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凤凰卫视2009年6月13日《世纪大讲堂》节目：三十年中国社会道德变迁

王鲁湘：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的价值取向被一个声音、一种色彩所统一，改革开放之后，思想解放的潮流冲垮了禁区，西方的种种价值观念涌入，并且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推动了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型。那么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生活的提高，却使得我们的精神世界遭遇了”滑铁卢”，我们的道德底线被冲破，精神信仰遭遇危机。那么我们要思考的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的道德、信仰发生了怎样的位移，中国社会精神世界出现的缺失应该如何填补。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先生。

何怀宏，哲学博士，曾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学术著作《良心论》、《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精辟，富有创意，所译著作《公平的正义》、《伦理学是什么》，译文信实流畅，不仅对国内伦理学界意义重大，也对其他人文与社会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王鲁湘：何怀宏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当年他在人大读书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后来他到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的时候，我们也经常有一些往来，那么我读到的何先生最早的一本书，其实是他翻译的罗尔斯的《正义论》。那么罗尔斯的《正义论》可以说在80年代的学界中间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一本很畅销的一些书，那么这个《正义论》其实让我们了解到了西方人道德的几个主要的核心概念。您后来写了一本专著叫做《良心论》，良心这个词的话，我们知道中国人是良心，良知，这个词是我们经常挂在嘴上的，那么良心似乎是最后的一个道德的不可证明的东西。那么这种概念在西方有没有？

何：有，但是不像在中国这么发达，就是说中国的理论从孟子，一直到王阳明对良心的概念有很大的阐发，当然最重要的是，我是通过良心这个概念，内在的，它是接着传统的资源，但是实际上是要阐述一种就是说，现代社会的个人伦理。

王鲁湘：那么您后来还写了一个被读书界评为是对传统哲学做的一个有托付性的工作，像《良心论》这本书，包括后来《世袭社会及其解体》，还有《选举社会及其终结》，那么像这个书的话，甚至被季羡林老先生誉为是非常精彩的书。那么您在这两本书中间，主要阐述了什么样的观点？

何：因为我觉得仅仅关心思想是不够的，必须关心制度，那么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分配资源，就是权力，这个经济利益，还有民生，社会地位，这些资源如何分配，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在过去，在西周以前的社会，基本上是血，就是血统的血，血而优则仕，就是根据封闭的一个贵族的在内部分配。但是到了孔子以后，走向学而优则仕，就是说通过察举，也就是推荐选举到科举，也就是考试选举，基本上通过这个文官集团，基本上是上下流动的，而且流动的比例很高，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就是在世界上也很独特的一个现象，也是涉及到社会制度的正义的问题。

王鲁湘：就是说您觉得其实在社会的资源分配过程中间，其实最终这个后面还是有一个道德问题存在的，这是最关键的。那么现在纵观中国的道德伦理的变化，可能一个最大的变化的时间点，有人说可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就是我们知道中国晚清，有位重臣李鸿章也曾经说过，使中国面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他其实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化，不是一个历史的变化，而是一个文明、一个文化的变化，那么这中间必然也牵涉到我们一个道德伦理的变化。那么这个历史切点切到鸦片战争以后，作为一个大变化的开始，可以成立吗？

何：我觉得这个鸦片战争，肯定是一个转变的最早，也最容易明确发文的起点，但是开始只是上层感受到危机，社会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个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在20世纪，尤其像从五四运动以后。

王鲁湘：打倒孔家店。

何：对，打倒孔家店，然后一直到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这个社会风俗、道德，日常生活，这个发生很大变化，这是在上个世纪。而最近我们这三十年又发生了另外一种，也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的剧变。

王鲁湘：我们这三十年变化是日新月异的，您认为是变化最剧烈的？

何：我觉得从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来说，是最大的。

三十年改革之路，不仅使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重新排列组合，而且还强有力地作用于亿万国人的精神生活，使道德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那么，中国社会三十年道德变迁沿着怎样的发展轨迹？知晓未来它的发展走向，能否帮助人们了解当今社会道德中存在的种种病症，并找到疗救的方法，填补精神世界的缺失？

何：三十年中国社会道德变迁，这个题目我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会讲一个基本趋势，就是这三十年到底演变是往哪去变，有没有可以捕捉到或者描述的一个趋向？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讲一讲这个过程中两个阶段，比较可以明确区别出来两个发展阶段，或者演变阶段。第三就是说我想讲一下就是关于我们今天的，我称作复员式的社会道德，它的一些特点，以及未来的展望。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基本的趋势是什么。这个基本的趋势，我认为是一种从动员式道德向复员式道德的转变，或者说位移。动员和复员，它的原始意义是军事的术语，动员的意思就是把国家的武装力量由和平状态转入战时状态，以及把所有的国家经济部门，工业、农业、运输业等等，转入供运战争需要的工作，也就是说举国体制吧，都要指向战争，一切为了战争，或者说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这是动员的一个本意。复员当然就是说，是指武装力量和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部门，从战时状态转入和平状态，当然也指军人因为服役期满了解除军职等等，或者到了年限，这都是复员的本意。那么用在这个动员式道德，复员式道德，为什么要用在这儿，我觉得是可以做一种描述。

这个就不仅仅局限于30年了，而是我们要看到前面的100年，甚至100多年，这个30年不能够脱离前面的100年，限制千年来讲的，我们要有一种历史感，同时我们也不能局限于中国来讲，我们要有一种全球的意识，因为这30年，正是中国和世界开始紧密地打成一片的30年。所以中国离不开世界，谈中国的变化确实离不开世界。

在延伸的历史坐标中，纵观整个20世纪，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何完成从”动员”到”复员”的道德转变？它呈现的又是怎样的发展曲线？

曾经有一个英国的史学家，叫霍布斯鲍姆，他曾经把20世纪或者说20世纪的主干部分，比如从1914到1989这个主干部分称作一个短的20世纪或者说核心的20世纪，那么他把这段时间称作一个”极端的年代”，有一本书就叫《极端的年代》，在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它带来的结果很快就是多少皇冠落地，十月革命等等，世界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而这个一次大战其实也就是由各国进入总动员开始的。那么这个极端时代，20世纪的这个和过去的或者其他文明，或者是，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我更愿意把这个时代，尤其联系中国的情况，我称之为一个动员时代，这是一个过渡时代，我称之为动员时代。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20世纪上半叶，内忧外患，经历了一系列的战争，在一九四几年之后，一直到文革，又经历了一系列的运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断地紧张和激烈。那么这样一个动员时代它的特点，就是表现想动员大众，开始尤其是最早，像包括我们北大的校长蔡元培曾经，他是前清的进士，翰林，他甚至喊出劳工神圣，劳工万岁，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就是说试图使人民，使劳苦大众成为历史，成为世界的主人，当时北大的很多学生到门头沟，到好多地方去动员，像湖南那边到安源，到煤矿去动员，给工人说，工人两个字，过去是竖着写，是什么字啊，工人，天，对，是天，就你们工人，过去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你们应该顶天立地，应该成为主人，所以这个动员的对象是大众，动员的主体，开始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当然后来是政党及其组织，包括外围组织，后来甚至是政府，那么这样一个动员，可以说从学运到工运，农运，从和平手段的运动到武力手段的运动，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大运动里面套着很多小运动。

它开始致力于主要是思想的启蒙，后来越来越致力于武力的解放，开始试图融入其中，后来是越来越自上至下，有一整套唤起大众的目标观念来作为旗帜，而且发展出一套精致的发动群众的手段和技巧，但是今天这些东西对我们已经相当陌生了，过去我们是，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多少休息天的，晚上经常是要开会，到了80年代初突然发现，有一天发现，有好一阵晚上不开会了，单位不开会了，过去是经常开会，学习会，批判会，传达会，很多，另外经常有很多劳动，南方是双抢，义务劳动，红旗招展，人的海洋，旗的海洋，现在就好像没什么动静，这里修了三环，那里修了地铁，那里一个大楼耸立起来了，过去这些都是，要通过群众运动来解决，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目标，都是通过运动来解决，首先造舆论，铺天盖地，现在通过很多现代高科技，北京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西哈努克亲王，比如说要访问，到北京，到杭州，到上海，大家都不工作了，那一天，几十万人，甚至上街动员起来欢迎西哈努克亲王，今天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吗？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当然我这里还要说明一下，我这里主要讲30年，但是我是交代一下前面的一些前因后果，我刚才所说的动员时代的顶点，不是发生在这30年，是在这之前，在文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30年，实际上它是一个下降的一个曲线，不是完整的过程，更不是上升的曲线，实际上在这30年，只是一个余波，也就是我说的不断地淡化运动的因素，斗争的因素，不断地淡化，直到最后在相当程度上基本被消解了，运动的因素基本上被消解了。那么这样一个变化，这30年，这个基本的趋势，我想把它分成两个阶段来说，一个当然就从1978年底一直到80年代末，甚至你也可以甚至再划后一点，划到邓小平1992年南巡，那么这一个阶段，还仍然有很多运动的余波，甚至是用运动的某种形式来化解运动，比如说早一点大家能听到有五讲四美三热爱，这是一个运动，但是这个运动比如说培养四有新人，这样一个运动它是和以往的文革或者阶级斗争运动不一样，那时候赞颂的是革命小将，造反先锋，你们有时候现在还能看到这样的片子，而是强调文明礼貌，但是运动的方式确实还是有过去的余波，还是采取比如说，过去80年代了，每年3月份是很热闹的，尤其3月5号，学雷锋的日子，大家上街，可能几十万人上街，军区司令员也上街，市长也上街，然后打扫卫生，那么你看到的是一个轰轰烈烈的这样一个场景。这个是讲80年代。

那么90年代呢，我们说动员式道德在80年代消减已经开始，但是到了90年代，这个过程就飞快地加速，甚至可以得到某种完成，但是这个力量现在主要的不是政治力量，是什么力量？经济力量，市场经济，加上全球化，这样一种力量迅速地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事情都越来越讲究实效。政治上就越来越少搞运动了，尤其没有那种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很多功能是通过官员的体制或者科层的体制，当然在这种市场经济情况下，官员所能掌握的经济资源远非过去所能比拟。

我在军队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副连长，仅仅因为就是贪污了几百块钱，然后就办学习班，那时候办学习班实际上就双规了今天的，那现在这是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都是动辄百万，甚至千万，但这个所掌握的资源不一样了。

政治对道德的提倡其实也越来越采取日常缓进的形式，而不是运动的形式，而且开始意识到就是说这个领域，道德领域的相对的独立性，就说它不是，很多内容不是以政治为转移，更不是以过去经常变化，很难把握的路线斗争为转移，因为有一些天经地义的东西其实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要存在，要不这个社会就很难维系，就可能要走向崩溃。所以就越来越遇到道德历史的传承性和普适性。而且英雄的人物也越来越不是由上而下来”树”起来，过去是经常要树榜样，树英雄，现在这个”树”有很人为的痕迹，比如说雷锋，其实我们知道名字本来，他真名不叫雷锋，叫雷振兴，但是这雷锋多好听，多好记呀，要树立一个英雄，那就尽量地都要完美，后来还有王杰还有什么，刘英俊，刘英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王杰可能是改了名的，那么这样就是，现在的当然就是不会去跟人改了名了，另外也是自下而上的很多，我们只是评选，而且是老百姓评选，比如说最感动的人或者等等，而且这些被评选的人，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也都有。包括比如像2004年评选了一位捐肾救母，孝道感天下的一个孝子，田世国。甚至还评选过，有一次评选了一个日本的律师，2003年，40多年为中国受害者打官司，无偿代理，自行垫付一切费用，一个日本律师，也评为最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那么你发现这些就，它相当地多样，但是在这里面有一种普遍性，这个时候更强调道德本身的标准，而不是政治的标准或民族的标准。解甲归田，放马南山，”复员”式的道德意识形态有怎样的特点？未来它会如何指导我们的精神世界？

第二个问题就是谈一谈这个过程，两个发展阶段，80年代和90年代一降。因为现在，越到后来也是，说实话大家对运动，包括对意识形态的那种动员力量也越来越淡薄，甚至越来越弱了，意识形态的动员力量，而诉足人们的实际利益，则又好像是更好的效果，所以即便有时候还有局部的运动，也都是靠现实利益的考虑和条件来推动。这就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想说一下复员式道德的一些特点，也就是今天社会道德的一些特点，以及未来的非常简略的展望。这30年，我们可能经历了中国有文明史三千多年以来最大的最全面的变化，从物质到文化，从经济到政治，从思想到制度，从技术到艺术，从生态到心态，从最内在的到最外在的，从传统中国人的安土重迁到现代中国人的浪迹天涯。我曾经到南极，在最南端的智利的一个小城，还发现了中国人在那里开一个餐馆，你就发现到处落地生根开花，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

那么这个变化，当然最重要的、最深的变化，确实是发生在人们的心理，就是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精神信仰，当然也包括你对其他人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别人的态度，比如说我们的容忍度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过去是觉得是，惊世骇俗，离经叛道，决不可容忍的事情，今天有了巨大的改变。至于有些事，甚至过去是很难想象的，当然我们不管是说，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它确实是发生了这样一种变化。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在和动员式道德的比较中，复员式道德到底有些什么特点，或者这样一种转变，到底是从什么往什么变，这个简单地说，当然就是说从一种强调斗争，过去是非常强调斗争，阶级斗争，而且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甚至是非常政治化的，乃至军事化的，我们曾经一度上学都不叫班，都是叫班连班排，连长，班长，排长，都是军人的那种，军营的那种生活方式，紧张的、运动的、一元的、高导的，高导的就是说，很多私自一闪念，这个就是说，无私无畏，完全奉献，这样一种道德形态走向一种强调和解的甚至和谐的，相当平民化，乃至市民化的，放松的日常的多元的，或者底线的道德形态。

第二点就是一元和多元，过去是相当一元的一个思想，甚至在极端的年代，就是以领袖一人的是非为是非，忠于领袖是最高的德行，当时有很多豪言壮语，都是这样，毛主席热爱我，我热爱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怎么怎么样，都是这样的。但是到现在了，你可以明显看到，就是一种，我们取其谐音，复原，可以说是那个原是原原本本的原，或者是多元的元，复是一个”复苏”，就是你会发现，这一个是恢复，在某种意义上恢复某种常态，甚至是恢复某种本源，比如说从革命恢复到启蒙，又比如说从这个恢复某种历史的记忆，对三千年的记忆，过去就是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那么现在开始重新读《论语》，重新领略里面的智慧。另外又发现都不是，即使是读，比如说有很多人喜欢读《论语》，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对此持批评态度，也仍然存在，也有信基督教的，也有信佛教的，当然也有什么都不信的。那么大家都在这个信仰的层次上，明显地呈现多元化，也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我喜欢钓鱼，或者是养鸟，或者我喜欢什么，大家都不一样了，这还是最简单的，一些最普通的，其实很多更高的更深的价值观念都在趋于多元化，精神信仰不再是单数。

第三点就是道德和政治的关系，这是最要紧的，我们回顾30年甚至是百年，道德真正是难解难分，在动员时代，应该说道德基本上是一个附庸，是为政治服务的，它被淹没在政治里面，服从于运动的政治目标，但现在道德开始，又重新赋着它的某种独立性，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不管你是政治，甚至信仰的观点如何，它有某种天经地义的东西在，比如说不能杀害无辜者，不能任意伤害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那么这样一些基本的东西，你会发现，它是独立存在的，不受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左右和影响，当然这是一些非常粗略的描述，一些基本的特点，如果说，我们说动员是道德经过近百年的从低到高这样一种展示，我们比较清楚地知道了动员式道德是什么，复员式道德其实还正在开始，我们还不知道，或者更多地知道的是它一些否定的性质，比如它非动员的性质，它到底会怎么发展，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但是不管未来向如何发展，我们至少知道要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必须维系，而且越是在信仰或者说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情况下，越是要坚持的，那么就是一些最基本的，我刚才所说的一些最起码的东西，就是你不能够随便去强制别人，欺骗别人，违背他的意志，去干预他。不管以后道德，也许还会跟某种精神信仰结为一体，甚至还可能走向某种一元化，这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至少我们希望它不采取那种不符合我们的基本伦理或者底线伦理的方式发生，而是自然而然地发生。

比如说我们想现在道德应该比较日常化，比较常态化，不是剑拔弩张，但是也可能缺少激动人心的因素，你过去在群众运动里面，你会有一种融入海洋，突然觉得自己非常有力量，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可能会有那样一种感觉，当然也有可能就，你觉得可以无所不为，这样一种感觉，所以它是很复杂的，很难做一个简单的判断。但是我们可以描述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得到了什么，或许也失去了什么，这个当然，还有一种运动，或者说打上引号的运动，就是一种”精神运动”，”文化运动”.就是说其实我是更希望就是说，如果有什么运动，它是最好携带一种精神性，更高的精神性，而且这种精神主要是一种吸引，是一种动员者的自我牺牲和感召，而不是蛮横、妥协或者强制。当然这和前面所说的动员式道德就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它的时间观念不再只是十年，百年，千年，而可能致力于永恒，它所关注的内容也不仅仅只是个人利益、经济，甚至不仅是制度、民主、国家，它可能还关注生命的最终意义，根本意义。所以这都是一个变数，未来，我以前经常讲，未来是一个未知数，在某种意义上需要我们自己去创造。

在那个红旗招展的年代，”动员”式道德所体现的是怎样的一种诉求？而”复员”式道德又如何解决当下社会人们的信仰危机、道德塌方？

王鲁湘：在听何先生演讲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可能超越30年的一个问题，从梁启超提倡新民说以后，其实我们很多的国民党的一些人，共产党的一些创始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接受了这个观点，比如说毛泽东在湖南成立的那个共产主义的那个先期组织，就叫做新民学会，那么毛泽东当时年轻时候也非常狂热地推崇这种新民学说，他就接受了包括洋民新学的一些东西，就是说要从灵魂深处，从内心里头改造，才可能完成一个新民的这样一个社会运动，所以这样一个年轻时候的理想，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可以实现了，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掌握了这种最高的政治资源，所以有些人说，毛泽东掌握中国的这个最高的权力以后，特别到文化革命开始，他就开始实施他年轻时候那个新民的政治抱负，其实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回想到30年以前，那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社会，这么庞大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同时达到这么高的道德水平，对实现当时的革命目标，好像是一种必要的手段。

何：对，在传统社会，比如孔子也提倡就是要，比如仁，义，孟子说义，孔子讲仁，但是他们所强调的实际上是对少数君子而言，一定要革新知非，就是说非常警惕自己的任何不良的念头，但是他始终限制在少数人，少数统治者而已，他不是全民运动。上个世纪所发生的是变成了一种试图在整个社会，在全民，甚至包括孩子，来实行一种就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自一闪念，而且要无私，完全无私无畏，完全奉献的这样一种精神，那么就和传统其实不一样，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其实后来有一种政治的效益，就是说，确实希望能够，因为如果说一个方面是物质上的，还有一个就是人的准备上，要变成要创造一种新的人类来，才能够配得上这样一个天堂，以后就不能进入了。但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意味着实际上是，把过去只适用少数人的规范，来强制性地要求多数人，甚至所有人，结果我经常所说的，就会容易造成一个道德的虚伪。

王鲁湘：刚才何先生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叫做是从一种动员式的道德走向一种复员式的道德，在运用了这个军人从穿军装，作为一个战士，然后到脱下军装，成为一个平民，然后来形容这样一个道德的这样一个变化，其实这使我想起我们中国古代的几个成语，一个叫做解甲归田，另一方面就是马放南山，是不是这30年中，我是做一个这样的描述，符合您刚才说的那个吗？

何：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当然就是马放南山的结果当然是自由自在，但是这个需要，有时候要有些规范，基本的规范，就是你这个马不能去践踏其他的马，就必须，我们在享受自由的时候，必须有自律，自由和自律和法制，它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

王鲁湘：那么这里有一位凤凰网的网友，他有一个问题，他说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是中华民族在解放进程中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他们已经被个人的、利己的、竞争的社会价值观所伤害，这种伤害是一种倒退还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现象？

何：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其实集体主义或者群体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曾经有一个叫尼泊尔的一个神学家，道德学家，他写过一本书叫做《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他其实里面提出一个观点就叫群体比个人更自私，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知道，20世纪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民族利己主义的结果，比如一次世界大战，当时茨威格写了一篇文章，他的感受很深，他走到德国，都是洋溢着万众欢腾，就是我们要保卫我们的国家，群情激愤。但是实际上我们最后看这样一场战争，其实完全不必要的战争，死伤，像绞肉机一样，把当时欧洲的那么多年轻人的生命断送了，几乎是一代人，其实是没有什么必要。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当然我反对利己主义，但是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和一种健全的公民责任，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包括这种共同体主义，它和健全的个人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

王鲁湘：也就是说和健全的个人主义相比，集体主义并不优先地占有一种道德的高低。

何：你首先要看真实的集体，还是虚假的集体，有很多，有时候会有一些很虚泛的东西，但是它不是很真实的。

提问1：何老师，您好，我是凤凰网的网友，刚才您讲的中国人的信仰变得多元化，甚至有些人没有信仰，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特征，然后我想请教您就是说，这个是信仰危机导致了社会的浮躁呢，还是说整体的信仰危机导致了诸如诚信危机，还有一系列中国人的现在的这些情况，有人也号召说道德重建，所以说您对此，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就是信仰危机的问题。

何：我觉得信仰危机是这样的，就是从80年代以前，我们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我觉得有时候是很痛苦的，就过去你信仰的东西，突然一下你觉得破灭了，你在寻找，这样一个我觉得倒是一个健康的过程，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因为信仰之所以叫信仰，必须是有自信，就是说必须是你自己真心诚意的这样一种信仰，如果仅仅是你一种习惯或者一种，甚至一种灌输，那个是不牢靠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倒是一个好事，但是我现在更担心的，当然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说原来是对唯信仰而痛苦，到后来就对信仰无所谓，有信仰无信仰没什么关系，这个可能有时候反而会容易就是说，最后突然可能甚至在临死那一刻，突然一种紧张，甚至出了一身冷汗，难道我就这样离开人世了，我不过就吃了一些东西，喝了一些东西，然后也许还做了一点好事，这当然也不错，但是还有什么东西，或者说我值得回忆，值得纪念，值得留下去，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会问到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信仰，一个是必须自己的问题，再一个我不是太喜欢批判社会，什么没有信仰，信仰危机，我其实更愿意自己去等待，去寻找，去探索，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也许你的探索会感染别人，但是也许不会，但是最重要是自己去寻找。

提问6：何老师，您好，我是凤凰网的一个网友，我想问何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您的这种动员式道德和复员式道德的划分，是不是刻意回避了这种极端政治体制对道德的根本性影响？第二个问题就是，这种复员式的道德跟罗尔斯的这种公平的，平等的自由道德，就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这种道德，这两个之间会有什么样一种关系？

何：我觉得这是一个描述，这个描述恰恰是，比如说我说到动员式道德的时候，这个动员，恰恰是说明了就是说，这个没有回避权力的问题，我们说动员时代的最高点在文革中达到的，那恰恰是一个最极端的权力集中，造成的一个结果，造成的这样一种动员式道德的一种极端的形态。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而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说，道德和政治不可能完全脱离的，肯定是有某种关系，但是，它又应当有某种各自的独立性，道德是道德的事情，或者信仰是信仰的事情，政治是政治，它有一些分界，我们今天要特别地明辨，甚至要有意识地坚守，要不就会，我们过去经常看到，有时候塑造一个路线斗争的英雄，把他称为一个道德的楷模，但是这个有时候路线发生了变化，这就麻烦了，所以道德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经常会造成一个伤害，不仅是对道德的伤害，其实也是对政治的伤害。

王鲁湘：30年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变化，从大地景观到衣食住行，从社会制度到思想观念，翻天覆地，史无前例，而其中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我们的内心，那就是道德。道德解除了军事管制，复员为平民的日常的多元的低限的形态，许多人惊呼为道德崩溃，但也有人看到了道德对本原、对常识的回归，至少我们可以这么认为，道德卸甲归田，道德对本原对常识的回归，是人的解放的前提。

作者和马汉茂教授在一起

十年对于活着的人们仅仅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逝去的人，时间便是永恒不变的，而且时间越久，己静止的人生便更清晰。那去逝就意味着不再失去了。马汉茂己有十年不再与我们相聚，但留下来的交往便显得更加清楚。

我和汉茂是在二十年前的香港，八九年的九月，我正准备创办一份月刊杂志，叫《大趋势》，请他做了顾问，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我和他的对话：面临检讨的中国文化界。我俩谈了一下午，内容包括了作家和作品、后六四的社会、语言和翻译。在这篇写着“白马” 和“黄马” 对话的过程，我了解了汉茂的学识，他远远地超过对汉学的研究，而是对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社会政治，文学和语言的创作研究都了如指掌，他还有着更广阔的知识和理想。

九五年我又创办了一份月刊：香港《文艺报》。汉茂又和我在笫五期上发表对谈：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换位，他再次强调“我喜欢批评性强的文学”。 当问他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文学前景时，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下的文学是在高压下勉强求生存的产物，它出现了，又消失了，可以说挥挥手，带不走一片云彩。只是个过渡的没有文学含量的文化现象。回想苏联的官方文学，如今就像一座被引爆的高楼，只剩下了灰尘……。”整篇文章〔查《文艺报》笫五期〕表达了三个观点；

1. 对在极权社会产生的文学作品持怀疑态度。做为德国的汉学家，他会以东德和西德的文学现像考证中国的当代文学。那就是文学一旦失去个人的声音，便成了制度的陪葬品。

2. 他对现当代和古典文学的贯通，从编篡出版清未作家《李渔全集》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集，对台湾和大陆的双向通鉴，从王文兴到高行健，从诗歌到小说，他无疑在汉学界是少见的学者。

3. 对中国社会的关注，这使他成为汉学界能清晰地把文学和极权的关系看的很清楚，并且勇于在六四事件之后，勇于挑战权力，成了中国政府害怕的学者。并禁止他进入中国，成了一位“流亡汉学家”。但这只能证明汉茂先生的信念和品质，以及肯定了他是精英，是思想者，是控制思想的政府的对手。

十年对于社会而言，可以变得面目全非。对于事业来说，可以完成一二部著作。对于汉茂，我认为他失去这十年并不可惜。他己经做了别人上百年才能做完的事业。是的，生和死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机会翻动。只是他翻动的早了点，令我们还停在这一面的活人不会很快地适应而己。但好在他留下了情义，使我们感到汉茂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笑着。

2009.6.6

虽然“构成故意伤害罪”、虽然“属于防卫过当”，但是，本人还是满含热泪地盼来了这一大家都愿意看到的好消息：邓玉娇，这个让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牵肠挂肚、担忧不已多日的英雄女性，她好歹还是获得了“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法律上由此彻底恢复了自由之身。

本人认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之说是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不相符合的。邓玉娇，这个受到三个如狼似虎的淫官侮辱的女性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情况下采取的措施，根本不存在所谓“防卫过当”的问题。但是，人家要给某些人，给某些部门留点面子，还要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好在有网络，好在有千千万万个有良知，有道义感的网民，否则，本人有理由怀疑：邓玉娇获得如此“从轻判决”的可能性，将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既然被定性为“防卫过当”、“故意伤害罪”，那么，如果邓贵大等三个淫官的亲属向邓玉娇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请求，从法理上说，邓玉娇就免不了赔偿责任了。从这个层面来看，邓玉娇将陷入一场旷日持久，不堪精神和经济重负的民事索赔官司中。因此，邓玉娇虽然免却了牢狱之灾，但是，她的前途和命运，仍然令人担忧。

又有个问题。即邓玉娇案从5月10日案发到一审判决下来，仅仅一个月又六天时间。套用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话来说，这应该叫做“从轻从快”吧。为什么这样快？我的认为，很明显，这种对公仆们，对稳定不利，容易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的事件，越是早些画上个句号，对一些人也就越是有利。是的，“从轻从快”不是一些高兴过头，高兴过早的网民所说的那样，是什么中国司法进步、文明的“标志”，中国法治建设的希望等等。他们，只是从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组织，自己的人员的面子，利益等方面考虑，才有限地放邓玉娇一马的。

显然，那些什么“心智障碍”等，都是为此作铺垫的，自欺欺人的鬼话。我的看法，这很异乎寻常的“从轻从快”，不是巴东县小法院能够决定的，这是来自高层的意思。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了避免网民对此“纠缠不休”，高层有可能会叫一死一伤两个淫官的亲属放弃赔偿，而由单位满足他们的赔偿诉求。也即说，从这个角度来说，邓玉娇又可能因此避免民事赔偿纠纷。

各位，你们的看法呢？

有关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定位，难以确然。主将，骁将，健将，众说纷纭。但不管怎么个说法，总是明星人物。而且，鲁迅的出现，亦非孤峰突兀，而是偕胞弟周作人以双子星座式的夺目，升上新文化的星空。与陈独秀、胡适之边叱咤风云边自我充实不同，周氏兄弟可谓厚积薄发，底气充沛。兹有胡适之当年的日记为证：“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和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之据此，将鲁迅称作白话文学的健将。

相比之下，陈独秀更喜欢鲁迅的小说。读了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药》之后，陈氏感叹：“豫才的政论我不恭维，他的小说我是真的佩服。”但陈独秀后来连鲁迅的杂文也一起喜欢上了。鲁迅谢世后，陈独秀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中写道：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又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在政治上激进得不无天真的陈独秀，在文化上却始终目光如炬，并且一点不计较他人的伤害。且不说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曾经毫无道理地伤害过陈独秀，即便鲁迅回忆旧友时谈及陈独秀和胡适之，也相当刻薄：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于鲁迅，坦然认定其才华；相反，在鲁迅笔下的这两位领袖人物，却一个成了气势汹汹的莽汉，一个成了城府极深却又假装坦诚开明的伪君子，从而反衬出新文化运动中并不耀眼的刘半农，可以让人放心，足以令人亲近。由此也可以看出鲁迅以小说笔法写杂文的凌厉，并且写得隐晦曲折。不要说让西方人很难读懂这样的文字，就是中国人读起来，也十分费劲。最后一句的亲近半农，意思明白；可是佩服陈胡，却不知道作者到底佩服他们什么。

鲁迅的小说，通常用的是散文笔法。第一篇《狂人日记》更是写得有如意识流。散文式的随意性，致使鲁迅小说的叙事构架总是相当模糊。正如读鲁迅的杂文，可以读出其小说家的功底；读鲁迅的小说，读出的却是思想家的努力。倘若说，陈独秀和胡适之的新文化文章里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的话，那么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却充满枯籐老树昏鸦式的苍凉。须知，鲁迅的横空出世，乃是胡适之倡言、陈独秀发扬光大的白话文运动所造就的。假如没有白话文运动，鲁迅可能始终蜗居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抄写古碑贴。鲁迅的成名作《狂人日记》，实质上是相当趋时的写作，既趋白话文之时，又趋新文化新思潮之时。不过由于深湛的文字功底，显得很具独创性。其中的名言，诸如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薄子踹了一脚，或者，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还有，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吃人；其思想之犀利，其文字之苍劲，远比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三大主义所向披靡。虽然其中有关吃人云云，乃是批判的时尚；鲁迅只不过把人们说的礼教吃人，放大到整个一部中国历史吃人罢了。至于这篇小说在语言上的老到，在气氛上的成功营造，在叙事上的天然浑成，更是让胡适的《一个问题》显得有如小学生作业。陈胡两位异口同声称赞鲁迅的文学天才，并非客套，更非敷衍。尤其胡适写在日记里的称赞，发自内心。

鲁迅小说和鲁迅文章，是白话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鲁迅小说提供了一种文学景深，鲁迅的思想展示出批判者的大家风采。鲁迅的贡献，与陈独秀的思想开拓，胡适之的学问成就，周作人的文学评论和文艺理论，构成新文化运动四大最具实质性的栋梁架构。四者缺了任何一者，都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塌陷。

鲁迅当然也有鲁迅的局限。比起陈独秀和胡适之作为草创者在所难免的幼稚，鲁迅之长和鲁迅之短，都在于其罕见的世故。《红楼梦》那对著名微词：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恰好就是鲁迅的写照。与此相应，中国人之于鲁迅的崇拜，骨子里与其说是对深刻的敬佩，不如说是对世故的服膺。就此而言，毛泽东之于鲁迅的推崇，乃是无心插柳的成功媚俗。

鲁迅谈论历史及历史人物的名篇，首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此文充分体现了鲁迅不为他人目光左右、不受流俗影响的独立特行和独到见解。尤其论及对曹操的评价，根本不以《三国演义》为然。但也正是这篇演讲，足以看出鲁迅的特色：世故的深刻。破除文人学士编造的演义迷雾，世故的深刻具有常识的力量。但这样的深刻又通常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因为世故不具备人文视野上的恢宏深邃。认为曹操有本事，是英雄，无疑眼光独到。但提及党锢背景，以清流论之，则有失短浅。党锢悲剧不在于清浊与否，而在于不可为而为之的惨痛，并且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是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与陈独秀的人生悲剧十分相像。鲁迅看不到这样的人文内涵。因为鲁迅从来不曾有过相类的经历，更因为鲁迅以世故论世、论人、论史，讲说得再深刻，也不脱其世俗气。陈蕃李膺敢为之的事情，陈独秀敢为之的事情，鲁迅却是绝对不敢的。江浙文化群里，英雄迭出，徐锡麟、秋瑾不用说了，即便是章太炎，也曾在苏报案中笑傲朝廷。鲁迅不具备这种超凡出俗的胆魄，只好退而求其次地选择文字，扮演话语英雄，并且将深刻诉诸老于世故。必须指出，世故的心理成因，乃是怯懦。

一个怯懦者谈论英雄人物，难免有些捉襟见肘。且不说谈论嵇康时的吞吞吐吐，即便是论及曹操禁酒，明明知道曹操嗜酒，并举出“何以解愁，唯有杜康”作证；却看不出曹操的禁酒，其实源自刻意模仿周公的虚荣，也同样有诗为证，并且就是同一首《短歌行》的后面两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是，鲁迅却只是以世故的常识论说曹操的禁酒和孔融的反对：“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这类评说出自毛泽东或者蒋介石之口，听上去明白事理。但出自鲁迅之口，却世俗得不像文化大家。但这就是鲁迅。鲁迅既茫然于周公的禁酒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做一把英雄人物的辉煌，不知道英雄人物常常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虚荣心。倘若说，没有经历不算是世故的局限，因为有时候仅凭着世故，也能看出他人的虚荣；那么茫然于周公禁酒，却实在是鲁迅在史识上的短缺。鲁迅的长于阅世，以短于史识为代价。

比较一下王国维，鲁迅的世故更加鲜明突出。被鲁迅讥讽为老实得像火腿的王国维，其脾性与鲁迅刚好相反，不通世故，却史识极深。王国维在日常生活中，可说是浑浑然，与贾宝玉相近，只是不像贾宝玉那么沉缅于儿女情长。王国维所醉心于的，是思想和学问。王国维的学术，既不受他人目光影响，也不受世故眼光的桎棝；王国维因此能够看出中国历史变迁之剧，莫过于商周之交；因此能够看出《红楼梦》乃国民的悲剧之悲剧。且不说鲁迅只知道朝历史踹上一脚，根本不知道商周之交发生了什么重大的转折；即便是论及《红楼梦》，鲁迅也只会说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领会者，独宝玉而已”，诸如此类的似是而非之言。因为以鲁迅的世故，很难读懂林黛玉。最为呼吸领会悲凉之雾者，乃是林黛玉。贾宝玉是随着林黛玉的呼吸，领会悲凉之雾的。书呆子王国维的历史视野和审美品味，全都为世事洞明的鲁迅所难以企及。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王国维得了不掺世故的深刻，鲁迅的世故使之丧失了恢宏的视野，高远深邃的审美境界。至于彼此的人生结局，其得失则见仁见智。

必须指出的是，也正是这样的局限，致使以深刻见长以深刻著称的鲁迅，看不出十月革命的暴虐，看不出共产党师法苏联的造反背后，潜伏着什么样的历史沉淀。王国维从北伐军枪杀叶德辉的事件中，看出历史走向“先共和后共产”的灾变。蔡元培虽然经常有激进之举，但始终拒绝认同苏联顾问指导下的工农革命。鲁迅目睹了国共破裂之后，却断然转向与共产党合作，转向接受马列主义。倘若说，王国维的自杀有如商周之交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那么鲁迅的走向共产党则有如孔子“吾从周”式的追随周公姬旦专制理念。

倘若再将鲁迅小说和文章放到既恢宏又细腻的《红楼梦》跟前，那么鲁迅的苍白就更加明显。鲁迅既不恢宏，也无细腻。恢宏是视野的深邃和胸襟的开阔；细腻是怜花惜玉，也是慈悲和关爱。从鲁迅小说和文章里，读者只看见一个仇恨的化身，并且以嫉妒为仇恨的内在动因，很少能读到爱的温馨，情感的亮丽，更难读到悲悯的胸怀。鲁迅的深刻，只能在世俗世界里游刃有余，一旦进入精神境界，马上相形见拙。从《山海经》起笔的《红楼梦》刻画出了一个民族本真的灵魂，鲁迅的文字，实录下的、折射出的，却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痼疾，或者说，集体无意识创伤。《阿Q正传》里的种种丑陋，既是民族的，也是鲁迅自己的。阿Q尚且敢向吴妈求爱，鲁迅连直面自己爱情的勇气都没有。兄弟失和的根本原因，在于鲁迅在爱情面前的失态，在婚姻面前的进退失据。假如当初鲁迅敢抗母命，跟自己所喜欢的日本房东女儿结婚，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是非。就算母命难违，但鲁迅假如能够像胡适那样，找到自我平衡的方式，也不会有什么不得体的变态。好在周作人是祥和的，慈悲的，虽然表示断绝来往，却不与兄长计较。

刘半农曾经赠送鲁迅一幅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看了这幅对联，方知鲁迅为何在文章中以贬损陈独秀和胡适之来表示亲近。因为刘半农实在懵懂得可以。倘若说，魏晋时代的人文风貌，可以分别以曹操和嵇康为象征，那么先是驰骋天下的英雄气概，后是民不畏死的自由人格。这两者都是怯懦的鲁迅所望尘莫及的，鲁迅怎么可能做出与之般配的魏晋文章？从审美上说，曹操和嵇康，乃是同质异形的阳刚，有类于、或者说承继了汉末党锢英豪的胆气和风骨。而鲁迅却是因为怯懦因为自卑因为嫉妒因为难以愈治的心理创伤而导致的极度阴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至于托尼学说，鲁迅性喜尼采是众所周知的，但于托尔斯泰却是风马牛不相及。

俄国两位最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其文化底蕴都具有深邃的宗教内涵。他们对灵魂的关注和拷问，远远超过对世俗社会的热衷。比起托尔斯泰在灵魂救赎意义上的忏悔，鲁迅标榜的自我解剖，不得要领。托氏《复活》中的男主角聂赫留道夫在玛丝洛娃面前的自惭形秽以及真诚忏悔，是鲁迅面对当年热恋过、后来又不得不舍弃的日本房东女儿，始终跨不过的门槛。鲁迅由此造成的变态，下意识地流露在后期杂文里。比如伤害曾经挺身救国的赛金花，不仅嘲讽她“早已被奉为九天护国娘娘”，还恶声恶气地讥笑她与“德国统帅瓦德西睡过一些时候。”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鲁迅不需要关切灵魂；作为一个中国男人，鲁迅没觉得在妓女面前有什么自惭形秽之处；作为一个与《红楼梦》作者截然不同的中国作家，鲁迅堂而皇之地以“贾府上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表示对贵族少女的轻蔑。如此语气，如此论断，与其说鲁迅是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影响，不如说是鲁迅籍此发泄对可望而不可即的高贵女性的嫉恨。

从古纸堆里爬出来的鲁迅，对于西方的人文精神其实相当陌生。除了尼采，几乎没有真正接触过其他有经典意味的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早年所写的《我之节烈观》一类文章，仅仅是趋时之作。鲁迅既没有曹雪芹之于女性的谦卑，也没有托尔斯泰之于女性的悲悯。鲁迅会为死去的女学生写声情并茂的悼文，但也会在日记里把夫妻间的房事说成是洗脚。相比之下，托尔斯泰从娜塔莎写到安娜卡列尼娜，最后写到玛丝洛娃；从爱慕写到怜悯，从怜悯写到忏悔；越写越谦恭，越写越自惭形秽。但鲁迅却根本没有这样的心路历程，没有这样的灵魂拷问，没有这样的从世俗社会批判，走向内心自我反省。托尔斯泰的早年，曾经放浪形骸；托尔斯泰的晚年，却随着灵魂的追问，走向了悟，走向空灵，最后像贾宝玉一样的离家出走。

与此相反，鲁迅一生都不得解脱。与许许多多深受专制传统和专制道德压抑的中国男人一样，鲁迅骨子里乃是一个问题男人。所谓问题男人，是意指无法以健康的心态、面对女性的男人。其特征在于，要么压抑到变态，要么放纵到荒淫无度。用小说人物作象征则是，要么像《红楼梦》里那个可怜兮兮的贾瑞，要么像《金瓶梅》里那个横行霸道的西门庆。贾瑞是大观园里的阿Q，阿Q是末庄的贾瑞。彼此同样的压抑，彼此同样的极具革命性。阿Q闹革命是要成为赵太爷，贾瑞假如造反则是要成为西门庆。同样两个中国最著名的问题男人，毛泽东是做成了西门庆的鲁迅，而鲁迅则是始终处在贾瑞状态里的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和鲁迅最为相通之处：都不把女人当回事。只是彼此跟女人在一起的感觉略异，一个叫做洗脚，一个干脆叫做洗阳物。

就中国男人而言，鲁迅和毛泽东，其阴柔不相上下，其怯懦、其心态也彼此伯仲。鲁迅不敢成为徐锡麟，毛泽东的被捕表现，与张国焘相类。这是两个全都不敢成为陈蕃、不敢做一下嵇康、没有陈独秀那么无畏的懦夫，而一旦权力在手，无论是政权的，还是话语的，都会一样的凶狠。这也是两个全都无法面对林黛玉那样的高贵女子、也很难得到这类女子垂爱的问题男人，因此形成了他们的心理问题。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恋情，邵洵美和盛佩玉的婚姻，在鲁迅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良辰美景。除了家世门弟上的差异，更有性情上的障碍。由此产生阿Q之于假洋鬼子式的嫉恨，也算顺理成章。须知，毛泽东以九五之尊，在女人堆里尚且都得不到徐志摩的风流，邵洵美的倜傥。毛泽东通常只能在女服务员那里如鱼得水。曾几何时，延安发生过有才情有心气的女子，遭到毛泽东的调戏、拂袖而去的故事。这可能是问题男人难以直面的最大尴尬。由此造成的自卑情结，反过来成为这类男人的革命动力。中国的问题男人，往往会成为造反有理的主力，叱咤江湖的枭雄。而且，这类人物的蛮横和专制，是相当彻底的。相对于绅士风度十足的“费厄泼赖”，鲁迅要“痛打落水狗”。古人有言，穷寇匆迫，毛泽东却说，宜将剩勇追穷寇。

世故有碍视野的开阔，卑怯带来的心理问题，使鲁迅丧失应有的慈悲。作为一个颇具民族人文经典意味的伟大作家，鲁迅始终没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这可能是许多研究者都感到困惑的课题。殊不知，这恰好就是鲁迅的深刻特征。鲁迅的深刻，有点无面；或者说，是一种滑动在平面上的语言历险，没有立体感。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好比摆地摊。地摊的含义，在于零碎。而零碎，正是鲁迅文章和鲁迅思想的主要特征。

零碎的另一层涵义，在于构架性的缺失。经典的长篇小说写作，架构能力必不可少。除了叙事的结构，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宏观视野，灵魂的深度追寻。所有这些为曹雪芹、托尔斯泰所具有的才华和秉赋，全都被鲁迅的世故拒之门外。灵魂的追问，在鲁迅眼里，就像祥林嫂的捐门槛一般可怜可笑；或者像闺土的信仰一样，微不足道。鲁迅在小说中居高临下地俯视芸芸众生，与佛祖称赞一位捐灯油的乞丐老太太最可能成佛，大相庭径。说唯物主义者鲁迅无知无畏，或许有失恭敬；但说鲁迅的写作没有宗教深度，缺乏灵魂力量，所以导致架构能力的缺失，导致终其一生都没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应该接近事实。

鲁迅作品中最具审美价值的，乃是散文集《野草》。世故的深刻由于被诉诸内心的独白，世俗的成份无形之中被融化于情绪的躁动。只是欲望依然在挣扎，英雄和懦夫依然在搏斗。生与死的界线，像衣食住行一般的实在；尽管会在《秋夜》里寻觅寒冷的清冽，搜索生命的温馨，但更多的篇什，却与《复仇》和死亡纠缠。墓地的荒凉，黑夜的浓重，构成一种为鲁迅所特有的暗色调。伦勃朗画面上的暗色，昭示着精神的景深。鲁迅《野草》里的暗色，虽然也具有与伦勃朗画面相近的丰富，却过于躁动不安。灵魂的飞翔是宁静的，欲望的勃起才是焦灼的。同样是蓬勃，荷尔德林的呓语有如林中的晨曦，清澈透明。鲁迅的独白，过于混浊。同样的自言自语，梭罗《瓦尔登湖》展示了自然的气韵，佩索阿《惶然录》有着诗哲的深邃，即便是归有光极为家常的《项脊轩志》，也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而鲁迅的《野草》，却有如荒凉的坟地。乱草在风中摇曳，天色晦暗不明，时空晨暮难辨。在谁也看不见的地方扮演英雄，在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中假装牺牲。物象杂乱，意绪纷芜。偌说哲理深奥，其实是一片喧嚣的涂鸦。要说是胡塗乱抹，却又始终煞有介事，至少是正襟危坐写下的文字。病患的心态，腐烂的历史，就这样互相交织着，凝聚成一团粘糊糊的色块。远远看去，倒也颇有一付故弄玄虚的现代派艺术功架。这样的文字，理当写给自己看看算了。公之于众，让虚荣的无知青年读了，一不小心就会以装扮精神错乱，表示自己深不可测。唯有让一些同样怯懦的中国问题男人读了，才可能发现，自己终于找到知音。

《野草》是鲁迅准确生动的自我写照。荒坟般的意像，在审美上不无苍凉，但让一班革命的文学青年眼里，却难以忍受。正如《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诸如《创造社》、《太阳社》之类的文学社团，则是文学青年的集结地。这类社团主要出产愤青式的追随革命潮流者，难得有个把像样的诗人和作家。他们头脑简单，思想左倾，情绪容易随着革命的成败而起伏不定，就像赌场里汗流满面地跟庄的小赌徒，随着赌局的变幻，一会儿捶胸顿足，一会儿高声尖叫。造反，革命，抢劫，赌博，骨子里都是相通的；都算人生冒险，都要祈求好运护佑。而鲁迅的文章，尤其是像《野草》这么老气横秋的荒凉，之于对革命前景抱有阳光明媚憧憬的文学青年，就像挂在一群小赌徒头上的霉运象征。革命的文学青年，理所当然地看不顺眼鲁迅文章，仿佛挡了他们的远大前程。他们向鲁迅发动的那场围攻，虽然喜剧性十足，但也未必全然胡搅蛮缠。至少，封建余孽一说，歪打正着。

好在鲁迅拥有毛泽东之类领袖级人物的激赏。在庞大的革命队伍里，《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小伙计，不过一群跟班而已。且不说到了延安的毛泽东已然一言九鼎，即便当年在上海亭子间里与鲁迅交好的瞿秋白，也曾出任过共产党的总书记。更不用说，当年陈独秀之于鲁迅的赞赏和支持。无论红色苏维埃时期还是在延安立足的共产党，不仅严厉禁止攻击鲁迅，而且派出专职人员，把鲁迅牢牢地绑定在革命的战车上。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叫做：在军事和文化两条战线上同时反击国民党的围剿。鲁迅因此被封为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并且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高耸入云的唱赞，制造出令人晕眩的幻觉。于是，唱赞者与被赞者一起，在?丽的幻觉里得以升华，不仅一扫彼此的卑怯，而且占尽了鸟瞰芸芸众生的优越。读了毛泽东如此不顾一切的溢美文字，也足以得知，后来林彪狂捧毛泽东的那些个句式，出自何处。

与共产党携手共进的鲁迅，文章越来越霸气。早先的阴柔逐渐变成了阴暗，阴狠，阴毒。比较一下鲁迅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中的“党同伐异”（鲁迅自谓）文章，与一九三六年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同样的老辣，先前不过扮演帮衬角色，后来的那个答信却下意识地掺有居高临下的训斥派头。

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的帮架文字，起先曲里拐弯，虚实相间，既不点名，也不道破；比如《忽然想到（七）》中的一段：“我还记得中国女人是怎样被压制，……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即便恼怒，也不过是《碰壁“之后”》的大惊小怪：“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这是鲁迅帮爱慕他的女学生大造中国第一位女校长杨荫榆女士之反的文字。这场造反的结果：杨校长被逐，鲁迅丢失教育部的佥事职务，又意外引出一场文坛上的“闲话”风波；似乎作为某种补偿，鲁迅到手一场婚外情，不久便与闹事女生同居。由于撰文相助之际，掺带了儿女私情，再义正词严也不免有些支支吾吾。及至后来真正到了党同伐异的关头，鲁迅全然正义在手，仇恨在胸，就像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一般，火力凶猛，杀气森然：

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无端的指责还要加上倘若有人造谣，好像是在为自己造谣作辩，又像是在煽动他人如此造谣。事实上，延安方面确实乘机跟进，大肆造谣，诬蔑被鲁迅痛骂的托派连同被无辜牵涉的陈独秀，是拿了日本人津贴的汉奸。饶有意味的是，鲁迅此刻的口气，跟毛泽东相当接近：不仅“敬告你们”，而且自说自话地代表中国人，以中国大众自居。不妨比较一下毛泽东的这番名言：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

相比之下，毛泽东当然更加跋扈：把自己的独裁说成是中国人民叫他实行的。而鲁迅则在擅自代表中国大众宣布对方不受欢迎的同时，又擅自代表了一下“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至于被鲁迅指斥的来信者陈其昌，不过是个天真烂漫的共产主义青年，并且还是鲁迅的崇拜者。以鲁迅的地位，如此凶猛地对付一个年轻人，颇有牛刀杀鸡之嫌。更何况人家对鲁迅只有敬意，毫无敌意。陈其昌在信中如此写道：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

仿佛是上苍有意要让鲁迅难堪，杨荫榆和陈其昌二位的人生结局，竟然殊途同归：全都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一个在老家苏州向日军抗议奸淫掠杀暴行，被日本士兵骗到桥上残暴枪杀，漂尸河面。一个从事抗日活动而被日军抓获，严刑拷打，坚强不屈，最后被装入麻袋乱刀刺死，扔进大海。

更令人唏嘘的是，杨荫榆女士乃民国时代先留日后留美、人品端庄、持重敬业的优秀教育家，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据女师大风潮的现场见证者、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忆，当时的情形与不在场的鲁迅写出的，截然不同。李四光在讲说了现场亲眼目睹之后，发出如此感慨：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风潮使杨荫榆女士，在教育界就此丧失应有的前途。此案的悲剧意味，可以对照文革当中死于红卫兵施虐的北京师范女中女校长卞仲耘一案。红卫兵的疯狂，不仅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还可以追溯到那场女师大风潮。

至于给鲁迅认真写信的陈其昌，因为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和他的同伴一起，既被国民党追杀，又受到共产国际打压，处境极为悲惨。没有经济来源，全靠大家节衣缩食，在狭小的过街楼中办报刊。这与鲁迅拿着国民政府供奉的高薪，傍着红色的山大王，烧着斯大林苏联的高香，骂着看不顺眼的同行，无疑是不可等量齐观。也许鲁迅对此未必不明白，所以不敢把陈其昌后来反驳他的回信公之于众，而是悄悄压入箱底。再联系到当时的国际局势，联系到斯大林指示延安的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从而把日本军队拖进中国战场任其肆虐的险恶，深刻的鲁迅，顿时变得肤浅透顶，并且不免有助苏为虐之嫌。而天真的陈其昌，却无意中成了斯大林意图的障碍。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人家不想查证住在日租界里的鲁迅跟内山完造、日本军医须藤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鲁迅反倒诬陷起了别人拿日本人的钱。要说汉奸，得有实据。然而要说亲日，周氏两兄弟全都当仁不让。

中国式的问题男人，难免患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毛病。毛泽东如此，鲁迅也同样如此。很难说是毛泽东学了鲁迅，还是这类人物天然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毛泽东跟梁漱冥吵架的腔调，与鲁迅谩骂梁实秋的口气，十分相像。毛泽东把梁漱冥叫做“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犯”，鲁迅把梁实秋称为“资本家的乏走狗”。毛泽东坐定江山后的信口开河，与鲁迅晚年文章的随心所欲，可谓遥相呼应。

历数被鲁迅指斥的文化人，将会是一张长长的名单。仅举几例有名的骂案，便可发现，其中有前辈师长章太炎，有同辈同行林语堂，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晚一辈的文学家里，有邵洵美，施蛰存；无名晚辈当中，则有陈其昌，徐懋庸。其中，当数他投向章太炎的讥嘲和扔向邵洵美的轻蔑，最为失态。

在章太炎众多的浙籍弟子当中，鲁迅虽然名满天下，但并非是在学问上最有成就者。于是，鲁迅就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如此解释自己当年何以去听章太炎讲学：“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鲁迅言下之意，只认同章太炎的闹革命，并没有从章太炎那里习得什么学问。鲁迅这么说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他早年文言文章中的章氏风格影响，忘记了他的魏晋研究、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所受章氏学术熏陶的恩泽。就算是只认革命不认学问，鲁迅也并没有真正读懂章太炎。鲁迅虽然承认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但鲁迅同时又以章太炎身后备受冷落，高尔基在中国却很受欢迎的对比，匆忙认定：“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鲁迅因此不知不觉地以居高临下的口吻给章太炎盖棺论定道：“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这番论定，比起鲁迅在《趋时与复古》中的冷嘲热讽，还算留了“白圭之玷”的余地。鲁迅把革命党人章太炎和保皇党人康有为一古脑地煮到一起，才叫出手凌厉：

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

鲁迅在文章中一再提及的投壶一事，纯属谣传。史实乃是，孙传芳确实请过章太炎主持投壶，但章太炎却拒绝出席。鲁迅将一件不成立的传言，当作既成事实作为他讥嘲章太炎复古的口实，其手法与暗示他人造谣托派是汉奸一举，倒是异曲同工。至于章太炎晚年的归于宁静，也并非是鲁迅所说的制造与时代隔绝之墙。章太炎从革命的舞台上回到安静的书斋里，根本原因在于，支持联省自治，不认同孙中山联俄联共以求十月革命那种一统天下的列宁主义革命，从而断然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同样的不认同，王国维的方式是自沉昆明湖，而章太炎的方式是苏州讲学。且不说章太炎的这种方式，有没有隋末王通的河汾之志，至少表明了他不愿淌入国共两党的革命混水。古人有言，宁静以致远。真正的革命家，有如江湖豪侠：仗义行侠时，动如脱兔；退隐江湖后，静如处子（一如老子所言，回归婴儿）。这根本不是鲁迅理解的朝前拉车朝后拉车，而是一种人生的境界，生命的修为。倘若毛泽东具有章太炎这样的革命品质，能够在1949年以后退入书斋，那就成了中国的华盛顿。当然，不能指望一个想做秦始皇的山大王能够具有如此修为。就此而言，鲁迅确实与毛泽东是一路人。鲁迅既没有听懂学问家章太炎的讲课，也没有读懂革命家章太炎的人生境界。

倘若说，鲁迅对章太炎革命生涯的奚落，基于以革命者自居的无知，那么他之于享有海上孟尝君之誉的新月派文人邵洵美的诋毁，完全是遑顾事实，有持无恐，并且一再造谣：“邵公子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做文学资本。”由此生发出子虚乌有的登龙术，在《登龙术拾遗》一文中讥笑道：“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 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许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但一登文坛，即身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更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恶语相向：“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

事实上，邵洵美的家产，既不是骗来的，也不是抢来的，更不是做女婿换来的。因为邵洵美和盛佩玉的婚姻不仅是姑表亲家，邵家也同样名门望族，家财万贯。施蛰存对邵氏曾有中肯评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鲁迅一再朝着邵洵美恶声恶气，也许是心有嫉妒，也许是那位海上孟尝君为人过于厚道，被视作可欺。而邵洵美后来的遭遇，又像是上苍对鲁迅的不以为然。活到毛泽东时代的邵洵美，被加以子虚乌有的历史反革命罪名关进大牢，最后在穷愁潦倒之中郁郁而终。据同室难友贾植芳回忆，邵氏在狱中曾经托付他澄清两件事情：

第一，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是以中国笔会的名义邀请的。邵洵美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 的秘书，萧伯纳不吃荤，吃素，他就在南京路上的“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花了46块银圆，是邵洵美自己出的钱。因为世界笔会只是个名义，并没有经费。但是后来，大小报纸报道，说萧伯纳来上海，吃饭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就是没有写他。他说，“你得帮我补写声明一下。”“还有一个事，就是鲁迅先生听信谣言，说我有钱，我的文章都不是我写的，像清朝花钱买官一样‘捐班’，是我雇人写的。我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写的，是我自己写的。”他的嘱托，我记住了。

邵洵美要贾植芳澄清的两件事情，都跟鲁迅有关。至于是在“功德林”设宴，还是将“功德林”的素菜叫到宋府摆席，贾氏回忆可能有误。但邵氏所言之事，应该属实。这里再加上后人忆及的一个细节，鲁迅之于邵洵美的攻讦，就更加令人感慨。那次会面，是邵洵美第一次见到鲁迅。“会后，正遇下雨，很冷，邵洵美见鲁迅站在屋檐下，像是在等车，脸冻得发青。便立即邀请鲁迅上他的车，一直把鲁迅送回寓所。”

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不善辩战的邵洵美，被鲁迅在文章里打得鼻青眼肿。鲁迅果然是战士，鲁文果然是匕首投枪。在阿Q眼里，周围的人不是赵太爷、假洋鬼子，就是王胡、小D。鲁迅后期杂文的特点在于：以阿Q的眼光打量世人，以鲁迅的刻毒四面出击。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在毛泽东总结为造反有理，在鲁迅则变成：贫穷就是真理，富贵必定有罪。就连出汗，都有香汗臭汗之分，阶级界线划分得清清楚楚。按照这样的标准，鲁迅不再着意西方的人文经典，而是专门挑选苏联或者东欧各国的阶级斗争文学阅读。鲁迅的个性难以与人合作，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左联太上皇的居高临下。鲁迅在左联中的说一不二，与陈独秀做共产党领袖时的大家长作风，也是一种异曲同工。这种霸道，充分体现在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章里。

那篇文章，也是源自一封年轻人的私信。姑且不论徐懋庸比之于陈其昌，文字过多纠缠于私见与人际关系，即便写得不堪入目，也不等于可以没有征得写信者同意就自说自话地公之于众，并且还理直气壮地大言不惭：“我没有得他同意就在这里发表了，因为其中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发表出来，并不损他的威严，而且也许正是他准备我将它发表的作品。但自然，人们也不免因此看得出：这发信者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凭什么说人家希望他发表此信？又凭什么断定人家是恶劣青年？鲁迅的强词夺理，跟毛泽东的羞辱梁漱冥倒是有一比：

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

同样的轻蔑口吻，同样的信口开河；同样的把自己的胡乱想像，硬说成是人家的想法；同样喜欢毫无根据地做诛心之论。

至于鲁迅要跟人家争论的话题，无非是国防文学还是大众文学，骨子里都是要遵照斯大林的旨意，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把日本军队吸引到中国来，不让他们进犯苏联。区别仅在于：是站在国民政府一边，还是站在延安的共产党一边。话题是可疑的，背后的党派纷争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有国共之争，而且有共产党内部的王明和毛泽东之争。鲁迅如此的气势汹汹，无非是要向延安表明心迹，同时提醒山大王，不要听信他人主张。跟毛泽东站在一起，跟斯大林站在一起，这是鲁迅晚年热衷于向世人传达的文字信息。鲁迅早年的文章，自称是听了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将令；晚年的文章，则全然是标明其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站队。答徐懋庸文，要说寓意深刻，实乃无聊之极；要说毫无内容，却实实在在地倾诉了自己的衷肠。文中虽然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如何重要，但字里行间却在时时处处地提醒读者，文章作者鲁迅，是如何的高大伟岸，如何的不可侵犯，如何的不容忽视。其中最有趣的文字，当数这一段：

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

如此的堂皇，真不知鲁迅是在指斥他人，还是在自我反省。也许鲁迅如此落笔时，忘记了自己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说过什么。就像毛泽东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听者仔细琢磨一下，也会发现，弄不清是在说别人还是在说自己。这可能是又一种鲁迅文章与毛泽东话语的相通之处，指斥他人的文字往往成为自我写照。鲁迅诸如此类的文字有很多，姑嫂斗法，泼妇骂街，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等等。诸多痛诋，皆可自照。至于一些不谙世事，不熟悉这一套的厚道之人，确实被鲁迅吓得不轻。试想，邵洵美身系牢狱，生死之际，最难以释怀的，竟然是遭受鲁迅的冷落，是被鲁迅无端的辱骂。

鲁迅的后期杂文，大都经不起推敲。倘若说，鲁迅的前期杂文聚焦于人际纷争，那么其后期主旨是党同伐异。有了党争的立场，文章自然被真理化身的幻觉所笼罩，感觉在代表大众发言。早先那种两间余一卒、荷?独徬徨的孤独，此刻全然被大众发言人的光环所取代，就像毛泽东动不动就以人民的化身出现。实质上，此乃朕即天下的别一种说法。以前的皇帝是天子，代表天。鲁迅和毛泽东，则扮演大众或者人民的化身，也一样的君临天下。这叫做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

毛泽东把鲁迅比作孔子，既对，又错。就专制文化的同构性而言，鲁迅确实和孔子一样，都是专制话语的始作俑者。只是就话语形式而言，孔子是伦理秩序的建构者，鲁迅是造反有理的破坏者。孔子是以等级制度和奴化心理网罗一切，鲁迅是披着大众的战袍、戴着真理的桂冠打倒一切。只不过，那样的打倒所建立起来的，依然是一种等级秩序。只是把原先的秩序颠倒了一下。这倒是跟马克思的哲学异曲同工，是颠倒过来的黑格尔体系。

五四新文化何以演变成君临天下的毛泽东话语？鲁迅文章、尤其是后期杂文，是个关键的过渡。按理说，从倡扬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是联接不到毛泽东时代的，假如没有鲁迅作中介的话。而在新文化运动的四根顶梁柱当中，唯有鲁迅，是通向毛泽东专制话语的桥梁，并且是一座独木桥。因为无论是胡适的自由主义，是周作人的人文主义，还是陈独秀经由亲历共产主义革命后的自由主义反思，都跟毛泽东话语绝缘。也许人们会对一生反孔的毛泽东为什么把鲁迅比作孔子，感到大惑不解。其实，毛泽东还真是说到了点子上，鲁迅话语和孔孟伦理其实是互补的。专制，既需要秩序，又需要力量。在建立专制的过程中，力量是主要的。专制一旦建立，才轮到秩序上场。这也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四处奔波、无人理睬的原因。那个时代需要力量，用韩非子的话来说，“当世争于力气”，还没有轮到秩序出场。于是，最后韩非子学说脱颖而出；因为韩非子的权术，给秦始皇的一统天下提供了力量。及至天下平定，轮到秩序的建立，上升到首要地位，孔孟之道便开始盛行。这就是为什么汉朝会有儒家大面积复兴的历史原因。历史有时确实惊人的相像。鲁迅之于毛泽东的一统天下，扮演了韩非子的角色。韩非子提供的是权术，鲁迅贡献的是话语。秦始皇激赏韩非子，毛泽东独尊鲁迅，并非历史的巧合。

鲁迅的这种历史角色，同时代的陈独秀也罢，胡适也罢，周作人也罢，都难以看清。因为他们站在同样的历史平面上。历史需要旁观才能澄明，维度需要变换才能获得不同的景致。比起韩非子，鲁迅死得其时。假如鲁迅不是死在1936年，而是活到1976年，那么不仅会让毛泽东尴尬，鲁迅自己也会很尴尬。秦始皇杀韩非子没有杀错，因为死人才能供起来。供奉活人是很困难的，但供奉死人就容易多了。这也是鲁迅死后，毛泽东为什么谀词如潮的原因所在。

读鲁迅有两种读法，一种是从他的后期读到前期，会越读越同情鲁迅，可怜鲁迅。卿本佳人，不管怎么说，毕竟是个出类拔萃的文学天才。一种则是从前期读到后期，会越读越觉得厌恶。文人堕落，原来并非只是消沉颓唐，真理在手的夸张，也是通向丧失自由的道路。比起鲁迅的死不反悔，尤其是宣称死后一个都不宽恕的专横，陈独秀的晚年，应该说是相当幸运的。虽然比起章太炎最后的宁静，陈独秀乃是不得不归于寂寞；但陈独秀毕竟在寂寞中悟出人生真谛，回到了早先的自由主义立场。而鲁迅，最后完全迷失；迷失在真理化身的幻觉里，迷失在君临天下的夸张里。从鲁迅的迷失，可以看出鲁迅的意味在于：预告了毛泽东的横空出世，预告了毛泽东专制话语和独裁时代的到来。鲁迅随着毛泽东的崛起而蒸蒸日上，也将随着毛泽东时代的式微而逐渐褪色。当一个文人随着专制君王的起伏而消长，那么即便再幸运，也已经毫无自由的意味可言了。

 

2009年6月12日星期五写于纽约寓所

应克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3、继承毛的极权衣钵导致宪政大业的搁浅

历史给了邓小平一个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机遇，他拒绝了！

邓复出后所面对的中国，不仅仅国势衰颓、民不聊生，更重要的是几代人受到严重的创伤，文化与道德遭受史无前例的破坏。中国需要扶贫济穷，更需要人性的回归。

邓上台后，在文革后社会思变的大气候裹挟下，专制主义的发条有所松动。但当人们触动毛式极权体制的缰绳，他义无返顾地予以有力反击。因此，邓与毛一样，都是作为极权主义者的”寡人”纪录在当代中国的史册上。

⑴ 如何评价毛，决定着改革的走向

科学、历史地评价毛，本文、本人难以胜任。从毛创立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到毛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毛对人性、人道（且不说对自由、民主、法治）的灭绝，使中国大大地落伍了。因此，毛对于中国，不是七分功、三分过，也不是三分功、七分过；恐怕是一个否定性的历史人物。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中心目标是批判毛。不批毛，中国就不能进步。局部批毛，局部进步，全面批毛，全面进步。比如，只有否定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才能拨乱反正，平反大批冤假错案；只有否定毛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村才能推行”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制）；只有否定毛的命令经济，才能开放市场经济；只有否定毛对知识分子的歧视、迫害政策，知识分子才能恢复正当的社会地位，如此等等。

邓对毛的态度是矛盾的。1976年当毛再次将邓踢下政坛，他是有怨言的。1966年他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遭到批判，他是不服的。但他跟随毛打江山，与毛共治天下。几十年的峥嵘岁月，无论在思想上、体制上与感情上与毛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全部否定毛，意味着也否定他自己，否定当时尚在世的一批建国元老（如陈云、李先念、杨尚昆、王震、薄一波、彭真等）。因此，他对毛的否定只划定在1966-1976年的”文革”时期。因为”文革”开始后他靠边了。还因为”文革”和”两个凡是”是他重返政坛的障碍。邓将1966年作为评价毛的分水岭是以个人需要出发的，是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的。这样，我们就能理解：邓认为1953-1956年的”三大改造”，即对民族资本家的剥夺、对个体工商业者与几亿农民的剥夺，”事情做得非常好”（3-136页）。认为1957年的”焚书坑儒”、迫害上百万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还是要肯定”（2-294页）。对公社化、大跃进，以及全国性的大饥荒”我们也有责任”。至于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毛更是无可置疑的英明、正确。他说，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了伟大的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毛的”卓越领导”，”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2-148页）当党内外有人要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毛的历史功过时，他一再加以阻挠，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认为毛的思想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党全国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2-149页）。”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的一句名言。所谓”向前看”，就是要遗忘过去，不要再去回忆大迫害、大跃进、大饥荒那些往事。否则就难以”团结一致”了。邓还指示，处理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2–292页），就是不要过多纠缠历史旧账。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然而，忘记过去，我们怎能铭记教训。不反思历史，我们怎能迈向光明的未来。邓的这些言论，都是为毛护短，掩盖毛的罪错。

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许多人认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为了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客观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这是一个误解。参与这个决议讨论的开始有四千人之众，后逐步减少至四百人，他们确实怀着这一目的而来，但邓小平另有考虑。后来的事实证明，邓的目的是压制批毛，结束批毛，肯定毛的历史地位，肯定建国以来的成就。正因为邓与讨论起草者有如此分野，所以这个决议讨论起草时间之长（1980年3月-1981年6月）是超马拉松式的；在此期间，邓先后作出9次指示，最终才统一到邓的思想框架之中。千张嘴，万张嘴，还是听从邓大人的一张嘴。这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又一范例。

邓的第一次指示，开宗明义就提出了”核心”意见，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2-291页）在对建国后历史讨论中大家议论了毛的若干重大错误，邓认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2-308页），否则”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2-298页）。邓说，肯定毛，”不是毛泽东同志的个人问题”，”要看到这个全局”（2-299页）。邓承认建国后”在某些情况下也犯严重错误”，包括文革”这种严重曲折，固然有主观原因，根本上还是旧社会长时期历史遗留的影响造成的”（2-167页）。经过反复修改，决议终于统一在邓的思想框架之内，除了文革的错误，毛和中共在建国后所犯的错误都被隐没了，蒸发了。在决议即将通过时，邓告诫全党：”决议通过以后……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2-292页）”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2-383页）邓方上台，就如此扼杀党内民主，压制批毛，其目的是为了坚持毛式极权体制！

⑵ 捍卫”一党专政”，一再扑灭自由、民主运动

1979年，邓就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⒆ 的长篇讲话。此时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只有三个月的时间。1980年，他进一步强调，”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一切。”他认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或混乱，就不能实现现代化。”（2-266至268页）这就是说，”一党专政万岁！”邓这番言论的背景是针对思想解放潮流中涌现的民主呼声。他警告，”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为此，”西单民主墙”遭封杀，”理论务虚会”也嘎然而止。

邓也言及民主，也谈论政治体制改革。那是80年代前期的事。为人们所称道的是那篇1980年的”8、18″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那几年，他几次说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他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3-176页）。特别是他预见到，”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3-164页）。如果他能坚持这一观念，那今天的中国又是另一个面貌了。遗憾的是，邓的政改是以不触动”党天下”为前提的。他不能容忍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因要求民主、自由而挑战”一党专政”。整个80年代”自由化”与”反自由化”跌荡起伏，邓小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包括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他坚决主张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入《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他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第一句话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他武断地说：”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3-182页）。他对胡耀邦反对自由化不力而大为不满，大所失望，罢免了他的总书记的职务。两年多之后另一位总书记赵紫阳在反自由化、镇压学潮这一问题上又与邓发生了分歧。邓认为，学潮是动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赵认为，学潮诉求民主，反对腐败，是爱国的。邓认为，学潮应当用武力加以平息，恢复稳定的局面。赵认为，学潮应当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求得解决。邓因此指责赵”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3-324页）罢去赵总书记的职务，并软禁于家中，失去人身自由达16年之久，直至去世。邓小平此时已不是中央委员，不是中央政治局与政治局常委，却是军委主席。他凌驾总书记、凌驾全党，以枪杆子决定乾坤，指挥一切，实施他的旨意，命令二十多万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军（所谓”可以采取一切方法”到达指定的目的地），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屠城事件（事后他表彰了入城的戒严部队），干了晚清政府、袁世凯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蒋介石 政府所不敢干的事。邓小平这一违法、犯罪 的决策，将作为不可洗刷的耻辱永载史册。虽然中共当局至今（1989-2009）未有给”六四”事件”平反”，然而它作为当代中国民主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已永久地铭刻在人民的心中。对于中共来说，不是要不要给这一事件平反，而是有没有机会、有没有资格平反的问题。

“六四”事件之后，邓不再谈及政治体制改革，这一话题也就在官方的媒体中消失，流行语是”稳定压倒一切”，其实质是”专制压倒一切”。此命题成了江泽民主政时期的基本方针。江的名言是”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找到这样的接班人，邓可以放心地走了。

⑶ 偏好极权，倡导”核心”，以”毛二世”的形象告别政坛。

在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方面，邓在复出的1978年12月曾说过：”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2-144页）一年之后，即1980年2月，邓就改了调。他说：”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是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的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2-282页）。在另一次讲话中，邓更具体地说：”这里我要说，这几条里面（指”民主集中制”规定的”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笔者注），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央，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这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2-271、272页）

邓偏好集权，对民主制下的”三权分立”十分忌讳。他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3-195页）此话语邓在此时期出现的频率颇高。邓认为，中国有党的集中领导，这是”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的效率是高的”。”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3-240页）。个人或少数寡头专权，决定国家大事，”效率”当然是高的，可是，我们应当怎样来评价这种”效率”呢？毛泽东个人专制时期，高效率地发动一拨又一拨的政治运动，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切肤的体验；这种高效的决策以及雷厉风行的贯彻实施，不过是不可抵御的、接连不断的灾难。所以，集权制度下的高效决策其后果往往是高效灾难。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它或者滥用，或者失控，或者腐化。

“六四”事件后，邓郑重地倡言”核心”，这是邓晚年的遗嘱。

他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3-310页）另一次，他更明确地说：”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3-301页）在邓小平家里一个小型会议上，邓对江泽民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引自《大哉李锐》，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第461页）。1980年8月，就毛泽东选择林彪为接班人一事，邓对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说：”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2-347页）十分遗憾的是，现在邓又回到了毛的套路上来了，而且大有过之，大有发展–搞了隔代指定接班人。

邓沉湎于个人专制的心态昭然若揭。邓再度复出时曾批判过毛的个人专制，到了晚年还是陷入了个人专制的泥潭，最终以”毛二世”的形象告别政坛，告别人世。邓倡导以个人为核心的领导体制，钦定”一党专政”的两代继承人，以及在此前违规罢黜两位开明的总书记，以铁血手段镇压民主运动，邓至少在这三件大事上，其专制水平都超过了毛泽东。邓的这些政治遗产对国家政治民主化走向设下了重大障碍，并使改革陷入了变异的泥潭。这是邓的悲剧，也是当代中国的悲剧。

结 语

1980年8月，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你对自己怎么评价？”邓小平回答：”我自己能对半开就不错了。”（2-357页）如何评价邓小平最后一轮复出主政10余年中的功过是有待讨论的严肃问题。邓小平对自己的估价看来是比较低调的。即使这个比较低调的自我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能立得住，看来还难说。我的预计，由于邓为了维护毛的极权体制，犯了严重的历史罪错，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深的伤痛和种种后患。”过”恐怕是大于”功”。

邓后时代，改革变异，社会乱象环生，问题多多。诸如：权力专横，暴力滥用；官场黑暗，腐败横行；特权膨胀，人权蹂躏；贫富悬殊，社会断裂；公正缺失，民怨鼎沸；法治打折，宪政搁浅；环境污染 ，生态失衡；……这些问题的发生与泛滥 ,无不可以从邓小平改革理论的局限性以及对”六四”事件等重大问题的错误决策中找到根源。

一、维护利益是根本，稳定压不倒一切

中国的改革就是一场由权贵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政治稳定，手段是维护而不是改变现有体制，操作是在保证其利益尽量不受损害前提下的修遗补漏，所以改革主导者从始至终都将自身的利益安全视为一切行为的底限和前提条件。这种企图以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嫁接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永远定位于“多改别人，少改自己”的选择性改革，其彻底性受主导者自身利益限制而必然大打折扣。—-掌握着强势资源的权贵官僚，只以开明派的左手欲切断守旧派的右手，在没有体制外的任何压力和制约之下，会像被驴踢了脑子一样犯神经，同意从自己身上割肉施人吗？

由于权贵掌握了国家法律政策的制定权和政治话语权，使得改革最终必然倾向于为权贵阶级服务，多数时间表现为“劫贫济富”，若有些对弱势人群微不足道的点滴付出和抚慰性反哺，也很快被标榜成一种恩赐和圣明，这是权贵改革的最大悲剧。

权贵利益集团的改革设想以“求稳”为主色调，但他们的稳定和发展是建立在对弱势的盘剥之上，这使更多的人产生了不稳定，使多数弱势者的生存更加坚难。不具备稳定生存条件的多数穷人，必然要想方设法来争取有利于自己的稳定模式和发展方向，就必然要触及到权贵利益的底限。

当“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受到挑战时，稳定偶尔也要让位于形势，以更大的不稳定来换取稳定，才有了“大乱有大治，乱世用重典”之论，如89屠杀、98镇压事件，皆是在用一个更不稳定的大乱来达到稳定的目的。

也即，稳定与否当然要视权贵的需要而定。稳定，是在诸事皆无不想“折腾”之时，只求静下心来享有社会财富时的一个借口而已。这种单极稳定，其实是压不倒一切的。

当统治者在剥削别人时，他们也在付出剥削者的劳动，也需要获得一种劳动本身(即剥削)的价值回报，也需要将这种剥削回报争取到最大化。想要稳定而不愿付出任何代价，想改变现状，却又怕被别人改变了自己，想得到更大利益，却不愿付出应有的成本，则只有进一步加大对不稳定者的盘剥。但这种以压制和剥削换取稳定的做法，只能稳一时，却不能稳一世，绝非长久治世之功。

中国从古至今的任何新政、改革或改良，往往因为现实中遇到自身和利益集团的巨大阻力而夭折，所以都是一次次理想主义的空中楼阁。说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悖论，是因为它与国民普遍期望的那个结果正渐行渐远。不过转念想想，如果明白了改革的本质就是改良，就是自我维护和修正而不是革命的话，也就很好理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即 “悖而不悖”。有鉴于此，对中国改革仍报有希望者，不妨从另外角度做一冷思考，重新评估中国改革的前途和命运。

二、国富民穷有等级，与民争利不商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在逐渐泯灭。资本主义里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吸收资本主义的成果。两个社会制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毛泽东曾毫不含糊地宣布：未来中国要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四大自由”－－袁伟时　时代周报

在主义与问题，承诺与现实的纷繁中，中国的另类改革正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急驰而去，那就是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对社会财富的掠夺所造成的国富民穷和贫富不均。

“2007年，国家预算内的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即使不包括预算外的国有土地、国有资产、国有企业收入，政府一年可以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

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这么多年里，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远低于GDP的增速。

中国大约有115.6万亿元资产性财富（包括土地、资源、资产和金融财富），其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占24%），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76%）。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共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所以，不管从税收还是资产性收入，政府的钱比民间社会多。而国家有了这么多收入，是怎么花的呢？据财政部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

政府教育经费开支只占GDP的2.7%左右。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其中发达国家在9%，经济欠发达国家也达到4.1%。

上海市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拥有一千万以上的资金，广东省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九拥有一千万以上资产。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珠海、长沙、重庆、西安等地高级娱乐场所，公费开销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高尔夫球场公费开销占百分之七十五至九十；外资、中外合资会所消遣，公费占百分之四十，由私企、合资、外资代表支付，占百分之四十五。同时，高级娱乐场所、合资、外资会所，百分之九十五设红灯区，受到当地政府、公安部门的保护。”—-从汶川地震看中国为什么离不开民主 陈志武

权贵享受着世上前所未有的财富，可无数的失地农民、失业工人、待业学生、退转军人的基本人权—-生存权却也不能保证。仅在珠三角地区的血汗工厂，一年工伤断指一项，就高达20000个左右，可政府多年来只求低人力成本优势，对这些弱势者的维权和自保困境视而不见，从未有任何回应和安排。而那些折迁维权的冤民，有些更要如同家常便饭般地长期承受基层暴力执法者的血泪折磨，种种难以想象的人间悲喜剧淋漓尽至地上演，权贵的奢华与穷人的困境，有如仙界与地狱一般，与当政者声称的“国富民强，盛世崛起”相去甚运。

冰火两重天的无情现实令人扼腕，考其渊源，皆在于政府利用了“制度性犯罪”这一统治阶级的强人工具，包括财富和为抢掠财富保驾护航的权力，尽数纳入其私有囊中，将自己的一切行为定义为“合法”，视与己相违者皆为“犯法”，而视合情、合理于不顾。

三、欲改还休吝付出，自私心态难拿捏

中国人人都是改革派，任何阶层都有改革意愿，在改革的大旗下，不同的阶层对改革产生不同的利益述求，不同的阶层拥有不同的改革标准，但皆以本阶层的现有利益为基点，皆不认同损害自己利益的改革。面对改革的矛盾心态是，只想改别人的财，不想改自己的利，想改变现状，却不愿付出代价，想得到新利益，却又怕丢了现财富。十三亿人的改革，每个人的利益座标各不相同，每个人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改革就有了十三亿个标准和定位。极左派也想改，但他要改的却是复古，是倒退。民主派也想改，他们要改的是让社会财富均等，人民自由独立。权贵阶级也想改，他们要改的是获得更大的利益，拥有更多的权力。无数的穷人也想改，他们只想要一个稳定安康的生活。

改革本来应该是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即“取富济贫”，但这种达不成共识的技术改革，就只能得过且过，改革梦想永远实现不了，唯一得利者，只有主导改革方向的权贵阶级。权贵主导了改革的方向，使这种改革变成了“劫贫济富”式的财富掠夺，将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拉大，如若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再严重就会产生社会冲突和暴乱。

中国有一个怪现象，即有些从贫民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新贵者，马上摆脱原有的理念述求和政治认同，将自己重新定位为精英中人，并从此以精英者视角，与老权贵们沆瀣一气，来审视已不再属于自己的那些穷苦的普罗大众。

这承自于现有的道德判断。因为在精英类国人心中，虽可能已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本身是在剥削别人，是在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但却认为理所应当自然而然的事，从没有什么负罪感和原罪感。

总而言之，中国改革的阻力不在民间，而在高层的既得利益者。但这种阻力却是与风险并存的，处于底层的普通国民不会永远地承认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下的人造命运，必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底层人的反抗，接二连三的民抗官事件的发生，就是例证。

奥巴马在09年3月30日针对通用汔车公司高管瓦格纳的辞职一事上说：所有方面都必须(为经济危机)做出一些牺牲—可中国，除了一直在为“增长”而付出着的下层人，既得利益者人谁愿意为改革做出牺牲呢？

解决之道，还是要从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层面进行政治权利的公平分配，拉齐贫富歧视的国家政策，让穷人有更多更公平从穷变富的社会渠道，让穷人真正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用穷人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改变现状，自我把握属于穷人自己的利益和尊严，而不必再对富人的一些赐予感恩戴德。

四、十三亿的公约数，穷人无存富难再

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公平，改革一旦出现，即说明社会已积累了不得不改的深层次矛盾，最主要的矛盾一定是在进行技术性改革的同时却没有进行更高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引起的制度不公和贫富分化。

改革又不可能不损害任何一个阶层的现有利益，任何社会改革总是要有成本和代价的，天下没有损人且利己的无偿果实。改革就是要取长补短，损失少数人的利益，来符合多数人的利益，以达到财富共享和利益平衡，达到适度公平与和谐，进而缓和社会矛盾，避免政治危机的发生。

为了尽快完成社会转型，国民(尤其是权贵)必须学会妥协，找出被多数人所认可的“改革的公约数”和“历史的合力点”，才可能在改革困局中有所突破。

如果，多数人的改革(主要国家平均财富标准线之上的是富人)标准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为前提并毫无相互妥协的余地时，这种改革就走到了尽头，一旦突破了穷人的心理防线，这种无可救药的未日改革，等来的就只有革命。

不论是明抢还是暗夺，天下财富和权力往往不能一劳永逸地归属一个阶级。不是勤劳和智慧得来的财富，不经全民普选的权力，其合法性自然是不存在的，还需要审视其来源是否符合普世价值和人类的游戏规则。

不论中国的权贵阶级是如何“成功”的，但必须认同其财产“也有穷人的一份”。因为在中国尚没有出现合理的“财富二次分配机制”的前改革时代，权贵们必须及时做好为后改革时代的社会公益事业进行奉献的意识安排和心理准备。因为：

1、权贵的财富是在穷人付出与合作的基础上获得的，现在必须用一种“自我流放”的反哺心情来对社会进行适度的回报，这也是人世间所以需要出现企业家加慈善家的原因所在。

2、权贵与穷人同在中国比邻而居，不可能完全割开来而自得逍遥独享永年，故必须富济天下，舍财求安，和谐共存。

3、权贵还肩负着改革之初“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然后富人带动穷人致富”这个历史承诺，现在是行反哺义务的时候了。

4、权贵有能力也有责任担当起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和道德良心，否则只有玉石俱焚。

2009-6-12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西藏问题的关键是民族自治。达赖喇嘛并不要求西藏独立，只要求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中共当局指责达赖喇嘛搞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是没有根据的。今日西藏实行的是中共党治，并没有实行藏人自治。在达赖喇嘛与中共当局的争端中，显然是中共当局不占理。

 不过，最近我们又听到另一种意见。按照这种意见，民族自治制度本身就是问题。若真正实行起来，很容易助长分裂主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前两年就提出这种观点。在今年2月号的《领导者》双月刊中，马戎又发表了文章《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进一步阐明他的见解。马戎认为，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采用了苏联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先后识别出56个民族，政府为每个国民都确定了“ 民族成分”，使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人口边界清晰化，并且实行了以民族整体为对象的各项优惠政策，强化了各民族民众的“民族意识”，这就催生和助长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和独立思潮。马戎建议中国应该学美国学印度。美国和印度也是多民族国家，但是人家不搞什么“民族自治”那一套，他们强调的是国家宪法和国民的公民权，而把种族、族群之间的差异主要视为文化差异，不认为也不允许各族群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权利。

马戎的观点看来在知识界已经产生影响，或者说，在知识界也有其他人持类似的观点。例如，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就发表文章《西藏问题有解吗？》，在民族自治的问题上的观点就和马戎很类似（其他观点上有区别）。李大同也认为，中国搞的民族自治这一套是跟苏联学的，“只不过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没有让‘区’变成‘国’罢了。这种突出、强化民族差异的做法，可说是今天所有民族问题的根源”。在李大同看来，搞民族自治等于自挖陷阱，因为它逻辑上就包含着民族独立。这是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格格不入的。李大同的结论是，“也许，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根本就是错的，至少已经被证明是没有出路的。值得认真研究的是美国的做法”。

上述观点在学理上不是没有它的部份道理，但失之片面，失之笼统，实际上不能成立。

首先，尽管中共学习苏联，人为制造出若干少数民族。但是这些人为制造出的少数民族，由于缺少深厚的历史根基，倒并没有什么闹分裂闹独立的。

其次，那些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意愿的少数民族，如藏族，都是自古以来就以其鲜明的不同于汉民族的民族性而著称于世的，而导致他们要求独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往往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治，而是出于他们的不自治，或者是出于他们的自治被干涉。

再者，我们应该看到，所谓民族自治，并非中共的发明创造，也不是中共照搬苏联斯大林那一套的产物。类似的制度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例如唐宋时的羁糜制度，中央王朝在各少数民族首领辖地设置羁糜州，册封原少数民族首领任都督或刺史，并世袭罔替。中央王朝祇要求他们向朝廷称臣进贡，并不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也不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谈到西藏，远的不说，就说清朝吧。按照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这本书在大陆也很流行）一书里的解说：清帝国是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这种二元体制是有清一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在这种体制下，西藏即便不是相对独立甚至事实独立的，起码也是高度自治的。至于到了民国时期，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20条明文规定：“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

说到学美国学印度，那么，美国和印度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不错，美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但是并没有实行民族自治制度，然而美国和中国不同。美国是移民国家。所谓不实行民族自治，那是对作为移民的各族裔美国人。在美国，作为原住民族的印地安人有自己的保留区。印地安人保留区是相对独立，高度自治的。在西藏的藏人当然是原住民族。即便套用美国的例子，他们也应该享有自治权。事实上，对原住民族实行自治制度的国家很多，例如加拿大、新西兰、丹麦、瑞典，等等。

再说印度。印度也是多民族国家，但印度没有主体民族，第一大族的印度斯坦人也祇占总人口的20％而已。印度实行联邦制，各邦主要按语言和民族划分。每个邦有自己的主体民族，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样，各个民族就可以在自己占主体地位的邦里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坚持以我为主。所以他们不大担心被某一强势民族给同化掉，以至于在自己的家乡反而成了少数民族成了边缘人。在中国，汉人占90％以上，汉文化占绝对优势。因此在中国，少数民族面临着极其巨大的被汉化的可能性。

民族与民族不一样。有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差异小，有的差异大；有的少数民族比较容易和汉人同化，有的很不容易。另外，和汉人同化也有两种情况，有主动同化，有被动同化。满族人当年入主中原，统治汉人近三百年，满人是主动汉化的。藏人则不然，藏人主要是被动汉化的问题。由于藏人和汉人差异比较大，在坚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上又特别顽强（这和藏人的宗教传统以及西藏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因此他们对被动汉化就更较为抵触排拒，要求自治乃至独立的呼声就特别高。如果同意藏人自治，藏人多半会愿意留在中国，如果不同意他们自治，那就等于把他们往独立的方向推。

我们知道，2007年，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该宣言第3条、第4条、第5条都肯定了原住民族的自决权，说“原住民族行使其自决权时，在涉及其内部和地方事务的事项上，以及在如何筹集经费以行使自治职能的问题上，享有自主权或自治权”：“原住民族有权维护和加强其特有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机构，同时保留根据自己意愿全面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权利”。关于民族自决权，民族自决权分对外自决权和对内自决权。对外自决，意味着可以独立建国；对内自决，意味着可以建立自治制度。我们这里讲的是对内自决权。

不消说，原住民族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对《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也有很多争议或解释上的分歧。我这里无非是说，不能把中国现有的民族问题都归结于前苏联那以套民族理论和民族自治制度。我们的结论是，在中国，民族自治制度不应该一概取消。相反，至少在很多地方，民族自治制度应该真正落实。在中共一党专制没有改变之前，真正的民族自治固然是难以实现的，那么在未来民主宪政的中国总是应该也可以实现的。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的晚上，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数千名已经绝食抗争长达7天的大学生，以及在广场声援的几十万学生和民众，在广播中收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中国政府宣布实行戒严令，若干集团军的作战部队已经得到命令，向北京挺进。

消息传来，广场上群情激昂，绝食指挥部经过讨论，决定立即停止绝食，广场上所有的学生就地坐下，展开无限期反戒严静坐活动。以为戒严部队即将冲入广场，这次学生运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不仅是指挥部，整个天安门广场充满了悲壮的气氛。当时的我只有一个念头：北京大学的绝食队伍是我13日从北大南门带出来的，在这个最后的时刻，我必须回到北大队伍，与同学们站在一起。

北京大学的绝食队伍在天安门广场的西北角，如果部队冲进广场，我们首当其冲。我到了以后看到大家都已经站了起来，热烈地讨论目前的形势，大家普遍认为：今天晚上，我们将要面临被镇压的危险。我组织同学们围成圆圈，女生在最里面，外面是男生，并再三重申，一旦军队冲进广场，我们要秉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原则，有秩序地撤退，并保证我会在队伍的最前面，希望大家要听从指挥，不要擅自行动。

话音未落，原来在西观礼台上静坐声援的一队北大教师后援团的成员来到北大营地，向我表示：作为教师，保护学生是他们的天职，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要求我无论如何要安排他们坐在学生队伍的最前面。面对老师的要求我无法拒绝，但是其中有一位女老师，我请她到队伍最里面去，可是被她坚决拒绝。她告诉我：今夜，我不是女生，我是教师，我不能让任何一个学生坐在我的前面。很多同学听到都哭出了声来。我只好让她坐到了队伍前面。

这时，有人悄悄拉了我一下，我回头一看，是一个在学校中相当有名气的学生，他以“浪子”着称，一向放荡不羁，叛逆性极强，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图书馆前面的草坪上弹琴，我万万想不到这样的一个玩世不恭的学生也会坚持到现在。他表情沉静地告诉我，因为刚才我希望大家不要擅自行动，所以他必须征得我的同意，那就是，他希望坐到教师的前面，如果有坦克进来，他要用肉体挡住坦克，保护老师和学生。他告诉我，这是他的决定，我只能同意，不能反对，他只是告诉我一声。说完就自己坐到了最前面。

我的感动还没有平复，忽然又来了二十几个市民模样的年轻人，个个膀大腰圆。为首的找到我说，听说今天晚上部队要进城，他们紧急赶到广场，要来保护学生，并要求我无论如何要让他们坐在北大队伍的最前面。他说，你们都是读书人，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我们不能让你们这样轻易就牺牲，坦克来，就让他们先压过我们，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就不能让学生死一个人。说完，也是不由分说就坐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就这样，这一夜的北大队伍，形成了女同学在最里面，男同学在外层，再往外是教师，那名敢死队同学，以及市民。我的指挥权没有贯彻，因为没有人愿意听我的指挥坐在后面，可是我丝毫没有不被尊重的感觉，我有的，只是热血沸腾和热泪从横，我有的，只是无限的骄傲。这一夜，让我看到了人性的高贵，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中国号称“历史大国”，实际上，中国是个真真正正的“历史垃圾大国”，因为中国人真实的“历史”，事实上早就已经被中国的《历史》严重地误导了。其严重的结果，即是中国人真实的“历史”，两千多年来的漫长的生存的过程，基本上绝大部分都只不过是“打打、杀杀、骗骗、谎谎”的穷极无聊的“折腾史”，几乎毫无真实文明的进展，甚至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继续盲目地运用文字的《历史》来“折腾”自己真实的“历史”。

首先要问，什么是中国人的历史？

我回答：目前，中国人有两个历史，一个是由历代中国人书写的《历史》，另一个是历代中国人走过来的真实的“历史”，其实，中国人还应当有一个历史，那就是中国人本来应该正确选择的自然、社会、精神的真正的历史。下面，我就来对这些历史，一一作出尽可能简约的解说。先谈什么是本来应该正确选择的自然、社会、精神（思想）的真正的历史。

万物都具有它自在客观的存在的过程，这事实上也即是它们真正的“历史”。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万物历史时间意义上的比较表：

宇宙史：150亿年；太阳系史：100亿年；地球史：50亿年；

地球生命史：30亿年；

地球人类生命史：1000万年；

人类语言史：100万年；

人类社会行为史：10万年；

人类文字史：1万年；

人类文字记载的宗法思想社会史：5千年；

人类文字记载的宗教思想社会史：2千年；

人类文字记载的哲学思想社会史：5百年；（古希腊城邦社会史是一个特例）

人类文字记载的科学思想社会史：2百年。

从上面的列表中我们发现了万物真正的历史的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呢？

我的回答是：

一，越是先进事物的历史越短，相反，越是陈旧事物的历史越漫长；

二，完全无人类、无生命物质的历史是如此；

三，完全人类的历史也同样是如此，而且由于人类思想（智慧）的原因，还更加

大了缩短时间的速度效应。

下面再对人类生命成长的历史作一简述：

人类在母腹中的胚胎史：10个月，这10个月的胚胎成长的历程高度浓缩了地球上30亿年的生命进化的全部历程，从单细胞到多细胞，到节枝动物、到脊椎动物、到爬行动物、到哺乳动物、到灵长动物，最后到人类自身的完整胚胎，终于可以呱呱落地而成为人类的婴儿。

人类心理语言的发生、成熟史：8年，这从小8年与亲人们在一起不断咿呀学语的生活经历高度浓缩了人类过去花了一百万年才逐渐变得能够运用语言的漫长心理进化的历程。

人类身体行为的成熟史：25年，这25年实际上高度浓缩了人类过去漫长的一千万年的进化历程。

人类心灵思想的成熟史：70年，这里其实应是人的一辈子，70年取的是现在人类的平均年龄，这70年实际上高度浓缩了人类过去漫长的思想进化的10万年的历程。等等等等。

上面所述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真正历史的意义、价值。真正的历史应该永远都在起着把过去发生的事物浓缩地变成后来更先进事物的极少部分的作用，这样一来，新的事物才可能始终永远超越陈旧的事物，并从而可能包含越来越多陈旧事物之中所没有的东西。历史如果起不到这种作用，它们就不是真正的历史。

物质的历史记忆在它们的原子分子的结构之中，生命物质的历史记忆在它们的基因密码的结构之中，人类的历史则记忆在由他们所书写的文字的《历史》结构之中。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中国人的《历史》，也就是历代中国人所撰写的历史。

中国人书写的《历史》很可能是世界人类中最庞大的《历史》，因为自从远古以来，中国人就只有《历史》，例如儒家的“六经皆史”，而基本上没有其他。从孔子的《春秋》以来，中国人基本上就没有改变过自己记录历史的模式：为“大人”、“圣人”做记录，并永远“使乱臣贼子惧”。司马迁的《史记》更是为此立下了永远《历史》的楷模：《本纪》写天子，《世家》写诸侯，《列传》写士大夫。从此，中国人书写的《历史》永远成了帝王将相们的传记，而且历朝历代，越写越庞大。司马迁的《史记》不过50万字，不久之前完成的《清史稿》至少有5000万字，再加上《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总共曰：《二十五史》、《二十六史》，或《二十七史》，其总字数绝对在若干亿字以上。这若干亿字的中国《历史》能够具有“浓缩”中国真实“历史”的真正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吗？

我的判断是：绝对没有。它们只能是一堆毫无真正历史价值的文字垃圾。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即是毫无真正历史思想的孔子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对中国人思想的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而极其有害的垄断的统治。鲁迅先生把中国《历史》看作是“吃人”的记录，柏杨先生称中国《历史》是一个巨大的“酱缸”史，这的确都是非常形象而准确的比喻，但仅仅有这种比喻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看到中国《历史》严重的实质。它的严重的“实质”是什么呢？即是用一大堆毫无真正历史价值的“文字垃圾”来充当中国真实的历史，从而严重地误导了中国人长期以来真实的历史，也就是严重地误导了中国人在漫长的时间之中的生命存在的历程，致使其中绝大多数人的生命的价值遭到了极其悲惨的剥夺。这种对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价值的剥夺的罪恶，直到今天，我亲爱的同胞们还仍旧远远不能真正认识到，这真是我的极大的遗憾。很明显，这种“罪恶”的责任必须最终判给孔子及其儒家。因为长期以来，正是孔子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经典和观念，完全垄断了中国人《历史》的写作。不仅儒家的“六经皆史”，而且中国人的所有文字书写的东西也全都具有“史”的性质，包括中国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等等等，几乎中国文字的一切。正是这所有的文字记录的一切，构成了巨大的文字的垃圾堆，垃圾的沼泽、垃圾的“酱缸”、垃圾的悬崖、垃圾的黑洞，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它们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中国人大量记载的《历史》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历史呢？由于垄断它们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惟一的只是孔子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而孔子及其儒家的“主义”明明白白是“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等级的专制主义”，所以中国人的《历史》基本上记录的就只能是中国人宗法思想的社会史，是属于人类文字记载的历史类型之中层次最低等的历史，这种历史的寿命在人类的各种历史之中是最漫长的，按照前面的说法有五千年，而中国人还仍然在以坚持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方式继续这种人类之中最落后最不文明最没有人人平等观念的历史。这怎么能让我不感到巨大而深深的遗憾和忧虑？

在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有思想的历史学家呢？我真是感到极大的怀疑。如果有，他们为什么没有对中国如此劣等的《历史》进行应有的批判呢？或者，他们还在按照儒家意识形态的方式继续撰写《二十八史》、《二十九史》？这样一来，中国人书写的《历史》就只能继续“吃人”，或继续“酱缸”下去了！

为什么中国人一直到今天也拿不出一本像样的《思想史》？更不要说什么像样的《哲学史》了，因为一直到今天，中国人之中也没有出现过一位像样的“哲学家”，虽然古代的老子、墨子等一些人是有资格称作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但他们的哲学思想，早就在中国儒家的漫长而巨大的“酱缸”之中被践踏得毫无踪迹了。我请网友们说说，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竟然活得有多么冤枉？

一个没有像样的《思想史》的民族，怎么可能会有真正合格的《历史》呢？中国人没有合格的《思想史》，所以中国人也就不可能会有合格的《历史》，所以迄今为止的所谓中国的《历史》，绝大多数只能成为误导中国人真实“历史”的文字垃圾历史。我请同胞们记住，人类历史的灵魂是人类的思想，而人类思想的灵魂是人类不断创新的观念。中国人已经有两千多年没有观念的创新了，这是因为中国人赋予了孔子及其儒家观念的“永恒性”，让它“万岁万岁万万岁”。中国人丧失了观念创新的历史，也即没有了思想的历史，他们就只能拥有文字垃圾的《历史》，所以它就将一定要误导中国人类真实的历史，而把中国人类不断地引向低文明、不文明乃至反文明的邪路。

中国人书写的《历史》就正是如此没有思想的历史，所以长期以来它就把中国人真实的历史引向了低文明、不文明甚至反文明的邪路。中国人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历史就基本上是这样的历史。今天的中国人不能不渴望出现真正的历史学家来重新记录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但是，只要中国的文人们继续把孔子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当作自己永远的“传家宝”，让它的观念成为中国人“永恒”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观念，中国人就将永远也产生不了真正有思想的历史学家，从而中国人也就活该只能拥有自己的低文明、不文明乃至反文明的倒霉的《历史》。

明天16号，据说邓玉娇案要开庭，欣赏这台大戏，仅仅拭目以待是不够的，还得拭脑以待，得有观剧常识。鉴于此类戏曲的特殊性，给部分对中国司法程序比较陌生的朋友们提个醒，也许是必要的，仅仅凭直觉关注此案不够，还得有关注的方法。

本文根据历次葫芦案司法剧的特征，归纳一下关注它们开庭的方法，搞个三俗版的观剧指南，欢迎补充、讨论。

1.【是否公开开庭】

葫芦案的一个通常特点是找各种借口不公开开庭，具体方法有这么几种：借口案件涉及隐私或国家机密不公开；借口法庭太小坐不下人不发旁听证；安排公务员去法庭占座……。

葫芦案之所以不愿意公开开庭，是怕被告当庭翻供，这样他们事先胁迫当事人谈好的条件就会出现变数，所以政府最怕公开开庭审理。

司法独立的前提下，不公开审理都可能导致司法不公正，所以司法不独立，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其公正性无以保障。

2.【是否有证人当庭作证、对质】

证人基本上不出庭作证，是中国司法的一大特色。证人能不能当庭作证是司法能否公正的一个重要条件。许多人书面撒谎很在行，但面对众人尤其是律师撒谎会有难度，毕竟证人即使有撒谎习惯，但没有像政府那样受过专业训练，在律师面前往往被问几次就会穿帮，所以要注意是否有证人出庭作证。

没有证人出庭作证的刑事案件，其公正性无法保证。

3.【律师是否做无罪辩护】

是个人都清楚，无论最后能不能成功，给邓玉娇做无罪辩护是本案律师的基本职业素养和职业伦理所要求的——这是目前为止所有各方信息披露的必然结论，一切有罪辩护，律师都可能涉嫌违背职业伦理。

4.【注意法官、检察官的信息】

葫芦案里的法官、检察官，是葫芦案剧本中的重要演员，所以他们的演技、演艺生涯都应该在我们的关注视野之中。许多人会为这些演员们鸣冤叫屈，认为他们昧良心审案是被政府“推坐”的结果。但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恶，都不是仅仅一台政府机器就能运作的，而是要靠千千万万人去配合才能产生恶的结果，葫芦案中的法官们是这些不公正司法的重要制造商。

法官是一种以正义为志业的职业，是一项圣职，枉法审裁是法官职业最大的屈辱。当年周三畏还能挂冠拂袖而去，但愿现在的法官们能够懂得自己对社会负有的职业责任——倘若担不了这样的责任，可以辞职不干，只是手上别沾无辜者的血、无辜者的泪。

但愿哪一天，所有的法官都能明白不合作精神与法官职业尊严之间的关系，如果所有的法官都拒绝审裁葫芦案，也就不会有葫芦案了。

所以，要关注法官、检察官个人信息，如果他们存在严重的枉法倾向，应该搜寻他们的个人信息，公之于众，但不要累及他们的家人，公民社会做事不能株连九族，谁做事谁承担后果，这是底线。

5.【智障政府】

据说给邓玉娇做了精神鉴定，结论是“邓玉娇具有心智障碍，但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如果他们这样做是要送邓玉娇进精神病院，那就是恶中之恶；如果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到时候给邓玉娇判缓刑做铺垫，则显然是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从司法的公正性角度看，任何未经正当程序的司法鉴定都在我们不承认之列，由此导致的司法结果也应拒绝；但从邓玉娇的人身自由、基本权利维护角度看，政府造假如果是为了让她自由，当然也是一种妥协，我真不知道该反对还是赞成，我只能说，让人哭笑不得。

6.【葫芦案的可能结果】

为了邓玉娇的正当权利，为了她的自由，我暂不推断，我担心过于准确的预测会导致他们恼羞成怒（这也是中国官僚制的一大特色，任何好结果都不能是民间社会愿望之产物，而必须是他们赏赐给人民的），从而不利于邓玉娇。

7.【如果枉法怎么办】

此案几乎百分之一万地会枉法，如果一审的判决结果是邓玉娇被判“故意伤害罪”成立，但“鉴于其有自首情节，身体状况不佳，且有心智障碍，只能负担部分刑事责任能力”……那就要一如既往地追求正当程序。

如果量刑的裁判结果是邓玉娇不必实际坐牢（例如缓刑），那么邓玉娇极有可能服判而不再上诉，作为社会舆论应当尊重邓玉娇个人的态度（毕竟任何代价都是邓玉娇在付出，而不是我们），只是难度在于如何甄别邓玉娇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尽管“上诉不加刑”是一项基本的司法准则，但中国的刑事司法却用检察院如果抗诉可以不受上诉不加刑约束的规定（这是违反国际通例的），破坏“上诉不加刑”原则。所以，关心邓玉娇的朋友们要注意：如果因作出有罪判决而鼓励邓玉娇上诉，一定要小心检察院的动静。

8.【明天…】

遵循与上述第六条相同的言论责任伦理，我心中有关于明天开庭的基本推断，但不能说出来，依然是为了防止对维护邓玉娇正当权利带来不利影响。

明天的开庭显然是一台刑案司法独幕剧，不管领衔主演的法官们演技如何，不管他们是偶像派还是演技派，抑或巧克力派，咱们都先静静地等待吧。

2009年6月15日於追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