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当一个人被剥夺了言论自由，他就很难再称为人了。人本来应有的言论自由是天赋的，是不可被剥夺的——即神圣不可侵犯，一旦某种力量强大到可以剥夺他的言论自由时，那么连他的其他自由也就随之剥夺了，自由也就不存在了，生命也就毫无价值了。我称这样的人为活着的死人，不正常的活人——当然，在一个权力任意剥夺他人言论自由的社会，掌权者本身也毫无言论自由。而正常的活人都应该是自由人，生为拥有言论自由而自豪，死为捍卫言论自由而死。

今天，我怀念一名记者的死。斯里兰卡《星期日导报》的调查记者维克拉马通加，因坚守内心的良知，痛恨暴力，发表文章揭露制造恐怖的权力部门，公布暴力真相，终被封口。今年1月8日，他在上班途中被持武装的暴力组织人员暗杀（联合早报网5月18日叶鹏飞文章《来自坟墓里的控诉》）。

维克拉马通加遇害后第三天，《星期日导报》刊登了他生前所写下的最后一篇社论：《最后，他们冲着我来》。维克拉马通加在社论中表达了自己对民主和自由的理想，以及表达不放弃对暴力恐怖者的揭露。

这篇文章的标题来自德国神学家马丁尼莫拉的狱中诗，大意是：当希特勒追杀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工会成员时，诗人都保持沉默，当自己被追杀时（有翻译为：最后，他们冲着我来），“却再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为我说话了”，这句话在凯迪社区、天涯网站非常著名，网友们常常把这个话运用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5月7日，杭州发生富家子飙车撞死过马路的青年谭卓，警方提供的真相一直受到民间质疑，飙车超速的数据一改再改，令人难以置信，民众更加不满。谭卓的浙大校友们网上发表的公开信说，“农民工被撞死，我们没说话；乞丐被撞死，我们没说话；谭卓被撞死，如果我们再不说话，那么最后当他们撞死我们的时候，就没人为我站出来说话了！——因此，我们哀而不‘默’！”

同样一件事，还有网友是这样表述的：

“孙志刚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没有暂住证；

黄静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没有交有权势的男友；

三鹿孩子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还没有儿女；

瓮安女孩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没有和人结仇；

躲猫猫青年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没有进拘留所；

谭卓走了，我们无法沉默！因为我们每天必须行走在和谐社会的斑马线上！

今天的谭卓，很可能就是明天的你我。“

这样的心声，说明我们不能对事不关己的社会事件视为没有发生，不能当埋头沙堆的鸵鸟，不能再对他人权利被肆意侵害继续抱有熟视无睹的病态心理。正如那位斯里兰卡的记者，他说“最后，他们冲着我来”——若我们沉默，这一天就必然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一个社会，若是不安全的，就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而言论自由的安全是处于权利之首的，我们必须坚持言论自由和仗义执言的必要性。这位记者仗义执言，并非没有顾忌，他写道：“我也是一个丈夫，是三个可爱孩子的父亲。这样的冒险值得么？”但是强烈的道德感让他无法因死亡的威胁而放弃，继续用手中的笔揭露权力部门试图用暴力封他之口，站在良知这一边：“在高官、名誉、财富和安全之上，还有另一个声音在召唤着我，是良知的召唤。”

良知就是自由的源头，而自由又时时与良知同在。幸福是自由的果实，自由是勇气的果实。所以我说言论自由是开始，又是结束，是生又是死，生当捍卫言论自由，生命终结，言论自由也随之终结。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转型社会，在这个社会道德价值观被颠覆的时刻，一定要敏感任何言论自由遭遇侵犯的举动，一定要警惕任何可能导致舆论自由权利被剥夺的借口，言论自由的失去，人便什么也不是了。

今年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活动，追授斯里兰卡记者拉善塔·维克拉马通加2009年世界新闻自由奖，这个奖项对于大声讲出真相的记者来说，无疑是鼓励更多的记者，更多追求自由的活人。捍卫言论自由的人，自由不可分离，坚持下去，自由也便与我们同在。媒体的责任，其实就是把言论自由以公开的方式表达出来，供民众表达言论自由。媒体的责任就像一面镜子，公众可以看到社会的本来面目，“为你支撑起这面镜子的记者们却是在公开地这么做着，这也使他们处在了极大的危险中。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我们从不逃避。”具有律师资格的维克拉马通加，作为一位拥有专业司法训练的媒体人，对这两种职业怀有崇高的理想：“今天是记者们遭到杀害，明天就将会是法官们。因为这两个集体不是为上层的人说话，就要代表下层民众的声音。”昨日，马丁尼莫拉说，当自己被追杀时，却再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为我说话了。今日，维克拉马通加用生命表明，权力的暴力与谎言虽能逞强于一时，终究还是无法一手遮天，他的行为将鼓舞全世界的记者，以及认同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的活人们，言论自由是开始，又是结束；言论自由是生，又是死；生当为言论自由而来，死当为言论自由而死。

同样，对于揭露腐败也是一样，权力的腐败，公权的滥用，必然会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侵犯公民权益。为了这一自由和权益不受侵犯，必然要人人起来首先捍卫自己的言论自由这一天赋人权。因为我们知道，没有言论自由，也不会有信仰自由，也不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更不可能有出版、结社、集会等权利，以及经济上的物权利等等。今天，甚至可以这样说，那些已经成为历史人物或正在被记录历史的孙志刚、黄静、佘祥林、三鹿三聚氰胺宝宝、瓮安女孩、“躲猫猫”、谭卓、邓玉娇们，若我们沉默，可能下一个就是我们。我们都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基于我们遇到的这一不堪环境，我们无法沉默，我们别无选择，因为保障我们的自由就是保障我们的利益；自由便是我们的最大利益。

人人都有行动的自由，但我从主持民生观察工作室以来，行动自由越来越受到限制与剥夺。近几年来，当局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对我实施监视与控制，这种监控至今已持续数年。

对于当局的这种行动，我并不感到奇怪，这几年来对此我予以了默默承受。但今年来，因为随州市所谓“寻根节”举办等因素，当局的监控又上了一个新高度。除了每天数人对我进行跟踪及摄像外，我的会客权、探视权也被肆意剥夺与侵犯。

我现住在随州市一所中学内。近期，不断有朋友和民众前来学校与我会面时，被以种种理由堵在校外不能见面。我所住的这所学校是所普通中学，一般人员是可以自由进出的，最多会被问找谁、登个记就放行了。但只要获悉是找我的，学校人员就会以种种理由进行刁难并不肯放行。哪怕找我的仅是随州当地的、一个老实巴交的老百姓，照样不让进入。

下面是我记录的近期民众来访受阻的简要情况。2009年4月21日，武汉八位访民被堵在学校外未能进入；2009年4月26日晚，随州云晓国等两位居民被堵在校外；2009年5月5日，随州市殷店镇一位普通民众被堵在校门口，保安先后以要等下课、要身份证等种种理由进行刁难，最终这位从乡里来的乡亲无功而返；5月5日晚，云晓国再次被堵在校外；5月8日上午，随州市厉山镇民师颜正道被堵在了校外。

上述事件的不断发生，让我难以理解和接受。我有会客的权利，我不能接受我的家完全沦为我的“监狱”。作为一名维权人士，我也无法容忍这种剥夺我与普通民众接触的企图，尽管我每天能从外地获取大量的维权信息。正是近期这些事件的不断发生，让我不得不考虑，我该如何维护我这个“维权人士”的权利了。

我本人一直崇信爱与非暴力的力量，对上述加在我身上的非法行为和企图，我有不服从、拒绝的权利。为此，我将启动走出“家牢”不服从行动。以后，我将不定期的外出寻找新的安身之地，也许是一间民房，也许是一间旅馆。地点目前仍在随州，每次外出的时间为一至数天，甚至更长。今天，是我为此付出的第一次行动。

我知道，我的行动很难改变我目前的处境，甚至会适得其反。但我有抗争尤其是进行非暴力抗争的自由，尽管我并不期待这种抗争能赢取更多空间，但我相信非暴力抗争的力量是巨大的。走出“家牢”反控制不服从行动没有具体目标和期限，该行动要彰显的是人身自由可以设限，但“心灵的自由”是关不住的、抹杀不了的。

刘飞跃

2009年5月18

5月14日，浙江杭州警方向社会公布了专家组对胡斌飙车致人死亡案的车速鉴定结果，新的鉴定数据虽然推翻了之前“70码”的判断，但仍然备受网民和媒体的质疑，死者谭卓的家人更是大为不满，谭卓的父亲拒绝在该鉴定书上签字，网民也纷纷要求专家组公布测算当时车速所用的方法，以示其公正。星岛环球网在5月15日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截至15日16时），高达92%的网民表示不相信，仅有5%的网民相信鉴定结果。

杭州警方在事发后所举行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将胡斌当时的车速认定为“70码”，在感受到社会各界普遍质疑的压力之后，警方突然收回了该说法，并承认是听取了胡斌等人的片面之词。警方起初对胡斌车速草率的认定直接导致飙车事件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实际上，在事发现场，认为胡斌车速远远高于“70码”的民众更多，但警方却偏偏采信了胡斌等人的说法，如此作为，叫人不怀疑警方偏袒胡斌都难。

胡斌在事发以后并未在第一时间被警方拘留，而是回到了自己家里，并在5月8日凌晨将自己QQ空间里的心情更新为：“一片空白，闯大祸了。”胡斌在事发以后的那天晚上大概是彻夜未眠，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在场民众的汹涌民愤，他也许至今都不会觉得飙车致人死亡是在“闯大祸”。有网友透露，胡斌曾在自己的空间中称自己“想杀人”，这不能不让人对胡斌飙车的动机进行重新审视，一些热衷于玩网络“杀人”游戏的年轻人，谁能保证他们都不想将虚拟变为现实？直到5月8日晚上，胡斌才被刑事拘留，胡斌被拘留与其说是杭州警方的自觉，倒不如说是民意的驱使，因为按照常规，在事发当时，胡斌就应该进入法律程序。

据中新社报道，5月15日上午，杭州市公安局就胡斌飙车致人死亡案再度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该局新闻发言人在会上表示，胡斌已于当天被公安机关以交通肇事罪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并公布了事故发生前后肇事车辆行驶轨迹监控视频，就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解答，并就“70码”说法向公众道歉。

杭州警方在面对“70码”的问题时表现出了几分坦诚，但他们的坦诚并不能遏制公众对处理该案能否做到公平、公正的焦虑。车速鉴定结果虽然高了一截，但仍然无法让大多数人心服口服，新的数据再度被视为试探公众心理底线和挑战公众智商的工具。另外，警方所公布的胡斌的涉嫌罪名也颇令很多人失望，因为在他们看来，此案应该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类罪而不是性质和量刑差别较大的“交通肇事”罪逮捕。

在5月7日飙车惨剧发生的当时，和胡斌一起飙车的年轻人还有好几个，既然胡斌被刑事拘留并被提请批准逮捕，那么其他几个人就不应该若无其事，作为共同犯罪者，他们同样也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岂能让其逍遥法外？不能因为他们未直接造成致人死亡的恶果就不认为是在犯罪。在此前，四川成都一男子因为偷窥女邻居都被判强奸罪成立，这些和胡斌一同飙车的“阔少”在社会危害性上可以说远比那位偷窥者严重。我们的法律如果不能做到对富人与贫民、官员与庶民一视同仁，法律的尊严如何体现？

不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讲，杭州警方都应该秉承公平、公正的立场，力争为飙车案提供真实、全面、可信的证据，为该案今后的依法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不仅仅要在车速的问题上积极听取各界民众的意见，让独立团体进行鉴定，而且还应该将和胡斌一同飙车者绳之以法。这样才能告慰谭卓的在天之灵，并让其父母和关注此案的民众得到最大的抚慰。

2009年5月18日

一

北京时间2008年11月5日，非洲裔黑人奥巴马赢得大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尽管在此前举行的电视辩论中，我和朋友们都一致猜测，共和党的候选人麦凯恩必将要输在他的年龄、气度以及左右摇摆的政策承诺中，可当这个年轻、帅气、出身于草根的黑人参议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真的站到胜选的台上时，我的内心仍然涌出一种久违的激动。

我相信那一刻，一定会有许多人像我一样，脑中自觉不自觉地幻化出无数历史的真实画面：带着铁锁从非洲海岸出发的男女，行驶在茫茫大海上的贩奴船只，哈瓦那市场上可怕的人身交易，公共车上黑白分明的座位，以及马丁？路德？金铿锵有力的演说……就是说，眼前这个黑人帅哥的当选之所以是个激动人心的伟大事件，就在于他的肤色记录了一个种族几百年的耻辱和苦难。他的当选和他之前的43位前任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所属的种族自乘坐第一条贩奴船来到美洲大陆起，就和隔离、歧视、人口买卖、暴力犯罪等不平等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因而，他的当选是一个故事的结束，同时也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有一首著名的黑人歌曲，叫《十字路口》，是黑人歌手罗伯特？约翰逊唱的。它讲的是在美国二三十年代南方“民众私刑”猖獗的时候，一个黑人在黄昏时分来到南方的小镇，当他要穿过十字路口回家时，突然被一群身穿白衣白裤，只露两只眼睛的白人暴民包围。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令人恐惧的了。你可以想象一下，穿过这条马路，就是他温暖的家，那里有他温柔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女，而现在只因为他的祖先留给他的肤色，他就不得不喋血街头。约翰逊在这首歌中忧伤地唱道：

我来到十字路口，双膝跪下。

我来到十字路口，双膝跪下。

我祈求上苍，救救可怜的鲍伯。

今天当美国的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响彻在国会大厦的时候，我的耳边同时响起的就是这首忧伤得令人落泪的歌曲。我还想起，在上世纪50年代的黑人“拒乘”运动中，黑人因为罗莎？帕克斯的被捕而拒绝返回带有侮辱性的车厢。没有私家车，他们就步行上班，或骑车去打工。警察来到他们身边，他们没有喊口号，举拳头，而是扶老携幼，手挽着手，唱起了一种从遥远的非洲家园带来的“灵歌”。这是一种只有在宗教场合才有的奇异恩典。他们本来是把这种深沉哀伤的旋律献给他们的上帝的。可今天他们身处逆境，尊严被践踏，权利被褫夺。他们啼哭，无人倾听；他们祈求，无人理睬。除了诉诸他们的神，他们不知道他们还能干什么？多少白人站在路边，默默地听着这种令人揪心的歌而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他们为自己以往的行为感到羞愧。在我有限的关注范围内，在中国，只有哀戚过人的陕北民歌可以和黑人的灵歌媲美。这说明战争、贫穷、暴力、专制带给陕北人千年不改的伤害，只有美洲的黑奴可以一比。

今天这一切都已远去。黑人音乐承载的全部苦难都随着这个人的当选而成为过去。尽管人类好同恶异，对“非我族类”的偏见、排斥不会随着一个人的当选而完全绝迹，但可以想见，从此集团性地、系统性地侵犯黑人权利的历史可以休矣！这就是我说的，一个故事的结束。“开始”的意思是说，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作为整体的弱势群体，从此可以真正走出自卑，放胆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了。有些人甚至担心，奥巴马入主白宫以后，黑人会不会“反歧视”？

奥巴马，一个曾做过社区干事、金融撰稿人、杂志编辑等多种“贱业”，既无显赫的家庭出身，又无深厚的政治背景，用中国话说就是“起于草莽之间”的普通参议员，竟然可以击败民主党大佬希拉里，一路凯歌，最终又击败共和党的资深政要麦凯恩，登上全世界最有权力的总统宝座，这对他所属的种族，对生活在这块自由土地上的其他少数族裔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正如沃伦大法官在1954年的“布朗诉堪萨斯学校”一案中判定的：隔离的学校天生就是不平等的。它毁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使一个社会群体产生整体自卑感。奥巴马的当选可以说提升了人的尊严，恢复了人的自信，使得一个还处在弱势地位的种族产生整体自豪感。尤其是对那些还挣扎在底层的少数族裔来说，这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等于是在向黑人，甚至是所有的少数族裔宣示：你们在精神和人格上，在智能和力量上，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我能做到的，你们也能做到。

二

多少年来，我们被灌输说，美国是搞种族歧视的，警察见了黑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毒打。可今天，当这四个黑人组成的“第一家庭”站到胜选的台上向人们招手时，说什么都成了多余。它比以往任何一天都使我相信，种族平等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这张美国黑人的“全家福”比任何宣言、口号、社论都有力地证明了，人类走出偏见，学会和各民族友好相处，真正做到“各族人民大团结”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如果我们把我们侵犯人权的历史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算起，那么，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比我们这个民族更恶贯满盈的了。看一个国家是否尊重人权，是否尊重各兄弟民族的生存发展、信仰习惯，关键要看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政府主导的行政力量是否真的遵守自己写在宪法里的平等自由条款，而不是看这个国家是否存在一些个别的、非系统性的恶性事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核心的法律制度，包括政府主导的行政力量是真诚捍卫每个人、每个民族的权利与尊严的，即它写在宪法里的条文是真诚的，那么，即使这个国家存在一些局部的、个体的侵犯人权，践踏少数族裔生存习惯的事件，这些被侵犯的个人与民族的诉求也迟早会和这个国家核心的精神力量汇合在一起的；反之，如果一个国家核心的法律制度，主要是政府主导的行政力量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尊重人权，即它写在宪法里的条文是虚假的，那么，不用说出现恶性侵犯事件以后无处申诉，即使“有处申诉”也是靠不住的。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种“救民于水火”的力量不是来自一种恒久的、非人治的制度，这种力量就是短暂的、偶然的，不管这力量是来自个别领导人的心血来潮，还是清官、侠客的正义冲动。

以这样一种观念看美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国家的奇异之处在于，它从独立的第一天起，就不是按照一种成王败寇的原则立国的，它对它写在《独立宣言》中的名句：“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由衷地相信的。正如奥巴马在获胜演说中讲的：“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反映到种族问题上，就是种族问题由来已久，它贯穿美国历史二百多年。可这个国家核心的政治力量从来就没有忘记立国者的伟大梦想。作为联邦的美国政府，包括政府引领的各级行政力量和民间的精英人物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努力。对奴隶问题的关切，对奴隶命运的同情甚至可以追溯到美国诞生以前北方一些城市的禁奴运动上。你现在很难想象，早在1641年，马萨诸塞就有了这样一条专门针对从非洲劫掠人口的法律：“任何人，凡劫持人类者，判不赦之死刑。”那时，美国还是一个冰天雪地中的神话。

事实上，一直到独立战争打响前，代表美国主流精神的北方，如宾夕法尼亚和马萨诸塞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立法，他们谴责奴隶制，禁止奴隶贸易。可这些立法大都为英王否决。直到独立战争打响，弗吉尼亚人托玛斯？杰弗逊受命起草《独立宣言》。这位杰出的民主先行者，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怒，沉痛写道：“他（英王）向人性本身展开残忍的战争。他强暴了一个远方民族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而他们从来就没有冒犯过他。这场战争拐骗和胁迫了他们，使他们不是在运送途中悲惨地死去，就是被送往地球的另一端充当奴隶。这场由邪恶力量无耻发动的海盗战争，恰恰就是身为基督徒的大不列颠的英王所发动的战争。他决定打开这样一个市场，在那里，人类可以被买卖。他滥用了他的立法否决权，并利用这个否决权压制了所有打算禁止和限制这种肮脏交易的立法尝试。”可惜的是，这段散发着人道激情，充满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理性智慧的句子在交给大会讨论时，被来自南方的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否决。为此，这位激进的自由派思想家终生耿耿于怀。因而，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深刻影响了人类进程的伟大文件是南北双方妥协的产物。当然，最后这个国家为它的“妥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85年后，在这片充满梦想的土地上，爆发了一场长达四年的战争，60万美国青年倒在了自己的家门前，而这场战争的诉求正是“解放黑奴”。

三

长期以来，我们被教育说，美国是歧视黑人的，证据就是政府搞种族隔离。可通过林达的书我们才知道，歧视黑人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南方一些极端保守的州。你当然会问，这些极端保守的州属于不属于美国政府？从联邦的制度框架上讲，当然属于。但美国的“州”和我们的“省”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些州，甚至县都是地方自治的。中央不得过多干涉地方事务是写在宪法里的。美国人心中的“国”就是他们所在的“州”，“联邦”则相当于一个“联合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州又不属于美国政府。这些州的州长和行政人员也不是中央任命的，而是当地百姓选出来的。他们个人未必是种族主义者，但他们得听命于雇佣他们的老百姓。因而，种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牵涉到人性、法律、联邦制度框架等多种因素的问题，但归根到底，是一个地方民众的觉悟问题。如果一个地方的老百姓是开放的，是能容忍不同人种的风俗习惯的，那么这个地方的政府就不可能是保守的，这个地方的法律就不可能是种族隔离的；相反，如果一个地方的老百姓还没有学会和异族相处，他们不愿意他们的小区，他们的学校，他们的公共场所有异族人出现，那么这个州，这个县的政府就是保守的，法律就是种族隔离的。原因很简单，这个地方的法律是由议会制定的，而议员和地方官都是老百姓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因而，在这个国家，你会看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看到的奇异景象：联邦政府不满南方一些州立学校的黑白分校制度，但因为地方分权自治的原因，官员们束手无策。只有等这样的案子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后，联邦政府才可以劝说白人学校接纳黑人孩子，劝说无效，联邦政府就派出国民自卫队荷枪实弹护送黑人孩子到校。在六十年代的“公路入座运动”中，联邦政府为了保护北方志愿者进入南方种族隔离州的安全，在每辆载有志愿者的车上，都派持枪的联邦执法队士兵跟车，长途汽车前后都有交警车护卫，天上甚至还有直升飞机。你当然可以嘲笑这种大动干戈的努力是“作秀”，可有谁见过一个国家的政府为了几个异族小孩的“入学难”就“作”这样的“秀”？恕我孤陋，我只见过士兵从学校往出抓人的，没有见过护送学生到校的；我只见过直升飞机护送领导的，没有见过护送挑战法律的。我们都知道，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可很少有人知道，演讲的当天肯尼迪总统就邀请马丁？路德？金到白宫作客，并说：“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到，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够在参众两院通过。”三个月后，总统就带着这个梦遇刺身亡。继任的约翰逊总统为了实现肯尼迪的遗愿，上下呼吁，终于使得这个旨在改变黑人地位的《民权法案》在第二年顺利通过。

当然，除了联邦政府和北方民众，包括许许多多怀揣着自由梦想的白人的努力外，黑人地位的最终改变，实际上还是依赖美国民众，尤其是南方白人对黑人的态度转变。从公开的贩奴到禁止奴隶贸易，从蓄奴到废奴，从种族隔离到种族平等近四百年的历史中，你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南方民众对人性，对人的价值，对生命的尊严虽然缓慢却不断反思的艰难历程。因而，从超越自己，战胜自我的角度上看，奥巴马的当选与其说是黑人的胜利，不如说是白人的胜利。在一个黑人只占13%的国度里，具有绝对优势的白人让黑人当自己的总统，你说这是谁的胜利？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种族走出了阴影，而是所有的人都走出了阴影。我当然知道，这和我没关系。这个黑人总统年收入25万以下者都可获得减税的承诺不会惠及到一个无医疗，无失业救济，无任何福利保障的中国文人身上。但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是光棍，看见别人娶媳妇，就往人家的花轿里扔石头。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只要全世界还有一块地方、一个区域、一个人还生活在暴力和恐惧的阴影里，所谓全人类的解放就是一句空话；反过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区域、任意一个人走出了暴力和谎言的挟制，都意味着自由的力量壮大了一分，专制独裁的势力减弱了一分。因而，在奥巴马当选的“第一时刻”，有网友问，你觉得我们应该从中借鉴什么？我说，我们还谈不到借鉴。我们离选我们自己种族的总统还差得远，不用说选一个维族或藏族的领袖管理我们。但同时我也告诉这个大学生，世界上只要有人这么做了，我们也就不能说绝无希望。

路正长，正如夜一样。

2008年11月18～23日草于长安饮马窟

如果问每一位同胞，在5·12周年的时候应该做点什么，相信无论“上智下愚”都会想到：表达对遇难同胞的哀悼和思念，慰问遇难者家属和所有灾区的幸存者，并且和他们一起寄托我们的哀思。

可是，在一些媒体那里，一方面，他们把地震灾难报道简化为“抗震救灾”，具体是表现领导的坚强、救援的空前，民族的意志、国力的强大等等。（当然，全民救灾的场景令国人动容，但这绝非一场灾难的全部。）同时，他们也找到了抒情的机会，电视镜头前不是领导就是记者遮蔽了灾区群众，他们宁愿自恋地回放以前的报道花絮，也未能让你看到灾区群众的生活。航拍的直升机在高空盘旋，但他们的镜头始终隔着好几百米的高空，进入不到板房。花了一年的时间，也没有走进板房。

一年来，各路人士和媒体一起，为地震发明了许多铿锵的或者骊丽的句子。但其中一些顺口溜即便不空洞得离谱，也与具体灾难和悲痛不沾边，你把它放在水灾和瘟疫时用，也不浪费的。归纳起来，这些空洞口号都是国家主义的，如“大灾让民族坚强，大爱让人民奋进”。其实，灾区群众生活下去就是坚强和奋进了，而这有待你的帮助。还有就是“感恩教育”，在这几天把学校里的孩子组织起来，跳感恩舞，唱感恩歌。我只看到一家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说了一句“今天是缅怀逝者，关注生者”，可惜，实际上他们仍然只是在“纪念抗震救灾”。

是我们的媒体不知道该报道什么和如何报道吗？恰好央视的直播节目连线了美国，那边的记者介绍了两家美国“主流媒体”的“5·12”周年报道：一个是透过一位地震中失去孩子，并且自己也差一点致残的母亲的生存故事，报道了灾区群众的“坚强”和“奋进”；另一个讲述了两位志愿者在灾区用歌声为灾区群众“疗伤”，报道称为“在歌声中站起”。

对着巨大的灾难抒情，对着遇难同胞体温尚未退尽的“废墟”进行“文化思考”，是这个民族的文人墨客大异于常人的特殊禀赋。5月11日晚上，四川一家电视台重播了去年地震后余秋雨先生来四川谈“废墟文化”的节目。如果有灾区群众看到余先生带着那一脸招牌似的文化忧愁，谈他自“5·12”以后，如何改变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决定“下辈子投胎还做中国人”，该是怎样的惊心动魄，他们怎能明白自己是如何突然间使中国文化跟汶川的地壳一样隆起了。今年，秋雨先生又来了，仍然带着一股文化大师似的玄妙：他先发表了一篇博文，为去年的“含泪劝告”作了“注释”，并透露他将向援建人员和灾区群众演讲。不难想像余大师的演讲和灾区群众的心理以及灾区现实将构成怎样的反差。

有时我想，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结构跟别的人种不一样，或者是文化惯性，使我们面对地震中的遇难同胞和幸存者也爱用“大词”，而拒绝真情实感。例如“汶川加油”这句话，应该是民间首先发明的吧——吾友黎明先生说，下次你死了，我也去你家门口喊加油！——站在生命的关口，逝者为大，你轻声点不行吗（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还听到电视上吼“加油”）？而一些媒体则处处不跟人之常情接轨。我希望这一天快点过去，根据经验，媒体很快便会退潮，灾区群众又可以过他们相对平静的生活了。

位于日本神户市中心的1995年1月17日大地震纪念碑写道，“人类是多么渺小，我们甚至无法预知一秒钟之后将要发生的一切”，希望以此“连接着被夺去生命的每一位逝者和我们的追思”。对于我们来说，这样“渺小的文字”大约只能出现在未经当代文化成功教化的半文盲或者孩子们的日记中，因为这些词不仅太“渺小”了，重要的是它既没有国家，也没有民族，特别地，它没有坚强！

然而，人性和生命之间，就只有这么一个渺小的接口。各个民族概莫能外。当你以这样渺小而卑微的心情看待生命的时候，你就会立即尊重和善待生命，再也不需要文化大师来帮助你进行悲痛的形而上学，把它抽象成“文化悲痛”，特别地，你就不会在电视上大吼大叫，也不会“纪念自己的纪念”了！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

自从章诒和女士在《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中批露了聂绀弩的好友、画家黄苗子正是聂绀弩身边的卧底者，又在《卧底》中揭露了章家的座上客、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也是章伯钧家的卧底者后，社会舆论大哗，谴责者、质疑者之声都不绝于耳。但是我的心情却是十分的平静，因为这种事经历得太多，所以见怪不怪。

章伯钧是头面人物，聂绀弩是知名人士，毛泽东政权对他们不放心，要派暗探对他们进行卧底监控，应在情理之中。但是，像我这样一个蝼蚁不如的二十来岁的小小摘帽右派学生，以及和我有同样遭遇的芥末微尘之类的人物，毛氏政权是不是就放心了我们呢？答案是否定的。

在“改正”后与同类相聚时，大家都谈到几十年来的辛酸与苦难，其中的共同之处就是身边几乎都有卧底者，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句不经意的言谈、玩笑，乃至动作、表情，党对我们都了如指掌，成为整治我们的依据。开始时我们都莫明其妙，在吃了许多次亏之后，我们终于明白，我们身边暗藏着卧底的宵小之人。其中只有一个黄姓难友因祸得福，派在他身边的卧底者通过观察了解，发现他不仅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妖魔鬼怪，而是品性高洁，学识过人，一表人才的优秀青年。卧底者终于良心发现，终止了罪恶，还把自己的一位亲戚介绍给这位右兄当老婆，这大概是右派中绝无权有的一例。还有一位陈姓好友，无论出身、表现都是我等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几十年后相聚，他仍是一个不党不群的平头百姓。原来他毕业后分配到某地一所知名学校教书，党支部为了培养他入党，分配给他一项“光荣任务”，就是监视同寝室的另一名右派老师的言行，及时向党支部汇报。好友觉得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说：“这不是叫我当特务吗?”就拒绝了这项任务,由此得罪了党支部入不了党，他也没有再把“共产主义战士”的虚名作为追求的目标。可见卧底在毛泽东时代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存在。

如果说阶级斗争是毛泽东治理国家的基本国策的话，那么卧底告密则是毛泽东统治臣民的基本策略。试想一想，在毛泽东时代，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每个庶民百姓，哪一位逃脱了毛泽东的监视与监控呢？哪一级党组织不对他的下属进行“阶级分析”，确定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和孤立打击对象呢？哪一位党员不明白周围人群的左、中、右而对右派进行监视呢？可以说卧底、告密，甚至秘密搜查，早已是毛泽东时代公开的秘密。

就个人的经历来说，1957年暑假，虽然当时还没有戴右派帽子，但是假期结束返回学校时，发现我原来销着的抽屉已被撬开了，席子下面的铺草也被翻得一片狼藉，信件、日记之类已被拿走。这件事，西南师范学院生物系60级2班住李园一舍105寝室的同学大概不会忘记吧？这种偷偷摸摸又十分野蛮的搜查，是哪能家人的手法？

1960年春，在西南师范学院生产部右派学生劳动队劳动改造两年之后，我摘帽复学。此时我以为自己“回到了人民内部”，可以像一个正常的学生一样堂堂正正地读书了。殊不知来到一个陌生的班级，我马上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可卑的异类：没有欢迎，没有招呼，更没有笑脸，几十双警惕的眼睛注视着我，绝非看西洋把戏似的好奇，我就像遭受了机关枪的攒射一样不敢抬头，此时我感觉到当老鼠的优越性，如果我是老鼠，一定就闪电般钻到地洞里……

在这样的班级中生活，除了被孤立，被歧视，被拒于千里之外，你还能有什么感觉？不久政治辅导员就叫我去谈话，她说：“你为什么说你不是右派？”

我的天！我认错悔罪还来不及，哪里敢不承认是右派？这是翻案啊！我说：“我没有说过啊。” 话音有些颤抖，就像伊索寓言中羔羊在狼面前提心吊胆地辩解一样。

她说：“那你为什么要向别人说你被划为右派的事呢？”

这时我才想起两天前有同学问我为什么当右派，我便把我如何写信揭发家乡生产队长长期奸污女地主的事告诉他们。这是实话实说，我绝没有想到这就犯了罪。我对辅导员说：“他们要问我，我就把实情告诉了他们。”

辅导员严正地训斥我说：“问题是你没有批判你的右派言行。没有批判就是放毒，你懂不懂？就是放毒！”

后来我知道，进入这个班级那天起，我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监视。

好不容易才把这个有如牢狱般的大学读完。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大巴山下一所乡村中学教书。那里，穷乡僻壤，山高路远，学校很小，只有6个班30来个教职工，除了睡觉时各上各的床之外，办公、开会、吃饭、聊天、休息乃至上厕所，教职工们几乎都在一起，人与人之间三头对六面，一言一行几乎没有什么隐私。这样的环境该不会有人卧底，不会有人打小报告了吧？可是我又错了。

当文化革命开始，工作组进驻学校的时候，平时与我一起聊天、打球的z君，迫不及待地抛出了大字报专栏《一个右派分子的嘴脸》劈头盖脸地向我杀来。大字报言事之具体，时间、地点、场景、言论，样样俱全，让我目瞪口呆又无法否认；有的是谈过即忘的小事，有的是毫不在意的议论，有的是相互交谈中的某一句话，没有想到都被他掐头去尾记录下来，上纲上线成了“反党”的铁证！例如他不知什么时候记下了我说“流沙河其实很有才气”，“西师的右派学生多得很”，这就成了“为右派分子喊冤叫屈”，“说反右运动整错了学生”。

因为z君还给许多教师写过大字报，因而激起众怒，当学校批判工作组的“资反”路线时，他遭受造反派的搜查，从缴获的笔记本上，看见他几乎记录了每一个人的“反党”言行。这样的卧底者，真让人不寒而栗。

还的一位h君也是卧底者。h君虽然出身“硬梆梆”，但他的表现不尽人意，群众关系也不好，正在“接受组织考验”。他深知组织考验最重要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而立场的坚定则表现为“对敌斗争的坚决”。这样他就在周围的人群中寻找“阶级敌人”，暗暗警惕着、监视着这些人的言行，当机会（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就把这些人踩在脚下当成上爬的垫脚石。而党也正是要利用这种人来监控人们的思想言行。文化革命开始时他正在外地搞四清运动，但丝毫也没有妨碍他对我等“阶级敌人”的“关心”，不远数百里寄来成捆的大字报进行检举揭发，而大字报的内容就是平时他卧底的种种记录。这是文化革命中的事。

后来我调到另一个地区的另一所学校教书，在这里，卧底告密之事仍然层出不穷，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有一位c 老师就被他的邻居告密，说他唱歌时故意把毛主席“万寿无疆”唱成“万臭无香”，从而遭受残酷的批判斗争，并被开除工职，押去农村管制劳动。还有一位d老师还在读高中时就被他的亲嫂嫂告发，说他书写“反动标语”，直到该案告破才还他以清白，可是考大学的机会却丧失了……此类出卖灵魂告密的事情不知有多少，真是难以尽说。

随着毛泽东的死亡，四人邦的覆灭，和文化革命的结束，黑暗的政治出现了一丝光明，卧底告密之事减少了许多，以整人为职业的人，以打小报告取悦领导以求晋升的人，在一段时间内不那么吃香了，冤假错案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大批量的生产了。但是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所建构的，几十年来毛泽东暴政所强化的告密文化，决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它们还有深厚的社会土壤，一旦有了适宜的政治生态环境，还会疯狂地生长。

几年前，我和几位老师受退休教师的推举参加维权活动，为退休教师争取集资建房（集资建房是建造不以赢利为目的，带有福利性质的低价住房）的权利而上下奔走时。不料一位退休教师悄悄向党支部告密说：“其实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就是一个右派和一个反革命跳得高。”这里所说的“右派”指的是我，而“反革命”是指上述被他嫂嫂告密的那位d老师。这位告密的退休老师，在享受了我们为他争得了集资建房的权利的同时，却昧着良心出卖了我们。可见告密这种文化心态，已经根植于某些人的灵魂之中，是何等的可悲、可叹而又可恨！更可以看出，卧底告密这种人类的丑行，在我们这样有着深厚专制传统的国家，还远远没有结束。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没有什么传奇，也没的悟出什么深奥的道理来，只不过因为最近网上关于告密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写几句话来揍热闹而已。从网上的讨论可以看出，有人认为告密是人性的惰落，有人认为是制度的怪胎。而我认为，是制度促进了人性的惰落，而惰落的人性又支撑了大量滋生怪胎的制度。

说明：1、余秋雨的“文革”表现在其自传《借我一生》中有详细的描写，此年谱系对其隐瞒部分的披露和“失忆、错忆”的纠正。2、此文曾参考丘佩瑀先生所写的《余秋雨的“文革”履历表》（《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3、本文主要根据被余秋雨称为“最权威的证人”胡锡涛先生等“提供的证言”和上海市委编印的《清查报告》写成。4、此年谱之所以延续到21世纪，是因为余秋雨一直生活在“文革”阴影中，一直想掩饰、修改自己的“文革”历史，否认当年上海市委对他的清查。5、年谱挂一漏万，希望知情人加以补充、修正。

1968年10月16日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要批判原苏联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简称“斯坦尼”），以便为江青当“文艺革命英勇旗手”扫清障碍。上海根据姚文元的电话指示便成立了“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组”，该组设在《文汇报》社，余秋雨即为这个小组的五人成员之一。据胡锡涛回忆：“为了吃一顿肉丝面夜宵”，余秋雨“每天步行一个半钟头”来到《文汇报》社写批判“斯坦尼”的文章。他“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他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3页；胡锡涛：《我最清楚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华夏时报》2002年8月24日）。

1968年12月 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组编写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反动言论选编》内部印行。据上海戏剧学院周培松先生2003年8月提供的证词：余秋雨曾参加了批判“斯坦尼”资料的编写。

1972年1月3日 根据张春桥的授意，《鲁迅传》编写组在复旦大学正式成立。该组为写作组文艺组下属的外围组织。由胡锡涛引荐，余秋雨成为该小组11人成员之一。在讨论该组所用的笔名时，余秋雨建议将“石一歌”改为“石一戈”，未被该组组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陈孝全采纳。（朱天奋：《孙光萱访谈》，《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4年第5期，39页）

1973年2月 由余秋雨等人撰写、署名“石一歌”的《鲁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文歪曲鲁迅，攻击胡适和“四条汉子”等。（孙光萱：《正视历史轻装前进》，《文学报》2000年1134期）

1973年5月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一号头头朱永嘉派余秋雨等人帮姚文元修改其旧着《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做资料准备。（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的修改稿。载肖夏林主编：《余秋雨的敌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175页）。/ l9 B/ q； b h

1973年5月14日 余秋雨离开“石一歌”，上调到康平路141号写作组本部，并领到了上海市革委会颁发的写作组工作证。余曾一度任文艺组党小组长，并负责联系“石一歌”。他是从外围组织上调到人数很少的写作组本部的唯一写手。从1973年5月至1976年1月，余秋雨在这个写作组文艺组为“四人帮”余党服务了二年半以上。在此期间，他除自己撰写大批判文章以外，还担负着为写作组改稿、统稿的重任。他的主要问题不是在“石一歌”，而是在文艺组。（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3年8月 由余秋雨作过修改、署名“石一歌”的《鲁迅传》片断《鞠躬尽瘁》，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钟长鸣》（上海文艺丛刊）上发表。此文不仅“依照‘四人帮’的调子，对周扬、夏衍等同志加了不少诬陷不实之词”（见《清查报告》70期第4页），而且替张春桥隐瞒了攻击鲁迅《三月的租界》这一重要史实。

1973年11月 余秋雨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与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骂胡适为“卖国贼”、“反革命”，与胡适叔侄相称的胡念柏读了后感到大祸将要临头（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1974年1月 余秋雨又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胡适传》，对胡适帽子越扣越大，棍子越打越重，胡适的亲属胡念柏读了后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以至住进了医院（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1974年初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作为写作组文艺组重要写手的余秋雨，经常到上海市高校系统作辅导报告。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有位老师编了个顺口溜“一道黑两道黑”，帮助表演系学生练习口语，纠正读音。余秋雨闻知后，认为这不是一道红，两道红而是“两道黑”，便视为黑线复辟。他抓住这个“复辟”典型，在复旦大学召开的高校战线批林批孔大会上发言说：“我回了一趟戏剧学院，发现资产阶级势力在张牙舞爪。”在余秋雨的煽动下，上海戏剧学院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使那位教师受到严重伤害，“倒了大霉”。余秋雨还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路》等散文作品，抒发他的所谓“革命豪情”，为“文革”大唱赞歌。（冯少棠：《〈南方周末〉报道不很全面》，《新京报》2004年8月13日）

1974年3月 在朱永嘉的授意下，上海市委写作组从学校、工厂挑了20余人办了一期“评《红楼梦》学习班”。此学习班强调“评红”要“为现实斗争政治服务”，并指定由余秋雨等人负责。在学习班上议论了一批影射现实的“评红”题目，其中有几个是评贾母的，后因这个题目怕别人误解为影射攻击毛泽东而被朱永嘉勾掉（见《清查报告》71期第1、5页）。

在学习班内，上海戏剧学院吕某写了一篇牵涉贾母的文章，余秋雨看了后说“这篇文章不要写了，也不要改了”，并由此规定“评红不许提贾母，以免出差错”即泄露“四人帮”犯上作乱的天机（见《清查报告》71期第7页）。

1974年春 《朝霞》与上海造反派“工总司”发生矛盾，余秋雨奉朱永嘉之命帮该刊编辑部摆平此事。写作组文艺组在《朝霞》编辑部举办创作学习班，培训工农兵作者，组织撰写讴歌“文革”的作品。余秋雨以写作组文艺成员的身份去学习班授课，每次均坐朱永嘉的黑色轿车前往，历时三个多月。据周培松回忆，上海戏剧学院工宣队鉴于余秋雨紧跟极左路线的“良好”表现，“已指定他为党委委员，还准备提拔他为党委副书记”。（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4年初夏 “评红”学习班因“《朝霞》事件”匆匆收场。原成员回本单位。有一次，一位姓陈的工人到出版社开会，碰到余秋雨，余告之说：“评王熙凤那篇文章已改好了，改得很漂亮，不亚于《大有大的难处》。”可见，余秋雨的确担负着为写作组改稿、统稿的重任，而郭某执笔的《大有大的难处》，据郭某1978年3月2日的交待，该文是“影射攻击周总理崇洋媚外”。余秋雨居然将评王熙凤那篇文章改得比“难处”一文更漂亮，这“漂亮”显然不是光指文笔好，而是指其思想穿透力不亚于“难处”一文（见《清查报告》71期第7页）。

1974年5月 “四人帮”余党为了配合“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需要，特地下令把“石一歌”撰写的《鲁迅传》中的一章《再捣孔家店》提前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据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写的《关于鲁迅传小组（石一歌）的清查报告》中说：此文“由原系鲁迅组成员后调写作组文艺组的余秋雨同志作了大改。在这一章中，把鲁迅反帝反蒋的1934年几乎写成了‘批孔年’，文章从鲁迅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四篇文章中，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得出所谓鲁迅总结的关于‘尊孔’与‘卖国’的规律。”

1975年1月 余秋雨以写作组文艺组的笔名“任犊”发表6000字的长文《读〈朝霞〉一年》。后来的清查报告对此文所作的结论云：“在艺术上堪称一流，但它的客观影响很坏。此篇长文把《朝霞》的政治观点、编辑方针、选题思想、主要毒草作品，以及所谓的筹稿和培训作者的方法等作了全面、系统的吹捧。这篇黑文还在香港刊物上转载，流毒海外。” （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5年3月 余秋雨再次以“任犊”笔名在《朝霞》上发表《走出“彼得堡”》。此文大力鼓吹把文艺工作者赶出大城市、上山下乡与工农兵相结合，“给了当时文化界人士当头一捧”。（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

1975年3月21日 朱永嘉写信给张春桥推荐《走出“彼得堡”》，张春桥于21日回信谈了他的读后感。《人民日报》4月6日奉命转载此文。（朱天奋：《孙光萱访谈》，《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4年第5期，39页）

1975年春 经朱永嘉安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单独接见余秋雨（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1页）。后胡锡涛更正为：不是张春桥、姚文元两人接见，而是姚来上海接见写作组成员时，作为文艺组正式成员的余秋雨才和同事们一起参加接见。（见肖夏林编：《余秋雨的敌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版，116页）朱永嘉的回忆也证实了余秋雨确实参加过姚文元的接见（见《新京报》2004年8月13日朱永嘉的回忆）。

1975年夏天 写作组二号头头王知常称赞余秋雨为写作组的“第一号种子选手”。（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5页）余秋雨在写作组时，大家叫他小余，他也用过“小余”、“小鱼”的笔名发表过几篇短文章。在档案里有他的检查，“承认有几点错误” （见《新京报》2003年8月13日冯少棠的回忆）。可见，余秋雨说他从来不用笔名写作是道地的假话。

1975年7月 余秋雨用真名在《朝霞》头条发表12000字的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为上山下乡运动大唱赞歌。

1975年8月 “四人帮”余党以批“投降派”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紧跟这一“战略部署”，其中王知常对哲学组组长说：“某某要为《红旗》搞一篇，余秋雨和‘石一歌’要为儿童版重写一篇前言，还债。……精神都在姚文元那封信里。” （见《清查报告》71期第6页）

余秋雨以真名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长文《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王知常读了后大加赞赏，推荐到“四人帮”把持的《红旗》杂志上发表，后未果。此文针对邓小平复出后对铁路等多种行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做法，再三强调“必须加强革命专政”，对所谓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击！进击！永远进击！”

1975年7-9月 原写作组成员吴文虎、曹溶写的《赣南纪行》在《学习与批判》上连载3期，由余秋雨负责修改。此文歌颂“文革”，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见《新京报》2004年8月13日朱永嘉的回忆）。

1975年9月 一位青年工人写了宋江屏晁盖于108将之外的评《水浒》文章。余秋雨看过此文初稿后，“提意见说灵牌问题要做足”。“灵牌”，即继承权问题。“四人帮”借“灵牌”问题攻击邓小平不够资格接班，而余秋雨要别人忠实地按照“四人帮”的旨意进行修改，以便为张春桥抢班夺权制造舆论。（见《清查报告》47期16、26页）

1975年10月下旬 王知常布置历史组写《〈水浒〉与新生活运动》，但写好后王不满意。他召集王守稼、余秋雨和郭某特别讨论了一次，题目改为《〈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此文由郭某改了一稿后，“按照王知常的规定交给余秋雨修改。” （见《清查报告》71期第9、11页）

1975年10月 余秋雨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大骂胡适是“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胡念柏读了后气得心脏病暴发，拿着这本杂志摊倒在地上，后抢救无效死亡。（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1975年11月 余秋雨执笔、署名“任犊”的大批判文章《让革命诗歌占领阵地——重读鲁迅对新诗形式问题的论述》在《红旗》第11期发表（孙光萱：《任犊并不是余秋雨》）。由余秋雨参与修改、署名“罗思鼎”的大批判文章《〈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

1975年冬 余秋雨对胡锡涛的“老战友”炫耀说：署名“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在1969年《红旗》杂志发表的《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就是他写的” （见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6页）。可见，胡锡涛在“余古官司”开展期间，说该文是胡自己写的，这显然是在代余秋雨受过。

1975年 “四人帮”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和“初澜”写作组长张伯凡派人到上海戏剧学院调余秋雨到文化部工作，“但调不动，原因是上海写作组已把小余早调走了。”（原《红旗》杂志文艺组负责人2004年3月15日致古远清信）。可见，余秋雨在“文革”后期确有上升之势。

1976年1月 余秋雨和另一位写作组成员用“任犊”的笔名发表《试看天地翻覆——学习毛主席新发表的两首词》。此文大力歌颂“文革”，并点名批判刘少奇，这再次证明余说他自己受到清查是因为反对“文革”，纯属编造。（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6年4月 由余秋雨负责统稿、署名“石一歌”的《鲁迅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四人帮”“阴谋文艺”与“影射史学”的混合物。1976年9月由朱永嘉指派余秋雨以“石一歌”身份参加访问日本代表团。回国后不久，开始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文艺组共16人，余秋雨等8人成为“说清楚”对象。由于余秋雨交代问题不清，很晚才解脱。最后解脱时，原上海市委驻写作组清查组给余秋雨下的结论是：“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属一般政治错误，回上海戏剧学院工作。（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6年12月 余秋雨在一份材料中揭发王知常：“去年十月，《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不少纪念长征的文章，大都是中央和部队的领导同志写的，文中也大都是不断出现朱德同志、周总理、陈毅同志和其它领导同志的事迹。王知常有一次在会议室翻阅了一下，立即拍桌子大骂：”恶劣！恶劣！这完全是颂古非今！‘还问在会议室的同志：“你们以为怎幺样？我认为是颂古非今！’”（引自《批判王知常言论集》，第6页）这个材料说明余秋雨讲他从未参加过写作组和揭发过任何人是地道的谎言；同时也说明余秋雨在1975年下半年还在上海，并不像胡锡涛说的那样，整个1975年余都在养病。

1978年5月19日 原写作组陆女士揭发余秋雨将她写的《封建礼教与贾政》推倒重来，改为《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发表（见《清查报告》71期第8页）。　1978年9月12日余秋雨写了关于《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炮制经过的交代检查，承认自己“借贾政批判刘少奇……附和了‘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阴谋。”这“另搞一套”即借批大观园的总管贾政影射周恩来总理（见《清查报告》71期第8-9页）。

1978年底 原上海市委驻写作组工作组长夏其言在《清查总结报告》中说：“余秋雨虽非头头，但他是朱永嘉、王知常、陈冀德的得力帮手，不仅能写、能编，还负责统稿。”（夏其言：《〈新民周刊〉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时在造谣》，香港，《纯文学》2000年12月号30页）。

1979年上半年 由于余秋雨一直没有把问题主动交代清楚，群众反映大，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便根据市委的指示对余秋雨的“文革”问题进行复查。复查组没有人认为原来的结论“定高了”，后维持原先的“三错”清查结论。（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2000年5月19日 余秋雨亲自出面组织炮制《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该文捏造夏其言说过“余秋雨没有问题”。（夏其言：《〈新民周刊〉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时在造谣》，香港，《纯文学》2000年12月号29页）。

2000年11月1日 夏其言看到《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后，非常气愤地给文汇新民报业集团负责人彭正勇、丁曦林并《新民周刊》编辑部写了一封抗议信，限该刊负责人接信之后两周内，写信到他家向其正式道歉，并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更正声明（夏其言：《〈新民周刊〉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时在造谣》，香港，《纯文学》2000年12月号30页）。

2000年12月 《新民周刊》发表更正启事，云：《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一文“未经夏老过目……并经外地报刊转载，以讹传讹，造成恶劣影响。本刊在此特作郑重更正，并向夏老道歉。”

2002年6月15日 余秋雨起诉“文革”文学研究者古远清“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向其索赔16万元人民币。

2003年8月18日 在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主持下，余秋雨自动放弃对古远清侵权的指控和索赔，在《民事调解书》上签字和解。

2004年7月底 当余秋雨得知《南方周末》要发表该报驻上海记者写的《余秋雨文革调查》时，一会儿用“自杀”方式威胁该报，一会儿又苦苦哀求他们不要刊登这类文章。（肖夏林：《我所知道的余秋雨“自杀”风波》，《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2004年8月 余秋雨出版自传《借我一生》，再次否认他参加过上海市委写作组和写过大批判文章，并认为写作组“不是什幺阴谋集团”，公然向官方叫板为写作组翻案，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

我们干杯。克雷顿半敞着睡袍，露出花白的胸毛。“你们这帮家伙吃喝玩乐，老子苦力的干活，晚上还得教书！”他笑眯眯地说。我们相识三年多，却好像相识了一辈子。刚到美国，就是他们两口子到机场接我。最初的同事关系很快变成友谊，后来差不多算得亲戚了。克雷顿今年六十二，长我十四岁。按辈分该算我的“美国叔叔”。后来我搬到加州，他们很难过，直到现在还对别人抱怨：“北岛为了加州的阳光，抛弃了我们！”

克雷顿是诗人。美国不少当代诗歌选本都收入他的作品。在美国，要说你是诗人，别人都会离你远点儿，那意味着贫困和神经有毛病。不过现在境况有所改观。自七十年代起，美国的大学纷纷增设创作课，就像张大网，把社会上漂游的一帮诗人捞上岸来。一条“鱼”名叫克雷顿，九年前成了东密西根大学的诗歌教授。有人批评这一制度，认为这样会毁掉美国文学。“胡扯！”克雷顿瞪起眼，“说这种风凉话的家里准有遗产。没有创作课，我他妈的现在得在洛杉矶开出租车。”

克雷顿生于印第安那州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在屠宰场工作，母亲操持家务，生活与文学绝缘。他还记得有次过生日，母亲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想了想说，一本诗集。母亲大吃一惊，但还是照办了，买下一本自己根本看不懂的书。他至今还记得母亲拿着诗集那惶惑的表情。怀着对诗歌的向往，克雷顿离开了母亲，上大学，写诗，翻译，办杂志，教书，参加反越战运动。怀着对诗歌的向往，他离开了美国，浪迹天涯，在秘鲁、墨西哥、日本和法国住过。

克雷顿年轻时长得像吉米.卡特。七十年代末，他、卡柔和一位捷克朋友在布拉格的一家餐馆共进晚餐。待账单送来，比他们预想的要贵得多，原来鱼是按每一百克算的。他们和老板吵了起来。克雷顿突然说：“好吧，你们竟敢欺骗吉米.卡特的侄子，咱们走着瞧！”老板一听大惊失色，连忙道歉，并找来贵宾签名簿。克雷顿签名时，那位捷克朋友吓得脸色煞白。

卡柔则是个地道的纽约人，而且是在纽约的工人区布鲁克林长大的。她年轻时的疯劲是我从他们对话中的只言片语猜到的：离家出走，吸毒，在大街上酗酒——六十年代可爱的“左派幼稚病”。卡柔风韵犹存，一看就知道她过去是个美人。她学过美术，搞过广告设计，做过首饰，现在帮克雷顿编杂志。卡柔聪明、敏感、有主见。但这么说很难概括她。她是个特殊的女人，以至似乎什么都不干，也用不着干，并对一切都百般挑剔，从诗歌到小吃。幸亏克雷顿混上个教授，可让卡柔慢慢地品尝生活。

卡柔的生活只限于室内，一到户外总有麻烦。不是扭伤了脚，就是跌断了指头。前年秋天，我和卡柔带我的女儿出去买冰淇淋。刚经过草坪，她就被一只大黄蜂螫伤了。那是一次警告，我想卡柔此后更加强了足不出户的决心。

他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此前双方都经过婚姻的失败。卡柔告诉我，克雷顿头一次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在一次宴会上，他拎着一块淌着血汁的烤牛肉穿过雪白的地毯。依我看，这一印象纯粹是审美的，像克雷顿在白纸上写下的一行诗。

享受生活，佳肴和美酒是必不可少的。有一回，他们请我在纽约的一家高级餐馆吃晚饭，点了俄国鱼子酱和法国香槟酒，三个人花了快四百美元，差点儿把我这个平时只吃糙食的噎在那儿。轮到我请客，他们也绝不会客气，点得我心惊肉跳。当然，教授的薪水怎么也顶不住这样的开销。于是他自立炉灶，跟菜谱学艺，法国菜、意大利菜，几乎样样精通。

我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是他们家常客。傍晚时分卡柔掌灯，克雷顿系上大围裙，在他们家设备齐全的厨房里忙开了。程序之复杂，一点也不亚于中国饭。在他们的感化下，我的中国胃，也终于能欣赏别的饮食文化了。我有时提前打电话，告诉他想吃某一道菜，他干脆答道：“我这不是饭馆，没有菜单。”

喝葡萄酒可是一门学问。年份、产区、厂家之类的都可以从书本上学到，但品尝就得靠经验与悟性了。我跟他们专门去了趟加州著名的产酒区——那帕尝酒。尝酒是免费的。他们两口子满脸虔诚，一边和酒厂的专家用复杂的术语大谈颜色、味道和口感，一边把酒含在口中，念经般咕噜良久才吐掉。我学着他们的样子，却一口咽了下去，尝不了几种酒便天旋地转起来。

如果说克雷顿是个酒鬼，应该不算过分。尤其有朋友来，他总是喝得太多，一瓶一瓶地开下去，越喝话越多，越说越没边，进而转向肢体语言，放上他喜爱的爵士乐，手舞足蹈，巨大的影子在墙上转动，像动荡的夜。他们也常带我到别的酒鬼朋友家做客。回来在车上，克雷顿总是发表关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富于哲学性的演讲，每次都被我的鼾声打断了。

克雷顿脾气不好，说话太直，朋友多，敌人也不少。他出版了一份诗歌刊物，以前叫《毛毛虫》，后来变成《粉蝶》，苦心经营了十五年，被认为是美国最重要的诗歌刊物之一。他口无遮拦。比如在退稿信里劝你改行，这无异于劝一个自以为天下第一的诗人去自杀。好在美国诗歌界营垒虽多，但中间地带开阔，极少互相交火，诗人之间最多老死不相往来，用不着恶语相向。

让我佩服的是美国作家普遍的敬业精神。克雷顿除了教书，余下的时间都用来写作、翻译、编辑和做研究，从不知疲倦。他是法文和西班牙文诗歌的重要译者，曾因翻译秘鲁诗人瓦耶霍的作品而获国家图书奖。瓦耶霍的诗以晦涩著称。克雷顿为此专程去秘鲁，花了三年的时间译完瓦耶霍的长诗《垂尔西》。

我和克雷顿酒后常玩语言游戏。我的英文不好，往往会听岔他的意思，这反而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从一个词跳到另一个词，从一种含义转成另一种含义。有一次，我请他帮我们杂志的英文选集起个名字，他顺口引用了美国诗人庞德《诗章》里的句子：“恶运与丰富的酒”。“丰富”（abundant）在英文中发音和“放弃”（abandoned）很接近。让我给听差了，将错就错，这本选集就成了《弃酒》。

待书出来了，我送给他一本。卡柔喜欢这个名字，他不。总而言之，那是隐喻。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都同意，酒是不该放弃的。我们干杯。

在一九三○年代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有位校花，她名叫马珏。是北大教授马裕藻（幼渔）的爱女，人长得高挑而漂亮。当时还流行一句话说，马裕藻对北大有啥贡献？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北大生了个漂亮的女儿。话虽然有些刻薄，但也是实情。而在众人都在迷恋这位校花时，也传出大名鼎鼎的鲁迅，也被名列其中。其实鲁迅应该是更早就认识她了。

鲁迅所大力提拔的“未名社”的作家李霁野晚年在回忆鲁迅的一篇短文《从细小处见精神——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的文章说：“……我又想起先生一位老友的女儿喜欢读先生的著作，并写了一篇初见印象记，先生看了很喜欢，以后每有新着，一定送给她一本。”李霁野并没有指明这位女孩是谁，她就是马珏。

马珏，浙江鄞县人，父亲马裕藻，母亲陈德馨。一九○三年父母双双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父亲在日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就读，母亲进日本目白女子大学学博物，经过七年苦读，一起毕业。一九一○年马珏出生于东京，在日本期间马裕藻曾与鲁迅等人一起听章太炎讲文字音韵学。一九一一年马裕藻回国后，担任浙江教育司视学。一九一三年至一五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讲授文字音韵学。一九二一年任北大国文系主任，一九二○年八月六日，《鲁迅日记》云：“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是两人共事于北大之始。

马珏晚年在《女儿当自强》一文中，这么回忆着：“鲁迅先生一度在北大任教，与我父亲是同事，他们性格相投，过从甚密。鲁迅先生经常来我家作客，与父亲一谈就是半天。”在一九二五年间，年仅十五岁的马珏写下了《初次见鲁迅先生》一文，文章以稚气的口吻先写她从鲁迅的作品中得来的对鲁迅的印象：“看了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都是跟小孩说话一样，很痛快，一点也不客气；不是像别人，说一句话，还要想半天，看说的好不好，对得起人或者对不起人。”所以想“大概同小孩差不多，一定是很爱同小孩在一起的。”及见鲁迅“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并不同小孩一样”，“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都在那儿想什么似的。”又见“衣架上挂了一顶毡帽，灰色的，那带子上有一丝一丝的，因为挂得高，看了不知是什么，踮起脚来一看，原来是破的一丝一丝的”，“鲁迅先生忽然问我道：”你要看什么书吗？《桃色的云》你看过没有？这本书还不错！‘我摇了摇头，很轻地说了一句’没有‘。“而这次鲁迅和马裕藻聊得蛮长的时间，马珏一直等着要送客，等过了下午五点到了六点，鲁迅都没有要走，”……这时听见椅子响，皮鞋响，知道是要走了，于是我就到院子里来候着。一会儿，果然出来了，父亲对我说：“送送鲁迅先生呀！’鲁迅又问我父亲道：”她在孔德几年级？‘我父亲答了，他拿着烟卷点了点头。我在后头跟着送，看见鲁迅先生的破皮鞋格格地响着，一会回过头来说：“那本书，有空叫人给你拿来呀！’我应了一声，好像不好意思似的。一会送到大门口了，双方点了一点头，就走了。我转回头来暗暗地想：”鲁迅先生就是这么一个样儿的人啊！‘“。

《初次见鲁迅先生》刊登于一九二六年三月的《孔德学校旬刊》上，那是马珏所就读的学校刊物。马珏晚年回忆道：“不久，鲁迅先生来孔德学校，读到那期《孔德旬刊》，我没想到，先生看到我那篇小文章后，十分高兴。他夸我写得好，说我写的都是实话。后来先生把它收进了他亲自编选的《鲁迅著作及其它》一书中。他还送书给我。过了几天，父亲还带我去八道湾鲁迅家去玩。从那时起，鲁迅先生到我家，常问起我；如果我在，便和我说几句话。我们还多次通信。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我向鲁迅先生请教的信和鲁迅先生的回信自一九二六年元月三日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通信持续六、七年之久。一九二六年元月三日鲁迅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夜，得马珏小姐信。‘这封信是我对元月一日先生寄赠《痴华鬘》一书的道谢信，信中也表达了对先生敬慕和渴望指教的热烈愿望。鲁迅先生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几乎每信都回。非常令人痛惜的是我珍藏的那些鲁迅的亲笔信，在一九三○年代初白色恐怖中被烧毁了。“

今查《鲁迅日记》中记有马珏者，共有五十三次之多，其中马珏给鲁迅信有二十八封，而鲁迅回信有十三封，另有送书，所送的书有《痴华鬘》、《唐宋传奇集》、《思想？山水？人物》、《艺苑朝华》（两期）、《奔流》（一期）、《美术史潮论》、《新俄画选》、《勇敢的约翰》、《坟》等。《痴华鬘》是王品青一九二五年所校点的，王品青是河南济源人，一九一九年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一九二一年升入该校物理系，一九二五年毕业。后任北京孔德学校教员，他爱好文艺，接近鲁迅。他校点《痴华鬘》，鲁迅欣然为之作题记，另钱玄同为之题签，一九二六年六月由北新书局出版，书出版后鲁迅即到送了马珏一本。而《思想 山水 人物》原是日本作家鹤见佑辅的散文随笔集，由鲁迅翻译出版的。

马珏又回忆道：“大约在一九二六年，我开始考虑起两年后报考大学的志愿来，不知怎的，我很想学农，就去问父亲。父亲说：”鲁迅先生不是说有问题去问他么。你去请教请教他嘛。‘于是，我给鲁迅先生写了’我将来学什么好‘的信。两天后，我高兴地收到了鲁迅的回信，信中说：“你自己想学什么，先要跟我谈谈’。我立即如实地把学农的志愿告诉了他。覆信接到也很快。鲁迅先生在信中热情支持和鼓励道：”女孩子学农的不多，你想学，我赞成。‘“一九二八年春，马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九三○年转入政治系本科。对于她后来上政治系，完全因为父亲的关系，父亲让她上政治系，二妹马琰上法律系，是认为”中国妇女地位最低，你们出来要为争取女权做些事情。“他还对马珏说：”你出来可以当公使。过去当公使的都是男的，他们带夫人出国。你开个头，由女的当公使，你带丈夫去赴任嘛。“又对二妹说：”你可学习法律，将来就是离婚，也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七日，鲁迅从北平给上海的许广平写信中说：“……今天下午我访了未名社一趟，又去看幼渔，他未回，马珏因病进了医院许多日子了。……”到了五月二十九日，他给许广平的信又提到：“ ……晚上是在幼渔家里吃饭，马珏还在生病，未见，病也不轻，但据说可以没有危险。……”鲁迅对马珏是十分关爱的，马珏后来才读到《两地书》的这些文字，她表示十分地感动。马珏还说，“鲁迅先生在百忙之中还为我起了个号，后来觉得字过于生僻，就通过父亲转告我，可写成大家都认识的‘仲服’。称仲，是因为我排行第二。”

马珏长得非常漂亮，在北大被称为“校花”。二○○七年二月间方才过世的散文名家张中行先生在《负暄三话》一书中，就有一篇文章谈马珏的，他说：“我一九三一年考入北大，选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马幼渔先生是马珏的父亲；马珏在政治系上学，有一项了不得的帽子，‘校花’。人，尤其是年轻人，常情，水做的怎么样说不清楚，泥做的都爱花，如果还大胆，并愿意筑金屋藏之。诚如我所见，上课，有些人就尽量贴近她坐，以期有机会能交谈两句，或者还想‘微闻香泽’吧；以及她后来的文中所说，常常接到求爱求婚的信。”

而马珏在《北大忆旧二题》中回忆：“六十年前我正好十八岁，当时女生很少，所以我显得很突出。记得上第二外语时，课间休息，我到女生休息室去回来，见我书桌上写着‘万绿丛中一点红’，我一见很生气，也不知谁写的，就用纸擦掉了。第二次再上课时又见上面写着‘杏眼圆睁，柳眉倒竖’。我又擦了。不但有这种‘题词’，还常接到来信。……来信绝大多数是普通信格式，大意是要求通信做朋友，充满敬慕之词。有一个装订成本的给我印象很深，一共两本，一本给马先生，一本给马小姐，内容从不知我的名‘珏’字怎么念说起，然后介绍自传，直至求婚。还有一个经常来信而不署名，发信地址又老变的，我也留下了印象。”当时北大的学生选马珏为花王，《北洋画报》也多次报导，她的照片更是两次登上封面，听说情书每天接到十余封 .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鲁迅从上海返回北京探视母病，马氏父女曾来看他，鲁迅铭感之，他在十一月二十日给许广平的信就说：“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鲁迅在上海“得幼渔告其女珏结婚柬”。马珏嫁给天津海关职员杨观保，在当时又是一件盛事，《北洋画报》还刊登了他们的结婚照。据说杨观保与马珏相识已久，他对马珏颇为忠恳，每星期返平一次，经过长期交往，终获佳人芳心。但又有一说，指杨君能赢得美人归是疑有天助者，即此时有谣言发生，马珏不堪同学之讥笑，于是毅然与杨君结婚，当时马珏都还没有毕业。

十几天后，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今日寄上《萧伯纳在上海》六本，请分送霁（李霁野）、常（常惠）、魏（魏建功）、沈（沈观，沈兼士的儿子），还有一本，那时是拟送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结婚，别人常去送书，似乎不太好，由兄自由处置送给别人罢。《一天的工作》不久可以出版，当仍寄六本，办法同上，但一本则仍送马小姐，因为那上本是已经送给了她的。倘住址不明，我想，可以托幼渔先生转交。”

对于马珏的结婚，鲁迅不再送书给她的事，李霁野也说：“一次送书给我们时，他托我们代送一本给她，我谈到她已经结婚了，先生随即认真地说，那就不必再送了。”李霁野说他当时认为鲁迅太过于小心了。而后来他知道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污蔑鲁迅对她无礼，而导致兄弟失和的创伤之巨，因此导致出他过度的“防范意识”。但这种解释还是过于牵强，我们从整体观之，鲁迅是喜欢马珏的，由于她的外貌加上她的聪慧，但更多的是父执辈的关爱，而非男女之情。尤其在认识马珏前后，许广平也进入了他的视野，而且两人由师生关系逐渐发展为恋人关系，这其中鲁迅考虑很多，甚至都犹豫过。马珏是好友马裕藻的女儿，设若鲁迅对其有意，那不是更要遭受世人异样的眼光吗？但“美好记忆的憧憬”是存在鲁迅的心中，也因此一旦它突然失落，是会有点恍然若失的感觉，这或许是他不再送书或写信的原因吧。

70余年前的北大校花，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还是美的。马珏，身材亭匀，长相清丽，虽是浙江人，却有着北方女孩的大方端庄。

马珏与鲁迅的交集，始于马珏15岁那年写的一篇文章，在那篇《初见鲁迅先生》的文字中，马珏写道:“看了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都是跟小孩说话一样，很痛快，一点也不客气；不像别人，说句话，还要想半天，看说的好不好，对得起人对不起人。”

这是15岁女孩想象中的鲁迅，将鲁迅犀利的文风敢于说话，想成了孩子。

如果马珏不是马裕藻的女儿，马裕藻不是鲁迅的同事，也许鲁迅和马珏将没有交集。但，这也仅仅是也许。

那时鲁迅与马裕藻同在北大任教，平日谈得来，长聚在一起聊天。这回，马裕藻就将女儿介给鲁迅。

马珏没想到鲁迅是这样的，穿灰青长衫，手里拿着烟卷，毡帽破成一丝一丝。

马珏见他倒也不怕。跟他说自己写的习作。鲁迅看了还是很喜欢，对眼前这个美丽的女孩也极好感。

那天，鲁迅在马裕藻家停留的时间比平日长，马珏送他走时，鲁迅向她荐书。后来，鲁迅每回有新书，都会留一本给马珏。此外，他还把马珏写的那篇对他的印象记，收在了新书中，一并送给了马珏。

马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来转到政治系。

鲁迅对她一直有关注。在鲁迅的日记里，多处留有关于马珏的痕迹，鲁迅赠书的人不多，马珏始终是其中之一。

马珏在北大很引人注目，一是女生少，二是她长得美。那时每逢上课，一些男生就尽量贴近马珏就坐，以期有交谈的机会。一些没有前去凑热闹的男生也不是心内不喜，只是自惭形秽。在多年后，他们提到马珏，依然心内向往。

马珏与鲁迅通过书信，他在日记中也有记载，很短的一行字:夜，得马珏小姐信。想想看，鲁迅是对马珏怀着怎样的心情才会如此记录？

马珏在北大收过很多男生的情书，有的竟写一本书向她求爱，鲁迅的心内应该是喜爱的，但还未发展到男女之爱。想鲁迅与许广平发生师生恋时，都犹豫再三，如果不是许广平坚持，恐也不能如愿。

那时，许广平已经出现在鲁迅的视线中，他与马珏毕竟还隔着很多的岁月，况且马珏的父亲又是自己亲近的朋友，如果发生什么意外，关系就乱了。

鲁迅平日写文章从不犹疑，可在情事上，却不能完全放下。先是对原配朱安，明明不爱，却也不能不给她婚姻的那个壳。对许广平也是，瞒了很多时日，直到许广平怀孕，才将这些告知母亲。有过这些，对马珏，他心内的爱意恐也只能止于默默的关怀，与心内的欣赏。

在鲁迅与许广平一起的日子，他对马珏依然关心着，得知她生病，都会不安。他们通过一段日子的书信，他赠书给她。

马珏十分尊敬鲁迅，与许广平不同。如果她对他产生热烈的感情，如许广平那样爱慕他，会不会又出来一段情史呢？

马珏后来嫁给天津海关职员杨观保，杨对她极为呵护，每周都从天津返北平一次。马珏出嫁时没有告诉鲁迅。

鲁迅在又一次赠书时，提到马珏。朋友告诉他马珏已出嫁。鲁迅得知，心内微微惆怅，他说:那就不赠书了吧。

鲁迅请朋友处理了那本准备送给马珏的书，自此以后，鲁迅和马珏就再没联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