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由于接到举报有人走私烟卷，相当于城管的烟酒专卖局缉私队出动，结果，只抓到一位售卖走私烟的小摊贩。这位40岁女摊贩看到自己的养家活口的香烟摊被没收了，跪在地上哭着哀求执法人员，结果却被粗暴的缉私队员用枪托打破了头，鲜血流得满脸都是，让围观的群众忍无可忍，走向街头、游行示威，最后发展到围攻政府……

更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官员的腐败和无能，加上一党专制独裁政府的痼疾，这样一个群体发泄不满的事件，竟然引来政府调兵遣将，对群众使用真子弹进行了屠杀……

这就是1947年2月28日发生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是谁下令开枪镇压的？事件中到底有多少无辜者死伤？这两个问题一直争论到今天，至今未有确切的答案。我对“二二八事件”的认识一开始之所以有偏差，也就在于我被他们的问题所吸引，忘记了追求真相的同时，正在展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真理。

按照绿营和部分台湾居民的说法，这次事件造成的死伤人数高达20万，而国民党时期公布的资料加起来只有2千多人（本省人死亡673人），正是这种答案的反差，让我一开始感觉到民进党为了推翻国民党，把“二二八事件”当作悲情牌在打。心中颇不以为然。

第二个让我失去了探求事件本身的意义的问题是：到底是谁下令开枪的？当时负责管理台湾的是陈仪，此人虽然是蒋介石的同学兼好友，却在“二二八事件”上知情不报，把蒋介石蒙在鼓里，最后收拾不住了，才请求蒋介石调兵进入台湾（当时蒋介石把军队都集中在大陆对付共产党）。

民进党一直以来都指责是蒋介石下令开枪的，国民党却否认这一点，倾向是陈仪下令镇压，最后搞不定了才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本来是主张“怀柔”的。国民党指责民进党故意抹黑蒋介石，就是为了搞垮国民党。而民进党则指责国民党，维护最大的独裁者，其实是为了维护那个独裁者生存的土壤——一党独大的制度。

就是这两个问题，让我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沉溺在对“真相”的追求中，而在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口水战中，我一度绝望地认为，真相不可能有大白的一天，受难者的数字不可能精确到各方都认同，签署屠杀的命令也不会从尘封的档案中跳出来。——这当然是以前的我，而现在的我却清楚的知道，我错得那么不靠谱。

不错，当时民进党也许故意夸大了“二二八事件”中死伤的群众数量，甚至我们今后也不会得到确切的数字，可这并不是表明真相和真理被掩藏了。一个一党独大的政府，使用真枪实弹对付手无寸铁的游行示威群众，哪怕倒在血泊中的只有一个、两个人，他们的责任也并不比屠杀更多人要轻。

另外，即便蒋介石当时完全不知情，下令对群众开枪的只是无能和失职的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但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都难辞其咎——更重要的是，台湾民众和反对党并没有要求清算当时的独裁蒋介石，但却从来没有停止讨伐当时的那个独裁专制制度——那个把蒋介石扶持成最高领导人并授予他对民众生杀予夺大权的制度。民众也不会因为蒋介石是第一个把中国人的台湾变成世界最富裕的地方之一而“将功补过”——台湾至今还是最富裕的中国人的地盘。

“二二八事件”发生至今已经有62年了，真正的受害者（家属）、也是最有权力要求清算的当事人得到了相应的补偿，获得了平反，但这件事不但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反而被台湾民众和政府不断地“发扬光大”。如果说民进党当初拿“二二八事件”攻击国民党政府是政党利益考量，如果说受害者（家属）要求一个说法是为了对死难者在天之灵的慰籍，而当国民党重新执掌政权后，不但没有放松对“二二八事件”的纪念，而且搞得更加隆重，更突出地彰显了“二二八事件”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这不再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一起屠杀事件。

历史事件的意义也许并不完全在于这起事件本身，例如，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屠杀群众的事件不说上万起，也绝对不少于一千，过去六十年就屡次发生。但那些历史事件最多给我们吃人的历史增加一个悲剧而已。

历史事件的意义在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这件事的理解、共识和处理方式——“二二八事件”如果不被平反，不能让台湾人达成共识的话，它永远只能是一个悲剧。然而，我们看到，在全台湾的政党和民众深挖“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和意义的时候，在“二二八”这三个简单数字从当初的禁词和敏感词汇变得家喻户晓的时候，台湾民众已经把台湾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演变成历史的分界线，树立为照亮历史也照亮未来的灯塔。“二二八”三个字也成为促成台湾和解、推动台湾在现代化道路上不停前进的恒久动力。

而这一切是在没有报复，没有仇恨，没有清洗，只有和解与和谐的氛围中进行的。我相信，只要“二二八”这个数字不再次被禁止，也不被遗忘，那么，“二二八”这个数字将会成为约束统治者的魔诅，也成为民众用来保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护身符。

台湾的民众和政党在坚忍不拔地追求真相的过程中，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真理——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了几千年而无法悟出的被现代文明证明为普适价值的简单道理。它既教育了台湾人，也教育了我这个一开始糊里糊涂的大陆人。

现代化的历史证明，先进的国家比我们发达不是因为他们发明了汽车和飞机而率先冲进了未来，而是他们都比我们更快、更彻底地走出了历史的阴霾。不要掩盖历史，勇敢揭露真相，掩盖过去的民族，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没有真相的国家，也与真理无缘！

只有在真相的基础上才能达成和解，只有在和解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和谐，这是“二二八事件”告诉我们的最大“真相”。是的，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们可以原谅，但直到永远，我们绝不应该遗忘……

杨恒均 2009年6月4日 于德国波恩

应克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分 论

下面从三个方面对邓小平的改革理念与改革模式的缺陷作进一步的讨论。

1、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主体”论的二重变奏导致社会结构的两极化

邓的改革是”跛足改革”（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已广为诟病。现在我们进一步设问：邓在经济领域所实施的改革是否称得上是彻底的改革呢？是否也可称为是一种”跛足改革”呢？

推行市场经济是邓的一大功劳（不全是他的功劳）。但健全、规范的市场经济必须有配套的制度体系。它首先要有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产权主体明晰的企业制度，这只有私有制（还包括股份制，即产权所有明晰的资本集合体）才能担当这一角色。这是几百年来市场经济所证明了的通则。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能超越这一通则吗？不能。可是，邓的市场化改革偏要超越这一通则，因为他给改革设定了一个前提，即坚持社会主义。他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3-318页）要坚持社会主义，邓认为要坚持两条原则：”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化。”（3-149页）邓可能不知道，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与市场经济的改革导向是相冲突的。两者并举不可能奏出和谐的乐章。市场经济的发展势必要求改变（也可称为”改造”，相对于1956年的”改造”是”改造之改造”）公有制的垄断地位和主体角色。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相对应与对立的经济体系，实行市场经济就要求计划经济退场。而公有制经济与计划经济两者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似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等于说计划经济为主体，等于说政府在经济大舞台上仍要唱主角。

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产生了三个后果。

后果之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空间受到国家计划经济部门和各种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干预，市场成了党国权力的附庸，而不是成全资源自由配置，商品自由交换的场所。

后果之二是，政府拉”主体”论这面旗帜作虎皮，保护国企在若干重要产业中的垄断地位，这是国企改革、也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硬伤。人们明知，国企投入与产出所提供的业绩与效益要远远低于民企，但政府仍执意保护一大批国企垄断经营。2006年12月国资委作出了一项部署：对军工、电力、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要保持”绝对控制力”，对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行业要保持”较强控制力”。国资委的这一部署的根据显然是邓的”公有制主体”论，这里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也有政府的利益驱使。虽然笔者不否认其中某些行业需要在国家的控制下经营，但国家垄断如此广泛的行业，显然是权力经济对市场经济的抗衡，其实质是保护特权，保护落后（如经营管理、经营机制与产权制度），其结果是损害自由竞争与公平分配，损害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损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唯一的辩词与遁词是改革坚持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后果之三是，民间经济的发展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是意识形态上的歧视。在官方的话语中民间经济至今（如中共十七大）仍称之为”非公有制经济”，表示公有制经济才是”正宗”、”主体”，而私人经济是”旁门”、”异类”。二是歧视的称谓连带着歧视的政策，使民间经济在融资、借贷、经营内容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处处都受到政府权力的限制。民间经济屈从于政府的权力，市场经济怎能获得充分的发育！

规范的市场经济还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对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政府必须进行一场革命：观念的革新，职能的转变，机构的削减与调整。对此邓小平说了些什么？翻遍邓选，了无所言。这自然不是邓的疏忽，因为他不想动摇一党专制下的极权体制，不想损害官僚阶层的特权利益。转变政府职能已喊了多少年，但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时至今日，政府的职能与机构设置不但远不适应市场经济所需，反导致市场的畸变。究其原因大致有二。第一，计划经济下政府是个大管家、总管家，产供销、人财物一把抓。实行市场经济后，政府按理应把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包揽一切的管理与经营职能卸给社会与企业。但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仍需要政府保留计划经济时代的职能与相关的机构设置。其意义是，政府与所属的企业将从垄断利润中获取高额的回报，在市场经济中保留一块块提供特权享受的”绿洲”。对那些经营亏损、资不抵债的中小国企成了政府的负担，就对之大甩卖，在产权重组中，那些原企业的厂长经理不但逃避了亏损责任，一夜之间竟魔法似地成了产权的主要所有者，成了拥有上百万乃至上千万资产的暴富者，真是化公为私的高手。所以，不论是企业的获利或破产，权贵们都有利可捞。

第二，权力是个好东西，市场是个牟利的场所。政府官员本来应该远离资本，远离市场，远离企业，不与民争利，攫取不义之财。由于权力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结果哪里有利可图，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就伸向哪里。权力进入市场不可阻挡。权力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出售者竟无本万利。说”无本万利”当然并不确切。因为权商勾结、权钱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获利，民众（不仅仅是纳税人）为之买单，公共规则遭之践踏，还有权力出售者人格与道德的堕落，也不能完全否认权力经营者一定的风险。

总之，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与极权体制三者的聚合创造了”中国崛起”的”奇迹”：那就是权贵资本阶层的横空出世，腐败的猖獗，社会的两极化。在邓小平看来，上述三种现象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他说：”如果导致两极化，改革就算失败了。”（3-139页）邓小平认为，只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能避免两极化；如果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是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中国的现实与本文上述的逻辑分析都证明，邓小平错了。历史的吊诡恰正在于，正是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即权力经济）并存的格局，才导致今天中国社会的两极化。同时，改革的失败，不仅仅表现为两极化，还有权贵资本阶层的崛起，腐败的猖獗，都应记录于改革失败的账册。

2、”GDP挂帅”的发展观导致生态与环境的严重恶化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但他的发展观，其视角只盯在GDP的增长上。这种狭隘的发展观，导致GDP挂帅，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唯GDP的陷阱。各级官员无不以GDP的升帐显耀自己的政绩，因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滥伐，能源浪费的严重后果。

邓不再追求毛泽东式的乌托邦，他设想一幅比较实在的”小康社会”的蓝图，这幅蓝图是以GDP数字的快速上升来描绘的。

邓小平在1979年12月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是”小康之家”（2-237页）。邓多次以GDP的增长来说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他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我们的目标更重要的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一番，大体上达到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3-226页）

邓小平认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为什么不够格？因为穷。他说，”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3-225页）可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是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准的。他有一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依此逻辑推论，”富裕是社会主义”了。由此可见，现代化、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的眼里都量化为GDP了。中国的发展因此陷入了GDP挂帅的歧途。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90年代以来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环境的污染与生态的破坏。人们为GDP的高速增长所陶醉，殊不知，这是以破坏环境与生态，威胁人们健康生存，遏制持续发展为代价的。这是一种破坏性的建设，掠夺式的增长。据《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初报道，”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发生在2007年5月无锡市水荒事件，震惊江苏，是”江南水乡没水喝”的典型事例。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56万平方公里（2002年），占国土面积的37%。我国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每年还以1万多平方公里速度扩展。水土流失与土地荒漠化使水涝与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出击。我国耕地受重金属污染近2000万公顷，受农药、化肥污染的至少有1300–1600万公顷。我国耕地已减至18亿余亩，人均仅1.43亩（2005年），为世界人均水平的32%。目前还在继续减少，人、地矛盾十分尖锐。此外，森林、各种矿产资源的滥采滥伐也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人类生存的环境一旦遭到人为的破坏，即使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也难以修复。因此，从全面、长远的观点进行考察，掠夺式的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抵消甚至超过了GDP增长所获得的有效成果。世界银行测算，中国仅空气和水体污染两项所造成的损失要占到年GDP的8%。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表示，中国每年经济增长如果扣除环境和生态的损失，”纯GDP只剩下78%”。2007年3月《瞭望新闻周刊》报道，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 10%。虽然各方面的研究、测算略有差异，但都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如果扣除环境与生态的损失成本，结果是零增长或负增长。中国少数人的富有，不仅是以多数人的相对贫困为基础，也是对环境的透支和子孙后代的预支。

不错，GDP代表一个国家 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它是一把尺子，一面镜子，衡量着所有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表现。但GDP不能衡量一切。对此，秦朔在《告别GDP崇拜》（2004年）一书中已作出了科学的分析。他指出 ，GDP不衡量社会成本，即该由企业 承担的却 让社会承担的成本。你砍伐树木，毁坏森林 ，GDP在增加；你把污染物排放到空气和江河湖泊中，GDP增加了；……GDP反映增长，却不反映资源耗减和环境的损害。GDP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但为了GDP的增长，不惜以高投入、高能耗，以扩大外延粗放型经营来实现增长目标。中国是世界上单位GDP能耗  最高的国家之一，万元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能耗是世界 水平的3倍。这种状况 虽在改观中，但和国际 标准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GDP也不衡量效益与效率。它计算的是从事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增加值，至于生产效益如何，产品能否 销出去 ，真正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有益于人民生活的有效产品 增长的是多少，GDP是体现不出来的。1978-2002年，年均 GDP增长9.4%，而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仅为6.6%。 GDP也不衡量资源  配置的效果 。为了促进GDP增长，对资源的配置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倚重扩大外延求增长，还是采用 先进的科技创造财富？是圈地搞开发区 、修机场、筑高速公路 、兴建 豪华办公楼这类政绩工程，还是将宝贵的资源投放到能形成实际生产力的项目上？两者虽都能使GDP攀升，但社会所产生的效果却有大的差别。特别是，GDP不衡量价值判断，不保障分配公正、不反映国民幸福。GDP不显示贫富差距。中国GDP总量逐年 提升 ，可贫富 差距也逐年 拉大。GDP不衡量社会保障，也不衡量就业状况。工人和童工在条件恶劣的工厂和矿井下劳动，GDP由于他们而增长，他们有幸福吗？

总之，GDP虽重要，但不至上，不惟一，它不能衡量和说明许多问题。GDP既然有局限性，那麽，GDP挂帅，为追求GDP增长而不计其他，必将陷入”增长的异化”：虚假无效的增长，结构失衡的增长，偏离公正的增长，危害社会和环境的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不可承受之高”：高消耗、高污染、高通胀、高分化、高腐败、高风险 。多高并举，酿成民众及其子孙后代无法吞噬的苦果。

令人欣慰的是，”GDP挂帅”所造成的恶果近几年已为国人广为认识。2003年胡温主政不久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这些重要口号是对以往改革与发展思路的调整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中共十七大报告的核心概念。科学发展目的”为了人”；它要求全面建设：建设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这四大文明；它要求城乡、区域 、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它要求走新型工业化之路，使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可持续地发展。在这一新的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可望纠正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即GDP增长的偏差，走上理性、健康的发展道路。

未完待续

一八四零年之后，沉睡的中国心不甘情不愿地被裹胁到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之中。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中国的统治阶层和知识精英不得不放下天朝大国的面子，开始寻求以西方经验来摆脱眼前的困境，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即”中体西用”也。当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瓦解了两千年的帝国皇权政治和儒法互补的意识形态之后，这种学习和模仿变得尤为迫切。对于所有虽然信仰不同但都意识到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国家富强，重返世界强国之林的中国领导人和信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面前已经摆放着不少先进国家所积累的经验，似乎还有许多潜在的伙伴和榜样。于是，英国经验、法国经验、日本经验、俄国经验、美国经验和德国经验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

美国历史学家柯伟林（W.C.KIRBY）在其关于民国史的重要著作《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一书中，系统而深入地分析了蒋介石政权重视德国经验的原因。民国初年，议会民主、君主立宪、地方自治等新的政治形式，走马灯式地被中国人呼唤、学习、应用乃至抛弃。在政府之外，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先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俾斯麦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相混杂的模式，继而以十月革命之后的列宁－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的形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在此一背景下，”与德国的密切合作，在实际上导致了对该国某些基本经验的模仿，在国民党政府谋求国家统一、增强经济实力、寻求民众支持的各项努力中，均打上了这种模仿的烙印，所有上述努力都是在日益增加的日本威胁下进行的。”然而，蒋介石政府以及以蒋廷黻、钱端升等精英知识分子对德国的艳羡，却忽略了德国发展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在经济现代化飞速发展的同时，德国未能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从危机四伏的君主制的第二帝国走向脆弱的魏玛共和国，再走向其存在的目的就是对内独裁和对外战争的第三帝国，德国的迅速崛起真的将带给人类一个”美丽新世界”吗？

长期以来，汉语知识界重点致力于中国与法国、英国、俄国、美国、日本等国现代化路径之比较，而忽略中国与德国现代化路径之比较。但我认为，中德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德国在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当中，属于后发展国家，故而使用”非常手段”来获得”加速度”或”超速度”。于是，为求得立竿见影之果效，民族主义及其他各种极端意识形态（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相继出现和盛行，导致社会转型经历了诸多的曲折。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泛滥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德国均是欧洲乃至世界的”风暴眼”。革命和战争吞噬了千万民众之性命，也毁灭了德国在半个多世纪里所积累的资源和人才。二战之后，处于冷战前沿阵地的东西两个德国长期对峙，柏林墙成为民族躯体上一道丑陋的伤疤。直到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次年两德统一，新的联邦德国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发展成为民主巩固、经济发达、社会祥和的欧洲第一强国。而中国为了摆脱近代以来被殖民地化的命运，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再到共产主义革命，也走上了一条越来越激进的道路。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之后，毛泽东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在效法斯大林主义的同时，也掺杂了纳粹的种种特色，如群众运动与警察国家的结合，以打造”一九八四”式的”全能社会”。毛泽东的乌托邦狂想失败之后，复出的邓小平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但终其一生，邓小平始终没有像彼岸的蒋经国那样做出开放报禁和党禁的”纵身一跃”。八零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短暂执政时期的自由化及思想解放运动，在一九八九年的枪声和坦克的轰鸣声中戛然而止。此后二十年，中共当局在有限的经济自由化与政治领域的法西斯主义之间取得了一种巧妙的平衡。

昔日蒋介石政权学习德国的企图失败了，如今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又在同一个岔道口走上了同一条歧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北京当局似乎岿然不动，理直气壮，”北京共识”隐然挑战”华盛顿共识”，”中美共治”的”新两极”呼之欲出。今天的中国高唱”大国崛起”的凯歌，亚洲四小龙的光辉日渐黯淡，中国这头大龙的”腾飞”更让世界刮目相看；不仅亚非国家万国来朝，而且欧美列强也前来笼络讨好。就连彼岸的百年宿敌国民党，虽然重新上台执政，亦甘作小妾，奴颜卑骨，不加掩饰。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访问大陆，在胡锦涛面前自称”岛内”，与南唐后主在他人卧榻之旁求一安眠角落的心态如出一辙。然而，共产党政权以奴役数亿劳工获得的对外贸易上的”低人权优势”，再以之创造的持续二十年的平均每年GDP不低于百分之八的经济增长，对大陆民众、全球华人乃至整个人类而言，是福还是祸呢？在我看来，中国并未发展出一条真正的”第三条道路”，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势，与当年的纳粹德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德国从腓特烈到俾斯麦再到希特勒，与中国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胡锦涛，历史在不同的时空中重演了。

二零零六年和二零零八年，我应德国笔会、德国外交部及歌德学院的邀请，两度访问德国。在此期间，我的足迹遍及德国的三十多个大中小城市和乡村，与政府高官、国会议员、人权团体、智库、记者、大学教授、作家、历史学家、神职人员、中国问题专家以及许多普通民众有过交谈和讨论。在此基础上，我完成了《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一书。这不是一本严肃而晦涩的、学术化的著作，我采取游记、对话、访谈、评论等多种文体相结合的写作方式，在亲身的感触和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力求鲜活而生动地传达出”德国经验”对”中国现实”的启发意义。我希望这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及政治参与的精神，并彰显出作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及人权呼吁者的身份–很明显，我从不将自己定位成自我囚禁在象牙塔中的学者，也不将自己定位为沉迷在虚构世界中的文学家。因此，这不仅仅是一本单向度地传达”德国故事”或”中国之德国观”的著作，而试图在两国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来，以达成双方的良性互动。

我带着问题访问德国，也带着问题归来，并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过程中写作这本书。比如：在里芬斯塔尔为柏林奥运会拍摄的电影《奥林匹亚》中，艺术与政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以此为个案，是否可以探究”纳粹美学”是如何形成的？再以此来透视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张艺谋所导演的开幕式，极权主义宣传术的奥秘是否可以一清二楚？又如，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新书《剥洋葱》中披露自己当过青年党卫军的经历，在德国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地震”，人们纷纷质问这位”德国的良心”何以沉默半个多世纪之久？而在有过”反右”与”文革”惨痛经历的中国知识界，也普遍存在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格拉斯的困境”。又如，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及”白玫瑰”小组如何在教会屈从纳粹的背景下参与抵抗运动，基督信仰给反抗者提供了什么样的精神资源？对今天正在走向公开化的中国家庭教会来说，潘霍华、索菲兄妹的生命选择有何现实意义？再如，在德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法兰克福议会”和”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议会民主和宪法至上的原则为何长期难以在德国植根下来，二战之后的民主实践又是如何获得成功的？与之相似，中国在清朝末年的立宪运动和在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议会政治为何失败？政治架构的失败是否与文化传统及民族心理相关？再比如，”大屠杀”究竟是”德国特色”还是”人类共同的悲剧”？德国人是如何处理历史与记忆的问题的？而台湾的”二二八”与中国的”六四”，以及韩国的光州事件、柬埔寨红色高棉的阶级杀戮等，是否都可以放置在”犹太人大屠杀”的维度上来衡量与反省？而人类在追寻真相与和解的道路上，应当作出怎样的努力？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一直以来很少为中德两国学界所关注和探讨。而本书所展开的许多崭新的、悬而未决的话题，正是期望为读者带来富有刺激性和挑战性的阅读与思想的乐趣。

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担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欧洲记者的李?达菲尔德（Lee Richard Duffield），当年曾经穿梭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柏林的勃兰登堡广场。一个地方发生了悲剧，而另一个地方则发生了喜剧；一个地方血流成河，一个地方载歌载舞。李?达菲尔德在刚刚出版的专著《新闻中的柏林墙–大众传媒与一九八九年东欧集团的崩溃》（Berlin Wall in the News: Mass Media and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Bloc in Europe，1989）一书中，试图解答”为什么北京的暴行没有在东德重演？”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东德远远没有中国那么孤立，前者拥有先进的通讯设备，使当局很难封锁消息；东德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西方电视新闻，与西方的电话通讯也十分方便，家用摄像机拍摄的画面经常被偷运到西方电视台播放；大规模社会运动得以利用大众媒体宣传他们的主张：赶走共产党、自由选举、开放经济以及后来的德国统一；同时，大批人还通过邻国匈牙利逃到西方，他们到西德可以自动获得公民权。因为李?达菲尔德的新闻记者的身份，他对新闻自由的作用有些夸大了。除了新闻自由度的差异之外，两个地方的事件向着不同的方向演变，还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权力结构、公民意识等极其复杂的因素。

二十年之后，李?达菲尔德发现这两个地方的现状已然是天壤之别：德国统一后，前东德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波兰也朝着健康方向转型。欧盟在东欧努力推广清廉的政府。东欧百姓可以享受迁徙、言论等方面的自由。与此同时，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在经济上也取得惊人的增长，不过这也付出了代价：经济受到”牛仔资本主义”的驱使；人权状况恶化；贫富差距扩大；官僚腐败难以控制；环境破坏严重等等。中国的百姓无法像欧洲人那样自由地讨论问题。今天在北京工作的外国记者仍有着他们一九八九年在东欧一样的牢骚–所有信息受到限制，尤其是民众无法公开表达意见。在这种环境下，信息自由流通的限制必然妨碍思想的碰撞和其它经济活动。

最后，李?达菲尔德写道：”在柏林，人们可以在曾经被柏林墙隔断的波兰登堡门前自由地、经常甚至是夸张地昂首迈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的人们，会不会也思索二十年前的那里发生的一切？记忆永存。然而，就像二十年前一样，我们对于哪怕即将发生的事情，也总是那么知之甚少。主动权掌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手中，但谁都无法知道历史会是怎样发展：是像当年东欧那样，人民从厌恶、不满，发展到对专制政权的极度蔑视？还是会发生完全出乎意料的变化？”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当中的一员，我尝试着在这本书中给出我自己的回答。

是为序。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日于北京家中

“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前夕，近十名秘密警察守候在我家楼下。

作家余秋雨于6月5日在他的博文中罕见地透露了一个秘密，那便是他也相信风水。此前一些官员迷信风水的事情曾被媒体痛批，没想到以“大师”自居的余秋雨竟然也会为祖坟的事情想到向风水大师求助。余秋雨自称他不仅仅每年要和妻子马兰一起扫余家的墓，还会去扫马兰祖父母的墓。

余秋雨最擅长表演，他之所以把自己说得如此重视先人，无非是想给人一种他并非不孝子孙的错觉。传统观念讲“百善孝为先”，余秋雨自然不敢越雷池半步。遗憾的是，余秋雨在正当祭祀的清明节不去祭祀，反而等到清明节过后两个月才姗姗来迟，假如祖宗等着他的纸钱过日子，也许早就饿死了。

一般人只祭祀自己家的先人，对于妻子家的先人一般都不用去祭祀，因为妻子一般也有兄弟，祭祀妻子的先人是他们的事情，轮不到自己，除非妻子家没有了男丁，否则就是越俎代庖。另外，余秋雨还透露他会和马兰一起去祭拜他的外公、外婆，虽然远在安徽安庆，但他仍然会“恭敬跪拜”，倘若余秋雨的外婆家有后，他的此举也是不伦不类。

余秋雨在文革时期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先进组织”，可谓是老布尔什维克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员的指导思想，与很多传统文化都格格不入，包括有神论和风水术、四柱预测学等等。余秋雨既然是党员，那么就应该移风易俗，以新的方式去表达对先人的情感。

在笔者的印象中，余秋雨似乎喜欢刻意地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封建卫道士。他不仅仅对祭祀先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而且还在祭祀的时候继承了“跪拜”这种中华民族的“国粹”。联想起去年四川地震以后余秋雨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一文中谈及“佛”、“菩萨”，看来，他似乎的确是传统文化的崇尚者和继承者。

生于1946年的余秋雨今年已经年逾花甲，他到老家去扫墓可以说非常难得，因为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年龄段完全可以让自己的儿子代劳了。余秋雨称自己的祖坟都在山上，因为没有石阶，所以攀援非常不便，而且山草长得很快，每次还要花一点精力寻找。在以前，他大概还能忍受，但在今年却有点忍无可忍了，于是突发奇想，希望“把这些墓都迁到容易到达的公墓里去”。

如果没有非常特殊的情况，在传统观念看来，随便迁移祖坟是大不敬的行为，余秋雨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他希望搬迁祖坟的理由其实就是他自己称的“攀援非常不便”，为了方便自己祭祀，竟然动起了迁移祖坟的念头，余秋雨是不是也太以自我为中心了？

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余秋雨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竟然为了此事而准备向风水大师求助，看来，余秋雨也和很多信神信鬼的官员一样，在信仰上不伦不类、自相矛盾。假如余秋雨当年只是违心地入党，而他的真正信仰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信风水的他为何就不信因果报应呢？

余秋雨此前的“含泪劝告”和近日被揭穿的“虚假捐款”劣行，以佛教的观念来看，都是在作孽，而作孽就会遭到报应。“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对传统文化顶礼膜拜的余秋雨难道就不担心自己在死后被打进十八层地狱？

2009年6月8日

一：河北将维稳纳入政绩考核 影响稳定者将一票否决。http://news.sina.com.cn/c/2009-05-27/043617896496.shtml。

稳定压倒一切，无论从现实操作，还是从逻辑上都是含混不通的、强辞夺理的。我敢肯定地说，官方最终会为“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所压倒，被“稳定压倒一切”碾 碎那些现实蓝图。稍通逻辑的人，都应该知道，既然稳定压倒一切，那么稳定怎么可能在“一切”之外而独善其身，单独矗立而不被压倒呢？权力不受约束，视民众 为寇仇，视不同利益的正当维护为大敌，必然自身不保。制度不公、法治不彰、权力不受制约、政府不受监督，固然是当今的头号难题，但官方的统治思维之僵化， 却会使他们在直接处理群体事件时，马上遭受强有力的反弹。这种将官员政绩与稳定挂起钩来，看上去很聪明，最终只不过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

 

二：拆迁人员为报复钉子户将其15岁儿子杀害。

http://news.sina.com.cn/s/2009-06-02/124417935152.shtml。

拆迁为何成为群体事件的多发区，就是因为这里面是官商勾结的主要热点。因为拆迁里面的利益巨大，才造成民众与官、商之间的大冲突无时不在。但开发商由于与官 方的利益勾结得非常紧密，而变得有恃无恐，因此死人的事在强拆过程中，层出不穷地发生。固然，民众面对官商勾结是弱势者，但并不是所有的弱势者都像绵羊等 着你来宰，所以可以预见的将来，这样的事也不会少发生。这种事发生越多，民众对官商勾结，尤其是对政府的怨恨就会累积叠加，最后成为压垮政府这只骆驼的羽 毛，如不能控制社会动荡，那当然将是一场灾难。强拆有各种惨案发生，但像这样用杀害其子来报复不愿拆迁者的，在我有限的视野里，应该还是第一桩。这样的恶 行，当然可谓令人发指。

 

三：群体性事件新闻网络点击率达百万 干部不适应。

 

http://news.022china.com/2009/06-01/85786_0.html。

官员对网络有焦虑症，对群体事件点击率太高不适应，其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那是因为传统传媒由于中宣传部以降的各级主管部门，对各级官员太爱护所致。因为各级 官员在宣传部提倡主旋律（主子的旋律，就是提倡造假）的保护下，有恃无恐，他们的恶行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同时他们时常听到的是阿谀奉承的好话，一旦民众 对其批评，他便不适应，便有焦虑症。官员们不知道自己是纳税人养的，以为是党养了他，最终会导致服务对象的错位。正是这样的错位，使得官民关系紧张，同时 也使得官员对民众的批评与关注不适应。政府是拿来批评，不是拿来表扬的，民众没有表扬官员的义务，不适应民众批评的官员，他做官员是不合格的。

 

四：一份恐怖的拆迁办秘密调查材料，看了让你不寒而栗！

 

http://bbs.pcauto.com.cn/topic-1319057.html。

官商勾结的强拆为何对民众如此肆无忌惮？那就是因为他们不仅有强大的武力可恃，而且还有特务政治的卑劣做法撑腰。官方几十年来从人事档案、单位制度、户口制 度等方面，来限制人的自由，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此基础上，还时常对民众采取告密、黑调查等统治术，来达到让民众不敢为自身利益起来抗争的目的。民众一旦 丧失抗争能力，那么官商勾结就能有效地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份强迁的黑材料调查，是官商勾结的典型范本，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不法商人的保护伞，成为 黑恶势力的利益代言人。官商勾结来对不接受拆迁者实施一系列捆绑性的打压与报复，如你有亲人在国家公务机关，便威胁他的利益来实现受害者最终的妥协。这种 官商勾结的恶劣做法，和以前诛连九族的做法有何本质的区别呢？

 

五：中国百万县级要害岗位官员进京跨级直训。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6-04/110317950335.shtml。

不在制度上进行改革，你就是再花费纳税人巨大的血汗钱，到北京去洗脑也没有用。不进行制度改革，各级政府权力不受制约与监督，官员们的贪婪无度，使得他们不 可能真正为民众着想，会导致与民众利益严重冲突，而这样的冲突才是对“稳定压倒一切”僵化管理模式的最大冲击。这个社会的官员，哪是你把他们弄到北京去培训能够解决实质问题的？如果最高当轴真以为如此能够管用，那只能说他们的执政水平愚蠢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可以放胆地说，这种做法，只会是历史的笑柄，必然遭致现实的报应。

 

六：中宣部出书 强调中国六个不能搞。

 

http://www.agri.gov.cn/lzjs/gzdt/t20090602_1283868.htm。

用笔杆子来将人们愚弄至极，以利实现官方利益最大化的宣传部门，当然要强调这六个不。我们思考一下，为何他们强调这六个不能搞，那是因为搞了这六个，利民利 国，却不能利党利官，所以以愚民为要旨的宣传部才要花纳税人的钱将纳税人愚弄到，让民众不懂自身的利益，让民众被卖了还帮着官员们数钱，这便是宣传部存在 的理由。从这个六个不中，我们只能看出官方与人民为敌，不愿做丝毫的利益让步和政治改革的强大决心。他们不愿做利民利国的实质性政改，却又想要实现其“稳 定压倒一切”的目标，除了高压，别无他法。但高压就永远有效吗？

 

七：中国大学生入党为找好工作。

 

http://www.dw-world.com/dw/article/0,,4307287,00.html。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在官方垄断许多就业机会，在吃财政饭的公务员扩张的情况下，当然会导致学生为了求生，而疯狂地“热爱”共产党。这种为了求生而“ 热爱”共产党，正好反过来证明共产党员的称号，只是进入特权食利阶层的基本门票，那些看上去大言欺世的信仰，只不过愚弄民众的障眼术。不管经济领域还是政 治领域，垄断是我们生活中的祸根。共产党自己曾说，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民众为了避免受灾，只好加入名声已大烂的共产党，而谋取一点可怜的机会与利益，可 以想见官方的高压与垄断，对奴役民众是如何的有效。

 

2009年6月8日8：27分于成都

一位读者发现了下文的两个不同标题，来函希望我发一点评论。

学渊评：文章是BBC的‘戴晴：真相、正义与和解’，《多维新闻网》转载把题目改成了‘戴晴：不同意把当年事情说成是一场民主运动’，戴晴小姐的原话是：‘我不同意笼统地把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到六月中旬发生的这个事情说成是一场民主运动。’这里面当然有很大的差别，多维新闻网偷了梁，却并没有换柱，文字一个也没有改，所以我说它既忠于金钱施主中共，也忠于芸芸受主读者，唯独没有忠于新闻从业道德，很对不起BBC和戴晴小姐。

戴晴小姐说得对不对呢？我以为她如果说‘我不同意笼统地把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到六月中旬发生的这个事情说成是一场学生运动’，可能就会更周到一点。事实上，共产党内的某派政治力量参与了学生运动，运动有了向‘社会运动’发展的趋势也是明显的事实。而这种参与又失败了，原因也未必因为他们是‘低手’，而是因为他们这帮共产党还没有‘指挥枪’的地位，……共产党里谁能‘指挥枪’，谁就是‘高手’，这就是共产党的‘成王败寇’了。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很崇尚‘学生运动’呢？因为旧社会识字的人很少，识字的学生必是明理的、高明的，因此学生运动也就一定是天然合理的；而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年轻、单纯’，段祺瑞不敢杀，蒋介石、毛泽东也不敢杀，在‘学生运动’的招牌下很安全，进入‘社会运动’必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就等于向共产党供‘黑手’……。可是，邓小平连杀小孩子也不怕，这就是‘六四’必败的原因，非此没有更‘高级的原因’。

对于中国的前途，我与戴晴小姐一样的悲观。中华民族是一个‘形而下’的民族，它的总体追求是衣食的‘温饱’，而不是‘形而上’的政治的‘制度’。但是，即便对于一个需求低下的民族，民主也必须实行，因为专制制度的后期效应已经显现，产生林昭张志新的时代已经过去，产生杨佳邓玉娇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更重要的是，今天不仅已经有了西方的榜样，而且还有了日本、台湾、香港、南韩……从儒家专制政治文化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变则通’的范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是：要千万个杨佳邓玉娇，还是要一个在游泳中学游泳的领导变革的领袖？这又是我们不必太悲观的原因了。

这种呼唤中共体制内开明派、改革派同社会上理性人群共同发声化解仇恨的提议被称为解决‘六四’问题的中间道路。

BBC中文网记者尚清采访了戴晴，她首先谈到自己对‘六四’的看法：戴晴：我不同意笼统地把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到六月中旬发生的这个事情说成是一场民主运动。我认为，它实际上是有非常明显的三个阶段。一开始是学生运动，就是从四月中旬一直到五月十三号前后，或者是绝食。这是比较典型的学生运动。

更不用说民主社会的基本训练，比如说什么叫自由，自由是不是就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应该是对别人的容忍。所有这些还不能在中国成为一个全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但起码现在有人知道要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利了，这是一个进步。不过，图图大主教所说的在南非得到成功试验了的（和解）模式在中国实现还有走很长的路要走。

戴晴：没有可能。因为南非模式里首先要求说出真相。现在的这个（六四）真相无论是党内的出动军队镇压的强硬派，还是我们说的激进民主派。他们从自己利益考虑是绝对不会说出真相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过提出一个概念。让我们对照一下中国的情况和南非以及其他国家的情况，离操作还差得很远。

戴晴：当然，（与老百姓相比）政府越来越强大。这个政府已经不是一九八○年代那个全民所有制集中计划经济的政府了。现在的政府是权力集团。权贵子弟实际上已经把公有财产私有化了。以前，在一九八○年代，这样的集团你碰的可能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很好，你怎么能反对呢？’。那么，现在你碰的就是他们的根本利益，就是钱。‘我想捞钱，你不要我捞。’这时候，这个集团要做的反抗就更加剧烈，更加残忍。所以，这也反证了你光喊出一个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是没用的。政治理想一定要有一定的社会环境，比如说开放报禁，开放党禁，有独立的民间力量制约当权者。因为，今天（中国）的腐败比一九八○年代要严重得多，对言论的压制也比当年严重得多。

问：实现六四大和解需要当年的对立双方，甚至是现在的政府与民众之间做出一定的让步。你们提出的这种大和解的呼吁在中共体制内能够得到多少呼应？在体制外又得到多少共识呢？

戴晴：非常困难，一点也不乐观。就是应该说，从一个大的坐标来看，如果我们说最右的一端是掌权的，独裁政治体制的强硬派；在最左边的一端就是那种激进民主派。坐标中间的人都不断地说话了。但是在这两头还都是坚持对方绝对不能接受的那种毫不妥协的态度。可是，六四也是，所有中间派的斡旋全都失败。最后两边打起来，或是镇压，或是革命。

问：所以，您对现在实现六四大和解仍然不看好？ 

戴晴：对。中国的社会现在还是相当的不成熟，盖大楼，造航母和GDP经济增长的百分比都不说明任何问题。都不能说明中国现在是一个现代国家了，中国实现了宪政和法治，并且在朝着民主的方向走。都没有任何的这种迹象。

问：那么，在您看来六四大和解到什么年代才能实现呢？

戴晴：就是要等到整个国民素质发生变化。首先是要教育，比如说西方进来的不光是垃圾，还有全人类共识的那些好东西。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大家有了这样的共识。然后，接着是整个教育制度，整个政治制度，整个经济所有权的改变，然后是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军队再也不属于共产党，而是属于国家。这个时候才有可能谈一谈一九八九年发生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才有可能把真相说出来。然后，才是在法制框架的对正义的认可，接着是赔偿和谅解，最后才有可能和解，（这是）非常长的路。

（一）

网上骇然见余秋雨余老先生大作，标题“不准继续污辱中国人！”心里一惊，以为哪里又发生了恶性辱华事件。以至余老拍案而起，挺老而不朽之身，奋力捍我国格，护我族裔。不觉敬意油然待升。及至展读正文，方才明白：还好，只是余老一人涉嫌受污辱。当然，余老是中国人。

再往下读，才知道这涉嫌污辱余老之辈，乃不是美国人，不是法国人，也不是日本人，甚至不是台湾人。而是一位署名“桑普”的，余老推断是一位“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一定是大陆文人”。尽管这一判断让余老先生“真正愤怒了”，我却感觉松了一口气。因为在我看来，事情的严重性降低了许多。毕竟不涉及国与国的争端纠纷，无关乎国家尊严，民族大义什么的。侮辱也好，糟践也好，是在中国人之间，是同胞和同胞之间的矛盾。就算如学生暴徒和戒严部队的矛盾那么严重，不就是场“风波”么。仍然是本民族的内部事务。听说过有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因为这种事常发生；还没听说过有口号“中国人不污辱中国人”，好象这类事不常发生。

但这次余老“真正愤怒了”，我倒也十分能理解。问题在于，余老不仅是中国人，而且是很不一般的优秀的中国人。这从他刚“荣幸”地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地震周年去慰问灾民，巡回演讲，也可见一斑。按理，象余老这样的中国人，理该受到每一个其它的中国人敬仰与爱护。就象地震灾区附近的山民有义务爱护国宝大熊猫一样。让他老人家生活惬意心情舒畅。所以，这次公然有显然不那么优秀的中国人，冒犯污辱他老人家。事情的严重性仍是足够“真正愤怒”的。深表同情。

余老庄敬自重，己辱人辱的风范，晚生敬仰。

（二）

再说，余老的道德文章早已远远超出了任何贬损污辱的可能之外。就说老先生年前的那篇著名《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一文吧，所有试图哪怕只贬损之一丝一毫的努力，不都以徒劳的失败而告终吗？以余老所达至的境界，本是毋须担忧贬损或以污辱为虑的。

那么，桑普何能，竟致老先生蒙辱而动怒？

仔细阅读了余老大作，并对照了桑普的原文，我逐渐地明白了：余老以中华民族的发言人和形象代表为己任。先生即民族，异先生而辱中华。原来正是这位桑普，胆敢在纪念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的看法上和余老针锋相对。正象余老文中表明的那样，一切针对余先生个人的“污辱”，“诽谤”，余老慨“不想理会”，但“今后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要回击……向中华民族泼污”。

余老舍小我而就大我，化渺小为神圣，十分敬仰。

（三）

老实说，明白到这里，我心里隐隐不安，有些发虚。仔细地对照检讨，我发觉我的很多想法，也和余老不那么完全一致。比如，余老认为“全世界都承认，中国政府……堪称优秀”。我就不太苟同。

要是在以前，有了不同的看法，我就会讲出来。政府不让我讲，我也要大声地讲。因为有宪法保护我，我不怕。就是打我个“破坏稳定”，“颠覆政府”，我也还要讲。因为按法律，我还可以为自己辩护。

但是读了余老的文章，我就决定不讲了。请我讲也不讲，打死也不讲。我不想污辱余老，余老是我衷心敬仰的；我不想污辱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是我衷心热爱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想不仅我不会讲了，别人也不会再讲了。我实在想象不出会有谁“实在是太冷血、太阴险了”，还照样要讲。

余老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老人家凡事都能很容易地就整到非常高度，而且还在于整到这么个高度，还非常轻便实用。就说那些请愿的灾民吧，失去了孩子，跪求调查豆腐渣工程。莫说出动武警战士去暴平不好看，就算豁出去了，抹下面子让武警去，恐怕也得费点劲吧？余老只轻轻含泪一劝，人家难民不冷血又不阴险，和我一样，谁成心污辱余老呢。问题就解决了。

正是；余老含泪，顶三个武警大队；余老一怒，当半个中宣部。以一人之哀怒，而系天下之安稳，舍余老而其谁与？敬仰，千分敬仰！

（四）

余老文中还特别表明他“不交权贵”。余老高风亮节，晚生羞愧难当啊。我一直以为结交权贵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眼下社会风气，现实，谁不想结交权贵，脑子有病呵？我就特别想结交权贵。

只可恨我想结交不得其门而入。每每爱说些不中听，不中用的话。权贵自是不待见我。可你看人家余老，不结交权贵。仁人圣心，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公仆。公仆之未忧而先忧，公仆之未虑而先虑。诚心诚意地看护着他们。说些他们想说而不便说，想听而不常听的话，拾遗补漏，起到些衙门起不到的作用。忙时帮忙，闲时帮闲。岂在结交乎？读书人帮闲，也算结交么？自古未闻。

余老诚肯真实，质朴可爱。可爱复可敬，万分敬仰。

（五）

末了，余老先生在文章结尾处表示，他不能同意他的两个美国朋友把中国的512比之与美国的911.他认为512要高于911.因为911留下了极大的“仇恨”，而512的中国人，只凭着“爱”。

余老能独到地指出这一点，是因为他本人就有博大的爱。而且只有博大的爱，除了爱还是爱。余老不仅爱公仆，而且也爱同胞。还爱得甚为分明。

余老先生在通篇文章中所流露出的，对持不同看法同胞的“大爱”，很让我感动。感动之余，更加敬仰，非常的敬仰。

只是承蒙余老先生千万不要错爱晚生，实在当不起。

1954年，中国大陆开始大规模批判胡适，从此开始，关于胡适的真实历史就完全改写了。新华社主编的《内部参考》（1955年第34期第176—177页）有这样一则消息：

胡适在其家乡群众中的影响

[安徽分社八日讯]胡适是绩溪县旺川区上庄乡人。据他家乡人说，解放前，群众对他无好感、也无恶感，只知道他是个“洋状元”、“大人物”。因为他除了在结婚和死母亲时回家过两次以外，一直在外。年老的人还能记得他那时回家的情形。大家记忆最深的是当时绩溪县的知事拿铁索来准备套胡适的伯母（未纳皇粮），后来知道胡适是博士，不好惹，就回去了。当时正值胡适结婚，这个县知事还给胡适送了礼。

解放前，上庄的士绅们为了向胡适讨好，把上庄村改为“适之村”，可是老百姓谁都没有这样称呼过，仍旧称上庄村。

胡适当驻美大使时，国民党绩溪县长朱亚云送了一个题着“持节宣威”的匾挂在胡氏宗祠的门楼上，解放后就被本村人拆掉了。

胡适结交的同乡人大都是开茶庄或胡开文笔墨店的资本家，他每到上海、南京、汉口等到地，都要到这些同乡那里去吃“徽州锅”等菜饭，有时候人家没有请他，他就打电话通知，吃过后唯一的报酬就是替人写几幅对子。安徽一个研究历史的李某说：“胡适的‘考证’很像‘徽州帮’（商人）的生意经。”

胡适的父亲是满清的一个屠杀少数民族的汉奸刽子手。族谱上有记载：“至尊会张文襄公督两广方议勘琼州黎峒瘴恶莫有行者及闻公至即请行乃历儋崖雷万等州入山直穿黎心……”“至台……初充营务总巡遍历全台三十一营二十八哨往来炎蒸瘴疬之中……寻除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每后军州故民少番多常出草杀人公外防边围内讥奸宄拊循野番兽扰而儿蓄之后复设番塾延师教读……”。他父亲怎样死的还不晓得，族谱上是说：“已而倭氛益恶议割台诏臣工内渡有越人刘永福者以台自立要公相助会病作不果既首途遂卒厦门。”而群众传说是被台湾人民所杀，也有说是为刘永福所杀。（石正章）

中国大批判运动有一个规律，就是比较在意被批判者家乡人的态度，在中国的大批判运动中，记者总是喜欢从与被批判者有直接关系的地方，找出新闻角度。

胡适的家乡，我去过，有一点纪念性的遗迹，但显然太简单了些。上面这条史料，以后可以用在《“胡适批判”史》中。

据韩《中央日报》报道，韩国检察总长林采珍再次提交辞呈，并于6月4日被受理。因主导对前总统卢武铉受贿嫌疑的司法调查，亲历了其悲剧性的辞世及其后的舆论风暴，林总长已身心俱疲，用他对记者的话说，“现在已是万箭穿身，满身疮痍。”在卢武铉自杀的5月23日，他曾请辞过一次，但被总统李明博挽留。

两周来，现任总统李明博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过度调查”、“杀人政权”的指责声浪不绝于耳，且不无升级态势；以总统名义敬献的吊唁花篮屡遭“爱卢”人士破坏，被掷出会场；在野党声称要发动弹劾……种种迹象表明，卢武铉之死有被政治化的倾向，“悼念政治”如不及时加以疏导，未必不会发展成新的政治抗议运动。对此，美国尤其小心翼翼，虽然卢之死与反美并无关联，但出于对卢执政时期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政策及反对进口美国牛肉集会的记忆，华盛顿深怕目前的“悼念政治”发展成矛头对美的“烛光集会”。

公平地说，在对前泰光实业会长朴渊次行贿案的调查问题上，随着调查的深入，抖出与卢及其家族的“粘连”问题后，李明博虽不无造势打造自身的廉洁清新之嫌，但客观上说，卢既非过去那种代表军政或财阀势力的强硬派政治枭雄，与李明博本人也并无政治世仇，那种在韩国政坛屡见不鲜的、在任总统对前任落井下石似的清算，原本不是没有可能在李-卢代际打上休止符。而且，对朴案的调查，牵出被认为是李明博密友——世中N A M O旅行社会长千信一，从这一点来看，对“卢武铉门”的司法调查未必是李明博的初衷。但在政治话语不脱意识形态化遗留，政治力量尖锐对抗的韩国政坛，几乎所有政治资源均被整合在“左”与“右”、“改革”与“保守”的两极对立构造中，高度发达、各有所挺的大众传媒强化了“非黑即白”式的简单化政治思维，一种火爆而脆性的政治生态有时会逸出执政者的掌控，朝预期外的某个方向流变。就此次事件而言，从“朴渊次门”而“卢武铉门”，从“卢武铉门”到卢的自杀，尽管未必是基于李明博及执政党的刻意导演，但几种偶然性因素相叠加的结果，在民意加媒体所谓“沉默的螺旋”效应的发酵下，李明博便成了操纵司法、借刀杀人的“罪犯”。

但是，韩国人不应忘记，卢武铉之死，归根结底是一种对责任的彻底承担，而不是别的。这从他留下的遗书和前往首尔接受大检察厅调查质询前后的种种公开表态上，亦能得出同样判断。至于640万美元贿款的收受行为发生在总统任内还是卸任以后，收受者是总统本人还是其亲属等细节疑点有待石出。但无论如何，卢本人不管是在道义上，还是法律上均难辞其咎。卢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毅然选择彻底承担，不仅是其“道德洁癖”的性格使然，客观上也捍卫、挽回了名誉。

除了骑虎难下、一筹莫展的李明博外，事件的另一个“受害者”，是韩国大检察厅：林总长此番情辞，既有不惜以一己之身应对舆论追究，以求平息事态的良苦用心，以一己的承担，换来对调查行动合法性的承认和特别调查组组织的延续，应该说是更深层的考量。毕竟，司法调查是否“政治化”、“过度”与否，不应由舆论和政治来判断，而应交给事实与法律。这关系到韩国民主制度框架中的司法独立问题，兹事体大。

随着卢武铉的辞世，关于“卢武铉门”的司法调查被终结，乃顺理成章，因为卢武铉已用生命承担了责任——再没有高于生命的承担。同时，以终结调查换来社会的政治宽容，其意义远远超越对“第一家族”的“免罪牌”，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成熟化。而某种意义上，6月2日，大检察厅对涉嫌受贿的千信一下发逮捕令的请求遭韩司法部驳回，暴露了韩国司法体制因“卢武铉门”而深陷两难困境的窘状，诚堪忧虑。因为，在民主政治的辞典中，司法独立本身本不应附丽于任何政治和舆论，更不应成为政治和舆论的牺牲品。

几天前，妻子就间接接到来自某部门的特别“关照”：六四就要来了，招呼好你家李元龙，叫他不要到处“乱串”。

妻子一讲，我就明白了：去年六日前夕，我就是“乱串”到省城贵阳，与众多“敌对势力”一起，在某教堂点亮蜡烛，纪念六四19周年的。今年，六四屠城20周年，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的“期限”到了，他们心慌得很，这是怕我又“乱串”到什么地方，与其他敌对势力形成合力，纪念六四，对和谐盛世的稳定不利。

我对政治本身不感兴趣，每年纪念六四，只是我的良知告诉我：中国大陆如果没有人记住六四，中国就没有希望了。我这人行事往往不拘一格，纪念六四这样的事情亦然。因此，我听了这样的敬告加警告十分轻蔑而不屑：有心纪念六四，何需“乱串”到外地。再说，我历年纪念六四，也没有固定的形式，全凭我这颗还算真诚的心，也就足够了。还有，大城市有的是纪念六四的烛光，我居住的小城市，多么的应该也有纪念六四的烛光啊！

还有，六四前夕，贵阳的，陈西，莫建刚，黄燕明等四十来位绝对不会忘记六四的人，他们抓的被抓，堵的被堵在家里，我就是“乱串”到贵阳，也只能称孤道寡般或以光杆司令的身份祭奠六四英灵。罢了，完全打消去省城的念头吧，他们省心省力，我也省事省钱。

就这样，我在我居住的城市乖乖的待到了2009年6月4日。六四一大早，自然气候与今天的政治气候很不协调，却很合《诗经》里的“诗意”：其雨其雨，杲杲日出！愚顽、懦弱和罪恶等等，就在明亮的阳光下进行：别说“反动网站”，连新华网也打不开。只好用代理试试，还好，打开了。读了曹长青的《六四教训》，看了一组20年前的屠城照片后，天安门母亲之一的丁子霖及其丈夫户外祭奠孩子被阻的最新消息映入了我的眼帘。整整20年来，只准你们开枪屠杀学生，却不准许受害者亲属到公开场合祭奠自己的孩子，天安门母亲们，她们面对的，是怎样的一群无法无天，凶残愚顽的“公安”？悲愤之下，我提起笔，在纸上写下了《6月4日，闻丁子霖户外祭子受阻，泣问苍天》，并立刻把它发到了网上：

苍天：

有多少天安门母亲，
于20年前的今天，
在枪林弹雨之中，
失去了她们的孩子？

有多少天安门母亲，
于20年后的今天，
在和谐盛世之中，
还不能公开祭奠她们的孩子？

还将有多少天安门母亲，
于又一个20年后的今天，
在亿万人的翘首以盼之中，
仍然还不能公开祭奠她们的孩子吗？

苍天！

下午三时许，我来到街上，买了件白色衬衣，穿上，然后在街上漫步。四时许，电话响了。一接，是小区物管打来的，说什么他们找来了楼顶防水人员，要查看我的屋顶。我的楼顶没漏水，我也没有要求物管公司修补楼顶啊？这是受托试探我在家与否，也即曲线打探我“乱串”没有吧？

若是物管公司真要到楼顶做什么，我没理由不给人家方便，反正，我可以立即赶回家的；若是他们受托试探我的行踪，那么，我也可以借机试探他们的意图。于是，我用十分通达、干脆，听起来我是在家中的口吻回答：要看就来吧！
两个小时过去了，一直没人要查看我的楼顶是否漏水。

按照预想，来到取了个政治色彩浓厚而毫无创意的广场——“人民广场”，找到一条凳子，在胸前右手比划了个代表“6”的手势，左手比划了个代表“4”的手势，开始静坐，望着熙来攘往、处于蒙昧状态的路人，在心里，深深地，深深地缅怀20年前，那一个个20来岁的六四受难者。

七时许，天色已经傍晚。一个也穿了白衬衣的壮年男子推了个自行车，经过我的面前。他一边走，一边回头打量我。我看着他也眼熟，也打量他。他干脆停下自行车，走到我面前：“请问，你是不是李元龙？”

我说：“是的。你认识我？”

他稍感惊喜地说：“认识。2006年5月11日那天下午四点来钟，你的案子开庭时，我在网上看到了你的事情，马上赶到法院声援你。可惜，我赶到的时候，案子已经审结，你被带离法庭，我没见到你，你当然也没见到我。”

啊，我有些感动起来：“谢谢关注，很难得。那，你现在在干什么？闲逛？乱串？”

他的表情立时黯然起来：“不，不是闲逛，更不是乱串，我是纪念六四20周年来了。”

说完，他的手指向他的自行车车头——车头上，有两个用铁丝绕成的字：89。

“啊，太好了！”在这个春风不度的山区小城市，这太难得了。我抑制不住的激动，站起来，拉了他的手：“怪不得，你也穿了件白衬衣到处‘乱串’，原来，你也是特意纪念六四来了。”

我给他讲了“乱串”的“典故”，并问他姓名，为什么要祭奠六四。

他说，六四反贪官、反腐败，如果当年的政府听从了学生的建议，今天的贪官就不会这样多、这样放肆了。他说，他的房屋就是被贪官和奸商拆迁、掠夺了的。2004年，仅仅因为房屋的事情上访，他就被毕节市公安局国保科强加上“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硬生生给法院判了一年有期徒刑。

“当年的学生是为中国，为我们受到贪官欺压的老百姓而死的，我当然要纪念他们。”这个淳朴的人动情地说，他也是从下午三时许，就开始满街如此“乱串”，纪念六四的。

于是，我们请路人拍下了这因六四，因共同的念想而巧合到一起的，很有意义的一刻。

晚上十时许回到家后，如预想的那样，我将20支蜡烛分别摆放成6和4字，点上，然后坐下来，继续为20年前死于暴政枪口下的学生及其亲属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