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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访谈：

张祖桦先生现居北京，著名宪政学者和人权活动家，《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和首批303名签署人之一。主要从事宪政民主理论研究与人权方面的工作。2005年和2008年被民间人士评选为该年度影响中国的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主要论著：《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怎样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国家结构改革：从单一制到联邦制》、《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四论人权捍卫者》等，《零八宪章》（珍藏本）主编之一。在“六四”二十周年和《零八宪章》发布半年之际，本刊记者特别专访了张先生。

从八九“六四”到《零八宪章》

本刊记者（下文简称“记”）：今年6月4日是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掀起了一个纪念高潮，香港有15万人参加了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悼念集会，参加的人数创造了历史纪录。由这一切我们看到二十年并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使人们淡忘那些历史的伤痛，相反从这样大规模的纪念中，我们感受到一种对历史公道讨还的急切与坚贞，因此有人感叹“民心不死，民族有救”！首先请您谈谈刚刚过去的这“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相对于过去每年的纪念呈现出了哪些特点？

张祖桦先生（下文简称“张”）：的确如您所说，今年的“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呈现出范围广、规模大、参与人数众多的特点。仅在北京地区，在当局的高压与严控下仍然有大批各界人士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如江棋生、于浩成、张显扬、李海、查建国、高洪明等人举办的民间纪念会；崔卫平、徐友渔、钱理群、秦晖、徐晓、梁晓雁、赵晖、王俊秀等人召开的知识界研讨会；天安门母亲群体举行的大型追悼会；周舵公开申请“六四”当天举行游行示威，还有一些所谓的“六四暴徒”也打破沉默公开接受采访披露当年的真相；尤其是江棋生顶着两次抄家、多次传唤和再次坐牢的威胁，在维权网的协助下撰写和发布了《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实的关于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的记录，具有极大的资料价值。知识界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从不同角度审视了“六四”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影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戴晴提出的“真相、正义与和解”引发了如何走出历史悲情，实现转型正义的讨论。王力雄的《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一文提出了当年运动的参加者在二十年后应进行“自身的反省，通过反省发现我们的错误，思考如何做得更好”，即超越历史局限的问题，发人深思。全国各地和全球各国的纪念活动也极为丰富多彩，互联网上有大量报道（国内要通过破网工具才能看到）。总之，“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都超过了往年，并且留下了非常多的有价值的思考、意见、信息和资料，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转型和自由民主运动将会产生持续的深远的影响。

记：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上有较大发展，正是因为如此，现在大陆官方一直以此作为当年“六四”镇压的正确性，或者说一种不得已的理由。请先生评点中国这二十年来的得失？

张：这个问题很大，且由于过去二十年离我们很近，中国正处于“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有些问题我们现在认识得还不是很清楚，还有待于继续观察和解析。我只能简要地谈个人的看法。“六四”以后，以民主、法治、多元化为取向的政治改革进程被中止，中共统治集团推行是一条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世界上普遍实行的民主与法治政体下的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是一种非民主，非法治，一党专政，政商勾结，强取豪夺的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又译作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我在《疯狂的权贵资本主义》一文指出了它的八项基本特征：一、权势集团利用国家权力，垄断各种稀缺资源，建立各种特权，疯狂地攫取财富；二、设租寻租，政经结盟，权钱交易，以权圈钱，以钱买权，化公为私；三、打着党、国家、政府、改革、改制、兴建开发区、招商引资等冠冕堂皇的旗号，巧取豪夺，与民争利，明火执仗地掠夺民有财产与国有财产；四、权势集团掌控立法、司法与行政执法，贪赃枉法，欺压民众；五、内外勾结，贪污腐败，挥霍无度；六、基层官员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会化；七、社会两极化与贫富悬殊；八、社会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其后果正如《零八宪章》中指出的“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另一方面，从民间的视角看，过去的二十年同样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公民社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各种类型的NGO迅速成长，民间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公民维权运动蓬勃兴起，公共空间逐步扩大，加上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公民表达与民意传播效率大为提升，通过一系列的维权抗争事件，逐步形成强大的民间压力，迫使执政当局不断做出政策调整，以缓解社会矛盾。总体上看,近二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年是一个民进官退的时期。

执政当局在逐渐成长壮大的民间社会的压力下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制裁下，为了在国际上挽回面子，以利于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在推行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斥人权到逐渐接受人权话语、从实行人治到高谈法治的转变。中国政府在90年代签署了一些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包括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者直到现在仍未交付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全国人大在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4月13日,中国政府又推出了第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 同时，这20年里还通过了多部法律并修订了已有的刑法和民法，设立了司法考试和法官职业化的制度。但是这些改变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官主而无民主，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状况依然如故，政治改革依然停滞不前。

记：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下的畸形经济发展，撕裂了中国社会，已经给社会后续发展留下了严重的问题，中国今天事实已经到了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的危机高发期。面对这种状况，中国有识之士无不忧苦于心，多年来大家纷纷以各自的形式表达着这种忧虑与质疑，然而却无力扼阻中国社会的沦落，面对这种危险境况，去年中国大陆以您和刘晓波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独立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集体发出了对中国社会困境全局性解读的倡言，形成了历史性的《零八宪章》。请先生谈谈这份《零八宪章》对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建设性意义？

张：如您所知，《零八宪章》的内容在自由民主国家都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在我国，这些常识近百年来也为无数仁人志士所论述，所提倡，所传播，所践行。由于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特别悠长，专制的力量特别顽固，相对而言自由民主力量生长的历史比较短，中间走过不少弯路，也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磨难，因此至今发育得仍不够充分，积累得不够丰厚。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的民主转型特别艰难，特别困苦，这些常识性的东西要在中国得以实现尚需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至于说到《零八宪章》的意义，现在说还为时过早，只能说一些我们的愿望和构想。第一，是要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及未来的发展目标，提出公民社会的（总体性的）愿景和建议；第二，是要表明中国公民社会对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共和、宪政这些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加以认同和努力追求的基本原则立场；第三，对待专制不能总是停留在道德批判与义愤声讨的水平上，而应提出理性和建设性的改变现状的具体目标和原则主张，供人们在实践中加以参照；第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预先为未来的自由民主中国提出立宪原则，指出一个大体的方向和轮廓，供各界有识之士深入思考和讨论，以期早日达成共识，形成预案；第五，对于如何妥善解决社会政治转型中的疑难问题，尽可能降低转型的代价与成本，实现转型正义与社会和解，提出可供参考的思路。

记：《零八宪章》（珍藏本）通过先生与李晓蓉博士的辛勤工作由开放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请先生介绍一下该书的编辑出版情况？

张：我因一直被软禁在家中，搜集、整理相关文献及与外界联系多有不便，幸赖李晓蓉博士热心帮助，由于她的精心筹划和认真编辑，加之香港开放出版社的金钟先生和蔡咏梅女士的鼎力支持，才使得《零八宪章》（珍藏本）一书得以于5月10日顺利面世。

本书的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为什么签名？”，选编了12篇宪章签署人的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面回答了参加联署签名的意义、思考和个人的心路历程；“签署人留言选编”则是从众多的签署人留言中辑录的精萃，充分展现出中国公民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渴求和不畏强暴、坚贞不屈、接力传承、前赴后继的高贵精神，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第二部分“评论与争鸣”，选编了9篇相关文章，或论或评,或弹或赞，亦有质疑与辩诘，意在鼓励不同意见的争鸣，尤其欢迎各方人士对宪章文本提出批评与指教。宪章不是封闭的文件，宪章运动也不是一言堂，它需要听取来自四面八方的真诚的批评意见，不断地充实与修正。第三部分“前波与后浪”，选编了10篇稿件，其中收录的金钟先生和我的答记者问阐述了宪章的由来、旨意和前景，意在起到开宗明义、正本清源的作用；几位宪章签署人记述接受警方传唤乃至抄家经历的生动文字，说明中国当下的人权现状与官方对外宣示的“伟大成就”之间实有天壤之别；牟传珩先生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最后一部分“附件”，内容弥足珍贵。收录了国际著名汉学家林培瑞教授亲自翻译的英文版《零八宪章》；捷克前总统、《七七宪章》的发起人哈维尔的文章：“中国的人权捍卫者需要支持——《零八宪章》的联署人面临政府的打压”和中国著名政治学家刘军宁先生翻译的《七七宪章》中文版；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达赖喇嘛对《零八宪章》的声明；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部分《零八宪章》签署者声明；海外华人学者就国内各界发布的《零八宪章》的声明；《零八宪章》签署人名单（第一批到第十二批）。从传播的角度看，本书的问世对于扩大《零八宪章》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记：《零八宪章》无疑是对人类普世价值和主流文明的传承，它与1989年春夏中国发生的那场影响世界的民主运动在精神上有哪些关系？

张：毫无疑问，《零八宪章》是对人类普世价值和主流文明的传承，它既受到捷克《七七宪章》的启示，也受到英国1215年《大宪章》，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和台湾民主运动的教益。同时，它与本土的八九民主运动（和之前的“民主墙”运动）有着直接的精神纽带。《零八宪章》首批303名签署人大都直接参加过八九民运，《零八宪章》中的主要诉求在八九民运中大都曾经提出过，我本人也是由于“六四”才彻底认清了中共的独裁专制的本性，放弃幻想，从体制内进入民间投身争取自由民主和捍卫人权的事业。我一直认为民主化是一个需要几代人接力传承，前赴后继的过程。后人之所以能取得一些进展，很大程度是由于先贤的探索实践，奉献牺牲，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成就的。八九民运有许多值得总结和发掘的宝贵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和发扬光大。

记：支持中国落实《零八宪章》中的诉求，无疑需要公民社会的发育与壮大。请先生谈谈从1989年至今二十年来，中国在公民社会发育上取得了哪些进步？

张：过去二十年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私人领域（或称“私域”）逐步扩展。所谓私人领域是指私人自主从事各种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领域以及个人家庭生活或私人生活领域，个人在这一领域中，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应享有充分的自由，其隐私权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近30年来，由于经济市场化、企业民营化、文化多元化以及民间社会的重建，使得公民社会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步具备，公民社会已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以清新的面目在私人领域大步迈进。

二是民间社团迅速增长。民间社团的成员是基于共同利益或信仰而自愿结成的团体，是一种非政府的、非赢利性的社团组织。据有关部分发布的统计资料，目前我国民间组织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递增。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2008年《社会发展蓝皮书》提供的数据，截至2008年第三季度，中国注册登记的“民间组织”有38.2万，其中社团组织20多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万个，还有基金会1300多个。另据 2008年10月10日召开的全国社会组织管理暨执法监察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在全国38.6万多个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中，社会团体21.1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4万个，基金会1392个； 2007年度，各类社会组织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456.9万人，比上年增长7.4％；形成固定资产总值682亿元，比上年增长61.2％；收入合计1343.6亿元，比上年增长111.3％；社会组织增加值为307.6亿元，比上年增长173.9％。据政治学学者俞可平估计，现在实际存在的各类民间组织的数量大约在300万个左右。如加上利用互联网设立的各种网友组织，实际数字还要大得多。民间社团为公民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和手段，提高了他们的参与能力和水平，也提升了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三是公共空间逐渐撑大。公共空间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范畴。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它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近些年，以民间名义组织的各类论坛、沙龙、研讨会、讲座日益增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运动的热情也在逐步增长，公共空间呈现出逐渐撑大的势头。

四是社会运动蓬勃兴起。社会运动是公民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它是指由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组织化和社会动员特征的集体行动。不要小看公民社会的力量，在绝大多数国家民主化与巩固民主的过程中，公民社会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公民社会，就不可能实现民主。故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指出：“公民社会也许是惟一有效反对专制和极权统治的源泉。”

记：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是否能妥善解决时下的难题，实现官方一再宣示的“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关键就看《零八宪章》提出的诸项原则和建议在中国社会落实的情况，请先生谈谈《零八宪章》将在未来怎样影响中国的社会转型？

张：我不是未来学家，也不敢妄言预测未来。《零八宪章》自去年12月9日公布以来，从我本人接触到的大量体制内外、社会各界的人士（包括中共高干和警察）来看，90%以上都表示认同和支持。另外的一些人也表示赞同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只是对少数条文有不同意见。完全反对者，我一个也没遇见（只在网上看到一些毛左派的大批判文章，谢谢他们的重视与帮忙传播！）。尤其是许多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对宪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甚至为传播宪章勇于实践，义无反顾，不怕被传唤、被关押、被抄家，使我深感鼓舞！并从中看到人心所向，希望所在。更加坚定了毅然前行的信心！我深信，只要中国一日不实现自由民主，不落实人权保障，《零八宪章》的影响就一日不会消失，而且只会愈来愈大。

原载《公民》2009年6月号

关于余秋雨到底有没有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20万元的事，这几天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作为一个远离事发地和当事人的我也只能雾里看花，只想等待真相快点大白。

其实，捐款不是义务，谁都有捐与不捐的选择权利，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捐款，还出来张扬自己捐了多少多少，那就是一个涉及道德层面的问题了，外人对其提出质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特别是如果这个人还是公众人物。

6月13日，余秋雨所在的九久读书人公司董事长黄育海向记者讲述了余秋雨捐款20万始末：去年5月底，余秋雨去灾区就已经和当地有关部门表示要捐20万修建一所希望小学。地震过后，灾区修建的房子抗震级别要求必须能达到10级，20万修建一所这样的学校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公司就和余秋雨商量，准备将20万在灾区建设三所图书馆，目前，图书馆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现代快报》6月14日）。

我看了这样的解释，我也坐不住了，实在是太自相矛盾了，怎么能够服众呢？对黄育海的四点质疑解释，我也谈四点质疑。

黄育海在回答捐款证据问题时说：“捐款方式有多种，一种就是捐献给红十字会，能拿到相关票据，但是红十字会将钱花在什么地方，我们不太清楚。另一种就是捐建具体项目，余秋雨是做实事的人，于是就捐建项目。这种善事能有什么收据？”黄育海不仅回答了质疑而且还在解释中抬高了余秋雨，其言外之意，捐款给红十字会的人不是做实事的。“这种善事能有什么收据？”按常理，单位收到20万元是不能不给开收据的，因为这牵扯到20万如何入账和资金的安全问题。如果可以连收据都不用开，20万揣进个人腰包怎么办？

就20万是否到账问题，黄育海说：“当然到账了，不到账工程怎么启动？”既然到账了，为何不让对方来说句公道话呢，学校或其主管机构总该知道，他们说一句证明的话比余秋雨的一百句话都有分量。别告诉我找不到人，现在通讯这么发达；别说不好意思，都能自己出来说捐款了20万元呢。

原先说的捐建秋雨九久希望小学，后来改口说建设三所图书馆。黄育海是这样解释的：“20万捐建一所抗震能力强的学校肯定是不够的，捐建三所图书馆也很勉强。”黄育海到此还算说了句实话，不过实话里还是绕弯了。20万元，不要说要建抗震能力强的学校了，就是建一所普通的希望小学也建不起来。正如20万元在城市买不到一套像样的楼房，而放在农村其作用也有限，现在在农村盖一个100平方米的民房也得四五万元。20万换成三所图书馆，也是小马拉大车，平均一个图书馆不到七万元，那能弄成多小的地方呀，叫图书室还差不多。

关于为什么不公布捐建图书馆所在的学校名称，黄育海说：“因为目前根本确定不了学校的名称，都江堰是重灾区，学校、居民房都在规划、重建。一些学校可能会合并、另建，以前的名字也会随之变更。”黄育海的辞令颇值得人玩味，“一些学校可能会合并、重建”，既然“图书馆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怎么合不合并还处在未知数，难道学校建完了还可能整体平移？都在建设了，名字还没有起出来，学校起名原来跟孩子起名一样困难。那学校原先的名字总该有吧，就算合并也是捐款后的事情呀？

黄育海不解释还好，听了他的解释我反而越来越糊涂了。一个网友套用小沈阳的话写道：“余秋雨可别再说下去了，再说漏了可咋整啊。以后可别瞎说话了，你知道人生最丢人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话说出去了，可是没兑现。你知道人生最最丢人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撒谎却被人当场揭露出来了。”感觉特逗！

我们在写作时会忽然想不到一些事理。昨天，我在与高一飞教授商榷的文章里，提出了关于邓玉娇案的一种可能性：

……况且几个醉汉来到的本来就是一个提供色情服务的场所，一方出钱，一方出卖肉体，那是这个最古老行业天经地义的规则。嫖客心中，妓院里哪里有强奸这回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来就不认为是犯罪，哪里会有对报警的担心和所谓“犯罪后不希望被发现的心理特征”？我要你提供“特殊服务”，你不干，无非是想多要钱。于是我拿出四千块，你还不知趣，于是就霸王硬上弓……高教授，难道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写到这里，我居然没有看到隐含着的一个结果，那就是，假如被邓玉娇杀死的邓贵大以及受伤的黄德智的行为是强行与邓玉娇发生性关系，那么这里就不存在一个独立的邓玉娇案！因为首先发生的是一个强奸（未遂）案件，之所以未遂是因为实施强奸的人遭遇到强有力的反抗。邓玉娇的反抗乃是由一个先在的犯罪所引起的。这样，顺理成章的处理方式是，首先拘留或逮捕涉嫌强奸犯罪的黄德智，查清相关事实真相。如果预审结果表明，黄德智与邓贵大的确是因为试图强奸邓玉娇而遭遇反抗，那么检察院要提起的就应该是一起强奸案的公诉，而邓玉娇的行为究竟如何定性，则应有法院根据审理强奸案的结果加以确定。

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是，前面的一个案件消失了。单摆浮搁地来了个邓玉娇案。仿佛我们说抗战，前面没有日本侵华的行为，却毫无缘由地来了个中国的抗日战争。巴东县公安局这案件办得实在是蹊跷。5月10日案发，直到29日经过巴东县纪委、监察局研究决定开除黄德智党籍后，县公安局才“因黄德智的不法侵害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已对其予以治安拘留。”。看起来，巴东县有关部门早已将最终认定强奸罪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正当防卫的任何可能性封杀殆尽了。

今天的《广州日报》记者发自巴东县的报道说，“据知情人介绍，对邓玉娇的精神病鉴定也有了结果，鉴定结论显示：邓玉娇具有心智障碍，但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是啊，这姑娘有“心智障碍”，错把好意当歹意。不知道这是什么机构作出的坚定，多么奇妙的“心智障碍”，它足以让邓玉娇发生认知错误，却又不像精神病那样能够不承担刑事责任，同时又让黄德智们得以解脱。一石三鸟，我们不得不佩服掌控者的高明。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要由法院作出最终判断啊。巴东县法院，巴东县人民法院，该你了！

“统一”的欧洲与“分裂”的中国？

我喜欢到欧洲旅游，欧洲实在是美，美得几乎让我爱上她，但却常常让我不安，甚至让我嫉妒。

当我们把中国和一些发达国家例如欧洲做比较的时候，我们总倾向于用量化的数字来做衡量标准，例如我们在科技上和欧洲相差了15年左右，在GDP上大概需要20年可以赶上他们，我们学校入学率和欧洲的相比如何如何等等……可是，当我坐在欧洲某一个角落的时候，我对这些量化的比较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我感觉到，任何可以用数字来填补的量化的差异，都无法度量我们和欧洲之间的鸿沟。

一定还有一种质的东西，一种本质的东西，一种无法用数字度量的东西被我们忽视了。如果只有量的差异，那么，我没有理由怀疑，再过15年或者20年，我们能够身处欧洲那样，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能够感觉到一种和平与和谐。

欧洲最让我嫉妒的是入境和出境时盖的那两个章，“啪”的一声，你看一下，无论是法国、德国还是荷兰，连出入境章子的形状都一模一样了，只是每一个入境城市的名字不同罢了……而在我们国家，且不说台湾，就连香港和澳门，也还在使用连他们以前的欧洲宗主国都不再使用的出入境章子的模型……

在欧洲的高速公路上，如果你的车开得快一点，又没有向两边的广告牌仔细扫一眼的话，几个小时内，你可能不知不觉已经穿过了两三个国家……你能够想起，你此刻正开车行驶在一个挤满了二十多个国家，历史上曾经一次又一次打得不可开交的欧盟大陆上？

回到统一的中国大陆，从香港到澳门到深圳到珠海，且不说手续比穿越国境要复杂得多，即便在内地的高速公路上行驶，你也不得不在每一个省，甚至在每一个县城停下来交买路钱，还不时有全副武装的警察夹道问候你……

在欧盟境内飞来飞去，你碰上的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习惯，人的长相和肤色也有很大的差别，而你感受到的是相同的现代文明，和某种把他们粘合在一起的观念；可如果你从香港到广州、上海，再到陕西、兰州，你会发现你飞越的不仅仅是几个小时的距离，而是穿越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空，回到历史，回到过去、回到农耕时代、军阀割据时代、甚至奴隶时代……你告诉我，那种贫富差距，那种观念的差异，那种比欧洲还豪华的高楼大厦和比非洲还破败的农舍，能不让你怀疑你此刻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旅行？

当然，欧洲没有真正“统一”，中国也没有真正“分裂”，我只是谈到自己的一种内心经历的感受。几十个独立国家组成的欧洲大陆让我感受到“统一”的和谐，这种和谐也是我们一直处于统一状态下的大陆正在努力追求但至今还仍需努力的……

相同的核心价值观让欧盟诸国走上统一的大道……

我嫉妒欧洲，很想探索这个历史上和中国大陆同样血雨腥风的大陆，怎么会走到今天，走到一起来的，各国政府的机构在萎缩，政府的职能已经变成真正的“服务”型，是什么让他们走向这种我们梦寐以求的统一？

中国和美国没有多少可比性，但和欧洲却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陆。我曾经把欧洲大陆上诸国和平相处、互相竞争的时代比喻为我们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又把欧洲战争不断、你死我活的时期对应为我们的“战国时代”，然而，从我们秦王朝一统江湖，而欧洲仍然“四分五裂”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和欧洲就南辕北辙，愈走愈远了。

按说，经过秦始皇的统一，我们有统一的货币、统一的语言和统一的文化，甚至有统一的思想，应该比欧洲更配享受他们现在拥有的那种统一带来的结果：和平与和谐。可事与愿违，追求了两千年大一统的中华民族，不但至今任然没有完成统一（台湾），而且，即便在这统一的大陆上，我们的内心依然能够感到一种撕心裂肺的“分裂”！

前苏联为了统一的国家而先去统一“思想”，以及毛泽东一上台就使用了三十年时间去搞思想改造，去改造文化，去树立“核心价值观”，显然，他们都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无论是靠飞机大炮还是坦克军警统一了一个国家，要想这种统一持久，就必须去统一人们的思想，给他们灌输一种相同的价值观。

问题在于，如果人们内心无法接受那种价值观，你就是用飞机大炮，也只能让他们屈服，也只能统一土地，却无法统一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

欧洲以前的战争打来打去，虽然有争夺土地和经济资源，还有为了独霸欧洲的等等，但都可以归结到一点，要用自己的观念（思想和价值观）统一其他国家。但是，我们也看出来了，强大如希特勒的也惨遭失败，没有一个成功的。当然成吉思汗据说曾经席卷欧洲，但他靠的是马和弓箭，他给欧洲留下的除了偏僻街道上某个“成吉思汗烤肉店”之外，乏善可陈。

可就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就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文明社会逐步确立了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的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观，欧洲各国——不管以前是多么对立和仇恨，都先后拥抱了这种对他们都适用的价值观，随后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一起，玩起了统一……

用强权和洗脑的方法无法统一的思想，在欧洲竟然不知不觉地完成了。欧洲各国千差万别，统一的基础绝对不仅仅是经济，也不是语言文化，以及共同的利益，而是一种更深的观念，一种价值观，一种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我惊讶的发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莫名其妙的一次整合与统一，没有坦克，没有炮声。为统一铺平道路的竟然是历史上多少个统治者都梦寐以求却从来没有成功的：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竟然拥有了相同的核心价值观！

在欧洲旅行的时候，我能够深深的感觉到，没有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欧洲不可能走到一起。而如果大家不是在平等和自愿的基础上接受了这样的信念和价值观，如果是靠当时希特勒德国的那种武力去“统一思想”，绝对不会有今天和谐的欧洲。

在欧洲思考普适价值

相对于比较激烈和极端的中国和美国，欧洲是一个宁静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心平气和地思考普世价值——普适价值的地方。

于是，我去和欧洲人一起探讨让他们走到一起的相同的核心价值观，说了半天也没有说清楚，当我说起“普世价值”的时候，甚至有人问我什么是“普世价值”。当我说出就是那些他们共同拥有的信念时，对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的认同的时候，他们才恍然大悟。

那些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常识了，常识得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却被我们冠以“普世价值”的大名，难怪会让他们感到莫名其妙，又受宠若惊。但他们都承认，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是欧盟能够走上这种类型的统一必不可少的前提，否则一切都无从开始。

曾经有网友提醒我，不应该叫“普世”价值，因为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拥抱这种价值观，何来普世之说？再说，“普世”两字也有些霸道。他们建议我用“普适价值”——普遍适用的价值观。

我认为这个提法很好，特别是在欧洲如此平和的地方，我更倾向于接受“普适”两字，至少，我接触的欧洲人中几乎没有几个认为他们有责任向亚洲和中国推广这种价值观。他们自己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最终选择了这种价值观。至于亚洲和中国人是否也应该享受自由和人权，欧洲人认为应该由亚洲和中国人自己决定。你真不想要人权，欧洲大多数人认为，也不应该把刀架在你脖子上，用这种违反“人权”的方式去强迫你享受自己的天赋人权。

在观察欧洲的时候，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普适”是什么意思？世界上并没有普遍适用的啊？可是，我就觉得这个提法不错。而且，面对欧洲完全变成服务型的政府和越来越大的社会，我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所谓普适的价值观，也就是人类发展到现在，在一个国家里，既被国家的管理者，也被普通百姓同时接受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是普适价值观。

人类历史上当然不止出现过一种价值观，甚至有多少个国家，就有多少种价值观，每个国家还有几种不同的价值观——压迫者的和被压迫者的价值观一定不同。而且，西方的价值观也从来不是一致的——例如现在的德国和希特勒的德国就拥有完全相反的价值观。同时，现在这种普适的价值观也不是古已有之的，否则就不可能有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些国家的存在了，因为那些国家的创始者正是为了逃避欧洲统治者和利益集团的迫害而背井离乡来到新大陆的。

那么现在这个普适价值观和以前各种价值观有什么不同？除了与时俱进的内容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被所有人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适价值观是符合人性的，也难怪美国的独立宣扬上要说“天赋人权”了。正因如此，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一个不隐瞒真相和事实的政府，一个有选择的公民社会，你不需要宣传和教育，任何人，从小学生到文盲，都会作出正确的选择……

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上，你能够找到第二个同时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自愿接受的一种价值观吗？中国没有，欧洲同样没有。直到现在，如果你去到那些任然抵触普适价值观的国家，你会立即看到，政府和民众往往在核心价值观上各说各话，甚至鸡同鸭讲，莫衷一是！在那些国家，统一的是国土，无法统一的是人们的核心价值观。

世界上的统一可以靠各种方式，有用大刀长矛的，有的靠飞机大炮，还有用坦克和军队，但真正能够长久维持和谐的统一，却一定是统一在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理念和理想之下的。

我们的国家不乏理想，但几乎所有的时代都是你想我不想，或者我想你不想，我们国家从几千年的儒教到现在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等，也从来没有缺乏过价值观，问题在于，我们的国家要崛起，民族要复兴，祖国要统一，一个最、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我们一定要寻求一种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接受的核心价值观——不是只对少数人有用的价值观，也不仅仅是用来约束和奴役大多数人的价值观，而是上下都能够接受的普适的价值观。

欧洲找到了，我们显然还在努力……

杨恒均 2009-6-15

《斗争的动力》，(美)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著，李义中、屈平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9月版，31.50元。 ” src=”[InstallDir_ChannelDir]{$UploadDir}/200906/20090614115457816.jpg”>     《斗争的动力》，(美)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著，李义中、屈平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9月版，31.50元。

观察我们的政治生活就会发现，退出-呼吁乃是政治，特别是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也译为“对抗政治”）中常见的机制之一。那么，什么叫斗争政治呢？按照一般的理解，它指的是集体性的政治对抗，主要包括这三种形式：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当然，学者们的定义还要严谨得多。他们说，所谓斗争政治指的是：“发生在要求者和他们的要求对象间偶尔发生的、公众的、集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a）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或者是要求的赞成方，（b）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到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斗争的动力》，道格·麦克亚当等著，译林出版社）

这个定义实在太学术化了，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首先，“偶尔发生”的意思是这类活动不是按照计划定期举行的。也就是说，它不包括投票、选举、纳税、征兵、行政管理和有组织的仪式及会议等活动。因为这一系列活动虽然属于政治的范畴，更是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它们是常规性的、连续性的、完全制度化的。相反，斗争政治不一样，它指的是那些公众性的、间歇性的、制度化程度不高的政治活动。

其次，斗争政治定义中所谓“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或者是要求的赞成方”，在我的理解中也很简单，那就是这类政治活动的各种力量里，至少有一方是政府———不管政府是其中的赞成方、反对方还是居中调停方。

在对斗争政治有了一定了解后，我们来谈谈它所常见的三种形式：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首先应该提醒的是，这种形式上的分类跟“斗争政治”等概念一样，都是为了便于理解与研究所做的人为划分，三者之间不仅没有严格的界限，还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所谓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按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多人参与的活动。从一场球赛到一场革命，都可以称为集体行动。但是，作为斗争政治的概念，它主要指的是多人参与的、对抗性的政治活动。实际上，集体行动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很短暂，也可能很持久；有时是制度化的，有时是破坏性的；有时候是由组织内部的成员发起的，有时候则在得不到组织承认的那些人群中爆发。但是，这些行动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是挑战性的活动。

可以这么说，人类的政治史就是一部集体行动的历史。相比之下，社会运动的出现要晚很多，其历史至多三四百年。那么，什么叫社会运动（social m ovem ent）？学者们的看法差异很大，可能需要另起一节来专门论述。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即社会运动是在集体行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大多数集体行动的区别在于，这一类对抗性的政治活动在时间上比较持久，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也有所提高。正如西德尼·塔罗所说：“持续地开展集体行动以与强大的对手相互作用，这是社会运动与早期的斗争形式不同的标志。”（《运动中的力量》，译林出版社）

至于革命，作为一种大规模人群参与的，旨在对国家或社会施行根本性变革的活动，它当然也是以集体行动为基础的。它与社会运动一起，共同决定了最近这几个世纪的政治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革命与社会运动差别很大，但它们也不乏共同之处和联系。

一方面，社会运动可以视为呼吁与忠诚（loyalty）的复合体，革命则更多地体现为退出机制的极端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正是因为退出-呼吁机制的匮乏，或者是组织对这种机制的回应失当，才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明白为什么现代革命和社会运动的产生，与民族国家的兴起几乎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原因就是，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国家权力的控制范围与膨胀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相应的，民众和国家权力相对抗的规模与程度也是空前的。

汉娜·阿伦特说，革命至为古老的理由就是“以自由对付暴政”，这何尝不是社会运动的理由。在北美民众拿起武器之前，就曾发动一场历时数年的社会运动，以抵制英国政府摊派的各种苛捐杂税。在这场抵制运动中，人们组建团体、举行集会、游行请愿、散发传单、发表声明，当然，偶尔也会有劫掠屋舍、殴打官员的行为，但总体来说，整个运动还是相当克制，甚至得体的。只是当政府的应对严重失当时，这场运动才转变成了革命。

很显然，在斗争政治的这三种形式中，最为独特的，也可能是最有建设性的就是社会运动。查尔斯·蒂利说：“在21世纪来临之际，‘社会运动’这一术语已被全世界人们公认为是号角、是对暴虐权力的制约、是以集体行动反抗大规模人祸的集合令。”（《社会运动，1768-2004》，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对于这个结论，我相信很多人愿意去了解其中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