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以后，在临平省四监集中关押过的难友，肯定都忘不了当年那一场因叶文相挨打引起的集体绝食斗争。政治犯集体绝食，一般人只能在《红岩》一类的小说中读到过，1949年以后的监狱中，个别犯人的绝食是有的，但是犯人集体绝食，可能连那些在监狱工作多年的老狱警也没有听说过，但是，在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集中关押期间，我们却亲身参加了那一场绝食。那次绝食之所以令人终生难忘，不仅是因为她的高尚目的——捍卫人格尊严，而且是因为我们有理、有利、有节的绝食行动迫使狱方向我们作了公开道歉，这在中共的监狱史上，可能都是绝无仅有的。
（一）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八年，但是当年的场景，却依然历历在目。
公元1991年2月5日，旧历年关已经逼近。
杭州市郊的临平镇。斑驳的临平山下，省四监紧挨着省二监，高墙电网，隔断了尘世的喧嚣。
这是六四以后的第二个新年。在普通中国人的记忆中，天安门广场的凄厉枪声，已经渐渐遥远。但是，或许是与尘世隔绝的缘故，或许是由于肉体和精神上的严厉惩罚，四监直属中队的良心囚犯们，却难以忘却历史留下的伤痕。
监狱当局喜欢把坐牢称为“改造”。一年下来，犯人们也要进行总结评比，汇报自己“改造”的“成绩”。狱方还要将这“成绩”书面报告犯人家属，为此，队长（狱警）要求我们说明自己的家庭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尽管狱方不可能连犯人家庭的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意识到监狱的特殊处境，还是按要求办了。
下午，狱警毛明来到了我们直属中队的监舍。
“叶文相！”
“到！”
“你的邮政编码呢？”
“我记不清了。”叶文相的“改造”意识确实不强，由于天气冷，他两手团在棉袄囚服的袖子里，边说边走向毛队长。他没有意识到，在队长面前必须是毕恭毕敬的。
可是，自称是大学毕业的毛队长，早已习惯了那些刑事犯的点头哈腰，而没有意识到犯人也是人，他们的人格应该受到尊重，尤其是直属中队这一群因为坚守了社会良知而遭受政治迫害的特殊犯人，是不会象刑事犯那样因负罪感而矮人一截的。实事求是地说，叶文相的态度确实有些不恭，犯人在自己面前这种漫不经心的样子，哪一个队长心里都不会高兴，但那些稍有理性的队长，对此训斥几句也就算了，可是人称“阿毛”的毛队长偏偏对犯人的态度最为敏感，他恼怒地几个箭步上来，一把拉开叶文相的双手，嘴里象骂牲畜一样地骂着，理智而沉稳的叶文相则一声不吭。这时，恰好潘建民指导员集合直属中队全体犯人，叶文相乘机来到监舍外面的操场上排队。但毛队长并没有过瘾，他从队列中叫走了叶文相，一路上骂骂咧咧，推推搡搡，把叶文相往中队队部推。据叶文相在事后第四天即2月10日所写的《整个事件的情况说明》记述，快到队部时，阿毛出手越来越粗鲁，叶文相说：“不用你推，我自己会走！”阿毛火起，一把抓住叶文相肩膀上的衣领使劲往前推搡，叶文相边踉跄着边喊：“你想打人啊？你想打人啊？……”
（二）
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傍晚，叶文相回来了，看见我，他眼中噙着泪花，向我诉说在队部挨打的经过，此时，毛国良也过来了。叶文相下午被毛队长当众气势汹汹地推出去，大家的心为此一直悬着，现在看我们三个在沉重地议论着什么，许多难友一下子都围拢过来。据叶文相在事后第四天的回忆，毛队长把叶文相推进队部办公室以后，就关了门和窗子，尽情地发泄和漫骂：“你这个没有良心、畜牲不如的东西！你以为会裱画了我们就不敢搞你了？……”（狱方让三个美院毕业生在画室画画，安排王东海和叶文相裱画，不用象其他难友一样参加体力劳动，队长们把这当作一种照顾）毛队长边骂，边用手掌敲拍叶文相的头。当时陈队长（直属中队队长）也坐在一旁，陈队长虽然为人厚道，但也缺乏尊重犯人人格的习惯，他不仅没有制止毛队长的漫骂，反而命令叶文相跪下。由于叶文相不愿下跪，毛、陈二人就立即动手将他往地上按，一只脚的膝盖顶住叶文相的脊背，两个人抓住后衣领，按住头狠狠往地下撞，边撞边骂……阿毛越骂越上火，随手打了叶文相一个耳光。叶文相冷静地说：“你打了我一个耳光！”阿毛气急败坏，又狠狠打了一个耳光，叶文相马上又说：“你打了我两个耳光！”阿毛似乎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有些不妥，虽然仍然骂声不停，但改了口气说：“谁打了你耳光？”并一把摘掉叶文相的帽子扔到一边的凳子上。坐在一旁的陈队长也帮腔说：“谁打你耳光了？”叶文相不软不硬：“是毛队长！”阿毛跳起一步：“你说我打你，是要有根据的！”又对陈队长说：“把他关进去算了！”见陈队长没有表态，又走到叶文相身边，用手指点着他的头，迷着眼睛说：“我是把你的帽子拿掉，轻轻碰了一下，怎么能说打你呐？”……等潘指导员进来以后，陈队长和毛队长都意识到事情有些难以收场了。…………
听完叶文相的诉说，大家都很气愤。毛国良低声而坚定地说：“我晚上绝食了！”我紧跟着附和：“我也绝食了!”
叶文相挨打的事迅速传开了。
晚上绝食的事也迅速传开了。
“绝食了！”
“绝食了！”
“绝食了！”
…………
难友们一个个沉着脸，声音低沉而坚定，整个中队笼罩着一种凝重的氛围。
“这件事情不解决我绝食到死！”每想到当时的场景，杨忠信那激动的叫声仿佛至今还在我耳际回荡。
（三）
开饭的时间到了，由刑事犯担任的护监犯用手推车从食堂运来了盒饭，但是没有几个人吃，不知是谁带的头，大家都拿了自己的一份，摆放到监舍门口的台阶上。此时，一队队犯人正好喊着口令，从工厂下班回监舍，路过直属中队门口，看这情景，都知道直属中队的政治犯们绝食了。政治犯集体绝食，可以想见，这对那些刑事犯们是多么新鲜的事儿，对以稳定为第一要务的整个狱政系统会产生多大的震动……
晚上，狱方紧急集中直属中队全体犯人在监舍外面的操场上开会。到会的只有三个队长：狱政科的方（副）科长、监狱研究所的应所长（狱方安排研究所也参与直属中队的管理）和潘建民指导员，毛队长和陈队长都没有到会，难友们当然知道，这是狱方有意安排他俩回避。指导员首先讲话，他要求大家相信组织，相信队长，并表示，队长在执行任务时，是可以采取一些强制行为的，毛队长平时对叶文相是不错的，相信他不会发生那种情况。设身处地想想，指导员这种对毛队长打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尽可能为毛队长开脱的论调是可以理解的——我一直相信，这个处世严肃、作风严谨、工作负责的基层负责人心里对毛队长给他捅了乱子是不满的，但是，打人的事毛队长又不肯承认，同一单位，“不能胳膊肘往外撑”，这是到处通行的潜规则，何况这里是监狱，毛队长是他工作上的帮手，陈队长是跟他平级的同僚，他又能怎么说呢？可是，挨了打的叶文相不依不饶，等指导员讲完以后，经得同意，叶文相站起来要求说明事情的经过。指导员不允，理由是“这样会对其他人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这时，我蓦地一声“报告！”站了起来，要求发言，指导员不能不让我说话。我表示，让叶文相单方面在这里说确实有可能先入为主，今晚毛队长作为当事人应该到场说明情况！……否则，“这件事情我们要向省委、省政府、直至党中央、国务院控告！”我的发言引起了难友们一阵热烈的掌声，弄得在座的队长们很尴尬。此时，方科长出面解围，他对大家说：“我向你们保证，明天同一时间，一定把事情调查清楚！”随后，就把叶文相叫进监舍，简单地问了下午事情的经过，并查看了叶文相脖子右上方的血痕和膝盖上的伤痕。
（四）
方科长的“调查”只是缓兵之计。其实，他们下午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不过，他们只想安抚情绪，平息事态，但不想公开事实真相。根据叶文相三天以后写的《整个事件的情况说明》记述，下午指导员进来以后，叶文相就当着毛、陈两个队长的面向他反映了事情的经过，特别指出毛队长打了他两个耳光。指导员先批评了叶文相几句，指出“你要对自己的讲话负责”——那意思是双关的：既指“你说话要有根据”，又指“你要考虑你的话可能引起的后果”。叶文相表示，自己如有违反监规，甘愿受处罚，但毛队长因此打人是错误的。指导员似乎在诱导：“是不是毛队长在拉你的过程中不小心碰了你一下？”叶文相回答：“我还不至于糊涂到这种程度！”
稍停片刻，毛队长叫叶文相出去站到办公室外面，三个队长在里面商量。过了一会，潘出来，对叶说，队长在处理犯人违规时，是可以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的。叶的回答柔中有刚：“如果你们按规定处罚，我没有怨言；如果中国的法律及四监的制度允许对犯人打耳光、下跪等体罚手段，那么我是自作自受。”潘说：“具体规定是没有的，问题是你说毛队长打人，毛队长说没有打，我又不能相信你，希望你冷静些，多想想队部对你的照顾。”潘显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迫切希望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谈话中反复强调和诱导，“这可能是毛队长在拉你的过程中无意碰撞了你”，并问叶对此有何看法。叶文相的回答很坚定：对于自己的违规行为，队部怎么处理都没意见，但毛队长打人的事情必须作出公开道歉！
指导员进办公室再次与毛明商量后，又把叶文相叫进了办公室。毛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叫叶文相坐到凳子上，轻声细语说：“你说我打你耳光，但你没有证据。我也是个大学生，在这里工作多年了，也懂得法律的规定，最多不过是辞职。你要我道歉，我又没打你，你讲的都是谎言，叫我怎么道歉呢？”毛问叶文相能不能保证回去不讲，叶说不能保证。毛又说：“现在我们希望稳定，平平安安过个年，不希望乱起来。你就是回去讲了，大部分人都是不会相信的，小数几个人可能会相信，但这里是监狱，你要闹也闹不起来，希望你还是配合队长稳定中队。”指导员知道毛队长的话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自己再说下去也没用了，于是他出去了。
过了不久，研究所的应所长来了。说起这个应所长，难友们似乎对他的印象不怎么好，都说“老应这人左”，我倒一直觉得老应虽然思想上确实有些左，但待人挺温和的，也不会背后使坏，因此左也左得可爱。老应象哄小孩一样，首先给叶文相戴了高帽子：“你在这里表现还可以”，接着就重复了“你要多想想队长平时对你的好处”，“不要冲动，这件事情回去就不要讲了，如果讲了，所引起的后果你要全部负责”之类的话。见叶不答应，就说，这件事情我们还要调查，调查需要时间。叶文相表示，希望能给个明确的期限。应一改温和的语气，正色说：“你没有权力向我们提要求！”三人见叶不肯表态，老应就象大人吓孩子一样说：“监狱纪律规定，一切言行听队长的话，我现在代表监狱对你讲话，你必须服从，回去不能讲，否则，一切后果由你全部负责。”听了老应的话，叶文相的语气反而却越来越硬，他激动地说：“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可以由你们任意打骂体罚！”他再次表示，“我必须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强烈要求监狱领导认真调查，对违法打人者作出严肃公正的处理，否则，我将不惜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人格！”
就这样，队长们只好带着不安的心情，让叶文相回去。叶文相回来以后，果然就发生了大部分难友都参加的集体绝食行动。
（五）
第二天（2月6日），难友们继续绝食，饭盒继续摆放在监舍台阶上，早、中、晚，各大队各中队的队长带着刑事犯们进进出出路过直属中队门口，绝食的事影响越来越大……上午，有关队长们继续找叶文相谈话。这一次，直属中队的四位队长（潘、陈、黄、毛）全部来了，研究所除了应所长，难友们平时最有好感的小郭队长也来了。叶文相在《整个事件的情况说明》中写道：这次谈话，“气氛是温和的，态度是客气的。”老应首先开口：“经过我们了解，昨天的事情基本上清楚了，监狱对两位队长也进行了批评，指出了他们这是违反纪律的行为……”随后，陈队长向叶文相承认，是自己叫叶文相下跪的，并与毛队长一起用暴力将叶按跪在地并将头朝地上碰，含糊地作了道歉。毛队长也承认自己态度粗暴，有违反纪律的地方，同样作了含糊的道歉。但是，毛又避重就轻，强调是在拉扯过程中无意碰了叶文相的脸，而不承认打耳光。应、郭、黄三位尽力劝说叶文相谅解，潘则一声未吭。叶文相等他们讲完后表示，谅解可以，但有个前提，就是事情真相一定要调查清楚，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高架子的小郭队长低着头，用他一贯的轻声温和地说：“事情就是这样了，处理也就是这样了。”应所长说：“希望回去多想想，下午能够与毛队长单独谈谈。”但叶文相明确表示，既然你们这样定了调子，下午也就没有必要再谈了。
软的还是不行，就再来硬的。下午，狱政科的方科长、教育改造科的赵科长、杜干事、研究所的小郭队长，四位队长继续做叶文相的工作。赵科长重复了上午的老调以后，对叶文相说：“现在事情的性质已经变了，你已经被人利用了。”他问道：昨天傍晚毛国良和吴高兴两人为什么主动向你了解事情经过？2月1号那天晚饭后，毛国良他们一群人嬉闹个不停，扮演萨达姆进行记者采访，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他表示，“这些事情都要联系起来看”，暗示这是“有人要抗改造”，“破坏监管秩序”，希望叶文相不要上当。狱方对难友们平时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坐过牢的人都知道，队长是不可能直接了解犯人们背后的情况的，了解情况靠的是安插在犯人中间的“耳目”。叶文相心里清楚，这些细节都是“组长”和“护监”们汇报的。直属中队的犯人组长和护监，狱方之所以不让政治犯而有意安排刑事犯担任，就是因为怕政治犯不愿意做“耳目”。但是，叶文相对赵科长提出的问题很坦然，他说，难友们绝食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求得一个公正的解决，根本不存在谁被谁利用的问题，更不同意把绝食同前一天晚上的嬉闹联系在一起。叶文相表示：“你们既然说事情已经清楚，毛队长没有打人，那么就是我在造谣诽谤国家干部了，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你们监狱领导比我更清楚，而且按照你们要客观公正的说法，就必须按规定对我作出严厉处罚。所以，我不得不怀疑你们的公正性！”方科长马上表态：“我们不会对你进行任何秋后算账！”接着，四个队长又轮番劝说。无效，方的语气又转为强硬：“监狱的调查就这样了，定性处理也这样了，你不服可以向上控告，我负责转交。”方还再次威胁说，“现在中队的情况再发展下去，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你是承担不起的。”叶文相可不吃这一套，他表示：“这件事情因我而起，一切由我负责，与任何人无关。至于因此而造成什么后果，我无法预料，但其责任不在我，而在于你们监狱。”
队长们可谓“苦口婆心”了，无奈叶文相软硬不吃。狱方于是开始在难友中实行分化瓦解的策略，找一些学生难友个别谈话，提前向他们透露减刑名单。另一面，又通过一些难友撒布传言，如果继续绝食，监狱就要拆散直属中队，对我们实行隔离分管，甚至有可能以扰乱监管秩序的罪名对个别难友实行加刑，等等。记得从6号那天下午开始，应所长和潘指导员他们就找了一些学生娃娃谈话，那天下午，指导员也找我谈过话，他对我说：“考虑到你家里比较困难，我们准备给你减掉两个月，让你早点出去。”我客气而坚定地表示，我的刑期短，还是让给那些刑期长的吧！这么一来，谁谁要减刑了，监狱里盯住谁谁了，万一直属中队真的拆散了，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那日子就不好过了……诸如此类的话就在中队里纷纷扬扬地传开了。但是，面对这些议论和猜测，毛国良公开表示：“如果不公开道歉，哪怕枪毙我也要绝食下去！”我和陈龙德等人分析：被减刑的人看来不会再坚持绝食了，但是只要我们其他人坚持下去，狱方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不过，我们要作最坏打算，打算加刑！
（六）
晚上7时，全中队又集合了。狱政科的大胖子钟科长宣布了16人减刑名单。然后，毛、陈在会上向叶文相作了公开道歉，毛队长虽然还没有明确承认打了叶文相的耳光，但毕竟是公开道了谦，因此当时大家对此也没在意。潘指导员接着承担了责任，他向难友们保证：“今后决不发生类似事件！”此话一出，我马上情不自禁地带头鼓掌，全体难友也都热烈鼓掌。会后，指导员马上找我谈话，他高兴地说：“我当时看你鼓掌了，一块石头就落地了！”叶文相也向指导员表示了对毛、陈公开道歉的欢迎，不过，根据叶文相亲笔写的《整个事件的情况说明》，他的态度还是有保留的，他写道：“会后，我也表明了态度。出于所处的环境，情况的变化，中队的稳定和人身健康上的考虑，对陈、毛二人的道歉表示了欢迎，至于处理结果，我将持保留意见。”第三天，2月7日早晨，难友们都自动恢复了进食。同时，毛队长也向叶文相承认了打耳光的事实。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难友们之所以能够鼓掌表示对殴打、侮辱叶文相事件的原谅，恐怕指导员的讲话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实，事情发生的那天下午，叶文相就表示，只要毛队长承认了打人的事实，并且作出公开道歉，他是可以原谅的，狱方也很清楚，只要叶文相自己原谅了，就不会发生绝食行为，可是偏偏毛队长一直不肯承认打耳光的基本事实，甚至在公开道歉的时候对此还是遮遮掩掩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指导员的公开道歉和保证，许多难友就难免不满意毛队长的态度，特别是毛队长平时在我们中间的印象不好，很容易激起新的风波。记得上一年的初夏，有一天天气很热，我们上山劳动回来，毛队长看看离规定休息的时间还没有到，就让大组长把我们领到操场上训练，我们又累又热，特别是象我这样年纪比较大的人，浑身的骨头象散了架，巴不得一下子躺到床上去（当然狱方是规定不能躺床的），嘴上又不好说不去，只好沉着脸，非常反感地准备接受惩罚，此时恰好指导员来了，看看我们一个个疲惫的脸，说：“算了，算了！”此时，指导员一句话，仿佛解我们于倒悬，大家的心情可想而知。人总是这样，尤其是我们这些热血动物，同样一句话，由平时对之有好感、有威信的人说出来就容易接受，但如果出自平时对其有反感的人之口，就难免有一种逆反情绪，喜欢从中挑刺。因此，我相信，尽管狱方分化瓦解的策略已经产生了效果，尽管毛队长和陈队长都当众作了道歉，但当时如果没有指导员那番恳切和干脆利落的讲话，很有可能事态还不能平息，而这无论对第四监狱，还是对我们，都不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