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中国比印度落后在哪里

曾震惊世界的六四屠杀,已经整整20周年了,经过这样长的时间段,中国不要说根本没有走向民主,甚至连当年到底杀害了多少平民,政府都拒绝公布,并继续进行六四屠杀式的暴力统治。

在六四事件20周年之际,同样十亿人口以上的大国印度,却成功地进行了自1947年独立以来第15次全国大选,选出新的国会,新一届政府,标志着印度的民主不断走向成熟。

每到印度举行选举,就令人感慨,因为在全球二百个国家中,印度的很多条件,都和中国相似,也是超过十亿人口的大国,也是底子薄,人口多,但印度却选择了民主制度,独立至今的六十多年,一直实行民主选举,被称为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这次印度大选,全国参加投票的合格选民,就超过七亿人。

而中国,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今年十月,也整整60年了,却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民主选举。至今13亿中国人仍被剥夺了投票选举等政治权利。

●印度文盲率比中国高九倍

但是在中国,政府总是强调,中国不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选举,理由是中国是大国,人口多,教育水平低,农民多,底子薄,一旦选举,就可能动乱,破坏了中国目前这种发展经济、增加繁荣的机会。

即使我们不从天赋人权的角度来谈,仅从中国政府强调的这种现实层面,以印度做例子,中国政府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说大国人口多,就不能选举,那印度为什么能?印度也是大国,人口都已经超过十亿了,和中国前些年的人口水平差不多。

对于人口多这个特点,印度的选举采取特殊的方式,不是全国十亿人一下子都在选,而是全国分成五个选区,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分别投票,最后再统一计票。所以印度的选举一般都要进行一个月左右。虽然印度有十亿人,但分成了五个区,等于一次选举和计票只是在两亿人左右的规模上进行,比美国的全国大选的人数(三亿人)还少。印度选举的这种分区/分段方式,行之有效,已进行多年。显然那些中国官方知识份子强调的人口多,只是借口而已,因为人口多少问题,都有技术性的手段可以解决,尤其在今天这个高科技的时代。

至于说中国底子薄,教育水平低的理由,和印度相比,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印度的平均教育水平, 并不比中国高。根据印度的统计数字,印度的文盲率现在是36%,而中国的成人文盲率,现在不到4%。印度的文盲率比中国高九倍,印度可以选举,中国为什么就不可以?

●中国人均收入是印度三倍

有些中国文人强调中国底子薄,还是第三世界,不能选举。且不说美洲的35个第三世界国家,除了共产古巴,其它全都实行了民选制度;还有非洲,也有一多半国家是多党制,即使还是和印度比,这个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

先来看国家整体经济,中国自三十年前开放改革以来,经济发展已被国际瞩目,成为世界重要经济体,外汇存底近年一直是全球第一,2008年更高达1兆9460亿美元,是第二名的日本(9801亿)的两倍以上。而印度的外汇存底,虽然居全球第五,但只是2432亿美元,是中国的八分之一。

另外更重要的是,看人均收入。2007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已经达到2360美元,是印度的近三倍。

无论从整体国家经济水平(GDP规模和外汇数量),还是人均收入,中国都大幅超过印度,但印度可以进行民主选举,中国为什么就不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的统计,中国当时的人均收入才27美元;那个时候用这个理由不选举。到了1978年,中国开始经济开放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是190美元,增加了7倍,还用这个理由不选举;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2400美元,比1978年时增加了20多倍,比1949年时增加了近100倍,比邻国印度的人均收入多了近三倍,还用这个理由不选举,那么这个理由到底要持续多久?等到每个中国人都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吗?

●印度为何热衷社会主义

现在为中共政权辩护的人,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强调印度的经济不如中国,言外之意,还是专制的条件,可以达到社会稳定,可以带来经济发展。且不说印度实行民主制度,不仅没有社会动乱,多次权力转移都是平和的,被国际社会和专家都视为具有“确定性”,即使只是从经济角度,印度的经济发展没有中国强劲,也根本不是因为实行民主制度带来的,而是印度知识精英长期反西方、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带来的。

印度作为民主国家,却热衷社会主义,至少有这样几个因素:一是印度独立以后,掌权的尼赫鲁家族,热衷社会主义。尼赫鲁是在世界知名的左派大本营——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的教育,得到了社会主义的灵感。尼赫鲁和他女儿英迪拉甘地,总共掌权了32年,一直推行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二是被印度人视为“国父”的甘地,以反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著称,狂热于手工作坊和回归自然;这种原始部落主义,也相当影响印度精英的思想;三是多数印度人信奉印度教,其教义中的均贫富,反富倾向,以及与世无争等教条(堂堂大国,印度很少在奥运上拿到金牌),也导致印度知识份子喜爱唱道德高调,而缺乏理性和务实;最后,印度曾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更增强了印度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意识,有一种强烈的反西方情绪。这也是为什么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印度却曾长期和共产苏联结盟,其思想和情绪基础就是反西方。仅从这几个方面就可看出,印度的经济发展和中国有距离,并不是因为民主制度,而是其它因素造成的。

从上述和印度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政权拒绝实行选举的所有理由都无法成立,唯一的理由,就是要持续共产党一党专制,他们永远把持权力。权力集团这种思维并不奇怪,最不可思议的是有无数中国文化人也同样思维,并为共产党的继续执政提供各种理论依据。唯一的解释是,那些文化人其实已经和权力集团成为一体,所以才有在一个路子上的思维。

卡尔维诺:月亮与霓虹灯(译丛)

□ [意大利] 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温承德译

夜晚,GNAC耀眼的光亮持续了二十秒钟后熄灭了。二十秒钟的间歇里,整个夜空露出笑脸:晴朗的天空飘荡着几朵急匆匆飘游的乌云;金色的新月像一把镰钩高高挂在空中,一朵淡淡的云彩遮住了它的笑容,显现出一个若隐若现的月晕;星星眨巴着亮晶晶的小眼睛,越细看它们就越显得更微小更稠密,熙熙攘攘,缀满天空,一直连接到银河的明亮光带。这匆忙看到的夜空一闪而过,倘若只顾凝视夜空的一点,那么就会失去观赏整个夜空的机会,因为二十秒种一闪而过,GNAC重新亮起来。

GNAC是高悬在对面楼顶上高大的SPAAK-COGNAC(COGNAC即白兰地,SPAAK是公司名)霓虹灯广告的一部分,每隔二十秒钟亮一次,一次亮二十秒钟。每当它亮的时候,夜空变得平平坦坦、漆黑一片,月亮蓦然惨淡无光,星星失去了光彩。GNAC熄灭十秒钟后,发情的公猫和母猫才迟钝地开始喵喵地嚎叫起来,沿着屋檐和烟囱管胆怯地慢慢靠拢。突然,GNAC一亮,射出刺眼的磷光,猫立即惊恐地竖起全身的毛,隐藏在瓦垄中。

马科瓦尔多一家住在霓虹灯对面一幢楼的阁楼里。此时,一家人倚窗眺望,思绪各异。十八岁的姑娘伊索丽娜静静地仰望着月光,坠入了情思绵绵的遐想,以致她觉得楼下收音机里传来嘁嘁喳喳低微发颤的声音,仿佛是情郎在窗下唱的小夜曲。蓦然,GNAC闪亮,好像收音机也随之变换了曲调,传来了活泼的爵士乐,伊索丽娜缩缩穿着紧身衣的身体,情不自禁地寻味着舞厅里快乐的舞步、五彩缤纷的灯光。然而,此时此刻,可怜的少女却孤独地待在阁楼里。

塔尼莱和米凯利诺,一个六岁,一个八岁。每当夜幕出现,他们总是眼睛瞪得滚圆,凝视着窗外,一种窒息朦胧的恐惧在他们脑子里盘旋,仿佛他们置身于匪徒的包围中。然后,GNAC发亮了,他俩伸出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手枪的形状,互相开起枪来,嘴里喊着:“举起手来!我是超人!”

每当黑夜降临的时候,母亲多米娣拉总是这样想:“孩子们应该离开窗口,否则,这种气氛会对他们有害的。伊索丽娜这么晚了还探头探脑地瞧着外面,可不太好啊!”阁楼外面的灯光重新亮起来,照得室内室外一片通亮,多米娣拉忽然恍若自己走进了一家豪门巨室。

十五岁的费奥达利吉是个早熟的男孩子。每当GNAC熄灭的时候,他总是看见在漩涡形的G字里有一个小天窗。这时,小天窗随之亮了,玻璃窗里露出一张如同月光、霓虹灯光和夜晚大自然光色的少女的脸,一张几乎还是幼女的小脸。费奥达利吉向她微笑,但他没有看清楚她的反应,那张小嘴微微闭着,也许她曾向他微笑过。外面GNAC那可恶的G字又重新亮了起来,小天窗顿时模糊不清,少女的脸的轮廓消失了,变成了微弱发白的影子。现在,他无法知道那张小嘴是不是正在回答他甜蜜的微笑。

一家人各有各的情趣,各有各的思虑。这时候,马科瓦尔多很想教授孩子们一点天文知识,便慨然指点着天体星辰的位置。

“看,那是大熊星座,一、二、三、四,那儿是勺把,那是小熊星座。北极星指示北方。”

“那么,那一颗指示什么?”一个孩子指着GNAC的字母C天真地问。

“那是字母C,跟星辰没有关系,它是COGNAC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母。星星是指示方向的:东、西、南、北。现在是新月,因为月亮的弦峰朝西隆起。记住,上弦近望,下弦近晦。”

“爸爸,那么COGNAC要落了?因为C是下弦!”

“这跟升还是落没关系,那是SPAAK公司安上去的广告灯。”

“那么,月亮又是哪个公司安上去的?”

“月亮不是任何公司安上去的,是一颗卫星,永远存在。”

“月亮如果一直就在那儿,那为什么要经常变呢?”

“月亮分四个月相,有时人们看到的只是它的一部分。”

“COGNAC不是也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吗?”

“那是因为皮埃贝纳尔蒂大楼太高。”

“比月亮还高吗?”

就这样,每当GNAC闪亮的时候,马科瓦尔多的星辰总是和地球上的商业广告纠缠在一起,解释不清。伊索丽娜却陶醉在这夜景中,把美妙的愿望融合在优美低吟的曼博舞曲中。而那少女消失在迷茫暗淡的天窗里,霓虹灯的光亮掩盖了她对费奥达利吉终于鼓足勇气送去的飞吻的答复。塔尼莱和米凯利诺两掌合拢,形成一个飞机上的机关枪,举在面前,朝着二十秒钟后就要熄灭的耀眼的霓虹灯打去,哒、哒、哒……

“哒、哒、哒……爸爸,你看见了吗?我只一梭子就把它给打灭了。”塔尼莱高兴地说。然而,窗外的霓虹灯又重新亮起来,他那幻想中战斗的胜利破灭了,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睡意。

“但愿把它打灭了!”父亲情不自禁地说,“这样的话,我指给你们看狮子星座、双子星座……”

“狮子星座!”米凯利诺顿时兴高采烈。“等一下!”他想到了一个主意。然后,他拿来弹弓,掏出经常装在口袋里的石子,安在弹弓上,用尽浑身力气向GNAC射去。

只听一阵石子像下冰雹似的落在对面楼顶的瓦上和屋檐的铁皮上,一扇被击中的窗户的碎玻璃和弹回来的石子落下来,打在路灯的灯罩上,发出叮当作响的声音。路上一个声音高叫着:“下石头子了!喂,楼上是怎么搞的,混蛋!”石子飞过去的时候,亮闪闪的霓虹灯熄灭了,这正好是二十秒钟的最后一秒钟。阁楼里的一家人在默默地数着:一、二、三……十、十一,数到十九的时候,大家粗粗地吸了一口气,又接着数了二十,数了二十一,二十二。然而,GNAC没有亮,他们都担心是不是自己数得太快了。不,并不快,GNAC再也没亮起来,在广告牌的框架上左盘右旋的字母变得模糊不清,黑糊糊一团,宛如缠绕在棚架上的葡萄蔓藤。“啊!啊!”大家都惊讶地叫起来,布满星斗的天穹在他们头顶上完全显露出来了。

马科瓦尔多很想揍米凯利诺一巴掌,但胳膊刚抬起来,又停住了。他忽然感觉到,自己站在高高的阁楼里,仿佛飘飘然升到了奇妙的宇宙空间。夜的黑暗将阁楼罩在里面,像一个晦暗的屏障把高处和楼下另一个世界分隔开来。楼下,象形字体似的红色、黄色、绿色的霓虹灯仍在闪烁着光亮;交叉路口的信号灯交替地眨巴着疲倦的红色和绿色的眼睛,空空荡荡的有轨电车沿着明亮的轨道急匆匆地跑着;模糊不清的汽车推着两道圆锥形的光柱向前移动;现在,从楼下这个世界只能映到阁楼上散乱的犹如烟雾的磷光。抬头环视,再也不会感觉到强烈灯光的刺激了。开阔的空间映入眼帘:天穹像一个无限大的球体囊括一切,无边无际。微小发亮的星星镶满天穹。只有金星闪烁着爆发性的集聚的光亮,从云罅中钻出来,镶嵌在天和地交接的地方。

一弯新月挂在空中,只探出半个脸来,地球遮掩了太阳的光辉,只有太阳的斜光照射在月亮的四周,然而月亮依然显露出一个不透明球体的自然容貌,依然反射出生动的光辉。这种情景,只有在初夏之夜才能看到。马科瓦尔多深情地凝视着月亮:阴影和光亮把月亮分成黑白分明的两个部分,明亮的月牙宛如一个狭长的静谧的海岸。他心里油然泛起一丝留恋和向往的感情,多么希望在幽静的夜晚来到这奇迹般的月光明媚的海岸啊。

马科瓦尔多一家人久久倚在阁楼窗户上眺望。孩子们对自己的举止所带来的无法估量的后果感到惊讶。这时,伊索丽娜触景生情,心醉神迷。费奥达利吉凝视着明亮的小天窗和那月色少女的微笑。母亲催促着他们:“孩子们,离开这儿吧!夜已深了,你们还站在这儿干什么?这样的话,你们会生病的。”

米凯利诺一边举弹弓,一边说:“你们看着,我来把月亮也打灭!”然而,他已经被母亲抱住,送到了床上。

这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阁楼对面楼顶上的霓虹灯只剩下SPAAK-CO几个字母在发亮,但在马科瓦尔多的阁楼里可以看见美妙的天空。费奥达利吉和月色少女互送着飞吻,也许默默的交流已经帮助他们成功地定好了约会。

第三天上午,两个穿着工作服的电工出现在对面楼上霓虹灯的框架中间,检查灯管和电线。马科瓦尔多将头伸到窗外,看着这情景,忧郁地说:“今天晚上又是GNAC的夜晚。”那种神情很像一个善于预言天气的老人。

有人在敲阁楼的门。房门打开了,走进一个戴眼镜的先生。他对马科瓦尔多说:“请原谅,能从你们的窗户看看吗?多谢,多谢!”戴眼镜的先生又自我介绍,“我是戈迪弗雷多博士,霓虹灯广告公司的专员。”

“真糟糕,霓虹灯被我们打破了。他们肯定要我们赔偿损失!”马科瓦尔多暗暗想,眼睛盯着几个孩子,好像要一下子把他们吞下去,却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天文学对孩子们的魅力。

“他只要从窗口一望就会明白,石子是从这里飞过去的。”他想到这里,抢先站在窗前,哀求说:“您看,是孩子们,他们随便拿石子打麻雀玩,不知道石子怎么打到那儿,把SPAAK公司的霓虹灯广告给打坏了。我已经狠狠地揍了他们一顿。唉,先生,如果我已经狠狠地揍了他们的话……您尽管放心,保证以后再不出现这种事。”

戈迪弗雷多博士聚精会神地听着,认真地说:“说真的,我为COGNACTOMAWAK公司工作,不是为SPAAK公司做事,我是来观察一下能不能在这座楼顶上安一个广告灯。不过,请您继续讲下去,您讲的,我很感兴趣,请您讲下去。”

就这样,半个钟头以后,马科瓦尔多与SPAAK公司的竞争对手——COGNACTOMAWAK公司达成一项协议:只要SPAAK公司的广告灯一亮,孩子们就用弹弓把GNAC打掉。

“SPAAK已经是溢到缸外的一滴水,很快就会干涸。”戈迪弗雷多博士说。

他没有说错:的的确确由于沉重的广告费用,SPAAK公司已经债台高筑,濒于倒闭的边缘。而且,在SPAAK公司自己看来,该公司华丽的霓虹灯广告接连不断地损坏也是不祥之兆。广告灯有时是COGAC,有时是CONAC,有时又成了CONC,这给SPAAK公司的债权人造成混乱的感觉,思想上敲起了警钟。后来,连广告公司也拒绝修复连续不断损坏的霓虹灯了,如果SPAAK公司不付清旧账的话。最后,SPAAK公司破产了。

在马科瓦尔多阁楼的上空,一轮满月撒下金色的光辉。

月底的一天,几个电工出现在阁楼对面的楼顶上,那天晚上,比原先高一倍宽一倍的火红字体COGNACTOMAWAK闪烁着刺眼的光辉。从此以后,金色的月亮惨淡无光,亮晶晶的星星失去了踪影,无限辽阔的天穹和无比美好的夜景消失了,只有COGNACTOMAWAK,COGNACTOMAWAK,COGNACTOMAWAK,每两秒钟亮一次,一次亮两秒钟。

马科瓦尔多一家人中受打击最大的是弗奥达利吉,他再也看不见那月色少女含着甜蜜微笑的脸蛋;那扇天窗消失在巨大的没有一点儿空隙的W字母的背后。

 

【作者简介】 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是意大利当代最具世界影响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品有《通向蜘蛛巢的小径》《我们的祖先》《看不见的城市》《寒冬夜行人》等。
【译者简介】 温承德:自由撰稿人、中国译协会员、中国意大利文学学会理事、意大利LUMUCI私立大学客座教授。译有《罗马和梵蒂冈》《永恒之城》《辉煌的意大利》等及意大利中短篇小说若干。


◎批评◇创作谈

越过霓虹,仰望夜空

陈言

想象一下,当所有的霓虹灯骤然熄灭或永远消失,都市人将陷入何等的恐慌!霓虹灯已不再仅仅是都市的装饰、象征,它更是都市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都市的同体。当人们对着日益精美的霓虹灯歆羡不已时,有谁会把头抬得更高一些,去仰望夜空?也许有人连月亮和霓虹灯这两者何谓自然、何谓仿真都分不清了吧?现代文明除了要遮蔽星空的光芒,还将遮蔽什么,我们的智慧、梦想和灵魂么?若是这样,我们活着的意义何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著名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就在他的系列小说中提醒人们不要向现存的条件投降,也不要蜗居斗室,要积极寻求出路,向物质世界的“迷宫”挑战。《月亮与霓虹灯》就属于该类作品。

《月亮与霓虹灯》开篇即写到霓虹灯的明灭对月亮这张笑脸的吞噬。“笑脸”韵味无穷,然而它是不连贯的、破碎的、时而惨淡无光的,这让欣赏者意欲陶醉其中却即刻遭到搅扰。而霓虹灯射出的强烈光滟让猫也惊恐地逃逸。在文明的侵袭下,生物能到哪里寻找它们的藏身之所?

接下来登场的是马科瓦尔多一家。十八岁的大女儿伊索丽娜代表被现代文明俘虏的人,他们对现代的奢华生活有着不容置疑的眷恋和无限向往。六岁和八岁的塔尼莱和米凯利诺不谙世事,自然天性理应保留得最多,然而在霓虹灯光中长大的他们已经分不清自然与文明的区别了,误把广告牌中的字母C视为下弦月,还以为月亮是某广告公司安装到天空的,也分不清是大厦高,还是月亮高。十五岁的费奥达利吉则幻想着他心目中的少女,但是少女的脸的轮廓却一次次地被霓虹灯刺眼的光吞噬,二十秒钟灯光的明灭交织着费奥达利吉的希望和失望,这喻示着工业文明对自然本性的一次次挑逗。母亲多米娣拉是希望孩子能够保持自己的本真状态的,因为霓虹灯的体验让她惶惑、不安、无所适从。父亲马科瓦尔多和孩子们纠缠于星辰和广告之间。当父亲试图用现代的科学成果为孩子解惑,孩子们却更加困惑;当父亲意欲惩罚用暴力射掉霓虹灯的行为时,却旋即发觉自己浸润在霓虹灯消失后的奇妙宇宙中,身心完整地交融在了一起。在物质文明和消费主义的侵蚀下,到底谁更理性、谁是正确的?已是难以辨明。但我们仍能嗅出其中的血腥:具有现代意识的商业竞争者运用他们的力量与“智慧”,借助马科瓦尔多的孩子之手,既实现了后者企图亲近自然的愿望,又轻而易举地摧垮了对手,并且滴血不见。尽管作者的笔调不动声色、举重若轻,我们仍能感受到他揪心的痛。小说在那痛中达到高潮,并戛然而止。

月亮以及伴随着她的神话世界、月光下含情脉脉的眼睛,以及所有飘荡的遐思,都被霓虹灯冲荡得无影无踪,这让作者忧伤不已。

然而,卡尔维诺清醒地意识到,要去抵御现代文明的侵袭得付出多大的代价!现代文明并不总是以肮脏、丑陋、凶残这样的面孔出现的。而单调和肤浅已经内在于大多数的(尽管不是全部!)城市居民,对他们来说,与那令人窒息的精致的文明世界伴生的,是现代奢华生活、梦幻世界,它交织着普通人的向往与压抑。现代文明的进程使粗俗变得高雅,使残忍变得善良,使无教养的变为有教养的。然而,某一方的文明化即是另一方的被迫无能化。人性日益枯萎,都市成了牢狱,现实令人如此沮丧,这位具有生态自觉的小说家观察现实而又不沉沦于现实,在事物的感性显现中追求诗意化生存,以文学的笔法,说出了社会和个人本来想说而又没有意识到的一切,诠释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以缪斯之轻承受了生命之重。这位坚持生活中的审美精神和省思能力的小说家让我们感到:如果不能活在真实中,而只是无意义地在命运门前徘徊,将多么可怕!借助我们内心的道德法则,依靠足够的理性,去勇敢地面对幽暗真切的人性吧。对了,别忘了仰望我们之上的夜空,祈求她来警醒我们渐趋麻木的生命意识,让我们清醒一些,再清醒一些。

[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

20世纪末中国家族题材小说的寻觅与救赎(文论)

关键词:20世纪末 家族题材小说 寻觅 精神救赎

摘 要:在世纪末流浪感的影响下,以家族或乡土为题材的作家由启蒙立场迅速转向对人自身的审视,企图在现代文明的夹击中寻觅流逝的传统,通过回望乡土、回忆旧事、坚守不变人性来重建精神家园,走上救赎自我和他人的艰难之旅。

20世纪末中国文化经历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再次碰撞,随着商业文化迅速兴起,物质欲望的扩张带来环境恶化、人性异化、人文精神丧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不少文化人在灵魂深刻地感受到了一种流浪感,内心深处被无家可归的感觉牢牢拘着。“这种形而上的——精神上的流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愈演愈烈,达抵今天,仿佛万众如一,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统统流放,一个个都被弃落于茫茫荒野……构成世纪末一大风景。”①正是在这种世纪末流浪感的影响下,以家族或乡土为题材的作家由启蒙立场迅速转向对人自身的审视,企图在现代文明的夹击中寻觅流逝的传统,通过回望乡土、回忆旧事、坚守不变人性来重建精神家园,走上救赎自我和他人的艰难之旅。

一、返乡与救赎

20世纪末的中国社会,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城市文明带来的人性物化、异化甚至虚无化现象也较明显。对城市作批判性描绘的《废都》中来自终南山的“牛”的看法耐人寻味:“人就是这么贱吗,创造了城市又把自己限制在城市,山有山鬼,水有水魅,城市又着什么魔魂呢?使人从一村一寨的谁也知道谁家老爷的小名,谁也认得土场上的一只小鸡是谁家饲养的和睦亲爱的地方,偏来到这一家一个单元,进门就关门,一下子变得谁都不理谁的城里呢?”②在文学领域里,表现城市文明的负面性有两种描述方式:一是写都市文化对乡村人的同化,如苏童《米》就典型地描写了一个叫五龙的农民逃离故乡在城市中精神与生命的挣扎和流浪过程,城市里的罪恶与腐败膨胀了他的人生之恶。另一种描述方式是写知识分子的堕落,张炜在《柏慧》中展示了柏老和瓷眼那样的伪君子。“于是你看到了逍遥的骗子、昏聩的学人、卖了良心的艺术家。这些人有时并非厌恶劳动,却无一例外地极度害怕贫困。他们注重自己的仪表,却没有内在的严整性,最善于尾随时风。”③贾平凹的《废都》也集中描写了一群堕落的知识分子,暗示时代的颓废和精神危机。

深感城市颓废之气的作家们发出“何处是家园”的困惑。“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问题,是个体自觉之后对人类生存的质问,也是对现实的反叛。“无根”、“困惑”、“寻路”是他们笔下最耀眼的词,也成为他们心态的写真。“既然城市里没有真正的家而且这种无家的状态正从城市扩展到周边的乡村,那么就回到纯粹的、没有遭受任何污染的、远离城市的家乡,也许那儿才能找到安妥自己灵魂的精神家园。”④于是,“返乡”成为逃离城市文化和精神救赎一种选择,贾平凹回归“高老庄”,陈忠实放眼“白鹿原”,张炜融入“野地”,韩少功回味“马桥镇”,等等。他们或许写实在的旧时故乡,或在想象中虚构着一片理想心灵停泊地。那些从乡村走出的人,在外转悠了一圈,最后觉得土地才是他们的真正归宿。陈忠实《白鹿原》笔下的黑娃,认祖归宗,在乡村文明中完成精神救赎。苏童《米》中的五龙,满怀痛苦与创伤无可奈何地重新归附乡土。贾平凹《高老庄》西夏返乡后最终留在乡下,说明传统乡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整合,标志作家以乡土情感和乡土意识对漂泊灵魂的拯救。

“返乡”目的在于寻找自然美和人性美。很多作家感觉到自己生活在“失去风景的空间里”,他们企图在作品中建构一个风光旖旎、民风淳朴的乡土世界,以一种纯美的眼光望着那些山清水秀的自然聚合而成的小村落,发掘非功利的“民间元文化”。张炜被人称为“大地守夜人”,他在《忧愤的归途》中说:“一个好作家应该是归来感很重的人,走向一个注定不会变更的地方,走向‘母亲’身边。”⑤他所指的母亲就是乡土大地。在《九月寓言》中,张炜以寓言形式展示了乡村大地生命景象,自然的草、花、树木、泥土的气息、奔跑的生灵等,构成了没有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原来”,跃动民间精灵的狂欢。自由自在的民间世界,原始纯净的大自然,是人类灵魂的栖息地。

当然,作家在书写乡土诗意的时候,并没有回避乡村困境和人性变异。张炜《九月寓言》就写到民间的“藏污纳垢”:入夜后,小村“家家都在打老婆”;大脚肥肩狠毒、刁辣地虐待儿媳,甚至央求阉猪人年九“给她动动刀”,“平平野性”;村头赖牙把刘干挣、方起投进爬满百足蜈蚣的地窖里,变着法子折磨他们。阎连科小说《黄金洞》,描写了在金子的诱惑面前,乡村温馨的人际关系、质朴的人性品德渐趋丧失,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提防与算计。“现在人都忙,乡村人蹲墙根、唠闲话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返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作家的精神危机,很多乡土意识浓厚的作家在作品中借人物的困境,表达了这种精神寻觅的失望。正如丁帆指出的那样:“当西方工业时代将人‘物化’后,‘城市人’试图逃离城市的压迫而寻求乡村为‘避难所’时,我敢预言,他决不肯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生存状态下长期驻足,这种‘回归意识’只不过是一时的兴致而已。尽管他在高度的物质文明中产生了精神逆反心理,厌恶城市文明的狰狞,但倘若又使他长期地去忍受物质匮乏,缺少文化氛围的生存煎熬,恐怕他同样会陷入另一种逃离之中。”⑥如贾平凹《高老庄》中进城做了大学教授而游子返乡的高子路,看到乡村文明的流失后,情感眷顾的诗意祛除殆尽,最终与故乡的传统文化决裂,离开高老庄“再也不回来了”。

二、守望与救赎

中国城市化对乡村的影响日渐明显,城市化的进程实际上是传统村落解体的过程。现代作家在感叹乡村传统文明流失的时候,用深情的笔墨描写了“最后一群”坚守传统和土地的悲壮,他们的举动有点类似英雄堂·吉诃德式的搏斗。关仁山笔下的单五爷对“茔地灯”的固守,黄老爷子对“家脉”的固守;李杭育笔下的“最后一个渔佬”,原非笔下的最后一个养牛人……这最后一个,昭示老一辈农民保守、固执、狭隘的性格特征,同时又透露出务实、重义和坚韧的美德。家族题材小说塑造“最后一群”,试图描绘乡村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变的人性,并以此来建构社会的道德秩序,但这种复兴传统乡土精神精髓的努力显得有点无奈。阎连科的小说尽管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家族小说,但他将目光投向中原深处的穷山恶水,将那片带有原始风情特点的乡村作为精神家园。《年月日》写乡村中先爷守护家园的孤胆英雄般的悲壮,然而先爷死了,乡人们还是过着外出逃荒的艰辛岁月,显示了作家所作守望努力的孤单和失败。贾平凹《土门》也写了保乡守土者的“无望的抗争”,仁厚村的精神领袖云林爷对土地有种神圣的崇拜,赋予土地以人的生命想象,他在林子里转了一圈后觉得东南地气太亏,于是让人在那里埋入十包“十全大补”,给地“补气”。

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就虚构了一个坚守传统的“马桥世界”。他说:马桥人似乎永远只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们愚顽地抵御着外界的诱惑而循规蹈矩地过下去。⑦尽管马桥人的言语有些土气,但体现着特有的智慧。他们相信体力,嘲笑科学,喜欢听老戏,是一种超然物外的本真生存。作家描写不变的生存方式以及鲜活的生命个体,这正是现代人渴望不到的梦想,该是作家营造的一个精神家园吧。陈忠实《白鹿原》塑造儒家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白嘉轩,显示了对中华民族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仁义白鹿村”在历史折腾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稳定状态。历经历史风云和外来文化的侵蚀,白鹿原成为一片废墟,但作家对白嘉轩的描绘用意明显,建构新的“仁义白鹿村”,仍是民族传统文化。

对宗教皈依,是拯救自我精神需要的一种方式。宗教文化追求一种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解释,对人类精神生活的终极关怀。许多作家在新旧价值体系交替的时候,企图在精神的荒原上构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张承志说:“像我这样的人必须崇拜。……我要有支撑——如果没有人愿意,那我就在精神世界寻找。”⑧他的《心灵史》《金牧场》等,不仅展示了民族在沉重的苦难面前从不放弃追求信仰的顽强生命意志,并且作家用宗教崇高来批判和抵御世俗。北村在《施洗的河》等作品中,从变态和常态相混合的外在表现中冷酷地揭示人之卑劣与苦难,人物在被加以残酷的灵魂拷问后送上了精神皈依和自我救赎之途。他相信只有神性的、宗教化的终极信仰才能使人获得拯救。

三、怀旧与救赎

在质问“我是谁”的命题下,“身份焦虑”成为许多作家对待现实的一种态度。对自己的身份进行确认,寻求认同以获得自身的存在证明,这是现实生存危机在作家隐蔽心理中的反映。埃里克森说:“在人类生存的社会丛林中,没有同一感也就没有生存感。”⑨正是为了避免陷入孤独之中,20世纪末家族题材小说作家企图在过去、乡土、神话等中找到自己的同感。

编织远古神话,成为作家抵御现实粗俗和孤独的一种梦想。徐小斌《羽蛇》对远古人类母性崇拜的一次重构,家族中不少女人,连名字都是太阳和海洋的称谓:玄溟、若木、金乌、羽蛇……借助这些想象,反观现代社会男性中心的历史和文化模式的残缺与霸权。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以家族寻根作为文化寻根的载体,企图建立家族神话。在庸常的生活和精神匮乏的时代,“我”作为进入城市的外来户,始终有种外乡人无根的焦虑感。作品中的主人公“我”:“好像是这世界的外人,这个世界生气勃勃,我却参加不进去。”没有归宿感让“我”陷入无依无靠的痛楚中,并发现最大的缺失和遗憾是祖先的迷失。作品描写道:“没有家族神话,我们都成了孤儿……我们生命的一头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另一头隐在迷雾中。”于是,自我拯救便从母系家族的寻觅开始,在经历追根溯源确认自己的祖先之后,“我”站在传统文化的根系和血脉之内,从而变得不再孤单。

回忆旧时的繁华,将目光投向那被有意无意粉饰的过去,寻求一种心理依托,也是部分作家救赎的一种选择。正如戴锦华所分析的:“任何一种怀旧式书写……与其说是在书写记忆,追溯昨日,不如说是再度以记忆的构造与填充来抚慰今天。”⑩叶广芩有意把家族旧事用“小说”的形式表现的,她的《采桑子》叙述末世满清贵族走向衰败的历史,虽然通篇笼罩着悲凉和冷漠的气氛表明了她对“贵族”不抱任何重整河山回归盛世希望的“非贵族心态”,但是作家将上辈贵族生活繁华与后辈贵族子弟不争气的现状进行对比描写,却流露出难以掩饰的留恋和溢美之情。

苏童的怀旧有点不同,他笔下的“枫杨树”故乡没有历史,但作家大肆敷衍“枫杨树”种种,为“家园”的来龙去脉和人事流变追根究底,编织的是一个“浪漫的谎言”,尽管如此,仍然召唤并激活“想象的乡愁”,成为作家自由精神的图腾{11}.在对童年的追记中,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快慰。艾尔默·莫德说:“孩童时期的印象,保存在人的记忆里,在灵魂深处生了根,好像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地中一样,过了很多年以后,它们在上帝的世界里发出了她的光辉的、绿色的嫩芽。”{12}贾平凹在小说《土门》设计了别样的救赎方式,让人物在茫然中回到生命之源——母亲的子宫。小说写对梅梅寻找出路是这样描写的:“于是,我见到了母亲,母亲丰乳肥臀的,我开始走入一条隧道,隧道黑暗,又湿滑柔软,融融地有一种舒服感,我望见了母亲的子宫,我在喃喃地说:这就是家园!”回到子宫,是丧失家园者幻想回到生命之初的一种温暖安慰,是一次彻底的“回家”。很显然,这种生存态度,是在现实压力下逃向乌托邦的无奈选择。

四、死亡与救赎

在20世纪末女性家族叙事小说中,女作家们对“家族、历史和女人”的故事进行具有女性主体性话语特征的重写,侧重关注女性在传统男权社会中的生命和生存的苦难,书写女性特有的个人化历史。如蒋韵《栎树的囚徒》、赵玫《我们家族的女人》、铁凝《玫瑰门》、张洁《无字》、徐小斌《羽蛇》、范小青《顾氏传人》等。阅读这些作品,让读者看到了历史遮蔽下女性的屈辱命运以及女性自身的灵魂颤栗。作品无意让家族“承载社会学或普泛意义上民族文化学内涵,只为不幸女人的悲剧宿命作证,为由血缘所扭结和加固的家族本题的历史轮回显影”{13}.在书写女性苦难的时候,似乎女性作家们感受更深,许多作品最后否定了“他救”之途,透露出浓重的宿命观念。铁凝《玫瑰门》关注女性家族历史链条中三代人——祖母辈司猗纹、母亲辈竹西、孙女辈苏眉的性别遭遇、悲剧生成及人格异化的苦难;徐小斌《羽蛇》则在五代女人的家族谱系和历史变迁中呈现女性经受苦难的自我救赎;张洁《无字》,以非常沉重的心境,书写女作家吴为及其家族几代女性在情感领域的痛楚。这类作品,写出了女性的“孤独”、“逃离”、“疯狂”、“复仇”、“自杀”、“死亡”等,救赎的方式显得非常悲凉,作品笼罩着凄美的色彩。不过,女性作家写这些苦难女人的自杀或走向死亡的时候,并不是反封建、反男权意义上的“救赎”,更多的是从女性主体性张扬后对苦难生存的自我精神救赎,是走向女性精神世界的自由自主选择。

贾平凹小说如《废都》,尽管写的是离开乡土后城市知识分子的颓败,但作家并没有放弃拯救的努力,作品中也写到“死亡”。主人公庄之蝶与情妇唐婉儿最后一次自虐式的性行为,就是在哀乐中进行的,性体验变成死亡体验。庄之蝶最终死在欲弃城而去的车站里,迟来的自我救赎在死亡中完成,这一象征性场景暗示人物在绝望中寻求救赎的可能。由乡村进入城市最后死于都市的“哲学牛”,死前对乡村的怀想,分明流露作家对乡村世界的美好想象。“死亡”是告别都市文明的一种最佳方式,是走向救赎之途的自主选择。《白夜》中“再生人”作为阴间“复活的人”出现,与留存现世的戚老太太在追忆往昔幸福中获得短暂的爱情,但随着戚老太太的自寻短见,“再生人”也自焚了。两次死亡,暗示了现实生活中充满了虚假,“别一世界”才是真正的精神归宿。

文学的使命在于提供人以精神资源和心灵安慰。20世纪末中国家族题材小说作家怀着深沉的忧虑,审视现代文明与自然人性的背离现象,反思自身和人类,并且企图在现实的荒芜中找到一条清幽的通途,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责任。贾平凹在《答陈泽顺先生问》中说:“社会发展到今日,巨大的变化、巨大的希望和空前的物质主义的罪孽并存,物质主义的致愚和腐蚀,严重地影响着人的灵魂,这是与艺术精神格格不入的,我们得要作出文学的反抗,得要发现人的弱点和罪行。”{14}家族题材小说作家在寻找精神家园的时候,没有回避所见到的一切堕落和罪恶,他们在作品中将乡土和城市同时作为审视的对象,将历史和现实对接在“寻觅”之中,不仅拓宽了作品时空,更能让读者明白传统与现代的交替与融合。尽管救赎显得徒劳甚至再次陷入绝望之中,但毕竟意义深远,它是人类不安现状的激情与冲动,是作家灵魂不甘堕落的绝地抗争。

(责任编辑:赵红玉)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主题的文化研究”(07YBB296)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尹季,湖南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① 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

② 贾平凹:《贾平凹作品集》,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91页。

③ 张炜:《张炜名篇精选·散文精选》,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④ 於曼:《无奈的精神还乡》,《小说评论》,1999年第1期。

⑤ 张炜:《张炜名篇精选·随笔精选》,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⑥ 丁帆:《“地域乡土”的逃离与“精神返乡”情绪》,刘绍棠、宋志明编《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当代卷》下卷,农村读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6页。

⑦ 韩少功:《韩少功谈〈马桥词典〉》,《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5期。

⑧ 张承志:《荒芜英雄路》,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⑨ 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译版,第115页。

⑩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11} 杨经建:《寻找与皈依: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追寻母题》,《文艺评论》,2007年第5期。

{12} [英]艾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13} 廖冬梅:《家族母题与19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小说叙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8期。

{14} 贾平凹:《答陈泽顺先生问》,《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

李新:六月又一次想起你(诗歌)

 

如今,我们活着,为了活着而活着
那曾经流过的血,流过的汗,
梦想浇灌出参天大树,
可是我们依然逶迤着像野草一般。

这不是我们的错,我知道
我们并非无辜,
谁能置身事外,长久把自己欺诓,
其实你我都明白。

北方,麦子熟了,又一次听到布谷鸟的鸣唱,
穿过田野,穿过树林,穿过诚实边缘的晨曦,
清新,幽远,圣洁——让我忘情
忘乎所以。

热风吹过被芟荑过的大地,
一股凄清和荒凉带着些许的魅力,
蔓延过六月的脖颈直抵温暖的心底,
静谧的夜晚,又一次想起你。
                                              6月4日初稿
                                               6月14日定稿于三义庙

王  怡:做个聪明的小丑:《周立波笑侃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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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有句谚语,“当伟大的统治者经过的时候,明智的农民会深深地鞠躬,并默默地放屁”。

60年来,从餐桌围炉,到手机网络。讥讽时政,调侃领袖的笑话,就是粮食断绝的时候,也从未断绝过。但在舞台上,钱越多,赵本山们就越嘲讽弱者,不嘲讽强者。范伟们就只忽悠江湖,不指向庙堂。郭德纲们也只贬低道德,不贬低政治。他们不是小丑,而是在努力扮演一个蹩脚的小丑。滑稽列传,写到现在,实在写不下去。马季先生,当年说“宇宙牌香烟”,还带着一股启蒙时代风尘仆仆的味。略微结合了天桥上的相声,和西方的Talk show.一炮而红,也一炮而猝。先生去世后,好事者作“滑稽列传之马季列传”,其中两句,令我扼腕:

“然季之术讽刺者寡,而颂扬者多,沉积既久,渐亦为人所轻。季显知时移势迁,非独力堪支,遂乃垂钓京师之北,退求一己之安逸”。

上海的滑稽演员周立波,久已离开舞台。两年,他弟兄劝他复出,一起看了香港的Talk show节目栋笃笑(Stand up commedy)。许冠文和黄子华,每天在电视上嘲讽时政人物,尤其当年挖苦董建华,惟妙惟肖,优雅的刻薄,大有英伦之风。尚未成为特首的曾荫权,坐在下面,脸上阴晴不定,手上使劲鼓掌。周立波看了说,其实我能做的更好。于是就有了今年红遍上海滩,一票难求的“笑侃三十年”。

虽然段子参差不齐,但分头调侃布什和温家宝被扔鞋的典故,尤其模仿温总理的神情举止,立场褒贬不定,风格庄谐不分,脸上要笑不笑。首开了这个国家60年来,小丑在台上戏仿领袖之先河。其他的瑕疵都不重要,周立波说,我的“海派清口”的特点,就是关注时事。制片人说,时代不同了,只要我们避开政治、宗教的敏感话题,就没问题。这是古人的滑稽列传,绝种多年之后,在死气沉沉的上海复燃。上海的正副市长,也效法曾荫权看栋笃笑,去美琪大戏院听清口。周立波不是用上海话,是用对现实的嘲讽,尝试着将自己与当代的所有笑星,区分开来。

周立波是小丑,小丑的任务就是在台上放屁。虽然放得还不够响。但这恰好也是中国滑稽列传和英美Talk show的差异。“滑稽”的原意,是指转壶吐酒,一泻而下,不中断,不梗阻。可以有两重解释,一是出口成章,应对自如;二是言论自由,不阉割,不屏蔽。所以针对滑稽这个词,也有两种口若悬河,一种是言论自由的产物,一种是言论不自由的帮凶。

就像上海学者李天纲说,赵本山可以不谈政治,周立波不能不谈政治。但就如齐国的淳于髡,楚国的优孟,慈禧跟前的刘赶三。谈政治要有小丑的聪明,先把自己唾面自干了,谁要和小丑较真,就不是一个民主问题,而是一个智商问题。我很小看过刘赶三的故事。说他在台上演皇帝,一眼瞥见光绪站在慈禧背后。就拖足腔调,指着光绪说:“别看我在戏台上演皇帝,我这个假皇帝还有座儿呢,你这个真皇帝啊,连个座儿都没有”。全场吓得大气不出,过了一万年,慈禧才慢悠悠的说,给皇帝摆个座儿吧。

自古只有滑稽演员,有这个特权。所以当了笑星不放屁,就如蹲着茅坑不拉屎,都极不仗义。因为直言批评的风险实在更大。当年邓拓在《燕山夜话》中,说有次京城干旱,皇帝问为何郊区有雨,惟独都城无雨。一个叫申渐高的弄臣,答曰,“雨怕抽税,不敢入城”。邓拓说,时代不同了,今天不需要拐弯抹角,任何批评都可以直言。说完,就进了牛棚。

周立波调侃上海的悬浮铁,说我们花了一百个亿,解决了三十公里的交通难问题。随后就用他招牌式的假严肃,开始夸奖政府眼光长远。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滑稽列传的渊源。在这一路上,周立波是个聪明的小丑。但这一路上,他还能走多远呢。若这时代的确称得上伟大,他的海派清口,就有了可能,不会像上海滑稽戏一样,“始于江湖,毁于庙堂”。

Talk show却是另一种传统,幽默之后,依然直言。灵巧如蛇,也锐利如刀。如旧约中先知的角色。和滑稽列传相比,是两种说话的极端。如大卫王害死了自己手下,娶了人家老婆。先知拿单来见他,先说一个故事。城里有个富户,有个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羊;穷人除了一只小母羊羔,别无所有。羊羔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夜间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就如女儿一样。有个客人来到富户家里,富户却舍不得杀自己的牛羊,去取了那穷人的羊羔,杀了给客人吃。

大卫王听完大怒,说我指着耶和华神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于是先知一翻脸,指着君王的鼻子说,“这个人就是你”。

这就是先知和滑稽的区别。说到底,知识分子若不敢作先知,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小丑来赌一把呢。所以放下身段,欣赏周立波,笑侃三十年的衣食住行,偶尔擦枪走火,放个响屁。你除了感恩,又能说什么。就如一家媒体说,人民已忘了先知是什么意思,人民需要周立波。

只是“清口”也有两种解释,一是清心,优雅,不自我贬低。二是自我阉割与审查。前者是剧场版,后者是删节版。当赵本山克隆出小沈阳之后,周立波的走红,有望扭转当代小丑文化的方向。就是从嘲讽弱者,转向嘲讽强者;从媚俗,转向刺秦。从忽悠百姓,转向针砭时弊;从央视的形式主义方言,转向舞台上的地方主义本位。

从这些角度来说,广大的民间,胜过周立波的大有人在。如西安作家狄马,擅长搜罗未经删节的民歌,经他的陕西腔一唱,每每语惊四座。周立波也打胡乱说,譬如离婚率越高,城市越文明。好在他是小丑,不把他的话当真。我爱狄马唱的一首情歌,这是自古以来,不被庙堂污染的真正声音。幽默之中,有令人尊敬的价值观:

“六月的日头腊月的风,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天上的星星成对对,人人都有个干妹妹”。

这是前两段,狄马说,意思是男女相爱,天赋人权。

“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忘了娘老子忘不了你。宁让皇上的江山乱,不要咱俩的关系断”。

这是后两段。我说,意思是婚姻盟约,优先于一切垂直关系,也优先于国家大事。改革三十年,开始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家庭复兴,现在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家庭衰败。可怜我们既缺乏聪明的小丑,更缺乏勇敢的先知。

2009-6-15

王小山:三国红楼群芳谱之世上只有妈妈好

宝玉闯祸,贾政给他一顿好打,又要找绳子乐死,王夫人抱住宝玉哭道:“……必定苦苦的以他为法,我也不敢深劝。今日越发要他死,岂不是有意绝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绳子来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们娘儿们不敢含怨,到底在阴司里得个依靠。”做母亲的愿意替儿子死,甚至在救不活儿子的时候,愿意和儿子一起死,实在太过常见,王夫人的话可不是说着玩的。

美国诗人惠特曼说:“全世界的母亲多么的相象!他们的心始终一样。每一个母亲都有一颗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什么样的赤子之心?就是对儿子无条件的爱,三国里的蔡氏刘氏固然对刘琦袁熙不好,但起因也恰恰是对自己的儿子刘琮袁尚太好了,母爱固然是最伟大的力量,但同时也是自私的排他的。

能够让人记住的母亲形象太多,反倒很难找出特色来,三国里有三位母亲,看上去和一般母亲不大一样:

第一个,徐庶的母亲。徐庶被程昱假书骗回许昌后,老人家恨铁不成钢,觉得自己教育的儿子竟然会上这么简单的当,实在糊涂,就一根绳子把自己挂上了房梁。

第二个,王经的母亲。曹髦当政时,尚书王经因为不肯向司马昭告曹髦的密,被下狱。受刑时,王经看见母亲也被绑去,叩头大哭。其母却大笑说:“人谁不死?正恐不得死所耳!以此弃命,何恨之有!”母子含笑受刑,满城垂泪。

第三个,姜叙的母亲。老太太出事时已经八十有二,因马超残暴,便对儿子抚彝将军姜叙说:“汝不早图,更待何时?谁不有死,死于忠义,死得其所也……吾当先死,以绝汝念。”后被马超拿住,也全无惧色,指马超大骂,被马超亲自取剑而杀,与王经母亲恰成一对绝唱。

不过,我很怀疑,这样的母亲们,是不是舍生取义的大无畏精神太过充实了?这种作为,用来做模范可以,反正历史上儒家树立的模范大多不是人而是神,一般人的母亲不可能做到,我妈常跟我说的就是:儿呀,好好过日子,少惹事。

我虽然经常惹祸,但还是喜欢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不知道徐庶除了悔恨,王经姜叙除了觉得自己大义凛然,是不是也会喜欢这首歌。

冉云飞:公共事件与网络啸聚

近几年来,网民正在成为中国维权性质的公共事件中主要的发声者。而这冲突重重阻扰的民意声音,使得当局如坐针毡,常是围追堵截,必欲除之而后快。但网络和官方掌控的传统传媒颇有些不同,一是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新闻事件的提供者和评论者,二来发表门槛较低,不像事前审查制那般容易扼杀于摇篮中,三来有的是以超文本的形式链接,互相转载,出口甚多,像是很多条壮观的权利觉醒和思想起义的路线,四则是发表和转载迅速(如推特、饭否这样的微博客几乎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发表世界上最新发生的事情),使官方的反应总是慢半拍,倒好像是来给权利觉醒和思想起义的网络大军殿后似的。随着官方不遗余力的拦截,混淆是非的五毛大批加入,在与网民难分胜负的往返交战数百回合中,使整个网民队伍声势更为壮观,使更多的人逐渐明了事态的真相,恐怕这是官方始料未及的。

那些刚从窒息的现实生活中抬起头来爬上网的新网民,大感还有这样一片天地可活,只差大叫着“爷爷我也要加入这样的队伍”。于是众多民众像赶集一样而走上网络梁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直到今天的三亿多网民。在可以想见的将来,中国的网民数量还会成倍地增加,拥有十亿网民都不会只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有上亿的网民作为播种机、宣传机,不愁没有更多的人加入了解真相、维护自身权利的队伍中。一个人可以没有崇高理想,没有远景期待,但你要是使他没法生活,即使怯懦匹夫也可大展其勇猛刚烈。杨佳、邓玉娇等在寻常的生活中,未必是个事事较真的人,他们也有胆怯、得过且过的时候,但一旦事关利益、尊严的时候,他们就奋起争斗,这样的人在将来的中国只会越来越多。

说啸聚是为了形容网民的人多势众,但这个比喻对网民逐渐培养起来的理性,逐渐增加的宽容,其比譬是不准确的。好在,它只是个比喻的。事实上,网民是中国民众中受教育程度中最高的一群,正是他们不停地参与带动信息的发散与传播,使得被官方掌控的单一信息源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不少网民由于浸淫网络比较深,消息渠道多,各种文章看得多,多种意见的发酵和脑力激荡,不容易被官方单一且愚民的观点所捆绑。再者,由于看到了许多观点,反而容易理性地看待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和利益分歧,求同存异,从而选择更加合理的博弈方式,来实现自身合法利益最大化。大家都寻求自身合法利益最大化的情形下,在法治的框架范围内达成妥协,这是所有人的福音,不管你是官员还是民众。

拿邓玉娇案来说,网民在其间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可以说没有网民的参与,邓玉娇的牢狱之灾,将是不可避免的。邓玉娇案的胜利当然也只能算是个惨胜——邓玉娇本人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保障、当事官员免除追究与审判、法律及正义受到践踏、民意被忽悠等——但对于强悍了几十年来的中国官方来说,他们这样暗渡陈仓的妥协,也是网民可以暂时接受如此惨胜的因由。当然要让以后杜绝邓玉娇一类案件的发生,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一切必须仰赖个案的具体实践与制度的良性改变来完成。

有人在没有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宪法保障的情形下,指责网络民意干涉司法审判,这完全是枉顾事实诡诈之辞。事实上网络民意主流,只要求公正的司法还邓玉娇一个清白,给侵害她的当事人予以法律制裁,除此之外,别无它求。有人说“法律应该放在最高位”,理念上没有错。如果政府真坚持这一点的话,那么邓案何至网友这样兴师动众?民众看两拨人在路边下棋,看政府一边太蛮干,不按棋则下棋,邓一边太弱小,于是谴责蛮干者。而这局棋的输赢不仅事关对弈者,并影响民众将来的生活。在所有关于邓玉娇案的诸多评论中,我认为法学家萧翰论述最为理性、深入、剀切、平和,其建设性、可操作性以及对法律和民意的尊重,对当事人利益的考量和整个社会成本诸方面的博弈等均胜人一筹。他在《南方周末》上阐述邓玉娇为何有无限防卫权,他分析国人对强奸未遂和已遂的误区,令人折服。

常有人说网友不够理智,充满暴力。我认为相对于官方不受制约的暴力来说,网友所包体现的民意之善,理性之光,却是大大值得我们赞赏的。理智是互相的,不是哪一方单独应该有的,否则那就变成了奴隶的义务。只要民众遵纪守法和理智,却让官方在那里横行霸道,要多么愚蠢才有这样的心智?有的人对网民失望,这完全是他个人的认知权利,但在对网民失望的时候,想一想自己对强横的政府失望且抗争过没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网民辛苦抗争的意义。在一个极端的政府统治之下诞生的反抗者,当然是有毛病的,因为反对者与独裁者处于共生状态。你要中国的网民马上就表现得像美国民主社会制度运行下民众的成熟,既不现实也是苛求。美国民众的理智养成除了制度训练和教育外,最主要的来源是他们有一个不仅不疯狂,而且遵纪守法的小政府。有人对邓案中网友的表现失望,好像他本人既理智又脆弱,我想知道的是,这些对网友轻易失望的人,何以坚强到能容忍官方如此颠倒黑白的统治这么多年?

随着网络的发展,在争取我们自己权利的过程中,网民越来越理性和成熟,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认为网络是个比较好的民主训练场所,经过不断的培养,必然会给中国带来更多有实际操作经验和心智训练的民众,从而给中国社会产生更加良好的影响。

2009年6月17日于成都

作家捐款:拷问灵魂 质疑余秋雨者增多

捐款拷问作家灵魂 作家地震捐款调查

自从去年“5·12”汶川大地震后,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心和善款源源不断地涌向灾区。特别是公众人物踊跃捐款,在社会上树立了表率作用。可是近些天有个不和谐的声音传来,关于余秋雨是否真正捐助20万的质疑声越来越多。余秋雨陷入“假捐门”让他在公众中的形象再次打折,截止到记者发稿时,余秋雨对是否捐款,是否能够出示捐款证明仍不做任何回应。

就在余秋雨捐款事件还不能有定论的时候,6月16日新浪网“作家地震捐款调查的博客”以一篇“地震捐款拷问作家灵魂”的文章,把矛头指向了杨红樱、麦家和阿来三位来自四川的著名作家,文章以醒目的标题指出“请作家杨红樱出示地震捐款20万元的证明和募集到200万元善款的去向”,全篇以四川著名作家杨红樱、阿来和麦家共同倡议,发起“5·12灾后乡村学校重建行动”为依据进行质疑,更多地向当红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发出诘问。记者随后电话联系了杨红樱、阿来,和阿坝州教育局局长,证实了杨红樱捐款20万元、麦家捐款20万元和阿来捐款5万元属实。这笔善款目前在阿坝州财政局。

倡议书发起者是阿来

杨红樱听完记者的叙述后大感震惊,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爱心捐助的这笔钱会遭到质疑,在电话那端,没费多大功夫杨红樱就找出了捐款发票,她告诉记者,自己不是第一次做慈善,每年她都会参与大大小小的慈善捐助,捐助后的发票都集中放在一起。去年汶川大地震时,杨红樱身在韩国,她为家乡四川遭受的重创悲痛难过,很想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正巧著名作家阿来有意为老家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捐款,他联系了麦家和杨红樱,希望以他们三个人的名义发出倡议书,为阿坝州的小学重建筹集善款。阿来亲自撰文,名为《劫后重生———关于发起“5·12灾后乡村学校重建行动”的倡议书》,倡议书中写道:“我们三个身在四川灾区的作家,决心为灾后重建贡献一份绵薄之力,个人共捐资四十五万元,希望将此用于灾后乡村学校的劫后重建。”其中杨红樱和麦家分别捐款20万元,阿来捐款5万元。

杨红樱告诉记者,整个捐助活动由阿来发起,她和麦家积极响应。她完全按照倡议书中提到的捐款程序进行,把钱捐到了阿坝州教育基金会账户。除了他们三个作家外,阿来还动员了全国各地的许多作家参与进来。记者致电阿来,谈起捐款对象为什么不是中华慈善总会这种民政部注册的国家级慈善机构,阿来解释说:“我们几位作家捐的钱对灾区群众来说是杯水车薪,当时想着为阿坝州的小学重建做点实际的贡献,动员作家们捐一个希望小学。开始以为两三百万就能捐起来,可现在希望小学的规格高了,得一千万、两千万。”三位作家的倡议书发出后,全国各地的作家都给予了积极响应,阿来告诉记者,著名作家舒婷、80后女作家张悦然、文学评论家谢有顺等都给阿坝州教育基金会捐了款,此外还有很多名气不太大的作家也把钱汇来。虽然他们三个是倡议书发起人,但捐的钱他们不经手,由基金会将捐款凭证寄给捐款人,捐款人再将汇款凭证复制一式三份,同时分传给三位发起人,既作为他们监管这笔资金的根据,也用于发起人之间的相互监督。

杨红樱积极性受打击

杨红樱随后通过电子邮件向记者传来了她的捐款凭证,上面写着“四川省公益救济性捐赠专用票据”,捐赠金额为20万元,收款单位是阿坝州教育基金会,并盖有公章。在公布的全国知名作家捐赠中,除了郑渊洁捐款38万,杨红樱和麦家捐款20万紧随其后(如果属实,余秋雨也是20万),是捐款数额比较大的作家。给孩子们写书的杨红樱愿意为灾区的孩子们做点贡献,电话里能听出来她在得知自己捐款被质疑后感到很委屈。“我和阿来都当过老师,我们不单单是发出倡议书,我们还把小学重建的计划都设计好了,”杨红樱告诉记者,从教师的眼光看,捐建校舍远远不够,很多希望小学都是建的漂亮可是师资力量跟不上。她和阿来、麦家希望筹集来的钱能够用于培养师资,“比如在某个大学建立基金会,让受捐建的小学老师都能定期在大学接受培训,提高教师的素质。”阿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他更热衷于学校软件的建设,比如为学校建立图书馆,让这些知名作家们到学校去当志愿者。

杨红樱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在于,她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是小孩子们心中的偶像,“我的读者群都是小孩子,如果我真的没有捐款,那孩子们会感到一种巨大的欺骗,这对他们的心灵也是一种伤害。”她在电话里越说越激动,对杨红樱自己而言,好心好意去做慈善事业,却遭遇到质疑和误解,“那以后谁还敢做慈善啊!”她很无奈地向记者说。

筹集善款77万多,欢迎各界监督

阿来随后又致电记者,说他已经和杨红樱通过电话,向杨红樱表示了安慰。他希望借本报向社会各界表明,他们捐赠的善款欢迎大家来监督。

这笔善款到底有多少钱?阿坝州教育基金会到底是何种级别的基金会?记者拨通了阿坝州教育局局长郝世昌的电话,郝世昌说,阿来、麦家、杨红樱三位作家发起的“5·12灾后乡村学校重建行动”共收到77万4千多元善款,其中三位作家的善款是45万,其他善款主要是全国各地的作家们捐的。原本这笔钱用来捐建汶川县百花小学,后来因为汶川县的小学都由广东来援建,这笔钱就没有用,现放在阿坝州财政局专用账户上。郝世昌表示,他正在和阿来等作家商量把这笔钱用到其他县的小学校,具体怎么用还没有商量好。阿坝州教育局承诺一定会让捐赠者们对这笔善款的去向有清楚的了解。

郝世昌告诉记者,阿坝州教育基金会在四川省民政厅注册、验证,成立于1994年,是正规的基金会,他们在收到善款后及时地向每个捐赠人寄去了捐赠票据。

郑渊洁及时亮出捐款收据

早在去年,郑渊洁就受到了媒体对他捐赠数额的质疑,2008年12月7日,郑渊洁及时地把自己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的33.5万元现金收据和2.5万元食品和2万元图书的证明放在了博客中,打消了很多人的疑虑。他还写道:“作为公众人物,在宣布向地震捐款后,倘若没捐,是品质恶劣的表现。现在将我的捐款捐物收据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监督。我提醒诸位公众人物,如果你在四川地震中捐过善款,请保存好捐款收据,或者干脆晒出来。当然,倘若你宣布捐款后没有兑现,你将身败名裂。”

林达:讲述民间历史的记录

最近抗日战争中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乡,引起了国人强烈的情感激荡。虽然近年来对抗日战争历史的发掘日渐深入,赴缅远征军这一篇章在逐步展开,可是,还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历史在变得具体、变得有血有肉。人们终于意识到,远征军历史就是他们个人故事的总和。

我自己一直对中国的个人历史有兴趣,注意到有不少有心人在长期做这样的工作,一些学者和民间历史爱好者,在细心地收集个人口述史。我也采访、记述过一些老人的经历,如《一个拳王的故事》。在做的时候,我深感个人力量的微薄,也意识到“搭建平台”的重要。如冯克力老师,长期默默地在《老照片》和《温故》两个杂志耕耘,构筑了一个很好的汇集个人历史的平台。我在美国遇到一位普普通通的女士,她和丈夫办起小出版社“柯捷”,唯一宗旨是“为普通人立传”。丈夫去世后她一个人坚持,现在出版的华人个人传记已经小有规模。更有一些学术机构在为地区个人史搭建专业平台,例如一些学术机构收集家谱,又如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和美国的大学合作,他们的平台是“西藏口述史档案计划”,已经为自治区不同地点的600个平民做了录音。不仅为国内留存历史,也翻译成英语,将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公开供学者和普通读者查阅。

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长期为中国研究的学者提供资料,中心很早意识到正史下一层的地方历史补充之重要,因此坚持地方志的收藏,几十年下来,“地方志”已经成为服务中心的一个强项。近年来,服务中心也很有眼光地把研究资料扩充到更下一层的细节补充,也就是个人史资料的收集。特地拓展了民间历史档案库,我也有幸参与了档案库附属的《民间历史》网刊(网址:http://www.mjlsh.net)的编辑工作。

《民间历史》网刊是一个收集个人史的新平台。它利用网络知会大众,让大家知道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在收集个人历史。同时,网刊也是个人史展示,让年长者有一个放置回忆的地方,让年轻人有一个了解历史的窗口。

中国历来有写回忆录的习惯,可我注意到近几十年的以下事实,一是我们读到的个人记忆大多由文人所著,而传记更曾经是名人的专利;二是长期以来的八股文风、报告文学风格对个人历史书写方式的侵扰;三是几代人习惯生活在对文字设限的心理压抑中,就有规避特定历史内容的现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这样的情况正在改善中。而几代人的逐渐消失,也给民间历史的留存带来急迫感。最近几年,正式出版的个人传记在大幅增加,而传记作者开始扩充和丰富传主的周遭人物和社会生活场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细节的重要,懂得挣脱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扎扎实实作出平实细微的事实记录。互联网的诞生更使得民间记录突破出版的局限而飞速增长。

近年来经常听到素质教育,我一直认为,提高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历史感的形成。应该从小就有一个意识:我们的家族、家乡、民族、国家,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惟有老人怀旧,年轻人不具有历史感的一个民族,是有严重缺陷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父亲从年轻就每天记家庭流水账,一日不缺地传给了他,儿子又继续一日不缺地记下去,我在他眼里看到的就是历史感。

工作一段之后,作为编辑,我开始感受到“平台”的作用。我们开始不断收到读者投稿。而且开始有年轻人的稿件,我们特地增加了一个栏目,让年轻人参与历史记录,讲述自己的家园故事。

《民间历史》网刊希望集合大家的力量。我们逐渐集合、介绍一些海内外与中国个人历史相关的杂志和出版物。从服务中心传统的地方志收藏获得启发,我们刚刚增设了“民间拼图”栏目,把个人回忆以地方分类。《民间历史》还刚刚开始,主持档案库的熊景明女士,正在推进它的进一步收藏专业化,目标是使得中国的重要原始民间资料,不必像现在一样,大量被存放在国外的图书馆。希望以后中国学者们不必再千里迢迢去国外,查阅自己国家的资料。

北岛:上帝的中国儿子

飞机开始降落。我从窗口看见盐湖,及沿岸切割成一块块不同颜色的土地。飞机的影子在上面滑过,像对不准焦距。后舱有人合唱圣诗,而我和其余乘客各怀鬼胎,降落到摩门教的圣地——盐湖城。

旅馆面山,窗外落满准备过冬的虫子。我找出英文讲稿,对着那些虫子练习朗读。犹他大学举办一年一度的蓝纳(Lanner)讲座,本届主讲人是乔纳森?思班斯(Jonathan Spence)。我纯属陪绑,参加讨论。临走前才收到他的演讲稿,我匆匆写了篇回应,电传给朋友,译成英文。剩下的,就是把它念利索。

乔纳森有个中文名字,叫史景迁。他是英国人,至今也不肯加入美国籍。按他的话来说:“我为什么要背叛莎士比亚?”他在耶鲁教书,是十几本书的作者。这些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几乎本本畅销,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说实话,我对历史学家心怀偏见。他们多少有点儿像废车场的工人,把那些亡灵汽车的零件分类登记,坐等那些不甘寂寞但又贪图便宜的司机。而乔纳森似乎不屑与他们为伍,他更关心历史中个人的命运,并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写的大都是传记。如关于帝王心路历程的《康熙自剖》,传教士的传奇故事《利玛窦的记忆迷宫》,一个普通的乡下妇女的不幸身世《王氏之死》以及一个曾漂泊欧洲的教会守门人的坎坷遭遇《胡若望的疑问》。依我看,与其说他是历史学家,不如说他是个作家更贴切。再说,历史本来就是个故事,就看我们怎么讲了。

今晚是我的朗诵会。我在旅馆大厅碰见刚到的乔纳森和夫人金安平。乔纳森长得极像007扮演者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安平告诉我,他常在街上被陌生人拦住,要求签名合影。不知康纳利是否有过类似的遭遇,被人们拦住问,“你是乔纳森?思班斯?”

我朗诵时,乔纳森表情严肃,像康纳利在《以玫瑰的名义》里扮演负责办案的神父,坐在听众中间。我躲开他的目光,好像我是把毒药涂在经书上的人。难道诗是一种毒药?

一九九一年春天,我应一家国际慈善组织Oxfarm的邀请,到波士顿参加为非洲难民举办的捐款朗诵会。他们请乔纳森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朗诵会头天晚上,他的学生文朵莲请我们吃晚饭,在座还有文朵莲的女儿和艾略特。乔纳森来了,抱着一袋葡萄酒和威士忌。那是我们头一次见面。他坚定、含蓄,而且幽默,英国式的幽默。据文朵莲说,许多耶鲁的女学生为之倾倒。那天晚上,唯我独醉。醒来,大家兴致未尽,有人提议去看末场的电影《菊豆》。散场后,我醉意未消,哈佛广场像甲板在我脚下摇晃。直到第二天晚上在散德斯(Sanders)剧场朗诵时,酒精仍在我脑袋里晃荡。我那困难的表情大概被听众们误读成漂泊之苦,和乔纳森翩翩风度及典雅的英国口音恰成对比。就在我们向非洲难民象征性地致意时,美军成千上万颗飞弹正在伊拉克土地上爆炸。

第二年夏天,我和朋友开车从纽约去波士顿,路过纽海文(New Heaven),去看望乔纳森。他正经历婚变,住在市中心的一个小公寓里。家徒四壁,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还有一台小录音机——不真实,像小剧场的后台。我们的主角乔纳森汗淋淋地坐在那儿,正幕间休息。在一家越南小馆吃牛肉面时,乔纳森讲起他去广西的经历。他正着手写一本太平天国的书。我似乎看见他头戴草帽,遮住他的鼻子,混入当地农民的行列,一起走进那本书《上帝的中国儿子》(God’S Chinese Son)之中,成为他们的一员。

纽海文是个令人沮丧的城市,太多的流浪汉,若有人领头,恐怕也会揭竿而起。乔纳森领我们穿过街上那些绝望的手臂,来到一间空荡荡的芭蕾舞练习厅,再钻进隔壁小房间,这就是他的书房。我环顾那剥落的墙皮和窗户上粗粗的铁栏杆,不禁感叹道:“这真像监狱。”“哦?”乔纳森吃了一惊,“我还一直以为我把别人关在外边呢。”

盐湖城之夜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冷清,街上人影搅动着灯光。朗诵会结束后,我们来到一家私人俱乐部“纽约人”用餐。一个政治学教授用张戎的自传《鸿》纠缠我。他的手势特别,中指和戴着一颗硕大金戒指的无名指分开,像把剪刀不停地剪断我的思路。晚餐时,他坐在乔纳森旁边,那把“剪刀”伸向乔纳森,似乎要剪掉他花白的络腮胡子。

第二天,我们驱车去附近的滑雪胜地——花园城(Garden City)。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吃过午饭,我们沿着寂静的街道散步。阳光闪耀,屋顶上的积雪正在融化。一路上,他们两口子手牵着手,像初恋的情人。乔纳森和我谈起诗歌。他和安平最喜欢的美国诗人是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和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最近开始迷上弗洛斯特(Robert Frost)。乔纳森叹了口气,说,“我有时真厌倦了历史,想多读读诗歌。”

一九九四年春天,乔纳森邀请多多和我去耶鲁大学朗诵。他结束了幕间休息,进入第二幕。场景变了。他们在纽海文郊区买了一幢带歌特式窗户的楼房,花园里还有一个中国亭子。我头一次见到安平。她在附近一所学院教中国古代宗教史。她并不算漂亮,但有一种东方女人的魅力。她总是眯起眼微笑,好像在品尝甜食。乔纳森忙着招待客人,但他的目光却被安平的一举一动所牵拽。

从花园城回到旅馆,匆忙更衣。我根本不会打领带,在镜子前面抓住领带挣扎着,就像一个不小心钓到自己的渔夫。今晚是乔纳森的压轴戏,他像他的领带一样镇定。但安平悄悄地告诉我,每次乔纳森演讲,其实都紧张得要命,甚至连上课时也难免。在舞台灯光下,乔纳森的脸显得有点儿苍白。他讲得很好,讲皇权思想,从乾隆、康熙到现在。

晚上,我们在旅馆的酒吧喝酒。一讲到他的老师房兆楹,乔纳森显得有些激动。当年他进耶鲁时,他的导师芮玛丽(Mary Wright)让他先在图书馆泡泡,再确定研究方向。在图书馆泡了一个月,他从书堆里认识了房先生,于是写信到澳大利亚拜师。没想到房先生只是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回信说他从未带过学生。乔纳森一意孤行,去了澳大利亚。不仅房先生的学问,也包括其为人之道,引导他踏入中国历史之门。后来房先生恰好又成了安平的老师。

夜深了,乔纳森握着安平的手,背诵十六世纪法国诗人隆萨(Pierre de Ronsard)的诗。他先用法文,再一句句译成英文。那首诗是关于暮年之恋。

第二天清晨,我和乔纳森夫妇一起乘出租车去机场。司机是个矮小的老太婆。她怎么也打不开一瓶“雪碧”,递到后座问我们,“谁是超人?”我帮她拧开瓶盖。她从兜里掏出一把药片,就着“雪碧”倒进嘴里,“我六十五了,还总以为自己三十五。瞧,这月亮!可惜昨天早上我忘带上这家伙了。”她抄起一架带变焦镜头的照相机,一边开车,一边对准那轮苍白的满月。我吓得抓住椅背。“升得太高了,”她叹了口气。乔纳森说,“抓住月亮可不容易。”

老太婆答道,“关键得抓住好月亮。”出租车拐弯,和月亮分道扬镳。老太婆放下照相机,吹起口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