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司马迁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文革后诞生的“改革开放”，一眨眼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曾几何时，中国朝野对于“改革开放”具有高度认同；时至今日，“改革”、“开放”乃至“现代化”，均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质疑和抨击。人们的心态变化了，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也正在发生转折。在这种情况下，格外需要反思历史，正视现实，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作出战略研判和选择。
一、中国：现代化的连续与曲折
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在1840年代发生碰撞后，经过浑浑噩噩的二十年（蒋廷黻语），又经过同光中兴（或者叫洋务运动）的二十年，到1888年的时候，现代化的基本路向已经确定。在这一年，刘铭传启用台湾巡抚关防，台湾省正式成立；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至天津；清廷任命丁汝昌为水师提督，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这四者，分别是国家疆域和行政区划现代化、经济和交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性事件。
大致以三十年为一个时代，可以把一百二十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四个时代：梁启超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贡献。但是，从今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现代化是绕了一个大弯子的，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机会和时间。如果用现代性这把尺子来衡量，又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筚路蓝缕的三十年（1888—1918），误入歧途的六十年（1919—1978），拨乱反正的三十年（1979—2008）。
历史死胡同：反现代性的现代化
为什么说在蒋介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中国现代化步入了歧途？因为他们所推行的，是“反现代性的现代化”。在逻辑上，这是一个悖论，在历史上，这是一个死胡同。凡是走上这条歧途的国家，最终都要回归主流、回归正道。
三十多年前的四五运动，把“四个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旗帜。这表明国民已经普遍意识到，毛泽东时代的现代化成果不彰，远远落在了欧美和日本的后面。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差距，是比较容易看到的，但对于毛泽东路线的“反现代性”，当时人们的认识还不清晰。进入199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者追随其在发达国家的老师，对现代性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以致国人至今对“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缺乏系统的反思与批判。
现代性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取代神本主义的转折。现代性的第一个特征是人的主体性，或者说人的解放。如果以压制人权、扭曲人性、牺牲人的自由为代价，来追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些表观性的现代化成果，就是典型的“反现代性的现代化”。
现代性的第二个特征，是从“共同体”到“社会”。人是群居的动物，但是经历了从小群体到大群体，从命中注定的“共同体”到理性建构的“社会”的演变。在现代公民社会，一个人可以选择参加多个社团，社团可分可合，成员可进可出。而不允许自由迁徙、自由择业、自由结社的“总体性社会”、“单位社会”，则是“反现代性”的。
现代性的第三个特征，是从“主—奴”结构的帝国秩序到主权国家的世界体系。德国纳粹主义的“欧洲新秩序”、日本军国主义的“东亚新秩序”，都是与20世纪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潮流背道而驰的。
现代性的第四个特征，是世界化、全球化，从一国文明、地区文明到人类统一文明。无论是康德还是马克思，康有为还是李大钊，都已经阐明了这一点。而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违背老祖宗马克思的离经叛道之说。
历史已经证明，那些为了“赶超”而选择“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的国家，不论是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上，最终都竞争不过坚持现代性的国家。即使前者能够在短时期中占上风，也不是这些国家多数国民的福气。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不论是德国、日本，还是俄国、中国，都上演了一出三部曲。先是向现代化先行者学习，因为步履维艰而怀疑而放弃；然后是选择“反现代性的现代化”，成为“世界革命者”；最后是撞了南墙不得不回头。区别在于，德国和日本现在已经完全融入了主流；俄国和中国则在回归途中，还不那么心甘情愿，还在走走停停。
回顾1888年以来中国走过的路，既有在城市化、工业化等可以计量的现代化表观成绩上连续性、累积性的一面，又有在一系列现代性内在特征上曲折性、反复性的一面。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就不可能清醒地认识当下的历史坐标点。
四个时代的上升曲线：国家基础设施和国际地位
梁启超时代的历史功绩是建立“新中国”，熔铸大“中华”。所谓“新中国”，一是指从由本部和周边藩属混合而成的传统王朝转变为具有明确边界和领土范围并获得国际承认的现代国家（这个转变是极为艰难的，与大清帝国并存的其他几个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印度帝国都土崩瓦解了，只有大清帝国的继承者基本上保持了疆域的完整）；二是指从固守传统体制和习俗的保守国家转变为具有现代化导向新道统的进步国家。梁启超首创“新中国”一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共同打造了中华民国这个“新中国”。先于陈独秀和胡适，“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一手促成了“新的崇拜”。早在1902年6月，他就在《杭州白话报》写道：“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针对孙中山鼓吹“汉民族主义”，梁启超提出，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应当提倡“国族主义”、“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正是在梁启超的倡导下，“中华民国”的大“中华”取代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小“中华”，国族观念开始超越于种族观念。
蒋介石时代开启了城市纪元。中国的建制市（包括直辖市、省辖市等）诞生于这个时代。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不仅包括物质的基础设施——现代交通、上下水、电力电话等，而且包括社会的基础设施——市政管理、治安警察、卫生防疫等。黄仁宇所谓“新的高层机构”都是设置在现代城市中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考试与现代文官系统、军政军令军工机构以及教育、科技、文化、新闻、出版机构等。
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是实现和保持了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统一，以及在前两个时代“创建了新国家与社会的高层机构”的基础上，将政府行政组织延伸到城乡基层，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国家行政机器。在中国皇权统治后期（从唐代到清代），正式的官僚机构只到县一级。清季民初，就已经开启了“政府下乡”的进程，但直到毛泽东时代，才完成了这一浩大的基层政府构建工程。凭借国家行政系统的强制性动员能力，毛泽东时代得以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
邓小平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取代“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为“一心一意搞建设”创造了必要的内外条件。“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8%，而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只有3.0%；按名义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从1978年1.8%上升到2007年的6%；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城镇化水平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城镇化率从17.9%上升到44.9%；如果考虑到在城镇中常住的农村户籍人口，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早已超过了50%，也就是说，两千年的“乡村中国”已经转变为“城市中国”。
梁启超时代，中国在近代以来首次以战胜国身份跻身巴黎和会，但日本成为国际联盟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中国被排除在外，使国人深感耻辱。蒋介石时代，由于全国军民的浴血抗战（尤其是前四年的独自抗日），中国得以参加开罗会议和敦巴顿橡胶园会议，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被罗斯福称为“负责维持和平的四大国之一”或世界“四警察”之一。毛泽东时代，拥有原子弹的中国虽然还不能与美苏两个核霸主平起平坐，但是“四两拨千斤”，中国的份量放在哪边，哪边就能占据优势。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闹翻，与尼克松握手，是苏维埃帝国从扩张到收缩，从兴盛到衰亡的一个关键因素。邓小平时代，由于苏联的瓦解和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正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从小于五到四到三再到第二位，这是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一条曲线。
三个阶段的跌宕起伏：国家意识形态和公民社会
清末民初，虽然很多地方的底层民众还不开化，但中国的精英阶层尤其是知识精英，曾经有过高度的共识。胡适在1933年写道：“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当日虽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但在他们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却没有多大的疑义。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无一项不是那十九世纪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最自夸的德性。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在民国第一个十年中，公民社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至今尚未能够超越。
五四运动之后，风向变了。胡适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五四运动后，国民党恢复了活力，共产党破土而出。胡适在1929年就给国民党定了性：“至少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维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因为国民党本身含有这种保守性。”“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进入1930年代以后，国民党变本加厉地推行“党化教育”，压制言论自由和思想异端。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倒是打出了反对文化专制，鼓吹自由人权的口号。在驻华美国人眼里，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者，但后者更廉洁、更有活力。因此，在国共三年内战时期，美国人先是当和事佬，后来则袖手旁观，司徒雷登大使还在被共军占领后的南京逗留了一段，准备与中共政权接洽外交关系。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中共掌权后，在“舆论一律”方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年还能躲在租界里骂国民党的左翼文人，纷纷沦为被“无产阶级专政”“杀、关、管”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公民的各项权利乃至私生活和个人隐私，统统被剥夺了。民营企业和民间社团，受到犁庭扫穴式的荡除。在“大跃进”高潮时，连家庭都受到了冲击，毛泽东亲自鼓吹“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国大多数农村吃饭在“公共食堂”，少数地方甚至实行夫妻分居，分别编入“营连排”民兵组织。到了文革时期，官方喉舌公然提倡“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恩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要求七亿人民“狠斗私字一闪念”，“把对毛主席的忠诚，融化在血液中，铭刻在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上”。用胡适的话来说，“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文革已经“反动”到了极点。
四五运动标志着风向的再次转变。毛泽东去世后，“拨乱反正”成为新时代的口号。官方人士心目中的“正”，最初只是返回“三项指示为纲”的“治理整顿”，回到1975年；紧接着变成返回文革前“十七年”，回到1966年；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变成返回中共八大之前的“七年”，回到1956年。民间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正”，则跨越了1949年，直指1919年。1980年代的“文化热”，所热衷的并非只是“文化”，实际上是借着文化的由头呼唤政治上的“德先生”，呼唤民国初年已经展现出蓬勃生机的公民社会。官方与民间两种拨乱反正理念的不协调，最终导致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碰撞。为了重塑执政合法性，邓小平在1992年作出决断，一方面压抑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加速向市场经济的回归。用上面所引胡适三条标准来衡量，邓小平时代都有拨乱反正的表现，但哪一条都还没有达标。
“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邓小平走得最远，超越了大陆时期的蒋介石和毛泽东。走统制经济的道路，并非始于毛泽东。1947年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就有“节制私人资本”的条款。由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没收了大批日本人和汉奸的产业，国营企业总资产在国共政权转换之际，就已经超过民营企业总资产。国民党是撤退到了台湾，尤其是在1958年以后，才转向市场经济的。但是现在大陆还留了一条尾巴，就是现行宪法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规定。这是1980年代陈云“鸟笼经济”论的遗存。
“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要分为两个层面予以评说。在世俗的层面，譬如说现今普通人的“性开放”意识，以及“繁荣娼盛”的性产业，远非清末民初能够望其项背，更不用说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和毛泽东的“新社会”，或许只有一千多年前的“大唐盛世”可以一比。在精英的层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既没有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也没有课堂上的教授自由和公众场合的演说自由。
“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邓小平直到逝世，坚持不肯把它作为拨乱反正的一个目标。拒绝“三权分立”和“代议制”，是他的政治底线。当然，邓小平时代在政治上也不是没有一点进步。从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到“法治”入宪，一方面反对代议民主，一方面力图建构不偏不倚的国家公权力，类于施米特所谓“人民法治国”。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已经远离苏联模式，又不肯贴近英美模式，最雷同的是20世纪初的德国模式——“民族精神”、文化相对主义、国家主义等，还没有达到纳粹主义，但也相距并不遥远。
二、世界：霸权转移与世道轮回
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战以前（1914年以前），从一战到二战（1914—1945），从二战结束到越战结束（1945—1975），越战之后（1975以后）。这四个时期与中国的四个时代可以一一对应，中国的时代转变通常要比世界的转变慢半拍，这正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和从属地位。
从“英国世纪”到“美国世纪”
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位时间长达63年（1837-1901年）。她的光芒完全掩盖了她的子孙，因此，也可以把20世纪头十几年，视为广义的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其世界霸权达至鼎盛。它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和贸易国，头号海军强国，全球均势的操盘手，制度创新的发源地。然而，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英国的霸权开始盛极而衰。工业生产先后被美国和德国超越，德国在拥有一支称雄欧洲的陆军之后，试图建立一支超越英国的强大海军。由此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以后，英国由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变成了最大债务国，被迫同意美国拥有与自己规模相同的海军，在国际制度的创新上也落在了美国的后头。然而，由于美国民众坚持门罗主义的传统，还不能接受在国际上积极进取的威尔逊主义，参议院拒绝签署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的条约；英国继续承担了世界领导者的责任，直到1931年9月，英镑和黄金的兑换中止，国际金融和贸易的网络绷断。
由于美国抽身局外，英国勉强支撑的国际秩序面临着两方面的“世界革命者”。一是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一是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同盟。国人面临选择：“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除却主张模仿英美的以外，还有两派：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目前各种不同的主张正在竞走，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应当说，英美派和德意派在当时都是少数，中国政界和思想界的主流都是苏俄派。不用说孙中山追随列宁“以党治国”，鲍罗廷操刀的国民党二大宣言“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就是在国共分手之后，国民政府仍然坚持“革命外交”，把主要矛头指向英国，从而忽略了日本和苏俄对中国的侵略扩张野心。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才改弦易辙，但为时已晚。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主要是由三个体制构成。其一是雅尔塔体制，凭借军事实力划分势力范围。苏联通过间谍手段窃取美国核机密后迅速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巩固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中的恐怖均衡。其二是敦巴顿橡胶园体制（联合国宪章草案是由美英苏三国代表和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分别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胶园举行会议拟定的）。由于规定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联合国的强制性功能很难启动（因为苏联代表缺席，“联合国军”得以参加韩战，是个令人生疑的例外），遂沦为空洞乏味的国际讲坛。起初，美国及其盟国的声音能够压倒苏联阵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加盟，联合国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反美论坛。其三是布雷顿森林体制。二战后的世界被分割为东西方两大阵营，西方的真正优势是在金融、贸易和经济体制上面。美元是国际硬通货，卢布只能作为经互会国家的结算货币。广义的布雷顿森林体制，不仅包括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还包括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C）即后来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现已从西方经济秩序扩展为全球经济秩序，俄罗斯至今还在苦苦争取参加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继承者——世界贸易组织（WTO）。上面没有涉及软权力——国家形象（包括对它的想像）、意识形态感召力、领导人决断力等。直到中苏分手，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中，还是毛泽东所说的“东风压倒西风”；直到在阿富汗战场被美中联手支持的伊斯兰力量打痛，苏联领导人的心态才从战略进攻和扩张转向战略防御和收缩。
在东西方对峙的世界格局中，在苏美争相拉拢的有利情势下，毛泽东不听张东荪等人的劝告，毅然拍板对苏“一面倒”。其后果邓小平在29年后一语道破：“跟着美国的国家地区都富强了”，而中国……用数字来说话，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1950年中国的GDP总量是日本的1.7倍；但是到了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日本的GDP总量是中国的1.14倍（人均GDP的差距就不说了，用名义汇率计算则更加惨不忍睹）。在1955-1980年间，日本家庭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52%降至29%；同一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仅从1957年的58.4%降至1978年的57.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有升无减。直到邓小平时代，城里人的消费水准才超过1936年，农民才解决最起码的温饱问题。
在军事上说，美国并没有被越南打败，但是越战导致其盟国离心，国内分裂。从越南脱身后，反而促使美国重新振作起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新保守主义革命，显示了资本主义制度自我更新的活力，继威尔逊主义（十四点计划）、罗斯福主义（四大自由）之后，美国再次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里根上台使美国恢复了信心，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个党魁在两年四个月中相继离世使苏联丧失了元气。专制制度的特点是“气可鼓不可泄”，是凸点上的稳定；一泄气就撑不住了，就会从凸点上滚下来，再也无法复原。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背叛”，而是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和里根革命——内源于主流现代化模式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打垮了深陷于“勃列日涅夫停滞”的苏联。19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领导的联合军事力量（有的还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在拉美、中东、东欧频频出手，更凸现出“一超独霸”的世界新秩序。
美国在20世纪初就已经具备了问鼎的实力，但是由于民主国家的内向性，多数国民不愿意负担国际责任；直到接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美国才扮演起世界领导国家的角色。又由于美国民众和国会在没有面临直接威胁的情况下，不允许美国政府擅自动用核垄断（二战结束后头几年）和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二战中美国动用了一千多万军队，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仅动用了几十万军队），所以美国在全球冷战、局部热战中捉襟见肘，国家形象大打折扣；直到苏联阵营自我瓦解，美国才算是坐稳了世界盟主的宝座。但是到了小布什执政后期，美国民众再次眼睛向内看，强烈要求从伊拉克撤军，表现出战略退缩的态势；2008年又出现了罕见的金融危机，而且已经损害到美国和世界的实体经济。美国是不是正在步英国后尘，其世界霸权盛极而衰了？这与其说是一个疑问，不如说是许多中国人的企盼。
竞争性民主，市场经济，福利国家
邓小平时代的拨乱反正，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孤立现象，而是全球性的潮流。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世界的霸权在英美之间转移，世界的道理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全球市场的形成。学者指出，20世纪初的经济全球化，一点儿不亚于世纪末。卡尔？波拉尼把1914年称作是“市场体制达到最高潮的时期”。当时也还没有出台许多限制人员跨国流动的政策，譬如说，“粤港自由往来”，是到1950年5月才终止的。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各国纷纷筑起关税壁垒，以邻为壑。最近召开的“20国峰会”宣言则指出，在金融不稳定时期更应反对保护主义，反对为投资或商品和服务贸易设置新壁垒，反对采取新的出口限制措施或采取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刺激出口措施；要加强国际合作，保障国际贸易自由，支持市场竞争与创新，加强金融市场透明度及监管机制。当代政治家的心态不同于其祖父辈，但与曾祖父辈相差无几。
源于“安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自由民主主义，源于欧陆法兰西和德意志的社会民主主义，是19世纪的时髦思想，一战后则成为压在库底的滞销货。在1930年代，全球范围内流行的是苏维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影响到中国，不要说梁启超的门徒张君劢和张东荪抛弃了“代议制民主”，连胡适的朋友、留学英美的丁文江和蒋廷黻也成为“新式独裁”的鼓吹者。反倒是已被开除党籍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经过反思后，斩钉截铁地指出：“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现在德、俄两国的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从地位，是现代的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柏乌政治。因此，一切斗争（反帝斗争也包含在内）比起这个斗争都属于次要又次要地位，若是有害于这个斗争的斗争，更是反动的。”当时不仅中共和托派听不进他的话，连国民党政府也认为有碍对苏邦交而禁其文章发布。到了21世纪初，晚年陈独秀再次作为时代先知而受到中国思想界的尊崇。
胡适所说的三条，一个世纪之后重新成为主流思潮，信奉黑格尔学说的福山甚至说出了“历史的终结”。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进步观，历史不是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上升。沃尔夫冈？查普夫指出，竞争性民主、市场经济以及包括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体制。一个世纪并没有白白过去，在竞争性民主和市场经济之外，多了一个福利国家。这是德国俾斯麦的首创，由罗斯福新政和英国工党发扬光大。苏联模式也有所贡献，但不像通常想象的那么大，苏联长期实行城乡二元体制，其集体农庄的最低收入保障制度是1966年才建立的。即使里根的新保守主义也没有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全盘颠覆。从福利国家和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中国是世界上“社会主义”最少的国家之一，不要说欧美大洋洲，甚至不如周边的许多国家和地区。
三、选择：超越“改革开放”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天人感应”的观念。1976年，先是周恩来逝世，四五运动；然后是唐山大地震，再后来是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一个新的时代在天崩地裂中冉冉升起。三十二年后，又出现了汶川大地震，网络上、纸媒上随即出现“天谴”之说。这里对“天人感应”不与评说，只想指出，这种说法的流行本身已经表明了人心的浮动。现在人心思变的程度，即使还达不到1976年，至少不亚于林彪“折戟沉沙”的1971年。必须作出战略性的决断，才能重新凝聚共识，振奋人心。
“改革”，反改革，还是宪政<
1980年代那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相配套的改革，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就已经不复存在。朱学勤区分了“第一场改革”和“第二场改革”，1992年以后“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了邓小平意图的“改革”，“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结构是市场化的列宁主义”。政府官员对此的“积极性是”“难以想象的”高涨，“千百万的民众”则“有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
根据周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只要不采取毛泽东那种反城市化和压抑民生的极端政策，“汉字文化圈”在城市化阶段均能获得快速经济增长。而且，由于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些地方的政府是独立的、成熟的，不需要依附于特定的社会阶级，也就是说具有“中性政府”的特质。连战和宋楚瑜来大陆访问时，都强调了蒋经国的“均富”政策在台湾的成效。然而，“市场列宁主义”或者“市场斯大林主义”像它的母体一样，具有冲破传统的蛮力，由于王山所说的“中国保障资产增值同盟”或者康晓光所说的“精英联盟”的形成，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很快就超过了台湾、韩国、日本，成为本区域内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翘楚。“改革”一旦成为权钱交易的盛宴，自然会被“千百万的民众”唾弃。这样的“改革”，不要说“帕累托改善”（在没有任何人受损的情况下有人受益），连“卡尔多改善”（有人受益有人受损但社会福利的总体增进大于损失因而足以并可能将收益补偿受损者）也做不到，完全是从权势集团的利益考量出发的巧取豪夺。
面对已经变化了的外部环境，继续鼓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变，纯属拾人牙慧，就像毛泽东当年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要坚持几百年。这是邓时代没有完全摆脱毛时代劣根性的一个证据。现在还有人这样做，第一，表现出“躺在祖宗功劳簿上”的恩荫观念；第二，表现出“以不变应万变”的懒汉思想。历史是有惯性的，只要城市化尚未完成，只要人口红利还没有吃完，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可以持续下去，但是，如果不改变1990年代以来的所谓“改革”路线，中国的贪官污吏就会肆意横行，两极分化就会愈演愈烈，民众的反抗乃至革命情绪就会不断积蓄，政府就会永远坐在火山口上惶惶不可终日。腐败的政治体制并不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假设毛泽东活到邓小平的岁数，或者华国锋和汪东兴没有“背叛”毛，而是按照毛的既定方针由“八人帮”（在毛的遗体前曾照过一张合影，从左至右是：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联合执政，可能就不会有邓小平时代。但是这样一来，国人将承受更多的苦难，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就像今日的朝鲜。
在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除了御用的学者文人，民间已经没有“改革派”了，不是“反改革派”，就是“超越改革派”。
全盘否定邓小平时代、呼唤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思潮，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露头，进入21世纪后获得了强劲的发展。其言说包括：奉中共九大路线为正宗，为江青、张春桥平反，重新把邓小平定性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头子”。其鼓吹者既有幡然悔悟的老红军、老八路，也有蛰伏多年的红卫兵、造反派，还有面临“毕业即失业”窘境的青年学子。由于他们扛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金字招牌，所以他们自恃具有批判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合法性。由于体制内“宣传口”和“政法口”的官员与他们在思想血脉上的亲缘关系，对于他们的网络言论、联名上书、结社行为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他们具有其他反对力量不可得的活动空间。
“超越改革派”也可以称为“宪政派”。他们是1980年代“改革派”、“民主派”、“自由派”的延伸和发展。宪政派并不反对经济改革。他们主张市场化要通过宪政途径获得多数民意的支持；私有经济部门要接受舆论监督、行业自治组织监督和政府监管；公有经济部门的垄断利益不能落入少数人腰包，要真正实现“民有、民享”。宪政派主张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渐进有序地实现中国的民主化转型。
庙堂上邓氏“改革”的继承人，秉承了邓的“不争论”，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屑一争，而是他们丧失了理论武器和思想后援，已经没有了“争论”的能力和勇气。与其说有“改革派”、“反改革派”、“超越改革派”三种态度，不如说只有“前进”和“倒退”两个方向。不进则退，得过且过地混日子，总有混不下去的一天。
韬光养晦，揭竿而起，还是建仓增持
从盛唐的恢宏气度到明清的“片板不许入海”，“禁申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这是中国的悲剧。19世纪，道光、咸丰、慈禧在对外交往上反反复复，更是近代史上的悲剧。到了20世纪后半叶，“开放”竟然成为邓小平的一个“创举”，则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笑剧。
1950年代的日本与阿根廷，1960和1970年代的台湾与大陆，1980年代的中国与印度，现在的韩国与朝鲜，上述的对比无一不说明开放的经济优于封闭的经济。所谓“对外开放”，仅以本国为着眼点，是一种“中国经营”之策，眼界仍然不够开阔。发达国家早就实施了“全球经营”方略，中东产油国和一些太平洋、印度洋岛国，考虑到资源枯竭和国土海侵的危险，也已经未雨绸缪，对全球经营及早部署。近年来，中国由于能源和矿藏的短缺，开始在经济上“走出去”，这多少有些出于无奈，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应付之举，而不是积极进取的战略筹谋。现在，关键问题不是中国要不要对世界开放，而是如何让世界对中国扩大开放。但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在“入世”问题上的争论，随着中国参加WTO后贸易总量和贸易顺差的大幅度增长，似乎已经平息；但是，在如何因应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上，争论再起，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表明中国还没有确立21世纪的国际战略。
遵循邓小平的教诲，韬光养晦，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仍然是官方的标准态度。中国领导人空手参加“20国峰会”，没有拿出任何具体的建议，既没有带来惊喜，也没有带来恐慌。说得好听点，这是后排议员的举止；说得难听点，这是局外人和看客的心态。美俄之争，美欧之争，美日之争，只要能够“坐山观虎斗”，就是最开心的事；一旦人家联起手来，自己反倒不知所措了。
1980年代末，陈云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对“和平与发展时代”提出挑战。邓小平后来反复讲“决不当头”，“夹起尾巴做人”，“不要想扛旗，要扛你也扛不动”，并非无的放矢。用何方的话说，这是“实际存在但被百般掩盖的路线斗争”。陈云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拥护者仍然大有人在。在这些人眼里，和平只是两次战争的间歇，中美必有一战。因此他们要求告别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脱钩，回到毛泽东自力更生、准备打仗的战略上来。
第三种态度是把眼下的世界金融危机视为中国经济提升档次的机会，抄底买进，低位建仓，增加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制定规则权，相应地也承担起更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责任。
上述三种态度，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两种判断：从长期来说，对现有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是“看衰”还是“看好”。韬光养晦，作壁上观，是对长期走势还看不清楚时的彷徨徘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由于国人缺乏正确的全球观，或者跟错了人走错了路（“走俄国人的路”），或者夜郎自大坐井观天（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居），已经吃尽了苦头。20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教训是：凡是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世界革命者”，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只有先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才有可能以和平禅让的方式成为新的世界领袖国家。
宪政体制，海权强国，天下文明
有一个政治笑话：桥上的人问淌水的人，在河里摸什么东西，后者回答，在摸石头过河。国人不能继续干这样的蠢事了。在21世纪，中国首先要坚定不移地回归世界现代化主流，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民主化这些“追赶现代化”的目标；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之后，才能在“继续现代化”中发力抢跑，为解决人类的生态、世态、心态三大问题作出较大的贡献。当前，除了经济上的全球经营战略，我们还要确立三个目标：宪政体制，海权强国，天下文明。
在西方，由于人权和自治是基督教传统中所固有的理念和实践，因此，他们更强调民主在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当代中国，为了强调人权的优先性，强调私域与公域的划分，强调社团、社区和地方自治的作用，而不是片面地突出“多数决”，我们需要用“宪政民主”来取代“民主”，作为政治现代化的标志。
由“基本路线”保驾护航的“改革开放”，已经无法驶入全球经营的蓝水海洋。自由民主的水域拒绝“专政”毒素的污染。如果说“基本路线”曾经是保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受干扰的铠甲，现在已成为束缚中国成长为经济巨人和政治领袖国家的紧身衣。王小东说：就是为了不让别人以不是“民主国家”为借口凝聚国际社会反对我们，折腾我们，我们也有必要坚决挤入“民主国家”的行列。这个行列挤不进去，中国的“软力量”永远是个负数；中国永远不可能和“民主国家”在道义平等的基础上打交道，永远是国际社会中的“贱民”。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人永远会有离心倾向，海峡两岸的统一更是可望而不可及。
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证明，世界领导者永远是海权强国。陆上霸主，依靠的是庞大的陆军，领土的扩张，中央的集权，户口的搜刮（人头税的来源）……。海洋强国，依靠的是机动的海军，海上通道的控制（制海权，现在则首先要有制空权），全球贸易体系，国际金融的运用……。中国要从大陆型国家转化为海洋型国家，既要换脑袋，也要强筋骨。陆军要减肥，海空军要扩充。在国际裁军体制生效之前，中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是，只有当中国具有了宪政民主国家的身份，发展与自己国力相适应的海上力量，才不会引起世界的恐慌和联手对抗。
不论是“英国世纪”还是“美国世纪”，世界领导者的首要资质并不是GNP总量第一，也不是“船坚炮利”，而是制度创新的领头羊、人类文明的贡献者。我们要的是“世界的中国世纪”而不是“中国的特殊价值”。历史上凡是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力量，都是讲普世价值的；只有衰败者、颓废者，才会蜷缩在特殊价值的乌龟壳里以求自保。我们讲“天下文明”，就是要弘扬中华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给21世纪的人类文明染上更多的中国色彩；就是要在软实力的世界竞争中，把中国几千年连绵不绝的历史传统和几亿大专以上人力资源的优势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要跻身世界领导者，中国必须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经济危机的安全阀，成为保障世界人权的模范和建设国际民主机制的倡议者，成为具有远程投送能力的国际秩序担当者和世界警察，成为多元文化的集散地和普世价值的输出国，任重而道远。21世纪的中国应当学习20世纪的美国，厚积而薄发，三顾始出茅庐。
我们祈望，2009年能够成为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元年。既是“改革开放”的总结年，又是“宪政大开张”的起始年。
2008.12
（载《商务周刊》2009t,10 d/?tH
二零零八的年初，一个从事出版业的朋友向我推荐一本书。我们相约在建国门友谊商店里的星巴克咖啡店碰面。寒暄几句，她便从手提袋里拿出了野夫的《尘世·挽歌》。
接过一看：无出版社，无书号，无定价，白封面，白封底。我说：“这不是白皮书吗？”
我们会心一笑。彼此心里清楚，所谓的白皮书，即官府取缔的“扫黄打非”中的“非”类读物。严厉打击的，就是“非”类。
朋友说：“愚姐，建议你看看。这是散文集，看几篇就行。你肯定喜欢。”
我们各自喝完饮料，聊了几句，随即分手。
翌日下午，我打去电话。说：“你推荐的书，让我一夜无睡，让我痛哭流涕……我要认识那个叫野夫的人。”
五月中旬，发生四川大地震。下旬，我在北京见到了野夫。他个子中等，岁数中年，相貌中平，举止介乎文人、工人之间。不顾在座的其他朋友，我一把将拉他到自己身边，高声道：“我是你的粉丝！”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见茶几上摆放着四川受灾的图片，我问：“你去四川抗震救灾了？”
答：“是的。我这次到北京是为募集救灾款。”
原来这年春天，野夫去四川德阳市罗江县的农村搞社会调查，恰遇地震。见损失惨重，决定留下来参与救灾。图片是他拍的，图片上的文字是他写的。从几句简单的介绍里，我知道了他的辛苦和能力，仁慈与悲悯。野夫不同于我，他是不仅是写者，他还是行者。
果然，他主持了一个几百人的演讲会，介绍灾区的真实境况。之后，为罗江募集了近二百万现金，成立了一个罗江县精神重建基金会。再后，组织灾区农民开展精神 重建活动，搞基层民主建设实验。野夫还培训当地农民自编、自演、自导电视短剧。片子完成，拿到县电视台播出，百姓们高兴；拿到外面，即在（二零零八杭州） 国际传媒大会上获得抗震救灾纪实片一等奖。最近，他告诉我：自己之所以去农村深入调研，做些实际工作，是准备写一部书《大地生民——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忧思》。他一直想弄清楚我们这个后极权政府的稳定秘密，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只有从基层政府入手，发现并研究其内部运作方式及内幕。他又说，这是一部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报告，而非报告文学之类的玩意儿。野夫不同于我，他不仅是行者，他还是思想者。能做他的粉丝，我很得意。
野夫，土家人，重感情，硬汉子。九个字的概括，注定其人生艰辛且曲折。十六岁年纪，给女同学写情书被告发，天天检查，学校罚站，父母责打，野夫以死相拼。 自杀未遂，醒来后写下血书：不考上武大（武汉大学）此生誓不为人。他是鄂西土生土长，视武汉大学为教育圣地。1986年，因“地下写作”的名分，令武大中文系系主任青眼相加。大学毕业后，野夫来到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本可以科员、科长、副处地拾阶而上，过着好日子。偏偏他明大理、重大义。于是，人生拐点发生在了一九九八年。“六四”当 夜，得悉北京血腥镇压的情况，血性的野夫听从良心的召唤，当即写下抗议和辞职报告。辞职报告里说：绝不做独裁政府的鹰犬和刽子手。在给公安局局长的信函里 讲：这个内心善良清醒的人已经去世，谨此哀悼。次日上午到局里留下报告和警用配置，离开海南，千里单骑，向北漂泊。大追捕中，为营救掩护旧日兄弟出海逃 亡，他自己成为了追捕对象，也开始了逃亡。一九九零年落入圈套，脱下警服的人穿上了囚衣，以“反革命泄密罪”判处六年徒刑。一九九五年出狱。服刑期间，父亲癌症去世；出狱之后，母亲投江自杀。一九九六年正月，野夫独自来到北京打工。这十余年间，给别人编书无数，而只有《尘世·挽歌》是属于他的。
在二十年，那场带血的风波对一些人是心结，对更多的人是淡忘。开枪的军队与无辜的学生，于记忆中是一样的模糊。下开枪令的邓小平和走下舞台的赵紫阳，在心目中是等量的伟人。偶尔小聚，谈及“八九”， 自己都觉得是个白头宫女。现在已无人为重大的历史挫折而焦忧，眼下最揪心的事是挣钱，买房，就业，就医，留学。这能怪谁呢？我们一起浮躁，一起世故，一起健忘，一起实用。这个民族已然入睡，谁来唤醒？政府吗？就是它唯恐大众不愚不蠢。富人吗？与权势合谋捞钱唯恐不多不快。那么，知识分子呢？请问，我们还有知识分子吗？当年“八九”风云人物，也几乎百分百地自我淘汰了。去年有一封公开信流传深广，信里说：我们在等候，等候中国出个叶利钦；出不了的话，时代会制造一个叶利钦来！这话，我不信。因为中国专制文化的长久与全面，已彻底泯灭了中国人的灵魂，彻底泯灭了中华民族之精神。
“山川何处走豪杰，弦管谁家奏太平。”（摘自野夫诗“八九无题三章”）我是很悲观的！所幸在悲观中我认识了野夫，所幸还有像野夫这样的人，在社会底层默默做事，苦苦寻觅。他这样的人也许象征着未来，寄托着希望。
今天，当我们的文人艺术家都争作“圣洁天使”的时候，野夫的文字却来扮演魔鬼，发出凌厉的声和另类的光。这是当今尘世中的挽歌。我不觉得他是在写作，他在跟我说话，也是独自沉吟。笔下那些砍断骨头连着筋的血亲，是怎样被一节一寸地搅碎榨干；那些美妙温软的情感，是怎样被一阵一阵的风雨冲光刮净——我读到的是他的心，看到的是他的泪。那独立之姿，清正之气，令我心生庄严。
如果说诗歌是面对天空的话，那么散文就是面对大地了。野夫的作品正是由哭泣的大地孕育出来的。微风漾水，淡霭凄林，有着很丰富的人生意味。他的写法，很传统。我说的传统是指他的胸襟，意绪，文思以及相对应的句式，布局和节奏。每一篇，都像块状物那般结实。情感浓烈，但有控制。文字朴素，又带着优雅。对人的 描写采用线性白描法，对事物的思考也是东方式的，围绕着主脉一路探究、追述下去。作品是简单里有复杂；文字是平实中有华采。中国文学传统深厚，而非落后。 能继承下来，真是要下些工夫的！
我以为：作品达到什么档次，就要看作者心灵是个啥档次了。因为心灵就在文字的后面！野夫的心灵就在文字的后面。
社会禁锢，思想钳制，要靠个人坚持！坚持了，你就可以免于庸常，免于沉没。
二零零九年二月于北京守愚斋
首发于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一日香港《明报》
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明志。但有时候历史被当朝根据需要串改，涂抹得面目全非，人们去照镜子，越照越糊涂。中国一百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面不真实的哈哈镜，于是走火入魔的人，一拨接一拨。
孙中山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历史书上，一直被当作国父和教父。效法孙中山，走武装斗争推翻前政权的道路，是他的后人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主要实践。一直到了一百年后的今天，居我观察，几乎每一个有政治抱负，对现实不满的仁人志士，心中都藏着一个小孙中山，以为历史就是这样一遍又一遍重复着的。这个非常误人。然而刘晓波是个例外。刘晓波的政治主张里，军队中立，不参与任何国家政治。这对于所有成为中国领袖的前人，都是根本性的进步。
中国被满清这个落后于中原的民族殖民了三百年，中国人好像也没有觉得什么不自在。至少认为好过比先进于我们的民族统治三百年。这是从所有批判刘晓波的人那里得来的印象。刘晓波说了一句“殖民统治三百年”，立刻成为众矢之的，被骂为卖国。哪里管这句话背后的辛辣含义，也不问问哪国人对殖民中国有兴趣。另一边，又只顾欣赏和模仿前朝殖民者康熙乾隆的风流潇洒。不知这叫什么，对同文同种的奴性和对不同文化的“骨气”？
孙中山自认为尽毕生之力，用武力推翻清朝。主张的是实力政策。所以他的弟子蒋介石同样以实力推翻了北洋政府。另一个徒弟毛泽东也以同样逻辑推翻了国民政府。这三个人都是用军队说话的。一开始孙没有军队，只有一些志愿的非专业人士，搞了二十多次武装暴动都失败了。后来不惜向邻国苏联求援，建立黄埔军校。不但把军队，还把外国势力引进政治，开创了中国的现代政治新模式。
我不是很确定，今天的海外“民运”，也就是中共的政治反对派，是不是也以孙中山为榜样，等待时机用军事实力推翻现政权？希望不是这样。但是最近读了“民运之父”魏京生的“六四二十周年感言”，却相当失望。魏称只有经过突变，在权力真空的情况下，才能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开始民主。他从骨子里还是想着孙中山的老路。民主是在和专制的博弈中学习成长的，和专制此长彼消，不可能在真空中出现。
孙中山在西方很多年，好像没有认真研究过西方的政治体制，去发现人家建国一两百年，前后换了几十届政府，为什么根本不用发一枪一弹。孙中山在政治上的唯一贡献“三民主义”，解释到最后语焉不详，变成了三大政策“联俄联（容）共，扶助工农”。哪怕孙的政治纲领给中国留下一点正面的遗产也好，学习继承他还有点道理。可是一点都没有。蒋介石全盘继承孙的政治遗产，全盘失败。毛泽东继承了武装斗争那一部分，其余的是自创。到现在为止，中国有哪一个政治制度保证了权力平稳交接？国共模式？毛林模式？华邓模式？邓赵模式？所有的不过是，指定接班人的连连失败，推翻现政权的不断尝试和保住现政权的疯狂努力。八九以后，邓小平连指两代接班人，不但两系人马斗到现在，还继续流害到下一任。
孙中山的道路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而且是一条被当作完全正确的错误道路。只有屈指可数的中国政治学者意识到这一点。有人即便意识到，也不敢公开说。中国一百年走的所有弯路，都源于此。可是这个沉闷局面，却被“黑马”刘晓波打破。
刘晓波和他的同仁共同起草的零八宪章，第一次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政治纲领。尽管这个纲领看起来很“西化”，但是都早已是现代世界的共识，早已不分国界了。世界各国实行的宪政，凡是严格照此做的，都民富国强；做得不合格的，都腐败骚乱。中国今日之所以腐败骚乱愈演愈烈，盖因连宪政的试行都没有开始。
刘晓波摒弃孙中山，提出全然不同的政治纲领，是一个历史进步。中共逮捕刘晓波，向他问罪，是一个历史退步。
刘晓波6月23日正式被逮捕，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政权”主要根据是“组织策划”“08宪章”和他7年来发表的一些文章。我是“08宪章”签名者之一，对“08宪章”我当然支持。“08宪章”。论述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理念和诉求。难道这也成了罪名？不久前中共当局公布了一个“人权行动计划”。
公民的自由权利是人权的主要内容，民主和宪政都是维护人权的主要手段，中共把追求人权、民主宪政的人视为敌对势力，以逮捕、判刑伺候，这难道不是口是心非，南辕北辙吗？我建议中共当局尽快释放刘晓波，我为他辩护，也为自己参加签名辩护。
（一）是谁违法？是谁犯罪？
呼吁民主宪政，呼吁人权，何罪之有？刘晓波等的行动不违法，违法者是那些借助垄断权力侵犯剥夺公民权利的人。
2008年12月23日，警方以传唤之名带走刘晓波，按法律规定传唤时限不得超过24小时，但是刘晓波一关就是六个多月，既无拘留证、逮捕证，也不准家人探视，不准电话联系，不准律师见面，关在哪里家人不知道；这分明是一种绑架。警方出面绑架公民，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长达六个多月，这种违法行为理应受到法律追究。刘晓波遭到绑架后，关在一个没有窗户，不见阳光的房间里，半年不得放风这也是一种虐待，也是侵犯人权。
（二）刘晓波走过的道路
刘晓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获得博士学位，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讲师，1989年参与六四运动被称为“广场四君子”之一，六四后的第四天89年6月8日被警方关押，直至1991年1月，解除关押随后他继续写作，评论时政，1995年5月18日他再次被关，直至1996年1月，释放后他追求民主自由的志向不改，继续抨击当局，结果在96年的10月8日第三次被关，并判3年劳教， 99年10月7日释放。随后他以独立作家的身份继续写作，指点江山，评论时局，获得世人赞赏被选为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长（本人也是独立笔会会员）。
2005年12月17日我写了一篇“关注民间关注现实——读刘晓波《为了自由中国在民间》”我把前两段抄注下来供大家参考。（见附件一）
（三）关于“煽动颠覆政权罪”
这次逮捕刘晓波，涉嫌的罪名是“煽动颠覆政权”，这是中国刑法第105条所定下的内容。（见附件二）
刑法的这个条款是条恶法，很多民主国家法律没有这个“罪名”，因为这个“罪名”，非常容易把批评政府的言论，当作“煽动颠覆政权罪”，抓人判刑。正像当年的“反革命罪”一样是制造大量的“政治犯”源头。1999年全国人大通宪法修正案第十七条将镇压“反革命得活动”删除，从此没有了“反革命罪”，但是在刑法中却多了一个“煽动颠覆政权”的罪名，代替了“反革命罪”。
中国要建立宪政必须修改刑法、修改宪法，在一党专政下，公民无权讨论立法问题，使得恶法不断改头换面，肆虐大众。
（四）香港的反23条立法
香港市民在英国政府的百年治理下，培养了法制观念，当地居民不但有奉公守法的风气，而且非常关心立法问题。2003年香港当局要为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要把“煽动颠覆政权罪”的内容写进法律条文，香港市民闻讯之后，用各种方式抵制，先是媒体发文反对这项立法，后是游行示威，2003年7月1日有50万人上街游行，要求停止“23条立法”，声势浩大，震动世界，也震动了香港和北京当局，当权者在汹涌的反对浪潮中举起了白旗，将“23条立法”无限地延期。我当时写了《伟哉香港人——有感香港反23条立法大游行》和《23条立法的延期是港人的大胜利》，在网上发表后，后收集在香港出版的《呼唤自由》中（第243页），（见附件三）
（五） 抗议逮捕刘晓波的意义
现在很多人抗议逮捕刘晓波，强烈要求释放刘晓波，这不仅仅只是为一个人伸冤，而是在追求司法的公正和正义，也是为了要最后修改刑法，取消“煽动颠覆政权罪”。在过去的十年里用这个“罪名”不知叛了多少无辜公民入狱受刑，不知扑灭了多少人的参政、问政热情。
最近中共当局提出要保护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如果真有这方面地诚意，就应该尽快释放刘晓波，尽快修改刑法第105条，我想这也应该是中共开明派和革新派的意图；坚持逮捕刘晓波并要将其判刑应该是中共高层保守派的主意。
让党内外的革新派团结起来，争取无罪释放刘晓波，争取早日开始中国的民主化自由化和宪政时代。
2009年6月29日于山东大学 0531-88365021 13655317356
附件一：
关注民间 关注现实 ——读刘晓波《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
刘晓波的新书是当前记述中国民间、社会现状的一部很全面，很系统的著作；由于他对大陆的密切关注，亲身参与，日积月累而使得内容异常丰富，书中对1989年后大陆的重大民间事件、人物的叙述，如数家珍，全面而生动。
承蒙陈奎德先生网上送来刘晓波新着《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在美国出版），从头看了一遍，有不少感触。
（一）关于刘晓波
知道刘晓波是从六四开始，他是六四名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2005年和他在青岛相遇，才对他有进一步了解；知道他每逢六四、两会、党代会，或海外重要人物来访都要被软禁，门口被人站岗，这次到青岛就是为了逃避六四前的软禁。刘晓波曾经三次被关押：
第一次是在1989年6月6日被捕关押至1991年1月
第二次是在1995年5月18日被关押至1996年1月
第三次是在1996年10月8日被捕，判三年劳教关至1999年10月7日。
刘晓波使我最为钦佩的是他的韧性、不屈不挠。
在中国由于过问政治，发表异见而受打击的人很多，但是打击后能够坚持继续抗争，能不断发出声音的人却很少。刘晓波三次被关，三次重新发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见识越来越深，影响越来越广，最后靠写作为生，当局奈何他不得，这真是令人佩服，我常与人谈及他的事迹……
（二）刘晓波闯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刘晓波在大陆闯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开拓者；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自由撰稿人，正在沿着他所开拓的道路前进，他们是独立的，靠写作为生；不必为三斗米折腰，不必对当局低声下气， 面对暴政 极权能说“不”。这样的道路能够形成，当然也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互联网提供了技术保障。稿件能够及时送到境外。
二是，境外民主人士建立的网站和刊物，提供了发表的 机会，有的还有稿费，有人可以借此餬口；境外还有相当规模的支持力量，当局不敢肆无忌惮地抓人。
三是，国内的勇者冲破重重险关，冒着被关押、劳教、判刑的危险，闯出 这条道路；多少年前，在海外“反华”媒体上发表文章，是很吓人的罪名，现在这些禁忌逐渐被冲垮，刘晓波等勇士付出了代价，功不可没。
国内写稿，境外发表，国内外收看，这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写作之路，自由之路。我现在也走在这条路上。五年前，当我在香港看到刘晓波的文章时，很受启发。他每篇文章结尾都写着“于北京家中”。 我也决定在海外发表文章，文章的结尾将写上“于山东大学”，说明我还在国内，署的是真名实姓，对自己的文章负责，今年在青岛时我为此向晓波表达过谢意。
附件二：
刑法第一百零五条 ……
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附件三：
伟哉 香港人——有感香港反23条立法大游行
香港人口650万人，为了反对政府23条立法7月1日竟有50万人上街游行，这是1989年之后十四年所没有。何等的规模，何等的热情，何等的自由，多么激动人心，多么壮观、伟大。
香港基本法颁布于1990年4月，其中第23条的内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窃取国家机密等行为”。基本法第23条的明显倾向是要限制香港居民的自由权利。
在大陆按照“颠覆政府罪”“危害国家安全罪”不知抓捕了多少民主志士。
现在要将23条立法，主持者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照着大陆的葫芦画香港的瓢，把香港人从未看过的这些罪名写到“23条立法”之中，从而像大陆一样钳制新闻舆论，镇压民主运动，。
香港居民当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于是用各种方式抗争，最后形成了惊天动地的七月一日大游行。
香港反23条立法大游行，体现了香港居民崇尚法制的精神、维护自由权利的精神和抗争的精神。
从1949年到1989年之间的四十年中，中国大陆所有的游行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支持政府的游行。包括什么“抗美援朝”、“庆祝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庆祝粉碎四人帮”等大游行。
如果说有“反政府游行”那就是1989年4－6月的游行。
当时的游行，始于民众对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社论把群众悼念活动定性为“动乱”的不满。结果在6月4日示威活动遭到了血腥的镇压，示威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纷纷入狱和判刑。
在民主国家反政府的示威游行，被认为是一种监督、评价、批评政府的方式，法国人说，可以用这种方式“搧政府几个耳刮子”。这些行为应该受到保护。对这些行为用“颠覆政府罪”进行镇压，是侵犯人权。
回顾“六四事件”，香港民众反对23立法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了避免“六四惨案”在香港重演，香港居民必须反对把
“颠覆政权”等“罪项”写入香港地方法，反对限制公民自由、民主权利。反对用这些“罪名”镇压公民的合法活动。
我们不希望香港人重蹈大陆人的覆辙，香港人有权为香港的自由抗争。能够制止23条立法最好，不能制止立法，使立法延期也可以。即使最后香港政府强行立法，也要通过抗争，削其锋芒，减其锐气，避其危害。为将来的抗争做准备。
让我们为香港反23条立法大游行欢呼，叫好。 2003－7－5
2009年6月29日整理于山东大学 0531-88365021 13655317356
“心神不宁”走红网络，源自央视“焦点访谈”采访一位叫做高也的大学生。该大学生谈到谷歌上可以搜索出黄色网站，因而变得“心神不宁”。只是人肉搜索之下，竟然发现此人是央视的实习生，虽然也算是大学生身份，但自产自销的结果，让所有人都觉得有些心神不宁：不出去采访而用这种方式做新闻，如此的舆论监督让大家很不踏实。而高也被搜索出来之后，已经知道事情不对，删掉所有网络信息。从此，不知道他是不是会背上一个沉重的心理包袱，也变得心神不宁起来。
同样包袱很重而心神不宁的，应该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技术人员。自从公布了全国举报电话之后，一天的时间网站就被点而瘫痪，几乎有葵花点穴手的魔力。估计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网站能有如此的流量。在商业网站求之不得的事情，在最高检恐怕只能是暗中叫苦。而对一个国家来说，这种包袱在此显示出了份量，从这点上看起来，我们这些老百姓如果体会到了这种热情之后的意义的话，大概也是心神不宁了。
还有一位心神不宁的人最近终于丢官，就是那位质问记者“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的逯军副局长，终于因为此事而被停职。他能够让老百姓心神不宁的地方在于，到底还有多少官员是我们不知道的逯军式干部？而此事的焦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词汇的争议，那些违规建筑的别墅据说尚未停工。
新近坐火箭升官的29岁湖北襄樊宜城市长估计也并不安宁。在漫天的质疑声中，似乎想保持淡定与低调是很难的。更何况在这个网络时代，什么都是有可能发生，比如他的硕士论文被人鉴定出于别人的论文有50%左右的“相似度”、老婆升官不符合规定；而他说要保护年轻干部。官场之不透明是这些搜索、比对、质疑的原因，这倒是件好事，如果官员们做什么都心安理得，我们这些老百姓就会不得安宁。请给我们一个保护你的理由好不好？
我们的包袱很重，我们心里并不安宁。无论是号称“国家不陪法”的《国家赔偿法》草案有可能变成“国家可能赔偿法”，还是国土资源部所宣称的地价只占房价的23%，不是还没有达到公民社会的期望，就是超出了大家的常识。桩桩件件，让我们很难安心睡去。高也同学说的心神不宁，是我们大家的症状。
 |
| 麦科特尔众议员 |
一些美国众议员提出一项议案，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异议人士刘晓波。决议案说，刘晓波以及他所联署的08宪章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
决议案由民主党爱荷华州联邦众议员明尼克(Rep. Walt Minnick)提出，获得众议院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主席麦科特尔(Rep. Thaddeus McCotter)联署。决议案说，去年12月10号，刘晓波带领302位大学生发动声明，呼吁中国共产党放弃专政，推行民主。之后不久刘晓波就被拘捕，并且监禁至今。
刘晓波是零八宪章的最早签署人之一。 零八宪章支持中国进行民主政治改革、尊重人权。国会参议院之前也曾经提出决议案支持零八宪章。
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干涉内政。 在人权问题上，中国政府所做的努力和奋斗目标非常清楚。中国已经加入25项国际人权公约，并且跟将近20个国家和地区举行人权对话。
这项旨在表达国会立场的决议案还指出，刘晓波已经对中国体制带来有意义的影响，并且鼓舞几百万人要求政府进行改革。这项没有法律拘束力的决议案还呼吁北京政府释放刘晓波，开始朝真正的民主迈进。
决议案的联署人麦科特尔众议员说：“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政府传达一个明确的讯息，那就是：人民将获得真正自由。”
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民主党共同主席麦戈文(Rep. James McGovern)众议员曾经在听证会中，呼吁北京政府释放刘晓波。
他说：“零八宪章的主要联署人之一刘晓波被中国政府监禁，共和党众议员沃尔夫和我都对刘晓波与零八宪章表达支持。”
另外，国会众议院也在26号提出决议案指出，中国政府继续压迫法轮功运动。 旨在表达国会立场的决议案也呼吁北京政府，立刻停止迫害、恐吓、监禁、与虐待法轮功学员。
上述这项标号为605号的决议案，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罗斯雷提南(Rep. Ileana Ros-Lehtinen)提出，目前获得财政委员会民主党众议员明尼克(Rep. Walt Minnick)与沃特斯(Rep. Maxine Waters)、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众议员伯顿(Rep. Dan Burton)与罗尔巴克尔(Rep. Dana Rohrabacher)等众议员的联署。
关键词：美国众议员，中国政府，刘晓波，08宪章
马英九上台前后，台湾经济不振，发展经济，尤其拓展两岸经贸，成为马政府施政重点。北京看准了，经济问题，是马政府的软肋。于是在这方面大做文章，两岸直航，陆客登台，推动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等等，动作不断。
马英九当选总统后，屡屡改变竞选承诺，经济上，从“马上好”，到“八年好”。政治上，从为了声援西藏、不惜抵制北京奥运，到“不便”会见达赖喇嘛；从“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到对“六四”表态降温降调。
对其“不统、不独、不武”政策，马英九又有了新的解释，说：不统，不是排除统一这个选项。但同时，马却并没有说，不独，不是排除独立这个选项；也没有说，不武，不是排除武力这个选项。单挑“统与不统”来说事，本身已经反映马的倾向性。
不仅马英九的政策，朝北京倾斜，台湾其他政治人物，似乎也有意调整立场。时不时泛起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访问大陆的话题，或是中共邀请，或是吕有意。访问大陆，并非不得了的事，但吕的若干言论，却令人费解，比如，“当前中国领导人跟20年前是完全不一样了”，要求民进党“正面认识中国”，云云。
迫害豆腐渣校舍和毒奶粉受害家属；打压诉求最温和的《零八宪章》、逮捕该宪章起草人刘晓波；以血腥手段对付和平请愿的藏人；以“金盾工程”封锁互联网，以“绿坝”软件监控网民……这一切，如何能证明“当前中国领导人跟20年前完全不一样”？
中共的自我宣传，呈现给外界，压倒性地，都是“正面”；中国的大量负面，都被中共遮掩，或者缩小。此等情况下，国内外缺少的，究竟是对中国的“正面认识”还是“负面认识”？江西南康万人抗争，湖北石首5万人暴动，就发生在眼前，竟如何让人“正面认识”？
前总统李登辉提出其两岸关系“新主张”，曰：“你是你，我是我，但你我是朋友。”前半句是陈述事实，后半句则大可疑问，当中共仍以千枚导弹瞄准台湾，仍竭力封杀台湾外交空间，即不让台湾与其他民族做朋友的时候，两岸的“朋友关系”又何从谈起？
台湾政治人物的最新表述，足以证明，中共统战的奏效。经中共精心剪裁编辑、付诸媒体渲染，大陆民众必误以为，中共对台“文攻武吓”的两手策略，大告成功，台湾正步步“就范”。
看上去，目前，两岸气候，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但中共仍未餍足。近期，中共涉台官员暗示：两岸协商，不能只有经济议题，还应该有政治议题。中共所谓“政治议题”，无非就是“一中”，就是“统一”。马政府的暧昧表述，莫非是对北京“政治议题”的被动呼应？两岸对等，议题岂能由中共自定？
近年，两岸关系大幅缓和，两岸敌意大幅降低，这都是好事，也可视作马政府的政绩。两岸的确应该谈政治议题，但此时此刻，两岸迫在眉睫的政治议题，并非“一中”，更非“统一”，而只能是：民主与人权。
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实力增长，强化两岸经贸往来，缩小两岸经济水平的差距，并非难事。然而，台湾民主，大陆独裁，这种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显著落差，才是阻止两岸走近的最大障碍。
马政府，或台湾其他政治人物，如果当真有志于两岸和平，甚至，暗中有志于两岸统一，那么，敦促中共当局拆除大陆专制壁垒，以开放胸襟，面向世界，面向台湾，两岸经贸与政治的全面畅通，岂非指日可待？
事实上，大陆民众对台湾期望甚高，不是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上，期望民主与宪政，不仅能在台湾成为现实，而且能在中国大陆成为现实。这等期望，相信中共党内的温和派也潜怀之。在这方面，如果台湾朝野，无从察觉，无所作为，不仅失望于大陆进步人士和受压民众，而且贻误于两岸关系健康发展之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