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许:鉴定不独立,医闹纠纷停不了

提要:在行政一元化之下,不可能存在第三方。在笔者的理解,独立的真实含义不是不受管束,而是指免于被直接命令,并在法律的框架内实现自治,因此,独立的第三方存在的前提必然是行政一元制的克服。

南平“医闹”事件中,双方最核心的争执并不在于赔偿金额的高下,而在于思路的迥异,在医疗单位看来,即使要赔偿,也“需组织专家对患者死亡原因分析讨论;由相关部门鉴定,在患者诊疗过程中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并视过错的责任程度确定赔偿额度”。而在患者一方眼中,他们不可能在鉴定中得到公正待遇,如杨厝村村长杨纯恩就说:“……鉴定专家都是你们的人,我们不鉴定。死了人,赔钱就是了!”。

表面上看, 患者一方似乎是在无理取闹,因为,不通过医疗鉴定,就无法找到真相,也就难以客观地确定责任程度,并因此得出合理的赔偿额度;但是,患者一方的看法也并非没有道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医疗事故鉴定由卫生主管部门组织进行,医学会鉴定组成员则来自各医疗单位,而在当前的医疗卫生体制下,地方卫生主管部门往往也就是各医疗单位的直接领导,如此一来,医疗事故鉴定就很容易成为三家对一家的麻将比赛,其中医疗主管部门、医学会鉴定组和事故医疗单位有若一体,各种关系和利益千丝万缕,在专业的医学术语掩护下,患者家属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由此而产生的不信任,也其来有自。

于是,在医疗措施和医德之争的背后,隐藏着利益之争,而在利益之争的背后,则是对裁判机制的各执一端。医疗单位坚持做医疗鉴定,并不仅仅出自对专业的信仰,也是因为对裁判机制有利于己的信心;患者家属拒绝医疗鉴定,也不仅仅出自对医学的无知,而更多的是对裁判机制的深深不信任。换言之,双方的分歧是体制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也因此很难有调和的余地,在这种情形下,自觉处于弱势地位的患者一方,往往会以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主张,在南平“医闹”事件中,医患双方失控的暴力冲突所折射的,其实正是双方难以调和的体制性冲突。

而双方体制性冲突所反映的,不过是飞速的社会进程与落后的体制改革之间的落差。即使经过了长达30年的改革,中国的卫生系统依然没有能够做到管办分离,而在当前中国行政体系下,包括医学会在内的各种协会也都按照属地原则加以管理,于是,改革前的行政一元制几乎没有受到触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牢固的利益纠结。与之相比的是,经过3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已有了长足的提高,对程序正当性的理解也有了质的飞跃,在这样的情形下,当前的医疗事故鉴定机制其实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三比一的麻将铺子,很难再为人所接受。

对此,有不少论者已经指出,应建立独立的第三方医疗纠纷处置与调解机构,以适应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医患纷争,重建患方对于医疗纠纷调解与医疗事故鉴定的信任,并保障患方的权益。但是,在行政一元化之下,不可能存在第三方。在笔者的理解,独立的真实含义不是不受管束,而是指免于被直接命令,并在法律的框架内实现自治,因此,独立的第三方存在的前提必然是行政一元制的克服。

在当前的医疗纠纷调解和医疗鉴定体制中,不独立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参与人员同属一个系统,在人事上从属于行政主管部门;一是医学会的独立性很弱。对于前者,所要改革的是行政主管部门与医疗单位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在资产和人事上赋予医疗单位以独立地位,医疗人员也就不再是行政主管部门支配的下级,一旦其参与到医疗纠纷调解和事故鉴定中来,其独立性将大大增强;而对于后者,所要改革的则是行政主管部门和医学会之间的关系,尤其应该突破所谓的属地管理原则,让医学会真正地在专业规范下进行自治,这样,医学会才能成为以专业向社会负责的自治团体,从而获得可以为患者一方认可的专业权威。

笔者认为,只有实现了类似的改革措施,所谓的独立第三方才有立足之地,也只有这样,患方才有可能对医疗纠纷调解与医疗事故鉴定有所信任,看看南平“医闹”事件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场景吧,老是依靠“关键时刻,市政府出面了”,不过是治标之策,绝非长久之计。可是,改革从来都是最艰难的事情,不仅仅是因为利益——管办分离确实因为利益而有重重阻力,也因为牵一发以动全身,医学会的专业自治所要求的,其实不啻是整个社团管理体制的转型,甚至是整个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尝试尚且难能,又怎么可能轻易实现呢?

陈破空:2009,新疆:到底发生了什么?

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浓烟弥漫,火光冲天,枪声四起,又一起重大流血事件,发生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盛世”中国。同往常一样,中共当局将暴力的起因、行为、责任,一律归结到少数民族(维吾尔人)头上。

一夜之间,156人死亡,1080人受伤,这一惊人数字,还只是中共官方的发布。联合国人权事务署对事件中死亡人数之高,“感到震惊”。乌鲁木齐的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仅仅是维汉民间冲突,几小时内,就死伤这么多人,难以想象;果如此,那么,政府至少要承担严重失职的责任,但事后未见当局有此说法,也无任何官员引咎辞职。

如果是维族人主导了暴力,那么,死伤者应以汉人为主,但境外维族人表示:死伤者中,绝大多数是维族人。对这一指控,中共当局沉默,并不敢公布死伤者民族身份。

如果是维族人以武装手段对付政府(武装起义),那么,死伤者中必有相当数量的中共公安、武警、军人等,情形又并非如此。中共军警开枪,绝非出于自卫。

如果是普通汉人主导暴力,导致维族人大量死伤,那么,当局追究对象,就应以汉人为主,但当局追捕和追究的,却是维族人(已有1434人被捕)。

在排除了纯粹民间冲突、维族人主导暴力、维族人武装起义、普通汉人主导暴力等可能性之后,推论就必然是:大量死伤,来自于当局的武力镇压。这回,中共把维族人上街,定义为“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而不是“打砸抢烧杀暴力犯罪事件”,如果当真是维族人制造了血腥,那么,中共的定义里,绝对少不了一个“杀”字。这无意间泄露:“杀”,不在维族人一方,而在中共一方。

基本结论:2009年,新疆,中共制造了大屠杀!这是继“六四”屠城、两次西藏事件之后,中共制造的又一起惊天血案!

如从前那样,中共一口咬定:“这是一起由境外遥控指挥、煽动,境内具体组织实施,有预谋、有组织的暴力犯罪。”但境外维吾尔组织发表声明,予以否认,并指出:抗议原因,是维吾尔人越来越不满汉人在经济机会、文化和宗教方面的过度控制。

其实,上万名维族人走上乌鲁木齐街头,诉求明确而简单:受“6.26”广东韶关维汉冲突事件刺激,不满当局处理,要求当局追究幕后黑手,惩办凶手,维护维族人权益。中共派出军警,驱散并抓捕和平请愿的维族人,维族人不从,中共即开枪镇压,这一过程,符合中共本性,也符合中共动辄神经过敏、反应过度的心态。

境外维吾尔人有关共军“用冲锋枪扫射”的说法,未必是危言耸听,否则,如何解释数小时内,就死伤枕藉的事实?不排除中共军警开枪后、维吾尔人暴力反抗的部分。但,动辄派出特务大队,制造、挑起和引导暴力,将民众和平情愿污名化,再以“平暴”为名,大开杀戒,难道不是中共的一贯伎俩?20年前的“六四”屠城如此,1989和2008年的两次西藏事件如此,如今的新疆事件,依然如此。

人们曾指望,20年间,中共领导人转换头脑,面对民众抗议,由镇压变疏导。然而,中南海杀心未改,“改进”的,只是镇压手段,更快速更有效,无须由抗议像1989年北京那样,持续近两个月;也无须由抗议像2008年拉萨那样,持续近一周;乌鲁木齐的抗议几乎才刚刚开始,中共就出动全副武装的军警,开枪镇压,可谓“从重从快”。

连国际上都反应不过来,世界主要媒体都仅能简要报道,而让人不明究里,这正是中共快速镇压所要达到的效果:绝不让事态迁延时日,曝光于国际,形成国际舆论,招致谴责。快速镇压之后,如何定义和描绘事件,就只能由中共一家说了算。为此,国际人权组织呼吁:就事件展开独立、公正调查。

有必要回放发生在远离新疆的广东韶关“6.26事件”:传言维吾尔人“强奸”(官方后称“挑逗戏弄”)汉族女工,引发汉族人群起攻击维族人,汉维两族大规模械斗,当地汉族人多势众,围殴维族人,暴打从6月25日晚10点持续到26日晨6点。两名维族人死亡,许多人受伤。

视频显示:汉族这边,钢筋铁棒、灭火筒、消防栓、水泥路砖,都用上了;维族那边,则拿出刀具对抗。目击者描述:地面都被维族人的血染红了,半人型大的血泊有数十处。次日,旭日厂一百多名搞卫生的工人,整整用了两个小时,才把遍地的血迹冲洗净……网友评论:这不是种族冲突,而是种族仇杀!

是的,仇杀。其实,那些参与仇杀的普通汉人,也是受害者,是中共长期民族歧视政策的受害者,是中共长期仇恨宣传的受害者。

仅举中共对抗议事件的定性定义。汉族地区发生抗议,不管有无打砸抢烧杀,一律被中共淡化称之为“群体性事件”,比如,今年6月,先后发生在江西南康的万人抗争、湖北石首的5万人暴动;即便是广东韶关的“6.26事件”,也仅仅被中共称为“群殴事件”,而避称“暴力犯罪事件”。

少数民族地区发生抗议,则一律被中共定义为“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或“打砸抢烧杀暴力犯罪事件”,哪怕这些少数民族,仅仅是和平请愿;即便没有“打砸抢烧杀”,中共也要制造出“打砸抢烧杀”,利用刑事罪名,冲洗、扭曲和遮掩民族问题。

仍以这次新疆事件为例,当局把维族人上街,定性为“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但两天之后,7月7日,成千上万的汉族人手持木棍和铁棒上街,“几乎人手一棍”,有维族人遭殴打,有维族人开办的商店遭冲击,或被投掷石块,当局仅用催泪弹驱散,官方喉舌对这些汉人的举动未予谴责,更没有定义为“暴力犯罪”。(实际上,所有后续事件,不管来自汉族人还是维族人,都必然由中共当局承担首要罪责,为其血腥镇压,为其一边倒的媒体宣传、暴力渲染 — 尽管大多数死伤者是维族人,但由中共挑选播出和散布的死伤镜头、照片,却几乎只有汉族受害者。部分海外华人也由此受到情绪上的挑动。)

两面手段,反映中共领导人的厚黑,也反映他们骨子里极端的种族主义。长期的妖魔化,在汉人面前,中共已经把藏人或维吾尔人塑造成“野蛮人”,暴力的化身。无形之间,养成汉人的偏见,埋下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的种子。

汉人同胞必须明白:民族问题,就像中国其他问题一样,只有在民主机制下,通过和平、公开、平等、尊重、善意的对话与协商,才能得到公正和公平的解决。作为负责任的国民,应该反对和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不论这些暴力,来自少数民族、汉族、还是执政当局。

汉人同胞更须认清:汉人本身遭受中共压迫。枕于种族仇恨,只会被中共利用,沦为种族仇杀的牺牲品。60年里,汉人遭受中共迫害与屠杀的程度,决不亚于藏人或维吾尔人(此处无庸赘述)。作为专制腐败集团,作为中国万祸之源,中共,不仅是藏族人和维族人的敌人,也是汉族人的敌人,是中华大地56个民族的共同敌人。

门马:宗教之年(组诗)

  

 

我的手指开始清静

在六月,所有风向背对一个清晨

我的手指清静然后安眠

开始离开最好的金笔和纸张

离开生动的手、臂膀和稚拙的领袖

在六月的一个清晨同时背对所有风向

又一同指向

休息和今天

 

我的手指开始清静的记忆

开始轻弹月光和瓷盘的姿式

他们的纤长放弃了雨季抽芽

他们的失血忘记了清洁,却更加松弛而吉祥

在六月以后凝固了抓握和拿捏的意向

我的手指恭顺开始趋于恭敬

开始抚摸圆镜的品德

开始掐断镜中高挂的悬念

以毕生的劳作平摊在温水,沐浴熏香

不加服饰行走在空气

他们的赤裸不带羞涩,性标白里透红

左为牡,右为牝,我的双手合十

他们交感的气象晕染出一株九月的幽兰

 

我的手指开始散懒而明亮

开始深陷其中的杯子忽然柔软

一匹丝绸舒展得一片清脆

一种书籍翻开后满页芬芳

手指的激扬文字,手指的注视无语

都为他们的关怀捉摸不透

退入空虚的肌肤下显露无遗

收拢散乱的骨节,又在骨子里洞穿酥松

 

在十月,在首屈一指的节日顶端

我的手指开始以蜡的质感,节节滑落

 

 

 

 

我的病已经逼出皮肤

我更爱病的症状和洁白

天天在窗中瞻望痛痒及炎凉的方位

一心一意,照顾医生的脸面和瓶子

把仅剩的力气连带心境

倾注于一日三餐的食物、剃须扫地

然后反复洗刷手指

让仪态稀落的头发把风忘在脑后

 

我的病已经足不出户

我的病道听途说民间的疫情

在七月,一次卫生的耳目充盈广场

那里松影孔武,鹤形健康

百姓手持偏方和旗帜

我的病盘腿而居中央

他们望诊的虔诚滴水不漏

我的病不得不展露无辜、纷呈莲花的形状

 

在八月,我的病进入高峰体验

然后穿透膏盲和营养

浑身伸出指头,却无法秉烛

探看经路、锦绣和子嗣前程

最后用圆镜照耀关怀不及的风光和药品

 

 

 

 

我的脚最后蹈于苍白的火焰

在寂静的燃烧中变得冰冷

我冬季的兄弟,十二月的雪花

在我脚下熄灭了灰烬

成为无香真水,潜流而来

濡湿了芒鞋和板桥

 

我的脚蹈于偶象光芒的仪式

践踏极端的道路在最盛的年华

纯洁的病者脚底风生

奔向药香袭人的田园

他们的肉轮纤尘不染,启动即蛊惑

刺入阴性的睫毛

远避世上高贵的鞋类

再一次蹈于疏松的一月钟声

又响亮地越轨,悦耳地碾过元旦和末日

 

我的脚蹈于苍白者的面容之上

步履婆娑,追念十一月的五官

和霜降中的镜子

清瘦的舞者,晴朗的女儿

任谁一握就是一对碧玉苦瓜

他们的手足柔嫩,以敏感的触须纠缠火焰

脚印使黄金凹陷,手掌掬满月光

终于风火之后七窍生烟

蓝雾缭绕,神志接近了宗教

 

火焰是最苍白者的兄弟【注】

我的脚最后蹈于更苍白的病手,就是

赤裸翻越异乡的刀锋和古老的亲人

回到燃烧的四月,从此

一种疯狂纯净下来

冰块也会擦亮火

 

【注】:此句引德国诗人特拉克尔原句

 

198912月作于海南

                           
《自由写作》首发

卢雪松:西密宁玛巴(红教)诺那尊者1936年剿匪纪略

密教宁玛巴的“四大活佛之第三位”⑴诺那尊者(1865~1936),是民国宗教史、民族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诺那尊者以西康藏区宗教领袖身份长期驻锡内地,对汉藏宗教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晚年亲率地方武装“剿匪”,其价值意义尤有可宣说者。国变后,诺那尊者1936年“剿匪”事迹被长期歪曲、篡改、回避,在现存史料基础上梳理事实真相,辨析疑难之点,不仅对于重新理解红军西逃的历史,而且对于反省汉藏关系和国家统一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一. 诺那尊者生平 

诺那尊者生于清同治四年(1865)五月十五日,是昌都地区类乌齐龙桑地方名门格热仓家族的长子,父亲是藏族,母亲是昌都城北汉人徐氏女子,原名格热•索朗列旦,自幼被类乌齐寺吉仲仁波切确认为金塘喇嘛转世,迎入类乌齐寺修学显密佛法。金塘喇嘛第一世为类乌齐扬贡寺的“帕曲呼毕勒罕阿旺扎巴”⑵,又译作“额王嘎把”,雍正元年册封“诺门罕”名号,诺那尊者为“七世转生”⑶。类乌齐寺是密教噶举巴(白教)寺院,而吉仲仁波切却受了格鲁巴(黄教)普觉仁波切的剃度,诺那尊者不满吉仲转信格鲁巴,便拜宁玛巴祖师贝雅达赖为师,“二十四岁成就诸密乘大法,即绍祖位”。⑷并以扬贡寺“拉让”身份兼掌西康政教。诺那尊者曾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西康建省委员,西康宣慰使,中国佛学会名誉理事长,1936年于甘孜圆寂后骨灰葬于庐山小天池塔,国民政府追赠“普佑护国法师”。诺那尊者法嗣甚多,法脉传承迄未断绝。

 

二. 诺那尊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

清宣统年间,国力衰颓,列强环伺。西密流布的青藏、西康、蒙古等地,均采政教合一之制度,掌青藏政教的十三世达赖喇嘛(1876-1933)和掌蒙古政教的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870-1924)分别与英俄私通款曲,徐图谋变。唯独掌西康政教的诺那尊者希望能够“内附”,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西康“三十九族”,历来是青藏与内地间的交界地带。1899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请求中央政府将“三十九族”拨归西藏管辖,不准。1909年,诺那尊者“充三十九族民众代表,谒赵尔丰昌都,请内附”⑸。赵尔丰(1846-1911),时任川滇边务大臣,在边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自1908年至1911年改流结束,诺那尊者代表“三十九族”配合这一政策实施,关系甚大。

当其时,两千川军入藏,藏军与川军发生冲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也正准备登极“额真汗”,宣告蒙古独立。而川军入藏的路线,也特别选取了“取道类乌齐入三十九族,由三十九族入藏界”⑹,盖因“三十九族”乃中央充分信任的安全地带。但位于西康与西藏间的波密,素称“野番”,由于波密王白马青翁“剽悍好劫”⑺,“抗拒官兵”⑻,对英人“梗断康藏之地”⑼甚为有利,已成为英国殖民势力进犯康藏的重要关节点。1911年6月,清军平定波密,大获全胜,白马青翁逃往白马冈,继续率众反抗。诺那尊者“此时应募,入白马岗,说诸土酋擒斩白马青翁,与土酋函献其首,以功授大总管衔”⑽。唯此时赵尔丰已升任四川总督,授衔者应为当时的代理边务大臣傅嵩秋。

诺那尊者受封“西康大总管”,朝廷“拨三十九族差民七十户奉之”⑾,《艽野尘梦》作者陈渠珍说诺那尊者因此“升为硕板多呼图克图”,亦应于史有据。“硕板多”又称“硕般多”,乃西康地名。但“诺门罕”与“呼图克图”不同,相关资料未见诺那尊者受封“硕板多呼图克图”的记录,当时正值晚清末季,政事混乱无章,故史家也有认为赵尔丰傅嵩秋“当时姑妄给以娱有功”的。无论如何,诺那尊者对维护汉藏关系有功,是受到肯定的。

诺那尊者于平定波密有功,但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为躲避川军入藏而出走印度大吉岭,1912年始回拉萨。当时诺那尊者祈请达赖喇嘛,为藏区人民及达赖喇嘛本人作消灾祈福法会,得到准许,诺那尊者即日夜诵莲花生大士心咒、六字大明咒、金刚萨埵心咒及除障如愿救度等祈请文,虔诚为之祈福。这表明,虽对于川军入藏态度不同,此时他们并非处于对立状态。

1917年,藏军与驻类乌齐的川军发生冲突。英人“接济五籽枪五千枝,弹五百万”⑿,支持藏军攻占西康。诺那尊者拥护中央政府,“集诸首要谋之,曰:藏人东归,英实嗾使。国土果丧,政教随之。”⒀但川军大败,统领彭日升缴械投降,1918年7月15日,诺那尊者被藏军俘获,押送拉萨。先遭鞭打,后被判处终生监禁,关进四五丈深的土牢。1923年10月,“看守者报告达赖喇嘛说,诺那已不食,绝息,如死状。达赖派亲信查验属实。就地掘土坑,以三件羊皮将诺那裹埋之,并在侧近筑垒一座降伏塔镇之。数日后,诺那凿洞逃出,以二羊皮为衣,潜离孤山。”⒁1924年4月,诺那尊者辗转经不丹来到北京。所谓“脱离拘禁,东来传法,驻锡北平”⒂,实乃诺那尊者一生中最传奇的经历。诺那尊者觐见段祺瑞执政,力陈收复西康失地之策;而此时诺那尊者死而复生的消息传至拉萨,达赖喇嘛震惊不已。在康藏近代化的道路上,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诺那尊者彼此迥异的选择是值得深思的。当时有人评价“以(诺那)视达赖,诚薰莸之不侔矣。”⒃

 

三. 诺那尊者的政见与国内外政治局势之关系 

诺那尊者本系宁玛巴的密教法王,晚清时代尊贵的西康大总管,在康区兼掌政教大权,因此他不仅应当以密教大成就者的身份传播法教,而且应当以康区领袖的身份维护康区的和平生活。生逢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衰世乱局,尊者卷入中英冲突引发的康藏矛盾,又遭遇了苏俄凌侵引发的红军逃奔,不得不勇敢面对西康地区问题与国家兴亡乃至国际角力的多重纠结,并以弥天智勇与慈悲承担来接纳和应对这一切。

1926年冬,诺那尊者偶遇刘湘驻京代表李公度,与其同赴重庆,讲经弘化,受到信众的热烈欢迎。尊者心系西康,急欲返回故土,但李公度说:“四川军人割据,战事频繁,多头政治。无暇顾及边事,须中国统一,川局统一,返康之愿始可实现。”⒄1928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邀诺那驻锡南京,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1932年又命任立法委员,组建西康诺那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准备规复西康。办事处宣传科定期出版刊物《新西康》,介绍西康历史文化,展望西康建设前景。在重庆时,尊者曾接受方志学者胡吉庐采访,说:“我康现全境,一百零二村之番众,皆与予辈同。一心倾诚中国,矢志无渝。可惜者,中国务心内争,尤以我毗邻兄弟姐妹之四川省为尤甚。十五年来,几无日不在兵戈扰攘中。康坝人屈处达赖之水深火热,虽日夜引领,望有以拯饥援溺,其如竟呼吁无门何!”⒅言语中透着悲凉与失望。

诺那尊者的政见可概括为“康人治康”、“康区自治”。后来在任“宣慰使”时,他曾完整地表达了“宏扬佛法,普化宗教,拥护中央贯彻政令,巩固边防,维护治安,五族共和,加强团结”⒆的政治主张。但是当时国民政府内外交困,的确无力规复西康。因此尊者站在国族认同的高度,对国家存亡尤所系心。1930年2月驻京办事处成立,在《成立宣言》中宣称:“现在强邻日逼,沦亡堪虞,西康同胞休戚相关,川滇同志唇齿相依,藏卫人士同言同文,务祈畛域罔分,一德一心,外抗帝国主义之侵略,内促五族共和之实现。”⒇忧国之情有跃然纸上。“九•一八”事变后,尊者通电全国:“警号传来,我等痛怆之亟,发指血腾。悲愤之余,唯一希望政府者,即请立下全国总动员令,驱彼倭奴,还我故土……尚望全国同胞一致主张,共赴国难,不胜迫切待命之至”。(21)并修息灾大法祈祷和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处于日本、苏俄两大殖民势力的夹击之中,处境尴尬而艰难。诺那尊者对日、俄的强暴凌侵都极“痛怆”、“悲愤”。所以才有后来主动请战“御匪”的情节。这是真正的“康人治康、康区自治”政见的自然引申。而川康实力派刘文辉自1925年占据康区以来,所考虑者仅个人权势地盘而已。抗战以来,对蒋介石的命令应而不遵,人格立场暴露无遗。诺那尊者的“自治”政见则出于中正博大的慈悲心性,指向《成立宣言》中所谓“康藏协和,国防巩固”的大同之境,其境界与内蕴都有值得后来者效法与参照的深度空间。

 

四. 诺那尊者赴任“西康宣慰使”及剿匪失利

1935年6月,国民政府任命诺那尊者为“西康宣慰使”。令其率部返回康区剿匪。并由四川省主席,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发兵一营为其护卫”。1935年7月,国民政府计划在西康建省,任命刘文辉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诺那尊者被任命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乃宗教界唯一代表。外蒙哲布尊丹巴独立后,国民政府所承认的四大“活佛”已变更为:达赖、班禅、章嘉、诺那。1932年政府曾任命班禅大师为“西陲宣化使”,任命章嘉大师为“蒙旗宣化使”,此乃中央政府治理边陲民族的重要方略,即昭示中央政府对边地的护佑与安抚,又强调对地方宗教信仰及固有宗教领袖的尊敬与信任。诺那尊者的“宣慰使公署”在成都成立,并积极组织地方武装准备剿匪护境。据史料记载,诺那尊者“请入康纠合民兵御匪”(22),是主动在谒见蒋介石的时候提出的。其实1934年诺那尊者就曾在广州主持“息灾利民法会”,并应陈济棠之请,为剿匪陈亡的国军将士举行追悼法会。诺那尊者对剿匪护国的诚意是由衷的。

刘文辉方面,作为川康实力派,并无剿匪求胜的诚意,这是由其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红军“飞夺泸定桥”一役,发生于1935年5月27日,蒋介石有令,要求炸掉泸定桥,但刘文辉并未听从,他为应付蒋介石,提出若守不住就用煤油烧。5月29日,红军到达泸定桥,击溃守军,于次日凌晨到达泸定城。据说蒋介石为此给刘文辉记了大过。在西康,刘文辉的统治也是不得人心的。当时的情况是,“汉人把藏民大都赶到山上聚居,城镇及山下的平坝地区则为汉人所占。”(23)刘文辉所率二十四军在康区的统治积蓄了大量民怨。因刘文辉非康人,又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刘文辉在康区的势力与诺那尊者所倡的“拥护中央”、“康人治康”的政治方略有较大抵牾。诺那尊者是康人,且近二十年未得回康区,见此无道之虐政,断无袖手不理之可能。此即近现代史上闻名的“诺那事变”之肇因。8月初,诺那率宣慰使署文武随员从成都赴康区,开始其“宣慰”之旅。

所谓“诺那事变”,始自1935年8月诺那在康定主持的“剿匪军民慰劳大会”。会期5天,附近9县代表当众向诺那尊者控诉刘文辉部虐政者达70余人。(24)“事后,公署收到控诉二十四军横征暴敛、为非作恶的书面材料三百余件,经公署转报于国民党中央。此事被刘文辉察知,引起矛盾公开恶化。双方均向国民党重庆行营申诉、攻讦。”(25)而引发“诺那事变”的直接导火索,则是“刘文辉的部队(余旅)守丹巴阻击红军,被红军击溃,其中溃败下来的三个营逃至道孚,将诺那所驻的道孚喇嘛寺包围起来,威胁勒索。”(26)诺那尊者的“公署”别动队将三个营长(程璧光、陈辉先、欧显廷)诱至寺内管押,勒令其缴械,并遣散了刘部余旅。尊者的作为本系自卫,但与刘文辉的矛盾一旦白热化,就难以收场。“当时康北各族人民,因‘历年来深受驻军若虐,仇怨日深,闻红军之将至,于是群起抗难,扣留县长,撤除繁敛’。诺那所经之地,眼见官吏贪暴,群众愤恨,不得不以宣慰使的头衔撤换了道孚、炉霍、甘孜的县长,以缓和人民愤怒的情绪。因此,引起川康军阀官僚的疑惧,攻击诺那赴康宣慰,造成了混乱。”(27)中央政府派遣诺那入康“宣慰”的本意,本来是牵制和制约刘文辉等地方实力派的跋扈,但由于矛盾激化,刘向重庆行营告状,说“诺那是黑教,图谋不轨”(28),中央政府亦深感不安。

关于诺那尊者剿匪经历,据江安西等回忆,“1936年2月,红军途经康北,诺那曾纠集地方武装,先后在道孚、炉霍一带,两次与红军接火,经红军反击后,诺那被迫溃退至甘孜,但仍不甘心,又勾结德格土司泽汪登登,令其头人夏克刀登率领骑兵数千名,在甘孜白利寺一线,再次对红军进行阻击,又被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击溃,夏克刀登被俘。诺那见势不妙,即由甘孜逃去瞻堆,准备转赴康南巴塘,以避危求安。殊料诺那到达瞻堆时,上瞻堆土司甲日•多吉郎加及女儿甲日•却麦卓玛,因对红军入康产生疑惧,早已奔逃他方。诺那在瞻堆失去了地方势力的支持,而下瞻堆土司却葛•巴登多吉和却葛•丁真扎巴,对诺那拉拢上瞻堆土司早已心怀不满,趁上瞻堆土司远逃,诺那势单力孤之际,进行报复。当诺那由上瞻堆动身赴巴塘,途经中瞻堆,行至相郎喜山的夹谷地带时,遭到下瞻堆土司武装的埋伏包围。随行公署特务大队准备开枪还击,诺那下令制止。由诺那亲自出面,以同系藏族,同信红教,只能讲朋友,不能做仇人之类的言语,劝说对方,希求和解。受到却葛•巴登多吉的拒绝,并下令开枪胁迫公署特务大队缴械。混乱中,公署随员及官兵,有的投降缴械,有的四散逃亡,其中一部分经由白玉逃至巴塘。诺那及公署秘书长韩大载等被下瞻堆土司拘捕关押。除将邛布•彭措就地处决外,据说,原拟将诺那送往拉萨交西藏地方政府处理,后来又怕在押解去藏途中,被德格红教寺庙截救,因而犹豫未决。适值一部分红军途经瞻堆,下瞻堆土司遂将诺那等押交红军,请求从重惩办。”(29)江安西乃昔日“公署”之“藏文秘书”,其回忆应有相当的可信性。

红军这一方面的史料,则有何福圣的回忆:“诺那活佛率残存的喇嘛突围向瞻化方向逃遁,但是,诺那活佛很快还是落入了红军之手。四月二日,四军打下瞻化,抓住了诺那活佛。”(30)诺那尊者被押解至甘孜,曾对红军首长说:“我为发号施令之人,全署员兵奉令行事。蒋委员长待我厚,乃御共匪,系我天职。速杀我,宽免员兵。”(31)其凛然的正气与视死如归的态度令人感佩。

 

五. 诺那尊者圆寂真相 

关于诺那尊者圆寂一事,官方史学的态度是暧昧不清的。陈庆英说:“1935年红军过甘孜,刘湘举荐他为西康宣慰使,因与西康军阀刘文辉矛盾,被撤职押解出康,在甘孜病死,年74岁。”(32)也就是说,诺那尊者“撤职押解出康”途中染病,可是为什么又若隐若现地提上“1935年红军过甘孜”呢?

此外,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网站上张挂着一篇文章《团结上层宗教界人士,朱德善待诺那活佛》,此文被广泛转帖,影响很大,一些相关的研究文献甚至直接袭用此文的一些细节,而不注明出处。此文提出:红军总司令部五局待诺那为上宾,局长王维舟夫妇热情周到,派专人照料诺那饮食起居,特供鲜奶和米粥。他们耐心向诺那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道理,红军总政委陈昌浩向诺那转达了朱德的指示:“诺那抗英,我们抗日,同属爱国行动,要宽善对待,要团结教育。”文章中说,这些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对待”和“教育”令诺那感动,疑虑逐步消除。诺那态度转变了吗?文章提出了三条证据:一,诺那帮红军战士教习藏文、藏歌,讲述康藏历史故事;二,诺那与红军推心置腹讨论北上应避开藏区险隘的路线;三,诺那向红军提出借兵,收复丹达山以东被达赖所占失地。由于这三条证据都未列原始出处,就特别需要与其它史料对勘,就其真实性加以辨析。《团》文其实问题不少,例如当时主持西康红军的是张国焘,朱德作用有限,但《团》文竟避而不谈。

关于诺那尊者的圆寂,该文提出:1936年5月6日诺那染上伤寒,拒绝用药,并说:“我为将死之人,用此西药殊为可惜。”5月12日,诺那圆寂,留下遗嘱三条:一停尸三日不动,二火化,三遗骨送庐山安葬。红军一一照准。仪式庄重,并请来折格寺大喇嘛诵经。红军鼓乐队为前导,并派代表献上花圈。这一段记载存有颇多疑点,与诺那尊者弟子的回忆也有出入,亦须加以讨论。诺那尊者的灌顶法嗣莫正熹居士(1899-1986)所撰《诺那活佛》一文流布甚广,收于《诺那呼图克图法语开示录》中,其中对尊者圆寂一节有详尽记载,可与《团》文对读。莫正熹居士曾手录《诺那上师离港前夕开示记》,其《诺那活佛》一文亦收罗了很多诺门弟子方能知晓的生动细节。《诺》文说:“共干从井冈山绕道往西康,把活佛拘禁起来。又因为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而病情日重。”诺那尊者染病,就外在因素而论,实因“拘禁”与“跋涉”共同导致,《诺》文所述显然更符实情。《诺》文还提到“弟子们请师往世”一节,当时随诺那尊者一道遭“拘禁”的尚有西康宣慰使公署秘书长韩大载等。韩乃诺门重要传人,亦为尊者圆寂之主要见证者。“请师往世”等语应得自韩等随侍弟子之口。据《诺》文,尊者向弟子们口述前世因果,表示“神通敌不过业力,只有逆来顺受而已”。这一细节十分重要,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团》文所述诺那尊者被俘后的种种表现(倘若《团》文记述可信)的真实意义。尊者讲述了前生“国王剿灭流寇”故事,并开示弟子:“现在这一队人,就是昔日冤鬼转世来的。”这也印证了《团》文所载“我为将死之人”的说法。一位佛门行者对“流寇”、“冤鬼”的“逆来顺受”,又如何能曲解为政治态度的转变?

准此,亦不难理解“教习藏文、藏歌,讲述康藏历史故事”的情节,无非是诺那尊者对康藏宗教传统的热爱和对红军战士们的慈悲态度。甚或尊者以红教宁玛巴之佛法知见引导红军战士,也颇有可能,倘真是这样,对于满脑子“暴力革命”理论的红军战士来说,也不过是“藏文”、“藏歌”、“康藏历史故事”而已。至于“讨论北上应避开藏区险隘路线”,因当时红军急需寻路突围,而诺那尊者乃西康大总管,精通康藏地理,应是红军“推心置腹”向尊者请教才合乎情理。而“借兵”一说,因“收复丹达山以东被达赖所占失地”一事,乃诺那尊者的基本政见,在内地期间,从段祺瑞到蒋介石,都曾经收到尊者对“收复失地”的建言与条陈。此乃尊者多年未了之心愿,红军方面倘若询问,尊者会详尽介绍其“收复失地”的主张。但“借兵”之说,因诺那尊者已预见生死之期,唯“逆来顺受”而已,故此说实难成立,应来自对诺那尊者言论的误解与曲解。

诺那尊者圆寂后,《团》文所谓“仪式庄重”、“派代表献上花圈”等细节,经与《诺》文比对,也都难以令人信服。《诺》文记载,火葬之时“来了许多共干,站在高凳上,向人民高呼道:‘你们的活佛亦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你们要破除迷信啊!’于是弟子们叩祷师尊显示圣迹,以正人心。”其实所谓“活佛亦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所谓“破除迷信”,凡此种种言论,正可为毛泽东“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命题作一个注脚。地方政教传统在红军眼中当然一文不名,有时纵使做做表面文章,也不过是权宜的策略。张国焘警卫员何福圣回忆中曾说:“这就是政治,只有政治才能最有效地帮助处于险恶环境中的红军求得生存。”(33)据《诺》文,当时火葬场面出现了密教大修行者虹化的异象,“山民见状,膜拜不已,声震山谷。”在场的“共干”们也“心悸眼昏,跳离木凳”。何福圣说:“一位活佛是一方藏民心中的神”。大概红军“共干”们是为这种神圣而坚定的群体性信仰所震慑,才“心悸眼昏”,不敢造次了吧。尊者之圆寂,刘文辉称为“红军窜入,终为所擒杀”(34)。亦表明红军难辞其咎。

大陆作家马丽华在其《藏东红山脉》书中专辟章节,绍述诺那尊者一生传奇般的经历。其中提到:“红军不仅没有怪罪之意,反为他疗伤医病。红军在甘孜建立了藏区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据说还请诺那活佛担任副主席。”(35)马丽华在其《如意高地》书中又说:“红军为之疗伤并把他作为统战人士,差一点进入新兴的苏维埃政权。正当此时,据说他在自己择定的时间圆寂。”(36)关于“新兴的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也是必须提出来讨论的。在《藏东红山脉》中,马丽华将诺那尊者称为“旧西藏政府叛逆,国民政府要员,红色政权参与者”。诺那尊者是所谓“红色政权参与者”吗?“中华苏维埃博巴共和国”是1936年5月5日成立的,当时诺那尊者尚未染疾,因此马丽华认为诺那是因择日圆寂而“差一点进入”是没有依据的。据史料记载,1936年5月1日至5日,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县城召开博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的成立就是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

根据瑞金中央苏区时期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之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言语。”而所谓“中华苏维埃博巴共和国”就是“中国苏维埃政权”努力帮助康区藏民“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换句话说,这是不折不扣的国土分裂行径。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七条之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宣告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是与它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苏联,是它的巩固的联盟者。”分裂国土、宣告独立的“博巴共和国”以“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苏联”为其“联盟者”,分明是苏俄殖民势力在康区扶持的傀儡政权,其最终的方向是汇入苏维埃共和国的“联盟”,成为苏维埃殖民政权的新殖民地。这与诺那尊者素来倡导的“康人治康”有天壤之别。在尊者眼中,这短命的博巴傀儡政权不过是场流寇作乱的闹剧,他又如何会允诺加入“政府”?后来代表宗教界担任博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的是“格达活佛”,而非去意已决的诺那尊者。

1936年7月7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追赠“普佑法师”名号,命令中有“深入匪区,舍身卫国,缅怀忠烈,轸悼实深”等语。命令流露出蒋介石对诺那尊者辞世的惋惜,也表达出政府在日、俄凌侵国土的危急关头对尊者精诚爱国的高尚气节的肯定与褒扬。

 

六. 电视剧《格达活佛》中的影射和丑化 

2005年在中央电视台播映的20集电视连续剧《格达活佛》,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联合摄制的。为纪念所谓“红军长征七十周年”,为重新定义所谓“西藏近代史转变的关键过程”(37),就必须实现所谓“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虚构性完美结合”(38)。该剧中的重要角色“隆康活佛”就是明显影射诺那尊者的。为了凸显“第五世格达活佛”对中央红军的支持,说必须以“隆康活佛”作为反衬。这是《格达活佛》摄制者的思路。但是,这种背叛了“历史的真实性”的所谓“艺术的虚构性”,不仅因丑化诺那尊者而严重伤害海内外敬爱诺那尊者的信众的感情,而且因歪曲历史、散播谎言而严重毒化电视观众的历史、民族、宗教观。事涉基本是非,是不可不辨的。

在电视连续剧《格达活佛》中,“隆康活佛”(扎西顿珠饰)于大约1919年在拉萨甘丹寺学经。“隆康活佛”与“格达活佛”在甘丹寺相遇相识,两人同是康区来的学经僧,但志向不同。剧中“隆康活佛”不踏实学经,却向往上流社会。在擦绒家族(西藏贵族)府中,“隆康活佛”艳羡西藏上层与英国人的交往。在辩经考核中,“隆康活佛”舞弊仍无法通过,只能灰溜溜地离开。后来“隆康活佛”有心从政,前去拜见刘文辉,却被刘文辉赶走。电视剧中的这些情节,对于了解诺那尊者生平的观众而言,一望可知是明显的编造。诺那尊者比剧中“第五世格达活佛”年长三十七岁,岂能与其一起做学经僧?但是,剧作者说“隆康活佛”无心学经,有心从政,贪羡荣华富贵,已经构成了对民国年间西康地区密教仁波切们的肆意毁谤。对于西藏上层社会与英国人的交往,诺那尊者的态度十分明确,那就是将依附英国视为对康藏地区宗教自治的严重威胁。诺那尊者甚至不惜率众起兵反抗英国殖民者操控的军事力量。电视剧利用诺那尊者与刘文辉关系紧张的历史事实,将刘文辉与所谓“隆康活佛”间的矛盾暗示为民族主义和殖民文化之间的冲突,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

《格达活佛》剧作者之所以要以毁谤的笔法来讲述一段子须乌有的“隆康活佛”学经故事,是为了用臆造的劣迹为“袭击红军”的情节作铺垫。在他们的逻辑当中,红军必须是正义的,“袭击红军”的力量就必须是邪恶的。在剧中,红军与土司协商借道通行,土司却听信“隆康活佛”的挑拨而偷袭红军。由于刘湘和刘文辉之间的矛盾,刘湘向蒋介石引荐“隆康活佛”,蒋介石封其为西康宣慰使,企图运用其影响力挑起宗教势力与红军的冲突,从而消灭红军。“隆康”在道孚设有官邸,他说红军是红色妖魔,蛊惑大家把红军赶出康区。他为土司头人们发放枪支,与红军展开激战。战败后的“隆康”为众土司头人所弃,逃往寿灵寺,打算继续与红军抗衡。他通知“格达活佛”开战,但“格达活佛”不为所动。红军用计,攻下寿灵寺,“隆康”败逃,“格达活佛”批评他将战火引入佛家领地。红军成立了“甘孜博巴政府”,待红军走后,“隆康”等人大肆杀该“政府”成员,并抓捕屠杀留下的红军伤病员,在甘孜制造“白色恐怖”。他并带人马包围白利寺,逼“格达活佛”交代“博巴政府”和红军伤员的情况。“格达”被迫逃离昌都。1950年,解放军擒住了“隆康”,对其宽大处理,将其交给“格达活佛”处置。“隆康”忏悔自己所做的一切,随即圆寂。

诺那尊者是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西康宣慰使,蒋介石对其伏礼有加。在西康宣慰使任内,诺那尊者率众奋力抵御流窜西康作乱的红军,并不幸被俘。由于诺那尊者圆寂后,“西康宣慰使”一职即不再设立,公署也随即撤销,这一职衔事实上是因人而设的。《格达活佛》中“西康宣慰使”抵抗红军失败的情节,应该就是编导所标榜的“历史的真实性”。如前所述,在“西康宣慰使”公署与“甘孜博巴政府”之间,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与殖民文化的冲突。“第五世格达活佛”的确在红军过境甘孜之后无法继续于康区立足,但这恰恰是民族主义、地方自治的朴素民意难容殖民文化肆虐之故。当时喇嘛生龙多吉等人报复“甘孜博巴政府”成员,纵有过激失当之处,其罪因也首先应归结于殖民文化的煽惑,致使康区藏民陷于分裂内耗之境地。“甘孜博巴政府”即已公开宣示独立建国,则分裂内耗之端,实开于逃奔康地之苏维埃红军。剧中“隆康”圆寂前的忏悔,延续了此前各种官方文献对诺那尊者圆寂前的心境的妄度与歪曲。而将“隆康”圆寂时间设定在1950年,其“成王败寇”的历史逻辑更显露无遗。“革命文艺”塑造人物,顺我者光彩夺目,逆我者凶恶狰狞,为百年不变的一贯技法。但若观众至今只知被动接受,不知稍作分辨,只崇力量,不问是非,就不免令人痛感忧患了。

 

七. 诺那尊者事迹的意义与启示 

诺那尊者一生传奇,盖因其心向中国,不容英、俄殖民势力染指,屡率地方兵勇抗击外侮,“憔悴苦劳之境,有非生人所能堪者。而曲木加穆参(即诺那尊者)卒以弘忍沉毅之气战胜之”(39),因而胡吉庐先生赞为“西康番众中笃信中华民国之一人”。诺那尊者为何“笃信中华民国”?其生平事迹中蕴含的社会理念与价值选择,有赖今人予以同情的理解和准确的解读。

从古代世界到近代世界,一个重要的跃迁就是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清晰化和普泛化。在古代世界,真正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并无太大规模,人类的国族认同往往在更大意义上是文化的、理念的、风俗习惯的,或者是伴随着贸易交流的亲密度而存在的,军事政治的元素虽然常常使得这种“国族认同”变动不居,却并未真正强有力地介入人们彼此守望相助的、小型的群体关系单位。晚清政府遭遇列强滋衅,迫切渴望在国家治理层面转型趋新而应变图存,因此在处置边陲诸族事务时也往往进退无据,恩威无度。这种被迫提升的“国族认同”仓促而凌乱,致使十三世达赖喇嘛与诺那尊者在威压面前选择了各自不同的回应方式。诺那尊者的回应方式是“内附”,而且矢志不渝,究其根由,是对于“国土果丧,政教随之”的忧患。十三世达赖喇嘛则于1932年5月透过驻京办事处发表的宣言中称:“诺那喇嘛辈之凡与西藏为敌者,中央概授与职位,彼辈并可至各省地方任意活动,是无异对于西藏政治为之大破坏也。”(40)刻意与“中央”及“各省地方”保持距离,其意亦在于使“西藏政治”免于“破坏”。究竟孰是孰非?当“国族认同”取代古老的地缘归属,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功能应在于为既有的地方政教传统的存续提供有力的庇护。诺那尊者倡西康“内附”,其价值理念即在于寻求地方政教传统的存续。“内附”乃对现代国家的“笃信”,但“笃信”也蕴含着对现代国家的责任、功能与权力边界的认知与要求。因为“康人治康”也始终是诺那尊者的基本诉求。

回顾二十世纪的人类史,可知国家公权力向内、向外的双重扩张,构成了对人类生活的最严重的损害与挑战。在诺那尊者的时代,面临苏俄、日本的对外扩张势力,在诺那尊者身后的大半个世纪,苏俄国家公权力的向外扩张又转化为“苏化”的国家公权力的向内扩张,公民的信仰及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被侵犯,康区政教传统存续更无从谈起。

平衡之道何在?顷读许倬云先生《历史大脉络》,许先生对未来的国族结构是这样规划的:“一个人数不过百万的地缘小区组成共同体,再加上理念或职业相近的社群组成另一个层次的群体(例如政党、工会),在小区共同体中以协商方式共谋群体的最大福祉,代替现在‘主权国家’层次的群体,可能避免强大公权力侵犯个人民权的弊病。”(41)这当然是书生的想象,但是在书生的想象中往往蕴藏着对历史与未来的智慧洞察。其实,历史上的康区就是一个彼此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人民“理念相近”,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许倬云先生从现代性的思维定式出发,提出“政党、工会”的社会组织功能,而康区历史上的寺院和历辈呼图克图一般都深孚民望,“群体的最大福祉”除了常规的“协商方式”(康区历史传统中亦有近似的内容)之外,还可以透过群体在信仰生活内部的分享与修正来实现“共谋”。

传统的政教格局是否能够实现这种关于“群体福祉”的“共谋”?受到“苏化”教育的影响,人们容易敏感地想到康区(乃至整个大藏区)的“农奴”问题。“农奴”问题本身就需要更大的篇幅来专门辨析,此不赘言。不过仅以汉地百年史为鉴,“收租院”、“水牢”、“半夜鸡叫”等故事无一经得起严肃推敲。本文仅试图提示,传统的地方政教格局在历史中始终有微调和校正,而这种微调和校正的动力正是“群体的最大福祉”。地方福祉的增进不一定必须提升到“主权国家”层次来考虑。另一方面,“人数不过百万的地缘小区”(或者这种“地缘小区”群)面临国家公权力向外扩张所造成的殖民威胁,应当如何寻求庇护?这种庇护应如何尊重“个人民权”?这不仅仅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康区面临的问题,也是所有人面临的问题。我想,一个联邦制的中华,文化理念的国族认同,充分的地方自治,统一军事力量的宪政框架,与“世界治理”的充分制衡可能是抵御国家公权力内外双重扩张的最优选择。

(本文乃笔者计划撰写的《红军“长征”与中国社会》系列文章中的一篇。)

 

 

注释:

 

1. 俸怀邦:《生命再造之光:藏密修持精义与揭密》,甘肃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8页。

2. 张其勤:《西藏宗教源流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91页。

3. 《康藏佛教与西康诺那呼图克图应化史略》,载《诺那呼图克图法语开示录》,华西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印行。

4.  屈映光:《六十年来之密宗》,引文出自该书第二章《宗师之弘传》。

5. 陈渠珍著,任乃强校注:《艽野尘梦》,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引文出自该书第六章校注。

6.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9年版,386页。

7. 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115页。

8. 吴丰培编:《联豫驻藏奏稿•卷三》,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9. 《赵尔丰奏议公牍•卷十七》。

10. 陈渠珍著,任乃强校注:《艽野尘梦》,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引文出自该书第六章校注。

11. 陈渠珍著,任乃强校注:《艽野尘梦》,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引文出自该书第六章校注。

12. 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263页。

13. 韩大载:《诺那呼图克图行状》,《康藏前锋》1936年第四卷第1、2期合刊。

14. 周锡银《诺那的部分重要史料辑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90页。

15. 《金刚上师诺那呼图克图法语开示录》,华西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印行。

16. 胡吉庐:《西康疆域溯古录》,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109页。

17. 于凌波:《诺那祖师汉地应化事迹》,收入氏著《民国高僧传四编》,台北慧明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

18. 胡吉庐:《西康疆域溯古录》,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112页。

19.江安西等:《诺那事变记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65页。

20. 转引自王川:《诺那活佛在内地的活动及对康藏关系的影响》,《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

21. 转引自李果、喜饶尼玛:《诺那呼图克图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22. 刘文辉:《新西康建设十讲》第一讲,《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下),巴蜀书社2006年版,532页。

23. 何福圣口述,罗学蓬整理:《红黄黑白张国焘:贴身侍卫的回忆》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1年版。引文出自该书第四十五章。

24. 王川:《诺那活佛在内地的活动及对康藏关系的影响》,《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

25.江安西等:《诺那事变记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66页。

26.陈济博:《我所知道的诺那》,《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83页。

27.周锡银:《诺那的部分重要史料辑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91页。

28.陈济博:《我所知道的诺那》,《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82页。

29.江安西等:《诺那事变记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75-76页。

30. 何福圣口述,罗学蓬整理:《红黄黑白张国焘:贴身侍卫的回忆》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1年版。引文出自该书第四十六章。

31.周锡银:《诺那的部分重要史料辑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93页。

32. 陈庆英:《〈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王朝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3年第3期。

33. 何福圣口述,罗学蓬整理:《红黄黑白张国焘:贴身侍卫的回忆》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1年版。引文出自该书第四十六章。

34. 刘文辉:《新西康建设十讲》,《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下),巴蜀书社2006年版,533页。

35. 马丽华:《藏东红山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引文出自该书第十三章。

36. 马丽华:《如意高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引文出自该书《前有黑衣喇嘛,后有司马阿罗》章。

37. 李京盛(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长)语,《专家热评〈格达活佛〉:史诗巨制震撼人心》,http://ent.sina.com.cn/v/m/2005-12-05/1738918134.html

38. 王福成(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部部长)语,《专家热评〈格达活佛〉:史诗巨制震撼人心》,http://ent.sina.com.cn/v/m/2005-12-05/1738918134.html

39. 胡吉庐:《西康疆域溯古录》,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109页。

40. 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297页。

41. 许倬云:《历史大脉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昝爱宗:封杀突发事件的“上级”至少包括中宣部

2009年的大事是国庆六十周年大阅兵,“保稳定”成了头件大事,我担心又有一些突发事件的新闻被封杀,因为官方或中宣部经常以此为理由而封杀一些涉及多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或突发事件。

过去的2008年,因为奥运会而被封杀的新闻至少包括三鹿毒奶和湖南吉首因集资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幸好,由于记者的良知,三鹿毒奶终于被媒体揭露,2008年9月9日兰州晨报的记者沈丽莉第一个报道三鹿毒奶引发的多名幼儿肾结石求医新闻,不过受到压力没有点三鹿的名。为什么有压力呢?当时正逢奥运前夕,兰州晨报解释称:“根据上级指示,奥运期间涉及敏感内容不得刊发,决定等奥运会结束后再予报道。”这33个字,几乎要了众多三鹿结石娃娃的命。目前快一年了,虽然不知道到底这个“上级”是谁,但我知道至少包括中宣部,中宣部为此事件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责任,刘云山至少应该下台谢罪。我知道刘云山部长有孩子,其孩子也会有孩子,但由于你封锁了新闻,你怎么能知道你的孩子,你孩子的孩子不会受某种消息被封锁的害?你对别人孩子的犯罪,就是对自己孩子的犯罪。圣经上说,流人血的,他的罪将归到他的子孙身上。

刘云山部长,请你少做点缺德事吧。

至于三鹿毒奶新闻最后能够获得突破,多半是记者的勇气和良知起主要作用。2008年9月9日,兰州晨报第一个报道,11日再次突破压力跟踪报道,率先把三鹿的名字点了出来,我可以说,这名记者是负责任的记者,签发这一新闻的报纸负责人也是有良心和有勇气的。同时,我也认为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值得赞扬,他在同一日,即9月11日第一次报道三鹿毒奶事件,第一次便直接点名三鹿其名。

兰州晨报最近将《14名婴儿同患“肾结石”——患儿来自我省不同地区农村 但却在食用某一品牌奶粉》这篇九百多字的新闻报送记协参评“中国新闻奖”,该报在作品推荐表上介绍了当时为三鹿匿名的情况,主要是“上级故意而为”:2008年9月5日,《兰州晨报》热线接到一位来自甘肃武山的患儿父亲的求助电话,称其7个月大的孩子被医院诊断为“双肾多发性结石”,需要立刻进行手术治疗。随后,记者在三爱堂医院泌尿科得知,该院自同年6月28日以来收治了12名患有“双肾结石”且不满周岁的婴儿,这12名婴儿有着许多相同点:都来自甘肃农村,均不满周岁,都长期食用三鹿“慧幼”系列奶粉。报社编委会考虑到正值北京奥运期间,根据上级指示,奥运期间涉及敏感内容不得刊发,决定等奥运会结束后再予报道。但要求记者一直不间断关注此事。9月8日,记者再次采访后得知患儿人数增至14名,增速令人吃惊。抱着对更多儿童生命负责的态度,兰州晨报于9月9日在醒目位置刊发了此篇消息。但由于前述原因及权威证据缺失,报道暂未点名。随后,全国各大媒体向报社和记者打来电话采访相关情况,并转载或跟进报道。9月11日,在记者多日深入地县奶粉市场的调查采访中,获取第一手证明问题奶粉的录音和证言证据后,本报在全国率先点名报道了“三鹿问题奶粉”。

《14名婴儿同患“肾结石”——患儿来自我省不同地区农村 但却在食用某一品牌奶粉》导语精练,寥寥百字概括新闻焦点,明确事件重大新闻价值:2个月来自甘肃农村的14名婴儿患有肾结石,他们均不满周岁且长期食用同一品牌奶粉。为揭开“三鹿”黑幕、抢救众多患儿生命赢了时间。该文刊发后,被新浪、搜狐、腾讯、网易等全国各大网站头版转载,引起巨大反响,央视12频道、北京卫视等全国各大传统媒体也迅速跟进调查。记者直接深入医患采访,在全国最早点名报道了这一重大社会事件,由此引起全社会广泛高度关注,为政府及时救治患儿,挽救生命赢得了宝贵时间。进而揭开全国奶粉行业“黑幕”。通过对“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不仅为结石患儿争取到了宝贵的治疗时间、对整个乳制品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中国加强食品安全提供了契机。在此之后,全国废止了质量免检制度,国家质量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对全国所有奶粉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对儿童身体全部进行免费检查,对检查出有问题的儿童进行及时治疗。同时,也要求对所有食品进行一次安全大检查,要求保证食品安全。可以说,兰州晨报对于“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的报道,对中国的食品安全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虽然说中国新闻奖多半都是假大空的宣传报道,尤其是那些政治性人物的歌功颂德报道更不值一提,但这篇涉及三鹿毒奶的首篇报道不一样,是真正的民生新闻,是说真话的报道,但愿这篇新闻能够获得中国新闻奖,若获奖就等于打了官方歌功颂德假新闻的一记耳光,打了刘云山为首的中宣部“上级”一个响亮耳光,同时也让中国新闻奖真正名副其实。

苏小和:寻找优美的均衡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匈)贝拉·格雷什科维奇著,张大军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5月版,28.00元。

贝拉·格雷什科维奇 匈牙利人,现为中欧大学国际关系和欧洲研究系主任,教授。于1977年和1980年从布达佩斯经济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又从匈牙利科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其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欧洲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欧元区域的扩张、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比较分析以及公民社会的比较分析等。

谁不爱自己的祖国?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听过一种爱国的另类表述:第二种忠诚。意思是说,那些总是持有怀疑和批判精神的人们,事实上对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土地抱有一种血肉相连的爱。相比那些永远高唱赞歌,听不得批评意见的民粹情怀,前者的爱可能更具悲情意识,更有推动力。

现实情况是,那些有批评意识的爱国者,通常都止于言论,拒绝暴力;而那些容不下任何怀疑与批评的民粹主义群体,反而在绝望之处,期待暴力与对抗。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局面,尤其是对于一个处在转型期的国家,哪一种态势占据主流,可能决定着这个国家转型的质量。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如何持守内心,既不苟且偷生,又不口诛笔伐,这既需要理念上的革新,当然也需要历史层面的实证。匈牙利学者贝拉·格雷什科维奇的著作《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就是这样的一次学术实证。

我们对忍耐太不熟悉了

贝拉面对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尽管东欧国家所面临的是一个比1930年代大萧条更为深刻和持久的经济衰退过程,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却似乎在东欧扎下了根。是什么因素成就了这样的结果?和十年前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相比,为什么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没有出现地区性的威权统治,也没有出现那种熟悉的民粹主义潮流?如此问题的提出,对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简直是太有吸引力了,某种意义上,今天中国在某些方面拖沓、守旧,害怕转型时期的非理性阵痛,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面对各种荒谬的社会现象,我们是抗议,还是忍耐,或者是抗议与忍耐的结合?这的确是个问题。

说起抗议,其实中国人可谓源远流长。一部3000年的专制历史,另外一面就是一部暴力抗议的历史。只是我们的抗议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找到那种优美的“非暴力、不合作”。在一个绝望的时代,暴力必然成为人们歌颂和期盼的对象。作为一种建设性的方法,我们却对忍耐太不熟悉了。

贝拉认为,忍耐才是民主政治的集体无意识,而那些崇尚暴力的意识形态,已经或者正在引导社会远离民主,并间接催生出种种非忍耐性的社会态势,比如没有制度化的政党、缺乏职业训练的政治领袖、不存在有责任感的精英群体、没有有效的政府机制、缺乏组织化的民间社会、缺乏发达的中产阶级、历史上不存在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而在普罗大众的层面,人们普遍有一种盲目的从众心理和从众行为,一方面对威权政治十分渴慕,期待把个人的权利与幸福交托在某种强大的威权核心手中,另一方面又对社会上的种种非法行为抱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一方面对简单的平等主义和家长式的统治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对自由产生一种无知的恐惧。

这样的分析我们耳熟能详。由此,贝拉提出了他的核心问题:尽管面临着经济困难的形势,与拉丁美洲国家和远东国家因为经济调整而引起的政治争斗、不断上演的社会群体事件相比,东欧国家在转型时期的政治生活到目前为止,却更加稳定。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基本没有出现大面积、多频率的暴力现象。沿着这样的问题,贝拉比较了欧洲南方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社会反映的激烈程度与典型形式,并由此推断“(东欧)共产主义的很多结构性、制度性以及文化遗产对一些暴力的争斗行为产生了一种解构性的效果。”因此,东欧国家的民众对经济困难的最通常的反应不是开展罢工、骚乱、集体示威以及其他的暴力活动,他们由于普遍采用了一种忍耐的姿态,因而转向非正规的不合作姿态,或者是直接使用选票来履行自己抗议的使命。

什么是“低水平的均衡”

为了进一步呈现这样的成因,贝拉使用了一个看上去有些专业的名词:低水平均衡。大致意思是:民主体制与市场经济应该被同时引进,而且也能够被同时引进,原因在于这两种体制都没有完全落实。由于经济危机与经济转型,或者说由于发展经济成为最明显的主题,也就是中国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民主体制只有在牺牲掉某些本质特征的情况下,社会才得以稳定下来。进一步来看,经济的转型只有在以低速和温和的方式下,才是可行的。这就要求必须寻求一种经济与政治的双重体系达到均衡状态,而且,这种均衡状态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民主体制相比,处在一种较低的水平。贝拉认为,即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低水平的均衡”都将一直是大部分转型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最大特色。

贝拉的描述当然脚踏实地,具有很强的理性和建设性。问题在于,一个转型国家如何谋求这种低水平的均衡,的确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身边的现实,显然距离这种低水平的均衡还有距离。必须承认,贝拉的低水平均衡理论有两种前置性的判断,其一,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必须均衡;其二,过大的威权政府和崇尚暴力的社会形态,都是破坏这种低水平均衡的主要动因。沿着古典经济学的框架来进行分析,我们就能发现,贝拉的低水平均衡理论事实上也是在强调一种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均衡。

由此,贝拉的分析让我恍然大悟。相当长一段时期,我总是把市场和政府当作一对界限明显的二元结构,并认定市场主导经济运作,而政府则主导公共利益。事实上,现代经济学自从亚当·斯密以来,都基于理性经济人和产权关系来推演。这就意味着,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理性经济人产权问题可能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第一问题。无论是何种政府,当然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理性经济人来组成,而政府政策的出台,并不意味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就一定只追求公共利益。甚至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种政府政策的出台,可能都带有一连串的私人利益解读,这种解读必然要经过各种私人利益的过滤。

沿着贝拉的分析,我们说开去,就会发现,今天的中国可能还处在一种低水平不均衡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才导致今天中国的经济格局主要由一个超大型政府主导,而市场的发育则相对滞后。由于不均衡,我们的国家有30年经济的超常发展,但30年的发展之后,贫富悬殊却更加严重;由于不均衡,导致我们的交易费用不断增高,经济结构因此慢慢演变成了一个必须依赖出口的格局,内需市场不仅没有跟随外向经济,反而越来越萎缩;由于不均衡,我们的企业大多数都是在做政府生意,官商勾结成为企业发展的方法论,很少有企业会在核心技术方面进进大投入、大开发;由于不均衡,相当多的跨国公司来到中国,也是绞尽脑汁与政府建立某种潜规则的联系,似乎离开了中国政府,他们在中国就不会赚钱了。

均衡是一个多么优美的方法,即使是低水平的均衡,也是不断向好的核心方法。可是我们必须承认,当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单项突进几十年之后,再提出均衡理念,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结构问题,而是一种利益之争。

这个世界的确就是一个利益的世界,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行走。如何寻找优美的均衡,似乎是个让人沮丧的问题。所以贝拉提出了抗议与忍耐协调运作的方法。抗议无所不在,而忍耐则相对陌生。宽容与共和,多元与和谐,才是我们的理想生活。我记得梁漱溟先生的叹息:这个世界会好吗?现在我想说,只要我们学会忍耐,把忍耐、宽容、共和当成一种信仰,我们就会抵达均衡,抵达美好。

奥斯汀的走红之路

1817年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JaneA usten)去世时,仅留下六部完整的小说,其中两部还没来得及出版,拥有一小批忠实读者。近两百年后,“简·奥斯汀”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品牌和产业。没看过她的小说的,也会知道其中大概的情节,因为近15年来出现了一波又一波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节目,全球观众似乎都没有厌倦的趋势。

从一位小有名声的作家,到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简·奥斯汀的成名,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传记作家克莱尔·哈曼(C laireH arm an)的新书《简的成名:简·奥斯汀是如何征服世界的》(Jane‘s Fam e:H ow JaneA ustenConqueredthe W orld,下称《简》)试图解释这一现象,既是传记,也是文化历史观察。

哈曼在解释这个书名时说,简·奥斯汀是极少数的几个被忠实读者以名相称的作家,“简迷”(Janeite)这个称呼在一百年前就已经出现,他们常常把简·奥斯汀幻化为她作品中人物,可以当作知己和朋友。哈曼认为,这正是最早出现奥斯汀热潮的原因。

简·奥斯汀的家庭环境,给予了她良好的文学熏陶。她的机敏言辞,从少女时代起就在家庭成员间的鼓励和竞争下得到不断的磨练。她20岁时就已经完成了《理智与感情》、《傲慢与偏见》的初稿,并誊写成册,在家庭成员之间传递借阅。写作显然不只是自娱自乐,她知道自己的作品好过许多当时的流行小说,渴望自己的小说也能印成铅字。

早在1797年,简·奥斯汀的父亲就曾主动联系出版商推荐女儿的小说。1803年终于售出《苏珊》(后来的《诺桑觉寺》)手稿,却久久未见出版。在她当时的信件中,曾流露出对此的焦虑和气恼。直到1810年,《理智与感情》被另一家出版商看中出版,在有限的读者圈内受到欢迎,1812年《傲慢与偏见》出版。她同时完成了《曼斯菲尔德庄园》,并开始写《艾玛》。简·奥斯汀的写作,在这段时间进入旺盛期,因此她1817年的早逝,显得格外可惜。

在她去世之后的几十年内,小说初版全部售罄,再版的数量也不多,她的读者群依然属于小众。简·奥斯汀成名的转折点,是1870年她的第一部传记的出版。作者詹姆斯·爱德华·奥斯汀-李(Jam es Edw ardA usten-Leigh)是她的侄子,写这部书的目的,是给家族内这位“小有才华”的姑姑“盖棺定论”。詹姆斯依据自己的想像,把简·奥斯汀描写成一个温良恭让、以写作怡情、从未有成为“作家”野心的传统中产女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传记塑造了一个与简·奥斯汀本人大相径庭的形象,却引发了第一次奥斯汀热潮。哈曼认为,简·奥斯汀小说的观察细致、文字诙谐,喜欢她作品的读者往往会把书中的女主角与小说作者本人联系起来。詹姆斯的这部传记,正好为读者对“奥斯汀小姐”的想像提供了证据。正因为她在此之前的名气不大,喜爱阅读简·奥斯汀,成了当时是否有品位的标志。从20世纪初开始,简·奥斯汀小说中的世界,已经成了温馨美好的英格兰田园生活的象征,她本人则被“简迷”们称为“圣简”(divine Jane)。“简迷”们开始收藏她的手稿、信件和初版书、重修故居;来自美国的游客纷纷要求“追寻简的足迹”,简·奥斯汀被称为英格兰的文化遗产。

1923年,简·奥斯汀小说被查普曼(Robert Chapm an)校勘之后再版,终于让她的小说上升到“严肃文学”的殿堂,从此对她小说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不同的学者,通过不同的政治理念和视角,可以把她的作品诠释成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东西:文化保守主义、女权主义、反女权主义、讽刺中产阶级的虚伪、同性恋、甚至说最喜爱她作品的人就是她最仇视的人,不一而足。

新一轮的全球性“奥斯汀狂热”是从1995年开始,触发点是当年BBC拍摄的6集电视连续剧《傲慢与偏见》,其高水平的编剧、精准的角色选择以及详尽的历史细节,一下子在英国造成轰动,引发一系列的改编。一两年内,相继出现了李安导演的电影《理智与感情》、两个版本的《艾玛》、电影《劝导》等等。在过去15年内,简·奥斯汀的小说一部接一部地被重拍,她本人的经历也几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

与以往的简·奥斯汀热潮不同,这一轮“奥斯汀狂热”完全以影像主导,原著文字退居其次。被认为是改编中的登峰造极之作的1995年版《傲慢与偏见》,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男主角达西先生从湖中游泳上岸后的“贴身湿衫”镜头,然而这其实是编剧戴维斯(A ndrewDavies)的添枝加叶,简·奥斯汀不可能写出这种挑逗性的场面。

为什么简·奥斯汀的作品在两百年后还能掀起这样的全球性狂热?哈曼在《简》书中提出了几个观点。首先,她的小说都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修改,为保证小说出版后不显得过时,刻意去掉了许多时代特色。在这样的反复锤炼之后,虽然小说的题材很狭窄,缺乏时代变迁的痕迹,但是其中的故事和人物却越来越凝练,在两百年后依然有极大的普适性。同时,题材的狭窄,也让她的小说可以被灵活地诠释,比如她小说中的男女主角之间绝无亲密越轨行为。因此过去被看作是给女孩子们的“安全”读物,现在却被诠释成女性如何既可以在性方面不作让步,又能赢得男性的青睐。

最后,哈曼指出,简·奥斯汀小说的故事框架设置,创造出一套爱情小说的模式。她对读者阅读需求的了解,加上细致的人物刻画,是其作品成功的最大原因,也因此成为后代作者们模拟的蓝本。难怪简·奥斯汀会被称为是爱情小说之母。

陈子明:把我打成“六四黑手”的政治黑幕——二十年后谈当局对八九的定性(下)

(作为“六四”的当事人之一,陈子明<图>从中国法治的角度,阐释当时学生诉求的合法性,和当时部分当权者处事的不合法性。)

【编辑附注:陈子明《把我打成“六四黑手”的政治黑幕——二十年后谈当局对八九的定性(上)》一文见

[InstallDir_ChannelDir]hyxz/200906/Article_20090601123159.shtml

陈希同6月4日广播讲话称:“在这起反革命暴乱中,极少数挑动者和策划者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他们的政治口号和组织纲领。”但对于这些政治口号和组织纲领的 内容,他却秘而不宣。显然,所谓“要把四千七百万党徒全部消灭干净”,是陈希同之流编造出来的谎言,没有任何录音、录像、记者采访或其他人证、物证材料可 以证明其存在。

没说过“实行和平演变”

八九民运期间有两个著名的政治口号:一是“反腐败,争民主”,二是“爱国维宪”。这是受到最大多数运动参与者认同的口号。如果谈到“组织纲领”,就要与某些个人的政治理念和长远目标区别开来。

我本人的政治目标,早在1975年就已经被当局掌握。该年11月12日,共青团北京化工学院委员会《关于开除陈子明团籍处分的决定》称:陈“因从事反动秘 密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审查。经查,陈在插队期间与XX(内蒙锡盟师范学员)一起,以交谈和写信方式,交换、散布了大量的反动观点和不满言论,形成了 一系列反动谬论。他们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歪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还狂妄地提出,要‘争取混入党内,窃取较高的权力,实 行和平演变,最后达到制度的改变。’”但是,当我于1976年4月5日作为“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的代表,去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小楼(现已拆毁)与当 局谈判时,并没有提出“实行和平演变”的纲领,我提出的三项要求是:“一、全部交还人民献给周总理的花圈,二、立即释放因悼念总理而被捕的群众,三、严惩 毁花圈、捕群众的罪魁祸首。”

同理,虽然王军涛在1989年5月上旬与香港记者张结凤的谈话(载《百姓》半月刊总第192期、193期)中谈到了“中国的多党制大概有三种发育模式”,并指出“将来新的政党”出现是最有可能的一种模式,但他并没有把实行多党制作为“维宪会”的纲领。

如 果说,在四五运动的参与者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心中怀有变革极权体制的明确目标;那么在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中,有百分之五到十的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要 求自由民主,大概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其目标应当与多数人的目标相吻合,因此,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并没有成为这次运动的“组织纲领 ”。

只有学生组织的三条和“维宪会”的一条(下详),可以称为八九民运中的“组织纲领”。尤其是前面三条,曾经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各 民主党派负责人、广大党政军群机关干部和各界民众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很有希望变成现实;只是由于邓小平的三次“决断”,才打破了和平的政治进程,制造了 血腥的“六四”惨剧。

1989年4月18日,北大、人大数百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学生代表郭海峰等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延东 等人递交了《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请愿书》。请愿书包括七条要求,其中最关键的是第一、二、七这三条:“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新闻立法,开放报禁 ”:“肯定学生此次自发举行的悼念活动”。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邓小平等参加,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赵紫阳的悼词中给予胡耀邦完全正面的评价。可以说,这是当局对于学生要求的一种积极回应。

李鹏陈希同谎报军情

就 在这个时候,李鹏、陈希同等乘赵紫阳去朝鲜访问之机,向邓小平谎报军情。于是,邓小平做出了他的第一个“决断”。按照邓关于“动乱”的讲话精神,人民日报 “四二六”社论向“青年学生”叫板,说他们受“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利用”,“公然违反宪法”,“成立非法组织”,意在恐吓学生。不料学生没有被吓 倒,反而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四二七”大游行。

赵紫阳回国后,在5月4日会见参加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年会的各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时,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5月8日, 赵紫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0日上午,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赵紫阳在这两次会上提出:国务院尽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清理整顿公司的情况;公布副 部长以上高级干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八十岁(或七十五岁)以下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特供;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 立调查;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定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等。胡启立提出:要尽快进行新闻改革,讨论并出台《新闻法》;建立党和政府高级干部向社会申报和公 布财产的制度。万里建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廉政委员会。10日下午,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 会议于6月20日左右在北京举行,议题是: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情况汇报;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的汇报;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等。这表 明,对于学生的合理要求,当局已经着手研究和解决问题。

否定社论 触犯邓小平

“肯定学生此次自发举行的悼念活动”这项要求,按常理要比前两项要求更容易满足,但是,“四二六”社论是根据邓小平讲话撰写的,否定社论的运动定性就等于否定邓小平的旨意。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卡了壳,当局与学生对话的日程迟迟定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生发起了绝食。

学 生的绝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民主运动从学生扩展到了市民。鉴于民声鼎沸,赵紫阳准备作出进一步的回应。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自辩书 说:“但是到了5月13日,几百名学生宣布绝食,其中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改变那篇社论的定性。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这个问题已无法绕开。因此才在5月 16日晚在常委会上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 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认 为,社论主要是根据4月24日常委会精神写的,小平同志的话是听了李鹏同志主持的常委会的汇报后说的。小平同志的一贯态度是全力支持常委工作的,只要是常 委集体做出的决定,他历来都是支持的。所以,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起来。我在5月16日晚的常委会上表示,我已从朝鲜打回电报赞成小平同志的决策,所以我对 4月26日社论也应该负责。”虽然赵紫阳说由自己来承担责任,但他要否定“四二六”社论,就触犯了邓小平的龙颜,导致邓在5月17日晚做出第二个“决断 ”:调军队进京戒严,赵紫阳下台。

李鹏严重擅权 无视人民

由于李鹏签署了《国务院关于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 令》,《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才提出了一项新的“组织纲领”:罢免李鹏。该声明说:“李鹏总理以及何东昌、李锡铭、陈希同等领导人之所以 在这场运动中如此不得人心,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他们从一开始就无视人民群众的心愿,对这场运动采取了否定、反对甚至镇压的完全错误的态度,从‘四。二六社 论’到顽固拒绝平等对话,使人民群众已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样的领导人是不可能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不可能领导中国走现代化之路的。而五月二十日李鹏 签发的极端非理性的戒严令,更是破坏民主与法制的法西斯恐吓手段,它使全体人民深切感受到只要李鹏等人在台上,所有参加过声援这场民主运动的学生、工人、 市民、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的人身安全就有严重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在发布戒严令以后,各界人民群众才一致提出罢免李鹏、何东昌等人的完全正当而合法的要 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的权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 九条规定,国务院“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什么叫“北京部分地区”,除了密云县一个山区乡以外的全北京市算不算“北京部分地区 ”?陈希同签署的组织实施戒严令规定在北京城八区实行戒严,这里居住着北京市绝大多数人口,理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是否戒严。即使退一步说,李鹏个人也 无权签署国务院的戒严令。根据1982年12月10日颁布的《国务院组织法》第二条,“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 长、秘书长组成。”根据该法第四条,决定戒严这样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而“国务院全体会议由国务院全体成员组成”。李鹏没 有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就发布了戒严令,这是严重的擅权行为。因此,要求违宪违法的李鹏下台,是各界人民群众维宪护法的正当行为。“维宪会”十点 声明呼吁“召开人大紧急会议,讨论全体人民一致发出的罢免李鹏的呼吁”,这种要求也是完全合乎宪法的。

“政治风波”的真相

由于戒严部队被市民堵在了城外;由于军方元老——徐向前、聂荣臻二帅和张爱萍、萧克等七上将——反对戒严、反对发生流血;由于57名全国人大常委联署呼吁 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而人大常委一共只有135人,紧急会议一旦召开,有可能撤销戒严令和决定解除李鹏总理职务;邓小平于6月2日做出了第三个“决断 ”:采取一切手段,立即实施对天安门广场的清场,限定两天内完成清场。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

北京和全国各地数以千万计的学生、市民上街游行,“反腐败,争民主”,以赵紫阳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准备同意民众的要求,但是邓小平等一批党内老 人不同意,调动几十万军队到北京实施戒严,导致赵紫阳下台,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在大街上被杀害,数以万计的公民被通缉、收容审查、拘留、逮捕、判刑。“ 一九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的真相就是这样。

欠了账一定要还

最近,著名党内民主派人士、《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指出:“六四”悲剧发生后,包括很多政府官员在内的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认为:这个事件是一定会平反的。 甚至中央的高级官员,包括当时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同志在去世之前也说,“这是我们党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老一辈高级将领张爱萍、萧克同志 等一大批人,早就提议为“六四”平反。而且,“六四”后不久,中央对“六四”问题的定性就由“反革命暴乱”、“暴乱”、“动乱”又改为“政治风波”、“政 治事件”,一步一步在减弱。这些事实都说明,对“六四”问题的认识,朝野基本上是存在共识的。况且,以邓小平同志之睿智,当年也只敢说“保证二十年稳定 ”,因为他知道这个时间是用行政力量压制民心能够维持的最长时间。现在正是启动“六四”问题稳步解决的好时机。“六四”后去职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同志也 说,“‘六四’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要好,没出麻烦的时候解决比出了麻烦以后解决要好”。

欠了账一定要还,这是天经地义。我希望,现在的中共领导人要以邓小平的教训为戒,而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学习的榜样。如果坚持以强权来对抗公理,就势必被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怒吼席卷而去。

(文内小标题系编者所加。载《明报月刊》,2009年7月号。大标题是作者后加的。)

冉云飞:通往公民之路的几种方法

冉按:这是为《开放》杂志写的稿件,刊于七月号,易名为《网络与公民社会》。杂志或有删节,此处为全文。2009年7月5日8:12分于成都

通往公民之路的几种方法

对自由民主的争取,对自身权益和尊严的维护,在当今中国已成为一个公开的潮流。但由 于专制政府统治过久,占有诸多社会资源,使得民众从思想的开放程度上,到对诸多权益的维护上,其能力都有明显的不足。这种能力的缺乏,其原因甚多,但其中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由于政府掌控所有媒体、垄断信息发布的权利——对不利于官方的信息就禁绝,对有利于自己的信息无限夸大——使得民众对真相缺少了解。缺少 对真相的了解,对多元信息的自我判断,人就不容易像言论自由的环境下最大限度地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衡度。更为可悲的是,在做出了不利于自己的利益选择 后,还对伤害自己权益的人感恩戴德,这样的吊诡与讽刺,不只伤害我们的实际利益,也损及我们的尊严与智商。

一:真相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真相是建立公民社会的立足之本,没有真相,表面的正义就会遮掩更 多的不义与丑恶。既然真相这么重要,那么作为民众,我们如何获得真相呢?二十世纪以降、由于我们得技术之惠,可以从一些渠道获得有效的解决。传统传媒、书 籍杂志、网络手机等,都是不错的渠道。但问题在于,这些看上去能透露真相的工具,既可以为民众所用,更容易被官方盗用劫持。

的确如此,六十年来中国政府只让民众听他们想让他 们知道的,看他们能看到的,这就形成了一种信息上的路径依赖。有不少民众几乎天然地相信政府的说辞,把政府常年挂在口头上的“相信政府”当成不折不扣的御 旨来信守。与此同时,信息的准确与否,几乎是毫不批判地以官方发布者为标尺。谎话说尽的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在信息垄断、权力胁迫之下,成了 毋庸置疑的权威媒体。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当官方只允许你转发或者相信这三家机构的时候,它们为什么成了准确与权威的化身了呢?

以中国官方几十年的经验来看,他们对传统传媒的控 制是相当出色的,其出色的标志,就是培养了一大批信任官方权威机构和政府说辞的人。但由于互联网的兴起、手机通讯业的发达,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再也不能被 官方完全控制了。互联网的即时性、互动性,以及发布信息和意见的快速、多元,都是此前传统传媒中的任何一种不可比拟的。这十几年官方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来制造金盾工程封堵民众了解国外更多更真实的信息,但在网民越来越多的今天,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失败的边缘。

正是因为金盾工程耗费纳税人的血汗而又功效不大, 官方才进一步强行要求各电脑生产商安装旨在限制多元信息和言论自由的绿坝软件。且不说这种软件质量之低劣,已为人所破解,就是这款软件强大到能监控任何信 息的地步,就必然让民众了解信息的热情止步吗?这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当越来越多的民众不怕被请去喝茶,不怕你加诸他的罪名的时候,那么你再强大的过 滤功能也等于零。用绿坝软件来监控民众,恐吓他们去了解更多的信息,是建立在官方对自己能力过于自信的基础上。正由于诸多信息的开放,人们的权利意识的觉 醒,使得更多的人敢于起来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勇气像恐惧一样,也是可以传染的,有勇气的人越多,所有对信息阻隔的工具都将失效,一切真相将会因此大白于 天下。

二:传播

有多元的信息,还要靠我们每个人来传播。而现在互联网的传播技术,相对互联网早期有极为不同的变化。即时通、推特、饭否等工具比相对传统的BBS、博客传播得更为迅捷。更为重要的是,消息的发布没有事先审查制度,使得凡是使用这些工具的人,都可能成为新闻的发布者,必定使任何一个地方的新闻不致因人为的阻隔而有所遗漏。

真相是民主自由的利器,是专制者的软肋。之所以官 方能够遮掩真相,不只在于他们能垄断信息源,更在于他们能掌控信息流,传播路径和渠道完全为他们所左右,正所谓源流尽在他们的主宰之下,要想探寻真相,那 便是难上加难。信息来源及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必然使更多难以在传统传媒上面世的消息,得以在互联网的空间内传播,从而使那种想瞒天过海的对他人利益的侵 犯,得以减少,或者将所受损害降到最低的程度。如湖北巴东的邓玉娇案,便是网友第一时间发布消息,外地网友前往参观声援,网上各种舆论风起云涌,使想掩盖 事实的官方受到很大的压力。虽然官方受尽一切办法来打压对邓玉娇案真相之揭露,而且从故意杀人到故意伤害,到最终防卫过当免于刑责,有许多法律程序上的问 题,邓玉娇亦没有得到真正的无罪结局,但最终这个漏洞颇多的结局,也是经民众特别是网民博弈而官方妥协的结果。

邓玉娇案清楚地表明传播对于揭示真相的重要性,同 时更加立体化地展示一个地方案件如何演变成全国性案件的过程。由于网络的全国乃至世界化特性,使得那些伤害民众利益的案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变得分外令人 瞩目。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南康群体事件,以及写此文时正在发生的湖北石首抢尸案、江苏江阴和山东东明重度环保污染致民众患病案等,均陆续受到各地网民 的关注,使得这些欺压民众的地方政府的恶行劣迹,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曝光,这在没有互联网之前是不可想像的事。换言之,互联网的广泛性,即时性,新闻发布源 流的多元性,使得任何一个小地方所发生的与民众有关的事件,都成了事实上颇受关注的全国性事件。

从周曙光报道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开始,现在有更多的网友加入了事实上的“公民记者”的行业,他们把所看到的一切,用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通过博客、BBS展 示出来,甚或通过饭否、推特加以及时迅捷的直播。当然传播真相的过程中,是有一定风险的,比如南康事件中报道的醉葫芦就曾被当地国保请去喝茶,接受调查。 但当所有人都视这种官方的威胁性调查为无物,把传播真相当作自己作为公民份内事的时候,无疑会使更多的人加入公民记者的行业,传播真相会成为一个上好的公 民训练场所。

三:教育

大陆官方五、六十年代为了应对成分论、血统论的悖 论,给那些地、富、反、坏、右之外,有问题的子女一个出路,名之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教育在中国大陆就不是只有学校教育一义,更重要的在于社会教育 的改造性和强制性,比如你到华北革大去洗脑也叫接受教育,比如知识青年因为城市的就业而被赶到乡下就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所以真正的教育,应该摒除强制 性,摒除改造和洗脑。

但问题在于四九年后的中国教育,党委进驻学校,党化相当严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语文 课和政治课重叠,以至于在文革时期的教材中,连数学课程里都夹杂着许多毛泽东语录,其意识形态的严重毒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四九年后的教育,不仅 是教学方法、考试内容上严重受党化的支配,特别是教材的编写方面有相当大的问题。在一个以普及教育为要义的工业化时代,教育的规模性促成教材的编写变得极 为重要,因此教材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教育质量。

与我同住一院的著名作家流沙河先生上世纪四十代上小学一年级,第一课是“天亮了,天亮了,快起来,快起来”,而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小学一年级的第一课则是“毛主席万岁”,而2002年 我的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教材有所改观,第一册的最后一句依旧“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从中可以约略而直观地看出国共两个朝代意识形态对教育的影响程度。但 现在也有些人在做编写教材的努力,如谢泳、夏仲义、钱理群、摩罗、任不寐等编写的大学、中学语文阅读教材,就以探求真理、审美教育、培养公民为要旨,虽然 只是小范围内使用,但所起到的公民教育的作用,是无论如何不能低估的。

民国时期,教育界、知识界特别活跃,哪怕是国民党 大陆政权的后期,教育中的党化影响也是非常小的,不像今天中国这般无孔不入,教育愚民的程度甚深,对教师和学生的控制极严。在今天学校教育依旧受到诸般掌 控和毒化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对教育做点滴的努力。特别互联网兴起后的社会教育,对学生清洗他们脑子中官方的毒化,是有一定效用的。一些朋友常常感 到生不逢时,很感叹民国时期办同仁杂志同仁出版社之如何风光,被查禁后明天就可以立马申请,卷土重来。但事实上,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机会,即你可以开博 客,每天发表自己的见解,相当于办一张个人的报纸,持续不断地向社会运输自己关于民主自由的观点,而这种因符合民众的利益,使得受众的关注度一定不低。事 实上,正是如此,国内有许多写作博客(包括推特、饭否等微博客)的人,正像民国时期的陶行知、晏阳初们办乡村教育、平民教育运动,现在许多人也在办着“互 联网教育”。

“互联网教育”与此前的许多教育颇有不同,直观、 互动、及时,还有各种观点和信息的交锋,使得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模糊起来。由于互联网的百科全书性质,一方面给大家提供了强大的搜索功能,变成一本大家 可以查询和阅读的“电子字典”,另一方面相对能干的人在其间贡献了较多的有知识含金量的东西,使得所有的人有自动学习的机会。再者,由于互联网吸纳知识并 无参与人数的限制,使得受互联网这种社会教育人数大大增加。大家在互相探讨、切磋、批评之中,习得了宽容、理性的精髓,就像毛向辉先生的“分享主义哲学” 一样,使合作、沟通、理解、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成为一种可能,从而为做一个良好的公民打下了基础。

四:行动

中国有个古老命题——“知行合一”——对知识分子 所造成的困扰,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总是纷争不休,没有结果。知不易,行亦困难,没有哪一件是可以轻松做成的。按常理,任何一个行动,在你行动之前一定 要知道它的意义及目的何在,而不是盲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知永远在行的前面。知道一件事值得去做,这个行动有意义,最终能够去实施这个行动,这中间有极大 的距离。我认为人的最佳状态,应该是在知的过程中,在行动的道路上。

言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固然不好,但没有计划的 盲动也未必就能结出良好的果实。社会学者刚多赛说过:光做好事是不够的,还必要用好的方式去做。也就是说,那种不惜一切手段达到最高目的“一切为了目的 论”,往往播下去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所以我对那些以高尚的目的为诱饵,其手段却恶浊不堪的所谓行动,总是充满疑问,因为大陆的政权就是在这样的 “号召”下“成功”的,对于此种无视手段的目的论,大陆的民众有足够的切肤之痛来怀疑它。

比如去年5.12大 地震中的救灾,有一些机构和个人也不是没有善心与善行,但他们的善心和善行却充满着许多表演性质。有些演艺明星去的时候怕媒体不知道,完全像带着一帮狗仔 队一样去灾区“到此一游”,有的甚至把受助者当作市恩的对象。在行善的过程中,不顾及受助者的尊严和心灵,这种“行善”的行动,其有害性是相当大的。但同 是在帮助当地受灾者的情形下,台湾建筑设计师谢英俊就地取材、注重环保、造价较低、参与性强,使当地民众参与建房的同时,学会了建房技巧,互相帮助,从而 使单纯的受助活动,变成受助和自救的混合努力过程,从而使民众达致一定意义上的民治(by the people)效果。这是NGO组织做灾后重建的最高状态。对于很多中国大陆的志愿者来说,有的连做志愿者的经验都很少,更不用说在如何行善的过程中,学会尊重他人,最重要的是引导灾民习得自治的本领,完成由他助到自救的转型。

我曾给志愿者做过一次演讲,提到建筑设计中尊重当 地民俗民风,甚至尊重在外地人看来比较迷信的因素。如果当地民众重视开窗采光的风水(风水也不全是迷信,也有堪舆学上的意义),只要在不损害建筑结构,不 破坏安全和防震性能的情况下,应该尽量尊重别人的选择,因为习惯很多时候是文化的一部分,虽然看上去不够科学,却负有其他物事不可替代的特殊的情感寄托。 这就像我们都知道清明节去给逝去的亲人和祖先烧纸钱,根本没用,却依旧乐此不疲地去做一样,这是情感的领地,科学不是万能的。那种把科学万能地尝试到灾后 重建中,必然会遇到一些不可逆料的麻烦。

说到培养公民意识的公民行动,就不能不说到艾未未公民调查小组,为了调查5.12大 地震中学生死难者名单所做出的艰苦努力。在艾未未公民调查小组行动之前,四川的谭作人、谢贻卉驱车乡下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写出了切实的报告,惜乎谭作人 为此事被捕,而致此事最终搁浅。但艾未未调查小组遍及四川灾区,几十位志愿者忍受当地官员、警察等人的刁难、阻扰,拿出五千多信实可靠的名单,真是可感可 佩。这些参与的志愿者多为年轻人,但他们理性、隐忍的踏实作风,却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更为难得的是,他们在受到警察盘问的时候,他们会主动要求警察出示 证件,没收物品需要警察出示清单。别小看这些小小的对警察来说算是“刁难”的举措,却正是一个公民对法律尊重的基本做法,这对当事双方都是一个极好的法治 教育,对培养公民理念,也是一个直接的训练。

关于行动中培养公民意识,并不只是直接去做事才叫 行动,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用你的见证作改变》,就提倡大家用力所能及的办法,用脚投票的方式来行使自己公民的权利。如不买任何造假媒体的账,如不看中央 电视台新闻联播,继而买《炎黄春秋》,给北京公盟法律中心每个月捐几元钱的款,细水长流,彰显爱心与力量,这也是难得的公民训练。做这样的事,在恐惧感遍 布全身的中国大陆普通民众并没有什么危险,但却可以用自己微弱的力量,来做出自己的赞同与反对。此种事情积少成多,汇细流而成江海,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便 是水到渠成的事。

五:思维

我曾在博客上回过一封大学生的来信,名为《不要被 仇恨所束缚》。其中有几点都谈到思维问题,兹摘几个小标题——“不要在思维上成为反对者的俘虏”、“思维雷同,很不经济”、“不要模仿草包,做思维上的恐 怖分子”——并引两段文字作为我为什么要谈“思维”的变革,对公民养成之重要的证据。我对法轮功遭受官方的迫害,有相当的同情,但我很遗憾,对他们模仿共 产党的思维与做派,并不认可。

“官方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所犯下的过错有目共睹, 这样的结论,我们是通过艰辛的现实感受及众多资料证明,从研究所得,不是信口雌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为义愤所困,不惜歪曲事实,来曲就自己的观点,以利 打倒敌人,保存自己。在某种意义上讲,尊重事实比所谓的‘胜利’更重要。《九评共产党》的观点也许有可采之处,但他们的思维路径,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跟班和 影子。很多时候,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其实是一种宿命的反噬。仇恨的反噬作用也是相当巨大的,争取自己的幸福并不需要去仇恨他人,哪怕这个‘仇人’是 巨大的共产党。制造敌人不能带来快乐。对共产党思维和做派的模仿,使得法轮功所得到的同情反而减少,这种伤害,他们至今似乎不知,不能不为之一叹。在一个 信息发达的时代,互相描黑,是杀人八百自损三千的蠢事。

我们有时看到有思想的人,常给我们茅塞顿开的感 觉,这种感觉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比如他渊博的知识,雅健的笔墨,风趣的话语,逻辑的力量,得体的风度,在在都给我们以教益。那么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呢?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一个不寻常的思维方式。所谓不寻常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意思呢?据我粗浅的理解,就是他不被现存答案所囿,他常会换位思考,他总是 相信人的局限胜过相信人的完美。我们是接受阶级斗争和仇恨教育长大的,这是我们终身都要警惕的。为了衬托自己的伟大,不惜把对方描黑或者妖魔化,这种弱智 化的草包思维,陷我们于不义久矣。“

很遗憾,有很多机构和个人因受大陆官方的迫害,而 同样使用官方颠倒黑白的方式来批判官方,从而进入一个无法自解的泥淖之中。作为一个公民,我们热爱民主自由,应该实事求是,不完全被利害所捆绑,而尽量以 是非来评判。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二元思维,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长期以来毒害中国人甚烈。国人之间缺少信任、充满敌我思维,被仇恨所捆 绑,这在一些争取民主自由的人身上也体现非常充分,在可以想见的将来,这样的思维在中国依旧有广大的市场,的确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

2009年6月20日星期六写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