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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刘晓波被正式逮捕，心在颤栗，其逾二十载求索真理和为民请命的精神，实在是当代有识之士的典范，革命尚未成功，我辈仍需努力。晓波曾是广场“绝食四君子”之一，为了表达敬意，作诗以咏叹。
（梅）
你含苞待绽，以不朽的姿态
你凋零了，怒放一定是你的传奇
剪雪裁冰
在凄苦肃杀的隆冬
独自吐香
千里之外肃然起敬
（兰）
芳泽不仅仅书斋
幽谷难盛你的济世情怀
如剑的兰叶才是你的逐鹿之器
如泣如歌的双刃
奉献了自己也颠覆了魔域
（竹）
这一次你成竹在胸
你的时节火热冲霄
无花无絮
在夏日里出类拔萃
如一枝铜戟
刺破黎明前的暗夜
即使狂风大作
你也会弯成强弓
以气节的方式
抵抗恶行和肆虐
（菊）
陶菊古老的有点委琐
南山清华不再
是承担还是放下
铁窗里有你高贵的囚徒
活着战 死了算
你扛起了漫坡的金黄
宣告秋的尊严
菊花烫
2009/6/28
为写这篇文章，本人先根据事实与想象杜撰了一个“宪章与他的山大王王国政府黑白颜色判断游戏。”
游戏的大致内容是：60年前世界上出了一个山大王王国，山大王王国有位臣民叫宪章，山大王王国还有一位大法官、美丽的国王小妾真华薇。有一天，宪章与山大王王国政府对一张纸的颜色究竟是黑是白发生了争议：
宪章说：“这张纸是白的。”
山大王王国政府说：“这张纸是黑的”。
宪章说：“我根据实事实、山大王王国法律和山大王王国宪法和人类社会的普世常识认为，这张纸是白的。”
山大王王国政府说：“山大王王国政府根据事实、山大王王国法律和山大王王国宪法以及山大王王国的国情认为，这张纸是黑的。”
于是，这张纸到底是什么颜色的问题交给了山大王王国美丽的国王小妾真华薇裁判。真华薇判决如下：
“山大王王国法官根据事实、山大王王国法律和山大王王国宪法、根据山大王国王的利益至上、山大王王国臣民利益至上、山大王王国宪法至上三原则以及山大王王国法官要讲政治原则认为，这张纸是黑的。因宪章颠倒黑白，判决宪章有期徒刑七年。”
现在，刘晓波与中国政府就陷入了这个“宪章与他的山大王王国政府黑白颜色判断游戏。中国政府认为刘晓波2001-2008年期间写的30多篇文章与他参与起草并签署《零八宪章》是煽动颠覆政府罪，而刘晓波认为自己践行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所以自己无罪。各位看官，党和公安局长统帅的法官最后会定刘晓波有罪还是无罪？
各位看官，你们回想一下，自煽动颠覆国家罪诞生之后，有那个张三能够把这个黑白颠倒的游戏结果倒过来一次？
当一个政府与公民对一张纸是黑是白这样简单的问题上也产生如此重大分歧时，这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吗？
上篇: 从“五四”到“六四”的历史抛物线
一、 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
（续前）
孙文对列宁主义究竟认同到什么程度，恐怕连孙文本人都不曾说清楚过。但孙文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基本要点是相类似的。一者是暴力革命，一者是打碎国家机器，建立一统天下的红色江山。孙文将此表述为军政、训政和宪政的递进过程。军政便是暴力革命，训政乃是国家机器的重建，宪政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实现革命的政治理想。至于那样的理想到底是民主政治，还是一党专制式的独裁政治，后来蒋介石的独裁和到台湾后建立的蒋氏小朝廷，应该算作一个回答。可见，倘若孙文的政治理念与列宁主义大相庭径，怎么可能得到列宁的激赏？
但比起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孙文的宪政说毕竟给民主政治开了一条门缝。虽然蒋介石借此在台湾建立了专制小朝廷，但继任的蒋经国能够跨出解除党禁的一步，却跟宪政说不无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孙文将三步论的最后一步归结为宪政，才使蒋经国的政治变革有了法统的正当性。台湾的政治转型是经由蒋经国的毅然开放、李登辉的断然改革完成的。蒋经国好比打开了那扇通向民主政治之门，而李登辉则一步跨了出去。相比台湾的转型成功，邓小平在结束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转向经济建设之际，再怎么努力也跨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门。比起宋教仁的议会政治努力，孙文的军政、训政、宪政主张是既保守又很不确定的，既给民主政治留了一条门缝，也给专制独裁开了一个后门。因此，蒋介石可以据此建立独裁小朝廷，而蒋经国则可以据此给两党选举制度的确立提供可能。比起由列宁主义进一步发展而成的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孙文的政治理念既不指向继续革命，也不具有钢铁般坚硬的专政意味。
当然，不管孙文宣称什么样的政治理念，其当初向列宁主义的臣服，主要原因在于利益的驱动。在早先与袁世凯的角逐中，孙文开出拱手相送东北的天价，日本当局却依然不为所动。此刻苏联人主动把卢布、军火连同列宁主义革命一起送上门来，孙文岂有拒绝之理？再加上，列宁既没有后来斯大林那种大国沙文主义，也没有斯大林清除党内异己的残暴。相反，列宁的苏维埃政府还向中国提出归还沙俄所侵占的领土，这无疑会让包括孙文在内的中国革命党人感动不已。再加上孙文还没看到后来斯大林大清洗的情景，对于十月革命充满理想主义的憧憬，也算情由可愿。孙文与苏联的结盟，还颇有一番知遇之恩的感激，至少一雪当年日本人相信袁世凯而不愿支持他的耻辱。精明的日本人看重袁世凯的政治能力，把孙文看作一介草莽。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人，在选择一个改良者还是一个造反者做盟友的权衡上，答案显而易见。但列宁恰好也是一个造反者，在造反有理的信念上，与孙文天然相通。彼此可谓相见恨晚。
虽然现代民主政治之于当时的每一个历史当事者，都在探寻和摸索之中。但孙中山的革命热情，却来自于洪秀全造反的诱惑。与洪秀全不同的是，孙中山明白在国门洞开之后的中国，江湖造反倘若得不到某个强国的支持，不仅不可能成功，甚至都不可能成立。这可能是孙中山在当时胡天胡帝闹革命时少有的过人见识，而后来中国共产党依仗苏俄的成功，也证明了孙中山当初在国际社会四处寻找靠山确有先见之明。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三者在政治理念上很不相同，但在如何倚重强国坐大甚至不惜出卖国土的方略上，全都心照不宣。在蒋介石手里丢失的外蒙，在毛泽东是向苏联主动承认的。至于孙中山，只要在政治角逐中能够成为大总统，宁可奉送国土也在所不惜。轻国土，重江山，这可谓近百年中国政治大玩家的共同特征。
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历次革命，通常具有躁动不安和异想天开的特征。用毛泽东的说法，便是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描述的诗情画意。革命家总是有如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而革命又总是带着遥远的海面上可以看得见的桅尖之类的幻想。与此相反，改革家通常需要的是，关键时刻沉得住气的宁静，一如古人所说，宁静以致远； 除此之外，还需要现代商业文明应有的务实精神。倘若没有沉静的内心修为，曾国藩在举兵北上选择赵匡胤式称帝、还是退一步选择和平改良的历史紧要关头，说不出“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的绝句。而也正是曾国藩的这一选择，无意间打破了王朝更迭的历史循环，开辟了和平改良的现代化之路。至于务实，李鸿章则是一个典范。在此仅举一例，便可洞悉。当年，李鸿章在日本挨了一枪，从血泊中惊醒过来，马上恢复谈判者的清醒，向伊藤博文讨回一个亿的赔款。可悲的是，李鸿章此举非但没能得到千百万同胞的掌声鼓励，反而换得一个卖国贼的恶名。
按理说，在夏威夷长大的广东人氏孙文，应该具有这两种品性。可是，孙文革命既没有夏威夷般的沉静，又没有广东生意人的务实；仿佛天生就是一个被热情和幻想驱动的革命家，号称孙大炮。倘若说，孙文革命有什么实际之处，那就是孙文发现，其江湖造反比起列宁主义远为逊色。列宁主义使造反变得空前的理直气壮，并且具有极为有效的操作性，学习起来也相当方便，不需要像读个博士一样，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读起。只消照搬十月革命的那套方式，组党、建军，虚构一个革命意识形态，打造一种网罗各种政治力量的方法，再成功地把底层民众煽动起来，天下便唾手可得。用后来毛泽东总结叫做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因此，革命家的学历根本不重要。革命领袖又通常是因为书没读好而产生。
几千年来，中国人在被愚昧化之余，倒是有个根深蒂固的谋生观念，学而优则仕。中国晚近历史上先后三个最为响当当的造反者，都跟他们不能学而优有关。倘若洪秀全都能够秀才举人一路考上去，那么就不会有天王造反的故事了。同样，假如当年的湖南师范生毛润芝风尘仆仆地投奔北京大学之后，能够像梁漱溟那样被蔡元培看中执教，甚至也混个大学教授什么的，那么共产党的队伍里也就不一定会看到毛泽东的身影了。相比之下，孙中山的丧失学而优之途，并非机会不够，而是心气浮躁，缺乏十年寒窗的耐心。那个博士称号之于孙文，与其说是尊重，不如说是讽刺。孙文好高骛远，却又志大才疏。孙文革命的主要特色是狂想和热情。所以有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暴动。几乎每一次都要流血牺牲，而孙文又每一次都毫发无损。也许黄兴知道个中奥妙，所以在仓促的二次革命发动之际，让孙文先走，自己留下来承担风险。
孙文革命的一个最大喜剧性在于，所谓辛亥革命的两大主要构成事件，全都跟他无关。一者是武昌首义，孙文根本不在场，据说正在夏威夷哪家中国餐馆里洗盘子。一者便是清室逊位，乃袁世凯的杰作，跟孙文毫不相干。但孙中山自有孙中山的运气，翻来覆去地折腾到最后，终于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知音，苏联的列宁同志。与日本人当年的亲袁疏孙相反，列宁对孙中山赞不绝口，彼此一拍即合。孙中山折腾了大半辈子的江湖造反，由此转入正轨，输入了列宁主义的血液。从建党到军火，从组建黄埔军校到请来苏联顾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相应地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比起洪秀全假借上帝名义起家，此刻的孙中山显然像样多了，也踏实多了。钱饷枪炮，政党军校，一应俱全。孙中山由此重整旗鼓，踌躇满志。用毛泽东的诗词形容，颇有一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意思了。背靠着苏联，孙中山终于找到了一条扫平诸候、一统天下的革命道路：北伐。
孙文革命表面上声称三民主义，号称走军政、训政、宪政道路，但骨子里，或者说下意识里，却颇有成为一统天下的真命天子的情结作祟。当初与袁世凯角逐，孙文怀有这个情结。后来宣称二次革命，也跟这个情结有关。乃至袁世凯死后，孙文的这个情结依然存在。其时，国会里的议会政治随着宋教仁的被刺而烟消云散。此后的国会变成了各式政客走向独裁的工具。只不过有的政客在北京折腾，有的政客如孙文者则在广州折腾。当年被袁世凯夺走的大总统一时讨不回来，孙中山强迫广州的非常国会，把他选做了非常大总统。
正是在孙文当上非常大总统的时候，联省自治的政治理念开始如日中天。其中，不乏基于地方利益者，但也有不少基于政治理念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者。在联省自治的主张者们心目当中，当年两江、两湖、两总督对慈禧太后策动义和团作乱时的东南自保记忆犹新。封疆大吏的那个举措，无意间削弱了中央集权专制，从而激活了地方上的经济文化，及其创造的自由和活力。因此，这个理念在当时已然深入人心。就连初出茅庐的毛泽东，都曾倡扬过湖南独立、联省自治。
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之于一统天下的那种迫不及待，不仅触怒了赞同联省自治的学者革命家章太炎，而且导致革命的亲密战友陈炯明与之分道扬镳。章太炎的不认同不过是拂袖而去，而陈炯明的异见却有实力诉诸枪炮。被陈炯明武力逼离广州的孙中山，恼羞成怒，把对方打成反革命。其行径一如三十多年后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硬生生地给彭德怀扣上一顶里通外国的反党野心家帽子。
可以说，陈炯明的断然举措既是对孙中山的严厉警告，也是联省自治派对一统天下者的最后规劝。即便同样的投身革命，也有一个以革命方式选择现代民主政治、还是把革命之酒装回中央集权专制之旧瓶的区别。但素有洪秀全之志的孙中山，是不会因此回头的。一旦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孙中山马上准备着手以暴力革命一统天下的北伐战争，渴望成为中国的列宁。要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孙中山并非没有希望如愿以偿。
但对于国民党来说，孙中山却死得十分及时。因为照着孙中山的路子走下去，国民党早晚会被共产党吞并，在孙中山的统一领导底下，唯苏联马首是瞻，就像后来的东欧诸国一样。只不过孙中山的死，也给国民党带来一个难题，不知该把共产党怎么办。就像共产党从来没有把国民党放在眼里一样，国民党从来没有读懂过共产党。这并非说，国民党的领袖们学历不够，而是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打上孙中山的江湖帮会印记，既没有宋教仁坚定不移的议会政治意识，又茫然于共产党的“五四”文化资源。非常戏剧性的是，这两者又恰好是当时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所长。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席领袖，陈独秀的文化视野是孙中山所望尘莫及的。一个是中国新文化的先驱，一个是在夏威夷唐人街长大的无业游民。孙文早年的所谓行医，与其后来的所谓革命是一样的江湖。陈独秀的革命起点，是“五四”《新青年》杂志之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号召力。相比之下，孙文革命不过是一次次鬼鬼祟祟的恐怖活动。革命的起点之于革命者，通常具有终其一生的影响。
当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到一起，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两党的领袖却天然的情同冰炭。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陈独秀，在文化上激进，在政治上温和（相比共产党内的许多激进领袖）。陈独秀天性厌恶江湖造反，认同议会政治，乃至同情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当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最后落败之后，陈独秀主动找上门去，表示友好，并且希望彼此有所合作，共襄大业等等。而习惯于搞江湖帮会的孙中山，可能至死都没能弄明白，什么叫做议会政治。由此可见，历史确实十分偶然。假设当初宋教仁没有被暗杀，并且替代孙中山成了国民党的头号领袖，那么后来的国共合作就会有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但历史的偶然性是不能假设的。历史的事实是，同样由苏联扶植起来的国共两党，彼此最初的领袖，并不互相认同，更不互相买账。
当然，陈独秀的这种议会政治倾向，不会得到苏联的认同。苏联要的就是孙中山式的造反，孙中山式的大一统情结，从而能够通过操纵国共两党，最终取代列强，独霸中国。苏联及其共产国际与孙中山之间的这种默契，决定了陈独秀最终只能出局。或者可以这么说，那场大一统的战争一开始，陈独秀就像之前的陈炯明一样，注定要从历史舞台上被逼退。就算苏联顾问不清除掉他，也迟早会被党内的竞争领袖者排挤出局。倘若说，历史的河道在二次革命还只是一个生硬的转折，那么到了孙中山操办的北伐战争，全然定型成暴力革命和一统天下。抗战胜利后的那场国共争霸，不过是北伐战争的一种历史延续罢了。
更为悲剧的是，陈独秀的议会政治理念，即便在共产党内也得不到认同。革命，通常是一种激进的比赛。革命党人最热衷的作秀，便是做出更加革命的姿态。陈独秀在从新文化运动走向政党革命的过程中，并非没有冲动没有激进过。但那样的激进，不断地被更为激进的其他领袖所超越。工运领袖比学运领袖要激进，农运领袖又比工运领袖更激进。彭湃的广东农民运动算得激进了，殊不知毛泽东倡扬和推动的湖南农民运动激进到了疯狂的地步，以义和团的狂热，以太平天国的架势，猛烈扫荡乡村士绅阶级，同时又引发一场场城市暴动。这样的疯狂，虽然直到四十年后才演变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灭顶之灾，但在当时也已经足以令人心悸。不仅王国维从中看出了历史的劫难，即便是正处革命势头上的国民党人也不堪忍受。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和孙中山互为对方的掘墓人。孙中山设计的北伐，为倾向于议会政治的陈独秀挖好了坟墓。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则是孙中山的死穴。孙中山至死都不知道北大的《新青年》杂志是怎么回事。从历史的承接性上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洪秀全造反的延续，而是曾国藩们开创的现代化历程的一个逻辑结果。从同治中兴开始的实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到袁世凯和宋教仁在国会博弈中演示的政治现代化，必然引出的下一个历史环节，便是文化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不能总是在一种失语的状态里进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始终滞留于宋明理学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孔儒之教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中已然枯竭。在打倒孔家店的偏激背后，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科学和民主的理念，取代三纲五常，乃是历史必然趋势。要不是受到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这场文化变革，完全可能走向改革话语的确立，而不是悄然转向毛式话语的崛起，致使白话文的普及，最后使之沦落为暴力革命和毛氏暴政的帮凶。
不过，即便是毛泽东最后攫取了新文化运动的资源，也不能否认“五四”文化在刚刚面世的时候，确实给中国社会注入了一股鲜活的朝气。陈独秀及其《新青年》成了时代的风向标；北大成为新锐青年人人向往的圣地。也许只有孙中山那样的江湖草莽对此茫然无知。这与其说是孙文太低能，不如说是此公心里被大总统情结塞得太满太结实。当年失去的那个人君之位，成了孙文革命的重心所在。孙文宁可跑到北京和东北大盗张作霖谈天论道，也不曾下榻北大听听《新青年》诸君在说些什么。孙中山在文化上的这片空白，给后继者蒋介石造成了致命的精神缺钙。虽然蒋介石意识到孙氏国民党过于江湖草莽，努力研习曾国藩以求补课，但骨子里却依然像孙文一样，是个文化上的智障人物，现代白话汉语的失语者。在后来的国共逐鹿之际，毛泽东在话语上有如猫捉老鼠一般地玩弄蒋介石。毛泽东可以随心所欲地指鹿为马，蒋介石却只能之乎者也地发布不伦不类的电令。真要说起来，蒋介石还算是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混迹过的。
按理说，在文化上狂飚突进、在政治上理性温和的陈独秀，较之于在文化上一无所知、在政治上野心勃勃的孙中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人。但由于苏联人的需要， 也是在苏联人的旨意之下，被强行拧到一起。苏联人又给孙氏国民党和陈氏共产党，不动声色地喂了同样的列宁主义狼奶；致使以后的革命，只能成为谁更豺狼的比赛。红军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厮杀，双方全都残暴得令人发指。由此反观孙文当初的引进列宁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作孽。相比之下，张学良在日本军队入侵之际下令不抵抗的仓惶出逃，不过是花花公子的小菜一碟。
先是王国维的预感，然后是陈独秀的出局，这两个标记性人物的黯然退场，其实已经预告了中国的历史将陷入什么样的灾难。北大《新青年》、清华国学院这两处最为精英的文化之地，最后全都淹没在黄埔军校的甚嚣尘上里。孙文策划的那场列宁主义大一统战争，彻底中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再到北大《新青年》和清华国学院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北伐以后，中国完全成了先秦韩非子所言的乱局：当世争于力气。换句话说，谁最流氓谁为王。各党各派，各路豪杰，各式枭雄，没有人再会相信什么议会政治，什么国会博弈。协商成了欺骗，你死我活才是真理。一如毛泽东的总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孙中山竟以列宁主义的方式，为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准备了两个势如水火的政党。比起当初逼迫党员效忠，孙中山的重组国民党无疑规范了许多。只是孙中山借此给国民党输入的列宁主义血液，迫使国民党之于宋教仁的记忆变得极其遥远，以致蒋介石以后的国民党只知顶礼孙中山，根本不提宋教仁。
既然接受了苏联的喂养，那么只能选择联俄联共的权宜。孙中山一面给国民党清除了宋教仁议会政治的记忆，一面又给国民党准备好了日后你死我活的难兄难弟、生死冤家。倘若说，这也算是对中国历史的贡献，那么并不是中国民众要求孙中山这么贡献的，而是孙中山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和革命幻想强加给中国人的。而国人的愚昧则在于，他们非但不痛恨孙中山替他们准备了历史的劫难，反而跟随着国共两党朝着孙中山顶礼膜拜。
在国人一团浆糊似的记忆里，有关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之类的帝王却十分清晰，从不模糊。几千年的帝王崇拜，一旦泛滥起来，即便没有孙中山也要找个孙中山，没有毛泽东也要找个毛泽东，更不用说已经有了。因此日后的劫难，倒也并非孙文一人之功，而是有劳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作祟。挨了一枪的李鸿章替中国人讨回一个亿之际，国人齐声痛骂。宋教仁因为开创议会政治而倒在血泊中的时候，国人一脸茫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一旦孙中山开办黄埔军校，准备北伐战争，国人马上看懂了，立即响应。国人全都知道秦始皇是如何一统天下的。最不济，至少也知道洪秀全是如何造反的。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太书生，清华国学院的学问又太高深，唯有黄埔军校才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方便法门。正如毛泽东的暴政，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投了中国民众的所好；孙文革命的暴力方式和大一统目标，实在是中国民众最为认同最为倾心的。早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民众送来马列主义之前，中国人已经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里学会了如何造反，如何争夺天下。由各式帝王主宰的历史，民众的愚昧，一如对权谋的崇拜，必不可少。
在这样一种历史氛围里，造反有理替代改良道路已然命定。这样的过程根本不在于救亡压倒启蒙，因为启蒙一开始就被陈独秀李大钊们引向了十月革命，孙文又从另一个方向将革命从江湖进一步转换成列宁主义，从而唤起了造反有理的历史记忆，激发了革命家的江湖习性。正如国民党最高领袖的继承者，理所当然是一身戎装的蒋介石，而不是书生意气的汪精卫；共产党的领袖，经过一番走马灯似的更换，最后一锤定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从孙文革命到毛泽东坐天下，中国历史以一种最阴狠最暴虐的方式，回到秦始皇时代。蒋介石的独裁，不过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而已。
(未完待续)
注：本文原来的题目是“从五四到六四的政治演变和文化轨迹”，根据作者的要求改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
在我迄今为止看到的中国良心犯撰写的有关1990年代的狱中回忆录里，孙立勇的《走过冰山》是最翔实、最生动的一部，对于中国监狱里的三种主要角色――良心犯、普通犯人和狱警，本书中都有着全面、细腻的捕捉与刻画。只有象孙立勇这样与各色人等都有深入接触的人才能写得出来，而我在监狱里被严加看管，接触面非常之小，就不可能了解到监狱生活的方方面面。
1989年“六四”以后，在中国各地的看守所和监狱里曾经关押过数以千计的良心犯、政治犯，从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他们或刚烈、或坚韧、或大义凛然、或棉里藏针，孙立勇则兼而有之，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具有侠骨柔肠，勇于承担，关爱他人。不论是在监狱内外，他都竭尽所能帮助其他的良心犯和周围的人。
孙立勇是我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坐牢时的难友。他原本警察出身，却在“六四”之后激于义愤，与几位知心好友在当时“红色恐怖”的气氛下毅然站出来，创办地下刊物《民主中国》和《钟声》，呼吁政治改革和为“六四”平反，要求成立特别法庭，追究下令屠杀民众者的法律责任，因此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7年。1993年前后，我在二监放风时曾多次碰到他，我们隔着铁栅栏亲切交谈，每次告别相互握手时，他都迅速塞给我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小纸卷，里面密密麻麻用小字记录着他从“美国之音”等海外电台听到的最新资讯，尤其是有关我和王军涛的消息。从这些冒着极大风险传递给我的消息纸里，我深深感受到孙立勇战友兼兄弟式的关切之情。
1995年在我第一次保外就医期间，孙立勇的家人见到了我妻子王之虹，并把一份有关孙立勇的申诉材料交给她。根据这份材料，我写了《介绍一位政治犯难友》一文，用笔名发表在《北京之春》上。文章开头写道：“现在，北京市第二监狱里仍然关押着上百名政治犯。除了任畹町等国际知名的政治犯外，还有许多不为人们所知但同样值得尊敬的政治犯。这里面大多数人是所谓的‘暴徒’，既包括富于正义感的热血青年，也包括年过花甲的老人。他们多被判处很长的刑期，有的还是无期徒刑。他们需要得到国际公正舆论更进一步的关注。此外，这里还关押着几位因为要求为‘六四’平反而被判刑的地下刊物的编辑，他们是：韩罡，28岁，《起跑线》主编，1989年7月被捕，判刑12年；陈晏彬，29岁，《铁流》主编，1990年9月被捕，判刑15年；张亚非，28岁，《铁流》编辑，1990年9月被捕，判刑11年；尚子文，35岁，《钟声》编辑，1991年4月被捕，判刑6年；孙立勇，33岁，《钟声》主编，1991年5月被捕，判刑7年。本文只能向读者介绍孙立勇一人，因为笔者与他有过直接的交往。”文章结尾呼吁：“我们相信，有千千万万孙立勇这样优秀的中华儿女，实现民主的中国的目标将不会太远。在‘六四’6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呼吁海内外炎黄子孙向孙立勇这样的中国政治犯表现出更大的关心和支持。”
上述文章在《北京之春》刊出时，我作为一名刚刚动过手术的癌症患者，已经再次被当局投入了监狱（而第一次“保外就医”出来时，我只是一名“皮肤瘙痒症”患者）。我回到了北京市第二监狱八中队。在放风时，我徘徊在铁栅栏旁，等待着孙立勇的再次出现。但是，直到一年半后我第二次“保外就医”，始终没有再见到孙立勇。他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为他的命运而揪心。
多年以后我看到孙立勇《走过冰山》的手稿，才知道他在二监的事迹和遭遇。当时孙立勇组织人搜集整理了二监在押政治犯（包括所谓“八九两乱人员”）的全部名单，秘密送出监狱。狱方根据关键（因间谍罪被判刑20年）的揭发，得知孙立勇是这一行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将他关入禁闭室183天，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我在禁闭室仅待了4个月，他却待了半年多。而且，他是带着手铐、脚镣以及把二者链接在一起的“链儿”度过了这漫长的时间。由于摩擦，手铐、脚镣接触的皮肤全都溃烂，铐子深深地陷进了肌肉。带着全套戒具的孙立勇根本直不起腰来，走路只能像狗一样，哈着腰提着脚镣子，吃饭只能用舌头舔。由于手和脚被链在一起，无法解开裤扣正常大小便，他只好一点一点地撕开裤裆，穿了数月的“开裆裤”，即便这样，由于手被绑着够不着，大便后还是无法用手纸清理，以致肛周感染脓肿。禁闭室恶劣的生活条件还使他得了中耳炎、美尼尔综合症、高血压等其它多种疾病……但所有这一切残酷折磨都不能使他屈服而放弃自己的理想。
孙立勇以顽强的精神，承受了监狱的种种磨难，并把监狱当作学校，利用未关禁闭室时有限的学习条件刻苦攻读，他仅用一年多时间就通过了自学考试法律专科的全部课程考核，在狱中他曾经说：“我学习法律的目的是为将来出狱后更好地参加战斗打下良好的基础。中国的民主化必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而民主的最高保障就是法治。当然了，这是从长期目标来讲。从近期目标来说，再有三年我就要出狱了，尽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浑不讲理的政府，但迫于国际压力和内部统治的需要，他们还会以‘法律’的名义与我们讲话办事的，这样一来，对我们本身的素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懂法，精通法律，才能更好地进行民主活动的实践，更好地保护自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孙立勇在狱中还写下大量有关监狱生活的笔记，并设法带出，以此为基础写作了这部《走过冰山》。《走过冰山》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故事，这部用朴素的语言、真实的细节和感人的情节写成的回忆录，见证了当代中国苦难的“冰山一角”，因其真实性而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价值。作者记述了与战友李爱民、尚子文、金橙等人在“六四”之后的奋起抗争和被枉法判刑的经历；对狱中政治犯难友王忠贤、陈晏彬、胡石根、路洪泽等人都有生动的刻画；作者也描述了包括普通犯人和狱警在内的“监狱众生相”。在孙立勇笔下，无论是犯人还是狱警，都不是面目狰狞的怪兽，而是有血有肉的常人。监狱中有各色各样的犯人，除了人性中的种种丑恶面，他们也还保留着尚未泯灭的赤子之心，当他们与良心犯相处时，多少会受到一些感染和触动。因此，除非受到狱方的特别指使，他们通常能够与良心犯和睦相处，并表现出对后者的钦佩和尊敬。监狱中的狱警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与良心犯天然处在政治斗争的对立面。但是，在狱警中不乏“白皮红心”的叛逆者，就像孙立勇本人就是中共警察队伍中的叛逆者一样。孙立勇主持搜集的二监“反革命”名单能够传出大墙，保存至今，这些叛逆者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我和王军涛在二监举行绝食斗争的当天夜里，我们的家属就获得了第一手的信息，这足以说明人心的向背。
1998年出狱以后，孙立勇一面艰苦打工维持生计，一面任劳任怨地为仍然在押和出狱不久的政治犯难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开了一家小书店，可是办不下营业执照，只能“非法”经营着。当局拿这个“劳改释放人员”的小店非常挠头，关也关不得——关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捏住孙立勇了，不关又是“非法”的。终于，由于国保的警车堵在书店门口干扰生意没法做下去，小店关门大吉。女儿开学时，孙立勇连女儿的学费都拿不出。在“剥权”期满后，经过长达数年的艰苦交涉，孙立勇终于拿到出国护照，随旅游团来到澳洲，成为一名远离故土漂泊异乡的政治流亡者。他不懂英文，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先是靠拣瓶子维持生计，后来给搬家公司打工，扛着冰箱、洗衣机、钢琴爬楼……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还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中国政治和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大家从辛苦挣来的血汗钱中拿出一部分，支援国内的政治犯难友和家属。去年8月，我应朋友之邀访问澳洲，见到立勇和“后援会”的一些朋友，亲身感受到澳洲朋友的热情仁厚。借此机会，我也祝愿澳洲的“中国政治和宗教受难者后援会”越来越发展壮大，给更多寒夜中的人们送去温暖和希望；当然我更愿看到这个“后援会”早一天结束其历史使命，中国能早日迎来民主自由的曙光——这是一代又一代如同20年前的“六四”先烈、如同孙立勇这样的志士仁人付出坐牢乃至热血和生命的代价梦寐以求的。
2009年1月15日
（接上期）
老威：接下来呢？
董盛坤：这一轮审讯中，我冤家路窄，还真撞着一位戒严部队的参谋长，躲闪不及，他冲过来，当胸给我一拳，还拔出手枪，哗啦顶住我脑门，暴吼：“暴徒！你妈个屄！认清楚了，老子是戒严部队！你哼个‘不’啊，你哼啊，老子马上崩了你！”
老威：野兽进城了。
董盛坤：熬到6月14号，我被送七处看守所，深监重地，据说判十几年都不会到这儿。可我当时，还傻不哩叽，认为是过过堂，关几天，等社会上稍微稳定了，就会放我。
老威：这么幼稚？
董盛坤：以前没进去呀。在号子里终于弄明白，本人目前是死刑、死缓、无期徒刑中间的一员，才连叫几声“完啦完啦”。吃不下睡不着，瞪着双眼，竖着双耳，脑袋控制不住，成天胡乱转。老婆呀，刚出生的孩子呀，父母啊，在临死前，我能做点什么？告诉他们自己不是暴徒、是一腔爱国热血才点了两块擦车布？
老威：进入看守所，就进入正规司法程序。你请了律师吗？
董盛坤：家里替我请了。开庭之前，我的律师来提我出去，随便聊天。我揪着他反复问：“我会判死吗？”他答应尽力保命，还说有一线希望，接着问我给亲属代不代话儿。我眼泪差点下来，还以为是那个意思，就说既然这样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律师唉了一声，说：“你别理解偏了。”我说：“家里的婆媳关系一直不太和睦，你就给我妈我老婆都说说，家里出了这么大事儿，危难时刻一定要团结。”
律师临走特意叮嘱：开庭时态度要诚恳，说话要客观。我一宿没合眼，反反复复琢磨要怎样才能诚恳、客观，让法官受感动，留我一条生路。6月28号上午，我黑着个眼圈，被带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开庭就一个来小时。我没说什么。律师的辩护大概是说，被告烧军车那会儿，社会处于混乱，包括被告的一些群众，没看电视，的确不知道陈希同市长已颁布戒严令。接着又说，被告以前也当过兵，在部队里表现相当不错。希望法庭量刑时，酌情考虑这些情节。
至今我还记得，那个审判长叫李国强，当他起立宣判“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时，我的后颈窝起了一溜鸡皮疙瘩。而后他问：“被告还有什么要表达？”我语气生硬地说：“已经判死刑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审判长就解释说：死缓不等于死刑，如果被告悔过自新，积极改造，表现不错的话，两年后，死缓可以降为无期；如果靠拢政府，一直表现好，几年后，无期也就减刑为有期，“你还年轻，人生道路还长，跌倒了爬起来，终有回归社会的那一天。”
说实话，当时那根保命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同时又觉得莫名冤屈。我忍不住当庭嚎啕大哭，一边泪如雨下，一边还徒劳地申辩：“我不反共产党，也不反社会主义。我只希望你们能理解，我是个有良知的北京市民，当时亲眼见当兵的开枪打人，怒火中烧，情绪失控，才做出了过激行动。其实我也在部队呆了多年，受了多年爱党爱国爱民的教育，可谁也没遇到过‘六四’事件呀，它实在超出了我的认识范围。”接着我又绕回老套路，恳求他们把我当作犯了错的孩子，给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唉！不说了，屈辱啊。
8月4号，我接到正式判决；8月30号转到北京市第一监狱。过了很久我才知道，能捡回这条命不容易呵！我父母奔波找人，疏通了一层层关系；我原单位的领导也专门跑到公安局说情，竭力让他们相信我是好人犯罪。当时的气氛多恐怖！真是路遥知马力，患难见人心。
入监劳改期间，我父母也费了不少心，花了很多钱，替我申诉，直到有人提醒：别白白折腾了，像这种案子，只有等大形势好转了，也许两三年，也许四五年。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时我想，没有他们老两口，我能撑得了这么久？
老威：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董盛坤：我父亲退休前是单位里的小干部。2002年头查出胃癌，5月份做手术。家里人却瞒着我。那段时间，我在监狱里出了点事儿。老廖，你认识江棋生吗？他是要求当局平反“六四”被关进来的。
老威：我知道。很不错的异见学者，现在是中文独立笔会的副会长。
董盛坤：没错。2000年我转到二监，就跟他凑一块儿。我一直很敬重他。当时我在值班室当杂务员，比车间轻松些。记得江老师有一篇论文，他夫人来探监时，悄悄给带出去发表了。我不清楚他的文章在何种情形下写，何种情形下出去。只因为我是值班员，负责监听他们的接见电话，就受了牵连，当即被降到车间干活去了。我父亲胆儿小，知道了这事儿，焦虑不安，生怕我再出纰漏，影响减刑。他刚做完胃癌切除手术，才1个月，就赶来探监，叮嘱个没完。
他是2003年5月13号去世的。那个主刀医生非常吃惊：手术很成功呀！类似的状况，基本可存活5年以上，怎么会才1年就……？唉，家里人全清楚，我爸为了我操心太过，一风烛残年的八旬老人，我没能尽孝道，反而，我算什么东西啊。
老威：你现在跟你妈住一块？老婆小孩呢？
董盛坤：早离了。进去头几年，还抱希望，以为关个三五年“六四”就平反啦。后来改判无期，外面的变化也大，大家不爱国爱钱啦，她就死心如灰，提出离婚。我当然理解，单身女人带小孩难。我进去时女儿才3岁半，现在都21了。
老威：我进去时，女儿还在妈肚子里。
董盛坤：你判几年？
老威：与你没法比。
董盛坤：每个“六四”家庭都差不多吧，除非神经特别坚韧，像徐文立、江棋生家那种，老婆心甘情愿在外守多年活寡。
你记得鲁德成——学潮时请老毛像吃臭鸡蛋的那个？嘿嘿，他出狱后先偷渡到泰国，然后去了加拿大。我出狱不久，他就在网上弄到我的电话，打过来叙旧。听我说当年跟他在七处关一个号的朱宇也出来了，就也想跟老朱叙叙，看有什么困难，需要海外出力。我把人家的好意转达了，老朱也同意接电话。可没料到，老朱老婆出面阻拦，明明白白表示，不准自己的老公再跟这帮“六四”难友掺和，否则她的精神立即崩溃。
谁能说什么？她等了老朱这么多年，没离婚，简直称得上圣女了。我只得如此这般给鲁德成回话。他说能够理解，他也有类似经历。其实通个电话算什么？警察还抓你？人家鲁德成没别的意思，可能在国外感觉寂寞，关心关心共患难的哥们儿而已。嗨，话题扯远了，大家都不容易，“理解万岁”。
老威：你在狱中干过什么活儿？
董盛坤：什么都干过。缝衣服、做挎包、包装筷子、加工出口美国的乳胶手套，甚至还干过农活。张艺谋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的那些古代盔甲，都是我们的手艺，监狱为赚钱，道具厂的活儿也接。1995年以前挺苦，特别是加工乳胶手套，朝里面吹气，久而久之舌头都木了，有毒啊。还有一段时间，规定每天每人必须织5件毛衣，大老爷们干老娘们的活儿，返工特别多。从早晨6点开始，直到夜里两三点，还干不完。回监舍刚躺下，迷糊一小会儿，又得上工啦！
老威：这样累死累活，有钱吗？
董盛坤：有。年终总结，会象征性得到10块左右奖金。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减刑。为了自由，扒层皮也干。我总共服刑17年2个月零21天，就是玩命干活儿，挣劳改积分的结果。
老威：出狱后能适应社会吗？
董盛坤：正发愁。今年我46，眨眼奔五的人，眼下还吃住我妈，窝心呢。
老威：我出来时，也跟我父母厮混了两年。
董盛坤：我妈每月1000多的退休金，暂时能维持娘儿俩的温饱。目前我正申请低保，如果能批下来，家里开销又增加300块，就算锦上添花。不过，不能生病，上次我妈得了场不大的病，就花掉1800元。没辙。
老威：想不想找工作？
董盛坤：跟张茂盛一样，我找过很多次工作，可人家一听劳改过的，就死活不要。也有人建议我在家门口摆个小摊维持生计，可我坐牢之前是印刷厂职工，没做过小买卖，再说城管太凶了，经常把小摊小贩撵得鸡飞狗跳，我这把岁数，丢不起这脸。我们家在北京本不算穷，可父亲治病，我坐牢17年，早把家底耗空了，幸好我不抽烟喝酒。知道吗，外头20多块一条的“都宝”烟，在监狱里至少卖100多块？
这些年人心不古。比我早出来的哥们儿，能请你吃一顿就不错了。我得到的最大一笔外援，是江棋生老师，他硬塞给我5000块，我不要，因为他靠写文章赚钱，呕心沥血的。可他说：“你快拿着！我还能写来几个钱，你们就更加不易了。而整个‘六四’，代价最惨重的就是你们这些所谓的‘暴徒’。”
我的泪顿时就牵线了，止都止不住啊！老廖，我说这些，你不会怪我吧？有脚有手，谁愿意接受施舍？我们那批人，一腔热血声援学潮，可事隔多年，却被中国人忘了，连海内外的“六四”精英们，也很少提这档子事，或者是故意装傻。
老威：还是有些文章在提吧。
董盛坤：我没看到。鲁德成还不错，知道来个电话问候，这心里也好受一些。唉，说个笑话给老廖您听，前几天有个老朋友带我去花鸟市场，遇到一帮遛鸟儿的，他就咋咋呼呼给人介绍：“这是老董，‘六四’堵军车的抗暴英雄，刚出来。”不料人们马上起哄：“你开啥玩笑，‘六四’过去这么多年，当年那批人早放了！”于是我的朋友费尽口舌解释：“不是这样，还有好多人关里面呢！”人们顿时很吃惊：“哦哟，这老董真坐了这些年的牢！我们还以为你编个故事逗乐呢！ ”
老威：喝酒啊，老董，高兴一点。
董盛坤：不敢喝，我该回家了。
老威：家远吗？
董盛坤：今晚小武子约的地儿，骑自行车就几十分钟，合适。嘿嘿，我女儿告诉我，眼下网络的流行语是：人生最好不要错过最后一班车、最后一个爱你的人。
老威：是的是的。你妈就是最后一个爱你的人。
董盛坤：对，我得走了。我妈每晚不见我，就坐着不睡。
补记
11点多钟，我们从餐馆出来。北风呼啸，仿佛要将地皮铲去一层。董盛坤棉衣棉裤加口罩，包裹得只剩下眼睛，才骑车离去。我们缩着脖子，匆匆赶往地铁口。半道上，以前门为背景，合影一张。在此前，董张二位都婉拒拍照。我理解他们的处境，只好冲着满桌狼藉，咔嚓数次，最后留下一个二锅头的空瓶，在镜头内顶天立地。
跺脚闲聊中，张茂盛对基督教家庭聚会感兴趣，觉得可以多接触人。我竭力支持，说试试吧，也许上帝比民运靠得住。武文建却道：我们这些人要抱团，要靠自己啊。
内心有一股暖流涌动，但是我们男人，不能像娘们儿那样随便拉手表达彼此的亲密。在下地铁前，我拍拍张茂盛的肩，没话；而武文建忙着开低级玩笑：“哥们儿，你那话儿还行不？”张茂盛憨厚地笑：“没机会试啊。”武文建又道：“我出来那会儿，那话儿软了大半年。长期不用，想得发疯，可临阵就退缩。”张茂盛道：“牢坐久了都一样。去去。这话题扯个通宵，估计也不会完。”
空荡荡的甬道。我不禁回头仰望，张茂盛还在上面，还在呼啸的风中。可眨眼之间，他就消逝了，独自走着，回家了。
我耳边突然响起台湾人侯德健的《归去来兮》：归去来兮，青春已荒芜，离家的时侯他才二十五……再见一面要等多少年？多少年？
最后一班地铁轰隆隆进站。就我们两个乘客了。其他人呢？董盛坤、张茂盛或参加过1989年天安门绝食的侯德健呢？这辈子能否再见着他？
（全文完）
一
2009年6月4日是“六四”20周年，贵州人权研讨会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决定从4月底开始举行纪念活动。4月24日，贵州人权研讨会的陈西被警方非法软禁，在这种情况下，吴玉琴、莫建刚、申有连、全林志等为了不让贵阳的“六四”纪念活动过早夭折，决定在4月29日举行第一次纪念活动。他们选择了贵阳市的一个旅游点——“仙人洞”半山腰的一片开阔地——作为纪念活动的地点，并通知所有参加活动的同仁在4月29日下午3点—3点半到达。4月27日，警方到杜和平先生家里盘问有关纪念“六四”的活动情况，但没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4月28日，警方传唤吴玉琴女士。在去公安局前，吴玉琴到莫建刚家告诉他公安局传唤她，莫建议她不要去，因为警察什么拙劣勾当都做得出来。吴表示，去公安局可以探听一下警方是否知道关于首次纪念活动的事情。吴玉琴去了公安局，被警察传唤了6个多小时，之后，吴玉琴通知莫建刚，警方尚不知道纪念活动的事。
4月29日下午，除了吴玉琴因得重感冒、发高烧未能前去参加这次纪念活动外，所有其他准备参加的同仁都准时到了聚会地。稍作准备后，大家便开始举行简短而庄严的纪念仪式。纪念仪式由申有连主持，他作了简短而精炼的讲话后，带领大家向“六四”死难烈士默哀3分钟，之后莫建刚颂读了纪念“六四”20周年的祭文。整个纪念仪式由两部微型数码摄像机进行摄影。
半个多钟头后，简短的“六四”20周年纪念仪式在庄严的气氛中结束。因我们还要在晚上举行“六四”20周年烛光纪念活动，于是大家便信步走上山顶，在“仙人洞”大院里休息和进餐，准备天黑下来开始烛光活动。
但是警方得到了消息，已在“仙人洞”周围布置了很多警察。事态急剧转变，大家决定取消晚上的烛光活动，提前下山回家。这时，警察已经将我们包围，进行贴身跟踪。紧急中，我们将两台数码摄像机和“六四二十周年祭”的横幅转移给不太被警察注意的同仁。在大家的掩护下，他们迅速地离开了现场。于是，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可是警方并不甘休，为了弄清此次纪念“六四”活动的情况，他们绑架了几位同仁。莫建刚、申有连、黄燕明被绑架到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办公驻地，遭到粗暴对待。由于警方没能问出真实消息，莫建刚先被一个叫高飞的警察在右脸上打了一巴掌，随着一个姓黄的警察用手指直戳到莫的左脸颊，戳出来一道伤痕。莫建刚立即对他们的暴力行为提出强烈抗议，指出这是流氓和土匪的行为。申有连在同一时间，也受到警察类似的粗暴逼供。他们被羁押到30日凌晨4时左右才被释放。
二
5月6日，吴玉琴、莫建刚、申有连、廖双元、陈西、黄燕明一行，下午2时半来到贵阳黔灵山公园。他们先在动物园后面的青草地上，穿上橘黄色的体恤衫合影。这些体恤衫是深圳的民主同仁李铁和杨勇两先生馈赠的纪念品，体现了深圳和贵阳两地的民主同仁将联合把中国的民主运动进行到底的决心。随后，他们登上了黔灵山后山的山顶，在一片开阔的草地，展开了事先准备好的横标“六？四二十周年祭”， 又一次进行了简短而庄严的纪念活动，并对此做了摄影拍照。这是贵阳民主人士第二次纪念“六四”20周年的活动，非常成功。
随着“六四”20周年的临近，人权研讨会的成员一致认为，1989年6月4日是中国历史最悲壮的日子，这一天，觉醒的中国国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面对专制暴政及其独裁恐怖的军队的血腥屠杀，彰显出中华民族为了自由，为了民主英勇奋斗的伟大精神。只有充分展开对“六四”精神的深入讨论，才能使“六四”精神光大永存。
因此，他们决定将这一时期每星期五的人权研讨会作为“六四精神”演讲会。5月8日星期五，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集合在河滨公园老干所内的那一条长廊上，在陈西的主持下，莫建刚做了“如何继承和传播六？四精神”的演讲。之后，参加者踊跃发言。出于谨慎，这次演讲会没有进行摄影。这是第三次纪念活动。
第四次纪念活动定于5月14日。这一天，大家准备了纪念横幅，并带了照相机准备拍照。但是，由于电话、电脑和手机都被监控，消息走漏。当日下午2时半左右，主讲人陈西在赴会的路上被国保警察绑架进行软禁。之后，大批的警察包围了演讲会的地点，他们的目的就是不准拍照和不准拉横幅标语。因为他们最畏惧的是，这些照片一旦发布在网络上，他们将丢尽脸并会受到处分。但是，在警察的严密监控下，“六四”纪念演讲会依然进行。由于陈西被绑架，纪念会由吴玉琴主持，申有连做了演讲。虽然有警方的严密控制，在场的所有同仁依然毫无畏惧地踊跃发言，将纪念会推向高潮。
5月22日中午，莫建刚被河滨派出所的警察强行带到所里；贵阳的几名公安到陈西家要他带上换洗的衣服，然后把他带走；申有连则被公安带走，被软禁在贵阳市郊的一个山庄。警方的目的就是不让这些民运骨干去参加当日下午纪念“六四”的活动。当天，黄燕明和廖双元也被公安带走。到了下午临近两点半聚会时，有更多人被控制起来，如杜和平、陈德富等。虽然如此，仍然有20多个人来到聚会地点座谈“六四”，对之纪念。
三
6月1日下午2时半左右，吴玉琴、陈西、莫建刚、黄燕明、张重发、杜和平一行，在贵阳市河滨公园会面，商谈6月4日在公园里举行“六四”20周年纪念活动的事情。吴玉琴、莫建刚和杜和平到民权广场和人权捍卫者们沟通交谈，警方对他们进行贴身跟踪。吴玉琴、莫建刚和杜和平到了广场后还不到半个钟头，贵阳国保警察的一个小头目贾述其（音）迅速地走到吴玉琴的跟前，企图将她带走。在之前，派出所也派出警员想强行将莫建刚和吴玉琴分开，而杜和平被警方强行带走。由于吴玉琴和莫建刚拒绝警方的要求，事情进入了僵持状态。下午3点左右，贾述其调来了一辆云岩公安分局的车子，河滨派出所也调来了一辆车子，他们不顾吴玉琴身患重病，将她强行押上车子，迅速离开了民权广场。莫建刚则被强行带到了河滨派出所。吴玉琴被贵阳云岩公安分局非法绑架后，被送到市西派出所软禁。
6月2日，吴玉琴、申有连、莫建刚、陈西、杜和平等人的家已经被警方严密地监控起来。6月3日早上，莫建刚、杜和平再次被河滨派出所的警察强行带走，并被用警车送到离贵阳一百多公里的息烽县软禁。陈西被市西派出所强行关押在离市区二十多公里外的龙洞堡。廖双元被警方追捕而失踪，下落不明。申有连同样被派出所强行软禁。6月4日，黄燕明、张重发、陈德富、田祖湘、雍志明、杨开心等人被当地的警察和居委会的人强行阻挡在家里，不准离开。
6月4日的河滨公园，贵阳警方几乎倾巢出动，他们严密封锁了该公园的所有进出口。但是，由于贵州人权研讨会事前做好了充分的动员工作，依然有很多人权捍卫者穿着白色的衣裤来到河滨公园。第一个来到公园的是吴玉琴女士，她穿着白色的衣裤和白色皮鞋，在2时 左右到达了公园。但是，前后一分钟都还不到，国保支队的头目李罗林（音）带着他的下属将吴玉琴围住，企图将她强行带走。因为吴玉琴身患重病，警察们不敢对她动粗，在僵持了半个钟头后，警方从市西派出所调来了几名女警，连劝带拉地将吴玉琴带出河滨公园，并将她羁押在市西派出所。在派出所里吴玉琴针锋相对地和警察进行了辩论，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提出了强烈抗议。
在市西派出所里有一段电话通话道出了警方对“六四”纪念活动的恐惧：女警：“喂！什么事？”对方：“过来吃饭，今天是同学会。”女警：“来不了，今天特别忙。”对方：“什么事这样忙，忙疯了是不是！”女警：“是疯了！今天整个贵阳市的公安系统都崩溃了！”
6月4日的河滨公园，贵阳警方依然在那里进行严密的封锁。陶玉平和徐国庆同样被警方强行阻拦并被带离公园。那些身穿白色衣裤的人权捍卫者被警察强行赶出了公园。由于人权研讨会的成员几乎全部被警方控制起来，有些人权捍卫者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被迫地离开了现场。
四
贵州人权研讨会以及人权捍卫者在进行纪念“六四”的活动中，深深地体验到“六四”精神的伟大，一致认为：1989年6月4日是中国历史最悲壮的日子，这一天，觉醒的中国国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面对专制暴政及其独裁恐怖的军队的血腥屠杀，彰显出中华民族为了自由，为了民主英勇奋斗的伟大精神。这次残暴的杀戮彻底震醒了国民对共产王朝的幻想，他们终于看透了这头无限扩大党权私利的怪兽。在执政以来的60年间，他们一直对追求自由、维护人权、倡导民主的国民进行残酷镇压、迫害，甚至屠杀。
6月4日不仅是悲惨的一天，也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天。她以无数浑身流淌着鲜血的身躯垒筑起一座高大的自由的丰碑，向人类昭示着永恒的真理：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他们的价值在于对生命自由的保护和创造，他们的理想在于追求人生的幸福和荣光，他们的行为在于实践自由以及实践宪法中所赋予国民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
6月4日这一天，也是中国历史最悲壮的一天。我们无数的兄弟姐妹，为了自由民主的中国纷纷倒在那罪恶的枪口下，殷红的鲜血染红了他们圣洁的身躯。
6月4日这一天，是中国暴政集团最反动的一天。为了党权及其统治集团的利益，他们以杀戮将中国变成了黑暗的地狱。崇尚自由民主的人们，请在袖口上系上庄严沉默的黑丝带吧，请点燃洁白的烛光为遇难者守灵吧，让他们的英魂在真诚的守灵者的呵护下，得到温情的安慰而回归故里。
6月4日的杀戮是中国历史的真实！ 我们不需要专制暴政对“六四”平反。面对历史，我们要求执政者彻底地认罪和忏悔，还所有遇难者公正；顺应民情，实践宪法，归还民权，开放报禁、党禁，实施新闻、舆论自由，在多党竞争的政治格局中建构中国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
20年来，执政当局不仅加快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及其文化的破坏，而且竭力打压民间的健康力量。他们口口声声说要维护社会稳定，然而却将真正促进社会稳定的民主人士视为敌人，将成千上万的维权者投入冤狱。中华民族的昌盛有赖于中国民众能够自由平等地生活在这片饱经苦难的土地上。中国民众不需要任何救世主。“六四”的精神再次启蒙我们，只有人权与法治、自由与民主的宪政制度才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唯一基础。
2009-6-6
人们的言说发生在两个不同领域——公共领域和个人领域。实际上，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现代社会言论自由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主要对于公共领域，我们看到对于这种自由的法律限制很少，道理很简单，因为公器是大家的，不是禁脔。对于个人领域的的言说，法律限制相对多一些，因为发言不能损害他人名誉和人格，每个人的人权都受法律保护。这种保护也是多样性的，从《宪法》、《民法》直到《刑法》无处不在。
强调这一点十分重要，显而易见的是“诽谤罪”只能发生在个人领域，是属于侵犯人身权所导致的犯罪。换言之被诽谤的只能是个人，个人因受到诽谤而名誉、人格受损。例如：说某某是小偷，他不是，这是侮辱；说某某偷了一个手机，他没偷，这就是诽谤了。如果说某政府是小偷，这不是侮辱，如果说某政府偷了许多钱，这也不是诽谤，原因是政府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名誉权和人格权。公民对政府行为的评价是开放的，也是因人而异的，没有正误标准，更不用说举报和陈述了。诽谤，就是故意捏造，无中生有，达到损害别人名誉和人格的目的。在日常生活中侮辱和诽谤行为都时有发生，侮辱诽谤行为不是造成严重影响，不构成犯罪，就是构成诽谤罪，也属于不告不理的自诉案件。
可见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人格尊严、名誉权。犯罪侵犯的对象是自然人。2、本罪在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捏造并散布某种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3、本罪主观上必须出于故意。离开上述条件不构成诽谤罪。对此公、检、法机关，法律工作者、法律专家心知肚明。可是在吴保全“诽谤领导案”中，权力的铁蹄却畅通无阻，不但畅通无阻，上诉还遭遇加刑。众所周之，“上诉不加刑”是保护公正审理案件的核心价值，至此本案的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都荡然无存。从形形色色的“诽谤领导案” ，从重庆“彭水诗案”到陕西“志丹短信案”，从山西“稷山文案”到“河南王帅案”直到吴保全案，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因言随意治罪，更是法律秩序的全面废弛。
吴保全，39岁，内蒙古乌海市人。2007年9月6日，吴保全得知，朋友康树林的农村老家被政府强行征地，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村民们苦诉无门。吴保全建议把这些情况发到网上，以引起有关部门重视。但康树林不会上网，吴主动提出帮忙发帖。第二天，题为《领导：你要杀你的农民姐弟？》的帖子出现在网上。
9月16日，3名鄂尔多斯警察将在青岛办事的吴保全带回鄂尔多斯后，以侮辱诽谤他人罪拘留10天。2007年10月到11月，吴保全再次上网发帖反映土地问题。2008年4月27日，正在沈阳办事的吴保全被抓，理由是他捏造事实发布帖子，侮辱、诽谤他人及政府。2008年6月4日，吴保全被正式逮捕。一审以诽谤罪被判刑1年。吴不服而上诉，鄂尔多斯市中院以事实不清为由裁定重审。结果，在没有新增犯罪事实的前提下，刑期却从1年改判至2年。由上可知，吴保全的言说是公共领域，不要说吴保全的言说内容基本属实，就是捏造也不构成侵权方面的犯罪。吴保全反映的是强行征地，陈述过程不涉及具体领导姓名，这让惯用“诽谤领导”的理由无法成立，于是他们赤裸裸地捏造了一个“诽谤政府罪”。
无需多言，诽谤罪不成立，“诽谤政府罪”更是荒诞无稽。但是为什么地方政府经常使用诽谤罪呢？领导们不把个人看成自然人，他们往往不屑于与公民共处于平等的法律主体。他们把公共领域和个人领域的言论混淆，他们把自己的执政方式和个人业绩都看成是受法律保护的“他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彭水诗案”、“志丹短信案”、“稷山文案”的指向显然是当地的“领导”，但是“领导”是公众人物，他们的作为分为私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面对公共领域的言论，哪怕是讽刺、挖苦也与诽谤罪无缘。《刑法》第246条如此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在对“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诠释的时候，相关专家面对公众的质疑，却不敢指明即使存在这种诽谤罪，主体也是自然人。“他人”即是自然人，不是国家，不是政府，如果以诽谤罪起诉，对应的应该是政府的某一领导人，模糊这一点，也就混淆了视听，为出入“诽谤罪”预留了空间。谈到这里，有两个最近几年发生的案例值得一提。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张俊以受贿、诽谤案。张俊以诽谤了谁？判决不能言明，这是法律的缺失。但是此案审理中没用“诽谤领导”、“诽谤政府”的词语，起码在形式上还靠谱。因为即使再高的领导也是自然人，张俊以的言论是针对领导人的私生活，不在公共领域，与“领导”、“政府”无关。
另一个是李建平案。李建平于2005年5月被淄博市公安局拘留，他在网络上撰写了一些抨击政府的文章，政府想以言治罪，最先考虑的也是“涉嫌诽谤罪”。我们山东朋友率先对此质疑，网络上也质疑之声不断。当年8月，他以“诽谤”的罪名被正式逮捕，之后两次被法院退回补充侦查。2006年3月，山东淄博市检察院改为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李提起公诉。李建平当然不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撇开实质不谈，检方的起诉起码在形式上符合了刑名。
“诽谤政府罪”显然是毛泽东时代“恶毒攻击”罪（反革命罪）的变种。长期以来，在中国政府很善于用“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诽谤政府”等等词语网罗罪名，而在法治的视角下审视，这些都是不法词语。什么是不法词语，就是违背法律事实，无法用具体法律条文界定。对这些罪名，即使他们是用法条类推来认定，但也违反《宪法》，这些罪名构成犯罪的主体和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严重分离，名实不符、罪和非罪不分、无刑名依托。其体现出权力意志任意给人定罪，以权乱法，以权践法。
目前，这些非法罪名有堂而皇之地从“反革命罪”蜕变来的“煽动颠覆罪”；也有暗度陈仓，意在消弭民间批评言论，打压民间维权的其它种种罪名，如“诽谤罪”（吴保全等）、“泄露国家机密罪”（师涛等）、“造谣、诬陷罪”（艾合买提·司地克），以及“妨害公务罪”（朱虞夫父子等）、“敲诈勒索罪”（吴立红、郭雪梅等）等等。他们调用这些罪名的时候，混淆犯罪的主体、客体及主观要件、客观要件。最近国内民间舆论反映强烈的吴保全“诽谤政府罪”案，国家公然虚构了一个新的刑名。法制如此颓然，权力意志如此肆无忌惮，反衬出国民言论环境的恶化，突显出国民合法权利的卑微和中国法治的危机。
《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宪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不要说明清以来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文字狱”，中国自古有“腹诽”、“大不敬”的政治传统，法律总是属于皇帝和权臣的，权总是大于法。当下“ 腹诽”、“大不敬”正演变成维权即有病（偏执型精神病）、维权即是罪，这种权力肆虐的实质就是“稳定”压倒“维权”，“和谐”压倒“异议”，封锁管制压倒民意，贪污腐败利益集团压倒人民合理的政治、经济诉求。毒奶粉事件后，许允仁撰文说：2007年12月24日，党国领袖提出：“大法官、大检察官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之后，全国的法院、检察院系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要求全的法官和检察官在司法活动中贯彻落实“三个至上”，公开强调法官不仅仅要懂法律，而且要懂政治，让人觉得离文革时宣称的审判工作要“政治挂帅”已经只有一步之遥。
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时代“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式的人治灾难，有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的趋势。宪法何在，宪政何为？此时，再来看吴保全“诽谤政府罪”：打个颠倒，其实是政府诽谤（公民）罪罢了。评价时事导致“煽动颠覆”，陈述事实导致“诽谤政府”，这是极权制度的罪恶渊薮。
2009年5月于青岛咫尺居
庆典还是祭奠
5月12日由央视在四川映秀镇操办的纪念汶川特大地震一周年活动的电视直播中，胡锦涛仍旧迈着那呆板而缓慢的八字步，叨念着秘书班子为他捉刀的长篇讲话稿：“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鲜红色的大地毯上，身躯肥胖、西装笔挺的官员们，将手持的束束细长的白花，放到在一栋倒塌的大楼旁精心装扮的舞台上。这活脱脱就是一个央视美轮美奂的临时外景地，难与当地灾难吻合。
显然，胡温的跟班们是要刻意模仿美国纽约“911”纪念现场的布置，但却“东施效颦”，十分可笑。美国人的纪念现场，没有中国官方大红大紫的效果，而汶川的这场纪念如同喜庆的明星演唱会。美国“911”的纪念仪式上，没有总统的“重要讲话”，而只是按字母排序依次宣读一个个遇难者的实姓。虽然占用了很长时间，但我们却感到这个国家对每一个遇难者的尊重，不分身份高低、国籍何处。我还记得纽约现场的那个场景，两个主持人迎风站在简单搭起的铁架上，在呼啸的寒风中一声声念着遇难者的姓名，台下是一片黑压压的、入神聆听的普通人群，整个场面肃穆平实，体现了对每个飘逝生命的真诚忆念。而中国汶川地震纪念现场，大显排场和等级，不仅煞有介事地安排了海陆空仪仗队，还特别显示“领导”的权威和喽啰们的顶礼膜拜。
官方数字的忽悠
一年来，官方最近在民间舆论的一再压力下，终于遮遮掩掩地公布出四川地震学生死亡失踪人数为5335名。但是，这个当局声称“经过反复核对”的数字一出笼，即遭到网民的广泛质疑。在地震中遇难的近十万人数中，“包括中小学生、幼儿园孩子及大中专院校学生”，怎么可能只占5%？这可能吗？北京艺术家艾未未表示，川震死亡学生人数不止5335，官方公布的远不是完整的数字。艾未未认为政府非常不情愿地公布地震中遇难学生的名单，其公布这个名单乃是迫于巨大的社会和国际舆论的压力。
四川民间人士谭作人先生对震区64所小学的统计是，死亡师生为5781人。据四川省教育厅长涂文涛在去年5月21日在省教育系统内部会议上通报，汶川地震中教育系统总共死亡6581人，其中学生死亡6376人，1274人失踪，1107人被埋。当局意识到，地震中中小学生的死亡人数已成为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注目的焦点，所以他们把它作为“国家机密”。正因为如此，对汶川地震进行独立调查的民间维权人士黄琦和谭作人，当然就触犯了当局的保密底线而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构陷入狱。
中国当局对历史灾难的隐瞒传统由来已久，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真正的死亡数字公诸于众是在3年之后。1970年云南通海大地震造成15600多人死亡，其数字甚至隐瞒了30年之久，直到2000年才披露。当然，还有1959年大饥荒被饿死的人，以及20年前在“六四”镇压中被野蛮屠杀的市民和学生的人数，当局至今都未公布。
那么，这次汶川地震中死亡的中小学生实际死亡数字究竟有多少呢？1、按照最新的四川灾区人口统计，以失学率20%计，在学的中小学生数量占总人口比例约12%。2、按照地震当时的建筑覆盖率统计，而建筑覆盖人口为总人口的40%。3、按照死于建筑倒塌的人数比率统计，一般偏于保守地认为，死亡总人数中的80%是由于建筑倒塌。
按照以上方式统计，当局公布的地震死亡总人数8.66万人，中小学生死亡应在10392人以上。由此官方公布的5335人，显然不足信。何况，地震当时正是上课时间，中小学生正是处于密集、拥挤的校舍中；同时中小学生的心智还处于发育之中，对突发事件的反应和应对能力远远不能和成年人相提并论。
“豆腐渣工程”原是“国家机密”？
中国政府迟迟不愿公布地震中学生遇难名单，是因为这直接涉及人们最关注的问题：“校舍倒塌是否与工程质量有关？”当局隐瞒这一真相，乃是惧怕公众追究“豆腐渣工程”。这势必会揭开当地党政官员贪污腐败的重重黑幕，从而引发党国的执政危机。
所以至今为止，当局仍然刻意将这场悲剧完全归咎于天灾。然而四川许多遇难学生家长和良知人士则坚信：天灾之外还有人祸，失修的校舍危房或者劣质的“豆腐渣工程”才是造成大量学生死亡惨剧的重要原因——不然为什么地震中学校周围其它的楼房未倒，而唯独教学楼倒塌？
为了忽悠外界舆论，当局刻意指派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设计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所等部门的御用专家装模作样地对受损学校和设施进行了“实地调查”。果然，御用专家们不负重托，得出的结论仍是：“这次5?12汶川特大地震，地震级别高、强度大，是造成学校受损和其它一些设施受损最主要的原因。”
但谭作人的独立民间调查报告显示，大批校舍坍塌的主要原因是建筑设计及工程质量的问题。该报告说，建筑的抗震标准设计不足和工程上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占总数的53%左右。有记者去年在什邡市洛水镇龙居中心小学采访时，一名女儿在教学楼倒塌中丧生的家长从废墟中捧起几块碎片说：“你看俺们这个，有没有水泥？你们看，就是用沙子跟石灰堆砌的。这就叫偷工减料。最气愤嘛！太气愤了！气愤得要火！我要给我这娃娃讨个公道。”
新浪网曾就“你如何看待‘震后不该追究建筑质量问题’的说法”进行过一项调查。参加调查的一万多人中，有大约九成的人明确表示反对，赞成的不到一成。
对生命应保持足够的敬畏
每一个死亡学生不仅是名字、性别、年龄和出生日期不同而已，他们每一个人还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价值。然而在当局强大的独裁机器下，个人的生命毫无价值。诚然，自然灾害对于死者和生者，都是永远的伤痛和苦难。但是我们需要死者，给死者最高的尊重就是给生者最大的抚慰；而不应上演一出出类似汶川纪念会式的“谢党恩”的宣传秀。在文明国家，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人民遇到困难，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帮助解决，而没有权利滥用纳税人的金钱大肆铺张、自我表功。
要防止国家和国家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宰，首先就必须真正落实中国政府自己刚刚制定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让每一个公民在不受人身威胁的情况下，能真正参与监督政府行为，让每一个生命及其价值得到制度的呵护与尊重。显然，现实中的中国要实现到这一步，还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进行一系列制度重构。我们期待，不仅在汶川纪念碑上能够看到所有遇难者——包括孩子——的姓名，而且在天安门广场也能看到“六四”遇难者的姓名。
经济衰退，民生维艰，城管与摊贩动辄血刃相见，尤见官民对抗暴烈。国民虽无持枪权，然摊贩持刀捍卫生存权，任谁也不可剥夺。“公民之不服从”戳穿“和谐”假象。城管本不似警察具有国家暴力属性，但近年屡以暴力角色粉墨登场，依稀可见中国大陆以暴力做后盾的制度生态。
一
先说说笔者两次见识城管执法的独特经历。8年前，约一朋友在深圳福田区福华路服装市场对面吃饭。朋友来后在附近小店复印资料，我等在门口吸烟。突然一辆城管车驾至，斜横堵住旁边小巷出口，一时间鸡飞狗跳。眼尖手快的小贩挑起担子、推着车子窜进小巷深处，只有巷口一卖烤饼的新疆男子被抓个正着。五六个城管二话不说，推开这男子，要将炉子没收抬上卡车。新疆男子死死抓住炉子不放，不断哀求。这可惹怒了这帮执法者。一伙城管围住新疆人拳打脚踢，顷刻间新疆人脸鼻流血，倒卧在地。
这是城管一次有预谋的整治行动，随车跟来深圳电视台俩记者，跟踪拍摄。原本看热闹，但我立马明白过来，这次行动是城管有意邀约电视台记录他们的功绩。铁腕整治，媒体见证，岂容反抗丢面子，何况遭到的是在深圳被惯常贴上“小偷”、“骗子”标签的新疆佬的反抗。
不管怎样，打人违法。我站在台阶上忍不住喊了句“你们不能打人啊！”一个中年城管小头目，转身手指着我：“谁打人了？你说！来来，把他照下来。”电视台俩记者还真听话，跟着奔我而来。朋友见势不妙，忙拉我离开，被我挣脱。
小头目问我是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上班，惹怒我。你个城管有什么权力盘问我？摄像和主持人将镜头和话筒对准我，问我对城管执法有什么看法。我大意说：城管要文明执法，打人绝对违法，你作为执法者用非法手段执法，你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完全丧失；其次，城管管理摊贩在于疏导而不是管制，看看香港，警察敢打街头摊贩吗？你们真他妈跟土匪一样。
烤炉终被丢上城管车，城管驾车扬长而去；新疆人与赶来的老婆收拾丢弃在地上的烤饼。
当晚回家，接到报社同事小虎的电话。他告诉我赶快转到深圳电视台，有我的画面。等我找到深圳电视台，自己的画面已过去，刚好是那个质问我的城管小头目，侃侃而谈他们这次整治的良好效果。我问小虎：你没看见他们打人吧……，并骂一句：“土匪”，马上换台。
2003年夏天一个傍晚，《深圳特区报》后门马路。约会一个朋友，她在报社值晚班，要我等等，于是我在附近的一座报亭胡乱翻看报刊打发时间。报亭旁边有三四个烧烤摊子，生意红火。一辆城管车悄然驶近停下。这些摊贩不慌不乱，照样招呼生意。城管车上跳下几个穿迷彩服的年轻男子，一声不吭，分头走到烧烤摊前，将简易烤炉铁丝网上的炭火翻倒在地，用钳子夹着铁丝网丢进车厢，然后上车，驶离。执法文明啊，难得一见。不过，如此文明太让人心生疑窦。
我丢下翻看的杂志，凑近夫妻俩经营的一个烧烤摊，要了一瓶啤酒，几个鸡翅鸡爪，坐下来问个究竟。原来这些都是城管队临时招聘的协管员，非正式编制的城管。城管早下班了，晚上只有临时工协管才出动。这些协管之所以不没收炉具桌椅、不把摊贩赶尽根除，秘密就在于这些协管依靠摊贩而生存。假如把摊贩都赶尽“杀绝”，他们没有整治对象就会失业。同时协管为了证明工作成绩，没收的铁丝网可以拿给领导交代。摊贩这边，每晚都会准备四五个铁丝网，藏在人行道的树丛中备用，反正这些铁丝网他们随便捡废铁丝就能编制，不用花什么成本。
约莫一个多小时，又来一辆城管车，摊贩妻子赶紧把铁丝网上正在烧烤的食物拿开，协管如前操作，走人。摊贩老公转身从树丛里再拿出一个铁丝网，将倒在地上的火红炉炭收集起来，架上烤炉，马上拿个纸板煽乎起来。协管与摊贩配合默契，构成一个生存链条。
这对四川籍烧烤夫妻告诉我，每天晚上都会被城管如此折腾两三次。白天他们购买、清洗、准备肉菜，晚上忙碌六七个小时，每晚纯收入在100——200元之间。除去下雨等天气原因，几乎晚上都会出动谋生，月纯收入在4000元上下。对于异地来深的打工者，这算不错的收入，何况还是自由职业。是否交税和管理费，当时忘记问他们，估计是要交保护费和管理费的。
二
后一个经历，非常具有社会观察价值。自从有了这两次跟城管打交道的经历，笔者在每个城市，都会注意观察躲藏在大街小巷的城管。他们大多是中年男女，皮肤粗粝，神情猥琐，目光游移，制服劣质，举止僵硬。尽管如此，但摊贩都怕他们。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试验一下，大街上的单个城管不敢跟你对视。只有当他们驾着城管执法车、打开警灯喊着喇叭、三五成群集体饿狼扑食般扑向摊贩的时候，你才能真切地触摸到这个国度每个城市每天都在上演弱肉强食的官民丛林规则。而且，他们是以国家、政府和城市主人的强者名义遂行丛林规则，原本的猥琐野蛮马上被赋予正当性和正义性，普罗大众被官方强制灌输并逐渐信服“城市文明、消灭贩夫走卒”的强盗说辞。
更多呈现的则是城管与摊贩的猫鼠生态。毫不夸张地说，这几乎成为每座城市必不可少的流动风景，揭穿了中国当下所谓“和谐”社会的本质问题：权力主宰整个社会，法律被虚置，而权力意志依仗的是背后若隐若现的显性暴力和隐性暴力，这跟权力来源的非法性是一脉相承的，符合威权社会的全部构成要素。这就能说明摊贩为什么怕城管，因为城管没有游戏规则，摊贩无从通过正当司法渠道追究城管的胡作非为，再说诉讼成本太高。谁真以为中国城市的文明和整洁是城管的功劳，不妨去香港和欧洲城市仔细观察一下，它们并没有城管，但比大陆任何一座城市都整洁有序。
城管的人格和尊严，首先应建立在合法性上，其次应用人性替代兽性，而不是用顺昌逆亡的暴力思维将法律和授权虚置。本来城管的执法权就很模糊可疑，没收、驱赶甚至殴打摊贩，这是典型的流氓暴力行为，但是它应和着专制制度运转的神经，是权力意志赏识并需要的，因而便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权力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尽管是他们制定的法律游戏规则，但是带头破坏法律的，往往是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中国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都能在现行法律条款上找到对应的那部分，但是，一旦发生官民冲突，法律遮丑布便被弃之不顾，暴力面目狰狞暴露。
暴力不单是流血等显性暴力，还有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执法犯法、特权肆无忌惮、滥用法律等隐性暴力。隐性暴力已经主宰了这个社会的神经末梢，或者说，正因为隐性暴力的普遍存在，才使得社会被管制为“和谐”的假象。
和谐社会从来都是由自由、人权和法治养育而成，权力规制或人为制造的所谓“和谐”，那不叫和谐，那是虚伪的面子政绩和政治控制下的屈从。宁可不要这种少数权贵独享的假和谐。
三
城市管理应纳入以摊贩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生存权，管理要人性化，要留出小商小贩摆摊设点的地方，而不是定点清除、赶尽杀绝。城市不能为了整洁文明，在户籍歧视和低保福利微薄的前提下，让一部分底层民众沦落为乞讨者。
人人都享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不管是城市失业者还是进城农民。在低保等社会保障不足以维持衣食住行等最低生活保障时，城市小商小贩只能越来越多，而不会自动消失。城市管理者实际上是在逼迫失业者和进城农民成为乞讨者。乞讨者让城市没面子还是摊贩让城市没面子？—即使乞讨，乞讨权也是人权的一部分。
中国城市化就是农村贫困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也是中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自由。几十年严酷的户籍制度，曾在中国人为制造出城市与农村两个贫富悬殊的社会阶层。与城市农村隔绝伴随而来的则是血统歧视、户籍歧视、地域歧视和福利歧视。“仆人”中共将农民供在“主人”的高位、光喊空洞的口号，不但不给予他们实惠，反过来加剧对农村的掠夺，主仆完全颠倒。今天这些歧视越加明显，城乡教育、医疗、就业、福利住房、出入境甚至水电费都有巨大差别。
笔者曾说过，哪个中国人上溯三代不是农民？但大小官员和社会精英骨子里都瞧不起农民。因为农民愚昧、贫穷和善良，好欺负易忽悠。
四
深圳市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胡振华，最近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妄言：“对小商小贩生存权的尊重，也要以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为前提。禁止非法占用和破坏城市公共资源，是法律对所有城市居民平等、共同的约束，而非单单只对小商小贩。无证小商贩占道经营是对城市公共资源的一种非法占有和破坏，间接也侵害了其他人的利益。城管对小商贩乱摆摊行为的制止和管理，不仅仅涉及到城市的环境问题，也是对正常市场经济秩序、对合法商家利益的一种维护，更是对包括食品安全在内的公共安全的一种保护。”我只想请胡振华转换一下身份，如果他的父母是摊贩，他会讲出这些丧尽天良的“大道理”吗？胡某故意混淆法律和事实的依据在于：
第一、政府从来没在城市普遍划分出摊贩可以经营的公共区域。偌大城市只有几条小商品小百货小吃街，固然便于城市管理，但是对消费者不便利。为消费者提供购物便利，这是小摊贩存在的依据之一。摊贩存在的第二个理由在于给消费者提供廉价小商品。摊贩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和廉价商品，然后赚取收入养家糊口，天经地义，古今中外皆然。
第二、胡某虽没明说，但在暗示摊贩在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好大的一顶帽子，完全是在扯蛋。1949—1980年代前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多少摊贩都被戴上“投机倒把”的罪名，或遭批斗或坐牢。胡用计划经济思维歧视摊贩。朝鲜城市街头从没有摊贩，按照胡某的混帐思维，中国太该引进朝鲜的城市管理经验。
第三、摊贩买卖“假冒伪劣”商品或食品安全有问题，工商和卫生防疫机构都可以临检，如查实可处罚。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这绝对不是取消、驱赶所有摊贩的理由。恰恰是因为工商、卫生等政府机构粗放化管理，甚至街道委员会的懒惰、怕麻烦，才促成中国特色城管怪胎的出现和存在。深圳城管居然拥有300项管理特权，但谁都明了城管人员鱼目混珠、素质低劣。这些人如能管理出一个文明城市，充其量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僵硬冷漠毫无人文气息。
胡某将一切过错都推给摊贩，无视社会弱势群体生存权，这不难理解，他本就是跟城管一体的政府既得利益者，否则不会讲出这些不过脑子、违背常识的歪理邪说。我们只适合把胡振华与北京警察学院教授、《城管执法实战手册》的作者高峰，当作政府豢养的“智囊犬”看待。
“屁股决定大脑”，霸占话语权，为政府非法性、非正当性提供理论依据，这正是胡振华、高峰之类的所谓学者、教授存在的唯一价值。这些政府精英口是心非，眼中只有有利于权势者的和谐、稳定和个人功利。为了这些目标，宁可消灭弱势群体卑微的生存权利。他们已经丧失了基本人性和对社会的常识性判断，抑或就是在装疯卖傻。
摊贩的存废，在中国自始至终是一个人权问题，不完全跟城市文明相干。取消城管并非毫无意义，但总有替代品出炉，终结的方式是用权利制衡权力者。
2009年5月8日旅途中
附录： 近年城管血腥事件辑录
1、2009年4月26日，深圳宝安区新安街道办城管队员练士滔等人劝阻一对贩卖服装的夫妻停止乱摆卖行为。僵持中，男摊贩突然掏出尖刀朝练士滔连刺两刀。经抢救，练士滔脱离生命危险。持刀伤人的小贩帅建华在逃，其妻方金群则被警方刑事拘留。
2、2009年4月8日，深圳福田区园岭街道执法队在园岭中路查处占道经营行为，城管队员位发兴与两个卖麻辣烫的小贩发生冲突，随后在吃饭的餐厅内被尾随而至的小贩用刀捅死。
3、2008年7月30日，重庆渝中区四名城管队员打死一名卖凉粉的摊贩。
4、2008年1月7日，湖北省天门市50多名城管因填埋垃圾与农民发生冲突，恰好路过的天门市水利建筑公司总经理魏文华用手机录像，遭到城管群殴致死。
5、2006年8月11日，23岁的河北籍烧烤摊贩、退伍军人崔英杰，在北京中关村摆摊，三轮车被没收，崔一怒之下刺死北京海淀区城管队副分队长李志强。崔被判死缓，李被授“烈士”。
6、2006年2月16日，上海市普陀区城管大队九支队多名队员在上海市桃浦七村附近的一菜场门口，将市民李秉浩殴打致死。
7、2004年7月20日，广州天河区员村，摊贩李月明被4名城管殴打致死。
你被关押时我正在海边散步。这证明：
无法把40度的酷暑扭转成20度的清风明月
麦克•杰克森死了，这钻石夜莺
死于心机哽塞。他必须死。夏天诱惑着他
在夏天死比在冬天死好。因为鲜花在喧嚣
或者：在春天被捕比在秋天被捕好。因为还没有果实
我们在同一个天空下，但面对不同的风景
哲学说：问题不是风景，而是如何面对
有人在反抗。反抗自己的肤色，反抗
围着他的铁硬的墙。反抗，像蝴蝶反抗蛹
吃皇粮的人正在编《中国之最》：最古老
最伟大，最丰富，最正确，最……他们弯着脊椎
一只乌鸫在唱。在一棵寻常的白桦树上
与“最”无关。与心机哽塞和自由歌唱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