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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用辩论，勿用暴力

北京市公安局透露，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3日经检察机关批准后依法逮捕。新华社报道，据公安机关侦查掌握，近年来，刘晓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晓波立案侦查，2009年6月23日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经初步审查，“刘晓波已对公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内部消息说，中共打算对刘晓波“严肃处理”以后，伺机遣送他出国治病，以便实现中共的“利益最大化”。（新闻）

看到这则新闻，我很惊讶，很遗憾，也很愤懑。多年来，刘晓波先生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敬意。虽然对他一些观点并不都赞成，但我依然对他充满敬意。

关心刘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因为“零八宪章”遭到了新一轮的囚禁，而现在甚至改为批捕了。

按照这些年来种种发生的事情看，所谓刘先生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无非是因为他有大量关于中国应该走向民主化道路的言论，确实这些言论十分直言不讳，直指执政党最头疼的一些政权合法性问题。

唯有以暴力为手段的倡导或直接行动妄图颠覆国家政权，这才构成诸如“内乱罪”之类的罪名，这已差不多是全世界法治国家的刑法通例。以我个人对刘晓波先生思想的了解，他的言论中未曾有过号召人们使用暴力颠覆目前政权的做法和想法，他对零八宪章作出的杰出贡献，在在都体现其非暴力精神。如果说他认为中国不应该继续走目前这样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恐怕不仅仅是刘先生的观点，也是我以及许多人的共识——虽然人们的一些具体想法未必一致，但我们一直认为暴力推翻现政权无法给中国带来良治的秩序，无法给中国人民创造幸福，我们更希望以现有的制度秩序为基础，走一条宪政法治全面改革的道路，这无论对于人民，还是对于执政党都是最优的选择。

倘若刘先生因为这些言论而获罪，这就侵害了《宪法》所承认的言论自由权，是典型的因言获罪，这是我反对的，我相信这一点也是许多人所反对的。

目前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已经出现了很多不同声音，在这些声音里有些可能是温和的，有些可能是刺耳的，这都是正常现象。

中国历代都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凡事不喜欢用公开辩论的方式解决，而喜用暴力灭杀各种异见，这种做法导致了古往今来大量的悲剧，身处庙堂若不能容忍和听取各种不同意见，除了给国家制造灾难，还能产生什么？古今悲剧汗牛之史事，望政府多所鉴取，一改中国政治的丑陋传统。

当然，改变这一传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近些年来，政府在各方面因素综合推动下，确实一直也在制度方面逐渐向公开化、民主化迈进，但客观地说，步子的幅度和频度显然都还很不够。公共议论虽有喜人进展，但不可否认，在许多方面尤其是一些关于政治的基本问题方面，还基本上都是禁区，政府在容忍异见方面还需要更加开阔的心胸，需要对《宪法》和相关良法的真正尊重。

虽然我像所有正常人一样，恐惧自己也被政府突然绑架，失去自由。但我依然要说出下面这句话：如果刘晓波先生应当被捕，意味着我们所有批评过政府的人都应该被捕；如果刘晓波先生应当被定罪，我们所有批评过政府的人也应该被定罪。

希望政府尊重每个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听到异见，请用辩论，勿用暴力。为此，我希望政府重新考虑此次对刘晓波先生的批捕行为，适时地尽快撤销，还刘先生以基本的自由和公民权。

2009年6月24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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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注明出处http://blog.sina.com.cn/xhzyt

金牙大状首席律师：
2009-06-24 13:14:16 希望政府尊重每个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听到异见，请用辩论，勿用暴力。

博主回复：

新浪网友：
2009-06-24 13:15:00 请教：能否说媒体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至少就中国的现实而言。盼复

博主回复：

新浪网友：
2009-06-24 13:15:25 萧老师好，又来学习常识来了，谢谢！

博主回复：

金牙大状首席律师：
2009-06-24 13:15:50 医生了解当事人的身体结构和健康状况，律师了解当事人的行为和精神状态，这是由职业决定的。亦即是律师职业特点决定着其更易了解事实的真相。

又因为律师所从事的是如何说服他人采纳他（她）的意见的工作，且往往在反对（反驳）声中前行，他（她）得经常换位思考、多角度思考。

这两大律师职业特点决定着律师对社会的把握深刻而全面，并拥有傲人的口才。

这样的能力如果遇上法治国家，总统啦，议员啦，自然不少是从律师中诞生。

中国律师成为非“橡皮图章”性质的“议员”，“总统”仍然是遥远的梦，但从多角度着手，揭露政治腐败，社会不公，维护弱势群体利益是有职业良知和使命感的律师应该做的。实践证明，这对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推动社会进步大有帮助。

多年的律师职业生涯，经历众多的大要案辩护，聆听那些没有令司法机关形成案的充满血泪的冤情，经常让我们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作为律师，面对这些为法治社会所不容的冤情，如果麻木，那已经不成为律师，甚至不是人了；如果有良知呢？又常常因为无力帮助洗雪冤情而苦恼。

博主回复：

新浪网友：
2009-06-24 13:22:50 新一轮的文字狱

新浪网友：
2009-06-24 13:24:09 面对这样的政府,夫复何言?难道和谐就是不出声说话,只举手赞成?无语

博主回复：

新浪网友：
2009-06-24 13:29:53 真是见鬼了，当我转载在校内的时候，又出现了“对不起，您的文章发表失败。文章内容包含不合适内容，请检查。”，呵呵，无语了！

博主回复：

新浪网友：
2009-06-24 13:33:53 先生好天真啊!

六月二十三日，北京市公安局以刘晓波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了刘晓波。

对此我们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无论中共当局以什么理由逮捕刘晓波；无论中共当局罗织什么罪名审判刘晓波。全世界都知道：中共迫害刘晓波的真正原因是他参与了《零八宪章》的起草。

《零八宪章》

代表了知识分子的良心和集体智慧；

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意志和善良愿望；

顺乎历史之潮流，合乎现实之需要。

在去年发布的文告中

我们认为：《零八宪章》所表达的基本理念和十九个基本主张，已经阐明了未来中国的立国基础和社会有序变革的具体框架。对中共来说也是一个重生的机会。

我们认定：在中国，经济上退回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已经决无可能，用政治体制修修补补的办法来适应市场经济，显然是共产党一厢情愿的选择，无济于事。结论只有一个；变天，进行宪政民主改革，变党权为民权。问题是这个天怎么变法，是有序、平和的演变呢？还是经过激烈的社会动荡后重建呢？这个钥匙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上。

我们相信：还政于民，天下不会大乱！倒行逆施，将引起社会动荡！

我们呼吁：共产党最高层领导层不要抱着：我们死后管它洪水滔天的心态，主动承担起有序改革的责任，不要留下祸国殃民的千古罪名。

然而，中共度过了六四二十周年的危险期后，以为又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公然以逮捕刘晓波这种倒行逆施的举动，击打人们的良心，藐视民众的善良愿望，继续关闭有序、平和演变的大门。

中共是以往所有动乱的根源，今天正在制造更严重、最危险的动乱。将置中华民族于动荡和灾难的深渊。

为此我们向全中国各阶层公民呼吁：行动起来，全面不合作；全面抵制；全面抗争；全面抗暴。

我们向全体军人、武警呼吁：不要再为专制统治者卖命，面对抗争和抗暴的民众，故意不作为，主动放下武器。

中共的党机器已经是没有灵魂的僵尸，已经是面临坍塌的危险建筑。

我们呼吁还在这座危险建筑里的人们，赶快出来一起把它推倒，筑起中华民族恢宏伟大的新大厦！

中国民主论坛

2009-6-24

“维权网”获悉，中国著名异议作家、《零八宪章》签署人刘晓波博士于6月23日被北京检察机关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批准逮捕。“维权网”对这种以言治罪、践踏人权、违反法治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先生！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女士于今日（6月24日）上午得到北京市检察机关签署的批准逮捕刘晓波的书面通知。据刘晓波的代理律师莫少平说，刘晓波被逮捕后将被关押到公诉机关的看守所中。由于莫少平律师也签署了《零八宪章》，北京当局欲阻止他代理刘晓波先生案件，但莫少平表示将据法力争。

刘晓波先生于2008年12月8日晚上11时左右，被十几位自称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警员从住所带走。公安将刘晓波带走后，家属至今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书。同时国保警察还对刘晓波先生的家实施了长达十多个小时的搜抄，将电脑、手机、书籍、打印的《零八宪章》征求意见稿和大批私人物品抄走。12月10日，刘晓波妻子刘霞女士前往北京市国保总队了解情况，受到接待人员的阻挠与否认，后来通过向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办申诉，国保总队才承认关押了刘晓波。2009年3月20日，刘霞女士才接到警方口头通知，说对刘晓波实施的是“监视居住”的法律措施。根据刘晓波先生的代理律师莫少平分析，刘晓波先生被“监视居住”整个案件，公安部门执法中存在如下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其一，法律文件上关于刘晓波的涉嫌罪名一项是空白的，刘晓波在没有涉嫌罪名的情况下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而且至今未通知其家属案件承办单位和羁押地点；其二，如果被监视居住人自己有合法住所，公安机关应该在其合法住所进行监视居住，而不应该另行指定一个地方，或者专门弄一个监视居住的场所；其三，家属、律师可以不经过任何批准会见被监视居住的当事人。现在北京当局又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刘晓波，更是完全置宪法和法治于不顾。

刘晓波先生1955年出生于吉林长春，北京师范大学博士，1989年因参加民主运动，于当年6月6日至1991年1月被关押于秦城监狱。1989年9月被开除公职。1995年5月18日至1996年1月，因从事自由写作及民运、呼吁为“6??4”平反、保障人权而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后因执笔《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和《汲取血的教训 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而于1996年10月8日至1999年10月7日被劳动教养3年。长期来他坚持独立的民间批判立场，发表了大量的针砭时弊的文章，让当局很是忌恨，也因此经常受到当局的监控和骚扰。

《零八宪章》完全是一份和平、理性、善意而富有建设与前瞻性的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表达，参加联署的公民完全是依法践行自己言论与思想自由的权利，表现公民对中国社会的深切责任。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的规定，以及中国自己的《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刘晓波先生完全是在践行《宪法》权利。而根据今年4月中国政府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规定：“严禁执法人员实施非法拘禁行为。收押、换押、延押必须依法进行，防止错误羁押和超期羁押”及“采取有力措施，畅通各种渠道，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利”。 中国当局因为《零八宪章》而关押刘晓波先生，是公然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违反《世界人权宣言》、中国《宪法》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与人类文明相背离的，也与中国政府自己一再自我标榜的改善人权、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相违背的。

“维权网”强烈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先生，停止对刘晓波的政治迫害，还刘晓波以人身自由。

2009年6月24日

独立中文笔会强烈抗议北京当局逮捕刘晓波先生的声明

（2009年6月24日）

独立中文笔会惊悉，北京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正式逮捕本会理事和前会长、著名作家刘晓波博士，本会对当局这种无视国内外舆论而变本加厉推行以言论罪的行径极为愤慨，为此再次提出强烈抗议。

新华社6月24日电讯称：据公安机关侦查掌握，近年来，刘晓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晓波立案侦查，2009年6月23日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经初步审查，刘晓波已对公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悉，刘晓波博士的妻子刘霞也于今日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逮捕刘晓波的通知书。

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博士主要因为起草和发起《08宪章》被警方从家中带走，此后一直下落不明。北京当局在没有告知涉嫌任何罪名的情况下，违法将其“监视居住”在不明地点直至目前通知正式逮捕。

刘晓波博士作为一名秉持独立思想和践行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在过去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通过自己的著述不断呼吁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并因此多次失去人身自由。《08宪章》作为一份凝聚了各阶层希冀国家实行政治民主化变革共识的文本，其温和、理性和建设性已在海内外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赞同。刘晓波博士的个人命运也因此日益受到更多的关注，他的自由与否已经成为检验北京当局是否刻意和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对着干的重要标志。

独立中文笔会强烈要求北京当局遵守中国宪法和早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博士。

刘晓波遭关押已经七个月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著名异见人士刘晓波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

新华社星期三（6月24日）发表报道称，据北京市公安局透露，刘晓波在星期二经检察机关批准后逮捕。

报道说：”据公安机关侦查掌握，近年来，刘晓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报道还说：”经初步审查，刘晓波已对公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53岁的刘晓波在2008年12月被当局拘押，7个月来一直处于”监视居住”状态，据人权组织说他一直被扣留在北京郊区的一个酒店里。

刘晓波是在他参与起草的中国民主派文件《零八宪章》发表前夕被捕的。

《零八宪章》要求保护人权，公开选举官员，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结束共产党对军队、法庭和政府的一党控制，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

共有300多位律师、作家以及学者和艺术家联名签署了这份文件。《零八宪章》在世界人权日（12月10日）发表。

刘晓波是中国著名作家，前独立中文笔会主席，曾因参与六四事件以及呼吁为六四平反和要求中国当局进行民主宪政改革而多次被捕。

江西南康税收计划引发家具业抗议

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八千民众集会，要求停泊在那里的四艘英国政府所属的东印度公司茶船开出港口，但遭当局拒绝。

当晚，波士顿人汉考克和亚当斯领导倾茶党，打扮成印地安人悄悄来到停泊在港口的三艘满载茶叶的英国商船上，将船上342箱茶叶倒入海中。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之所以把英国来的茶叶倒入大海，是因为他们不满英国当局一方面在北美殖民地未经同意就加重税收，另一方面英国政府经营的东印度公司却在北美大肆垄断倾销免关税的茶叶。

倾茶党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定：既然他们殖民地的人在英国国会没有代表，就没有义务向英国政府缴纳税赋。

后来费城、纽约等后港口的民众陆续响应，抵制无理的重税。

英国政府采取高压政策，于1774年先后颁布系列法令，封锁波士顿港口，取消马萨诸塞州的自治，在殖民地任意驻军等。

这更激起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使英国政府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双方公开冲突日益扩大，终于在1775年4月爆发了美国独立革命。

可以说，抗拒无理重税的倾茶事件是美国独立革命的导火索。而独立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就是美国宪政的建立。如同美国的《独立宣言》所宣示的，宪政政体至少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专制政体。第一，政府的建立必须获得被治者的同意；第二，没有纳税人代表的同意，不得征税。

“倾茶”的象征意义与建立宪政政体之间的相关性也由此确立。

“倾茶”也由此变成美国宪政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4月15日是美国公民个人所得税申报截止日。在这一天，包括纽约、华盛顿、波士顿、洛杉矶在内的数百座美国城市中，数以百计的团体经过预先策划，于个税申报日、在全国各地联合起来举行示威，抗议政府无节制的开支和加税。

在白宫对面的拉法叶公园，抗议者们手中举着各种标语，表示对纳税者利益得不到保障的不满。他们中有的还打扮成十八世纪倾茶党人的模样，有的手中提着象征性的茶叶包。

抗税先锋

在波士顿倾茶事件的230多年之后，与”倾茶事件”类似的现象也终于开始在中国出现。

江西省的南康市地处赣南，距离赣州市中心城区约半小时车程。当地民营经济活跃，产业聚集。

家具是南康市的支柱产业之一，南康由此成为江西省著名的家具产业基地。根据新华社报道，本月15日，在这个城市发生了一起因当地政府加重税负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事情的缘起是南康市当局决定从6月15日起执行新的税收征管办法，大幅提高对家具业者的税收。

这一无理重税，受到了当地家具业者和居民的强力抵制，他们自发形成了没组织、无政党的”家具党”。在新税的第一天6月15日上午，南康市近百名”家具党人”到市政大楼集体上访，堵塞街道，现场有数千人聚集、围观。初步统计，城区有９辆公安汽车被砸、掀翻在地。”家具党”抗税事件由此爆发。

当天中午，”家具党人”又将大庆至广州的大广高速公路江西南康段进出口处和相临的105国道阻断。

面对义愤的”家具党”，江西省党政领导人意识到众怒难犯，宣布立即废除南康市党政当局颁布的不合理的税收政策。

南康市委、市政府也下发文件，立即终止此次家具整治相关措施，并通过广播电视、短信平台、网络媒体予以公告。至此，”家具党”抗税事件初步得到平息。

“家具党”不仅是中国近年来日益增多的群体事件中少有的抗税事件，而且是极少数以当局作为征税者让步来收场的事件。

可以肯定的是，有了南康”家具党”第一例，以后群体性的抗税事件很可能呈爆发性增加。只要党政机关的支出不受制度性约束，没有透明度，只要官僚机构继续膨胀而不是瘦身，只要腐败得不到有效制止，政府的财政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征税人就必然要打纳税人钱袋的主意。

而随着纳税人意识日益觉醒，税负越来越重，税收的痛苦指数越来越高，就像倾茶党人和”家具党人”的作为那样，纳税人将不得不对未经同意的税赋坚决说”不”！

征税与纳税双方都要为”抗税时代”的来临做好准备！

河南郑州的一位官员在记者做调查报道的时候说出了这么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此句已经被广为传颂，其前因后果以及面子、里子都被分析得很透，兹不赘言。只是这话倒是说明了久有流传的一个说法：尊臀决定脑袋的位置。坐的位置不同，说法与想法也就有所不同。

巴东孙玉娇戮官事件当是告一段落。有人以为这是民意与司法的一次良性互动，多少表现出司法在民意的压力下不得不遵循一些早就应该遵循的规则。有人觉得这是民意压迫了司法，算是干扰司法的一种不当行为，对法治建设无利而有害。更有人觉得这根本是不公的判决，在面子上虽然显得尊重了舆论，但真相其实并未显露，算是民意与司法的双输。只是不论怎样，邓玉娇即使是“有罪无罚”，按照最初报道此事的媒体所言：她在法律上已经自由了。此事来之不易。至于随后的争论，请屁股位置不同者自去争之，这个女孩子能够不受牢狱之灾就已经足够说明一些什么了。

坐在什么地方总是能引起争论。辽宁大学副校长被曝光抄袭，他自己辩解是为了学生论文发表比较容易才署名为第一作者。此说被大学内部人所同情，因为确实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而校外之人颇为不谅解，说是只要署名就要承担责任。论人情来说，副校长算是一片苦心而误托匪人，从道理上说，也正是这个论文以及教育的体制，使得他们必须如此做才能得到最优的结果。只是不知道这位副校长是否想到过，他就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今日是受害者，往日他自己就是加害者。这位置不同，最终结果也就迥异了。倒是希望各位校长、副校长以及其他人士，在作为加害者的时候，不妨想想今日坐蜡的位置。

而上海市出台居住证转户籍的细则，条件之严苛导致只有3000人符合规定而得到宝贵的上海户口。在上海市看来，我这是已经格外开恩了，汝等能否越过龙门则要看自己的实力，这个龙门如何高应该是我来设计的。龙门外的鱼们当然不会这么想，只是会觉得这龙门搭起来还有自己的血汗，现在居然这么难跳，实在是无法认可。天恩浩荡自我感觉与升斗小民的感觉总是有着巨大的落差。这依然是一个坐在那里看的问题。

余秋雨大师的捐款门也是闹了一段时间，从最初的已经捐赠到后来的还在建设，从20万现金到如今的图书，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会变成价值20万元的电子书。余大师估计也根据自己的屁股位置在想，自己是如此的细腻与多情、大爱与至善，你们怎么能抓住这小小的事情不放呢？大家估计也在想，这厮说一套做一套，不会是啥好鸟。

屁股坐在那里真是个问题，但指挥自己坐下的毕竟是自己的脑袋。

作者按：本文刊登在2009年6月18日出版的《中国周刊》上。因为篇幅限制，编辑略有删节，照例在这里把未删本贴出。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今天的我们已经毫无疑问地进入到了言论的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们依赖网络上的各种信息，同时也在网络上发出自己的信息。每天24小时，每小时60分钟，不知道有多少人挂在网上：办公室的职员在网上打发着无聊的时光。记者们在那里搜集各种新闻线索。纵然是偏远小城，也是遍地网吧，一些人会把传统新闻藏而不露的“坏消息”捅到网上，让地球人都知道。数以百万计的博客主人在打理着他们的言论家园。Q言Q语大行其道，“正龙拍虎”、“俯卧撑”、“打酱油”、“躲猫猫”、“被自杀”、“余含泪”等新词层出不穷，它们源于网络，相传于亿万人的口耳之间。

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空间！你要发表高论可以实名，也可以用常人难以查考的网名。发表文章不再像传统媒体那样要过五关、斩六将，还经常被编辑改得面目全非。现在，写完之后点击“提交”，顷刻间一篇文章就横空出世了。“出世”应当加着重号，因为真正是世界上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得到。这种发表过程的轻而易举使得民意得以直接展现，但与此同时，笔墨时代不容易也不轻易发言带来的言辞的审慎性质也大打折扣，甚至毫无责任感的言论也可以大行其道。一些触动人们敏感神经的事件一经披露就马上引发嚣嚣民愤，百万网友在这个虚拟空间的阵阵怒吼足以给人一种“国人皆曰可杀”的真实感觉，对于相关决策者产生巨大的压力。

正是从这个角度观察，网络时代的言论与司法制度之间的关系有了特别的意义。过去我们讨论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关系，致力于确立三个层面的规则，第一，如何强化媒体对司法权行使过程的监督。司法权是国家的公共权力，它必须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否则，就会像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一样走向滥用。而现代民主实践表明，在国家治理越来越趋向专业化的时代，活跃的媒体能够将权力运行的过程及其影响加以展现，并显示民众的评价，形成对于公权力的有效约束。第二，需要切实防止媒体超越合理的界线，维护司法应有的独立性。媒体言论过于强权，或者以真理自居，或者煽动民意，对司法施加压力，都有可能造成案件实际上是由媒体判决的结果。第三，司法如何通过案件的审理和司法解释保护我国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

参照上面所说的三个方面，可以说，在前网络时代，我们的媒体与司法之间关系就没有理顺，到了网络时代，一些原有的弊端将变得更为严重。很明显，网络言论对司法权的监督较之传统媒体要更加直率和严厉，这是值得欢迎的趋势。可以说，如果没有网络的巨大力量，像孙志刚那类案件是不可能得到后来那样的处理的。但是，媒体的双刃剑效应在网络时代又格外凸现出来，它可以让一些案件得到较为公正的审理，同时也可能施加更大的压力让司法屈从于舆论，从而加剧了司法判决与法律准则之间的背离，也进一步削弱了司法的公信力，加剧了司法权的边缘化。自然，指望这样手足无措、动辄得咎的司法能够有力地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也是不现实的。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有人希望通过加强对网络言论的控制，例如网络言论实名制、管理人员时刻删帖等，从而减少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不过，这样的方案显然成本太高，而且容易滥用。首先是管理网络不比管理传统媒体，每一秒都在不断涌出的言论仿佛“离离原上草”一般，删不尽也删不及。另外，什么样的言论该删，什么样的言论不该删，根本无法提前作出详尽的规定，只好凭某些部门的模糊判断，对标准把握的参差不齐将会带来删帖尺度的严重不平衡。加之管理者在追查责任的压力下，本能地趋向是从严把关，结果很可能“滥杀无辜”，把有价值的言论也删除一空，本来该是生机勃勃的网络最终却是一片肃杀之气。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就必然是一句空话。我们前面说过的，没有了监督，就不可能有公正的司法。于是，本来为减少司法所承受压力所进行的言论控制带来的却是司法的更加不公正，“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此之谓乎！

说到底，问题的根子不在民意，而在司法不独立。所谓独立，就是法院判决案件以宪法法律为最高准则，无惧法外权力，也不听命于一时一案的民意。假如法官依法判案，导致结果违反民意，那么需要检讨的是立法机关成员，必要时他们修改法律，使之与国民利益相一致。但是，如果让法官在处理个案时舍法律而从民意，那必将导致案件判决的标准混乱不堪，因为一起案件能够引发网络大规模议论，实在是有些偶然，而放任具体法院与法官揣摩解释民意，则上下其手就有了更大的空间，司法公正就更不过是一句空言了。

吊诡的是，明明是我们的司法机关在极力倡导尊重民意，甚至夸大地说是否判决死刑也要依据民意。但是民意真的涌来，却又避之惟恐不及，不免让人想到可以与新成语“正龙拍虎”相对应的那个老成语——叶公好龙。

美国的“制度内”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互动运作，它包含了看上去是非常对立的各方各面。

过河的定位仪

我有时候很纳闷，觉得美国是不是运气比较好。看看十九世纪末、哪怕二十世纪初，甚至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劳工照片，童工的童工，贫困的贫困，劳工生存条件还非常糟糕。这就是所谓“先发国家”：问题的发生发展、带来的冲击，无以预料。国父们在建国、制宪的时候，美国不但是农业国，还是个很落后的农业国。谁也没有料到，工业革命会以突飞猛进的势头冲击社会，突然大城市化、突然大批农民涌入城市转入工业。这也是自由经济的特点，它给人的创造力留下了很大发挥想象的空间，而创造力爆发的同时也可能引出负面效果，社会应对措手不及。法律制约和社会调整是跟在后面补救，跌跌撞撞、磕磕碰碰走来，却给所谓的“后发国家”提供了前车之鉴。

现在常听到一些后发国家要为自己犯的错误辩护，就会说：“你们以前不是也……”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第一次遇到问题手足无措是很正常的，而后发国家可以有所防备，这条路别人已经走过，已经有了他人试过的种种药方。

这么看上去，这些在自由经济中航行、包括美国在内的先发社会，看上去好像也颇有点“摸石头过河”的意思。可是它怎么就没翻到河里呢？它虽然也有红色浪潮袭来，却逃过了被淹没。从美国来说，它有非常明确的定位方向，这是一个有稳定立国理念的国家，理念以宪法来表达，以法律制度来逐渐完善。

在突发的浪潮冲击下，匆忙应对的法律可能是过度却是应急有效的。在一个缺乏理念的国家，会迷恋强势控制，怎么有效怎么做，在不容置疑的前提下，可能会失去转折机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美国始终没有丢弃宪法比对，挑战和质疑是时时发生的。宪法是它的明确目标，方向偏离太远，一定会停下来、纠偏，再继续前行。所以，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极端左翼冲击下制定的法律，首先是间谍法（这里指“1917年间谍法”及其扩张法案“1918年煽动暴乱法”），几乎从立法第一天开始，就在一系列的司法挑战之下。

前面说过，这是威尔逊总统在一次大战腹背两面夹击的情况下，推动国会制定的法律。除了针对间谍、更针对了反战宣传。这很好理解：一个国家确实不可能一面国内在大规模抵制兵役，而同时却要打赢世界大战。这个法律就把反战鼓动拒服兵役，归在了该法律界定的“干扰军队行动和取胜”罪行中。当时的美国邮局有权不送反战小册子之类，也是依据这条法律而来。

对间谍法的司法挑战

有关间谍法的几个著名案例，又有戴博斯案。只是此案非彼案，虽然是同一主角，已经不是上次提到的“戴博斯反叛”一案，而是戴博斯二十多年后因鼓动反战而引发的另一个案子了。

上次提到1894年“戴博斯反叛”，我想说说中国“体制内”概念和美国“制度内”概念的比较，听上去好像差不多，其实有很大差别。在中国“体制内”概念里，说起“体制内”，都知道是指政府机构这一大圈，民间的就是“体制外”了。美国不说什么“体制内”。民间不论是与官方互动还是对立，你只要以公开方式、光明正大地表达，哪怕公开挑战某条法律，都算是“制度内”运作。

比如说“戴博斯反叛”事件，不论组织工会、领导罢工、公开抵制挑战法院禁止令，事后接受法庭审理、上诉、接受判决，这些都没有越出制度之外。工会方的司法挑战，政府的处理方式，整个过程和细节当时和此后都一直是公开的，容许质疑。媒体可以报道、学者可以分析、全民可以讨论，这一切都是公开的。可以公开谴责任何一方，分析反省悲剧的发生究竟是哪一方哪个环节处理不当。深陷其中的人可能当时还是不认错，可是，通过这样的检讨反省，社会在吸取教训。每个事件发生，都在清理大家的认识，也修正或者推出新的法规来。这样的对抗都被看作是“制度内”的。而躲避法律制约、乃至要推翻制度的地下恐怖活动，才被认为是“制度外”运作。它除了引发社会恐慌，并不能带来任何制度上的进步。所谓“惧怕红色”，实质是美国人惧怕毁灭立国根基的制度颠覆。

美国的“制度内”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互动运作，它包含了看上去是非常对立的各方各面。

从1894年案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到，对戴博斯违法的惩罚是量刑适度的，也并不影响他的政治生涯，也就不影响他代表他的那部分民众作出表达，所以就有了下面的案子。

1918年6月16日，戴博斯在俄亥俄州公开演说，诉诸民众抵制美国政府决定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定，公开挑战间谍法。

他宣扬的是当时非常经典的社会主义者思路。一是阶级划分，否定美国的代议制民主，认为议员们大多是富人，所以对美国制度的理解应该是划分为：统治阶级、劳工被统治阶级，他们之间是阶级对抗。看戴博斯的照片，这个法国殷实人家出来的左翼政治家，绅士派头十足。他的讲话也反对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也是富人，是被统治阶级控制的帮凶，他们被美国民主、共和两大党控制，而两大党在他眼里既然都是资产阶级政党，就是一路货。他怀疑整个司法制度，认为陪审团是被统治阶级收买了。

在宣扬社会主义理念的同时，他的演讲主题是号召反战。他对民众宣传：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如同中世纪欧洲贵族把自己的农奴送上前线打仗。他同时公开支持和声援已经被“间谍法”定罪的行为，其中主要是对斯康克案、洛思·哈立特案的声援。他们因号召反战、抵制兵役被定罪。

“斯康克对美国”案

“斯康克对美国”（Schenck v.United States）一案非常出名，可以说是“地标案件”。因为它上诉到最高法院，由著名的霍姆斯大法官（Justice Oliver WendellHolmes，Jr.）作出了对言论自由的重要解释。

霍姆斯大法官是美国司法制度的一个杰出代表。在一个劳工激烈冲突的年代，他以最大努力开启推动以立法来根本保障劳工权益。使得美国与欧洲相比，能以事半功倍在劳工权益方面取得同样效果，却减少了许多暴力。这种对比対后发国家其实很有现实意义：当时的欧洲或许没有选择，而今天的后发国家是可以有选择的。

斯康克是另一个叫“社会党”的左翼政党书记。在一战期间，左翼政党们基本都取反战立场，他领导自己的党印发了一万五千份反征兵传单，辛辛苦苦寄给那些征兵对象，号召他们抵制。这个行动正对正地撞在了间谍法的枪口上。待他的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已经是1919年。

左翼社会主义者挑战间谍法，死死盯住的是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作为言论自由案件的一个标志性判决，今天很多人对霍姆斯大法官提出的“清楚与现实危险”的测定原则，并不陌生。也都听说过霍姆斯大法官在整个案子中举的例子：“在拥挤的剧院谎叫失火”，不在受保护的“自由言论”之列。这个测定原则，至今被认为是対言论自由的保护，因为只要不会带来“清楚与现实危险”的言论，政府就必须容忍。

正因为它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正面”裁决，很多人也就没有去追问：那么以“言论自由”为诉求、引出这个“霍姆斯测定”的斯康克案，以及后来援引这个案例的一批左翼反战领袖们，他们的案子是赢了还是输了呢？

他们输了。因为“测定下来”，他们的言论恰恰在当时具有“清楚与现实危险”。

“斯康克对美国”一案在最高法院作出了9：0对斯康克不利的一致裁决，由霍姆斯大法官写出判词。大法官们认为：“许多言论在和平时期可以表达，可是，当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只要士兵们还在战斗中，这些言论就变得难以接受。没有一个法庭会把这些言论放在宪法保护之下。”那么战时言论受到怎样的限制呢？“对每个案子提出疑问，质问这些在特定环境的用词，是否会带来清楚和现实的危险，这些言论是否会带来国会有权阻止它的真实危害。”换句话说，这些在巨大战争危险之下受到限制的反战言论，若回到和平环境下，它们仍然受宪法保障。

间谍法的另一挑战者是位传奇女士

戴博斯演讲中声援的洛思·哈立特（Rose Harriet Pastor Stokes），也是美国历史上出名的左翼女性活动家。当时左翼政党多如牛毛，洛思·哈立特最初是一个叫作“犹太裔美国人社会党”（Jewish－American Socialist Party）的领导人，后来成了美国共产党的创始成员之一。她的出名和她的传奇婚姻大有关系。

美国真是很适合共产党这样的国际性政党，人口组成本来就国际化。洛思·哈立特是个犹太人，出生在波兰俄占区的犹太人村庄，三岁移居伦敦，十二岁移民美国。很多人认为犹太人是右翼保守的，这个印象至少在美国是错的。知识分子最容易接受左翼思潮，而犹太人传统重读书，进入这样知识阶层的比例也高，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我看到过一份对犹太人的调查，即使在今天，美国犹太人还是左翼偏多。

洛思·哈立特能够用意第绪语和英语双语写作，就给犹太人和美国人的报纸同时撰稿。她是信仰“阶级两分法”的坚定社会主义者，却在一次采访百万富翁的任务中，爱上了她的采访对象史多可先生（James Graham Phelps Stokes）。本来是很好理解的事情，更何况这位“阶级敌人资本家”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过还是引起同志们不少非议。此后他们双双积极投身社会主义运动，在如火如荼的劳资冲突中，史多可先生积极支持工人罢工，很是能够经受考验。他的身份使得洛思·哈立特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在1905年结婚。洛思·哈立特在名字后面冠上了夫姓，成了史多可夫人。她一直留在第一线，而史多可则逐渐退到写作生涯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夫妇逐渐产生分歧。史多可先生是威尔逊总统的私人朋友，也支持总统对参战的判断。1917年美国社会主义者抨击美国参战计划，史多可先生因而退党，而且身先士卒，立即参军上了前线。洛思·哈立特一开始也赞同丈夫，认为德国是民主国家的威胁，她也离开了社会主义者的阵营，可是，她后来又开始转变，认为威尔逊总统推进的民主，与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国际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她不仅返回原来阵营，而且走向这个阵营的最左翼，加入“左翼社会党”。这一萌芽后来逐渐成长，长成了美国共产党的大树。

丈夫在前线浴血战斗，作为妻子的洛思·哈立特在家反战，她在全国旅行、演讲。后来，她给编辑的一封信里，强烈指责美国参战，认定政府是和奸商结盟。这封信的公开，引发广泛的公众讨论，也招致联邦检察官以违反间谍法对她提起诉讼，和戴博斯一样，她也在初审中被判十年监禁。但是她的律师马上成功进入上诉程序。她也就没有马上去坐牢。而且一刻也没有停止她的社会活动。

只是，无法想象一个自觉自愿、义无反顾投入战火的士兵，回来后和同一场战争的反战妻子如何再共同生活下去。政治理念分道扬镳，这对夫妇坚持了几年，最终还是劳燕分飞。

洛思·哈立特写了几本有关劳动妇女的书，他人研究她的书非常多，1992年，我家附近的佐治亚大学出版社，还出了一本介绍她的书《“我属于工人阶级”：Rose Pastor Stokes未完成的自传》。

四年前，年轻人不问政治享受生活；今天，数以万计走上街头。究竟是什么促成了这种巨变？

笔者曾全程报道2005年夏天伊朗举行的总统大选，在那次选举中，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内贾德令人震惊地首次获胜。当年我的任务不是报道整个选举过程，重点是在于介绍当地青年对于政治的态度。我花了三周时间与学生领袖、伊斯兰武装力量动员队（一个全部成员均为志愿者的准合法民兵组织）成员、疲惫的侍者以及都会时尚人士交谈。大多数人或是忙着找一份兼职工作，或是已经因现有的数个兼职工作而精疲力尽，总之他们对政治不太关注。而那些不必面对经济问题的年轻人则穿梭于画廊中，或在石榴果汁店购买迷幻药。

从整体上来看，笔者发现伊朗青年无论是虔诚的还是世俗的，显然都游离于政治之外。他们似乎更关注本身的当前自由，而不大愿意为政治变化冒任何风险。

然而四年过后，伊朗青年抛弃了对政治的冷淡，相反，他们数以千万计地走上街头，充满激情地抗议一场他们认为存在欺诈行为的大选。这些在2005年大选中甚至无心投票的年轻人现在成了严肃而勇敢的抗议者，以支持在他们心目中理应胜选的米尔·侯赛因·穆萨维；Facebook被屏蔽与这个国家推崇的殉道精神一起引发了更强烈的愤怒和抗议。

那么，伊朗的如此巨变究竟是因何产生的？内贾德担任总统时期的作为或许是原因之一。大多数伊朗人都感到现在的生活比四年前更加痛苦，这与他们的阶层、年龄和种族背景无关。现在伊朗各地抗议活动的剧烈程度同时暗示着一种绝望，这种根深蒂固的绝望，远不是对一场看来被盗取了成果的选举感到愤怒那么简单。笔者认为，这也反映了伊朗人对伊斯兰革命政体在根本上的反感，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这个政体已经变得不负责任、无视法律、贪污腐化，无法满足其人民最基本的需求。

2005年夏天，笔者作为一名记者迁至伊朗并建立家庭。我发现这里的生活虽然比较困难，但还是可以忍受的：经济形势虽然较差，但却有飞涨油价支撑；交通和污染都令人窒息，但至少你可以在街上搀着异性朋友的手，或者与异性朋友一起喝咖啡而不必担心会遭逮捕。书店里堆放着最新的西方畅销书，杂志和文学期刊繁荣昌盛。当局偶尔允许举行摇滚音乐会，并且容忍年轻妇女对伊斯兰着装法规的蔑视。就连一向严肃的阿亚图拉肖像壁画也被重新描画，带上了亲切的笑容。伊朗人仍然有着更高的追求，但如果有人问起他们的生活跟以前相比怎么样，大多数人都会回答比以前要好。

内贾德原教旨主义者的形象曾引起疑虑，人们担心他会以饱满的精力强制施行社会方面的种种限制。但镇压从未真的发生。内贾德宣称，比起妇女的面纱和着装，伊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关注；于是，4800万左右30岁以下伊朗人认为，他们业已视为理所当然的宽容将可以延续下去。

2005年末，内贾德在伊朗核计划问题上对西方采取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以扩大他在国内的政治影响。他把西方描绘成一个敌人，说其阻止伊朗发展科技，以此恐吓和削弱伊朗。此时恰逢乔治·布什总统牛仔式的夸夸其谈惹怒了不少伊朗人，这些人的情绪为内贾德的民族主义言论所激发，变得越来越自负。到了2006年春天，内贾德已经成功转型为一个国家英雄。即使是西化的、世俗的伊朗人也将他的口号“核技术是我们的绝对权利”挂在嘴边。那年春天，笔者参加的每一次宴会上都少不了有人在兴致勃勃地谈论他们的不凡总统。当他撤销一条禁止妇女观看足球比赛的禁令时，我的一个亲戚甚至拿他同伊朗20世纪的立国者伟大的礼萨·汗相提并论。

大多数伊朗人沉浸于总统核言论所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中，他们确信伊朗在世界上的威望与影响力正在恢复，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问题首先出现在经济方面，由于内贾德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0%，后来甚至更高。尽管我的工资是以美元支付的，可我在购买大量水果时也会感到价格过于昂贵；我的保姆家里开始有规律地每隔几天就吃一天的素，而我的一个朋友则不再购买能辅助治疗孩子疝气的进口婴儿奶粉。德黑兰的房产价格上涨了200%，数千对准备结婚的夫妇发现他们攒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房价的上涨。

经济的衰退使得人们转而开始反对总统，但真正决定他命运的，是他恢复了伊朗人视为古代史的严厉社会控制。在2007年夏天，当局四处出击，没收了德黑兰市内的所有非法卫星接收天线。一天清晨，一队警察突然袭击我们居住的楼房，一脚把设备从楼顶上踢了下来。我六岁的侄子为失去卡通频道而开始哭泣，泪眼朦胧的他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着警察没收邻居的手机，因为这位邻居正在用手机拍摄装满了天线的警用卡车。

这个夏天稍晚的时候，当局开展了一场全方位的恐吓活动，目标是那些被控着装不符伊斯兰风格的年轻人。在几周之内，警方就拘留了15万人，我认识的所有女性都出门去购买肥大的长袍，那可是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的着装。虽然这场着装风暴也将年轻男性列为目标，但女性却遭到当局特别残酷的对待。政府对女性的轻蔑与日俱增。它全然不顾伊朗人对西方制裁的恐惧，却把注意力放在一条可能助长一夫多妻制的法案上。在那之后不久，政府宣布了一个据称可以解决伊朗婚姻危机的计划。这个叫做“半独立婚姻”的计划，实际上不过是原有制度的一个空洞外壳，它确保男性具有合乎法律和教规的性权利，却剥夺了传统婚姻中女性拥有的安全和社会地位。在互联网新闻网站和报纸上，这个计划遭到女性的猛烈抨击。我的一个女性朋友是教英语的，原本男女同学可以一起听课，但后来两性学生却不得不分开。她抱怨政府是在拿七世纪的规则来对付现代女性。

更让伊朗人泄气的是政府当年夏天出台的汽油配给计划，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长长人龙。在晚上我们可能要等待数个小时才能给汽车加上油，后来对新计划感到愤怒的抗议者一把火烧光了我们住宅附近的加油站，我们从此不再使用汽车。伊朗的街道让我想起了战后的巴格达。出版审查制度愈加严厉，第七版的社会科学教科书因为没有通过审查而无法付印。道德警察显眼的白色警车在街上巡逻，让年轻人陷入无尽的焦虑之中无法自拔。

一天早上，我带着我的小孩到山边散步，这时一个十几岁的女警抓住我的胳膊，试图将我带到一辆警车上去。“你的袖子太短了，”她吼道，并且对附近其他人脸上的厌恶表情熟视无睹。就连我们那里的特产销售商，一个极其虔诚的人（他的妻子非常温柔，身上穿的是那种覆盖整个头和身体的长袍）也无法掩饰他对内贾德的愤怒。“他毁了这个国家，”他绕着堆起来的番茄和无花果飞快地踱着步子，“为什么没有人阻止他？”

我和我的家人2007年就离开了伊朗，后来我又去过那里几次，我发现人民的情绪正在向更深的绝望滑落。原本决心在伊朗度过一生的年轻亲属们如今在讨论移民。年龄稍长的朋友们在穆罕默德·哈塔米总统的八年任期中享受过温和的政策，精神负担大为减轻，但现在他们脸上刻满了愁苦。今年早些时候我在伊朗停留了一个月，在我看来，人们对六月的大选怀有矛盾的情绪，但无论如何，内贾德必须下台是他们共同的决心。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失去了教学的工作，原因是没有通过一个叫“你能正确祈祷吗？”的测验。一个亲属被要求参加部门的集体祈祷会，否则就会遭到解雇。人们早已习惯的有限自由、视为自然的开放风气现在已被夺走，但我认识的人大多数都对此感到不能理解。

即使是在内贾德上台之前，伊朗也面临着世界上最为严重的人才流失状况。每一年，这个国家最聪明、最有才华的年轻人离开祖国去西方工作，去建设别国的技术、医疗、航天事业。他们离开伊朗是因为在这里找不到与其教育程度相符的工作，而且大多数人认为伊朗的繁荣由阿亚图拉及其后裔们独享。即使是那些个人条件达不到移民要求的年轻人也认为伊朗是一个缺乏机会的国度，如果有机会他们宁愿在西方国家挣扎求存也不愿留在伊朗。

这种态势的出现远比内贾德的总统任期更早，三十多年以来，它一直在撕扯着伊朗的众多家庭。如果说一周以来的抗议活动中人们看到的形形色色脸庞强调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这种扎根于伊朗人内心深处的悲哀，他们的愤怒不是因这次选举而产生，而只是被选举的结果所扰动。今天，伊朗人正在表达他们对伊斯兰共和政府制度整体的不满。他们并不一定是要推翻这个政体，只是在表达他们对其无能失望到了何种程度。

这个星期我看到了许多来自伊朗的照片，但其中最令我震撼的照片，是那些愤怒的妇女攻击警察并领导抗议人群。在过去十年里，富有经验并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伊朗妇女试图以平和的方式改善现有的社会系统。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伊朗人有60%是女性，她们离开学校时拥有着对职业生涯的期望和对自己在家庭以及社会地位的现代态度。她们耐心地请求国家基于法律给予她们更公平的权利。但每一次她们遭受的都是轻蔑。她们在抗议活动中的活跃表现正是要告知政府，她们不会再继续忍受对她们的歧视和轻蔑。

记得在2001年，我参加了在德黑兰西部举行的一场足球聚会，当时那里有很多年轻人徘徊街头举行政治抗议。防暴警察迅速从阴影中冲出来，用警棍殴打抗议者。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和我自己都遭到殴打，我们两个走在躁动的城市街道上互相比较身上的瘀伤，并且讨论报纸上会不会提到这件事。第二天我们发现各报噤若寒蝉，于是我将身上的伤痕拍成照片，用电子邮件发给我的朋友们。

如今年轻的伊朗人正使用互联网，将抗议示威的新消息传播出去。世界各地似乎对他们掌握互联网的速度感到惊讶，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安静地实践了整整十年。

本文原载自英国《卫报》，作者阿扎徳·莫芬妮从1999年起为时代杂志和其他出版物报道伊朗。她与希尔琳·艾芭迪共同创作了《伊朗觉醒》，个人的著作有《口红圣战》以及最新出版的《德黑兰蜜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