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关于７７级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或者恢复高考３０周年的历史意义，俨然成了热门话题。每当有人追问，我总是如此回应：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真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唯一可以告慰的是，九曲十八弯，我们终于走过来了；而且，见证了改革开放３０年的成就。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能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当然，青春是美好的，校园生活也确实值得迷恋与追怀。之所以如此“低调”，是担心在怀旧风潮的驱使下，我们这一代人的“讲古”，会日趋“高调”与“时尚”，最后沉湎其中，以为自己真的“伟大”起来了。
考上大学的１５年后，我为即将出版的自选集写序，题为《四十而惑》，其中有这么一段：“作为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有它的光荣，也有它的苦恼。图书教材、课程设置、学术氛围等，大都不如人意。后人很难想像，我们学了一年的文艺理论课程，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同学不满，可教师的辩解很有力：谁说毛泽东文艺思想不是文艺理论？幸亏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方才足以弥补‘文革’刚结束大学校园里百废待举的缺陷。比如，半夜里到书店门口排长队等待《安娜·卡列尼娜》、大白天在闹市区高声叫卖自己编印的文学刊物《红豆》、吃狗肉煲时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命运争得‘脸红耳赤’……所有这些只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小情景，回忆起来还挺温馨的。”
不知不觉中，又是一个１５年过去了。这回迎面碰上的是命题作文“谈读书”——不是辨析今天我们该如何读书，而是追怀３０年前大学校园里的读书生活。稍有理性的人都明白，这样的追忆，其实是很不可靠的。即便我信守承诺，不刻意夸饰或伪造；可是，能经过时间这个大筛子的，都是“过去的好时光”。如此温柔的“反思”，能有多大的批判力度，我很怀疑。
所有的追忆，都是事后诸葛亮，也都有腾挪趋避的特权。一旦进入游戏，你能越过虚荣心这个巨大的陷阱吗？所谓的“个人阅读史”，会不会变成“成功人士”的另一种自我吹嘘？决定一个人的读书生活的，有时势，有机遇，有心境，有能力，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微妙调整，都可以变幻出另一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３０年前的万花筒，不见得就能摇出今日的“五彩缤纷”。
至于后来者，在仔细辨认那些因岁月流逝而变得日益依稀的足迹时，能做到不卑不亢，且具“了解之同情”吗？
真的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1.半自愿半强制状态中
展开我的“阅读之旅”
都说７７级学生读书很刻苦，那是真的。因为，搁下锄头，洗净泥腿，重新进入阔别多年的校园，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至于怎么“读”，那就看各人的造化了。进的是中山大学，念的是中文系，课程的设计、教师的趣味、同学的意气，还有广州的生活环境等，都制约着我的阅读。
回想起来，我属于比较规矩的学生，既尊重指定书目，也发展自己的阅读兴趣；而不是撇开课业，另起炉灶。能“天马行空”者，大都是（或自认为）才华盖世，我不属于那样的人，只能在半自愿、半强制的状态中，展开我的“阅读之旅”。
对于受过正规训练的大学生来说，课程学习很重要，但因其“身不由己”，故印象不深，追忆时不太涉及。反而是那些漫无边际的课外阅读，更能体现一己之趣味，也容易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因此，单看回忆文章，很容易产生错觉，以为大学四年，大家读的都是课外书。我也未能免俗，一说起校园生活，浮上脑海的“读书”，不是背英语单词，也不是记历史上有多少次路线斗争，而是悠闲地躺在草地上，读那些无关考试成绩的“闲书”。
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阅读状态，记得是进入三年级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刚进康乐园，一切都很新鲜；上课时，恨不得把老师讲的每句话都记下来。除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求知欲，还有拿高分的虚荣心——那时没有“全国统编教材”，一切以课堂上教师的话为准。进入三年级，也就是１９８０年前后，一方面是摸索出一套对付考试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另一方面则是大量“文革”前的书籍重刊，加上新翻译出版的，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图书情报”传来，于是，改为以“自由阅读”为主。
不是说“自由阅读”就一定好，中间也有走弯路的。我们这一代，进大学时年纪偏大，不免有点着急，老想“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加倍夺回来”。站在图书馆前，幻想着能一口把它吞下去。经过一番狼吞虎咽，自以为有点基础了，于是开始上路，尝试着“做点学问”。这样“带着问题学”，有好也有坏——当选题切合自己的趣味和能力时，确实事半功倍；否则可就乱套了。我曾经围绕“悲剧人物”、“晚明文学思潮”等专题读书，效果还可以。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感兴趣，花了好多时间，读《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镀金时代》、《百万英镑》、《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马克·吐温自传》等，还有能找到的一切有关马克·吐温的“只言片语”。
阅读“悲剧”或谈论“晚明”，除了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多少还有点自己的问题意识；可“专攻”马克·吐温，几乎是毫无道理。我的英语本来就不好，对美国历史文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要说“讽刺”与“幽默”，更非我的特长，但鬼使神差，我竟选择了这么个题目，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大概是小时候背治学格言的缘故，以为真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如此“为论文而读书”，毫无乐趣可言；文章写不好不说，以后一见到马克·吐温的名字或书籍，就感到头疼。明知这种心理乃至生理的反应不对，可就是无法静下来，以平常心面对汤姆·索亚的神奇历险。
2.两类书影响思想成长
李泽厚是当时“偶像”
念大学三、四年级时，我的读书，终于读出点自己的味道来。记忆所及，有两类书，影响了我日后的思想成长以及学术道路，一是美学著作，一是小说及传记。
我开始“寻寻觅觅”的求学路程，恰逢“美学热”起步。因此，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以及李泽厚的《美的历程》，都曾是我朝夕相处的“枕中秘笈”。除此之外，还有一位现在不常被提及的王朝闻，他的《一以当十》、《喜闻乐见》以及《论凤姐》等，对各种艺术形式有精微的鉴赏，我也很喜欢。换句话说，我之接触“美学”，多从文学艺术入手，而缺乏哲学思辨的兴致与能力。
李泽厚是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的“偶像”，一本《美的历程》，一本《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几乎是“人见人爱”。也正因此，有现炒现卖，撷取若干皮毛，就开始“走江湖”的。那上下两卷的《西方美学史》，博大精深，像我这样的“美学业余爱好者”，读起来似懂非懂。当初引领诸多大学生入美学之门的，其实是朱先生的另外两本小书：《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朱先生擅长与青年对话，这点，从早年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谈文学》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既能做高头讲章，又不薄通俗小品，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别人很难学得来。宗先生的书，很多人一看就喜欢，尤其是“美学散步”这个词，太可爱了，一下子就变成了“流行语”。初读宗先生的书，以为平常，因极少艰涩的专门术语；随着年龄的增长，书读多了，方才明白此等月白风清，得来不易，乃“绚烂之极”后的“复归于平淡”。
跟日后的研究工作毫无关系，纯属特定时期的特殊爱好的，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著、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此书最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出版，我买的是１９８０年重印本。如此“雄文四卷”，就堆放在床头，晚上睡觉前，不时翻阅，而且是跟《贝多芬传》对照阅读。还记得《约翰·克利斯朵夫》扉页上的题词：“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不用说，这话特别适合于有理想主义倾向的大学生。主人公如何克服内心的敌人，反抗虚伪的社会，排斥病态的艺术，这一“精神历险”，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有巨大的鼓舞作用。
激赏这种有着强大的个人意志以及奋斗精神，渴望成为“必战胜的自由灵魂”，不仅仅属于小说人物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同样属于青年马克思。我如痴如醉地阅读尼·拉宾著《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关注的是其精神历险与人格力量，而不是具体的理论主张。记得还有另一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也是苏联人写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那书厚得多，但太正统，且文字不好，我不喜欢。
注重精神力量，同时兼及文章风采，这种阅读口味，让我迷上了一册小书——苏联作家格拉宁所撰“文献小说”《奇特的一生》。这是一本小册子，１６８页，一个晚上就能读完，可却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除了感慨主人公柳比歇夫献身科学的巨大热情，更关注其神奇的“时间统计法”。传主之别出心裁，加上作家的妙笔生花，居然让繁忙的例行公事、杂乱的饮食起居，还有枯燥的科学实验，不说全都变得充满诗意，起码也是可以轻松地、宽宏大度地去忍受。“时间统计法为他创造了高度理智和健康的生活”（第十五章），这点，着实让既贪玩又想出成果、总是感叹时间不够的我辈歆羡不已。
3.３０年前如饥似渴阅读
有刻骨铭心也有怅然若失
３０年前如饥似渴的自由阅读，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也有怅然若失的遗憾。举个例子，读了许多俄国作家如托尔斯泰、契诃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可回避了鲁迅所说的“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实在是个无可弥补的损失。那时存在主义思潮已经开始涌进来，“他人就是地狱”成了喜欢“扮酷”、“做深沉状”的大学生的口头禅。于是，我跳过了陀翁，一转而阅读卡夫卡的《城堡》、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萨特的《呕吐》、加缪的《局外人》以及《西西弗的神话》去了。
我所就读的中山大学，位于改革开放的“前线”广州，校园里流行阅读港台书。手持一册港台版的萨特或加缪的书，那可是一种重要的“象征资本”——既代表眼界开阔、思想深邃，也暗示着某种社会地位。此类书，图书馆偶有收藏，但不出借，只限馆内阅读；因此，若想看，得排长队。回想起来，当初为何热衷于此，除了“思想的魅力”，还有金圣叹所说的“雪夜读禁书，不亦快哉！”——可惜广州没“雪”。
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在什么季节吃什么果，是什么年龄说什么话。阅读也一样，错过了“时令”，日后再补，感觉很不一样——理解或许深刻些，可少了当初的“沉醉”与“痴迷”，还是很可惜。
人物简介：
陈平原，１９５４年生于广东潮州。北大首批两位文学博士之一。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最初研究方向着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后逐渐将目光延伸至古代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关注现代中国学术史，近年兼及现代中国教育史。
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博士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另著有《学者的人间情怀》、《老北大的故事》等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