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可谓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个难以根治的顽疾，被西方学者称之为发展中国家的“癌症”。这种“称喻”虽不免有点言过其实，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腐败的确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当代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治腐不仅是一项民心工程，而且是攸关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从宪政的角度去探求和考察腐败之原及如何根治腐败，既是深化宪法学理论研究，促进宪法学发展需要，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强化国家宪政与法制建设的实践需要。本文拟从历史与宪政的角度作一些理论研究和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自原始的蒙昧的自然状态进化到有行使公权力的组织机构——国家的出现，在这个机构里掌握公权力的人，由于人性固有的弱点导致私欲的澎胀，腐败就伴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所前进的每一步，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
因此，在我国古代社会凡有所建树、胸怀大志者，莫不非常重视吏治，惩治腐败。唐朝的开国之君李世民当亡隋平乱之后，在规划这个国家、这个王朝未来的发展方向时，魏征向其献策说“整饬吏治”！李世民采纳魏征的建议，广纳有德有能之贤才，以博大的胸怀摒弃其个人的喜恶和恩怨，不仅吸纳了自已身边的同道人，而且也吸纳包括象魏征这样的与其曾经是政治上的敌对手者来其王朝服务，惩治献媚腐败之小人，从而得到包括其从前敌对阵营的政治对手的敬重而心甘情愿为其效力，从而开创了延续近百年之久的“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当然唐朝的兴盛是多方面的，而且随着开国之君李世民的离去，也同样落入了我们中国的“人亡政息”的窠臼而走向没落）。每当我们这个民族走衰败之际，自信心受挫之时，为了寻得一点精神慰藉，时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梦回盛世大唐。但当我们梦游一番盛世大唐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由于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固有的缺陷，没有象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民主法治传统，从而就没有从制度上保障一个王朝的清廉会有延续性和持久性，最终还是摆脱不了“人亡政息”的周期率。
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有不乏开明之君，也曾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极度繁荣的所谓“盛世”，如“康乾盛世”。然而这些所谓“盛世”也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形象工程而已。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里，统治者以铁血来箝制思想，以恐惧来维持其所既定的秩序，以集权消声来发展经济，经济能有不高速增长之理？衡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是否“盛世”，当然不能只简单地看经济的增长，还有世道人心及普世的人们所期望的幸福指数。如果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另一方面又是大兴文字狱，冤鬼遍地的康乾是盛世的话，那么希特勒治下的德国，赤色魔王斯大林治下的前苏联岂不是超级“盛世”？！专制政体固有的弊端，在盛世的表象下蕴藏着危机，繁殖着腐败——甚至有些君王，明知有腐败，但为了现实的政治或其本人需要，却又不得不依重于腐败，从而使腐败得不到惩治与纠正。象和坤这样富可敌国的大贪官，人人皆知，也不乏朝廷命官的冒死弹劾，然而象乾隆这样一位号称十全老人的所谓“开明”之君，因其个人喜好及生活之需，竟扳不动和坤，非要等到乾隆死后，嘉庆皇帝才又一次将我国历史的“人亡政息”走向反面（该纠正的恶要等到其死后才能实现），把和坤这样的大贪官治倒。诚如历史学家袁伟时所言“官员贪污成风是导致晚清改革失败和清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见：袁伟时《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与根源》）
1943年是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在外交上是最风光的一年，美国从长远的战略出发，希望催生出一个民主和强盛的中国，有利于稳定战后亚洲的秩序，从而废除不平等条约，将我国跻身于“四强”。其实是名不符实的。由于腐败，根据《租借法案》，美国提供给给英国和苏联的租借物资，完全交由英、苏本国政府自行处理，而对中国，却有一个附加的条件，物资的处置必须在美国代表的监督下，没有别的，只因国民政府腐败，臭名昭著。所谓“四强之一”腐败至此，无不令人心痛脸红。抗战正酣，国民政府的高官们仍然是无官不贪，高官带头贪，身为行政院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便是一个活标本，其利用美国的5亿美元贷款，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利用职权将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5万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1943年，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提出弹劾时，蒋介石竟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材料，同时还派陈布雷说服傅斯年，以国家利益为藉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既然“最高领袖”对贪污大案持如此态度，上行下效，各级政权的腐败便一发不可收拾了。这样的政权不亡，谁亡？！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在阳明山闭门思过时总结其亡国之教训，得出：其亡，非亡于共党，而亡于内斗与腐败。这倒是历史的真实！可谓是悟出了其中的道理！
灾害和贪污，都不奇怪，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会经常碰到。问题是在不同政治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结果。诚如诺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所言：“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导，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道理很简单，在民主、自由社会里，某一届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甚至不管人民死活，人民就要通过选票让你下台让贤。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次天灾发生的背后都有人灾，是剥夺新闻自由和政治独裁专制的恶果。当北京奥运为了“国家利益”“国家形象”，新闻附庸于政治，丑恶包装成玫瑰，这回也确实让世界惊艳了这“无与伦比”的中华奥运“盛世”，然而当世人正沉浸于惊羡之中，当权者自恋举国体制优越的笑容还未褪去，三鹿毒奶就从其华丽的包装盒的缝隙里悄悄地流了出来，这流出来的毒液当然没有包装盒上的玫瑰香，只有闻之香食之毒的罂粟香。
贪腐能否彻底遏制，同样取决于有没有政治民主、分权制衡和新闻自由。这些都是宪政问题。
当年（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见黄炎培之子黄方毅《60前毛泽东与黄炎培对话，破解政权的宿命》）。
为了防止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滋生腐败，重蹈覆辙，毛泽东用心良苦地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来作为党的整风材料，告诫全党同志要吸取李自成教训。然而该文鞭笞的是封建之尸，宣扬的还是封建之魂——充其量不过是新版帝王之术的《资史通鉴》。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一只脚踏进吉普车，兴冲冲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进京赶考啊。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他说：“还有殿试呐！”毛泽东虽然是开玩笑，但还是反映了其心灵深处的暗影。我们当然不能做李自成！难道不做李自成就行吗？由于我们拜师（以俄为师）有误，再加之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的幽灵不散，延安时期开始造神，待全国解放新政权的建立这样巨大的胜利，让人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对最高领袖的盲目崇拜和迷信到了登峰造极、恒古未有的地步。这样制度建设滞后，这些开国之君自己虽然没有成为李自成，但由于人性固有的恶他们也不是不想做李自成，也未能从制度上思想上铲除产生李自成的沃土。当人们怀念毛时代的“清廉”却忘了那时：人分几等的领导干部特供式集团腐败，毛喜睡硬木板床，其实不过是褪不掉的农民习气式的腐败。今天我们平心地、冷静地、客观地看我们今天的腐败现象，我们能说我们已跳出这个“人亡政息”的周期率吗？！
100多年前，严复到英国留学，其业余爱好是到法院去听庭审，听了几天庭审之后，突然感到怅然若失，有所顿悟：发现英国富强的根源不在于他的船坚炮利，更重要的是他有良好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每一天都在伸张公理，法官每天把公平正义送到家门口，无论一个人地位多少弱小，无论被起诉的对象的势力多么高强，他都有信心在这个国家的法庭上获得正义。严复认为这才是这个国家富强的根源。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00多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委刘亚洲中将访问美国后，慨叹美国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其隐形飞机在我国来去自由，但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第一、他的精英体制，他的干部制度，他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第二、他的大气与宽容；第三，他的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是最可怕的。（见刘亚洲《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从这种意义来讲，我们完全有必要从制度的层面上来探索治腐之路。
二、腐败之源
在我国古代就过性恶论与性善论之争。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人为）也，”认为人的天性就是“好利”“疾恶”“好声色”等情欲，由于这些情欲（恶的东西）的存在，所以就必须对其“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够“归于治”，而使社会健康有序。孟子则认为人性本来就是善的，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之有不善，水之有不下”，人之所以不善是外来的作用引起的。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的问题上，也曾有过类似这样的争论。性恶也罢，性善也罢，暂时不管二者谁是谁非，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即人性固有的“好利”“疾恶”之恶必然会导致贪欲的膨胀，性善者虽其善，但由于外力的作用，其善也会渐变为恶，走向贪欲。二者虽立足点不同，但结果却是一样，即坏的制度可以使两者殊途同归。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儒家思想熏陶下的中国社会里贪官污吏难道还少吗？今天我们争议这个问题已无实际意义了。不管是性善还是性恶，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必须承认；人也和其他的动物一样，他们要生存就是要采取一定的手段和方法。人类在原始蒙昧的自然状态下，没有行使公权力的机构，当然尊循的是丛林法则，在这种情况，人们想贪腐，也没有贪腐的条件，当私有制产生后，有了国家，就有掌握国家（公权力）权力的人。由上所述，人性中固有的劣性的存在，如果这种权力得不到限制，就必然会走向腐败。
诚如孟德斯鸠所言“绝对的权力，就必然会产生绝对的腐败。”权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支配性、强制性、扩张性等属性，这一属性就决定了“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三、治腐之策
如前所述，绝对的权力，必然会产生绝对的腐败。这一结论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不能设想，我们人类为了消除腐败，而回到人类童年的原始蒙昧的自然状态。人类要前进，经济要发展，民族国家的形成，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权力就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东西。问题的关键是要不要权力的问题，而是如何去运用权力的问题。基于权力都容易被滥用这属性，也就决定了权力运行的同时必须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否则权力犹如一匹烈马，不产生腐败，就会产生暴政，这是人类历史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真理。在任何时候，一个组织、一个机构，头上没有法律之剑，自己不受任何权力的制约，不受监督，那么，这个组织，这个机构必然要出怪事，出坏事。小则犯错误，犯罪，大则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下面分析几种治腐之策。
（一）专制极权治腐。
专制独裁政体也好，民主共和政体也好，其政治精英们和开明的统治者，在主观上都希望消除腐败，然而治腐的方法不同，也将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帝制时代，皇帝就是国家，国家就是他的私产，皇帝当然没有贪的必要。但由于其拥有绝对的权力，腐就是绝对的了。为了其治下的这个国家久安，百姓安宁，皇帝当然是不会允许他的官员贪腐的，于是就以严刑峻法治吏。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统治者你方唱罢我登场，却始终逃不脱从开国之初的清廉谨慎，到后期的腐败这一“周期率”。
而且专制极权治腐有很大的随意性。如前所述，象乾隆这样一位在我国历史上还算得上是一位开明的皇帝，但面对当时的腐败，他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治不了。和坤这样的大贪本来早就要惩治了，然而他却从政治利益，从其私生活有赖于和坤考虑，乾隆的理由很简单：“整个朝廷可谓是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了，将他们都治了谁来接替他们，这样，国家岂不瘫痪”。就是这样一个创“盛世”的皇帝所潜伏的社会危机，到了后世子孙手里，终于暴发了，以致灭亡。
蒋介石难道就不知道腐败的危害吗？他当然知道，然而当有人提出治腐案时，他考虑是“一旦曝光恐日后难得美国的援助”。以致后来便一腐而不可收拾。
专制极权治腐也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希特勒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是为了他自己的私欲以及他为日耳曼民族的献身精神。在其铁腕法西斯治下的德国社会可谓是清廉的。利比亚的卡扎菲通过暴动政变，确立其极政强人统治地位之后，在一夜之间就消除了的黎波里街头的娼妓等腐败的表象。我们的开国君王们的确是没有成为李自成，也在解放初期极短的时间内以铁血手段消灭了卖淫嫖娼，吸毒等社会毒瘤，效率之高令人惊羡。后来又是三反五反、四清，一浪接着一浪的政治运动，也确实在很大的程度上遏制了腐败，但是这种遏制了的腐败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即集团腐败与毛式腐败。这是一种恐怖的治腐，是以牺牲人权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治腐。这种极权治腐往往会走向反面，由于没有制度的保障，必然就没有延续性。而且还会贻害国家和民族。
极权政治在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鼓动民众情绪方面，是民主政治难以企及的，因此其运用在经济发展上，有时也会使经济奇迹般地高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元气大伤的德国竟在纳粹统治下迅速恢复和发展，令蒋介石羡慕不已。因此，“没有制约的权力还会走向另一面，那就是必然会出现暴政”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但是这种平静不是太平。”因此，紧握拳头的统治者梦呓：为了“国家利益”，为了为后世营造“和谐盛世”的形象工程，统治者就可以“和谐”为借口，将其自身不和谐的东西“和谐”掉了，就以为他的治下已是“和谐盛世”了；他的拳头将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了，就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它的政权就牢不可破了。
同时极权政治由于决策缺乏科学与民主，有时还会好心干坏事，容易出错误，而且出了错误还以纠正。五十年代我们满怀胜利的喜悦，在狂热的“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中，其动机可谓是纯洁的，其理想可谓是崇高的，然而正是这种纯洁的动机和崇高的理想下，干出了贻笑后世的笑料。
由此可见，专制极权治腐是不可取的。
（二）高薪养廉治腐
前些时候，我们非常推崇什么“新加坡经经验”“亚洲价值观”。在治腐方面认为要保障官吏不腐，最好的办法是高薪养廉。我们不可否认官员也是人，也有一般人最基本的需求，即生存所必须物质保障。然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几乎没有一个贪官是因为生存不下去而贪！腐败贪官有几个不是：先养情妇，后包“二奶”、“三奶”……，澳门赌场一掷千金。这样无穷的情欲和无底的黑洞，高薪养廉，国家有多少薪能把他廉起来！今天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是：他们看重的并非基本工资是多少！而是有能否带来灰色经济的实权。因此“高薪养廉”可谓是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三、儒教治腐。
所谓新儒学派，认为今天世界存在的许多问题和我们中国的腐败现象，只有通过儒教文化和思想来解决，并号召青年人去读经诵古。暂且不管这四书五经将我们这个民族害惨了这一基本事实，单就腐败而论，我们并不否认有象曾国藩这样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恪守儒教，克已守礼、廉洁自律的人物。问题是靠自律就能营造一个清廉的社会吗？答案是：不可能！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是：在我国封建时代，有几个贪官污吏不是背四书五经考八股、深受儒家伦理熏陶出来的呢？因此儒教治腐、治国不仅误国，简直是荒唐！
（四）分权衡治腐
根据上述分析可得出：专制极权、高薪、儒教不仅治不了腐，而且正是这些制度和理论，给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和机会。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为了做到以权力制约权力，他在国家政体方面设计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宪政理论。他的这一理论，经过几百年来的实践检验是行之有效的。当然，由于人性中固有劣性的存在，并不是说在这种民主政体下就没有腐败，关键是：它有腐败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制止。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小小的一个“水门事件”就被迫辞职下台，此事传到一个被神化了的独裁极权的政治领袖的耳里，由于其已习惯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领袖魅力。这点小事就得下台，对他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正因为有真正的独立分权制衡机制，所以尽管是大权在握的总统。一旦滥用权力，就能及时得到制止，也正国为美国有这一套民主制衡机制，所以在其立国二百多年来，没有产生过暴政，也没有产生整个社会官僚体系大面积的贪腐。
今天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中，也不是没有监督制衡机构，然而在这种监督制衡的机构之上，还有一个太上皇。虽然法律设置了一些制衡机构，但当其真要去监督另一个部门的违法行为时，往往要由一个部门或一个地方的党委一把手来决定，有时还要根据政治的需要来拿捏取舍。一位主管纪检工作的领导曾说过这样一件事：他们在查处某海关走私大案时，发现这个海关的所有官员几乎都有问题，后来上面就指示，查处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算了，到此为止，不要再深挖下去了，如果再深挖下去这个海关就没人干事了，就要瘫痪。于是腐败大案就这样大事化小，抓了几个典型，就大功告成。这样治腐与乾隆皇帝当年的治腐，蒋介石当年“一旦曝光恐日后难得美国援助”的治腐，有多大的区别呢？！更为恶心的是：本来腐败成灾，涂毒我们民族的生机，但这套体制却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功——破了几个腐败案，杀了几个腐败贪官，于是乎就成了反腐取得胜利的宣传品。
治腐就要有一个真正的独立监督机构，且这种机构还要势均力敌。没有旗鼓相当的制衡力量，是达不到制衡权力被滥用而导致腐败之目的的。一个很现实的现象是：一个腐败案、错案，当事人、律师到法院去申诉，幸运者可能偶尔会因内部权力争斗，需要作为一个箭把用用，而得到纠正。绝大多是：法院首先考虑的不是你这个案件有没有错，错在哪里，而是先要权衡法院形象，及与原审法官、原审法院的关系问题；但如果是检察院抗诉，情况就不一样了。美国的民主政治，经济建设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分权制衡机制，没有势均敌的和两党竟争，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从平衡术的基本原理出发，彼此间能相互制约才会稳固和安全。在我国古代的哲学里，就非常重视阴阳平衡。阴阳一旦失衡，必将导致疾病。诸葛亮在为处于劣势的刘备谋划未来时，就企求三国鼎立，才使强者在虎视弱者时，不得不考虑另一股力量的存在，而不敢轻易动手。权力也是如此，当有一支独立的力量时刻在盯住公权私用时，有权者就不得不要时刻想着怎样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19世纪的英国，其本土人口不足三千万，然而它却统治着一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就不是简单的船坚炮利的武力征服所能做到的。除了推行其法律制度外，更重要是利用当地的力量来互相牵制，彼此制衡，从而达到有效的管治。为确立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基辛格在制定美国国家战略时所倡导的“均衡论”，其道理也在于此。
我们必须要承认，不同的个体，不同的利益集团会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威尼斯商人们在追求其商业利益过程中，不是你死我活的角逐，而是互惠，于是就彼此间达成某种契约，制定各种游戏规则，为了利益彼此制衡，商业行为促使了地中海沿岸各城邦国家的兴盛，为后世民主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日本宪政学者美浓部达吉认为国家就犹如公司法人一样，各股东为其利益的实现而组成公司，为了公平、公正地保障各自的利益，就得由许多机关组成分工处理各项事务，一人越权贪腐，就势必侵害别人的利益和权力，从而会遭到别人抵制和制约。正因为有各种利益的存在和制衡，才能防止公权私用，才能防止独裁政权的产生。
今日之台湾，陈水遍贪腐案之所以能揪出来并将其绳之以法，就是明证：如果在专制极权制度下，如果没有分权制衡的民主政治，如果没有势均力敌的反对党存在，陈水遍这一系列贪渎案要揪出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即是能揪出来，也极有可能是嘉庆皇帝治和坤或者是借经济问题而进行权力斗争的结果。因此，跳出党派偏见，站在民族的兴盛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高度，来探索分权制衡治腐之策，就不能不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了。
结束语：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变坏人，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不敢作恶。昔刘邦率军平彭越之叛，将大权托付于宰相肖何，但又不放心，于是就时常派心腹密探肖何，肖何为避韩信之后尘，问计于谋士，谋士献计曰：唯有贪，让老百姓恨，才能解除君王的戒心，原因很简单，一个贪且又让老百姓恨的人，自然是一个只图个人享受而无政治抱负的人，这样的人也就不会对高高在上的皇权构成威胁。——这便是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人的明证；美国立国已有200多年了，其间也有产生了40多位总统，这些总统也并非个个都是伟光正，个个都品行端正，尼克松为了胜选不也有“水门事件”吗？克林顿性欲来了不也有“拉链门事件”吗？不过这不要紧，美国有一套制度那就是让坏人不敢作恶，即使作恶有恶了也可以及时得处置和纠正。
刘正清于2009年6月6日广州家中
联系电话：135434324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