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把司法改没了的司法改革

【独立是公正的前提】要讨论司法改革,首先要明确为什么要设置专门的法院。立法行政之外设置专门法院的目的既非专业水准之展现,亦非群众路线之张扬;它就是为了比起古典衙门更公正而有效地处理诉讼而设,为通过司法而更好地保障人权、维护自由而设。为什么司法必须独立,是由于只有独立,它才能够按照同样的准则、一贯的逻辑处理案件。有独立未必一定公正,但没有独立绝对不可能公正。

【正义与国情】对于司法公正的渴望以及这种公正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没有姓社姓资之分,也没有什么国情论者所津津乐道的那些障碍。没有公正的司法,贤良之士蒙受法律之害,最终导致民众将法律操在自己手中,义旗高举,造反革命,这也是无论中西、不分国情的后果。

【距离产生尊严】那些主张废除法袍、贴近民众者可谓明于喊口号,陋于知人心。在司法领域,“距离产生美”也是切近人心的道理。庄重、耐心、中立、敏锐、博学、言辞简洁有力以及适度的幽默感都是法官的基本功,但是狎昵亲热、举止随意的法官却足以摧毁司法的底限尊严。

【英法司法之别】托克维尔比较法英两国的司法,略谓法国司法比英国司法更便民、更节省费用、更少拖延、更设置合理,只有一条英国优于法国,那就是英国的司法更公正。法国之所以最终要通过暴力推翻旧体制,主要原因之一正是这一条。

【司法民主不能法外寻法】司法民主?问题是,在一个政治体制尚未实现民主的时期,司法是否能够实现民主?如果立法体制与程序实现了民主,那么,司法民主最重要的体现就是让法官严格地依照体现国民意志的法律判决案件。任何要求法官在立法之外寻找判案依据的做法都将形成法官的专断。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各诉讼法都规定判决案件“以法律为准绳”,法外寻据,皆属非法。

【把司法改没了的司法改革】司法改革之目的是建立一个独立、公正、高效和廉洁的司法体系。从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向现代司法制度的转型需要对于目标的共识,需要极其艰苦和长时间的持续努力。那种遇到困难,动辄走回头路的做法永远不能达致更高的境界。总之,司法改革可以对于以往措施反思检讨,可以推陈出新,但是,如果司法改革最终是把司法给改没了,那将是南辕北辙,误国害民。

司法改革的决策者们,可不警乎!

杨恒均:从“广场”到“法庭”的捷径是互联网

广场政治与法庭政治

和年轻的朋友谈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大家早就知道了,但我今天和互联网联系起来讲,我用词可能不准确,你们知道是那个意思就可以了。

20多年前在大学学习西方历史的时候,我就比较关注美法两国的社会发展与政治进步。但法国和美国的路子很不同,大家也知道,法国是大革命式的,我这里简单的用广场政治来一言以蔽之。所谓广场政治,就是由革命群众或者暴民在广场上引发并完成的,一般来说,最后都是要见血的。美国虽然也有广场政治,但两百年的社会进步却基本上是在法庭上进行的。

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读法国的大革命历史,那多激动啊,长江(应该改为塞纳河吧)后浪推前浪,一会卢梭,一会罗伯斯皮尔,一会攻占巴斯底狱,一会把攻占巴斯底狱的革命家送上处死反革命的断头台,革命河山一片红。而且,那也是思想家们的乐园,你昨天晚上一不小心发明一个革命的理论,也许第二天早上起床就发现那个拂晓前从广场上攻进议会的新领袖就把你树成国师了,你一边手淫一边弄出的理论(如卢梭一样)竟然成了广场群众杀人放火的指导思想……

再看看美国和法国差不多的那二百年历史,自从55个不苟言笑的商人律师之流的制定了那个《独立宣言》后,美国几乎没有出过一个让年轻人热血沸腾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唯一一个靠广场起家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金博士几乎每一次演讲都没有离开美国梦想,还有《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而即便是金博士,努力争取来的任何一点进步,几乎都和美国其他社会和政治进步一样,都是靠冗长的官司,法庭上的唇枪舌战来决定的。我一直认为,除非是律师和法律系的博士生,几乎没有人会有兴趣钻进美国法庭的记录里去——而那些记录其实就记下了人类最平和最快速的政治进步的历史。

你不能责怪我喜欢法国广场上的鲜血,而对美国法庭上的口水没有多少兴趣,毕竟我当时血液里也是年轻人的血,而且,我们那是喝什么奶长大的?不妨想一下我们当时受到的教育,老师怎么教育我们的?历史是怎么推动的?是陈胜吴广在“广场上”振臂一呼搞定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

可说到这里,我那写小说的脑袋就不安分了。我们这样虚构一下,陈胜吴广因为大雨误了行程,按照当时秦朝的法律,就要被处死。他们唯一的路就是造反,反正都是死,造反成功可以当皇帝啊。于是他们就在“广场”起义——当时没有广场,只是烂泥岗。如果陈胜吴广有另外一个选择,例如可以不造反,可以上诉到高级法院去,对大法官秦朝的皇帝说,皇帝大人,这个法律有点问题啊,我们不但爱这个国家,也爱你这个皇帝,可是,为什么因为一场大雨误期了就要处死我们呢?我们也是有人权的啊!

这秦二世一想,也对啊,这法律有点问题,不是以人为本啊。于是,他就说,各位,让我们展开法庭辩论,看看是不是需要修改一下这个恶法,或者还有其他的选择,至于你们,就稍安勿躁,别到广场闹事了,好不好?

作为现代人,我们真看不出有什么不好的!可当时双方就都没有想到走进“法庭”里去解决问题,于是杀得血流成河,最后陈胜吴广没了,秦朝皇帝也被斩草除根了,何苦呢?

这就是我举极端例子来阐述“广场政治”和“法庭政治”的最大不同之处。

让“暴民”不上广场的办法倒是有一个……

我不想在这里探讨为什么有的民族选择了广场(如法国),有的民族却选择了法庭(如美国);有的后进民族选择效法美国(日本等),有的民族却走进法国式的广场文化出不来(如咱的祖国),否则,这篇文章会长到让你想到广场上去抗议杨恒均浪费你的青春。

但我想指出的是,任何单一的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例如有人说是文化基因决定的,有人说人种和人性决定的,有人说是民众不知道“见好就收”,不了解“博弈”(坦克来之前撤出广场),有人说统治者太强硬造成的……,原因很多,都有一定道理,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看得很清楚,如果现在让我们在广场和法庭之间做一个选择,我想,没有几个人去选择广场而抛弃法庭的。这种共识应该推翻那些文化和人种决定论。

不幸的是,自从90年前的五四运动后,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几乎清一色的靠广场运动在推动,以致我们在研究国民党为什么垮台的时候,可以简单的把一次又一次学生运动抽出来研究,就大体知道国民党为啥江河日下,最后落花流水地流到了最东边的台湾小岛。

在1949年共产党上台后的前三十年,在大陆没有任何敌手的情况下,毛泽东也是想靠一个又一个的广场运动来实现他的理想。结果如何,我们都看到了,对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又一个的灾难。

改革开放后,无论是普通百姓、知识分子,抑或是部分头脑清醒的执政者都认识到这种广场政治的害处(和平时期大多表现为运动,以及抛开宪法和法律的所谓大民主),于是宣布不搞运动了,也不搞广场政治了,可是,还是没有避免(20年前)。

为什么没有避免?我们这个民族难道无法避免被历史反复证明了对进步有害无益的广场文化和政治?有人说,没有办法避免,因为老百姓素质低,不理智,容易冲动。

我说,难道广场政治的错都在老百姓?难道有一些民族例如我们天生喜欢冲向广场?再继续拿陈胜吴广说事,难道陈胜吴广天生反骨?如果他们当时有选择,他们会造反吗?

其实,要想避免广场政治不是没有办法,办法一直在那里,就在我们眼前。如果用通俗易懂的形象说法来描述的话,我会这样解释: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让那些一到了广场就浑身激动,就霎那间变成“暴民”的人不上广场,或者愿意从广场上撤下来,那么,不上广场上哪里去?撤下来,又撤到哪里去?

这就是所有问题的关键!你得让心怀不满的“刁民”甚至“暴民”有一个去处——一个比那个往往以他们流血告终的广场要安全的地方,一个他们不但可以发泄,更主要的是可以讲道理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法庭!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讲理的地方,你可以和我讲理,我可以和你讲理,我们一起还可以和统治者讲理的地方。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们还需要到广场上去吗?我们大家看一下美国200多年的历史,几乎任何些微的社会和政治进步都是靠一个又一个冗长琐碎的官司来推动的。美国历史上也不乏广场政治——游行示威,而且还特别多,但绝大多数都是象征性的,好聚好散,让当权者看到民意。如果当权者完全看不到民意,又有几个人愿意敞开法庭的大门呢?

这就是法庭!一个讲法律、讲道理的地方。我常常听中国人说要讲道理,什么叫讲道理?在一个核心价值观缺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理”的国度里,他们往往鸡同鸭讲,讲各自的“道理”?其实,在现代文明社会,讲道理就是讲法律,法律就是道理。

关于法律中国人还有一个常识错误,认为法律就是对付罪犯的,就是用来限制罪犯的自由的。其实大错特错,法律更多的时候是普通民众用来保护自己,用来对付统治者的。法律限制了你不能干坏事的自由,但同规定你有权干很多事的自由(例如《宪法》)!

有了这种法律和拥有了这种法律意识的民众所在的法庭,就象过去两百年的美国,推动社会的前进和政治的进步,不需要都跑到街头和广场上去了。

我上面说的道理大家也许都懂,但我想,现在你们的眉头一定皱得一塌糊涂。你们会粗暴地打断我,断喝一声:杨恒均,你说得比唱的还好听,我们谁不知道那样的法庭比这样的广场要强啊,可是,那样的法庭在哪里?从广场通向那里的路又在何方?

互联网民意和广场政治有本质的区别!

有些利益集团和独裁者可能看到这里也要冷笑了,嘿嘿,要让他们不上广场的办法确实如你所说:法庭。不过,我们说的法庭和你说的法庭不是一回事。对于素质低下都不知道用现成法律保护自己的刁民和暴民,法庭不是他们撒野的地方,而是我们统治者用来剥夺他们自由的地方——包括剥夺他们到广场的自由!。

这样使用“法庭”来代替广场和我说的南辕北辙,但我承认,这确实是历史上独裁者们的字典里的“法庭”的含义。说到这里,我又要举例——不好意思了,我只能折腾国民党,谁让你松开了独裁的拳头呢——国民党统治时期,不管那些学生运动是不是当时潜伏在敌后的共产党煽动的,如果国民党贪污腐败利益集团不那么独断专行,尊重法律,能够让法庭更加公平,让法庭成为大家讲理的地方,也许他们不会被打到一个小岛上,60年后党主席回来北京简直像朝圣一样。

说到这里,我就要转入我的主题:互联网。过去二十年,虽然群体和个体暴力事件不断,但基本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广场事件。于是有人说了,是不是广场事件不会出现了?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历史,20年也就是一个小孩发育到能够做爱的时间,在历史上可以短到忽略不计。

也许上天特别照顾中国,就在中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广场日益吃紧,可我们仍然没有找到如何从广场走进法庭,从激情走进理性的时候,出现了互联网。互联网近十年的发展大家都看到了,从左愤们对我这种曾经的左愤口诛笔伐,到今天的杭州飚车和巴东烈女修脚刀杀人,让左右中各派都在网络上挽手并进, 不能不让利益集团和很多精英感到了极度的不舒服。

就在我受到来自一些年轻人的攻击的时候,有朋友提醒我,互联网上的那些人越来越像当年的红卫兵,有些甚至哀叹,互联网已经沦落到文革时的天安门广场,混乱,污辱人,暴力,再加上多数人的暴政……

我听到后很震惊,我大喝一声:清醒一点吧,互联网和广场完全是两回事。互联网只是一个民意表达的平台,表达民意的个体网民不但没有同在一个广场上,而且都分散在各个不同的角落、不同的电脑面前。这和那种集中在广场上,造成情绪不断升级的广场文化毫无共同之处。

互联网民意不但不能等同于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广场政治,而且正因为互联网出现后,大大降低了广场政治的可能性。大家不妨回忆一下(不用那么长,20年吧),当初学生上街干啥?不就是简单的要求改革开放,要求惩处贪污腐败吗?不就是想表达一下小民们卑微的意见吗?可是,当时所有的媒体包括报纸、电视和电台,有谁给他们一个表达的渠道?在那种情况下,不到广场上去表达,难道要每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对着日记本表达?

有人说互联网的出现对草根民众是一个大大的好事,其实,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问题,互联网对当权者甚至利益集团未尝不是一件幸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果老百姓没有一个表达意见的虚拟平台,法庭又成为剥夺他们自由的地方,你想象一下,他们除了到“广场”上去,还能到哪里?

互联网民意表达和以表达民意为主的广场政治不能混为一谈。但,正如我上面所说,互联网不但分担了广场文化里的民意表达,而且,由于互联网的特性,对当权者,对现实世界没有直接(立即)的威胁,这也使得广场政治中让统治者极度不安的部分不存在了。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上面讲过的从秦始皇建立的那个制度中无法逃脱的悖论。统治者终于能够听到自发的民意了。他们可以根据这个民意决定是打开法庭的大门,还是等着民众终有一天走向“广场”——这才是关键。

举个例子,最近的邓玉娇事件,全国民众都激动了,这要是在一个广场文化盛行的时代,保不准多少民众涌上街头,像当年举着毛泽东语录一样高举“侠女邓玉娇”的牌子游行了。那样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甚至会引起民众再次砸烂公检法。到时邓玉娇的问题很可能“解决了”,但最终遭受损害的是需要各种法律来保护的所有人,以及整个民族。

无论左的和右的,都把互联网当成表达民意的“广场”,畅所欲言,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不但可以说一些过激的语言,甚至要打要杀也没有人放催泪弹,更不用说用真子弹射击了。就在大家在互联网上众声喧哗的时候,在现实社会里,广场没有封闭,交通并不杜塞,大家上班的上班,逛街的逛街,做爱的做爱(不排除有些人因为情绪激动而影响性欲),仍然是一派“和谐”的氛围……

看到这里,我能感觉到很多网友恨不得钻进电脑,顺着我的电脑发出的信号波一路爬到我的电脑里,从电脑里伸出一只真实的手,狠狠抽我几耳光,冲我喊道:你这个老糊涂,你这不是屁话吗!你就是怕我们上广场,你就是小骂大帮忙,你就是“潜伏”的XX,按照你这个老糊涂说的,我们在互联网上表达了民意,问题就解决了?

不知道是你的暴喊抑或你那几只虚拟的耳光,让我脸红啊。请稍安勿躁。就在我们知道法庭比广场是更好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却一直没有找到从广场到法庭的路,我们只能在那里怨天尤人,最后只好把祸根归结到文化上……

我认为,路也许有很多条,但就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来判断,从广场通向法庭最近的路,应该是互联网,互联网上的民意。

“法庭政治”是通向和谐与自由之路

历史不能假设,但我是写小说的,我可以幻想。问题在于自秦始皇以降,他建立的那个制度,就让独裁者陷入一个悖论之中,为了让民众顺服和听话,他们使用高压的手段,不让民众说话。于是民众不说话,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听到民众的声音。于是,就形成了一次爆发后的高压,最多只能推迟另外一次爆发的周期而已,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年复一年……

你以为可以遍玩天下美女的隋炀帝想被推翻吗?你以为明朝那个妻离女散不得不上吊的皇帝愿意死去吗?你以为慈禧太后很想自己死后这么多年棺材还被挖出来供游客玩乐品评吗?你以为蒋介石很想到台湾去蜗居吗?你以为……差一点说多了,就此打住。最后,还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崇拜的毛泽东同志找到了走出中国历史恶性循环的办法:让人民说话,让人民监督,实行民主制度!——只是他说是说了,上台后却先试验一些老方法,融进了广场政治的古老方法。老毛的思路估计很简单,既然历朝历代都是被民众自发的广场政治搞垮的,那么我何不自己来领导一场轰轰烈烈的广场政治?结果,他的王朝真没有垮,不过,人心却垮了。

还是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法庭政治是缓慢却坚固推进社会进步的最好办法,从历史上看,广场政治轰轰烈烈,但只不过是用一个暴政代替另外一个暴政,为了建立新法律而去推翻所有的法律,最后弄得连旧法律都没有了。

我们最后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说服他人,也说服我们自己从“广场”走进“法庭”,表面上看好像是广场上那些草根民众,那些“暴民”的问题,而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却在于那些掌握了法庭的人——也就是历代的统治者,他们愿意让法庭变成保护老百姓的自由、变成限制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地方吗?

如果他们能够顺应民意,又有一定的历史知识,也对世界大趋势有一定的认识的话,他们一定会“从善如流”的。但由于前面所说的悖论,他们几乎没有地方能够了解民意,久而久之连聪明的统治者也认为自己代表了民意,直到互联网出现后,中国历史上才第一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民意的自由表达——这就是我说的互联网的重要意义!

孙志刚的案件就是从互联网走向法庭的最好的例子,那次的互联网民意沸沸扬扬,大有广场地气势,结果某些部门认真对待,最终废除了一部不合时宜的法律。孙志刚之后的这些年,这类事件层出不穷、日新月异,让人眼花缭乱,也让我这位写幻想小说的终于承认我想象力枯竭了,面对你根本无法想象的现实。

黑窑童奴让我们重温了万恶的奴隶制;周老虎让我们知道了不受监督的官员是一定要弄虚作假;毒奶粉事件让我们知道没有法治,我们不可能靠一己之力保护自己的孩子;周久耕让我们看到阳光法案的必要性;躲猫猫让我们突然想起,人类人权的进步都是从监狱开始的;河南的王帅事件,让我们觉得应该去限制那些不受限制的权力;还有杭州飚车案,让我们意识到,在不尊重生命的国度,你我的生命都不一定安全;而邓玉娇用修脚刀给我们的启蒙,更让我们感觉到做人的尊严和自由的重要……

然而,在这么多次互联网事件中,我失望地看到,好像有些人已经麻木了,他们能够压制就压制,不能压制就只当没有听到,沸沸扬扬的互联网民意却很少象孙志刚那次一样,能够最终走进法庭,废除一个旧法或者推动一个新法,推动社会的进步。

莫非有些人也感觉到互联网毕竟不是广场,闹一闹也就完事了?网民们只要猫在电脑后面,躲在虚拟的空间里,再怎么激动和狂暴,也走不多远的!

这个想法让人在五月的大热天感到彻骨的寒意。我想提醒漠视互联网民意的人:虽然互联网是虚拟的,但那一个又一个的网名,一篇又一篇文章和帖子后面的人,却一点也不虚拟。在本质上,他们和几千年那些走上街头、冲上广场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当他们发现在虚拟空间里一再被忽视的时候,当他们无法从互联网走进法庭的时候,他们剩下的唯一的一条路就是重回广场。有眼光的当权者应该把每一次澎湃的互联网民意转变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我只是希望,在当权者有机会可以还原法律的尊严,建立法治社会,依法治国的时候,在他们还有能力阻止一些利益集团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把法律当儿戏时候,能够及时向互联网上迷茫、激怒的人群挥挥手,让他们从广场的边缘进入法庭,在那里争取更大的自由,在那里,充满激情而又理智地言说……

我相信,你和我一样,从互联网的民意中看到了从广场通向法庭的捷径,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只有经过法庭这条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能真正在和谐中崛起。

杨恒均 2009/5/18

中国文学始终未能走向世界 “禁书”往往成卖点

90年过去了,中国文学始终未能走向世界

而且很不幸,“中国禁书”往往成为西方出版商的唯一卖点

白宾(Ben Blanchard)4月23日为路透社撰写专稿,评述五四运动90年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努力。

文章说,1919年的文学革命之后,中国作家始终未能产生全球性的重要影响。尽管在汉语世界里,也出现过鲁迅这样的著名作家,他像乔治·奥威尔一样,通过尖锐的社会批判,以图改变腐败、落后、被列强掌控的中国。然而直至今日,鲁迅等人的作品在海外仍然鲜有读者。

现代中国文学目前在海外的影响,至多局限于一个小生境,只是偶有亮点,比如莫言的《红高粱》,该书被导演张艺谋改编成了电影。

中国人提起诺贝尔文学奖就心痛:至今尚无一位中国籍作家赢得此奖。2000年获奖的高行健出生在中国,但获奖时已是法国公民。

跨国出版商企鹅中国公司总经理乔·拉斯比(Jo Lusby)承认,对介绍当代中国作家到西方一事感到灰心丧气:“中国作家是在为中国读者写作,写的也是中国。有些书我也想带出中国,可我认为,对西方读者来说,需要太多的背景知识,才能像中国读者读它们时一样感到享受。”

拉斯比说,另一个问题是缺乏翻译。

作家冯骥才也认为,与五四后许多人从事西方文学中译相比,“几乎没有西方人翻译中国作品。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是重要的,但未能如此的过错不在中国人身上。”一头怒发的冯对路透社说,“不能是中国人来为西方人译书,得西方人自己来译。”

文章指出,西方读者往往对那些被贴上“禁书”标签的中国文学作品更感兴趣。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说:“西方人对被禁的中国图书感兴趣,哪怕这些书根本不是好的文学作品。他们只是感到好奇。所以中国作家有时写作只是为了制造轰动,然后让书被禁,以此吸引外国人。”

拉斯比女士说,能多讲些英语的中国作家十分稀见,往往很难安排他们到海外旅行促销,出版商不得不寻找其他方式吸引读者。“通常,‘中国禁书’是出版商能够使用的唯一卖点。”她说。

有些作家则担心,西方过度地炒作“禁书”概念,反过来也会令一些中国作家在写作时更加畏首畏尾,不知道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因此销蚀了立意构建有创意的现代作品的努力,并直接伤害到中国文学。

青山七惠获川端康成文学奖

以遴选年度最佳短篇小说为特色的日本第35届川端康成文学奖日前揭晓,现年26岁的女作家青山七惠凭借小说《碎片》摘得桂冠,由此成为该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川端奖评委辻原登称,《碎片》具有一种“静静的爆发力”。

青山七惠曾于2007年1月,以带有浓郁“私小说”风格的《一个人的好天气》荣膺第136届芥川奖,引起日本文坛的瞩目。谈到此番获奖的心情,青山七惠表示:“我一直觉得川端奖是颁给那些老练的作家的,似乎跟我无缘。去年我着力写短篇小说,能够得到如此褒奖真是喜出望外。”

获奖作品《碎片》描写独自一人生活的大学生“我”因机缘巧合,与父亲一同参加采摘樱桃之旅,父女二人渐渐由生疏转而想要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

“听说一位与我同龄的朋友跟她父亲一起去旅行,觉得很是惊讶,这也是写这篇小说的契机。在我上大学的年代,虽然也跟母亲一同外出,但跟父亲却很少有共同的话题,我想这种情形可以写成一篇有趣的小说。”青山七惠说。

川端奖评委辻原登表示,《碎片》中那位瘦弱得没有安全感的父亲,在旅行途中渐渐增添了“不可思议的存在感”。父亲的生活碎片、记忆断片,与“我”的写生画重叠在一起,产生了一种“静静的爆发力”。

青山七惠最喜欢的短篇小说,是以《长跑者的孤独》闻名于世的英国作家艾伦·西利托所写的《一幅渔船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无论如何描述,都有言之不尽的感觉。”青山七惠说,“我之所以倾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就是想尽量用简单的写法、简短的文章来展现那些微妙的感觉。”

青山七惠是在上高中时读了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兹·萨冈的《你好,忧愁》之后开始想到要写小说的。今年2月,青山七惠辞去了在东京新宿一家旅游公司持续了将近4年的工作,一门心思从事写作。

吉勒文学奖:加拿大文学界的盛举

从一个设立之初名不见经传的小文学奖摇身变成今天能够与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和加拿大作家联盟奖两大奖项比肩的重要文学奖,加拿大吉勒(Giller)文学奖自15年前设立以来,已经成为加拿大文学界的一件盛事,而且还在吸引着更多人的关注。探寻其运作过程中的一些成功做法,也许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点启迪。

设立与发展历程

吉勒文学奖是加拿大商人杰克·拉宾诺维奇(Jack Rabonvitch)于1994年为纪念亡妻、加拿大著名女作家桃瑞丝·吉勒(DoriSGiner)而设立的私人文学奖。其目的是继承和弘扬吉勒女士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促进加拿大文学发展,并通过商业化方式,使加拿大人能够读到更多优秀的小说作品。该奖每年评选一次。在其初期,进入最后评选阶段的作家一般仅有3位或5位,奖金额只有2.5万加元。

2003年是吉勒文学奖设立10周年的日子,经过10年的探索和发展,该奖已经成为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之一。其获奖作品的销售总量超过250万册,销售额累计6000万加元。

2005年对吉勒文学奖来说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是年,加拿大丰业银行(Scotiabank)开始参与文学奖评选,并将奖金金额提高到4万加元。其余进入最后评选阶段的作家,每人也可获得2500加元。从此,Giner文学奖正式更名为加拿大丰业银行吉勒(ScotiabankGiller)文学奖。

2006年,吉勒文学奖首次将进入最后评选阶段作家的人数扩大到10人至15人。华裔作家文森特·拉姆(Vincent Lam)获得了该年的文学奖。

2008年11月11日晚,第15届加拿大“丰业银行吉勒奖”文学奖的颁奖典礼和盛大的庆祝晚会在多伦多举办。500多位加拿大各界名流与当地观众一起见证了这一时刻。加拿大最大的、可以覆盖全国的私人电视台CTV用其两个频道对颁奖典礼和晚会进行了现场直播。作家JosephBoyden以小说《ThroughBlackSpruce》荣膺当年的文学奖,并获得奖金5万加元。其余每位进入最后评选阶段的作家的奖金额也提高至5000加元。截至目前,吉勒文学奖己经成为加拿大奖金额最高的年度文学奖。

坚持市场化道路和大众参与

加强市场营销,让更多的加拿大人读到优秀的小说,始终是该文学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丰业银行是加拿大金融机构中的佼佼者,而且也是从事慈善事业最多的企业之一。2007年,它为加拿大各社会阶层和团体捐助的款项高达4300万加元。丰业银行的加入,为该文学奖做大做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2008年进入最后评选阶段的作品是从加拿大全国38家出版机构出版的95部小说中遴选的。同时,该奖评审委员会也不单是由作家组成,而是汇集了各界社会贤达,包括大学教授、知名记者、外交事务评论员、国会议员和部分曾获得过该文学奖的作家等。而且在评选过程中,他们还使用互联网开办论坛,对进入最后评选阶段作家的作品进行点评,希冀让更多的加拿大普通民众了解参选作品和评选过程。

独特运作方式吸引媒体助阵

与其他文学奖举办得较为冷清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吉勒文学奖的评选和颁奖活动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这与加拿大主流媒体的积极参与息息相关。媒体对吉勒文学奖的评选和颁奖典礼都给予了大量细致的报道,电视台、电台还将其作为一个热点话题,安排在黄金时段播出。

CTV电视台已连续4年对该文学奖评选进行报道。2007年,有200多万加拿大人通过CTV电视台观看了文学奖的相关报道、颁奖典礼和盛大晚会。文学奖的评选活动曾一度成为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在CTV报道后的一个星期里,获奖作品出现了井喷式旺销。

2008年,隶属CTV的CANADAMA在其周二的seamusO‘Regan节目中对文学奖的情况做了详尽报道。11月11日Bravo文艺综合频道对颁奖典礼后的大型晚会进行了直播。另外,参加此次文学奖评选报道还有CTV所属的BookTelevison、Star和CP24.CTV网站也登载了部分作品的节选、作者生平和访谈以及影视材料。同时还举办了“猜猜看”竞赛,每一个加拿大人都可以参加。猜中者可获得由获奖者签名的图书,如果赢得大奖,组委会还将提供两个人参加加拿大顶级文学节的全部费用。

精心策划铸就成功

加拿大主流媒体在评论该文学奖为何受到公众和媒体如此瞩目时,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第一,评选方式简单。进入最后评选阶段作家人数越少,越有助于媒体的集中报道,而且报道效果更好。第二,公布进入最后评选阶段作家的资料和著作。媒体对一夜成名的作家报道的热情最高。所以公布进入最后评选阶段作家的资料,对于媒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相比之下,有些媒体对于一些终身成就奖的获奖者的关注度则相对较低。因为他们常常是人们早已熟知的人物,没有深入报道价值。同时,媒体对于一些专业性强的领域中出现的“黑马”的关注度也很低,原因是人们根本不认识他们。第三,在多伦多举办颁奖典礼活动。目前,多伦多是加拿大各大城市中拥有媒体记者数量最多的。Sobey艺术奖颁奖仪式移师Hogtown后,媒体报道量较之以前提高了一倍。第四,制造噱头。在文学奖评选过程中,具有争议性话题的产生常常是引起民众关注的有效手段。第五,举办大型晚会。举办大型晚会可以吸引加拿大各界名流出席。而出席晚会的嘉宾又都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不过,在时间选择上要避免与其他重要庆典活动重叠或相距太近。第六,增加透明度,让民众及时了解评委们的评判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刘淼:气胸(短篇小说)

也就是那么一瞬间,我开始感到气喘。我以为是走得过于急促的缘故,下意识地放慢脚步,果然舒服了许多。可是,时间却不允许我如此悠闲,仅剩五分钟就要上课,而以现在的速度,恐怕十分钟都难以到达教室。我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将整个世界的氧气全部吸进去一般。我再次恢复到之前的速度,两步并作了一步,且将频率略为加快了一点点。但很快,我再次气喘。这里并不是青藏高原,而是江南水乡,我也并非七老八十的糟老头,而是刚踏入十七岁雨季的活泼少年。这就是说,无论外部自然条件还是自身的生理条件,都没有理由阻碍我的正常呼吸。我以为是刚才的早餐,那是一碗兰州牛肉拉面。我几乎每天早上都去那里吃一碗,好吃与否倒在其次,看做拉面的师傅潇洒地和面、切面、拉丝便已是一种难得的视觉享受。这样的习惯,已经持续了一年,难道真是慢性食物中毒?难以想象,积累了一年的毒素,此时在我的身体内横行霸道到了何种地步。我不得不重新放慢脚步,但豆大的汗珠伴随着沉重的呼吸汹涌了过来。我更进一步确定是食物中毒,但此时这条去学校的小路,空空荡荡,根本见不到半个人影,也就是说,我必须在毒素完全发作前达到学校,因为只有学校的校医才能帮助我。然而,仅仅只是放慢脚步,已不能满足肺部的需要,我必须走三步再休息两步。眼看着原本五分钟的距离,渐渐被延长、放大却又无可奈何。值得庆幸的是,我始终没有昏倒,这说明毒素并没有攻击到我的大脑。

我终于碎步移到了学校大门口,迫不及待坐在了传达室里的藤椅上,拿起电话拨通班主任鲁老师的办公室号码。接电话的正是鲁老师,我告诉她,我可能食物中毒,请她叫两个身强力壮的同学下来扶我见校医。鲁老师大惊失色,叫我千万别乱动,她会立刻叫两个同学一起下来接我。放下电话,我向一旁的门卫张师傅点了点头,张师傅关切地问我要不要去他的床上躺一下?我说不了,鲁老师马上就会过来接我去看校医。张师傅说,我年轻时候学过中医,不如先替你把把脉?我说没问题。把脉的结果居然是一切正常。张师傅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说他许多年没有把过脉了,把不出来别见怪。但奇怪的是,把完脉后,我的呼吸恢复了平静。我感到一阵欣喜,难道我的免疫力比一般人强?我的免疫兵团打败了毒素兵团?我试着站起身,用力甩一甩手,呼吸依旧顺畅。我大摇大摆地走出了传达室,思考应该如何向正从办公室赶过来的鲁老师作出解释。但不幸的是,仅仅走出五步远,便感到空气中的氧气又不足了,我立刻想到《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中毒后不能乱动,一旦动了真气便会毒发身亡。我沮丧地坐在了花坛边的阶梯上,静等鲁老师的到来。

我是被鲁老师叫来的两个外班同学架着送往校医务室的。我很奇怪鲁老师为什么没有叫本班同学,虽然我与本班大多数同学的关系并不好,但还不至于恶劣到如此地步,连我患了重病都没有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快到医务室大门,我感激地向两个外班同学说了声谢谢。鲁老师嘱咐他们在门口等着,暂时不要离开,万一我需要送市里的医院,还得他们帮忙。

尽管在这所学校我已经学习了近两年,但却从来没去过医务室。平时,我也尽量避免从医务室门口经过。我很不喜欢里面的气味。小时候,我体弱多病,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医务室一两次,每次去都会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当时我并不知道是什么气味,后来母亲告诉我是福尔马林,消毒用的,也可以用来保存尸体,一年半载都不会腐败。我毛骨悚然,吓得脸色都变白了。之后,我努力参加体育锻炼,希望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再也用不着去医务室,而母亲也能因此节省大量医药费。

我艰难地坐在了校医对面,一个眉目慈善的中年妇女。她关切地问我早上吃了什么食物,我告诉她是牛肉拉面,并且已经连续吃了一年。她点点头,指了指旁边的病床叫我躺下,并撩起了我的上衣。她戴上听诊器在我的肺部周围仔细倾听,并叫我连续做了三次深呼吸。不是食物中毒,肺部杂音很大,有可能是气胸。她转过身告诉鲁老师,立刻送市人民医院,再晚便会有生命危险。生命危险?我感到一真眩晕。鲁老师拨通了人民医院的急救电话,我仿佛听到遥远的天空传来刺耳的救护车鸣笛。我终于昏了过去。

我醒来的时候,才发觉自己已经躺在了雪白的病床上。周围寂静得如一片旷野。这个病房虽然有四张病床,却只有我一个病人。我的脑海一片混乱,我甚至都想不起自己为什么会躺在这里。但很快,我的脑电波恢复了正常频率,它告诉我是因为气胸。但气胸是什么,什么是气胸,它也一无所知。

母亲一脸焦急地跑了进来,后边跟着的是鲁老师。鲁老师大约已将情况向母亲说清楚,因此,母亲的脸上除了焦急,还夹杂着一丝庆幸。我问母亲,气胸到底是什么意思。母亲说,刚才问了医生,说是你的肺裂开了一个口子,漏气,因此你才感到气喘。我说好端端地怎么会裂开口子?母亲说这要问你自己,医生说一定是做了什么剧烈的运动。我立刻开始搜索所谓的剧烈运动,很快,想到昨天下午曾经在操场的单杠做引体向上。一口气做了20个。而我的最初目标是15个,之所以临时决定多增加5个,是发觉不远处有一个漂亮的女孩正以欣赏的目光注视着我。为了对得起这一份关注,我临时决定再增加5个。但这毕竟超出了我的生理极限,我咬紧牙关终于做完,却累得大汗淋漓,直喘粗气。或许就是那该死的5个,冲破了我的肺部极限。我觉得自己真是傻,为了内心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差点连命都搭上。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医生进来了。一共四人,女性,从装束来看,其中两名应该是护士。母亲问其中一个年纪稍长的女医生,现在开始抽气?女医生点点头说,麻烦你们两位出去,我们要做事了。母亲安慰我,这个是李医生,有名的胸外科专家,你放心吧,没事。鲁老师说,学校还有事,我先走,明天再来看你。我向鲁老师说了声谢谢,并嘱咐母亲将鲁老师送上公交车。鲁老师是我进学校认识的第一位老师,教英语,是一位慈母式的好老师,对任何一个学生,她都一视同仁,如同自己孩子一般对待。这也是我为什么病发后第一个向她求救的原因。

我被剥除了上衣。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这么多女性目光注视下赤裸。我感觉额头有点发热。四个人,除了李医生,其余三个显然并不比我大多少。其中一个护士很可能刚刚毕业没多久,我望着她的时候,她的脸居然微微一红。我只好闭上了双眼。但仅仅几秒钟,便又不得不睁开。因为我听到了尖锐的金属撞击声,我以为是手术刀。我对手术刀充满了恐惧。那一年我六岁,邻家一位大哥哥当着我的面,用一把银光闪闪的手术刀结束了那只黑猫的生命。尽管事后大哥哥告诉我,黑猫得了传染病,必须将它人道毁灭,但我始终觉得毁灭的场面极其不人道。这是因为他的手法很不利落,并且没有找准位置,从而导致黑猫从头到尾一直在叫唤,足足叫了五六分钟。我感觉黑猫的声音已不仅仅是凄凉,更多的是绝望,一种透骨的绝望。

原来不是手术刀,是两把手术剪。我知道手术剪是用来裁剪纱布的,一颗紧张的心这才放轻松下来。李医生开始向我解释什么叫抽气。她说,在我的右肺上端某个位置,裂开了一道小口子,外界吸进去的氧气进入肺部后,又从那到口子溜走了,溜进了胸腔,从而造成胸腔的气压大于肺部的气压,这样,肺受到强大的压迫,便停止了收缩。肺停止收缩,便等于失去了呼吸功效。 我说,那为什么我感觉不到疼痛?李医生说,因为你送来的及时,口子裂开得并不大。我说,那到底怎样才能将气抽出来?李医生说,很简单,我这里有一个针管,它会插进你的胸腔,就好象抽水一样,将胸腔的气抽出来。今天至少要抽十八管,大约一千八百毫升。可能有一点点疼,但我们会进行局部麻醉。说完,李医生向我展示了她手中的针管,一个普通的玻璃液体注射器,块头比常见的臀部注射器大了好几倍。我将目光转移到那个曾经脸红的护士身上,她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向我微微一点头,并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我知道,她是在鼓励我,也向她点了点头。我对李医生说,开始吧。李医生说,你不紧张就好,男孩子,要学会坚强。我向李医生露出了会心一笑。

李医生大约三十四五岁,长发,当然,为了手术方便,她已将长发盘进帽子里。她的左胸挂了一块工作牌,写有姓名、职称、科室以及编号。工作牌保持得很干净,看不见半点污迹与褶皱,仿佛新的一般。由此可以推测这是一个细心的女人。由这么一个细心的女人动手术,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穿刺的时候,我看到李医生的神色逐渐变得凝重,我知道,接下来操作一定非常关键。然而,由于麻药的作用,我几乎没有任何感觉,直到针尖完全刺入胸腔。李医生对旁边的年轻女医生说,晓丹,接下来你操作,按照书上所说的要点做就行了。原来,这个叫晓丹的女孩是一个实习医生。之前,我一直把注意力放在李医生身上,忽略了她的存在。我想当然认为她不过是李医生的助手。但现在看来,她连助手都算不上,按照工厂里的说法,她仅仅是一个学徒。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操作是不是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但既然李医生放心地让她操作,我也应该尽量配合。我相信李医生一定不会让我再受意外的伤害。

晓丹的操作让我联想到她在走钢丝,她实在太过于小心,我以为大可不必如此紧张。李医生却在一旁频频点头,显然,她很满意晓丹的表现。第一管气抽出来,我没有什么感觉,紧接着第二管、第三管。每抽出一管,其中一名护士便记录在本子上。李医生反复提醒我,如果感到哪里不舒服,一定要说出来。我微笑地点点头。抽到第十管的时候,我感觉胸腔阵阵紧缩,一种没来由的恶心直涌心头。我摇了摇头,说,李医生,我感觉有点恶心。李医生立即阻止晓丹的操作。做记录的护士说,刚好十管,一共一千八百毫升。李医生说,那就收工吧,晓丹,拔针头的时候,要快一点,注意操作要领。我惊讶地问,就这么完了?李医生微微一笑,说,还早呢,按照你目前的情况,起码还要抽五次,以后每两天抽一次。那我岂不是还要被麻醉5次?我担心麻醉剂的副作用。李医生安慰我,局部麻醉,不会对大脑有影响的,放心吧。小时候,看连环画,刘伯承右眼被子弹击穿,为了取出弹片,必须开刀做手术,在了解到如果进行全身麻醉,可能对大脑神经带来不良影响后,刘伯承决定放弃使用麻药。实际上,在此之前,我还在《三国演义》中读过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我想,如果我也不用麻醉,会是什么样子?难以想象,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疼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的嚎叫会比杀猪还要惨烈。比杀猪还惨,是母亲揶揄我的口头禅。小时候,无论哪个护士给我打屁股针,我都会喊疼,且声音巨响。母亲教训我,龙老爷杀猪时的声音都没你这么惨呢,你一个男孩子,太不勇敢啦。我说,我情愿做女孩。母亲被我的话噎得整张脸都变成了酱紫色。

伤口的包扎是由那个年轻小护士完成的。比起晓丹的操作,她显得并不那么的自信。她俯身操作的时候,我看到了她的乳沟,然而,仅仅只露出半寸。实际上,她的乳房并不大,我猜想它应该还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完全发育成熟。我把目光转移到另一个正在做记录的护士身上。她当然是一个老护士了,但依旧很年轻,如果说小护士是清涩的苹果,那么她就是成熟的蜜桃。我又下意识地将目光转移到她的胸部,她的乳房高高耸立,将一件原本宽松的护士袍撑得更显肥大。

和李医生一样,小护士的左胸也挂着一块工作牌,在职位一栏,写着简单的两个字,实习。我说,你应该只比我大一岁,因为明年我也要开始实习。

她说,是吗?你哪个学校的?

我说,环保中专。

她嘘了口气,说,我妹妹也在那所学校,今年刚进去的,专业是财务会计。

我说,那与我一样,我也是学财务会计。

她微微一笑,不再做声。

我继续问,伤口包扎完,就没什么事了吧?

她说,一会儿我去配药,你还有两瓶水,是消炎药水。

我试着开玩笑,说,你是实习护士,会不会很疼哦?

她极认真地说,放心,我已经扎了128次,无痛率100%.

她很快配好了药水,一只小瓶,一只大瓶。我伸出了左手,然而,无论她怎样拍打,都不能显示静脉血管的位置。她的鼻翼开始沁出点滴汗珠。我配合她使劲握紧了拳头,大约过了一分钟,静脉血管这才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她战战兢兢地刺了下去,我感到一阵钻心似的疼痛。我咬紧了牙关。幸好,疼痛是短暂的,很快,她便将针头固定好。大约她也感觉到了我的疼痛,临走时向我微微点头,表示了歉意。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告诉她,不能怪你,我的静脉管确实比一般人细小,不易找到,小时候就吃了很多苦头,因为护士很少能一次成功的,常常要扎第二次呢。她说,下次请赵老师来,她经验丰富,一定不会再弄疼你。我知道,赵老师指的是那位做记录的老护士。我摇了摇头,说,我愿意做你的小白鼠,你不多做几次,哪里来的经验?她感激地说了声,谢谢。

小护士走后,我只能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发呆。我这时才发觉,居然没有记住她的名字。隐隐约约看见她的工作牌,写着一个端字。假如真是端字,那么她应该复姓端木。端木是一个古老的姓氏。但我总觉得如果称呼她为端木护士,就好像在称呼一个日本女人。而对于日本,我有着一种本能的反感与抗拒。当然,许多年以后,我对日本乃至日本女人,有了另一番印象。而这样的印象,多半来自泛滥于网络的AV女优电影。

我始终没有入睡。原因很简单,我担心悬挂在半空中的药水瓶突然坠落。因此,我习惯在心中默数点滴的次数。大约78滴/分钟,与我心脏的跳动速率持平。我之所以担心悬挂在半空中的药水瓶突然坠落,缘自于四岁时候的一幕情景。当时我与母亲一起去工厂医务室取药,路过急诊室,一个青年男子正在打点滴,大概他想去厕所,又不想麻烦护士,于是自己去取药水瓶。他身材不高,使劲踮着脚,左手努力去取挂钩上的药水瓶,刚取到手,手一滑,药水瓶坠落了下来。当然,由于药水瓶本身的坚固,并没有摔碎,但输液管很快便被倒流的鲜血染红,这一幕刚好被我全部看在眼里,我被吓得嚎啕大哭。那一刻,我仿佛觉得全身的血液都被抽干了。

当药水瓶还剩最后十毫升的时候,端木护士推门进来了。这次我看清楚了,确实复姓端木,全名端木林莎。

我说,你算得真准,我正准备摁呼叫器呢。

她微微一红,说,不是我算得准,是赵老师说你该换药水了。顿了顿,她接着问,你怎么没有睡觉?

我说,睡不着,这个医院真够恐怖,整间病房居然只有我一个病人。

她说,确实奇怪,昨天这个病房还有三个人呢,一转眼,都出院了,好像这个病房是专门为你腾空的。

我说,那只能说明我注定了要与孤独为伴。

她笑了,说,你真幽默,人家病了都想着住单人病房,你却想着该如何热闹。

我没有接过她的话题,只是向她示意,呶,没有了,我的血液要倒流啦。

她说,净瞎说,什么血液倒流,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管子里的药水还没流干净,这药贵着呢,你不心疼,我还心疼。

换完药水瓶,端木护士迈着轻盈的脚步离开了。我多么希望她能坐下来陪我,哪怕一句话不说都行。新换的药水瓶似乎比上一瓶小了许多,且颜色暗黄,我努力在它的瓶身搜寻药品名称,是一连串拗口的医药名词,除了最后一个“素”字记住外,另几个眨眼便从脑海里消失了。我不习惯记忆某些专业名词乃至外国人的名字。譬如头孢氨苄甲氧苄啶胶囊,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类。因此,如果我念医科,一定会被那些烦人的药物名称折磨至死。至于外国作家的名字,已经让我在校文学社出了好几次洋相。每次念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我的舌头都会不自觉地变得僵硬起来,不得不重复说上好几遍,以至于社长张磊怀疑我根本不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而是一个假借文学名义行结识文学女青年的好色之徒。幸而我能大段背出《穷人》的某些章节,声情并茂、催人泪下——

亲爱的马尔卡·阿历克赛耶维奇先生:

今天我遇见我的表妹萨莎!真可怕!她快要送命了,可怜的人!我还从旁人那里听到,安娜·费多罗芙娜老是在大厅我的情况。看来她永远不会放过我。她说,她准备原谅我,不算过去的旧账,还一定要亲自来看我。她说,您根本不是我的亲戚,她才是我的近亲,您没有任何权利挤到我们亲戚中间来,我靠您的施舍过日子,接受您的供养,这是不体面的、丢脸的事……安娜·费多罗芙娜说我太傻,有福不会享。他已经引我走上了幸福的道路,其余的事情就不能怪她,是我自己不会或者不愿意爱护自己的名声。到底该怪谁呀,我的上帝!她说,贝科夫做得完全对,他不愿意随随便便娶个那样的女人……干嘛写这些,真不好受,马卡尔·阿历克赛耶维奇!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我发抖、流泪、痛哭。

我开始低声朗诵上面那封瓦·杜写给马尔卡·阿历克赛耶维奇的信。或许是许久没有温习过了,在念到安娜·费多罗芙娜这个人名时,我卡壳了。

是安娜·费多罗芙娜!端木护士推开门提醒我。

你知道我在念《穷人》?我大吃一惊。

当然。我的父亲是外国文学教授,我10岁的时候,就读过《穷人》这部小说了。端木护士微微一笑。

我惭愧地摇了摇头,说,实在不好意思,班门弄斧了。

你在学校一定是文学社成员,我也是。端木护士边说边拿出了血压计。

我伸出右臂,端木护士替我将绷带扎紧。我的胳膊很长,就好像三国里的刘备,双臂过膝。当然,如果真的双臂过膝,那就是类人猿或者猩猩了。我还没有夸张到那种地步。但只要我稍微舒展一下五个手指,便能轻易触碰到端木护士的乳房。我的血压陡然升高,心率随之加快,呼吸也变得有点沉重。

你怎么啦?哪里不舒服?我立刻替你叫医生。端木护士很快察觉到了我的一系列生理反应,她以为是我的伤口出现了感染。

我阻止了她,说,你别激动,我没事,我只是看你替我量血压就紧张,因为我特别害怕量血压。

量血压怎么了?不痛不痒的,你这人真奇怪。

我逐渐恢复了常态,说,来吧,现在好啦。

我最终没有去试探那座高耸的山峰。我知道那是一片处女地,除了未来的某一个男人,谁都别想去侵犯。

端木护士再次离开。临走时候,她告诉我,我的血压有点偏高,相信是我内心紧张所致,好好睡上一觉,应该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我感到一阵眩晕,这是紧张过后的正常反应。然而,我意外地发现,两腿之间的部位,居然缓缓地坚挺起来。我努力想使它软化,但它仿佛一颗新生的麦苗,用尽一切力气向上生长。我知道,我必须转移自己的意念。

我看到了壁虎。我不知道它是从什么地方突然冒了出来,孤零零地趴在墙角,暗灰色,极其丑陋。之前看武侠小说,壁虎游墙神功是何等的从容与潇洒,但眼前这只壁虎却仿佛遭受重大打击一般,每向前爬一步都显得格外吃力。顺着墙角望去,是一张蜘蛛网。显然,壁虎是想不劳而获,从蜘蛛口里夺取食物。蜘蛛呢?大概被壁虎吓坏了,逃得无影无踪。我闭上了眼睛。我想用不了几秒钟,蜘蛛网上的长脚蚊便会成为壁虎口中的美食。我觉得这是一件相当无聊的事情。就好像一个大人,在紧要关头强行夺取一个孩子嘴边的食物。

母亲推门而入,她手里提着一只绿色的保温桶。我知道,已到了午饭时间。我示意母亲抬头望墙角,请求她用房里的扫把赶走壁虎。母亲答应了,只轻轻一拂,壁虎飘然落地。也就在落地的一瞬间,它突然变得无比敏捷,箭一般的速度夺门而出,转眼便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母亲不无遗憾地说,算它跑得快。我说,没关系,只要不在我头顶上窜来窜去便成。

我不能立刻吃饭。我的左手还扎着针头。但很快,瓶里的药水只剩最后几毫升,母亲摁响了床头的警报器。这次进来的却是赵护士,她微笑地对母亲点了点头,动作麻利地取出了针头。我问端木护士为什么没来?赵护士说,莎莎下班了,明天晚上值晚班。母亲感到奇怪,说,你管人家干嘛?

母亲打开保温桶,我闻到牛肉的清香。母亲的招牌菜之一便是五香牛肉,但除了逢年过节,绝不轻易展露。理由是牛肉价钱太贵。因此,当母亲把盛满牛肉的保温桶递到我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胸前的这一针算是没有白挨。

第三天,我要挨第二针。依旧是李医生与晓丹共同操作,端木护士从旁协助。

我说端木护士出师了,不需要赵护士盯着了。

李医生说,今天不仅端木护士出师,晓丹姐姐也出师。

我说,什么意思?

李医生说,今天由晓丹姐姐给你抽气。

我说,只要不疼,谁抽都一样,我最喜欢给年轻人机会。

李医生说,虽然我讨厌油嘴滑舌的人,但这句话我爱听。

一切准备就绪,首先由端木护士给我注射麻醉药。我看到她的手隐隐发抖。我说,我不是你的男朋友,用不着这么紧张。话刚出口,晓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端木护士双颊也一下变得绯红了。但玩笑话到底还是起了作用,她很流畅地替我注射完麻醉药。

轮到晓丹,李医生之前提过她是湖南医科大的高材生。尽管第一次单独操作,却看不出一丝胆怯。每一个步骤都干净利落。尤其是穿刺的那一瞬间,我最担心她穿到半途中手臂无力而停下,或者用力过猛穿过了头。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她的穿刺相当轻巧,力度把握得出奇准确,我能明显感受到针尖进来时的冰冷温度。接下来的抽气,属于体力活,很快她的额头沁出密密麻麻的汗珠。依旧是端木护士记录。随着抽气量的增加,沉闷的胸腔变得无比轻松与通畅。

我说,差不多了吧?

端木护士说,还差三管。

晓丹说,是不是恶心?

我说,很舒服,好像抽鸦片一样,全身通畅。

李医生说,有这样的感觉不奇怪,胸腔被压着,忽然这么一轻松,当然觉得舒服了。

最后一管抽完,晓丹长舒了一口气。

李医生说,我来拔针头,你休息一会儿。

晓丹说,还撑得住。

我说,拔的时候会不会溅出血?武打电影里,给中了箭的侠客疗伤,郎中用力一拔,鲜血四溅。

晓丹说,当然会有血了,但这么细的针眼,贴张创可贴便能止住。第一次拔的时候你不知道?

我默不作声。那天,我被端木的乳沟迷昏了头,哪里注意到她是用什么替我包扎。晓丹拔针的速度比上次似乎更快,针头出来,我果然看到上面有一丝暗红的血迹。

我说,针头能否给我留作纪念?

晓丹说,这有什么好纪念的,如果取下的是一颗子弹,那就可以考虑。

我说,它是我身体的暴力入侵者。

晓丹说,随便了,消毒完毕再给你吧。

我说,谢谢。

端木上来替我包扎,我期望能够再次看到她迷人的乳沟。但她并没有更低角度的俯身操作。我这才意识到,今天床头立起的角度比上次要大许多,近乎90°直角,这样的角度对于端木的操作来说,无须弯腰俯身。

我失望之极,但又无可奈何。李医生与晓丹已经做好撤退的准备。晓丹转身的时候,我看到她的背后有两竖非常明显的勒痕。我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如果没有估计错,晓丹宽大的医袍里应该只有那一抹文胸。只不过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针头。我盼望第三次抽气早日到来。

然而,第三次推门的,是一个男人。事先早已戴好了口罩,使我不能判断他的年龄。但从那双略显粗糙的双手来看,不会小于四十岁。我以为后边跟着的是晓丹,但闪进来的是赵护士。男人自我介绍姓马,李医生今天放假,由他替我手术。我说晓丹不在?他说,晓丹不是他的学生。我知道,之前的幻想全部破灭。但我没有理由拒绝。在医院,只有医生选择病人,而病人则无权选择医生。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或者高级领导干部,可以例外。

我已经能够完全背出接下来的操作步骤。第一,脱衣服,赤膊上阵。第二,右胸全面消毒。第三,铺上医用护垫,护垫呈方形,中间是椭圆的手术孔。第四,注射麻醉针。第五,穿刺。第六,抽气。第七,拔针。第八,包扎伤口。我甚至能够准确估摸出针头侵入胸腔的具体位置。我不怀疑经过短暂的训练,自己也能够在别人身上进行操作。当然,这是一个臆想。手术不是电工维修电机,焊工焊接水管,车工复制模型。手术与手艺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的对象是活生生的生命,而后者只是一个普通的物体。对待生命,必须怀有一颗敬畏的心。

但不可否认,马医生对待我的手术,并没有如李医生那样温柔。他的刺入显然超出了我的承受力之外。我甚至听到一种沉闷的声音,应该是针头摩擦胸骨的声响。

我吓坏了,问,你是不是刺错了位置?

马医生说,没有,这个位置非常准确。

我说,那刚才怎么会有声音?

马医生说,我没有听见。

我说,不可能,声音挺大的,你怎么会听不见?

马医生说,没听见就是没听见,你问赵护士,她听见没有?

我把目光转移到了赵护士身上,她瞪大眼睛,摇了摇头。

我说,算了,你赶紧抽吧。

马医生摇了摇头,继续手中的操作。

我看到马医生的喉结格外突出。这是雄性激素分泌旺盛的结果。也或许是因为他的脖子比一般人更纤细的结果。我试图缓解刚才的尴尬,说,马医生,你的喉结真大,我怎么一点都没有?

马医生说,你才17岁,乳臭未干呢。

我当然知道,喉结的大小与年龄也有关系。但这是缓解尴尬的一个好办法。看得出,马医生的神色开始逐渐缓和。我长吁了一口气。赵护士的BP机忽然响起,尖锐而又急促。我与马医生几乎同时将目光扫向了她。赵护士歉意地点了点头,说,不好意思。随手将BP机关闭。马医生继续手中的操作。但BP机再次响起,这次的声音却比较舒缓。赵护士没有动,马医生停下了抽气动作。显然,这次的BP机声音,是从马医生身上发出的。马医生示意赵护士,说,你帮我看看,可能是股市收盘后发来的最新股票行情。赵护士伸手摸向了马医生的裤兜。她的出击相当精准,连必要的摸索都没有,便掏出了那块BP机。银广厦,四块六毛八。赵护士只是瞟了一眼,就报出了马医生所持有股票的价格。

马医生点了点头,自言自语,不错,涨了一毛。

赵护士呵呵一笑,说,那你要感谢我,是我推荐的哦。

马医生说,中午请你吃小龙虾。

赵护士眉毛一扬,说,那就这样说定了,不许反悔。

赵护士将BP机塞还进马医生的裤兜。这次动作却慢了许多,不似刚才那般迅捷。她的手腕几乎全部没入了马医生深深的裤口袋。马医生的身体猛然一颤,差一点没有捏稳针管。

我惊叫一声,小心。赵护士的手这才迅速抽离。

马医生说,对不起,刚才有只蚊子在我脖子后面叮了一下。

我说,你知道现在抽的是第几管?

赵护士哎呀一声,盯着手中的记录纸说,是最后一管了。

马医生说,那就收工吧。

我如释重负。假如刚才马医生失手,导致针头没入我的胸腔,那接下来的手术恐怕就不是在病房里做了,得去正规手术室开膛剖腹。如果真到了那个地步,我就只好打电话告诉马医生的老婆,叫她赔偿我的一切损失,顺便告诉她有关她老公的风流韵事。

我对第四次抽气忽然充满了恐惧。我害怕见到马医生。结果是李医生。李医生才是我的主治医生,她没有理由将我再交给马医生。

我说,马医生呢?上次不是他做吗?

李医生说,我才是你的主治医生呢。

我说,一样,都一样。

李医生后面跟着的是端木。依旧不见晓丹。我略感失望。但端木也是我的渴望。我请李医生将床头摇得稍微低一点。这样,端木替我包扎便不得不弯腰俯胸了。

我对李医生没有兴趣。不是她长得不好看,而是她过分的严肃。我觉得医生应该是和蔼的,慈祥的。但她始终面若冰霜。我几乎没有见过她的笑容,哪怕是她左胸工作证上面的照片,同样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但不得不承认,她确实是一个称职的医生。她的操作比起马医生,温柔了不知多少倍。所以,在李医生手术期间,我可以放心地闭目养神。

然而,病房大门在我全部脱光的时候,被轻轻推开。居然是马医生。我第一反应是他有什么事情通知李医生,但他的背后却鱼贯而入七八个白大褂。

李医生问,什么事?

马医生说,省医学院刚又分来一批实习生,特地带过来向你学习。

李医生哦了一声,未置可否。白大褂们已经围了过来。我看清楚了,三男四女,其中两男两女戴了眼镜。很快,他们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一黑框眼镜男说,看,这是典型的唇腭裂。

他说得声音并不算大,但依然清晰地传进了我的耳朵里。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

紧接着黑框眼镜男的话,另一个黑框眼镜女说,似乎修补得不错呢,可惜还是有影响。

我的脸更加红了。我下意识地把头低了下来。

但声音还在继续,应该对他说话时候的发音也有影响,上次听周教授说过。这是一个女声。

我能明显感觉到心跳开始加快,恨不得此时能有个地洞钻进去。

李医生忽然轻咳了两声。

马医生说,请同学们保持安静,仔细看李老师如何手术。

端木开始替我消毒和注射麻醉药。我不敢再看她,头和眼睛偏向了她的另一边。我生怕她也看出我是兔唇。但这显然是自欺欺人的想法。即便是护理专业,也一定对我这样的病例有过介绍。

没事,你闭上眼睛就是,当他们全都不存在。端木轻轻地在我耳边说。

我顺从地闭上了双眼,进入一个黑暗的世界。

李医生操作的同时,马医生在一旁大声讲解操作要领。他显然不是本地人,一口外乡口音,我听得很吃力。幸亏他不是真正的老师,否则台下的学生一定全部走光。忽然,一声尖叫吓得我睁开了双眼。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转移到了她的身上。是一个长发女生。

对不起,刚才李老师穿刺的时候,我看到一道寒光,所以……

马医生微微一笑,说,只要不晕血就好。

李医生说,这样的心理素质以后恐怕很难从事外科手术。

长发女生吐了吐舌头,不敢再做声。

我决定永远地记住她的模样。我发誓以后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 只要遇见她坐诊,一定记得提醒他们退避三舍。

马医生提前退的场。因为口袋里的BP机又欢叫了起来,我知道上午的股市收盘了。我不知道今天他的股票是否涨了,那一刻,我希望最好是猛跌,跌到他崩溃为止。

我对第五次抽气不再抱有任何期待。我只希望能够如第一次那样安静而又顺利地进行。毕竟,这是我最后一次抽气。接下来的时间,我只需要静养,然后等待出院。为防万一,我叫母亲请假陪我。因为工作的缘故,除第一次外,其余三次她都没有在场。我不想再有任何的节外生枝。

依旧是李医生。进门看到母亲,她居然露出了微笑,说,大姐今天有空陪儿子呀?

母亲说,请假哩,今天是最后一次,不放心,就来了。

李医生说,你儿子挺乖的,我们配合得非常好。

母亲说,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中午一起吃个饭?

李医生说,不了,还得回家给女儿做饭。

我没有继续听她们的废话。我只想早点结束最后一次手术。我已经半个月没有回家,半个月没有洗澡,半个月没有看电视,半个月没有见到同学与老师,半个月……

母亲被破例允许留在病房观看手术。我的理由是既然医学院的学生都可以集体随意观看,我的母亲就更不应该被拒绝在外。李医生略一迟疑,同意了我的说法。或许她考虑到这是最后一次手术,既然是最后一次,网开一面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终于熬到了出院的这一天。母亲替我办理出院手续,我则呆在病房收拾行李。足足三大塑料袋。全部收拾完毕,我没有气喘。我仿佛看到自由正在向我招手。

李医生进来的时候,后便跟着四个人。准确地说,是两个病人与两个家属。我这时才注意到,我相邻两张病床已经换上了干净而又整洁的新床单。端木护士紧随其后。她向我点点头,说,祝贺你出院。我说,这下可好了,他们俩在一起有个伴。端木哦了一声,不再说话。我知道,她要工作了。

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碰见过端木。马医生倒是偶尔碰见,在一个证券交易大厅。我与他一样,也加入到全民炒股的大军。只不过,他与身边的赵护士已经不认识我了。

2009年2月7日完稿于株洲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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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永全:买菜老妇(短篇小说)

因邻居相告,我知道她已经搬了新居。她说那里人多店少,说我到那里做生意的话,肯定能赚钱。说起做生意真是令我不好意思,我就是在路边铺开一张大塑料布,放上拖鞋、袜子、鞋垫等之类的东西,让一些中老年的女人挑挑拣拣,买的时候再与我讨价还价,尽管这样,每天还能赚个几十块钱。根据生意上的说法,生意中的利润是为了扩大生意。但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所赚的利润只能勉强维持我与儿子的日常开销。本钱就那么两百块钱,进什么货除了计算好之外,更重要的在于我的眼光。只要我眼光一时不准,很可能就要压货,而我这点少得可怜的本钱是经不住这样的折腾。说来几乎令人不信,我眼光从来都很准,我想除了神明在暗中保佑我之外,实在是找不出第二个理由来了。本钱小与没有固定的生意场所,有时确实很糟糕,但有时也有好处。只是这个好处偶尔使我感觉到而已,这次使我感觉到了。我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个大包里,用行李车拖着,一早来到了我邻居那里。

我邻居一见到我,第一个表情就是惊讶,但马上转入了第二个表情是热情,接着出现第三个表情关心。她问道,“你这么早出来,忠忠没有什么问题?”

忠忠是我儿子,已经有十一岁了,在一岁时,生了一场大病,成了智障。儿子的不幸只是我家庭不幸的开始,起先我的丈夫以酗酒来逃避家庭的悲痛,在儿子五岁的时候他永久地抛弃了做父亲的责任。我那时正在绝望的苦海中挣扎,儿子的爱却奇迹般地让我度过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我毅然地做起了小生意,依靠自己赚钱来养活儿子。只要是不下雨,我提着装有杂货的包,带着我的儿子,在路边寻找能做买卖的地方。从那时候起,众人给我眼光是怜悯加同情,尽管总想对别人说不要这样,我实在受不了,但我还是渐渐地接受了,慢慢地习惯了,只是偶尔在我心的深处像有刀刺一下的疼痛。我的不幸与许多不幸相比,则是更大更重的不幸,因为在许多人心里都这样认为我的不幸是种没有希望的不幸。我们可以想想,没有希望的不幸,也就是说是这种不幸是无法改变的,这难道不是不幸中的不幸吗?现实生活就是这样,有多少人愿意为没有希望的不幸提供帮助呢?亲戚冷谈了,朋友远离了。我记得我曾打电话给一个老同学,只是由于好久不见,打个电话叙叙友情而已。不意在寒暄之后,老同学问了几遍你找我有什么事情没有,我告诉她只是为了叙情,她深感不可思议,仍然继续问我有什么事情,我的心里开始发寒。在这个为了利益忙碌的社会里,人的一举一动都被认为是为了利益了。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主动打电话给亲朋好友,社会的交往也就越趋冷落了。倒是几位邻居完全出于她们的好心,时时问寒嘘暖。

今天我可能早餐做得不怎么合忠忠口味,他撒起刁来,像只老鼠般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我盘算着时间,再看着他的这副模样,不禁光起火来。忠忠傻笑着,叫道:“妈妈,你不要这样!”我仅仅是转了一个身的功夫,他跑到我的面前,伸出手,嘴里喊道:“妈妈,我吃完了!”我摸模他那张一看就知道智障的脸,又看看他穿在脚上的鞋子,怕鞋带没系好绊了他,又捏了捏他的书包,怕他没带水杯。要我一切满意之后,才让忠忠背着书包上学去。我也赶紧收拾,急匆匆地向邻居家跑去。

邻居是热情的,她把我带到热闹的地段,告诫我自己当心就回家了。离去之前,还说午饭上她家里去吃,我表示了我的感谢之意并谢绝了她这番好意。可能是那里商店不多的缘故,我的生意很好,至少要比平时好。

第二天我当然毫无疑问还要去那里。这天天色阴沉到令人从心里冒出寒气来,北风打着转,尖叫着一阵一阵使人不敢面对着它。路上撒满了黄叶,行人明显地少于昨天,我站在那里无奈地盼望有人光顾我的小摊。一个老妇躬着身子,拖着自制的木板车。车子有四个钢制的轴承当轮子,在柏油马路上发出刺耳的声响。车子随着老妇还算硬朗的脚步向我这边滚来。车上堆满了一些蔬菜。花白的头,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皱纹的老脸,沾满尘土,一身外套,不仅破旧,而且满是污垢。她几乎走在马路的中央,对擦身而过的车辆完全视而不见。她那混浊的双眼,对周围的一切已经完全没了兴趣。她拖着车,走过了我的面前,在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她的眼睛终于对地上一张纸感了兴趣,弯下腰,麻利地捡了起来。她走到路边,褪下了她的裤子,蹲着拉了泡尿,接着又撅起很白的屁股,拿着刚才地上捡的纸擦了一下,然后站起来,穿上了裤子。她走到车旁,将车向路边挪了挪,一屁股坐了下来,开始卖菜。

我是一直受人同情与怜悯的人,当我看着老妇,我的心里居然滚出了恻隐之情。我马上有种预感,她的今天很有可能就是我的未来。眼泪溢满了我的眼眶。

好不容易来了两个年纪大的买菜人,进行一番挑拣之后,为了一毛钱,老妇毫不留情地将她们已经挑好的菜夺了下来。一个万分不愿地付足了钱,重新拿回她已经挑好的菜,一个则骂骂咧咧地走了。

凭经验我知道今天我不会有什么生意,这个念头一生,我就恨不得马上跨进家里,忠忠的床单、衣服都该换下来要洗了。我又很同情地看了一下卖菜老妇,对自己说道:“为何不买点菜呢?免得等一回又要上菜场。”于是我赶紧收拾了东西,跑到老妇的跟前,挑起菜来。离开时,我对老妇充满了怜悯,有意多给了她一块钱。我还来不及转身,已经被老妇紧紧地拽住,将钱还给我的同时,她的眼睛里还充满了敌意。我拍了拍刚才被老妇拽住的衣服,因为上面已经印了很黑的印记。我特别注意到了她对我的敌意,我从直观上认为这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我都没有与她有利害的冲突。尽管我对此觉得不可理解,但在我内心的深处,却又感到有些熟悉,甚至有些妒忌,因为我感到正是我需要但却别人捷足先登了。具有讽刺的是,居然给这样一个老妇得到了。

我是每天必到那里,这卖菜的老妇也天天来,我们从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我逐渐地知道了她一些状况。她有一个儿子,但从来没有关心过这样的母亲,更毋庸说是赡养了。冬天她卷缩在公房底层楼梯的下面,幸亏她儿子是住在底楼,不然就无法想像老妇能够在何处安身。夏天就容易多了,有时就在马路上找个地方躺下就行。周围熟悉的人,讲起来无不对她儿子进行了指责,但指责过也就算了,谁还会进一步想办法来帮助这样的老人呢?也有人想通过法律的程序来维护老妇的权益,但一见老妇那副毫不领情的模样,更重要的是老妇自己也不提出,使这些人的想法也就胎死腹中了。

这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刚安顿下来不久,卖菜的老妇也来了,只一会儿就出现了一群城管。城管是我们这个时代所产生的一个怪物,尽管我们这个时代有着许多的怪物,但城管肯定是典型的怪物之一。它从出现的开始,就以执法者的面目出现,但不论是立法机关还是执法机关都没有他们立身之地,更毋庸说是有明确的法规了。他们所要管的范围几乎大家都明白,但界限却是谁都无法讲述清楚。正因为统治者认为他们确实有助于对城市的管理,尽管又拿不出任何法规使他们成为法定的机构,所以还是支持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来,反而对他们带来好处,有着政府的支持,却又没有相应的法规制约。所以我们经常能看见他们飞扬跋扈,蛮横无理,形同土匪。近几年来,由于实在闹得不像话,欺压弱者,甚至还出了人命,统治者才开始对他们进行了一些约束。这样一来,反倒抬高了他们的身价。他们既要拿不低的工资,又要偷懒。于是招用了大批的辅助人员,让他们在马路上替代自己去受热受寒。同时,进一步满足了他们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围住了我们。我惊恐地望着他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几个人像打仗般地抓起我身边的包,将地上的拖鞋等往包里塞,三个女城管拦住我,怕我上去争夺。我憋了半天,才说道:“求求你们了,我是第一次!”这句话似乎还是有点作用,拦住我的一个女城管朝我打量了一番。不知几时,我的邻居也来了,她冲到几个女城管面前,叫道“你们也行行好,她没有工作,还要养一个傻瓜儿子。就靠摆个地摊,赚点小钱,容易吗?”周围看热闹的几个人也应声而起,纷纷指责这些城管。那个女城管向他们吼道:“关你们什么事情!?”然后转向我:“我看你是第一次,这次放过你,再被我们碰见,不要说我们对你不客气!”说完就叫其他人把我的东西还给了我。

卖菜老妇那里变成了一团糟。只见老妇用头有力地撞向那些城管,趁城管躲避时,老妇拖着车已经跑到了马路当中。老妇当然知道她跑不过这些年轻的小伙子,眼看两个城管将要抓住她车上的菜筐,她飞快地转过身来,将菜筐里土豆倾倒在马路上,嘴里喊着:“我给你们!我给你们!”土豆滚满一地,汽车驶过来,压在上面“啪啪”作响。城管们一下子呆了,老妇视作无人,拖着车扬长而去。马路上满是土豆的浆汁,如何搞干净则是老妇留给城管们的难题。

邻居拉着我问我怎么办?对于这类事情,我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笑着说:“没什么,只是有段时间不能到这里来做生意了。”邻居很是不平,嘴里不停地骂道:“强盗,土匪!”

转眼就到了隆冬,我心里还惦记着邻居那里做生意的地方,因为那里生意确实不错。想到那里,便想到了卖菜的老妇。她那邋遢的模样,她那无视有人的神态,她那对我充满敌意的眼神。邻居来电话了,她要我无任如何上她家里去一次,她说她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与我商量。原来邻居为我找了份工作,她为她能帮我的忙和找到工作的本事显得很高兴,甚至还有几分得意。在她那里她已经无需征求我的看法,为我答应了一切,因为在她看来这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我没有任何理由推辞的。所以她在电话里讲与我商量,只是一个客气的说法,她只是约我到她家,由她领我去上班而已。

邻居领着我穿过了一座桥,顺着河堤走了很久。这一带的环境简直糟透了,房子毫无规矩地矗立着,而且很破烂。路面坑坑洼洼,不少坑洼里还积着发黑的臭水。垃圾一堆一堆囤积着,也不知是哪一年的东西。有风吹来,尘土飞扬,不赶快转过身子就得立即闭上眼睛。邻居在一个看上去象座小工厂的门前停住,对我说到了。穿过大门就能看见右边有幢三层的楼房。大门到楼房的前面是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里停放着一辆轿车和两辆公务车。随便怎么看每个人都会认为这是一家很小的工厂,至于生产什么就得到里面去看个究竟了。唯一令人奇怪的就是每间房间都是铁制的门,连通往二楼的楼梯也用铁门拦住。四周很安静,也看不见一个人影。等我们刚靠近楼房时,狗猛地狂吠起来,我一听就知道这是很大的狗,吓得再也不敢举步。随着吆喝狗的声音,一间房间的铁门被打开,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很生硬地问:“你们找谁?”我的邻居连忙上前讲明原委,那个汉子语气放缓了许多,说了句:“他在等你们呢。”用手示意我们跟他进去。他见我们进了门,又随手将铁门关了起来。这是一间很大房间,两边安置这几台车床和刨床,这是一个金属加工的小车间。我们跟着这个中年汉子来到了一间小房间里,有个人从沙发上坐起来,一见到我的邻居,就说:“你们来了?”这也是个中年汉子,两鬓已经有些花白,一脸的倦容。整个房间杂乱无章,唯一的新写字台很显眼,但与周围的一切都不协调,而且上面还堆满了东西,酒瓶都有几个。整个房间弥漫着香烟与酒精的混杂气味,我开始难受起来。

他只看了我一眼,对我邻居说:“拿身份证到隔壁去登记一下就可以了。”我邻居就站了起来,我这时头脑还很清楚,想知道一下自己做什么工作,于是强忍着难受问道:“我做什么工作?”他很古怪地起了起来,说道:“管人!”他见我很迷茫,又说道:“很容易的,比管条狗还容易,只要不跑掉不死掉就行了。”

在回家的路上,邻居把我工作的时间与待遇细细地告诉了我。我对自己到底做什么工作仍然没有搞懂,但凭我的直觉,认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工作,所以流露出不想干的意思。邻居则极力劝我打消不想干的念头,我还从她嘴里记住了一个新的名词:上访。我质疑道:“这样做不是触犯了法律吗?”

我邻居冷笑道:“法律?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这个社会有法律吗?法律是有权人手中的东西,他需要的时候就是法律,不需要的时候法律就是狗屁。”

说真的,我不仅不喜欢我的工作,而且感觉有些可怕。唯一令我想去干的,就是工资还可以。虽说与我摆摊所得差不多,但毕竟免去了风吹日晒之苦。我把我邻居为我找了一份工作的消息告诉了忠忠,他显然为我有份工作很高兴,在满房间地打转,嘴里嘟哝着:“我妈妈有工作了!”“我妈妈有工作了!”直到我厌烦起来,他手伸着,傻笑着,高声用英语叫着:“money!”“money!”这是我儿子忠忠能够记住不多的英语单词中的一个。我看见他那高兴的样子,也就决定接受那份工作了。

第二天,我总感到心里慌慌的,也找不出个什么原因来,我想这大概是我第一次上班的缘故吧。我与往常一样仔细地把忠忠要上学的一切安排好,唯一不同的就是我见时间还早,决定送送我的儿子。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城市里孩子几乎都要父母,甚至爷爷奶奶接送。如果说这是一种宝贝的表示的话,那我的儿子忠忠只能说是一根草了。从他入学的第一天起,他就是独来独往。一开始我很放心不下,只要一见到与他一般大的孩子有其父母牵着上学或回家的情景,我就想掉眼泪。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不知今天怎么搞得,我就是特别想送他。忠忠也很兴奋,拉着我的手,嘴里却在问:“妈妈,你不是今天要上班的吗?”

这地方充满了神秘与不解。从二楼到三楼,都被割成了一间一间的小房间,这都是关人的地方。我们这些看守被关的人有一间较大的房间在楼梯口,平时大家都在里面闲聊、打牌。二楼是关男人的,三楼是关女人的。首先的问题,我们只是一般的普通人,有什么权利来限制别人的自由?第二个问题,就是被关的人,他们为什么被关?如果他们犯罪了,为什么不关到监狱里去?如果他们没有犯罪,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关押他们。看守女性的,只有我与另一个人。她不仅年龄比我大,来到这里的时间也比我早。从她的谈吐来看,是一个社会经验丰富,十分精明的人,但待人还算和善。你把她的这种和善看成是生性的话,那肯定是错了,这是在总结了无数人生经验之后,明白了怎样更好地保全自己而产生的待人之道。在只有两个人的时候,我向她讲述了我的疑惑。她向我提出了如此忠告:“你想这么多干啥?这个社会里最好是什么都不要想。是的,他们不是什么犯人,他们没有做错一丁儿的事情,那又怎么了?我们也不是什么警察,有什么权力来管别人?但现实就是这样,他们被关进来,我们要管他们。他们能不听话吗?那好,我们就可以打他,用想得到办法整他,直到他伏贴为止。你也许认为我们不讲道理,请问这个社会讲过道理吗?你也许认为我们应该讲法律,请问我们这个社会讲过法律吗?就拿昨天的事情来说,我们奉命去火车站接人,被接的人在下火车时,大叫救命,警察就在旁边,他把身子转了过去,装作没看见没听见。被接的人现在就关在二楼,躺在床上,连声音都不敢发出来。这就是现实,你要看到现实,而不是什么道义与法律。”

尽管我被开导了一番,也承认讲得有理,但没有根除我的疑惑。我只好先做起我该做的事情,让疑惑以后再说吧。我首先要做的,就是看看被我看管的人。虽说我是一个能够决定他人命运的人,但我却一点也得意不起来。由于我心存疑惑,再加上我总觉得自己这份工作有愧于道德,反而自己像是个犯了罪的人,正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望着铁门里人,我害怕她们拿眼睛来看我。在第三间房间里,我几乎要发出惊叫,我真不敢相信,居然关着卖菜老妇。她也看见了我,她先是眯起眼睛,确定是我时她笑了。原先对我充满敌意的眼神,今天柔和了。这使我感到不可思议。她从没有与我讲过一句话,今天却由她先开口。

从老妇的口里我知道了,他的儿子在打工时受了伤,被鉴定为二级残废,但厂方并不想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是一味抵赖与拖拉。在求救于多方无效时,老妇毅然地跑到了北京,想求救于高层来帮她解决这件事情。这样老妇就加入到当今社会最为令人同情与感慨的人群中去了。在那里,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她不是来磕头,来哀求,来得到别人的怜悯,而是来争取自己的权益,这是她应该具有的,但现在却被人剥夺了。她现在就是在讨回,在讨回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将讨回自己的尊严。她并没有读过什么书,但她一走进这群人当中,马上就明白了这番道理,因为这正与她的天性吻合。有意思的是老妇对她已经失去的人身自由没有一点顾及,似乎抱着完全无所谓的心态。她有些兴奋,很柔和地望着我,断断续续讲述了她上北京的经过。讲到某些见闻时,那种神态我无法言表,她颇有几分自得。而我呢?从见到她时,就有负罪感,我几乎不敢看她,总是回避她的目光。我离开老妇之后,我问我自己这是为什么?她为什么会改变她的目光呢?从充满敌意到柔和,是什么原因呢?

我的手机响了,是忠忠的老师,她很着急,要我马上赶往学校。我的心一下子慌了起来,连忙说我正在上班,但她打断了我的话说就是再忙也得赶快来。我意识到忠忠出了大事,自己的魂都没有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请过假没有,包拿了没有,我甚至连怎么到忠忠的学校也不知道,我只是木木地闯了进去。忠忠的老师看来早在等我了,她一见我就招呼一辆车子拉我与她一起上了车。车上她一再重复着:“忠忠出了点事,你忠忠妈妈要想开些。”我急迫地问她忠忠怎样了?而她几乎只会讲这样一句话:“到医院就知道了。”

在医院里我见到我的儿子忠忠,我一下子眼睛黑了,再也不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等我悠悠醒来,一想到忠忠,不觉放声大哭起来。忠忠的老师对我说校长来了,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向校长扑去,大吼道:“还我儿子!”忠忠的老师连忙拦住了我,校长很快收住了自己的不快,和颜悦色地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我能理解,我也是做母亲的人,很知道孩子在自己心中的价值。”她停了一会,露出深切的哀伤,继续说道:“发生这类事情,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看见的,不仅是你们家长,作为老师也是同样如此。”她又停了一会,露出了同情与怜悯。“我知道,你与忠忠相依为命,现实却是那样的残酷无情。我不仅作为老师,作为校长,作为有孩子的母亲,哪怕就是一个没有关联的人,也会为发生这样的事情感到难过。但又能怎么样呢?只能从宽处去着想。你要相信我们学校,会处理好这件事情,是学校的责任,绝不会推诿。根据你家的状况,我会尽力向上面要求,多补偿……”

我再也忍受不住了,我需要的不是同情,不是怜悯。我的愤怒在奔腾,那是积压很久很久的愤怒,我的双眼射出炙人的火花,溢满了敌意,不顾一切地拽住了校长。校长惊恐了,在忠忠老师的帮助下,挣脱后跑向了门口。她一面喘着粗气,一面拍着我留在她衣服上黑色的手印。我向她喊道:“不要赔偿,我要儿子!”

校长冷冷地看了我一会,说道:“你很不冷静,我没法跟你谈!”在离去之前,对忠忠的老师说道:“你好好地问问她,给忠忠吃了什么早餐,也许问题就出在早餐上!”

2009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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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杰: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对于胡锦涛而言,今天的中国大陆乃是和谐社会、太平盛世;对于查天赐而言,今天的中国大陆乃是人间地狱、生不如死。胡锦涛是中国公民,查天赐也是中国公民,为什么他们对于中国现实的感受会有如此天壤之别呢?因为胡锦涛是权倾天下的中共党魁,查天赐则是不名一文的奴隶矿工。

查天赐的悲惨遭遇催人泪下:当记者来到陕西蒲城县医院内三科病房时,发现由于几个月没有洗澡、刮胡子,加之伤口散发着恶臭,躺在病床上的查天赐宛如一个叫花子。他的双脚外面裹着两块破烂的塑料布,里面不断地向外溢出血水和脓水。据医生介绍,病人被人送来时病情非常严重,体内严重脱水,两只脚也因为腐烂完全脱落,伤口大面积感染。目前,查天赐双脚从脚腕部向上十五公分的肢体均已坏死,需要作截肢手术。

查天赐为何沦落到如此惨绝人寰的境地?查天赐是一名矿工,在一次煤矿爆炸事故中被炸伤了双腿。当天,煤矿上找来当地的医生给他做了包扎,“就是把腿简单包一下,也没清理伤口,下半身还是没有感觉。”开始两天,他被安置在矿工的宿舍里,还有人给他送饭。到了第三天凌晨,他就被一辆人力三轮车拉到公路边扔掉。“当时迷迷糊糊地被几个不认识的人抬上车带走了,跟来的时候一样,但来的时候腿还能动弹,走的时候已经根本动不了了。”他一连好几天都在公路旁趴着,幸好有附近好心村民帮助,才不至于饿死。“他们对我很好,看我怪可怜的就送些水果、吃剩的饭菜来。”一月的渭南是最冷的时候,平均气温在零下三度左右,靠着一卷破棉被他才未被冻死。在野外待了几天后,矿主派人来观看,发现他居然还活着,又让人将他弄到蒲城县高阳镇公路旁,“偷偷摸摸把我扔了两次,这次把我扔得更远”。据公安人员事后检测,查天赐指认的煤矿与他最后被遗弃的地点,约十公里之远。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远赴非洲为黑人治病的史怀哲博士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中国人不会听从这样的劝诫。黑心矿主下令遗弃被炸断双腿的查天赐,他为何能毫无怜悯之心地做此伤天害理之事?原来在黑心矿主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加黑心的政府。中共当局肆无忌惮地封锁新闻、阻拦救助,让萨斯和艾滋病四处肆虐。与之相比,黑心矿主的遗弃行为岂不是小巫见大巫?我曾用三个词语来形容今天的中国:“宦官中国”、“优伶中国”和“无赖中国”。查天赐事件让中国坐实了这三个“美名”。若用名声卓著的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的话来说——谁让你生在中国呢?

日理万机的胡锦涛当然不会知晓查天赐的悲惨命运。胡锦涛和查天赐的幸福指数,落差超过了喜马拉雅山与马里亚纳海沟。查天赐不过是千千万万奴隶民工中微不足道的一名,他毕竟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了,比他遭遇的一切更可怕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北京建筑工地上的一名农民工,被搅拌机扫入混凝土之中。数天之后,当他被发现时,尸体已经成为凝固的混凝土当中的一具“木乃伊”。没有人知道死难者的姓名和籍贯。

这是一个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代,这是一个谁的心肠最黑谁就能爬得越高的时代。这是谁的幸福,这又是谁的苦难?这是谁的光荣,这又是谁的耻辱?

仲维光:马汉茂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

  
马汉茂(Helmut Martin)教授
 
德国鲁尔大学著名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tin)教授十年前,一九九九年六月八日去世。

在二十世纪最后的三十年,马汉茂教授以他敏锐的感觉,辛勤的工作,为德国社会、学界对于当代中国,当代汉语世界的了解、研究留下了清晰、深刻的痕迹。他不仅为德国社会了解中国大陆,最先,最迅速并且尽可能全面地介绍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著述,而且几乎在第一时间向德国社会和学界介绍了中国知识界、民间的各种声音。他是最早在德国和西方介绍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的作品,在时间上几乎平行地出版介绍了方励之及其作品的德国汉学家。

九十年代,他又敏感地感到中文世界一个和传统与西方关系紧密联系的另外一种文化社会的出现,而再次首创性地、系统地开始了对于台湾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和介绍。

马汉茂教授不仅是一个非常卓越有特色的汉学家,而且在生活中是一位恪守良知和充满热情的人。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后,他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起德国社会规模最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于这场大屠杀的谴责和对中国民众的支持。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对于处于困境的中国异议人士,对于台湾社会在民主转型中各种需要帮助的人,他总是尽可能地给予各种支持。每一位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他的热情。

马汉茂教授的这两个特点使得他的工作和影响超越了地域和种族,他不仅对德国社会而且对中国社会,中文世界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九十年代初期他主持的对于中国当代文化思想的研究项目,和同时期世界上其他地区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相比,独具特点。这个项目的成果不仅对于当代德国社会了解研究中国提供了广泛的资料,而且研究中提出的很多问题对中国大陆和中文世界也产生了持续的、广泛的影响,这个影响在今后一二十年中还会继续。在这个研究项目中马汉茂教授对于中国异议知识分子的影响和帮助也会继续在中国社会中发酵。

为此,在马汉茂教授逝世十周年的时候,马汉茂教授的夫人廖天琪女士,及其家属,马汉茂教授生前跨越国家、地区的朋友、同事、学生联合决定于6月13日在德国科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尔故居,《伯尔之家》举行马汉茂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会,(Heinrich Boell Haus, Heinrich Boll Str. 22;52372 Kreuzau-Langenbroich)并且同时征集纪念文章、照片。您的文章和照片可发到以下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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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假如奥巴马是中国“高干”

一些国人对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壮举”赞叹不已,传达的是对国内某些地方领导干部“水汪汪”的学位的含蓄批评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日前拒绝授予总统奥巴马荣誉学位一事,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不少人对该大学的举措大声叫好,认为此举值得提倡和推广。

这当然并非因为他们不喜欢奥巴马总统——就历届美国总统留给国人的印象而言,奥巴马固然未必是最好的,但绝不是特别差。人们的一片叫好之声,是奖励给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

对总统硬起心肠难能可贵

许多叫好者认为,一所公办大学,能顶住“人气总统”的巨大影响力,拒绝把“锦上添花”式的区区一个荣誉学位相赠,充分表现了这所学校坚持原则、重视荣誉的骨气。不仅如此,奥巴马光临该校,还是特意来出席该校春季毕业典礼的,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如今总统给学校面子,学校却可以硬起心肠、板起面孔来个公事公办,而非拿荣誉学位打折相赠、投桃报李,更属难能可贵。

事实上,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也并非总这么“崇高”。据美国媒体报道,他们此前也给不少捐款人、诗人、艺术家之类“批发”过荣誉学位,数量还相当可观;不仅如此,当该校拒绝给奥巴马授予荣誉学位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一片,压力接踵而至时,他们也曾动摇过。可见,至少他们并非有意要“崇高”这么一把。

但最终该校还是坚持下来,奥巴马赢得了掌声、演讲机会,以及一个以他命名的基金,但就是未得到梦寐以求的荣誉学位。

中国学府对权贵免疫力低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这一举措,之所以在中国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和赞赏,个中原因不言而喻。

毋庸讳言,中国的一些高等院校对高官、富豪、名流、巨商等“重要人物”,免疫力之低下,令人乍舌。漫说是荣誉学位随手相赠不在话下,便是正式学位、正规文凭,也是慷慨大方,有求必应,近来中国不少部门、地方领导干部的学位、学历高得吓人,个中有多少是这种“水汪汪”的学位、学历,是不难查个究竟的。

如果说,荣誉学位的赠予,还仅仅是象征性的,是“锦上添花”的点缀;但国内一些高等院校所赠给权力、金钱和名气的,却是实打实的、别人需要刻苦攻读钻研几年才可能获得的正牌学历、正宗文凭。一些人正是靠这些来路不正、却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赠品”,升官晋级、名利双收。

正因如此,中国人才对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壮举”赞叹不已,与其说是赞扬人家,还不如说,是对国内某些人、某些单位含蓄、隐晦的批评与失望。

正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发言人所指出的,他们之所以宁可送“人情”给歌星、影星也不舍得给奥巴马,是因为根据该校授予荣誉学位的原则,荣誉学位只能用于奖励人们在其本职工作上的重要贡献,歌星、影星以歌、影获荣衔,虽有投机取巧之嫌,却也言之成理,而奥巴马则如发言人所讲,其本职(也就是总统)工作“才刚刚开始”,尚无可资表彰的明显业绩,不给荣衔,可谓天经地义。

这种看似有些狡辩的解释,其实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即国外对荣誉的珍视。

珍视荣誉本是中国传统

珍视荣誉,重惜名爵,也是中国古代有作为朝代的传统。汉武帝曾想加封宠臣子弟侯爵,跟大臣张安世说“侯不在我与将军乎”,暗示可以放宽标准,却遭到后者“汉制非功臣不侯”的断然抵制,千古传为佳话。后唐宣宗励精图治,对功臣加官进爵严格按制度实施,绝不滥授滥赏,结果几十年里,人人都把立功受奖所获官爵、称号看得格外珍贵。

对荣誉称号的珍惜和严守规则、制度,实际上是对荣誉、对称号的珍视。古今中外,只有难以得到的东西,才会获得应有的珍视,才能体现真正的荣誉,那种滥赏滥授,“大将军告身(委任状)只买一醉”的荣誉大贬值、大甩卖,最终丧失的,决不仅仅是荣衔自身的含金量。

因此,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不识相”,国人理应联想到国内,联想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