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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小人第二伪人余秋雨因为假捐款天理不容，陷入命运的滑铁卢，华人第一伪人金庸加入中国作协，掀起人生大高潮的一个小高潮。

金庸加入中国作协引发文坛热烈讨论，金庸方面说作协主动邀请，不是一般会员，而是特殊会员。所谓特殊会员，当然是所谓的作协名誉副主席。这个副主席价码不会低。

金庸加入中国作协是中国作协的战略战术，更是金庸政治和商业以及百年之后的战略战术。其实，金庸和中国作协官员各有企图，各怀鬼胎，应该说各自蓄谋已久。中国作协看重的是金庸的钱和名，主要是钱，可以利用金庸进行新闻炒作，直接从金庸那里获得名利。金庸看重的是中国作协这个政治的文学的商业的平台和跳板，主要是政治，可以利用这个文学的平台，进行政治商业和文学的操作和炒作。

金庸武侠工业的市场，金庸的永续市场在大陆，台湾香港早被金庸殖民俘虏，金庸百年之后不会把金钱遗产遗留给港台。最后的岁月，金庸会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广袤的中国大陆，继续保持金庸神话。

金庸和中国作协相互利用，起码第一步的新闻炒作非常成功。当然，他们的这种相互利用，金庸处于主导地位。在金钱至上的时代，金庸决定了主的地位，作协则是仆的地位，作协要为金庸打工。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作协要为金庸打工。

金庸利用中国作协成功地炒作了自己，寂寞苦闷太久的金庸找到了炒作自己的绝佳机会。中国作协更是利用金庸加入中国作协引发的新闻震荡，成功地炒作自己，否则中国作协的所谓新会员入会新闻，会有谁关心。

金庸是华人文坛首富。但是，金庸首先是一位超级文化商人，或者说武侠工业生产商，这是金庸的核心价值，在金庸看来金钱是万能的，所以，金庸永远是商业第一，所以会不断利用各种机会炒作自己。当然，金庸不会像第一小人余秋雨那样到处傲慢猖狂，毫无节制，金庸很会把握自己，很会保持姿态，控制机会，以获取最大的名利。金庸有自己的伪君子的底线，不像余秋雨小人一个跳梁小丑，毫无底线。这就是第一伪君子与第一小人的区别。然后金庸是一位政客，或者文化政客，会因为环境时空的变化，而作出政治和文化的不同姿态，而且毫不掩饰。第三金庸是一位超级大众文化明星，这个大家都知道，他的武侠小说和电视剧铸造金庸这个超级大众文化明星，这是金庸最大的资本，也是金庸文化和商业的核心动力。然后金庸是一位三流四流作家，或许连一流武侠作家都不够。金庸会利用各种身份各种语言，发展自己的武侠工业，获取各种政治的文化的文学的名利。

但是，金庸有明报集团，很会包装炒作自己，尤其是自己的武侠工业征服华人和亚洲社会，把自己炒作成文化大师文学大师。金庸永远用金钱开路，敲开一切大门。金庸绝对不会放过任何名利，不会放过任何炒作自己，以免武侠航母沉没。金庸把大众文化明星的炒作、文化商人的精算和政客的投机发挥的淋漓尽致。金庸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民主歌颂民主，见专制赞美专制，看见台独去中国化，他说台独去的好，对于民主人士金庸也可以慷慨相助。金庸不拒绝任何为自己获取名利的机会，他用金钱开路却也所向披靡。当然，因为北大和清华的关系，金庸就是没有打开清华大学的大门。

金庸更豢养了一批金学家为自己服务。不过金学家门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也是相互利用，也是名利的交换。当金庸目的达到之后，不高兴的时候，金庸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声斥责金学家们是“小学生”，说他们拿的钱多，诞生的服务的差。他翻脸不认人，不管你是北大教授，还是社科院研究院。骂你没商量。毕竟是商业交易，不合我意，当然，有权大声喝斥了。

金庸口口声声信佛，却时时刻刻视钱如命。在金庸那里，我们很少看到有什么手笔进行什么慈善事业。所以，李敖说他是伪君子。

当然，金庸在大众文化之中，尤其是金迷之中，金庸是文学大师文化大师，是大侠圣人。但是，在真正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那里，金庸只是一个三流四流的小说家。当然，金庸却故意把自己包装成伟大的学者，所谓历史研究是正业，武侠是副业，故意把自己最大的成就武侠小说弄成第二，把自己没有一篇学术文章的历史研究弄成第一，结果无人相信，甚至很多金迷们也觉得金庸虚伪。

金庸在大陆的大战略非常成功，攻下北大，拿下文学史地位，攻下央视，攻下三联，攻下浙大，攻下少林寺，所有的目标都如愿以偿，到了最后关头，要攻下中国作协。商业目的，政治目的，文学目的，金庸应该早有盘算。金庸的所有目的都是联动的一体化的，政治商业文学总是加乘的一体化效应。所谓作家所谓政客所谓文学所谓大众文化明星所谓文学大师所谓文化商人，真假雅俗争议政治商业大众大师等等，这些立体化复合化的身份资源，制造了政治商业和文学的无线张力，是成就名利最大化的生产力。这是超级文化明星文化商人的成功所在

所以，华人世界，金庸第一，余秋雨第二。

金庸假如中国作协，就是一个身份多重目的，无限名利。

第一，继续塑造金庸文学神话，加强文学史地位，这毕竟是金庸名利的第一推动力。作协穷酸，金庸钱多，一拍即合。金庸出钱，中国作协出舞台。金钱有多大，中国作协的舞台有多大。舞台有多大，金庸的商业广告就有多大，名利的回报就会有多大。名利绝对成倍回报，金庸绝对稳赚不赔。中国作协利用金庸的金钱为金庸举行大型的国际化金庸文学研讨会。多年来，金庸出钱利用国内外大学为他举行各种各样的文学研讨会，这种研讨会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大学毕竟是大学，缺少官方的大舞台。这种民间化的研讨会也走到了尽头。金庸需要新的形式——官方的形式，进行新一轮的新闻炒作操作。不仅大大提高金庸的文学地位，而且这样大大推动金庸武侠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尤其金庸在进行所谓新一轮的也是最后的修订，亟需中国作协这个大舞台为他服务，进行文学和商业的升级换代。对于金庸这样的超级文化明星来说，任何新闻动作对于金庸武侠工业来说都是很好的商业广告。

第二，设立金庸文学奖。设立金庸文学基金会是金庸万古流芳永垂不朽的最好形式。

金庸爱钱如命，爱名也如命。随着年岁增高，终点临近，要留名要不朽的理想会大大超越对金钱的渴望。他要把钱转化为名，再把名转化为钱，让金庸事业永远发展。金庸不能不考虑自己后世，自己的文学史地位，自己的武侠工业。但是，大众文化明星一旦告别世界，大众文化明星的泡沫就会马上破灭，不几年就会被人遗忘。像余秋雨，只要两年不出来惹是生非，制造文化绯闻，炒作自己，余秋雨就会马上被人遗忘，被媒体遗忘，成为历史陈迹。

为了后世，为了金庸之名永远不被人遗忘，金庸会在中国作协成立一个金庸文学基金会，最少会设置一个金庸文学奖，而且是纯文学奖。我想金庸也会设置一个金庸武侠小说奖。这两个奖足以可以让金庸永垂不朽。有这两个文学奖，金庸的武侠航母就不会沉没，金庸的神话就不会破灭。

第二，政治目的。中国作协听起来是民间组织，实际上是百分之百的官方组织，政治意识非常的强。金庸假如中国作协明显是奔着名誉副主席的牌子去的，所谓特殊会员。我相信不会太久，金庸就会成为中国作协的名誉副主席，如果钱出的够多，名誉主席可能也不在话下。这虽然会引起争议，但是，不会太大。毕竟金庸毕竟是超级文化明星。一旦成中国作协的名誉副主席，金庸可能很快会成为中国政协常委。金庸来日无多，肯定日夜兼程，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中国政协副主席，希望非常的大。金庸是一个政客，一直有当官的希望。毕竟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是蕞尔小官，也就是一个处级干部。金庸当浙大文学院院长，重在提升自己的文学地位，而不是政治级别。据说，金庸当年想当香港特首，只是邓小平觉得一介文人，不能当官。当然，邓小平并未真正理解金庸的焦急的政治情节。加入中国作协金庸的政治梦想或许很快实现，虽然只是一个政治安慰，但是，对于金庸来说产生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新闻激荡，对于金庸日暮途穷武侠帝国绝对是强心剂，对于中国政协这个橡皮图章来说，金庸的到来，会有很多政治和文学的花边。中国政协不免热闹起来，不再那么寂寥和无所事事。中国政协对于金庸这么一个超级文化明星进入，会乐观其成。毕竟中国政协多一个副主席，少一个副主席，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金庸成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金庸再成为中国政协副主席，也不会有人与他竞争。目前政协副主席里面，也没有什么作家，甚至连个资深学者也没有，生态很不平衡。所以，金庸成为中国政协副主席，也有利中国政协的生态平衡。

金庸和中国作协相互利用，或者相互勾结。对于他们自己不无好处。但是，对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来说，则是百害无一利。星商政勾结，加重文坛腐败，文学势必更加成为星商政的利用工具，成为被人蹂躏的妓女。二者的合作使得金庸武侠工业金庸神话即使在金庸百年，依然会继续。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化垃圾，三四流青春文学，读者众多，危害极大。金庸武侠，用黎鸣先生的话来说，是文学白面，他制造读者精神扭曲和变态，制造了读者的精神自杀。金庸武侠让读者白天做奴隶，晚上做英雄，或者做强盗流氓，于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无益。

金庸武侠文学和文化制造变态人格，生产两种人，奴隶和暴徒。

我个人希望金庸百年之后，人走灯熄，金庸武侠工业走进历史，不再继续危害中国人。当然，这只是一种善良的幻想。

新闻发言人

1989年5月底，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自中科院转移到中国文化书院开会。前几次我出席了会议，后面几次我未出席。6月2日早晨到达天安门广场之后，王军涛告诉我：“你是4人绝食行动的新闻发言人。”事先我完全不知情，但当时我也没有说什么就接下来了。（至今不知道联席会议是如何决定我来当新闻发言人的。）

纪念碑上已为绝食者准备好了一个不小的帐篷，起码可以容纳10-15人。记得好像是李录带领学生在维持绝食棚四周的秩序。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像照顾病人一样在给绝食着做身体检查和叮嘱注意事项。我进帐篷时，晓波躺着，高新坐着，周舵、侯德健忙着，依稀记得四人头上扎着绝食白布条。绝食帐篷四周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在这种环境中，帐篷中的绝食者实际上没有休息的可能，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躺下，安心绝食。

作为新闻发言人，我上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搞清楚这4个人的基本资讯。“绝食宣言”已经在广场被大喇叭来回播放，“我们没有敌人”这句至今还在我脑海中回荡，我就没有必要看了并再给广场的媒体和观众介绍。4位绝食者中，晓波在运动初期就已认识。有天他去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开会，我们曾商量动员高校老师支持学生。周舵早就认识。第一次见到侯德健与高新。侯德建的名字此前就知道，也听说他出现在前不久香港文艺界举行的声援北京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文艺演出活动中。高新，祇是从绝食者介绍中才知道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编辑，但在这个运动的各个场合都没有见过。这4人是联席会议通过什么方式组合起来的，也没有人告诉我。我也没有时间与心思去了解了。我的任务是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广场的媒体与观众介绍绝食者。

全天一共举行了两场新闻发布会。由于学生长期绝食，学生、媒体及前来广场声援的民众逐渐发现广场缺少兴奋点，广场变得有些冷清了。但广场绝食者从学生换成知识界代表后，广场气氛顿变：广场大功率扩音器不断播放着送绝食宣言，记得晓波还自己用带结巴的嗓子高声宣读了一遍这个宣言。于是，向纪念碑绝食棚靠近的人越来越多，从纪念碑望去，纪念碑上的绝食棚像人海孤帆。加上媒体要求采访的太多，4人几乎无法应付，我与晓波、周舵商量，上午10点左右举行了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地点就在绝食棚外。下午3时左右，举行了第二场新闻发布会，这次新闻发布会是在广场靠近天安门的一块空地上举行的。在新闻发布会上，我首先请4位绝食者“布阵”，然后把他们一一介绍给广场上的听众与媒体，最后请绝食者对听众与媒体讲话。听众中真正来听新闻发布会的不多，许多人是冲着绝食者中的名人侯德健来的。讲话的绝食者主要就是侯德健。新闻发布会基本没有绝食者与听众的互动，但侯德健拿着话筒之后，观众开始雀跃。他向听众与媒体介绍了香港文艺界支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情况，告诉他们，哪些人参加了文艺演唱会。每说到一个人，听众中就发出热烈的欢呼。

恐怖之夜的等待

新闻发布会的工作量并不大，但最累人的是要帮助绝食者应对媒体与前来看望绝食者的朋友及维持绝食棚周围的秩序。负责维持秩序的李录也祇能尽力为之。绝食者从记者会上下来后，便迅速被医生与护士拉回帐篷休息，而我则要继续替他们与媒体记者与朋友以及热心广场群众打交道。自接手当新闻发言人的政法大学教师刘苏里下午4-5点间来接替我时，（据吴仁华《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说：下午3时40分许，他与刘苏里及学生纠察队抵达天安门广场，随即接管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纠察任务。）我已是一天粒米未进。因为第二天还要我接力绝食，我决定先回家休息，养养精神。

回到政法大学那间温馨的小平房时，我却丝毫没有饥饿和休息的感觉。各种迹像显示北京城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到我家来给我传递消失的学生和朋友说，听说广场上需要学生支援，政法大学教师刘苏里与吴仁华又从政法大学动员了大约30-40位学生前去广场，正是这些个师生，让我当夜担忧不少。（据吴仁华披露：“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最后一次会议决定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增派一支特别纠察队，保护刘晓波、侯德健、高新等四位绝食请愿的知识份子和广场学生指挥部。于是，我和刘苏里主动请缨，保证迅速组织并带领一支特别纠察队赶赴天安门广场。会议尚未结束，我与同校的青年教师刘苏里即勿勿赶回中国政法大学，通过学生自治会广播站，召集了四十多名男学生组成特别纠察队。”）

耀邦去世之后，政法大学老师在北京高校第一个把花圈送到了天安门，然后又去了胡耀邦家里悼念，当时跟老师们一起去广场的有像浦志强这样的为数众多的热血学生，此后，在六四前的历次活动中，不少政法大学年轻老师与政法大学的学生几乎是一起参与了几乎所有六四活动，他们成了一个整体。

傍晚至整夜，蓟门桥旁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靠近护城河的大门成了人们聚集及等待天安门方向消息的地方。我看到一位市民骑着一辆平板三轮经过，他说：他们开枪了，他说他要找更多的汽水瓶。还有一辆长长的公共汽车经过，车上有人招呼快去天安门支援。凌晨，大门口的人已经逐渐散去，人群退回到校园。早上，大门外可以看到穿梭的军车，远处可听到不时传来的枪声，空气中弥漫杀气。好心人开始劝我：“陈老师，你快走！政法大学如果要有人被抓被杀，你是跑不了的。”一会儿，有学生来告诉我，在教学楼主楼前，有被拖回来的4具血淋淋的尸体。（据吴仁华《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说：“大批军人沿着校东门前的学院路推进过来，并对准政法大学校门上方横扫了一梭子子弹”。）

邻居张老师家的台阶上坐着一个老人。他在哭泣，对女婿咆哮并下令，一定要把他的女儿找回来。她的女儿六四之夜在广场。这个平时不太言声的女老师，在这场运动中一直出人出力，她绘制的胡耀邦画像，被政法大学的学生抬着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据吴仁华说，她被三辆喷放着淡黄色的烟雾从天安门广场方向开来的坦克薰晕过去，被学生送入医院急救。）

大约早晨7点前后，我看到了从广场回来的苏里老师。现在还记得，他的球鞋的边沿，可以看到丝丝血迹。我不知道他是走那条血路从广场撤回的。他告诉我：他们带去的学生都回来了！我长长地缓了一口气！（政法大学在整个运动中，没有一个学生丧命，拖回来的4具尸体也不是政法大学的，据说其中有人民大学学生。）

恐怖中的逃亡者

与刘、吴回合后，我们一行3人去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位朋友家。在这个地方，二位老人收留了我们。一位经商介入运动不深的朋友顶着北京城的子弹，在硝烟中穿梭，为我们寻找要寻找的朋友。苏里化妆成农民出去见到了军涛，在得知朋友们都安然无恙之后，我们3人决定一起南逃。吴仁华说他在温州朋友关系广泛，加上他当过边防军，也许可以借助这层关系逃亡。开车为我们办事的朋友给我们买了北京站的火车票。于是我们开始了颠沛的南逃。在经过几天快速辗转的旅行后，我们终于到达温州龙港。

这些片段是20年前参加六四活动的一些简单回忆。六四不会忘记，事件的细节可能忘记。这篇文章祇是凭个人记忆努力回忆容易被忘记的细节。感谢仁华兄写的《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能够让我将6月3日至4日发生的一些事件细节串联起来。

（作者为原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现流亡美国）

近日，已发配到重庆当地方官的薄熙来耐不住寂寞，在中共重庆市委第三届五中全会上大发议论，高调批评新闻界，紧随其后在华龙网上，薄当年在中国社科院新闻所读研究生时结交的小兄弟，立即应声虫般在华龙网上刊文予以赞扬。薄熙来说，新闻宣传好比做莱，材料再好，佐料再全，厨艺不好，做出来的东西大家也不愿意吃，勉强吃下去也会倒胃口。薄的小兄弟赞同说，这个做莱的观点切中了一些新闻媒体的病变部位。

冷眼一看，不明真相的人，觉得薄熙来讲的似乎挺有道理，还挺形象的，亦在具体地就事论事，自仔细一想，这番话非同小事。薄坐的不过是政治局末把交椅，他不谈重庆接二连三的天怒人怨突发事件，却批评由常委李长春分管的新闻界，其中透露出了一个重大信息，李长春地位不稳，薄拟取而代之，他谈新闻技巧不过是一个幌子，向李长春公开发难才是真，那么他背后的靠山是谁呢？我不能妄加推测，但我能回忆许多往事。

李长春是大连人，他的妈妈还健在，住在大连，李的兄长李长吉亦曾在大连市建委任副主任，李长春1987年—1990年曾任辽宁省长，但薄对他们都一慨瞧不起，这在大连人人皆知。早在80年代初期，别看薄熙来才是大连市金县的小小七品芝麻官，但有老爹薄一波荫护，根本不把省城的官员当回事，所以李与薄积怨很深由来已久。这就是为什么李长春后来选上我少年时代的诗友张江做秘书的原因。张江原为大连市委书记曹伯纯的秘书，1996年调检察院任职，是曹为抓捕薄的死党，大连房地产开发办主任郑某做准备，后因故未果。

薄熙来设想到，李长春调到诃南省委当书记，绕了一个大弯又挡在了他的前面，真是怨家路窄。现在有关薄的正面新闻很少能在中央电视台或人民曰报过关，而重庆的负面消息却连篇累牍地推出，其原因之一在此。

不过平心而论，国内媒体对重庆的报道并非有意渲染，在我看来，事实是第一性的，报道是第二性的，但可惜薄熙来把新闻研究生读废了，他认为重庆负面新闻多，不是他在那里恂私枉法胡做非为造成的，而是所谓记者厨师技艺不高造成的，试问，抢枪事件是不是新闻？应不应当及时报道？假如讲谎言的工夫，都向他学习，脸皮厚心又黑，又会吹，就能掩盖真相，愚弄百姓吗？难道重庆警察在江津殴打了律师张凯与李富春，不应当报道吗？厨师再高也掩盖不了世人的耳目！重庆当地媒体噤若寒蝉，不敢讲一句话，薄熙来所讲的厨师手艺够高了，还想怎么样？

在我看来，不是设有佐料，也不是中国新闻界设有厨艺高手，而是中共的一党执政的高压政策，把记者的嘴巴封住了。薄熙来在大连，1989年当宣传部长时，就以清除同情六四动乱分子为借口，把大连一大批他现在所说的厨艺高的记者，调离了重要岗位，却把死党安排为要职，为什么自已不长记性？2000年12月4日，他命令前秘书，国安局书记车克民等人，拘捕了我，当时我的厨艺不高，他会兴师动众这样做吗？……所以薄熙来谈新闻一派谎言！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李长春也！

还是剥开薄熙来表里不一的画皮吧！他的所谓做菜论，不仅违背了基本的新闻常识，而且与中国目前的新闻改革根本不搭界，现在国内的报刊杂志等众多媒体，之所以令老百姓倒胃口，是因为政府只能允许存在一种虚假的赞美语言，并非厨艺不高。即便李长春退位，薄熙来上来，也同样如此，可能还更叫老百姓倒胃口！因为他比李长春思想还僵硬！

2009 6 27多伦多

1933年4月，国民党治下的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起诉书列举的罪名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无论陈独秀的无罪自辩，还是章士钊律师义务做的无罪辩护都很精彩，经当时《申报》、《大公报》、《国闻周报》等各大报刊的报道而轰动一时，他们提出的“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等观点尤其有力，让国民党当局很是难堪。

4月14日上午在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第一次开审，55岁的陈独秀踏上法庭时，记者发现他“两鬓已斑，须长寸许”，但“面色红润，已无病容”，而且“四周瞻顾，态度自若”。当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回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4月20日上午第三次开庭，旁听者人满为患，有些是从上海、无锡、镇江各地赶来的，法庭无地可容，门外挤满了人。等检察官控告完毕已是下午一点四十五分，陈独秀当庭抗辩：“检察官论告，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他的书面辩诉状说得很清楚，国家乃是土地、人民、主权的总和，所谓亡国是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和主权，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能说是“亡国”，所以“危害民国”不成立。民国之所以叫民国，就是民主民主共和国，以别于专制君主国。所谓“叛国”，刑法上有具体说明，即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露机密罪。如果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那又何必屏弃法国路易十六的“朕即国家”说。如果说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的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就是“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国民党也曾“叛国”矣。

他指斥——“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日本帝国主义方挟‘武力征服’政策对待吾国，同时国民党政府亦挟同样态度以临吾民。”他表示自己力争的只是体现民主共和国实质的人民自由权利，力争的是实现普选的国民立宪会议，力争的是民主制扩大到历史的最高阶段。现在和将来，他本人都没有篡夺民国为“党国”的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

他进一步反驳，如果说人民发言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个人，就是有罪，那么两千年前周厉王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有巷议之禁、偶语之刑，汉武帝更有腹诽之罚，那时当然没有言论自由。20世纪的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怪现象。如果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就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就是“危害民国”，欧洲中世纪专横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科学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的故事，岂不是重见于今日的民国，那不是正好证明日本人所谓的“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不是污蔑吗？

接着，仗义而来的章士钊起立为陈独秀辩护，雄辩滔滔，长达53分钟。他指出，本案首先当区分言论与行为，“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即使是应付紧急状态的特别法规，也未见这样的规定，所以起诉书的指控，“无中无西，无通无别，一切无据”。反对或攻击政府，进一步推翻或颠覆之，这是行为。即便指控陈独秀主张暴动，“既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与紧急治罪法上的“行为”含义迥然不同，以行为而论，断无科罪之理。何况国家与主持国家的机关（即政府）或人物，属于截然不同的范畴，如果说以言论攻击机关和人物就是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民国的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只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于刑”。

当章士钊辩护时说，陈独秀早已被共产党所开除，实际上是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说他“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也无不可。这当然是律师有意做的有利于他的辩护。但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的意见是他从法理上说的，与他本人的政治观点不符。

陈独秀、章士钊的辩护，“政府不等于国家”等观点通过大江南北各新闻媒体广为流传，章士钊旁征博引、洋洋万言的辩词，文采斐然，受到读者的注目。各地报纸论坛上出现了与他唱和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留学归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不久的程沧波站了出来，在4月26日的《中央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从“现行法律”出发反驳陈、章，俨然“法家”姿态。文章指出，“律师不能离现行法律条文而谈法理”，认为章不知“今日法律上国民党与国家之关系”，身为律师，“应知今日中国现行之根本大法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该约法第三十条规定：

“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行使中央统治权。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行使之。“

国家的组成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权，统治权就是主权的“动的状态”，“今日中国之国民党，在法律上既为行使中央统治权之团体，则按之‘国家为行使统治权之团体’之原则，国民党至少在现行法律上，在现存制度下，即为国家。国民党此种资格，由法律所赋予，由事实所造成。训政时期约法未经合法废止以前，反对并图谋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反对并图谋颠覆国家，即为危害民国，亦即为叛国。”

他接着指出，今日为统一共和国，与苏维埃的国体根本不同，“陈独秀自认推翻国民党及其政府后将建立苏维埃制度。则与郑孝胥等迎立溥仪，同为变更国体，同称叛国。而决非更易政府一语所可轻轻文饰。”“中国人民皆可用合法之方法推翻今日之政府——行政院。而不许以非法之方法推翻政府。”何谓“合法之方法”？他的答案：“即院长副院长之产生，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条）中国现政府之推翻，必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选任。除此方法以外，希图推翻政府者，即为违法。”

程沧波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陈独秀以所谓“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刑13年（经上诉，1934年6月30日最高法院终审改判为8年）。

5月4日，章士钊在上海影响最大的老报纸《申报》上发表《国民党与国家》一文，反驳程沧波。他发现程所引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条与原文不同，原文为：“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会议，行使中央统治权。”“代表国民会议”是本条的眉目，贸然将“国民会议”割去，“不知是何用意？”而且主权与统治权不能混为一谈，在英语中对应的也是不同的词。即便是“训政时期约法”第一章也标举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由国民会议行使，岂能在国民会议之外谈国家主权？既然承认国家的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权，又怎么可能得出“党即国家”的结论，岂非矛盾？更令他吃惊的是，程明明说民主国家主权寄予全民，“则以主权论，全民者国家也，国民党不过全民中一小小分子，乌得谬居其名”。说白了，不过是国民党专政。国民党专政，与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它们的相同之处。当事人陈独秀倡言推翻国民党，并非危害民国，充其量只是布达未来的政治理想，无背于近世立宪国的通则。

章游学英国，曾受教于著名宪法学家戴雪，程更是英国教育背景。两人在笔战时都搬出西方法理，列举英、美等国的例证。只是程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为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辩护。

5月7日，程沧波又在《中央日报》发表《再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章士钊》，对章的反驳一一进行辩驳，没有说出多少新意，无非一再重申国民党就是国家，还声称这是“民意”所赋予的。章士钊没有再作回应。国民党当局因此大为得意，程沧波也因此在国民党内文名大盛，陈布雷在杭州连夜写信给他，说自己“为之喜而不寐”。连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也专门自南昌给他发来贺电。

当年5月1日胡政之创办的《国闻周报》第10卷第17期发表了一篇详尽的《陈独秀案开审记》。陈独秀本人的辩诉状当时也有一种14页的单行本流传，后面还有“独秀”的签名。亚东图书馆当年出版的《陈案书状汇录》，共102页，收入了起诉书、判决书、陈独秀的自辩词、章士钊的辩护词、程沧波对他们辩词的反驳、章士钊回应程沧波的文章等。此书汪原放经手付排、付印，他记得印了一千册，有些大学的法学专业马上将此书作为参考书。这些都为历史留下了忠实的记录。

1995年在巴黎与周辅成先生合影。左起：胡平太太王艾，赵越胜太太张雪和他们的小女儿，周先生，赵越胜，胡平。

周先生走了。

周辅成先生是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时的导师，辛亥革命那一年出生，如果活到明年，按虚岁算就是一百岁了。

两个多月前，老友赵越胜从巴黎打来电话，说周先生跌倒住院，情况危急。我赶快联系到昔日北大同学、现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的陈嘉映，请他代我去医院探望周先生；嘉映去了，回信说周先生病情已经稳定，精神还不错；于心稍安。上周五（5月22日）下午，接到越胜电话，说先生已过世。次日，又接到嘉映来信，并告知追悼会定于四天后举行。我又托嘉映代我为先生献上花篮。事后，收到嘉映发来的追悼会照片，还附有越胜姐姐的话：“顺便转胡平。好几个人跟我说没想到能看到胡平送的花圈，很欣慰。”

见到这句话，我只觉得很歉疚。去国二十余年，我和先生的联系太少了。这二十年来，除了和家人保持密切联系外，和其他人联系都很少，主要是怕给对方带来麻烦。相比之下，和周先生的联系还算是多的了。95年8月我去欧洲开会，刚好周先生也正在法国，就住在越胜家里，于是得以相见。那以后，先生给我寄过几次贺年卡，我也给先生寄过几次贺年卡。先生还给我寄了一张在巴黎的照片，背后题有小诗一首，我把它们都发在了《北京之春》杂志上。

记得当年初进北大，我常常进图书馆书库乱翻书。我搜索周先生的著述，先是找到了他在五十年代出的《戴震》和《董仲舒》，读后感觉平平；但后来我找到先生在民国期间的一些著述，讲文化，讲思想，其中还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很有锋芒，也很有见地。这才知道先生的厉害。早在大学时代，周先生就曾担任清华大学文科理论刊物《清华周刊》的编辑及副主编；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他又辗转四川成都编辑《群众》月刊；不久，他与其挚友唐君毅、牟宗三等合编《理想与文化》期刊，成为当时中国学界一重镇。1940年，周先生发表《哲学大纲》一书， 这是他最早的哲学专著。算起来先生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才不过二三十岁，正所谓锋芒初露，前途不可限量。殊不料其后不久就遇上“解放”，先生的学术生涯便失去光芒。记得有一次在先生家中听课，书桌上摆放着厚厚几大本从海外寄来的唐君毅文集。先生对我们说他和唐君毅是朋友兼同事，“看，他出了这么多书”。我听了忍不住对先生说：“别人写书的时候，你们写思想汇报写检讨，加起来也有这么多了吧。”六四后，周先生接受赵越胜采访，其中一段讲到他自己，“五十年代洗脑，诚心诚意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多年的学术成果骂得一钱不值。文革十年，大半时间住牛棚，反而心平气和，也开始想共产党是不是也会犯错误。改革十年可谓大梦初醒，觉得四十年前我并无大错，是共产党错了。”

现今不少人有种错觉，以为在49年前，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就很有市场。其实不然。周先生说，当年他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和乔冠华是同窗。那时，只有乔冠华一人读的是马克思主义，还很让他们几个看不上，因为他们都觉得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名堂。周先生读的是康德。他在大学期间写过一篇长文《康德的审美哲学》，是中国最早研究康德美学思想的文章。再有，我翻到过一本48年或49年出的小册子，里面登有北京（那时叫北平）若干学者教授的联名信，呼吁国民政府力行改革，争取人心。信中有一句说的是，要是等共产党来了，我们就全完了（大意）。署名者有朱光潜等。我拿着这本书给朱光潜的一个弟子看，笑着说：你看你看，你们先生多“反动”啊。

八九学潮乍起，4月21日，北京一批学者作家发表致当局公开信，这是知识界首次表态支持学生。我欣喜地看到其中就有周先生。更难得的是，在六四之后，先生没有沉默。1995年是联合国宽容年，许良英等45人发表呼唤国内宽容书，提出重评六四，释放思想犯，结束文字狱。周先生的名字赫然列于前排，那年他已经85岁了。像这种活动，周先生还参加过几次。

在周先生给我的贺卡上，常常还写着“问候小王、小魏”。小王是王丹。王丹是北大学生，父母又在北大任教，和周先生关系不同一般，自不待言。小魏是魏京生。周先生和魏京生本无渊源，但魏京生第一次出狱后，周先生就主动与之联系。魏京生来美后对我讲起，那时侯，周先生打电话说要来看望他。魏京生说：老先生八十多岁的人了，我怎么能让他来看我呢。所以我就去看他。到了北大，只见周先生早在大门口等候了。

听王丹说他母亲告诉他，在周先生的悼念会上，北大校级领导居然无一人露面。我想，这诚然是北大的耻辱，但何尝不是先生的光荣。

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2009、5、28于纽约

 

附录：

1、十二月十三之歌

周辅成（北京）

看那巴士底广场，
纪念碑雄立中央。
碑身是监狱砖石建成，
碑底有烈士遗骸埋葬，
碑身巍然自由天使，
面向众生庄严高唱：
‘人间地狱终将倒
伫看历史公正大旗飘扬！’

1995年 时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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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北京大学哲学教授，现年(2005年)95岁。

原载《北京之春》2005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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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地采访：北京人眼中的六四

任逸夫

访谈之一

北京某大学著名教授，七十八岁，民盟成员（即周辅成，引者注）。

“六四”之后我讲了四个少见：一届政府昏庸无能到这个程度，少见；一代学子忘我献身到这个程度，少见；一个政党专横残忍到这个程度，少见；一种制度误国误民到这个程度，少见。五月中，学生们都去绝食了。我自己根本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要去天安门看我的学生，家人不让去。但我非去不可。四十年了，中国读书人吃尽了苦头。前三十年是唾面自干，自我羞辱。后十年开始想作出点人样子来，给斯文挣回面子。现在是官逼民反。我活不了几年了，再不能任人家拎着脖子耍来耍去了。季羡林先生，中国的大学问家，世界知名学者，可怎么样？一辈子没离开过书斋的人，五月间也去天安门广场看他学生了。在广场上老泪纵横。我在校园里碰见他，真是神色凄惶，痛心疾首。知识份子联名上书，要求释放政治犯。我的学生拿来找我，我当仁不让，签名。我已是老朽之人，不能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凭良心，又有许多事情可做。学运期间，多少老知识份子都出面劝政府，差不多全国学术精英异口同声。钱钟书先生从来不问政治，这次也亲自出面呼吁政府。但只因为邓小平一人的面子，共产党一党的私利，硬是罔顾民意。这是真正冒天下之大不韪呀！从前都知道共产党独裁专制，今天更知道它视天下人心、人命如草芥。

我读了一辈子康德的伦理学，精义是什么？是“批判精神”，其实，批判精神祇是康德哲学的工具，康德哲学的中心是“人是目的”。评判一个国家、政府好不好，就要看它是否把人当作目的。凡讲基本人权，讲人性的政府，即使有错误，也可以挽救，而凡是无视人权，挑动人的仇恨，残害人的精神活力的政府，即使它做了一两件留名历史的大事，也仍然是坏政府。依这个标准，共产党政府就不是一个好政权。我读书做学问几十年来，心中常存一点疑问：为什么共产党建国以后，一而再，再而三地批判人道主义。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又搞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其中心议题还是反人道主义。六二年，学术界批人道主义，我还出来说话。我说，人道主义是反神道的，有进步意义。一个政府讲人道主义，可以提高它的国际地位。而且，人道主义同中国传统也不矛盾。孔夫子一部《论语》，其中仅“仁”一字而已。现在想想，真是太天真了。共产党政权的实质是政教合一，其中心意识是神道，而神道离兽道又仅一步之遥。学运前，我正读《布鲁诺传》，学运之后似乎更解其中深意。宗教裁判所就是由神道转入兽道的样板。共产党正是一个大的宗教裁判所。它的意识形态中有自己的圣经，有最高解释权，有异端审判。只是共产党的圣经和教会不一样。教会只有一部圣经，共产党的圣经却总和最高统治者的名字联在一起。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现在的名字是邓小平。而且共产党的圣经是不要原本的。比如，如果邓小平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发生冲突，权威解释一定是援引邓小平，马克思究竟说了什么并不重要。这就叫“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马克思是讲人道的，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应该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吧？可相反，现在共产党的官方意识形态恰恰是反人道主义的。这说明共产党的理论并无原则，只以当代教宗的信念为转移。不变的只有一点，权力一定要在自己手里。有权在手，才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六四之后，我读报上的文章，实在想不出个词来形容它们。那天，听一个孩子说他的小朋友“你不讲理”。我觉得共产党的理论可以用“不讲理”三个字尽括。

你问民主党派的情况，我可以说，在这次学潮中，民主党派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领袖都公开肯定了学生的民主爱国行动，都呼吁共产党和学生平等对话。这是建国以来破天荒的事。民主党派敢和共产党唱反调。结果怎么样，你也知道了。六四之后，我知道农工民主党里有人被抓，关了几天又放了。在公安局里主要问他农工党在学运中的情况。民盟前几天开会，让大家拥护共产党的屠杀，但在会上唱高调的人不多。有几个人唱高调，但他们不是真正民盟的人，是共产党派驻民盟的，有双重身份。民主党派中共产党派了不少负责搜集情报的假党员。这些人统统归公安局领导。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就有专门机构，负责监视民主党派的活动。这种监视是公开的。所以外面有人骂民主党派骨头软，其实他们不知内情。谁敢当着公安局的面给共产党提意见？

我是经历过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对知识份子的监控是共产党做得最仔细，国民党差远了。学生们想让政府能增加教育经费，可你想想，国家这么穷，又要花这么多钱用来监视异端，哪有钱用来办教育？我常和朋友们开玩笑，中国的民主党派是世界上最成熟的政党，它可以有不是自己政纲的政纲，可以在最严密的监视下自由活动，可以永远不执政但永远为政权效力。反自由化那阵子，邓小平表扬了费孝通。开会传达文件那天，我和费孝通坐在一起，听统战部的人传达邓的讲话。我和费孝通开玩笑说，祝贺你，小平同志不轻易表扬人的。费老面无喜色，尴尬得很。果然，费孝通事后升了官。这时是做给民主党派看的，只要听共产党的话，你就能升官。共产党做的一点也不掩饰，真像绿林中的山大王。

四十年前，共产党掌权，当时我在武大任教。看到老百姓“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热情，心想中国可能得救了。五十年代洗脑，诚心诚意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多年的学术成果骂得一钱不值。文革十年，大半时间住牛棚，反而心平气和，也开始想共产党是不是也会犯错误。改革十年可谓大梦初醒，觉得四十年前我并无大错，是共产党错了。想想这些，真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六四之后，我们彻底明白了共产党四十年来真是祸国殃民。戒严令颁布之后，青龙桥一带农民带头堵军车。这些工人、农民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只因为觉得事情不公就以肉身阻挡坦克。真是惊天地，泣鬼神。让我吃惊的是那么多普通老百姓给军人做工作，讲道理明白浅显又意味深长。比我们学校哲学系的教员要强得多。我晚上曾亲眼看见市民自动组织起来，轮流值班。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热情，一位青年工人对我说，军队要真进城杀了学生，这个国家就完了。你看他多有远见。六四之后，我倒比从前更有信心了。中华民族是优秀民族，它肯定会复兴的。今天共产党已走到最后关头，因为它全凭暴力支持。古往今来，单凭暴力支持的政府没有长久的。何况信奉暴力的人已都是风烛残年。我想多活几年，看到给这次学运平反，我希望平反和惩罚同时进行。不能让那些帮凶心安理得地继续混日子。我很欣赏以色列人不屈不挠搜捕纳粹战犯的精神。只有让当罚的受罚才有正义。这是一条公理，但大家多不注意，以为宽恕才是人道。其实，宽恕和指认罪行并不矛盾。宽恕的前提是犯罪者已经用良心的刑罚代替了肉体的刑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历史是最后的仲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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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之春》1990年8月号并收入《中国之春文选》。

“五毛”是所有出没于互联网的网评员和网监网管网警的总称，虽然大家不一定能从外延与内涵上来下个准确的定义，但几乎没有网民不知道五毛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网民们时常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非常违背常识的怪诞言论，但与官方传统传媒的宣传口径却非常合拍，思维套路也大同小异，由此大家推断，这个人可能是拿钱吃官家饭，来制造民意的五毛。

五毛并非是网络诞生才有的特殊产物，其实为官方说好话、抬轿子、粉饰现实、遮掩事实，在四九年后是个由来已久的传统。我曾写过一篇《五毛党前辈们的教科书》一文介绍官方的文宣工作，并由此分析他们的一些套路。我主要介绍了一本《文教参考资料》（从刊，第八辑）之“宣传鼓动工作特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编印，三联书店1950年11月版）。该书前言写道，“宣传鼓动工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政治工作，特别是在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的今天，宣传鼓动工作的意义格外增加了。因为，我们知道，宣传鼓动是提高人民广大人民群众政诒觉悟的一种有力手段，也是打击一切人民的敌人、跟一切人民的敌人进行尖锐思想斗争的强大武器。”“其次，怎样建立宣传鼓动组织，培养宣传鼓动工作干部，怎样在企业、农村、城市里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以及利用一些什么工具去增加宣传效果，这方面我们除介绍了苏联的经验之外，特别侧重搜集了国内各地的经验；综合研究这些经验，不断相互交流这些经验，无疑地，将有助于宣传鼓动工作的顺利进展。”今天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官方宣传管理包括网络宣传管理文件和文章，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宣传鼓动员之培养等一系列引导方式，并无什么本质的不同。

也就是说那时的宣传鼓动员就是今天的五毛，只不过是宣传鼓动员不像今天五毛这个称呼充满如此多的贬意。因为那个时代的宣传鼓动员还包裹了一层正义的光芒，不像今天五毛早已被撕下正义的伪装。事实上，官方与民间的壁垒从一开始就有，并不像宣传鼓动所说的“军民团结如一人”或者党与民众心连心之类。相反像郑州规划局副长逯军质问媒体记者：你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民众说话？这种对立与分野才是真正的现实。逯军受到官方的批评是因为他把那件遮掩的外衣给拿下了，让官方十分恼火，而网民则是因与官方的现实利益的对立，对他加以挞伐，所以才会出现官民两面皆不讨好的尴尬局面。出现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局面，有人说这都是现在的官员飞扬跋扈造成的，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看法。飞扬跋扈是一切不受约束的公权力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注定了官民之间的利益对立，而一些官员的不当说辞只是将这种对立具体化而已。如林嘉祥称民众为屁民，龙永图视民众为刁民，都只是折射不受约束的公权力给他们所带来的底气而已。如果他们身上不具备不受约束的公权力飞扬跋扈的“优良传统”，如果他们只是庶民而说如上的话，一定会被民众暴扁。

进而言之，官方视自己为高人一筹的统治者，而民众只是他们“牧”的对象，这就使得官民天然对立。民主社会制度下，民众和官员之间是个选举和被选举的关系，其决定权不在官而在民，故官民不存在不可调解的对立关系。而专制制度下，官民的对立几乎是命定般不可解，之所以有暂时的安稳，只不过是没有到对立冲突爆发的临界点罢了，并非高枕无忧。在这种官民对立、你死我活、阶级斗争、仇恨敌对的思维中，官方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会用尽一切办法，而豢养宣传鼓动员，豢养五毛，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由于官方掌握大量的垄断资源，拥有强大的军队（包括武警）和丰盛的税收，自然会使一部分人乐于听命他们的指挥，为了自身的利益，成为不折不扣的五毛党。只要能够促成自身利益的短暂实现，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做着许多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事，说着许多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只有利益，没有是非；只有利害，没有底线，这是许多五毛最实际的行事考量。五毛所做的事就是为了混淆视听、颠覆真相而符合官方的“主旋律”。对于新闻来说，提倡“主旋律”就是提倡说假话，因为“主旋律”就是“主子的旋律”。提倡主子的旋律，必然对民众利益有莫大的伤害。

社会本来没有这么多复杂的矛盾，但官方为了控制别人争取自己的权利，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惜人为地制造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哲学，互相举报，挑起群众斗群众，把人进行原子化切割和马铃薯般的管理，而其间最好利用的工具便是“五毛”。中国如今这个社会互信度相当低，特别是政府的公信力几乎到了溃败的地步——在这方面，学者孙立平和郑永年二位都有很好的论述——民众对政府许多措施和大言玄玄的说辞，只是惯性式的唯唯，并不真当回事。以前示（市）恩式的“伟光正”宣传，在民众知道许多真相后遭受重创，而现在哪怕五毛党人数众多，也挽救不了民众对官方的不信任。在这样的基础上，只有靠武力来威胁，而武力的刚性及负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就对官方的管理方式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五毛党人数众多，花费纳税人的血汗来愚弄纳税人，但他们的效果恐怕不会像官方所想像的那般巨大，只不过在官民对立之间加深了鸿沟而已。五毛多以数量取胜，当要制造一种服从官方意愿的所谓民意的时候，其人数的优势便体现出来了，自然这会在网络上形成对民意的强奸，但这种做法很容易被人识破，而成为笑柄。但五毛党由于他们伪造民意，模仿普通网友而拿钱替官方引导舆论，以至于网民把有点表扬政府倾向的跟帖和文章，都视为五毛的言论，均欲骂之而后快。而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误伤非五毛人员，从而增加社会混乱和群体之间的裂痕。排除对人肉搜寻的故意恶评，如果此消息不是杜撰的话，那么“网友公开拥护遭人肉搜索”的例子，就表明了五毛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混乱，同时也说明民众对官方的恨意到达了何种程度。五毛不只是为官方利益最大化而造成对民众利益的剥夺，而且还因为其伪装民意增加了社会的裂痕，这对一个诚信本来就已荡然无存的社会，可谓雪上加霜。

更为要命的是，五毛所作所为不只是大言欺世，而且欺骗给他们钱给他们下命令的领导。当然，你可以说是领导好这一杯，是他们喜欢听欺骗之言。就像石扉客兄所写的《解剖一只网评猿》一文中对网评员领导人“大隐”的分析一样，其实五毛的确是没有什么独立意志，很多时候是具体官员的跟屁虫而已。如此一来，就造成官方与五毛之间的互相欺骗，而大家都感满意的其乐融融，其实对解决实际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帮助，只是捏着鼻子哄眼睛，群体事件的不停出笼就是证明。我认为官方的文宣套路已然陈旧，包括他们不惜重金培养的五毛，都只是标本兼失，对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起不了任何作用，还加重了整个社会互不信任的溃败程度。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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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剖一只网评猿。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0539。
二：网友公开拥护政府遭人肉搜索。http://news.sina.com.cn/s/2009-05-23/064117874269.shtml。

2009年6月30日晚十一时于成都

 

耕地的不是农民

耕地的不是农民，而是，
毛泽东发动的土地革命。
你从自己的手中举起向阳花，
然后，别在我的胸前。
因为长江黄河的壮丽，
你把澎湃的热血注入我！

2009.1.7

我的政治身份掉落地上

我的政治身份掉落地上，
我不知道，地在某部分人之手。
我像一个赤身祼体的孩子，
需要大人给予温暖和衣着。

我当努力被统治，
放弃尊严、荣誉与名声。
做个无党派公鸡，
只在天亮前打呜。

2009.1.9

答曼德尔施塔姆

我不要权杖，不要自由——
无所谓生活核不核心。
我不要真理，也活得自在，
莫非人民也不要真理？

就是在找到自己以后，
我也不膜拜脚下的大地；
我拿起权杖，四下打量，
埋头向家的方向奔跑。

在这一片红色的土地上，
冰雪从来就没有融化；
我仍像从前那样——
始终感觉到家人的温暖。

太阳慢慢从地平线升起——
被一个人占为己有……
人民是对的，他们给我权杖，
让我亲眼看到了太阳！

2008.9.22

夏加尔的贫困

因为惧怕，夏加尔把耗子扔给他弟弟，
床的另一头，弟弟接住，
又扔回——
最后，丢进桶里，
水淹没了它。

“这么冷的天，还要把窗户打开？”
死去的奶奶责问，
妈妈醒来时发现——
总会有一个孩子被冻伤。

“为什么？一家八口人吃饭，
干活的只我一个！”
——他，夏加尔父亲的这个问题，
只有如实地记载。

2008.9.25

有饭吃我就很满足

有饭吃我就很满足。
你看，我长多胖，皮肤已发白。
如果我还那么瘦——如果
我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你再看看，我是否已长胖？
看眼睛嘴巴鼻子和耳朵。
不看脸——脸会浮肿。

最好用手捏捏骨头——
看喊不喊疼？

2008.10.19

北京的尾巴

我在摇摆，是北京的尾巴。
工作、女友、钱包，
朝北京相反的方向摇摆。

身体吸收一剂麻醉。
为了砍断时不疼，紧紧地
抓住自己，我抓住政治和经济。

领导、官员、商人……作为名词
他们没有尾巴，我东奔西跑
有作为动词的尾巴

——下水道一样阴暗，
高楼一样倒下又爬起来，
子弹一样飞进大学生的信念，
刀一样滴着血。

夹着尾巴做人。
我不是人，因为流不出一滴泪。
说不出是谁？是谁？
把我变成了一条尾巴！

2008.2.18 

                           
《自由写作》首发

  你躲藏在眼球之后  试图查阅伤口地址

 

……我就听到了一束女声合唱，歌声空旷辽远，是来自大脑颞叶的听觉区——安宁的气息仿佛走进天堂……但伴随着的情景是个旧商店，浅蓝色的门巳经变成淡灰，上半部的四块玻璃写着红色大字——修理电器，门坎划满了自行车推进推出时的痕迹。我不记得这个修理店在哪儿见过了……渐渐地，随着歌声，我看到了声音记忆细胞，是它们在振动……由于长年闲置着视觉功能，细胞们就把大量的听觉细胞，往那块空间移动，我的听力就倍增了。

也许是记忆和时间交错了，那歌声，应该是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场景也许是我南方大学的宿舍，不，是媚媚宿舍……终于看到了一个CD封套，是这儿了：当时在看着眼前的香港姑娘，心里盘算着做什么才能让她喜欢我，就忘了音乐，但听觉区把这一段全录了，甚至还把她倒茶壶的水声以及我手一紧便捏出骨骼关节的响声也录下……

要控制回忆她，我警觉地提醒自己，但来不及了，因为每想一次媚媚，带者她信息的神经元就不断地增加，并往神经网扩散……我又想起，天气沉闷的时候，她就郁郁不乐：那天，窗外的街上有个乞丐，白发盖满了脸，很久才走过去，视线还看见落了雨的桉树，有些叶子反着天空的光，亮得像些碎镜子。阿媚低着脸说：够了，够了，好烦啊。然后就是很快的广东话了：你晾的衣服拿回来了吗，又说：真烦人，在这儿，你想抽烟去凉台，快走吧，快走吧，烦你……

 

……你对她的爱潜伏在神经深处  就在骨髓里拥抱了

 

现在是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夜晚，这个叫雪清的放下了酒杯，把电视机音量开的很大——五、四、三、二、一，噢！他跟着电视里人群欢呼：英国佬滚蛋了！……

我想起了媚媚从香港回来，带了份报纸，头版是香港人在街上烧毁基本法的照片。就说：香港回归袓国应该高兴才是。

她冷冷地说：香港人的感受，像是婚嫁出去多年，又要突然换个丈夫。

……香港终于回到了母亲怀抱……播音员激动的声音，很快被窗外礼花鞭炮和电视机转播的欢呼声淹没了。

整个城市都被人声震动，欢叫声不断地撞击着夜空，床下的老鼠们就钻进了我和父亲的骨灰盒里。我想不出北京城被激动了的场面，他们高兴什么……小弟在电话里说，多数英国人对那个城市归谁管没有什么兴趣。

突然，坐在客厅的男人站在了床前。他掀开床单，能感觉到他在看着我的下体，牙齿把块糖咬得很响，很快，他的手握着了阴茎，把另一只手也放上去，身体就不由自主地晃动了，铁床也在响，楼下的人民也在叫喊：……洗刷了国耻！

他的手臂压在了腹部，阴茎海绵体的腔系组织开始充血膨胀了，我无法躲避这个正在强迫我射精的流氓，血液无目的地往那儿集中，我试图抵抗，集中大脑思考，把血引回……可恨，他的动作太快，我又迫不得已地随着雄激素被冲到了生殖器一带，眼看着血液被磨擦而加快，阴茎变得更硬了，而四周全是敲锣打鼓的欢唱，家家又把窗子打开使电视机声冲出房间片刻，他用嘴含住了，热乎乎的唾液和牙齿还有他的舌头挤得很满……我在痛苦中舒服着，冲撞着……记忆如发光的线划向幽暗，有时又是块灰亮的石头击着睪丸……这狗青年的牙齿在上下磨擦，我就热腾腾地收紧，就骚动不安，就变成了一粒子弹，随着精液射进了他的臭嘴里……

国家主席江泽民正在讲话：……中国人民终于洗掉了压在我们身上一百五十六年的国耻！

欢叫的人群大喊：大英帝国滚蛋了！声浪从楼群街道或者广场往空中喷射。

这个男人咽下了我的精液，也站了起来大喊：我们赶走了英国佬……

阴茎缩了，我希望他快滚。

他打开了灯，开始给我盖上被单说了一句：太他妈的过瘾了，植物人也能硬，以后天天干你。然后他把尿盆又塞在大腿之间关了灯走出去。

好在他没有发现温鸟的表，不然也偷了。

黑暗的静谧依然被声嘶力竭的狂欢撕扯着，窗外放礼花的光和鞭炮的爆炸，在干缩的眼皮上忽明忽灭。

……温鸟还在枕头下微弱地响……好在从右臂血管流进来的葡萄糖和维生素C、E，混着发黄的抗生素还干净地游往血管。

身体不过是具将腐烂的尸体了，但仍被别人抓在现实，把死亡变成一条走不尽的路。那唯一能证明自己还活着的精子，使我兴奋和丢脸……它们离开了，在那个人的牙缝里……这个倒霉的日子。

 

……本来天上有九个太阳 天神就射下了八个……

 

六月一日也许广场涌来了很多孩子，如花朵撒在广场，再抬头看天就更蓝更透明了……那边民主女神像也白得像初雪。

我真可惜孩子们在这共产党国家长大，看着儿童们在叫喊跳跃，就感到广场变成了家。我知道她不喜欢小孩，就故意地说：真好玩，你说呢。

“这个制度下的小孩子只长身体不长头脑。”天衣背着包和相机站得笔直。

虽然纪念碑上下层的平台都空了出来，让儿童们跑来跑去，但还是感到广场乱七八糟。指挥部、财务部、宣传部等抬下来的物品堆满早期的广播站四周。我也实在动员不出人手看护，能叫得动的同学都在广场北面清理垃圾和搭盖新帐篷，二十多个从香港进口的蓝帐蓬散在大大小小的红旗和破烂的塑料帆布之间，像是走进了度假营地。

“怪了，在这儿还真有种人多不怕鬼的安全感。”大姐似笑非笑地说了句，眼神躲在草帽影里，像托儿所阿姨的样子。她昨晚为了民主大学请教授的事和天衣返回了学校，也刚回来。

天衣在阳光下眯着眼，鼻子尖有汗，她又举着相机在看着一只飞得很高的红风筝。那是一只长尾金鱼，正自由地在蓝天里飘游。

“嘿，哪儿有吃的。”我拍着她肩，她低头把背包打开，拿出一包打开的方便面。我刚帮牟森在女神像下面支完帐篷，又组装完一套扩音器，就转着找点吃的。

“这牌子，特香，有嚼头。”低头看她小腿和脚趾挺干净地落在凉鞋上，就知道她昨晚洗了个澡。

“戴伟，听说几个领袖都有了秘密电话号码，一旦危险，可以求救，有专人接去香港。那剩下我们这些就等着被关监狱呀。” 大姐气色挺好，大概是穿了件红线背心。我从未问过她是否有男朋友，好像女人大了点就晃过去了，其实她比我大不了几岁，还是一代人。

“不是秘密的，就是陈迪收集了些香港同胞的名片而巳，我就有两张。”

 “牟森又建了民主大学，那指挥部就该撤了吧。”大姐常常说话不知对着谁，所以没人接她话茬。

近处一群穿着花裙子的女孩在摇着呼啦圈。而播放着……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超大货车，正挤在游行人群之中轰鸣而过……

“真想描写一下，就像是把婚丧混在一块办了似的。”天衣看着说。

“嗯，像是在战场上演出。”

“这儿快变成了垃圾场了，凑在一块开会尽碰到十多天不洗脸、不刷牙、加上臭汗的脏人。”大姐说到一半转脸看着陈迪走近。

“嘿，今天《新闻导报》，看，警察把一个日本记者从广场赶走，还扇了他一耳光，” 陈迪穿了件印满问号的汗衫，又说，“戴伟，能不能组织一些特纠，保护刘岗来演讲。”

“从学校招人吧，看，纪念碑，都空了。要不是市民们堵着，坦克就直接开来算了。” 我看天衣正拿着陈迪的报纸，上面有牟森的诗，黑色标题是：五月的蓝天与枪口。

“真像是放假了。”大姐不快地说。

“对了，这叫学潮假日，就像逢年过节不炮轰台湾金门岛一样。”

“到底谁在管广场，二十万军人围在周围，这么自由散漫还不等着被镇压。”

“就剩了个副总指挥王飞，可他除了白玲，谁也指挥不了。”陈迪瞪了瞪眼说。

“可鸟无头不飞呀。”大姐摘了草帽又戴上。

“谁说没有头，现在是九个头的鸟，还飞得了吗。”我咽下干面条说。

“牟森这小子叫我干活，他在那儿玩魂断蓝桥啊。”陈迪的白脸只是鼻子晒红了点，他总戴着太阳帽。

大姐控制着音量：“这是英雄纪念碑，竟搂搂抱抱，哪还有学生领袖的样！”

我就看见了靠着汉白玉栏杆的牟森，他正搂着女蛙的腰，脸也对着脸，你一口我一口地喝着矿泉水。然后，女蛙没抬头，像是等待牟森去吻。在他俩四周有很多矮半截的，戴着红领巾的儿童在跑跳，色彩很轻松。

天衣抬头嘴动了动：“戴伟，叫牟森过来。”她又对大姐说，“别惊讶，现在王飞和白玲也是同志加爱人了。”

“嗨！牟森！”我拧开电喇叭喊。他俩听到就往下走，我就又感到饿了。

“你还有点像刑场上的恋爱那种效果。”陈迪皮笑肉不笑地说。

“反叛就反到底嘛，巳经是四面楚歌了。” 牟森搂着女蛙的肩膀笑了笑。

“哟，还玩霸王别姬呀。”大姐笑里含着不笑。

我就想起了阿媚曾说过：最讨厌男人的肌肉。看来牟森这种文弱型的青年照样能吸引姑娘。

“只要还在广场，就要战斗！也要恋爱，” 牟森晒得满头大汗，“有什么事？”

“你的大作。”天衣刚抬手女蛙就抢过去，“哇，……这是五月的蓝天，这是春天的白裙……她念了两句就笑着看了看牟森。

大姐咳嗽了一声又说了句，“你俩，也要先举行个婚礼啊。”

“就这事，那好啊，戴伟当伴郎，天衣当伴娘，大姐当红娘，陈迪当证婚人，现在，举行婚礼。”牟森说完转脸吻了女蛙，俩人的双唇几乎就在我眼前揉动，带着口红的女唇晃着光斑变化着嘴的形状，我感到了晕。

陈迪就用电喇叭喊：大家过来了，参加新娘和新郎的婚礼！……

很快围满了一些同学和市民，几个孩子叫着：发喜糖呀……阳光就把大家照进了安全的草地上了……前面的往后退……我也边喊边推着，陈迪就了宣布新郎要先给新娘戴上结婚戒指，牟森脸红了，他拿出圆珠笔抓起女蛙的手指仔细地画着。天衣忙着调光圈，我紧扶着她热乎乎的双肩，大姐没来得及挤出去，就皱着眉苦笑。

“……那好，现在就请新郎给大家讲讲恋爱经过！掌声鼓励！……”

巳经单腿跪下做出了求婚状的牟森就站起，脸全红了。

“我……还是让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吧。”他举起了报纸，我知道他没戴眼镜其实看不见字。他还是开了口：

……

我们的灵魂是来自太阳

因那摇篮是永恒的蓝天……女蛙就拉近了报纸，又要了陈迪的电喇叭靠近了红唇：……就在这人民的广场

人民被四周的枪口瞄准

我们站在英雄的纪念碑

庄严如守住历史的兵马俑……她画着黑戒指的白手指和牟森的手柔贴在一起，电喇叭随着震荡闪着金光……让子弹飞来吧，我们是一群射不掉的太阳……谢谢！他俩举着手一起说。

“好，现在，”陈迪接过电喇叭，“现在我宣布牟森和女蛙结为夫妻，祝他俩白发到老，新郎亲吻新娘……”

女蛙的双眼被睫毛上的泪遮住了，就用手不断地擦着。牟森衬衣上都是汗了，他拿起我的电喇叭：“感谢大家的掌声，我没有梦想过婚礼会在广场举行，太高兴了，等我们自由了，再请同学们喝茅台酒！……”

天衣放下相机随人群鼓了掌，之后我就抓紧了她的手。

“好了好了，请新娘给大家讲话吧！”是猴精钻到人群里挥着太阳帽喊。有很多人举着相机拍照，还有一个同学按响了录音机叫他俩跳舞。

“我要感谢李朋，不然，我们还不会认识呢。好吧……”女蛙擦着前额的汗看着牟森笑了笑，然后就如一束光芒般旋转了，她双脚前后点着地面，红裙子、黑色头发如舞动的毛笔。牟森不会跳舞就随着她乱扭，有时手抓着手了，但一转圈就又散开了……人群随着歌曲一起动了，继而空气也有了节奏，阳光和儿童们也在跳跃，这百人的圈子就如水波往四周散开，坚硬的水泥地也震动了……这是恋爱的季节，空气里都是情侣味道……没有选择，我们必须恋爱……很快歌声掌声和千万人的脚步声充满广场……耀眼的民主女神举着手臂升了起来，在蓝天下如一群白鸽……

 

……在思幽之国  男女通过心灵思念就怀孕了……

　　

　

附录：《北京植物人》书评二则

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新中国

  角谷美智子

美国《时代书评》(Books of The Times) 2008年6月4日

马建的新作《北京植物人》，就像三本书融合而成的一部传奇——张戎的史诗《鸿》（讲述了作者在中国的家族三代往事），让-多米尼克-鲍比的回忆录《潜水钟与蝴蝶》（讲述了作者在中风导致全身瘫痪之前及之后的生活）和卡夫卡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城堡》（讲述了一个人与整个冷酷而顽固的官僚体制抗争的故事）。

《北京植物人》中的故事叙述者戴伟当年是一名学生，他在1989年6月政府对民主示威的残酷镇压中被士兵开枪击中头部，从而陷入了长达十年的昏迷——正如护士所说的那样，他变成了植物人——不能动也不能说话，只能在偶尔过来的护士和他母亲的照料下勉强维持生命。但如果戴伟表现得彻底对外界失去知觉，记忆就会开始从他的头脑中流失，他仿佛正在越来越多地了解到自己的周围发生着的一切：政府对他母亲的迫害，她竭力让戴伟接受各种不同的治疗，期望可以治愈他的残躯，她的经济状况日益窘迫，甚至开始打算卖掉儿子的一个肾来筹钱。

在讲述戴伟的故事时，马建，这名现居伦敦、曾经是中国的“反动分子”，早期完成过三本书的作者——在主人公昏迷期和天安门事件中被枪击的记忆之间来回地切换。这本小说在被Flora Drew熟练地译成流畅的英文时，需要大量精心的编排：这些充满了独特力量的文字，记录了毛泽东时期及其后的中国政府所犯下的令人战栗的罪行，它应当被归为“政治反对文学”中的杰作。书中还用了大量曲折的章节，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学生运动领袖间琐碎的争论，这让它读起来与《草莓声明》或者60年代美国其他校园运动中的反叛宣言颇有相似之处。

书中描述了压抑在冰冷身躯中的惨痛经历给戴伟带来的健康困境，以及看到90年代后期新中国开始展开经济翅膀的令人振奋的一瞥。但是这些章节中却充斥着戴伟与所谓的老友之间单调乏味的交流。

当讲到士兵开枪击中他的头部时，戴伟说：“他并没有损害到我的头脑，”事实上在没有被迫签署“支持政府打倒反革命的声明”的人里面，戴伟可能是“尚在国内的唯一的幸存者”。“在这个巨大的警察国家”，他解释说，“我只能设法通过装死来获取自由。不能开口说话反倒成为了我的保护伞。”

他并非家中唯一受到迫害的人。在50年代毛泽东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他的祖父因为有“两亩地、三头牛”而被打为“牛鬼蛇神”，并被自己的亲生儿子之一活埋——如果他不这么做，他也会被处死。他父亲，一位曾经在美国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观念的小提琴家，被打成了“右派”后关入劳改营，长达22年之久。

“他知道在任何时候他都可能会因为说了某些共产党不喜欢的话，或者因为携带了某些对共产党不利的文件而被处置，”戴伟回忆说。“他就像一只被关在实验室里的容易受惊的兔子。”

戴伟的母亲一直在为了能照顾他而斗争着，她甚至有过一次考虑入党——这多半只是出于一种自卫的本能，但她也同样成为了中国政府的牺牲品：她最后被作为法轮功非法组织的成员关进了拘留所，并被警察用电警棍打断了手臂。随后，“拆迁办”的负责人要将她赶出家门，以便腾出这块地盘来盖新楼，好为中国的申奥增光添彩。

 在新中国欣欣向荣的90年代末，戴伟意识到，大多数当年和他一起抗议过的同学和伙伴——那些没有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杀、被关和被打伤的人，都已经投入到了新的生活中。消费主义，对满足个人生活需求的贪婪和欲望已经战胜了政治信仰。一些人，比如他以前的女朋友已经移居美国；一些人入了党；其他人也找到了各自的事业——开旅行社或者家装公司。

“我们是‘天安门一代’，但是没有人敢这么叫，”一位戴伟过去的伙伴说。“这是一个禁忌。我们被碾碎了，失声了。如果我们不爬起来，我们就会从历史书上被抹去。经济在以飞快的脚步发展着。再过几年，这个国家就会更加强大，政府再也不会惧怕任何事情，也不会有倾听我们的需求和必要。所以如果我们想改变我们的生活状况，那就必须现在开始行动。”

 当和旧友们共同追忆起他们曾经在1989年致力过的民主改革时，戴伟对于重振理想的可能性却显得更加宿命论。“随着社会的改变，”他表示，“大量的新词汇和新术语涌现了出来，比如：桑拿，私人汽车，地产开发，抵押贷款和个人贷款。显然，许多企业都用上了电脑，在大学区还会有‘科技一条街’，上面开满了卖个人电脑和软件的商店。再也没有人谈论起天安门事件或官僚腐败了。中国人非常擅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说到这个，这也正是他们数千年积累下来的生存本领。”

 

 

天 安 门 故 事

泰什·Aw (Tash Aw)

英国《每日电讯报》2008年4月26日

“一个惩罚大屠杀的受害者，而不是开枪者的国家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北京植物人》里的一位人物问道。这本感人肺腑的小说既奏响了天安门事件的挽歌，挖掘了回忆与痛苦，又展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马健探究了一个国家的精神，这个国家向来有为自身带来悲剧的悠久传统。

戴伟是一个北京大学的医学博士生，前程无量。他个子高挑，诚实可靠。“是那种能吸引不少姑娘的年青人。”他的童年非常不幸，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几年。那场浩劫让他的小提琴家父亲饱受羞辱，最终摧毁了他的生活。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速度逐步加快，经济随之繁荣起来，并且中国学生开始被允许出国。戴伟在美国的亲戚愿意资助他到伯克利大学读书。但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充斥着腐败的国家，理想主义的学生们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要求政治改革。

广受支持的学生们无法想象他们的行动会以悲剧收场，这场悲剧给他们每人的生活都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戴伟头部中弹，昏迷了十年。昏迷期间，尽管他的身体越来越弱，但他靠着守住记忆的信念存活了下来。

戴伟的大脑把那些记忆碎片拼接起来，一个个感人的场景让六四前夕那些疯狂的日子重现。我们看见他和他的朋友们在宿舍讨论弗洛伊德，派对和早泄；看见他坠入爱河，先是和一个从香港来的女孩，然后是和他在绝食抗议中被他照顾的一个叫天衣的女孩。在他们周围满是“听着西蒙和加丰凯尔（Simon & Garfunkel），吹着口琴，玩着扑克”的抗议者。

那些学生间散漫而随意，粗俗而幽默的对话，弗洛拉·德鲁把它们翻译得非常到位：流畅而生动，但又毫不夸张。

随着大批的学生和工人涌向广场，轻松而愉快的聚会很快转变为混乱。大屠杀前夕，气氛紧张的最后几天被清晰地还原在我们眼前。

这本小说的一大特色就是马建把许多严肃问题通过一场场闹剧反映出来。当戴伟违反规定和他的女朋友在宿舍做爱的时候，他们一边把脸盆放在头上来降低声音，一边播放着磁带——《英文９００句》。

在别的地方，戴伟的尿成了一种神奇的特效药，名气之大，连《Le Monde》上面都有报道。这一悲喜剧让小说更加人性化，并且让读者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文学人物的命运。

小说有趣而生动，并环环相扣：尽管里面有许多残酷的场景，但它并不是一个冗长的悲剧故事，或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学生对抗邪恶政府的是非简单的事件，而是对国家和一个内部充满矛盾的民族的客观记录。比如戴伟的一些同学，身揣手机，作为地产大亨回来了，幸福地用金钱替代了理想主义。

也许这本小说最感人的地方是另一平行的故事情节——戴伟的母亲想方设法艰难地让自己昏迷不醒的儿子在这个国家生存。而整整９０年代这个国家都以惊人的速度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住在一所“躺在黑暗街角里，就像用废纸糊成的”肮脏公寓里，而在这个新中国，人们唯一关心的只有物质财富。

随着回忆的慢慢重现，戴伟的身体所代表的不仅是天安门广场，而是中国本身，在那里“数以万计的小细胞聚在一起，忘却自身，甚至忘却了禁锢它们的那些厚厚的高墙。”不过由于戴伟那种绝不向死神屈服的意志，他又暗示了这个国家中有一种转变，它的自我破坏与悲剧性是所有其它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时不时地——也许每十年，或者也许甚至整整一代——会产生一本这样的小说，它会对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我们自己的方式划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北京植物人》不仅让我们审视了一个国家的重要历史时刻，也给予了我们一个可以去铭记，去希冀的普遍权利。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它都是一本里程碑式的小说。

《自由写作》首发

一九九四年春天，我和彦冰开车从纽约出发，北上，经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进入美国最北部的缅因州。风卷积雪，打在车窗上；偶尔有几个旧招牌向我们打招呼。从州际公路换地区公路，再上颠簸的土路，路标越来越不正规了，似乎更具有私人含义；我担心在某一终点，会变成孩子猥亵的图画。一座残破的铁桥在车轮下唱歌。彦冰告诉我快到了。森林深处，一家农舍冒烟。敲门，没人。门没锁，无留言。水壶在铁炉上嘶嘶响，蒸汽翳暗了窗户。在两只苍蝇的环绕下坐了很久，终于传来汽车声，主人回来了。

约翰（John）结实能干，像守林员。他正经是个文学教授，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家学院教书。他五十出头，络腮胡子及鬓角花白，头顶还是黑的。我跟他开玩笑，说他自下往上被冻结。安（Ann）人高马大，比约翰年轻多了。她原来是约翰的学生。在美国大学，严禁师生之恋，但他俩堕入情网。约翰被校方逐出伊甸园，安就像带着红字，穿过鄙夷的目光，又熬了一年多才毕业。她讲起当时的压力，委屈地笑了。

晚饭前，我们去散步。到处是冰雪，但泥土变得松软，春天就在脚下。一条小河冲进阴郁的森林，在洼地滞留成一片湖泊，招来几只野鸟戏水。约翰和安忙碌着，搬开横在路上的枝干，辨认动物的踪迹。他们拥有一百多公顷的森林。走了一个小时，都未出其领地。约翰告诉我，近年，有些私人公司买下土地，大肆砍伐。他和安只要有钱，就尽量扩充地盘，并鼓励周围的朋友也这样做，以对抗毁灭森林的恶势力。那想必是一种相当绝望的斗争。

他俩都能迸出几句中文。那年，安在复旦大学教英文。一些外国老师展开激烈争论：撤走还是留下？谁也说服不了谁。安决定留下。她要和那些痛苦而惶惑的学生在一起。不久，约翰也从美国赶来。教书之余，他们和上海的青年诗人有来往，并翻译了一本当代中国诗选《烟民》（Smoking People）。彦冰就是那时认识他们的。

安是本地人，家在十英里外，在一个叫墨西哥的小镇上。那极像个中国社会，表姐堂兄七姑八姨都住一条街，这家的故事传到那头再传回来虽走了样，但没耽误功夫，正接上故事的发展。我们一下车，亲戚们探头探脑。安忙着打招呼。这是个典型的工人区，房子矮小，毫无特点。走进客厅，所有家具摆设，带有一股尘土的味道，和她的父母一起老去。她父亲在看电视，他转过头来，跟安说起母亲的病情。母亲从厨房出来，脸色泛红，嘴唇苍白。她说话很快，不易听懂。半年前，发现她得了癌症，目前正在化疗。她体质虚弱，笑着，有一种对命运的无力感。父亲插话，但紧盯着电视。安就在这儿和四姐妹一起长大。我好像听见地板上纷乱的脚步和女孩子的尖叫。

安领我们到河边。一群难看的水泥建筑群，就是母亲的病源。这个造纸厂建于本世纪初，带有所有资本积累的血腥味道。这本镇居民唯一的生活来源，又是终生折磨他们的噩梦。它在血缘关系上，又加上阶级关系、工作关系和男女关系。它造成的污染，使小镇的癌症发病率极高。安年轻时在厂里打过工，吃过苦，也恋爱过。她是个讲故事能手，那些天，一个个血泪的幽灵纠缠着我们。大概以前起过誓，她正用造纸厂的白纸写下一段被湮灭的历史。

约翰，作为一个例外，被安的亲戚们接受。起初，人们用疑惑的目光打量这位勾引女孩的大学教授。约翰默默不语，用双手证明他还有别的本事。他和安花了十年的时间，把森林深处的破败农舍翻修成像样的家。

约翰每天只睡五个小时。我失眠多年，得靠午睡、打盹等多种形式的休息才能勉强充上电。不管我何时睁眼，约翰总是抱着杯咖啡，精神抖擞地坐在桌前。他正义务帮朋友校对一本厚厚的书信集。电源到底哪儿来的？咖啡公司应该拿他做广告：看，永下疲倦的约翰！请注意本厂的标志“约翰牌咖啡”。

星期六一早，我被他们叫醒，睡眼惺忪地上车，拉到本地的一所中学。铺着白桌布的长桌摆着各种早点。桌后是缅因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高矮胖瘦，系着围裙在“为人民服务”。他们倒咖啡，端点心，殷勤周到。我忍不住想掏小费。政客们屈尊到此，也算是到家了，但不知有多少选民会为了顿早饭投票。一位众议员到我们桌来作陪。约翰介绍这是中国客人，他并不介意我们兜里没选票，讨论起美国的对华政策。

安有时在一所小学教亚洲孩子说英文。她很适合当老师，乐观而有耐心，能看得出来，孩子们喜欢她，但她更想成为小说家。她正在写那个梦魂萦绕的造纸厂，好像那罩住她青春的魔法，只有用笔才能除掉。那旷日持久的写作使她占据家中唯一一间书房，因此而获得某种中心地位，像一颗恒星，约翰得围着她转。约翰四月开车去一千二百英里外的大学教书，十月回来，陪安过冬。

想想都让我不寒而栗。整整六个月，安独守空房，在老林深处写作。即使约翰冬天回来，这天涯海角也只是两个人的世界。缅因冷到零下三四十度，一旦大雪封门，只能困守家中，面对炉火，度过漫漫长夜。我在这些年的漂泊中，虽有过类似的经验，但就承受能力，远不能相比。在说笑声中，我意识到他们的内心磨难，远非我能想像。而他们自甘如此，毫不畏惧，在人类孤独的深处扎根，让我无言。我默默向这两个迸溅火花的寂寞灵魂致敬。

安和约翰吵架，被作息不定的我无意听到。安想要养个孩子，或至少养条狗。我当然能理解她内心的软弱。她在暗夜里嘤嘤哭泣。但转过脸来，她又笑了，跟我们讲起他人的悲惨故事。

约翰的女儿来了，和男朋友开车从波士顿来度周末。她小巧玲珑，是约翰热爱德国文学的结果。约翰年轻时翻译里尔克的诗，从德国带回译稿和妻子。他女儿刚在波士顿定居，找到工作，生活才开始。能看得出约翰由衷的高兴。但房子太小，他坚持让女儿和男朋友在外面的草地上搭帐篷过夜。两个年轻人倒十分乐意，酒足饭饱，早早去休息。我感到不安。一个小生命驶离父母，就本质而言，既残酷又自然，谁也无能为力。我在床上辗转不眠，听外面风声。那帐篷在风中鼓胀起来，像船一样驶离。约翰的女儿惊恐中转身，紧紧搂住她的情人。

赵紫阳录音回忆录的问世，一石激起千层浪，尤其是在六四20周年之际，他首次完整披露当年中南海高层决策过程，邓小平拍板的非法性已暴露无疑，这实际上就 是把决定镇压的独裁者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从赵紫阳回忆录中英文版在海外的空前抢手，到在大陆互联网上的快速传播，到凡是与赵紫阳有关的书籍在市场上全部 热销，再到研究赵紫阳与六四成为一门显学，一股“赵紫阳热”已然降临，人心深处的公道和正义，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然而，这次出版的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更大的价值，是给出了一个研究中共的坐标，即以胡赵改革时代来比较近20年中国政治的演变。由此可以清楚的看到：六四是 一个转折点，胡赵所代表的通过改革开放对历史还债、给社会松绑、向人民让利，最终促成转型，完成他们早年投生社会革命的理想：建成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但 这一切的一切在六四成了幻灭，赵紫阳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被彻底剥夺，扯下了中共依法治国和党内民主的遮羞布，而赵紫阳所代表的体制内开明健康力量也因六 四遭到彻底清洗，从而失去了影响中共决策的可能性。胡赵的改革开放完全走进了历史。

在排斥了赵紫阳和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以后的中共，以人民解放军和人民专政的名义实行了赵紫阳所拒绝的血腥镇压，中共完全走向了自己建党宗旨的反面，六四是 中共彻底异化的转折点，尽管“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依然写在《宪法》上，但中共统治集团完全蜕化为特殊利益集团，六四为各级官僚肆无忌惮的镇压人民和残酷剥 夺人民的财产开了绿灯，知识分子被收买成了“犬儒”，集体失语，教育、住房、医保、环境等各项生存权利的遭践踏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不可遏 制的体制性全面腐败和日益加剧的贫富两极分化，每年十万起以上的群体抗争事件，就相当于每天在发生大大小小的“天安门六四事件”。过去靠欺骗和暴力维持的 权力，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法西斯化、黑社会化的高压统治，中共已经沦为一个完全与人民为敌的极右翼政党，并把中国领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直通车。

赵紫阳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他身前始终坚持真理，即使面对巨大压力仍拒绝认错检查，直至抗争到死，创下了中共党史的记录，更在于他去世以后，还能通过他留下 的声音和文字继续抗争不休。人民因为同情胡耀邦遭受中共的不公正迫害，引发了一九八九年的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赵紫阳被軟禁十六??至最后去世，既暴露了中共 反人道反人权反文明的本质，也极大地提高??趙紫陽的思想能??與政治威望，这是中共始料未及的，也是现今政坛上无人能及的，这种超政治的能量还远远没有获得 释放机会，中南海的对策如果不改弦易辙理性的释放这些能量，那么它在未来埋葬集权专制的风暴中，聚合成一颗精神原子弹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汶川地震后，中共权贵和他们的御用文人，一听到“天谴”就为之色变，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谁也逃不脱这个规律。坏事做绝的中共，躲得过初一难躲过十五，赵紫阳的遗愿一旦成为人民群众寻求变革的武器之际，那就是中共遭受天谴之时。中共不灭，天理难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