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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的崩溃是件令人着迷的事情。从宏大的历史上看，似乎都是一股势力猛然崛起，然后经过或多或少的时间，终于变得沛莫能御，然后势如破竹地攻打下京城，然后是扫平全国，或者传檄而定，或者剑及履及，一个崭新的国家就这么诞生。

这是宏大的史书所构成的一种印象，加之所谓必然性的因素，让我们对于历史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恢宏壮丽的感觉。实际上，这种印象未必是对的，更多的是那种慢慢焚烧的野火与地火，只是在冲出地面之前，不论是在史书还是民间的传说里，那些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很多人就此忽略了他们的存在。

太平天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之一。在此之前，晚清已经只剩了一个空壳，即使这个空壳也被船坚炮利的洋人轰得千疮百孔。洪秀全不过是个不得志，而且读书也不好的人，即使借着我们这里的造反传统拉起一票人马，在没出广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显示出了颓势。不但大肆封王许愿，连后宫都置办整齐了。

如果深入研究太平天国的话，就会知道其荒唐已经到了极点。所谓的“天朝田亩制度”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所到之处焚书坑儒不算，还把治下的人民分成男女两营，如果发现有苟合之事，立刻会招致灭顶之灾。与此同时，那些王爷之类的高官则纷纷大建王府，建设自己的小后宫。

等级制度之森严也是他们的一大特点，甚至已经发挥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古人虽然讲究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毕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在面子上总还是过得去。而只有那种完全不知道如何用文化维系关系的政权，才能把所有的等级差异如此明显地表现出来。某侯爷的家人触犯了某王爷的威仪，不但自身落得身首分离的下场，连那个侯爷也要负荆请罪，最终被羞辱一顿。

如此荒唐的政权竟然也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总是有道理在。这个道理不妨从晚清最后几年的一段轶事当中去寻找。 野史有记，号称自己要“八表经营”的张之洞办了一生的事，虽然始终被李鸿章目为书生，但自然也算是有自己的局面。当临终的时候，末帝溥仪的生父、时任摄政王的载沣虽然与之政见不合，但也是亲临床榻看望之。张之洞毕竟是四朝老臣，临死之时还是念念不忘天下安危，提出要善抚民众。摄政王载沣扬扬得意道：“不怕，有兵在。”张之洞从此再无一语有关国计民生的大计献于摄政王大人之前。在他看来，清朝已经是完了。虽然张之洞没有所谓现代政治思维，但他知道，但凡是统治者勒兵观变的心态一出，这天下从此就算是无可收拾了。

回到洪杨的太平天国，其实这就是所有给予旧王朝致命打击的关键所在。在尚未知道自己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看上去所有正在风光的统治者都是异常强大的，在这之前，他们已经镇压过多少次反抗，并且都轻易得手了。“有兵在”这句话就是支撑所有统治者最厉害的春药，让他误以为自己的位子是很稳固的。

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让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根本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是采取强硬的措施，没有人能扛得住专业的大军。当初皇帝拨内帑200万两、赠“遏必隆”宝刀于赛尚阿之时，估计也是这么想的。

这就是所有王朝崩溃时的特点，在那之前已经有过多少次不成功的事例，而种种东西都在老百姓的心里埋藏着。这次不能爆发、这里不能爆发，总有一个哪怕是荒唐的机会爆发出来。星火燎原，固然星火是原因，但离离原上草才是星火可以燎原的根本，受害者的范围越来越大、最终参与者越来越多。今天这个火星很容易就灭了，明天有阵微风又吹过来，烧起来的范围大了一些。谁也不知道哪颗火星最终会引燃那场焚天的烈火。

陈胜吴广起义不过是因为戍边失期，而李自成是因为裁撤役卒而下岗。微风起于萍末之时，仿佛说着“有兵在、有兵在，那是谁的兵？”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和作家刘晓波被当局”监视居住”7个月后，首次获准同律师进行短暂会面。然而刘晓波此前的代理律师莫少平被当局撤换，现在负责受理此案的是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同事尚宝军和丁锡奎。6月26日，这两位代理律师同刘晓波进行了35分钟的会面。北京当局对刘晓波的指控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刘晓波的两位律师正在申请取保候审。

去年12月初，《零八宪章》主要起草和签署人刘晓波被当局拘捕并进行监视居住。今年6月23日，北京市公安检察机关正式逮捕刘晓波，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刘晓波也从北京郊区监视居住的地点被转移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上周五，被”与世隔绝”了近7个月的刘晓波终于首次获准同律师会面，然而却不是他此前的代理律师莫少平，而是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另外两位律师。其中一位是尚宝军。尚律师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介绍到：”上周四，我和莫少平律师一起去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和他们预审处联系。预审处的一位警官认为莫少平律师不适于做刘晓波的律师，理由是说，在刘晓波的案卷里，刘晓波的口供里有莫少平的名字。因为莫少平是《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之一。所以莫律师只好临时退出，由我和我们所的丁锡奎担任刘晓波的律师。我们在星期五下去2：20左右到了看守所办手续，一位张姓警官告诉我们，我们只有30分钟时间。我们就争取了一下，说刘先生被羁押了这么久，可能有很多话要说。即使这样，最后也就是35分钟左右。”

尚律师介绍说，刘晓波在这短暂的会面中，给他留下的印象是，精神状况还不错，身体状况也尚好。尚律师说：”心态也比较平和。第一看守所的条件晓波先生认为比监视居住的条件还好。监视居住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卫生间里有一个小天窗，又不能放风，这7个月过得很压抑。到了这边，相对还好。我也问他，有没有被刑讯逼供。他说，没有，现在刑法比他96年被押的时候相对进步了一些。”

中国当局对刘晓波的指控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如果这一罪名成立，有可能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是单独被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最高有可能被判处5年以上最长至15年有期徒刑。中国官方在公布对刘晓波进行正式逮捕时，提到刘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尚宝军律师认为在这个”供认不讳”的说法上要做些特别的澄清：”首先说什么是犯罪事实。公安机关对他的指控有两部分，一个是《零八宪章》，一个是他01到08年期间晓波先生在网上发表的20多篇文章。其中一篇叫《民粹主义是独裁的温床》。对于这些晓波先生不否认，这也没办法否认，因为是我写的，是我签的。而且晓波先生说，如果《零八宪章》有什么问题，愿意一个人担着。这是对犯罪事实不否认。但是他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甚至是一种应该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的正当行为。”

刘晓波的代理律师正在为他申请取保候审。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警官答应尚宝军在本周四之前给他答复。尚律师同时承认，他知道获得取保候审的希望不大，但是他也还是要争取，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利，一定要行使”.

近几年中国有多名维权异议人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去年在国内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案例之一是被判处3年半有期徒刑的维权人士胡佳。当局给胡佳定罪的理由也是因胡佳接受外国媒体采访以及在网上发表若干文章。而此次刘晓波一案更是被认作是在中国”因言治罪”的案例。

作者：谢菲

中国政府逮捕北京学者刘晓波后，没有理会海内外强烈要求尽快释放及停止打压异见人士呼声，反而加强对刘晓波家人监控。刘晓波妻子刘霞外出时与监控人员发生冲突，香港记者协会对此表示抗议，呼吁市民于七月一号当天签名要求释放刘晓波。刘晓波遭拘留前录制一盒录影带，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作家的写作环境，这是他被软禁前最后一次曝光。 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1989年6月的逃亡者在国外曾预言，中国的极权体制命在旦夕，具体说不会超过5年，他们就可以踏上回家的红地毯。20年过去了，流亡者中又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极权体制可以遥遥无期的存在下去。就是在国内，民间也始终有极权体制”迅速灭亡论”和”长期存在论”两种声音的分歧，盲目乐观的”迅速灭亡论”者常常为极权体制列出具体的灭亡时间表，而悲观绝望的”长期存在论”者则像挖山不止的愚公，放弃了锄头，摇头叹息，自我沉沦。

中国的极权体制终将覆亡，这没有任何悬念。相信包括声称”坚持党的领导100年不动摇”的中海南诸君在内，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党不可能坚持那么久。区别仅在于我可以公开笑谈其衰亡，而中南海诸君只能高喊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的口号，把对极权体制覆亡的担心掩盖起来。至于极权体制究竟会在何时覆亡，以什么方式覆亡，则莫衷一是，人言人殊。

我在本系列纪念文之一中曾说，极权体制虽然是模样吓人的”纸老虎”，但它同时具有强大与虚弱两重性，我们必须既看到它”虎”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纸”的一面，否则对它的观察就可能失真。速亡论者仅仅看到它”纸”的一面，长存论者仅仅看到它”虎”的一面，所以他们的观察都是片面的，其预测注定是靠不住的。作为”虎”的一面，它随时可能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任何反抗者，作为”纸”的一面，它很可能脆弱得经不起你的轻轻一戳。因为极权体制具有强大与虚弱两重性，所以它的最后时刻看起来总是突然降临的，总是在人们始料不及的某个时刻意外崩溃，甚至在崩溃之前毫无征兆，不可能让人准确预测到它的覆亡时间。强大的苏共是突然崩溃的，强大的罗共是突然崩溃的，在未来某个无法预知的时刻，现在看起来十分强大的中国极权体制也将突然崩溃。

尽管从1989之后，民间经历了20年漫长的等待，但此刻我仍然无法预言人们还将等待多久，也许还要再等待20年或者更久，也有可能不需要20年、甚至连10年也不需要了，总之”君问亡期未有期”。不过我们可以从与之相似的其它极权体制的覆亡殷鉴中，预先断定它的覆亡将同样是突然的，令人措手不及。

苏共的覆灭是突然的。当以亚纳耶夫等人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分子悍然发动”8.19″政变时，决不会有人会想到73小时之后苏共就将玩完。如果他们想到自己的拯救行为反而导致苏共意外覆灭，那么他们宁肯让戈尔巴乔夫继续进行”削弱苏共”的改革。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他们”扔出去一块石头，结果引发了泥石流。”当叶利钦赶回莫斯科号召人们起来抵抗”8.19″政变时，政变分子按照所有极权体制共同的行为逻辑行动了，他们命令军队、克格勃向俄罗斯联邦议会大楼”白宫”发动进攻。事情到此为止看起来都很正常，他们手里握有强大的国家暴力，军队、警察、监狱、法院、国家电视台等等，力量对比十分悬殊，”8.19″分子也许什么都想到了，唯独不会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失败。事情的变化初看并不严重，当晚10点钟， 率5辆坦克奉命前来攻打”白宫”的阿加耶夫少校向包围坦克的民众透露，他们这次没带子弹，也没有带炮弹，他们不会向民众开枪。第二天凌晨6点，塔曼师一个营的50辆战车倒戈，宣布加入保卫”白宫”行列，列别德少将的空降师也拒绝执行政变者的命令。于是亚纳耶夫把希望寄托在最可靠的克格勃身上，他向著名的代号”阿尔法”小组的反恐怖活动部队下达了于8月20日凌晨3时攻占”白宫”的命令。

“阿尔法”小组成立于1974年，服从于苏联克格勃主席并直属克格勃第7局。它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专事执行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任务。攻占白宫，非其莫属。当组长卡尔普欣下达于8月20日凌晨3时攻占白宫的命令时，小组的其他领导人竟然拒绝执行。他们把各分队队长召集起来，请他们对这道命令发表意见，各分队队长也表示拒绝执行命令。他们随即指示各分队队长召集各小组的全体官兵，询问每个人对命令的意见并要他们做出决定。20分钟后，所有人一致表示，整个”阿尔法”小组不执行这个命令。拒绝执行命令，对于这支部队和这支部队的军人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午的会议之后，克格勃领导人把”阿尔法”小组的20位领导干部集中到一个体育馆，威胁他们说，”若再抗命，将予以处决或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但推迟到下午6时对白宫进行的攻击仍没有发起。克格勃无法调遣自己的”阿尔法”，而国防部对军队的指挥也失灵了，驻守在莫斯科周围的多数师的指挥官，也以不能向人民开枪为由拒绝出动。”8．19″政变就这样失败了，回到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而叶利钦则宣布在俄罗斯联邦的范围内苏共为非法组织，将其财产予以没收。不可一世的苏共一眨眼工夫就意外覆亡了。

罗共的覆亡也是突然的。1989年末，齐奥塞斯库从伊朗访问归来，发现罗马尼亚西北部小城蒂米索拉的”群体事件”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向全国蔓延。具有雄辩演讲能力、曾经在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上一呼百应的齐奥塞斯库，想再次发挥这种威力。21日中午12点，齐奥塞斯库在党中央广场召开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十万人应召前来，齐奥塞斯库出现在党中央大厦阳台上，他情绪激动地说：”要坚决打退外国的干涉和蒂米索拉流氓集团的动乱。”突然，广场某个角落有人像开玩笑似的喊出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口号声像闪电划过寂静的夜空，人们震惊了。齐奥塞斯库刚举起的右手，在空中停住了。电视转播中断，画面定格在齐奥塞斯库慷慨激昂举起的右手上。这时广场上响彻”蒂米索拉！蒂米索拉！”和”打倒杀人犯！”的口号声。齐奥塞斯库命令：”开枪！” 但国防部长米列亚向军人下达的命令则是：”不准开枪！”最后，拒绝向群众开枪的米列亚选择了自杀。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上将仍拒绝执行开枪的命令，反而下令军队撤回军营。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齐氏离开阳台，乘直升飞机逃走，在一个县的植物保护监察局被抓住，并在那里接受特别法庭审判和在法庭外的围墙边被执行枪决。不可一世的罗共就这样意外覆灭了。

萨达姆也是这样完蛋的。在美军到来之前，他的军队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展示其强大和忠诚。但美军进入巴格达时，竟如入无人之境，弄得CCTV的主持人连声大呼”共和国卫队在哪儿？！”原来萨达姆的军队不等美军到达，就提前脱下军服，扔掉武器，溜之大吉了。不可一世的萨达姆被迫钻到地下藏身，被美军像田鼠一样从一个地洞里挖出来送上绞架。印尼的独裁者苏哈托也是这样完蛋的。他政变上台后，实行一党专政，由自己的”专业集团党”控制印尼议会，再由傀儡议会选举自己为总统，连选连任，虽然不曾”坚持苏哈托的领导100年不动摇”，但创下在印尼连续执政38年的骄人纪录。在2002年反独裁的全国民主化运动中，一向对苏哈托俯首贴耳忠心耿耿的军队宣布，自己将保持中立，不介入政治事务。就这样，不可一世的独裁者苏哈托被迫辞职，黯然下台。

世界上的一切极权体制，都将无法摆脱突然覆亡的厄运，中国当然不会成为例外。因为一切极权体制都具有强大与虚弱二重性，强大是其表象，虚弱是其本质。在1989年，有中共最高领导人”拒绝担任向人民开枪的总书记”，有高级将领38军军长宁愿上军事法庭也不肯执行开枪命令，有下层尉官面对民众的呼喊，当场选择弃甲而去，有众多士兵跟着将枪扔进护城河，脱离杀场，并且边走边说”人民军队不能杀人民！”，有军人把帽徽，领章也撕下来扔掉，在6月4日的屠杀现场，甚至有众多军人从大约六十辆的吉普车、装甲车、坦克车、卡车等各种军车中出来，弃甲撤离，拒绝向人民开枪，我也亲眼所见众多警察偷偷向示威者举起鼓励的V形手势，而暗中掩护、协助”反革命”逃亡海外的军人、在审讯中暗中保护”反革命”的警察则更多……这些事例证明，中国貌似强大的极权体制，在1989年曾是多么的脆弱。在1989之后的20年里，中国的极权体制始终显得强大，从外表看不出有任何覆亡的可能性。但我坚信，它比20年前更加脆弱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一定会有拒绝执行杀人命令的军警，他们或者宁愿上军事法庭，或者宁愿举枪自尽，或者宁愿弃甲归田，也不愿意把手里的枪口对准民众。在未来的这个时刻，中国的极权体制也将指挥失灵，终于走到它自己的尽头，它就将在这一刻突然覆亡，烟消云散。

謹以上述三篇文字，纪念1989民主运动20周年。

2009-05-18

有朋友曾经问我：你们主张自由主义，究竟是因为自由本身就是好的，还是因为自由最能促进经济发展？如果是前者，那么自由主义就是不可证伪的；如果是后者，那么要是别的制度比自由更能促进经济发展，是不是就应该放弃自由主义呢？比如前苏联和现在的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似乎都快于同期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让我想到了本文要谈的问题：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前苏联的经济发展数字似乎不错，但是人民生活困难，这种经济发展是我们想要的吗？

我的观点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GDP数字好看。消费当然是为了满足需求，投资也不过是为了满足将来的需求而已。这一观点我想没人会反对吧。

需求的特点之一是，每个人的需求是不同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一个人的美酒佳肴就是另一个人的穿肠毒药，说的都是这个道理。因此交换能够创造财富：我有一个苹果，你有一个橘子，但是你爱吃苹果，我爱吃橘子，那么咱俩一交换，虽然还是一个苹果一个橘子，但是它们满足需求的程度提高了，我们就可以说财富增加了。只要是双方自愿的交换，都能够创造财富，因为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只有交易双方都认为得到的东西比失去的更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交易才能实现。

人类需求的多元化特点，决定了人的需求无法用中央计划机制来满足，因为中央计划者无法确切地知道每个人的需要究竟是什么。只有自由市场才能让每个人通过自愿交换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只有自由才能创造真实的、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财富。

那为什么非市场经济国家也有经济增长，有时甚至比市场经济国家增长更快呢？大家都看过这样一个笑话：

两个经济学家(师兄弟关系)在公园散步，说着走着……突然发现路上有一坨狗屎。师兄对师弟说：你把狗屎吃了我就给你5000万！师弟计算下觉得5000万吃一坨屎还是相当划算的。于是成交，师兄给师弟5000万支票。接着走，又发现一坨。师弟咂咂嘴巴，琢磨着狗屎的味道确实不太爽的说，就对师兄说了：你要是敢吃了，我也给你5000万。师兄正心疼着自己那5000万块钱，见师弟如此说，当下吃了个干干净净。于是那5000万重又回到师兄的荷包。又走下去，师兄师弟相拥大哭：一分钱没有挣到，一人吃了一坨屎啊……回到师傅面前，老教授一听，激动地颤颤巍巍、哆哆嗦嗦：一个亿呀，一个亿！你们俩什么也没干就给国家增加了一个亿的GDP。

这个笑话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如果一个人吃狗屎赚了5000万，恐怕不会愿意因为对方吃狗屎再把这5000万还给他。试想，假如师兄对师弟说：如果你吃一坨狗屎，那我也吃一坨狗屎，这个交易师弟会接受吗？如果你认为不会的话，那么上述笑话也就不可能发生。在双方自愿交易的情况下，用这种方法来创造GDP是不可能的。

但是，国家却有可能抢走你的钱，强迫你吃狗屎，同时声称创造了GDP。例如，国家可以强制你购买软件用来监控你自己，同时创造4000万的GDP。但是这种”交易”不是双方自愿的，因此它没有满足购买者的需要，也就没有创造真实的财富。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有人说：如果把一座楼拆掉再盖一座一模一样的，能够创造出很多GDP，但楼还是跟以前一样，什么新的财富都没有创造出来。这个例子也是一样：在自愿交易的前提下，这种事情压根不会发生；但是国家却可以强制拆除你的房子，建造在自愿交易的情况下很可能因为得不偿失而无人愿意建造的奥运场馆或三峡大坝，同时创造GDP。GDP不是财富，只是衡量财富的指标而已。国家用这种方法来创造GDP，就像为了蛋白质指标合格而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一样。

社会主义体制（指前苏联东欧国家和1978年之前中国的体制）下，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不是GDP，而是各种产品的产量。由于产品种类太多，中央计划者注意不过来，因此实际上用来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是重点产品（如钢材、粮食等）的产量。市场经济国家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和GNP（国民生产总值），社会主义国家不统计GDP和GNP，要想与市场经济国家做比较，就只能比较某些重点产品的产量。这样，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往往下大力气生产重点产品，而忽视了非重点产品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重点产品的产量往往不能真实反映一个国家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而且，用来衡量经济发展的重点产品往往是重工业产品，而人们需要的各种消费品会被当作非重点产品忽视，这样的所谓经济发展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实际上也相当于三聚氰胺牛奶。极而言之，这种三聚氰胺式经济发展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大炼钢铁：为了钢产量”超英赶美”而把各家各户本来有用的铁锅抢来，”炼”成没有任何用处的废铁。这种做法也可以统计为经济发展，但实际上不过是笑话而已。

有人曾经批评国内反对三峡工程的人，说美国建了比中国多得多的水电站，你们为什么不反对？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在美国修建水电站或其他任何东西，如果损害了他人的利益，那么修建水电站的一方必须与所有利益受损者就补偿问题达成一致；如果无法达成一致，那么这个水电站恐怕是无法建成的。像三峡建设时那种强制拆迁移民的做法，在美国恐怕是不会发生的。因此美国的水电站没有损害他人利益，而且创造了财富，当然不应该受到批评。中国的三峡工程满足了一些人的需要，但是侵犯了另一些人的利益，我们无法判断该工程是究竟得大于失，还是得不偿失。我只能说：如果一个工程拿出足够的钱来让人们自愿非强制地搬迁就会亏本，那么这个工程就是不应该建的。

 

中国作家刘晓波遭北京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他在去年底遭拘留前，曾录制一盒录影带，以时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的身份，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作家的写作环境，并强调中国作家无惧当局的打压，将坚持自由写作的精神。这是他被软禁前最后一次曝光。

刘晓波因参与《零八宪章》的起草工作，去年12月9日被当局刑事拘留，并在今年6月23日被检察机关正式逮捕。他的辩护律师上周证实，刘晓波近年在海外发表的20多篇文章，以及起草《零八宪章》成了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证据。而刘晓波被逮捕的时件，引起国际社会和中国学者的强烈关注。

有北京学者昨日提供了一盒刘晓波在去年中旬录制的录影带。画面所见，时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其间一直遭中共当局监视的刘晓波表示，“我们这些在中国本土从事中文写作的作家，在没有写作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中，坚持自由写作的精神，从事自由创作和评论，不会屈从任何打压，不论是政府的压力，或者是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

刘晓波称，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国家，人口众多，中文写作的人多，说汉语的人非常多。但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一个没有言论、写作自由的国家，特别是1949年后中共掌握了政权后，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达到无以复加的情况，“有些著名作家甚至被迫害致死，如老舍、沈从文。”

他继续说，独立中文笔会是在没有写作自由的环境下，由海外内从事中文写作的作家自愿结合成立。它的主要宗旨，是争取和捍卫中文作家写作、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特别是在大陆本土的作家，内地现有200个笔会会员，从事写作的有100个，笔会的存在有巨大风险，但这么多年来，它还是坚持下来。

他呼吁世界各国特别是自由国家的作家，继续关注中国作家的写作状态，帮助他们争取写作自由。

刘晓波说：“中国有10多亿人口，中国的自由，与世界文明精神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努力，把中国从独裁国家，变成一个自由国家，大家自由写作，出版自己的作品，这样会提升全世界的文化水平，整体人类精神素质。”

有北京学者对本报记者表示，这次之所以冒风险由内地带出刘晓波在软禁前录制的录影带，是希望引起外界关注他目前的状况，希望能营救他。

现年53岁的刘晓波，因参与六四事件、呼吁为六四平反和要求当局进行民主宪政改革，而多次被拘捕。刘晓波获释后，他大量发表文章，抨击时政、关注民间维权。这使他成为当局重点监控的对象，在每年的一些敏感时期（如六四周年、全国两会、党代会等），当局都会对他实施某种程度的软禁，如不得外出、访友，甚至切断他的电话、网络通讯等。刘晓波现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本报记者话你知：师涛参加独立笔会

独立中文笔会（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简称独立笔会（ICPC），是全世界用中文写作、编辑、翻译、研究和出版文学作品之人士，自由结合的非政府、非营利、非政党的跨国界组织。会员包括流亡美国的前学运领袖王丹、中国记者师涛、北京作家余杰、诗人孟浪等。

独立中文笔会由一批流亡中文作家和中国国内自由作家共同于2001年创立，同年在伦敦举行的第67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上，获高票接纳为国际笔会下属分会，此后每年都派代表参加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和其他笔会交流和合作项目。刘晓波曾任2002至2008年会长，现任会长是郑义。

《华尔街日报》2008年12月19日发表了捷克前总统、《七七宪章》的主要发起人瓦克拉夫﹒哈维尔先生专门就《零八宪章》撰写的文章，我作为《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与签署人之一深受鼓舞！并向尊敬的哈维尔先生致以真挚的感谢！

徐贲教授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书的前言中写道：“阿伦特、雅斯贝尔斯和哈维尔都是拒绝接受女歌手约瑟芬（注：卡夫卡《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中的主人翁）命运的人。他们走出极权的黑暗洞穴，即柏拉图所说的那种洞穴，向外张望，看到来自洞穴之外的光亮。他们并没有就此独自庆幸地离去，而是执意要回到洞穴里，告诉还在洞穴里舒舒服服过日子的人们，外面才是一个有光亮的世界。这个光亮就是与纳粹或者其他极权专制政治不同的民主道德政治。”（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10月第1版）

当代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黑暗洞穴”，正如《零八宪章》前言中指出的，100年前中国诞生了第一部近代《宪法》，1912年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此后的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仍，国民惨遭荼毒，水深火热，困苦不堪，专制主义的幽灵一直变换着形式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意横行，国人对民主宪政的憧憬和追求一再遭到无情蹂躏。

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治国”。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开展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反右倾、人民公社、大跃进、四清、文革及其中的清理阶级队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制造了六四大屠杀、镇压宗教信仰者、迫害异议人士、民主人士、打压公民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文革”以后的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近30年来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个人的经济自由有了很大扩展，公民的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亦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一个人数日渐增多的中产阶级开始展现出自己的风貌，公民社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民进官退的趋势是这30年最大的特征。

官方从一开始拒绝人权，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到羞羞答答地承认人权的普世性。中国政府先后于1997年和1998年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者直到现在仍未交付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全国人大则在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政府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

执政集团推行由权贵资本主导的经济改革，拒不进行制度层面的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正是基于对中国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走向的担忧，我们这些《零八宪章》的签署人进行了长时间的酝酿和讨论，这期间我们自然参考了捷克《七七宪章》和英国大宪章、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和台湾社会运动的大量文献，所有这些对我们都很有裨益。我们接受并认同那些构成人类主流文明的普世价值。我们作为公民社会的成员，不愿意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批判上，而是希望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与进步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这就是19条基本主张的由来。我们怀抱着真诚的善意希望通过公民社会的主动参与和社会各界（包括执政者）对话协商共同探索良性转型的路径。

《零八宪章》正文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前言”，主旨是概括性地总结中国100多年来的现代化的历程和经验教训以及对当下面临的局势进行解析，指出问题的要害之所在。第二部分“我们的基本理念”，主要是阐述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是人类社会共有的普世价值和制度保证，我们这些中国公民和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公民一样认同和珍视这些普世价值，并愿意一起承担为在中国实现这些普世价值而努力践行的责任。第三部分“我们的基本主张”，就是我们这些宪章的签署人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的具体建议。第四部分“结语”指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结论是：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对于我们这些中国公民和宪章签署人来说，在中国历史的重大转型时期出自我们的良知、责任感和对祖国的热爱，发表我们的见解和主张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以犬儒主义的态度沉湎于自身的物质享受和经济利益，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闭口不言，无动于衷，那才是我们的耻辱。

夏明先生在一篇介绍美国重金属摇滚乐团“枪与玫瑰”（Guns N’ Roses）推出的新专辑《中国的民主》的文章中写得好：“在《中国的民主》发行后的两周后，中国300多名知识分子和民主人权斗士以极大的勇气在北京发布了《零八宪章》。他们不再仅仅沉溺于自身的物质满足和追求狭隘小圈子的特权了，他们要为整个中华民族争权利、争自由、争民主。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现状、蝇营狗苟；他们要拥有更美好的明天。”（夏明：从“一无所有”到“中国民主”，原载《纵览中国》）

哈维尔在回顾当年发布《七七宪章》的情景时写道：“社会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觉醒的迹象，当然，是在所说的少数人内部。很多人开始从历史的震荡中苏醒过来；很多人抛弃幻想，开始真正自由地思考问题了；很多人已‘厌倦了自己的惰性’，开始意识到不能老等待别人 (上面的？外来的力量？)来改变现状；很多人已不能忍受总是被动地充当历史的客体，重新感到有必要在一定的范围内成为历史的主体；很多人感到社会避难所里的沉闷空气令人窒息，从而感到为改变共同命运所应承担的共同责任。……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过去一直局限在自己的圈子里，现在人们渴望冲出樊篱，走向社会。人们也感觉到应该团结起来，互相支持；意识到了自由的整体性，懂得了对某个人自由的侵犯也就是对所有人自由的践踏。假如在某人受迫害时大家都袖手旁观，那么最后谁也不能逃脱受压迫的厄运。”30年后今天，这段话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感同身受。

《零八宪章》的发布在官方和民间引起了不同反应。官方仍然沿续两极对抗的思维，把宪章的签署人当作敌对分子，并动用警力进行压制，对签署人展开全国性的抓捕、传唤、讯问、查抄、封网，宪章签署人之一刘晓波先生自12月8日深夜被警方从家中抓走后至今仍然没有获得人身自由。而民间的反应空前强烈，参与联署签名的人数日益增加，从中学生到离退休的老年人都有，以各种方式在互联网（民间网站、网络社区、博客、QQ群、聊天室）上展开激辩，其热度为多年来所罕见。到2009年2月16日，联署签名者超过8500人。同时，该文件已被超过30万个网站和博客所转载和引用。国际上各大主流媒体都进行了专题报道。Google搜索“零八宪章”为34万5千条，“08宪章”达144万条。《零八宪章》的影响日益向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延深，正在形成了一个伸张权利，争取自由，要求民主，落实宪章的公民运动。

《零八宪章》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公民社会正在走向成熟。正如宪章签署人杨光先生所言，“《零八宪章》体现了极大的善意、充满了无与伦比的建设性。它没有一句话是对掌权者进行恶意挑衅和攻击，甚至也没有一句话是对当前现状牢骚满腹的鸣冤叫屈。它没有危言耸听，而希望善加引导；它没有扩大异议，而希望凝聚共识；它没有渲染敌意，而希望和平共生；它没有加深仇恨，而希望抚平伤口；它没有想入非非，而希望实事求是；它没有斩断过去，而希望缔造未来。因此，与其说它是站在对立面、针对当局的一次异议行动，不如说它是站在公民主人翁的立场、向包括掌权者在内的全体国人同胞发出的正义呼声。”

另一位宪章签署人贺卫方教授说得好：“共和政体的基础是美德。我理解，这种美德中最重要的便是诚实、勇敢而坚定地追求自由。在一个迈向法治的社会中，揭露那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并运用法律武器进行斗争，正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义务。”

宪章签署人杨海先生在文章中写道：“我们深深知道公民运动的力量源泉来自于公民对祖国和人民至高无上的爱，来自于公民对自由民主的坚定信念和勇敢自觉的践行精神。公民运动不寄希望于当局的权力斗争和国际压力，公民运动只寄希望于中国广大公民的自觉行动。”

作为《零八宪章》的签署人，我们真诚地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融合左右，超越对抗，积极参与到实践宪章原则的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为兑现人的权利、价值与尊严，将中国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而努力奋斗。为此，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态期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与指教。

几十位四川，贵州和浙江知识分子和零八宪章签署者发表声明，要求释放刘晓波并表示愿意承担属于签署人的个体责任。

中国大陆50多位学者、律师及传媒界人士，包括徐友渔、茅于轼、张思之、秦晖、杜光、贺卫方及梁文道等星期四在网上发出公开呼吁，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湖南十几位零八宪章签署者也就刘晓波被捕发出声明和呼吁，表示刘晓波日后如因起草、签署、宣传《零八宪章》而被定罪，他们这几位签署者愿意与他一起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据维权网报道：几十位四川，贵州的知识分子发表声明要求释放刘晓波，包括四点内容的这一声明表示：“一、我们绝不认同当局逮捕刘晓波博士，我们认为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践踏人权的事件！二、我们呼吁当局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博士！三、我们认同有刘晓波博士参与的《零八宪章》所阐述的普世价值。我们认为中国的民主化将围绕《零八宪章》所阐述的普世价值和框架进行！四、我们对政府逮捕刘晓波博士的野蛮行径表示严正抗议，并将一直关注事态的进展！签名者中有四川作家廖亦武，学者王怡，贵州的民主人士陈西等人。

另外，浙江的一些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参与者和《08宪章》签署人，在刘晓波先生因为参与《08宪章》而被当局逮捕之际，表示他们愿意承担属于每一个签署人的个体责任。他们中的毛国良、陈龙德、王东海、吴高兴、叶文相、赵万敏、黄志道、傅权、金秀元等浙江公民2009年6月27日，也发布了“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抗议中共当局对刘晓波等异议人士的打压……“声明”强调必须启动零八宪章所呼吁的宪政民主改革，稳步推进中国的宪政民主进程。“声明”呼吁以胡、温为主要领导的中央当局从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从追求人民的福祉出发，从执政党的长远利益出发，立即释放刘晓波，并且妥善处理六四惨案、法论功冤案等历史遗留问题，不断化解矛盾，不断开放言禁，逐步开放报禁和党禁！

姜维平先生就刘晓波被逮捕在海外网站发表文章，敦促中国政府实施尊重人权的国际承诺。

曾经因为揭露东北高层腐败而被判8年监禁的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主任姜维平先生就刘晓波被逮捕事件，6月26日在海外网站发表文章表示：

“刘晓波煽动了什么？造谣与诽谤了什么？他不过是一介书生，写了几篇文章，出了几本书，即使是《零八宪章》，所讲的18条都是普世价值。”“近年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普通公民，大都不知道刘晓波，有人知道刘晓源，郑恩宠与冯正虎，但并不知道刘晓波是什么人，也就是说，他与中共官员忧心忡忡的突发事件，设有任何因果关系，因此何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试问，难道瓮安事件，陇南事件，重庆抢枪事件，直到石首事件，与刘晓波有关？”

姜维平先生的文章还指出：“刘晓波是共产党的镜子，如果中共明智，应当从中看到社会危机与历史使命，应当还政于民，开放党禁报禁，让所有党派参加竟选，中共亦未必下台，即便下台也可以再努力，或能象台湾国民党那样东山再起。所以，封住刘晓波的嘴是不聪明的，是自断后路，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无国界记者介绍记者姜维平的一组文章，共有四篇。姜维平记述了自己的职业生涯-1982年开始从事记者工作，2000年被捕，2009年流亡到加拿大。

无国界记者表示：“姜维平是位有勇气的记者，是记者的楷模。他毫不迟疑地谴责中国共产党高层的腐败。通过记者们的工作，中国大众才能够了解一些官员的不良行为。像姜维平这样的记者们的工作能够让中国言论自由的情况发生变化。”

姜维平在80年代开始在新华社做记者的工作，在90年代初，他担任香港《文匯報》中国东北地区办事处主任。1999年，他为香港杂志《前哨》写了一组有关某些中国共产党高官贪污的文章。

2000年12月，姜维平被大连当局（中国东北地区）逮捕，2001年5月，以“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被判八年徒刑。最终在2006年获释。

2009年2月，姜维平获得了去加拿大政治避难的许可。现在，他和妻子生活在多伦多，身为书法家的他仍然继续做独立记者的工作。

我的记者生涯

姜维平

我在少年时代即有一个梦想，做一个著名媒体的记者，但那是在1966年，当时我10岁，正身处腥风血雨的文革动乱之中。我最崇拜的媒体是人民日报与大连曰报。后来在1982年，即在我从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我被幸运地分配到大连曰报文艺副刊工作，我做了记者兼编辑，后在1987年调新华社大连支社，90年代初又调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工作，总之我经过多年的努力，把少年时代玫魂色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我可能是中国仅有的具有上述三个不同媒体工作经验与资历的记者，一个是大连基层的小报，一个是国家级名牌通讯社，一个是境外的大报。但不论如何，都无一不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记者并非无冕之王。我少年时代的玫瑰色中原本应当不存在专制的阴影，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2009年2日4月移居多伦多之前，我设有真正地实现我的梦想。

不过我不后悔，虽然我结束了18年的党报记者生涯，并饱受了5年零1个月的铁窗之苦，但我毕竟为新闻自由奋斗过，毕竟用自已的笔，真实地表现了底层百姓的生活，披露了东北高官的贪腐恶行，为了实现我真正的梦想呐喊过，追求过，我深感欣慰。

1991年我冒昧地写信给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刘再明自荐，亦始于这种天真的梦想，当时我在深圳旅行，在大连老乡创办的一家餐厅墙上看到这张总部设在香港，但在大陆有十几个记者站的著名报纸。我想象它应当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媒体，我并把自已的少年之梦与其连在一起，但1993年我真的应聘到了该报东北办工作后不久，我才恍然大悟：它同样不过是共产党在香港及诲外所设的一个宣传阵地而已。然而即便如此，在人们观念落后信息封闭的90年代初期，在东北一个小城市大连，筹建一个境外的媒体的分支机构，亦是石破天惊之举。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第一次把盖有香港文汇报公章的公文，递交大连外经贸委相关部门注册审批时，那个女性工作人员以为该报是反动报纸，立即惊恐地请示上级，而且此后以双重身份与我谈话与接触的秘密特工不下10人。这说明，在中共一党独裁统冶下新闻媒体记者的处境是何等尬尴，政府是多么恐惧香港及海外媒体的记者！香港文汇报东北办的成立，是中共官员矛盾心理的产物，一方面他们拟通过海外媒体宣传自已招商引资，一方面又害怕记者正视现实向境外揭丑。这个巨大的社会痛苦，是由中共对外开放，大力发展经济而又拒绝政治体制改革造成的。我个人的命运与悲剧诠释了这一观点。

由干大连市公安局在当地第一个给我办理了多次往返港澳的通行证，我持有这个证件，可以奔走在资本主义的香港与社会主义的中国之间，我有机会把这种一国两制的生存环境加以比较，两种价值观亦发生了碰撞。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设有什么能比新闻自由更重要，翻阅香港街头公开叫卖的《前哨》等杂志，我读到不同干国内媒体一色粉饰现实的文章，听到了不同的然而是真实的声音，我的精神为之一振，为什么国内12亿人口，56个民族，不可以有不同观点的存在，为什么生活中充满矛盾，底层弱势群体有冤屈与诉求，但记者不能真实表达？难道我只能用谎言换取物质生话，而虚度一生？我为此痛苦地思索了很久。虽然，我按照《前哨》杂志上刊登的电话与地址，主动去拜访了社长刘达文先生，但撰写与投稿还是犹豫与推迟了很长时间。

后来大约在1998年，有两件事的发生震动了我的灵魂，有一次我应约去见原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与省长张国光，主要目地是报道辽宁省国企改革情况，从大连驱车300多公里，进入省城沈阳要穿过一条位干市区的铁路，我驾驶的汽车在轨道附近受阻，原来数以百计的下岗工人，为了抗议厂长的贪腐与企业的变卖而卧轨求诉，他们说，阻断铁路才能让北京铁道部以至江泽民知道他们的困境，只要知道了就能为咱们工人讲话。由此我想起以前在大学党史课的教堂上听到的故事，我还看到文革中的一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去安源干什么？是因为那里的矿工和现在卧轨抗议的工人一样饥寒交迫，为什么共产党有了权，也象资本家一样不关心工人的疾苦？。。。。。。我后来见了省里领导，但他们都大讲国企改革的成绩与大好形势，一慨回避这一敏感问题。我还受到省委宣传部外宣处官员的委婉的警告，当然香港文汇报只能刊发赞扬他们的专访，并满是溢美之辞。

另外一次突发事件情况更为严重，它激起的心底的波澜，至今还在忆想之中拍打我的思索，当我正与东北大庆市委的一位主要领导谈话时，我们所在的办公楼却被大庆毛巾厂的100多个失业工人愤怒地围困，工人们拉起白底黑字的横幅，上面的文字诉求很筒单：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高呼的口号是：打倒贪腐的厂长！原来，企业转型，对外合资，外商要精减人员，工人们不知何去求职。市委门前的警察封堵了入囗，我们只能从后门走出，但工人们看到我手中的相机，就欣喜若狂地大喊：记者，记者，仿佛是见了救世主。然而，我们听过他们焦虑的诉求之后，即使撰写了稿件，也无处发表，香港文汇报只能刊登我们肯定与赞美大庆官员的文章，这令我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除了向香港非亲中的报刊投稿，别无它途。

虽然，中国宪法上明明写有言论自由的条款，毛泽东也讲过言者无罪，但这都是谎言，中国刑法中设有与之矛盾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条款，还有建国以来多如牛毛的文字狱，证明了中国政府的残暴与伪善。这已给香港文汇报投下了巨大阴影，所以它不得不自律。报社领导刘永碧多次警告我不能给其它报刊投犒。否则将承担严重后果。不过那时我过高地估计了中共地方官员的阶级觉悟，我还认为他们原本代表工人阶级，会理想我批评他们的良苦用心，并天真地相信国家最高领导人，能够接受我温情批判的善意，与理性客观的文字代言，并为我做主。为防万一，我使用与变换了不同的笔名，从90年代后期开始，我在《前哨》与《开放》等香港杂志发表了多篇记实调查报道，一方面我以《马向东澳门赌输3000万》，《薄熙来冶下大连市民叫苦连天》，《薄熙来抓廉政抓小放大》等为题，无情地揭露了东北官员的贪腐与伪善的恶行，一方面又以《黑龙江民谣示民意》为题，真实地表达了东北底层百姓的困苦状况与两极分化的社会危险趋势。当时，我想象的最不好的结果，可能是被报社辞退，失了他们为我配备的高挡房车与可观的薪水奖金等等，或许还会坐牢，但我义无反顾，因为我想一个社会的进步，总是需要一些人做出牺牲付出代价，努力地去一点点地推动，特别是对待象中国这样具在5000年封建传统的大国，别无它法。虽然一两篇文章，声音太小，作用不大，但会有更多的人汇入我的声诲，就可能推进国家的民主进程。我想起了陈天华，邹容，章大炎等人，倍受鼓舞。但是我估计官方会因为调查等司法程序，而不得不延后行动，而此间我仍然会不间断地刊发文章，继续发出我自已的声音。我刚刚找到了一点点无冕之王的感觉。。。。。。

然而不幸，中共秘密警察的技术手段不为常人所知，它的效率极高。原来，早在1982年我走进报社大楼，成为一名党报记者那天开始，我就已经处于一种严密的被监控的视线之中。于是2000年12月4日，在大连一个风雪弥漫的阴泠的早晨，在我寓所附近的停车埸上，我忽然被8名便衣特工粗暴地绑架，其现埸指挥者便是被我批评的大连市长薄熙来的秘书车克民，此人时任大连国安局党委书记。随后我被秘密押往中国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顺海军基地，70年代末车书记曾在那里当兵，我并非军人，但他们为了对外封锁信息，逼我闭嘴，无所顾忌，无视法律，无所不用其极。从此我的党报记者生涯结束了。我想起报社一位老记者的话，六四期间香港文汇报因为同情学生，不服从李鹏的指令而开了报纸天窗，在头版只刊出四个字：痛心疾首。但1997年我首次见到当时已被撤职的老报人，社长李子诵时，他脸上虽然笑容满面，但已是老态龙钟。我知道他心中还深存隐痛。现在我这种不公平的遭偶是他，刘锐绍，程翔等香港文汇报良心记者命运的延续，这个悲剧还在上演。。。。。。伴随着我的是一间没有暖气的阴冷斗室，一只日夜不停地吼叫的高大狼狗，三个持枪的士兵与狱卒与一个被白雪几乎掩埋了的营房小院。刺骨的寒风袭击着我的心脏。我不再是无冕之王，我成了21世纪中国新闻界第一个因言获罪的囚徒。

2009年6月19月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