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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比虚构更奇怪。这是因为虚构要讲可能性，但真相不受这个限制。”
 
这是马克 吐温的名言(“Truth is stranger than fiction, but it is because Fiction is obliged to stick to possibilities。 Truth isn’t.。”)。 吐温还有一句类似的话，叫作”真相比虚构更奇怪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虚构多少要让人觉得有一定道理” (It’s no wonder that truth is stranger than fiction. Fiction has to make sense.)。
 
这是吐温对人性之复杂难测、因而真相往往不是常情常理所能解释而发的感慨。话虽如此，在吐温那个年代和那个社会，”真相”和”虚构”之间看来至少还是有相当界限的，不然吐温就没有必要如此提醒世人了。或者我们可以说，作家容易夸张，吐温这句话中如果加一个限定词”真相有时比虚构更奇怪”，听上去就容易接受了。
 
然而吐温如果活到今天，他会看到世界上至少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他的”真相比虚构更奇怪”的名言不但不需要加限定词，甚至”奇怪”这个词还不够，用”离奇”才差不多。
 
在这个国家，一个身单力薄的少女被三个酒气醺天的大男人关在房间里按在沙发上，按照常情，除非她手上有自动武器，而三个男人手无寸铁，否则人们所能想象得出的真相中很难会有这个不但处于压倒性劣势、而且喊破天也没人来救的弱女”防卫过当”和”故意杀人”的余地。但法庭却说这是真相。
 
在这个国家，小孩玩的“躲猫猫”游戏不但能致一个青年男子于死地，而且这个意外并不是发生在什么悬崖峭壁或者高楼屋顶，而是发生在看守严密面积有限的囚室。据说这个倒霉蛋蒙着眼被踢打后撞到墙壁受伤，脑颅破裂不治而亡。此事在网上披露后很多网友纷纷表示“躲猫猫”致死人完全超出他们的想像力，但警方却坚持说这就是真相。
 
以上这两个真相虽然离奇，但过程还算简单，因此大致都还有前后连贯的情节。而那个风靡全国网络的”俯卧撑”事件，所有当事人的行为都缺乏前因后果，似乎发生在完全不同的时空然后由蒙太奇和谐到了一起，尤其是那三个俯卧撑，就像是做在虚无缥缈中。然而根据当地政府，这就是真相。
 
最近这几天湖北石首一家饭店发生的厨师离奇坠楼死亡案又是一个”真相”和常情完全不符的例子。人们之所以不相信这个厨师是自杀，不但是因为他身上伤痕累累，而且因为这家饭店就像是一座鬼楼，此前有过离奇死亡案，那个厨师死后又在原地发现更多的骸骨，但官方仍然一口咬定厨师是跳楼自杀。这还不够，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真相”，官方出动了数万军警去和平头百姓抢那个厨师的尸体，这就不但更离奇，而且有超现实的味道了。
 
然而这还不是最出格的真相。1989年春天，几十万由坦克和机枪装备起来的野战军不但不能保护自己，反而被手无寸铁的”暴徒”打死打伤数百名。这样和常识相悖到了令人震惊的”真相”，难怪公布并重复了20年，真信的人还真是不多。
 
至于再往前的那些”真相”，例如国家主席的画皮突然被揭、暴露出叛徒特务内奸的真面目等等，不说也罢。
 
面对如此”真相”，人们开始还难免问一声”这可能吗?”但时间一长，经历一多，渐渐便明白一个道理:在这个国家，”真相”就是比虚构更离奇。有这样离奇的”真相”，也就难怪有越来越多”不明真相”和”听谣传谣”的群众。因为和”真相”相比，”谣言”反倒显得朴实可信。
 
相信马克 吐温如果在世，他一定会掷笔长叹道: “真相比谣言更离奇。谣言还要讲一点捕风捉影，真相可以什么都不顾!”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与畏罪潜逃、一直生活在恐惧中的官方不同，民间这20年来怀抱不灭的希望，一直生活在等待之中。20年来官方为了隐瞒罪行，刻意采取了一系列掩盖动作，民间也一片死寂，无所作为。这一切使人们不禁想问：难道罪恶真的战胜了正义？难道公理真的输给了强权？难道黑白真的可以永远颠倒？难道枪口下的冤魂永远等不来昭雪的一天？难道所有的等待注定是一场空？……有人在等待中追问，有人在追问中等待。也许20年的等待的确过于漫长了，使得一部分人们开始健忘、开始失去耐心、甚至开始陷入绝望。

其实每个人都清楚，1989以来20年的等待虽然漫长，但这种等待决不是无望的。我在2006年曾写有《为公元1989年辩护》一文。那是我17年来第一次以文字形式公开反对1989年民主运动”失败论”。我从来不认为1989年的民主运动是失败的，20年前这样认为，20年后仍这样认为。

在中国结束极权体制，远不是公元1989年的任务，甚至也不是公元2009年的任务，需要民众为之长期努力。当然，现在的人们对此应该不会有异议，因为这已成为历史事实。1989年的民主运动，在我眼里只是争取民主权利的漫长过程中的一个必经步骤，是对1980年代启蒙成果的一次全面检验，是一次最为广泛的全民动员，是全国范围的第一次为争取民主权利而进行的力量展示，甚至它也是一次更为直接的公民训练和民主启蒙。在1989之后，还需要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持续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1989年的民主运动已经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它非常成功。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提前辞职离开白宫不久，曾著有《1999：不战而胜》一书，他天才的预言东方专制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将在上个世纪末分出胜负。历史的实际进程比尼克松的预言提前了10年时间，欧洲东部的极权体制在1989年后半年像雪崩一样垮台了，但亚洲东部的极权体制在1989年6月用刺刀扭转了自己险些提前失败的命运，并使其寿命成功地向后延续了20年，而且可能还将再延长下去。如果以尼克松的预言为标准来判断，则1989民主运动无疑是失败的，它未能在1989年提前终结中国的极权体制，甚至在1999年的正确时间也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但在我看来，1989民主运动虽未在特定时间阶段终结极权体制，但已经给了它致命一击。6月3日夜间响起的枪声，已经启动了极权体制在中国死亡的倒计时钟。表面看，1989持续近2个月的全国民主运动是因，6月4日屠杀是果，屠杀是极权体制在生死关头的”自卫”行为，如果再不举起屠刀，就将比其东欧的那些同志们提前半年退出历史舞台。但恰恰是这个在它自己看来是必须采取、别无选择的”自卫”行为，成为极权体制不日而亡的致命伤。经历了1989的致命一击，极权体制从脚步踉跄中又站起来了，而且似乎把自己的脚跟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得更稳了，仿佛可以千秋万代屹立不倒。但这一切都是幻象，只有它自己最清楚，在其华丽外衣的下边，1989年留下的致命伤口没有一天不在隐隐作疼。我相信，当人们在未来回头再看1989时，会重新发现它的伟大功绩。

我说过，长达20年的或者更长的等待决不是无望的。在1949之后，中国人被体制的鸿沟分隔在不同的地域空间，不管是生活在香港、台湾还是大陆的人，在1989年之前，从来没有想到彼此的心原来贴得那样近。台北街头的绝食静坐者分明觉得自己的泪水和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流在一处，而罗湖桥南头每天声势浩大的游行，更是直接把自己和天安门广场捆绑在一起，就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也强烈的感觉到，民族的血脉是大山大洋无法隔断的。只有在呼唤民主、争取自由的那一刻，中国人不分港、台和大陆，他们发现彼此同呼吸共命运，心脏按照同一个节拍跳动。1989的初夏，所有中国人也是第一次发现自己和世界离得那样近，和世界上一切善良民族是那样亲密，那样容易沟通，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也第一次发现自己以华人身份受到了他人发自内心的尊重……1989民主运动超越历史时空，第一次把中国人结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也是所有人始料不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1989之后，不管需要等待多久，都是值得的。

1989民主运动虽未立刻为中国人争取到自由权利，但它已经成为横亘在极权体制穷途末路上的一块巨石，20年来，官方每天都想跨越过去，把它扔在身后，但时至今日，它发现自己仍绕不过去，而且将来也不会绕过去。我可以预言，当中国的极权体制在某一天轰然倒下时，人们将会惊讶的发现，它的尸体是从1989年的伤口开始腐烂的。20年来人们一直在默默等待着这一刻。怀着这个期盼，人们已经等待了20年。20年虽然过于漫长，但人们决不会放弃这份期盼。而这份期盼，就是1989播给未来的种子。从这个意义上说，1989的民主运动与失败无关。

沉默并不是屈服，等待也不是放弃。1989之后的全民噤声，既是”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当然也是无声的抗议。官方虽想极力逃离犯罪现场，永远隐匿罪证，但民众不会撤离，1989之后的沉默，就是对阵地的特殊坚守。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1989之后的等待，决不会落空。我同样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为了自由的到来，不管需要等待多久，都是值得的。1989之后，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沉默中，极权体制和自由力量彼消此长，随着时间的流逝，极权体制在一天一天衰老，而1989播下的自由种子，正在人们的心中慢慢发芽。

历史的玄机有时就是这样奇怪，当你满怀信心的等待时，你等来的是一次次失望，也许就在你准备放弃时，那个时刻却意外降临。

2009-05-17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一九零三年出生于俄国基辅的一个犹太银行家家庭。十月革命之后，她移居巴黎，开始写作。二战爆发之后，她躲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后来被纳粹抓捕，一九四二年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尽管在短暂的一生中没有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在苏俄和纳粹德国两大专制政权的阴影下苦苦挣扎，伊莱娜却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在她去世六十年之后，她的女儿在母亲的遗物中发现了一部未完成的小说《法兰西组曲》。这部作品出版之后，破例获得了当年度法国雷诺多文学奖，她的其他作品也受到世人的瞩目。美国《欧普拉杂志》评论说：”她的视野宛如托尔斯泰，她看到了人性的丰富与人生的乏味，然后成功地以一种深情、克制和绝对诚实的笔调将它们糅合在一起。”伊莱娜的中篇小说《库里洛夫事件》根据当时真实的历史事件写成，是一部反思俄国革命的杰作。这部”一个人的俄国革命史”，将”革命”从神坛上请下来，揭示出以暴易暴的方式只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而当这部小说重新回归祖国的时候，庞大的苏联早已不复存在，历史的吊诡让人嗟叹不已。

小说的主人公莱昂，早在童年时代便失去了父母。他的父母都是从事恐怖活动的革命者，他们看到沙皇制度的不义与暴虐，便选择最为决绝的方式–暗杀–来改变现状。莱昂的父亲被捕之后死在流放地，母亲带着孩子流亡到瑞士，不久亦死于疾病。是革命组织将他养大的，所以，对于这个单纯的青年来说，”我生来就属于党。最初的几年，我深信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在所难免，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就像人们要做生意一样合理。在我心中，对个人权利的热爱和我缺乏的、对人类某种热情的渴求同样强烈。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我才能找到我想要的。”组织上派遣莱昂潜回俄国，去执行一项特别的任务：暗杀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沙皇的亲信、冷酷残暴的教育大臣库里洛夫。莱昂用伪造的护照和推荐信获得了库里洛夫的信任，成为其私人医生。

经过与库里洛夫一家朝夕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莱昂发现库里洛夫并非十恶不赦的魔鬼，他不过是被权力控制的可怜人罢了：一方面，库里洛夫真心爱着再婚的妻子、年老色衰的法国女演员，甚至拒绝沙皇要他结束这个”不名誉的婚姻”的建议，因而被免去了教育大臣的职位；另一方面，库里洛夫又刻意笼络沙皇的宠臣达利男爵，甚至强迫女儿嫁给达利的儿子，谁知达利却暗中夺去了他的官职，他成为宫廷政治的牺牲品。库里洛夫身患肝癌，每天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却还要废寝忘食地工作，当妻子劝说他早日退休、移居巴黎、安享晚年的时候，他却表示死也要死在工作岗位上。这种人生态度，一方面是因为权力的诱惑，正如在一九一七年之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短暂地担任过契卡特派员的莱昂，也曾沉醉于对他人的生命可以生杀予夺的权力一样，”权力，是压迫在人类命运上的幻影，像烟酒一样容易上瘾，有百害而无一利。一旦失去，便会感到深深的折磨和无尽的痛苦”。另一方面，库里洛夫也有自己的理想，那就是维护沙皇的专制统治。在压制学生运动的时候，他已经发现专制大厦的根基出现了摇动。但他仍然要捍卫这即将被革命席卷而去的旧秩序，他给全国学校下命令说：”在所有的俄国文学课和历史课上，教师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唤醒年轻学生温柔的灵魂对陛下和皇室家族的强烈的爱，让学生永远忠诚于沙皇统治下的神圣制度与传统。”尽管语气斩钉截铁，但这样的命令究竟能被执行到什么样的程度，却非他所能控制。

作为高级官员和贵族生活圈子的旁观者，莱昂对这些人的感情逐渐由仇恨和愤怒变成了轻蔑和怜悯。库里洛夫冷酷地对待那些上门来哀求他的百姓，那些入狱的学生的父母，那一时刻，他如同高高在上的神祗；但是，当他入宫叩见沙皇的时候，却被拒之于门外，跟被他所拒绝的人居然如此相似。库里洛夫本人也意识自己不过是一名”镀金的奴才”而已。当学生运动被沙皇的骑兵镇压之后，他在深夜亲自跑到大学里去，指挥搬运死难学生的尸体，将这一事件处理得不留痕迹。而取代他担任教育大臣的达利，比他更残暴，也比他更愚蠢。达利拒不接见请愿的学生，将学生逼上街头，以致被沙皇的卫队射杀于冬宫的窗户之下。国际国内舆论一时间千夫所指，沙皇不得不罢免达利，而重新起用库里洛夫。”回炉”的库里洛夫骄傲地对莱昂吐露了心声：”我必须实现我的价值，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为皇上、国家以及被失败的革命者引入歧途的不幸孩子们效力，直到最后一口气。我必须监视这些孩子，如果必要，我会像个父亲一样对待他们，而不是像达利一样，把他们看作敌人。因为他的玩忽职守，让孩子们白白送了命。”如此来看，暗杀库里洛夫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其结果只能遭致一个比他更凶残的人来充当其继任者。

从策略上说，杀死库里洛夫属于不智；从更高的生命伦理上来看，谁有杀人的权柄呢？哪个人是绝对”该死”的呢？莱昂逐渐对昔日认定的”为民除害”的神圣使命产生了怀疑，并不是他认为库里洛夫有多么”好”，而是看到这个苟延残喘家伙其实是一个可怜虫。莱昂的上级告诉他，对残暴的官员施行暗杀，乃是”为了多数人的幸福而摧毁不公正的事物”。但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事物”，而公正是否真的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他反问说：”为什么？究竟谁才是公正的？对我，这些人对我又做了什么？猎手是无法下手杀死自己一手照顾的动物的。然而，既然我们活在这世上，就必须参与这个游戏。……我将自己熟识的人送向了死亡，如同我的兄弟，如同我的灵魂。”莱昂面对的问题，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那个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面对的问题一样。一开始，拉斯科尔尼科夫从坚硬的理性出发，认为杀死像”垃圾”一样的、阻碍历史进步的老太婆是正义之举，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因此成了”恶”的一部分。正如拉斯科尔尼科夫未必就比他杀死的那个贪婪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更高尚一样，莱昂也未必就比他即将刺杀的教育大臣库里洛夫更高尚。莱昂放弃了刺杀任务，当他的同伴代他杀炸死库里洛夫之后，他亦被捕入狱。只是因为皇太子诞生，沙皇宣布大赦，他才得以逃脱死刑。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莱昂加入布尔什维克阵营，在担任契卡特派员审问并处死”敌人”的时候，他并不比库里洛夫仁慈–“人们可以轻易地杀害陌生的人，杀害一个个人类的生灵，就像我所见过的那些人，在一九一九年的那些夜晚，不知杀害了多少生命，就连他们自己也难逃一劫”。最终，莱昂还是忍受不了杀人的工作，在绞肉机即将把他卷进去的前夕，拿着一名被杀害的囚徒的护照逃往到了法国。

杀人的权柄属于上帝，当有人僭越和偷窃了这一权柄之后，人人相杀便进入一种难以中止的恶性循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群魔》中，早就预见到此后俄国将血流成河的悲剧，别尔嘉耶夫更是形象地描述道：”胜利与统治地位总是意味着辩证的蜕化以及向着与曾为之而斗争的东西相反的东西的转化。一切革命都是如此。”莱昂在瑞士长大，也许因此患上了”小资产阶级的多愁善感”，他没有成为斯大林式的铁腕人物。斯大林具有”钢铁姓名”–在俄语中，”斯大林”的意思即为”钢铁”，他不懂得什么是怜悯和同情，什么是同志情和荣誉感。他把良心看作”怪物”，至少良心在任何时候也不能”妨碍”他。斯大林是权力运作的大师，权力也将其异化了，正如《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所指出的那样：”斯大林的残暴不单纯是妄想狂和头脑发热的结果，它是一种混合物，将残忍与谨慎，妄想与精明，孤立的野蛮行为与对于人的本性的极为现实冷静的把握糅合在一起。这使得斯大林这个人对于它的追随者和它的敌人来说都是同样危险的，又是同样的令人着迷。他的阴谋几乎具有几何性质的精确。”斯大林只要用铅笔在名单的一角写上个把字或者只是向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说一声”同意”，事情就全部解决了。就是说，所有这些人都要在今明两天永远消失，操纵惩罚机器的是那些秘密警察，领袖本人只需要知道一下干巴巴的统计数字。

这就是作为国家政策的阶级屠杀与种族屠杀，与作为个体恐怖活动的暗杀之间的根本区别，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在为《怎样研究苏俄》一书所做的注释中，精辟地论述了这种差别：”共产党是把俄国虚无主义者的恐怖政策更有系统更广泛地施行，虚无主义者之施行恐怖政策，只限于以沙皇为首的少数权要人物。共产党则把恐怖施之于被控制地区中的所有分子，甚至全世界。如果说虚无主义者施行恐怖是一首抒情诗，则共产党之施行恐怖是一篇博士论文。”所以，从事暗杀活动的虚无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们，在十月革命之后，要么”进化”为布尔什维克党人，要么被布尔什维克党消灭，像莱昂那样”不合作”并得以移居海外的人寥寥无几。

所有蔑视人的生命的价值都是邪恶的价值。沙皇的统治固然是恶的，但用一种更大的恶来终结它，只能让老百姓生活在更可怕的黑暗之中。库里洛夫在看到学生们的尸体的时候，还多少有点愧疚感，也给一名死去的学生的母亲一点点补偿；而斯大林连这点仁慈之心都没有，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指出：”斯大林是个残酷的政治家，他在整个一生执行这种政策的时候，一点也不考虑起码的道德价值观。因此，对于独裁者来说，人是个工具，是个统计单位，是一大片不成形的物料中的一块。”多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这样的统治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美丽新世界”是不能在骷髅山上建设成功的，所以他开始了根本性的改革–“我们进行’新思维’的尝试，无非就是要复活全人类的价值，承认自由与人权，让朴素的道德规范与人类社会的法则真正得以复苏。”这一改革最终的结果是结束了以杀人来维系的苏联体制。倘若伊莱娜地下有知，是否会为此而感到#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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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几十年，直到互联网出现，我才发现总算有一个地方发表不被编辑和审查的作品了。于是，辞掉了国外正规的工作，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网络小说作者。那是2004年底的事……那年，我离不惑之年只有365天了，也许是憋得太久的缘故，结果，一泄如注，一年半的时间写了《致命系列》三部曲等八、九部中长篇小说，将近130万字……

写到中国的苦难、灾难以及同胞的悲哀，有时我自己都被书中的故事弄得泪流满面，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显然已经进入状况了。小说出来后，算是得到了回报，当时网络上的读者特别是海外华人华侨给我写来一封又一封的信件，谢谢我让他们窥探了间谍世界，也让他们认识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实际上，我后来一再坦白交代，当时我在国外创作小说，那些所谓幻想出来的故事，几乎全部是当时刊登在中国官方新闻报纸和海外中文报纸上的真实故事为原型，例如受伤后的农民工因为买不起火车票而从打工地爬了一千里路返回家乡……

2007年初我回到了1997年离开后很少几次回来的中国大陆，发现我竟然比在国外时更加无法了解中国了，于是接触了网络，同时才发现，在海外中文媒体甚至西方媒体中看到的新闻并不是全面的，我上网了，炒股了，泡女了……同时，我想，既然回到了大陆，应该有更丰富的创作素材，能够让我的小说更上一层楼，可是——

可是，我随即发现了问题，我面对了一个几千年未有之中国，在这块土地上，或者说，在这块第一次被互联网相对真实地反映出来的土地上，发生着千奇百怪的远远超过任何小说家能够想象的奇闻异事，而当山西黑窑洞的奴隶孩子暴光后，当我在网络上直视这些孩子的眼睛的时候，我几乎崩溃了，这些孩子眼中的天真和沧桑让我受不了，但更让我受不了几乎崩溃的却是：我那从小就有的要成为伟大小说家的梦想刹那间——彻底破灭了！

我曾经绞尽脑汁幻想出自认为超过了《悲惨世界》的凄惨故事，可是，我那些故事，如果和现实的中国相比，简直无异于歌功颂德！我崩溃，是我突然意识到，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任何自诩想象力丰富的小说家注定要成为笑柄。在目前的中国，除非你写奇幻小说，写第88个星球上的离奇故事，或者你每天去记录下这个地方发生的真实故事，否则，你的想象力永远无法超越在黑窑洞里儿童们那童稚的目光……

去年六月这个时候，我奋笔写下我2007年最牛的一篇时评《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自那时起，决定封笔不写小说了。可是哥们姐们不乐意了，我就只好说忙。其实，我有自知自明啊，一篇小说要写几个月，如果我在现实中找到了原型，例如某件悲惨、或者离奇的事，等我加盐添醋地编出来了，抬头一看，却发现短短几个月里，现实世界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更悲惨，更离奇的故事推陈出新……

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也经过哥们姐们的多方疏导，我决定以博客为阵地写时评，一，可以配合我的博士研究项目；二，可以把我小说中准备用那些惊险故事推而广之的理念化整为零，由小说的批发转为用博客零售……

于是在2007年6月后，我开始把业余写作的主要时间放在时评写作上，当然，由于没有经过训练，更没有一家国内像样的报纸杂志肯接受我为专栏作家，所以说是写时评，其实只是杨氏日记而已。而且，大概因为没有篇幅限制，加上写小说讲故事啰嗦惯了，我的时评文章都偏长，结果——

前两天北京一个女编辑给我打电话，杨老师，我常常看你的时评……

那女编辑声音很好听，我又听她说“常常看”，简直是心花怒放啊，于是咳嗽一声想谦虚一两句，可是，她接下来的话却打断了我：……只是我一篇也没有看完，太长了耶……

心都凉透了啊，各位。可是，说实话，一个人的写作风格是很难改变的，否则我就不是博客杨恒均了，就可能是堂堂正正的专栏作家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网络上总算出了一帮不畏艰难险阻，要挑战自我极限，据说每一次都能够坚持阅读完我的博客，他们成为我继续写下去的精神支柱。

可是，网络在提速，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加速了，总体来讲，读者越来越没有耐心看长篇大论了（大家请注意，网络的发展趋势：从网络长篇小说到博客和时评，然后到微博客等等），我面临“失业”的困境……

写时评无非是要把事情说清楚，要让你的哥们姐们和你一样去思考，大家如果思考到一起去了，又可以去影响或者改变周围，可是，我做到了吗？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做到，可效果又如何？听说有的读者晚上看我的文章弄得无法睡好，因太长时间对着电脑而把眼睛弄坏了的，有一个读者的老婆当面向我告状，希望我不要写那么长，弄得我心里很不安，也不好受……

我没有改变世界，倒把我读者弄成了一个一个近视眼和夜猫子——不行，我应该写短一点，再写短一点……于是我去阅读当今时评家的文章，不错，比我的容易读，可是，有些却觉得并没有说清楚，有些也不短……

怎么办呢？是因为没有说清楚，还是因为太长？不知道是我们这些写时评的作者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网民们越来越不耐烦读博客了，因为——因为横空出世，互联网上出现了历史上最牛的，也是最短小精悍的“时评”——

就在我们胡主席发出了“以人为本”，就在大家激动得要从新找到老百姓在历史上崭新的定位的时候，那位海事局长喊出了历史上最短的一句话时评：你们老百姓算个屁！

就在上访户弄得一些地方贪官们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位北大的教授发出了具有科学眼光的时评：老上访户99%有精神病！

……

还有迄今为止，不但比我所有的阐述党群关系，国家政权和人民关系、自由和民主等等加起来都更加牛逼的天下第一的“时评”——那是河南郑州规划局一位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的话：

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这一句话让记者目瞪口呆，也让后来听到的所有的党员干部和老百姓们目瞪口呆，当然也让我杨恒均目瞪口呆……虽然大家最后都回过神来，可是回过神来的我却比任何人都多了一份伤心，一份灰心，一份绝望、一份悲哀……你们到底还让不让人活啊？

我写小说，你们用事实把我弄得想象力枯竭，可等我改弦易帜地写了一百多万字的时评， 你们却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却深刻得不能再深刻的一句话，点明了我用一百多万字想说清楚可至今没有说清楚的，想激起大家思考却大家都不肯思考，想让大家激动可大家就是不动的……我一个四十多岁才拿到博士的中年人啊，写那么多G8 时评，你以为我不累吗？你忍心竟然让一位小小的估计大学文凭都很山寨的副局长站出来，竟然只用那么弱弱的一句，一句啊，竟然让我痛不欲生……

你们，到底还让不让人我活啊，只要有你们在，我这种时评作者真是多余的，你们，怎么会那麽有才？一句话，抵得上我一百万字啊；你们，才是当之无愧的时评家啊！

——是你们，用言简意赅的“时评”启蒙着民众；是你们，在引导他们思考、思索和探索……是你们，用发自肺腑的一句话的“时评”，在老百姓奔向光明之路上，挥舞着前进的航标……

杨恒均 2009-6-20 沉重纪念《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问世两周年，暨沉痛悼念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封笔两周年……

我的《文革受难者》一书里有659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悲惨故事。

出版前曾经有人提出，这么多名字，缺乏可读性，删掉一些吧。我断然拒绝了，虽然我平常不是个喜欢拒绝的人。幸好出版人同意了我的坚持。书出版后，很多位读者说，这本用小号字密密排印的50万字的书，让他们读起来就“放不下”。这使我对自己当初拒绝删去名字的决定感到放心。 “可读性”不是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但是显然，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对读者有了很大的吸引力。

另一种批评意见正相反。有人问，文革的受难者那么多，你只写了659个不是太少了吗？对这种批评，我全部接收。我总是说，是啊，我做得很不够，应该做得更多。有时候，我还会诚心邀请说：您可以帮助来做吗？我从不反对这种批评，因为我知道这项工作还差得有多远。

今年3月25日，俄国出版了两张光碟，光碟上有一百三十万个名字，是斯大林恐怖政治的受难者。看到报纸上的这个消息，尽管先前已经读过不少有关书籍，知道斯大林的迫害规模之大和程度之深，我还是深感震动。一百三十万，多么大的数字。这是一百三十万个人，曾经像我们一样存在过的生命。

学校图书馆的俄文采购应我的请求去订这套光碟。远在俄国的制作人回信说他们不收费，只是经费有限，不能用快件寄来。好多个星期之后，光碟寄到了。我把光碟插进电脑打开。在首页上首先看到了“1345796”数字。这个数字长得让人感到像一个身份证或者书本出版的编号，而不是一个实数。顿了一顿，我才意识到这就是报纸说的“一百三十万”的受难者数字。光碟里有他们的名字，履历，还有照片。一个人一个人地陈列出来，总数当然就是要准确到个位的。人的单位本来就是“个”，而不是“万”。

在数字如此浩大的受难者中，有四万四千五百人是由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批准逮捕的。在383份打字名单上，留下了大恐怖的最高领导人们手写的批准和签名。光碟上有这些名单和批示的一页一页的照片。斯大林用红色铅笔写下了大而潦草的“照办”以及他的签名。他真是把他自己当成了阎王，可以批点生死簿，把一大批一大批人送下地狱。在历史上，在他之前，还没有哪个统治者有这样的权力和用这样的方式来剥夺千万人的命运。

能送到政治局批准的，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有的时候，斯大林还会从长长的名单中勾去一个或者两个名字，比如，他曾经把一位女士Lily Brik的名字勾去了，他对专管捕人关人处死人的内务部长叶若夫说：“我们不碰马雅科夫斯基的妻子。” 明显可以看出斯大林其实并不在意名单上的人有什么罪状，因为他知道那都是为了治罪而编织出来的。马雅科夫斯基那时已经死亡，他是著名诗人，曾经热情歌颂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国1950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里收有他的诗。

至于一百三十万中的普通人的名字，是不会送给斯大林阅读的。对斯大林来说，一百三十万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他要下面完成的杀人、判刑和送劳改营的数字。他写过一张字条：“我把Krasnoyask地区的第一类囚犯人数提高到6，600.”当时的逮捕和处罚“反革命”的命令打印出来，好像财政预算书一样，其中把人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枪毙，“第二类”是送劳改营。只有对地位很高或者比较特别的人，他和政治局需要直接的接近的控制，需要审批名单。在斯大林笔下，处死一个地区的6，600人，比杀死此数的猫或狗还轻松简单。

这套光碟的标记，是一支燃烧的蜡烛。这个构图意味着纪念和追思。这个标记线条简单而含义明晰，是很好的设计。光碟上也有一些各地人们建立的受难者纪念碑。从照片看，这些纪念碑都不是高大华丽的那种，但是朴素的样子和较小的尺寸，反而使人感到人们实在的悲痛和心底的记忆。

在光碟的资料来源介绍中，有一些书籍的封面。这些封面设计中，有多个以一截带刺钩的铁丝网为主要构图部分。这是劳改营和压迫、监禁的象征。1967年，当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第一部关于政治迫害系统的大型作品《古拉格群岛》的时候，他在“后记”中指出，那一年是两个周年纪念的年头，即：建立了古拉格群岛的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周年和发明铁丝网一百周年。正是铁丝网在建立劳改营方面的使用和劳改营前所未地广泛建立，把两个本来并不相干的周年联系在一起。铁丝网成为那段历史的象征物。

数字化技术使得光碟的承载能力及其可观。一张光碟上可以装载的资料非常之多。我买过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光碟。在书架上，大英百科全书是一大排又厚又重的书，数字化后，也只是两张光碟。而苏联政治恐怖的受难者，因其浩大的人数，竟然也要装满两张光碟。这是多么巨大的人类的惨剧。两张光碟，很小很轻。但是这两张光碟，装载的是多么沉重的痛苦，如此众多的生命，实在是太重太重。

这两张光碟记录了俄国人遭受规模空前的政治恐怖，从另一方面说，这两张光碟的制作也是一项令人惊讶的人权和历史工程。这是俄国人长期努力的结果。在索尔仁尼琴的三卷《古拉格群岛》中，描写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和227个人提供的口述、回忆录和书信，勾勒出这套迫害性制度的框架和轮廓。因为这本书1970年他被驱逐出境。

但是记载受难者的努力一直在持续。有一个年轻人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Dima Yurasov 生于1964年，像其他同龄孩子一样，当局不提过去的政策使他们对斯大林时代的历史一无所知。他在高中时偶然读到关于迫害杀戮以及斯大林死后的“平反”。但是当时正是新斯大林主义气氛笼罩的时候，连他的母亲也不跟他谈过去的事情。 他立志学习历史。他成绩优异，却没有去考名牌大学，而是进了历史档案馆，查找事实记录。后来他被征兵，他写的历史小说手稿被人告发了，手稿被没收，他被迫“检讨”。离开军队后他考入最高法院当了一名职员。他设计了一张关于受难者的标准表格，包括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死亡时间，民族，党派，社会背景，最后的工作地点和被捕前的身份，被逮捕和迫害的事实，平反状况。在18个月里，他做出了十万张受难者的卡片。此事被上司发现后，他被开除。他当了卡车司机。

1987年，在作家中心的一个集会上，开始的发言者们都只是用一些隐喻和拐弯抹角的话来谈论过去。老一代的人惯于用这种方式说话，他们最直接的抱怨仅仅是得不到信息。Dima产生了受挫感。在散会之前，这个23岁的年轻人走上台去，描述了他做的工作，他说他已经收集了123，000张受难者卡片。他告诉听众，他看到了最高法院院长给赫鲁晓夫的机密信件，从1953年到1957年，60万人得到了平反，从1963到1967年，又有61万2千5百人得到了平反。听众被深深震动。主持会的一位年老的历史学者，激动地说：“这个年轻人知道得比我们都多。我对他非常感激。”

在这12万3千名字之后，名字继续增加。2000年，发行了上面有60万个受难者的光碟。然后，经过努力，这个数字又增加了一倍。

去年在美国出版的的一部近700页的英文书《古拉格：一个历史》，对整个迫害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记载。这本书的作者Anne Applebaum是美国人，她没有俄国人的亲身经历，但她做了29个采访，阅读了大量的俄文原材料，包括档案资料和发表物。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有一个以上的引文，关于材料出处的注解就有49页，引用过的文章有三百多篇。这本书写得扎实，细致，清楚，条理分明，是一本优秀的著作。今年看到这本书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报道，我开玩笑说：好像我在评奖委员会里面似的。同时我也意识到，作为这本书的基础的材料，显然是来自俄国人已经完成的大量的有关工作。

“种族灭绝”，“大宗谋杀”，这些词语现在被用来描述二十世纪发生的反人类罪行。到底“种族”“大宗”有多大？不是几百，不是几千，也不是几万。这两张光碟提供的，是一百三十四万多个人。而且，这不是全部受难者，只是有记录的经过法庭审讯的人。光碟制作者说，受难者总数有十倍于此。他们还在继续作。

谁是做这项受难者名字工程的人？报纸介绍说是一个很小的但是非常有奉献精神的群体。光碟发行时，他们的一名发言人说，作这项工程是为了记录历史真相，揭露斯大林的罪恶，也是一项社会的道德自救。

关于最后一点，我想他们自己就是一个典范。这不是一项由政府支持的工程，人力物力都不宽裕，工作量如此巨大，工作中接触的材料只有令人悲伤的内容。长年累月致力于此，必需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和软弱。只有在很强烈的道德力量支持下才能坚持。

阅读斯大林时代的故事，对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来说会有双重的痛苦：既为俄国人的悲惨遭遇，也为在中国发生过的极其类似的事情：迫害的规模、性质和手段，甚至一些细节。

在斯大林时代发生过的事情，在毛泽东时代也发生过。中国也有过最高领导人签名大批逮捕关押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的命令，有过为红卫兵打死数千老百姓欢呼叫好的中央文件，有过指导如何进行“群众专政”、召开“斗争会”和建立“牛棚”的各种高层指示。最主要的是，中国也有过千千万万的政治恐怖的受难者，人数不会少于俄国。

而这里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俄国人已经把130万个受难者的名字书写出来了。他们没有觉得名单太长、没有人会感兴趣。他们坚持努力，不但为受难者平反，也记载他们的名字和遭遇。他们坚持要还给死者名字和尊严，实际上也是为生者的存在作肯定。他们所完成的，是他们个人的努力成果，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的伟大人文传统。

近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这个《意见》表示，相关行政部门正在研究物业税方案，并将择日开 征。这个《意见》还透露，国务院将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用行政权力来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很显然，在经济危机给土地财政 带来的重大压力之下，政府试图加大从民间汲取财富的力度。政府财税部门还一直在等待时机给物业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奢侈品消费税、环境税、赠与税等颁 发出生证。一串长长的新税种正在排队等待光临纳税人。相关部门的体制内专家也分别对加强收入分配调节、扩大与加强税收进行大力论证，并提出种种必要性。然 而，这些必要性是否成立，却值得分析。

“必要性”之一：据称，加大税收、用行政权力调节收入分配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中 国经济走出危机。据体制内的专家称，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将是刺激内需增长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可是，为什么内需不足？表面上看是消费率过低直接造成了 内需不足。然而，中国的民众为什么消费率过低？一是因为他们手头的钱少。二是对自己未来的经济状况没有信心。重税将使纳税人更穷，对未来更没有信心。一个 多月前，美国福布斯杂志再次发布最新的各国税负排行榜，中国排名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中国从上榜以来一直是居高不下。在高税收低福利方面，中国名列世界各 国前茅。上述一系列税收推出之后，中国纳税人的税负就重上加重，需求也必将进一步萎缩。所以重税将遏制内需，消减信心。

“必要性”之二：据称，中国贫富差距显着，加大税收、剥夺富人可以缩小贫富差距。然而，这个差距不是像宣传的那样存在于穷人与富人之间，而是存在于政府与 民众中间，其原因也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由制度性的腐败和权力介入导致的。经济学家陈志武的研究表明，国有制、极强的政府管制以及不受制约的行政权 力，是导致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本原因。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全国老百姓的资源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然后，这些 机构再把集中控制起来的这些资源和发展机会优先分配给那些有权力、有关系的地区和个人。行政权力掌握了所有重大的经济资源和项目审批权，这也逼着每个想发 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结果是权力越集中的地方财富也越集中，收入金字塔结构与权力金字塔完全同构。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民谚：城市像欧洲一样，农村像 非洲一样，官员像大款一样，农民像难民一样。老百姓的财富长期增长缓慢，其原因不是富人拿走的太多，而是政府拿走的太多。难怪纳税人有这样的感受：再穷不 能穷政府，再苦不能苦干部。如果进一步用权力来取代效率，必将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尤其是官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 必要性”之三：据称，用权力进行收入再分配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这一判断认为收入差距过大必将积聚、诱发诸多社会矛盾，必将导致社会不安定。然而，目前的 社会矛盾不是贫富差距引起的，而主要是官商结合和权力不受制约引起的。所以，说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社会矛盾加剧是张冠李戴。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听说轻徭薄 赋、让利于民导致政治不稳定，从来都是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强权苛政，导致民众铤而走险揭竿而起。最近发生的邓玉娇杀恶官案及其所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就 是一个典型。

在中国，不论是贫富沖突，还是官民沖突，其背后都是不受约束的专横权力在作祟，不论这种权力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用重税剥 夺，不在于权力主导的再分配制度，而是在于限制专横的权力，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如果专横的权力得不到约束与制衡，二十年前发生的事件，以后还将发 生，甚至正在发生，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地点，因为不同的导火线，呈现出不同的规模。

解决贫富矛盾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一种是通过剥夺，把富人变成穷人，就像中国的红色革命所做到的那样。今天，也有许多人主张用变相的剥夺（高税收）来把 富人变成穷人。如果富人被剥夺殆尽，中国的分配结构将成为没有塔尖的金字塔，所有人都将再次沦为中低收入的穷人。还有一种就是把穷人逐步变成富人或比较富 人的人，方法是给穷人提供充分的经济自由和产权保障，通过法治来防止富人对穷人的侵害，为穷人变成富人提供充分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官民沖突可以说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主调。但是，由于官民沖突往往穿着贫富矛盾的外衣，于是，许多人认为，解决贫富矛盾的方法就是解决官民沖突的方法。但结 果是，贫富矛盾因为战争与革命而暂时得到解决，官民沖突的脉络却从未中断，两者往往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用削富补贫的办法是基于错误诊断基础上的错误药方。 这种思路无异于抱薪救火、饮鸩止渴。中国在二十世纪的最昂贵的革命就是以解决贫富矛盾和官民沖突的名义发动的。当今，随着国企抢走民间创造财富的主要商 机，税务拿走了散落在民间的大笔财富，官民沖突必将愈演愈烈，必将产生权力汲取财富的意外后果！

这一周，因为“假捐门”的事，“含泪劝告”余大师者越来越多。6月14日、15日，易中天先后发表两篇博文质疑余秋雨捐款后，随后，又作打油诗一首，场面好不热闹。但是，面对易中天咄咄逼人的“单挑”，余秋雨还继续大演“龟缩功”，就是让你无处下嘴。6月18日，都江堰教育局首度开腔回应：捐的是书不是钱。对此，网友纷纷嘲笑道：“分明是在亡羊补牢，余骗子以前可不是这么吹的，比如：我以前多次捐过旧衣服之类的 （买时总价超2000元），我能对外吹嘘我捐了2000元吗？再说了，谁还不知道图书价格怎么回事啊？20万的图书到底值多少钱，相信你们这些文化人都应该知道。”知道，当然知道啊，只不过余大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相比，同样是因地震捐款受到质疑的郑渊洁、杨红樱、阿来、麦家等作家倒坦荡多了，他们不但没怪质疑者“居心叵测”，还认为 “这是读者爱你的表现。正因为读者关注你，才担心你的品质。”瞧瞧，同样是文化人，咋差别这么大呢？

其实，余秋雨“人格”中的悲剧在于：他享受着市场体制带给他的荣誉和利益，却总是想逃脱作为“市场主体”的读者对他的监督和批评。相比起来，电影导演王小帅倒实在多了———6月14日下午，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论坛上，性情直率的王小帅毫不客气地对身边的几位亿元导演进行了批判。有网友认为，“在这样一个讲人情、说假话盛行的年代；在这样一个艺术良心已死的年代，还有小帅在坚持自己的理想，我们应该为他鼓掌。” 新浪网友“谭飞”则有自己独道的看法：“王小帅导演此次代表我国花样游泳运动向我国男子足球运动提出了质疑，你们，凭……凭什么……那么多观众，赌、黑、黄、踹横行，还他妈热门，电视台还老排你们。我们花样游泳多艺术啊，内心感受美得流汁，国家应扶持我们，观众应关注我们，不能只在深更半夜播。鉴于我国体育的举国体制，这种诘问有道理，国家可能立马就帮着办了。但电影错就错在现在已经不是举国体制，而是市场体制了，大家就有点不适应这种质问，甚至认为他泛酸。”这话尽管刻薄了点，却点出了中国当前知识分子心理上的“受挫陷阱”，与余秋雨陷入的“名利陷阱”不同，王小帅陷入的是“市场陷阱”。

何谓“受挫陷阱”？网友“裴钰”解释说：“当前的社会价值观过分倾向拜金和物欲，激荡的社会重组忽视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导致知识分子的个人婚姻、职业发展、生活质量都存在巨大的心理受挫感。”其实，比起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来，普通老百姓心理上“受挫陷阱”要深得多。以最近的“宝马首次进入政府采购”为例，如今省部级干部“标配”的奥迪车，不过是在品牌影响力上低于奔驰与宝马，而在绝对价格与档次上并不逊于后者的中低端车型。政府采购奥迪与采购宝马有什么不一样？网友为什么对此神经紧张？人民网友“小蒋”分析得对， “一些人感觉这是惹眼新闻，只是对公车私用、公车开销巨大的延展性愤愤罢了。”再以“‘可乐男孩’薛枭被免试保送到上海财经大学”为例，网友为什么反对？网友“骆家一个宝”认为，“保送‘可乐男孩’的确有破坏社会及教育公平的嫌疑。15日，就是财经大学相关负责人证实薛枭被保送的同一天，西安一名高三学生自认为高考成绩不理想，萌发‘想死’的念头，进书店行凶，连砍三人，造成一死两伤。对比这两起事件，我们得出的最直接的结论就是高考在中国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地位，它既可以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最高‘奖励’，也可以成为摧残扭曲心灵的‘祸根’，于是在人们认同高考制度目前无可取代的情况下，要求‘公平’就成了人们的既是最基本也是最高标准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在高考面前即使对失去一只臂膀的薛枭也不愿让出‘公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他的看点还有：“金砖四国”领导人6月16日在俄罗斯举行首次会晤，网友打趣说：“‘金砖四国’目前只能算是镀金大国，未来还要苦炼，才能达到真金不怕火的足金境界，与欧美国家分庭抗礼。”湖人队捧得2009年N BA总冠军，网友叹道：“科比完成人神进化，从这一天开始，科比从世俗的桎梏中成功‘越狱’。”邓玉娇获自由身，网友欢呼：“终于见青天露一回脸了”！

    《策兰传》，(德)沃夫冈·埃梅里希著，梁晶晶译，香港倾向出版社2009年2月7日出版，港币80.00元。

    《策兰诗选》，孟明译，香港倾向出版社2009年版，港币200.00元。

战后德语诗人策兰，凭借《死亡赋格曲》而为人所熟悉。人们谈论奥斯威辛以后的德语诗歌时，策兰就会成为一种标志，哲学家海德格尔、德里达、阿多诺等人都曾经注意到策兰诗歌中的哲学意义。话虽如此，由于策兰运用全然陌生的语言，人们只能把他当成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来讨论。在汉语世界，策兰的译作不多，从那谜语般的语言中，读者只能依靠不完全的注释，尝试理解他，因此读者也只能注视他的素材，无法深入经历一次语言的私密体验。

最近出版的《策兰诗选》和《策兰传》，也许补偿了这种缺失。翻译策兰诗歌并不是一份讨好的工作，经诗人精心处理下被扭曲、变形的德语，充满讳莫如深的典故和个人经验，很难说得上是一种为听众敞开的表述语言，更遑论被翻译。策兰死后遗下的诗作虽多，至今仍然只有部分被译成中文，恰巧这本《策兰诗选》，就将许多尚未译成中文的作品展现眼前。

《策兰传》的翻译工作亦具备同样的意义。虽然英语世界也流行几种关于诗人的传记（较有名的有John Felstiner写的PaulCelan：Poet，Survivor，Jew，耶鲁大学出版），但本书作者是德国讨论当代德语文学的权威人物，他对策兰一生的诠释基本上回答了策兰诗歌的许多“不解之谜”，让读者得以窥伺诗人颠沛流离的一生，例如战后诗人与“四七社”许多重要人物的交往，传记并不长，作者却扼要地描述了诗人一生几个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很有启发性的意见，可视之为解读策兰生平与诗歌之关系的评传。

诗歌读者对策兰的认识，大多来自他的《死亡赋格曲》，这首诗原以罗马尼亚语译本，1947年在布加勒斯特文学刊物中出现，题为《死亡探戈》，后来竟成为德国纪念犹太人大屠杀时诵唱的歌曲。它的受欢迎程度大大淡化了诗中的大屠杀经验，它虽然著名，但太琅琅上口，以致毁誉参半，甚至有人说它是一首口水歌。也许正因为这缘故，作者日后转而写出句子更碎裂、意义更晦涩的诗作。

大多数读者在阅读过策兰的诗和相关介绍后，大概会以为他是个腼腆内向的人。其实他深受文艺团体的欢迎，甚至曾有几段亲密关系，其中一位就是奥地利诗人巴赫曼。但当身边的人热情招待他时，一种伴随而生的孤独感，又让他陷入无比的痛苦。他觉察到许多“四七社”成员战时都曾参加国防军，无论是作家霍尔图森对波兰战争的歌颂，抑或君特·格拉斯和诗人约翰内斯·波勃罗夫斯基对他的诗作的批评，都令他感到不快。对策兰来说，某些共犯者改头换面重新出现在公众场合，而德国人则普遍企图掩饰自己的罪行。他在诗中写道：“这化作沉默的词……那些/与屠夫的耳朵勾勾搭搭，那些很快也要攀上时间与纪元的词……”诗人走到哪里，似乎都不能逃离集中营的阴影，这也反映出战后联邦德国对战争罪行的“反思”，其实是令人窒息的“沉默”。

在生命中最后几年间，策兰曾应邀到以色列朗诵自己诗作，起初以色列令他感到欣喜，但在听众的热情反应里，他发现有某种令他局促不安的虚伪。那是他晚年的一个写作的高峰，他在那里与以色列诗人阿米亥见面。相对于在祖国生活的阿米亥，策兰所属的祖国只是德语，他能够做的只是守护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他觉察自己与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很相似，都活在贫乏的时代，只能咿咿呀呀、张口结舌，就像他在诗作《图宾根·一月》中写到的。

阿多诺说过一句脍炙人口的话：“奥斯威辛以后不再有诗。”仿佛为诗歌宣判死刑，但策兰的诗歌证明奥斯威辛以后仍然有诗，只不过那是一种极端扭曲的语言。面对集中营的灭绝经验、双亲的死亡，策兰自然不可能创作一些“美的诗”，仿佛只有运用“灰色的语言”，才能满足表达死亡经验的迫切需要，因此，策兰从诗集中摒弃了早年在罗马尼亚写成的诗作，这些诗调子较明朗。

从诗集《罂粟与记忆》开始，个人私密经验就占据了诗歌核心，但句子仍然完整。可是到了《话语之栅》（Sprachgitter），句子便变得零碎，据作者说，在诗集里，“存在者、所有（彼此）言说的困境乃至其结构，都同时在跟我说话。”正如书名揭示的，《话语之栅》的诗行就像字谜一样，意义隐晦。在较后期的诗中，航海、冶金业和军事术语、集中营的暗语，以及大量自撰的新词，纷纷替代了正常的德语词汇。在策兰生命中最后几年间，由于接受精神治疗，生理名词和医学术语也频频在诗中出现，读者也能够感觉到死亡的迫近。

《诗选》选入许多作者早年发表的作品，包括在布加勒斯特用罗马尼亚语写成的《伤逝》等诗，写给母亲的《墓畔》，和写给挚友马尔古-施佩珀（A lfred M argul-Sperber）的《阿尔忒弥斯之箭》。《诗选》按照作者诗集先后次序，辑录诗作齐全，左页是原文，右页是中译，甚至连遗作也辑录进去，基本上绝大部分作品都可以翻查得到，可说是一本极有分量的选集。这也是一本令读者放心的译本，注释丰富，译笔流畅，没有许多译本里的枯燥感。要全面理解策兰的诗作和一生，就应该一边读《策兰传》，一边读这本《诗选》，感受他黑色的语言，并从诗人传记中尝试了解诗句的涵义。

记得过去在白化文先生一篇文章中，见过一个与罗常培先生相关的细节，说是有一次罗先生讲课，要坐着讲，说自己血压高，老朋友傅斯年也是这个病，刚在台湾去世了。白化文先生顺便还提及，罗先生讲课时，身后有一个学生为他板书，这个学生就是有名的语言学家王钧。我忽然想到这个细节，是因为王钧先生的侄嗣王旭前几天才来厦门大学，他现在澳大利亚，是一位画家，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感兴趣，想以此题材创作，来厦门大学和我交流一下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感想。罗先生讲课，王钧板书，很让人想起当年章太炎讲课，钱玄同板书的历史掌故，老辈学者间的风采，令人神往。

罗常培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他的《苍洱之间》为一本非常有名的游记，包括《蜀道难》和《苍洱之间》两部分，都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罗常培先生的散文作品。如果不是十多年前辽宁教育出版社重印了此书，一般普通读者很难见到语言学家的散文集子。

中国老辈学者虽然各有专业，但一般都是文章高手。西南联大时期，此类著述非常普遍，比如陈达《浪迹十年》、王力《龙虫并雕斋琐语》、费孝通《鸡足朝山记》等，这些集子都是散文佳作，不但文字好，更有知识、思想和当时的历史情景，我平时读书，最喜欢这一类的文章，尤其是专业学者偶然写就的散文小品，更保有一种单纯和自然天趣，因为他们自己有稳定的专业，文章纯粹是兴趣所致，读来别有一番兴味。

《苍洱之间》肯定是一本名著，不但因为罗常培先生的文字美，更在于罗先生叙述的历史有趣味，还在于罗先生的书中有许多学术史的材料。罗先生此书恰好完成在四十年代，当时中国的学术重心还在西南，重要的研究机关和大学在罗先生的笔下均有记述，涉及的学者相当广泛，以后凡做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罗先生的这本游记一定是最好的参考资料，它的好处不在完整，而在细节，不在刻意保留史料，而在无意间叙述出了学者生活的情调。

我们一般做学术史研究，总是容易从大的方面着眼，无论梳理史料，还是判断学术脉络，向成型文献中找史料是基本习惯，但成型史料不如零散史料有趣，不如零散史料鲜活，也不如零散史料奇妙，而这些零散史料的出处，除了日记之外，恐怕最常见的去处还就是如《苍洱之间》这一类学者的散文了。我十多年前研究西南联大时，一是不大知道有此类著述，后来知道了，也很难找到，那时见到这样的书真有欣喜若狂之感，因为它是对当时学术生活的真实叙述，当与成型文献对应阅读的时候，那种可以回到历史现场的感觉才慢慢呈现出来，细节、掌故丰富了历史叙述，也散发出了生活气息，多读这样的书，才能提升判断历史的能力。希望以后多出这样的书，最好成系统出版，慢慢积累成现代学术掌故丛书。

罗常培先生1926年曾在厦门大学教书，他在《蜀道难》的自序中曾回忆过当年和鲁迅先生谈天的情节，鲁迅发出了“创作和研究不能同时兼顾”的感慨。2007年春天，承周宁兄关照，我也来到厦大中文系教书，七十多年后，在罗先生的书中读到与厦门大学有关的史料，遥想老辈学者当年的风采，真是别有一番感慨！

《苍洱之间》，罗常培著，安徽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