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岳散人:皇家的免费赠书

古往今来,皇位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为了此物,出到何种手段都是有可能的。父子相残基本上都算是平常戏码,兄弟相残更是家常便饭,如果是开国皇帝,巧取豪夺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古来得国无非是三途。一种自然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传承,这中间当然有无数世上最残酷的故事发生。另一种是一刀一剑打拼的天下,最终坐上皇位后还要铲除原来的老部下,残酷程度不下于屠戮前朝皇室。最后一种是取自孤儿寡妇之手,也就是俗称篡位。那也是需要很长时间准备的,先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然后要给自己弄上个“九锡”之类的仪仗,最后才是利用禅让的传说行篡位之实,也是好不累人的。赵匡胤那种黄袍加身的故事几乎就是一个另类,所以他似乎也就没有大杀功臣,并且也并未为自己得位过于辩护。

清朝在自己的语境里,号称是“得国最正”的一个朝代。按照清朝的说法,他们是被邀请过来平乱兼为明朝报仇的。当然,帮明朝报仇、为中原百姓伸冤后,为了百姓的利益,从此也就不走了,堂而皇之坐上了江山。至于说明朝朱家子孙如此繁盛,为何报仇之后不请他们出来坐江山就属于讳莫如深的问题了。据野史记载,在押解各个地方的朱氏子孙进京的途中,大家不约而同地失踪了,弄得清朝在北京为他们建立的恩养之所都没人去住。以至于后来康熙想起明朝的宗庙没人祭祀,还要满天下地寻找继承人。

所以,清朝对大位的传承合法性相当在意。有清以来,宫廷斗争总是少不了的,甚至还有太后下嫁的传说。但由于前几任皇帝子嗣不广,尚还没有酿成大祸。

清圣祖康熙不但雄才大略,在子嗣方面也是能力过人。关于其后雍正得位的传说,民间有大量的流传。最荒诞的当然是雍正的舅舅擅改遗诏,把“传位十四皇子”改成了“传位于四皇子”的说法。此事在历史研究领域是个谜团,有人说遗诏是满汉两个版本,这么改是不行的。也有人说,当时汉化已深,这种文件直接用汉文书写是完全可能的。总之,算是件莫可究诘的事情。

至于皇位到底康熙属意于谁,这是很不好说的事。但雍正得位后宠信帮他的舅舅以及大将军年羹尧,已经到了失态的地步,则是谁都知道的事。而且雍正对于自己的兄弟所下的黑手也实在过分。既然大位已定,如何能把自己的兄弟冠名“阿奇那(猪)”、“塞斯黑(狗)”发配边疆呢?心中的惶恐可见一斑。

中国民间当然是小道消息传播得很厉害,因为皇家的事既然不能公开讨论,大家就只好相信小道消息了。雍正得位不正的说法一时沸沸扬扬,各种版本都出现了,甚至有人传说是雍正弑君——— 也就是干掉了康熙、他的老爹——— 才得到的大位。

上面说过,清朝对于得位是否端正是有情结的,大概自知是异族入关而统治一个广大的领域,无论从人数上还是从能力上,都未必能驾驭如此广大的臣民。在疯狂进行文字狱的同时,把自身形象打造成顺天应人是必然的事,而且远比前朝要迫切。这也是清朝皇帝不论能力如何,勤政这方面还是可圈可点的。

雍正隐约也听到了此事的流言,为了表示自己得位与清朝得国一样端正,就组织了一帮笔杆子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大义觉迷录》。该书最大的特点自然是胡说八道,把所有与得位相关的历史史实拿出来修改一番,显得雍正皇帝首先是并不在意这个皇位,而是康熙看着他实在是传大统的材料,从而把皇位强塞到他尊臀之下。并且平日里也是对他赞誉有加,显得十分倚重的样子。

当然,我们这里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这种文人还是不少的,书很快就攒好了。但古代并无现在这么发达的发行渠道,如何让天下臣民知道自己所编辑的“真相”,以及更好地学习大清朝坚持正统不动摇的精神倒是个问题。

皇帝做事就是很有魄力。雍正下诏,命令所有士庶人家都要家藏一本,并且每逢初一十五,都要由当地的长老或者教师拿出来进行学习。那时候并无稿费一说,而且这是自己辩白的一番心血,收钱总是不合适。所以,这书是免费领取,而且是必须免费领取的,不然就没有了学习的材料。

发行量如此庞大的书,现在其实很少见了。倒不是其他原因,而是雍正的儿子乾隆虽然也不算个好鸟儿,但也是觉得这本书胡说八道得过分,登位以后把自己老爹呕心沥血的著作悄悄查禁销毁,创了儿子禁老子书的先河。就这样,皇家的免费图书消失在历史当中,而那些雍正不希望大家记住的传说,倒是流传到了现在。

余秋雨,收起你那让人蛋疼的忧郁眼神

以5月25日一篇名为《假捐款真诈骗—————余秋雨的大爱至善》的万字博文为导火索,近半个月来,关于余秋雨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捐款20万元是否属于“虚拟虚构捐款”的口水战,在各大网站论坛如火如荼上演。6月11日各媒体发出余秋雨的回应后,公众质疑之声更为猛烈,仅新浪网新闻的评论就达8992条。记得文学大师巴金诞辰101周年之际,余秋雨曾大声疾呼:要记住巴老“一个人总要说真话”这句世纪箴言。深刻理解巴金“说真话”用心良苦的余秋雨,面对此次假捐款的质疑,究竟有没有说真话?我们期待着一个真实的答案!

倒余派

余秋雨先生,你就招了吧!

新浪网友“阎延文”认为,捐款门体现了公众的道德信仰和道德监督,名人不应有道德豁免权。“身为公民,余秋雨捐款与否,是他个人的自由;捐款多少,是否20万,也是他个人的自由。但是,余先生一方面通过报纸、电视台等大众媒体采访和视频,公开表明自己‘一次性捐款20万’,另一方面却在公众反复追问下,时至今日仍拿不出证实捐款的有力凭证,这就涉及到文化名人的道德诚信问题了。”

凯迪网友“乐若鱼”认为,余秋雨绝不是软柿子,“余秋雨是个有相当影响的公众人物,至今仍有粉丝无数。他的一言一行,会影响到很多人,公众给予监督再正常不过。借用一下上面的那个十级脑残逻辑,如果连余秋雨这样的‘软柿子’公众都捏不到,那又指望拿什么去碰比余秋雨更硬的东西呢?所以,余秋雨捐款事件一定要追查个水落石出。这不但能修复某些人残废的大脑,更能维护社会的良心。”

天涯网友“东海一枭”认为,真佩服余秋雨的脸皮和勇气,一眼就戮穿的假都敢造,完全不靠谱的牛也敢吹。“例如他说:”我是一个无职无权的独立文化人,居无定所,不交权贵。‘不是当了上海市政府顾问么?不是刚受聘为常熟市政府文化顾问么?怎么不说’不参与‘了?’居无定所‘,不是住不起房子而是忙着飞来飞去权贵家吧。“

挺余派

要相信余秋雨先生的人品

凤凰网友“张放”认为,攻击余秋雨是“柿子拣软的捏”,“其实,余秋雨有没有捐款,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四川地震后,所有宣布自己捐款的人与企业,都如数地把钱打到了灾区了吗?没有人进一步调查过。那么,为什么独有余秋雨捐没捐款成了最近的焦点呢?还不就是因为他不过是个并不掌握财政资源的人,不过靠卖文字的版税,靠讲文化发了点家的人,最重要的是,不过就是个文人而不是官造成的吗?”

和讯网友“平等思维”认为,这是余秋雨蜕变为真正大师的一个好机会,“人格的大师是存在的大师,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是考虑如何满足人们常说的贪欲,更不是考虑如何表现得像大师的样子,而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因为真正的大师是超越了世俗的名利的,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被侮辱?”

腾讯网友“如梦如幻”认为,新闻虽然提示余秋雨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是否捐款了,他自己也没有明确的表态,但不能凭着这一点就认为他一定没有捐款。“像我们现实很多的人是做好事不留名的,难道你做了好事还留着证据。爱,在心里。”“我还是相信余秋雨先生捐款了,因为他也是有爱心的人,看了他很多的文章,写得那么好,为人做事也一定很好,这样的人不会欺骗我们的。”

艾未未:不反华那还是人吗

党在无限度的考验人民,网上被绿,教育被忽悠,读报被骗,喝奶有毒,失业该死,公车被炸,土地被抢,房屋被拆,幼儿被卖、矿工被埋、少女被奸,剩下的被保安、被城管、被联防、被公安、被维稳、被精神病。

强奸被抓住了,就说是反华;孩子压死了,问房子质量也是反华;食品中毒被曝光了是反华;打打杀杀欺压百姓被上访也还是反华;卖孩子、卖艾滋血、黑煤窑、假新闻、司法犯法、贪污腐败、违宪侵权、网络驴霸,只要是说到你的问题就是反华。谁要是不反华那还是人吗?

只要是为了公众的事就是聚众闹事突发事件;要是为了国家就是政治风波动乱;要是明摆着有错,就是别有用心;要是愤怒的人太多了就是不明真相被人教唆;要是国际谴责就是境外反华势力。

六十年没有见过选票,没有全民教育,没有医疗保险,没有新闻开放,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信息自由,没有迁居自由,没有司法独立,没有舆论监督,没有独立工会,没有国家的军队,没有宪法保护,剩下的只是草泥马。

贺卫方:就强奸发生学与高一飞教授商榷

去年,因为高一飞教授公开赞成“三个至上”,以及对司法改革的方向提出不少与官方契合的观点,我曾经跟他有过很直率的商榷。当然,结果看起来是谁也说服不了谁。邓玉娇案曝出之后,高教授又发表了一些惊人之语,不只是与这个事件引发的民意完全相反对,其间的逻辑以及对情理的理解可以说错得离谱。因为他是一名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专家,所发表看法也许会对于司法部门发生某种直接的作用,事关几个当事人尤其是弱女子邓玉娇在法律上的命运,加上审理在即,自己不得不重作冯妇,与他商榷。

警方关于本案的侦查结论发表于5月31日,第三天,高一飞教授就发表了题为“公安机关对邓玉娇案的定性符合法理和情理”的文章,其中关于事发时邓贵大、黄德智究竟向邓玉娇提出了怎样的要求,为什么会导致邓玉娇拼死反抗,高一飞教授在没有看到具体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了这样的推理:

有人提出当时邓贵大等人是正在进行强迫卖淫或者强奸还没有成功的情况下遭到邓玉娇反抗而至【致】人死伤的。但是,这样的说法违背了人之常情:第一,在洗浴场所,整体上是公众场所,如果要强奸或者强迫卖淫,被强制者都可以反抗、呼喊,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第二,即使强制者人多力大,使反抗、呼喊没有任何意义,也会受到报警,不符合犯罪后希望不被发现的心理特征。第三,有人提到强制洗浴就是强迫卖淫,因为潜规则下,异性洗浴就是卖淫,这个说法存在的问题是:法律对潜规则没有办法,法律需要证据,何况“异性洗浴就是卖淫”并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结论。

所以,对邓玉娇和邓贵大都【的】公平的中立、理性的推断是:在邓贵大等人在强制要求邓玉娇洗浴被拒绝之后,自己扭曲的尊严观和人生观的支配之下,感觉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损害,对邓玉娇进行“拉扯推搡、言词侮辱”,目的都是想挽回自己被邓玉娇拒绝时被损害的面子,这种行为的性质是严重的侮辱。而性格刚烈的邓玉娇不愿意忍受这种屈辱,奋起反抗,致人死伤。所以,即使先前存在过要求强制洗浴的行为,但后面的“拉扯推搡、言词侮辱”也不是要求强制洗浴手段,而是侮辱的方式,拉扯推搡的目的已经不是把邓玉娇拉回去搞异性洗浴了。对这种严重的侮辱,可以进行防卫,但不能是至人死伤的方式,否则就是过度了。公安机关侦查结论对事实的认定是符合常理常情的。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755277.html

遗憾的是,这里根据所谓“人之常情”对事实真相的“公平的中立、理性的推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且看高一飞教授排除强奸或强迫卖淫的依据。第一,因为洗浴中心是公共场所,若要强奸,则被害人会反抗、呼喊,于是就不能得逞。高教授啊,难道你不知道这洗浴中心是个怎样类型的公共场所?连央视5月23日《新闻周刊》都报道,那雄风宾馆因为“涉嫌色情服务,经理已被依法传唤”(http://news.qq.com/a/20090523/000835.htm)。既然这里有色情服务,就不排除两个喝醉了酒的男人把在“水疗室”里洗衣服的KTV服务员误认为是可以提供色情服务的人员,进而强迫提供性服务的可能。退一万步,稍微了解一点犯罪史的人,都会知道强奸犯罪甚至轮奸有时候会发生在多么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在上一个月,不少媒体还报道过今年3月15日发生在北京市大兴区一所高中里的案件,在中学教室里,三名未满18岁的男生将其他学生驱赶出去,其中两个学生公然把一个女生强奸。教室算是公共场所吧,而且是教书育人的公共场所!被害人一喊就不成?三个大老爷们,你一个小丫头,你喊谁去?

高教授的第二条理由更荒唐:即便喊叫没用,被害人事后会报警,因而“不符合犯罪后希望不被发现的心理特征”!我的天,只要想到有人报警,意图强奸者就会不强奸,那天底下就不会有故意犯罪了。况且几个醉汉来到的本来就是一个提供色情服务的场所,一方出钱,一方出卖肉体,那是这个最古老行业天经地义的规则。嫖客心中,妓院里哪里有强奸这回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来就不认为是犯罪,哪里会有对报警的担心和所谓“犯罪后不希望被发现的心理特征”?我要你提供“特殊服务”,你不干,无非是想多要钱。于是我拿出四千块,你还不知趣,于是就霸王硬上弓……高教授,难道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至于第三条,高教授努力将“异性洗浴服务”说成是洗纯粹浴,而非行男女欲,这恐怕需要证据。如果央视所报道、有关部门已证实雄风宾馆洗浴中心提供色情服务不是一条假消息,那么高教授就难以把雄风宾馆从异性洗浴等于色情服务的惯例中洗脱出来。看看电视画面里的号称“水疗室”中的摆设,一边是木制浴桶,一边有一张床,三男一女在这里洗浴,女的只是跟男人们一起洗,男人们也只管自己洗呀,洗呀,大家赤诚相见,香乳以沫,谈笑风生,家事国事,就是不涉及性事——你骗鬼去吧!

我跟高教授是校友,尽管相互之间有不少观点很不相同,但是看到网上那么多的对他的攻击谩骂,自己心中也不是滋味。说实话,这一次我真的无法从“常理常情”去解释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而且其中那么多显而易见的硬伤。那突破了一个学者发言应当遵循的逻辑底限。“太年轻,太简单,有些时候很幼稚。”可是,他的年龄也不算轻了,如此简单和幼稚,真有些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很希望高教授能够给出些解释。

2009年6月14日石河子

徐贲:美国军人的荣誉观

我有一位名叫斯蒂夫的教授同事,以前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过役。退役后他进研究生院读书,后来当上了教授。他很有荣誉心,教书、做事,全都一板一眼。他告诉我,美国每个军种对待“荣誉”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他们海军陆战队是“忠诚”(commitment),空军是“完美”(excellence),陆军是“责任”(duty)。忠诚和责任的对象是国家,不是某个执政者。

他还告诉我,西点军校的信条是,“责任、荣誉、国家”,其中的“荣誉”与“正直”是同义的。军校生遵守“西点校规”(不说谎、不欺骗、不偷盗,也不容忍别人说谎、欺骗、偷盗)。荣誉是指这样的军人道德操守,不是指与敌人拼命,或者宁死不降。

这使我想起郑凯梅女士在《美国兵眼中的战争》一书中采访的二战老兵麦克唐密克。麦克唐密克于1944年参加了攻占日属塞班岛的战斗,当时岛上的日本平民集体在岛的北端跳崖自杀,先是把孩子扔下去,然后自己跳,“日本军队抵抗非常顽强,誓死不降,结果我们登陆的时候,抓到的俘虏只有100多个人,其余的全部战死或自杀了”。

斯蒂夫说,他二战时当海军陆战队员的叔叔也曾向他讲过类似的情况。他认为,对自己的死亡没有感觉的军队往往也是对别人最残忍的军队,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把人的生命当一回事。美国军队就绝对干不出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

斯蒂夫说,美国军人用专业的而不是道德的态度来看待“勇敢行为”。美国军人在丧失战斗能力之后,并不把被敌军俘虏当作一件有损荣誉的事情。约翰·麦凯恩当年在越南战场上被俘,回国后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后来成为参议员,2008年又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

从军事专业的角度看,军人上战场是去战斗的,不是去送命的。仗打到不能再打下去,军人已经尽力完成了任务,不必像二战中日本军队那样,非杀身成仁不可。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斯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三卷第8章中就说到了专业军人与平民战士的不同。专业军人以打仗为职业,克敌制胜的机会比较大。但是,一旦遇到更强的对手,逃得最快的也是他们。相比之下,平民战士反倒更愿意拼命,这是因为他们把战败看成是一种比死更不堪忍受的羞耻,而不仅仅是一次不成功的行动。

还可以从更大的社会角度来理解美国人的荣誉观。美国人一向把人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遭到灾难,只要不危及他人,独自逃出活命,并不是不荣誉的事情。早在1831年,托克维尔到美国考察时就发现,美国人的荣誉观似乎相当特别,这与美国个人主义的民主制度有关。他指出:“荣誉不外是根据特殊情况建立的,供一个国家或一个阶级用来进行褒贬的特殊标准。”美国没有尚武的传统,没有武士、侠客、将军、勇士、好狠斗勇之士的英雄故事传说。这与美国没有封建主义大有关系,“封建贵族是靠战争起家的,并且是为了战争而存在的。它把自己的权势作为武器,并用武器保持权势。因此,对于它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武勇。它自然要把武勇捧得最高,说它比什么都光荣。因此,凡是显明表现武勇的行动,甚至这种行动违反理性和人道,都是得到它的认可,而且往往根本就是出于它的命令。”

美国人的荣誉观与欧洲的荣誉观有一点相同,都认为勇敢是美德之首,但由于历史形成不同,两者并不是从同一角度来看待勇敢。美国人的勇敢是克服一切困难去成功,而不是个人运用暴力的能力。托克维尔发现,“在美国,好战的勇气并不受到太高的表扬。美国人认为最好的和最值得称赞的勇敢,是敢于冲破海洋的惊涛早日抵达港口,毫无怨言地忍受荒漠中的艰苦和比所有的艰苦更难以忍受的孤寂。这种勇敢可使他们辛辛苦苦积攒的财产,在他们几乎不知不觉之中荡然无存,然后又能使他们以新的努力去积累新的财产。”这种勇敢对于维持和繁荣美国社会是极其必要的,因而受到美国社会的特别尊重和推崇。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这一观察至今仍然十分恰当。

林达:印度贫民窟的“正常”生活

印度是一个60年的民主国家。它在提醒人们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民主是个好东西,却不是在民主制度建立起来的同时,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前不久,《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得了多个国际大奖,但其中童星伊斯梅尔却又回到孟买贫民窟的“正常”生活:政府要来拆迁,不通知哪天拆,说来就来了。拆的清晨小童星还在睡觉,被警察的竹棍打醒赶出来。电视镜头中,贫民窟住户家里的东西来不及拿出来,被推土机推了一地。同样遭遇的,还有其他20名在电影中出演的儿童和其他贫民人家。事情发生,好像就是为了坐实一个事实:电影所言不虚。

在镜头前童星的父亲很愤怒。我想起去印度前,带我去的朋友说过,印度贫民不一样,因为他们有宗教,所以虽然贫穷,可是他们有尊严。我想起一个找不到工作在车站饿了整整三天的中国农民工说,现在他干出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我想起联合国始终认定消除贫困是最重要目标。

镜头前的童星说,当地政府曾承诺奖励给他们家一个新房,但一直没等到。他现在不相信了。我想,以后就算有,也是“形象工程”吧。一起拍电影的其他那些孩子不会有新房子,还有那绵绵延延无边无际的贫民窟居民,也不会有新房子。假如不是“沾童星的光”,这样“正常的拆除”不会成新闻,也不会有人知道。以前是这样,以后很久很久还会是这样。推掉这些人的家,是为了造公园。

印度是一个60年的民主国家。它在提醒人们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民主是个好东西,却不是在民主制度建立起来的同时,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印度贫困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它的庞大人口,今日之“庞大”又将成为它日后人口增长的基数。它的人口难以控制,又和它的宗教有关,去过印度的人,都会看到满街的生殖器崇拜,稍微留心想想,都会对这个国家的人口控制前景存疑。在这样的民众状态下,任何一个想获取选票的政治家,在提倡控制生育之前,都会迟疑。人口压力和贫困,也使得普及教育更困难,而教育上不去,人口压力更大。印度教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也成为社会变革持久的障碍,一部分社会底层的声音很难上传。

我还记得站在著名的蓝色之城的城堡上,鸟瞰美丽的城市,耳边的录音解说却是:这个城市还是按照种姓分区居住。时间久了,都能看出谁是“贱民”来,他们的眼神都是别样的。其实,没有一个宗教是不经历逐渐成熟的过程的,也没有一个宗教的成熟是不经历改革的。宗教改革对社会的影响,只是复杂社会改革的一个部分。印度的另一个传统是:媒体虽然是自由的,可媒体对政治上层的纠葛更感兴趣,而对民生议题兴趣缺缺。在英·甘地时代强行限制了一些政治报道,居然才歪打正着,把一些记者“逼”到关注民生新闻的路上。而这个压力去除,报道方向又有反弹。

每个社会都有它独特的错综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不要指望一夕间以一个变化就能改变。而假如一切都由少数官员说了算,社会隐患引发的灾难可能就更严重了。

刘  柠:解决朝核问题需要“新思维”

经过17天闭门磋商,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和日韩两国终于就制裁朝鲜决议草案达成一致,并提交安理会表决。草案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朝鲜5月25日实施的核试验,要求其不再进行核试验或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暂停所有弹道导弹项目,放弃所有核武器及现存核项目,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呼吁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重返六方会谈。美常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表示,该草案是对朝进行核试验及其后活动的“一种强有力、可信和恰当的反应”;安理会要传达的信息是,“朝鲜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必须无条件回到谈判进程中来,否则后果严重。”

此番决议仍以安理会三年前通过的1718号决议为基础,可以说是其“升级版”。但与前者相比,“制裁”的意味明显强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裁内容有所扩大,二是导入了相关检验程序,增加了可操作性。

但是,毋庸讳言,目前的制裁决议仍是旨在敦促平壤回归六方会谈的施压性制裁,离真正实质性的制裁尚有一定距离。譬如,关于对出入朝鲜的船舶实行货物检查的条款,对于当初美日动议的在公海及(制裁)加盟各国各自的领海内,随机实施货物检查并使之义务化的提案,中方面露难色。毕竟,在朝鲜贸易总额(38亿美元)中,中朝贸易占了压倒份额(28亿美元),如严格实施相关检查并使其义务化的话,那几乎意味着中方一家的“义务”。结果,达成了从检查义务化到目前无强制性的“要求检查”的妥协,同时附加了在公海上需经“船舶旗国同意”的条件。在金融制裁方面,美日最初动议的点名曝光被认为参与了大规模破坏性武器交易的朝方金融机构的名号,并对其实行彻底制裁的方案亦被否决,而变成一种有原则规定而不涉及具体措施的笼统性表述。如此制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切断可能被“恶用”于核武器、导弹技术开发上的物流和融资(现金流),虽尚难预测,但不致因此而完全切断,预留了某些“切口”是肯定的。这一方面再次表明,即使同在六方机制的框架内,也存在美、日与中、俄间“温差”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际社会既要解决朝核问题,同时又极力避免紧张、冲突,谨防擦枪走火的良苦用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方外交部发言人11日表态说,此番决议是“一个适度、平衡的决议”,“有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及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大局”。

但纵然如此,从过往经验和平壤的行为逻辑来判断,决议一俟在安理会正式通过,必将遭遇朝鲜的激烈反弹,此所谓“以超强硬对强硬”的一贯战术。究其反应方式,大致有三种可能:发射中程或洲际导弹、第三次核试验,或在有争议的边界线附近制造针对韩国的冲突。而在此之前,两名涉嫌“非法入境”的美国女记者已被平壤分别判处12年重刑,这显然也是一张为对美谈判而准备的预备牌。

朝鲜一旦对安理会决议做出激烈反应的话,必将招来安理会对其再制裁。那样的话,不仅“制裁-报复-再制裁-再报复”的恶性循环将形成自我封闭的怪圈,无以突破,弄不好,在东北亚或其他地区,说不定还会出现无核国家奋起效尤,地缘局势将更趋混乱。

如果说朝鲜4月5日的发射行动(弹道导弹或“人造卫星”)使朝核问题退回到原点的话,5月25日的核试则使过去15年来国际社会的努力付诸流水。这是一个分水岭,此后在朝核问题上已不存在乐观派:今天,任何人都能看出,朝鲜即使面对再大的外部压力,也决不会弃核。因为对平壤来说,核开发不是权宜之计的战术选择,而是赖以维系政权之恒久存续的根本保障。对此,国际社会必须予以重估和正视。以美国为代表的六方会谈相关国家,有必要调整思维,以新的战略来应对、解决朝核问题。这种战略甚至应包括对朝核可给与多大程度的容忍及事实上与其“共生”的可能性、空间的检讨。

阿  森:公厕  公朴  公器

邓玉娇刺官给我们留下不仅仅是新闻,而是更多的思考。从题目三个“公”字来看,这个世界似乎还是男人的世界,二十岁的小女子要在这个“公”的社会中保全自已,恐怕也是难上加难。 

死得这个男人叫邓贵大,在地图上标不出名的小镇做招商办主任,当他有生理需要时,他上了“雄风宾馆”,他认为的公共厕所。对这样有着社会公朴背景的,掌握着一点社会公器(权力)的人来说,太正常不过了,而且他是准奋付钱的,即便他喝高了,也没有证据说他想吃免费的午餐,他需要排泄,排泄无罪啊。 

这位公朴是好人还是坏人?网民一致认为他是狗官,该杀,并呼吁如果不死也不要开除出党,开除出坏人队伍难道就会变好人?但他太太说不,说他是个好丈夫,是个勤奋为替国家出力的好干部。太太止不住悲伤多说了几句,他不会在外搞女人,她了解他没这爱好。这种表述, 对目前不正常的她显得非常正常,是对她不再有爱好还是对别的女人没爱好,我们不得而知。有人问上这种地方,又带那么多钱干吗?邓贵大太太继续说,她丈夫只有一个爱好,喜欢赌钱,每天一定要找人玩玩牌,赌一把,所以身上总会带几千块钱。一个和谐社会的公朴一天到晚大致在干些什么,除了睡觉再加吃喝嫖赌捞之外,还干些什么,普通百姓很难想象,一年几千亿公帑让三千万掌握公器的公朴去消化,没有时间,没有胆量,没有创新,没有好的身体是绝对办不到的。 

那么野三关镇招商办主任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官?参照农业学大寨时的统计:中国有三千个县(现在更多)一个县二、三十个镇,镇这级别连正科都摊不上,每个镇再设大小局无数,每局五套班子齐全,并咐设各类办公室,邓贵大就这类办公室办公,正付主任加一个临时工,主任的行政级别,于三十年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清管站掏大粪的小组长持平。但他们的超凡的气派、不可一世的心态远远超过了六十年前的蒋委员长,委员长至死都不敢说 “我拉一车钱来砸死你!”。死鬼邓贵大年纪不大,做到主任一档也算升了天,这个镇招商办主任没创造财富的能力,却有阻止别人创造财富能力。这个职务在天高皇帝远的小镇上,其威风程度到了上厕所不用再看场所,在当今中国,无数这类在京官面前腰都站不直, 只能沿着墙跟走的蝇头小官,在地方上却是掌握百姓生杀大权,装模作样领导人民奔小康的合法恶霸,在建设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实在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社会进步了,现在的昏官、贪官、恶霸倒霉后倒也实在,再也没人说这是长期放松学习,放松改造,放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这样也好,还了马克思的清白,马克思如看见邓贵大这种共产子孙,恐怕一时怒起,又要“巴黎公社”了。问题是,所有的公朴都是号称组织部考试、考验、考查,慧眼金星选中的,为什么会出那么多人民痛恨的败类和狗官呢?原因有二。一,逆向淘汰,当今中国官场上五个人中四个绝对不是焦玉碌,所以,焦玉碌要么举手投降,要么不投降走人,大多数人以举手投降、与时俱进为荣,以走人弃官为耻。二,公朴手中的公器变成了商品,跑官、要官、买官成为做官人的共识,不是官还算人吗,做官成了做人的符号,如果你还坚持做官为民,那么,你巳经具备进疯人院的所有特征了。从邓贵大为官的德性看,中国目前的干部考查制度,干部晋升制度尤如泡在水里半个月的死猪,找不到一块好肉,难怪网民说,不查,人人孔繁森,一查,个个王保森! 

很难想象一个半点不起眼,连名都显得土土的野三关小镇,其服务项目、色情水平,软件硬件均不输给荷兰,从“雄风宾馆”这名上就能知道营业的内容了。有人统计:光珠江三角洲的性工作者就是全世界性工作者的总和,这个数字肯定不准,只统计另售,没包括批发(二奶至八奶),但也不会相差太远,旧社会,号称反动派的逼良为娼,新中国,千以万计的娼谁逼出来的?从一个边远小镇性生意兴旺和镇上一个小官对性场所熟悉自如,国际要和中国的色情业接轨是无容置疑的。做官人眼中的女人,不是处女就是妓女,四九年后,共产党让妓女从良,六十年后,妓女让共产党溃烂。今日中华,至上而下,一片糜烂之情,多少邓贵大,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嘴上喊着以人为本,天天上演着“隔江尤唱后庭花”,这点,我是胡锦涛我都怕,红色江山迟早就被你们这帮公朴“草泥马”和谐的一干二净了。 

三只荷尔蒙陡升,手中握着公器的男性公朴,面对被扑到死角的弱女子,就像三个狼面对一只羊。如何让一只羊逃脱狼的凌辱和吞噬,并让狼们不受任何伤害(包括生理和身体),既让狼感别满足,又维护狼的尊严,放到了中国司法面前。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在几移钟内决定用最温柔的办法来制止最残暴的犯罪,即便事后也想不出,任何中止犯罪,保全自已都不存在过渡,可惜,“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是坐法庭上的法官决定的,法官是狼还是羊?不晓得,如是狼,逃过一劫,逃不过二劫,谁叫你邓玉娇是羊呢?!这种狼吃羊的官司,放到蒋介石、袁世凯,放到清朝、明朝,放到一千五百年前的唐朝、秦朝,邓玉娇,邓贵大,真不知谁会上断头台。 

手握公器的公朴邓贵大死了,被当公厕的邓玉娇关了,这是今天的中国故事,毫无疑问,更多中国人相信这也是明天的中国继续发生的故事。 
 
2009610 

吾尔开希:识正书简之我见

马总统提出中文应「识正书简」引起朝野热烈讨论,卖台帽子满天飞,几年前在马英九任台北市长时推动使用汉语拼音,也曾经引起类似的现象,可惜真正该讨论的两岸文字差异的优劣问题从未得到理性讨论。

大陆与台湾都讲国语,大陆在建政之后将之改称普通话。大陆在一九五六年开始推广使用简体字,从此之后,一般我们称改变之前的中文字体为繁体字。大陆使用汉语拼音,即是中文学习过程中的重要发音标准系统,也被广泛用在街道路牌等公用标识系统中,作为给外国人或不识字的本国人发音辅助工具;台湾不用,学生学习汉字的发音标准系统是注音符号,公共标识则既有通用拼音,也有罗马拼音,还有这几年一些县市开始运用大陆的汉语拼音。

我来自大陆,自然对於简体字和汉语拼音都非常熟悉,因为从小喜欢读古书,对於繁体字本来就有相当认识,再加上在台湾的十几年,可以说已经充分掌握繁体字的读写,又因为陪孩子读书作功课,这几年对於注音符号也已经学会。若问我对於繁简之争,汉语拼音与注音符号之争,我的看法是各有利弊,对於台湾朝野社会这几年关於此问题的讨论,我常常觉得没有抓住重点,有时令人哭笑不得。

先说字体。大陆当年决策改革汉字,实行简体,绝对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汉字简化并非始於中国共产党时代,实际上,汉字形成之后简化过程从未停止。从至早极为繁复的甲骨文、小篆到后来不断标准化的宋体、楷体本来就是一个简化过程,在民国时代,新文化运动先驱之一,著名文字学大师钱玄同即主张简化甚至废除中文,改用罗马字,他的部分汉字简书规范化的建议并受到当时的国民政府接受,台湾的臺现都以「台」书写即是国民政府时代规范化的。

大陆实行文字改革,推行简体字是一九五六年完成公布的,当时的文字改革委员会里面的主要学者都是在民国时代就已经在各个重要学术研究机构中执牛耳者,包括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更是民国的创建人之一,并非中共「文革」的内容之一,也不是由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执行者所修纂。推动汉字简化的目的有二,一,使汉字更容易学,以尽早使中国脱离文盲国家;二,使汉字更容易写,写得更快,以提高生产力;当然简化过程同时完成的规范化是那次文字改革的额外收益。客观地说,这些目的都收到长足成效。再说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是一九五八年公布实施的,其主要功用是教育辅助工具,次要功用是汉字转写罗马字标准方案。使用汉语拼音后来被证明好处极多,首先是查字典容易,使得小学中国语文教育简单很多,其
次是罗马化之后仍然维持标准音功能。举例来说,张震、常晨、常真、张晨这几个名字,如果在台湾办护照,用罗马拼音写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就是 Chang Chen, 而在汉语拼音中就会完全不同,第三个,是谁也没想到的好处,在电脑普及化之后的今天,以英文键盘输入汉字,大陆人因为有了汉语拼音,输入法的普及和上手速度都远比台湾香港快得多,我的台湾朋友到了大陆,面对没有注音符号的键盘,不得不学会汉语拼音之后惊呼怎麼没有早点掌握这个如此便利的工具。

沦为意识形态之争

台湾社会对於汉字简繁之争的辩论都沦於与大陆之间的爱恨情仇之中,未了解简体字与汉语拼音背景的台湾民众,也没能够在充分资讯的前提之下作出理性判断。首先,到底称我们使用的文字为正体字还是繁体字就似乎已经闻到了火药味,再加上朝野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党同伐异的批判使得真正该讨论的问题都没能够得到充分讨论。

五岳散人:余大师原来也是“那些人”

就在最近,大师在怒斥某些人时说出“不准继续侮辱中国人”时,曾经下过一个论断,那就是这些人都是“没有捐过款,亲戚与朋友也没有做过志愿者”的那种人——我去大师的博客查过了,该文目前已经不翼而飞……

话说余秋雨从去年开始正式走上舞台,在地震时候的表演已经让大家有目不暇给的感觉。没想到正当大家逐渐习惯了这颗演艺界明星的时候,冷灶里竟然爆出个热栗子,余大师的老冤家萧夏林老师爆料云:这一年多以来,余大师支撑其形象的“含泪”、“大爱至善”之外最有利的武器———20万元捐款———居然是假的,其实是那种口惠而实不至的口腔捐款而已。

事情一出,士林哗然。余大师开始并未正式回应,只是抛出了一个“咬余专业户”的名词。按照常人的思考,遇到这种事的话,最好洗脱自己的方式是拿出捐款证明摔将过去,从此无论是谁都不会再“咬余”了,高大的形象马上也就树立了起来。

奇怪的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竟然要等到一周后才有一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声明。声明承认,原来这一年来余大师无数次叨念过的捐款,至今犹安然地在余大师的户头。只是上个月才开始启动某个鬼才知道是不是去年就说好的项目,“秋雨希望小学”也缩水成了某学校的图书馆,甚至还不是图书馆这么钢钢硬的东西,而是“用于三所新建学校的图书馆”。这个如何“用于”依然是鬼知道,如果再是一堆旧书的话,就是拿大家开玩笑了。就这么个声明,最后居然要“保留使用法律手段的权利”,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其实余大师是否捐赠不应该是质疑大师的理由,甚至他这口水捐赠成为培养自己高大形象的甘露也不是质疑的理由,怀着“大爱至善”而口水捐赠之,亦不是怀疑大师人品的理由。我等普通百姓虽然不能如大师一般口吐莲花、下笔千言,但基本的道理还是懂的,那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所在多有,不捐又能如何?

只是有件事想帮助余大师回忆一下。就在最近,大师在怒斥某些人时说出“不准继续侮辱中国人”时,曾经下过一个论断,那就是这些人都是“没有捐过款,亲戚与朋友也没有做过志愿者”的那种人———我去大师的博客查过了,该文目前已经不翼而飞,幸好网络是有记忆的,还能从别处找到。

两相对比之下,余大师的面目就实在是很不堪了。如果只是自做自吃也就罢了,用自己没有过的豪情壮举去指责别人如何如何。以后余大师不但可用“余含泪”名世,恐怕大家回忆起这段往事,“余二十”就会出现在脑海里。

正是:含泪去把灾民劝,豪情胜慨二十万,说嘴一年今露脸,全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