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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于2008年7月对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杨-维尔纳？米勒就中国翻译出版他的两本书：《危险的心灵：施米特和战后欧洲思想》（上海，新星出版社，2006年）和《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上海，新星出版社，2008年），以及我本人在新书《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中感兴趣的一些问题进行的一次书面访谈。 ——徐贲）

徐： 你的书里谈到，1933年以前的魏玛共和时期，许多德国自由主义者对群众民主感到不安和焦虑，使得许多德国知识分子对民主议会政治充满了反感和不信任。能否请你谈一谈魏玛共和时期的政治特征？以今天的角度来看，魏玛民主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

米： 不只是在德国，甚至不只是在欧洲，“魏玛”一词至今仍然催动着我们的政治想象。“魏玛”代表着民主宰20世纪找遭受的一场最令人惊讶的失败，民主的这场失败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性后果。要说清楚魏玛的教训究竟是什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魏玛的失败并不是由某种制度原因所注定的，如强势总统或一般性的政治制度架构。魏玛的宪法是高度民主的，也很进步，但是正如Franz Neumann（魏玛时期的著名律士）在当时就指出的那样，魏玛宪法也许更象是一个条约或停战协定。当时德国的不同政治团体之间存在着敌对的关系，宪法起到的是在它们之间调停的作用。真正的民主制度需要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宪法的作用是在民主的朋友们之间，为全社会的政治游戏和政治目标规定一套充分一贯的游戏规则。（按：施米特政治哲学提出的政治同质性和政治的根本在于分清朋友和敌人，放到这个历史背景中去理解，便对我们今天思考民主宪政仍有意义）。

魏玛民主的软弱，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德国政治文化中有许多非常违背自由（deeply illiberal）的因素、战败后的德国深深感到凡尔赛条约的耻辱，经济恶化在1920年代到了令人不能忍受的程度。除了这些客观原因，二战后人们还从体制建设和宪法条文来总结魏玛时期的政治教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如果民主要捍卫自己，就必须限制极端主义的党派或彻底禁止这些党派。纳粹和希特勒就是利用了魏玛的民主体制才获得政权的。德国人至今将此视为重要的政治教训。这几年由于恐怖主义利用民主制度攻击民主社会，民主的自我捍卫，又称“战斗型民主”（militant democracy）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出现战斗型民主概念也与冷战有关，当然，冷战时针对的是公开的党派，不是恐怖组织那样的秘密团体。

徐： 1930年代初，在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协助下，魏玛共和转变为一个威权的总统制政权，纳粹在1933年崛起，当时德国知识分子之间有哪些分歧呢？对时局的发展和变化，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反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呢？

米： 魏玛是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巨大实验室，包括一些非常奇怪的意识形态联盟，一些看起来是对立冲突思想的新组合（如“普鲁士社会主义”），社会在左、右两个极端间稀奇古怪地摇摆。1930年代初的威权政治吸引了许多左翼和右翼人士和知识分子，当时人们急切地想解决德国的民族自尊和经济问题，几乎没有人认为自由民主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绝大多数人都把兴趣投入到威权主义的解决方案中去。有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反对建立保守的威权政体，但并不反对威权本身。许多右翼知识分子寄希望于强势国家的新模式，也有一些民主派知识分子想保存民主共和的政体，但他们的人数却越来越少。当时有一个现象我们不应当忘记，那就是学生群体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共和，倾向右翼。20世纪在整个欧洲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到了1960年代，政治上活跃的学生又转而一边倒向左翼。

徐： 二战以后，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发表了他的《德国罪过问题》，帮助德国社会反思在纳粹极权时代所犯下的不同性质的责任和罪过。还有哪些德国思想家也提出这个问题？

米： 雅斯贝尔斯并不是唯一尝试从哲学角度讨论德国罪过问题的，但确实没有人象他那么细致地区别不同的责任和罪过。雅斯贝尔斯为德国人思考历史和历史影响提供了一套公共语言和概念工具。而且，他还特别把清晰的道德立场与政治建议结合在一起。这首先表现在对民族国家的道德沦丧进行批判思考。他同时还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那就是，不存在德国“集体道德罪过”的问题。他认为，德国人帮助纳粹掌权，犯下的是“政治罪过”，德国人帮助形成新的极权政治文化，需要担负的是集体的“道德责任”。我认为雅斯贝尔斯是对的。

徐： 对于任何有过极权政治经历的国家，雅斯贝尔斯提供的公共语言和分析概念都仍然有用。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些德国思想家对此也有所论述呢？

米： 政治理论家施特恩贝格尔（Dolf Sternberger）在思想上与雅斯贝尔斯非常接近，他继续雅斯贝尔斯的反思，并且将这一反思与“宪法爱国主义”联系起来，宪法爱国主义持民主的反民族主义立场。我认为，哈贝玛斯关于公共领域中人的自由交际和辩论的思想，也是深受了雅斯贝尔斯的影响。哈贝玛斯和雅斯贝尔斯一样，对民族国家和国家主义权力的危害性一直很警觉。我认为，在德国有一个思考纳粹极权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徐： 你也许了解，在中国现在有一些关于普世道德的讨论，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民族国家主权和人权的关系。雅斯贝尔斯积极主张普世道德、普世价值和“世界公民”，这与他在纳粹极权时代的经历有些什么关系呢？

米： 雅斯贝尔斯和许多其他德国知识分子经历过二战，也了解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对他们来说，人权从一开始就与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有所冲突。今天，人们对犹太人大屠杀邪恶的感受比雅斯贝尔斯那一代人更强烈。二战以后，人们曾对联合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人权普遍寄予厚望，提出了各种关于世界政府或全球邦联律法（人权）的构想。冷战破灭了这些希望，但是，人权仍然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可以从这两点来看：第一，西欧国家都通过了公民权利法案，这些权利法案都受到宪法法院的有效保护。一次和二次大战间的那种不设限的议会政治在许多方面都被抛弃了。（按：也就是说，议会不得通过限制或废除公民权利的律法。坚持人权原则的宪法法院不允许“人民代表”通过议会的立法程序来限制人民的公民权利。）

第二，欧洲国家自愿接受赞同和保护人权的国际机构和协定（如欧洲议会）的约束。这样的国家机构和协定不只是说说而已，而且还有一些实施贯彻的权力。人权在1970年代由于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法国）的推动而得到发展。人权推动者包括那些对阶级斗争论和其它左派意识形态感到失望的知识分子。

徐： 民族国家主义及其专制政权与普世道德之间的关系又有哪些具体冲突呢？

米： 很明显，纳粹公开反对启蒙思想关于所有人类在人性和尊严上平等的主张。纳粹主张的是种族等级论。但是，却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纳粹没有它自己的一套道德观。历史学家以前常说，纳粹是道德虚无主义，一切都只是为了权力，等等。但是后来的研究者，如孔芝（Claudia Koonz研究纳粹历史的美国历史学家），证明纳粹有自己的道德主张，如团结、牺牲，尽管这些道德价值只适用于同一种族群体的成员之间。纳粹其实是要用他们自己那一套价值和目标来取代现代的自由主义价值和目标，取消自由现代性（liberal modernity）。

更重要的是，纳粹以自己的方式把他们那一套价值当成普世价值。这并不是说，他们要拿另一套价值与全人类成员平等地分享，而是说，他们和19世纪传统的民族主义者不同。纳粹追求的是一种更具世界性的目标，要超越传统的德国民族概念，尽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他们的政治和道德制度拓展疆域。当然可以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但这是一种特殊的帝国主义。它把帝国本身变作一个巨大的种族化民族国家，用它来消灭其它民族、奴役其它民族。这与19世纪英、法帝国主义是不同的。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在二战时第一个提出纳粹帝国的这一特点，后来的历史学家，如马佐尔（Mark Mazower，英国历史学家）的实证研究证明了科耶夫是正确的。

徐： 二战后德国发生了根本的政体变化，从政治极权转变为民主宪政，。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宪法爱国主义的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能否请你谈谈宪法爱国主义如何在政治上、文化上起到纠正民族主义的作用？宪法爱国主义又是如何重新表达共和主义和民主的呢？

米： 宪法爱国主义的政治认同基础不是民族文化，而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大部分会体现在宪法之中。但是，宪法爱国主义中的“宪法”指的决不只是纸上的宪法。宪法价值应当体现为宪政道德和更广义的宪政文化。因此，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可能并没有宪法爱国主义，而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如英国）则可能有宪法爱国主义。在德国， 施特恩贝格尔最早提出宪法爱国主义，得到响应。一个原因是，德国的民族历史遭到过纳粹的严重破坏，德国民族文化在相当程度上也遭到过纳粹破坏。另一个原因是，东、西两德处于分裂状态，不可能实现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认同。

徐： 你在《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中说到， 首先正式提出“宪法爱国主义”这一说法的是德国思想家施特恩贝格尔，他援引了亚里士多德主义、阿伦特的共和主义，以及“公民举止”或“公民性”（Burgerlichkeit），提出，最迟到18世纪末，所有的爱国主义都是“宪法爱国主义”，也就是对法律（宪法）和共同自由的热爱。宪法爱国主义的意义应该不只限于德国吧？

米： 是的，我认为宪法爱国主义的概念超出了它的德国具体环境，应当成为我们思考一般多元文化社会中政治认同的重要概念。这个概念也为思考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欧洲联盟就是一个例子，欧洲国家最近在欧洲宪法文件问题上没能达成协议，这并不表示关于宪法爱国主义的辩论已经结束，更不表示已经不再需要宪法爱国主义。

徐： 德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是否还在影响普通德国人对美国式自由民主政治的批评态度？我想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在中国有人想借用象施米特那样对自由民主的批判来证明，自由民主在美、英世界之外并不受欢迎，也并不适用。

米： 我并不认为传统的德国民族主义在德国还有多少残余，我也不认为有多少德国人对美、英自由民主抱否定的态度。其实，美、英自由民主差异很大，说“美英自由民主”未必合适。当然，在德国是有人反对美国的一些思想，如美、英式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但是，除了一些边缘派别和边缘知识分子，并没有谁会怀疑自由民主政治基本原则的正当性，如议会、受宪法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独立司法审查，等等。还有，中欧和英国在自由民主问题上的看法也已经越来越接近。

徐： 中国文革后的一代年青人对文革鲜有记忆，而二战后的一代德国人却比经历过二战的那一代在记忆纳粹历史时更具批判性，这是为什么呢？在第一、第二代人渐渐死亡消失后，这一历史记忆将如何传承呢？

米： 1960年代初，不只是1968年，德国人，尤其是德国青年人就已经开始对纳粹和极权国家进行更为批判性的思考。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深入认识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此后，德国人对犹太大屠杀的极端反道德性有了新的认识，不可能再把它简单地当作二战中的一个事件。能够有这样的发展，在时间上拉开了距离是一个原因。德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促进了这一改变。

但是，正如我在《两个德国》中所讨论的，德国知识分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坚持认为，民主公民必须诚实地面对历史，他们自己就是这么做的。诚实地对待历史，在德国已经深入人心，并成为德国政治文化官方立场的一部分。由于民间和官方能够一致诚实对待历史，时间越久，集体记忆也就越得到加强。

当然，我们无法预估将来的发展，我自己的感觉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都曾是德国集体记忆的高潮期，因为德国必须面对一些与记忆有关的重大问题，如官方对历史的立场中应当如何反映社会共识、应当修建和不应当修建什么样的公共纪念建筑、德国的历史应当与它在现今世界中的新角色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我不认为这种对历史的批判性思考会被逆转，我也不认为将来一代代的年青人会彻底脱离这种主流记忆文化。这种记忆文化是健康的。德国人当然不需要对世界其它国家指手划脚，告诉他们如何诚实面对自己的历史。但是，有的国家确实存在着记忆文化匮缺的问题，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在缺乏记忆文化的国家里，政治文化明显地朝不自由的方向发展。

徐： 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德国纳粹时期所留下的日记《我会作见证》，令一些中国读者想起了《顾准日记》。克莱普勒和顾准都曾经是“罪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右派分子”。他们都留下了罪人日记，一个是为了要“作见证”，另一个则就是“记日记”。然而，一切幸存的“罪人日记”都有见证的意义，顾准日记也是一样。能否谈谈你对克莱普勒日记的看法？

米： 非常震撼。许多对纳粹极权社会有所了解的人，读到这部第一手材料的日记，更了解到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屈辱和越演越烈的歧视虐待、死亡威胁，也有新的感受。这些日记还间接地向我们展示了那个一去不返的德国布尔乔亚世界，许多1945年后出生的德国人对那个中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世界已经不了解了。

徐： 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在《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一书中解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采用的是一种“国民性”或“国民文化”分析模式。德国的国民性是由特定的民族文化（“反犹主义”）形成的，既然德国国民性是所有德国人的国民性，那么某些德国人因国民性犯下的罪过便成为所有德国人的集体罪过。为了突出“国民性”的绝对重要作用，戈德哈根明确排斥其它能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经济处境、国家制度、人的一般社会联系和心理特征，等等。在这部历史著作你怎么看呢？

米： 历史学家们对这本书批评得很厉害。许多普通公众，尤其是青年人却很喜欢这本书和它的作者。很难弄清楚哥德哈根的年青读者为什么那么喜欢这本书。但我想，他们也许从哥德哈根的书中找到这样一个他们自己想要得说法，那就是，1945年以后的德国变好了。我认为，哥德哈根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战时和屠杀犹太人中普通人的行为，而不仅仅关注政权制度结构或者某某主义，这是有益的，也因此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在哥德哈根之前，其他历史学家也作过这样的研究，如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与布朗宁的研究相比，哥德哈根的研究方法和取向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

徐： 德国的宪政民主是在战后形成的，这样的宪政民主与美国相对悠久稳定的宪政民主之间有一些什么差异呢？

米： 虽然德国在战后努力学习美国的民主经验，但两国之间仍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差别。最大的差别是总统制和议会制的差别，另一个差别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和德国的联邦宪法法院。德国的宪法法院是一个更加专门的机构，它的职责是确保违宪审查制度、确保宪法的正常实施（事实上，德国各个州均设有宪法法院。州宪法法院同样可进行宪法审判，其职责在于确保州宪法的正确实施）。联邦宪法法院在宪法审判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是德国最受尊重的机构之一。今天，许多政治学家都认为，从原则上说，议会制比总统制更可取，1989年以后，许多中、东欧国家更愿意仿效德国的议会制模式，而不是美国的总统制模式，并不是偶然的。德、美两国间的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就是联邦制，但是，由于政治角力和缺乏透明性，德国的联邦主义一直被视为受机能障碍所累。最近，德国的两个最大政党已经通过了改革的方案，要解决这些问题。有意思的是，伊拉克的宪法准备委员会对德国联邦特别感兴趣，当然同时也参考瑞士、英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的联邦制度。

徐： 德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似乎比世界上许多其它国家都坚定，是民众的立场呢，还是民众与知识分子的共识？德国知识分子在人权问题上是不是有什么分歧呢？

米： 人权是德国知识分子的共识立场，就人权本身而言，意见是一致的。当然，有一些道德哲学的辩论。但这与过去德国知识分子或现在一些其它国家中的知识分子怀疑或否定人权是不同的。一个原因是，德国的国家和宗教分离不象在有些国家中那么明显，宗教辩论会强烈地渗透到公共领域中。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纳粹这段历史保有记忆，对反人权的问题更为敏感。再一个原因是，911事件以后，关于自由和安全的问题在西方国家中有许多辩论，在德国也是一样。德国知识分子是站在自由这一边的，宪法法院更是站在自由这一边。当然，这个辩论在许多方面并不准确。还需要追问，谁的安全？谁的自由？国家的安全措施并不对每一个人有同样的影响。

徐： 你在《两个德国》中谈到了阿伦特在德国的影响。近几年阿伦特在中国被介绍、翻译，她的共和主义政治和公民政治观影响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阿伦特在德国有影响的原因又是什么？

米： 这20年来，阿伦特受到很大关注。她无疑是20世纪的一位重要政治思想家。她的许多“欧洲”式的、非分析哲学的思想在在德国都容易被接受，这与在英、美的情况不同。更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德国左翼知识分子希望两德统一后能够出现更好的公民共和、更直接的公民参与、更多民众志愿投入到公共领域中去。在我看来，这些希望都还有待实现。

徐： 你的两部著作《危险的心灵：施米特和战后欧洲思想》和《两个德国：德国知识分子、统一和国家认同》已经翻译成中文，你有什么特别要对中国读者说的吗？

米：将某一种历史经验和教训转换到另一种环境中去，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尽管如此，我想中国读者可能对我的两本书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兴趣。第一是《两个德国》讨论的知识分子作用。知识分子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尤其在威权或极权国家向自由国家转化的过程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现在回想起来，德国知识分子以前做过许多蠢事，说过许多蠢话。但是，正如我在书中所表明的，他们也发挥过民主公民的作用。知识分子向德国民众说明，当民主公民是怎么一回事，并希望尽量多的民众能够成为民主公民。知识分子希望，随着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成为民主公民，知识分子的政治作用不妨逐渐减弱。

第二是在《危险的心灵》中讨论到的施米特与自由民主的关系。施米特的影响时间久（现在仍在持续）、情况复杂而、充满矛盾，证明了反自由的力量可能会非常强大。有志于加强自由民主的人们，必须研究反自由的思想，并且特别需要对反自由思想所提出的自由民主政治问题有相应解决的方案。一个政治文化要摆脱威权主义的、反自由的政体，就特别不能小看反自由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反自由的思想工具可以用来建设自由民主，这是可以做到的，施米特就是一个例子。1945年以后德国取得民主和宪政的成就，并不是由于全面引进英美民主理论，而是由于采纳和改造了德国自己的传统。

手缠绿丝带的穆萨维支持者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集会示威。6月29日，尽管伊朗最高法律机构宪法监护委员会宣布最终确认内贾德总统，但在选举中失利的伊朗改革派总统候选人、前总理穆萨维却继续表示，他不会承认新政府的合法性，而世界对伊朗选举的议论更没有就此停息。CFP供图

1979年革命是一个根源

1979年伊朗革命，以反专制、反帝制、求共和的现代口号，吸引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都在冲锋陷阵，而它又巧妙和宗教结合，在一切政治诉求之上，是响彻云霄的口号：“神是伟大的”，因为革命后面的政治领袖就是被驱逐的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所以革命逻辑是这样的，巴列维是美国傀儡，又是专制国王，打倒国王建立共和国是一个进步，打倒专制，政权掌握在人民和他们爱戴的宗教领袖手中，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而美国是腐朽文化象征，宗教领袖最终以建立道德之名义维持秩序，又扫除了美国和资本主义最后对伊朗的腐化和毒害。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赞赏伊朗革命有“道德旗帜”———政治正义和以宗教规定的社会道德兼而有之。这也是革命成功的原因。在1979年的伊朗，知识分子和青年打头阵，后面有浩浩荡荡的民众追随，虽然其中一半是文盲。

谁知，恰恰是这个“道德”在出问题。首先，道德是一个可以无边际界定的东西。革命“以宗教的名义”取胜，取胜之后，宗教又“以道德的名义”逼退社会世俗化，甚至逼向中世纪戒律。而社会世俗化和现代化有一种关联，这是当时伊朗人都看不到的巴列维潜在的正面因素。

社会世俗化和宗教虔诚没有关系，人们可以是虔诚教徒，同时拥有相对世俗化的生活。这相当于一个虔诚教徒未必一定要进入修道院或者出家为僧。而原教旨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认为社会世俗化和宗教虔诚有超紧密关联。他们掌权的国家，会把用于修行者的规范强行推广到民间。必须指出的是，这和它的政治制度虽有关联，却又可以相对独立、各自为阵。例如伊拉克，作为政治统治，萨达姆专制统治非常严酷，完全扼杀异议表达空间，违者格杀勿论。从宗教观念来说，逊尼派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中心文化却是世俗化的。伊拉克民间原本受伊朗影响很深的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这一块，反而因被萨达姆政权划入政治异议而被严厉镇压，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抬头。在萨达姆倒台之后，正是由于政治民主化，也就必然把民间原教旨势力通过选举选入了新生的民主政府中，这些原教旨政治领袖在伊拉克政府中的力量，还远未达到在伊朗革命政权中占绝对优势的程度，也就不可能通过伊拉克新政府本身来强行规范世俗生活，可是这些从事政治的宗教领袖一度暗中支持宗教极端组织，利用恐怖活动，在民间一度制造了相当程度的世俗化倒退。例如基督教妇女在巴格达，一度为了安全不得不戴伊斯兰妇女的头巾。没有中东体验的人，尤其是长期在民主社会生活的人，会很难了解这种错位，也很难理解这种政治宗教的双轨运行，很容易引发阴差阳错的后果。

国家世俗化程度的争执和伊斯兰教的不同教派没有多大关系。这种争执不论在什叶、逊尼哪个教派掌权的国家都一样可能发生，如阿富汗的塔里班就是逊尼派，塔里班掌权后，阿富汗的世俗化程度大幅倒退。伊朗是什叶派国家，可是它在这方面的经历和塔里班的阿富汗有雷同之处。

假如伊朗从古代一路走来低度发展，民众习惯中世纪环境，倒也罢了。问题是，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前，它是一个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尤其在德黑兰这样的大城市。革命之后宗教禁忌规范强制压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对违背禁忌的惩罚非常严酷。对城市青年和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反差根本不能接受。对他们来说，他们赶走巴列维是为了享受更大自由，结果适得其反。原来还可以周末有个聚会，喝点葡萄酒，放点西方流行音乐，跳个舞什么的，革命后这都是要坐牢的事情。维护道德的风化警察权力无限。道德管束尚如此，政治管束不可能不变本加厉。原来国王体制内工作的人是反革命要坐牢，接着是反对政府现行做法的要坐牢，最尴尬的是大批左翼知识分子，他们是反巴列维的主力，原本在右翼的巴列维统治下受到压制迫害，现在革命胜利，对于宗教原教旨主义来说，他们是更危险的敌人。很多在巴列维统治下幸存的左翼人士，却无法逃过革命镇压而被杀。国家也开始封闭。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曾有伊朗流亡者在侯赛因支持下进入伊朗，他们完全高估了民众的反抗可能，无人响应，他们自投罗网，全部被革命卫队消灭。革命接下来是8年两伊战争，7000万人口的伊朗，阵亡30万，死伤过百万。

这是20年前伊朗的“新起点”。这次选举引发的抗议，国际社会惊叹它是“革命后最大规模抗议”，实际上是奇怪“他们怎么敢”？阅读革命后三十年来路，是理解今天伊朗“爆发”的根源。

“绿色”是不是一种“颜色”

这个题目听上去很奇怪，我要说的是，现在把伊朗正在发生的大选冲突叫做“绿色革命”，令大家误以为今天发生在伊朗街头的反对派抗争，类似东欧曾经如多米诺骨牌般一个个翻牌的“颜色革命”，又是错觉。“绿色革命”不可能是“颜色革命”。伊朗的改革诉求是有限的。“绿色革命”的能量更是有限的。

在伊朗树立什叶派道统是伊朗革命最重要的成就。它使得霍梅尼、他的继承者哈梅内伊及其未来世世代代继承人，都成为全世界八千万什叶派教徒的最高精神领袖，使得伊朗成为一个宗教中心。这给伊朗人带来的宗教神圣感和荣誉感，非外人所能体会。这样一个精神和政治合一的指导者，高于一切。竞选不是两个政治竞选人在任意博弈，竞选人上面有代表着神的圣人可以在关键时刻一语定乾坤。这个宗教领袖能够接受的弹性幅度，才是改革可能的幅度。而这个幅度很小。

同时，伊朗内部发生任何问题，都可以轻易把矛头拨向国外，指称西方世界才是他们麻烦的原因。这牵涉伊朗和国际社会历史久远的艰难关系。在巴列维时代，西方国家可以选择和巴列维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也可以选择不和它建立外交关系。但如果面对一个和你完全不同的国家，选择依据是什么？通常只能看它的发展方向来选择，考量依据首先是“安全”。

巴列维王朝虽然是专制体制却还是愿意开放的，也在迈向现代化改革过程中。改革措施有成功也可能失败。而反对派显然并非开明改革者，而是借助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作燃料，来点燃它的政治推进器。如此对比下，西方国家的选择必然是支持前者，因为后者掌权的前景太危险。今天伊朗与联合国对着干，发展核武的同时，宣称要灭掉以色列等做法正在印证为什么当时西方国家选择支持巴列维。外交选择的考量，第一总是国际安全，这也是联合国实质就是个安理会的原因。而外交选择又几乎总是“两害取其轻”。

然而，从一个国家内部来说，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往往具有更强劲生命力，而那个准备改革的专制政府，其专制是最致命弱点。它提供给对手最强有力的反对理由和革命武器。所以，西方国家这种无奈选择的最大风险也就是革命打破一切，革命成功，你和新政权就有了生死难解代代相传的最坏关系。这就是革命后的新伊朗和西方国家长期关系恶劣的根源之一。而内贾德和穆萨维都是当年的革命之子。在一批伊朗保守派领袖中，也矛盾冲突重重，可是对外没有大分歧。

1979年革命之后，伊朗教育部就宣布大学关门，理由就是“宁可不要大学生，也不要培养帝国主义分子”。两年后虽然大学重新开张，教育内容却大变。从小学开始，整三十年的反美反西方赞扬革命的教育可谓根深蒂固，培养出一代代年轻人。这种仇恨深入人心。这是内贾德永远以最张扬的姿态树立自己敢于挑战联合国的原因，他是在迎合国内民意。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西方政治领袖看得很清楚。不论如何计票、哪怕重选，今天的内贾德还会是一个代表大多数民意的民选总统。而所谓反对派穆萨维并没有要否定伊朗现行的神权政治体制的意思，就算他和他的一部分政治追随者，有要和国际社会彻底改善关系的目标，都不会敢明确说出来。更何况是否真有这样的目标还很难说。所以，改革的诉求在公开表达的时候，常常停留在浅层表面，以某种程度恢复社会世俗化是最安全的呼吁。于是穆萨维夫人成为明星，因为妇女地位、社会生活世俗化的程度，还是比较可以讨论的内容，事实上，这些年伊朗也在做一些这方面改善，连内贾德也主张让妇女进足球场去看球赛，坐在更好的座席上，以示“我们比西方社会更尊重妇女”。

无可躲避的现代冲突

今天的伊朗风暴会很快平息，因为它不是所谓的颜色革命。在伊朗，国内民意按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普通大众两分，前者人少能量大，后者以数量对质量。内贾德当初正是以民粹之牌上台，利用的是后一部分民意。他清楚，政治选举中掺杂的宗教议题、民族主义议题，很容易令民众陷入狂热。他要对民众说：美国已经对我说“不”了，你们呢？他在以最大努力去煽起民众情绪，令他们如旋风中的纸片，身不由己。

比较1979年革命的伊朗，比较30年前两伊战争结束时的伊朗，再看今天伊朗出来的反对派领袖、看今天追随他的年轻人，可以看到明显变化。最简单的比较是，1979年革命后伊朗宣布的99.99%赞成票选举结果，到今天不管选举有怎样的问题，内贾德宣布得到的是62.63%的选票。但是变化还没有大到今日伊朗要颜色革命的地步，刨去选举可能舞弊的因素，内贾德的实际民意支持还在一半以上。更何况，这个国家有一人一票，正是精神领袖对自己的信心，而一人一票仍不说明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它还缺乏民主社会的种种要素：连世俗生活细节的自主自由都没有，何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内贾德可以公然宣布伊朗根本不存在同性恋这样一种人，其司法公正的程度可见一斑。看到凡被逮捕者在电视镜头前统统认罪，作为公民权利重要组成部分的被告权利状况，也就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街头只要人略微少一些，大家好不容易壮起来的胆子会马上收回去，提着心等待秋后算账。

这种民意两分的撕裂状态和张力，会在竞选本身的风暴过去之后长久存在。原因是它在竞选中暴露的民众要求改革的愿望是“内在”的。

今天大家在谈伊朗的twitter革命，看到的是在这场竞选风波中，反对派民众是如何在利用最先进的网络技术聚集和交换消息，如何冲破伊朗官方的消息封锁。实际上，所谓twitter革命是在此之前。网络多少年来在改变伊朗的年轻人。在这次选举之前，内贾德就做过一些封掉年轻人网站的举动，关键是技术在飞速进步，政府与民间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或者猫捉老鼠的游戏，最终还是会玩不下去。如果说近年来对民众的规范限制，其实很少有能够比过革命后伊朗的风纪警察。然而，伊朗的趋势还是非常明确，它在开放、在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价值观交流互动。它在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途中。

伊朗竞选事件如果说内贾德和伊朗领袖假如愿意反思，必须看到对平时的“twitter革命”围堵不仅不是办法而且将越来越不起作用。假如对平时的“twitter革命”采取对抗方式，那么，总有一天，它又会以街头革命的方式再现。假如我们相信今天的选举如伊朗官方宣布的那样公正，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伊朗的政策支持度从全体支持，跌去了1/3。而这1/3全是文化程度高的以及年轻人，这是未来趋势的指向。

可惜伊朗看上去至少今天还是在走一条相反的路。它以更强硬的姿态宣布欧盟不符合资格与之讨论核武问题。它迫使被逮捕的人在电视屏幕前承认是受了英美挑唆。它仍然把逮捕英国使馆正常雇佣的伊朗雇员，当做争到面子的做法，因为驱逐外交官对方可以对等处理，而英国不可能去“对等”地去抓伊朗使馆工作的英国雇员。这些做法在意的是争面子，而没有意识到，对国际社会来说，英国之所以不这样做，是因为这是起码的文明。这种价值观是没有国界差别、宗教、文化差别的，人类有它共同的那一个核心。

不要以为现代化只是技术进步，它的文化核心是把符合人类共同的人道概念，用法律保障下来，令任何其他东西不能侵害，无论是政治、宗教、还是其他。符合人道的，会自然留存，违背它的，最终会被改革、甚至消亡。所以，预测一个国家走势，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难的是说服政治人物把人民福祉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

读一则旧闻：长沙市原国土局长左天柱。为了包养情妇大肆贪污受贿，案发后和情妇一起潜逃美国。他们携带出逃的几百万赃款在美国很快就坐吃山空，基本不会外语的左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不久情妇也离他而去。据后来在国外见到左的人说，他只能靠着给殡仪馆背尸首勉强谋生。国内许多网站都转载了这条新闻，意在警告那些贪官，即便你们贪了许多钱，但钱来的不正当，到了国外所谓的“天堂”，未必有好日子让你过，如果您还在贪污聚财逃往国外，背尸就是下场。

这个案例并不具有普遍性，但它的特殊性倒给人们带来不同的启示。

首先，被这位贪官的举动感动得热泪滢眶，一直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贪官都是政府体制中腐败机体，毒瘤，为了斩断贪污之手，每个政府都动足脑筋，制定无数制度条款，都无法彻底阻止这类案例发生，贪官去背一趟尸，居然找到让贪官变好人，化腐朽为神奇科学发展的新路子。这是位值得尊敬的贪官，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用人材，应该说，组织部这回没瞎眼。他能随着环境的变化适度调整自已，在国内，做官有好处，他就做官，做官能发财，他就发财，发财能包二奶，他就包二奶，做官能把钱和二奶带到了国外，他也照样做了。到了国外，贪污的氛围没有了，所有的贪官瞬间都成了合法公民，他们依法纳税，公平买卖，尊纪守法。应该说这位贪官比其他的更出类拔萃，他迅速放弃了贪污这爱好，克服了水土不服，冲破了语言障碍，摒弃了高低之差，忘却了人文偏见，最短时间完成了脑力和体力的转换，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个能与时俱进的人，太令人感动，无疑，他是成功的，为什么会这样？制度始然也！

“背尸”这是和人类历史一样长的古老行业，文明称乎为：殡葬业。过去死人是否要背尸，这一风俗从何而起，无从考查，只是国门大开后，有人去日本听说干过把尸体从楼上背到楼下，不知是真是假，反正生活在海外二十多年没见活人和死人这么“零距离”接触，连在中国落后的地区也没有发生过“背尸”的事。显然，这大肆宣传这位国内贪官在国外干这行业，出于对这行业的岐视，连同偏低干这一行业的人，因为能做官的人从来没想过要和死人打交道。其实，殡葬业在国外并不是被人看不起的行业，他们八小时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除了世界五百强的CEO，其它的行业真得未必有他风光，好坏也算混入主流社会了。大多数殡葬业是家族性传统垄断行业，就像澳大利亚的倒垃圾公司具有意大利人背景，公交公司具有帝汶人背景，出租车又具有印度人背景，与往生者打交道没有什么低档，见不得人和不体面，弹棉花和弹钢琴相比，只是分工不同而己，毛主席老人家没断气前也是这么经常教导我们的。

据报道，前些年广州天河殡仪馆招工，结果人满患挤破头，其中许多人是大学生，不乏研究生。上海人才市场举行的一场面向大学生的殡葬行业专场招聘会吸引了众多竞聘者——提供418个岗位的招聘会，有5000余人次进场，收到3220份简历，平均每8人竞聘一个岗位。媒体为此叹道：“忐忑登场，火爆收场”。说明现在的人观念开始改变，发展是硬道理，就业是硬道理，那位贪官要活下去也是硬道理，国内媒体拿这事来告诫这些贪官，可见连自已都搞不清方向了，这位逃到国外的贪官可能正在嘲笑国内的贪官，大家应该向我学习，现在是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生活，半夜不怕鬼敲门，还有比用劳动、汗水换来的收获更幸福的吗？与往生者打交道恐怕比与官场上的活人更为真切、坦然，不再需要谎言和欺骗。

这则报道，看似正面，却提供了一个更坏、更负面的信息。据中国人民大学一份调查，现中国的贪官被查处率仅为4%，尽管很多高官纷纷落马，但不能阻挡小官、后生官前赴后继，贪官的风险远比坐公交车逃票还要来的低，国库中的钞票差不多快要印上贪官的名字了，靠“以德治国，三个代表，和谐社会”根本不能制止贪腐之手，几乎每一个贪官都想好把贪到钱送到国外欢渡晚年，有这么多人在裸体做官，可见一斑了，用“背尸”来吓唬贪官，实在低估了中国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不拿村长当干部，能被吓倒的贪官根本不是贪官。中央政府不知发过多少个几月几号，让贪官立地成佛，回头是岸的红色禁令，管用吗？这个“背尸”的事例，的确会激发更多的贪官引以为戒，高度警惕，为了本人不“背尸”，为了儿子不“背尸”，为了孙子不“背尸”，已经贪到钱是远远不够的，没有贪到的钱可能还是不够的，为了避免可怕的“背尸”，加快速度，加大力度的“鲸吞”，成了中国贪官唯一可能的选择。

贪官背尸，不会把资本主义背进棺材，贪官背尸，却把他们自己创立的信仰、制度、主义背进了棺材，贪官背尸的核心问题，恰恰就在于此。

2009年6月24日

从2000年12月4日至2006年1月3日，我被中共的黑牢监禁了5年零1个月。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有哪一个国家的法院，能够让贪官与揭批贪腐案件的记者一同受审，定罪与坐牢，我就亲身经历与体会了这出荒唐的闹剧。

最初，我在旅顺海军基地看守所被羁押了45天，薄熙来当时是刚上任的辽宁省长，在他的死党组织上万人到街头巷尾欢送他由大连去沈阳履新时，590万大连人中除了我太太，没有其它人知道，为了封住对其批评的不同声音，他把一个记者关在黑牢中。大连国安局特务王福全，彭东辉，郑义强，蔺刚等人，以最残忍卑劣的手法，对我进行了冷冻，断水，断食，不准睡眠的车轮战等各种酷刑，以及诱供，骗供，变相的刑讯逼供等，终干整垮了我的身体，得到了所谓我向境外敌对组织创办的反动刊物《前哨》《开放》投稿的证据，此间我曾被其虐待昏厥多次，几近神经失常，以至呼叫急救车紧急处置一次，入旅顺陆军215医院治疗一次，薄熙来的前秘书，大连国安局党委书记车克民对我说，开过辽宁省第9届党代会之后，薄省长就是省委书记了，17大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你写文章埋汰他，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就是死路一条！但后来薄在省党代会前篡权失败了，他们感到证据份量不够，就又抓住我撰写的披露沈阳慕马大案与大庆市副市长钱棣华贪腐案等文章，做为借口，让大连市保密局盖个公章证明其为国家机密，又给我加上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罪名，在2001年1月19日把我转到大连开发区看守所继续审查。为了打击政敌，嫁祸他人，薄熙来还拘捕了我的同事与其它知情者，并把我太太非法监禁了28天，还巧立各种罪名，捏造伪证，株连他人，制造了律师陈德惠偷税案等十多起冤假错案。（陈答应担任我的辩护律师次日被捕，一年后宣告无罪）并在狱中操纵牢头狱霸，企图借刀杀我灭口。多亏有一位正直善良的狱警，把我的书信暗中传给我太太，并使其在香港《亚洲周刊》发表，进而引起了香港及海外媒体对我的关注，从此我变得相对安全了，处境与条件亦有了改善。

2001年9月5月，薄熙来一手操控的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秘密审判了我，庭上只有法官，书记员，律师等五个人，连我的太太都不能获准旁听，并派出法警殴打驱赶与恐吓我的亲人，以阻止她们靠近审判庭。在此之前20多天，在同一地点，我撰文批评的慕马大案中的原沈阳市长慕绥新亦因贪腐受审，并判死缓。我坐的被告席，已由其先用，这就是说，中共首创了贪官与反腐记者一样受审定罪坐牢的奇迹！2001年12月26曰大连中院一审，以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两项罪名，判处我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冶权利3年，庭上出示的所谓证据不过是两个文件，一个是大连保密局出具的材料，其证明马向东案是国家机密，一个是国家安全部出具的文件，证明《前哨》是香港反动刊物。还有一份我的同事蔡某写的有关我让她打印文稿的证词。在英国进修过的审判长张明朋，拒不认可辩护律师蔡明福等当埸出示的香港《东方曰报》在我之前发表的有关马向东澳门参赌的新闻稿，充分暴露了薄熙来及其死党恂私枉法的本质，后来，迫干国际舆论的压力，次年我的案件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再审终裁，改判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此后我又被继续改押到大连姚家看守所，担任省长的薄熙来，以减刑，保外就医等为诱洱，企图借我之口，诬陷另一市级领导干部高某，被我拒绝。由此我才恍然大悟。中共的反腐倡廉是内部权斗的借口与筹码，慕马大案的败露，是薄熙来与江泽民，李铁映等人精心策划争权夺利的结果，薄熙来依靠其父薄一波与讧泽民在北京私下肮脏交易，企图利用慕马大案，牵出省长张国光，搞倒书记闻世震，进而自已成为封疆大吏，再取代胡锦涛，后张国光被捕判刑，其它目的因故未果。纪委与国安部已堕落成为中共内部权贵暗中角力的工具，而讲真话的记者则成了无辜的牺牲品。

从2003年2月20曰开始，我由看守所转到大连瓦房店监狱服刑，被强迫劳改，每天在狱警与牢头狱霸的恐吓下，我不得不早晨5点半起床，6点钟干活，直到夜里11点钟，此间禁止饮水与上厕所，从事的是检海带，粘塑料花，打雪糕板等手工苦力活，一曰三餐，吃腐烂变质的玉米面窝头与盐萝卜，长时间不能冼澡，有病不能及时有效诒疗，身上长满皮疹，脓包，衣被上生满了虱子，腿脚浮肿，晚上168个犯人挤在一个木板搭成的大通铺上睡觉，更不堪忍受的是，我所在一监的牢头狱霸高明，每天收工后，强迫未能完工的犯人在地中间站成一排，低头弯腰，进行殴打，并经常把人打昏致残，而管教们假装不知。本来薄熙来下令监狱对我严罚，并任命负责我专案的国安局特务彭东辉之父为监狱纪委书记，企图逼他们暗害我，但正巧有个管教与我朋友宋某相识，所以在他关照下，牢头狱霸还不曾对我直手动粗。但我每天亲眼目击的践踏人权的情况，不仅在各个监舍普遍存在，而且肆无忌惮，惨无人道。一方面是家中贫困的犯人，无钱送礼，打通关系，不得不备受凌辱，终曰劳作。一方面是入狱的贪官，依仗余威，有钱摆平，在大牢里养尊处优，称王称霸。中共的监狱已成为外部社会贫富两权分化的延续载体，黑暗而腐败。在瓦房店监狱里，因慕马大案受牵连入狱的原沈阳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梁某，就住在配有电视的招侍所里，并设一名年轻的杂役专职伺候。

这种情况在大连南关岭监狱更为突出，我2003年4月9日调入该监，直到2006年1月3曰获释，此间耳闻目睹的故事更多。监狱设有5个直属狱政处等管理的犯人分队，一分监区主要是类似纪检的监督岗，二分监区负责监狱劳改小报与电视台，三分监区是管食堂，浴池等，这些远离生产水泥第一线的工作，叫自在活，全部由犯人家属托关系，挖门子，请客送礼花钱买，一年一个价，3，000元至1万元不等，连犯人医院的病床都有价码叫卖，只要有钱，犯人就成了病号，不用参加劳动，还能吃上病号饭，所以犯人们讲，有钱你打钱，没钱你打罪。2005年5月，辽宁省副省长，薄熙来的心腹刘克田因受贿罪被判12年有期徒刑，亦送到这个监狱服刑，他享受的待遇最高，入监那天，监狱派房车送人，还为他买了木床，还允许他住三人间，而我先住入监队93人大间，后住12人房间。与贪官刘克田同住的两人，一个是原民警周某，一个是原辽宁高法执行庭长张某，他们都根本不参加劳改，每天晚饭后还一块外出背着手散步。刘克田还不穿囚服，吃三人合做的小灶，每周太太过来陪住一晚，并给他送来饭菜食品与曰用品。刘克田的任务就是读书，监狱让他负责阅览室，他房间什么电器都有。彩电冰箱洗衣机一应俱全，出版过诗集的他，每曰吟诗做赋，还闹翻案。

然而，我能与贪官一同坐牢，却待遇与之相比天壤之别。起初，我在入监队被迫做苦工2个多月，捡海带，打雪糕板等，一天劳动10几个时，因营养不良，倍受暴力犯的欺辱，心情抑郁，头发几近落光，胃病十分严重，但监狱即不允许家人送药，也不给药物治疗，薄熙来及其死党继续暗中派人对我进行监控，并通过狱警张雷，郭强等人暗示犯人对我施压，企图让我病死累死。这里的牢头狱霸也同样残忍，但监狱长高某对我还算比较客气。他曾要求我脱产去办监狱出版的《新生报》，被我拒绝。我说，宁可累死，亦不再为中共写任何文章。郭强又告诉我，你每写一篇文章，就减刑7天，亦被我婉拒。2006年6月26日后，念及国际舆论的持续关注，监狱长高某亲自下令，把我调入一分监区当监督员，自此我不再做工，我的任务是在一栋犯人集体宿舍大搂一层的传达室里坐岗，可能狱方认为这样便于其它犯人监视我，但我将计就计，利用手中的权利，巧妙周旋，借到了一台短波机，恢复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而且通过不断进出的23个大队的5000多个犯人，知道了监狱里许多黑慕，写下了30多册读书笔记，4本日记，1本诗集。现在这些物品已几经周折全部偷运出来。2003年底，我偷听法广记者肖蔓专访鲍彤的节目，其中她提到我的名子，使我倍受鼓舞，这成为我坚强地存话下去的勇气与精神力量之源。2004年春节过后，我太太带女儿秘密移居加拿大后，我又通过广播知道了她的生活情况，故深感欣慰。2003年春节过后，我还通过一个私藏手机的狱友与外界联系，一个记者朋友汇2000元给我，并快递了逆转乐药品，冶愈了我的胃病。当然钱是由监狱围墙外一家小卖部中转的，它由一个狱警私办，把钱扣下一半，另1000元变成监狱餐券。

在狱中，我主要是一边坐岗一边读书，我读了大连体育用品商店老板干云盛赠送我的《二十四史》，因其文字浩繁，到我出狱还设有读完。我还用一台复读机学习英语。但当批准我学习外语的高监狱长调离之后，我的处境一度恶化，狱政处副处长张雷以检查监规为借口，动手打我，被我不客气地回击一拳，后其经狱警袁乙庆劝阻做罢，后来其多次挑拨犯人企图害我，被我识破化解。2005年上半年，中国发生反曰大游行期间，监狱长初宇，副监狱长白世明，狱政处长孙振峰等人，操纵犯人高举等人阻止我收听复读机，学习英语，惹怒了我，又以我与其吵架为由，禁闭我40个多天，并指使犯人李洪俊，薜喜刚等人，把我限制在一间宿舍里，不让外出，他们还曰夜唱歌吼叫，不让我睡觉，不让我上厕所，小解在瓶子中进行，室内臭不可闻。还不让我按时接见亲人，企图在精神上整垮我，使我入狱后患上的白癜风皮肤病大面积扩散，至今不能诒愈。后在墙外的反曰游行风波平息后放行。

2006年1月3日，迫于国际形势压力，监狱与大连中级人民法院对我裁定减刑11个月，于胡锦涛即将出访美国之前，1月3日把我提前释放。此前一周，特务彭东辉，郑义强等最后一次到监狱警告我说，将来放了，还是我们管你！

当我走出监狱大门时，我回头望着缕缕升腾的水泥厂烟柱，我的思绪在晨雾中不曾飘散，我想，5年零1个月监禁不太长，但我关过3个看守所，一个军队的，一个区级的，一个市级的，又押了两个监狱，一个是市郊的，一个是市内的，我仿佛是被上帝派到监狱采访的，还挺全面的哩。共产党把我的笔夺走了，却真实地告诉了我黑牢的内募，以后我可以重新拿起笔，展示这个暗无天曰的黑牢，所以我对送我到南关岭监狱门口的管教袁乙庆说：谢谢！

2009 6 24于多伦多

上篇: 从“五四”到“六四”的历史抛物线

三、抗日赌局斯大林做庄，爱国话语共产党获利

（续前）
二十世纪初叶的日本，已然一个东方强国。源自国家利益的需要，幕府时代的武士道，在不断地向外扩张过程中发酵成日益失控的侵略性。1931年强占东北之后，日本军队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当年清兵入关的历史。而中国的政治格局，也因为日本的入侵发生了戏剧性十足的变化。

在日本军队入侵之前，中国正在逐渐走向由蒋介石一统天下的新型王朝。蒋氏王朝不会比袁世凯更开明，但也不会比袁世凯更专制。而且，蒋介石也跟袁世凯一样，在意识形态上了无优势可言。因此，蒋介石气量再狭隘，品性再专横，其专制程度也达不到毛泽东的严酷。孙文当年设计的一统天下，倘若真被蒋介石完全实现的话，那么确实有点走向立宪的意味。清末民初的自由空间，依然会有所保留。中央和地方之间，可能会是大局认同，磨擦不断。而各方认同的大局，首先在于清除共产党。经年不断的围剿，共产党很可能会成为太平天国第二。至于国民党内的冲突，倘若蒋介石聪明的话，应该始终保留汪精卫，作为其首席对立面。因为与其让更厉害的江湖角色崛起，不如让一介书生填空。

但日军的入侵，使中国政局一下子退回到了明末清初，并且还在一个对共产党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底下。清兵变成了日军，李自成转换为毛泽东，而蒋介石被抛到了崇祯的位置上。至于那个叫做吴三桂的武夫，竟然变成了书生型的汪精卫。政局有如赌桌，赌徒的赌技再高也高不过赌运。倘若撇开任何意识形态来观察所谓抗日的话，那么乃是各方政客的一场豪赌。要弄清这场赌局，必须厘清当时的整个国际政局。

民国时代的这场中日战争，与满清王朝的中日甲午战争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国际背景。甲午战争仅仅是彼此强弱的交锋，胜者获利，输者割地赔款。但这次交战，却是在一盘国际大局里的博弈。国际上的风云变幻，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战局，也影响到是采用“战”还是选择“和”的谋略运用。当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珍珠港袭击爆发时，日本人为他们的偷袭成功而欢呼，中国人也暗自庆幸：战火终于烧到美国人头上，小日本得罪了一个最不该得罪的强国。其时，就日本而言，也与入关的满清截然不同。满清的目标就是要入主中原，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却远不止于中国。吃着嘴里的，看着锅里的。打着中国，看着太平洋，还窥视着苏联。错综复杂的国际利益，使中国的抗日迥异于宋朝时岳飞的抗金，绝非一个简单的“战”字可以摆平。战，是手段；和，也是手段。有时需要强硬，有时需要妥协。当时，英国人跟德国人打交道，首先出场的并不是强硬的邱吉尔，恰恰是善于妥协的张伯伦。张伯伦以英国商人的精明，不动声色地把希特勒推向东方，诸如波兰、捷克等东欧诸国。从国际格局来说，张伯伦的这种策略是非常自私的，只为英国谋利。但问题是，张伯伦是英国的首相，理所当然是英国利益至上。虽然战争英雄由后来的邱吉尔扮演，但张伯伦之于英国也同样地功不可没。不管英国人后来与希特勒打得如何难解难分，但从没听说他们把张伯伦判成英奸，或者送进监狱，或者派人暗杀。

中国的面对日本侵略，也同样有一个把战火引向何处的问题。日本对于东北确实一向垂涎，但他们是否想一口吞并整个中国，却是极大的疑问。不啻实际操作困难重重。据说，后来日本战时档案解密时发现，日本当时根本没有全盘侵华的计划。甚至“九一八”事变都不是日本政府下令，而是关东军擅自作为。这是日本侵略者跟当年满清的最大区别所在：并没有像满清那样入主中国的意图。日本人把东北划入自己的版图是可能的，但吞不下整个中国。一则，中国太大。二则，有个在文化上最后究竟谁同化谁的问题。三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政治家，其政治水平不过愤青而已。这批战争狂人以为他们真的可以在整个太平洋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此刻的中国，倘若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或者说，有个像罗斯福那么冷静的总统，即便像斯大林那么老谋深算的人主也行，那么最高明的做法乃是耐心等待，等待对方犯错误。再强的强敌，也有致命的弱点。因此，面临强敌，寻找其致命弱点，是最恰当的应对。事实上，东西方两大强国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都犯了致命的错误：德国进攻苏联，日本袭击美国。希特勒重蹈了当年拿破仑在俄国的覆辙，日本的战争狂人则给自己招惹了根本不该招惹的强敌。从整个二战全局来看，罗斯福无疑是最睿智的，斯大林是最精明的，而英国人的先张伯伦、后邱吉尔的应对方式，则是最划算的。

倘若将日本的入侵放到这样一个国际政治格局中，那么再笨的人都会看出来：抵抗固然必不可少，但和谈也未必不是高招。既然张伯伦可以把希特勒推向东欧，中国为何不能把日本军队请向苏联？百万关东军陈兵苏联边境，难道只是吓唬斯大林么？就当时的国际格局而言，最担心最痛恨中国面对日本侵略采用和谈策略的，不应该是被煽动起来的爱国同胞，而应该是克里姆林宫里的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日本向苏联的进犯。倘若苏联遭受德国和日本的两面夹击，那么世界历史可能真会重写。至于日本进攻苏联的理由，既有利益上的考量，又有历史上与沙俄的宿怨。斯大林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

中国虽然版图比日本辽阔，人口比日本众多，但在军事实力上与日本相比，却绝对是一个弱国。军事上的强弱，不是靠英勇奋战可以弥补的。在日军的进攻下，中国军队的不堪一击，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并不是中国士兵不勇敢，而是军事实力及不上。这样的事实，本当完全可以通过政府的耐心解释向民众说清楚，要不是有人故意把抗日爱国的情绪，煽动到不可理喻的狂热的话。

还有一个可以说清楚的事实是：当一个军事弱国遭到一个军事强国入侵的时候，战与和乃是与敌周旋必不可少的矛与盾。尤其在长矛不够锋利的当口，盾牌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当年有宋面对金兵入侵，岳飞是矛，秦桧是盾。岳飞的抗击固然不可或缺，但没有秦桧的和谈，又哪来南宋的半壁江山？当时国民政府的两大巨头亦即蒋介石和汪精卫，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一个演抵抗的岳飞，一个演和谈的秦桧；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一个做矛，一个做盾。彼此配合默契，与日本侵略者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攻守皆宜，进退自如。不仅能有效地对付日本侵略者，而且还能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同盟和协约两方，无论哪一方最后胜出，中国都可以站在胜利的一方。

但这样的假设，是在中国背后没有站着斯大林的前提之下，是在共产党没有按照斯大林的旨意煽动民众制造了汹涌到恐怖程度的爱国狂潮的前提之下，是在蒋介石能够和汪精卫彼此精诚团结从而配合默契的前提之下。在中国历史上，强敌的入侵，远没有内部的相残那么可怕，那么无法解脱。对于一个团结一致的民族，再强的强敌都不可怕。但对于一个互相间没完没了地勾心斗角的民族，哪怕草芥之癣，都可能变成不治之症。

中国在军事上是个弱国的事实，中国军队根本不是日本军队的对手的事实，在当时，蒋介石从一开始就知道。对中国军队了解无多的汪精卫，是后来视察了前线之后才明白的。因此，与日本人签定塘沽协议，并非是什么卖国行为，而是国民政府承认自己是军事弱国的事实。但民众在共产党的煽动之下，将此夸大到了仿佛整个民族因为这个协议而遭到了灭顶之灾。更有一个愤青军官当众行刺国府两位最高领袖，将汪精卫击倒在血泊中，从而把爱国情绪推向白热化。

大敌当前，爱国主义热情的激发是自然而然的。抵御强敌，同仇敌忾的气氛也是必不可少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自有宋以降，中国人的抵御外敌，常常含有不无诡异的心计和不无卑怯的谋算。由于汉唐阳刚之气的式微，中国人变得十分怯懦。诗人写诗，文人作文，通常是在鼓励他人出征，勉励他人牺牲。强寇入侵，老于世故的国人首先不是思考如何应敌，而是如何鼓励他人上前线。久而久之，敦促他人御敌，比御敌本身还要理直气壮。于是，道德的话语暴力，最后在爱国狂潮中演变成了肉体消灭。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国府领袖们在话语上也确实太过贫乏。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炉边谈话的方式，努力说服美国保守主义国民，承担抗击法西斯的国际义务。最后在日本飞机轰炸珍珠港的事实面前，罗斯福不容置疑地说服了美国人。可叹当时国府的蒋汪诸君，实在不善言辞，在共产党汹涌澎湃的爱国话语攻势面前，不要说还手之力，就连招架之功都摆不出来。

与此相反，共产党的抗日宣传却比日本军队还要长驱直入，竟然振振有词地喊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在中国历史上，有跑到他国引兵回师痛雪本国昏君制造的冤案如伍子胥者，也有跑到他国恳求出兵帮助抵御外敌如申包胥者，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以本国民众的血肉，为他国筑成抵御之长城的荒唐事。然而，当时却没有人指斥喊出如此荒唐口号者为汉奸，反而将阻止日本军队进一步入侵的和谈，说成卖国。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民族，都不会在把抗击者奉为英雄的同时，把和谈者当作粪土。倘若没有朱熹之流腐儒所制造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道德恐怖主义之于中国人的毒害，秦桧理当与岳飞并肩而坐，比肩而立，根本没有理由被愚民做成跪像，还要油炸。倘若国民真要为岳飞被害抱不平，也该把皇帝赵构拉出来才是。国人是不敢让赵宋皇帝跪在岳飞坟前，才找了秦桧替罪。这就好比文革劫难结束后，国人不敢归罪于毛泽东，只好把气出到江青头上。过去是刑不上大夫，如今变成罪不及君王。国民的卑怯同时又在于，柿子挑软的捏。国人不敢非议要拿中国人的性命去保卫苏联保卫斯大林的共产党，因为人家是胜利者，是大赢家，是最后坐了江山的一伙，有枪有权有专政，于是只好拿和议者出气。国人先是跟着蒋委员长指斥汪精卫如何汉奸，然后又跟着毛泽东一起诬指抗战领袖蒋介石摘桃子。

毋庸置疑，抗战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军队的义务，要不民众养着政府养着军队干什么？但抗战并不只是一味地拼命，和谈也是应战的手段。蒋介石虽然在政治斗争中经常有小人作为，但面对外敌或者外国政府，倒从来都是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无论是先前的面对苏联顾问，还是后来的直面美国将军，蒋介石都不曾买过账，更何况面对日本军队的大举进犯？但蒋介石深知，国军和日军之间的实力太过悬殊，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要把这样的苦衷向民众说清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蒋介石苦于文化根底太差，没有罗斯福那样的口才，而一旦残酷起来，又残酷不到斯大林那样的国际级别，最后，只好受制于斯大林，把日本军队硬生生地拖进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实现了斯大林用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来保卫苏联的战略意图。同时，蒋介石又下意识地流露了他不计民生的冷酷，竟然使用所谓的焦土政策，让本来已经惨不忍睹的中国民众，更加不堪重负。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并非是个伟大的爱国者，而是一个重江山轻民生的政治赌徒。蒋介石也许以为这种做法很媚爱国之俗，殊不知，军队撤退并不非要民众自毁不可。那么大的国土，日军不要说打仗，即便行军都很费劲。

就军事战略而言，实力不如日军其实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国土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东瀛小国真要侵占老大中国，并非一年半载可以得手。这道理不仅蒋介石明白、毛泽东明白，民国军事家蒋百里也曾透彻地论说。中国具备如此优势，再加上日本并没有满清那样的入主意图，理当利用各种间隙，寻求机会，以逸待劳。因为即便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之间，在战与非战、对中国之战是没完没了打下去还是适可而止等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日本当局既有狂热的好战者，也有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理性领袖、和平主义者。日本首相犬养毅还因此被军国主义分子杀害。面对一个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在战与和之间，中国政府的回旋余地很大，足够做出有利国民的漂亮文章。

但蒋介石实在是被共产党煽动起来的那股爱国浪潮给吓怕了。先是亲眼目睹同僚汪精卫倒在血泊中，然后是在西安被结拜兄弟张学良绑架，差点丧命。最后幸亏斯大林从莫斯科给延安下令，才免于一死。当然，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不用说免费救命。在来自克林姆林宫和国内民众爱国浪潮的双重威逼之下，蒋介石只好全面抗战。蒋介石的岳飞担当，不是自愿的，而是被逼的。虽然史家有说，那场在上海爆发的对日之战，系共产党潜伏在国府中的间谍所为；史家又有说，芦沟桥的“七七”事变，也跟共产党潜伏在国军中的间谍故意挑衅日军有关；但这些史实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确凿指证。在此只能从逻辑上说，最乐于看到把日军拖入广阔的中国战场的，理当是斯大林。而这也是斯大林不许延安杀死蒋介石的根本原因所在。斯大林用蒋介石一条性命，换取了中国民众千百万条性命，替他抵挡可能进攻苏联的日本军队。日军从此大举南犯，从而丧失了向北进攻苏联的可能。可见，中国人的全面抗战，在蒋介石却并非赢家，而是输家。赢家乃是斯大林，还有斯大林在延安的共产党小兄弟。

中国人后来把毛泽东说成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不确切的。但毛泽东确实是共产党的大救星，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毛泽东在共产党里之所以能够众望所归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降，一直匍伏在苏联及其共产国际的权威底下，直到毛泽东执掌，才有了点自己的个性。但仅此一点，毛泽东还不足于服众。不说其他人，刚到延安不久，周恩来就在抗战问题上、在要不要服从蒋氏国府问题上，和王明站在一起，与毛泽东分庭抗礼过。但经过领教了毛泽东的文抗策略，经过看懂了毛泽东玩弄三国演义式权谋的高明，经过亲身经历了共产党遵照毛泽东所谓“独立自主原则”而获得的壮大，不仅周恩来真心实意地伏首称臣，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也全都五体投地。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后来走向独裁的关键资本。

(未完待续)

编者按：本文从梁启超到方励之的境遇，探讨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民主进程，何以如此坎坷艰难？原因之一是，缺乏有如昂山素姬、哈维尔、金大中式的民主殉道者为国运作出道德承担。

 

方励之是1989年在学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很遗憾没有成为天安门民运领袖。方夫妇近影。

梁启超晚年对政治已颇为厌倦，把重心转到了文化上来。与他关系密切的张东荪回忆，在北伐前二三年他住在协和医院，准备动手术时，张曾向他进言，文化运动未有不含政治改革的，故仅文化运动是不够的。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之所以不愿再谈政治，就是对於民主完全提不起信仰来了。」相隔二十年后，张东荪在写《理性与民主》一书时，回想起这句话，无比的感慨，认为：

「中国之始终未能走上民主轨道可以说就是为没有人肯作民主主义之殉道者。必须有人和迷信财神与送子观音那样，不惜徒步登山，数夜不睡，以迷信於民主主义，则民主方会发生力量。环顾海内，这个天赋的天命应该降在梁先生身上，他竟未曾担起，岂不可惜。为什么他最相宜呢？就是我以为民主运动根本是一个道德的挣扎，即对於不自由不平等不向上的一种抗争，可以说是纯粹出於道德的动机。」

梁启超晚年对民主失去信心

自戊戌变法以来影响中国至大、至深，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追求了大半生的梁启超先生，到他生命的黄昏竟然说自己「对於民主完全提不起信仰来了」，这确实令人遗憾。张东荪的惋惜不是一声轻轻的喟歎所能了的，而是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立在我们的面前。从他写下这番话，又是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依然踯躅在民主的大门外，更不要说上轨道了。通往民主的路为何如此艰难？固然首先是因为环境的阻力，比如掌握权柄的人不愿意自己的权力受到约束，既得利益不肯放弃眼前的利益，多数人屈从於环境的压力，苟且偷生，追求民主的动力不够……

在这些因素之外，我们不能不说，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就是民主的追求者、宣导者，特别是那些曾经被世人视为民主旗帜的人物，本身也没有负起足够的道德上的责任，在根本上，缺乏一种殉道者的精神。

 

● 1988年方励之在中国大学中演讲，鼓励学生参与改造中国争取民主的进程。

追求民主不能不诉诸道德要求

中国人追求民主之路，如果从梁启超那一代起已有一百多年了，最近这三十多年来，自「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运动到波澜壮阔的一九八九年，也曾高潮迭起，国人并不缺乏民主的诉求，而且曾经产生出了具有影响力和象徵性的代表，比如方励之先生、魏京生先生。但是，他们先后都选择了流亡，作为个体生命他们因此可以减少许多切身的痛苦，我无意评价他们个人的选择，也决不是在指责他们，何况魏京生先生已在牢狱中熬过了漫长的十八年。我所关心的只是他们这个选择给我们民族带来的负面效应，作为极权社会里好不容易浮现出来的民主象徵，他们曾是千万追求民主的国人心目中的希望与信心，如果他们坚持留在自己的国土上，与这个饱受折磨的民族共命运，与被蹂躏、被损害的同胞一同承受现实的苦难，整个民族在精神道德上就有一个可靠的向心力，在无所不在的强权对面，就有一座撼不动的精神座标。

任何一个时代，要产生出这样的座标需要有很多的契机，不是说有就有了，只有各种因素集於一身才会成就这样一个人，而这个人一旦产生，上天就赋予他一重使命，这个使命是超越於个人生命之上的。这个时候，这个处在历史当中的个人，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担负这样的使命，能不能以殉道者的姿态，坚守民主的理想，就变得比什么都重要。确实，这不是现实的理性计算，不是具体的力量权衡，而是清清楚楚的个人利害抉择，不仅可能带来个人处境上更大的逼迫、更大的难处，甚至是严重的伤害，由此产生的道德力量却是难以估量的。

道德从来都不是一种外在的要求，不是用来责人，乃是用来律己的。在极权向民主转型的过渡时代，新生的民主力量要想与强大的反民主力量抗衡，不能不诉诸这样的道德力量，我们当然明白民主最后的生根要靠制度，没有制度安排上的保证，就不会有健康的民主社会，但是这个制度的建立却有赖於道德的动力。没有这种道德的榜样，没有先行者以自我牺牲所作出的示范，一个长期被专制奴役的民族是很难迈出这一步的。《圣经》中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中国的民谚也说「一籽下地，万籽归仓。」说的就是一个道理，这就是今天林昭受到那么多人敬仰的原因所在。

倘若方励之六四后不出走

历史的创造有一定的偶然性，其中，有幸被历史选中的代表性人物，在关键时候的选择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方励之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处演讲，提倡民主，在年轻学子中如雷贯耳。一九八九年的民主浪潮诚然不是他鼓动起来的，而是历史的大趋势，但是不能否认他多年来的思想言论就是构成这个大趋势的一部分。他的影响力当年无人出其右，拥有「中国的萨哈罗夫」乃至「中国的布鲁诺」等称誉。

然而，他最终既不是萨哈罗夫，也不是布鲁诺。如果说，「六四」枪响之时，情况危急，大军压境，局势不明，出於生命安全的考虑，他走进美国大使馆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一年多之后，北京已结束戒严，局势平定，作为被通缉的「黑手」，他坦然走出美国大使馆，充其量也就是接受几年监狱的命运。按照当时全国的民气、民心、民意，更不用说国际社会的舆论，他入狱只会使他赢得巨大的声誉，只是暂时失去人身自由。以他的声望，即使在狱中，他在肉身上也不至於受到多大的伤害。

据说，他事后的解释是，他只是一个科学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一个被时代推到浪尖上的知识份子，关键时刻是不是能承担起民族的苦难，有勇气接受包括牢狱在内的命运安排，坦然地面对一切向他袭来的横逆。这不仅是个人的勇气问题，更是民族的精神道德水准问题。我们今天仍然感到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上，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答案。戊戌变法虽然被绞杀了，但是有一个甘愿以身殉道的谭嗣同在，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线的温暖。十多年后，那个杀了谭嗣同的王朝就崩溃了。

二十年后，重读方励之先生八十年代的那些言论，我对他依然怀抱足够的敬意，他毕竟是一个开风气者，一个推动过历史进步的人，斑斑史册永远也无法抹掉那一页。但是，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也是毋庸讳言的。他的选择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挫伤到底有多深，或许今天还测不出来。这是历史深深的无奈。在太平洋彼岸，午夜梦回之际，也不知道方先生对此是否有过反省？

专制和被专制相互成全

六十年来，在这个暴力缔造的大一统政权下，这块土地上追求民主的声音并没有完全消失。三十多年来，我们一次次听到了民主的呐喊声。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出自己的昂山素姬、哈维尔、金大中？为什么三十多年的时光得来的仍然是零？其中原因不能只到反民主的力量那里去寻找，更要在求民主的力量身上去探索，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反省，我们就会发现自身的缺陷，正是这些缺陷使反民主的力量变得貌似强大，甚至逐渐找回了他们曾经丧失的一点自信。

专制其实不是靠自己单独就能完成的，专制和被专制是相互成全的，一个民族一旦准备好了告别专制，专制的末日也就即将来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今天之所以只能处於民主的门槛外，首先是追求民主的人还没有作好道德上的准备，特别是个别曾享有宣导民主的大名、掌握了相当道义资源的人，没有能立定心志，做一个民主的殉道者，甚至放弃了历史曾给予他的重大机会。这是中国民主难产的重要原由之一。

中国的今天，依靠体制自身力量往民主方向演变的可能性，几乎越来越看不到了，强势集团对自身利益的贪婪和独佔的欲望日益膨胀，像胡、赵那样具有道德感的体制内领袖已没有产生的土壤。但是，历史又已经走到了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这不是人力所能阻挡的。这个时候，民间社会能不能产生出具有道德力量的代表人物来，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一个民主中国、自由中国殉道？就是这一轮转型能否顺利开始的条件之一。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因此获得了实质性的意义。

西安游记拾趣之一

参加西安东线一日游，一上车经验丰富的导游就宣布纪律了：西安是古都，到这里旅游和到其他风景区有所不同，这里是“三分看，七分听讲解”，所以，大家跟紧点，要注意听导游讲解。

接下来就很有意思了，我因为常常开小差，而惹得一起过来实习的见习导游小白姑娘屡次过来拉我回队伍，深怕我错过了讲解员给我讲秦朝的故事。

用我自己的话总结一下，这一天游览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大“洞”，一个是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躲藏的石洞，一个据说杨贵妃出浴的洗澡盆，也像一个洞，还有一个是秦始皇用来埋藏他的梦幻兵团的洞。

在蒋介石藏匿的洞穴和“捉蒋亭”前，来自大陆各地的游客竖起胜利的V字手指自豪的合影留恋。而贵妃的洗浴澡盆，不但显得干巴巴象个墓穴，而且导游在说到这位据说不到一米六零却有140斤体重的“美女子”时，说她发明了用鲜花泡澡的原因是她有狐臭，所以，这个西安据说唯一两个5A级旅游点之一的华清池不再吸引我，来到外面，发现大家大概也和我想的一样。原来，这个千年前供皇帝洗澡淫乐的地方最吸引人的竟然是那座现代雕塑：杨贵妃的半裸雕像。（嗯，这样的雕像，是不是应该过滤一下？）

导游说得没错，西安游主要是听讲解，否则，你还真不知道这里到底有啥值得看的，回去后告诉人家，我去了西安，就看到了几个泥巴土坑，说是皇帝和他小老婆洗澡的澡盆，还有几个泥巴捏成人物和马匹，说是我们大中华第一个皇帝的梦幻兵团。

其实，听不听讲解，我都有这个感觉，就拿那个著名的秦始皇兵马俑来说吧，出土的时候，只不过一堆堆泥土，几乎没有一个保持完好的兵马俑。后来经过我们多少年巧夺天工的修复，弄出了一个一个栩栩如生的泥巴人和泥巴马，往那里一竖，成了世界一大奇迹。

但你能告诉我奇迹在哪里吗？因为泥巴人做得像？显然不是，因为那时的手工泥巴人技术绝对超过这些士兵的造型。那么，是不是保持得好？应该也不是，如果你看一下那些还正在发掘的原始坑道，就知道，这种泥巴能保持这么久，无非是和泥巴混在一起。现在靠很多科技和人工，把它们分开，修复。

可是，秦始皇兵马俑还是很让世人吃惊？到底在哪里？很简单，就是它的规模。秦朝出土的逼真的东西远远超过兵马俑，可是，哪里会有如此疯狂的规模？成千上万毫无意义的泥巴人和马，占了差不多当时一个欧洲小国的面积，这规模这气势，还不能称为世界奇迹？

你还别说，这种世界奇迹还只有秦始皇这种暴君能够创造出来。要知道，当时秦朝连连打仗，虽然统一了中原，可国力并不怎么样（不到20年就被推翻了），可秦始皇竟然能够在这种人民向往安居乐业、希望和谐的时候，花费了如此巨大的财力和人力搞这些泥巴人和泥巴马——你说它能不灭亡？

可正因为他的无聊和无耻，却给两千年后的我们搞出了据说唯一可以和世界七大奇迹抗衡的兵马俑。真让人哭笑不得。而且，更让人昏倒的是中国的另外一个最伟大的奇迹——万里长城，竟然又是这位秦始皇搞出来的。如果说他的无知和无耻搞出了兵马俑，妄图让这些泥巴人在他死后继续跟随他到阴间维持他的荣华富贵；那么修筑长城时，就暴露出了他的残暴。他用长城巩固自己生前的国土，用兵马俑保卫自己死后的疆域。他的王朝虽然只存在了十几年，却给后世的皇帝们树立了一个榜样。此后两千年的历史里，不知有多少帝王想重温秦始皇的昔日荣光……

就是这样一个无耻和残暴的始皇帝，竟然为两千年后的中国人带来了至今还在傲视世界的“古老文明”，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精神遗产”——这也难怪，当我面对那些兵马俑的时候，有那么一刻，我理解了，他们虽然被埋在土里，却默默地捍卫了秦始皇的业绩直到今天……

我什么也说不出，只是远远地站着听导游讲解秦始皇帝的丰功伟绩，而跟随她的游客们都被吸引了，有些甚至发出了赞叹。讲解员说，这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统一了全中国的皇帝，他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文字……

他也统一了书本，统一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统一了思想和真理……我嘀咕了这么一句，这是我整个旅游过程中唯一一次打断导游而说的一句话，不过，没有人听懂我在说什么。

毕竟，在这么大规模的泥巴人面前，我们显得如此的无力和渺小。

    

    

    

人民军队要为旅游社的信用保驾护航？

西安旅游拾趣之二

太久没有参加国内的一日游，没有想到偶尔参加了一次，竟然有了这么多收获。正如导游所讲：西安是一古城，“三分看，七分听讲解”，而我一上车就感觉到这“七分”讲解中，几乎不到三分是在“讲解”，更多的是“宣传”和“教育”混杂在一起的忽悠。

例如一上车，导游不讲今天我们交钱要去的几个固定的景点，而是大讲特讲我们要路过的不在计划内的景点，最后全车人在一阵被宣传后，都后悔没有去那个景点。不过，导游就说了，放心，我们第一个就去那里，只是，要另外交70元门票和缆车钱。一个多小时后，当大家回到车上的时候，我从每一位的脸上都看到“这70元花得冤枉”的表情，但大家都不开口。

在导游提醒我们注意听的“讲解”中，我发现，整个一日游几乎都围绕着他们旅游公司设定的几个主题，有时把话题扯到他们想要我们买的东西上的时候，几乎让人因为听懂了他们的意思而感到脸红。可是，我发现全车游客，几乎一上车就被导游牵引着走。那种情景，让我深感“宣传”在日常生活中出神入化的作用……

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不忘秦始皇，感谢老杨！

陕西旅游公司东线一日游的主题自然是华清池和兵马俑，特别是兵马俑，也是我想去的（以前去过一次，没有相机，也不许照相）。而导游一路上也一直在围绕兵马俑讲解。可我听来听去就感觉到不对劲，因为她的主题不是围绕兵马俑，也不是历史，而是始终围绕一个人物：杨全义。此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家门口打井的时候发现了兵马俑。

这人的作用挺大的，不能不提，可是在我们最后一站到达兵马俑之前的整个行程中，导游始终在渲染这个人，让我很不理解。从他如何发现兵马俑，到后来希拉克和克林顿如何来看他，要他的签名，而他又不会写字，于是，政府派人每天就帮他练习写自己的名字等等。等到我们的旅游车停到兵马俑景点停车场的时候，我看到，全车的游客特别是几个小孩子，到这里来已经不是看兵马俑了，而是来朝拜这位据说已经82岁的农民生活的圣地。

果然，进入兵马俑后，导游并不带大家看兵马俑，而是足足转了40分钟，其中主要的内容仍然离不开这位杨先生，例如他签名后送给克林顿的画册。在准备进入兵马俑的时候，导游突然指着近处的一个小村子说，为什么那个村子没有拆？因为当时克林顿1998年来西安的时候，指名要到那位发现兵马俑的农民家看看，结果，政府大为紧张，立即装修村民的房子，还每家每户发了钱，又怕他们舍不得花钱，还配上电视机等家具，老杨家竟然配了一台很大的彩色大电视。村民们一下子富了起来……

克林顿也没有在那里停留，不过他走后那一年，村民们写了这样一幅对联：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不忘秦始皇。横批是：感谢老杨！

这个故事把游客群众们的情绪推到了高潮，这时，那位导游话锋一转，各位，这位老杨年岁已大，我不知道他今天是不是在图书馆，他很少来的，不过，我前面给大家讲的那本珍贵的画册，限量发行三十万本，我们大家现在可以去看看，要是老杨在，就好了，可以签名，那就珍贵了……

这时，我猛然醒悟了，为什么老杨成了整个兵马俑的主角。我偷偷的溜走了，因为我发现，进来兵马俑旅游区这么久，一直在听老杨的故事，我还没有看到兵马俑呢。

后来回到车上，旅行团几乎每个人手上都多了两本画册，这只不过是一套很普通的兵马俑照片的画册。但看到大家如此珍惜的样子，我询问怎么回事。其中一位说，真幸运，正好老杨在图书馆，还为我们签名了，你看这三个字，就是法国和美国总统专门跑来要的签名……

我问那两本画册多少钱，他们说150元，随即告诉我，就是太重，带着有点麻烦。我忍住笑，想挑逗他们，就问，给你们签名的是那位82岁的大名人老杨吗？他们说是的。我说，那你给我看一下照片。他们说，不能照相。我说，不能照相，你们怎么知道他是老杨？老杨那么有名，又82岁了，怎么还在那里等你们去卖书签名？

几位游客脸色微变，就开始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到后来，主题集中到我想引的焦点上：老杨是谁？他难道不就是一个想在自家门口打井的农民？两个外国总统想见他就让他成了大名人？成了我们一天反复崇拜讨论的对象？他签字的兵马俑画册有什么意义？拿回去后，有人感兴趣？

后来，看到导游和司机来了，我不好意思让他们难堪，就打住了。但我已经感觉到，一团人中，至少有三到四位会把这两本画册悄悄丢掉，或者留在宾馆……

人民军队不应该为旅行社的信誉保驾护航

老杨不准照相，大概是年岁大了，害怕闪光灯。而那个签名的，我也相信就是老杨本人。只是，我非常惊讶于导游如何在短短一日内竟然可以使用这种宣传的语言把一位偶尔发现兵马俑的农民弄成了全车来自各地的游客的“偶像”，特别是几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更是教育孩子要珍藏这本画册，只差没有让孩子喊出“向老杨同志学习”的口号。

我能够理解旅行社的一些讲解和做法，所以从头到尾，我只是自己不被忽悠就行了，从来不扫人家的兴。但如果旅客太“理智”，一直不被忽悠，导游们也是没有耐心的。毕竟，就我这天了解到的情况，中国的导游没有基本工资，所有的收入除了多余门票销售之外，就得靠“购物”抽水，也就是说，游客不购物，人家导游就没有收入。和我一起来的实习小导游在说到这种情况时尴尬地说，我们才是弱势啊，有时感觉到让游客买东西，简直像在偷人家的东西……

我被她善良的心打动，安慰她，别这样认为，这是你的工作，你得生活。她说，我的工作为什么让我有作小偷的感觉……

其实，我深深地理解他们。但光理解还是不够的，例如那个导游就会在旅行的过程中“教育”游客人生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归根结底一点就是：赚那么多钱不懂得花，就是不懂生活。而今天旅游，就是一个花钱的好机会。

我为自己不懂得人生的意义而惭愧地低下头。可是，我也明显地感觉到，由于资讯的发达，信息的畅通，现在光靠导游的忽悠，买东西的游客越来越少了。他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你说现在还有谁不知道，几乎所有旅行购物点的东西都并不便宜，甚至还宰人。

就在我正在为旅行团导游担忧的时候，导游开始讲“玉”和“蓝田玉”对人身和人生的好处——不但驱除百病，而且改变风水。还有，男人为什么要戴玉？为什么一定要给女人买玉？这个过程超过20分钟，结构严谨，显然是统一的解说。可我还是担心，我们这个旅行团会有人买玉吗？

这样想的时候，车子开进了一个大院，一进大院，导游就宣布了：注意，这里不能拍照。

这是一个很大的玉器商店，门口停了很多陕西旅游公司的中巴，十分钟来一辆，旅客鱼贯而入买玉。我以为说玉器商店里不能照相，于是想对商店门口照一个像，结果马上被人家制止了，我这才发现，原来我们进了一个军营似的驻地。这才想起来，导游在车上说的，大家不要在外面买玉，我带你们去买。我们这里绝对没有假的，绝对讲信誉。大家到了就知道了……

果然一到就知道了，原来这个旅行社对口的巨大的玉器商店上赫然有人民解放军部队的番号。我本来不想进去的，看到这个也就进去了。一位女子穿了一套好像军服又没有任何标志的服装正在讲解：我们这里是部队开的，所有玉器的质量绝对保证，大家放心购买，不可能有假的……

我很吃惊，我想中国人对于旅行社的信誉可以不相信，但人民解放军啊，你信还是不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民解放军开的，据我所知，他们不能经商了。而且，这里既然所有的游客都可以来，为什么连外面都不可以照相？军事基地？不会吧，违反了我对保密法的理解……

我还是利用在外面等待购物的人群出来时偷拍了一张商店大门的照片。如果说这是一个小旅行社，一个小生意人利用军队的信誉赚点养家活口的钱，即便他犯法了，我也不会曝光他。但问题是陕西旅游公司是很大的旅行社，他们和这个挂着军队招牌的商店是什么关系？那个商店到底是不是部队开的？怎么可以把人民军队的番号打出来，要为一家旅行社的信誉护航？

杨恒均2009/06/30

6月24日，新华社电讯称：“据公安机关侦查掌握，近年来，刘晓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晓波立案侦查，2009年6月23日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经初步审查，刘晓波已对公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刘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两任会长和本届理事，笔会理所当然很快发表声明，“对当局这种无视国内外舆论而变本加厉推行以言论罪的行径极为愤慨，为此再次提出强烈抗议”。声明中说：“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博士主要因为起草和发起《零八宪章》被警方从家中带走，此后一直下落不明。……《零八宪章》作为一份凝聚了各阶层希冀国家实行政治民主化变革共识的文本，其温和、理性和建设性已在海内外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赞同。刘晓波博士的个人命运也因此日益受到更多的关注，他的自由与否已经成为检验北京当局是否刻意和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对着干的重要标志。……独立中文笔会强烈要求北京当局遵守中国宪法和早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博士。”

去年12月8日，刘晓波被警察带走，成为笔会第七位系狱会员。我由此在电脑上再也看不到他随时打出的文字，听不到他的声音，一直难以习惯。不少会员说，刘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最重要的灵魂人物，笔者对此感受至深。不过，刘晓波在独立中文笔会的被迫“缺席”，对笔会也是一种激励，使大家更体会到笔会作为言论自由捍卫者的必要性，愿意为笔会贡献更大气力，以弥补其“缺席”的损失。可以预料，更多的独立作家也会因此认识和理解笔会的重要性而入会——“一个晓波进去，更多作家进来”。

在刘晓波被宣布正式逮捕的当天，国际笔会狱委以空前快的反应速度发布紧急行动通报“表示愤慨”，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异议作家刘晓波以及中国违反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而监禁者。……确保刘晓波得以联系其律师和家人”。通报还回顾：“刘晓波最初获得国际笔会的支持是1989年，他作为被政府贴上‘北京黑手’标签的作家、知识分子之一，因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中所起的作用遭到拘捕。早在他最近这次被捕前，刘已在监狱里总共度过了5年，包括1996年的三年劳教，并一再遭到短期关押、骚扰及审查。”

从1989年起，刘晓波就成为德国笔会等多个分会的荣誉会员。他此后每次被关押，包括1996年劳教，2004年12月被传讯，国际笔会及其分会都迅速发出呼救。

刘晓波在去年12月8日被带走“监视居住”，不但国际笔会狱委依例发出紧急行动通报，而且美国笔会、美国西部笔会、英国笔会、德国笔会、澳洲悉尼笔会和墨尔本笔会等也先后发表抗议声明、呼吁书等，国际笔会三位主要领导人——会长格鲁沙先生、秘书长舒尔金先生和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克拉克女士还签发了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的英文信，抄送中国公安部长孟建柱先生，“代表一百个国家中一万五千会员的作家世界联合体，强烈抗议继续拘押著名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和现任理事刘晓波。”“国际笔会认为，刘晓波被关押仅由于和平行使其自由表达权，因此中国当局违反了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也违反了中国《宪法》第35条。国际笔会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以及所有因和平表达自己观点而正在中国被拘押的人。”

国际笔会在没有收到中国当局的任何回应后，于今年1月19日发布新闻稿和全世界三百多位作家联署的抗议声明，签名者包括几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内的世界著名作家，如索因卡、库切、拉什迪、埃科、爱特伍德、麦克尤恩、纳菲西、斯托帕德、阿尔比、阿里德吉斯、奥斯特、艾克鹏、德里罗、达菲、法西、哈伍德、弗雷恩、翁达杰、韦斯特贝里、张戎、哈金等；以国际笔会会长格鲁沙为首的理事会全体成员，副会长、前任会长；以及美国笔会、加拿大笔会、英国笔会、日本笔会、澳洲悉尼笔会等世界各地18个笔会的会员。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郑义、副会长江棋生和巫一毛等80多位会员参加了联署。世界各地更多笔会的作家也加入联署，继续表达国际笔会会员对中国当局继续公然打压对《零八宪章》赞同者的愤怒，敦促其保障所有签署者不再遭到骚扰。

国际笔会执行主任卡罗琳·麦考密克说：“刘晓波作为呼吁更大言论自由和民主的《零八宪章》最初签署者之一被捕和继续关押，显示了中国人民继续受限制的程度。我们呼吁立即释放他。”

美国笔会不但授予刘晓波荣誉会员的称号，而且继去年将一项最高荣誉——笔会暨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颁发给本会系狱会员杨天水后，今年又将此奖授予刘晓波，还专门制作了介绍他事迹的视频短片。4月28日，美国笔会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召开盛大晚宴，芭芭拉·戈德史密斯女士亲自宣读颁奖词，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郑义和副秘书长李江琳代表刘晓波接受了奖项，并由李江琳宣读了刘晓波妻子的答词。美国笔会新任会长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说：“让我们大家生活有意义的自由，一直总依赖于那些像刘晓波一样愿意把自己的自由置于险境的人……每当我读到有关他所做的那些不寻常的事，我充满钦佩，事实上还有崇敬。”

6月2日，在国际笔会狱委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年会上，笔者代表独立中文笔会介绍了本会和刘晓波等系狱会员和其他异议作家的情况后，美国笔会代表放映了关于刘晓波的视频短片。6月3日，国际笔会秘书长舒尔金在奥斯陆市政厅举行的开幕酒会结束前讲话，提醒与会者20年前的现在，正是北京当局开始其血腥镇压的时刻；他宣读了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六四”二十周年的紧急行动通报，并朗读刘晓波《承担——给苦难中的妻子》诗英译。

6月8日，北京警方对刘晓波“监视居住”的法定期限已满，此后继续关押已违反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独立中文笔会为此发表声明，向北京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美国笔会会长安东尼·阿皮亚与自由写作及国际项目主任拉里·赛姆斯、加拿大笔会会长爱伦·薩里格曼，分别代表美国笔会3300名会员和加拿大笔会1200名会员，也相继于6月16日和18日致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公安部长孟建柱，抗议中国当局继续拘押刘晓波。

2009年6月24日，美国笔会发表新闻稿，指责北京当局正式逮捕刘晓波为“明显侵害”并“令人深感失望和不合时宜地否定刘在中国法律和国际法保护下的言论自由权”。美国笔会会长阿皮亚说：“随着中国的全球作用增长，至关重要的是，我们提醒中国领导人，全球领导地位带来责任。在这些最基本的责任中，就是容许自己的公民表达他们对国家的希望。刘晓波是中国男男女女的一个日益增长的运动的领先呼声之一，他们一直清晰勇敢地谈论在他们的国家中需要对人权的更大尊重。我们崇敬他对人权的支持，以及他一贯勇敢地实践自由表达的核心政治权利。”

美国笔会自由写作和国际项目主任塞姆斯说：“对于世界而言很清楚，刘晓波的所谓罪行不过是在推动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未来的一项公开辩论。刘已经是六个月的犯人，现在可能为了履行他最基本的权利而在监狱中渡过十多年。这是对中国自己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的明显侵犯，起到的作用反而强调了刘如此勇敢提倡的讨论之紧迫性。”

6月29日，国际笔会领导人发表声明对刘晓波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表示强烈愤慨。声明以刘晓波《承担——给苦难中的妻子》的三句诗开头：“进入坟墓前/别忘了用骨灰给我写信/别忘了留下阴间的地址”，会长格鲁沙、秘书长、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克拉克代表国际笔会理事会全体理事，与副会长爱特伍德、库切、法西、瓜迪亚、卡特曼、库拉克娃、利多姆-阿克曼、巴尔加斯-略萨、韦斯特贝里联名，再次“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异议作家刘晓波以及中国违反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而监禁者。”

刘晓波虽然被当局监禁了，但他为言论自由而战的精神是任何力量也监禁不住的。在这个意义上，他始终与我们同在，与独立中文笔会同在，与国际笔会同在。

（2009年6月30日）

略改旧译诗一首，献给因言获罪的刘晓波。

侠义之道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

来吧！我们端平发狂长矛，
荒天之下刺向风车目标！
为那些至死不敢刺物者，
因其宁愿生活不幸渺小，
也不要筛选依多数可靠，
维持卑微生命可怜目的，
绝不发反抗奋起的呼号！

啊！使用这武器热切高超，
手握何处无关幸福苦恼 ──
既然命运要它每次碎掉！
当我们冲锋如野性玩闹，
人们好笑 ──天更善也微笑，
因为在他们的繁荣世界，
那烂钢的价值微不足道。

啊！为了呼唤挑战而喊叫，
戒斋之钟排到轻快时敲，
在真实的灵魂教堂之内，
奏一组高昂起伏怜悯调，
我们肉体在市场上嘲笑 ──
牧羊人任性笛声很清晰，
绵羊玩世不恭骗取佳肴。

神救褴褛侠士旗到佛晓，
它标志太阳挺立月亮逃；
在弱者遭受打压时飘展，
遏制命运和确信的风潮：
它不知理由也不求名噪 ──
但它倔强的木头上刻着
此句：“侠士，直至侠义之道！”

好！乌云密布下无惧惊扰，
把孤军奋守的旗帜举高 ──
对大众自足开一个玩笑，
乐观由更美的意义环绕：
把握它即一切无关紧要，
在追求其想象的角色中，
完全不去思索事后回报。

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英国最著名现实主义作家之一，国际笔会创会会长（1921-1933），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在今年“六四”前夕，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推出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改革历程》这本书内容非常丰富，很值得我们深入解读。这里，我谈谈其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提法是写进了1987年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的，并一直沿用至今。那么，当年担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提法呢？在《改革历程》一书里，赵紫阳是这样解释的。赵紫阳说：“几年来实行这一套改革开放措施，说到底，就是对五十年代以来开始实行并日益强化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的否定和修正。”

在这里，赵紫阳明确告诉我们，所谓改革，说到底就是对先前的革命的否定。为什么要改革？因为原先的革命革错了。类似的意思邓小平也讲过。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指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不消说，邓小平心目中的第一次革命是指1949年的那次革命。所谓改革，不是改别的，就是要改掉1949年的那场革命，就是恢复到1949年之前的状态。第二次革命就是革第一次革命的命。

从这里，人们立刻就会引出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既然当年的共产革命是错的，既然改革就是要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那你共产党该不该向人民请罪，该不该引咎辞职？你共产党凭什么还坐在台上？凭什么还垄断权力？凭什么还继续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凭什么还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一党专政？

赵紫阳显然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正如赵紫阳所说：“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究竟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

当时理论界有好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赵紫阳承认：“这两种说法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必然会在理论上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乱。特别是这样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遭到夭折，因此不能采取。”赵紫阳清楚地知道，如果公开采纳这两种说法，等于公开否定共产党革命的正当性，从而也就等于公开否定共产党专政的合法性。那必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震动，自不待言。另外，采纳这两种说法在党内一定通不过，这也是可以想见的。

于是，赵紫阳采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赵紫阳说：“我在1987年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

说白了，“初级阶段”这种提法的妙处就在于：一方面，共产党可以在实践中大力改掉社会主义，大力恢复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在口头上厚着脸皮宣称它还是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把今天的改革硬说成是昨天的革命的继续，以便让共产党继续赖在台上。共产党既要改革，要改掉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又要保住社会主义的招牌，从而保住自己的专制权力，“初级阶段论”可以两者兼顾，两全其美，所以容易被党内接受，最后写进了十三大政治报告。

在分析东欧共产政权垮台的原因时，有的西方学者正确地指出：“80年代末，东欧的各共产主义政权均面临极其困难的经济前景，有时还要应付强烈的社会紧张状态，个别国家甚至不得不应付有组织的反对派运动的发展。但是，它们之所以最终崩溃，主要倒不是由于这些原因，而是因为，它们的领导集团本身以及各个共产党已经提不出一套既能应付和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困难又不否定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选择的办法。”这段话的意思和九十年代中国人发明的一种说法“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是一样的。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灵验，不改革不行，不改革死路一条。然而，改革就意味着对先前的革命的否定，因而也意味着对共产党专制权力的否定，所以对共产党专制权力而言，改革等于是找死。

那么，中共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能不能摆脱上述困境呢？当然不能。因为明眼人都知道，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非是障眼法，无非是文字游戏，无非是掩耳盗铃而已。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农村改革中，集体经济瓦解，个体经济复兴，有人就点出了改革的实质，曰：“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因此毫不奇怪，在中共十三大以后，经济改革日益深入，共产党专制权力的合法性非但没有得以强化，反而受到更多的挑战，最终汇集成震惊中外的“八九民运”。

“八九民运”促成了中共统治集团前所未有的大分化。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温和派拒绝用武力镇压民运。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不占理，他们知道过去共产革命是错误的，共产党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他们知道共产党对不起人民。假如没有民运的压力，赵紫阳们还宁肯在维持一种比较柔性的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推行改革——这就是赵紫阳为什么一度倾心于新权威主义的原因。然而，当千千万万民众聚集广场，共产党面临着要么妥协让步，开启民主改革，要么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屠杀人民的两难选择时，赵紫阳们就无论如何也狠不下心，下不了手了，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死硬派则出于维护自己的专制权力，悍然下令向民众开枪，把原先那套谎言的伪装撕得粉碎。从此，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荡然无存，堕落为赤裸裸的暴力。

湖北石首“6·17”事件，永隆大酒店一名24岁厨师涂远高非正常死亡，政府反应迟钝，发言寥寥，言必称“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可事件的发展正是由政府组织人员抢尸激化矛盾，引发民众不满。参加抗议的民众据称一度高达7万人，酿成群体性事件，火烧酒店，追打警察，直到6月21日凌晨人群才慢慢散去。

数万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持续80多个小时，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惊天大事，政府以“群众不明真相”说辞敷衍舆论，已经彻底没人相信了，网友说“宁愿相信世界上有鬼，也不愿意相信政府”。30年来，以发展经济为荣的强大政府，遇到由民众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却如同一个五色缤纷的泡沫突然破碎一样，使政府与民众的对立完全暴露在公众和全世界面前。

石首事件，完全是一场真相与谎言的争战，政府取信于民还是失信于民，通过政府的举动就可以看个一清二楚：一是政府在迟迟拿不出死者尸检报告的情况下，就匆匆发布死者厌世自杀的结论——证据何在？二是官方迟迟不能说明为什么死者从高空坠楼地上没有血迹。当地民众的传言称那厨师可能发现这家有可能是公安局长参股的涉黑酒店内贩毒吸毒，厨师表示举报，然后酒店就把他给弄死了，厨师生前受到肉体虐待，“下体好像全部打没了”，死得非常惨，打死后扔下楼称自杀。这一民间传言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与官方的说法相反。

经媒体披露，7年前的2002年8月11日，同是这家神秘酒店出过一桩命案，一名叫田凤的15岁少女离奇死亡。当时这家店的名字叫“百花园娱乐城”，老板就是现在永隆大酒店的老板张永隆。老板最后赔偿8万，匆匆火化了事。这次命案，政府居然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令武警参与暴力抢尸，民众被激怒了，与警察发生冲突，百姓及网友非常愤怒地指武警是“武装抢尸部队”。当地百姓自发保护尸体，不让被抢走，目的只有一个：要真相，保存证据。

民众参与护卫尸体，避免被官方抢走强行火化消灭证据，可见民众都知道证据最有说服力。可事实上，湖北官方第一时间发布消息称“死者自杀”，随后不久就发生了数万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并持续发酵。就连《人民日报》6月24日也公开质疑湖北官方的信息发布毫无公信可言：“在长达约80个小时内，一方面是政府的新闻发布语焉不详；一方面是网友借助非正式媒体发布信息、探寻真相。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段时间里，体现政府立场的新闻稿只有3篇；而一网站的贴吧中就出现了近500个相关主帖，在一些播客网站，出现了不止一段网友用手机拍摄的视频。”为什么警方的解释未能成功说服死者家属和公众，为什么事发后当局封锁消息，为什么又是“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甚至在19日、20日上午至夜间，就在该市东岳山路和东方大道两大交通要道发生设置路障、阻碍交通，直至与警察冲突，导致多名警察受伤，多部消防车辆和警车被砸坏演发成骚乱？

直到6月25日，新华社发布新闻通稿，结论仍然是死者自杀，依然毫无说服力，证据不过是一封被称为死者生前写的所谓“厌世”遗书，遗书内容没有提到明确的自杀字眼，只说到“阴影”和“来时”等比较含糊的字眼。通过《南方都市报》独家调查的报道可见，死者生前的所谓厌世遗书与死者家属提供的一份手迹稿对比，明显字体不同，死者生前没有多少文化，只读了小学，可所谓遗书却是字体流畅，官方说法很难自圆其说。官方称“排除他杀”，称“高坠自杀身亡”，为什么又要政府出面、政府拿钱赔偿死者家属呢？政府曾说公布尸检报告要等二十天后，为什么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要求死者遗体尽快火化呢？6月25日新华社通稿显示，湖北省石首市人民政府通报，“经家属同意，遗体已于当日4时许火化，并由家人按当地风俗于9时30分左右入土安葬”。财经网报道称：“由政府出面补偿家属安抚费8万元，遗体立即火化。”所谓20天后尸检报告最后也没有等20天，而是提前作出最终的认定。事情至此，似乎已经了结，但真相依然未明。

“6·17”事件后，网络上的评论一直都在发酵，石首政府门户网站于6月21日零时被黑。在网友所截取的石首政府网站页面上留有一行“真相只有一个！——BY柯南”的字样，而网页的标题则为“杨叫兽留言板V1.6”。石首政府网站管理员刚换页面不久，又再次被黑客攻破，并有网友在页面上留下“期待真相！——堂堂正正做人”、“总会有结果”等言语。该网站至今仍无法打开。

盘点石首事件，凸显官民对立，以及政府公信力丧失殆尽。政府信息公布不及时只是表面，背后深层原因是民众对于当地政府的严重不信任。政府若拿不出一个有证据证明并有说服力的真相，不能取信于民，单单是草草公布“自杀”结论、进行赔偿安抚，无疑是埋下一个地雷，随时都有可能再被引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