发生的事儿跟他讲了,让他过来接我们一趟,祇要安排暂住一宿就行。

他答应了。我就搁下电话等。20多分钟过去,我见妈靠在墻边,站不住了,就赶紧放下包袱,让她坐。我又给老哥们打,通了。他说你再等着,这趟活儿特远,至少还得十几分钟才到地儿。折回五棵松接你,疯跑也还得40分钟。

老威:这年头,笑贫不笑娼,你哥们也不容易。

刘仪:我也这么想。可人不沦落到这份儿上,谁愿意开这种口。我甚至在琢磨,我一堂堂男子汉,往后得暂且放下平反六四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顺应经济大潮,打拼一番。如果掘到第一桶金,宁愿自己不花,也要回报这夜半送温暖的大恩。

老威:后来呢?

刘仪:过一个钟头,我再给他打。他在电话里,连连抱歉,说回转时,又载了个短途客人。一女的,拦不着车,出于职业道德,他就拉了。我说我没关系,世界末日都扛得住,祇是我老娘困啦。他说是吗,太对不住你老娘。再等10分钟!最后10分钟!我一准到!

老威:他不会来了。

刘仪:20分钟后,我打最后一个电话,他关机了。连小卖部老板都忍不住对我苦笑:老哥你太背了。好好照顾自己的老娘吧,我也该关门了。

老威:关机又关门,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刘仪:我心凉啦,我心真凉啦!那会儿夜里两点多了!万万没想到!古人说虎落平阳遭犬欺,却没说虎娘也捎带着遭犬欺!我还得做出什么事儿都没有的样子,一把挽起妈,大声说:我们走!

又来回折腾了不知多久,大街上彻底空了,没别人,10来分钟才过1辆车。路灯一个劲儿眨眼,妈走着走着,就面条一般滑地下,我急忙背起她,跑了两站地儿,一头撞进公主坟附近一家小旅馆。

墻上挂钟,差10分就4点。这家旅馆开十几年了,曾经与我混得非常熟。我见一老头在值夜班,就堆满笑脸套近乎:刘总在吗?答不在。我说那小瞿呢?答也不在。我说:老熟人都不在,那我跟您商量个事儿,我跟我妈夜里没地儿住,您看天都快亮了,能不能让我妈在里面坐一小会儿。他问:有派出所的证明吗?我说家里出了点儿矛盾,还来不及找派出所。他说不行。没证明,我知道你是谁呀?我说借用一下你的电话可以吧。他说万一你用电话作案怎么办?我被呛住,忍了半晌,才说:我可以遭罪,但不能让我妈遭罪啊!他说关我什么事儿。我说你也有老娘啊。他说骗子有老娘,不也是骗子吗?

老威:没见过这么嘴狠心毒的。

刘仪:可我已没力气和他计较。就自打退堂鼓:好好,天亮后,我们继续理论骗不骗的事儿。我把妈搀到旅馆的花架子底坐下,灵机一动,就以她老人家作抵押,硬着头皮借了辆旅馆的破自行车。我说:妈,你暂且在这儿呆着,等儿子回来。儿子没来,您哪儿都不要去。

老威:什么季节啊?别把你妈冻着。

刘仪:快秋天了。所以我着急啊。我骑上车,恍恍惚惚地跑到右安门外。天刚濛濛亮,两天连夜没合眼,我的眼珠子又红又辣,可还是瞥见一墻壁间写着“此房出租”。我立马刹车,凑过去打听。房东正好蹲在那儿,袖着个手,还没睡醒的邋遢样子。我也不管了,直接就说想租房。他说行,你先进来瞅瞅,合意不。那门祇一小人儿高,我埋头进去,在暗中适应了一会儿,才瞄清楚:几平米的空间,木板子加凳子搭的床,但是被褥都齐。得,顾不上了,总算是个避风的窝。

我问1个月多少钱?他说400.我说400就400,我先把人接过来,等中午再给钱。他稍稍犹豫,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老天啊,你还嫌折腾得不够吗?

老威:真如旧戏里唱的,半个铜板憋死英雄汉。

刘仪:可房东答应了。随后,我火速回转,将快散架的妈接来安顿。奔80的老人,平生第一次遭此大罪。不孝子刘仪啊。

老威:然后呢?

刘仪:兜里揣着26块钱,去我妹家。你猜妹妹、妹夫见我第一句话是什么?

老威:什么也不用说,端一碗热汤面上来最实惠。

刘仪:我进门,没坐,3个人就那么站着。妹妹、妹夫说:哦。你回来了。我也说:哦,我回来了。接着就把妈流落街头的事儿讲了,并没有埋怨哥嫂的意思。可妹夫大约误会了,或者故意误会了,就说:像你这种不识时务的人,谁沾上谁倒霉。我说:我还供妹读过书呢,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今天要不是为了妈,我死也不会进这道门。妹夫说:可你还没死,就进了这道门。我说:你打住。这次跟以前不一样。我刘仪冲着天安门,冲着那些死去的哥们儿发誓,不在这个王八蛋世道混出个人样来,就自己了断。

老威:血缘相系,何至于发此毒誓!

刘仪:走在街上,眼泪憋不住哗哗流。那天我饿着肚子,在租房附近借辆三轮,用26块本钱,跑早市批发蔬菜,然后弄到热闹地儿,卖个差价。我心想,如果老天灭我,今儿还撞上城管收摊儿,就他妈的拼了。还好,挺顺,我跑了3趟,中午时赚够100多块,就先交部分房租。母子俩在街边吃了一顿面。

老威:幸亏你的身板结实。

刘仪:当了几天菜贩,我就自己找到工作,在一家公司做全天候看守。也就是说,别人干8小时,我干24小时。

老威:吃得消吗?

刘仪:没选择,别人拿800,我拿1300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他们雇我一人,能抵两个半人,多划算。所以一个多月,我就用上手机;3个多月,我就骑上摩托。也算小出一口恶气。

老威:蹉跎了许多年,你终于融入社会了。

刘仪:干满3个月,我辞去看守,改卖水果。街道派出所发善心,借我一辆三轮车。每天夜里三、四点,就是《半夜鸡叫》里,地主周扒皮让长工们起床的时辰,我就出发去进货,因为去得早便宜呵。而晚上10点多钟才回家。那个忙碌啊,有时尿急都撒不成。

老威:水果利润还可以?

刘仪:得分季节。总之,每天至少卖两车,早晨7点前必须卖掉1车,才稍微有点赚头。奔完生存,接着奔户口,不能老租房子呀。户口没处上,我就找区里,区里把我支到房管所,房管所又把我支回区里。求他们办点事儿那个难呢!那段时间我急得上火,眼睛红得要吃人。有几个月,我几乎每天8、9点,准时到房管所,弄得进出的员工都跟我开玩笑:你这人干嘛,天天准时报到,与我们一块上下班!死赖着,能解决什么问题。后来区里的人烦了,索性通知保安,不让我进门。没辙呀!祇好咬咬牙,做个拦车的滚刀肉。有一天我在区政府门外100多米,截下一辆车,辨辨车牌,挺有来头的,就扒住车门问:请问您是不是区长?当时副驾座上是位年轻的眼镜,文质彬彬;而开车的年纪大些,壮实一些。戴眼镜的说:你有什么事吗?我又问一遍:您说您是不是区长吧?不料话音未落,那开车的就猛踩一脚油门,车子火箭一般射出,冷不防把我拖挂了七、八米远,两只鞋都掉了。若不是我手劲儿大,抓得紧,肯定就甩碰到前方的门柱子,不死也得残废。随后,他们拐入一个地下停车场,连喊我滚下去。

老威:跟演匪警片似的。

刘仪:他们在车库打了几个旋儿,我一时把不住门,摔下地,遍体鳞伤。他们跑了,我瘸着个腿,在后面追了几百米。就这样,出名了。房管所终于批给我一个房,10多平米。从前是一举目无亲的五保户住,后来被送进养老院了。那房呀,看上去起码100多年历史。

老威:文物吗?

刘仪:夏热冬凉的牛毛毡平房,墻体全用碎砖砌成,还漏。可是我当时高兴得!总算、总算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窝了!廖老师,等一会儿你可以看看我的户口本,去年才落上的。

老威:哎呀,太不容易!总算安定下来。娶老婆了吧?我们谈话缝隙,你接了两个电话。

刘仪:提起我老婆,说句心里话,真不简单。相识两年多,我无论做什么,她都清清楚楚;我干任何干事儿,她都支持。最难那会儿,我俩还抱头痛哭呢。她总是说:别着急,别泄气,有我呢!昨天我去她家了,我听见她跟她妹讲:刘哥太不容易了,你们谁要是怠慢他,我绝对不依。

老威:你母亲还住最初的租房吗?

刘仪:还住右安门,不过是另租一条件稍好的房。她今年已83了。

老威:你放心吗?

刘仪:我这边挤不下,有什么办法?我们祇能管房费生活费,腿跑勤点。

老威:你的其他姊妹都有房啊。

刘仪:指望不上。我也不怨。谁叫咱中国人赶上了改革开放、见利忘义、人人向往腐败的新时代?我等蕓蕓众生,天天忙忙禄禄,累折了腰,干嘛呀?奔吃!一大早撅着屁股出门,上班,中午回来,扒拉几口饭菜,哦,又得出门了。到晚上接着,还是锅碗瓢盆、油盐柴米。这样周而复始大半生,终点站到,真对不起,该你下岗了。

老威:多数人就这么过。

刘仪:我亲眼见,如今不少下岗的,才三四十岁呢,天天在菜市场捡烂菜叶子。虽然我目前状况,还马马虎虎, 但那10多平米的五保房,就简单维修了一下,就花去一两万。目前为止,我还欠外债一万多块。日子总得过呵。

老威:按邓小平当年的说法,你曾经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就因为卷进六四,才成了暴徒,才遭遇了后面一系列坎坷。你后悔吗?

刘仪:六四是我人生中最光彩的一段,超越了“奔吃”,超越了“发家致富”,我不后悔。虽然我已50出头,但身体零件都还齐全。我坚信能熬到六四平反、告慰冤魂的那一天。

后记

深夜11点过,谈话结束。锅里的骨头剩了许多。我们恋恋不舍地起身,升至北风呼号的地面,匆匆握别。

我和武氏打的到地铁口,居然赶上最后一班地铁!整节车厢,除我们之外,就一伸腿打瞌睡的青年。我估计武氏犯案时,岁数与他差不多。

回塔院住处,已12点半。我的老哥们忠忠开了两重门,让进我。他说我身上的寒气,一下子把正做春梦的他激清醒了。还问我一天功夫,为啥就老掉10几岁?连胡子眉毛都是白的。

是的是的,脸结冰了。当晚我就重感冒。天见亮起床,连下两剂蒙汗药,再睡。再度醒来,天又是黑的。

身子面条一般软,可还得耗下去。

林原:专制社会中“积极的沉默”

几年前钱理群先生曾论及说话的三条底线,大意是:一、做人应说真话;二、想说真话而不能时应保持沉默;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我们难以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至少应不加害于人。在这三条底线中,沉默是一条居中的底线。钱先生所谓的“沉默”不过是在说真话与说假话之间的过渡状态,它还不是最后(或真正)的底线,因为按照他的说法人们是可以有条件地不保持沉默而说假话的。

看来,钱先生所称的沉默是不能说真话情况下的沉默,并且是可以向说假话“后退”的沉默。可以认为这种沉默是一种消极的沉默。但我们是否还能有更积极的沉默呢?这种沉默不是与说真话、说假话并列而言的沉默,而是与抗争、不合作相联系的沉默。

“积极的沉默”的内涵

积极的沉默是一种“抗争的沉默”,它表示一种沉默中的抗争,一种抗争中的沉默。这种沉默的含义是:凡是有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都不说(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凡是有利于专制统治者的事都不做)。这种沉默其实表达一种不迎合专制统治者的立场,一种不与专制统治者合作的立场。

这种沉默不是一种绝对的沉默,不是遇到一切都“三缄其口”的沉默,而是一种有取向、有选择的沉默。所谓“凡是有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都不说”,至少包括以下几点:不为专制统治者歌功颂德,不为专制统治者的罪恶及丑行辩护,不为专制统治者的利益而欺骗民众,不服从专制统治者的意志而批判或攻击他人,不为专制统治者献计献策,不指出专制统治者以往犯过以及正在犯的种种错误,不指出专制统治者的弱点与需要改进之处。至于其他方面的话,祇要并非直接有利于专制统治者,还是可以说的。

这里尤其要强调上面的最后两点:不指出专制统治者以往犯过以及正在犯的种种错误,还有不指出专制统治者的弱点与需要改进之处。这两点或许会引起一些人士的争议,对此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说明。有些批评专制统治者的文章指出了其过去或现在的一些失误之处,如果这类文章引起了专制统治者(包括为其出谋划策人士)的注意从而促使其改正了过去或现在的错误,进而使其专制统治更加稳固,那么该类文章祇能说起到了负面作用。祇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可以揭露专制统治者的错误——那就是所揭露的错误是其不愿、无法或来不及改正的。同样,如果批评专制统治者的不足与弱点的言论使其注意到并弥补了这些不足与弱点,进而使其专制统治更加有效,那么这种言论实际上也具有消极作用。祇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可以批评专制统治者的不足与弱点——那就是所批评的不足与弱点是其不愿、无法或来不及弥补的。因此,我们所说的积极沉默包括不指出或批评专制统治者可纠正的错误及可弥补的不足。不做帮闲。

对专制统治者以往丑行或罪恶的揭露则与之不同,因为这些丑行或罪恶是专制统治者力图掩盖、力图让民众忘记的。对这些丑行或罪恶的了解、回忆能使人们产生或保持对专制统治者的蔑视、敌视或仇视心理,因此,我们所说的积极沉默并不排除对专制统治者以往丑行或罪恶的曝光。

“积极的沉默”的性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积极的沉默是妥协性与不妥协性的结合。与高唱赞歌或出谋划策相比较,它表现出不妥协性及不合作性;与勇于揭露或敢于批判相比较,它又体现出某种妥协性或“自我保护性”。可以说,这种积极的沉默既不同于大声抗议或批评,又不同于公然献媚或效忠。

可能有人会说:在专制社会中,沉默既可被看作沉默的抗争,又可被视为沉默的支持,这种积极的沉默如何能不被误解为一种“支持的沉默”呢?在此应该指出的是,当大多数人正在发出“奴性”的拥护声或赞美声的时候,能保持沉默就具有抗争的意义;当大多数人已经发出勇敢的谴责声或诅咒声的时候,仍保持沉默就具有支持的意味。而在专制主义者(尤其是极权主义者)的统治下,大多数时候沉默都具有抗争的意义。

这种积极的沉默,是在沉默中表达我们不信任专制主义者,不承认专制主义制度的充分合法性。这种积极的沉默有时还带有蔑视的一面——蔑视专制主义者的权势与财富,蔑视专制主义者的伪善与自大,蔑视专制主义者的种种表演与伎俩。

这种积极的沉默是一种坚持原则的沉默,一种保持尊严的沉默,一种不愿放弃良知的沉默。它可以看作是对不道德的统治者、不道德的统治秩序采取的道德上的自我保护。当周围充斥着种种伪善话语(诸如“紧紧团结”、“伟大旗帜”、“英明领袖”、“光荣传统”等)的时候,沉默本身就体现出一种道德——我们甚至可以把它视为一种“低限度”的道德,已经近乎道德底线的道德。

这种积极的沉默,是在沉默中表达我们不愿意同流合污,不谋求从拥护、支持专制主义者中获取好处。这可以说是一种沉默的“隐居”状态。孟子说过:“穷则独善其身”,“穷不失义”,而这种积极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是与孟子上述的话相通的。

春秋时期的伍子胥在吴国临死前曾说过:“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史记。伍子胥传》)我们不必像伍子胥那样因劝谏暴君而致祸,而可以选择在沉默中等待专制主义者走向它的历史结局。

这种积极的沉默是在沉默中等待,在沉默中观察,在沉默中思索,在沉默中准备。在沉默中,我们等待专制主义统治盛衰转变的历史契机;在沉默中,我们观察专制主义统治的现况及弊端;在沉默中,我们思索专制主义统治的错误与罪行;在沉默中,我们准备着以后不再对专制主义统治保持沉默。因此,这种积极的沉默可以作为公开抗争(或抗议)的“准备阶段”或“酝酿阶段”,由此出发在特定条件下我们可以走向公开抗争的尝试。

这种积极的沉默是有信心的沉默——相信时间是对专制主义者不利的因素;这种积极的沉默是有耐心的沉默——耐心等待专制主义者走向其历史的必然结局;这种积极的沉默是有决心的沉默——决心在条件允许时不再继续沉默。

从“积极的沉默”到“积极的不沉默”

这种积极的沉默并完全不排除说话,相反,在一些方面沉默,在另一些方面则要说话;对一些人沉默,对另一些人则要说话:比如说服那些人也不说有利于专制主义者的话,也就是说服他们也能接受并实践这种积极的沉默。

如果更勇敢一些,从“凡是有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都不说”出发,可以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那就是凡是不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都要尝试去说,凡是不利于专制主义制度延续或巩固的话都要尝试去说。这样,我们就从积极的沉默走向了积极的不沉默。

这种尝试除需要勇气外,也需要智慧与策略。比如我们可以将不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伪装成有利于专制统治者(至少专制统治者未感到对自己明显不利)的话来说——而这祇是手段,临时性、权益性的手段。《老子》中提到“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种手段可以说体现了同样的精神,它并未从根本上违背积极沉默的立场。

与凡是不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都要尝试去说相对应的,还有凡是不利于专制统治者的事都要尝试去做。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助恶就是为恶,护恶也是为恶;反恶就是行善,除恶也是行善。刘备去世前对刘禅说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因此,在我们尝试做不利于专制统治者的事情时也应勿以其小而不为,反恶、除恶也是积小而为大的。

结语

这种积极的沉默,以及积极的不沉默,是在言论不自由的专制社会人们应该为自身确立的言行准则。它们二者可以成为我们构建专制社会道德体系的重要出发点。让我们从积极的沉默与积极的不沉默出发,从是否有利于专制统治者这一标准出发,不断反省、纠正自己的言行。

最后要指出的是,我们可以对钱理群所谓“说话的三条底线”加以如下修改,使之对生活于专制社会中的人们更有指导意义:一、应说不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二、想说不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而不能时应保持沉默,并且不说有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我们难以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有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时,至少不说对专制统治者有实质性帮助的话。在此还要补充的带有策略意义的两点是:可以设法将不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伪装成有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来说,为说不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可以先说(表面上)有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

胡  平:把刽子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读吴仁华新着《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继去年六四吴仁华推出力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后,今年六四,吴仁华又出版了一部厚达600页的新书《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此书一出,立刻引起广泛重视。作者在北美西欧举行了多场专题讲演,海外各大媒体,包括几大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BBC和法国国际广播公司──都对此书作了专题报道。

吴仁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86年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主任。八九民运爆发,吴仁华是最早投入民运的教师之一。6月3日,吴仁华受“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委托组织特别纠察队赴天安门广场维护秩序;镇压开始时,他就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最高层,属于最后撤出广场的一批。1990年7月,吴仁华跳海游泳至香港,然后辗转到美国,曾任《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现在是中国宪政协进会秘书长。

破解六四事件的若干重大问题

作者以八九民运从始至终的参与者和六四屠杀的现场目击者的身份,本着文献学家的严谨态度和专业精神,经过多年的调查考证,写下了这本《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解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有哪些部队参加了六四屠杀?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共有14个陆军集团军,还有一个直属中央军委的空降兵第15军,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空降兵军,是中国当时最精锐的部队;另外还有北京军区的炮兵第14师;天津警备区的坦克第一师;北京卫戍区的警卫第一师跟警卫第三师;还有武警部队北京总队。14个集团军进京兵员并非全部,进京官兵人数在20万到25万之间。

为什么要调集这么多部队?戒严部队如此之多,其公开任务当然是镇压民运,但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党内可能发生的政变跟部队的兵变。

开枪杀人的主要是哪些部队?开枪的部队一支是从西长安街进来的陆军第38军,还有从珠市口、天桥,前门向天安门南面进京的空降兵第15军。其他的部队也开了枪,但杀人最多的是这两支部队。

士兵是擅自开枪还是奉命?有没有开枪的命令?作者排除了各个陆军集团军擅自开枪的可能性,指出存在着一个明确的开枪命令。作者搜索到11条具体资料为佐证,包括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少将亲笔写的东西,都提到了开枪命令,而且具体写到开枪命令是怎么接到的。开枪的时间是在6月3日晚10点钟左右下达的。戒严部队的前进指挥部设在军事博物馆,其清场指挥部设在人民大会堂。开枪命令来自军事博物馆的前进指挥部。 第一个接到开枪命令的是38军。第一枪在五棵松路口打响,现知第一个死难者就是被打死在五棵松路口的。

屠杀发生在什么时间,主要在哪些地点?6月3日,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武力挺进,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计划。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1点30分,屠杀主要发生在西长安街上的木樨地、复兴门立交桥、西单路口,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天桥、珠市口、前门等地。6月4日凌晨1点30分以后,屠杀主要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一带,最惨烈的地点是位于天安门城楼东侧的南池子街南口。

在整个事件中,哪些部队表现得最恶劣最残忍?在六四事件中,最残暴的莫过于六部口事件。6月4日凌晨5点20分,在西长安街、新华门附近的六部口,大批手无寸铁的学生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正在返回校园的途中,戒严部队竟然动用坦克车队,不走宽阔的快车道慢车道,却沿着自行车道高速行驶,追杀学生,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制造这一惨案的属于坦克第一师,指挥官是罗刚团长和副团长贾振禄,疯狂轧人的坦克车编号是106.哪些部队、哪些官兵表现消极乃至拒绝执行杀人命令?他们后来遭到怎样的迫害?确有不少军人不愿对人民开枪,例如38军军长徐勤先因抗命被解除职务,后来判刑5年;第28军军长何燕然及政委张明春被降级调职,第38军步兵116师师长许峰丢掉了军职,还有更多下级军人当时官方声称失踪,其实是离开现场,受到的处罚更为严厉。

作者还对六四事件中军警死亡情况作了考证。因为中共在六四后一直对外宣称,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军队不得已才开枪镇压。吴仁华根据自己的调查指出,在六四事件中,军警死了15人,没有一个早于1989年6月3日晚上11点,可见军队镇压在先。

吴仁华分别列出了15名死者的军衔、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其中,38集团军炮兵旅的6个士兵,在6月3号夜里接到紧急命令,前往天安门广场运送防暴器材,由于车速过快在翠微路路口翻车,结果油箱爆炸,无法挣脱出来而丧生;第24集团军少尉王景生,在1989年7月4日,也就是六四镇压1个月以后,在部队巡逻途中突然病发死亡。他的死亡通知书上清楚地记载着心力衰竭是造成死亡的重要死因。第39军政治部少校,宣传干事于景禄是被戒严部队自己打死的。于景禄是在1989年6月3日晚上跟着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前进的时候,部队受到了群众的阻拦。于景禄急于想到天安门广场拍摄清场照片,不听别人的劝阻,换穿了便装,独自向天安门方向前进,结果在途中中弹受伤(戒严部队见拍照的就打),被群众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以上8人的死亡与所谓“暴徒”毫无关系。另外祇有7人之死和所谓“暴徒”有关,那是在军队开枪屠杀之后,少数民众愤怒到极点,出手打死了几个行凶的士兵。

作者特地指出,祇要军队听从民众的劝阻,停止前进,民众就对他们非常友善。例如在天坛东大门墻外,有6、7万民众把3百多官兵层层包围,祇因为这些官兵没有开枪,也不再前进,就没有一个受到伤害;相反,民众还给他们送吃送喝,还主动把途中受伤的11名官兵送往医院急救。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吴仁华这本书,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人是最重视历史的民族。对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但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但我们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在中国,唯一能使坏人有所忌惮的就是他们的名字将记入历史,被后人唾骂。吴仁华之所以要花那么多精力去查出六四屠杀内幕,查出戒严部队的番号和官兵的姓名,等等,就是为了把这些人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六四事件迫使人们思考军人服从命令的问题。祇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是不够的,正像美国的军人誓词里所说的,军人也有不服从非法命令的义务。军人如果执行了不合法的命令,必须承担罪责。在美军中担任军中牧师的熊焱在《军人天职与六四屠杀》(载《北京之春》2009年6月号)一文里把这一点阐述得很清楚,值得我们认真阅读。

毫无疑问,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元凶。就凭六四这一滔天罪恶,邓小平就使自己名列史上最大暴君与屠夫。在这里,没有什么三七开或七三开。正像英国政论家塞西尔所说:“没有什么道德的储蓄银行,让人们可以在那里积存好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取相当数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 一个医生借行医之名害死了病人,那他就是杀人犯,他就必须受到惩处。这和他是否还治好过别的病人毫不相干。所谓坏人,并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坏事的比例超过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违犯人类道德底线的事。如果那位医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说:“我治好过100个病人,祇害死了10个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10倍,对我至少应该九一开。怎么能说我是坏人呢?”通吗?如果一个人杀了人还不认罪,我们还要称颂他在其他方面的种种成就,对他实行什么功过几几开,让他在历史上还有个正面地位,他干什么还要去认那个罪呢?更严重的是,后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凭什么不照此办理呢?对过去的罪恶辩解,就是对未来的罪恶纵容。除非我们坚持这样一种标准,造成这样一种舆论,让人们都知道,有些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一旦做了,不管你以前或以后还做过多少好事,你都永远洗刷不了历史罪人的耻辱。否则,我们便无异于认可了这种罪行的合法性,并为以后此类罪行的再次发生提供了危险的榜样。

这就是我读了吴仁华新书后的感想。

姜维平:新华社打了薄熙来两个耳光

今天,新华社重庆分社继7月2日发出题为《有什么理由不公布高考造假名单》一文之后,又发表了以《不能再捂下去了》为题的时评,针对近曰被网民盯住的重庆高考状元民族造假案,继续舆论监督,这种以前少见的咄咄逼人的态势,意味深长,它给了主政重庆的薄熙来以两记响亮的耳光!前不久还以做莱为喻高调批评李长春的薄熙来,这回被其抓住了把柄,己无力应对反击,真正地陷入了困境。

文章说,又有一位报考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学生,名叫田中,已被学生家长举报,经查此人确是汉族改少数民族身份之后,靠多加的20分录取的。而此人亦在重庆联合调查组试图掩盖的31名涉案学生名单上。这就是说,除了重庆文科状元何川洋,重庆石柱县副县长之女汤平之外,还有多达28名疑似造假人员真实身份待查。假如查清,重庆将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官员撤职丢官,不可预料,能否直接牵扯薄熙来本人,也是一个谜。

据新华网报道,自从2006年起,重庆就兴起了一股私改民族成份,骗取高考20分的的风潮,县区市各级领导子女都有参与。去年,北大在重庆招录的24个文科学生中,就有17个是加分后入校的,而巫山县高考状元龚余就是因为别人加分而痛失进入北大校园机会的。由此可见,这种挑战社会公信力的恶行由来已久,多么严重。也就是说,这股歪风是伴随薄熙来入主重庆刮起来的,他难以推脱责任!

大家知道,薄熙来毕业干北京大学,这个光辉历史写在他的履历表上,但鲜为人知的是,当年考试时他的录取分数不够,也是通过他爹薄一波找邓小平,走后门解诀学校问题的,后弄虚做假又进了社科院读研究生,所以从本质上看,薄不认为高考民族造假是违纪行为,故对何川洋的父亲,即县大学中专招生委办公室主任等人的卑劣丑闻恨不起来,而且很有可能,有些家长级别较高,与京城权贵或他本人也有瓜葛。

据我所知,民族身份造假,对当地官员来讲,不是一件易办的小事,因为这里涉及到在公安局改户口的问题,由汉族改为少数民族,在重庆这个多民族聚集地,确有便利条件,但由于户口信息已全国电脑联网,居民身份证统一使用,若改需走很多程序,比如先要找负责居民委的片警,再求派出所长,然后是公安分局户籍科长,再求重庆市公安局户籍处工作人员,以至处长,局长,这样认真查下去,一下子就会查到局长王立军,而此人绝对难逃其责。相信在当代中国,这个违纪行为形成的利益链很长,很深,很黑,不仅充满铜臭贪婪,而旦浸透无耻卑鄙。不查不知道,查就吓一跳。只要深挖下去,薄刚建立的干部基础将彻底摧毁。

试问,从锦州把王立军带过来当打手与疯狗的薄熙来,怎么能够把这个高考民族身份造假的丑闻查下去呢?正因为如此,李长春领导的新华社便紧紧地抓住此事不放,网民与家长亦不依不挠,非要查下去不可。未来如何结局,这要看两个政冶局委员之间的权斗智慧与胡锦涛的裁诀。而新华社不过是传声筒而已。

虽然如此,人们仍然都不会忘记,在唱红歌,读红典的红海洋中,今年4月5曰薄熙来曾向重庆人民发出了1600万条红色短信,其中恰恰强调了共产党员最讲认真的重要性,看来不认真查下去,也过不了关。他不曾料想,不论何川洋的父亲,还是他自已,都并不太认真,现在都在以行动自打了耳光,这回再加上新华社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正是三声脆响!薄熙来这个惯于弄虚造假的高官该清醒了吧!

2009 7 7多伦多

余  杰: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胡锦涛为何崇拜毛泽东?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一名来自新疆的失业工人勇敢地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扔燃烧瓶。此人立即被捕,官方很快宣称他有精神病。这是一九八九年湖南三勇士污染毛像之后,又一起普通民众抗议以毛泽东为象征的中共专制政权的义举。然而,中共对毛像的呵护依旧。胡锦涛对毛的崇拜,甚于邓小平和江泽民。对比彼岸的台湾政府拆除蒋介石铜像、改“中正纪念堂”为“民主纪念馆”的做法,此岸的中共政权仍然奉毛如神明,因为“毛将不存,皮之焉附”,毛是中共独裁体制大厦的最下面的一块基石。

此次失业工人焚毁毛像,表明被中共长期压抑、剥夺与侮辱的“工人阶级”,已经日益认识到他们苦难的根源何在,“毛左”与“新左”不再能够利用他们的“阶级感情”。在九十年代初期,国营企业纷纷倒闭,失业工人的队伍迅速扩大,许多“下岗工人”由于对现实不满,转而“思苦忆甜”,美化毛泽东时代的“一穷二白”,甚至在游行和上访的时候扛起毛像,形成某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奇观。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和史料的披露,如李志绥的《私人医生回忆录》和张戎的《毛泽东传》等著作的出版和流传,大部分大陆民众包括失业工人在内,已经对毛的罪恶有了相当的认识。希望回到毛时代并享受“阳光灿烂的日子”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

那么,今天的中国还有谁崇拜老毛呢?除了那些行将就木的老毛派(如邓力群)和居心叵测的新毛派(如孔庆东)之外,毛泽东的崇拜者就只剩下贵为中共党魁和中国国家元首的胡锦涛了。不久前,毛仅存的儿子毛岸青死去,当局居然以副总理的待遇为其举办葬礼。胡锦涛亲自出席并慰问毛家老小。毛岸青乃是一个精神病人,对党国也没有什么功勋和贡献,他凭什么“破格”享受副总理级别的礼仪呢?

对比两年前赵紫阳先生去世的时候凄凉的后事,此次中共当局对毛岸青后事的破格操办,不禁让人感慨万千。赵紫阳曾经担任过政府总理和党的总书记,其葬礼却在严密监控下低调举办,胡锦涛不仅没有出席,甚至连花圈都没有送,冷酷无情之至。对于中国的贡献,难道赵紫阳不如区区毛岸青吗?中共奉行的是另外一套价值标准:毛岸青是毛泽东的儿子,而胡锦涛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所以,作为毛泽东精神上的儿子胡锦涛,一定要向作为毛泽东肉体上的儿子的毛岸青致意。
胡锦涛在骨子里是一个毛主义者。他上台伊始便赴西柏坡朝圣,隆重纪念毛的诞辰,甚于纪念邓小平,拔出巨款在湖南韶山修建第二个规模弘大的“毛主席纪念堂”。胡锦涛的大学教育是在毛时代完成的,他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完全是毛时代所赋予的。在处理中国的难题的时候,他不是面向西方的民主制度寻求解决方案,而是希望回到毛时代继续施行独裁统治。当然,胡无法让中国的经济和外交等领域回到毛时代,但在意识形态宣传和新闻出版控制上,却对毛的那一套愚民政策亦步亦趋。

不过,我想,胡锦涛在毛岸青的尸体面前应当暗自庆幸,庆幸这个“太子”幸亏是个精神病人。否则的话,毛岸青必定会像邻国北韩的金正日一样继承皇位;那么,哪里轮得到他这个出身平凡的技术员和政工干部成为“第四代领导人”呢?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早在五年多之前,我与刘晓波、王光泽等人便发起公开信,呼吁北京当局在奥运会开幕之前清除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迁移毛主席纪念堂中的毛尸,将该纪念堂改为文革纪念馆。我们在这封公开信中指出,毛泽东遗体的迁移工作,既尊重毛本人生前签字承诺的火葬方式,也符合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丧葬传统,更将提升首都北京的文明程度,使之成为一个配得上举办“人文奥运”的城市。

我们呼吁:“我们不愿看到,五年之后,一个飘扬着五环旗的城市同时还上演着‘干尸崇拜’的闹剧。迁移毛泽东遗体,既有利于让国民的灵魂从毛泽东思想的毒素中解脱出来,也是一次普遍意义上的破除个人崇拜、树立公民意识的教育。我们还希望以此为契机,达成朝野之间的互动,并制定政治改革的时间表,开放党禁报禁,逐步实施普选,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

然而,五年的时间过去了,奥运开幕迫在眉睫,官方仍然没有对我们的呼吁作出任何的回应。鸵鸟将头部扎进沙堆里去,便可以拒绝外部世界的变化吗?

北京当局标榜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会是“人文奥运”和“绿色奥运”。然而,毛像和毛尸的存在,对这两个口号构成了最大的嘲讽和颠覆。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首都的中心,居然停放着人类有史以来最残暴的独裁者的尸体,居然大力倡导古埃及奴隶时代的“木乃伊文化”,并且让全世界的运动员们被迫在腐尸的臭味与病菌中参加各项比赛,这难道不是对奥运精神的莫大亵渎吗?

我们不能想象,如果在德国召开奥运会,希特勒的头像被堂而皇之地悬挂在勃兰登堡门之上,希特勒的尸骨被高举在柏林大教堂的祭坛里,那将是对人类普遍尊奉的民主和自由价值的多么严重的挑战!我相信,没有人会接受和纵容之,一切有良知的人们都会抵制这样的奥运会。

然而,人们对中国共产党仍然在支持和鼓励的毛泽东崇拜却似乎司空见惯了。其实,毛泽东杀人之多、虐民之深、祸国之烈、统治之长,均远远超过希特勒。日前,美国国务院解密一份档案,记载了当年毛泽东与基辛格的一段谈话:毛泽东在谈到当时美中之间缺乏经贸交流的时候,曾经大言不惭地表示:“中国的女人太多了。我们可以先白送给美国几万中国女人。”其后,毛泽东又说,其实可以送给美国人一千万中国女人。他还开玩笑说:“这些女人到了美国,美国人的麻烦就多了。”在这个亘古未有的暴君眼里,中国的芸芸众生何尝有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一千万中国的女性居然可以被他当作货物一样送给美国,毛才是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毛贼尚未去除,同志仍需努力。

何时我们才能说:别了,那块湖南老腊肉!

韶山的“毛厕”与张戎的“毛传”

据新华网长沙二零零六年九月六日电,在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主要建设项目之一的“毛泽东文物馆”土建工程正式动工。

这篇报道介绍说,这座占地六十多亩、建筑面积一万两千平方米的建筑,按照“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优先”、“以人为本”的原则设计修建。它东西南三面环山,与韶山冲自然生态浑然一体。二零零四年年,党中央、国务院把韶山与井冈山、延安一起确立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韶山“一号工程”定位为突出“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主题,总投资达两亿九千万人民币。

中共党内开明派元老、曾担任上海市宣传部长的文艺理论家王元化,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锦涛是一名“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胡果然不负此名,亲自主导这座“茅(毛)厕”的修建,将杀人如麻的暴君毛泽东推上神坛更高的一层。胡的此一决策充分表明,他所有的知
识背景、文化素养和思维方式,均在毛泽东时代定型,堪称“毛主席的好学生”。胡心目中毫无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故而能被邓小平等元老相中,选拔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从此意义上,胡锦涛比江泽民更加合适与称职。

这样一座耗资巨大的“茅厕”的修建,是继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雄踞北京市中心的毛主席纪念堂之后,中共当局又一为独裁者涂脂抹粉的重大举动。这样一座臭不可闻的“茅厕”,玷污了中国的土地,侮辱了无数被毛泽东残害的死者,扭曲了中国的当代历史。中共在胡锦涛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可以骄傲地改名为“茅厕党”矣。

就在湖南湘潭的“茅厕”破土动工的同一天,一本在西方社会引起轰动、登上多个国家畅销书排行榜的著作——作家张戎夫妇所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中文版,在香港、纽约和台北三地同步发行。旅英华人张戎和丈夫乔•哈利戴花了十二年时间,完成了这本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最具冲击力的著作。该书在二零零五年六月出版后,已翻译成近三十种语言。《纽约时报》形容该书系统地摧毁了毛泽东的神话赖以存在的全部支柱、是“全世界的人都爱读的书”,《时代周刊》形容“这本书的威力像原子弹”,前港督彭定康形容为“改写中国现代史的爆炸性著作”。美国总统布什也将其当作枕边读物,并热情地向来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推荐,认为此书能让西方读者深刻地认识毛、中共及共产主义的本质。

在毛泽东众叛亲离、一命呜呼之后三十年,“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历史事件仍然是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的禁区,中国仍未迎来一根彻底“非毛化”时期。这就是邓小平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巨大差距。在天安门广场一侧的毛主席纪念堂外,每天仍有数以千计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姓排队瞻仰毛的干尸,那块臭烘烘的腊肉有什么好看的呢?一个崇拜干尸民族有什么资格奢谈“文明”呢?一个拥抱暴君的国家有什么脸面自称“现代化”呢?我真不知道中国还有什么理由谴责那些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人,因为这座“茅厕”不知比靖国神社肮脏多少倍。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张戎夫妇的“毛传”终于问世了。这是一本华人世界里理应人手一册的“黑皮书”,它的印量应当超过当年的“红宝书”。让我们牢牢记住这本书的第一句话:毛泽东是主宰了全世界四份之一人口的统治者,在他统治之下的和平时期,有七千万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继中央电视台某“名嘴”在博客上发表攻击紫禁城的星巴克咖啡厅的文章,在网络上引起若干“爱国贼”们热血沸腾之后,黑龙江人大代表姜鸿斌又在两会上提交了“关于星巴克立即搬离故宫”的提案。

在二零零七年的“两会”上,垃圾代表和垃圾委员们提交了不少垃圾议案。有人建议设立“惩治汉奸言论法案”,有人建议将“妇女节”改为“女性节”,有人建议奥运会门票留一些买给农民工,有人建议奥运金牌得主接受记者采访要谦虚一些……“两会”变得比周星驰的喜剧还要搞笑。这些根本不是民选的代表和委员们,何曾关注人民大会堂外被警察驱赶的、饥寒交迫的访民们?他们自得其乐地表演着,这才是一部最辉煌的“大片”呢。我倒是有一个建议:香港的喜剧明星们不妨申请去列席“两会”,将其中的笑料作为创作喜剧的素材,定能更上一层楼。

姜代表在提案中说:“星巴克在故宫中停留一天,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伤害在民族品格和民族尊严。媒体报道说,星巴克的租金可以算做经营收入,可我们不能利用老祖宗留下的财富为自己牟利。即使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有些东西也是不能用货币兑换的,故宫就是这样无法用金钱衡量、兑换的‘产品’。”

我从来不觉得星巴克设在故宫之中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我也没有感到自己的“民族品格和民族尊严”被伤害了。一种文化倘若被一个咖啡馆就颠覆了,那就表明这种文化本身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就实际情况来看,故宫管理方的服务相当恶劣,在庞大的景区内没有一处向游客提供饮水的地方。所以,游客参观累了,到星巴克里去喝一杯咖啡,休息休息,有什么不好呢?这一细节正体现出中西文化的和谐与对话,也体现出中国文化本身的包容性。

姜代表振振有词的,全是些大话、空话、套话,其宏大叙事的背后却掩盖不了法盲的本质。星巴克入驻故宫,是经过合法的手续,双方签订了合同。如果你觉得不妥,首先要谴责的应当是故宫的主管部门,而不是星巴克。如果合同没有到期,没有任何人有权力驱逐之,否则就是违法行为。中共当局声称要“依法治国”,姜代表难道还想学习当年“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拆铁路、杀洋人的那一套吗?

紫禁城中的星巴克终于在爱国贼们的鼓噪下被故宫方面以“大修”为由提前关闭了。这是“民族精神”的有一次胜利,似乎中华民族由此便崛起于东方了。说起紫禁城内的星巴克来,就不能不说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头像了。当年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问邓小平,毛头像是否会一直挂下去。邓尽管在曾经受尽毛的羞辱与迫害,但他为保住共产党的江山,仍然斩钉截铁地说,毛头像还会一直挂下去。毛是共产党统治的基石,毛被抽去,共产党的大厦便垮掉了。

在我看来,真正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不是紫禁城内的星巴克,而是天安门上的毛头像。就屠杀中国民众之多、毁灭中华文化之烈、破坏华夏环境之广等方面而言,毛堪称“千古一帝”,便是希特勒、斯大林等独裁者在其面前亦甘拜下风。天安门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毛泽东的头像挂在上面,难道不是一种破坏文物的做法吗?看过张戎所著的《毛泽东传》的人,在走过天安门看到毛头像的时刻,无不感到触目惊心、耻辱入骨。

挂毛像、存毛尸及在人民币上印毛头的中国,将给即将到北京参加奥运会的百万外国友人留下何种印象呢?热爱暴君的民族是野蛮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不配受到尊重。姜鸿斌代表真要代表人民的意愿,就应当提出从天安门取下毛像、改毛主席纪念堂为“文革博物馆”提案来。姜代表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魄吗?

刘正清:告语马英九及民进党

据网络披露,在营救“六·四”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中,马英九先生还捐了相当于其三个月工资的一万美元款。其民主理念和“六·四”情结苍天可鉴。在台湾的政治人物中,马英九是唯一的一位坚持一年一度参加纪念“六·四”活动的政治人物(今年因外事活动在外未能出席,但也还是发表了“六·四”感言,至于其未出席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刻意的不露痕迹的精致安排,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马先生当选总统之后的最近两次的所谓“六·四”感言,与其常挂在嘴边的标志性语言“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也大相庭径,令许多对马英九寄予厚望的大陆民众特别是的年轻一代人跌破眼镜而失望,也遭到海外民运人士的质疑。

但静静想想,哪个政治人物,在朝与在野时讲过的话会是完全一致的呢?当家人有当家人的难处,没当家时有自己的价值目标,等到当家时要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有时就要与对打交道,说话就要有所考虑,要顾及方方面面的关系,因此其所言也就未必是真;不当家说话就没那么多顾虑,说起话来也就自由洒脱,因此这个时候所讲过的话,就有可能是真;也有可能是为达到其隐藏背后的不可明说目的而纯作宣传和煽情的谎言。比如,象中共在抗日战争时,其既无抗日的本钱也无抗日的诚意,一门心思伺机发展壮大,却偏要震天架响地高歌抗日。我相信做总统前的马英九对“六·四”的感言是真诚的,虽然那时的马英九尽管也有台北市长的公职,但毕竟还不是台湾的当家人,做总统后的马英九对“六·四”的感言也未必当真,它有可能部分真,部分假——那是给对手看的,不必当真。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还有部分真藏在衣袖里的等时机到了再拿出来。所以我们对马英九当了总统后的“六·四”感言也就不必较劲。

马英九的总统宝座不是大陆13亿民众的选票选出来的,而是2300万台湾人民用选票送上去的。因此他首先要对2300万台湾人民负责,如果他忤逆台湾的主流民意,那么台湾人民既然能用选票把他送上总统宝座,也就可以用选票把他拉下来。为了得到台湾人民的选票,为了实现台湾人民的福祉,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在与对手打交道时,策略性地发表一些与当选前的言论不一致,这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大陆民众也就没有理由对马英九总统失望。

基于此认识我还是有话要对马总统和在野的民进党说说:

马英九当选总统后,在“六·四”十九周年的感言中称:“今年”六四“跟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三周前,四川发生了大地震,灾区广达十余万平方公里,死伤超过四十万人,至少五百万人无家可归。从大陆官方抢救灾民的迅速、大陆首長对灾民的关怀、灾难及抗争新闻报道的开放、大陆人民捐输的踴跃、到对外国救援团队的欢迎及对台湾救援工作的肯定,与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期的表現已大大不同,国际媒体亦迭有佳评,显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年,已有一定的成果。”本来四川大地震与“六·四”人为的惨案,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的两码事,两者也没有可比性,但马总统还是把毫无关联的两码事硬扯到一起,这也许是顾及刚刚开启的两岸缓和的气氛罢了!不错,马总统所说的:(当时为了京奥的需要)是开放了有限的新闻报道、与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期的表現也有所不同、国际媒体(当时)也有佳评。这些都是事实。我相信:其言是被一时的表象所致,是出自内心的真诚的赞许。然而,君不见:地震一年之后,死难学生的数字仍是“国家机密”。地震发生之后,中共当局宣布接受海外援助,一度开放国外媒体到灾区采访报道,温家宝及时奔赴灾区,看到惨重的灾情几度落泪,让灾民不禁感恩戴德。于是,一些媒体乐观地惊呼,“地震震出了一个新中国”。然而,一年后的中国又怎样呢?一切依旧!旧有的政治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官员和建筑商因为豆腐渣校舍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审判,也没有一个相关部门的官僚因为良心发现而引咎辞职。谭作人因追寻真相而入狱,艺术家、公共知识分子艾未未为搜集遇难学生的名单被“维稳小组”斥为“美国特务”等等。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相信马总统不会不知道吧!

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马总统当然要兑现其“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诺言,对“六·四”发出自己的感言。马英九在感言开首形容“六·四”事件是“伤痛历史”,必须勇敢面对,“政府是为人民而存在,流血冲突造成的怨恨与恐惧不会随时间消逝,握有公权力的政府永远有责任虚心检讨,设法愈合伤口”。他强调:“任何一个政府,面对不幸的历史,要‘就事论事’,面对沉痛的家属,要‘将心比心’。惟有如此,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并以台湾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及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为例,指事件制造了不少冤魂,令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蒙上怨恨与恐惧的阴影,政府花了很长的时间、很大的决心和诚意,去抚平历史的伤痛,此经验对其他政府有正面意义和参考价值。此言虽然温和但也许比那慷慨激昂的“‘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的效果要好些。马总统揭自己之短,把中共以前常用来宣传而唤起民众痛恨国民党(自己党)那些不光彩的事为例来劝导中共,其可谓用心良苦。问题是:揭自己之痛以期唤醒对方良心发现,是对牛弹琴?还是一厢情愿的期许?那就只有中共自己知道了。

紧接着,马总统话锋一转对中共赞美说:“六·四”后20年间,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人民生活大幅改善。最近10年,中国当局比过去更注意人权议题,尽管国际社会褒贬不一,但中国当局已愿意直接面对,“展现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开放与自信”。——这就完全是罔顾事实的谀辞。且不说这十年间中共对法轮功等信仰团体的群体灭绝的人权灾难,就看近在眼前发生一系列事件吧:中共一边堂而皇之地颁布什么《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一边不顾国际舆论压力以言治罪将刘晓波对政府正常的批评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逮捕。在拘押刘晓波的过程中也公然违反其自己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在关押6个多月的时间里,既不让律师会见,也不告知家属以何罪拘捕。在群体性事件中,政府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最近的“石首抢尸事件”老百姓不就是要一个死亡真相吗?这有什么好怕的!就算是有政府官员参与其中这也不是政府行为,是谁的责任谁承担就是了,挖出作恶贪官对你自身的政权建设不也是有益吗?有必要调来军警大兵压境对老百姓进行弹压吗?试问:民进党组织的呛马大游行,你贵为总统你敢动军队来镇压吗?上述这些人权灾难想必马总统不会不知道吧,既然知道,为什么又还要罔顾事实赞美其人权进步呢?是谀辞 ?还是马总统为了实现目标,而假作温柔地在老虎屁股上轻轻一抚,以满足老虎的虚荣使其变得温柔些?那就只有马总统自己心里最清楚了。问题是:中共不是傻瓜蛋,它比你国民党精明多了,它知道你的谀辞是言不由衷的,尽管它也需要虚荣、需要赞美来给自己撑门面,来对内对外做宣传,它也知道你这轻轻一抚是虚情假意的,但它不会为你这温柔的一抚就变得温柔。国共两党自上世纪二十代起就开始彼此算计,但国民党哪一次算计得了共产党?哪一次不失败而终,最后只有退守台湾一隅。

中共的民族主义是假的,它只在乎其政权的巩固而并不在乎台湾是否独立,但它对台湾却又是锥心之痛。其所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前是为夺取政权服务,现在是为巩固其政权服务的,巩固其政权要比一个台湾重要得多。一向好打民族主义牌的中共1949年为了得到苏联的支持,它竟然可以承认外蒙独立,目的不就是巩固其刚刚夺取的政权吗?1989年面对西方的制裁,它可以不顾“远交近攻”之兵家铁律与俄罗斯结盟将比台湾大几百倍的北方领土以条约的形式送予俄罗斯,目的不也是为了巩固其政权吗?它既然不在乎领土比台湾大好几百倍的外蒙和北方领土,怎么会在乎台湾呢?炒作台湾问题无非是转移矛盾来为其政权服务罢了。

因为,在二战刚刚结束的那个动荡不安岁月里,在中共一手遮天的谎言宣传中,慑于中共的铁血和恐惧,承认外蒙独立在当时是掀不民族情绪的,是不会对其政权构成威胁的。至于北方领土除了其有一只大北极熊在那看着,它不但敢碰,而且为保政权还要与之结盟;就国内而言,北方领土的伤痛在中共长期的“共产主义”与有选择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大陆人民对此记忆和伤痛早已尘封在那遥远的过去,中共只要操作得当,人民即使有民族情绪也不会危及政权。台湾则不然,1945年中华民国光复台湾之后,全体国民无不为之弹冠相庆,尔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又以台湾为基地与中共对抗,中共欲除之而后快。为凝聚力量,再次拉起民族主义的大旗进行鼓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一定要解放台湾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昨日之两蒋是绝不会承认毛、邓是代表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而今日之陈水遍却时不时地尊称江泽民为中国的江元首、胡锦涛为胡主席,这对一向好卖弄和虚荣的江泽民来说本该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它不敢受用。因为这不是对独裁者的臣服,而是离你越远越好的“台独”——你的暴虐、你的嗜血、你的“六·四”与我无关。

既然你中共一路走来就是这样用台湾来煽动民族情绪,那么它今天是想弃也不敢弃,否则它自己燃起的民族情绪之火就会危及其政权。但中共对她战又吃不下,和又统不了——能不锥心痛吗?!台湾内部某股政治势力若要闹一闹“台独”,中共就无计可施了,于是乎在在两股政治势力中,它就要有所选择,软化立场放下身段来保这无计可施的脸面。其实中共并不在乎“台独”。反“台独”也不过是说说而已,就象抗日一样只说不敢做,因此当岛内“台独”闹得最凶又无计可施的时候,为了保脸面就只好虚张声势地搞一搞针对所谓的“台独”军演,但又不敢真刀实枪地干,只好放几个空弹头寻个体面的台阶罢了。面对马英九的民主牌,中共从骨子里是害怕的,但又不敢也不便说出口,而且为了保住对“台独”无计可施的脸面还不得不与之对话、与之打交道。因为她不仅有道义而且还有实力。

两岸的分裂确实是中华民族的不幸,但它可以用时间来化解,时间掌握台湾这边;中共的锥心之痛时间是化解不了的,除非它象今日之国民党化蝶为蛹,放弃独裁走向民主。

中共政权只相信实力不相信道义,你再有道义而没有实力它也不屑理会你。它迷信暴力、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此89民运期间,邓小平面对手无寸铁抗议民众,他敢毫不隐讳的说“不怕流血,军队掌握在我们手里”。看看今日之中共是怎样对待民运人士,是怎样对待“六·四”吧!尽管它也知道它的“六·四”是理亏了,它也知道这些民运人士的诉求正当有道义,只因民运人士没有足以与其抗衡的力量(武力),它会屑于理会吗?再看看西藏与达赖喇嘛:京奥期间,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为营造一个万邦来朝的虚旺盛世,就应敷国际社会与达赖代表谈判,结果京奥一结束,你看那发言人那蛮横霸道的话语——“与达赖喇嘛就西藏问题没得谈,我们只谈达赖喇嘛的归宿问题。”弦外之音不就是:西藏控制在我手里你达赖有什么力量跟我谈,给你达赖一个归宿就是给你天大的面子了,不要不识相。

从历史上看,中共所称的三年所谓“解放战争”,它打得赢的时候,就不跟你谈, 谈好了也不算;打不赢的时候,马上要美国人出面帮它和谈。当年中共打过长江胜利在望,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在投入其怀之后,不也是象今日之马英九一样掏心窝子地劝导中共:国民党有再生的机会,应与之合作解决台湾问题。中共会听你这个败将那掏心窝子的话吗?

今天国民党能得中共之礼遇和宠幸,应当感谢民进党。如果没有民进党的“台独”给中共出了个难题,你国民党在中共的眼里是狗屎一堆,一文不值,没有陈水遍让中共脸面丢尽,连战也就不可能有人民大会堂红地毯的礼遇。须知这套统战之术,只不过是一种分化瓦解的谋略,是一时的权宜之策,它只有利益的考量,没有道义,在独裁制度下,被统战者尽管可得一时之益,但它无法律的保障,统战者的目的一达到,兔死狗烹的命运就在等着你呢?不信,请看看:张东荪、龙云、罗隆基、章伯均、储安平之辈的结局吧!

正如马英九先生在访美期间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所说:关心大陆民主,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未来。没有大陆的民主,签订什么和平协定都是废纸一张。所有的独裁者都是只讲谋略不讲信义和道义,苏德不是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吗?中共不是与苏联签订了同盟互助条约吗?与越南不是同志加兄弟吗?结果不都打起来了吗?谁遵守过什么条约!在中共大兵压境之下达赖喇嘛不是也被迫与中共签订了与西藏关系协定吗?结果又怎样呢?中共自己的党章里不是规定了一套严格的组织原则吗?89民运期间,邓小平不是照样无视这些原则,垂枪挟政治局常委到其家开会支持其戒严,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大开杀戒吗?没有民主制度的建设,你想仰仗一个什么和平协议而苟活着,那就等着做达赖喇嘛第二吧!

基于此,我要正告马英九及民进党:

1、国民党与民进党虽然有纷争,有核心价值的分歧,打也罢、闹也罢,但仍是一条船上的难兄难弟。国民党应清醒地认识到:今天没有民进党,国民党就不可能有中共之礼遇和宠幸。中共的统战之术诱惑性极强,破解其统战之术唯有保持原则比利益更重要的清醒头脑,才不被眼前的利益所惑;同时,又要变被动的统战反为我所用。中共的统战之术既不会让你国民党坐大,也不会让你民进党坐大,目的是要五星红旗在台湾的大地上飘起来。一个自由的台湾才是你们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地,任何政治势力企图“挟共”在台岛争权,都是前门“拒狼”,后门“迎虎”,你的苦头就在后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民党对此应有切肤之痛。把台湾的民主保住,不仅是台湾人民的幸福,也是大陆人民的期望所在。

2、国民党应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话语权掌握在中共的手里。尽管达赖喇嘛一再声明其不寻求西藏独立,只求高度自治,但它却不由你说,开口就是达赖喇嘛分裂集团——请不要对此视而不见。它不过是要利用你这股政治势力来牵制民进党的势力罢了。今天中共它之所以愿意放下身段来与你谈,是因为你有实力却又无奈何。当他消灭了民进党这股势力之后,下一个就你国民党了。今天它能容忍你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明天它同样可以对你冠以隐性台独变相台独之名对你进行打压。

3、推动大陆民主既是为了大陆人民,同时也是为了台湾自己。基于民主国家之间很难发生战争的经验法则,未来台湾不管是统,是独,和平协定保障不了台湾的安全,只有大陆民主了,台湾才会有真正的安全保障。

4、其实中共虽恨“台独”和陈水遍,但不怕;对马英九爱恨交加,却又非常的怕,怕他什么?怕他的民主牌。在大陆马英九的支持者,就是按人口比例算也不会比台湾的人口比例支持率低,这并非是其外表英俊,而是大陆人民太渴望自由民主了,马英九在适当的时候来大陆一趟,讲一讲台湾的悲情,揭一揭自己党的伤疤,讲一讲自己党是如何化蝶为蛹,放弃独裁走向民主的经历和经验,肯定会有助于大陆的民主。大概共产党也不敢将此定性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吧!

马英九的总统之位不是大陆民众的选票选出来的,大陆民众也就没有理由要求马英九做什么。但是,马英九作为一个有大中华情结、有民主理念、坚称自己是中国人的政治人物,推动大陆的民主自由也就是其应尽之责,——外人可以不管你家的父母兄弟是否吸毒,是否欺凌你的家庭成员(只要是不欺到我的头上就是了),但作为这个家庭成员中的一员则有义务制止这些不法行为,当年的两蒋不就是这样吗?友邦人士批评我们的人权记录,中共一言敞之曰:“干涉内政”,你马英九说,它能自打嘴巴说是“干涉内政”吗?

5、基于中共只相信实力不相信道义的固有本性,无论你是善意的劝导,还故作柔情似水的抚摸,都不能改变其固有的本性,唯有保持相应的实力,自由才不为独裁所臣服。

6、台湾问题是撑开中共独裁铁幕的楔子。台湾在硬实力上比不上中共,但在软实力上则胜过中共,“六·四”是中共沉重的包袱。“六·四”是台湾手上的一颗原子弹,而台湾问题又使中共锥心之痛,台湾各种政治力量应摒弃分歧,巧妙地用好这颗原子弹来推动大陆的民主,如轻易放弃这颗原子弹,那就等于是不战而降,自寻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