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创刊于1904年，经历晚清以来一系列风云变幻，存在了四十余年之久的《东方杂志》在上海黯然停刊，成为一个时代终结的象征之一。商务印书馆高层作出这个决定是艰难的。此前，多次面临狂风恶浪，他们都顶过来了，即使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寇毁灭性的轰炸，《东方杂志》被迫暂时停刊，但也很快复刊。总经理王云五亲自执笔的复刊词如此说：
我所以不顾艰苦，不避嫌怨，力排万难把商务印书馆恢复，并没有什么高远的目的，只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
……
《东方杂志》的复刊，其意义也正是如此。
1993年秋天在北京创刊、1996年停刊整顿的《东方》双月刊，与《东方杂志》并无渊源，但在创刊之前，办刊人和最初参与设计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老《东方杂志》。总编辑钟沛璋回忆，自己上小学时就看到过《东方杂志》，筹备《东方》期间，他曾专门到北京图书馆翻了两天的《东方杂志》，“深受启发，感到应该继承过去好的传统，又应该比前人做得更好”。学者刘东在《〈东方〉杂志栏目（草案）》中一开始就提出“栏目和过去的《东方杂志》应有相应的连续性”，特别设计了一个“天下纵论”栏目，“此乃老《东方杂志》之特色，不可忽略……中国尚无真正有眼光之私家时评，故于此栏需下大力，开风气之先”。
在1993年的《东方》创刊号上，夏衍的《很需要这样一份杂志》也提到了“很有声誉”的老《东方杂志》，希望继承其好传统。《东方》副总编辑朱正琳在回忆文章中说得更直接，《东方》正是“以承接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为己任”。
放在整个中国期刊史上，一共只出了19期的《东方》与老牌的《东方杂志》诚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放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东方》的意义却不可小看。正是《东方》在1990年代重新开启了人文思想期刊的新路，强调民间性，由思想文化入手，兼容并蓄，着力办成一个知识分子参与中国变革进程的媒介，这是一条《东方》重新开启的道路。与1949年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期刊不同，与1980年代的那些期刊不同，它接续了20世纪前半叶《东方杂志》的传统。虽然没有《东方杂志》博大、厚重，更没有《东方杂志》那么长寿（严格地说《东方》只存在了三年），但它在短短的三年间动员了全国数百名学者、学者型作家书写和发表了七百多篇学理严谨、关注现实生活的文章，突破了当时思想文化界沉闷的空气，创造了奇迹。
在它之后，改版的《方法》于1996年后迅速崛起，替代了《东方》在读者心目中的位置，又领了二三年的风骚，许多重要作者就是《东方》的作者。到1999年3月，《方法》停刊整顿之后，周实、王平已在岳麓山下举起了《书屋》的火把，至少燃到2001年的夏天。薪火相传，《东方》重新开启的这条道路没有中断，一直延伸到了21世纪，在许多网站、期刊身上，我们都能隐约看到《东方》的影子。毫无疑问，《东方》已进入历史。周实主编《书屋》时曾约钟沛璋回忆《东方》三年，可惜文章还没来得及发表，他自己就被迫离开了《书屋》。我经常想，《东方》、《方法》、《书屋》，构成了19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链条，尽管其生命都不长，但都已悄然融入历史。
《东方》的创刊
1992年5月，“全国性民间高级学术团体”、文化部下属的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决定办《东方》杂志，委托68岁的钟沛璋来筹办，就当时情况来看，他确是一个适当的人选。他15岁在上海参加中共地下党，在长三角参与和领导学生运动，年纪轻轻就自办过中联广播电台、《青年知识》半月刊、《学生报》，1949年后历任《青年报》总编辑、《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1957年后当了二十年的“右派”和“摘帽右派”，1980年代胡耀邦任总书记时曾做过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对推动新闻改革有贡献。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的成员包括张岱年、汤一介、任继愈、侯仁之、启功、戴逸等人，原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是发起人和会长，季羡林也是会长。1992年夏天，正是韩天石、王慎之夫妇约钟沛璋、陈敏夫妇去家里做客，当面邀请他来办这本杂志，并表示由他独立负责编辑工作，自己不具体过问。同时，办刊经费也要靠他们独立筹措。多年后，钟沛璋回忆：“对这个突然而来的邀请，使我不得不好好思量。”他在没有正式受命之前，就开始奔走于北京、上海、苏州等地做调查研究。他和李大同拜访过季羡林，与北大东方学系的老师座谈，又向夏衍、赵朴初、王元化、王蒙、庞朴、汪道涵、李学勤等人请教（请他们做顾问），还在上海开过几次座谈会，就如何办刊征求多方意见。他埋头到图书馆翻阅老《东方杂志》，并设法要来了以后在台湾复刊的《东方杂志》。事实上开始了筹办。
当年8月7日，他给韩天石写信，指出需要认真解决的4个难点：1、既要有较高的学术性，又要做到雅俗共赏；2、如何打开发行局面；3、经费如何解决；4、如何组织一个得力的工作班子。同时他分别给韩天石和季羡林递交了一个打印的初步意见，包括《办好〈东方〉杂志的两个问题》、《〈东方〉杂志栏目》、《〈东方〉杂志工作人员方案》、《机构与体制》、《〈东方〉联谊会简章（草稿）》等5份材料。
《东方》的栏目最初是学者刘东在1992年6月18日帮助设计的，分“东方之谜”、“东方传统”、“东方人物”、“发掘中的东方”、“东方雅趣”、“东方采风”、“东方文化圈”、“东方与西方”、“镜中的东方”、“未来的东方”、“天下纵论”、“主笔专栏”等12个栏目。
当时，钟沛璋还想找《中国青年报》记者麦天枢参与编辑。当年9月22日，他们详谈一次之后，麦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阐述自己对当时中国社会以及办刊的一些思考：一、一代有历史责任心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做的，“应该是以崭新的、负责任的、有历史耐心的姿态，深深地埋入土地和跃动着的生活的一种持久工作，应该摆脱前些年‘论断’、‘结论’漫天飞的状况，以建设者的心态成体系地寻根究底”。二、“中国新一代的知识者、思想者以及当政者，应该也有条件在当今社会进程中实现中国历史上开新局的时代妥协——知识者必须尊重权力的合法性，永远不再提倡和追求以‘革命’的或任何激烈的方式促使权力更替，而当政者也应该学会承认和尊重思想者的独立地位，不再简单地把他们当做施政工具。在这一点上，知识者应该比当政者更成熟，更有妥协的勇气。当然，起点是成熟的理性建设和成熟的、有秩序的思想传播。《东方》月刊应该成为保障社会安全进步的伟大妥协的一面旗帜。”三、“知识者内部，需要一种‘目标’和‘责任心’的结合。……一本有影响的大型刊物，有可能在这里作出贡献，引起中国知识界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面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文化形态这样一些大问题。”四、“今天社会的节奏太快了，月刊应该与这一时代特征相适应……应该以一种较直接的方式面向大众——至少是面向一般社会文化、传播、教育工作者。因此，我主张刊物纯论文只占很小的比例，思想以可读的、活的生活的形式出现；我主张办成月刊，以较快的节奏不断地出现。”麦天枢的思考无疑是有价值的，对《东方》的定位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第一点和第三点说的差不多是一个意思，第二点提出并强调妥协也非常可贵，但《东方》的最终命运证明那只是书斋里一厢情愿的幻想，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否定社会妥协精神。在这封长信里，麦还提出了办刊的具体想法和“栏目设计”。
1992 年12月23日，《中国青年报》编辑、当时赋闲在家后来成为《冰点》周刊主编的李大同写信给钟沛璋说，刘、麦方案各有所长，都有可取的栏目，“不失为一个较好的讨论基础”，但他认为一本有分量的杂志，文章是第一位的，栏目是第二位的。在实际操作中，栏目实际上要从属于文章，而不能削足适履，让文章去适应栏目。他倾向于栏目的“规定性”要弱一些，“兼容性”强一些，这样才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1993年10月，李大同编辑的《东方》创刊号问世。
《东方》的作者
《东方》的出现有当时的时代氛围。《中国工商时报》1994年12月31日曾刊出一篇《学刊，浮出水面》的报道，学刊纷纷以“民间刊物”相标榜，以刊物、系列丛书等形式出现，包括《中国文化》、《国学研究》、《原学》、《原道》、《学人》、《现代与传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今日先锋》、《战略与管理》等。它们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基本上都带有民刊性质，是学人办刊，基本上都是文化、学术类刊物，这一现象被称为“94学刊现象”。但《东方》与这些学刊又有所不同。《东方》虽然也从文化角度切入，却更加关注现实。《东方》1994年第5期就发表过首都师大副教授王德胜的《民间的学术景观——90年代大陆“学刊现象”》一文，指出：
事实上，90年代大陆知识分子在经历了短暂的‘无语’之后，已变得相当冷静和沉稳。他们以学问研讨式的学院批评置换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不动声色地在学理层面上展开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审视，从而掌握真正合法且符合知识分子身份的话语权。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及其学术活动终于结构为一种‘边缘性’的力量。
以此观之90年代大陆诸家学刊的纷呈现象，便隐藏了与80年代大为不同的特殊性质。种种迹象表明，它既是90年代大陆学术发展的一个新标识，同时更是中国文化精神/价值大转型的象征。
用陈平原发表于《东方》1996年第6期贺词上的话说：“我辈书生，将其作为沟通并介入社会的重要途径，借以走出书斋。”《东方》汇集了当时在中国有影响力的大批作者，刘东、王小波、李慎之、陈平原、杨东平、孙立平、王力雄、陈小雅、徐友渔、何怀宏、梁治平、秦晖、雷颐、何光沪、郑也夫等学者、作家都是《东方》的重要作者。吴思、崔卫平、肖雪慧、何清涟、丁东、谢泳、邵建等学者也曾在这里发表文章。
李慎之从1994年第3期起，发表了《辨异同 合东西——中国文化前景展望》、《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使命》、《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等文章，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这位后来被誉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知识分子，他绚烂的晚年文章可以说是从《东方》开始的。
秦晖就是借助《东方》这个平台在学界异军突起的学者。对此，我曾当面问过秦晖，他说在《东方》之前，已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发表过类似的具有社会关怀的文字，但真正在内地破土而出还是在《东方》。
1993年创刊号上就有他的文章《“叶启明现象”辨析——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中的“自购自”问题》。从1994年第6期开始，他以“卞悟”的笔名连续发表《公正至上论》、《再论公正至上——起点平等如何可能》、《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三论公正至上》、《公正为道德之基——四论公正至上》的系列文章。此外，他在《东方》发表的文章还有《“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重建”问题》、《好望降临“好望角”——南非种族和解进程述评》、《圣雄人格与和解进程——南非种族和解进程述评之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点在哪里——回应盛洪先生的挑战》等文。以“苏文”为笔名发表的许多文章也是他和妻子金雁合作的，主要是关于东欧、俄国改革进程的论述。他在中国思想界迅速崛起，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秦晖在《东方》发表文章之初还在陕西师大，后来才调到清华大学。钟沛璋先生2004年3月26日给我的信中说，秦晖是梁晓燕发现和引进，成为《东方》的作者。朱正琳回忆说：“秦晖先生撰写的四篇论公正至上的文章当然体现了《东方》的关怀，而且这是始终贯穿整个杂志的一种关怀。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社会公正问题无疑是最重大的问题之一。记得秦晖先生动手撰写其中第一篇文章《论社会公正》（引者注：应为《公正至上论》）之前，我们曾召开过一个组稿会（其实主要是务虚）。与会者除了秦晖、金雁夫妇以外，我能准确记得的还有徐友渔先生和陈小雅女士。当时秦晖提出了公正的主题，大家都表示赞同。……秦晖、金雁、徐友渔是我和梁晓燕的朋友，也是《东方》最坚定的支持者。”
那个时候，秦晖已敏锐地察觉到知识界对于本土值得关注的问题关注不够，认为要突破1980年代的文化讨论模式，不要一开口就是东西文化这样大而化之的口吻，“现实生活远远比我们既有的理论假设丰富得多”，因此提出“问题”要本土化。
当时辞职在家的自由撰稿人王小波从《东方》1994年第3期起开始露面，包括《沉默的大多数》等许多重要杂文都是在这里首发。自这一期起，他在“社会伦理漫谈”系列陆续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该不该放弃中古遗风？》、《论战与道德》、《道德保守主义及其他》、《跳出手掌心》、《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知识分子的不幸》等文，以后收入《沉默的大多数》一书。他的杂文别开新路，强调有趣，以开放的思维，特有魅力的智性语言，抓住了许多读者的心，成为见证一个时代的文字。
创刊以后，《东方》经常有重要文章发表，引起争议或共鸣。1994年第5、6两期，1980年代思想界的领军人物李泽厚在和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中提出了一些有争议的观点，其中特别是“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这就是他的“告别革命论”雏形。随后，《东方》1995年第3期发表陈小雅的商榷文章《谁应当对辛亥革命负责》，认为这个责任首先要由拒绝改革的清王朝来承担，革命党的责任只是“建设不足”，他们的错误不在于“搞掉”了清政府，而“在急于一口吞下一个难于消化的‘果实’。” 同期，《东方》在“回应《东方》”栏还发表了一篇与李泽厚观点不同的北京读者闻冰来文《对革命要作具体分析》。
1996年第2期的“顾准与《顾准文集》”专题发表了朱学勤、徐友渔、刘军宁、李锐的文章。李锐的《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文说：“马克思主义哪些是对的，哪些是空想的，行不通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搞对了哪些；到底是什么问题，理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不搞清楚，还会犯错误。”文章一经刊出，就引起了左派老人的反感。《东方》第4期在“回应东方”栏发表了署名“庐知”的《〈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质疑》，就李锐的论点提出5点质疑。钟沛璋先生告诉我，李锐的文章发表后，“受到老‘左派’的攻击，其中一位是原教育部副部长的见到韩天石，就气势汹汹地质问：”为什么登这样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韩回答：“你也可写文章说不同意见嘛！’他就叫人写了这篇署名‘庐知’的文章，是韩转给我们的。当时我们受到很大压力，经研究后还是把它发了。”
“庐知”指责李锐的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李锐在10月1日写了一篇反驳《关于〈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文的答辩》，对“庐知”的质疑逐条作出回应。接着，又有北大的读者来信，对“庐知”的质疑提出质疑。不过，《东方》都没能公开发表，成了历史档案。
《东方》的编者和“学术咨询委员会”
《东方》创刊前夕，钟沛璋拟聘请上海《萌芽》主编审曹阳一起来编《东方》。1993年8月26日晚上，曹在读完创刊号的主要稿件后写信给钟说，“总的感到政治倾向过于‘激进’，似乎办成了一本‘精英文化’（指一段时期内知识分子中‘超现实’的激烈批判态度——作者注）的杂志。特别是李大同同志明确表示他的组稿指导思想就是要‘文化批评意识’，明确否定学术性强的稿件（如束景太教授的《太极图》）和民俗文化的介绍（如对于‘傩戏？傩文化’的介绍）。这就使我非常不安。也许因为我长期谨慎小心，并且生活在政治空气不浓的上海市，和北京人的思维方式和思考内容有许多不同之处。”他所顾虑和担忧的是——“当读者还没有拥戴这本杂志，视它为自己一份精美的精神食粮时，就会被‘极左’者轻而易举地抓住把柄，‘扼杀在摇篮里’！”“我衷心希望《东方》的文化色彩浓重些，政治色彩淡薄些，或者说政治倾向含蓄些、更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些。”
这封信最后说：“创刊号元化先生的稿件请一定发表，苏州束教授的文章也一定发表，元化的文章发表，本身就是‘倾向’，有号召力。束先生的文章发表，既是刊物的文化色彩的重要方面，又可团结、吸引大量中间的知识分子。请酌定。”
创刊号发表了王元化的《清园夜读后记》，也发表了《傩？傩戏？傩文化》一文，但对于束景太教授的《太极图》，唯一的编辑李大同与总编辑钟沛璋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
李大同不仅直接参与了《东方》的创刊，而且独自编辑了创刊号，从设计栏目、组稿、编辑、封面、版式到校对都是他一个人。1993年9月25日，他在编完创刊号以后，就写信向钟沛璋正式辞去副总编辑一职，表示自己已为《东方》创刊尽了最大努力，校对就做了6校，3个月来冒着酷暑来回骑车，光一个封面就跑了5趟，身体折腾得筋疲力尽。创刊号上没有“李大同”署名，直到1995年第1期的“编后语”才首次提及李大同对《东方》创刊号的贡献，“当时编辑部尚未建成，他独力担负了几乎全部编辑工作。”李大同在《冰点故事》中披露了自己辞职的真正原因，就是上面说的《太极图》一文。
《太极图》最终没有发表。但李大同去意已定。
李大同辞职，梁晓燕、朱正琳，以及编辑齐大任进入《东方》。在公开的回忆文章里，钟沛璋对他们都有介绍。朱是著名哲学教授张世英的弟子，哲学硕士，本来在湖北一家大学编哲学刊物，文笔好，《东方》许多期的卷首语都出自他的手笔。梁原是1980年代影响很大的《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她知识广泛，思想敏锐，与专家学者有广泛的联系，是一位难得的出色的编辑”。在写给我的信中，钟先生说：“梁晓燕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编辑。”“她在创刊号后自始至终地参与《东方》策划、组稿和编辑工作。”齐大任是北师大的硕士，“她自始至终参与了《东方》的编辑工作，对编发稿件和每期稿件的计划过程，她都清楚”。 另外还有一位兼职的特约编辑张，她长期主持文学艺术这个栏目，组织了诗歌、戏剧等专辑。美术顾问尹吉男自1994年第3期起介入，对《东方》刊载的美术作品、形式设计都有非常具体的指导。
在李大同之后，《东方》几个副总编同样有个性，有主见，编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分歧和矛盾。朱正琳到1996年第2期后就已离开。
钟沛璋对《东方》1994年第3期的版式设计、彩页中突出刊登的实验戏剧等都有保留意见，为了尊重他们的探索，身为总编辑的他作了让步。他说自己做了几十年编辑，养成了重视来稿的习惯。对于有些来稿，他看后都批注了意见，几位具体负责编辑的有时候没有理睬，甚至不作说明地退稿。他在1994年5月31日难得地用软笔、竖式写信给两位副总编和编辑，“请考虑为建立编辑部的正常秩序，作几条规定”。他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好自以为是、专断的人，而乐于随时听取和接受一切好的意见。但也希望我的合作者能认真理解和对待我的意见”。
同时送去他《关于〈东方〉杂志的几点思考》，请他们安排时间议一下。在这份打印材料最后，他强调了《东方》“编辑部”的建设，认为《东方》的编辑要具备献身精神、学习精神和团结精神。编辑部的团结一致，全社职工的团结一致，是我们事业兴旺的保证。编辑部应该提倡不同意见的互相探讨和争论，同时要学会互相尊重，善于合作共事。在这里强调团结，用意显而易见。
《东方》筹备时，他也曾想过请原《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蓝翎和刘东来做副主编。蓝翎没有来，刘东也推辞了。钟沛璋在创刊前几次到过刘东家。刘东曾写过一篇《愿〈东方〉更上一层楼》，“我虽作为一介书生，自度才力不逮，未敢贸然承接那种非我所长的组织工作，但终因钟先生盛情难却，遂不得不拉来陈来、梁治平、葛兆光、陈平原、雷颐诸君襄助，为《东方》杂志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学术咨询委员会’”。
他们同时也是《东方》的重要作者。创刊号上，他们6个人都亲自上阵，每人写了一篇文章，以后《东方》也常有他们的文章。钟沛璋给我的信中说，这个学术咨询委员会是刘东推荐设立的，“对联系学术界起了较大的作用，前后开过五六次会，都在刘东家里，会后一起吃顿饭，是义务性质，刊物上未列名”。本来《东方》要将他们列名，因为他们“坚持不愿将自己的名字与《东方》杂志的那些资深顾问列在一起，所以外间多不知晓——其实从《东方》杂志尚未面世的时日起，它的主要学术咨询工作就是由几位年纪轻轻的学子承担的。”
直到《东方》1995年第1期的“编后记”，才首次公开这个“学术咨询委员会”和他们6人的名字：“正是这几位中青年学者，不仅倾其全力为创刊号助产催生，而且至今不曾间断地与编辑部多方合作。他们之于《东方》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学术咨询’的范围。”
刘东他们在《东方》幕后确实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支持。每次开例会，他们都会对每篇文章毫不留情地说长论短。最初刘东曾担心编者会受不了，不过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合作关系。第一年，每次例会上，他们在具体细节上对刊物的意见几乎都是否定性的。但一年后，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从总体上看，这本刊物值得肯定和赞许了。陈来的一句话代表了他们共同的看法：“不管怎么说，《东方》杂志总算成气候了！”
1996年10月，《东方》接到停刊整顿令之后，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东方》的事业不能继续下去了。当时还在编第6期，“学术咨询委员会”开了最后一次会。这几位中青年学者提出的意见是：一、杂志还是要有锋芒，即要有独到的，能醒人耳目的论述，要能领先提出思想文化的话题，否则杂志就没有生命力。二、但要善于避开当局忌讳的锋芒，路子还是很宽的，要善于去发现去打开。三、要善于从思想文化深层上提出问题，而又不露锋芒。
《东方》的读者
《东方》一直重视读者来信。从1994年第1期起就有“编读往来”栏，发表部分读者来信。既有许纪霖、李慎之等许多学者的来信，更多的还是普通读者的。自1995年第3期起，这个栏目改名“回应《东方》”。陶世龙的信就发在第4期上，甚至有些争议性的来文也安排在这里，比如不同意顾准关于“史官文化”的观点，比如质疑李锐的那篇文章。
在《东方》保存下来的来信中，读者来自各个层面，遍及全国各地。有大学老师，有报纸编辑，有电视台工作人员，也有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农民。天南海北，内蒙古、成都、深圳、湖南农村……深圳大学的张文华一年中带7个人走进了《东方》。1996年6月15日，在他主持的小型聊天沙龙中，主题就是聊聊《读书》和《东方》，参加的10人有留英的文学博士，有书店经理，有外语教授，有记者。还有大学生愿意为推广《东方》而尽力，其中有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宜昌校区电气系的学生、厦门大学的学生。河北邯郸市大名一中201班的王磊为了买《东方》合订本而去银行贷款，他在1996年12月9日的信中说：
非常遗憾的是：没能买到《东方》九四年合订本，其实，当时我得到有九四、九五的合订本的消息时，若及时汇款，也不会失之交臂。但当时我手边没有钱，为了能得到合订本，我到银行去贷款几次，终无结果。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写信给您先给留下九四、九五年合订本。等您的信就像等待一件神圣的礼物一样。很快，您回了信，但九四年合订本已售完……当时，我的心像碎了一样，其中的滋味，又有谁能知道？在这里，我非常感谢您答应为我留九五年的合订本，使我的心里充满了阳光！现在，九五、九六的《东方》我都有了！
今年家遇洪水，秋季颗粒不收，但我仍然订了《东方》、《随笔》、《旅行家》等。我真的离不开它们！
成都一位读者来信说，《东方》敢于直面社会、正视人生，订阅一年，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东方》三周年，还有深圳读者发来贺电。在所有读者来信中，我发现了一封北京大学研究生杨子立的来信，邮戳上收到的日期是1997年1月14日。他读了1996年第4期那篇批李锐的《〈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质疑》，“觉得如梗在喉，不吐不快”。要求编辑将信转给“庐知”，并且随信附了邮票。他的信就庐知的5点质疑逐条提出反驳。最后他对“庐知”说，“如果您的共产主义信念十分坚定，我相信您也信仰‘实事求是’，希望您来信探讨中国的出路，共同为国出力，寄来地址，定登门造访，如果您用大棒子打人是别有目的，则道不同，不相与谋。”
年轻的杨子立留下了他在北大的地址，真实姓名，可是就连《东方》的编者也不知“庐知”是何许人，信当然没能转达，也不可能在“回应《东方》”栏发表。
“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追思”的专题胎死腹中后，1996年6月28日成都读者谢顺田来信提出疑问，看了封面和编者的话，知道专题是追思“文革”三十周年，翻开来却变成了“环境”，“翻遍全书也枉费心机”。他甚至痛心疾首地责备编辑是不是欺蒙读者？7月8日，湖南衡阳泉溪村的一个66岁的读者伍学富，在读了《东方》第3期的“重要启事”后，写了一篇文章《封面标题和〈M站〉》寄给编辑部，讲述了自己少年时的遭遇，买了一本叫《M站》的书，但买到了书，他最想看的那篇文章《M站》标题下却有一个括号，注曰：“奉命免刊”，因此大失所望。“重要启事”说的“因故变动内文”和“奉命免刊”有何不同？“封面标题不及更改”和斩除了《M站》内文的《M站》书名有何不同？他最后说：“真理的闪光总会冲破重重浓雾，源源显现出来。当今之世，冀望控制思想自由，已经无可奈何了。”
12月15日，厦门大学学生宋承志来信说，在1996年第3期封面上明明看到本期的专题是“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追思”，而里面却变成了“环境：生存与发展”，他感到困惑不解。“我觉得我们对”文革“应该进行一下反思，而至今这方面我们做得似乎很少，即使有也被压制或不敢见世，所以我辈对”文革“有许多的疑惑。在《东方》上只看到文题不见文章很遗憾。”
一位来自内蒙古的读者殷三仁写了一首《读〈东方〉第3期〈重要启事〉》的诗：
叫你记住的，你要记牢，“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催你遗忘的，你要忘掉，“过去的就让他过去”。
不许记忆的，谁也不准再提，一如从来没有那档子事。
再过三十年，亲历者死净，等于世上原本没有那段日历。
让时光把历史冲洗成空白，好随心作莺歌燕舞的图画；
让血腥的案卷在大内尘封中朽烂，成为永远无人问津的古谜。
但是，谁见过历史“因故变动”？“不及更改”的岂止是标题？
年年讲天天讲千万不忘的，难免如蛛丝随风而逝，
从版面上被撕掉的，却早已铭刻在人们心里。
爱惜芳心呵，《东方》！爱惜芳心呵，《东方》杂志！
1996年12月30日，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宜昌校区的读者肖建修来信并汇款邮购1997年全年的《东方》。他在信中说自己对《东方》情有独钟，建议《东方》加强宣传。“像我所在的学校原是一所普通院校，知道《东方》的人不是很多，我订阅后，经我的推荐陆续有人订阅了，但图书馆我还没有能说服他们，若摆上大学的阅览室贵杂志的影响就更大了。同时在宜昌的邮局也没有见到过贵杂志的身影和宣传单，九五年末我记得贵社给我寄来了一张海报，我贴到了一合适位置。效果如何，我无从统计。”在《东方》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之后，这些带着读者体温和生命呼吸的来信尤其显得珍贵。
《东方》停刊前后
对办刊人钟沛璋来说，他有“引导文化风气之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群落”的自觉。早在1994年5月31日，他在《关于〈东方〉杂志的几点思考》中，就对刊物的性质、定位、思想性、多样性、知识性等提出了全面的看法，其中说：“作为知识分子参与中国变革的媒介，思想性是刊物的灵魂。要善于抓住中国变革中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问题，发掘真知灼见，从思想上、学术上开展讨论，兼容并蓄，形成良好学风。要发表能够一新耳目、发人深思，对现实有所触动的文章，引起社会的关注。又要注意稳妥，善于保护自己。”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在保护自己和办好刊物之间是有矛盾的。“顾准和《顾准文集》”的专题、“文革三十周年追思”的专题，以及一些文章屡屡犯禁，最后《东方》终于遭遇了停刊整顿的结局。
自1996年春天起，《东方》就受到了压力。但有关方面只是想“扭转其自由化倾向”，还没有到“坚决关闭”的地步。在4月18日出版的《期刊审读情况反映》1996年第18期，新闻出版署期刊管理司审读小组摘选了《东方》近期几篇文章的观点，有第1期陆建华的《多样化进程中艰难的规范化努力——1995年中国社会近观》、苏文的《山重水复应有路——前苏东国家转轨进程再述评》，有第2期李锐的《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刘军宁的《理想之敌 理想之友》。李锐文章被摘出来的只有一句话：“中国今天的经济改革已经超过了马克思，这很了不起。但政治上只搞了点行政改革。在民主化进程方面，离顾准的思考还差得很远。腐败与权力并生，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审读小组将这些观点摘出来，其用意不言而喻。
当时《东方》要继续生存下去，如何通过1996年的年检已成为当务之急。在压力之下，东方文化研究会的一些人一反过去肯定《东方》的态度，开始批评《东方》。韩天石的秘书胡文彬在5月22日手写了一份《关于对〈东方〉的反映》，其中说，“一些同志，其中包括一些老同志”对《东方》的倾向性提出许多质疑、批评，比如“有几期都有一两篇倾向性有问题的文章，在谈论‘自由’、‘民主’、‘公正’、‘人权’等问题时，有些语言很错误。使人惊讶，‘真敢说！’” 还有对于1996年第2期的专题“连篇肯定——全面肯定顾准”很不满，等等。
为了《东方》的生存，钟沛璋作了大量努力。这年6月27日，他给安全部部长贾春旺写信，并送上1995年的《东方》合订本。当时《东方》副总编辑梁晓燕正受到安全部门调查。他在信中说自己对梁有多年的了解，“她是一位爱国的、有责任心的同志”。7月4日，他写信给中央党校副校长、《求是》杂志总编辑邢贲思，同时也送上1995年的《东方》合订本，希望得到理解。这些信都未得到只字回音。（当时海外舆论称邢为“左倾保守集团”的重量级人物，台湾《中国时报》6月20日有则报道《中共决加强控制意识形态领域》说，在北京近期召开的一次意识形态会议上，身为中共中央意识形态领导小组副组长之一的邢贲思发言说，“目前思想理论界及新闻出版界内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程度极为惊人，其中以《读书》、《东方》、《现代与传统》和《战略与管理》几种刊物最为严重，频频地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发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并且在知识界开始形成某种凝聚力。……过去我们讲‘宽松’，为《读书》这样的刊物留下了一个窗口，却造成了今天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扩散，这是一个教训。而对于像《战略与管理》和《东方》这一类问题严重的刊物，如果短期内不能扭转其自由化倾向，就必须坚决地关闭，不容其继续占领社会主义的舆论阵地”。）
到9月10日，风声日紧，《东方》已是风雨飘摇。钟沛璋给最高领导人、老同学江泽民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今年是曾对我们民族造成巨大创伤的‘文革’三十周年。为改变‘文革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现象，《东方》约请几位学者写了一组‘文革’研究的文章。后接到文化部报刊宣传处通知不能发表，就临时抽掉了这组稿件，重新换稿，重新制版，延迟了一个月才出版。”面对“停刊整顿”的威胁，他说：“为此不但要向订户退赔，造成很大经济损失，使几年来积累的订户全部丧失，更重要的这将会在国内国外造成很不利的政治影响：偌大的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竟容纳不下一本知识分子的刊物？”信中还引用了许多古老的名言，比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拨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此后，他在1997年4月7日又写过一信，均无回音。）
其间，他曾以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韩天石的名义起草过给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文化部部长刘忠德的信，还起草了一份《〈东方〉是一本怎样的刊物？》，阐明办刊宗旨、编辑方针和具体内容，随信附上。他前后发出的信有三十多封，欢迎各方面对《东方》批评指教，说明《东方》的事业是堂堂正正的。这些信几乎都没有回音。当时，他听杜导正说，上海的陈沂和江泽民熟悉，可以请陈去说说不要停刊，于是写信求助。结果陈回复杜，把信转给了郑必坚。这些信中，几乎都提到了两篇文章、一个专题引起的争议，1994年第5期李泽厚等《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有一段贬低辛亥革命的话，随后组织了2篇专文批评）、1996年第2期李锐《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随后刊出了质疑该文的文章），还有就是1996年第3期并没有面世的“文革三十周年追思”专题。
在停刊整顿之前，《东方》有的文章发表前也曾送文化部报刊宣传处审阅，比如1996年6月25日送给著名党史专家、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论述“文化大革命”的一篇稿件，以后未见刊出。8月14日，文化部办公厅报刊宣传处给《东方》“关于《东方》杂志不宜发表《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一文的复函”，根据是新闻出版署期刊管理司的（1996）第068号复文。这和“文革三十年”那个专题被叫停，临时撤下一样。
1996年10月4日，新闻出版署向文化部办公厅下达了“关于同意《东方》杂志停刊整顿的复函”[期管字（1996）085号]，全文很简单。
文化部办公厅：
办刊函（1996）173号收悉。
经研究，我们原则上同意你部的意见。《东方》杂志自1996年第6期起停刊整顿。何时复刊，视整顿结果再定。
新闻出版署期刊管理司
抄报：中宣部出版局，
抄送：北京市新闻出版局。
10月16日，文化部报刊宣传处召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学书、副会长兼《东方》总编辑钟沛璋前去。该处长黄河浪正式告知《东方》停刊整顿。为什么要停刊，无论新闻出版署还是文化部，自始至终都没有说明。但黄表示《东方》1997年第1期停刊，春节后复刊，给他们留下了一点希望。
11月4日，东方文化研究会给文化部报刊宣传处的请示报告说，自8月16日决定整顿，到1997年1月，用5个半月的时间做好整顿工作，希望能在1997年2月复刊。
11月11日、12日路透社、法新社来电采访，《东方》没有透露实情。对于法新社提问：“你们是不是因为登载评论顾准的文章受到官方的批评？”他们回答：“我们没有接到过任何官方的批评。对我们登载评论顾准的文章，是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后来《东方》也登载了不同意见的文章。”10月16日，报刊宣传处曾专门交代过，“关于《东方》停刊整顿的事，不必对外声张”。所以，在接受外电采访时，他们十分注意，“尽可能回避谈及，不给人以口实”。目的当然是希望能在1997年尽早复刊，不要节外生枝。从1996年11月到12月，他们先后给文化部送过两份关于《东方》杂志的整顿报告。
导致《东方》停刊的主要理由之一：“文革”三十周年专题，在1996年11月1日给文化部的《关于东方杂志的整顿报告》中做了如下检查：“中央有关部门，过去曾多次发文通知报刊上不要刊登有关‘文革’的文章。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和新闻出版署期刊司还把这些发文编入《期刊出版法规政策须知》一书，发给各家杂志。《东方》杂志编辑部没有进行学习，却自认为今年是‘文革’三十周年，应该发表一些进行学术研究的反思文章。幸亏报刊宣传处在审稿时指出，临时决定停印，抽换了这组‘文革’稿件。而在仓促中又未及对已印好的目录作更改，引起一些读者疑问，造成了不良影响。”在12月提交的关于《东方》停刊整顿工作报告中，就1996年第6期的缺点和不足作了检讨：“因部里同志曾经打过招呼，要我们不要张扬停刊整顿一事，所以未能在刊发的文章中体现编辑部对以往错误的认识；发表的读者来信中，有些学术界人士对《东方》有揄扬过当的溢美之词，发稿前应商请作者删节而未及做。”
早在1996年6月24日，鉴于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领导对《东方》的支持发生动摇，钟沛璋就给韩天石写信，最初表示了辞职的意向。7月1日，他正式向韩、季两会长辞职，请东方文化研究会半年内物色继任人选，他可以干到年底。1997年1月24日他再次提出辞职，得到批准。
1997年3月18日，香港《东方日报》刊载的新闻《著名文化刊物疑遭整肃 东方双月刊编辑部总辞》，称《东方》总辞的原因是1996年最后一期以创办三周年为名刊登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来信，表示对《东方》的爱护与支持，被指控在整顿期间以这种方式表达读者对杂志的爱护，有“拥兵自重”之嫌。翻开这一期，最显眼的就是季羡林、任继愈、王元化、张岱年、庞朴、陈平原、葛兆光等学者，以及前文化部副部长王济夫、前国家体委副主任徐才等人的来信、祝辞，占了两页。其实，这一期在内容上已作了很多妥协，比如陈晋的《作为读书人的政治家——毛泽东》作为重点文章。有很多文章明显也是要给上面做个姿态而发的。
为了能在1997年复刊，《东方》积极筹划，在1997年编辑工作设想和改版方案中，改变了一些栏目，提出了许多新的设想，比如找自然科学家来写科学与人文的文章等（以后《方法》杂志在这方面有很大收获）。为征求意见，《东方》曾召开近十次小型座谈会。1997年第1期也编好了，目录中有“人文理想与大学教育”专题，包括谢泳的《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陈来的《东京大学人文教育改革一瞥》等，特稿有肖雪慧等关于“义务教育与社会公正”的对话，还有朱学勤、何清涟、陈彦等人的文章。
然而，一切努力终归无效。文化部传下话，对《东方》第6期内容特别是刊登一组纪念《东方》创刊3周年的专家学者来信表示不满，复刊被搁置了。1997年1月24日，钟沛璋再次给丁关根写信，寄上改版方案，希望高抬贵手。同月，为了争取早日复刊，他在和季羡林面谈后写信给季，希望季能以学者的个人身份给江泽民写信，并代拟了一份草稿。季担心因此“火上加油”，没有同意。这年12月16日，他再次写信建议季羡林给江写信，又一次代拟了信稿，季还是拒绝了，理由是即使写了最高领导人也看不到，而且越过丁关根不好，认为可以给丁写信。
1997年7月30日，有人给前《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东方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张黎群写信，称《东方》是“目前中国最值得看的杂志”，抗议停刊整顿的处理。
两年后，经过无数的努力，《东方》终于复刊，此时钟沛璋和他的那套班子早已离开，无论内容、风格，《东方》都不再是那个曾经的《东方》。可以说，《东方》 1996年第6期就成了它的绝响。《东方》悲壮地陨落，在当时的舆论空间之下，它有三年的生命已经不算短了。
7年后，朱正琳回忆说，《东方》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刊物，碰巧拥有一批读者（而且越来越多），是一种历史的机缘。我觉得并不是碰巧，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东方》之所以在短期内迅速崛起，聚集了大批优秀的作者，抓住了那么多读者的心，不是偶然，不是碰巧，而是必然。在特定的历史段落，这本有着民间刊物的自觉，追求独立性，力图介入现实，将知识分子的声音传达给社会的杂志，事实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公共论坛角色。人们在这本杂志身上寄托了太多的梦想，太多的希望。而那个时候表达的渠道也是非常稀有，这就难怪一本有品质、有理想的刊物一面世，就会在林林总总的读物中凸现出来。这一点，在接下来的《方法》、《书屋》身上我们也可看到。
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自由发表见解，以贡献自己的才智，为本民族的进步出力，为人类的文明增光。但是道路都如此艰难。一次次成功，又一次次挫败。
钟沛璋晚年举起的《东方》，只是历史接力棒中的短短一程。神圣的追求不止，接力棒闪耀的光芒不熄。1997年，他已过了古稀之年。3月27日，《东方》在短期内已无望复刊，全体编辑人员黯然离开。梁晓燕、齐大任联名写信与他道别：
钟老：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您的带领下，为《东方》而工作的一千个日日夜夜，感谢您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增长阅历，丰富人生。
您永远是我们心目中值得尊敬的长者和领导。
……
望您保重！
梁晓燕
齐大任
97年3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