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6月24日，星期三，由于熬夜，睡到中午才起，并没有意识到今天与昨天有什么不同，除了刚刚做过一个愉快的梦。自去年12月8日到现在，类似的梦境大概已是第四次出现，在梦中，不经意间抬头，竟是晓波老师那熟悉的笑容。放了，终于还是放了！在这个不自由的世界上，你终于获得了相对的自由。那么，去喝酒吧。

梦醒了，知是虚妄，还是想写篇稿子，题目想好，就叫《梦见刘晓波获释》，或许这一梦还真就把他梦出来了呢，毕竟也该出来了。打开网速慢得出奇的电脑，先是习惯性地上网浏览，不料竟是兜头一盆冷水，刚刚还可以一起喝酒的晓波已被逮捕！

天堂到地狱的心理落差，恐怕也不过如此。

由于视野、学识和道德勇气上的缺陷，我没有资格，也不敢轻率地评价晓波老师。在这个令许多人感到失望和愤怒的日子里，在这个连梦都被瞬间击碎的日子里，只能对狱中的晓波老师表达敬意，用他听不见的声音说一声保重。

长达二十年的高压政治下，身处异议圈子的朋友们，除了理念的接近之外，久而久之，自然会形成一种个人间的情谊，这是人类最可珍贵的情感之一，也可能因感情因素而影响判断，我对此保持了警惕，但这么多年下来，作为一个八九学子，有幸受其指教，感受其智慧的力量，实在要感谢他给我的莫大教益，我想，在中国，受其思想恩惠的人还有很多，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播火者。

晓波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还是“异议人士”、“民运人士”，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我能感受到他的善良、宽厚，有时也能体味他的无奈，毕竟，在政治现实下，“自由”、“民主”理念被中国社会接受得太慢，有太多的人承受了无法弥补的代价和损失，在他的接触圈子里，有太多的人身心伤痕累累，他不得不用最大的包容性去理解、接受和处理，况且，我们毕竟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做事，而是在处处荆棘的世界上摸索，彼此间需要更多的理解与宽容，身陷囹圄的晓波也需要更多的关注。

去年初冬的一个晚上，与晓波、刘霞和另一位好友一起吃饭，晓波说，六四马上就二十年了，总要说话，恐怕要做好再次进去的准备。刘霞说，为六四这事，我能说什么呢，只好准备继续探监；好友说他会跟进。那一刻我心情复杂，在这个圈子里，“进去”的心理准备是有的，此前甚至十分希望被抓进去，那样生活会变得简单，但这时正陷入个人生活无解的难题，我没有轻言。事后我对他讲了当时的处境，他给不出我答案，他说事实上他曾面对和我同样的问题，但他的洒脱、坦然和牺牲精神我无法企及，只感觉他是一个为了信念而敢于牺牲一切的圣徒，一个真人。

此后，在北京，和他一起见朋友，并没有想到抓捕已近在眼前，已经“三进宫”的他恐怕也没想到。可他真的进去了，不是为六四，而是为《零八宪章》，这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是以个人的承受去承担道义责任，做起来并不容易。自幼年起，我们就学会了使用诸如真诚、献身、信念、睿智、博大一类的概念，现实生活中并不容易找到这些概念的所指，但晓波、祖桦诸位师友的身上，确实承载了这些概念的含义，由于这些载体的存在，或许会让感受到的人不敢过于沉沦吧。

监狱侵害着肉体的晓波，也一次次成全精神的晓波，他用长期的观察和思考告诉我们一些看似简单的常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为此，他已是四次入狱。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却不得不让自己承担超人的苦难，他从不高估自己，但他的意义和价值却可能大大超过他和抓捕他的人的想象。

面对监狱的高墙，我素来没有幻想，进去就是进去了，出来的日子要用年来计算，而我们的生命却没有多少年。晓波不是一个民主速胜论者，他不会期望鲜花簇拥地走出监狱。监禁中的晓波与每个囚徒一样，每一个日子都是痛苦的承受。

活在今天，这样的个人生存，总是充满了变数。通过网络，多少次深夜里一直聊到天亮，转眼间却是高墙相隔，下一次的谈话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困惑的问题再无法讨教，疑问再不能再轻易地找到答案，因为某个新发现的喜悦也不能找他分享。原本以为他会在“监视居住”期满后回到家里，回到他的电脑前，让那个熟悉的skype用户名重新恢复颜色，我想这也是许多朋友的期盼吧，可是，这样的等待，此时只剩下担忧和思念。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那些深夜敲门的政治警察，可以让一个内心高贵的人突然就从亲友的视野里消失。深感遗憾的是，他要我参加的最后一个聚会，事不凑巧，没能赶去，skype上的最后一个呼叫，因我不在线，他只好匆匆托人转给我一句话，等我再上线时，这个帐号大概几年时间里都不会变绿了，不知道等它再次变绿，世界和人事又会有些什么变化。实在没有想到当局会为《零八宪章》这样一份温和、理性的文件而抓人，而且下这样的重手。懒得谴责，只说他们愚蠢。

晓波老师，你将再次以无罪之身走上法庭，而且将有可笑的脏水泼到你身上，也许你已经习惯，但这令人愤怒和绝望，无聊的现实让人感到厌倦，以至于都不想对这个世界说什么了，即使是这样一些思念的文字，也需要谨慎地选择措辞，而不能说出一切。也许有人说的是对的：在6月23日之后，有一条路被堵死了。

对今天的现实我们几乎无能为力，尽管没人能自圆其说地证明你错在哪里。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人真诚地为你祝福，你一定能感受得到。

思念和敬仰总是无形的符号。

2009年6月24日于杭州

刚刚过去的一天，是令我心怀惊诧、愤怒、不安和羞辱的一天。我尊敬的师友和同道、《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先生被正式逮捕。新华社24日报道引述北京市公安局消息称，”据公安机关侦查掌握，近年来刘晓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晓波立案侦查，6月23日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刘晓波已对公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就在几天前我与刘霞姐的一次通话中，我还天真而善意地安慰她，或许当局只是过于恐惧、过于脆弱了，担心在6月特殊的”敏感期”和他们所谓的60周年”大庆”时，一个刘晓波就足以动摇他们的”稳定、和谐”，所以要把他暂时禁锢、隔绝，让人民无法听到他的声音。既然半年监视居住期限已满，而当局没有任何说法，说不定再过几月过了他们的”60大庆”，晓波就会平安归来。每一次我的朋友和同道处于危急之中，我总是心怀善意，以为时局不至于更坏，以为中共不会把所有的和平之路彻底堵死，甚至天真地以为中共作为统治集团的理性和内部有识之士的博弈，以及人性中渴望自由的共有天性，可以让中国大陆后极权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冤狱的边缘”戴着镣铐起舞”，一点一滴地推进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空间，为自己争取做人的权利，而有望不再重复前辈的受难。然而统治者总是一次又一次冷酷无情地击碎我的善意和幻想。就在最近，两位20年前还是懵懂孩童的年轻朋友（都是《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仅仅因为以极其平和的个人行为纪念六四，就遭到中共非法之法劳教制度的严厉迫害–去年以来在四川地震灾区参与了大量公益工作的江苏青年陈杨正在重庆的劳教所里遭受到有组织的残酷虐打，有消息称他在劳教所里被40余人围殴；而另一东北青年张怀阳则面临同样被劳教迫害的命运，仅仅因为他为自己做了几件纪念六四的文化衫并在个人博客撰文呼吁纪念六四。

在我为当局如此捏”软柿子”迫害两位知名度不高的青年朋友的卑鄙行为而愤慨、心忧、束手无策之际，另一方面我还心存侥幸和经济动物般的盘算，以为象晓波那样拥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可以使当局心存顾忌，会考虑到西方民主国家可能引起的反弹，在政治收益与成本之间象个合格的生意人一样去掂量，而不至于陷入专制的疯狂。中国当局逮捕刘晓波，这是自去年以来陈道军、曾宏玲、黄琦、谭作人、黄晓敏、王荣清、谢长发以及近期的陈杨、张怀阳等一系列良心案后，当局扼杀言路、侵害公民自由的又一高峰，是向民间社会发出最强悍也最赤裸的挑衅与恐吓，尽管这个国家不久之前才刚刚颁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在我为晓波和所有因言获罪的朋友而悲哀愤怒的同时，另一种更深的忧虑深深地攫住我的心！我一次又一次善意地高估了共产党走到今天，它的世俗化、理性化的程度，而忽视了一个极权政党非理性癫狂的惯性。60年过去了，统治者依然愚不可教。

几年前我在国内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想善意地提醒当权者：我们这些在你们眼里经常惹麻烦的”异议人士”，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说，提醒当权者正视与及早化解当下的社会矛盾，避免演化成激烈的社会冲突。如果当权者一意孤行，将用笔讲道理的书生统统关进牢狱，那么，下一步不可避免地将是拿刀枪的陈胜、吴广们被逼走上街头。遗憾的是，这段话在几年后的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正不幸地越来越成为现实–近期发生的”石首事件”就充分显示，民怨已经积压到了何等急于寻求宣泄爆发出口，到了何等”民不畏死”的程度。而此时，共产党选择的不是与民间展开对话、妥协，不是放松高压尺度，而是将提出平和的、建设性的《零八宪章》的刘晓波升级逮捕并面临判刑，他们认定一个以言论为武器的作家”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令我想起廖沫沙先生哀悼其同冤亡友邓拓先生的一句诗：”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佞幸”们把温和的改良派关进监狱，后果无非是逼激进的革命派揭竿而起；他们视持和平渐进非暴力立场的自由知识分子为敌，无非就是”自绝于人民”。而观胡锦涛先生及其羽翼们最近所为，不正朝着这条”覆乾坤”之路上拚命奔跑吗？

刘晓波和其他的难友是在为我们而坐牢，我想我们有责任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和其他所有因言获罪的同胞，我们也有责任要求这个政府和我们一样去爱这个国家，去珍惜她的未来。为此，良知促使我们向专制者发出抗议的最强音：抗议他们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无耻罪名构陷晓波和一切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人们，抗议他们对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肆意强奸，抗议他们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背信弃义，抗议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扼杀，抗议他们的蛮横，也抗议他们的愚蠢。

此刻，我在距离故国遥远的北欧，静夜里心潮起伏。我相信监狱里的晓波，他的心灵比他的迫害者们更自由。我不相信他对所谓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最多只是对自己秉笔直书的文字、直抒胸臆的真话”供认不讳”。

我不知道何时能回到我的故国，因为最近我的另一位朋友冯正虎三回故国却不得其门而入，被自己的国家以赤裸裸的流氓手段无理拒之门外而不得不暂时客居日本。我不知道我未来是否会面临同等的待遇，但我必须回到我的国家，因为不能忍看家园被一群虎豹豺狼劫持霸占，因为我有责任分担晓波的命运和分享晓波的荣耀。

2009年6月24日，写在晓波被逮捕消息公诸于世时

【明报专讯】内地异见人士刘晓波去年底被公安人员带走，下落不明6个多月之后，昨日新华社报道，刘晓波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已被北京公安机关逮捕。报道并无提及刘晓波具体涉及什么违法事项，不过由他去年底参与发起签署《零八宪章》，即遭当局带走羁押，因此有理由相信是与《零八宪章》有关.刘晓波这次被捕是另一次以言入罪事件，而从近期种种事态看来，内地愈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就，政治尺度却愈见收紧，对社会的控制也愈见严厉，这些做法，绝对不利於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言论自由宪法赋予 何罪之有

要求中共领导改革 何罪之有

新华社的报道说，“据公安机关侦查掌握，近年来，刘晓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晓波立案侦查，2009年6月23日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经初步审查，刘晓波已对公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个报道内容只列出刘晓波的“罪行”，并无提出具体事项，因此无从判断刘晓波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否有确切事据。

从报道看来，当局对刘晓波的指控，并非单指《零八宪章》的事，而是涉及他“近年来的造谣、诽谤”。造谣和诽谤应该属於言论范畴，因此当局若以此逮捕刘晓波，是彻头彻尾的以言入罪。如果刘晓波因而罪成判囚，则是文字狱了。

303名内地人士，去年12月10日参与发起签署的《零八宪章》，主要内容是阐述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等基本概念，主张修改宪法、实行分权制衡，实现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主张结社、集会、言论、宗教自由等。首先，言论自由是现行宪法就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人民就国家的发展提出要求和主张，何罪之有；另外，《零八宪章》的要求，都是温和、务实、理性的主张，是希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施改革，何罪之有。

《零八宪章》发起签署后，虽然公安人员带走了刘晓波，一些参与者也遭到滋扰，个别人士至今还失去联络，但是6个多月以来，全球已有超过8600人签署，显示宪章的主张得到广泛认同，有志一同的人并未因为官方打压而却步。

刘晓波现年53岁，20年前的六四事件后期，他与侯德健等4人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支持学生。六四事件以镇压告终之后，刘晓波被捕，入狱两年，1996年又因为撰文支持民运，被劳动教养3年，之后仍然经常发表文章，抨击时政，关注民间维权。因此坐牢以外的日子，刘晓波是内地当局的重点监控对象，每年一些敏感时期，例如六四周年、两会、党代会等，他都会短暂失去自由，不得离家、访友，甚至切断其电话、网络通讯等。刘晓波再次被捕，从新华社报道较广泛地陈述其“罪行”看来，他再被投狱几可肯定。

不过，纵使当局关了一个刘晓波，《零八宪章》的诉求不会因而消失。如果中共只是一味打压异见人士，罔顾他们所提出要求主张的合理性和适当性，则大陆社会只会长期处於“压力锅”状态，就看哪一日炸开来，酿成重大伤亡而已。

“北京价值”不涉打压自由

高压巩固政权不能久远

经过31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已经跻身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去年美国次按危机触发金融海啸，欧美等主要经济体迄今仍在喘息，中国受到直接冲击的程度轻微，经济持续呈现较强劲增长势头，因此在西方国家掀起了所谓“北京价值”的探讨，对於肯定中国美言之处，不在少见，个别中国领导人对此，言谈间也显得有点志得意满.不过，我们认为，西方一些人士就算对中国的经济成就总结出“北京价值”，认为有值得取法之处，但是这个概念肯定不包括打压政治异见者。近期西方国家基於有求於中国，调低关注中国人权的调门，不代表他们认同中国打压异见者，只是他们的现实主义抬头而已。

以中国现有物质条件和经济实力，其实给当政者提供了一个主动推行政治改革、建立一个更民主制度的有利空间.不过这些年所见，中国经济愈崛起，对政治的尺度、对社会的控制，却愈见收紧和严厉，完全看不到当政者利用较好的形势，主动推动政治改革的象。但是，现有体制无法解决各种各样的矛盾、贪污腐败等愈益深重的局面，却是人尽皆知，全国人民和国运宛如放在里面翻滚澎湃的压力锅之上，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

藉高压统治巩固政权，短期或许可以做到，但是长期而言，肯定会出大问题.历史上，无一个独裁腐败的政权，可以靠高压保住江山。中共带领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成就，无人质疑，中国现在需要中共带领在政治改革方面，建立与经济格局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我们认为，中共与异见人士沟通、对话、交流，逐步推动某些民主改革，必可获得广大知识分子及其他各界人士的支援与合作，中国必可因此长治久安。镇压不可能解决民运及维权运动的诉求，顺应民主化的历史洪流，才可巩固中共的政权。但愿当政者能够拿出魄力，开创中国万世太平的基业.

《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内地著名异见人士刘晓波在被扣查6个多月后，6月23日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其妻刘霞6月24日接获北京市检察机关签署的「批淮逮捕」书面通知。刘晓波代表律师莫少平向本报透露，刘前日已被转移至专门关押囚犯的北京看守所，公安曾建议刘霞更换辩护律师。

明报报导，对于刘晓波被正式逮捕，独立中文笔会、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本港记协及泛民等组织或人士均表示强烈抗议和谴责当局「以言入罪」。据官方新华社引述北京市公安局称，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前日（23日）经检察机关批淮后依法逮捕。

「据公安机关侦查掌握，近年来刘晓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晓波立案侦查。」

报道并称，「刘晓波对公安机关指控犯罪事实已供认不讳。」报道通篇未有提及《零八宪章》。53岁的刘晓波在2008年12月《零八宪章》发表前夕被当局拘捕，在拘留期满后又受「监视居住」，据人权组织说，近7个月来他一直被拘禁在北京郊区的一间酒店内。

《宪章》签署者、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前研究员徐友渔对本报表示，刘被正式逮捕是在意料之中，自从他被拘后，外界早已预计他会被关押至「六四」之后，而且官方不会公开表明他是因《宪章》被捕。徐友渔说，「我认为（刘晓波被捕）主要是因为《零八宪章》。官方对于《零八宪章》一直非常敌视，处理刘晓波也是处理《零八宪章》的一个重大步骤」，但现时仍很难判断官方会否公开把《宪章》列作刘的「罪证」。

刘晓波代表律师莫少平昨对记者表示，当局今次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刘晓波，完全置宪法和法治于不顾。他还要了解当局指控刘犯法具体涉及哪件事、哪篇文章和哪些段落。

他透露，北京市公安局警员在向刘妻刘霞递交书面通知时表示，莫少平因也签署了《宪章》，可能不合资格为刘晓波辩护，希望她更换代理律师。今日他和刘霞将去北京市公安局核实，要求对方出示书面通告。莫少平指出，除非《宪章》被正式认定为刘晓波的「犯罪事实」，否则无权取消他的辩护资格。

妻：囚室没窗不许放风晒太阳

刘霞昨表示已做了最坏的打算。刘晓波被拘6个多月，她不知道他到底关在什麽地方，只知道他被关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每天不许放风，不许晒太阳。据报道，在过去6个多月的拘禁期间，刘霞和莫少平曾经获淮探视过刘晓波。

独立中文笔会昨日发表声明提出强烈抗议，指该会理事和前会长刘晓波被正式逮捕是「以言论罪」。内地贵州人权研讨会亦指出，逮捕刘晓波是掀起新一轮对异见人士的打压及迫害。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蒋培坤夫妇亦发表声明，呼吁海内外各方民主力量、国际社会各团体以及各民主国家的政府和议会立即行动起来，为营救刘晓波出力。

中国政府宣布逮捕异议人士刘晓波先生引起欧洲社会强烈关注。海外民运组织民主中国阵线采取紧急行动，呼吁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用自己的力量迫使中共政府让步。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从德国发来的报道

中国政府二十四号宣布正式逮捕居住在北京的异议人士刘晓波先生，引起了欧洲社会强烈的关注。德国的电视一台，二台都以显著地位播报了这条新闻，并且放映了以前采访刘晓波的画面。各大报纸也报道了这则消息。与此同时，大赦国际等欧洲各国的人权团体，以及海外的各民运组织、异议人士团体也立即做出了反应。八九年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为此采取了两个行动。居住在荷兰的主席王国兴先生立即签发了民主中国阵线对此的声明，并要求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国家的民阵分部，立即与各当地的人权团体、政界人士联系，呼吁他们关注这件事情并且给予支持。与此同时，副主席秦晋先生对新闻界发表了了谈话。

“我是秦晋，民主中国阵线的副主席。我们得知，刘晓波已经被中共正式逮捕。我们民主中国阵线对于胡温的这个行动表示极大的愤慨。世界历史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整个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而唯独中国还继续在封闭和专制的体制下。

刘晓波先生和其他另外三百多位仁人志士先生首先发出了零八宪章，其实应该对中共来说已经是最温和政治改革的呼吁。但是遭到了如此无耻的对待，那么可见，中共是没有这个打算进行政治改革的。”

对此，秦晋先生说：“我们民主中国阵线呼吁，世界各国的政治领袖，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政治领袖，要正视中共的这种专制性质，也呼吁中国的老百姓能够看到自身的力量，不要再对中共抱有幻想。”

为此，秦晋先生代表民主阵线呼吁说：“我们民主中国阵线认为，只有在国际社会不断对中共施加压力，以及中国老百姓的不断反抗当中，才会使得中共政府有所收敛，才会使得有可能释放刘晓波。不然的话，我相信，中共政府必然会更加一意孤行，以阻吓中国老百姓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

在一个人权未被践踏、人们不因其所信和所是而相互迫害的世界里，宽容的事业是不需要捍卫的。然而，这并不是我们的世界。公民自由得到尊重、舆论与信仰的多样性得到宽容的时代与社会是极其稀少的——在人类整齐划一、不宽容与压迫的沙漠中，是罕见的绿洲。

                              ——以赛亚-伯林 《自由论》

 

 

刘晓波先生被中共正式逮捕。这是自去年12月8日刘晓波先生被非法拘捕以来，中共官方对刘晓波先生的公民权、对《零八宪章》文本和所有联署公民的首次正面回应。

 

中共建政以来，“政治可靠”历来是挑选领袖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如何维护“党国体制”这一主题上，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再到他们的继任者，这种思维是一路传承下来的，换句话说，在维护极权专制的政治心态上，党的现任领袖与它的初创者并没有任何本质意义的区别。他们或许在执掌权柄的过程中有些细微差别，或偏“左”或偏“右”，或注重个人权威或强调平衡各方，然而，这仅仅是权力行使的外在表现，并不触及到深藏于这个制度其中的真正本质上的东西。

 

事实上，任何试图分裂党或试图削弱党的权威的行为都会受到最为严厉的惩罚，翻开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记录，这样的先例屡见不鲜，譬如彭德怀、林彪，譬如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最终，他们都被这个制度无情地抛弃，被它所创造的历史重重遮盖。（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行为可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于真正的人类历史长河之中。）

 

当压力不足以让共产党的政治局松开握有权柄的双手，指望他们主动实行政治改革，还人民以自由和权利，这是不切实际的，只会给追求自由的人们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幻觉，一种依赖于来自上面改革的懒惰情绪，其背后除了继续的茫然与放弃，什么也没有。

 

正如捷克思想家、前总统哈维尔先生对中共当局的建言中提到的，中共当局在对付《零八宪章》文本及其联署公民的政治策略上，充分借鉴了捷克共产主义镇压《七七宪章》运动的失败经验。

 

如果说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还难以看清极权世界和自由世界到底谁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当下的中共已经不再具备当时捷共拥有的来自国际、国内的各种政治和道义上的资源。即便是再愚蠢的政客，也知道宪章所宣示的理念，代表着人类文明演进的积极成果，昭示着中国社会演进的方向。

 

因此，至少从表面上，他们不再沿用胡萨克对待《七七宪章》运动的镇压方式，显得更加小心谨慎和精致入微。他们不再以公开的名义对《零八宪章》进行符合自然法则的讨伐和审判。他们试图另辟奚径、寻找难以自圆其说的借口变相惩罚《零八宪章》及其联署公民。当然，即便是再愚蠢的公民，也知道他们实际的具体指向，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惩罚这群对社会有所思考、有所担当的宪章公民，达到否定《零八宪章》的目的。更为准确的表达，通过惩罚这些宪章公民，否定宪章，打消那些崇尚自由、反对权威的人们的念头。

 

当然，从它的角度去考量，它首先需要应付的还有天安门事件发生二十年的纪念日，那是一场由社会主导的，反对极权统治的群众政治运动，任何一个苗头和火星的绽放都有可能引发政治上的集体爆发，这是他们对《零八宪章》久拖不决的真正原因，这是通过慎时度势、谋篇布局造设的一种精心的政治安排，一种来自传统专制文化的政治韬略。对此，我们并不关心。

 

我们所关心的是“一个人权不被践踏、人们不因其所信和所是而相互迫害的世界。”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吗？

 

我们可以看到，宪章的联署公民基本上不具备用武力推翻现政权的实力和野心，大多数人也无意于去推翻谁，即使有人主张用武力推翻极权专制，至少在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些联署公民的构成，仅仅是由那些平时批评政府言论的大胆文人、艺术创作者、律师及普通工人、农民和学生，极少有人自命为政治家或者革命家。（在这里，即便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也只会存在于这个权力结构之中。）

 

如果把《零八宪章》当成一个现实存在的反对派联盟，从现实的政治力量对比和操作上考量，审判刘晓波并不困难，甚至于审判《零八宪章》的全体联署公民也并不困难，他们拥有的强大的暴力机器，足以摧毁任何一个反对派组织或者政治联盟。而且，一个刘晓波受到审判，并不表示会有更多的刘晓波站出来；《零八宪章》的全体联署公民受到审判，也并不表示会有更为强大的反对派组织因此站出来。

 

不过，它一直以来所面临的问题是，依靠制造恐惧来维系的政权能否证明能否依靠这种恐惧驱使社会真正意义上的进步？由此证明他们能够得到社会和人们内心真正的尊重和拥护？并由此真正证明它代表了一种文明的价值体系——如果没有这种制造恐惧的能力作为其权力的护身符？

 

这个答案应当说不言而喻。

 

据我的了解，这些联署公民之中，很多人的想法很简单：人们生活在这种人类整齐划一、不宽容和压迫的环境之中，他们仅仅想采取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希望这种生活有所改变。因此，他们的一些想法也代表了周围许多人的看法，即希望生活过得有尊严、体面、于人生富有真正意义。然而，现实的社会环境却拼命的窒息人们持有这种念头，努力打消这种存在于人们内心之中的心理动机。

 

对刘晓波的逮捕，不仅仅是对刘晓波本人的惩罚，同时也是对《零八宪章》的所有联署公民的惩罚，从更广泛的心理结构上分析，是对那些持有希望生活在尊严、体面、于人生富有真正意义的念头，想要有所作为和为之努力的人们的惩罚。

 

因此，我们不必去计较审判刘晓波具体所引述的法律条文，这些法律不属于我们中间任何一位诚实、善良、合格的守法公民。从本质上来说，它仅仅属于那些无法无天的人、那些肆意妄为的人、那些继续与人类自由为敌的人、那些试图负隅顽抗到底的人。

 

他们可以随意制订出一部法律，也可以随时置任何法律于不顾，对这些法律的运用与操纵，恐怕连对法律钻研得最为深刻的法学权威都无法预料到准确的审判结果，它仅仅存在于那些执掌权力的人们的大脑中——那里才是真理和法律的真正源头。

 

他们的敌人，并非来自刘晓波发表的针对他们的批评性言论和文章，并非来自宪章的联署公民具体参与的实际人数，而是来自他们自己本身，来自于依靠制造恐惧来维持权力的龌龊的心理动机，来自于对权力肆无忌惮的操纵和运用，来自于植根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过一种尊严、体面、于人生富有真正意义的生活的念头。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们突破这种恐惧的心理障碍和精神束缚，起而反抗这种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没有安全感、不宽容和受压迫的生活。譬如杨佳、譬如邓玉娇，譬如在瓮安、陇南、南康、石首、西藏，都能够看出这种反抗的迹象在逐渐漫延和渗透。当然，这仅仅表现在已经公开的、浮出地平面的，为公众所知的社会领域。更多的反抗，存在于不为公众所知、隐藏于社会和历史的覆盖之下。而他们，甚至并不知道有宪章这个事件的存在。在这里，他们共同反映出一个主题——对现状的极度不满以及对自由的渴望。

 

这些普遍存在于社会各个角落的敌人，它以无法再用逮捕和制造恐惧来一一准确的予以消灭。

 

《零八宪章》，仅仅是具有使命感、责任感、危机感的人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更准确的表达，它所宣示的理念也代表中国未来的方向，同时也是中共的出路。

 

对刘晓波的逮捕和对《零八宪章》的审判和镇压（无论其是公开还是变相），是中共当局对全体自由人类发动的一场战争，它使得中国转型的社会前景变得更加复杂和扑朔迷离。

 

终有一天，它会到来！

 

2009年6月25日——在刘晓波先生被正式逮捕之后

三联书店出版的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象其前三本《近距离看美国》一样，对于关注民主社会的成长和向自由社会的转型的人来说，是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作者一边侃侃介绍西班牙各地的人文地理，一边把西班牙的历史娓娓道来。书中还配以一副副精美的图片，使读者也仿佛到这样一个充满历史的神秘、艺术的高雅和政治的迷离的国度走了一遭。古代西班牙的历史是和罗马帝国兴衰、日耳曼人崛起以及摩尔人的入侵紧密相连的。近代西班牙的历史开始于从伊斯兰世界回到天主教世界。从此西班牙依靠海上探险成为一时强国。但英法崛起后，西班牙依靠海上掠夺制造的繁荣又迅速衰落了。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有点象五四后的中国，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并且各自毫不让步，终于铸成内战悲剧。

在我国的学生课本中，西班牙内战是法西斯和民主之间的战斗，结果是邪恶战胜正义的历史倒退。但林达的书给我们还原了真实的历史：假如不是右派得胜，而是左派在内战中胜出，内战的悲剧性将不会有丝毫减小。其实从《1984》和《动物农庄》的作者奥威尔身上，我们也可以预计左派得胜的结果必然是把西班牙变成另一个苏联。

对今天的中国最有启示意义的，还是西班牙内战后的历史。

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佛朗哥建立起个人独裁体制。他把形形色色的右派都合并成一个组织：”运动”（全称应是”民族运动”，National Movement），除此之外的政治组织都宣布为非法。”运动”内部鱼龙混杂，并没有统一纲领。但是所有工会、妇女组织、青年组织都处于”运动”的领导下。佛朗哥要把”运动”塑造成全民族的代表，并严密防止一切新生力量的成长。但佛朗哥毕竟是右派，和共产主义者不一样，他维持自由市场经济，并且在经济上尽量向世界开放。从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的角度看，佛朗哥的西班牙有点象毛统治下的中国。可是从发展经济和用民族主义旗号维持团结的角度看，更类似于今天的中国。

与经济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类似，西班牙在佛朗哥统治时期也快速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状态，成为欧洲的中等发达国家。和中国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变成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相比，西班牙的经济成就更明显。跟中国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当时的西班牙也没有全面系统的政治经济理论，也颇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味道。现实的中国面临着新疆和西藏的民族地区分裂难题，而当时的西班牙也面临着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民族和地区分裂问题。中国现在的贫富分化严重，而佛朗哥统治后期的西班牙也同样两极分化：其最富的10%的人甚至比更发达的英国最富的10%的人还富一倍。

至今，西班牙已经和平度过了转型危机和分裂危机，变成了一个祥和的发达国家。虽然巴斯克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但已经不影响西班牙人的正常生活。象魁北克的加拿大人一样，巴斯克的西班牙人虽然还有作出新选择的可能，但整个西班牙再也不用付出鲜血和废墟作为代价了。

西班牙到了佛朗哥统治的的后期，佛朗哥本人也退居二线，让其接班人布兰哥当首相，但大事还是自己做主。看来垂帘听政并不只是中国特色，只要有可能，谁都愿意把住权力不放。布兰哥也有点象党内改革派，既忠于领袖，又做点改革的事，他主持通过了西班牙的《结社法》，给西班牙人一定的结社自由，但又不放弃”运动”的政治垄断特权。1973年底，布兰哥被巴斯克分裂主义者炸死。其后的接班者那瓦罗（微软百科全书还给出了一个过渡者米兰达）继续了布兰哥路线。这有点像邓手下的胡、赵两人，但他们对佛朗哥更忠心。真正的改革出现在1975年佛朗哥死后，新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任命了一位年轻的新首相苏亚雷兹。苏亚雷兹的可贵之处在于明知民主转型很可能会使他丧失已经到手的权力，但他还是决定把政治改革方案交付全民公投和并开始西班牙的第一次大选。佛朗哥死后第二年的公投结果显示94%以上的投票民众支持政治改革，投票率也高达78%。1977年的大选结果使苏亚雷兹领导的中右联盟获胜，他受命组建内战后第一个民选合法政府。从此以后，中间偏右的政党和中间偏左的政党轮流执政，西班牙开始稳定的民主政治时期。但是初生的民主进程差点被巴斯克分裂分子引发的军事政变打断。国王卡洛斯一世的干预粉碎了政变分子的阴谋，但国王和政府都没有谋求报复，而是更谨慎的通过推进宪政民主来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类似政变。

西班牙的地区分裂问题历来是最令人头痛的，但今天也大体上获得了可能的最好结果。佛朗哥时期对待分裂主义者是毫不留情的镇压。这种镇压虽然勉强防止了地区的分裂，但是却伤害了当地人民的感情。这就给后来的民主政府处理地区分裂埋下了地雷。好在民主政府通过不懈的和平努力，终于解决了加泰罗尼亚的分裂问题，而巴斯克地区的分裂也在中央政府的长期努力下趋于最后解决。加泰罗尼亚地区之所以能较快的顺利解决，在于该地区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塔拉德拉斯。而且他是个理性温和的老人，于是中央政府就有了合适的谈判对象。通过谈判，加泰罗尼亚实行地区高度自治，以后再也没有闹过实质性的分裂。巴斯克的分裂问题难以解决恰恰在于缺乏象塔拉德拉斯这样的谈判对象。以”埃塔”为代表的激进分子总在搞暴力。民众的多数并不赞同激进分子，可如果政府严惩这些暴力分子，就会引起当地民众的离心倾向。若政府手软，又会使激进分子更加为所欲为。到今天，通过朝野各方的长期和平努力，暴力活动在巴斯克当地人民中越来越不得人心，这才是巴斯克基本安定下来的真正原因。

今天的中国同样面临转型问题。佛朗哥后期的西班牙，保守派认为经济的发展就证明了这种威权体制的正确性，然而任何有远见的人都知道再一味维持原来的体制已经行不通了。两级分化、严重社会不公、地区分裂等等都是这种社会的通病。既然当年的西班牙人大胆前进获得了转型的成功，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大胆往前走呢？

跟当年西班牙相比，当前的中国存在若干对转型不利的因素：一，西班牙有独立的教会，人们除了有政府这个权威之外，还可以有独立的精神信仰，这和上世纪90年代东欧转型的条件是一样的。但中国除了受党领导的官方教会，其他教会都被认为非法。二，”运动”虽然把持政权，但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地方选举。虽然《新闻法》规定了新闻检查制度，但毕竟民间可以有独立的出版社和其他媒体机构。虽然《结社法》禁止其他政党出现，但非政治自由结社还可以合法存在。这些条件在中国还都不存在。三，西班牙紧邻法国，自由欧洲的民主和繁荣对西班牙有巨大的吸引力，为了成为西欧大家庭的一员，西班牙存在着改革的动力和愿望。而中国长期以来周边绝大部分是专制国家，现在虽然许多变成了向民主转型中的国家，但还没有产生足够的榜样力量。四，虽然西班牙的司法系统也受制于执政者，但执政者主要是通过制定法律而不是干预司法审判来实现其意志。而中国现在的法官普遍具有党员身份，必须听从党的官员对具体案件的指示。五、当时的西班牙的”运动”只是个杂烩式的联盟，而中国今天的执政党却是组织严密的官僚体系，其官员成为既得利益阶层的主体。六、当时的西班牙军队忠于佛朗哥个人而不是”运动”，当佛朗哥死后则忠于中立的国王。中国的军队却不是忠于文官政府，而是直接由党的军事部门指挥。七、内战后的西班牙虽然也有对左翼的血腥报复，但后来人们毕竟认识到内战是一场悲剧，佛朗哥主持建成的殉难谷纪念馆纪念的也是包括内战双方在内的殉难者。而中国至今还在宣传当年国共内战是正义战胜邪恶的好事，只因为这是共产党得以不必大选就可以无期限执政的法理根据。然而这种敌我观念造成的毒害使掌权者自己特别害怕一旦丧失权力会遭到残酷报复，从而更加保守。

以上不同说明中国的民主转型要比西班牙当年的转型困难的多。但如果不转型，严重而普遍的社会不公会激起越来越强的不满情绪，将来也许要面临无法承受的巨大代价。聪明的统治者即便以稳定为主，也应该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创造和平转型的条件。佛朗哥虽然对西班牙的稳定和发展有巨大功劳，但他作为一个独裁者死后，只有另一独裁者智利的皮诺切特作为外国首脑出席他的葬礼。至今在世界人民的眼中，他仍然以大独裁者甚至法西斯主义者的形象出现。中国的领导人如果真有实现民主和法治国家的魄力，就应当为将来可能的和平转型努力做准备。

那么中国可以做那些准备呢？我个人对此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制定《新闻法》，为和现实接轨，可以规定新闻检查制度，但应当给予公民创办企业一样创办媒体机构的权利。

二、制定《政党法》，可以立法规定中共是唯一合法执政党，但应当允许人们结成监督政府的非执政党，符合一定条件的应当给予参政党地位。

三、不限制人们信仰宗教，因为能够广泛传播的宗教信仰总是教人向善的，在社会转型的非常时期，宗教可以成为重要的维护社会稳定的力量。

四、促进司法独立，取消党的官员对于刑事审判的干预权。司法独立不仅是消除社会不公的必要条件，也是转型后不可或缺的维护社会秩序的因素。

五、向一切有职业素质的公民开放政府职位，这可以和推进地方自治结合起来。

六、培养公民的宽容精神。这应当从执政党放弃阶级斗争思维模式做起。当年胡耀邦给四五天安门运动平反，给历史上的右派反革命平反，并没有引发共产党下台，反而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如果当今领导人能够象对待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一样对待89年的天安门事件，和平理性和宽容的精神就能从体制内生长壮大到全社会。

七、改革军队领导机构。当年邓小平提议设立两个军委只是为了过渡，现在却固定下来。应当取消党的军委编制，现有的军队领导人都只具有国家军委委员的身份就足够了。转型后军队应当归国防部指挥，以吸取西班牙当年的政变教训。共产党通过军委或政府领导军队比直接控制军队更符合法理，也避免了枪指挥党。（枪党合一看不出谁指挥谁，但过渡时期的军委主席权力大于党的总书记说明还是枪指挥党。）

西班牙处理地方分离主义的过程也给今天的中国带来经验和教训。佛朗哥的严酷镇压只有一时之效，却引起了巴斯克地区几十年的暴力冲突，至今没有彻底平复。今天中国的执政党对西藏和新疆的民族主义者也同样严厉镇压，似乎也收效一时。但镇压的结果却使藏民和维族人的离心力越来越强。从王力雄的《天葬》和《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可以感觉到这种倾向。后来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能恢复正常，有赖于后来的民主政府和地区的民族领袖达成了和解。现在达赖喇嘛就是西藏地区藏民族精神领袖，而且从他的公开主张看，他只谋求西藏的真正自治并不强求西藏独立，并且他还反对使用暴力。如果执政党能和达赖喇嘛达成谅解，那么西藏的分裂问题将象加泰罗尼亚一样得到永久性的解决。如果拖到达赖喇嘛死后，藏民群龙无首，少数激进分子就可能诉诸暴力，使西藏象巴斯克动荡时一样没有宁日。今天的新疆比西藏暴力事件还多，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地方分裂问题不好解决，这也是中国转型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许多保守的官僚认为转型后的民主政府不会象今天的共产党一样采取强硬手段对付藏独和疆独势力，势必导致这两地的局势闹到不可收拾。

西班牙的和平转型也说明对于执政集团这并不一定就是坏事。苏亚雷兹在第一次大选后仍然当选为首相，职位虽然没变，可是其合法性和威望却大为不同。之前他是佛朗哥继任者内阁里的人，其权力来自对佛朗哥集团的继承；而之后，他的权力来自公民的投票，是人民总体上的认可。原来”运动”中的人也分别通过竞争在新的政治结构中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位置。中国将来如果向民主转型，原来的共产党官员肯定会出现分化：那些靠腐败混饭吃的人将被淘汰，而能力突出者将更加大有作为，而不是现在这样大家全在官僚衙门中混事。

林达的书总是在平静的叙事中给人以深刻的启迪。这不是偶然的，我相信作者在下笔之前就想好了针对中国的民主进步应当如何告诉读者从外国的历史故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但愿林达能将这样的书一直出下去。

    
    
    

    

    

    

    

    

    

    

    
    以下是蘋果日報和明報的全版報導
    

    

今天中午香港多个团体（支联会，教协，维权律师关注组，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独立中文笔会，民主党国事小组）到中联办示威，要求释放刘晓波。德高望重的支联会主席华叔领头，除了这些团体的代表，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刘慧卿，李卓仁，梁耀忠，何秀兰都来了。此外还来了一些从网上获得消息的市民，有几个年轻人，是我们facebook网上的网友。维权律师关注组的干事潘嘉伟在facebook上设了一个有关零八宪章的小组，经常发表有关消息，这几个年轻人都是该小组的成员.

中联办后门对着西环一条大街，门前的人行道很狭窄，已有法轮功在门前长期打坐抗议，我们一行队伍呼着口号绕个弯转到背后的大门正式聚会请愿，但我看到现场后大吃一惊.

去年5月笔会和香港记协合办国际新闻自由日活动曾到中联办请愿要求释放中国狱中作家时，中联办正门前尚是一片空旷的广场，但现在竟被一个巨大的花坛佔领了，花坛和铁闸紧闭的中联办之间只有一条极狭窄，可能只有约一公尺宽或多一点的人行通道，而且沿着花坛还设置了一排拒马，使这条通道更加狭窄。结果示威队伍被迫拉长成一条线型队伍，而大群记者也被迫面贴面地对着採放对象拍照，当然这只能拍到很局部的场面，远在队尾的示威者根本进不到镜头.更气人的是，不时还有警察护送过路人从示威者和记者中间挤过去，华叔讲话时因此两度被打断。后来听一个记者说，她上次在场因环境太挤迫还与警察发生过一场争执。

行人可以在这里过路，市民可以在这里示威，显然这块地是公共地，不是中联办的，但却建了这样一个巨大的花坛，将市民可利用的公共空间压缩到如此荒谬的地步，其用心明显是要限制刁难市民的表达自由和记者的採放自由，以让常被示威者针对的中联办乐得耳根清净。但不知这是香港政府收到太上政府（中联办）的命令这样做，还是向太上政府拍马屁擦鞋而自行决定的。

中联办门前情况可看照片。

今天示威时华叔讲得很好，他说因刘晓波签署零八宪章被控煽动颠覆国家罪，这是很荒谬的，在香港也有很多人签了，是不是也犯了罪？然后他问，在场的哪些人签过零八宪章，这条长长的队伍几乎全举起了手。华叔问：是不是也要全部拉走我们这些人？

我也代表笔会发了个言，主要是介绍刘晓波二十年如何在国内坚持自由写作，并为宗旨是推动自由表达的独立笔会奉献甚多，其中提到刘晓波十多年被当局拒绝发护照出国访问，因为刘晓波不接受当局开出的条件。

我曾多次与晓波通电话时问他办护照的事，记得他告诉我，当局希望他走了就不要回来，而他坚持要保留回国的权利。晓波告诉我，他不愿流亡海外。

总的来说，这次示威气氛很热烈，记者很多。刘晓波被捕，香港舆论反应很强烈，昨天香港泛民主派最激进的政党社民联已去中联办示威过一次。明报是头版全版报道，苹果也是一个整版。香港多家电视台连续两日报导，派记者访问刘晓波妻子刘霞。而且多家报纸社论都为此事批评中国政府。连带零八宪章也再次被炒热。据我所知，昨天晓波被捕消息传出后，立刻就有人去买开放杂志社出版的零八宪章，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朋友。

 

 

《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北京着名作家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於6月23日被北京市公安机关正式逮捕，我们强烈抗议中国当局无理逮捕刘晓波，要求立即撤销控罪及释放刘晓波。

新华社6月24日（昨日）报道，北京市公安局透露，刘晓波在昨天经检察机关批准后被逮捕，报道指，据公安机关侦查掌握，近年刘晓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今年4月13日中国首次发表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当中明确列出保障未来两年中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目标，惟中国政府不但未有认真履行《国际人权公约》的义务，是次无理拘捕及起诉刘晓波更是严重违背承诺。据悉，刘晓波的代表律师莫少平最近在办案时遇到种种困难，我们担心刘晓波能否得到公平的审讯和足够的法律支援。

曾参与平反「六四」及推行中国民主宪政改革的北京着名作家刘晓波，在2008年12月8日，即原定在世界人权日（12月10日）暨《世界人权宣言》 60周年发表《零八宪章》两天前，被公安人员带走，当局以「监视居住」为名将刘晓波拘押在北京郊区长达7个多月，公然违反「监视居住」必须在家进行的规定。

《零八宪章》由一批为数约300名的内地知识分子首先联署发表，和平地表达他们要求改善中国人权、民主及法治状况的诉求，联署人士因此受到一连串的迫害，包括被公安人员威吓、拘留，甚至被无理带走问话。

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撤销起诉及释放刘晓波，停止打压《零八宪章》联署人士！

联署团体：

独立中文笔会
民主党国事小组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2009年6月25日

编者按：三任中学教材编选者，首度揭开隐藏在语文课本中的长达半个世纪的“秘密”，这一秘密伴随并影响了80后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与思想，也折射着所谓时代禁忌回归常识的变迁，以及教育理念的日渐透明和开放。

■《荷塘月色》中的“出浴的美人”显然是不符合的，“那个年代，女同志别说出浴了，就是露出肚脐都要受批判”。

■《口技》中的夫妻房事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的同性恋，别说小孩子，“成年人都不能看的”。

■朱德的《母亲的回忆》入选初中课文时曾引起过争议，最后在请示中央有关部门后，获准改为《回忆我的母亲》。

■鲁迅的文章，“他的作品要能改的话，一篇文章要改上百处，这不就改坏了吗？所以，一字不改，就在文章下面做注释。”

■朱自清的《背影》，父子间的眷恋与愁绪遭到知识界批判，认为是“渲染小资产阶级颓废情调”。

■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当年又是吃苹果又是和爱人散步的，太小资产阶级情调了，不够革命”。

■臧克家《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抽红锡包烟漂白了屋子”和“三个月不下楼不梳头”，“这和1981年开始提倡的五讲四美太不搭调了”。

如果不是偶然翻阅《古本小说集成》，如果不是生于1980年代，拥有亿万青少年集体使用同一套中学语文课本的集体记忆，如果没有时代的变迁……网友“洞庭湖边的野草”（下文简称“洞庭”）、1266名跟帖者以及36万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就不会共同挖掘出这一雷人“秘密”。

“818（网络用语，扒一扒的意思）我们以前语文课本上被删改的文章吧！”——这篇由“洞庭”发出的网帖，迅速成为5月份天涯社区灌水量最多的热帖。“洞庭”发现，当年初一语文课本的文言文《口技》删除了“少儿不宜”的片段。

原来，在“妇人惊觉欠身”之后，“既而儿醒，大啼”之前，小两口其实还“嘿咻”了一番——“（妇人）摇其夫语猥亵事”“初不甚应，妇摇之不止，则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

受此例鼓动，众网友旋即人肉搜索出更多被屏蔽的“限制级镜头”，初三课本节选自《红楼梦》的《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与薛蟠抢女人不成，反赔了性命的冯渊竟然是同性恋。被删除的片段说，“（冯渊）酷爱男风，不喜女色。这也是前生冤孽。”

还有，高一课本里，朱自清写《荷塘月色》时，曾将点缀于荷叶之间的白花喻为“刚出浴的美人”，采莲少女荡舟出湖，原来不是“载歌载舞”，而是唱着艳歌去的，歌中唱道：妖童媛女，荡舟心许……——这些轻度“涉黄”的细节也一并被剪除。

被删的并非全都“很黄很暴力”。初二课本中，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中，曾高度评价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那样的时代不允许帝国主义代表享有如此正面的评价，只能是“别了，司徒雷登……”

这些被尘封的秘密，无不隐藏在1992年通过审查的九年义务教育新教材的中学语文课本中，1993-2003年间它在全国绝大部分中学统一使用，伴随并影响了80后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与思想。

现在，时隔十年后，当年的学生们才恍然大悟，自己的教科书曾被如此“花季护航”。

大改动，零稿费，零纠纷

与主流思想相左的，改；语言不符合普通话语法的，改；篇幅过长的，还要改。

“这些文章早在1950年代就已经删改好，一直沿用到199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下文简称 “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前主任庄文中告诉本报记者，“课文删改工作在叶老一手主持下完成。”

叶老即叶圣陶，初中课文《苏州园林》的作者，当年考试时，大家只要写出他是“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就算答对。但他的体制内身份其实更为耀眼，1949年解放后，叶圣陶被毛泽东指定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教社社长，主持新中国教材编写大局。

左翼文人出身的叶圣陶直接操办了新中国第一代中学语文课文的编选，并定下规矩。“入选文章要加工，思想内容要加工，语言文字也要加工，”庄文中回忆说，“思想内容是排在第一位的，文章要符合时代标准。当时的首要标准是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主流。”

按照这个标准，《荷塘月色》中的“出浴的美人”显然是不符合的，“那个年代，女同志别说出浴了，就是露出肚脐都要受批判。”庄文中解释，叶老不是过于保守，而是较真“原则问题”，至于《口技》中的夫妻房事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的同性恋，别说小孩子，“成年人都不能看的”。

当时入选课本的外国作品多选自苏联与欧美，与原文亦有很大出入。庄文中回忆，叶圣陶的严谨是出了名的，每改一篇外国作品，都会请一名翻译家、一名语言学家到人教社开小会，桌上摆着原文、译文，念一句，改一句。与主流思想相左的，改；语言不符合普通话语法的，改；篇幅过长的，还要改。

难怪这让半世纪后的网友们考据《我的叔叔于勒》和《项链》时无比迷茫，尤其是前者，连叙述形式都由原来的第三人称改为第一人称了。

因为标准的严苛，当时大动干戈的删改非常普遍，被改文章的作者还都是当年中国文艺界的大腕——更确切地说——基本都是左翼文化圈内的大腕。改完后，叶圣陶逐一寄给作者，茅盾、巴金、丁玲等作者迅即一一回复，对修改表达感谢和敬意。“要知道，多少腕儿的处女作都是经叶老之手发表的。”庄文中说。

大改动，零稿费，零纠纷，这一如今出版业想都不敢想的罕见景观真切地在那一心奉献不图回报的年代里发生着。“作家们更多地将入选教材视为至高荣耀。”庄文中说。

也有一丝毫毛都不能动的文章，譬如国家领导人和鲁迅的文章就不能改。朱德的《母亲的回忆》入选初中课文时曾引起过争议，编辑们认为标题有歧义，到底是谁的回忆？叶圣陶无权拍板，最后在请示中央有关部门后，获准改为《回忆我的母亲》。

并不是每次请示都能通过。编辑部曾删节过胡耀邦一篇关于思想解放的文章，因为原文实在太长。文章上交审查时，有关部门不同意，最终没有进入课本。

鲁迅的文章最让当时的编辑们头疼，这位被供上神坛的大师写文章老写异体字，还总爱用方言。“他的作品要能改的话，一篇文章要改上百处，这不就改坏了吗？所以，一字不改，就在文章下面做注释。”庄文中说，比如《记念刘和珍君》的“记”虽然用错了，也没改成“纪”。

这一度让后来的80后们很困惑，1986年出生的刘倩记得，当年老师勾出鲁迅文章中N个“通假字”让同学辨别，其中就包括“记”字。内容难懂，连字也难懂，鲁迅在80后心中高山仰止的大师形象多少和这有关。

尽管慎之又慎，人教社还是犯过觉悟错误。1950年代初入选的朱自清另一作品《背影》，文中父子间的眷恋与愁绪遭到知识界批判，认为是“渲染小资产阶级颓废情调”，遂被拿下，直到1960年代初才恢复。

无论是大刀阔斧，还是毫发不动，此时的中学语文课本更像一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妇女，爱党爱国、坚贞不移、人品高贵、思想主流，就是缺了点“人”的趣味与女性的审美愉悦感。

长大后，“觉醒”了的80后们开始对这点耿耿于怀，在开心网、校内网等80后大本营中，数万同龄人参与了当年作文模板的投票，高居榜首的习惯用语充满了当年语文课本的影子——

“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他们比起来，我的心里惭愧极了……”

“每当遇到困难想退缩时，脑海中忽然闪过张海迪大姐姐的身影，比起她我的这点困难算什么？”

……

刘倩们的上述烦恼简直“奢侈”。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前辈们，面对的又是怎样的语文课本——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至1965年“文革”前夕，与中南海一桥之隔的人教社紧随中央精神，将中学语文课本全盘政治化，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与教育部副部长还坐镇人教社躬身指导工作。尽管叶圣陶主持修订的经典文学作品仍有保留，但当年的中学语文课已基本没文学和审美什么事了。

高中三年制教材中光毛泽东文章就二十多篇，和毛泽东文选差不多，此外还有《人民日报》社论、某省省委书记谈话，如《天不下雨不靠天，有水丰收万万年》、《伟大的理想实现了》、《大搞群众运动才能多快好省》……

“可改可不改，不改”

有时，课本的滞后效应赶不及政治的风云变幻，最短暂的一篇时文作者是华国锋

这些写满政治和大字报般铿锵言论的课文终于在“文革”结束后消失了。1978年，邓小平主持科教工作，人教社已经空了十年，中学课本也停了十年，只得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入240名教育部及直属单位下放的“臭老九”。

人教社前编审张厚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出校门后的人生轨迹和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一样，被迫随时代跌宕起伏，先是分配进教育部，而后下调广西教育厅，再又返京，不但不再是“臭老九”，还能拖家带口，解决北京户口。

重新组建的人教社，头一年即被统一拉到香山饭店闭关编写教材。对业务已然生疏的编选者面对的是精神家园同样荒废十年，年龄大小不等的中学生们。张厚感对当年邓小平焕然一新的指示印象尤深，“合格的学生，合格的老师，中等偏上水平，把先进科学知识吸收进来。”“文革”前的最后一套教材被直接淘汰，叶圣陶当年主持编选的经典文章恢复了三分之二，新鲜的文章占三分之一。张厚感回忆，这三分之一基本全是时事文章，“那时，上哪去找新鲜的文学作品？”

时事文章必选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文章，这也算是当时编写教材的“潜规则”。谁当主席，谁就会在语文课本上露面，当然，课本的滞后效应和政治的风云莫测有时也会相撞，最短暂的一篇时文作者是华国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课本再版，文章已然撤下，在语文课本中逗留的时间不过三年。

此时，经典文章也并非原封不动地直接请回课本，个别当年被删的句子被悄然恢复。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早年入选时也被拿下了一句话——“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当年又是吃苹果又是和爱人散步的，太小资产阶级情调了，不够革命，叶老也赞同拿下，”张厚感说，“等到我们编课文时，吃苹果和散步已经不敏感了。”

此时的新编辑们对大家的作品已经秉持能不动就不动的原则了。“一是谁都没有当年叶老的威望和地位，二是时代在慢慢宽松了，起码中宣部和教育部已经不再直接过问课文选编了。”张厚感回忆，当时有位同事删改冰心的《小橘灯》，改得太多，违反了“可改可不改，不改”的原则。主任很不满意，接连说，“需要改那么多吗？需要改那么多吗？”他一一把原文恢复了。

仍有一些删节不可避免，“思想内容好”仍然是当时教材编写的首要标准，即便入选作品的作者甚至表达不满。张厚感在编辑臧克家《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时，把“抽红锡包烟漂白了屋子”和“三个月不下楼不梳头”给删了，因为“这和1981年开始提倡的五讲四美太不搭调了”。

改稿送上门，臧老不太高兴，张厚感呵呵赔笑，赶紧指着文中一词“众物腾跃”说，“这个形容很漂亮，虽然讲的是桌子上东西太乱了，但我坚持保留。”臧老笑了，“哟，你看出味道了。”遂达成妥协。

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文学界逐步恢复生机，课本备选新文章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1987年，编辑们为了配合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教学，入选了王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文章强调新时代下倡导公平竞争的必要性。当时，鲁迅依然是神，但已不再是不可质疑的年代了。

但令编辑们没想到的是，时代可以前进，也可以兜兜转转，1991年语文课本修订，王蒙这篇提倡资本主义公平、自由竞争的文章被拿下，“费厄泼赖”在中学生们的心中，旋又和“司徒雷登”一样，打上了标签式的反面结论。

这是现在的80后们上中学前的最后一次语文课本修订。此后10年教材终于没再出现大变化，它最终成就了80后一代人的集体回忆与如今不小心翻出的雷人“秘密”。

“衣带渐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老的改法不会再有了，1980年代末对张之路文章的改法也不会再出现了。”

大改动、零纠纷的罕见景观，还在延续着，一直到1990年代一位叫张之路的作者出现。

张之路的作品《羚羊木雕》入选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1984年发表这篇原名为《反悔》的短篇小说时，他才39岁，在儿童文学界只是名崭露头角的新人。直到五六年后，他才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你的文章上语文课本了”。

张之路半信半疑地骑上单车，到人教社“要本书，做纪念”，对方说没有多余的，他又骑着单车，上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压根就没想到版权和稿费问题，当时心里就有点堵，（人教社）怎么这样对待课本作者？”张回忆。

回家一看，张之路才发现，文章标题改了，几大段删了，“妈妈”和“奶奶”的口气也变了；接受羚羊木雕礼物的“万方”也改成了“万芳”，大概是为了强调这是两个女生之间的纯洁友谊……

“如果真像张先生说的那样，我表示歉意，”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现任主任王本华无意间看到张之路2007年讲述这段经历的文章，“当时他还没写《霹雳贝贝》，还不算个腕儿，编辑可能就比较放手去改……”

此时，人教社已从中南海对门搬到了中关村，周围高校林立，虽然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仍然是编辑课本的核心标准，但编辑们已开始着重考虑文质兼美，酝酿部分删减内容的逐步恢复。

2000年《荷塘月色》中雪藏多年的“出浴美人”终于解冻，登上了大雅之堂，“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现在已经在北京一家新闻杂志工作的刘倩回忆，当年同学们朗诵此段，抿嘴偷笑时，还专门对这句话做过“深入剖析”，她的想法很得人心，“白花哪会有裸体美女的线条呢？还不如比喻成玛丽莲·梦露那张经典照。”

“时代在变，越来越多当年的禁忌已经成为常识，有些内容可以恢复了，但也不简单。”王本华说，恢复《荷塘月色》是个典型，其他的删节还要做调查，才能决定要不要恢复，“比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里的暴力场面，‘……头割下来，把尖刀插了，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暂时还不考虑恢复，因为现在还有很多老师来信，嫌三拳揍死人的场面太血腥了。”

比如《口技》中的房事，还要调查一下中学生的生理卫生课的开展情况；《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被删的“酷爱男风，不好女色”，虽然同性恋已经一步步突破了法律惩罚、社会偏见和立法阻碍，但大部分中学生仍在农村地区。

曾经包裹严实的课本，也开始衣带渐宽。王本华和他手下的编辑们得以大面积撒网，报纸、杂志、年度获奖作品选集……发现好文章就复印出来传阅；此外，还会邀请高校学者和中学老师推荐备选作品，以求“视角更丰富，更切合教学需要”。

放在当年必定涉嫌敏感的内容正在以新秀的身份亮相课本。90后们依然繁重的读书时光里，已经能看到金庸的《雪山飞狐》（2007年北京版教材推荐阅读作品），知道普利策获奖作品《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2004年人教版高一课本），还了解到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2004年人教版高一课本）……

他们的课本里依旧有删改，但基本已集中于语法上的精加工。王本华告诉记者，1991年著作权法出台后，人教社不但开始给课文作者付稿酬，还要慎重考虑修改的法律底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老的改法不会再有了，1980年代末对张之路文章的改法也不会再出现了。”

基本可以确定的是，N年后，如果再有人试图发起新的“揭秘”运动，他们的成就感肯定不如现在那么强烈。2004年新课改后，各地陆续开始编撰更符合当地教学水平和特色的中学语文教材，已在使用的有苏教版、粤教版等。这也意味着，对于后来的90后而言，“集体记忆”已是一个过气的名词了。

而已经成年的80后们也逐步从各自的人生阅历与生活感悟中一点一点解开当年藏在语文课本背后的禁忌。今年，新闻杂志编辑刘倩连续编了两篇关于司徒雷登的文章，这个夹在毛泽东与杜鲁门的排斥中凄凉辞世的老人的真实一面，剧烈颠覆了她始于少年时代的价值观。

这便是80后一代人成长的一幅缩影，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代人就像《天堂电影院》的主人公，在老放映师敌不过自然规律辞世时，总算有机会目睹那一长串被时代屏蔽掉的片段——

“酷爱男风，不喜女色”

“刚出浴的美人”“荡着小船，唱着艳歌”

“摇其夫语猥亵事，……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

“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