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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快到这个日子的时候，国保警察都会把六四难属、异议人士、维权人士隔离起来。被保护的人员范围越来越大，逢整数年份尤甚。同样是纳税人，自己受到特殊的安全保障，有点儿过意不去。好在绝大多数人并不没收通讯工具，通过手机短信来和朋友们一起纪念这个日子，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

翻看以往几年的日记，简要记录如下。

2006年6月4日，江天勇律师发来短信：“有一个日子即将再次来临，你可知道？十七年前的这一日你可了解？为了知晓抑或避免忘却，请转发此短信。”

赵国君的短信内容如下：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绝不是满脑肠肥的政法家们的空话，不是谎言下的“和谐”，恐惧下的“稳定”，而是同胞间血肉相关、相濡以沫的尊敬、理解、信任、爱以及生者对死者的真诚怀念！面对曾经逝去的生命，我们的怀念不计利害、功过、恩怨和尊卑，十七年走过，枪声在耳，鲜血历历，后来之人见证，谎言难以为继，常识仍需拯救！让我们做一个有勇气的公民，让我们向失去孩子的母亲们致敬！

我也编了一段，发送范围是同道、同学数十人。

忘记历史，可能导致悲剧的重演；压制真相，等于封锁纠正错误的机会。希望来自于民间对鲜血的记忆，对自由的渴望，对真相的言说，对强权的反抗。在六四屠杀十七周年的日子，向那些不畏艰险而进行非暴力抗争的人，向那些记忆并说出真相的人，向那些坚守原则、不断思考的人，向那些咀嚼耻辱、探索自由的人，致敬！

收到不少回复。刘晓波：“今夜我和妻子守护百合、祭祀亡灵。”杜导斌回复：“自由在死难者倒下的方向！”这两位朋友现在都失去了自由，收不到我今年的短信了。

2007年6月4日我群发的短信内容：

十八年前的今天，机枪打碎了同胞们自由民主的的梦想，坦克碾过了青春的血肉之躯。十八年里我们沉默过，反思过，愤怒过，但我们不能遗忘。我们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记忆是幸存者的责任。向六四付出生命、鲜血和自由的人们致敬！向勇敢地说出真相的天安门母亲致敬！向那些同遗忘和谎言作斗争的人们致敬！

这次发送范围更大，收到的回复也更多。一个漂亮的女记者回复：最好的纪念方式也许不是悲痛、不是仇恨，而是分发育现实各尽其力，推动民主法治的稳妥发展，在这一点上您给我这样的晚辈树立了榜样。今天国内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但真诚希望这沉默不是集体遗忘，而是波涛暗涌，力量潜积。一位律师回复：“谎言和残暴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2008年，六四十九周年时我群发的短信：

好好活着，为了在审判日告慰死难同胞的灵魂。向十九年前在黑夜里倒下的人们，向出狱的和仍在狱中的良心犯，向为自由和尊严而战的人们，致敬！有记忆、有言说，真相就不会被掩盖，有思考、有行动，希望就不会被扑灭！

这次规模发送有300人左右。日记里没有记录回复的情况，但手机里保存着一个：“审判日不会自动到来，通往审判日的路上布满荆棘，醒着的人举着火把领路，代代年轻的灵魂在苏醒，为了赶上黎明的笙歌，为了和沉睡的勇者团聚，将行动和思考化作勇敢的告慰，勇往直前。”

2009年6月3日至5日，我被国保带到密云，编一短信，群发四五百人：

1989年我16岁，1991年进北大，如果我早出生两年，那死在广场上的很可能就是我，那流泪、囚禁的、在思念中老去的就是我的亲人。20年了，“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条道路上”。20年了，自由民主仍是我们的梦想，历史和我们每个人的命运相联，我们有责任记住那场悲剧和苦难，我们有责任说出真相，我们有责任为尊严而斗争——为了我们的后代，我们的血肉同胞不再生活在恐惧和奴役之中！

其实我在第一次拜访丁子霖老师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想法。有时候有种强烈的感觉，觉得蒋捷连就是替我而死的，竟涌起深深的愧疚。捡来的一条命，若还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岂不可笑？

高氏兄弟：“公元1989至公元2009整整20年，7000余日，时光荏苒，悲者年年悲，惧者日日惧，乾坤朗朗而神州凄暗，告慰亡灵之愿遥遥无期，值此暗夜草赋五言绝句以浇胸中块垒：月昏天地暗/人悲亡灵冤/国殇七千日/神州泪雨寒。”

北京律师：“此刻，让我们屏住呼吸，为20年前那个黑夜里倒下的血肉同胞同心祈祷，祭奠！无论你在密云在香港，还是和我一样在迷茫的警车里。”

北京艺术家：“1989年我34岁，在海南岛。你有这样的心我很感动。……”

当年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的郑旭光：“二十年前月黑风高 二十年间指鹿为马 二十年来不敢遗忘 二十年了白日青天。”

余杰短信：“一位台湾朋友说，二二八是台湾人的清明节，那么，六四就是中国人的清明节。死去的孩子永远是孩子，而母亲已白发苍苍。……”

野靖环：“我经历了，我牢记着，我正在做。”

凌沧洲：“……这是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可能还有少数人想像个自由人般活着，许多人连自己生活在恐惧与谎言中都不知道。”

王光泽：“我们都是六四的孩子，我们都是枪口下的幸存者。”

广东企业家：“特别的日子大家都记得，希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明天会更好。”

广州友人：“我们同年！我们曾经斗不过他们，但我们一定活得过他们。我们有幸在见证和参与历史。”

贵州友人：“只要还有人在幽幽烛光中为逝者招魂，只要还有人为淡褪了的血痕祭出一份端肃与敬畏，我们，便坚信彼岸偶水草丰茂的家园。无语是我们的祈祷。”

同事：“活着，并记住！”

同学：“共缅，共勉。”

河南访民：“中国人不全是奴才。有您、许博士、艾老师等中国的脊梁在，有越来越多的觉醒民众在，我们盼望的那一天一定会来的！……”

上海记者：“那年之事未敢忘也，我们所做所说都有此事的底色在。这是为民主已付出的代价。……”

关于这个短信，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件事：一个是，在宾馆里国保看我不断地发短信，也想看看，我说我转发给你。他收到了，看了，没说什么。我还上网给他们找坦克碾人的照片看。

另一件。一个很熟悉的教授给我回复：“你是谁？你的短信有什么含义吗？”我莫名其妙，回复：“我是滕彪，您不是Y老师吗？”过了一会儿得到回复：“自从我用了这个号码，就有很多人找Y老师！不过很巧，我也是一名老师，幼儿教师！”我赶紧说，“我也是老师，抱歉打扰了。”“没事，习惯了。”我以为没事了，过一会儿她/他（我想幼儿教师中女性比例极大）又发来一条短信：“不过您发那条信息有什么含义吗？怎么那么震撼人心呢？”可能是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完全不了解那段历史。如果仅仅几行文字就如此震撼人心，那么全部真相又该如何？在那一夜逃出死亡或没有逃出死亡的人们，在内心又该如何撼天动地呢？

六四六四，有些人在这一夜死去，有些人在这一夜发出阴冷的笑声。

有些人被强制遗忘，有些人却从来不曾知道。

六四六四，有些人在这几天失去自由，有些人在这几天为了囚禁别人而失去自由。

有些人想忘也忘不了，有些人想纪念却无法纪念。

2009.6.6

“人民”，这是当今用得最多的两个字，每个人可以随口说出上百个关于人民的词语：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人民音乐、人民文学、人民公仆、人民政府、人民铁路、人民医院、人民警察、人民代表、人民币等等。在网上搜索一下，在0.094秒内，就出现94，900，000个与“人民”相关的网页。 怎样理解这个时时见、处处见的词呢？

“民”，是一个不好的字眼

什么是人？这需要写一本书来回答。我这里不作深入的解释，只是指一有血有肉、有需求、有思想、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

什么是民？《说文解字》说：民，众萌也。萌，草芽也。从字面上理解，所谓民，就是一堆草芽。《说文解字》在解释氓字时说，氓，民也。萌，同“氓”。“氓”“民”互训，二字通用。民，甲骨文有一个象形字，好像一只眼睛里插一把刀。郭沫若《甲骨文研究》说，“周代作一左目形，而有刃物以刺之。” “周人初以敌囚为平民，乃盲其左目以为奴征。”由此可知，氓是奴隶，是低等平民。

据历史学家刘泽华介绍，在战国以后的文献中，“民”一般泛指君、臣（官僚）、民三大社会等级中处于最下层的那一部分人。民被称为“黔首”，排斥在政治等级之外。《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中说：“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民没有任何政治主动性，只能服从统治，一味顺上。

总之， “民”却是一片没有长成的草，是敌囚，是奴隶，是社会的下层。“民”，是一个不好的字眼。

民既然处在社会下层，显然是皇家大厦的基础。所以，历代皇家不能不重视这个基础。从《盘庚》篇的重民、周公的保民、孔子的爱民、孟子的民贵君轻论，荀子的君舟民水论，到明清时期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民本论，都希望君王重民。连暴君隋炀帝也高唱“民为邦本”。这些重民的思想并不是皇帝也讲什么民主，而是为了让“民”平静地“载舟”，不至于愤怒地“覆舟”。不管“民本”唱得多么高，“君主是政治中唯一的最高主体，民本思想只是‘君道’的囊中物。”

孔子在《论语》中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里把“人”和“民”是分开来。这里说的人，应当是社会层，而民，是指被统治者。英文有the people，中文译成“人民”。而people就是人，民族，人类。是什么时候把“人”和“民”这两个字连起来用，而成为一个用途极为广泛的政治专用名词――“人民”呢？什么时候“人民”这个词又变为地位崇高呢？这个问题有待历史学家考察。

“人”一旦被抽象成“人民”，“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人民”是集合词，这一集合，就淹没了成千上万的个体：“人民”是抽象词，这一抽象，就抽去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

“人”一旦被抽象为“人民”，就成了是没有声音、没有面目、没有形体的幻影。

“人”一旦被抽象为“人民”，就成了可以任意雕塑的大理石，可以把它雕塑揉至高无上的神，顶礼膜拜；也可以把它雕塑成铺路石，踩在脚下。

“人民”这个抽象的幻影不能说话，不能表达意愿，它必须有“代表”。“人民”没有投票的手，“代表”当然不会是“人民”选举的。社会上的强势者才有资格说“我是人民的代表”。像皇帝称自己秉承“天意”一样，“代表”也称自己秉承“民意”。 “秉承民意”的当政者，他就以“人民的意志”来行使权力。然而，什么是“人民的意志”，只有“代表”才能解释了。

抽象的“人民”被说成至高无上的神，神的“代表”就可以以神的名义折腾活生生的人。“人民”不能说什么政策好，什么政策坏。“人民的代表”才能够决定一切，能够对所有的人发号施令。“人民”是政治盲从的群体，是乌合之众。在“大跃进”中，只看到“人民”起哄，看不到“人”的理智。在文革中，只看到“人民”在搞“多数人专政”，看不到“人”的尊严和权利。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是抽象的，主人的位置也就被虚置，管家的“公仆”就成了真正的主人。

人民和只能和领袖相对应。“人民万岁”通常和“领袖万岁”相唱和：“人民万岁”是廉价的口号，而是“领袖万岁”实实在在的个人崇拜。“伟大的人民”必然和“伟大的领袖”相对应：“伟大的人民”是泛之又泛的政治词语，而“伟大的领袖”才实实在在的可以享受权力盛宴的生命个体。在领袖眼里，“人民”只是一个数字，领袖可以轻松地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

哪里“人民”叫得最响，哪里的“人权”就最差

按照伏尔泰“天赋人权”的说法，所有的人都应享受权利。不应当有一部分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权利的情况。“人民”只是众多的“人”中的一个局部，不是所有的人。由于“人民”不是“人”，就可以划定哪一些人是“人民”，哪一些人不是“人民”。对那些不是“人民”的人，就可以剥夺他们天然权利，成为贱民。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随着革命的深入，“人民”的范围越来越小了。在国旗上，围绕一颗大星的四颗小星中，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颗小星，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两颗小星。而在“农民”中，富农和富裕中农也不属于“人民”之列。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新华社记者郭超人提供的一个典型调查报告中说：1979年，四川省双流县新兴公社新店子18岁以上的成年人有117人。其中，“专政对象”17人，“审查对象”70人，二者加在一起占成年人口总数的74％。人民的范围如此之小，是因为“人民”和“敌人”没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律界定。从中央最高领导人到一个村支部书记，都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人说成“敌人”，“敌人”是没有人权的。

用“公民”代替“人民”

说得直白一点点，我们过去所说的“人民”实际指的是臣民。臣民只有服从，没有权利。这是几千年皇权政治造就的意识形态。随着皇权思想的淡出，“公民”这个词儿用得越来越多了。公民是一个外来词，是从“citizen”翻译过来的，它是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規范承担义务和享有相应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自然人。“自然人”是活生生的人，再不是抽象的幻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我国的公民 .不分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见、语言，在法律在前人人平等，都享有同等政治权利。权利和责任对称。凡享有公民权利的人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有了全民责任，才会有相应的全民素质。过去说中国人素质不高，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没有责任，为什么没有责任？因为没有权利。为什么没有权利？因为是“人民”而不是“公民”。

2009年4月8日

一贯低调的他，一反常态，宣称新作《河岸》

是他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

提起苏童，很多人想到的，不外乎《大红灯笼高高挂》、《大鸿米店》、《茉莉花开》这些大名鼎鼎的电影。它们分别改编自《妻妾成群》、《米》、《妇女生活》这些苏童本人并不十分看好的小说。

对于被改编的电影，苏童多少带点不关痛痒的满不在乎。有时候，电影公司为了造势，请他作为原作者出席各种活动，他总是谢绝。早年还有一张照片，年轻的他正领着幼女出去买冷饮，《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广告牌挡住了他家的旧楼。这个穿着T恤短裤，牵着女儿小手的普通男人漠然地从旁走过。

“小说遇到电影，不过是菜农卖菜时碰到了大老板，可这对于菜农的生活并没有改变。”多年来，苏童一直住在南京的闹市老城区。闲时，他会和朋友海侃、喝酒、搓麻将、看球赛。偶尔逛逛音像店，搜罗CD和电影。每天下午，他都在大街上步行40来分钟，看人来人往，车流穿行。晚饭后，他则会安静地写小说。

苏童是苏州人，但他说，喜欢南京憨厚、实惠、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气。10来岁时，他跟着老师来南京参加作文比赛，一出站就爱上了对面的玄武湖和满街遮天的大树。于是大学毕业填写工作意愿时，他想也不想，便填了那里。从此，在南京一住将近20年。

给自己取个动听的笔名，大概可以加速从文的步伐。当苏童“舍弃”“最典型的富农”名字“童忠贵”后，这个姓童的苏州人的写作生涯也开始了。那是1980年，苏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此时文革刚刚过去，舒婷、北岛等“朦胧派 ”诗人风头正劲，“文学青年”苏童开始疯狂模仿他们的作品。为了能在刊物上发表诗作，他以每天5首诗歌的产量写作。而且每天从图书馆找来许多刊物的地址，发往全国各地。结果，换来的是一周20封信的退稿。“我写诗不行，余华他们到现在，笑话我的一个方法，就是当着我的面吟我早年的歪诗。”

1983年，苏童终于来了好运气，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组诗歌。“我在报栏上看见我的名字，就站在那里不肯走，希望我的同学看到。到饭堂吃饭的时候，还担心这张报纸被换掉了，赶紧吃完饭，又跑去看还在不在。”苏童坦言，刚走上文学之路时，支持他的热情，仅仅是为了发表。一个作家未来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文学创作中，神圣、严肃的一面又是什么？他并没有思考过。

真正让苏童意识到写作与内心有关的，是在读了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后。“很多人认为塞林格是个三流或者二流作家，但我非常喜欢他。之后，我写了很多少年视角的小说，很大程度上都是受他‘点拨’。”

塞林格对苏童的影响其实只是一个方面。在他很多小说中，都会出现一个孤僻少年，这和他的童年经历密切相关。1 0岁那年，苏童患了一场大病，非常严重的肾炎，有两年时间只能坐卧静养，且不可食盐。

姑苏滴滴答答的梅雨天里，苏童每天只能躺在年久失修的藤条椅上。房间逼仄狭长，晦暗的墙壁有渗水印子一点点淌下来。苏童目之所及的风景，只有自家的天井、家门口的一条河以及河岸边的水泥厂。

为了保命，苏童半年没沾一粒盐，好几次他掂了筷子在盐罐边上犹豫徘徊，但他记得医生的警告——同街的另一个男孩子也得了同样的病，因为没忍住嘴，老偷偷拿筷子在盐罐里沾盐吃，死了。

或许，正是出于时刻充满对死亡的恐惧，10岁的苏童从此变得比同龄人多思、敏感。这段病中经历，也最终成了他未来写作中的一个影子。“这是我的一块根据地、一个出发点。我一动笔，一个孤苦伶仃的少年形象就会不由自主地在我脑中涌现。”

然而，在写了大量少年题材的“青春往事”后，苏童害怕写作陷入一个固定套路。他决定，以后每一篇作品出来，下一篇，一定要写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也正是他在完成多部充溢着叛逆、喊叫等“先锋反叛”作品后，风格突变，写起从情节到手法都无比传统的中国故事《妻妾成群》。

《妻妾成群》发表时，并没引发大众的追捧。反倒是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让苏童成了名人。然而，很多人却觉得，和苏童明星式的知名度形成反差的是，《大红灯笼》后，他的文学写作越来越少了。“其实我一直在写，写短篇，而且出了一个合集，但是市场上一点反应都没有。有的短篇集子只能卖出几千册，比如我个人比较满意的短篇有《水鬼》、《伞》、《木壳收音机》、《吹手向西》、《西瓜船》等等。但这些，除了一些专门研究文学的人会买来看一看，都不大被人知道。” 苏童笑说，写短篇差点让他揭不开锅。但他仍旧“痴迷得有点癫狂”。

对短篇的热爱，并不代表苏童会放弃长篇小说创作。《米》是他的第一部长篇，为很多人津津乐道。但苏童却说，在他所有作品中《米》像一只张牙舞爪的螃蟹，相貌凶恶。“我几乎怀着一种破坏欲在写，状态就像是跳大神。现在看，小说所涉指的人性空间未免有点狭窄单调”。

3年前，苏童完成了“重述神话”的《碧奴》，重新演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虽然评论褒贬不一，但他自己却很喜欢。今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苏童新作《河岸》。一贯低调的他，一反常态，在新书发布会上说，这是他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

三年三易其稿，从国外写到国内，从第三人称写到第一人称，期间废掉了7万字。故事不仅荟萃了河流、枫树林、香椿街这些“苏童惯用元素”，也是他在写作生涯中首次与“文革”正面冲撞——通过一条流放船在河上和岸上的故事，描绘人在荒诞年代的沉重处境。苏童觉得，写作《河岸》让他有种新生的感觉。

我迷恋写作的神秘性

写作，给了我一种非常神秘的权力。我可以建立自己的虚拟王国，

设定任何的故事、奇特的个人，这非常浪漫

-本刊记者/罗屿

河流是我的乡土

Q：你说写《河岸》有种新生的感觉。但一些读者觉得，少年视角、成长主题、残酷青春、历史浮沉，本都是你惯用的看家绝活。

A：自己评价自己的作品，从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怎么说听上去都自恋，新生也好，超越也好，说到底，一切都是 “修辞”。和我以前的几部作品相比，《河岸》的最大特点是篇幅最长，写作时间最长，故事也最宽阔、最严峻。因此我写这部小说的消耗最大。我也确实有借这部小说推陈出新的创作动机，想要再次从自己身边绕过去。至于看家绝活，我没有什么。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作家都长着一条“狐狸的尾巴”，这尾巴自己不一定看得见，但旁人是一目了然的。

Q：为何会选择河流这个题材？

A：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河、关于船的小说。这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祖辈生活在长江中的一个岛上，而我自己是在河边长大的，现在也住在长江边。我认为河流就是我的乡土。2006年，我带着即将出国的女儿回苏州看旧宅。在一条运河上，我看到多年没见的一队驳船迎面驶来。刹那间，存封在我头脑里的所有关于河流的记忆全都涌了上来。可以说，这篇小说不是灵感的产物，是愿望的产物。

但《河岸》就像我其他小说一样，情节仍旧是虚构的。虚构不等于没有个人经验。比如小说中的向阳船队，是一支“ 赎罪”的船队。我其实没见过这样的船队，但我小时候见过无数赎罪的“罪人”，我把他们编到一支船队去了。另外，男主角库东亮经常潜到河里，听河水密语，这也是我儿时经历的移植。

Q：《河岸》中再一次涉及了成长中的男性、父与子的关系，这也是你作品中常见的题材，你是否以此在回味自己的人生？

A：我一直热衷于表达父子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不仅紧张，而且特别具有弹性，说到底仍是基本的人际关系，寓含了很多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意味。但《河岸》里的儿子库东亮不同于我的香椿树街系列中的少年，父亲库文轩也不同于香椿树街上的男人，这对父子是典型的虚构产物，他们互为坐标，在河与岸的世界里漂泊。

至于我和我的父亲，大概是中国家庭最普遍的父子关系。我孝顺他，他牵挂我，但是我们很少进行真正的交流，因为我们几乎在所有观点上意见相左。

Q：《河岸》的背景是“文革”，这该算是你在作品中，首次直面“时代与政治”。

A：“文革”标识，其实是我这一代作家绕不过去的一段“时间”、一个空间，是我们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如果用影像来叙述，或许可以更加自然、更加原生态地复制我们的童年印象。就像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少年的成长伴随着蓝天白云，从情感上说，始终是一个仰望天空的姿态，这是真实的生理感觉。

但小说不能采取这么一种单纯姿态。回溯一个时代，其悲哀往往来自理性，而这样的记忆诉诸于文字，本身就追加了理性成分。一个作家回望那个时代时，有点像一条访问废墟的狗，它要东游西荡，叼出一些纪念品来，或者是与狗有关的，或者是与人有关的。

《河岸》中我对“文革”的描述是正面冲撞，但有所克制，我尽量寻求一种举重若轻的叙述方法。《河岸》里的时代，或许更像是小说中另一个潜在的“大人物”。我不是用记忆，而是用理性去勾画他最嚣张、最狂暴的面孔。我所描写的其实是一个人所尽知的荒诞年代，因而荒诞是不用去揭露的。人在荒诞年代中的沉重处境才需要被关注。

Q：听说你写长篇小说后，会有种战场归来的感觉——心力交瘁，如同大病一场。完成《河岸》是不是要给自己一个调整期？期间，把重心再次转向你热爱的短篇小说上？

A：谈到长篇、中篇和短篇创作时的区别，从体力感觉上，大概就是跑马拉松，400百米和百米。从内心感觉来看，长篇创作的过程充满更多的收获，很多时候那也是作家本人的一次再成长过程，你一个人讲述一个漫长的故事，打理小说中众多的人物的生活，很疲惫，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膝下儿女无数，辛苦一场，但最后他们全部离开了你，成为读者的记忆，你还要操心他们谁是读者记忆中的好孩子，谁是坏孩子，操心你是什么样的父母。

短篇则单纯许多，因为它并不提供太多的议论点，好短篇容易被全部记住，不好的短篇容易被全部遗忘。我喜欢短篇，但必须承认，写好的长篇，一直是我最大的愿望。

至于是不是要给自己一个调整期，我不知道。因为在写作上我一直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想写一定要写，不想写一定不写。而且在我看来，应付日常生活，本就是一种放松。

我关注世道人心

Q：作家中你算是触电比较早的，由于《妻妾成群》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让你从文学圈一下子进入到公众视野。但在有些访谈中你表示，每当涉及到这个话题，心情难免有些尴尬。

A：不是尴尬，是有点感伤。文学相比电影，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是有点弱小的，人们在很多场合流露出一种直率的态度，他们需要好电影，感激好电影，而小说在他们的生活中可有可无。文学的位置已经被不断地切削压缩了，位置很小，差不多已经搬到僻静处。但我认为它始终放射着神圣美好的光，我不会质疑写作的意义，就像我不会质疑光的存在。

Q：或许正是由于电影的作用，很多人提起你，会马上想到那些“新历史主义”小说——《妻妾成群》、《红粉》等，许多人觉得，你有一种描绘旧时代的激情。

A：所谓“指东划西”，这是京剧表演中常见的演员形体语言，我把它变成小说思维。我的终极目标不是描绘旧时代，只是因为我的这个老故事，放在老背景、老房子中最为有效。我只是以历史做道具，探索人性的复杂。

另外，当历史从个人角度出发，重新梳理，重新构建，它可能哗变、分裂，最终它不一定证明真实，反而证明虚幻，这也是我迷恋的写作的神秘性之一，是我对历史的兴趣所在。

Q：在你的小说里有很多女性形象，你甚至一度被人看成是当代作家中写女性的高手。然而，你作品中的女性，多处于弱势。你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你的南方气质、你本质上的诗人性情有关？

A：很多作家都生活在误解中，我是比较严重的那一种。在我的创作中，只有4篇作品是专门写女性的——《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

我对女性的印象，大多来自18岁以前在苏州的街道生活。外婆很重要，母亲很重要，姐姐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无数的女性街坊邻居，她们经常到我家来向我母亲诉说她们的事情。一条老街，房子是平房，东家走到西家，连门都不要敲，家家门户洞开。你就是不想观察，只要留心，就能记住无数个活灵活现的市井女人。这大概也是在我的小说中，没有大家闺秀，知识女性也很少的原因。

我写女性，一开始就没有设定男女有别。更没有预设女性的弱势地位，我首先关注的是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人的生存处境，性别特征是裹在里面涌现出来的。我是先把女人当人写，然后才想到她是女的，应该是怎样的。

Q：有些作家写作时，会做出与世俗世界对抗的姿态。但可以看出，你是一直在从世俗中汲取营养。也有人说，这表现了你长久以来对底层社会的一种关注。

A：以我的观点，没有世俗世界，大概也不会有多少作家能够生存，即使是神性，也是世俗社会某种愿望的表露，所以我不清楚为什么要对抗“世俗”。我不太习惯一些作家把自己的精神自我优化。我们的社会人群，除了财富、知识、权力和观念的分野，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阶层存在，所以，对所谓“底层”的过度诠释，我理解为是对贫穷的关注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并不那么关注底层，我情愿说我关注世道人心。

我只是“先锋”的过路者

Q：你曾经的一些追随者，会因为在你近几年的作品中（包括《河岸》），没有感受到《1934年的逃亡》、《米》、《罂粟之家》那种先锋的锐度和力量而觉得遗憾。甚至有人认为，你向“主流作家”靠拢了。

A：我一直觉得作家完成一部作品，就像把一条船放到水上去，什么人上什么船，爱惜那条船，或者拆那条船，只能悉听尊便了，你已经无可奈何。我不介意任何来自阅读的真实感受，哪怕这种感受充满误解。误解也是解读作品的常见方法。说到主流，我大概是从不主流的，因为我从来没有主流的价值观，也没有主流的文学观。

Q：你好像很认同余华说过的那句——作家与现实的关系是紧张的。因此，你才会在一些采访中提到：作为作家，到底该如何舒缓这种紧张。曾经，先锋姿态的颠覆与叛逆，是一种方法。而你现在，如同《河岸》的写作，是用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

A：是的。那句话是很精确的。先锋姿态从来是血气方刚的，有很大程度的自我暗示，它其实夸大了作家与现实的那种潜在的紧张关系，因此颠覆与破坏多半是在非理性状态下的“暴力”姿态，而我现在的方式不是舒缓，因为那紧张是舒缓不了的，我只是仰仗理性，承认那种紧张，承认它，利用它，用足够的耐心去梳理这种关系。

Q：你说过，最初的写作并没有刻意要呈现先锋性。因此也就不存在，现在对先锋的背叛与决裂。是否可以这样说，你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看重自己的写作姿态？你只是在探索创作上的各种可能，不断打破自己。

A：是的，没有多少作家是把“先锋”作为文学理想的。我并不是先锋阵营的叛徒，只是一个过路者而已。

在写作中，我一直在宣称要割裂自己。但我也意识到，一个作家无论如何改变自己、破坏自己，你的筋骨还在那儿，你的血液还在那儿，这两样东西，无论如何是变不了的。所以要一个作家完完全全地颠覆自己是不可能的。但问题是，你必须要有在自己身上动刀子的决心。这种决心可能在其他方面体现，譬如在选择的题材上、类型上。

Q：想象力，是很多人提及你的作品马上想到的一个词。即便是那些以童年视角描述枫杨树故乡的小说，也充满了大胆的奇思异想。和想象相比，一个作家的个人生活可以多大程度地笼罩他的创作？你好像说过，那是一种虚与实的较量。

A：关于想象力，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有个奇特的表述，他说，“想象是个可以落进东西的地点”，他借用但丁的《神曲》作此表述，我借他的“东西”和“地点”说来表述对于想象力的看法，实际上想象力是有“东西”的，有“地点”的，我的枫杨树故乡也好，香椿树街也好，我的个人生活也好，它们不是“东西”，就是“地点”，想象力笼罩我的创作，我的个人生活笼罩我的小说，这两者并不对立，虚与实总是在较量，但最终要握手言欢。

Q：你曾经说过，经历20多年的写作，你就像个老兵在打一场没完没了的战役，身心疲惫但依然渴望军号再次吹响。你没有恐惧过想象力、精力的衰退？

A：我不会有此恐惧，就像上面所说，因为我有那个“地点”，也有很多“东西”准备落入那个地点。我越来越感觉到：写作，给了我一个非常神秘的权力。通过写作可以建立自己的另一个王国，一个虚拟的王国。我可以设定任何的故事、奇特的个人？？可以粗到千军万马，也可以细到情感纠葛，这是非常浪漫的。

 

张爱玲的小说叙事制造了文学史的奇迹——她比其它同时代作家拥有更大数量的粉丝。这是作家和读者共同造魅的后果。在这场文化造魅运动中，张爱玲既是被造魅的对象，也是最重要的造魅者。这种双重身份塑造了她的暧昧面目。

几乎所有的大陆读者，都把张爱玲当作中国小资的祖师奶奶。张所表述的1940年代的上海趣味，是张粉最痴迷的气息。她的自恋、敏感、时尚、优雅、纤细、尖刻、算计、世故和练达，成了殖民地女人的象征，进而演变为小资美学的最高典范。那些“兀自燃燒的句子”，诸如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等等，令张粉们心旌摇荡。诡丽的“张语”如天籁之雨，降临在她们头上，仿佛是一场盛大的文学洗礼。

张爱玲遗留的摩登影像，加剧了张爱玲作为小资偶像的命运。她生前的口红、眼影、粉盒、假发，被精心拍摄并四下流传；而她早期的旗袍和发型，风姿绰约，更符合小资的历史想象。“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老眼昏花的作家柯灵，对此发出语义暧昧的赞叹。更多的青年小资，也汇入高声赞美的队列。在娱乐资本主义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女作家比张爱玲更符合视觉优雅的尺度。

张爱玲的自恋，是遭到小资热爱的第三原因。一个孤芳自赏的女人，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那尔客索斯，狂热地爱上自己的水中倒影，并且因得不到这倒影而憔悴至死。她的早期小说就是这样一种照镜叙事，其间每个人物都含有她自身的代码。而这正是她备受宠爱的原因。张爱玲是照亮一切小资的镜子，她们在她的面容里窥见了自身的影子。而她与胡兰成的爱情，则更是浪漫派小资的样板，让她们从一个被拒绝的失意女人身上获得慰藉。

正如其小说《流言》所暗示的那样，张爱玲就是市井流言的轴心，受困于世人对隐私的狂热爱好。她甚至就是所有都市流言的总体性象征。她的早期小说，仿佛是一种经过美学包装的流言，叙说着那些微妙琐碎的人情世故。不仅如此，她本人的身世和履历，更是流言飞旋的焦点。在其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问世之后，她的私生活再度被各种流言和猜测所环绕，迅速演化为21世纪的人肉盛宴。张爱玲本人的“裸体”出演，满足了市民的窥私渴望。她是自我献身的文化烈士。

这就是“张爱玲魅力”的四种根源，大致可以成为读者热恋张爱玲的逻辑依据。张谢世之后，她的读者变得更加狂热，在每一场与张爱玲有关的狂欢（如电影《色戒》的公映）中粉墨登场，扮演她的守望者，继续为她的身体和文字造魅。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拥有如此坚贞的粉丝群众。张的拥戴者，早已跟张的骨肉融为一体。

但殖民地的张爱玲，并非就是她本人的全部表征，而只是其人生多面体的某个侧影而已。张的一生，至少分为三个时期：殖民地小资期、反乌托邦期和人格分裂期，但她却遭到粉丝团的严重误解，以为她们所触摸到的单一的殖民地肢体，就是张爱玲的全部躯体。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文化误读中最荒谬的部分。小资张迷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从华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1952年以后，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揭示它幕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该段发表时被删）

革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难。（该段发表时被删）

美国时期的张爱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她的《红楼梦魇》毫无才情，写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而与此同时，她依然在奋笔书写《小团圆》，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于世故，一方面不谙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转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 

异乡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在晚年变得日益严重。那个“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成为典型的幽闭症患者。她畏惧跟所有陌生人对视、交谈和来往。《小团圆》是其接通记忆家园的唯一走廊。她穿越时光，在旧岁月里跟自己告别，并宣判他人一起死亡。

张爱玲在其去世前一年，出乎意料地公开了自己的玉照，成为一次充满隐喻的宣示：她容颜衰老，毫无表情地瞪着镜头，手里拿着刊登某国领袖去世消息的中文报纸。这死亡象征着政治造魅运动的历史性终结；而在试图传递流亡者仍然健在的信息之际，张爱玲没有笑意，却露出苍老冷漠的容颜。这超出常规的举止，就是自我祛魅的信号。这帧意味深长的照片，同时揭出政治祛魅和自我祛魅的两种事实。 

《小团圆》跟此照片有密切的呼应。它是超越常识的写作，也是《秧歌》祛魅叙事的延续：华袍捉虱运动，从国族的层面转向了自我。面对造魅运动的强大潮流，张爱玲向自身发出了“致命的”一击。她成了一个冷眼捉虱的“他者”，以自我解剖的方式，把依附在灵魂和肉身上的各种暗昧虱子，逐一展示给那些热爱窥私的观众。张爱玲讲述美国堕胎的故事，回忆自己用抽水马桶冲走四个月婴尸，笔触节制，语气超然，仿佛在转述一个跟本人毫不相干的事件，显示出惊世骇俗的一面。她藉此嘲笑自身，也嘲笑那些造魅群众，但这不是所谓“自虐”的需要，而是基于一种内省的勇气。她从这审判中获得了自我解构的尊严。

张爱玲卒于1995年，又在2009年版的《小团圆》里第二次死去。那些被其文字所滋养的群虱，继续在造魅并吸取她的遗血。这正是张爱玲所痛恨的场景。缄默的亡灵是不幸的，在两度谢世之后，她还要被迫面对这喧闹可笑的众生。

（本文原载《南方都市报》。发表时，编辑未经同意删除了两个核心段落，导致文意无法准确表述和传递。此处发布的，是原初的完整版，读者若要引用，请以此为准）

本文题图：刘野《张爱玲》

匈牙利《地平线》杂志2006年“匈牙利事件”五十周年之际对匈牙利前总统阿帕德。岗茨的采访

翻译：罗原

阿帕德。岗茨从1990年到2000年任匈牙利共和国总统。这位84岁的前总统年轻时主修法律，却从未当过律师。他积极参加了1956年的革命，次年入狱，并在狱中学会了英语。在过去15年中岗茨一直是最受爱戴的匈牙利政治家，很多人至今仍亲昵地称他为“阿皮大叔”。

问：总统先生，那些不熟悉匈牙利现代历史的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一次失败的革命对许多人来说却如此重要，您说过1956年在您的生命中比过去15年还要重要，虽然过去15年中您成就了一个政治家能够成就的一切。

答：这很难说清楚。过去八十多年中我经历了很多。我看到了战争，坐过牢。我当过工人和农艺师，后来成了一个知名的文学翻译家，甚至是作家。后来，众所周知，我又成了1989年后的第一任民选的匈牙利总统。正因为我经历了这么多，我才有足够的时间去体会哪些情感，情绪和作为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在所有这一切当中，迄今为止我的感受最深刻和丰富的就是1956年的革命。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当年的情景，这些情景永远不会被磨灭。革命的氛围是独一无二的。你可以称之为浪漫的，混乱的或者是狂热的，但是都无法准确地表达。对于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们而言，不管怎样努力的解释，那次革命也仅仅是一段历史。

问：即使是照片经过了半个世纪也会模糊不清。穿过历史的迷雾，有哪些场景如今在你的脑海中依然清晰和强烈？

答：10月23日，一个朋友上气不接下气的冲进我家：“革命……！革命了！”我当时心不在焉地问“谁的革命？”回想起来，当时很多人根本不了解在这所城市里发生了什么。我脑子里第一个强烈的画面就是我们站在国会大厦前面的人海中听总理伊梅尔。纳吉讲演，当时我的女儿Kinga骑在我的肩膀上。（Kinga现任匈牙利外交部长）。我看到人们的脸上流露出一种陌生的、久违的喜悦。这么多人出于自愿聚集在一起，这样的事情本身就已多年未见。而这些脸孔又在纳吉出于习惯而称呼他们“同志们”的时候突然变得愤怒起来。第二个场景是：我和我的妻子Zsuzsa站在窗口看着Philisaba装甲师的坦克隆隆驶过。第一辆坦克上有一个小个子的指挥官，向路边的人们挥舞着拳头。而正是这个奉命进城挽救共产政权的小个子后来却转而支持革命者，而命运又安排他在我隔壁的牢房中被关押多年。

问：这些旁观者是如何成为了革命的参加者？或像他们后来在起诉书中所称，成为了“阴谋”的参与者呢？

答：我可以再向你讲述两个场景：第一个发生在1956年10月25日，地点在国会前的广场上。那天我去农业部办事。我当时在农村工作，所以需要时常去农业部汇报工作，而农业部位于同一个广场的边上。当我离开农业部大楼时，看到地上躺着一些尸体，有男人也有女人。而有数百人正惊慌地逃离广场，涌向附近的街道。机关枪正在从一栋楼房的屋顶上和广场附近其他一些地方向人们射击。在农业部门口等候我的司机躺在车轮旁，满脸是血，已经死了。这就是著名的国会大厦枪击事件。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清楚当时是谁和为什么突然开枪，但最有可能的凶手是苏联士兵，是他们得到命令用机关枪屠杀和平的示威者。当时我站在那里，眼前的景象使我无法移动半步。我对自己前一天提出的问题有了确定无疑的答案。我知道了这是谁的革命。第二个场景对我而言意义更为特殊，因为有两个在当时并不重要的小人物多年后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革命期间我开始为筹建小农联盟工作，所以经常出入位于Semmelweise大街的小业主党总部。那栋房子由一队国民卫队员守护，而我经常和一位名叫约瑟夫。Antall的队长聊上几句。1990年，正是这名卫队队长成了匈牙利共和国的总理，而我成了共和国的总统。

问：在革命被镇压后的1957年，你和很多人一道被投入监狱。对你的指控是阴谋背叛国家。你被关押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答：当我明白了“这是谁的革命”，我和朋友们一起投入到行动中。我们组织抵抗，传播消息并开展各种辩论。当俄国军队在11月4日再次入侵匈牙利以后，我参与了由一群知识分子起草的，旨在对匈牙利日趋恶化的形势寻求国际解决方案的备忘录的组织工作。是我将这份备忘录递交给了印度驻匈牙利的大使馆。

问：为什么选择印度？

答：因为在理论上印度是政治上的中立国家。而且尼赫鲁本人也享有巨大的声誉。我们当时幻想如果得到他们的支持事情也许会有好转。今天看来，当时的作法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但我们当时却充满了希望。当时我见的最多的是一位在印度使馆工作的有趣而随和的年轻外交官，他名叫拉赫曼，而我们后来成了朋友。我听说当我被判处死刑后，正是他说服他的上司找到苏联人为我说情。我当了总统以后有一次在德里又与他重逢。他告诉我当时他做了能做的一切，但一直不知道他所做的对于挽救我的生命到底起到了多少作用。

问：1956年有很多匈牙利人逃亡到国外。你明知自己有危险，为什么选择留在国内？

答：1956年的新年前夜我和朋友们在一起喝酒，我的妻子Zsuzsa突然泪流满面。她说：“我预感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她是对的。不久之后我就被逮捕了。我们的一位朋友说当时他已为我们逃离这个国家安排好了一切，但我们还是决定留下来。接下来的岁月对我的妻子来说非常艰难，孩子们也不得不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生活和长大。我不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但即使是今天，我也不认为自己会做出其他选择。如果人们明白我所说的，那次革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历程，也许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当时不能也不愿意逃离这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生死攸关的时刻，而我们的革命正是一次这样的时刻。

“扯大锯，lao（读去声。字典上有这个字，提手旁，右边一个老字，电脑上敲不出来）小锯，姥娘门口唱大戏。接姑娘，陪女婿，小外孙，也要去……”多少年前，经常见到身边有大人，坐在那儿，用一双大手拉着孩子的一双小手，一推一拉，唱着逗着，孩子乐不可支，甚至能笑翻天。

“小黄雀，尾巴尖，一只飞到桂花山，大姐逮，二姐拴，三姐烧水四姐挦；五姐剁，六姐煎，七姐开柜拿油盐；八姐盛，九姐端，端到十姐眼面前。吃块肉，喝口汤：家鸡没有野雉香。”开始说是小黄雀，后来变成了野雉。这首儿歌肯定也是很早了，反正几十年前我小的时候，就听大人逗孩子时在那儿说唱。那时的中国并不讲计划生育，不然，也不会生出这么多可爱的千金来。另外，那时更不懂“要爱护动物”，才会创作出这种在今天看来“不合时宜”的儿歌。

说到儿歌，又想起二十多年前，现在早已被称作“饮誉中国出版界的知名人物”，据说“推出了众多优秀图书，塑造了‘长江文艺’金字招牌”的周百义，曾给我寄过一本他的儿童短篇小说集《竹溪上的笋叶船》，其中有篇《远去的喜鹊》，里面就很插进几首儿歌。比如：“老爹老爹，下田吃麦，锣鼓一打，尾巴一撅，……”这是借机谑骂人。又比如：“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将娘背到后山底，媳妇抱到被窝里……”不用说，这是讽刺不孝之子。还比如：“小白鸡，上草垛，没娘孩，死难过，打到地上捡柴禾，一捡捡到晌午过。白馍不给吃，黑馍吃半个。叫他接，他不接，打他小手冒了血……”用今天的话说，这是虐待儿童，虐待孩子。看得出，周百义这篇小说中的儿歌都是“有意思”的。其实，民间流传下来的更多儿歌，并没有什么“意思”，或说就是“信口开河”。

小说家林斤澜先生曾出版过一本散文集《散花记散》，书中有篇文章《长远的感叹》，林先生在这篇千字散文中，对名物风俗很感兴趣，甚至有较高的评价：“有人断言百十年后，现在的许多‘正经著作’不会行时了。也有今日的大作家，估计自己的作品，身后不过五十年生命。也有惊呼作家尚存，作品死亡了。但名物风俗的实录，却是后世长远查考的资料。若不‘人云亦云’，更兼几分好文字，就会传诵下去。”又说：“街市居室，书楼歌坦，治学养猫，有伦理，有习俗，有儿歌民谣，决不是记得多，实可惜录得少了。”

读中国文学史，大抵如林先生所言。另外，若从三岁算起，到七岁上学，几年时间单从大人哄唱的儿歌就不计其数，可后来又还能记下多少呢？特别是这些儿歌，只是作者的回忆，尽管“浓得化不开”，与读者并不相干，按林先生说法，“只好淡淡说来，让事情本身，撞得着读者不定哪根神经就算是撞个正着”了。林先生这句话就正好“撞着”了自己的一根神经，使我饶有兴趣回忆起自己幼时听唱过的一些儿歌来。

先说林先生这篇散文用了大半篇幅谈儿歌，还举了一首或半首的例子，如：“燕儿，燕儿，飞过殿；殿门关，飞过山；山呀平，地呀平，飞过打虎岭。”林先生觉得这“歌”“意义不可解，或无可解”。还说，尽管“记得那天真的夏夜，星斗满天，小孩儿摇着蒲扇，围着竹床，齐声歌唱。至今歌词历历，却莫名其妙，又意味无穷，或者是童味无穷，才莫名其妙。”这后一句“或者是童味无穷，才莫名其妙”，大概正是儿歌的真谛。

其实这种不可解或无可解的儿歌在儿歌中为数不少。自己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儿时的有些事情早已忘得无影无踪，可像这儿时春秋两季与小伙伴们唱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儿歌，有时居然还能顺口唱出一些。

比如：“月亮走，俺也走，俺给月亮背挎篓，挎篓里面一碗油，姊妹三个来梳头：大姐梳个盘龙凤，二姐梳个桂花楼，三姐不会梳，梳个燕子窝。燕子跑里嬎个蛋，拿给奶奶看一看，奶奶就要吃，烧也烧不熟，煮也煮不烂。奶奶奶奶你莫急，锅里有块腊肉皮。这头吃，那头冒，烫得奶奶一嘴泡！”

又比如：“下大雪，下小雪，从那来个白姐姐，搬个板凳你歇歇，你的小脚俺捏捏，回家莫对你爹说。你爹打，你妈jue（骂的意思），jue得心里过不得。”

还比如：“扯郎郎，拜小姐，小姐穿个破油鞋。油鞋破，两半个，猪打柴，狗烧锅，猫子担水崴了脚，唉哟唉哟疼死我！抓把面，糊糊脚；和把面，摊馍馍。馍馍呢？猫吃了。猫呢？上树了。树呢？水淹了。水呢？龙喝了。龙呢？上天了。天呢？（用手随意向天一指）那不喽！”每说完这一句，大人孩子都会开心地笑。

还有：“小黄孩，你从哪来？俺从南山放马来，有草吗（念man音，下同）？青莽莽。有鱼吗？扁担长。你咋不逮？没得网。网呢？卖了。卖的钱呢？给老伴了。老伴呢？死了。你咋不哭？汪汪汪汪……”

这些儿歌的意思说不清，或说很杂乱，再说句要算亵渎的话，近似“胡扯”。现在想来，这些儿歌，大约是过去一些脑子好使的大人或说老人们用来哄孩子睡觉或是逗孩子们玩乐时临时随口编出的，久而久之，就流传了下来。因此，这些儿歌只讲好玩，只讲效果，至于逻辑、主题，一概不讲。然而，正是这种原汁原味的儿歌很有可能在一个时间段还会继续流传下去，甚至比有些大作家的作品流传的时间还要久远。

后来读汪曾祺先生散文集《蒲桥集》，其中有篇《童歌小议》，也是这样认为的。汪曾祺就认为有些儿歌“是孩子们‘胡编’出来的。如果细心搜集，单是北京，就可以搜集到不少这种少年儿童信口胡编的歌”。又说，“旧日的儿歌无作者，大都是奶奶、姥姥、妈妈顺口编出来的，也有些是幼儿自己编的，是所谓‘天籁’，所以都很美。美在有意无意之间，富于生活情趣，而皆朗朗上口。”

那么对这种儿歌，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呢？汪先生认为人们对儿歌大致采取五种态度，而汪先生只赞成其中一种，即“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信口胡编。第一是信口”。为什么呢？汪先生认为，“孩子对于语言的韵律有一种先天的敏感。他们自己编的歌都非常‘顺’，非常自然，一听就记得住。”“其次，是‘胡编’。就是说，学习孩子们滑稽感，学习他们对于生活的并不恶毒的嘲谑态度。直截了当地说：学习他们的胡闹。”在汪先生看来，孩子们的“胡闹是不易学的”。此外，汪先生最反对“禁止”儿歌，他说：“禁止不了，除非禁止人有童年。”想想也是。即使到了信息时代，现在有时走在马路上，仍能见到一些放学的孩子边走边互相做着某种游戏，同时嘴里也跟着唱起只有他们这个时代时兴的儿歌。

人的一生总要分几个年龄段，而每个人也都是从儿时过来。一般来说，每个人的儿时都会留下不少记忆，儿歌应该要算其中一种。至于孩子们之所以会产生那些“并不恶毒的嘲谑”的儿歌，汪先生认为这“反映了一种逆反心理，甚至是对于强加于他们的过于严肃的生活规范，包括带有教条意味的过于严肃的歌曲的抗议。这些歌是他们自己的歌。”

当然，家庭背景有别，时代有别，儿时的儿歌自然也有别。而且我顽固地认为，越是穷人家，越是乡村荒野中人家，那儿歌也就越是丰富多彩。反而在富贵人家，在贵族世家，是很难听到一些如“天籁”的儿歌的。

更让人有些伤感的是，不管怎么说，天下万物皆有生死，儿歌也不例外。因此，如上面那些古老而遥远的儿歌，也正在远离我们而去，随风而散。

按︰这是邵燕祥先生为倪艮山先生回忆录《沉思集》所作的序。倪艮山，男，蒙古族，1925年生，1957年在国家经委被打成“右派分子”。其回忆录《沉思集》已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于2005年8月出版。这篇序着重谈了记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随笔》2006年第二期发表时题名为《民间的、个体的记忆》，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读倪艮山先生书稿，其中回忆生平的部分，所述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各种事件，都是我同样亲历的，涉及的一些人，一些旧地，有些也是我熟悉的，读着尤感亲切。它足以唤醒我的记忆，并促使我睁大眼楮凝视我们记忆攸关的历史。

对于人生经历不相同的人，比如更年轻的一两代人，这本书，或类似的书，还有没有一读的价值呢？

如果有，那就是可供对一段历史“补课”的参考。一位很有识见的画家陈丹青先生，最近在鲁迅纪念馆的讲话中就说︰“我们的历史教育是严重失实的，我们的历史记忆是缺乏质感的；历史的某一面被夸张变形，历史的另一面却给隐藏起来。”

民间的、个体的回忆，可以给历史言说注入真实，注入细节，也就注入了质感，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本相。

人， 社会的人，是离不开历史的。想要离开历史的人，也如想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是徒劳的。时间无始无终，而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是从历史而来，并将 归于历史，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尽管先秦距今两三千年，已经是遥远复遥远的过去了，但是，先秦的思想，无论是孔孟或老庄的，依然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观、世 界观或最世俗的“处世哲学”。历史有它的光明面，也有它的阴暗面。主流意识形态不论是前些年的崇法，还是近些年的崇儒，也都是要我们回归传统的“阳光”之下。在制度文化层面，“百代犹存秦政制”，说明我们并没有完全摆脱了“千古一帝”大一统中央集权王纲独断传统的阴影。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够置身于百多年来近现代史的影响之外呢？

历史是千百万人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条件下互动的过程，在形成这一合力的各种力量对比中，强势群体的利益和意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历史在一个时期的走向，然而，强弱会有转化。而且，即使是占强势的群体及其代表人物，也仍然受到客观的局限——生产发展、认识能力以及利权分配的局限，而不能百分之百地逞其私愿。

这个历史过程能不能真实地反映在历代以文字记录的史书中呢？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推崇春秋笔法、赞美董狐的史德，由此可知，“左记言，右记史”而真要秉笔直书，有多大的阻力和难度。在改朝换代的不断更迭中，往往新朝修旧史，于前朝的弊政也许可少顾虑，但一旦遇到与当代统治集团有关连处，怕还是要受权力干预的。权力的本性，就是不断膨胀，要君临一切，何况是不受制衡的君权呢。于是，要求“信史”，确是戛戛乎其难矣。

历代的史官，是吃皇粮、享俸禄的，这样，笔下就难逃权力的羁绊。幸亏历代于官修的正史之外，还有甘冒斧钺的私家治史，以及从文字狱的网眼里漏出的野史笔记，哪怕其中夹杂着道听途说，但也差胜于有意制造的欺人之谈了。

我国政府在对待国际历史问题时，多年来强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完全正确的。这句成语，其实也只是对各国朝野那些有心汲取历史教训、总结历史经验的人有用；而对怙恶不悛的军国主义者之流，则是对牛弹琴。东瀛一再上演的“教科书事件”就是一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具有普遍意义，就是它不但求诸人，也要反求诸己。我写过一篇小文，谈“我们也有教科书问题”，就是这个意思。在盛行“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道德律令几乎视为当然的国度，提醒这一点非常必要。辛亥革命将近百年了，对孙（文）黄（兴）关系、“陈炯明兵变”等历史话题，才有人试探提起；民初至今八九十年了，对于当时一些历史人物的真实表现，才有一些摆脱漫画化或标签化的披露。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多年来许多档案成为秘籍，而公开的历史书写遮蔽了真相。

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今天在世的前辈中，即使高龄如“五四”前出生的季羡林、黄苗子先生等已不及见；他们，以及上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亲历了共和国时期的例如肃反、反右派、文革等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至今也又有四五十年了。这一段影响及于全民族的重要历史，在集体记忆和历史书写中的情况，却很难令人满意。

在运动中，由于所处社会政治地位不同，也由于对历史、对人民（有些中共干部，则还有对党）的责任感不同，不但当时，而且嗣后对待这段历史的态度，也很不一样，甚至大相径庭。

这里，矛盾集中于记忆抑或忘却之争，求实抑或掩盖之争。

在一般群众，不是深受其害的人，往往不自觉地淡化了记忆，一部分当时只求自保而基本上处于旁观者地位的人，如肃反时的非审查对象，反右中的中间派，文革中的逍遥派，虽然当时也有过一些紧张以至惊惧，但既得逃避和远离，往往也不愿再以回顾和反思“自苦”，这是人情之常。我认识一位六十多岁的资深编辑，他曾投入文革，但反右时还不在场，后来虽也编发过反右背景的作品，但于细节不甚了了，他听人说起反右时各单位都有划右派分子的控制数字（一般为单位人员5%的指针），竟大为惊异；另外一位作家是在北京大学经历反右派斗争的，而他对这个当时几乎人人知情的事，竟也漠然不知，原来他那时正浸沉在热恋之中，于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

历次运动中的斗争对象，一般年事已高，有些人觉得人生一世，要活得明白，虽时过境迁，还在力图通过阅读和追问，探求历史真相，也就是在时代和环境的大小背景下，寻找众多个案共同的和个别的根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利于后代，也才能够得心之所安。不过，也有一部分受害者采取了不再回首的态度，因为感到回忆使人痛苦，不如出离记忆。

出生于四五十年代的人，除了知青一代对文革和上山下乡保存了切身的记忆，而于更早些年的反右派斗争（更不用说更早的事情），往往也很隔膜，如听白头宫女说天宝年间事。

现在，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作家，有些已开始“怀旧”了。 在他们提到父辈的生活时，包括有些反映五六十年代的影剧中，可以发现，他们对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右、文革、干校、劳改、劳教这些关键词的理解，其中时序的先后，具体的区别，往往模糊不清。这不怪他们（当然他们也有不够严谨的一份责任），而首先是在公开出版物中，亲身经历过那个历史阶段的过来人，写得太少了，无论是非文学的，还是文学的。过来人的记忆，有的已不可靠，何况是耳食之言，以讹传讹，这是就历史叙述的真实性而言；至于艺术的虚构，对于非虚构情景的想象，本来也是脱离不了原初的生活真实这个基础的。

看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封杀记忆以至消灭记忆的习惯势力还是颇为成功的。有一位在肃反（由反胡风引起）和反右两大运动中
受到迫害的朋友，他的孩子成长于八九十年代，毕业于名校，出国定居，高职高薪，竟因父母保存受迫害的回忆而反唇申斥，有甚于村民们的冷漠祥林嫂。因为他所受的教育中，共和国最初三十年 的历史是一片空白。在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还在台上的某些文革掌权者，不但不许“为文革翻案”，对历次政治运动制造的冤案，照旧是连说也不许说的。三中会全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为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同时还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但其后不久就有了与中共中央声明“彻底否定文革”相悖的一些具体规定，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把文革和反右等划为公开言说的禁区。与此相应，有那么一些身居美国而拼命歌颂文革等极左行径的某派人士的文章、言论，对不知历史的年轻人——像刚才说的那个孩子，就乘虚而入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自然规律不断将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引出尘世。能为那个时代作证的证人只能是越来越少。我们现在看到，南京大屠杀和各地日军烧杀淫掠暴行（包括被抓劳工和慰安妇的血泪史）的受害者、目击者、知情者，能作为证人出庭的已经屈指可数了。有鉴于此，我们更要与时间争夺历史的证人和证词。写出自己所经历的，耳闻目睹的历史真实，使我们对过去时期的历史有一个尽可能全面、尽可能真实的记录，当然要包括大家公认为国难和国耻的一切，这不是一般的怀旧， 也不是如过去所谓之“忆苦”，而是一代人、两代人对子孙后人做出的必要的交代。每一个个人的记忆，汇集为群体的、社会的记忆，从而使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真实记忆，光荣和梦想，连同天灾与人祸，血泪的教训，在一代一代人心中接续下去，永志不忘。

在 目下的法律实践中，遭遇到一个难办的环节，就是不易找到证人，或者证人找到了，却不愿出庭作证。大家明白，这是害怕作恶者和违法犯罪者及其同伙的打击报 复。但因此形成的证人缺席，难免成为罪犯逃避罪责的漏洞。而我们今天，以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过来人身份，以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受害者的身份作证， 阻力究竟来自何方，这是值得所有的人，包括明达的执事者好好想一想的。因为，这不是为了追究法律责任，而是总结历史经验。三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正反面经 验，如此之多，如此之深，有些且是浸透国人鲜血的，若不从思想上、制度上加以总结，历史的灾难完全可能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想，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中国从 五十年代以来，一次一次逆自然规律而动，以“向地球开战”和“征服自然”的名义对国土资源、环境生态、自然景观肆无忌惮地掠夺、摧毁、破坏，即使进入“新时期”后 有所察觉，但总结经验不够认真，纠正措施更远不得力，有些方面甚至在更大规模上重复过去的错误。现在，自然灾害频仍，自然对人的报复已经临头，这是有目共 睹的事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如此，而在社会政治生活方面，如不切实对待历史，所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难道竟会有例外的侥幸吗？

因 此，尽管倪艮山先生与我素昧平生，但他嘱序于我，我也有话要说，就借此写了这样一些拉杂的感想。每个人经历有不同，才具有大小，记忆有详略，文笔有高低， 但我们作为一个从二十世纪幸存下来的中国人，如果多少留下一段时代的证词，就不虚此一生，对得起自己有过的迷惘与追求，也对得起自己受的那份苦难，对得起 自己的良心，在面临“最后的审判”时，我们可以说︰我说了一切，我拯救了我的灵魂！

2005年7月19日

在写作此序时，读到两位我所尊敬的前辈文人对往事回忆的态度。

一位是孙犁先生，他在给《大墙下的红玉兰》作者、小说家从维熙的信中说︰“我不是对你进行说教，也不反对任何真实地反映我们时代悲剧的作品。这只是因为老年人容易感伤，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或亲身体验的不幸，已经很不少，不愿再在文学艺术上重读它。这一点，我想是不能为你所理解的吧？”（转引自魏邦良《晚年的感伤与怀旧——孙犁“芸斋书简”读后》，7月6日《读书时报》）

另一位是启功先生，他对一位忘年朋友说︰“过去那些事儿太痛苦，我是不愿意再想再提，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让人给我写传记的原因。……因为他一写，就跟你要数据，我就得回忆，一回忆，就是痛苦，我何苦一遍遍折腾自己？”（引自陆昕《那个微带凉意的秋夜……——启功先生一席谈》），7月15日《文汇读书周报》）

两位前辈的苦衷，我们是能够理解的。

孙犁先生在这里似乎连读都不要读对时代悲剧的回忆了。然而，事实上他有不能已于言者，不但在他的某些忆旧杂文中，而且在《芸斋小说》中作了真实的刻划。启功先生，在接近最后的日子里，也终于留下了口述历史，道出了他积郁于心久久未曾倾吐的记忆。

341年了，是时候推出第一位桂冠女诗人了

卡罗尔·安·达菲（Carol Ann Duffy）改变了历史。这位出生于苏格兰的女诗人，于今年5月接过了那项自17世纪以来流传至今的“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荣誉。她的前任们，是包括华兹华斯、丁尼生在内的22位男性诗人。341年来，英国首次将“桂冠诗人”的职位给予了一位女性。

1999年，在诗人特德·休斯去世后，达菲曾是桂冠诗人的主要人选之一，但最终与这顶头衔擦身而过，而女性和同性恋身份正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当时英国首相布莱尔曾私下称“担心产生一个同性恋桂冠诗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而当时的达菲也声称自己将不会接受桂冠诗人的职位，她说，自己绝不会为英女王的小儿子爱德华王子和妻子苏菲写诗，“没有哪一位富有自尊的诗人会那样做。”10年之后，达菲显然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当她接受这项荣誉时，声称“倍感荣幸”。

桂冠诗人是女同

今年，英国国内对诞生一位女桂冠诗人的呼声一直很高。英国雷德伯里诗歌节的总监克罗埃·嘎纳，在早前曾给英女皇、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写信，带头呼吁：300多年了，是时候推出第一位桂冠女诗人了！信中写道：“委任桂冠诗人的章程中，并没有‘除女性以外’这一条。而事实上，每一代都有众多闪闪发光的英国女诗人。”而唐宁街则回复：“首相感谢你的提议，适当时该提议将得到全面的考虑。”

如今，这一提议终成现实。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向达菲表达祝贺，称赞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现代诗人，对情感拿捏准确到位，把人们的各种经历化作诗句，为读者提供很大想象空间”。

达菲在接受BBC记者采访时说：“我认为这次当选是对当代优秀女诗人的认可，这是我决定接受任命的理由之一。”英国诗词学会干事朱迪丝·帕尔默认为达菲当选“极大鼓舞人心”，因为这能引起人们对活跃在英国诗坛的广大女性诗人的关注。

而英国政府对达菲的同性恋者身份，显然也没有10年前那么抗拒了。“我认为过了10年，我们都已经改变。”达菲告诉BBC记者，“就我的亲身经历，我想对收看采访的人说，如果曾经对自己的性倾向羞于启齿或感到不安，现在都应该感到自信、快乐。”达菲与一位女性作家一起生活多年。作为新任桂冠诗人，她将享受5760英镑的年薪，外加650瓶免费雪梨酒。

53岁的达菲目前是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当代诗歌的教授。在2002年被授予最高级巴斯爵士爵位。从很小的时候，达菲就是诗人艾德里安·亨利的忠实读者，并深受其影响，从小想当一名作家。

达菲的诗为同时代的各种人物大声疾呼，从精神病患者到传记作家，从新生婴儿到被剥夺的美洲印第安人，甚至是口技演员模拟出的虚拟人物。她的许多诗反映了时代、变化和损失。比如她最著名的诗歌作品《世界之妻》，即是模拟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妻子的处境，表达她们的心声。

“我喜欢用简单的词，但是用复杂的方式表达出来。”她的诗歌往往短小精炼。“虽然她的诗歌有古典的形式和犀利的文法，却通俗易懂又很有趣。她的读者往往不是真正读诗的人，她却仍然尊重他们。”评论家赞扬她动人、敏感、机智地唤起爱、失去、混乱和怀旧。除了诗歌，达菲还创作戏剧与儿童文学作品。

有毒的圣杯？

就在英国女桂冠诗人新鲜出炉之时，英国政治讽刺杂志《冷眼》（Private Eye）的主编伊恩·黑斯洛普给BBC电视4台做了一档追溯桂冠诗人渊源的节目，考出一些有趣的史料。

桂冠一词本来自希腊神话。传说太阳神阿波罗对露珠女神达芙妮一往情深，而达芙妮却矢志独身。一天，达芙妮为躲避阿波罗的追求，恳求母亲大地将自己变成了一棵月桂树，但阿波罗对她的热情并没有因此而泯灭，他说：“我将永远爱你，让你成为最高荣誉的象征。”此后月桂枝条或桂冠作为给诗人及优胜者的荣誉奖赏。

英格兰的国王和首领们供养宫廷诗人为其歌功颂德的传统由来已久。威廉一世时的宫廷诗人、亨利一世时的御前诗人，亨利三世时的王室诗人，都可被看成是桂冠诗人的前身。17世纪著名诗人本·琼森就在宫中供奉，善于写作颂词，受到恩宠，并自认为是一名正式的桂冠诗人。事实上，皇室正式任命桂冠诗人是在1668年，当时经过革命和内战之后君主制复辟，被议会砍头的查尔斯一世国王的儿子查尔斯二世已被请回来继位。但国内的宗教和政治矛盾四起，有诸多不稳定因素，为了促进和谐，查尔斯二世便想到邀请有名望的文学大腕做御用文人，为皇室摇旗呐喊，为此选中了剧作家兼诗人约翰·德赖登（John Dryden）。

约翰·德赖登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为皇室歌功颂德的任务。在复辟前他曾写过歌颂革命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诗句，而缅怀克伦威尔的字迹刚干，遇上君主复辟，德赖登又写诗赞誉查尔斯二世“产于天呼地应，有纯正优良的血统”。

18世纪早期，桂冠诗人成为皇室的一员，每年必须写出《新年颂》和《皇诞颂》，谱上曲调，在国王御前演唱，这使桂冠诗人位同俳优。一直持续到骚塞任内才取消了这种每年致颂词的规定。但是遇上王室的红白喜事，桂冠诗人也必须履行赋诗的义务。从这一点上说，丁尼生的《哀悼惠灵顿公爵辞世》被认为是一篇标准的作品。

历史上有许多诗人想求得桂冠诗人的职位而徒劳无功，包括人称“自荐的桂冠诗人”的理查德·萨维奇，还有威廉·梅森、利·亨特，以及刘易斯·莫里斯等。莫里斯在丁尼生死后四年没有选定桂冠诗人期间曾谋求此职。当然，桂冠诗人也并不好当，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有损诗人尊严，所以也有一些有名望的诗人拒绝接受这一职位，譬如《墓园挽歌》的作者托马斯·格雷、《艾凡赫》的作者瓦尔特·司各特以及在华兹华斯去世后拒绝继任此职的塞缪尔·罗杰斯。

而且，常年为那些尽义务的赞歌、颂词、悼词所累，也很可能毁掉一名优秀诗人的创作力。著名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就任桂冠诗人象征着这一职务进入其现代时期，自从1843年他成为桂冠诗人之后，为宫廷写了不少应景诗，却再也没有创作出能和《抒情歌谣集》媲美的作品。

前“桂冠诗人”约翰·贝哲曼就曾公开表示过自己的不满：“我因这个称号而被卷入媒体的漩涡，被曲解、欺骗，以至我不敢再动笔写作。”刚卸任的桂冠诗人安德鲁·莫逊，跟其前任——泰德·休斯、塞西尔·戴-刘易斯一样，抱怨说这个“职务”简直是个负担：“工钱少不说，从女皇的结婚纪念日到劳工联合会议都有我的事，费尽心思写出来了，根本没人理会。”

事实上，莫逊这“桂冠诗人”当得并不轻松，其不得不挂名的附属头衔和职位遍及英国的文化部门、图书馆、剧院、博物馆、国家档案馆等等。他自己也公开抱怨说，多年来繁杂的行政事宜和为皇室庆典的应景写作，“极大地损害了我的诗才”。事实上，自他成为“桂冠诗人”以来，再也没有写出过任何一篇“足以收编进文学史”的作品。在他担任桂冠诗人的10年里，曾为伊莉莎白二世女王结婚纪念日，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婚礼，及威廉王子20岁生日等庆典撰写过诗词。他2003年为威廉王子20岁生日所作的诗歌就被批评界形容为“一段拙劣的说唱”。

那年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结束35年的爱情长跑，熬到结婚，却难煞了莫逊。民众还在怀念戴安娜，这使他既不能大肆庆祝也不能不庆祝。最后莫逊赋诗道：我把你们的喜讯带到户外人少的地方，让那些流言无法过来。在卸任前接受BBC采访时，莫逊毫不讳言工作的难处，坦言有时候就算没有灵感，也必须为一些公众活动创作诗词，因此他甚至觉得“卸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解脱”。

1999年，当达菲错失“桂冠诗人”时，她的出版商彼得·杰伊曾说过这样的话：“坦诚地说，我真的不认为她想成为桂冠诗人，该职位是一个有毒的圣杯，是一个我不想放在任何人身上的一个角色，尤其是像卡罗·安·达菲一样直率和坚定的人。”而日前，当达菲被问到如何应付御用诗作时，她说：“诗歌源自想象、记忆、经验以及个人和公共事件。我会写值得写的东西？？我不会被迫创作。如果政治活动中的某一刻让我真正有感触，我也会写下来的。”现代的桂冠诗人虽不像传统那样必须伺候皇室，但在皇室重要庆典上，吟诗作词仍是无可推卸的责任。不知道，当上这桂冠诗人后，达菲还有多少选择的自由。

“桂冠诗人”先由英国政府提名，然后由英女王任命。而政府所考虑的，是遴选出一位“出得厅堂，入得闺房”的政治贤内助：既具有显赫的文学声誉，又没有诗人桀骜不驯的个性；既拥有足以上镜BBC《今日》节目的外在形象，又是政府和英国皇室的坚定支持者。总之，桂冠诗人要恰到好处，这也是为什么像谢莫斯·希尼这样获得过诺奖的著名诗人却与“桂冠”无缘的原因。得到诺贝尔委员会的认可，并不代表得到了英国政府和媒体大众的认可。

相比较英国的桂冠诗人，美国的桂冠诗人显然更易做。美国评选桂冠诗人的传统没有英国古老，从1986年才开始，由国会图书馆任命。每位桂冠诗人任期也只有一年，可获得年薪3.5万美元和5000美元旅费，无固定工作，既可务实，也可务虚，不必一本正经为政府服务，只要宗旨是向民众推广诗歌，爱干什么干什么。曾连续三届获得“桂冠诗人”称号的罗伯特·平斯基，主持过一项“最受欢迎的诗作”工程，遴选出了1000多名美国人朗诵自己最喜爱的诗歌的录音或录像带。平斯基希望通过此活动“于千禧年之际通过诗的透镜提供一张美国人民的快照”。

而另一位桂冠诗人特德·库塞则发起一场名为“美国诗意生活”的诗歌运动，希望将美国人民带回诗意生活。该运动号召诗人加盟，将其作品编成每周一诗的诗歌专栏，向大约134家报纸免费提供。库塞如此谈论诗歌：“我们得回到那个时候，它们既好玩，又有趣，还能给我们的生活增光添彩。”

美国首位女桂冠诗人的诞生则比英国要早近20年。1991年普利策奖得主莫娜·范戴恩被国会图书馆任命为美国第六任桂冠诗人，也是首位女性桂冠诗人。她在接受这一任命时曾表示，不明白获此荣誉的女诗人为何大大少于男性。2008年，女诗人凯·瑞恩也获此荣誉。

经过341年，英国的诗人桂冠终于戴在一位女性头上，一个新的时代似乎已经到来，但愿这“有毒的圣杯”不至于伤害了女诗人的灵感与创造力。

 

根据赵紫阳录音整理的回忆录中文版《改革历程》，五月二十九日在香港正式出版。该书由赵紫阳在他被软禁期间的一九九七年开始文字准备工作，进入二○○○年后开始录音，在此过程中得到了他的老部下：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炎黄春秋》出版社社长杜导正、前中纪委副书记萧洪达、前《光明日报》总书记姚锡华、前国务院副秘书长杜星垣和原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的直接和间接帮助，最后由原政治局常委秘书、中央政改办主任鲍彤负责定稿，并由他的儿子鲍朴主持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改革历程》由杜导正作序，披露了赵紫阳录音回忆录制作的过程重要细节；鲍彤撰写了导言，介绍了此书的重要历史背景；后记是美国着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撰写的回忆录英文版序言的中文译稿，由鲍朴翻译.

全书共分：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非法幽禁与世隔绝、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一九八八年的经济和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等六大部分，赵紫阳本人的文字是十六万字，加上其它人的文字，全书共十八万字。

赵紫阳作为经历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南海最高决策人，披露了当时的决策细节，尤其是他自己在深思熟虑后提出的质疑和辩驳，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时候，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极具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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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四20周年纪念活动中，我就曾经提出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当局对六四镇压的立场没有改变，表明中共准备加强对国内的政治控制。

果不其然，六四20周年刚刚过去，就传来了消息，中国官方下令所有在国内生产出售的电脑都要内建过滤软体，封杀所谓“有害的内容”。而这些“有害的内容”，表面上虽然被定义为色情暴力等等，但是不言而喻，当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们真正要管理的，是那些自由思想，是那些挑战当局宣传口径的言论。艾未未等人的网站被关闭就说明了这点。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当局加强政治控制的主要手段已经越来越侧重于对于网路的管理，其主要目的，当然还是控制言论的自由传播。虽然中共一再营造稳定统治的表像，并成功地欺骗了一些外界的观察者，但是这种对于言论自由传播的恐惧恰恰暴露了事情的真相，那就是，当局对于自己的统治并没有信心，中国的社会局势也远远不象外界以为的那样稳定，而民意更没有倒向对政府的支持，否则当局有什么必要对于网路言论如此戒慎恐惧呢？谁见过一个得到民意支持的政府这么害怕民意的自由表达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局加大对网路的管理强度，也从反面证明了网路世界的力量已经崛起到令当局不能不予以最高重视的程度。我以为，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成分，也是未来中国走向民主的希望所在。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两个中国，一个是现实世界中的中国，一个是网路上的中国。在现实世界中，中共的极权统治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公民社会的发展空间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在网路的世界中，公民社会的成分获得极大的发展空间，当局尽管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监控和压制，但是面对不断更新的技术进步和掌握电脑知识的人数的快速增长，国家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小于公民社会的力量。社会的自我管理，社会议题的设定，社会力量的串联，以及围绕社会焦点而展开的舆论，都借助于网路的力量不断发生，而当局面对这些对于极权政治结构的挑战，基本上是无可奈何的。

我们常讲，科学的发展，与极权的社会管控，必然会形成内在的矛盾，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今天中国发生的变化，就是明证。整个人类社会，在网路世界的发展冲击下，都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变，网路上的世界与现实中的世界，已经越来越界限模糊，彼此重叠，这是无法逆转的趋势。中共试图用技术的力量来阻挡技术的进步对于统治的冲击，这本身就自相矛盾，也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对于那些对于中国民主的未来悲观失望的人来说，当局的紧张本身应当就是增加乐观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