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重温“易卜生主义”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476页)这段话发表于八十六年前,简直就像是特地为今天而写的。

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一期“易卜生专号”,胡适也写下了《易卜生主义》的长文,这位一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学者要为“男盗女娼的社会”引进一种陌生的“主义”。“易卜生主义”说白了就是“健全的个人主义”,是面对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情形“肯说老实话”,“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从而造就“独立的人格”。这是“真的个人主义”,是建立在“独立思想”和“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全部责任”的基础之上。

这样的“个人主义”不仅“五四”时代需要,我们今天更加需要。一个“男盗女娼的社会”缺少的就是“真的个人主义”,所以张艺谋会以歌颂暴君为荣、为乐,杨澜会理直气壮地为假文凭辩护,余秋雨会拿起法律的武器与批评者对簿公堂……,也难怪政协名单上,张、杨等都会榜上有名,面对这样的恩赐,无论是“国际大导演”还是花枝招展的大明星除了感恩戴德、三呼万岁,还能有什么?这一切或许都算不了什么,没有“健全的个人主义”,什么样不可一世的“英雄”、沽名钓誉的“名流”都只能拜倒在无限权力的脚下,依附权力、巴结权力、利用权力,以捞取最大的名声和利益,这是必然的选择。就算是那些对历史和现实有着清醒认识的知识分子,由于内心深处缺乏“健全的个人主义”底蕴,缺乏独立人格的支撑,也常常摇摆不定,并很容易滑向依附权力的千年老路上去。只要“男盗女娼的社会”没有变,无论是胡适下的判断,还是他开的药方都不会过时。

看到一条消息,哈维尔(Vaclav Havel)结束了十三年的总统生涯,将重操旧业,回到阅读和写作的生活中。记得多年前瓦文萨在竞选连任失败后,也曾回到造船厂干老本行,当他熟悉的电工。在一个自由社会,一个人无论名声如何显赫,或者贵为总统,进与退都是那么寻常。哈维尔告别政坛后的选择,一如他当年提出“生活在真实中”,都足以令一个没有“易卜生主义”的民族感到震撼、感到羞愧。

重温胡适引进的“易卜生主义”,首先就是讲真话,不能把脓包当花蕾,把病态当发福,讳疾忌医,自己不说真话,也不准别人说真话,把人民当敌人,见批评就是造反,哪怕沉默也是腹诽,只想弄得泱泱大国只用新闻联播一家嘴巴说话,只有一颗脑袋思考,培养奴才,放纵浪才,扼杀人才,把任何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因子都掐死在摇篮中,“男盗女娼的社会”才得以永葆青春。易卜生“肯说老实话”,“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他知道“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的。”健全的社会需要“健全的个人主义”,只有它才能支撑文明人类,无论面对强权压迫,还是面对荣誉、鲜花,都能努力活得像一个人。而没有独立思考,没有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责任,只能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以世俗的好恶为好恶,那只能离人越来越远。

“男盗女娼的社会”最大的罪恶,就是让人活得不像人,最多也是让你活得像余秋雨、张艺谋们,俨然是宫廷学者、御用导演,虽然皇恩浩荡,三千宠爱集于一身,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只是少了一根脊梁骨,终究摆脱不了奴才的命运。无限风光都在一个“奴”字,看不到一点人气。回望遥远的“五四”,灯火已熄,余烟未绝,我们今天重温“易卜生主义”,就是要重新点燃那盏灯。

刘再复: 阅读《灵山》与《一个人的圣经》

一、小说背后的文化哲学

今天想和大家探讨一下高行健的两部长篇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这两部小说都是高行健的代表作。它的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已被瑞典、法国的一些评论家充分认识,但还没有被高行健故国的评论家充分认识。因此,我也找不到可以参考的评论文章,无法引经据典,只能讲讲自己的阅读感受。

《灵山》的中文本出版於1991年(台湾联经)。当时一年还卖不到一百本,许多读者都进入不了“灵山”世界。高行健获奖之后,才成为畅销书,但还是有些朋友读了之后,觉得走入“灵山”有困难。我曾问过一位年轻朋友,你带著什么样的阅读期待去阅读《灵山》呢?他没有回答。而我说,不要有先验的阅读期待。因为高行健的写法和传统的写法很不相同,他的小说观念非常特别。

如果按照传统的小说阅读心理,总是要求小说近乎传奇,有所谓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或者鲜明的人物性格;而如果按照时髦的所谓“现代性”要求进行阅读,又期待小说能玩玩语言,能有许多破碎的句子或者潜意识活动。可是高行健的小说,尤其是《灵山》,偏偏没有什么连贯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人物性格历史,它以人称替代人物,以心理节奏替代情节,以情绪变化来调节文体,完全是另一种写法。无论是《灵山》还是《一个人的圣经》,句子都相当完整,一点也不破碎,而且语言很有音乐感,不仅有意美,还有音美。高行健在两部小说中也没有刻意挖掘潜意识,反之,他有相当清醒的意识,甚至还在人称的三维结构中特意设置一维“他”即中性的眼睛,有意识地观照、评论“你”和“我”。因此,他的小说不是乔伊斯与沃尔芙那种意识流,而是一种独创的“语言流”。这种语言方式舍弃静态描写、解说与分析,追踪心理活动过程又不失汉语韵味。如果期待高行健来些意识流或者先锋派的文本颠覆,就会感到失望。如果有激进革命论者期待高行健能提供一些“反动言论”以满足政治刺激,那更要失望。高行健的小说不仅摆脱“政治刺激”、“文本颠覆”等老路子,而且完全摆脱流行的小说观念。写作《灵山》时,他的小说观念是反“情节加人物”的传统模式。在城市大学的讲演中,他说他写《灵山》时,心目中的小说,是不论天文地理、三教九流、异文杂记,只要不是官方观念的演绎,都可进入小说。在《灵山》的第七十二回干脆表述一下小说观念。他认为小说不一定要有个完整的故事,也不一定要遵循“先有铺垫,再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的逻辑,甚至也不一定要去塑造什么“人物性格”。《灵山》中有一节表述了他的小说观念:

对,小说不是绘画,是语言的艺术。可你以为你这些人称之间耍耍贫嘴就能代替人物性格的塑造?

他说他也不想去塑造什么人物性格,他还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性格。

“你还写什么小说?你连什么是小说都还没懂。”

他便请问阁下是否可以给小说下个定义?批评家终於露出一副鄙夷的神情,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还什么现代派,学西方也没学像。”

他说那就算东方的。

“东方没有你这样搞的!把游记,道听途说,感想,笔记,小说,不成其为理论的议论,寓言也不像寓言,再抄录点民歌民谣,加上些胡乱编造的不像神话的鬼话,七拼八凑,居然也算是小说!”

他说战国的方志,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唐代的传奇,宋元的话本,明清的章回和笔记,自古以来,地理博物,街头巷语,道听途说,异文杂录,皆小说也,谁也未曾定下规范。

《灵山>就是这样一种小说,各种文体,甚至散文诗都融进去了,从而汇聚成一种很和谐的有机的艺术整体。但我们开始会不太习惯,我开始进入的时候也不习惯。那么我为什么喜欢高行健的小说?可能是自己比较喜欢写散文,我把《灵山》当作散文来读,《灵山》里的每一节都是非常优美的散文。其小说的写法很像《老残游记》。《老残游记》在我们近代小说里算是优秀的小说,但我觉得《老残游记》整个格局不够大。相比之下,高行健《灵山》的眼界更宽阔。总之,读高行健的小说首先得放下猎奇的传统阅读心理。此外,要了解《灵山》,先要了解其文化背景和观念。高行健的文化观念不是儒家文化观念,而是非儒家的观念,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非官方的文化观念。

高行健喜欢中国四种文化形态:一是士大夫知识份子的隐逸文化;二是道家的自然观,这一自然观使他更尊重生命的自然,即内自然;三是非宗教形态的禅宗文化,这是最普通但又最自由的一种文化。禅宗文化对高行健的影响很大,《灵山》整部小说都浸透禅性。小说结尾,“我”最后在青蛙的眼睛里,见到上帝。这是一种大彻大悟。灵山实际上就是瞬间的彻悟,灵山就在自己心中。世上没有灵山,却又处处都是灵山;其情形一如世上没有上帝,但又处处是上帝一样。最后第四种,便是民间文化。有关民间文化,高行健告诉我,他最激动的事情就是发现我国西南地区民间的《黑暗传》,写得非常好。他说我们中原文化没有史诗,而我国的少数民族却有,《黑暗传》就是史诗。《灵山》里写到《黑暗传》是怎么来的,我读后感到很亲切。它是多么美好的民间文化呀!《黑暗传》给了高行健很大的启发,他的《一个人的圣经》可以说就是当代的《黑暗传》,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时期中国人心灵里的黑暗史。

除了注意高行健小说的文化支撑点之外,还应当注意他小说的哲学支撑点。高行健是一个很有哲学意识的作家,而他的哲学观又表现为他对人、对人性的一些很特别的基本观念。他一再说,人是脆弱的。与过去的人文主义者相同的是,他也呼唤人的尊严与人的权利;但不同的是,高行健是谦卑的,他不唱人的高调,也不像文艺复兴时代那样颂扬人的长处和优点(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更反对尼采对人的夸张和自我膨胀(创造另一种自我上帝)。他强调的是人的弱点,人的局限、人性中脆弱的一面。他不仅清醒地看到人的弱点,而且承认人的弱点的合理性。在《灵山》中,主人公见首先揭示自己的脆弱。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当他被误断得了癌症之后,便充满恐惧,在复查时,不知不觉地念起佛来。人是多么无助与渺小,当死神走近身边的时候,从内到外都感到颤栗,并不是什么英雄。文化大革命中他冒充了几天英雄,也很快就露了马脚。因为脆弱,他甚至丢失了生命的自然和追求爱情的勇气。当带有原始野性的少数民族女子给予他爱的暗示时,他手足无措地退却了。人性深处那绝对无法掩盖的脆弱与矛盾於此暴露无遗。《灵山》第39节描写苗族的龙船节,黄昏到来时,捏着手帕打著小伞的苗家少男少女,唱着情歌,呼唤情郎。在这个未被革命与政治全部卷走纯朴民风的边陲地带,年轻生命的情爱是自然、勇敢、简单的:

男子肆无忌惮,凑到女子脸面前,像挑选瓜果一样选择最中意的人。女孩子们这时候都挪开手上的手帕与扇子,越被端详,越唱得尽情。只要双方对上话,那姑娘便与小伙子双双走了。

面对这一情景,“我顿时被包围在一片春情之中,心想人类求爱原来正是这样,后世之所谓文明把性的冲动和爱情竟然分割”。在夜色越来越浓的时候,他突然听见一声用汉语叫哥,四、五个姑娘朝着他唱,他知道这就是求爱。但是他在爱的面前退却了。他意识到自己丢失了原始的自然与野性,也丢失了原始的天真与勇敢。他意识到,“我的心已经老了,不会再全身心不顾一切去爱一个少女,我同女人的关系早已丧失了这种自然而然的情爱,剩下的只有欲望。哪怕它追求一时的快乐,也怕承担责任”。而这种脆弱,恰恰是摆脱不了一张人皮,人皮越是精致就越是脆弱。各种虚伪的伦理观念,各种僵死的文化观念,都在加厚这张人皮,或使人皮更加精致。到了文化大革命,人对理念和意识形态的膜拜到了极点,自然生命也被窒息到了极点。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当代文学的两极,无论是高行健的冷文学,还是莫言的热文学,都发现了中华民族原始自然生命的丧失,因此共同进行了一场野性的呼唤。

《一个人的圣经》中的几个女子,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极其脆弱的。他的性启蒙老师“林”,本来好像是大胆无畏的,可是一听到他的家庭档案里记载著主人公父亲有过枪枝,便吓得从情爱中逃走。最后,她选择了一个副部长做丈夫,以为只有在权位下取暖,才觉得安全。而妻子“情”,在疯狂状态的背后,也是极脆弱的。她的父母亲一被审查,她就变形变态了。出於恐惧,她曾和主人公赤身裸体地互相拥抱互相安慰,以至结为夫妻。她本应当是主人翁的夏娃,可是,这个夏娃在革命风暴的压力之下,变成拿起刀子对着丈夫咆哮的疯子。“亚当”(主人公)变成披著狼皮的羊,夏娃变成懦弱却吐出牙齿的蛇;所谓亚当与夏娃,已经完全不能够沟通。这里,高行健对人性是悲观的。在他看来,哪怕是最亲近的两个人,例如夫妻、情人之间,都那么难以互相沟通,难以互相理解,更何况其他人。

把握了高行健的文化观念和人性观念之后,我们再注意一下高行健创作的总特点,就能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了。这个特点就是无论他的小说或者戏剧,都能将自己的灵魂打开,把内在世界打开,真实真诚地打开,打开的程度又是很彻底的。高行健说他的写作不迎合读者,只是“自言自语”,不理会别人怎样评说,他说他要充分尊重他的读者,而能给予读者最高的尊重就是真实与真诚。高行健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也说到真实和真诚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高品格,真实和真诚在文学里,不仅是审美问题,而且本身就是文学的伦理,这就是说,只有真诚才有作家的道德。高行健撕破一切假面具和伪装,把自己的灵魂展现给读者看。几个月前我到新加坡,有记者问我和高行健有什么不同?我说我会写评论,写散文,高行健也会写;但高行健会的我都不会,他会写小说,会写戏,会画画,会导演,我都不会。还有一点不同,就是我有心理障碍,不可能像他那样展示全部的生命真实,例如性爱的真实,所以我写不了小说。高行健写性爱,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高行健说他很喜欢中国几部小说,我很高兴他没有提到《三国演义》,因为我特别讨厌这部小说。他提到《金瓶梅》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能把当时的人的生命状态、人性的真实状态展示出来。在当时宋明理学阴影的笼罩下,能写出这类小说确实很不简单。而且《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没有对性爱作出伦理判断,只是客观地描写,特别是其后半部写得非常冷静,很不简单。高行健坦率地赞赏《金瓶梅》,也是把灵魂打开给读者看,一点也不掺假。

二、阅读《灵山》

《灵山》除了布满“文化气息”这一特徵之外,还有一点则是对“内心真实”的描述。什么是内心真实?高行健一再说明,他的写作写的不是现实,而是“现实背后人的内心感受”,也就是内在真实。抓住这一点去读《灵山》,就会读出“其中味”。人的内在真实世界,是一个神秘的难以捉摸的生命宇宙;它无限广阔,又非常神秘。高行健说他的好奇心就是追究这种真实。他说:

追究真实,这种好奇心,出於想认识生活。只要还活著,便总有这种追究真实的好奇心,创造性也就来自於此。哲学家通过思维达到真理,我们则企图尽量贴近去感受这总也无法解释的神秘的真实。

高行健甚至认为写作的成败,关键就在这里。也就是说,关键是你能否进入哲学家、科学家、读者、历史学家通常不可能进入的地方,捕住他们难以捕捉的情绪和感觉。社会学家们可能捕捉现实,但无法捕住内在真实。这真实无法定义,但高行健还是竭力加以说明:

如果要写的是令你动心,却尚说不清道不明的,你竭力要去捕捉的,那就是真实。这真实那么不可以名状,而又确实存在,只要你充分松弛,精神飞扬时,才有可能体现在你笔下。这是无法定义的。真实并不等同於我们日常生活中业已经历过的事实。不如说,它是主观与客观的相交,它又不具有实体的性质,说它是纯然精神的,却又实实在在。写作中捕捉的,就是这不可捉摸的,不可能定义的却可以感受到的,我们称之为真实。

文学创作的能力,最为重要的就是捕捉和表现内心真实的能力。所谓文学天才就是把这种能力推向极致并充分表达出来(转换为形式)的才华。无论是《灵山》还是《一个人的圣经》,都相当传神地描写了人尤其是女子的内心真实。《灵山》写了许多女子的小故事,每个小故事都是个体生命的命运挣扎。这些女子有的是主人公的旅伴和谈话对手,有的只是萍水相逢的路人,有的是想像中的情侣。在相逢中,男女之间经历了爱欲的冲突,其内心的情感,维妙维肖,可以说整部《灵山》就是一群女子内心声音的变奏。《灵山》第19节中,男女主人公第一次做爱时有一段诗情的描述:

这寒冷的深秋的夜晚,深厚浓重的黑暗包围著一片原始的混沌,分不清天和地、树和岩石,更看不清道路,你只能在原地,挪不开脚步,身子前倾,伸出双臂,摸索著,摸索这个稠密的暗夜,你听见它流动,流动的不是风,是这种黑暗,不分上下左右远近和层次,你就整个儿融化在这混沌之中,你只意识到你有过一个身体的轮廓,而这轮廓在你意念中也消融,有一股光亮从你体内升起,幽冥冥像昏暗中举起的一支烛火,只有光亮没有温暖的火焰,一种冰冷的光,充盈你的身体,超越你身体的轮廓,你意念中身体的轮廓,你需要这种感觉,你努力维护,你面前显示出一个平静的湖面,湖面对岸丛林一片,落叶了和叶子尚未完全脱落的树林,挂著一片片黄叶的修长和杨树和枝条,黑铮铮的枣树上一两片浅黄的小叶子在抖动,赤红的乌柏,有的浓密,有的稀疏,都像一团团烟雾,湖面上没有波浪,只有倒影,清晰而分明,色彩丰富,从暗红到赤红到橙黄到鹅黄到墨绿,到灰褐,到月白,许许多多层次,你仔细琢磨,又顿然失色,变成深浅不一的灰黑色,也还有许多不同的调子,像一张褪色的旧的黑白照片,影像还历历在目,你与其说在一片土地上,不如说在另一个空间,屏息注视著自己的心像,那么安静,静得让你担心,你觉得是个梦,毋须忧虑,可你又止不住忧虑,就因为太安静了,静得出奇。

你问她看见这影像了吗?

她说看见了。

你问她看见有一只小船吗?

她说有了这船湖面上才越发宁静。

你突然听见了她的呼吸,伸手摸到了她,在她身上游移,被她一手按住,你握住她手腕,将她拉拢过来,她也就转身,卷曲偎依在你胸前,你闻到她头发上温暖的气息,找寻她的嘴唇,她躲闪扭动,她那温暖活泼的躯体呼吸急促,心在你手掌下突突跳著。

说你要这小船沉没。

她说船身已经浸满了水。

你分开了她,进入她润湿的身体。

就知道会这样,她叹息,身体即刻松软,失去了骨骼。

你要她说她是一条鱼!

不!

你要她说她是自由的!

啊,不。

你要她沉没,要她忘掉一切。

她说她害怕。

你问她怕什么!

她说她不知道,又说她怕黑暗,她害怕沉没。

然后是滚烫的面额,跳动的火舌,立刻被黑暗吞没了,躯体扭动,她叫你轻一点,她叫喊疼痛!她挣扎,骂你是野兽!她就被追踪,被猎获,被撕裂,被吞食,啊——这浓密的可以触摸到得黑暗,混沌未开,没有天,没有地,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有,没有没有,没有有和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有没有没有,灼热的炭火,湿润的眼睛,张开了洞穴,烟雾升腾,焦灼的嘴唇,喉咙里吼叫,人与兽,呼唤原始的黑暗,森林里猛虎苦恼,好贪婪,火焰升了起来,她尖声哭叫,野兽 咬,呼啸著,著了魔,直跳,围著火堆,越来越明亮变幻不定的火焰,没有形状,烟雾缭绕的洞穴里凶猛格斗,扑倒在地,尖叫又跳又吼叫,扼杀和吞食……竊火者跑了,远去的火把,深入到黑暗中,越来越小,火苗如豆,阴风中飘摇,终於熄灭了。

我恐惧,她说。

你恐惧什么?你问。

我不恐惧什么可我要说我恐惧。

傻孩子,

彼岸,

你说什么?

你不懂,

你爱我吗?

不知道,

你恨我吗?

不知道,

你从来没有过?

我只知道早晚有这一天,

你高兴吗?

我是你的了,同你说些温柔的话,跟我说黑暗,

盘古抡起开天斧,

不要说盘古,

说什么?

说那条船,

一条要沉没的小船,

想沉没而沉没不了,

终於还是沉没了?

不知道。

你真是个孩子。

给我说个故事。    ,

洪水大泛滥之后,天地之间只剩下一条小船,船里有一对兄妹,忍受不了寂寞,就紧紧抱在一起,只有对方的肉体才实实在在,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

你爱我,

女娃儿受了蛇的诱惑,

蛇就是我哥。

上边这些文字描写的正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第一次作爱时的内心真实。写两个现实生活中的亚当与夏娃,在一个寒冶的深秋的暗夜里,在深厚浓重的黑暗包围著的一片原始混沌中,从爱恋到作爱到作爱后的复杂心理过程。其中的每一句和每一个细节都是双关的,远古意象和当下意象诗意地交会,内心的表露非常准确,准确到你无法增减任何一个字。这个女子多情,但又羞涩。她有性的欲望,但没有功利的动机。她的生命如同夏娃那样自然,但又因为早巳吃了智慧果,还需要夜幕来作她的心理屏障。她和亚当在爱欲中沉没,忘了天地的存在,感到恐惧,又感到快乐。她骂亚当是野兽,是诱惑她的蛇,但又和蛇紧紧地缠在一起,说“蛇就是我哥”。这一节共1540个字,是独立的、精粹的、完美的短篇。我们从这一节中可以看出高行健文字的风格:准确、洗练、富有内在的情韵。这个女子,也许现实中并不存在,只是主人公幻想中的审美理想。我们如果把这一节作为一篇独立的散文来欣赏,也会觉得很美,很有情趣,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灵山》全书四十多万字,八十一节,每节都是一篇很优美的散文。有些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评论者,没有耐心欣赏这种真正的文学语言与情思,就妄加否定这部小说,这只能说明他们心绪浮躁,阅读时粗枝大叶,品不出味来。

我们还可以再阅读一节给边陲地区的少女看手相的文字,这是第56节:

她要你给她看手相。她有一双柔软的小手,一双小巧的非常女性的手。你把她手掌张开,把玩在你手上,你说她性格随和,是一个非常温顺的姑娘。她点头认可。

你说这是只多情善感的手,她笑得挺甜蜜。表面上这么温柔,可内心火热,有一种焦虑,你说。她蹙著眉头。她焦虑在於她渴望爱情,可又很难找到一个身心可以寄托的人。她太精细了,很难得到满足,你说的是这手,她撇了一下嘴,做了个怪相。

她不止一次恋爱——

多少次?她让你猜。

你说她从小就开始。

从几岁起?她问。

你说她是一个情种,从小,就憧憬恋情,她便笑了。

你警告她生活中不会有白马王子,她将一次又一次失

望。

她避开你的眼睛。

你说她一次又一次被欺骗,也一次又一次欺骗别人——她叫你再说下去。

你说她手上的纹路非常絮乱,总同时牵扯著好几个人。

啊不,她说了声。

你打断她的抗议,说她恋著一个人想另一个,和前者关系未断绝,又有新的情人。

你夸大了,她说。

你说她有时是自觉的,有时又不自觉,你并未说这就不好,只说的是她手上的纹路。难道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吗?你望著她的眼睛。

她迟疑了一下,用肯定的语气,当然什么都可以说。

你说她在爱情上注定是不专注的。你捏住她的手骨,还看骨相。说只要捏住这细软的小手,任何男人都能把地牵走。

你牵牵看!她抽回手去,你当然捏住不放。

她注定是痛苦的,你说的是,这手。

为什么?她问。

这就要问她自己。

她说她就想专心爱一个人。

你承认她想,问题是她做不到。

为什么?

你说她得问她自己的手,手属於她,你不能替她回答。

你真狡猾,她说。

你说狡猾的并不是你,是,她这小手太纤细太柔软,太叫人捉摸不定。

她叹了了口气,叫你再说下去。

你说再说下去她就会不高兴。

没什么不高兴的。

你说她已经生气了。

她硬说她没有。

你便说她甚至不知道爱什么?

不明白,她说她不明白你说的什么。

你让她想一想再说。

她说她想了,也还不明白。

那就是说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爱的是什么。

爱一个人,一个特别出色的!

怎么叫特别出色?

能叫她一见倾心,她就可以把心都掏给他,跟他随便去哪里,哪怕是天涯海角。

你说这是一时浪漫的激情——

要的就是激情!

冷静下来就做不到了。

她说她就做了。

但还是冷静下来,就又有了别的考虑。

她说她只要爱上了就不会冷静。

那就是说还没爱上。你盯住她的眼睛,她躲避开,说她

不知道。

不知道她究竟是爱还是不爱,因为她太爱她自己。

不要这样坏,她警告你。

你说这都是因为她长得太美,便总注意她给别人的印象。你再说下去!

她有点恼怒了,你说她不知道这其实也是一种天性。

你这什么意思?她皱起眉头。

你说的意思是只不过这种天性在她身上特别明显,只因为她太迷人,那么多人爱她,才正是她的灾难。

她摇摇头,说拿你真没办法。

你说她要看手相的,又还要人讲真话。

可你说的有点过分,她低声抗议。

真话就不能那么顺心,那么好听,多少就有点严峻,要不,又怎么正视自己的命运?你问她还看不看下去?

你快说完吧。

你说她得把手指分开,你拨弄她的手指,说得看是她掌握她自己的命运还是命运掌握她。

那你说究竟谁掌握谁呢?

你叫她把手再捏紧,你紧紧握住,将她的手举了起来,

叫大家都看!

众人全笑了起来,她硬把手抽走。

你说真不幸,说的是你而不是她。她也噗嗤一笑。

这一节表面上是看手相,实际上是在描述心相,勾画处於爱恋中的少女那种微妙的内心图景。这就是高行健说的要捕捉难以捕捉的心灵状态。仔细体味一下,我们就会发觉,作者道破的少女内心秘密,是那么准确,那么有趣,又是那么有分寸。这不是传奇,也不是语言把戏,而是对生命真实很贴切的感知。这正是电影和其他视觉艺术所难以企及的。

如果我们抓住《灵山》描写“内心真实”这一特点,然后再进行阅读,一定会很有兴趣;如能沉浸下去,又一定会发现这部小说每个女子的心理与命运都有自己的特色,尽管很不相同,但她们展示的内心图景却构成一座非常丰富的人性大观园。

三、阅读《一个人的圣经》

现在我们再谈谈《一个人的圣经》。《灵山》与《一个人的圣经》虽然都出自高行健的手笔,但风格、写法却很不相同。最大的区别在《灵山》将互相残杀的社会现实隐去,将小说聚焦於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文化与原始文化,而《一个人的圣经》却直面惨苦的人生,抓住现实生活中最震撼人心的创痛和记忆,亦即人与人之间的相戕互斗,描写了现实社会中一场极为疯狂而荒谬的文化大革命。《灵山》侧重於写内心世界。它只是在形式上有点像《老残游记》,实际上不同於那种社会表层的游走,而是作者灵魂的旅行,以灵山为图腾的寻找精神皈依的旅行。所以,我们可称《灵山》为“内心的《西游记》”。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西游记》写孙悟空的西行,旅程中主要的障碍是妖魔。而《灵山》八十一回,也暗示著八十一难,但那不是妖魔制造的灾难,而是灵魂在欲望生命渡口中的八十一次挣扎、感悟与解脱。《一个人的圣经》则把现实推上地表,这不是日常的现实,而是非正常的现实,是把亿万中国人卷入大灾大难的政治浩劫。但小说的重心不是对这场浩劫的现象描写,而是抒写现实的生存困境及其困境下无助的生命。这部小说的恐惧感觉写得特别好,应特别加以注意。尤其可贵的是,虽然整个小说的中心情节是写文化大革命,但小说的开头部分和结局部分,又加入主人公和两个外国女子的性爱关系,从而使生存困境普遍化,也使小说具有更深厚的普世价值。

为了叙述与论证的方便,我们先从主人公与这两个外国女子的情爱说起。《一个人的圣经》描写了主人公与八个女子的关系,其中六个是中国女子(女护士、林、倩、萧萧、毛妹、孙惠蓉),两个是外国女子。这两个外国女子,正好代表两极不同的价值取向。开始出现的女子马格丽特,是个德国籍的犹大女子,她有犹太民族的集体苦难记忆,有历史的精神重担,父辈的心灵创伤在她身上延续。除了集体苦难记忆之外,她个人还有一段难以磨灭的心灵创伤。她年仅十八岁时,在威尼斯做模特儿,结果就在面对教堂的楼阁画室里,她遭到画家的强奸。在一个西方著名的文明城市,在日常的平静的生活中,一个少女的童贞就这样被剥夺,但又无处可以申诉,无处可以抹去伤痕。正是这个马格丽特在香港与男主人公的性爱,推动了主人公讲出东方另一个集体苦难的故事。在此,性的行为与其说是基於人的自然本性,不如说是为了激发男女主人公对苦难的回忆。因此,可以说,性在揭示自然本性的同时,又扮演了一个文学第一动力的角色。这种隐秘而个人化的对集体苦难的记忆方式和讲说方式,使得《一个人的圣经》完全有别於西方《圣经》的经典叙事方式,也有别於中国文学中传统的“圣人言”叙事方式和训戒方式,而呈现出一种“不得不言”的最平常、最自然的叙述方式。这种方式和《红楼梦》的“睱语村言”差不多,是很低调的文学方式。    另一个外国女子是茜尔薇。她完全是另一种人生取向。《一个人的圣经》如此描述说;

同茜尔薇谈起这些往事,她不像马格丽特,全然不一样,没耐心听你讲述,也没兴趣追究你的以往。她关心的是自己的事,她的爱情,她的情绪,每时每刻也变化不停。你要同她说三句以上的政治,她便打断你。她没有种族血统的困扰,她的情人大半是外国人,北非的阿拉伯人,爱尔兰人,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匈牙利人,最近一个倘若也算情人的话,便是你。但她说更愿意同你成为朋友而非性伙伴。她当然也有过法国同胞男友或性伙伴,可她就想离开法国,去某个遥远的地方。

她和马格丽特完全不一样,她充分自由,充分开放,从性格到身体都个性独具。她没有马格丽特那样的历史包袱,没有苦难的记忆,但她陷入的却是另一种生存困境。她喜欢晒太阳,去明晃晃的海滨,力图寻找一种新鲜的生活,却又总是卷进老套子里去。她沉湎於生活的享受,可是又走不出享受太阳——海滩一一性那样的老套子,因为生活毕竟还有更深广的领域。由于她局限於那样的生活模式,所以一再陷入困境。和男人作爱,就难免怀孕,但她已经第三次打眙、第四次怀孕了。这第四次怀孕要不要有孩子,也使她进退维谷。她本想要个孩子,做女人总得生一回孩子,可是那男人总不给她一句明确的话,所以她一气之下打掉了。事后,这男子才说打不掉就生下来,他要的,可是得让她来养,这使她非常气恼。她不是不要孩子,但得先有个稳定的家庭,可这样的男人她还没找到,所以苦恼,她的苦恼是深刻的。人都有一种最根本的苦恼,即自由与限定的矛盾。茜尔薇是最自由的女性,没有人能管得住她,照说,她是最快乐的人,但是,她不仅有苦恼,还有忧伤,而且是深刻的忧伤,永远无法排除的忧伤。她也想认认真真做件有意义的事,想艺术创作,而这也像生孩子,有个值得她全身心投入的孩子。然而,什么才值得她全身心投入呢?如果说是爱情,可是经历了多次爱情之后,她发现爱情也很难,因为这不取决於她一个人,还要取决於另一个人,这就是限定。所有的梦、所有的自由,都无法超越限定。你即使全身心投入,也是如此。茜尔薇正是感悟到她的爱永远是一种乌托邦,所以忧伤。她的忧伤是情感的忧伤,也是哲学的忧伤。高行健最近完成的第十八部剧作《叩问死亡》,我尚未读到。但他对死亡早巳发表了看法,这就是,死亡是一种巨大的不可知,却又是不可抗拒的限定。人类发明再好的药品,生活具有再好的条件,原先的体魄如何健壮,都无法突破这个限定。从这点上说,人争取不朽的努力,一切延伸生命的努力,到头来部无意义,都一样要走到同一个终点(坟墓)。生命注定是悲剧,能够感悟到这一点,便是深刻的忧伤。

马格丽特有历史的包袱,有集体的记忆,她成了历史的人质,没有自由。而茜尔薇放下了历史与群体包袱,却仍然是各种关系与限定的人质,也没有自由。可见,人类的生存困境是无处不在的。

《一个人的圣经》的主体部分,写了主人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包括与六个女子的情爱经历。在此,小说所展现的生存困境是一种充满恐怖的无处安生的困境。主人公本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革命一开始,他的内心充满恐惧,却选择了造反。所在的机关大院发生了武斗之后,他溜到西郊几所大学去转了一圈。他在北京大学挤满了人的校园里,从满墙的大字报中看到了毛泽东的那张《炮打司令部》之后,回到机关的办公室里激动得不行。当天夜里,在夜深人静时分,他也写了大字报。他原想等到大家上班时再徵集签名,但又怕早晨清醒过来会丧失勇气,便趁著夜半尚有的狂热,把这张大字报贴了出来。於是,他就成了造反的英雄。所谓造反,就是投入角斗场,为生存一搏。内心其实怯懦到极点,却硬要装扮为英雄,这种反差使他像是一只披著狼皮的羊。在书写这段故事的时候,主人公陷入的困境是全面的困境:一是生存困境。不造反,无论是成为保皇派或是逍遥派,都可能被打入“反动路线”的营垒。造了反、充当了几天英雄之后,人家又在背后揭发他的父亲曾私藏枪枝。其二是爱情困境。情人“林”在他造反后听到人家揭发他父亲藏有枪枝而和他疏远,从此在爱情上再也没有一个女人可以全身心投入。其三是精神困境。大革命粉碎了他的理想,他再也没有精神寄托,年轻充沛的精力无处发泄,如果不到浊世中去折腾一番,又该到哪里?在这种困境下,他无法真实地做人,也无法以真实的个体生命上面对世界,而只能戴上面具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扮演自己不愿扮演的角色。造反之后,他作了这样的自白:

这个注定败落的家族的不肖子弟,不算赤贫也并非富有,介於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生在旧社会与长在新社会,对革命因为还有点迷信,从半信半疑到造反。而造反之无出路又令他厌倦,发现不过是炒作的玩物,不肯再当走卒或祭品。可又逃脱不了,只好带上个面具,混同其中,苟且偷生。

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还作了心理阐释:

你努力搜索记忆,他当时所以发疯,恐怕也是寄托的幺?想既已破灭,书本中的那想像的世界都成了禁忌,又还年轻精力无法发泄,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身心投入的女人,性欲也不得满足,便索性在泥坑里搅水。

《一个人的圣经》写的就是人的全面困境。这是一部生命、情爱、精神全面陷入悲怆的交响乐章,主人公与几个中国女子全在困境中变形变态。人为的大政治风暴毁灭了一切,不仅毁灭了情爱的物理空间(连床第空间也不得安宁)和心理空间,也毁灭了本能的潜意识空间。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圣经》写的是文化大革命,但展示的并非是革命本身,而是革命对人的命运、心理、人性的打击和扭曲。作为描写革命题材的作品,它抓住了要点,抓住了文学的本性。高行健没有把自己的才能浪费在对革命本身即革命现实的描写上,而是把才华投入到以革命为背景的人性探索中。在这点上,《一个人的圣经》所捕捉的关键点与巴斯特纳克的《齐瓦哥医生》相似,同样都走进了人性的深处。

《齐瓦哥医生》描写十月革命和革命带给俄罗斯的巨变,但它不是侧重於描写革命图景,而是描写革命对人的命运、人的心理以及人的日常生活的冲击。主人公齐瓦哥医生一家在革命中被毁灭,颠沛流离,而女主人公娜莉莎也是这样。这对革命的弃儿,在四处逃亡中重逢於远离莫斯科的荒凉小镇,他们抱头痛哭地爱作一团。为什么革命会把他们逼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命运会把他们抛在这个陌生的地方?齐瓦哥感到迷惘。面对苫痛的灵魂,娜莉莎对他说了耐人寻味的一番话,这番话堪称经典:

我这样一个孤陋寡闻的女子,如何向你这么一个聪明的人解释:现在一般人的生活和俄罗斯人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很多家庭,包括你我的家庭,为什么支离破碎?唉,看上去好像是因人们性格相不相投,彼此相不相爱造成的,其实并非如此。所有的生活习俗,人们的家庭,与秩序有关的一切,都因整个社会的变动和改组而化为灰烬。整个生活被打乱,遭到破坏,剩下的只是无用的,被剥得一丝不挂的灵魂。对於赤裸裸的灵魂来说,什么都没有变化,因为它不论在什么时代都冷得打颤,只想找一个离它最近跟它一样赤裸裸,一样孤单的灵魂。我和你就像世界上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

那时他们没有可以遮身蔽体的东西,现在我们好比在世界末日,也一丝不挂,无家可归。现在我和你是这几千年来,世界上所创造的无数伟大事务中最后的两个灵魂,正是为了纪念这些已经消失的奇迹,我们才呼吸,相爱,哭泣,互相搀扶,互相依恋。

娜莉莎的这段话,把革命这一被伟人称为“伟大事务”的行为所造成的人的命运之谜给道破了。革命确实改变一切,确实砸烂了旧世界,然而,被改变的、被砸烂的是什么呢?原来是人的日常生活,是每个人每天需要从中取暖的家庭生活,是天然没有罪责的爱恋与爱欲的权利。这一切都被粉碎了,最后只剩下偶尔相逢的两颗赤裸裸的灵魂。而《一个人的圣经》也是这样。一场砸烂旧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扫荡了一切,改变了一切。无论是主人公的灵魂,还是与主人公相逢过的灵魂,个个都恐惧得发抖、寒冷得打颤。最后的结局是,主人公连一个可以互相拥抱著哭泣、倾诉的女子都没有,一个可以互相依恋、取暖、搀扶的娜莉莎都没有。所以,他只能在极端孤独中幻想有一个女子:

一个和你同样透彻的女人,一个把这世界上的一切羁绊都解脱的女人,一个不受家庭之累不生孩子的女人,一个不追求虚荣与时髦的女人,一个自然而然充分淫荡的

女人,一个并不想从你身上攫取什么的女人,只同你此时此刻行鱼水之欢的女人,但你哪里去找到这样一个女人?

相比於《齐瓦哥医生》,《一个人的圣经》展示了另外一种绝望。不是彼此拥抱作最后一次相互取暖努力的末日感,而是面对末日时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连一个满足基本欲望的机会都不存在的空空荡荡。比起那对俄罗斯情侣,高行健笔下的主人公更加孤苦无告。也正是这样的孤苦无告,高行健把他的这部小说命名为《一个人的圣经》。是的,只有一个人,一个找不到夏娃的亚当;或者说,当亚当回到伊甸园时,发现夏娃不在了。那轰轰烈烈的世界,剩下的只是白茫茫一片真乾净。我想,这也许是《一个人的圣经》最为耐人寻味的地方吧。

陈子善:叶灵凤的“记忆的花束”

现代小说家、散文家、书话家叶灵凤享年七十,其中有三十二个春秋是在香港度过的。他对上个世纪30至60年代的香港文学进程颇多贡献。但叶灵凤晚年在香港的生活和写作,有关记载不多,正如香港文学研究家小思(卢玮銮)在她所编《叶灵凤书话》(1988年1月北京出版社初版)之《选编后记》中所说:“叶灵凤在香港三十多年,除了在三十年代末期较为活跃外,愈往后期,就愈低调”。我所见回忆叶灵凤晚年景况的文章只有刘以鬯的《记叶灵凤》(载1982年4月香港书画屋图书公司初版《看树看林》)和罗孚的《叶灵凤的后半生》(载1993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初版《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等数篇。虽然其中不乏生动的细节,譬如1972年11月香港《四季》文学杂志创刊,计划每期“介绍三四十年代文坛上比较被人忽略的作家的作品”,创刊号就刊出了“穆时英专辑”,据刘以鬯回忆,“叶灵凤对这个计划及表赞同,并向《四季》创办人建议:”下一期可以介绍蒋光慈。‘“这是有价值的史料。但就整体而言,我等后来者对叶灵凤的晚年确实不甚了然。

叶灵凤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晚晴杂记》,1970年11月由香港上海书局初版,次年11月再版。书名点出“晚晴”,显然取自“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之意。此后直至1975年11月23日逝世的整整五年间,大概由于体弱,加之又有眼疾,叶灵凤的写作几乎是一片空白(小思编《叶灵凤书话》所收作品也到1970年为止)。1月中旬,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网站”启用仪式,化了半天时间在该馆“香港文学资料库”随意浏览,竟然发现叶灵凤去世前一年半还在为刊物撰写专栏,不免感到意外的欣喜。

1974年4月创刊的香港《海洋文艺》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叶灵凤两篇专栏文字《大陆新村和鲁迅故居》和《景云里》,专栏冠以“记忆的花束”之名。先把这两束“记忆”照录如下:

大陆新村和鲁迅故居

一九五七年秋天,我第一次回到解放后的新上海,曾在那里逗留了几天。

当时的上海变化还不算太大。我到大陆新村去参观鲁迅先生故居,那一条“施高塔路”,已经改名为“山阴路”。这一改可说改得非常好,因为不仅改掉了洋名,而且改得与鲁迅先生的故乡有关系了。

对我来说,这一带地方,我是相当熟悉的,因为我曾在大陆新村对面的兴业坊住过。所谓“大陆新村”和“兴业坊”,乃是当时大陆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的产业。至于那条“施高塔路”乃是一条所谓“越界筑路”。这就是说,路面和水电设备是属于“公共租界”的,但是两旁的土地却属“华界”,归“闸北警察局”管辖。——当时的上海,就是这么滑稽的情形。

当年“一二八”之夜,我就亲眼见过日本陆战队先占领了兴业坊后面的警察派出所,然后将兴业坊弄底的围墙凿开一个大洞,从那里鱼贯而入、分布在施高塔路一带。

至于大陆新村,则在兴业坊的对面,邻近“虹口公园”,“内山书店”和鲁迅先生贮放书籍的“千爱里”都在附近。这些地方都在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内,巡捕房和警察局有时都有所顾忌。鲁迅先生选择这地方来居住,一定是经过特别考虑的。

我到大陆新村参观鲁迅先生故居时,故居的一侧已经另租了一间作为纪念馆和办事处。这是新开辟的,并非鲁迅先生当年曾租用了两间。

记得那年参观时,我会见了老朋友谢澹如先生,他是当时的馆长,从楼梯上下来接待我时,彼此见了都喜出望外,因为过去在上海时,大家都喜欢逛旧书店。有一个时期,澹如自己还在虹口开了一家旧书店。

景云里

景云里在闸北宝山路横滨(浜)路口,是鲁迅先生曾经住过的地方,因此可说也是他的故居之一。

我未曾查阅过先生的日记,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住在那里的,但一定是在搬到大陆新村之前,是可疑议的。

景云里的弄堂很小,只有一排房屋,围墙外面就是“淞沪铁路”,往来闸北和吴淞的小火车一天要经过好多次。

横滨(浜)路是横跨过这条铁路的,路局在两边设有木栅,有专人看守。每逢火车要经过时,就事先将木栅关闭,阻止行人穿过横滨(浜)路。

由于景云里邻近铁路,如果要到宝山路恰巧遇到这种情形,就要站下来慢慢的等候,未免有点不便。但是在另一方面,景云里的地点,即很邻近虹口公园,另一方面又距离宝山路底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不很远。

由于有这样有利的条件,地点又闹中取静,租金一定也不很贵,因此在三十年代初期,有许多文化人都在景云里住过。据我所知道,沈雁冰先生住过景云里,戴望舒,施蛰存等也住过景云里。

景云里的房屋并不多,鲁迅当年所住的是那一号,未见有人提起过,不知日记里有记载否。

叶灵凤专栏“记忆的花束”

《海洋文艺》是当时香港的左翼文人创办的,叶灵凤被尊为顾问。现在还健在的罗孚也是该刊的中坚之一,以“吴令湄”笔名在该刊发表不少散文佳作,被文学史家所称道的《猫鼠之什》(刘登翰主编、199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的《香港文学史》第九章第二节《吴其敏、丝韦等的散文创作》有专门评价)最初就发表在《海洋文艺》上。《海洋文艺》创刊号刊出“记忆的花束”专栏时,编者在后记中特别提到叶灵凤已久不作文,近来身体稍有起色,重新握管撰写专栏,请读者留意云云。

有意思的是,叶灵凤这个新专栏开首两篇都是写鲁迅,虽然是侧写,只写了鲁迅在上海的先后住所。众所周知,叶灵凤与鲁迅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曾数次交恶,最为有名的是叶灵凤在小说《穷愁的自传》中写主人公魏日青“将十二元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鲁迅则在《革命咖啡店》中讥刺叶灵凤为“齿白唇红”的“革命艺术家”。但到了晚年,据罗孚回忆,“当六七十年代朋友们有时和叶灵凤谈起他这些往事时,他总是微笑,不多作解释,只是说,我已经去过鲁迅先生墓前,默默地表示过我的心意了”。“记忆的花束”专栏这两篇短文或许也可看作叶灵凤晚年对鲁迅的一点“心意”?叶灵凤的回忆是平实的,客观的,但是透过字里行间,还是感受得到作者情感的涌动。

诚然,时隔多年,叶灵凤有些记误在所难免。“千爱里”不是鲁迅藏书处,千爱里三号是鲁迅好友内山完造的寓所;鲁迅的“秘密藏书室”则在狄思威路(现溧阳路1359号二楼)。此外,鲁迅在景云里先后住过23号、18号和17号,鲁迅研究专家早已考证得一清二楚。据施蛰存晚年在《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中回忆,他和戴望舒1929、30年间办“水沫书店”时,并没有在景云里居住,而是在景云里旁边的大兴坊租住。在景云里居住过的现代作家,除了鲁迅和茅盾(沈雁冰)之外,还有叶绍钧、柔石、冯雪峰等。貌不惊人的景云里真可称得上中国现代文学的福地之一。

更可注意的是,《大陆新村和鲁迅故居》首句“一九五七年秋天,我第一次回到解放后的新上海”,这大概是叶灵凤1949年以后唯一的一次重返上海。上海是叶灵凤文学和美术生涯起步之地,阔别二十年,他一定感慨万千,会晤文坛老友是题中应有之义,叶灵凤见到了施蛰存、邵洵美等几位。叶灵凤晚年书房中一直悬挂着的施蛰存所书条幅,应是这次重逢时施蛰存所赠送的吧?然而,谁能想到这一见面竟惹出一桩后果严重的文坛疑案。

叶灵凤逝世三十年之后,2005年6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邵洵美女儿邵绡红所著《我的爸爸邵洵美》一书,第五章“地狱日夜不关门”中说:

叶灵凤从香港来上海。他是爸爸的老朋友,是战前常为爸爸办的刊物撰稿的文学家之一,也是《万象》、《文艺月刊》和《文艺画报》的编辑,这时在香港是《星岛时(日)报》副刊《星座》的主编,是香港的文化名人。爸爸约请他来家里吃午饭,还请了好友施蛰存和秦瘦鸥来共聚。那天席上叶灵凤谈起项美丽在美国的近况。爸爸便想起了1946年去纽约,项美丽曾向他借过一千美金。本来,老朋友向他借了不还是常事,他也一直不放在心上。现在小叔叔急需医药费,爸爸就想到让项美丽把那一千美金的旧账转送给小叔叔治病。于是问叶灵凤要项美丽的地址,好写信给他,叶灵凤说他身边没有带来,让爸爸把信交给他,待他回香港后待发。不料,叶灵凤走后没几天就情况有异:爸爸出门,总有两个便衣跟随;爸爸回家,他们便守候在家门口。爸爸知道,一定是那封信出了毛病!

“接下来,‘反右’运动开始了”,邵绡红又回忆了她哥哥当时的分析:“问题很明显,那封托叶灵凤带出去寄给项美丽的信给有关方面拿到了,爸爸又用了英文别名,引起了怀疑。”结果当然很不美妙,邵洵美不久就被安上“外国特务”的罪名被捕,身陷囹圄四载。尽管邵绡红下笔谨慎,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她认为邵洵美这次无妄之灾实因与叶灵凤见面时,委托叶灵凤代转致项美丽的信所致。叶灵凤回忆他是“一九五七年秋天”访沪,邵绡红则写作1957年“反右”之前,具体时间有些出入,但此事发生在1957年应是可以肯定的。此事的来龙去脉到底如何,叶灵凤取走邵洵美致项美丽信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由于叶灵凤生前并未留下片言只语,也由于相关档案尚未开放,现在还是一个难解的谜。叶灵凤已不可能看到邵绡红的批评并做出回应,因此只能录以备考。但从1957年内地的严峻形势推测,发生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叶灵凤如果知道邵洵美的不幸遭遇,也想必会生“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叹。

1974年6月,《海洋文艺》第一卷第二期接着刊出叶灵凤“记忆的花束”专栏文字,即《郭沫若早年在上海的住处》,只有一束了,但篇幅稍长,也照录如下:

郭沫若早年在上海的住处

我最初认识郭老,《创造周报》还未停刊,仍在由泰东书局出版。当时大约是一九二五年左右,我还在上海美专学画,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叔父的家里。这时郭老也住在民厚南里。

民厚里,后来改称慈厚里,这一块地皮很大,房屋很多,多数是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屋。郭老所住的那一家和我叔父所住的相隔不很远,可惜我现在已无法记得起那些门牌号数了。当时郭老好像还不曾结束他在日本的医科考试,经常要到日本去。因此我第一次有机会见到郭老时,我对于当时创造社的其他两位前辈,仿吾和达夫先生,早已见过多次了。

当时郭老在民厚南里所住的地方,他自己曾在早年所写的文章里一再描写过。尤其是楼下墙上所挂的两只镜框,一只是一幅歌德的画像,一只是一幅悲多汶的画像。他好像对这两幅画有过很详细的描写。

我就是在这间小客厅里第一次会见他的。陪我同去的是周全平,郭老笑嘻嘻的从楼上跑了下来,背上还负着一个孩子。我这才知道给我们开门的乃是当时郭老笔下时常提起的安娜夫人。

当时新文学运动正在萌芽时代,泰东书局对创造社的出版物虽有稿费和编辑费的名目,但经常拖欠,口惠而实不至。因此郭老这时的生活十分清苦,许多家庭事务要亲自操作。

郭老早年在上海的另一住处,是在当时法租界环龙路的一条弄堂内。我已经记不起那年份了,总之一定是在“一二八”之前,郭老在日本住了多年,忽然悄悄地全家回到上海,就在环龙路的这条弄堂里住下来。房子虽然很小,但是邻近法国公园,环境很幽静。我那时仍在美专学画,每天下午回家,总要先经过他那里,给他将小小的客厅收拾一下。客厅的墙上挂着有两幅许幸之临摹的圣母家族像。

我这时已经很喜欢比亚斯莱的黑白装饰画,总是将自己偷师学习的小饰画拿出来请郭老批评。他看了总是嘻嘻的笑,显得有点高兴。后来,受到他的鼓励,当《洪水》半月刊创刊时,除了封面画之外,我更画了许多内文用的小饰画。

在整个“三十”年代,郭老差不多被迫长期住在日本,直到“八一三”,他才可以回到上海。因此事实上,郭老早年在上海住的时间并不长,所住过的地方除了上述那两处之外,当然还会有别的地方,那就只好留待日后再补充了。

至于“八一三”那年,郭老只身回国,只在当时法租界金神父路等处租一间房暂住,而且一连搬过几次,后来就悄悄的离开上海到了广州。

作为“创造社小伙计”,叶灵凤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关于创造社同仁的篇章理所当然占据相当比例,也大都是鲜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其中写郁达夫最多,其次就是郭沫若了。郭、郁两位对叶灵凤而言,无疑是亦师亦友。“记忆的花束”专栏在鲁迅之后再写郭沫若也就顺理成章。这篇短文介绍郭沫若1922年夏至1924年春在上海的民厚南里故居,于我特别亲切。不但郭沫若和叶灵凤,郁达夫、成仿吾、文学家的张闻天及其弟张健尔等20年代初都在民厚南里居住,民厚南里在现代文学史上可称为另一个福地。像大陆新村和景云里一样,民厚南里曾在许多现代作家的笔下出现过。即便单从上海石库门建筑史的角度考察,民厚南里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可惜这个偌大的石库门建筑群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从上海地图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代表“现代化”的摩天高楼。我当时曾在被拆除的民厚南里废墟上参与拍摄郁达夫传记电视片,至今记忆犹新。民厚南里的不复存在,幸好叶灵凤已经看不到了。否则,他真不知要作何感想。

叶灵凤著《晚晴杂记》

据《郭沫若年谱》(1992年10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记载,郭沫若1924年11月自日本重回上海后借住环龙路(现南昌路)四十四弄八号。叶灵凤在《郭沫若早年在上海的住处》中介绍郭沫若环龙路故居时,特别提到他当时常把“偷师学习”英国比亚兹莱黑白装饰画而作的小饰画送请郭沫若批评,也就特别有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个奇特的现象,许多作家都对这位早夭的天才画家情有独钟,尤以鲁迅和叶灵凤最为突出。照例两人应该惺惺相惜,却在比亚兹莱问题上仍然针锋相对。鲁迅嘲讽叶灵凤“生吞比亚兹莱,活剥路谷虹儿”,早已成为批叶名言。叶灵凤晚年在《读郑伯奇先生的〈忆创造社〉》(载《晚晴杂记》)中提及,还有点耿耿于怀。此文所谈郭沫若当时对叶灵凤创作比亚兹莱风格小饰画表示“高兴”,以及“鼓励”叶灵凤为《洪水》半月刊创作比亚兹莱风格的封面和内文补白小饰画,都是文学史家以前所不知道的。对待叶灵凤学比亚兹莱,由于关系的亲疏,鲁迅和郭沫若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应该补充的是,郭沫若也是中国最早介绍比亚兹莱的新文学作家之一,他1920年11月所作的新诗《蜜桑索洛普之夜歌》最初在次年3月《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九期发表时有副标题“此诗呈Salome之作者与寿昌”(收入《女神》时删去),歌咏的正是比亚兹莱为王尔德著名剧作《莎乐美》所作的同样有名的插图。

在《海洋文艺》连载了两期三束“记忆的花束”之后,叶灵凤的“记忆”无以为继,再过一年半,他就溘然长逝了。“记忆的花束”是叶灵凤“最后的专栏”(引自黄俊东《丝韦编〈叶灵凤卷〉评介》,载1995年香港青文书屋初版《香港文学书目》),尽管只有寥寥三束,不及他晚年为香港读者所称许的“霜红室随笔”专栏影响大,而且差点被遗忘,但是充满了怀旧情愫,提供了值得关注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若干史实和研究线索,同样馥郁芬芳。

南羊子:刘晓波的硬骨头

中共正式逮捕刘晓波,成全了刘先生从一个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向中国民主运动代表人物的飞跃。领袖人物不是自封的,而是时代造就的。但如果一个人在统治机器的碾压中没有变成粉末,而是象超人一样每次又重新站了起来,而且其形象愈益高大,就必定有他独异于人的特质。对刘先生来说,就是他洞悉历史和人性的头脑、对真理的无畏追求和钢铁一样的一身硬骨头。

 感谢共产党对刘晓波的批判给后来者留下了一本《刘晓波其人其事》。此书出版于六四屠杀后不久的1989年9月,当时的统治者还没有精明到象今天这样“阉杀”其批评者的地步,使六四后成长起来的人得以窥见刘晓波在思想解放一浪高过一浪的20世纪80年代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今天看刘先生当年的言论,印象只有两个字:启蒙。我当年虽然不是直接受刘先生的启蒙,但所有在专制的幕帐中一直受蒙蔽的被启蒙者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的人性就是热爱自由。假如当年这本批判刘晓波的书象“三个代表”一样被中宣部推广,不知要早多少年涌现出多少象余杰、腾彪这样的青年才俊,也许在普及互联网之前就可能出现今天这样的民主运动势头。

 当然,有了互联网,我们可以更方便的看到刘晓波如何接过自由民主的旗帜,使她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今天还高高飘扬。刘先生被捕后,今天再没有人敢写“抓住刘晓波的黑手”一类文章。六四后,袁木以说谎者的形象留名至今,而当年骂刘晓波的王昭们却象灰尘一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互联网使整个中国再也不只有一个声音说话。当年那些左棍、打手、御用文人以机枪坦克为靠山,毫不知耻地轰击被堵住嘴巴的民心,可如今再要象当年那样肆无忌惮的强奸民意,仅仅网民的口水都能将他们淹没。在强大的民心向背面前,没有谁还胆敢公然冒天下之大不讳,除了背后悄悄下毒手的最高权力者。

 有了众多网民的努力,无论当局如何封杀,要读到刘晓波的文集还是很easy的。刘先生文中对专制独裁的批判令人感觉痛快淋漓,对官场腐败根源的揭示则发人深省,对受压迫的底层人民的同情能激起无数共鸣,对真理和正义的不懈追求让人肃然起敬。这些对于能够上网且关注国是的人都能直接感觉到。随着民主浪潮的一次次前涌,众多象刘晓波一样写作的自由知识分子象春天里的野草一样生长出来。但是当我们回望上个世纪80年代,能够象刘晓波那样一眼看穿共产政权的专制本性,并抛开冒着陈腐气的官方术语直言不讳的批判现实,深刻反省知识分子软弱性和民族劣根性,热情讴歌人性和自由的知识分子却寥若晨星。

 那时,在邓小平垂帘听政条件下,胡耀邦和赵紫阳主导的改革使中国摆脱了马列原教旨主义,人民开始吃饱饭,许多含冤受屈者得到平反,老百姓感念当政者的恩德。但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是抛弃共产教条恢复人性的结果,而是相信官方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这样的骗人套话。明明是毛泽东的错误造成了国破民穷的惨景,但邓还要对毛的功过“三七开”。刘晓波则是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对毛的祸国殃民也毫不隐晦。即便是当时思想很解放的知识分子,也要借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一类官方价值来宣传学习西方的必要,而刘晓波则坦承中国的全面落后,不承认落后,怎么能学习先进呢?八十年代开始恢复人性,不少知识分子开始纪念张志新、遇罗克等被平反的暴政反抗者,胡耀邦的去世更引起全民性的纪念。而敢于直接为魏京生、徐文立呼吁的知识分子也就方励之、刘晓波等寥寥数人。

 现引用《刘晓波其人其事》附录中作为反面教材的刘晓波的部分言论,我们现在更加敬佩他早在六四之前就能够如此深刻的洞察事务本质并毫无畏惧的说出事情的真相。
 
 一,全面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建言提出》:要修改宪法,四项基本原则不应强加于所有公民,故应从宪法中取消,加入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款,开放民间报刊,禁止因言定罪,真正实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而只能用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现代文化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

 二、攻击、污蔑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党,从它夺取政权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残酷的独裁。”“在当代中国,这种忠诚主要表现为:人们对执政党的忠诚高于对宪法、对真理、对信仰的忠诚。…在党法高于国家宪法、党的权力高于国家利益的中国,忠诚于执政党、追随执政党实际上就等于忠诚于党法对宪法、党员对公民所享有的特权。”“不是昏君、贪官使专制政体腐败,而是专政政体的先天性产生着昏君、贪官。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保证,任何人在专制政府中都将成为昏君、贪官。这甚至与个人品质无关。最卑鄙的政治家也无法在民主政制中为所欲为,而没有制度的保证,任何掌权者都将走向独裁。因而,如果仅仅把毛泽东作为一个昏君来否定,而不是把他作为腐朽的专制主义的代表来否定,那么就等于甚么也没做…”

 三、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我想谈谈中国的教育制度,这个制度有一点是世界各国无法企及的,即它通过教育如何把人变成一个奴隶。”“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只要决定反抗到底,专制主义再残暴也不会长久。”“…我们需要的不是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

 四、反对马克思主义。“…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狂热相信已不是对某种思想或信仰的相信,而是对绝对权力的迷恋和屈服。因为,东方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一种思想或信仰,而是专制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东方专制者进行独裁统治的工具。…专制者一天不放弃已马克思主义为招牌思想独裁,真正的觉醒者就应该一天不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五、攻击人民民主专政。“如果从维持专制主义的长治久安出发,可以区分出专制主义内部的开明与昏庸、廉洁与腐败、正确与错误,但是如果从彻底推翻专制主义的民主政治出发,根本就毋须进行这种徒劳无益的区分。”“几千年来,面对专制主义,中国人太缺乏斗争的勇气,太具有逃避现实的惯性。”“专制制度的本性无法容忍任何异己分子,哪怕是帮忙式的异己分子。”“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开明派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不是悼念和赞美胡耀邦,而是面对至今仍在狱中的魏京生、徐文立等人进行群体的自我忏悔。”
 
 六、叫嚷反传统,否定一切。“…传统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阉割了,没有人性,只有奴性。”“人只有站在废墟上,才能以最理性的目光看待一切,怀疑一切,从新开始。”“说得挖苦点,中国人在近代世界史上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奴隶而生活的。”

 七、崇洋媚外,美化殖民主义。“…全面放弃任何企图进行自我安慰的幻想,老老实实地承认落伍的现实,全面地、彻底地向西方学习。更严格的讲,不是作为向白种人的西方学习,而是作为人类先进文化的西方学习。”“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含义首先在于它的制度保证了自由的商品交换。”“…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八、鼓吹极端个人主义。“谁想拥有整个宇宙,谁就应该拥有一个独立的自我。”“每个人都应成为自己,自己就是上帝。”

 九、挑拨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关系。“知识分子最可贵的价值就在于他作为一个独立的智慧所拥有的批判力量、创新力量、超前力量。他既不能听命于来自上层的行政权力,也不能迎合下层的公众舆论,他只有作为一个独立于任何外在东西的智慧,思想、灵感、想象的实体之时,才能成为人类的头脑。”“…在一个专制主义的、党法高于国法、党员高于公民的社会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不是在忠心耿耿的前提下冒死进谏,而是以彻底叛逆的姿态进行反抗。”“迫害与平反,权力都在专制者手中,平反也改变不了专制制度的性质,反而为其贴金,以”开明”而招摇过市。更重要的是,他有权给你平反,就有权再次把你打下地狱…”“自由、权利以及平反都成为一种专制者所给予的恩赐,而被恩赐者对这种给予反而抱以感激和忠诚,这难道不是在自虐嘛?”

 十、出谋划策,煽动动乱和暴乱。“正常的民主化进程应该以自治的民间的民主力量为主,而以官方的开明派为辅。”“…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指类似我这样没有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是一个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我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以上不厌其烦的引用中共总结的“刘晓波十大罪状”和刘先生的原话,是为了证明刘晓波是最具有彻底批判精神,最先觉醒,也最无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中共越是给刘晓波扣帽子,就越显现出刘晓波当时的金玉良言的珍贵。这一切说明刘晓波代表了中国人的脊梁,而他自己的脊梁则是钢铁铸造的。

 中共越是想重重惩罚刘晓波,刘晓波的人格魅力就越是熠熠生辉;中共越是想借此恐吓知识分子,反而激起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的斗志;中共越是想通过迫害刘晓波来压制《零八宪章》带来的巨大影响,《零八宪章》的精神就越是深入人心。不是有诸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呼吁释放刘晓波吗?知识分子的软骨病总算在刘晓波的带动下治愈了不少。不是有捷克总统哈维尔对刘晓波的赞扬吗?正义的事业总是能得到最大多数人的支持。互联网上因中共加剧迫害刘晓波激起的民怨更是沸反盈天,对此中共不能总是掩耳盗铃吧。

 刘晓波已经成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标志人物。他自己几进几出中共监狱,对再多坐一次牢已当作寻常之事。然而中共如何对待刘晓波,就意味着中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顾及自己的脸面。如果中共进一步对刘晓波处以重刑,那就彻底打了自己的耳光,什么“依法治国”,什么“人权计划”,其骗人的本质将昭示天下。在一边倒的民意面前,中共何去何从,中国人民正拭目以待。

谁来承担天安门事件的历史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曾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学术热点。当对主张改革的胡耀邦去逝而自发的纪念游行,逐步扩大升级成了一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全面对抗时,无论是学生还是共产党,似乎都没有预料到他们将在这次事件中所面临的处境。绝食抗议、内讧、关于妥协与镇压的各种自相矛盾的谣言,官方的态度由抚慰转为了漠视——所有这一切都加大了事情的风险和混乱。另一方面,思想开明的总书记赵紫阳会见了学生,表达了他的同情,使得事情看上去就像会尽快结束一样。

马建刚刚出版了他的杰作《北京植物人》,这部作品由Flora Drew出色地译成了英文。那风云变幻的几个星期,构成了这部小说中最关键的主题。它的题目和具有指向性的隐喻,来自于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为了巩固政府强权统治的胜利,这次事件在公众意识中被有组织地抹去了。参与者被监禁,他们的家人被整肃,一些人因莫须有的批斗导致了失忆。当年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事被禁止提起,所有涉及此事的报道都经过了官方版本的修饰。许多中国的年轻人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在最近对北京的大学生的调查中,对于“戎严部队”的概念是一片空白),在他们全新的繁荣生活中,这是一个不需要关心的问题。

从马建的书中浮现出一个类似于“后天安门”时代的中国,一个精力充沛却思想麻木的中国。在这部杰出的讽刺作品中,它用解构的方式颠覆了这个形象,身为抗议者和故事叙述者的戴伟在镇压中被枪击中了头部,这名曾经的北大生物系学生如今只能躺在他母亲的破屋子里。他的身体虽然失去了知觉,但他的思想却保持着矍铄和警觉。

戴伟在一个出身低微,饱受耻辱的家庭中出生长大,他身为“右派”的父亲被关在“劳改所”里长达22年。戴伟很早就开始对政治抱着怀疑态度。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就因为撕了一张政治宣传海报当厕纸而惹上过麻烦。十六岁那年,他退了学,开始兜售带有色情图案的扑克牌。政策的转变使他有了机会进入广州一所大学读书,在那里他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并在一定程度上阅读了他父亲在狱中的日记。

随着阅读这些日记,他产生了越来越深的恐惧,他看到那些发生在中国并不算太遥远的过去景象:监狱中饥饿的囚犯,被迫从其他犯人的粪便中寻找未被消化完的食物;一位叔叔被迫亲手活埋了他的亲生父亲;一个“阶级敌人”的年轻女儿被一群民兵轮奸后掐死,她的乳房和内脏被人割了下来蘸油烤着吃。

“停,停!别说了,我再也受不了了!”一次当戴伟给他的女朋友讲起这些事情时,她尖叫起来,就像这件事正发生在她自己身上一样。但揭露这些暴行的价值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耸人听闻:它们充当了书中大部分更近发生的事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它们与小说的主体内容相互呼应,以一种可怕的对称充当了彼此的镜像。一开始,戴伟和他的生物系同学在一起解剖一具尸体,这是一个“在国庆节被处决”的政治犯。随着解剖的进行,我们才得知那位犯人在被枪击中后并没有死,但他的器官却立刻就被移植到了一位香港商人的身上。“我知道人们认为从一个活人身上取走器官是毫无人性的,”一名学生痛苦而艰难地说。在第二个场景中,如同一出噩梦般的喜剧,这一次轮到了戴伟自己被活体解剖:他已经半疯的母亲,被外表光鲜的新北京遗弃在了她日益破败的小屋里,不得不靠卖掉他的一个肾来换钱。

更谨慎地说,那段过去中的最为沉重之处(毕竟一切都是以“改革”的名义进行的)是从一个敏感、令人不安的点上发展而成的,涉及到了89学潮中一些 而不仅仅只是和政府的行为有关。这些学生不再像马建早期作品《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中的西藏人那么理想化和感伤主义。他们的英勇行为也折射出不少的人性弱点。在组织他们的运动时,学生领袖们总是意见不合,为一些小事争吵不休。对体制质疑的声音出现了,金钱也正在流失,不同小团体之间热衷争权夺势,甚至在坦克开进来的时候还在进行着。当饭馆老板分发免费食物时,一名狂热的学生领袖竟然提起了文革中一件类似的事情。他的本意是好的,但他的言论却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在某种程度上将一个原本理智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假若“学生专政取代了军事专政”,将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沿着逻辑规律,广场上的场景从一个个细小的细节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大规模的骚乱,而这些都发生在短短数周之内。这可能对部分读者的忍耐力将是一个考验,尤其是当你发现那些学生都被划定成了性格模糊,没有个性的人,就像索尔仁尼琴说的那样。对我个人而言,这是非常精彩的描写。

在这里,戴伟成为了一个完美而冷漠的叙述者,他用一种寻常的口吻来讲述他所目睹的非常事件:比如一个学生因为“电脑被砸坏了,所以她决定也要加入这场革命。”400页后,同样还是那个学生,倒在地上被一辆坦克碾过。“她的脸被彻底压扁了。”这种朴素的语调下掩藏着的是作者高超而老练的写作手法,他用细腻的笔法勾勒出了一幅意象丰富的图画,这像素描般精准的形象和论述,并非纳博科夫式的高清手法,但总是能够注入几分对生活的细微感触。

每当叙述即将开始显出一丝冗长和乏味时,两条时间线的结构方式都能让戴伟迅速跳回顺叙,回到刚刚施加在他冰冷肉身上的变态侮辱行为上:一群嗜尿癖聚在一起,品尝他的所谓带有神奇功效的尿;当江泽民主席在电视上高嚷着中国重建尊严时,一个男房客口中正含着他的阴茎;他还差点被饿死过,他的母亲因为在“严打法轮功”的行动中被捕,从他身边消失了一个星期。

《北京植物人》的叙述一直延伸到了90年代后期。在书中有一处,戴伟对2000年的申奥做出了巧妙的暗示:“很显然,在奥委会主席来访问前,他们封锁了那一带的公共厕所,这样他就闻不到臭味了。”尽管那次申奥失败了,但自那之后奥委会就学会了如何捏紧他们的鼻子。而他们并不是唯一的——2006年,Google同意了审查所有来自中国网站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信息。这本带有大量黑暗阴郁内容的书以生动有趣、饱含讽刺的风格,做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手势,以纪念对高压强权的无声抗议。

──英文原载英国《卫报》(The Guardian),2008年5月3日

曹长青:纳粹和共产党——余杰《从柏林墙到天安门》序

余杰是在中国和海外华人中相当有影响力的年轻一代的异议作家。在中国那种人身自由随时可能被剥夺的黑暗环境中,他勇于思考,独立写作,写出了一本又一本批判共产极权,启迪人们思考的著作。余杰这本新书《从柏林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现代化之路》,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希特勒曾主掌的德国,明白毛泽东们仍主宰的中国,尤其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共同点。

《从柏林墙到天安门》封面

《从柏林墙到天安门》不是一本学究式的晦涩著作,作者用游记、访谈、随笔等说故事的方式,简洁、轻松地带领读者进入深层的思考:为什么一个在当时整个欧洲音乐厅、歌剧院、大学最多,教育水平最高,世界一流的作家、诗人、音乐家、电影制片人云集之地,被称为“世界艺术中心”的国家(德国1922年一年生产的电影就有646部,接近每天两部,超过那一年欧洲其它全部国家生产的电影总和),怎么会出现纳粹,会有希特勒当选,出现奥斯维辛毒气室?

这场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纳粹运动,主要领导者都是知识分子。希特勒曾是浪漫的艺术家,戈培尔写过小说,另几个主要领袖,也写过诗和音乐,有的曾是画家。德国著名的意识流作家托玛斯.曼1939年在题为《希特勒兄弟》的杂文中,还把希特勒看成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家。英国当代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在他那本阐述二十世纪历史的畅销书《现代》(Modern Times)中说,“就希特勒而言,他凶恶的阴谋里,总是含有一定的艺术色彩。”

德国人当时是整个欧洲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并是产生了歌德、贝多芬、海涅、康德、黑格尔、尼采、叔本华、席勒、海德格尔、布莱希特等的国家,居然像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会当选,而且在后来的一次公民投票中,他竟拿到百分之八十四点六的高票。希特勒凭什么做到了这一点?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认为,希特勒的成功关键,是他有“艺术的处世方法”。希特勒认为,德国是世界上受教育最好的国家,要想控制德国人的思想意志是非常不容易的。但他们的心,他们的感受性是最容易攻击的目标。于是希特勒用他极具煽动性的演讲等,直攻德国人的“感受性”,使用的主要武器,就是民族主义、国家强大。他的《自我奋斗》,其实就是渲染带领德国奋斗,要使伟大的德意志高于一切。而当德国人都狂热于国家强大、德意志的辉煌等群体主义价值时,纳粹们就提出,“国家的法律和元首的意志是一致的”,于是元首成为国家的化身,领袖具有绝对的权力。

在中国,这场至今还在持续的共产革命,主要领袖也几乎都是知识分子。毛泽东是诗人,中共高层不少人舞文弄墨。毛跟希特勒一样,也是摸到了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民族主义蠢血沸腾的中国文化人的脉搏,也是热衷和煽动集体主义,国家强大,最后以群体的名义,剥夺个人的权利。

余杰的书想力图发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种内在联结性。纳粹和共产党,都倾向国家崇拜(state worship),社会主义,大众主义(populism),而不把个人权利和自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早在希特勒崛起的德国,人们就可以看到纳粹和共产党的理念相通性。德国共产党强调“劳苦大众”,纳粹则推崇工人阶级。当时德国国会,纳粹和共产党席位最多,而且共产党对纳粹并不完全对抗,甚至认为「希特勒的上台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一个短暂前奏”,他们的根本理念有相通性。共产党强调社会主义,希特勒的纳粹政党全名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从党名就可看出,一是强调社会主义,二是强调工人等所谓穷人,简直跟共产党的宗旨一模一样。两者在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上等,都在一个轨道。美国最近有一本新书《自由派法西斯主义》(Liberal Fascism),甚至把西方左派和希特勒右派连到一起,提出美国的自由派(Liberal)实质上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因为两者都崇拜国家主义,都向往社会主义,都要通过政府力量来主导人类生活。而共产党是这种“自由派”思维的登峰造极。

正因为左派、共产党和法西斯主义有这种内在联结性,因此人们看到一种现象,虽然西方左派否定、谴责希特勒等极右派,但对造成更大人类灾难和死亡的共产主义则不相提并论、更不等量齐观。1997年,法国出版了《共产主义黑皮书》,不仅历数共产党的罪恶,并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引起西方左派强烈不满和争议。该书主编是过来人,他曾是法国毛派团体成员,并参加过1968年巴黎的五月红色暴动。正是亲身经验和思考,使他最后觉醒,认知到“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一样,都是违反人性和社会基本准则的意识形态”,“两者都是独裁,都限制思想言论自由,都是一党专制,都是用暴力和恐布统治,都要在思想上和肉体上消灭一个异己的人类群体,只不过纳粹要消灭犹太人,而共产党要消灭另一个阶级,把纳粹主义的种族歧视变成了阶级歧视和信仰歧视。”

余杰在书中,也从比较德国女导演莱芬斯丹给希特勒拍“第三帝国辉煌”(奥林匹克和纳粹党代会)与中国导演张艺谋给胡锦涛拍“中华帝国辉煌”(奥运开幕式),让读者了解到艺术家为纳粹和共产党服务的这种“艺术上”的联结。余杰还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德国左派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的反美狂热。当然,格拉斯年轻时就是纳粹,骨子里仍有那种左派和“德意志高于一切”混合的东西。

纳粹德国的“第三帝国”,和今天“大国崛起”的共产中国,内在有多少精神和价值的联结性?本书提供的一些脉络,很值得人们思考。

2009年6月22日于美国

注:该书2009年7月5日将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王肇之:刘晓波被捕对香港的启示

王肇之 台湾大学香港侨生

内地维权知识分子的中坚人物刘晓波“人间蒸发”很久了,理由估计是他写的《零八宪章》回响太大,触动了中共的敏感神经。想不到在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之前,内地忽然又宣佈他“正式被捕”了。《零八宪章》的内容并不激进,而且思路清晰,切实可行。《零八宪章》以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为基本理念,指出中国有必要解决许多现有的政制和民生问题,包括要实现城乡平等、保护私有产权、保护社会弱势社群以及其他争取多年未果的政治改革议题.

中共不愿听到人民呼声

这份《零八宪章》不过四千字左右,但它对中共一党专政的威胁非常重大。首先,它集结了中国内地各界的注意力,《零八宪章》的三百多名签署人之中,赫然发现除了一批知识分子之外,农民和商人也不在少数,而且深为共产党惧怕的右派网民不断将之转载传阅,更积极繙译成英德法日等各种文字传扬海外。换言之,《零八宪章》象徵了中国内地的民主力量重新集结,也代表人民对民主的诉求跨越阶级和地域,假如中共不拘捕刘晓波,把星星之火在刚开始时扑灭,我们将会发现中国内地的民众对於自由和平等的要求是何等热烈,中共绝不愿意听到这种由内而发的人民呼声。

其次,《零八宪章》引发了海外人士注视,香港、台湾、国际人权组织先后发表联署信,支持《零八宪章》并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刘晓波,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文指出“中国民运需要支持”,种种迹象显示海外民主斗士已经盯上了这个代表中共政治腐败的记号,《零八宪章》显然成为了中国人权问题急需解决的新标志.刘晓波被拘捕不是因为他号召了、激起了群众的热情,他被拘捕是因为他唤醒了、显示了海外内各阶层的怨气;刘晓波被捕不是因为言论太激进无理而危害到中国,他被捕正正是因为他的主张太合情合理,太有可能实践,而一切合情合理的东西都威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香港在中国各大城市之中,最有条件实践民主政治,只要一份方案写好,香港随时可以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因为香港教育普及,司法制度健全,市民普遍沉着而冷静,同时又具备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和热情。只要看看六四纪念集会的烛光、七一大游行的气势,争取民主的人如何来自五湖四海,外国传媒何等关注香港的风吹草动,就会发现香港压根儿是一份活着的、流动的、内容更庞大而複杂的《零八宪章》,香港就是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的重要基地,中共绝对不可能不对香港动手脚.

爪牙常刺探温水里的蛙

从小圈子特首选举,立法会功能组别,多次人大释法,政府露骨的自我审查中,不难察觉中共已经从行政、立法、司法各方面入侵香港,中共的爪牙每次发表刺激港人的言论,其实就是刺探温水里的青蛙煮熟了没有,只要青蛙不动了,没有甚么反应了,中共就会一转火候,从文火转武火一举煮熟香港七百万只青蛙。

今天的刘晓波就是明天的泛民主派成员,今天的《零八宪章》就是明天的六四烛光集会、七一大游行,终有一天香港的言论自由要受到无情的打压,香港的民主斗士都会在牢中或海外度过下半辈子。所以我们写信吧!写文章吧!到网上发帖吧!上街去游行吧!只有捱过专制政权所施加的压力,香港才有明天。

杨恒均:29岁当市长没错,质疑29岁当市长也没错

错的是游戏规则!

五年前才从清华毕业,29岁的周森锋全票当选为湖北宜城市市长,成为最年轻的市长,上百万人辖区的党政一把手。消息一出,引发网络一片喧哗,质疑提拔程序的,质疑他家庭背景的,人肉搜索他裙带关系的……都来了。最后听说只发现了硕士论文有点小毛病(天,谁的学术论文没有毛病?),其他竟然都很“清白”,更让网民吃惊的是,这位最年轻的市长竟然出身三代贫民……

谣言止于知者。中国网络上的谣言和流言绝大多数源于“常识”,而传播谣言则靠的是“信仰”。按照中国网民的“常识”判断,29岁当上市长,如果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背景,如果不是靠裙带关系,那才是有违常理。正是在这种“常识”的驱使下,事实被忽视了,一些网友群情激愤地凭着“信仰”传播着“谣言”,火上浇油。

事件算是告一段落,随即就出现了两种比较突出的争论,29岁当市长是否合理?对不对?而网民们“不分青红皂白”从怀疑、质疑到网络搜索,是否过分了?到底对不对?

以我看,29岁当市长没有什么不不对,虽然按照国家的干部提拔标准(例如副科要几年才能提正科,正科又需要等几年才能提副处……)他确实快了点,但却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我想,大家没有必要引经据典,什么林彪将军什么时候当军长,某某什么时候主管全国宣传,更没有必要拿外国政要来比较。29岁当市长没有什么不对,如果他应该当这个市长的话。

那么,既然29岁市长没有什么不对,是否就意味着网民们的质疑有问题了?人肉搜索就玩过了?我认为,网民们质疑一下不但没有错,而且很有必要。

我理解并同情这位29岁的市长,但他撞上网民的“刀口”了,而网民却有充足的理由去质疑,甚至去人肉搜索!一个上百万人城市的一把手,按照几乎任何国家的游戏规则,都得靠市民或者市民代表“选举”的,而在现代化的政治里,你在选举前不但要公布个人情况,包括披露一些普通人不必公开的“隐私”,而且,你必须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那个过程其实就是现实中的“人肉搜索”,其残酷性一点也不比网络上的“人肉搜索”少多少。

可是在中国的官员提升中,这个程序正义,或者说游戏规则,还存在很多问题,甚至完全缺失了。毫不夸张地说,公众基本上是被屏蔽在候选人各种资料之外的。目前的所有选举候选人只公布名字和简历,其他的不但不公布,甚至保密。

也难怪在这种情况下,当网民们发现了一个29岁的市长的时候,就来劲了,其实,网民们到底有多少是质疑这位市长的年纪?有多少是拿年纪说事趁机玩了一把“监督”?如果给这些网民们机会,你以为他们不会质疑39岁的市长?49岁的市长和59岁的市长?至少,在老百姓的“常识”中,有多少市长的提升能够经得起质疑和“人肉搜索”?

温总理在去年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如下类似的话:中国已经有了这么多年的村级选举,农民都能选自己的村长了,那么乡级选举还能有多大问题?而当乡民们知道如何选乡长的时候,那县城的居民选自己的市长难道会有问题吗?……

总理的话很绕口,我记不全了,但我却想接住话头继续下去,当县城的居民能够选自己的市长的时候,那个市长即便29岁,又或者59岁,甚至19岁,你,作为网民,会去质疑和人肉搜索吗?

让人欣慰的是,29岁的市长经受住了考验,结果有点皆大欢喜的味道,可是,我想对那些39岁、49岁和59岁的市长们提个醒,如果网民某一天突然质疑你,要人肉搜索你,不但搜索你如何当上市长的,还搜索你当上市长后是不是继续搞裙带关系,你能不能像这位29岁的市长一样,经受得住考验?

推选和提拔市长的游戏规则不变,网络力量的继续发展,中国公民意识的日益觉醒,总有一天,对这位29岁市长的质疑和人肉搜索,可能会突然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准备好了没有……

昂山素姬:争取民主

缅甸国内反对民主运动的人主要采用两个方法。一方面他们诬蔑人民的判断力,说人民不会判断什么东西是对国家是最好的。另一方面他们批驳民主的基本理念,说它们是外来品,不适合缅甸。这并不新鲜。为了维持持统治,第三世界很多专制政府都把民主原则斥为外来品。言下之意,只有他们才有合法的权力认定什么制度适合本国的文化传统。这种老一套的宣传手段,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加强当政者的权力。世界上很多专家、学者、新闻记者等早已指出它的荒谬之处。但是,缅甸和外部世界的思想发展和民主化的进程已经隔绝了几十年了。缅甸的人民只能通过自己的斗争来揭露这两个论点的荒谬之处:到底人民有没有能力来承担他们的政治责任?到底民主制度适不适合他们的国家?

缅甸的民主运动一开始,全国马上掀起一波强烈的对“民主”一词的意义的探讨。民主从历史的角度讲是什么意思?从实践的角度讲是什么意思?缅甸人民已经在狭隘的专制主义下生活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了。这期间他们得到的尽是些肤浅、反面的政治说教。然而,这种长期的营养不良并未钝化他们的政治敏感与警觉。相反——或许这根本不令人惊奇——他们对于讨论、辩论,对于公开自由的信息和客观分析的兴趣,似乎反而更大了。我们的社会上不光出现了对有关当代政治问题和政治制度的理论进行探讨的热情,而且出现了对于民主这种社会制度的各种聪明的设想。虽然缅甸人民的民主经历非常有限,但民主对他们来说,就是常理能够推断出来的一个文明社会应当有的制度。人们很自然地就能够解释代议政府、人权、法制等基本概念。这种情况下,大家对于民主制度能够保障的各种自由和权利抱有热情的向往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维护稳定的民主制度将是一项重要的责任,为此还有很多深刻的问题需要考虑。对于我们这样深受恶劣政府之苦的人民来说,的确需要认真考虑有关良治政府的理论问题。

佛家的高僧在对弟子奖助众生的期盼时,总是用经典的学识来昭示永恒的信念。然而,将传统知识活化成对当今生活的指导意义,并非仅仅适用于佛院里的传法讲经。它对缅甸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城市里的知识分子、街上的小商小贩、村里不识字的老太太等等,都同样适用。

缅甸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优秀的人民。可是为什么她没能实现她先的理想,成为东南亚国家中最有活力、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呢?国际上的学者们对这个问题已经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普通的缅甸人民没法看到这些研究,但他们会通过佛祖所说的衰败和落后的四种原因来理解这个问题。

佛祖说的这四种原因是:失而不补、破而不修、有道不从、不良当道。翻译成现代的语言就是,当我们失去民主的权利时,我们没有尽力去补救,从军阀政府手里夺回民主;当社会风气败坏、政治腐化时,我们没有齐心协力来制止;政府完全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国家的官员都是一些恶人和蠢才。就算有最优秀的学者、用最先进的科学方法、进行最全面彻底的研究,恐怕也提不出比这四点更准确、更简练的理由来解释缅甸1962年以来的落后局面了。

在极权政府之下,所有政策完全脱离人民的实际需要。人民生活在经济落后和政府监管的双重困境中。不向官员行贿、不通过各种办法躲避法规,就什么事都干不了。但是,在这么多年的社会风气败坏和物质匮乏之中,一个优美的社会理想仍然幸存下来了。在这样一种社会里,人民和他们的领袖们可以团结在共同的理念下,努力创造繁荣昌盛的祖国。1988年的民主运动使人们意识到这样一个理想似乎是可以实现的。从最基本、最直接的层面上来说,民主在制度上意味着通过自由、公平的选举产生一个由宪法规定有限任期的代议政府。缅甸的人民希望负责任地选举他们的领导,以此为开端,尽快扭转国家落后的势头。他们通过理解传统的政府理论,反驳当权者所谓民主不适应缅甸的文化传统的谬论。

佛家关于世界发展的说法认为,当世间从它原初的至善净土堕落进道德和社会混乱的状态时,人民就会选择一个明君来恢复秩序与正义。这样一个领袖有三个称呼:穆哈萨玛塔(民君),“因为他是全体人民一致同意的领袖”;喀逖亚(地君),“因为他掌管人民的土地”;喇亚(德君),“因为他遵循三律(德、正义、法)而赢得人民的爱戴”。历史上最初的国王和人民协议,他将正义执政,以换取每年粮食收成的一部分。这体现了佛家理解的社会契约式的政府模式。民君都遵循印度传统中的王道。有人批评这和现代国家的理念相反,因为它促成一个国家就是国王个人的观念,从而使国家缺乏西方传统中君王不单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政治制度这样一种体制内在的连续性。然而,由于“民君”必须是全体人民同意,而且必须循正义之法来执政,所以西方的选举和法制对缅甸传统思想来说,并不难理解。

佛家的王道理念并不允许统治者随心所欲的治理他的领地。他必须执行王者的“十责”、防止衰落的“七保”和对人民的“四助”。他还要遵循很多其它行为标准,比如领袖的十二种行为、领袖的六种特质、王者八德以及排除危险的四“道”。在我们的传统中,将统治者列为五蠹之一,并且提出很多对持有权力者的道德规范,是很有道理的。缅甸人民经历过太多的暴政。他们非常清楚理想的政府和现实的政府经常会有痛苦的差距。

王者十责是人所共知的。评价一个政府的好坏时,它完全可以通用,不论是现代政府还是人类最早的君主。这十责是:大度、馨德、牺牲、诚信、慈爱、俭简、去怒、去暴、克制、无抗(人民的意志)。

第一责是大度。就是说为君者要为人民最大的福祉努力。这要求政府有能力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在现代政治中,政府的首要职责之一就是要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

馨德(第二责)在传统佛教的概念里是建立在遵守五戒上的:不杀、不盗、不淫、不伪、不溺。为君者必须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赢得人民的尊敬和信赖,才能保证人民的快乐与幸福,为人民树立正确的榜样。如果为君者不遵循前面说的三律(德、正义、法),政治就会崩坏。一旦政治崩坏,人民生活就会遭殃。佛家相信,不正之君会带来社会的灾难。国运衰落的根源,要从政府的道德破败中去查找。

第三责,帕尼喀嘎,有时翻译为大容大量,有时翻译作牺牲。前者和第一责“大度”重复。而“牺牲”作为大容大量的最高级形式,代表为了人民宁愿付出全部的情操,应该是更合理的解释。这种无私的为大众服务的概念最清楚地体现在隐士苏枚达立志成佛的故事中。一旦立志成佛,他就放弃了本来可以在一世里实现的最高层次的解脱,涅磐。相反,他要无数次地再生到世间,去帮助受苦的人自渡。还有猴王的故事也同样为大众喜爱。为了救他的子民,猴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一只猴子一直和猴王作对,而猴王最后因为救这只猴子而失去了生命。好的领袖。是看低自己个人的需要,为民服务。

诚信意味着在行使公职时清正廉洁,以及在私人交往中诚实、真挚。缅甸的谚语说:“君者践真,百姓守诺”。普通人只需信守他许下的承诺,而为君者必须思、言、行都绝对真诚。真是佛祖所有训示的最核心要点——佛祖就自称为塔萨嘎挞,意即“得真的人”。因而,遵从佛家的君王就必须以真立命,以真为政,才能实至名归。对人民的丁点欺骗和有意误导不仅是错误,而且更是道义上的污辱。古语说,“言如箭出,无曲无偏,绝无二歧。”

慈爱对一个领袖而言就是能和人民感同身受。毫无疑问,对人民的提出的要求作出反应不难,但是,对那些连要求自己权力时都无处诉说的弱势群体,政府很容易就会忽视他们生活的困苦。关心人民,就是要承担责任,勇于实践“统治者就是弱者的力量”这条真理。在十九世纪的一部话剧里,国王的儿子行为不轨,招致民众的怨恨。国王将儿子放逐边疆。剧中人说:“对爱而言,王子与庶民别无两样,国王爱民如爱子,才是真正的王道。”

俭简之责要求国王保持简单的嗜好,培养自我控制,加强精神修养。自我放纵的君王,奢华无度,忘记俭简的精神要求,在穆哈萨玛塔(民君) 的时代被人唾弃,在今天的缅甸同样不被人接受。

第七、八、九三个责任(去怒、去暴、克制) 可以说是相互联系的。因为掌握权杖的人的怨气会造成持久的、不幸的后果,为君者必须不让个人的喜怒哀乐变成破坏性的怒气和暴行。一个好的领袖。当努力做到克制,在面对他人的错误或别人的煽动时,就算他可以轻易将对方打倒,也能够冷静大度地处理问题。暴力是和佛祖的训诫完全相悖的。仁君总是以爱去恶、以德去邪、以容去狭、以真去假。阿硕喀皇帝坚持无暴行、用怜悯来统治他的国家,被人尊为理想的佛家君王。政府不能依靠镇压和蛮力来活动人民的服从,而应当以正义赢得民心。

第十责,不抗民意,一般被指为佛教中的民主精神。很多传统故事支持这一点。鲍里达萨是一个国王。不幸的是,他喜欢吃人肉。当人民要求他不再吃而他做不到时,人民将他驱逐了。而一个截然不同的君王是佛祖在地球上的倒数第二个化身,虔诚的威萨安塔拉王。但他最终也被流放,原因在于当他追求完全的大度时,他在没有征得人民同意的前提下,将国家的白象送了人。为君不抗民意的责任,时时提醒当政者,国家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的认可之上的。人民一旦失去对当政者的信心,认为他不再能够为人民谋最大的福利时,就可以立刻收回发给当政者的执政指令。

缅甸人民援引这王者十则,并不是一厢情愿,而是藉此强调进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民主制度下的政府,符合负责任的各项原则、尊重民意、遵从正义的法律,显然要比一个极权的、完全不考虑民意的独裁者或统治阶级更有可能遵循这传统的王者十则。这些传统的信念一方面证明人民要求民主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人民对民主的要求到底是什么。

缅甸人民不但将民主看作一种政府模式,更将它理解为一种以尊重个人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如果你问,你们为什么会对民主有这么强的呼声?政治倾向最弱的人会说:“我们只想自由平安地做自己的事,不害人,无忧无虑地过日子。” 换句话说,他们只想享有基本的人权,能够保证平静、体面的生活,衣食无忧,不用担惊受怕。《民主之歌》唱出了这种心声:“我不是会吃饭的木头人。每个人、每个人都要有人权。”“我们不是山林里的野兽,我们是会思考的人,马上停止武力威吓的统治。如果所有异议都用武力解决,缅甸人迟早会死得一干二净。”

不出所料,人权问题一旦成为民主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后,官方的媒体就开始讽刺和批判人权概念的本身,说它是西方的劳什子,和我们的传统价值不符。这是很有讽刺性的。佛教,缅甸传统文化的基石,认为人是最大价值的所在——万物之中只有人能够成佛。每个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决心与努力求得真知,并帮助他人求得真知。因此,人的生命无上可贵。古语说得好:“生成一个人,比天上神仙宫殿里掉下一根针的针尖正好和地上一根针的针尖对上还要难。”

但专制的政府根本认识不到人是一国里宝贵的部分。他们将公民看作毫无面目的、没有想法的、而且无能无用的乌合之众,完全听凭政府摆布。在他们看来,民众不是国之血肉,而是可有可无。爱国主义本当是人民对生养他们的土地的真挚情义,却被庸俗化成一种病态的狂热。这种狂热正好用来掩盖统治者的恶行:在他们的控制下,所谓国家的利益,实际上是他们一己之私。政府要求公民无条件地信仰官方意识形态。其至高无上,就象西方宗教里的不二教条,远远不如佛家的开明态度:

应当怀疑,可以不确信……凡事莫要因为有人多次相传就以为确是。亦莫听信旧说、传言……若觉某事不吉或有误,即远之。若觉某事吉或利,则受之。

缅甸人民很是不解。民主观念承认个人内在的尊严、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身权利,认为人人都有理性与良知,推崇博爱,这怎么能会和我们的传统价值观相悖呢?他们也不能理解,联合国人权宣言里三十个条款列出的个人权利,怎么会不是“吉”或“利”的。如果说该宣言不是由缅甸人起草的,那也不能构成否定它的理由。而且,缅甸是1948年批准该宣言通过的国家之一。如果说从别的地方和文化里来的思想和观念都不能接受,那么佛教只能在印度北部一小块地方发展,基督教只能在中东的耶路撒冷那一小块地方生存,而伊斯兰教也只能在阿拉伯地区流传。

说缅甸人不能享有象民主国家的公民一样多的权利和待遇,简直是一种污辱。而与此同时,缅甸政府却认为它自己可以比那些国家的政府享受更多的特权,这难道不是逻辑混乱吗?这种矛盾说明政府和公民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从而对政府和公民要用不同的标准。这能解释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却不能成为这种问题存在的理由。这个巨大鸿沟的存在,说明政府作为全民精神象征和价值载体的说法值得怀疑。

逻辑混乱、矛盾百出、背离民众等,是极权政府常见的特征。极权政府竭尽全力地制止自由思想和新兴观点,同时一如既往地宣称它自己的正确伟大,造成其统治机器的僵化迟钝。这种僵化迟钝的不良影响进而扩展到全社会。专制恐吓和宣称灌输相结合,形成对民众的双重压迫。人民被恐惧和疑虑笼罩,只好安分守己、不声不响。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一个能使他们不再作“会吃饭的木头人”,能够自由思想、自由言论、权利有保障的,堂堂正正做人的制度的要求,却是越来越强烈。

从一开始,缅甸的民主运动就充满危险。民主运动要求公平地分配权力,而这些权力一直以来由一个很小的统治集团把持,并且这个集团总是不惜一切地保护它的特权。可想而知,要求公平公正地分配权力的民主运动,必然是漫长的,艰难的。尽管我们的希望和乐观是不可扑灭的,但是人民还是会担心对于变革的阻拦,很可能会十分恶毒。人民常常焦虑地问,这么一个高压专制的政府真的会给我们民主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民主以及自由、正义、及其它社会和政治权利,不是谁“给”的,而是要靠勇气、决心、牺牲去争取的。

革命通常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变革要求。这些变革已是非常必要,只是由于政府刻意阻拦或大家觉得无能为力才没有实现。民主的制度和实践使这样的变化能够实现而不需要诉诸暴力。但是,极权者憎恶变化。他们僵硬的政策和主张,容不得半点偏离。而民主承认人们有持有不同意见的权力,而同时又有用和平方式解决不同政见的责任。专制者对于任何不同意见,都认为是对他们权力的挑战和挑衅。对他们提出反对就是和他们对着干,而对着干就意味着暴力冲突。僵化的头脑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和他们对着干只是一种公开的交换不同意见,其目的是要通过诚恳的对话解决问题,达成一致。依靠高压统治来保证权力,必然带来极度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必须镇压任何不同声音。而在自由民主制度的框架下,抗议和反对可以和正统与保守良好地并存,并且大家知道节制,以保持尊重个人权利和法治与秩序之间的平衡。

“法制”和“秩序”(law and order)常常被用作高压统治的借口。因而,在专制国家,人们常常对这两个词表示怀疑。几年前,缅甸一个著名的作家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政府对于法制与秩序的政策:nyein-wut-pi-ptar.他将这几个字逐一分析:静,匍,碎,倒。结论是,这个政策造成的是不良的局面。它完全阻止了一个观点鲜明,充满活力,积极进步的公民社会。“法制”和“秩序”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除非“法制”实现了正义,而“秩序”是人民认为正义已经实现之后的纪律。集权政府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将法制作为镇压的工具。没有民选产生的立法机关和独立的司法机构来保证程序公正,政府完全可以将他们的意志作为“法”来强加于人民的头上。而他们的意志,往往完全违背所有正义的原则。如果一个国家的各种法律的发布和取消完全是出于当权者统治的方便,怎么可能有公民的人身安全可言?古训早就说过,朝令怎能夕改?佛家法的概念是建立在前面说的三律(德、正义、法)之上的,而不是将严酷僵化的律条强加于无助的人民头上。一个国家制度的公正性的最好尺度,就看它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最弱势者。

没有正义就没有和睦安定。联合国人权宣言指出,要想人民“不最终走向反对暴政和压迫”,就必须依法保护人权。用公正法律保障人权是和睦安定的基础。这一点,只有那些思想僵化的人才会否认。对他们而言,和睦就是没有反对的声音,安定就是他们的权势不受挑战。缅甸人将和睦安定与凉爽和荫怀相联系:

大树之荫真凉爽

父母之荫更凉几分

师长之荫还更凉

君王之荫凉又多

而最凉之最凉

是佛祖之训喻

所以,要给人民和睦安定的荫凉,统治者就要遵从佛祖的训喻。佛祖训喻的核心,就是真,正义,和慈爱。缅甸人民的民主运动,就是要争取这样的政府。

在革命运动中,我们很容易由于局势发展中的紧急情况而弱化、甚至抛弃了根本的革命目标。因此,对革命目标的坚定不渝和视之至高无上就不光是坚持理想;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小说《动物农庄》里的讽刺结局:在开始的革新热情消退之后,新的政府又蜕化成旧体制的模样。缅甸人民要的不光是一个新政府,而是要政府观念的彻底改变。专制政府的的遗毒,只有先彻底改变观念才能肃清。那种政府权力至高无上的观念要全力驱除,而代之以信心是政府全力之源的观念。所谓信心,包括人民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国家未来的权力与能力的信心,人民和领袖之间相互的信心,还有最重要的是对正义,自由,人权等基本原则的信心。佛教认为能使普通人快乐的四种品德中,最重要的是萨德哈,即是对品德,精神和思想的信心。缅甸民主运动的核心,就是要在这个长期以来被怀疑,猜忌和蛊惑弥漫的社会中建立这样的信心。而且,不是靠狂热的鼓动,而是靠理智的信念。这是一场争取符合普世价值的革新运动。

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缅甸人民不但探讨国外的政治理论和实践,而且探讨影响我们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精神和知识传统。

人民自然而然地明白,一个国家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是一个激荡的过程。要把握这个过程的目的和方向,必须从传统中吸取知识,同时要依靠试验,创新,还要有能力对新旧观点进行客观评估。这并不是说,追求民主的缅甸人都能够冷静敏锐地评价过去而又能理智地看待现在的局势。但是,贯穿运动始终的是其中相当一批大度和诚恳的人,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带领运动走出各种思想困境。而且,我们也有能力承受长期的精神斗争,以坚韧不拔的精神面对各种反对、傲慢和愤恨。最能鼓励我们坚持努力的,是我们斗争的动机,不是对权力的贪婪,对谁的报复,或破坏什么,而是对自由,和睦与正义的真诚向往。

缅甸人民对民主的争取是一个人民为了成为地球上平等的一员去享受完整、有价值的生活而进行的斗争。这是人类永无休止的斗争的一部分,来证明人的精神能够超越人性中的缺陷部分。

(王正绪译。本文原文出处:“In Quest of Democracy,” (pp. 167-185) in Freedom from Fear by Aung San Suu Kyi, edited by Michael Ari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2nd edition 1995)。 原文版权:Aung San Suu Kyi, 1991. 中文版刊载于《视角》中文版第6卷第2期。2006年4月)

香港媒体关注刘晓波被捕

本周,香港媒体报道和评论中国新闻时的焦点有以下几个:中国大陆异议人士刘晓波被正式逮捕,其中国际社会的迁就和姑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官方对民众纪念毛泽东感到紧张,担心就此动摇政权基础。德国之声香港特约记者李华摘编如下:

针对刘晓波被逮捕的消息,李怡在《苹果日报》发表文章写道:”刘晓波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对政改的建议温和,只求政权改善,而绝无颠覆共产党政权之意。中共把他扣留及隔离六个多月,相信都在苦苦找寻对他入罪的证据。现在对他正式逮捕,固然同面对60周年国庆而各地群体抗争事件不断增加有关,但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则同国际姑息主义抬头有莫大关系。”

李怡写道:”自美国奥巴马上台后,即一改布什政府对极权国家的强硬态度,以柔软身段,软弱无力的说词,向极权国家乞求和平。和平,当然是全世界人民的愿望,但向极权者乞求和平,会得到怎样的回应呢?……美国所有访华的高官政要,包括希拉里、盖特纳,甚至向以维护人权见称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时都不再提中国的人权问题。奥巴马政府给中国当权者的讯息很清楚:你们随便怎么干吧,面对金融风暴,我们要的是中国的合作。在美国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的政要也相继跟随。法国总统因会见达赖被温家宝故意绕道,他随后也对中国软化了。”

文章接着写道:”极权国家的当权者,国内既无民主制衡,又不具有尊重人权的价值观,他们崇尚的是实力。对极权国家的姑息、退让、妥协,只会鼓励这样的国家对内实行更野蛮的统治,对外则可能会扩充军力以至冒险犯难。过去希特勒被国际姑息主义纵容,今天伊朗、北韩也如此。曾经因起草《七七宪章》而在捷克共党统治时被囚的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前天在本报论坛版的文章中说:「从其二十世纪的自身经历出发,欧洲知道向邪恶妥协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这种政策或被经济利益主导,或者出于邪恶能被安抚并自行消失的幻想。向邪恶妥协的政策导致欧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欧盟不应该也不能再重複犯这种错误。」”

另外,中国大陆近日还发生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作为中共喉舌的《人民日报》官方网站人民网,日前在刊登一张拐卖儿童的通缉犯自首新闻时,通缉犯的照片竟然是一张毛泽东的照片。香港《东方日报》的一篇评论就此写道:”党的「伟大领袖」居然上了官网的通缉榜,这简直是国际大笑话。毛泽东若地下有知,看到徒子徒孙们的忤逆行为,恐怕也会大哭三声。……人民网的负责人辩称,是因为技术问题导致错误,但恐怕未必这麽简单,技术错误怎麽会这么巧合,况且那么多人的照片不用,为何偏偏就用了毛泽东的照片呢?看来,这背后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

文章同时写道:”据内地媒体报道,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人民路派出所日前拘留一名葛姓女工,警方给出的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理由是葛在清明节时,在郑州紫荆山广场祭奠毛泽东;在网站上发布介绍郑州工人组织毛泽东著作读书会的文章。清明节祭奠毛泽东居然有罪,学习毛泽东著作也有罪,这多少让人想不到。难道毛泽东不是现在中国执政党的创建人之一吗?难道毛泽东思想不是中共党章规定的指导思想吗?按照郑州公安局的逻辑,每天前往天安门毛泽东纪念堂凭弔的人,统统都是罪犯?当年六四期间向毛泽东像泼墨者,也应该当作大英雄,欢迎其回国?”

文章接着写道:”实际上,这十几年来,内地社会一直潜伏着一股「去毛化」潮流,……而奇怪的是,「去毛化」又得到一些权贵官员们的认同与默许,甚至大力襄助。毛泽东过去和现在,一直作为穷人大救星的形象深入民心,毛泽东思想更是一部反权贵、反压迫、反剥削的鸿篇理论。当今中国表面上是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贫富悬殊严重,阶级矛盾尖锐,人吃人的现象时有所闻,民众敢怒而不敢言。因此,很多权贵官员非常担心老百姓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揭竿而起,推翻当局的统治。他们对于普通老百姓祭奠毛泽东、学习毛泽东著作,自然防之又防,甚至视之为敌对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