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香港出版了一些“文革”当事人的回忆录，如《吴法宪回忆录》、《王力反思录》、徐景贤的《十年一梦》，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今年8月，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又出版了陈冀德的回忆录《生逢其时》。陈冀德在“文革”中是《朝霞》文艺丛刊、《朝霞》月刊和《外国文艺摘译》负责人，她当时的政治地位不如吴法宪、王力那样高，不可能像他们那样讲述在政治中枢的亲身感受，笔下的细节也不如徐景贤丰富，但《朝霞》在当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是“文革”后期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因而，陈冀德这本回忆录，对于研究“文革”时期的政治和文化，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阴谋文艺还是主流文学？
《朝霞》到底是一份怎样的刊物？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长期被认为是“四人帮”的“帮刊”，是“阴谋文艺”的大本营。当时这样批判不难理解，但现在看，这种判断并不到位。不论笼统地说“四人帮”，还是具体地分析其中对文艺更关注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没有独立的文艺思想。他们在文艺领域所秉承和发挥的不过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毛泽东自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党性原则以及歌颂什么、暴露什么等一套美学标准之后，文学艺术在党所控制的范围逐步工具化，从延安推向整个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江、张、姚等人，只能算是某一阶段贯彻和发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马前卒，在他们之前的阶段这个角色由周扬等人扮演。他们不论是组织样板戏，还是实行大批判，都是为了贯彻毛的意图。当然，有些事他们也可能发挥得过了头，比如江青批电影《创业》，让毛又说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话。但总的来说，不论在文艺上，还是在政治上，毛、江、张、姚，一脉相承。主心骨是毛，而不是别人。
那么，《朝霞》起了什么特殊作用呢？我认为，《朝霞》在用文学手段直接宣传毛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方面，走在了最前头。到了“文革”中后期，江青插手的几个样板戏实际上存在题材的滞后，没有一出样板戏涉及到“文革”发生后的现实。按照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大量生产歌颂“文革”的文艺作品，就成为当政者的政治需要。这方面，作为《朝霞》前身的“上海文艺丛刊”，正是肖木、陈冀德等人主动打造的传播平台。已经进入中央领导机构的姚文元，则迅速肯定和支持了这个平台。在这种背景下，不定期的文艺丛刊，发展成《朝霞》月刊。
一个被讳言的事实是，当时全国陆续恢复的官办文艺刊物，包括《人民文学》，莫不以《朝霞》为榜样。其他省市的公开出版物，它们没有也不可能表达出另外的政治倾向。区别只是在为现实政治服务方面，不如《朝霞》那样得心应手罢了。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朝霞》是“帮刊”，不如说《朝霞》是“党刊”，与其说是“阴谋文艺”，不如说是“文革”时期“主旋律文学”的代表，是用文学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带头羊。这些文学活动当时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恐怕谈不上有什么阴谋。而且，谢泳在研究《朝霞》时还指出了一个事实，当时全国范围内一批颇具文学才能的中青年作者，诸如余秋雨、贾平凹、路遥、钱钢、徐钢、陈思和、周涛、陆天明、黄蓓佳、古华、叶蔚林、焦祖尧、孙绍振、贺国甫，都在《朝霞》获得了崭露头角的机会。这和陈冀德、施燕平这批编辑人员的敬业精神和业务能力不无关系。如果说这些作者后来成了文学的千里马，这些编辑就是最初的伯乐。虽然他们成名后谁也不愿意再提这些伯乐。
《朝霞》停刊整顿风波始末
陈冀德的回忆录，讲述了史家不曾关注的《朝霞》停刊整顿事件以及背后的“上海帮”内斗。
过去，人们谈到“四人帮”，只注意到他们是一伙，对他们内部的矛盾斗争关注不多。“四人帮”又称“上海帮”，起源于批判《海瑞罢官》，发迹于“一月风暴”，1973年中共十大达到鼎盛。“上海帮”实际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文人，如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朱永嘉等，一部分是工人，如王洪文、王秀珍、叶昌明、陈阿大等。前者以上海市委写作班（后来演变为上海市委写作组）为班底，后者以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编者注）为班底。他们在1967年的“一月风暴”中，由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整合在一起，夺取了上海市的领导权。
“文化大革命”怎么进行，怎么深入？其实毛泽东脑子里也没有一张明确的路线图。违反常规的政治行为，毛泽东不赞成；可能被定为反革命行为，毛泽东赞成，就是革命的首创之举。上海的“一月风暴”，源于工总司等造反派与上海市委的冲突。工总司赴京告状的火车被上海市委拦在安亭，本来周恩来、陶铸、陈伯达等中央常委都是支持上海市委的。但中央派往现场的张春桥却临时决定支持工总司。毛泽东后来表态：“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由此拉开了“文革”第二波——各省市夺权的序幕。在这个选择中，不能简单地判断张春桥就是押宝，他是参悟到了毛泽东的政治需要和心理轨迹。而工总司这些人，则并无深谋远虑，只是在现实中和上海市委冲突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背水一战。写作班的一批文人，本来没想到要造上海市委的反。此前他们一系列批判文章都是在上海市委领导和支持下写出来的。决定造反，是姚文元跟他们内部通气的结果。
造反派掌权以后，工总司山头和写作班山头一直暗中较劲，摩擦不断。陈冀德说他们是表面“亲热得紧，背地里，水火不容”。徐景贤在《十年一梦》里回忆了张春桥几次让他放低身段，弥合与王洪文的裂痕（见徐景贤《十年一梦》第92～105页）。九大以后，张、姚回到中央工作，王洪文、王秀珍、徐景贤当选中央委员，并分别由张春桥、江青、周恩来提名，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安排王洪文和徐景贤“一帮一，一对红”。王洪文在九大的大会发言还是徐景贤帮他起草的，他们一度相安无事。中共十大，毛泽东提拔王洪文担任中央副主席，位列张春桥、姚文元之前。工总司山头成员头脑膨胀，对写作组的文人大打出手，于是发生了1974年初的《朝霞》停刊整顿事件。
原来，1974年诞生的《朝霞》月刊第一期上发表了两篇小说，一篇是姚真的《红卫兵战旗》，写到一个红卫兵头头，为了庆祝自己一派成立半周年，差点影响了革命大联合。一篇是夏兴（段瑞夏执笔）的《初试锋芒》，歌颂民兵是公检法的好帮手。工总司方面捕风捉影，认为前一篇小说影射了工总司当初庆祝成立“半周年”的事，后一篇则贬低了工人民兵的主力地位。姚真和段瑞夏都是《朝霞》的编辑，加上《朝霞》编辑部另一成员林正义曾经是林彪、叶群选婿的对象之一，于是，市总工会（工总司班底）组织下属文化单位检举《朝霞》有严重政治问题，主要罪名一是发表了两篇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二是编辑部重用的人政治背景复杂。材料上报给王秀珍，王秀珍批示停刊整顿，另外两位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圈阅同意按王秀珍的意见办，形成市委文件下发。
为此，陈冀德赶到徐景贤家，当面向他盘问。徐景贤无可奈何地告诉她，这不仅仅是王秀珍的意思，她是从北京回来以后，才把批件传到我这里，要我圈阅。徐景贤甚至对陈说，你就算不再搞刊物，总有吃饭的地方。我就难说了。弄不好，吃饭的家伙都要保不住。陈冀德这才知道，向《朝霞》发难的后台是已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
当时写作组的负责人是朱永嘉。他看到市委批文的当天，要王知常写信告诉张春桥、姚文元，但几天不见回音。朱永嘉只好找王秀珍示好，表示让编辑部作出深刻检查，停刊的事，是否缓一缓？王秀珍哼了一声，说，你们这些捏笔头的人，写个检查，还不是家常便饭。想就此了事？不行！朱永嘉碰了一鼻子灰。
此时，写作组一摊子已经乱了阵脚，不少成员反戈一击，在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批判《朝霞》。被朱永嘉通知闭门思过的陈冀德，只好孤注一掷，写信把自己的见闻和委屈通过机要管道送达肖木。肖木当时在北京辅导王洪文的理论学习，实际上担任王、张、姚三人的秘书工作。他是《朝霞》的创办者，当然不愿意眼看着《朝霞》毁于一旦。最终，还是张春桥出面挽回了败局。
根据陈冀德的回忆，经过大致如下：4月12日凌晨两点，张春桥直接给朱永嘉打电话说，关于《朝霞》的事，他都知道了。不用检讨。那两篇小说他看也没什么错。有关《朝霞》的问题，他已经给市委写了信。接着，张春桥的信向上海市领导机构传达。信中说，他是市委第一书记，责令《朝霞》停刊整顿的事，他怎么不知道。以后凡属工作中的差错，不要把责任推给下面。责任在市委，首先在他。
形势逆转。王秀珍哭着鼻子到处说：“我们怎么会炮打春桥同志？”原来准备走马上任的接管《朝霞》的一班弟兄们，顿时星散。
张春桥为什么要出面挽救《朝霞》？陈冀德事后分析，王知常给张春桥写信，只是讲了《朝霞》“有严重政治错误要停刊整顿”的套话，没有说出“半周年”是导火线。而她给肖木的信把这一点讲得明明白白。据陈冀德回忆，当初工总司带头大张旗鼓庆贺成立“半周年”，曾受到张春桥批评：“难道连一周年纪念都等不及啦？”而徐景贤回忆，这个批评出自于他，当时张春桥不在上海，但后来得到张春桥的支持（见徐景贤《十年一梦》第101～105页）。不管怎么说，工总司一帮人这样翘尾巴，自乱阵脚，张春桥不能坐视。
幕后张春桥和王洪文之间如何协调，肖木又起了怎样的作用，陈冀德语焉不详，可能她也不清楚。但王洪文在这件事情上的确向张春桥妥协了。可以推测的原因是：从历史看，张春桥对王洪文的支持多多，如：一，安亭事件让工总司合法化；二，工总司原来影响最大的头目是潘国平，潘不是党员，张春桥指定王洪文成为工总司参加“三结合”的头面人物；三，张春桥把王洪文的情况汇报给毛泽东，引起毛的重视，并于1968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引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王洪文感兴趣，王才有机会在中共九大代表工人作大会发言；四，张春桥看到毛泽东要物色工人领袖，让王洪文在上海市领导班子的地位从“王小七”上升到第三位，主持上海工作，使王有可能在林彪事件之后被毛泽东属意为接班人。可以说，没有张春桥的几步提携，王洪文不可能爬到后来这么高。就是调肖木来北京帮助他学习工作，也是张春桥要帮他包装理论形象，以获得毛泽东的好感。当然，即使王洪文党内职务排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前面，“四人帮”相互之间的权力关系仍然是江青最威风，张春桥最有主见，王洪文不免还是小兄弟。他手下工总司一帮人，更不能不把张春桥视为“老爷子”。
工总司山头只顾自己逞强，导致大水冲了龙王庙。张春桥以不伤害王洪文面子的方式，摆平了一次内讧。应当说，平息《朝霞》风波，表现了张春桥的老谋深算。
张春桥为什么要陈冀德写信？
张春桥虽然在中共九大以后进入中央政治局，中共十大以后又当选政治局常委，四届人大还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但一直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也就是说，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承认上海是张春桥的势力范围。这是当时特殊的政治格局造成的。上海领导机构里的文人和工人都是张春桥一手提拔起来的，被结合的老干部马天水对张春桥也是言听计从。但张春桥仍然意识到，身居京城，了解不到上海的第一手情况，送上来的简报都是投其所好的顺耳之言。他想建立另外的信息通道。通过陈冀德的告状之举，看到陈冀德是敢言之人，于是主动约陈冀德直接给他写信反映情况。这或许和毛泽东看中福建小学教师李庆霖来信的道理相似。他们并不想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路线、方针，但想以局部修复的方式，弥补信息不通造成的问题。
陈冀德先后给张春桥写过四封信。前第三封信不免都是批评工总司的王秀珍、陈阿大这些人事事处处凌驾于党委之上，老子天下第一，排斥异己，打击老干部。张给陈回过两封信。有意思的是，第二次回信居然是让陈谈对样板戏和《创业》的看法，并一再说不要外交辞令，要说真话。“文化大革命”中期以后，中国的老百姓对八亿人反反复复看八个戏的局面已经不堪忍受。但江青还是一意孤行地普及样板戏。对于不是她直接插手的文艺作品吹毛求疵。历史地看，电影《创业》无意与江青唱对台戏，内容还是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但她仍然通过于会泳罗列了“十大”罪状。编剧张天民忍无可忍，向毛泽东告了御状。毛泽东才有了“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的说法。样板戏是江青的心头肉，《创业》是江青的心病。张春桥知道人们对江青不满，为什么要让陈冀德在这些敏感问题上说出真实感想？是他想进一步印证实际情况，还是他对江青的不理智也有自己的看法？外人不得而知。但这个细节毕竟提供了一个研究张春桥和江青关系的线索。
张春桥点题，还让陈冀德谈谈对第九、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看法。陈回信谈的居然是农民生活太苦，“文革”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惠，“文革”后上台的新干部在特殊化上比走资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后一个问题，张春桥也不是不知道，徐景贤也向他告过状，他只能以“敌存减祸，敌去招过”提醒手下的文人，不要忘记否定“文革”的力量其实很强大，现在不是和工人造反派分裂的时候。
筹备中共九大的时候，陈伯达起草政治报告，主张发展生产，毛泽东不满意，改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一直到十大，“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调子越唱越高，“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成了张春桥的理论专利。即使他知道“文革”中老百姓生活很苦，他也不能改口。一旦失去了这种话语的路径信赖，张春桥就失去了政治合法性。陈冀德说了真话，张春桥无言以对。
文人和草莽
陈冀德为《朝霞》的生存告状，给“上海帮”在中央的三个大员留下深刻印象。1976年5月，陈冀德到济南开会后进京，王、张、姚分别接见。
她先见的是姚文元。姚文元为了表明接受毛泽东不要搞“四人帮”的批评，为避嫌搬出了钓鱼台，住进东城区的一处中式宅院。院子很破旧，灯光也很昏暗。陈冀德问肖木，房子这么大，又这么破旧，办公厅的人怎么也不帮忙收拾收拾？肖木说，他们哪里会把姚文元放在眼里。姚文元身上穿的军大衣，都磨破了，没有人管，还是张春桥说了话，他们才给换了一件。
这使我想起不久前吴桂贤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谈到姚文元和她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正副团长一起访问阿尔巴尼亚，从宴会厅出来，姚文元居然把吴桂贤的军大衣穿走了。吴桂贤的军大衣找不到，在阿尔巴尼亚引起一场虚惊。
第二个见的是张春桥。她的印象是张春桥会见她的客厅在过道里。从张春桥那里谈话后，是肖木带她去钓鱼台职工食堂吃饭，一般得很，也就是馒头、馄饨、面条之类。
第三个见的是王洪文。陈冀德并不想见王洪文，王洪文要接见她当面消除“误会”，陈也不能拒绝。但王洪文见陈冀德并不想谈什么，只是请她看电影参考片，找了六七个不认识的人一起喝茅台。
陈冀德的直观感受，王、张、姚三人的生活追求差别很大。王洪文生活奢侈，及时行乐，但张、姚在生活上并不奢侈，姚文元甚至有些寒酸。“四人帮”垮台以后，对江青、王洪文生活上的奢侈有揭露，但不见对张、姚这方面的揭露。看来不是对张、姚留情，而是他们确实没有留下把柄。有意思的是，1975年3月10日，徐景贤也曾致信张春桥、姚文元，反映王洪文沉迷于酗酒、玩牌、打猎，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期间用名酒佳肴几次宴请上海市的一班领导成员，并热衷于调看内部电影，以合法和非法途径享受进口奢侈品。
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与今天相比，可以说物质上相当匮乏，而制度对干部生活享受的约束比现在严得多。像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当了中央领导人，也没有享受高级干部的工资。吴桂贤担任副总理以后，还是挣七十几块钱，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两角钱一小包的茶叶都喝不起，只能喝白开水。陈永贵还是在大寨挣工分，国家给他每月一百元生活补助。王洪文吃、喝、玩、乐，靠的是特殊手段。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揭开了这个秘密。王洪文安排他的小兄弟马振龙当了上海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兼革委副主任，直接掌握了试制试用产品的大权。王洪文调去北京以后，马振龙就源源不断地给王洪文送试吃、试穿、试用、试玩的大量产品去，从香烟、酒类到糖果、罐头、从手表、照相机、打火机到录音机、电视机，连王洪文设宴用的高级瓷器、玻璃器皿等，都由马振龙送去。……高档食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渔猎用具一应俱全的上海市轻工局，就成了王洪文一伙直接控制的物资供应站。而执掌这方面大权的马振龙，也越来越受到王洪文的征用和提拔，不但当了四届人大代表，而且经王洪文批准，连续到日本、阿尔巴尼亚等国访问（见徐景贤《十年一梦》第298～299页）。
历来的造反者，往往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文人，一部分是草莽。文人可能有脆弱的一面，但在文人的头脑里，不论是古代的圣贤之理，还是现代的革命之理，总还起些约束作用。张春桥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也不能说不是他的信仰。而草莽揭竿而起，以命相搏，“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为的就是打江山坐江山，上台后及时行乐屡见不鲜。王洪文和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一些头面人物，正是这样的草莽。他们掌权后就急于鸟枪换炮，住好房子，坐好车子，享受“特供”。工人造反派取代了“走资派”，结果腐化的速度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走资派”。研究造反派掌权后文人和草莽的内斗，对于理解“文革”失败的必然性，不无启发。
陈冀德对张春桥毫不隐讳自己的看法，认为工总司这些人是“争权夺利，胸襟狭窄，目光短浅，只知有群体，不知有阶级，一切的一切，都以这一伙人的群体利益为首，为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来不考虑阶级的利益，更别说是高于一切的人民利益。”徐景贤也有类似的看法。
毛泽东在中共十大选择王洪文做接班人。纵观“一月革命”开始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三结合”的“夺权”斗争，其实多数省市都是以军人掌权为主，以地方干部为辅，造反派在领导班子里只是点缀。如果把张春桥、姚文元也视为旧市委的造反者的话，唯有上海的班子是以造反派为主。不论是王洪文、王秀珍这样的工人造反派，还是徐景贤这样的文人造反派，当市委书记确实是大权在握，而上海市领导班子里军人只是陪衬。和毛泽东亲历武汉“720事件”对当地“文革”的失望相比，上海在毛的眼里实在是“文革”成功的一个范本。为此，毛泽东也想让张春桥做接班人，但核心层里林彪、康生先后都曾表示对张春桥的反感，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在中央委员这一层对张春桥几乎是人人喊打。毛泽东只好把目标转向王洪文。他当面对张春桥说：“王洪文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些条件了。”（见徐景贤《十年一梦》第297页）然而，这些理由即使当下自圆其说，也不能改变王洪文是扶不起来的“刘盆子”的事实。毛泽东让他试了两年，不行，只好又转而选择邓小平。认定邓小平否定“文革”，只好又转而选择华国锋。
“上海帮”已经成为一页历史。但是，他们的真相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公开的传媒里，我们看到的有关他们的图景大多以漫画的面貌呈现。陈冀德在“四人帮”倒台曾被关押审查多时，解脱后受到处理，不得从事文字工作。30年过去了，历史经过沉淀，陈冀德也进入晚年。她决定按照内心的想法写回忆录。虽然在大陆没有机会出版，但言论相对自由的香港还是给她提供了一吐真言的机会。书名取《生逢其时》表明她内心有不平之气。我想，对于这样的历史当事人的文字，不妨抱以理解之同情，从中不但可以获取被遮蔽的信息，而且可以反思有益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