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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波恩召开的媒体大会会场，诺大的会场竟然只有我一个大陆来的中国人，晓原和金燕无法过来，不知道还好，知道后愈益感到孤单。特别是这里虽然也有很多来自欧美的博客玩主侃侃而谈，却和我有天壤之别的心情。博客对于他们，是如何的幽默搞笑，是如何赚钱，是如何好玩。而对于我，却没有那么轻松……

所以，等到最后一场发言结束后，我逃也似地离开会场，一个人在竖立着贝多芬70岁生日雕塑的广场静坐。喝了一杯可乐，刚刚起身准备离开时，却看到一群游行示威（也许是请愿）的波恩市民进入广场，每个人都举着一个牌子。到了广场选择了左边的一块阴凉地，一一放下牌子，吸烟聊天，有说有笑。另外四个拿着传单的年青人分散到广场四个角落，一边发传单，一边征集签名。

我又坐下来，静静地观察，心情却一点也不平静。看到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人流，有些停下来询问两句，有些扫一眼就离开，也有上去签名支持的，还有少数几个不但不签名，还走过去争论两句，离开时摇着头，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反正我都听不懂。

半个小时左右，从雕像后面走出一个拿照相机的记者模样的高个男人，于是，正在抽烟聊天的人群“骚动”起来，纷纷举起牌子，站成一队（看了一下，也就大概20多个人），举起牌子原地围绕一个无形的中心转了几圈，那个记者模样的，“啪啪”照了几张像……

然后，照相的高个子离开了，那些聚会的人一个一个把牌子交到一个人手里，那个人用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包起来，显然，可能还要到其他地方去“游行示威”。然后，他们嘻嘻哈哈地走了，直到他们消失，我也没有搞清楚他们为什么游行，为什么示威。不过，总算见证了一起德国波恩的“群体事件”。平和得让我有点兴趣索然，让我心酸。那一天是我在波恩的最后一天：六月五日。

第二天向一位欧洲朋友讲起这件事，说到我看到的如此平和的游行，和美国看到的完全不同，美国的也是类似的形式，但要激烈很多。朋友笑着说，这就是欧洲，游行示威都这样要死不活的，你说这个欧洲还有什么活力？

这话很给我启发，实际上，一个地方（例如美国）有游行示威和群体事件，并不完全都是坏事，一个社会在转型的阵痛中，不可能没有这种游行示威，如果没有，只有两种可能性：真正和谐了，或者即将爆炸。从这一方面讲，欧洲比美国缺乏活力，一点也不出奇。当然，地球上完全缺失了游行示威的地方是我们的邻居：北朝鲜。而我们谁都知道，那里即将爆炸的不仅仅是核子武器，还有那个国家，那个政权！

那天见证了德国波恩广场上一起如此平和的“群体事件”，我心情久久无法平静，在这里，公民已经有了很多合法反映民意的渠道，可是，既然有那么多广场，某一个群体如果想折腾一下，或者想集中起来，凝聚一点人气，收集一些签名，还是会来“游行示威”的，可正因为广场如此开放，使得这类“群体事件”反而成了如同大家结伴郊游一样普通的事。弄得游行者自己提不起激情不说，路人也兴趣索然。

想起当天早上一位德国媒体主管兴奋地拉住我说，我两天前的一个简单发言，竟然在德国谷歌（google）上搜索出了六千条结果（我后来试了一下，没有那么多），我有些吃惊，因为我说话不多，而我一向对海外媒体是有所顾忌的。

两天前的会议上（六月三日），和德国官员对话的时候，我简单阐述了广场和博客的关系，我说，无论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广场最早的功能都是聚会，都是民众表达意见的地方，也是言论自由的发源地，如果关闭了广场，民众就没有地方表达意见了。可是有了互联网，这一情形稍微有些变化。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一个比较安静的场所——我的博客，就是我的广场。——后来，我也提到，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博客，就是一个广场……

六月五日的发言则是用英文的，由于当时下面不但坐了很多媒体的老板，也来了好几个互联网技术公司的主管，在这场用英文即兴发言中，我突然话锋一转，以完全不像一个草根博客作者的口气“威胁”他们：你有权在中国赚钱，你有权不关心中国的人权，但你无权为了赚钱而去帮助一些人压制中国人的人权！否则，你就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了……

这句话就是针对那些互联网大佬的，没有想到，赢得了长久的掌声。会后，很多人上来打招呼，当场接受了两个简短采访，推掉了两个，随即又有媒体邀请我去美国和欧洲开会。我想，他们大概想不到，这个名片上只有一个头衔“博客写作者”的博士，竟然会用英语演讲，他们当然不知道，其实我早在十几年前就在华盛顿和他们对垒了。

我婉拒了两个会议邀请，最后在接受欧洲一个电台采访时，说出了我心里的话，也算是我对西方媒体的一个总体看法和交待。我说，以前你们对中国的掌握，基本让我信服，但最近，特别是互联网诞生后，由于信息量的急剧增加，我渐渐感觉到你们对中国的信息掌握有些偏颇了。例如，以前只要你们掌握《新闻联播》和一些主要的报纸杂志，加上你们的特有的思维和分析方式，基本上可以掌握中国的“舆情”和社会动态。

可是现在，互联网上那么多信息排山倒海而来，当中国的民意第一次有了一个表达的地方，据我所知，你们整个西方媒体，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深入中国互联网。而且，你们真正会中文的又少之又少（更不用说阅读了），我很理解你们的处境。于是，你们想了解中国的时候，总是把眼睛盯住两个极端的人，一个是左得让你们担心的，另外一种是右得让你们完全放心的。新闻报道找一些极端的例子，按说不是一个大问题，但要了解真正的中国，你却绝对不应该忽视处于两个极端中间的那最长的一段。我对外国的学者也是这样评价的。总体来讲，我对你们有些失望……

我说到这里，先前被我婉拒邀请的日内瓦某机构的朋友马上说，所以，杨先生，我们才邀请你去开会，希望你这个草根博客能够和我们多谈谈——

谈什么？我问。

他说，谈博客写作，谈中国的社会发展，谈中国的民主、自由和法治建设啊，你不是说我们西方人有点跟不上中国的形势，搞不懂吗？

我说，我现在在中国还有博客，我可以在那里和中国人谈中国的民主、自由和法治，你说，如果能够和中国人谈，我为什么要出来和你们谈？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

他有些不解，也有些失望，我不知道他后来理解了没有，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如果你们真想了解中国，那么扎扎实实地去了解精英和草根，现实和互联网，政府和民间，以前可能没有多少途径，现在你们有了很好的条件。中国人上外面的网站不方便，你们看中国的网站难道也不方便？自己去了解，不要总是听出来的人向你们介绍。

出来的人大多属于两种，一种拿北京的钱来向你们介绍，另外一种向你们介绍后期盼你们能够给点钱，我担心不管是哪一种，都不那么公正。

杨恒均　2009年6月22日

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媒体“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实在是高也。绝对比Ccav大学生高也弟弟更黄更暴力，比core书记的too young，too simple更雷人。我也忍不住当一回喝采党。

这件事至少说明、证明或挑明了这么几件事：

1、 媒体一直是党的喉舌。

2、 有的媒体和记者不甘于当喉舌；有些事件中实在不好意思当喉舌。

3、 于是形成了“舆论监督”。

4、 于是让党感到队伍不好带了，需要逯副局长来提醒记者不要站错队伍。

5、 党和老百姓分属两个阵营。替党说话，和替老百姓说话是对立的。

6、 5是个捂得很严的秘密。估计只传达到省部级以上干部，“一般人不告诉他”。据说局长正在被纪检部门关心，原因就是级别不够、又不是酒后就吐了真言。

7、 5其实又是数十年的生活经验得出的必然结论，老百姓基于自身的痛苦体验也能得出5，但是这与代三个表重药思想以及政治历史教材的全部理论相冲突。

8、 这种“真理”和作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实践”之间的冲突是如此激烈，以至一部份老百姓、上访者和五毛成了精神分裂。

9、 老百姓若不顾真理部和教育部的理论教导，执意说出5，可能被鉴定为心境障碍（双相），或者被刑法105条第2款收拾。

10、 刑法105条第2款并非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若被此款收拾过，就连老百姓也不是了。

11、逯副局长的话揭开了代三个表重药思想的伪装。“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实始也不代表，终也不代表。

12、逯副局长是林嘉祥式的好干部。因为他们讲实话，讲真话。1/5的地球人都知道，这1/5的地球人生活的社会里是多么需要实话呀，尤其在戴上4000万的拔绿拔绿的帽子之前。

13、榜样的力量是很快起作用的。记者对逯副局长讲实话这件事进行报导时也讲了实话。

14、和搜刮民脂民膏、作威作福的官员相比，和四肢发达、大义凛然的秦刚罗京相比，逯副局长是多么可敬可爱呀。真话使人觉悟，虚假的宣传使人的大脑忽忽悠悠地就瘸了。

15、为逯军喝采，就是为真话喝采。处理这样的好干部，就是鼓励说谎，就是鼓励心里一套嘴上一套，上半身一套，下半身一套。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加拿大盛雪女士日前透露一则前所未闻的往事：20年前的5月19日，李鹏在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宣布戒严令，要求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强制”恢复社会秩序”。天津广播电台接上级命令，必须在5月20日晨转播李鹏讲话。天津台的文艺台当日共有6名编辑、记者当班，大家对戒严令气愤到极点，都不愿在自己的节目中播出李鹏讲话。有人建议草拟一份声明播出，说出作为新闻工作者看到的真相，表达绝不接受戒严令的立场。当时身兼值班台长的严明有直播节目内容的最终决定权。”我对这班兄弟讲了两个原则。第一，只要我们在，李鹏的讲话绝不播出。第二，不能公器私用，以手中的媒体来宣读个人宣言。当时离直播时间已经很近，在与大家商定之后，我最后决定采取折衷的方法，并承担完全责任。”上午9点，全国电视、广播及报纸都在转播、刊登李鹏戒严令时，天津台发出播音员不寻常的低沉声音：”听众朋友，今天是1989年5月20日。请您记住这个日子。今天本台无新闻。”紧接着是悲壮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大约45分钟，播音员重复了3遍，交响乐也播了3遍。整个广电大楼都震惊了。台长、局长都打电话质问，音乐播到第3遍时，连市委宣传部亦打电话，命令立即停播。这就是一桩顶住巨大压力的广播系统”开天窗”事件。严明及其属下之所为打破了戒严令的暴力封杀，不计个人安危，蔑视暴力镇压，这种抗拒意志是足以支起我们民族大厦的精神支柱。

这一事件使人联想到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文汇报》于1989年5月21日头版社论栏只刊出”痛心疾首”4个黑体大字的”开天窗”事件，又联想到该年6月4日大屠杀尚在肆虐时北京国际台英语播音员吴小庸向全世界播出的震撼人心的消息：士兵们肆无忌惮地向街上的民众扫射！这些英勇非凡的作为在我们民族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是可以与日月同在的。

人们的觉醒与奋起不是个别的和偶然的。从社会的不同角落纷纷涌起抗暴活动，自发的，普遍的，毅然决然的抗暴活动。独胆英雄王维林只身挡在坦克车队面前，他的威势制止了坦克前进；蛋击毛像的三壮士在天安门宣告他们的誓言：”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绝食学生发出的宣言何等壮丽：”我们以死的气慨，为了生而战！””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看看，政府的面孔――是答复，不理睬，还是镇压？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看看，人民的表情――我们想拍一拍民族的良心。””别了，同仁，保重！””别了，爱人，保重！””别了，父母！””别了，人民！””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大屠杀正在疯狂肆虐时，学生纠察队总指挥李健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面对离他仅10米的层层执枪士兵高呼”人民军队爱人民”，一中校向他连开3枪，击中他的右膝盖，击碎他的右肱骨，他坚持挺立，直视对方约30秒，然后喊道：”你再开一枪，你再来！你没有把我打倒，你再来！”在暴政面前誓死不屈，蔑视邪恶，义薄云天。这类事迹在民间是很多的，它们是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

这样的正气甚至在体制内，在拥有暴力手段的军队，在调至首都执行灭绝民运任务的武装集团中，也冲出专制的严密控制而有所显示。当官兵冲破蒙蔽而意识到枪口将对准无辜民众时，他们义无反顾地采取多种方式抗拒专制势力。38集团军是中共王牌部队，军长徐勤先将军在受命时不愿作千古罪人而表达了不同意见，因此被剥夺军权，判刑5年。他意味深长地说：”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钢铁的部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承认，该军若干军、师、旅、团级军官对屠城任务表示不可理解，”一些同志用善良愿望看待动乱，以担心情绪对待戒严”。由于这些人军心摇曳，只好以副职取代正职。28集团军军长、政委消极抗命，6月3日下午5时未向前推进一步，反而全部撤走，因此，全部团以上军官被捕。39军116师师长许峰未按命令带兵进城，被撤职查办。此外，如集体将枪枝投入河中，教市民焚烧装甲车方法，比比皆是。官方出版的《戒严一日》中《西单路口：军火！军火！》描述军人刘维新的回忆：一老妪嘱咐他：”孩子啊，你千万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啊！”他流着泪对老人说：”我是山东农民的儿子，在俺家乡，我该叫您娘，在北京我叫您老妈妈。您的孩子决不会把枪口对准母亲，对准人民……”这话赢得一片掌声。在人性与党性、正义与邪恶面前，很多军人选择了前者。有的整连、整排官兵寻找学生组织，要把武器交出，以示与屠杀决裂。

文天祥曾作《正气歌》，曰：”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是的，浩然正气是我们民族得以挺拔于世界的精神之本，自古以来，源远流长，”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直到今天，表现为”抗拒戒严令，傲然独立行。挡住坦克队，蛋击毛尊神。绝食何壮烈，枪击敢抗衡。党军欲哗变，大厦势将倾。”正是这些作为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它们是中华民族的正气所在。

1989年成为历史的拐点。民主运动最终被暴力镇压显示了双方的实力对比过于悬殊，黎庶的血肉之躯无法抵挡机枪扫射和坦克碾压。不过，强权一方于穷途末路中露出了世上罕见的狰狞面目，也就宣告了它的合法性全部消失。这是它向死亡之路迈出实质性一步。从此，胡赵时期的宽松、宽容精神消失，社会的活跃气氛不再。惊恐万状的中共要求”不稳定”因素刚一露头就必须扑灭，不使成为事态。于是，严酷的专制统治以密集的和精细的形式笼罩于社会之上。历史就是这样，八九民运创造的民主和谐境界陡然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中共实施了对八九民运的全面反扑和清算。

反扑和清算的凶恶性，最突出的事例是维权律师高智晟的遭遇。当权者对他的判决（刑3缓5）不过是一个幌子，其实是把监狱搬到他家中，连他的家人一起监禁，而且刑罚是无期的。他以及他的夫人被任意污辱、殴打，家庭存款被任意没收，女儿上学受到监视。如果看到他所揭露的在黑牢中受到的种种酷刑（见他的陈述《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就会明白中共的暴政是何等野蛮、何等残忍、何等肮脏、何等丧心病狂。高律师被全身剥光、被迫跪在水泥地上，请看他的叙述：

“四支电警棍开始电击我，我感到所击之处，五脏六腑、浑身肌肉象自顾躲避似的在皮下急速跳躲。我痛苦地满地打滚。当王姓头目开始电击我的生殖器时，我向他求饶过。我的求饶换来的是一片大笑和更加疯狂的折磨。王姓头目四次电击我的生殖器，一边电击，一边狂叫不止。数小时后，我不再有求饶的力量，也不再有力量躲避，但我的头脑异常清醒。我感到在电击时我的身体抖动得非常剧烈，清楚地感到抖动的四肢溅起的水花。这是我在几小时里流出的汗水，我这时才明白’呆会地上的水就会没脚脖’之意。”

    “在接下来几小时的折磨中，我出现了断断续续的昏迷，这种昏迷可能与长时间的出汗缺水及饥饿有关。我光着身子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神志象过山车一样起伏不断。中间感到数次有人剥开我的眼皮用光晃我的眼睛，象是在检查我是否还活着。每至清醒时，我闻到的全是尿臭味。我的脸上、鼻孔里、头发里，全是尿水。显然，不知何时，有人在我头上、脸上撒了尿。”

    “这样的折磨持续到第三天下午时，我至今不知当时哪里来的巨大力量，我挣脱他们，一边大喊天昱和格格的名字，一边猛地撞向桌子。我当时大叫孩子名字的声音今天回想起来都感到毛骨悚然，那喊声极其凄远和陌生。但自杀未能成功。感谢全能的上帝，是他救了我，我真切地感到是神拖住了我。”

    “我的眼睛撞得流血不止，我倒在地上，至少有三个人坐在我身上，其中一个人坐在我的脸上。他们大笑不止，说我拿死来吓唬他们是提着耗子吓唬猫，这样的事他们见得太多啦。”

    “在这五十多天中间，还发生了一些为人类政府记录史所不耻的肮脏过程，更能使人们看到，今天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保卫非法的垄断权力，在反人性的恶行方面会走得多远！但这些肮脏的过程，我不愿再提及，或许永远如是。”

从这些陈述中，我们得以了解这个黑暗角落发生的悲惨事实。这个角落是不为人知的，但它比人们在光天化日下见到的一切更具说服力。它告诉我们：这就是当局对八九民运时百万人游行示威、数千人广场绝食实施的反扑和清算。他们不会忘掉这笔债！在这样的反扑和清算面前，对胡锦涛治国的任何玫瑰色描绘将黯然失色，鼓吹与中共政权和解的任何说教将失去说服力，宪法中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显得分外苍白，大陆政府推出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成了对中共暴政的尖锐讽刺。不要认为这只是高律师个人的不幸，他的这些经历就是大陆一切维权者的命运，是一切推动宪政民主活动者的命运。中共当局对这些维权派、民主派的唯一对策是：禁绝发声和活动，没有通融余地。在这方面，不应对当前的专制者抱丝毫不切实际的幻想。

回顾八九以后20年的经历，面对当权者的疯狂袭击和报复，我们应当温习《正气歌》、传诵《正气歌》，用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激励自己、推动自己，用浩然之气驱除阴霾，开辟新的领域。

（2009.6.20）

引言：被意识形态化的问题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确认本是一个很技术性的问题，但是由于谈判过程的复杂性，也由于权重市场区域如欧盟、美国难以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更由于地缘政治中的两大”敌对势力”日本与印度亦如欧美态度，使得该问题在中国国内高度意识形态化。如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的张燕生所长认为：”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对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肯定。”⑴

在纵深的层次看，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难以得到欧、美、印、日承认这一事实，也是导致中国民族主义对内政表态的一大转型动力。他们”反对政府积极融入世界体系、推行国内市场经济的亲西路线，同时也反对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政府推行的美式改革”⑵。换言之，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这一国际经贸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内政的重要变量，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负面作用。

那么，从纯技术性角度看，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否一个实然问题呢？

按”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三个特征来论，中国的经济体系真地尚不足以称为市场经济，即未具市场经济国家的国际资格。中国有必要推行进一步的经济民主，以化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市场严重扭曲的巨大风险，与之相对称的则要实行有规划的政治改革。

一、中国在信息对称方面的缺憾

质而论之，任何借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的集团，只要他们的核心人物稍有一点经济学常识，都能明白：中国国内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状况，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市场信息完全与否，能否达到一个基本对称，是决定一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必要条件。现在看来，中国的所谓市场经济信息不对称程度畸高，不仅市场参与者深怀忧虑，而且政府行为正在被垄断力量所异化。有两个市场权重较大的现象，可资分析：

其一，房地产政策设计之结果，事与愿违。如任志强在其博客上所举的例子–北京保障性住房供给中只有150万平米面向社会，其余600至700万定向给了国家机关、特定对象⑶。房地产这样一个非垄断性而又容量特大的市场，其交易信息高度失真，在政治分析意义上折射出了政治制度的老化。

在市场经济地位之国际问题方面，显然说明中国越来越远地偏离了市场化道路。而且，任志强的说法不是出于行业利益的，揭示的是一个普遍事实，因为经济先锋性纸媒同样报道过开大奔、交全款买经济适用房的现象⑷。

其二，中央企业在垄断性或优先性的经济地位上，决策行为草率，市场后果扭曲。

央企投资金融衍生品产生巨亏，如一个企业高损上百亿，而国资委却难以监督⑸，更不用说社会对此知情与其他市场主体做出相应判断了。同时，在本次经济刺激政策实施中，中央投资目出现了虚报项目工程进度的现象，”报大建小或报小建大”成了常态⑹。

二、逆对风向，更大的信息变异

从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三要件之一的”市场信息很完全”一项来看，中国确不具备市场经济国家之国际地位。整个国家（市场内含于之）的信息错乱不仅构成了对市场的严重威胁，而且还本质性地影响到了”逆对市场风向”的国家干预行为。重要的，不是逆对即干预是否合乎市场内在特质，而是这种干预屡屡由于信息质量低下而自身变异。

对于这种状况，统计系统的专业人士（如北京市统计局的杨寅）称：”回顾一下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1958年的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统计数字不实惹的祸。”更高层级的专业人兼官员则声称：”统计局查处统计违法违纪应该当任不让，理直气壮！⑺”

国家统计数据全面失实，虽然尚未对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注一直未减。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出现同比增长6.1%之正增长，而社会用电量却出现负增长。这一反向现象，在国外媒体的质疑下，迫使国家统计局出面解释⑻。而不管中国官方做出何种解释，中国政府系统的信息质量之差，影响到经济决策的准确性，已经是个世界性问题。

这个世界性问题的政治化解析，与中国政治制度有关，如日本《朝日新闻》5月20日的相关报道说：”中国很多年轻的地方官员未来有可有进入中央，为此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政绩拼比。为了在经济层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很容易产生官员插手统计工作的违法行为。”上指的中央投资项目”建大报小，建小报大”，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三、市场准进，仍是难解之题

完全市场经济的核心部件当然是信息高度对称，而另两个条件即厂商定价的非控制性与市场无准入和准出障碍，在中国经济制度下，完全可以合并为一个”市场准进”问题。当然，对于市场准进问题，国家的政策涉及部门试图减低国家垄断的程度，如发改委声称”政府正在加快研究探讨，鼓励私人投资进入石油、电力、电信以及其他领域”⑼，但是准进问题不只是存在于垄断行业，而且存在于半垄断行业，隐性的限制多得几乎不可计算。

隐性的准进限制，远比国家垄断本身对市场抑制要大。换言之，在中国经济制度下，市场准进本身实质上是一个市场参与者的身份是否遭受歧视问题。比方说，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不否认中小企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但是，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遭受的暗限制已经是抵销经济刺激效果的重大因素。宏观结构中的基本事实仍然是：”政府官员已经命令银行放宽对小企业的贷款额度。但许多分析人士预测，银行业一直以来非常青睐的大型国有企业仍然是主要受益者。”⑽2009年4月份，中国与市场相关的一些权威部门对一季度四万亿信贷刺激的初步效果进行了调查。之于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有了解决势头，但没有看到实际效果”⑾。因此，政府逆对市场风向的干预反而导致了中小企业更艰难的困局，甚至干脆就退出市场。

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与市场准进的隐性限制颇多，中国的信贷市场也是扭曲的：一方面，银行贷款利息偏低，寻租成偏高；另一方面，民间借贷利息偏高，且存在高系数的法律风险。简单地说，中央银行的利率水平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利率水平。东南沿海富庶地区高利货市场（称为”地下钱庄”）的存在，基本为公众所接受。按目前信贷市场压抑与变形的状态看，西北欠发达地区的高利货市场也呈现出活跃状态。内蒙的鄂尔多斯市场案例表明：”银行的月存款利息只有3到4厘，如果把一万元贷给地下钱庄，每月2分利息，一年下来就能赚2400元，而存入银行则只能拿到其中的零头。”⑿

结语：知性不足与政治改革

仍在市场经济地位的概念下来论述主题，在价格开放、市场进退无障、信息高度对称之三个要件之外，还应加上”政府知性”一则。对于中国的经济制度，此点尤为重要。在以上的叙述中，政府作为市场干预者的信息质量已经表明其潜在的风险。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方面的知性不足，至少对市场存在两种持久的伤害：

第一，依赖国企规模提供的便捷中央收入，试图改善社会公平的严重的失衡状况，但导致了国企效率的大幅下降，同时，整体上的”民退国进”等于掀起了一次计划经济复辟的暗潮；

第二，真正的市场定价权不是由市场机制自由支配，反而成了政府管理机构与垄断行业的博弈焦点，而两者的身份均系于中央政府确认。所以说，中国所谓的市场经济，其价格形成机制最终还是政府决策机制，尤其是资源价格的确定几乎是”政府内部事务”，而与市场无关。

仅在市场经济地位的技术性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制度确实面临着被市场扬弃或主动变革的抉择，因为作为市场的干预者，政府不仅没有合格的资质，而且还屡屡看不清经济风向。中国实行必要的政治改革，即便不谈”多党制”、”军队国家化”诸种敏感话题，至少也应大幅度削弱国有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结构里的成份。目前，一种需要警惕的现象是，借人民币的区域化趋势来为中国计划经济复辟暗潮作间接辩护。这个逻辑的背后，实质上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性体制危机已经来了。拒不实行政治改革，整个经济体系全面崩盘的前景必将发生。

[注1]张崇防 马述昆：”欧盟理应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载于新华网2009年5月20日。
[注2] 杨丽君：”中国’愤青’的高兴与不高兴”，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5月26日，转引自《参考消息》5月28日。
[注3]任志强：”保障房并不总是穷人的”，载于http://renzhiqiangblog.blog.163.com 2009年5月27日。
[注4]吕尚春：”经济适用房存款之争可以休矣”，载于《经济观察报》2009年5月25日。
[注5]中国新闻网：”央企投资金融衍生品，国资委将全面摸底”，原载《新京报》2009年5月6日。
[注6]杨华云：”部分中央投资项目虚报工程进度”，载于《新京报》2009年5月28日。
[注7]孙建芳：”马建堂：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任何时候都紧迫”，载于《经济观察报》2009年5月18日。
[注8] 人民网：”统计局回应国外媒体对中国经济数据质疑”，原载于《人民日报》2009年5月26日。
[注9] 美联社：”中国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载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5月27日。
[注10]华尔街日报：”中国小企业逆境求变寻生”，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2月2日。
[注11]张向东：”六部门调研融资难题，4000万中小企业嗷嗷待哺”，载于《经济观察报》2009年4月6日。
[注12] 杨龙：”揭秘鄂尔多斯’地下钱庄'”，载于中国新闻网2009年5月27日。

晓波失去自由已半年多了，他的家人和友人，每日都在焦急地等待他的归来。善良的人们总以为这个政府在“六四”二十周年与“国庆”六十周年前夕过于虚弱、胆怯、缺乏自信，把晓波关着不放不过是借此震慑国内民意而已。孰料，今日这个政府竟然丧心病狂，悍然下令逮捕了刘晓波。

要知道，这是中国政府把中国国内最重要的一位良心作家逮捕了；要知道，中国政府把中国国内最重要的一位温和、理性的作家逮捕了。这么多年来，晓波在探索中国未来的路径时做出了理性的、反复的思考，善意地排除了各种非理性的、不切实际的干扰。这一点，在不久前的《零八宪章》里也有所反应。然而，这个政府判断一切都有其一定之规，即所谓抓大放小，如果大的不抓，任其迅速蔓延，将为时晚矣。

什么“造谣、诽谤”，不就是你所说的事实与官方所说的事实不一样吗？什么“煽动颠覆”，不就是你所表述的价值与官方所指的价值不一致吗？本来就是两股道上跑的岔，怎么可能一样！怎么可能一致呢！

晓波被捕是一个标尺，它显示了中国民主与专制两种力量的又一次大的较量。现在逮捕晓波，说明中国政府在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中已决心走后一条道路。然而，这一条路任其恶性发展下去中国的民主宪政将会遭到更大的摧残。

中国目前自以为找到了一条用经济高速发展来击败国际民主力量的道路。一个口口声声已经“腾飞”、“崛起”的“大国”、“强国”，而且在零九年还搬出了一个所谓“人权工作计划”，居然都容不下晓波这样一介书生，这足以表明，胡温政权已彻底关上了所谓“政治改革”的大门，也彻底堵死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路径。更遑论什么言论自由了。

晓波的被捕，不仅是他个人的事情，而且涉及到中国的未来走向。我们呼吁海内外各方民主力量立即行动起来，为营救刘晓波出力，国际社会各人权团体、机构，世界上各民主国家的政府和议会，都来关注刘晓波的命运，并为其早日恢复自由，作出切实的努力。

丁子霖  蒋培坤  2009.6.24.

据新华社今天报道，北京市公安机关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对刘晓波正式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已于昨天批准逮捕。这是加之于刘晓波的又一次政治迫害，对于这个严重的事件，我表示强烈的抗议和愤怒的谴责！

去年12月8日，刘晓波因起草并发起签署“08宪章”，被公安机关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拘捕，不久将拘捕改为“监视居住”。这一改变曾经使人们以为当局开始有点尊重事实的转变。今天的事实却表明，对于专横的公安机关，是无法寄以善良期望的。

给“08宪章”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是非常荒唐的。“08宪章”是一个理性的、和解的、合作的宣言，它提出的六条价值理念和十九点基本主张，指出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途径，同时，也为执政党提供了改善自身的良好机会。毛泽东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08宪章”正是一幅“经过民主主义”的路线图。只有满怀爱国之心而又才智洋溢的人，才有可能写出如此切中时弊的社会改革方案。把刘晓波这样的智者爱国者诬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最典型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60年来的最大教训，无过于把忠贞的爱国者当作危害国家的敌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者，文革中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内人党，等等，多少冤假错案，多少社会精英惨遭残害，这些血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继续这种危害社会、戕贼民族的罪恶行径呢？必须指出，如果你们继续怀着这种“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把批评你们、与你们持有不同政见的智者爱国者（还有大量因为自己权益受到侵害而起来抗争的上访者）视为仇雠，肆意迫害，就必然会搞得天怨人怒，以致真的发生“颠覆国家政权”的事变，那么，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你们！

我强烈抗议并愤怒谴责北京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倒行逆施，希望最高当局对这个问题有所省悟，及早扭转错误，以慰民心。

2009年6月24日晚

《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周二被检察机关以涉嫌“煽动镇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周三接到逮捕通知书，当局还要求她换掉代表律师莫少平。莫少平表示，将向公安局核实他本人是否因涉及签署宪章而不能任代表律师。（海蓝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周三（24日）报道引述北京市公安局的消息表示，刘晓波周二经检察机关批准后依法逮捕。该报道又指，据公安机关侦查掌握，近年来刘晓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晓波立案侦查，6月23日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报道又说，经初步审查，刘晓波已对公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刘晓波妻子刘霞向记者表示，北京公安局早上十一时前，把刘晓波逮捕通知书送到家中，公安并告诉她，应撤换代表律师莫少平，因为他也是《零八宪章》签署人。刘霞表示，由于案件巳进入司法程序，要按程序办事，她将多聘几位属于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以应付审讯。刘霞又表示，目前对案件并不乐观。

记者：公安要求你撤换莫少平律师？
刘霞：对，但具体还未来得及谈好（律师方面）。
记者：他希望你换掉律师，你会否受影响？
刘霞：这个我们作两手准备，律师多请一点。
记者：你会聘请那位律师？
刘霞：反正也是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

莫少平表示，公安明确向刘霞表示要撤换代表律师，但他们没有向他当面印证此事，所以周四他将向公安核实，是否以《零八宪章》作为刘晓波犯罪事实之一，如属实，他便不担任律师。如不属实，他会据理力争，继续担任代表律师。不过，就此事，律师事务所也有两手准备，必要时，以尚宝军及另一名律师处理案件。另外，他们会同时向北京公安局，递交申请要求尽快与刘晓波见面。

他说：按照有关规定，他只有把《零八宪章》成为刘晓波的犯罪事实之一，他才可能说莫律师，你是《零八宪章》签署人，不能当刘晓波辩护人，但是，如果《零八宪章》不是涉嫌犯罪事实之一，他没有权拒絶我作为刘晓波的辩护人。

莫少平又说，公安曾转告刘霞，刘晓波叫她不要为此事太焦急。目前刘晓波巳转到北京看守所关押，因案件巳进入司法程序。

就案件，海淀区公安局御审处一名公安表示，如被逮捕，家属通知书会送到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至于刘晓波情况，他们不接受电话查询。

按照中国法律，案件现时仍在侦查阶段，公安可以将他关押两个月，第一次为一个月，第二次和第三次，可分别延期两个月，案件之后移送检察机关，作审查起诉，如证据不符合起诉，可补充侦察两次，现阶段未知开庭日期。

国际特赦组织讉责中国当局逮捕刘晓波，亚太区项目主任阮柔安(RoseannRife)表示，当局应停止以危害国家政权罪，惩罚纯粹表达观点的异见人士，这是一个惧怕公众意见的政权，不顾一切所作出的行为。当局应撤消对刘晓波具政治迫害的控罪，他以和平方式表达言论，应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而《独立中文笔会》发表声明，抗议北京当局正式逮捕本会前会长刘晓波，无视国内外舆论，而变本加厉推行以言论罪的行径极为愤怒。笔会强烈要求北京当局遵守中国宪法，和早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另外，《维权网》及《中国民主论坛》均发表声明，要求停止对刘晓波的政治迫害，并还以人身自由。

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拄组、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及支联会，周四发起游行示威，抗议中国当局逮捕刘晓波，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批评当局以言入罪。

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王友金表示，刘晓波因起草《零八宪章》及召集三百名人士签名，中共会搜集刘晓波过往的言论来打压他，但不一定是合符宪法的零八宪章作为犯罪事实。王友金又指，中共碍于国际面子，案件一定会进行起诉，并开庭审讯。他说：闹到国际上面，所以拘留后，一般会进行审判，这件事我们觉得迟早来临，但怎样处理很难说，我相信刘晓波是知名人士，他在世界上有很多支持，中共未必对他的判决给与最高刑罸，但五年、八年的判决有可能。

刘晓波自零八年十二月八日被北京巿海淀区国保人员带走后，其妻子刘霞没有接获任何正式通知，或法律文件指他被拘留的罪名。十二月中，他们曾递交律师函要求与刘晓波见面，但国保总队拒絶承认刘晓波被起诉，也不肯透露案件承办人。今年一月，刘霞获淮到小汤山探望刘晓波时，国保人员口头告之，他被监视居住。今年六月八日刘霞接获公安通知，延长监视居住。代表律师曾在六月十二日，北京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侦察监督处，正式发出控告申诉函，对拘留刘晓波的违法侦察行为作出紏正。

五十三岁的刘晓波，曾是八九民运中“六四四君子”之一，其后被捕入狱。零八年十二月，刘晓波与大约三百名知识份子、律师、作家及学者签署《零八宪章》，要求民主宪政，他在十二日八日宪章发表前夕被捕。

我为刘晓波的自由而祈祷，刘晓波先生现在遭遇的不自由，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因为他所遭遇的不自由也有我的份。

2008年12月8日，他就失去了自由，已半年之多。

2009年6月23日，一介文人刘晓波被正式逮捕，涉嫌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此时，正赶上北京迎接建国六十周年大典实施安保工程100天倒计时，政治任务高于一切，稳定高于自由，或者说稳定压倒自由。

此刻，我深深为刘晓波先生的自由担忧，毕竟他是一介文人，尽管对政府有这样或那样的言论，或批评或问责，但都不是为了个人小家的利益，也毫无政治目的，他是公共知识分子，时刻为公义而发言，不过他的文章仅局限于言说的范围，而没有任何言说之外的政治上的实际行动。

12月8日之后，不多日，我也遭到当地部门的传唤，以及几次被谈话，有关部门有笔录在案。我感到对刘晓波先生表示非常歉意的是，我如实说明了我认识他，也与他有过交流。有关部门做了程序上合法的传唤笔录，我也签字了，上面有我说的话——当然不是我记录的，我无权记录，也不是我所说的他们都记录，他们有他们的记录标准，这些记录日后非常有可能会作为对刘晓波不利的证据呈上公堂，而我就成了证明刘晓波有罪的证人之一——很多人为此受到传唤和做笔录。这点，我感到非常非常难受。

刘晓波先生失去自由，对于他的系列文章，他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从国家的长远看，只能有益处，而不是有坏处。坏处只是刘晓波一人承担了不自由的责任，他的妻子刘霞也要受到逼迫，他的家庭也因此陷入困境。

面对如此的困境，我只得祈祷，愿能够改变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上帝能够时刻光照他的心灵，祈祷不自由的刘晓波内心一直得自由。

在中国，不自由的人很多很多，但内心得自由的就不多了，所以我为刘晓波先生祈祷，也为所有内心不自由的人祈祷。

对于我们这个老大国家来说，晓波先生只是晓的波，更多的波涛应该还在后面，因为社会转型，利益冲突，必然会带来大的震荡。波涛，就是大波浪，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有自由了，这个大波浪就会减少，就会消解，反之则相反。

所以，我为不自由的刘晓波祈祷，愿他内心得真自由，愿他早日获得人身自由。

我也愿意为这个国家当权的祈祷，愿他们有智慧，能够带领有智慧的民众，顺利渡过眼前的大波浪时期，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真自由，带来真正的长治久安。

刚刚得到消息，刘晓波先生以煽动颠覆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新华社说：据公安机关侦查掌握，近年来，刘晓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晓波立案侦查，2009年6月23日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经初步审查，刘晓波已对公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根据这个消息，老路解读如下

第一、晓波的被指控所谓“犯罪事实”可能仅限于他近些年来写的文章，而不涉及《零八宪章》，否则，罪名将会是颠覆罪而不是煽动罪，并且在报道中也会有所披露，以震慑其他签名人，而且也将有其他人被逮捕并审判。

第二、晓波可能在一个月内被起诉，并很快开庭。估计七月份完成审判程序，晓波的刑期可能在五年以下，如果检察院以“罪行重大”起诉，则当在5年以上，但是无论如何不会超过10年。

第三、所谓“刘晓波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云云，实际上指的是晓波承认文章系自己所写，但是不涉及对文章构成犯罪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晓波可能仅仅是承认事实，但不承认犯罪，当局在这里玩了文字游戏。

最后，强烈抗议中共独裁政权对良心作家刘晓波的无耻构陷！！！

伊朗大选后，该国内政部宣布，现任总统内贾德以大幅领先的票数当选连任。这一结果，与选前民调严重不符，全国震动。反对派指责当局舞弊，发动民众大规模示威，要求重新选举。抗议已经持续十多天，仍未平息。对抗中，至少十几名抗议人士被打死。

许多人拿伊朗当前事态与二十年前的中国局势相对照，并疑问：伊朗当局会不会像当年的中国政府那样，大规模动用武力，血腥镇压？中国悲剧，会不会在伊朗重演？

相距二十年的中伊抗议事件，确有诸多可比之处。相同的是，两国抗议主体都是大学生，普通市民也有相当程度地参与。不同的是，中国人相当温和，军队屠城前，并未发生警民冲突；伊朗人则相对激烈，不时与警察厮打。

两国都面临开放与保守的两条路线之争。不同的是，当年中国，属于一党专制下的极权国家，民众争取的，还仅仅是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以及对官场腐败的监督；今日伊朗，已经是一个相对的“民主国家”（尽管，这一民主形态，被置于伊斯兰教规之下），民众有相当权利，比如，一人一票、公开选举的权利。伊朗民众争取的，是选举的公正，以及对一个更自由国度的向往。

两国抗议事件，都具有深厚的社会背景，获得从草根到精英阶层的支持。不同的是，在当时的中国，示威民众缺少权威性的领导人物；而在今天的伊朗，示威民众却拥有明确而权威的领导人：前总理、改革派总统候选人穆萨维。

两国都有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最高领导人”，当时的中国，是邓小平，今天的伊朗，是哈梅内伊。不同的是，邓小平是世俗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搞的是“垂帘听政”，邓的“最高地位”，仅仅是中共党内不成文的约定俗成，既不合宪法，也不合党章。正因如此，他可以我行我素、恣意妄为。哈梅内伊是宗教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基于伊朗政教合一的现行体制，其合法性不容置疑。正因如此，他至少要顾及自己超然于世俗政治的崇高宗教地位，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损害其形象和权威，甚至动摇该国国本：现行政教体制。

哈梅内伊的三次表态，已经自损形象。选举刚结束，他就表态，力挺内贾德连任；在民众抗议下，两天后，他又表态，同意调查反对派指控的选举违规问题；民众抗议升级后，他再次出面，也是他生平首次发表对全民讲话，声称选举结果不可改变，并严厉警告抗议民众，要对冲突后果负责。

然而，哈梅内伊的讲话，立即遭到反对派领导人穆萨维的公开抨击，一批具有影响力的资深政治家，如前总统哈塔米、前总统拉夫桑贾尼、资深回教长老蒙塔瑟里等，也公开批评哈梅内伊，民众也并不理会其警告，继续抗争。这一切，使这位伊朗“最高领袖”的权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两国政府都倚仗武力。不同的是，邓小平调集了三十多万全副武装的正规军，动用坦克和机关枪，公然屠城；伊朗政府，到目前为止，还仅仅是怂恿其民兵组织（Basij），从暗处打暗枪，打死打伤抗议人士，或令警察用催泪瓦斯和水枪驱散示威群众。

两国当局都限制新闻报道，驱赶外国记者，但中共属于一党独裁，肆无忌惮；伊朗则自称伊斯兰教义下的“民主国家”，有所顾忌。此处，最大的差别，还在于，当时的中国，没有手机和互联网，民间联络不易；今天的伊朗，手机和互联网发达，民众便于串联，当局防不胜防。

伊朗事态如何演进，各方注目。对抗双方，都“以真主的名义”，执政当局并不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仍不排除发生“人民革命”（“绿色革命”）的可能。当局试图加强镇压，则是毫无疑问，因为，镇压已经开始，并一直在进行，尽管还只是零星的开枪。但，伊朗当局是否会效法中共当年的极端镇压手段？伊朗是否会重演大规模流血的中国惨剧？应该说，达到那种程度，可能性不大。

伊朗抗议民众或许难以改变目前的“选举结果”，事态也可能渐渐平息，但经此大规模示威，作为伊朗“最高领导人”的哈梅内伊，威信大为削弱，作为连任的伊朗总统，内贾德提前跛脚，未来4年，步履维艰。而伊朗的改革派，却声势大振。这一切，为伊朗未来的变迁，埋下深厚伏笔。

各国密切关注伊朗动态。美国总统的表态，极为谨慎，仅表示“由伊朗人民决定”，却仍然被伊朗当局说成是“干涉伊朗事务”，并指当前事态是“英美的阴谋”。这种动辄将内乱嫁祸于外国的伎俩，也与中共当局如出一辙。

面对伊朗事态，北京的立场，左右为难，甚至极为尴尬。当伊朗选举刚刚结束、争议声骤起之际，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就在俄罗斯“亲切会见”了伊朗现任总统内贾德。中共力挺内贾德，激起伊朗抗议民众的反感；而各国报道伊朗事态，总是拿当年中国的“天安门事件”作对比，电视上一再出现王维林只身挡坦克的画面，北京独裁者仿佛再次受到世界舆论的“审判”。

中共为伊朗现政权背书，不仅因为，伊朗现政权对西方的强硬姿态、尤其它发展核项目的野心，符合中共的国际战略：巩固灰色阵营，对抗文明世界；还因为，近些年，国际社会制裁伊朗，中共趁虚而入，取代欧美和日本，成为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目前，两国贸易接近突破每年300亿美元大关。中国同时成为伊朗的最大石油进口国。换言之，中伊两国，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上的紧密盟邦，如果伊朗强硬派继续当政，中伊成为军事上的紧密盟邦，也指日可待。

伊朗民众抗议正酣，中共首次设立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并立即出访中东五国和俄罗斯。该特使公开表示“中国愿在中东扮演新角色”。中共意图明显：要以“崛起”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到中东开辟与美国、西方、乃至整个文明世界博弈的新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