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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今年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出现了高考人数减少的状况，而此前也早已出现重点高校农村学生比例逐年下降的情况。综合解读这两大信号蕴含的资讯，对了解中国未来的走向至关重要。

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大计：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准

对于一个国家与民族来说，教育品质高低与其国力及国民素质直接相关。教育除了可以全面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等之外，最重要的功能应当是其反贫困功能。迄今为止，所有国家的反贫困策略当中都有一条行之有效的长期策略，即提升国民教育水准，让尽可能多的穷人子弟接受大学教育，根除贫困的代际传递，以此方式逐渐减少并“消灭”穷人。

教育这一社会功能也符合社会基本单元家庭的期望。从家庭利益来看，负责任的父母总是期望通过教育来提高子女的生存能力与发展能力。在发达国家一直有个说法，即“高等教育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家庭投入重金让子女接受教育，其实就是为了给子女买一张进入白领职场的门票，使其获得一个相对未受教育者要好一些的就业机会。在这一点上，家庭与国家对教育的期望一致，均以反贫困为目标：国家是通过消除个人贫困达到消解社会贫困；家庭是通过教育提升子女作为“人力资本”的价值，爬升上相对高点的社会阶梯。

在世界各国中，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重视子女教育这一特点非常突出。让曾以“耕读传家”自豪的中国家庭放弃对子女教育的投资，除了教育已经严重贬值,而中国近年来由于政府措置失当，恰恰导致教育投资昂贵与教育价值严重贬损的情况同时出现。

中国教育缘何失去了反贫困功能？

何以在恢复高考30年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呢？原因很富有“中国特色”：一是读书贵，二是就业难。这两点反映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即中国高等教育丧失了反贫困功能。

一是高等教育的投入过高，造成因子女教育致贫的家庭大量存在。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从诞生之日开始就颇遭诟病。辩解者声称这是“发达国家”经验。其实，发达国家“教育产业化”有一个基本前提，即该国大学学费与人均GDP之比。以发达国家中居于中等偏下水准的加拿大为例，该国近10年大学学费占人均GDP的7％－8％左右，美国约为15％－20％。中国实行教育产业化之后的2000年，人均GDP约6500元，大学学费3000元，占人均GDP的46.15％，2001年人均GDP增到7543元，学费约5000－6000元，占人均GDP的比重为70％—80％。此后学费逐年上涨，视学校品质不同，大学学费约占中国人均GDP的70％－100%。也就是说，中国普通家庭承担的教育费用负担远远重于发达国家的国民。

学费负担过重，造成中国农村出现这种情况：哪个村子的大学生越多，哪个村子村民就越贫困。这样的事例从世纪之交就开始屡屡见之于中国媒体，远的不说，以2007年陕西合阳草根商人党宪宗发布的一份独立调查报告为例，这份调查报告调查了110个农村家庭，展现的现实怵目惊心：儿子交4年大学费用48000元，需要母亲卖96万个烧饼；110户农户中，11人因高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家有两个或三个大学生的农家，往往欠债四、五万，有的甚至高达十几万。一位有30年党龄的村支书对教育高收费政策非常不理解：“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用，顶我30年给国家交的农业税，这存心是不让农民的孩子走进大学校门嘛！”

说穿了，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实质是政府放弃教育投入责任，将负担转加至受教育者家庭。但一向忍辱负重且处于无权状态的中国人为了子女的前途，对于这种不合理的政策也被迫接受了，让他们彻底绝望的是“高投入”之后的“低产出”甚至“不产出”。以青海省为例，4年大学学费相当于一个强劳力35年的劳动收入，但能够找到的工作基本上只是服务行业的沙锅师、饺子师、点餐员、传菜工、配菜工，许多人甚至找不到工作。

二是大学与就业及社会上升通道的断裂，人们过去的高支付未能换得“未来”。

教育之所以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根本策略，主要是因为教育具有的社会改造与个体改造功能。现在且不谈“社会改造”这一宏伟目标，仅是实现“个体改造功能”就非常困难，因为近年来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进入职场越来越困难，中国社会目前至少有1000万历届大学生毕业后失业者（政府承认的只及此数的一半），不少人游荡在城市边缘，成为“新流民”。

就业机会的稀缺，使得大学生就业的竞争已经不是个人能力的竞争，而是家世背景与社会关系网路的竞争。早在2005年，北京大学教师文东茅就写过一篇调查报告，名为“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该文以全国性高校毕业生调查为基础，以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分析了家庭背景对子女高考成绩、就读院校、毕业去向、就业收入等的影响。其中专列一节分析“家庭背景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指出父亲的职业状况决定子女的就业机会，父亲职业为行政管理人员、各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者，其子女的就业机会均高于平均水准，而父亲职业为农民、个体工商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以及离退休、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者，其就业机会低于平均水准。

这一情况在微观上也得到验证，比如广东省丰顺汤坑新铜村历来“崇文重教”，出了不少大学生，有“状元村”之称，但从1996年到现在，却没有一个大学生能够成为“国家干部”，据说参加公务员考试者能通过笔试者甚多，但都过不了面试。原因是因为“面试是考家长”，即“考”参考者的家世背景。因此这个“状元村”已经开始萌生“读书无用论”。

中国还未完成“从身份型到契约型”的社会进步

高等教育的“进口”费（学费）昂贵，以及“出口”（毕业）与就业及社会上升管道之间的断裂，造成了中国参加高考人数减少。这一现象其实比经济危机更能深刻地预示社会衰败。在中国尚存大量文盲、半文盲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大量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现象，在经济上，它标志着中国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无法消化大学教育为社会输送的“人力资本”（当然也标志着教育的不成功与不合理）；在社会结构上，它标志着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让底层社会成员彻底失去了向上的希望，中国自唐代实行科举制打破门阀制度、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底层社会的激励机制以来，这是首次出现上升管道大规模梗阻现象。往深里说，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预示社会衰败之外，还表明中国至今还未能从身份型社会进入到契约型社会。

限于篇幅，这里只指出一点：一个社会，只要还处于“身份型社会”，只要一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血缘”关系提供的便利，这个人所处的社会就不能自夸已经进入“现代文明国家”（契约型社会）的行列。从鸦片战争至今已历160余年，中国经历过天翻地覆的几次改朝换代，但并没有经历过“从身份到契约”这个社会进步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重要？正如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所说：“至今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尊敬的奥巴马总统：

诚如您所知悉，北京公安局于2009年6月23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先生正式逮捕， 此罪名乃中国当局镇压政治异见者的惯用籍口。数十年来，刘晓波一直为中国之民主、自由、人权鼓呼奔走，无畏无惧，实为异见人士中之翘楚。刘先生之言行屡次招致当局无情镇压。1989年，因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被拘押20余月，1996年又因撰文批评中共政权被判劳教三年。

此次，刘晓波因参与起草08宪章使当局大光其火。08宪章乃中国民间呼吁改革之纲领性文件，促请中共进行全面政治改革，建立独立司法机构，实行多党制民主，保障普世人权。该宪章最初由记者、律师、人权活动人士及其它职业中国公民计303人签署，此后在线签署者络绎不绝，迄今已逾8000。自08宪章发布之后，当局对原始签署者屡屡盘查、骚扰。刘晓波系因08宪章被羁押之唯一人，于08宪章公布之前一日——2008年12月8日被警方拘留，并被非法羁押至今。

从刘晓波先生正式被捕之日期选择，可觉察出中共政府的政治算计。当局对刘晓波久押而不控，不惜超出“监视居住”之半年期限，此举无非是畏避十分敏感的天安门屠杀二十周年纪念，以防节外生枝，触发众怒。如今，六四已过，当局很可能在目下数月对刘晓波先生控罪宣刑，如此则前可避开六四纪念，后可留下充裕时间，让媒体平息愤怒，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时重新聚焦中国。同时，中国政府也深知，域内其他异议要人亦在密切关注政府举动，惩治刘晓波将给他们发出明晰无误的讯息——挑战现政权，必然遭到镇压。

我希望总统先生也能关注这一讯息。尽管美国历届领导曾勾勒出诸多愿景，但事实清楚表明，美国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并未开启中国政治制度开放之门。相反，最近数年我们亲眼目睹了日益坐大的中共政权，如何在政治路线上一意孤行，肆意打压异己。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中共的如此做为，简直变本加厉。刘晓波极有可能被判处五至十年徒刑，在中国密如蛛网的劳改营忍受囹圄之苦。就是这样的劳改营，曾经在毛泽东时代剥夺了我和其他无以数计的“反革命”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就是这样的劳改营，目前还囚禁着成千上万的记者、作家、人权活动人士、家庭教会徒众、法轮功习练者、西藏僧尼和维族穆斯林（仅记者就有数十人），他们遭殴受虐，威逼之下超时劳作，生产出商品出口西方；就是这样的劳改营，曾引起美国国会义愤，众议院于2005年12月16日通过决议，严辞谴责中国劳改制度。今日中国，因言治罪现象之剧之烈，与毛泽东时代并无二致。

与中国数十年不变之专制体制相较，美国政令可谓变化不居——今日之美国似已悄然更易前辙，欣欣然与中国之类专制政权你来我往。恕我直言，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未能形成合宜的对华政策，广而言之，凡涉华政令规章一向含混不清。中国继续持有巨量美国债务，且主要以国债形式持有，而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则日积月累，数额之巨前所未有。其结果是，中国借助其日益强大之经济杠杆与外交影响，以巩固其一党专制，淡化国际人权标准。推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美国最强大之军事对手，走向民主、法治，乃是我们长远利益之所在。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自天安门大屠杀始，美国一直未能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而是囿于短期利益，宁肯与中共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目下刘晓波案悬而未决，08宪章运动横遭镇压，我担心，中国内部真正的民主改革力量将再次遭受毁灭性打击。有鉴于此，我强烈建议您关注此事之急迫进展，从威胁美国利益的高度认真应对。此非危言耸听，压制中国的民主力量，无疑将对美国利益构成真正威胁。

专此布达，即颂时绥，

吴弘达

劳改基金会创始人兼执行主任

（编者注：此信原为英文撰写，已寄达奥巴马总统。本文根据英文原件迻译。）

中国官方新华社消息称：刘晓波”近年来，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并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构陷自从2008年12月8日起，一直被以”监视居住”方式秘密关押的著名异见人士、《零八宪章》领军人物刘晓波先生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海内外舆论的极大反响，除了海外媒体的广泛报道，一些国家的政要，也表达了高度的关注，如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刘晓波被逮捕发表声明；澳大利亚绿党领袖布朗参议员在参议院要求澳洲向中国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一些非官方组织也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如全美学自联谴责中国当局以颠覆罪逮捕刘晓波；美国笔会和加拿大笔会抗议中国当局继续拘押刘晓波。2009年6月28日下午，《中国民主论坛》、《自由公民联盟》《中国民主党》、《民主力量》等多个团体在曼哈顿中城中国领事馆举行集会，表示强烈的抗议。而在香港，多个民间团体连续几天来不断举办活动，谴责北京当局以言入罪并要求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公民党星期天于旺角街头设摊位呼吁市民签名，要求北京当局停止对异见人士的打压；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也发表声明，要求北京当局释放异见人士刘晓波；台湾更是不乏民间团体与人士发出了强烈的反弹之声。

 作者相信政府逮捕刘晓波，就是要借助刑事处罚的手段，震慑《零八宪章》群体就此止步。这标志中共党内鹰派意见占了上风。因此，探讨逮捕刘晓波幕后政局走向，应当从《零八宪章》的传世与影响谈起。

2008年底，正当中共党内外思想、路线斗争烽烟迭起，政治形势诡秘多变，中南海高层派系纷争不止，民间社会反腐败、要民主声浪不断之时，大陆体制内外300多学者与民主人士共同签署的《零八宪章》应运问世，一改近年来中国”异议人士”多以个体发表不同政见方式，转而采用共同向世界发声的政治性伦理宣告，并由此揭幕了以晓波先生为代表的新一场宪章运动及宪政派群体的亮相。然而，僵化依旧的当权者却走出一步臭棋，以封杀宪章传播与监禁刘晓波回应，结果导致不仅国内外网络媒体怒评如潮，而且国际主流纸媒《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西方各大媒体都对《零八宪章》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报道。刘晓波也因此获得了捷克人权奖和全美学自联的”自由精神奖”。2009年4月27日，美国《时代》周刊又宣告，以刘晓波为首的303名《零八宪章》签署人群体，荣膺”世界最具影响力百人”之一。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宪章的联署者出之中共内部，标志着党内要求加速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大。由中共退休高干主持的刊物《炎黄春秋》，就此发表了《宪政：中国民族复兴的要求》文章。此文不仅是对温家宝曾认可普世价值的支持，同时也是对《零八宪章》政治伦理的背书。这显示了《零八宪章》已获得不少党内人士的认同。

哈维尔在回顾当年发布《七七宪章》时写道：”社会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觉醒的迹象，当然，是在所说的少数人内部。很多人开始从历史的震荡中苏醒过来；很多人抛弃幻想，开始真正自由地思考问题了。”中国《零八宪章》的问世，导致党内外民主力量结盟，共同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这一被视为”西化”道路的宪章冲击波，显然已震惊了中南海首脑，并迫使决策层不得不在以应对经济危机为主题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高调做出题外回应。2009年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大会做工作报告称：”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接着国内官方媒体随即纷纷跟进，发起反西方宪政道路舆论高潮。政府网站新华网更于当天（2009  年3月9日），在其首页焦点头条发表《中国强调其根本政治制度与西方政体有本质区别》的文章。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向被视为中南海的意识形态风向标的中共《求是》杂志，为”澄清”《零八宪章》所宣扬的普世价值”流毒”，特此发表了一篇《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文章，颇具针对性地明确反对在中国确立普世价值。这更佐证了中国社会关于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争论，已令中共当权者恐慌。

今年5月30日，新华网又刊登了《求是》第11期署名秋石《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章。文章指出，坚决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广大群众深刻把握和自觉认同，真正成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旋律。进入6月以来，中南海的”政治辅导员们”又开出所谓”核心价值”的”救世药方”，即”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开展全民意识形态大洗脑。中宣部特此发出关于认真组织学习《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的通知。该通知用命令式的口吻要求，各级党委中心组要在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认真组织好本书的学习。各级党委宣传部要结合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结合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好本书的学习宣传。其中着重强调各级党委要组成讲师团，围绕本书的内容，组织好对党员干部和基层群众的宣讲，要”各高校要把本书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辅助材料，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国内官媒《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人民网、新华网等从6月1日起陆续刊发《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一书的详细内容。这其实都是针对《零八宪章》所体现的普世价值的舆论包围战。由此可见，《零八宪章》在党内高层的强烈震撼。

 然而，2009年的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大背景下，自身经济增长迅速滑坡，失业率继续上升，社会进入两极分化，百姓怨声载道，官民冲突不止，群体事件全面爆发的动荡期。加之近期中国邓玉娇鲜血淋漓的一刀和石首群体性事件风起云涌，明显呈现出中国社会已趋于动荡的态势，这便注定了中共建国60周年的大庆之年，将成为中国自”改革开放30年”以来，从经济形势到社会稳定，乃至中共的执政地位都岌岌可危的一年。

为此，今年中共政法口多次召开会议，要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工作，对一些群体维权的苗头及时处置，对”敌对势力”露头就打。最近网上披露的一份内部文件称：”确保各个敏感日期平稳渡过为重点，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敌对势力及’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捣乱破坏活动。对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搞所谓’六四平反’活动的，要旗帜鲜明、果断处置；对’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捣乱破坏活动，要露头就打，决不手软；对敌对势力打着’维权’旗号插手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渗透破坏活动，要严密防范、坚决打击。”

当此之际，中南海高层决断将刘晓波正式拘捕，并要提交司法审判，再次印证了当权者以”专政”思维加工”政治敌人”的立场没有丝毫转化。不仅如此，当局还对宪政派群体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打压和封杀手段，继2008年12月8日拘捕刘晓波、传唤张祖桦之后，又先后在北京、上海、山东、浙江、陕西、安徽、江苏辽宁、吉林、黑龙江乃至海南等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对《零八宪章》签名人进行大规模传唤和监控，据统计传唤人数达到了近千人。但是，中国政府的打压和威胁并没有让宪章运动就此消亡，相反，在封锁与打压的氛围内，《零八宪章》借助于网络媒体迅速传播，许多访民团体、维权团体、学术团体都在传播，甚至极左派的网站上也发表了许多批判《零八宪章》的文章，客观地放大了《零八宪章》的影响力。眼下，政府正式逮捕刘晓波的讯息传出，更是激活了《零八宪章》精神的全球扩张。

依笔者所见，刘晓波被正式逮捕的原因，不仅与《零八宪章》的影响与传播无法遏止有关，更与国内群体事件频发，造成当局安全忧患意识高度紧张密不可分。当下，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严重不公，腐败加剧，官民对立，贫富悬殊，执政党和政府在民众中的信誉严重受损，社会弱势群体维权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已经成为挑战现存社会秩序和建构”和谐社会”的反向力量，正在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面对这一严峻局面，党内鹰派势力将原因归咎于社会管制”一手硬，一手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为确保其建国60周年的政治稳定，已将防范、打压异见人士与民众群体性事件，当作维持稳定大局的重中之重。

由此可见，当政者正式拘捕晓波的用意所在，就是要为建国60周年大庆的政局稳定祭旗。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再次堵死了朝野可能的和解之路–未来中华民族追求宪政道路将是异常的艰难与凶险。

七月一号，共产党建党八十八周年纪念的时候，官方很拿脸地高调宣布，共产党员的人数已达7593.1万名，是1949年时的17倍，为此颇为沾沾自喜。其实人数的多寡，并不表明一个组织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在没有平等竞争、一党独大、入党退党不自由、利用公权力所垄断的社会资源来吸引别人入党的情况下，在一个13亿 人的国家只有七千万是党员，单从数量与所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讲，都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成绩。在几乎没有竞争对手（民主党派只是共产党的利益派生者、依附者而 非竞争者，就算把他们的数量加在一起，与十三亿人相比也是个小数目）的情况下，六十年来，党员所占比例也就是二十分之一而已。一个自认为天下最牛逼最优秀的党，有强大的军队和税收作后盾，又在没有任何竞争和几乎没有人视死反对的情况下，不能把十三亿人都变成党员，应该不应该算是一种失败？

说 句实话，官方并非不想一统江湖，把所有人都搞成党员，但把所有人都搞成党员，实无可能。因为党员是利益的结合体，是一个分赃大集合，十三亿都来分赃，那么 党员的特权价值特殊利益怎么体现出来呢？就像所有人都当官，却没有兵来服务，那么官将失去意义。也就是说，不能把所有人都搞成党员，那是因为全民入党成本 高，而且不利党派私利之攫取，以及各级官员利益的最大化。一个分赃群体当然不能数量太少，那样看上去博弈能力不够，即便拥有私家武装力量（党卫军）和不受制约的税收权力，依旧是不能有稳定的胜算。于是扩编利益分赃者的计划，就应该逐步实施，特别是近年来知识分子、红色资本家、青年学生的入党，自是分赃和收买计划的一部分。分赃方式便是官员（党员大半是官员或者民主党派）和党员，可以用党纪处分来代替法律审判和牢狱之灾。当然你进来分赃，你被收买，必须适应官方入党的组织构架，用党章来将你变成螺丝钉的一部分，用党性代替人性，从而捆绑在一起，在分赃的道路上荣辱共进。

按照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原则，入党有入党的自由，退党有退党的自由，否则对于因为入党而采取的任何对个人权利的伤害，特别是对人身自由的伤害，就无异于黑社会组织对于人的绑架。官方现行的入党程序，举砣子发毒誓的方式都令人想起青红帮、袍哥等组织，两名入党介绍人和以前进入黑社会所需要的保举、引进没有任何区别。更兼没有公开退党的自由，没有不效忠于党魁的自由，所以目前官方执政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只是有军队在后面撑腰的黑社 会组织。一个组织像或者说本身就是黑社会组织，你说你能实行文明政治，能实现全民的利益之保障，除了依靠撒谎洗脑、主宰媒体宣传、武力威胁、大面积制造民 众恐惧而造成一种假相外，实在无由达成民众利益的保障，更不用说民主自由之实施。

一 个机构是有共同利益的，但这共同利益缘于其有相当之合法性，其合法性来缘于对法律的遵守，对于平等竞争的认同。如今共产党这个机构也没有在民政部注册，再 者不允许其他党派竞争，这都是恶意垄断和违犯垄断法。你可以说目前你还不想放开党禁，但至少你应该改变你的入党方式，更加透明公开、进退自由，否则就离一 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太远。离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太远，就不可能有文明政治，没有文明政治，其执政合法性就成为一个不能令民众满意的死穴。民众不能满意，不能 达成社会各团体和个人的利益博弈，那么对所有人的利益都有损伤，对社会的平稳发展也将弊大于利。利用黑社会组织构架在地上建立天国的乌托邦，并以此来忽悠人，从而侵夺他人的利益，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

如 果有入党退党之自由，现在当然有人进去也有人公开出来，但一个数量七千万的党，却弱不禁风地害怕党员公开宣布退出，这又是何道理呢？难道老鼠群的确害怕有 老鼠宣布退出老鼠群，因多米诺骨牌效应而最终带来雪崩？不必害怕，你现在还没有竞争者还有那么多垄断利益可供你的成员分赃，但现在党员在公开场合在日常生 活中，恐怕都不好意思那么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党员了——有个著名的段子：你他妈是党员，你他妈全家都是党员——因为承认自己是党员，无异于在某种意义上共 同承担了政党不公不义、以及许多贪官的恶名，对于那些无权无势的党员是一种煎熬（因为不能退），所以他们的后悔是显而易见的。

在动物世界，当然有多种生存与竞争方式，有的以数量取胜，有的以质量来赢，但最终需要达成一种生物链及生物世界的平衡。以 我有限的生物学知识，在动物世界有一种生存策略，即其生存本能很差，对敌无能，便施展出其擅于以数量取胜的生存策略，如老鼠如蟑螂。如果你真认为数量是王 道，那么让一个国家所有的人都入党，才是最牛逼的显摆，但这样成本过高，且不符合你们最大限度地攫取民众利益的私心。也就是说模仿老鼠蟑螂，成本太高，且 没有可能。但你要知道这是人间社会，不是老鼠蟑螂们奔竞的世界（何况就是他们也没办法把世界上都变成老鼠蟑螂之国），任何想以数量来证明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努力，都是智商低下的梦呓。

2009年7月3日9：19分于成都

经过市政府相关部门和专家的调查，莲花南路莲花河畔小区倒塌鉴定报告如下：

1：经过鉴定，该楼属于自杀，于政府相关部门没有关系。

2：该楼自杀的原因是两侧压力太大，也就是说，该楼生活压力太大。

3：经过鉴定，该楼建筑符合要求，也就是说，该楼生理过关，心理不过关。

4：经过鉴定，导致该楼倒塌的重要原因是，该楼一侧堆土十米，另外一侧开挖四米，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内部参考：该原因公布时候注意专业术语，一方面要防止恐怖份子用同样的方法，在延安西路停十台压路机，然后在北京西路挖一个洞，导致市委市政府大楼崩塌，另外一方面要谨防境外的不法份子利用这份报告，联想到三峡大坝蓄水和汶川地震之间的关系，藉机散播反动言论，蛊惑群众）

后备方案——该楼倒塌的原因是有人在楼内蓄意纵火，烤化地基，纵火者已经当场死亡，烧为灰烬。

后备方案2——该楼倒塌的原因是有人在楼内刻意开挖，挖歪地基，破坏者就是那天当场死亡者。

后备方案3——该楼倒塌的原因是因为四川余震，该楼正好处于余震的波峰中一个特殊频率中，导致倒塌，于建筑质量无关。

（会议记录：秘书小张提出，该楼于6月27日倒塌，余震发生在6月30日，我们认为问题不大，必要时候联合相关部门和宣传部门，造成该楼是于6月32号倒塌的事实）

后备方案4——该楼其实是因为市委市政府要做到“绿色世博，绿色小区”的概念，要求该小区拆除此靠江楼房作为绿化，因为事先沟通不够，导致群众的误会。市委市政府在拆除工作中，用了最为先进的无痛无伤拆除手法，响应了国务院有关节约的号召，这栋楼将通过黄浦江，被整体运输到指定地点，竖起来又能继续使用，在爆破领域开创了先河。

舆论配合：

1：拨款0.5元乘以15天乘以10000条等于75000元，用于网络留言宣传。主要集中在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等门户网站，为了避免浪费，人民网和中华网不需要投入宣传，已我们上级部门的长包了。

2：组织SMG集团相关领导开会，开会的主题是，如果房价跌了，你们的房子和你们二奶的房子将严重贬值。让SMG领导认识到事态的发展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从来从本质上杜绝管理的漏洞。

3：组织专家，写稿一百篇，内容是《楼市回暖不会因为个案而阻挡》，突出主题，楼市下跌将危害到老百姓的利益，严重影响到上海作为国际都市的形象。相关切入点：

楼价大涨，你的楼也大涨了，你赚到钱了

楼价大涨，大经济也变好了，你赚到钱了

楼价大涨，穷人们不敢来了，社会更安定

楼价大涨，世博会的时候更有面子了。

4：最后用我们强大的宣传资源，等待上海第一例甲型流感死亡，马上转移视线，但是注意要提到，随着病毒的越来越强大，所以以后躲在家里的时间可能越来越多，还是建议广大市民积极购房。

5：在绿坝系统中新增屏蔽词，屏蔽词如下：“上海”“楼”“莲花”“搞笑”。

（会议记录，潜在不满者：卫慧和安妮宝贝，因为卫慧写过一本书叫《上海宝贝》，安妮宝贝写过一本书教《莲花》，将同时被屏蔽。处理方法：启动强大的宣传机器，造成卫慧写过一本书叫《安妮宝贝》的事实。）

突然发现《周作人：横遭历史掩埋的悲悯情怀》一节，缺少一个结尾。赶紧补上如下：就文学话语而言，周氏两兄弟分别开拓出了两种不同的话语传统。鲁迅以遵将令的方式，首创了匕首、投枪般锐利的杂文话语；周作人承明末小品、融西方人文精神，塑造了白话文学的悲悯品质。鲁迅的杂文传统，后来被注入了毛式斗争哲学，被奉为毛时代的文章圭臬。有时被当作互相攻击的双方，共同使用的武器；就像文革时代，你死我活的双方，全都高举毛氏语录。而周作人的悲悯传统，则被一场场没完没了的斗争作践得越来越暴虐的历史，悄然掩埋。直至八十年代以降，文学开始解冻之际，争先恐后地抢到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回首五四新文化，也只知争相扮演启蒙家，完全茫然于什么叫做谦卑和怜悯。那个年代为什么萨特最走红，因为那个法国人跟鲁迅有点相像。即便有人谈论卡夫卡，也不是因为对悲悯精神有所领略，而是卡夫卡小说很现代派，开启荒诞派文学的先河。等到有人想起周作人，即便写出其传记，依然茫然于周作人的人文底蕴，究竟在哪里。倘若回首自八十年代中期迄今的中国先锋文学写作，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最让人惊讶的，恐怕就是周作人传统的阙如。诗歌的时代强音叫做，我不相信。小说最流行的句子是，我是流氓我怕谁。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过一首白话诗，《小河》，被胡适称为新诗第一首杰作。殊不知，此诗所描写的那条小河，恰好成了周作人命运的象征。周作人的文学传统，就像那条小河一样，被一道石堰死死地挡住。一语成谶，一诗也同样可以成谶。假如有人问道，那道石堰筑在哪里？那么回答应该是：筑在许多中国人的心里。当人人心里装满了毛式话语和鲁迅杂文，那么周作人的那条小河，只能在天边外远远地徘徊。

（此节全文完）

诸位好。补完此节，跟大家作点交流。由于习惯了自言自语，已经不太知道如何跟人对话。不是担心树敌，而是害怕不小心伤到了朋友。即便说不懂对话，也会被人误解为不把他人当回事。所以更加惶然。

先说几句看了跟贴的感想。童志刚君人如其名，虽观点不同，但品性耿直，理当尊重。名志刚，又跟童姓相联，一般都很性情。一笑。邹锋君无疑是个明白人，是个不说也明白之人。与邹君共勉的是，学会向对方学习。千言万语也罢，寥寥数语也罢以，总有一句是有道理的。哪怕对方观点再不可取，至少坚持己见，不人云亦云，不耍滑头，不随众起哄，是应该尊重的。任何思考，只要是自己的自由的思考，都是有意味的。中国人饱受斗争哲学之苦之毒害，已经习惯于把争论理解为战胜或者消灭；殊不知，争论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丰富。庄子跟人争论起来，有时也很认真。但仔细品味一下，你可以发现，庄子被对手不知不觉地丰富了。就此而言，区区总怀疑庄子一面跟人争论，一面在暗自窃笑。

网事君血气方刚，勤于思考，思路也很清晰。只是有关几个话语的划分，过于粗疏。国民政府假如谈得上有什么话语的话，那么应该是儒家。蒋氏信奉儒家，处世上崇拜曾文正公，个性上又崇拜希特勒。后来的新儒家，颇有意识形态标举的意思，不认同共产主义。可参见牟宗三等人的宣言。所以杜维明跑到大陆讲新儒家，不会被余英时瞧得起。毛之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主要是自韩非子以降的权术（所谓的法家）、后来由《三国演义》发扬光大的权谋心计；学雷锋树榜样，则是儒家治人治心的招术。很难一概而论。专制者经常很实用。什么有利，就用什么。英美自由主义，主要是以胡适之为核心为旗帜的自由知识分子。包括梁实秋、罗隆基、后来的储安平等人。胡适在国民政府任过职，但并没有放弃过自由主义立场。同样道理，蒋氏政府邀请胡适出仕，也并不意味着认同胡适自由主义的理念。毛举的马列旗帜也有区别。主要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马克思、尤其是青年马克思，倘若活在毛时代，是要被枪毙的。此外，倘若可以说有鲁迅话语，那么理当加上周作人话语。周氏兄弟奠定了现代新文化和白话文学的两种话语传统。这是我特意补上最后这个结尾的意思所在。

不过，此节的重心，并不在于与鲁迅的区别，而在于周作人散文和明末小品的辨析。这是可以写一部论著的。区区在此只能诉诸寥寥数语。倘若有没读过明末小品、或者知堂散文者，务必请读一读之后，再看看区区此节是否在理。不过，区区相信，泽雄君一定读明白了。所以有了，加精为证。倘若仅就读书人的字面涵义而言，泽雄君确然。区区算不上。以前在纽约，也有过一位朋友，跟泽雄君很相像，嗜书如命。无所不知。音乐绘画也在行。有一次替我到哥大图书馆借得王国维文集，随手翻开，大为感叹：这里面字字是学问，大补，大补。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此君的问题在于，喜高谈阔论，懒于笔耕。这是不及泽雄君之处。当然，也许述而不作，也是一种乐趣。

周作人这个话题，倒是一直想说一说的。也算如愿以偿。记得，钱理群君的《周作人评作》出版后，读了不太苛同，曾与钱君当面论之。那次在北大聚会同行朋友，入晚，住在钱君家。彼此论说一番之后，钱君最后说道，没办法，写作此书时，导师王瑶先生一再关照，不要触犯禁区。记得钱君还引用了人家这么个说法：要尊重民族感情。如今想来，忍俊不禁。其实，那时就算可以闯入禁区，无论是钱君还是区区，都未必知道如何阐说。当时，区区思路还没有现在这么清晰。后来写的那篇鲁迅周作人论，比作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不太确切。

也是在北京，那晚是住在吴福辉家。当时，汪晖君恰好也住在附近，有一番聊天。彼此说到投机处，汪晖君告知一段往事。当初汪君从扬州师范考到北京就读时，其业师托他到其师祖、与吴梅齐名的词学大师龙榆生的坟上，上柱香。汪君找了很久，才找到了龙先生的女儿女婿；两位老人，住在一个很不起眼的院子里。在老人的指引底下，汪君遵嘱上坟焚香祭过之后，分手之际，老人突然叫住他，问道：现在你们年轻人，怎么看周作人先生？据汪君说，他当时就按已有的说法和定论，说了一番。老人非常感慨地叹了口气，说，将来，不知还会不会有人理解周作人先生。汪君转述完毕，也跟着叹了口气，说，自己当时年轻，不太懂事。言下之意，很后悔那么说。那时的汪君，还不是后来的新左人物。

还有就是文中提及的，在上海一位友人家里，与邓云湘老先生谈及周作人。区区当时的提问是：你们这代老人是怎么看周作人的？然后就是那个回答：知堂老人，一生，没做过坏事。邓老先生说完，区区暗中一阵惭愧。老先生“知堂老人”四个字，就足以让区区无地自容。竟然在老先生面前直呼其名：周作人！

记得也跟读研究生时的导师，钱谷融先生，谈到周作人。区区当时还不知道钱先生如何看周作人，试探性地说：周作人有些想法，好像不下于鲁迅。钱先生听了，马上提高嗓门，斩钉截铁地说道：周氏兄弟的深刻，在现代文学史上，是无出其右的。老先生说着，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光芒。区区明白老先生此话的重点，不在于说鲁迅如何深刻，也不在于说周氏兄弟如何深刻，而在于强调周作人的深刻。因为鲁迅，是不言而喻的，不需要如何强调。唯有周作人的深刻，是需要强调的。

写完此节，很想让上述几位老人过目，倘若他们还在世的话。远在彼岸，恍如隔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周作人，明白的老一辈学人，是无可奈何。至于想要明白或者还不太明白的年轻一辈学子，是无言以对。谈论这么个话题，使用的语言，都有讲究。更遑论其它。

区区虽然跟燕谈诸君无多交往，除了个别朋友之外；但区区愿意，成为大家的朋友。倘若诸位真有意讨论这个话题，区区很乐意提这么几个问题，抛砖引玉。

为什么要比较周作人散文和明末小品？因为风格相近，还是背景相似？（明末清初，清末民初。）

为什么把周作人与李叔同相提并论？是否成立？是，为什么？否，为什么？

为什么把周作人的文学定位，设在《红楼梦》和卡夫卡小说之间？期间究竟是什么样的渊源？

为什么说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之人文精神的灵魂人物？是那个小品散文流派的灵魂人物？

但愿大家感兴趣。倘若钱理群君和汪晖君有知此节，也许也会有兴趣的。当然，也可能早就忘记了。不知如今的中国学府如何了得。但区区看到，在美国学府里，思想是自由的，但生存也是相当实际的。在校园里生活惯了，在城市里流浪，似乎很不幸。可是因此而免了学校的种种俗务，又暗自庆幸。我跟许多学者教授的区别，可能在于；一者吃饭，是为了能够继续写作；一者写作，是因为可以更好地吃饭。颠沛流离之际容易想到周作人那样的苦住，至少还算一份安定；一旦打着饱咯，可能连鲁迅都不愿意谈论了。有时觉得悲哀，白话文问世以来，能够写作的国人越来越多，可是不知为何，中国当代文学离文学越来越远，比一些现代文学还要远。文学究竟是怎么回事，似乎很少有人知道。而真正知道了的，只能是，却道天凉好个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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