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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24曰，中国政府决定起诉刘晓波，这个消息即使我失望，又使我愤怒。原本我想在刘晓波带领303位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签署了《零八宪章》之后，中共关押了他大半年，大慨是基于国内多个敏感纪念日的重叠，我对朋友们说，过了六四20周年，刘晓波就会重获自由，现在看来，做为一个对中共还抱有幻想的人，我过于天真，中共一次又一次地愚弄百姓，伤害善良的知识分子，不断地把朋友变成敌人，已是不可救药。

刘晓波究竟犯了什么法？他坚持自由写作的神圣权力，是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保护的。现在，政府引用刑法中所谓的煽动颠履国家政权的条款，起诉刘晓波，根本是不讲道理！因为这个条款与宪法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自相矛盾，原本早就应当建议人大废除。假如中国有宪法法院，就能立即否诀对刘晓波的起诉，可惜，中共的伪善与残暴并举，不会依法诒国，亦不会做出这样的政治与司法框架设计。当然，它亦不在乎国际社会的遣责。

刘晓波煽动了什么？造谣与诽谤了什么？他不过是一介书生，写了几篇文章，出了几本书，即使是《零八宪章》，所讲的18条都是普世价值，并无新意。如果读过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一书，便可知道，刘晓波受其影响重大。所以，刘晓波只是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很少涉及到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时代，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据我了解，近年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普通公民，大都不知道刘晓波，有人知道刘晓源，郑恩宠与冯正虎，但并不知道刘晓波是什么人，也就是说，他与中共官员忧心忡忡的突发事件，设有任何因果关系，因此何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试问，难道瓮安事件，陇南事件，重庆抢枪事件，直到石首事件，与刘晓波有关？

再说，世界上目前还不存在哪个政权，是由几篇文章煽动颠覆的先例，中共不仅有举世共认的经济腾飞的奇迹，又有庞大的军队与训练有素的警员，何怕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刘晓波？

最近，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发布了《保护人权行动计划》，而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特别是言论自由的权力，正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力，抓捕起诉刘晓波，显然是践踏人权的行为，如果他真的判刑入狱，那么该计划就成了笑柄，成了人权倒退行动计划。等于中共自打耳光！

其实，刘晓波是共产党的镜子，如果中共明智，应当从中看到社会危机与历史使命，应当还政于民，开放党禁报禁，让所有党派参加竟选，中共亦未必下台，即便下台也可以再努力，或能象台湾国民党那样东山再起。所以，封住刘晓波的嘴是不聪明的，是自断后路，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2001年大连地方法院在薄熙来的操控下，也曾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过我并判我入狱8年，后改判6年。不论是罪名，还是所谓证据，即在香港及海外发表的文章，都与刘晓波类似。时间流逝了近10年，中共的政权没有被煽动颠覆，知识分子也设有全部折断手中的笔。这说明了这个罪名的荒谬性，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由近期发生的震惊诲内外的石首事件看，中共多年来压抑不同政见，封锁不同的声音，累积了可怕的地火，已为自已挖好了坟墓，充分显示的社会危机已说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人，不是刘晓波，是大大小小的贪官，是失信的不公平的司法，是失语的不独立的媒体，是政府的谎言，一句话是一党执政的体制。对刘晓波以言治罪，只能是火上浇油，它解诀不了任何社会矛盾，也封不住知识分子的嘴巴，只能进一步压抑民意失去民心，造成更大的新的社会动乱！总之，把刘晓波再次关进高墙电网之内，等于告知所有同情或参与石首事件的人们，中国政府不需要通过和平民主非暴力的方式表达民意，那么社会会和谐稳定吗？所以，在这个令人悲伤的时刻，我想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009年6月26日于多伦多

 

是谁用生命撞击出自由的钟声
时儿如悠扬着的海浪 
时儿如轰响着的闪雷
   
自古以来华夏就一直在倾听
如何解放生命的禁锢
桦树摇曳着原来是无语对夕阳
站立着随时鞠躬通过
或是沉默以显示乌鸦们不凡的旋啼
所有的脖子上都只长着一个人的大脑
人人无权说是
人人无权说不
多少消逝了的心菲
从未呼吸过一口真正的氧气
活着就是为了下跪
不过是摆动不同的姿势
有谁知道生存在于选择的自由
岩洞里至今还有虫文化层
   
是谁用良知撞击出自由的钟声
时儿如霹雳着的火焰
时儿如萦绕着的风鸣

 

开始
 
所有的开始都有结束
所有的结束都意味着开始
不可一世的恐龙依然盘踞岩画上
可无法找回史前尊容
有多少庞然大物都难逃厄运
而耀眼的天空啊源自颗粒
假结束了是真的开始
丑结束了是美的开始
恶结束了是善的开始
当流星穿透夜幕举着黑洞的腥光
太阳啊也曾经坠落
我质疑死神是否被魔鬼贿赂
我质疑天堂是否由上帝建造
我质疑时光是否任星辰倒转
我期待落日那萦绕着拂晓
梦魇的兑现是人的姑息
孤零零的破絮折叠成灿烂的历史
人们睡在里面享受安谧
只要鼻孔里还能萎缩着呼吸
沉默是真正的结束
结束是真正的开始

一

大理的冬天完全是个无雨之城。初来乍到，我几乎被每天的蓝天丽日烤枯了；许多年来积存在身体内部和心中的潮湿，仿佛正在一点点烘干。人如果不被往事浸润的话，在这个疏世独立的古城，原是有可能坐化成一具精神木乃伊的。

然而，很久不响的电话终于还是惊动了午后的枯坐――我想，在中古时代，这种铃声的旋律，大抵类同于雪夜柴扉的剥啄――多有可能是某位乘兴而过的高朋，来云中访友了。但我看见屏幕上的来电显示，却是“无法识别”几个令人扫兴的汉字；就像都市中人透过猫眼，窥见门外的一张陌生面孔，多半连迎迓的兴趣也会丧失。

一瞬间我想起趣友李斯，某次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那种千娇百媚的女声，一听见他那粗哑的牛吼，急忙道歉说――对不起，我打错了。他急中生智赶忙说――也许你并没有错啊，我们何不聊聊？人生有一点美丽错误难道不是同样也愉快吗？女声咯咯的笑了起来，于是电话也就将错就错了。

李斯是我非常心服的知交，一个研究神学的人，常常能从俗世中发现真谛。他喜欢给我灌输一句名言――好运气只会敲一次门――意思就是说你要开门开晚了，人家就去敲隔壁阿二的门去了。于是，我还是接听了这个来历不明的电话，潜意识似乎也在渴望李斯式的错误；用《简爱》中罗彻斯特先生的话说――是过错而不是罪过。

二

80年代末期那个著名的“春夏之交”时，我正好也在南方的一个岛上享受太阳；海边的阳光向来潮润，而那一年，于记忆中则似乎更湿且蒸发着腥味。

我每天下班后，先回陋室脱下警服换上花里胡哨的便衣，然后骑上摩托就往海滩跑――对了，那时我竟然是该市的警察――连我妈都不怎么信。

那时这个国家已经沸腾了。好像除开总理府，从上到下都在同情那些街上的孩子。我过去也曾经是爱上街玩的孩子之一，现在脱下袍子换袈裟，自然就不便去赶场子了。尽管许多过去的兄弟频频来信相邀，我依旧孤悬海外似的在做逍遥派。当时的形势正好还在喜剧和闹剧之间，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回恐怕大人要向孩子赔礼了。于是，我对一些故人戏说：我就不来摘桃子了；万一你们挨打了，我再拿屁股来帮你们接板子。

岛上的孩子们要比大陆的上街晚一月多，于是警察们也就少受些累，我以为。某天我经过一中，看见一群孩子在募捐，那时我工资不够吃喝，心中有感，还是忍不住塞了些散碎银子到那纸箱中去，以示雷子也是人嘛，天良未泯而已。次日上班，政治处的朋友笑着暗示我――你那点钱请我们喝酒不好？我才知道原来“国家”并未逍遥如我，他们还是暗中忙着。

五月的黄昏我从海滨归来，只见满街突然人流如潮，往省府门口滚动。我几乎忘了我的职责时，一个头儿看见了旁观的我，严肃的说：快回去换衣服，到省府集合，你负责陪局长。我急急如律令赶去时，但见红旗开处，两厢人马已然射住阵脚，各自席地而坐，仿佛歌咏比赛。我方对阵的是武警，咱们干警则不用去搞人墙拔河，只在人群中游弋；我更舒服，当王朝马汉陪首长对话。

当月的流行词还是“对话”。各地都效仿京都，一方鼓噪着要和当家的对话，一方坚决只派宦官出场对话――其实双方皆未弄清到底要对什么鸟话。岛上气候已经很热，孩子们都是夜里才出来爱国，我们也只好苍蝇陪着蚊子熬夜。等他们的代表和大内的寺人海阔天空“对话”完毕，五更时再派车送孩子们回校，我们才能回去睡觉。

那时我依旧只是生活中的旁观者，每天颠倒黑白，作为内侍，在省府礼堂的对话室静观风云变幻和世相百态。我知道我心灵的方向，常常又忍不住为双方的愚蠢而暗自捶胸或者面壁苦笑。其时，我真未意识到我会为这场八不相干的戏剧改变一生；当然，也没想到轰轰烈烈的街头革命正把一场浪漫情感，悄无声息地推进我的心中。

三

运动的后期在海岛确实显得有趣而无聊。日复一日的夜坐，革命歌曲回放，然后瞌睡来了就结队往武警的人墙上冲，两厢比赛体力，都不兴出拳脚，顶多从后排往士兵一方扔拖鞋，累了再坐。干警只负责监视大人，谁要在背后演讲鼓动，那还是要请到局子里去的。

岛上当时是所谓的特区之特，“小姐”之多闻名举国。某夜一女士在人群中慷慨激昂，凌晨被密捕回来，一问，是在某桑拿上班的。处长拍案大怒――你一个小姐，你不去好好陪客，你来凑什么热闹？该女士义正辞严――小姐，小姐怎么了？小姐就不许爱国了？处长竟然一时语塞。

我确确乎有些疲倦了。我偶尔不免在想，我那些内地的哥们如果就是在参与这样一场猫捉耗子的游戏，实在也没什么劲道。于是，我开始在人群中用目光“猎艳”，搜寻一些美好的面孔，用以聊销长夜之无奈。

每夜的对话时间，都有记者团的围观――本质上他们也是凑热闹；我从未看见一篇写对话的文章发表出来过。我终于在大群女记者中发现了一张让人记得住的脸，不，不是脸，但也不是身段。是什么使她吸引了我的眼神呢？我其时的身份使我可以放肆的在一边捉摸。我终于明白了，是整个的“态”。古人说女人之美，最难描摹者在“态”，我为这个女孩的态弄得几乎忘记了我正身处于一场大历史之中。

准确的说，她并不漂亮，也不高，甚至还偏黑；剪的齐耳短发，不蔓不枝，素面朝天，衣饰也简朴之极――但她就是能从大片的脂粉裙钗中跳跃出来。她得体地寻找机会采访各色人等，表情清纯，身上透出一种活力。这种态势确实能够打动人，尤其在那时的海岛，她就是一种耐人回味的舒服。

我甲胄在身，不便接近，只能隔着黑压压的愤怒人群远远的爱慕。人的目光有时仿佛一道引线，自会不知不觉中牵起一场缘分――我终于看见她一步一步朝我走来，然后止步，然后用一口纯正的北方话问我：警察同志，我可以采访你一下吗？

当然可以。但我在执勤，我现在不能以我职业的身份回答你；如果你乐意了解我的个人看法，我可以在天亮后无所不谈。――我这样的回答本来就会让记者敏感，更让她吃惊的是我的外地口音。那时全岛几乎没几个大陆警官，我是建省后第一个去报到的所谓“人材”。于是，谈话由此展开。我来自鄂省，她来自豫地，在那年的海岛，就自然有种老乡见老乡的亲近了。天亮时，人群散去，她的住地略嫌偏僻，岛上危机四伏，我主动要送她，她跨上了我的摩托，因而也必须要抓紧我的腰背了。

在早晨潮湿而凉爽的海风中，一个年轻的警察，驮起一份与大革命极不协调的温柔，狂奔于市井巷陌之中。我至今想起那一初始画面，才觉得有些招摇而脸红。

四

那一段时间仿佛整个国家都在过一个漫长的狂欢节，许多行业都在休假，即使公门衙役的我辈，也都要求白天休息以便夜战――只有政保处的稍微忙点。孩子们每天昼伏夜出，一如初恋般的马拉松式约会，准点且兴致盎然。我当时虽然有些置身事外的超脱，但却因为一个人的出场，而使我对这场周而复始的游戏渐生向往。

她本不必夜夜光临，因为事实上并无新闻可言，但她却总是如期而至；而我们也总能在攒动的人头中迅速发现彼此，然后不经意的挤到一起。在两厢人马偶尔的冲突时，我竟然有时忘记守卫局长，却去扮演一个保护弱雏的英雄。海岛的夏夜原本短暂，几乎尚未开聊就要被黎明打断。我送她到楼前，永远止步于楼前，看着她爬停了电梯的12楼，我再崇高而疲惫的打道回府。

这种朦胧的交往起始于孩子们的推动，如果运动戛然而止，我们是否会中止这场随波逐流的相约，迄今我都并不清晰。张爱玲似乎说过――为了成全他们的爱，一个城市倾覆了。放在那时的我来看，应该是一个国家都倾覆了。我已经不记得我潜意识里，是不是希望过孩子们的革命永不到底，以便我能夜夜张生，长待西厢。

我开始邀约她参与我黄昏的海泳，半裸的人生也许更见坦诚和真实。最初我竟然提醒她，不要游得离我太远――我还以为在人海外自己仍是保护神。结果比翼齐游，很快她就不见了，她朝外海游去，其玲珑的身影转眼就消失在潮线之下，我既不可望更不可及，只能游回黄昏的海滩等候，通常是晚霞散尽，她才拖着夜色回来，然后轻松的说：今天大约才五公里吧。我内心不免紧张，万一她要被退潮拉走了，我该向谁交待，我甚至不知她的家人何在。

我们喜欢背对着海水座谈，海浪不时的打过来，把我们朝岸上推。那时的形势已经开始紧张起来，暮色日渐加深我内心的幽暗。我对这场运动的真实看法，开始在她面前袒裎相露。她无意政治，却因我而不得不北望京华，夙夜兴叹。我们徘徊在水与岸之间，很难预知浪涛究竟会将我们打向哪一边。那时，我们连手都未曾相挽，其实在人世的风波之中，原是很容易失散的。

五

我后来有过一首叫着《祭坛》的诗，有句子曰――绝伦的屠杀总是在最美丽的早晨开始。但远在边陲的我，事实上是在那个永不褪色的日子的当晚才知道，那时首善之区大约已经洗完街道了。

朋友雷跑来告诉我，那是在我的一个租住楼里，当时还住着梓夫和我几个朋友。我们听罢都哭了，一个小弟买来一瓶酒，大家望空酹祭。我对梓夫说――我决定辞职，绝不当鹰犬了。梓夫知道我的性格，不便相劝，只是用红红的眼睛看着我。我醉醺醺的骑着摩托就出门了，海岛的初夏之夜似乎还充满着和平，我们所获得的消息都来自于外电――那时的传言都是内战即将爆发。我别无选择，决心北上参加义战。此去生死未卜，我唯一想的起来要告别的，大约就只有短暂认识的她了。

我半夜爬上了她的12楼，她很吃惊我的到访。为了不打扰她的同屋，我们站在门外。她也已经知道了首都的剧变，我说我就是来告个别，明天就走了。她问为什么，那时的我充满了慷慨激昂。她默然，然后说让我陪你下去走走吧。我们下楼，相对仍是无语，又确确乎有点难舍。我说那我就带你在小城兜一圈吧，也算我和这个城市的作别。

我带着她狂奔在夜色中，我忽然感觉到她第一次将脸贴在了我的后背，我穿着短袖警服，顿时感到背心一股暖流――她在默默的流泪。那时的小城格外安静，路灯很少，我的车灯忽然照见前方有一队人扛着花圈沉默地走来，整齐而毫无喧哗。我不明所以，停车于街心，队伍走近时，我才从花圈和祭幛的文字中发现，原来是海大的几十个勇敢的学生，在遥祭那些无辜的死难者。我肃然起敬，对着他们行了个正规的军礼。他们突然看见这个拦路的警察没有恶意，且向他们致敬时，心中的悲愤如河决堤，顿时集体痛哭起来。在那一刻，我自觉鼻酸喉哽，心中耿耿然一股浩然之气。

我带着她骑到了海滩，在一片漆黑中只听见大海的咆哮。面对着海峡的深远不可测，仿佛面对今后的命运。她只是隐隐的啜泣，我去扶起她的肩膀，她靠在了我的胸上。她断续的祈求――你把今夜留给我，好吗？

我默然，内心感念万分，但想到此后的不测，我只能拒绝。人在那一刻，原本是能因一些巨大悲哀而变得高尚的。我说还要回去写辞职信，还要收拾行装，还要处理许多事情；假若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们肯定还会重逢的。我们泪脸紧贴，像两个站在危崖上准备殉情的少年。

六

那时我们还处在一个信息不发达的社会，即便我在“内部”，也所知有限；但知道惯例，镇压之后必将是大搜捕――我想我的一些弟兄在劫难逃了。我在深夜开始奋笔疾书我的辞职报告，洋洋数千言，青春的愤怒使我唇枪舌剑对当局大加挞伐，并义正辞严的发誓――绝不做鹰犬和刽子手。

次日早晨我进到办公室，平静地对几个同事说――我辞职了，请帮我把这些交给领导。我把报告放在警帽里，连同警号警徽等。大家知道我何以抉择，也并不相劝，感叹着告别而去。等我到了广州，才知道京广线还没通车，我想请个的士开回武汉，司机都说兵荒马乱不敢上道。我只好在朋友处等到10号，终于才得以北上。

母校14号还搞了一个十日祭，场面十分感人，作家班的朋友拟写的悼词风传世界。到了此时此地，我才知道没有反抗，只有逃亡，我无能为力，只能聊尽菲薄 （此中的故事留待后日吧） .我辞职去后，局长大为恼火，在全国系统内出现我这样的“叛徒”，于局里是难堪的。处里通知我家人，要我回去，只要认错，尚有生机；父母操心如焚，辗转求我即使辞职，也先回去办好手续。我正好受人所托，也要回去一趟，正要成行，武汉的朋友告诉我，有个海岛的女孩来找你来了，一番描述，我知道是她竟然寻找来了。那时如处乱世，我只留言岛上见，便先回了。

这已是七月了，原先还在观风的各地各部门，已知大势所向，终于开始行动了。内地的追捕组也都纷纷住进了“我局”。局里要我报告出逃一月的全部活动，我拒绝，坚持辞职。而此时，W君的联络人也来到我处，她也从湖北回来了。我将来人藏在我租来的一所村居里，她隐约感到来人的重要，给我说可以安排到她那儿去。我想此事的危险，还是不要祸及无辜为好，就拒绝了。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村居被包围，连我一起给抄了。我还算是现役警察，交给本局侦讯，来人则被航运走了。再之后，W君也被捕，牵连一圈人入狱 （事见海外出版物《情义无价》）。我在审查阶段，给局长长信两函（这个内心善良清醒的人已经去世，谨此哀悼），局长在一个黄昏独自来看我，然后说，你辞职回去怎么办？我说回山，当无大碍。他暗示我说，那你自己走吧，手续以后再说。我终于千里走单骑――一个人骑着摩托向故乡的深山赶回。

临行之际，我和她再次告别。乱世儿女，没有任何相约相誓，除开无可奈何的泪水，终也无从说起。

七

1992年的春天，我在武昌起义门55号勤奋的打扫高墙下的狭窄院子。身上穿着蓝底白杠的制服，头发则早就剃光了。那天的太阳似乎很好，一个外勤的囚徒进来悄悄告诉我――你姐姐带了个女孩来看你，不让进来，你姐姐正和他们在吵架。我站在平台上守候，我急切地想看到是哪位朋友难中相访。李队长是个好人，见我违纪张望，过来劝我进去，说他们正跟上面交涉。我说我只想知道是哪位来了，李说是你海南的女友；估计不会让你们见。

我大约猜到是她来了，果然一会儿，她出现在第二道铁门外。我们之间相距十几米，隔着铁栅栏可以相望，但不能大声喊话，于是只好互相傻笑；偶尔趁管教不备，问一声还好吧。就这样痴痴傻傻的对望了十几分钟，心中有万千伤感，此际也唯余一笑了。我潇洒的拍拍秃头，表示一切皆无所谓，然后不断挥手让她离去，我不想连带她再挨一场不必要的呵斥。

这一面，于今就算是最后的挥别了。那些年大抵有过一些通信，因为都要接受检阅，自然也只能各叙别况而已。我鼓励她去恋爱，她也清醒的认识到我并非一个可以做丈夫的人；经此剧变之后，人都忽然长大了，所谓百年心事归平淡，轻松交往之中，反而多了如许理解和爱惜。

1995年，我出来之前，她结婚了，正计划出国。我赶到海岛，隐约还想送行，以表达积年的谢意。她却正好回老家办手续去了，缘悭一面。之后，她隔年会突然来信或者电话，告诉她做母亲了，又做母亲了，再做母亲了。大家寒暄问候，万里之外，聊存一分高谊。而我自己，则仍旧在人世间谑浪风尘。十几年过去，许多故人都在人海里一去无迹，想到各有一份各自的福报，与其相濡以沫，还真不如相忘于江湖，渐渐往事也就开始漂淡了。

从青春革命到醇酒妇人，这几乎是我们那一代多数人的宿命。虽然并不曾为当初的激情理想和轻生躁进而后悔，但所有的浪漫最终都会复归于现实。而现实的铁栏，何曾有过稍懈。那些被改变的命途，相对于那些被毁弃的生命来说，却又终归是轻如鸿毛的。而我们在苦难中所经历的温情，已然是苍白岁月里的灿烂底色，对此，我们又何能怨怼。

八

又是音讯杳无的两年后，一个来自南太平洋的某个岛屿的电话打进了苍山脚下。她说她偶然上网读到了我的一些文章，她没想到在那之后，我又经历了许多。我们依旧是笑着说话，嘻嘻哈哈的仿佛最初的时光。但17年意味着什么？一个那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但他（她）却可能完全不知道当年的血火故事，更无法想象会有无数的人失踪或者远走天涯。

历史正被人有意的掩埋，当所有惊心动魄的往事都焚毁于心炉之后，一切确如昆德拉所说――万劫不复了，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

她说你是该坐下来写了，你也许需要一个花园，一片草地，一个面朝大海的房子，当然最好还要个真正欣赏理解而又毫无要求的女人。她说可惜你还没有一个可以自由写作的土壤，可惜我都老成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也无法帮你。然后我们就开怀大笑，那种真正纤尘不染的笑，一如当初一念不生的哭。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为学会爱而不是恨，但恩怨尔汝的男女却往往彼此留下太多的伤。经由一个遥远的讯问，于这异乡的村居勾起些许遥远的记忆，放在多悲多怨的尘世，就算是温馨的茶酒了；咂一口，曾经涩辣的苦，竟是回味中的甘，我们对今生就该说――不虚此行了。

“六.四”20周年纪念日刚过20天，中共当局悍然宣布正式逮捕刘晓波，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他20年来第四度入狱。消息传来，海内外舆论一片抗议声。美国众议院议长和德国外长更严厉谴责北京此一恶行，要求立即将其释放。

对于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外交部发言人祭出惯伎，谥之为“干涉中国内政”，并口口声声以“法治”国家自诩，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从20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到去年12月《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刘晓波一直秉持和平理性的方式，为实现中国的宪政民主与人权法治而殚精竭力，锲而不舍，屡挫屡奋。

人所共知，作为一名蜚声国际的学者，他手中只有一只笔，而且他的文风迥异于鲁迅，其时政评论绝非匕首或投枪。包括当局据以对其实施七个月“监视居住”的《零八宪章》，也只是一份温和说理、征集联署的建议书，而毫无结社组党与官方对着干的意味。正如廖沫沙诗云：“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试问无权无势的一介书生刘晓波，就凭区区几篇政论，便能“颠覆国家政权”，岂非天方夜谭，谁会相信？

至于有关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指控，更是耸人听闻。外电指出：“在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通常都被指控试图‘颠覆国家政权’，但是，政府很少把试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也包括在涉嫌的罪名中。”刘晓波行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撰文论政，份属言论自由范围之内，既无组织，又无行动，更无暴力，何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说他“造谣、诽谤”，有何实质证据？既未宣示任何证据，那不正好证实了刘的妻子刘霞所言：官方纯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诚然，《零八憲章》中有段话是一针见血的：“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是人民共和國，實質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製造了一系列人權災難，致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但“党天下”一说并非刘晓波的发明，而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1957年储安平提出的。

储虽属至今不获“改正”的“右派”，但充其量不过是应邀“帮助党整风”，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对中共一党专政提出批评，并不构成“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际行动。而刘晓波指出的“執政黨壟斷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製造了一系列人權災難，致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无不证据确凿，并无虚言。

以言政治，毛早就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官共干寸权必夺，高高在上，胡作非为，鱼肉民众，“比资本家还厉害”（毛文革语录）。诸如去年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某公然猥亵幼女，还口出狂言恫吓其家长曰：“你们算个屁！”。类似事例比比皆是。

以言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大陆中国生产生活水平虽大有提高，但两级分化严重，坚尼系数已超0.45，贫富悬殊。70%财富集中于占总人口0.4%的党内权贵阶层，彼辈穷奢极侈，挥霍无度；而数千万人则尚未脱贫，不得温饱。“不患寡而患不均”，泾渭分明，触目惊心。其间贪污盛行，较之六十年前的国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言社会，党群针锋相对，官民势成仇雠，所谓“和谐”已沦笑柄，“草泥马”充斥神州。人权灾难层出不穷，去年瓮安，最近石首，还有山西黑工等等，无非冰山一角。一片“何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愤懑心态随处可见。而汶川地震近九万人或死亡或失踪，则是继五十年前大饥荒近四千万饿殍、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三千余万亡灵之后，新世纪发生的一场不能排除人祸因素的劫难。

以上种种，铁案如山。刘晓波忧国忧民，秉笔直书，何来“造谣、诽谤”？其所起草的《零八宪章》，以发起联署方式就国是建言，当局理应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择善而从。即使忠言逆耳，也不应横加打压，更不能构陷罗织，以言入罪。何况中国已经在联合国的两个有关公民权利的国际条约上签字，岂能食言而肥，出尔反尔？

至于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标榜的“法治”，尤其令人齿冷。即以刘晓波案而论，非但此次逮捕有违宪法，蛮横无理，已如上述；此前七个月的“监视居住”，同样有无法无天之嫌。

据报道：“从去年刘晓波被警方带走到现在，刘的妻子刘霞只被允许两次同丈夫见面。每次都是警方去接刘霞，把她带到会面地点。（辩护律师）莫少平説，北京市公安机关没有对刘晓波在其合法住所进行监视居住，也不允许刘的亲属和他一起居住，同时阻碍辩护律师同刘晓波见面，这些都是公安机关违法法律规定的做法。作为辩护律师莫少平就这三点向北京市公安机关提出问询，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刘晓波是去年12月8日被公安从家中带走的。“按照中国法律规定，监视居住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6个月。”但刘晓波的逮捕令是6月23日下达的。也就是说，违法超期半个月。

非但如此，莫少平已遭公安禁制，刘被迫要改聘律师。如此侵犯被告人的公民权利，亦属犯法之举。

借斑显豹，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所称的“法治”是什么货色，昭然若揭。

我们在此正告中南海最高层，逮捕刘晓波有违宪法，逆乎民意，与民主人权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改弦易辙，释放刘晓波，方为明智之举。何去何从，务请三思。

最后寄语刘晓波、刘霞，公道自在人心，无数正直善良的人们站在你们一边！

（09-6-26）

前些时候，围观某卫视的一个牛人认证、授勋晚会。虽然，这晚会山寨得不能再山寨，但其名目、奖项设置却是正确得不能再正确，健康积极向上和谐圆满胜利团结。所以，那个小小会场，除了一位牛人遣一毫不相干的人带领那条猪肉外，各路牛人齐聚，各个红光满面，谈笑风生。

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总结一遍，各单项牛人奖颁布一圈后，终于到了高潮。各主持人鱼贯从后台闪出，做激动雀跃状，各自口念颂词，随着主持人用江青式的激动嗓音报出那个德高望重的名字，一位金丝眼镜三件套的老“尖头们”在掌声雷动中颤巍巍闪亮登场。

无疑，金庸老先生很是看重这个终身荣誉奖。与那些骤然爆发的成功人士相比，譬如冯小刚之流，金老先生态度庄敬认真，足令那些把感言当成卖弄嘴皮子的小暴发户们汗颜，如果丫们懂得什么叫汗颜的话。所以，金老先生虽有事前认真准备，但上得台来，却是激动得有点说都不会话的意思。他喘息连连的每句自矜自夸，都是一阵暴雨般的掌声。

在无数滚烫双目光搀扶下，金老先生缓缓步下台阶，我就盼着倪萍出来，眼眶含泪地在《难忘今宵》的歌声中宣布各位散伙。

然而，这高潮虽然暂时息止，但晚会却一点没有见好就收官的意思。

貌似，这压轴戏的主角还另有他人。

果然，这操蛋的牛人认证晚会，除了有个终身成就奖外，居然还搞了一个最高终身成就奖。当各主持人再次环舞台站立，做倪萍状时，我不由得别过脸，朝金庸的方向望去。

我从来不曾喜欢过金庸。他的武侠小说在我看，几乎就是垃圾，他的文学史地位，纯粹是是这半个世纪的中国人太没文化的原因，只有他早年的时论才真正有价值。这个杰出的码字匠人，精明一世，可惜晚年糊涂，架不住帮闲吹嘘，几沦为小丑。

然而，当钱学森夫人蒋老太太被众人搀扶上台领取最高终身成就奖时，我对金庸老先生无限同情。我相信这位喜滋滋精心梳洗打扮一番的大师，在专程赶往北京，领取他心中最高的终身成就奖时，压根就不知道，居然还有一个什么最高终身成就奖。

冯小刚也好，张艺谋也好，杨紫琼也好，他们尚在事业如日中天的年岁，这等场合，正是把平时嗑瓜子练就的嘴皮子展示一番的机会。而金庸这等老派人物，矜持克制了一辈子，在夕阳无限好的最后时刻，追求的，无非是更多的大帽子，像跪在玩具柜台前不肯走的孩子，认真而执著。

妈的，竟然被人涮了。

而且，还不止一次。

我相信，金庸在他二楼巨大的书房缓步走了五十个来回，终于绽出顽皮的笑容道：好，咱们这就申请进作协吧。一定是楼下来客向他庄严承诺，保证给予其作协的某个崇高荣誉职位。

金庸扶着金丝眼镜，如闺房中等待了半世的初嫁新娘，红晕慢慢泛上橘子式的老脸，款款步下楼梯，向那位早就站起来恭候的中山装伸出热情的大手，年轻的中山装激动地说：普天下的江河，总是要流到一起的，您这一下楼，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就落了地。

金庸一回头，发现楼梯没了。

第二天，全中国报道金庸加入作协的丑闻。

太史公曰：被统战者，其辱自取。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走过六十年，当局做了两件耸动世人的事，作为对它的隆重”献礼”。一是坦克重上长安街，显示军队对于中共的效忠与强大；二是正式逮捕刘晓波，显示警察、法院、监狱等专政机器的效能与威慑。难道这就是对过去六十年的一个总结吗？

有人说：没有一支中共领导下的军队，就没有中国的一切。这是无耻的谎言。没有”共军”的时候，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六十多年前，”国军”（实际上是国民党领导下的另一支”党军”）与美军、英军、苏军协同作战，打败了日本”皇军”，收复了台湾和”满洲国”，在越南受降，把国旗插上了南海诸岛，差一点就派出了驻扎日本的中国占领军。中国由此跻身”世界四大警察”、”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这其中，有”共军”的多少功劳？又有”共军”的多少干扰（拟议中的中国占领军先遣队已经抵达日本，其本部却在内战中被新四军歼灭）？1949年以后，正是由于执行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和国家安全战略，中国才在中缅边境、中印边境、东海和南海丢失了大量领土和领海，而且至今没能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支攻守兼备的空军。

有人说，没有”共军”，中国就没有”两弹一星”，就不可能在三八线上与美军打成平手。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都没有什么可以特别骄傲的。印度没有”共军”，照样有”两弹一星”。朝鲜区区几千万人口，也能有”两弹一星”。越南军队不仅与”共军”打成平手，还把美国佬赶回了太平洋彼岸。这又怎么样了呢？朝鲜和越南就成了世界大国？中国的大国地位是祖宗留下来的，不是”共军”打下来的。”共军”真有本事，到钓鱼岛和南沙群岛去显示啊。可是深深留在国人（包括有良心的军人）记忆中的，却是二十年前坦克在长安街上横冲直闯，滥杀无辜。

有人说，当局不镇压像刘晓波这样的知识分子，就不能保障社会稳定，而没有”稳定压倒一切”，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没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同样是无耻的谰言。根据麦迪森的研究，中国经济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是在1895年割让台湾后，才落到美国的后面。除了文革期间被日本短期超越外，中国在20世纪一直保持世界第二的位置。以中国的人口、国土和资源基数，以及灿烂悠久的文明传统（包括文官政府、高素质的民间精英、民众的理性平和与刻苦耐劳），在中国周边国家都在快速发展时，中国不发展才是怪事。这完全是毛泽东的反城市化政策一手造成的。毛泽东把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整整压制了二十年，一旦解放了几亿”国家奴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中国想要不快速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当中国达到了当今日本、韩国、台湾的城市化水平，仍能保持每年8-10%的经济增长率，那时候才有可能总结所谓”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

“六四”以前的十年，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逮捕政治犯最少的十年，但是经济同样保持高速增长；而且由于中共党内外民主力量的存在，产业工人阶级（孙立平所谓”类中产阶级”）的存在，学术界与舆论界的相对独立，由于所有这些所形成的社会制约机制，农民和工薪阶层的收入增加，以及城乡差异的减少，均优于”六四”以后的二十年。现在，正是从国强民富转向民富国强，以刺激内需增长来带动经济增长的转型关头，当务之急是提升民众对未来的信心，在这个时候逮捕刘晓波，有助于重建社会信任吗？

1902年，梁启超曾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设想过六十年后的”维新五十年大祝典”的种种场面：

“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各国全权大臣在南京，已经将太平条约画押。因尚有万国协盟专件，由我国政府及各国代表人提出者凡数十桩，皆未议妥，因此各全权尚驻节中国。”这意味着新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占据领导地位，具有倡议和发起国际条约与国际组织的能力。而现实是中国外交代表至今仍在国际组织中扮演跑龙套的角色。

“恰好遇着我国举行祝典，诸友邦皆特派兵舰来庆贺，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菲律宾大统领及夫人，匈加利大统领及夫人，皆亲临致祝。其余列强，皆有头等钦差代一国表贺意，都齐集南京，好不匆忙，好不热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实行”一面倒”的外交路线，参加国庆典礼的只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首脑；到了1960年代，由于全面”反对帝修反”，参加国庆典礼的更只剩下几个非洲小国的领导人；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干脆取消了对外国人参加国庆典礼的邀请。要实现孔子所说的”近者说（悦），远者来”，不能只靠飞机大炮的”硬实力”，更要靠”软实力”，中国现在有吗？

“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单表内中一个团体，却是我国京师大学校文学科内之史学部。因欲将我中国历史的特质发表出来，一则激厉本国人民的爱国心，一则令外国人都知道我黄帝子孙变迁发达之迹，因此在博览会场中央占了一个大大讲座，公举博士三十余人分类讲演。也有讲中国政治史的，也有讲中国哲学史、宗教史、生计史、财政史、风俗史、文学史的，亦不能尽表。”上海国际博览会将于2010年举行，总算实现了梁启超的遗愿。但是请问，当局有魄力届时举办有数万人自由参加的演讲会吗？当局有雅量届时邀请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研讨”大跃进”、”文革”和”六四”的历史吗？

在《新中国未来记》书中，一位”曲阜先生”在演讲中说：”我们今日得拥这般的国势，享这般的光荣，有三件事是必要致谢的。第一件是外国侵凌压迫已甚，唤起人民的爱国心。第二件是民间志士为国忘身，百折不回，卒成大业。第三件是前皇英明，能审时势，排群议，让权与民。……三件里头，那第二件却是全书主脑。你道我们新中国的基础在那一件事呢？其中远因、近因、总因、分因虽有许多，但就我看来，前六十年所创的’立宪期成同盟党’算是一桩最重大的了。””再说维新以后，国中三大政党，所谓’国权党’，所谓’爱国自治党’，所谓’自由党’，常握一国政治上之权力，以迄今日。……一个主张中央政府的势力，一个主张地方自治的权利，一个主张民间个人的幸福，其宗旨各有不同，常常互相反对，激烈辩争。”通过民间志士百折不回的努力，形成立宪体制与多党政治格局，乃是新中国获得举世尊重和仰慕的”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请问执政诸公，当你们看到中国仁人志士在百年前的理想至今遥不可期，你们只能以逮捕刘晓波的决断来庆贺和总结六十年的时候，你们可曾心中有愧？

2009.6.26

当我得知刘晓波先生被正式”逮捕”时，那个夜晚，几乎彻夜未眠。巨大的悲伤一直缠绕不去，难以名状、无法排解。在我短暂的四年异议经历中，这是当我得知又有异议人士被捕消息后，最为沉重的一次。尽管我能够大概地预感到，刘晓波先生的处境虽将异常艰难，但较之杨天水先生、吕耿松先生等人，对他的迫害还是要有些许收敛。但此次闻道晓波先生被捕，心情却比杨、吕等先生被捕时更加复杂。

迫害异己的镣铐，终于落在了象刘晓波先生这样的温和主张者身上。当去年年底他被监视居住时，尽管对他个人命运的悲观预测已成主流,但人们仍然抱有一线希望，指望六月过后，老天爷能送他回家。如今这一线希望被掐碎，其中滋味，对晓波先生怀有良好愿望的人，自然知晓。当然，共产党当局对他采取所谓”监视居住”，是一种两手准备的心态，经济危机正席卷全球，中国民众成为这场危机最大、最深的受害群体。它不仅仅危害着民众，同样也令共产党当局寝食难安。晓波先生作为民间自由知识分子的旗帜性人物，专制者必须将其掌控在手中以防止”书生造反”。如果共产党当局认为形势对自己有利，则会对晓波先生及其他异议人士们相对放松；如果他们自认为形势严峻，则将采取强力措施。此次对晓波先生的逮捕，不仅仅因为先生拒绝向专制当局妥协，更因为专制当局对自身已有不详预感。

经济危机正危及全球，其中虽有市场经济必然的震荡起伏规律,但在应对危机时，一个政府的态度和能力，亦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

在民主国家，政府要在危机中做出节俭、高效、清廉的表率，以赢得选民支持。否则，身陷危机中的选民们，绝不容许自己纳税供养的政府在举国萧条勒紧裤腰带的当口，仍逍遥快活，肆意挥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奥巴马总统的政府，奥巴马总统刚一上任，立刻制定了一系列缩减政府开支的举措：比如停止办公用品更新计划；缩减公务员差旅交通费用等等。用总统自己的话说：”美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政府没有理由不陪同人民一起清贫。”奥巴马总统上任后迅速启动联邦应急储备，用于收购破产企业，为经营不善的企业注入资金。由于存在自由的新闻媒体、独立的法庭、在野党的监督，有人想在这些资金使用流程中中饱私囊，将难于登天。这种清廉高效的举动，即孙文革命之初所谓：”人尽其用，物尽其流。”

但是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经济危机降临的时候，政府的第一反应，是给”公务员”（这是个盗用的词汇，中国根本不存在公务员，专制者的豢养家丁奴仆而已。）们涨薪。令人瞠目结舌的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仍旧猖獗无度。官僚们花天酒地，逍遥快活，毫无萧条之色。更可悲的是，效法西方政府采取的动用国库储备支持运转不良企业之举，成了大批人乘机揩油的绝佳时机。温家宝政府动用了数万亿的国库储备，想要救活经营不善的企业，但由于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没有独立的法庭，没有合法身份存在的反对派，资金分配流程中层层揩油、雁过拔毛，最后落到实处，已经寥寥无几。据坊间传闻，在资金分配流程的第一步：企业向发改委申请资金时，回扣率已高达两成。坊间传闻虽不可确信，却也绝非空穴来风，这是专制政权改不掉的吃屎本性。我们可以推测，第一步就揩掉两成油，最后还会剩下什么？

尽管胡温本人亦有可能是这场发国难财分赃运动中的大宗受益者，但他们肯定不愿意手下人也这般地发国难财。在这样的关键当口，国难财一直发下去，会导致政权根基不稳。但是一个专制政权，不仅无法阻止这样的分赃，还需要这样的分赃来维系其官僚机制内部的结合力，以此保证大小官吏们从政权中获利，进而效忠于这个政权。因为掌权者不是人民票选产生，亦毋需担心会被选票的耳光煽下台来，他们不受民权制约，分赃将大行其道，国难财可以大发特发，最后由老百姓来买单。

因此，当西方各国开始从危机低谷处重建经济结构体系时，中国的危机却看上去仍然象个无底深坑，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共产党当局已经意识到了这些，并对未来忧心忡忡，所以将晓波先生逮捕以防万一。

刘晓波先生的个人身世，可称得上是一个传奇。人说：”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因为书生们没有军队、没有财力，有的仅仅是他们认知和良知。是以他们造反，不可能是那种驱虎狼之师，势如破竹一般翻天覆地的景象。但这句古话仅仅是说：书生们不可能在短期内成功，而没有说他们永远不会成功。更何况，象晓波先生这样的异议人士，他们本就不是在”造反”。尽管共产党认为异议人士们是在进行”反革命”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的举动，然而实际上，异议人士们的民主主张，不仅仅是这个国家人民的唯一出路，亦是共产党的唯一出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朝代能够千秋万代，每一个朝代都要被推翻。而其被推翻，俱源于专制制度自身永远无法补救的本性：因专制，导致权力不受限制，因权力不受限制导致掌权者为所欲为–钱权交易，腐败日甚，直至透骨；任人唯亲，低能日甚，直至蠢才当道。一个专制社会如能如愿实现民主化变革，旧专制政权的相关者可以免予清算，若是有才干，甚至还能在民主政治的舞台上重新当选。但若是无法实现民主化变革，新王朝的统治者将对旧王朝的相关人等大开杀戒。翻遍史书，莫不如此。

异议人士们手上没有所谓的”政治资源”，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漫长不懈的抗争，通过自身的无数苦难，将自由的思想传遍社会每一个角落。当自由思想成为全社会主流时，自由就会自然来临。刘晓波先生自一九八九年至今，已经坚持了整整二十年。在他没有走上异见道路之前，早已名满天下，不行此道，锦绣前程不可限量。他走上异见道路的契机，是在一九八九年学运期间。但与当时很多学运积极参与者不同的是：那些人大多是见学运势头强劲而参与；而晓波先生则是看到了学运即将面临失败的结局之后，逆着出逃的人流回国投身学运。在走上异见道路之后，他也与许多人不同。很多饱受摧残的异议人士，为自由和人权事业贡献青春、爱情之后，渴望国外享受有自由和尊严的生活，却被共产党当局剥夺了出国定居的权力；而晓波先生则反之，共产党当局十分愿意将他逐出中国，和很多异议人士相比，他要想到国外去过自由安宁的日子易如反掌。可他偏偏就是不走，二十年来大大小小的监禁之中，各式各样的迫害之下，一直坚持不懈，渐渐修得著作等身。

这是刘晓波先生的传奇，亦是中国异见运动的传奇之一。他是运动的一个侧影，这场运动想要取得成功，则投身这场运动的人就必须做好一生为之受苦受难的准备，因为这场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看似无休止的苦难最终开花结果的历程。即便自由明天就会来临，也当以刘晓波先生为楷模，准备好为之穷尽毕生。

如今晓波先生被捕，专制当局正神经高度紧张，对异议人士们的打压控制，将比经济危机之前更加严酷。彼虽黑云压城，逮捕晓波试图制造恐惧，杀鸡儆猴，告诉人们利剑已经悬在了温和派们头上。然我辈却不会有丝毫恐惧，因为我们的价值和良知所在，即这片土地之福。即便在最黑暗动荡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仍然有林昭、遇罗克这样忠贞不渝之士。区区经济危机，惧怕它的只是共产党当局，而不是我们。

面对每一位异议人士被捕的悲剧，我们虽然不可能劫牢反狱，救他脱离牢笼。但这个群体的规律，就是抓得越多，冒出来的就越多。每抓一个人，就是在为这个社会树立一个榜样，告诉这个国家的人民：我们有不畏强权者在，而只要你足够坚韧，强权亦不足为惧。当那些被捕者出狱之后，发现我们比先前更加坚韧，更加亲密地相互扶持，那便是对他们多年囹圄生涯最好的告慰。

愿晓波先生及一切系狱政治受难者早脱牢笼。

刘晓波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对政改的建议温和，只求政权改善，而绝无颠覆共产党政权之意。中共把他扣留及隔离六个多月，相信都在苦苦找寻对他入罪的证据。现在对他正式逮捕，固然同面对60周年国庆而各地群体抗争事件不断增加有关，但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则同国际姑息主义抬头有莫大关系。

自美国奥巴马上台后，即一改布殊政府对极权国家的强硬态度，以柔软身段，软弱无力的说词，向极权国家乞求和平。和平，当然是全世界人民的愿望，但向极权者乞求和平，会得到怎样的回应呢？先是伊朗试射导弹，继而北韩接连试射长短程导弹，进行地下核试。奥巴马的反应温和，不但仍表示与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无条件会谈，对北韩也只是空洞无力地说，「现在该是有强硬反应的时候了。」本报论坛版刊登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柯翰默的文章，连续对奥巴马的软弱外交提出批评。本周二的文章，更指出伊朗改革派的示威活动，所反对的政权，是「美国所代表的宽容与自由的敌人」，示威者等待美国表示与他们站在一起，但等来的却是奥巴马说要继续与伊朗宗教领袖对话。直至三天前，备受美国舆论批评，奥巴马才对伊朗局势发表较强硬的谈话。

对中国，更不用说了。美国所有访华的高官政要，包括希拉莉、盖特纳，甚至向以维护人权见称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时都不再提中国的人权问题。奥巴马政府给中国当权者的讯息很清楚：你们随便怎么干吧，面对金融风暴，我们要的是中国的合作。

在美国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的政要也跟随。法国总统因会见达赖被温家宝故意绕道，他随后也对中国软化了。

于是，刘晓波被正式逮捕，面临被罗织罪名及按党意判刑的处境。世界各民间组织、人权组织齐声对刘声援，但各国政要却少有发声。中共不再顾忌在国际上受谴责，对内压制更肆无忌惮了。

奥巴马的姑息主义，当然与美国国内的民意取向有关。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在经济上、军人伤亡上，并因虐囚而在国际声誉上，都受创惨重。再加上金融海啸，美国人民大都倾向先顾好自己家园、解决国内经济困境、少管国际事务的孤立主义。奥巴马在这样的背境下以高票当选，很自然就採取「以合作代替对抗」的对外政策，这是姑息主义的根源。

问题是：极权国家的当权者，国内既无民主制衡，又不具有尊重人权的价值观，他们崇尚的是实力。对极权国家的姑息、退让、妥协，只会鼓励这样的国家对内实行更野蛮的统治，对外则可能会扩充军力以至冒险犯难。过去希特勒被国际姑息主义纵容，今天伊朗、北韩也如此。曾经因起草《七七宪章》而在捷克共党统治时被囚的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前天在本报论坛版的文章中说：「从其二十世纪的自身经历出发，欧洲知道向邪恶妥协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这种政策或被经济利益主导，或者出于邪恶能被安抚并自行消失的幻想。向邪恶妥协的政策导致欧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欧盟不应该也不能再重複犯这种错误。」

尽管姑息主义暂时主导了国际政治，但毕竟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不可剥夺的人权这个普世价值基础上的。真理也许一时之间敌不过强权，但强权却永远无法代替真理。在国内舆论的指摘下，奥巴马已开始扭转了对伊朗的姑息、妥协态度。当国内经济好转后，美国的人权外交相信会再次抬头。

当然，任何国家的人民，争取自由、民主、人权，靠的是自己而不是外力。香港人也应如此。看到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遭遇，看到在国际姑息主义纵容下，专权政治的肆无忌惮，仍享有自由的香港人绝不可气馁，也不应听天由命，我们应看到香港人的命运、前途，与刘晓波事件的关连性，因此我们7.1要再出发，为刘晓波，也为我们自己，发出最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