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柠:日俄关系宜从长期战略视角把握

5月12日,正在访问日本的俄罗斯总理普京与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举行高峰会谈。前者曾任总统8年,此番却是以总理的身份首次访日。这个被公认最具“卡里斯玛”特质的威权领导人,在去年大选时与43岁的总统梅德韦杰夫构筑“双头体制”,名义上,总统挂帅外交、军事,总理则负责内政、经济。因此,此番普京访日,经贸议题优先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作为俄罗斯政府首脑对重要邻国久违的国事访问,包括领土争端在内的重要战略议题肯定也会触及。

在双方共同签署的一系列合作意向文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日俄原子能协定》。据此,用于核能发电上的铀浓缩工程作业委托俄方将成为可能,这标志着两国在核能领域中合作的进一步扩大。出于应对全球变暖的需要,一度已呈式微化了的核能再度复归,国际市场对铀燃料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对此前严重依赖欧美市场的日本来说,确保俄罗斯的供给源,意义非同小可。而对拥有世界最大级浓缩铀供给能力的俄罗斯来说,打开日本的销路,也未尝不是一件双赢的好事。

近年来,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扩大,贸易总额从2003年的60亿美元扩展到前年的300亿美元,5年间扩大了5倍。对俄罗斯来说,日本已成为继德国、中国之后俄罗斯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按说随着经济交往的深化,解决领土问题的条件可望进一步成熟,可事实上,两国领土争端始终处于搁置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缺少针对俄罗斯的有效战略牌,另一方面,政权过于频繁的交替,妨碍了外交交涉的连贯性,日本政局的不稳定显然已影响到国家利益。

对于这种状况,日相麻生深感焦虑。会谈中,双方共同认识到“日俄间因不存在和平条约,对在广泛领域中双方的合作构成了障碍”,并确认“为在我们这一代谋求问题之解决计,将本着此前达成的协议、文本,加速摸索双方可能接受的方案的进程”。普京也表示,“重要的是早日卸下背负的遗产的包袱”,这被日方读解为对领土问题“向前看”积极表态。

俄罗斯因世界原油、天然气价格下挫,外汇储备急剧减少,雇佣形势恶化,经济预期黯淡,已成金融危机中受害国的“急先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预测俄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这种情况下,普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日本的资金与技术,以期以核能产业带动两国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这只是其战略考量的一环。

对日本来说,核能开发的蛋糕尽管看上去不赖,但毕竟还只是眼前利益,难以维系长远的满足;更大、更诱人的蛋糕,则是东西伯利亚油田的共同开发;而最根本、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则是北方四岛归属问题的恒久解决。

北方领土问题,作为战争遗留问题,是日本心头永远的痛,一天不解决,日本便无法彻底走出战败情结。此番从普京表态中多少流露出某种不同以往的异样信号,令日本既兴奋又紧张,唯恐因应对不当而错失“良机”。但另一方面,又不能表现得过于亢奋,让俄罗斯人觉得“上赶”,等于是往人家的天平盘子里扔砝码,其分寸拿捏,颇费思量。目下,两国首脑暂定于在7月于意大利召开的G8峰会上另行检讨,届时,“各种选项都将被掂量”。无论如何,这对麻生个人而言,不啻为一个卸任前最后一个可资期待的外交成果。

风物长宜放眼量。日俄关系,某种程度上跟中日关系一样,作为既有历史积怨,也不乏现实利益冲突的东北亚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亦需从长期战略视点来加以把握。但一个尴尬的矛盾是,麻生政权究竟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大裕度来从容策定“长期战略”?退一步,纵使麻生有此幸运,“长期战略”有可能出台的话,那么接下来由谁来执行,能否执行到底,则又是一个问题。

十年砍柴:古代科举中的冒名顶替

中国皇权制度能维系两千余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隋唐以后建立起比较严格而公平的科举制度,给贫寒子弟提供了一条走向社会上层的通道,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否则的话,任由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盛行,“下品无豪门,上品无寒门”一定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

隋唐时期,由于科举刚刚实行,如王维在考试前用诗文谒见公主请求关照的风气盛行,到了宋代,为了维护科举的公平性,科考的各项制度设计更趋于严谨,甚至到明代出现了“八股取士”那样的标准化命题。这种形式尽管僵化,但是有刚性。乡试、会试的试卷由专人誊写,让阅卷官通过笔迹来辨认考生都不可能。至于对舞弊案的追究,更是严刑峻法。在明清时期,朝廷对科举舞弊案的重视程度,仅次于谋逆。以科场最低一级的生员(即秀才)考试为例,官府在防范舞弊方面几乎穷尽了一切办法。那时候没有现代学籍制度,也没有考生照片,如何防止冒名顶替呢?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中介绍,考前学政(一省主管教育的长官)点名时,点到某考生名字,该人大声应答后,上前走到学政面前,大声喊“某人保”。这位考生花钱聘请作保的廪生(即可以定期领工资的秀才)也在学政后面应答“某人保”。一个人想要雇人顶替非常之难,首先要买通作保的廪生,此人要担负极大风险,如事发后革除功名并下大狱;其次要买通考官;最难过的一关,是同县的考生,彼此熟悉。一县取中秀才有定额,某人舞弊考中秀才就等于挤占了别人的名额,同考的人知道后多半会举报。

即使这样,由于功名诱惑之大,1500多年来,科举舞弊仍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且每个朝代,前期由于政治清明,科举之风也随之端正。往往到了后期,由于政治腐败,遴选人才的科举也不可避免成为灾区。

明末清初的笔记《研堂见闻杂录》,佚名作者在书中记述了他目睹所在的苏州府科场风气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如何迅速被败坏。

作者说,他年轻时成为庠生时,“从未有以贿得之者,惟达官贵人真子弟,方能勉附其末”。那时候某些高级官员子弟通过恩荫取得生员资格,是制度上认可的一种政治特权。“后积弛干请嘱托得者,每案中有三四见矣。”通过各种关系可以中秀才的风气开始萌芽,但程度不厉害,作者说,那些通过走后门成为秀才的人,生怕别人知道自己的事,多方掩饰,以别人问自己功名的来历为耻,别人说到这种贿赂获得秀才资格的事情,自己的脸会发红。“至今日,而督学使者,以此为囊橐之资,每案发,其贿得者居大半,而父兄不务藏饰,子弟不知掩蔽,若天壤间固宜有是事。”科考一旦成为主持其事官员的发财途径,靠贿赂而得秀才不再是一件耻于被人知道的丑事。作者提到当时任苏州一带的学台张能麟,每次考秀才,“前后名有定价”,通过这种渠道向他打通关节成风,自己搜刮饱了后,他不忘利益均沾,“缙绅达官广文孝廉承差役吏,无不及业”。凡是能和考试沾上一点关系的人,都能分到好处,来结成利益同盟。

这样下去,结果是“一案出,而真才不一二矣。而童子科为尤甚,未试则以帖下州县,每县坐一二十名,刻期交纳”。而底下的州县借这股考试的东风,进行搭车乱收费,“如收捐纳,如纳税金,无顾避”。等到考试的时候,“府道之所属,台宪之所致,乡大夫之所恳,教官之所求,庖厨隶胥之所渎收,牙婆媒氏之所关说,几于如烟如海,不可胜计”。通过考试发不义之财已经成了一项产业,有了专门的中介人员,连管事官员家中的厨子、仆人也敢收钱。

有个叫李汉的秀才,睹此不平上书来苏州监察风纪的巡按,巡按刚准备收拾张能麟,却因被陷害,调走了。这下张学台又像胡汉三一样回来了,到处追索举报他的李汉,害得李汉在张学台任期,不敢回家而亡命天涯。没几年后,李闯王进了北京,南明弘光朝也如昙花一现。

朝代有更替,但风气可以沿袭,这样的舞弊风到了清顺治年间达到顶峰,刚刚在北京坐稳龙廷的清朝皇帝不能坐视下去,明亡的殷鉴不远。顺治丁酉江南乡试科场案案发后,两位主考官被腰斩,十六个分房考官被绞杀,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流放东北宁古塔。

经过新朝廷严刑峻法的惩治,到了康熙朝,科场风气才得以好转。但到了清末,科举风气又隳坏了。同盟会元老,民国政坛重要人物胡汉民(广东番禺人)替别的秀才当枪手,参加广东乡试并高中。同为同盟会元老的冯自由(广东南海人)在《革命逸史》中记载:“(胡)某岁借卖文得售,获资万金,家道渐以丰裕。”说的就是此事。但胡汉民替人考试,虽然破坏科举的公平,但毕竟是两家协商,愿打愿挨,而非在胡汉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别人顶替了他的考试成绩而高中举人,还算有底线。

林沛理:谁又懂得张爱玲

在《倾城之恋》中最触动我的一幕,玩世不恭的范柳原对白流苏说:“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可是我要你懂得我,我要你懂得我!”紧接着这句话的,是张爱玲毫不留情的眉批:他嘴里这么说着,心里早已绝望了;然而他还是固执地、哀恳似的说着:“我要你懂得我!”

跟大多数创作人一样,张爱玲有强烈“被懂得”的需要。可是她对生命和人性悲剧性的认识,又使她“心里早已绝望”。这两年来,自李安把《色戒》搬上银幕至她生前从未发表的《小团圆》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张爱玲的热潮从未减退,可是真正懂得张爱玲的又有几人?

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展现了多少她的小说艺术、文字造诣以及对人性的洞察,评论家通通不谈,反而争先恐后地去为小说的角色和情节对号入座、寻找现实的配对;将那15万字当成张爱玲与谁人睡过觉和跟谁人吵过架的确凿证据。陈子善说《小团圆》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影射小说”,南方朔把《小团圆》界定为中文世界难得一见的“自白型”小说;但坦白说,谁会在乎?这与阅读张爱玲又有什么关系?

今日孜孜不倦、要发掘《小团圆》影射和自白成分的论者,不妨找张爱玲花了十年时间写成的惟一学术著作《红楼梦魇》来看看。张爱玲认为曹雪芹对《红楼梦》的多次改写,一次比一次进步,艺术成熟程度也越来越高,足证《红楼梦》是创作而并非自传。张爱玲强调《红楼梦》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不知何人会还《小团圆》以小说的本来面目。

这个人也许会是美籍华裔学者余国藩。余国藩的《重读石头记:〈红楼梦〉的情欲与虚构》,探讨的正是《红楼梦》对其本身“虚构性”的反省。此书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它旁征博引,探微显幽,而是它让《红楼梦》的文本自己说话:《红楼梦》自称所演不过“大荒”,莫非是向读者暗示“其书原是空虚幻设”?余国藩此问对近世红学的烦琐学风简直是当头棒喝,他的言外之意是:《红楼梦》既是无中生有的伟大创作,后世学者又何苦对号索骥,硬要在史传系统中自我作茧、自寻烦恼呢?《红楼梦》既可作如是观,《小团圆》又为何不可?

当然,不懂得张爱玲,不仅是那些谨小慎微、拿着放大镜来读《小团圆》的评论家,还包括那些当张是缪思女神和灵感泉源的艺术家。西谚有云:不要让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但曾三夺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的许鞍华,却竟然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三次,这块石头就是张爱玲。

一如张爱玲,热爱文学的许鞍华曾经受业于香港大学。打从她执导的第一套电影《疯劫》到最近的《天水围的夜与雾》,她对男性主导的社会如何界定及支配女性,有一种锲而不舍的关注;而这个主题也恰恰是张爱玲穷大半生精力要搜捕的“巨鲸无比敌”。这大概解释了许鞍华为何对张爱玲情有独钟,先后将《倾城之恋》、《半生缘》和《金锁记》搬上银幕和舞台。问题是你钟情于某人,不等于你真正懂得某人——— 世界充斥着互相深爱着对方的怨偶——— 许鞍华改编张爱玲的作品,也可作如是观。

张爱玲的小说可以拍成电影,却很难拍成杰作,因为电影这个媒介往往无法将张爱玲小说的“主观性”复制出来。张爱玲的作品历久弥新,她的作者地位无可取代,因为她将她的强烈个性、洞见与偏见,通通灌注于小说的字里行间。诚然,张爱玲从来不是个客观的记录者或叙述者,而是个极度主观的诠释者。在她最好的几部短篇小说中,几乎没有可以离开诠释还可以在原地站立的现实。在最极端的例子《倾城之恋》里,“一个大都市(香港)倾覆了”和“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不过是为了成全主角白流苏离了婚再嫁的“惊人成就”。这种处处用主观来诠释客观的笔触有时无疑是琐细化了历史,但在更多的时候,它呈现出一种俯瞰的智慧,流露了张爱玲对生命那种悲凉、近乎宗教性的观察。《金锁记》有一段写女主角长安与初恋情人分手,“没有话”是小说中客观的现实,但紧随其后的主观诠释‘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却真的一语道破,令人刻骨铭心。

然而这种无处不在的主观性,却也保证了改编张爱玲最好的作品,不管是透过电影、电视还是舞台剧,几乎可以肯定是自取其辱。在文字被转化为声音与影像的过程中,作者的主观性将无可避免地被淡化和稀释,甚至删去;而任何只有“张爱玲的客观”,没有“张爱玲的主观”的改编都不可能是成功之作。导演可以费尽心机去拍张爱玲写的情节、景致和对话,问题是这些情节、景致和对话只会经过张爱玲的主观诠释才会有深意和灵魂。这就是许鞍华把《倾城之恋》和《半生缘》拍到溃不成军的最重要原因。

上个月许鞍华第一次执导舞台剧,又选择了张爱玲。舞台剧《金锁记》最大的败笔,不是找不懂演戏为何物的尹子维来演姜季泽;而是许鞍华把握不到整部小说的关键———那个“锁”字。锁住七巧的,首先是“床上睡着的她的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其次就是她嫁进的姜家,一个“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令人窒息的世界。这两重的锁,令年轻的七巧变成“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可是在许鞍华的舞台剧之中,却几乎无迹可寻。

鲁直人:广电总局存在的本身就是最大丑闻

广电总局左一个禁令,右一个禁令,不但专门为专制者、有钱人遮羞蔽丑,还要扼杀新闻媒体的报道权和老百姓的议论权!

昨日(4月28日) 看到一则消息,“广电总局再下禁令”杜绝炒作名人丑闻和绯闻“,说是禁令中明确指出,广播电视综艺、娱乐、访谈等各类节目,严格禁止谈论名人绯闻秘史、艺 人隐私恋情等花边新闻、八卦新闻,凡再有播出此类节目的电台、电视台,一经发现,要从策划选题者开始,层层追究责任。禁令中还严格规定,各级相关管理部门 和播出机构,要对本辖区、本部门的各类节目、栏目进行排查,确保不让”有丑闻劣迹的名人“污染荧屏声频,误导观众听众。

这条禁令太搞笑了,荒唐而且无知,那里算是禁令,简直是无聊的废话、荒谬的说辞。

第一、什么叫名人?为什么他们的丑闻与绯闻不能炒作?对中国人 来说,新闻人物都是名人,名人享受了公众予以的极大好处,出场费动辄就是几万甚至是几十万几百万的。名人无隐私的道理就在于此,你既然能挣那么票子,你的 一举一动自然会纳入到给你送票子老百姓的视野之中。你要么别当名人,不要去享受那种众星拱月式的待遇;要么就藏姓隐名般地活着,老老实实地做人,不去招惹 那么多的是非。

第二、这么一来,名人就更可以有恃无恐地为所欲为了。像成龙, 再搞几个情人生几个无父无母的后代也没人关注,再痛骂中国人素质低该有别人来管着也没人敢吱声。孙东东也一样,再骂上访者精神病也不会有知晓和抗议的了。 像广东省那个政协主席陈绍基爱怎么搞女人就去搞吧,高级法院那个副院长黄松有爱怎么贪就怎去贪吧,为什么?他们也是名人,那些丑闻和绯闻都是不让报道的 呀!

第三、该说一声草泥马,广电总局本身就是这条禁令的最大受益者,大裤衩烧了白烧,管它多少亿,因为台长 赵化勇也是名人,不许炒作这条丑闻;广东那个一级女主播跟人睡了白睡,因为是名人又是绯闻,也在禁令之列。有些名人好话说尽,坏事干绝,为什么就不能报道 披露,让世人知晓?广电总局禁令言外之义就是,只许人家名人干坏事,不许媒体说东道西,这真是本末倒置、因果颠倒的一条禁令!

第四、还要说一声草泥马,什么新闻监督,什么公众人物,什么真实报道,在一纸禁令之下,统统不算了。严 格说来,毛泽东乱搞女人、邓小平下令开枪、江泽民家族贪腐,都算是“有丑闻劣迹的名人”。他们污染社会,荼毒生灵,遗祸中华,为什么就不能说说?如此来 看,这广电总局存在就是最大的丑闻。因为他吃人饭不说人话,喝人血不干人事,左一个禁令,右一个禁令,不但专门为专制者、有钱人遮羞蔽丑,还要扼杀新闻媒 体的报道权和老百姓的议论权!

如此一个逆世界潮流而动的广电总局,能存在于二十一世纪的网络时代,不是丑闻又是什么?!

吴国光:改革的异化与政治危机(续)

(续上期)

五、作为硬制约的“有限性”

因为有这种尝试、有这样的成功,所以我把“体制改革”这一条也列为当局维持稳定的四条基本战略之一。问题是,这种不触及基本的东西、但是可以让现体制得益的这种鸟笼改革,是不是就可以这样一直玩下去呢?这就不能不认真探讨它的有限性的这个方面了。

说实话,我们这些人,是比较容易忽略它的有效性的方面的。为了不要为自己的感情、偏见所蒙蔽,我前面特意尝试发掘一下这些改革的有效性是在哪里,有效到什么程度。在这个方面,我还想指出的是,前面讲的这四个因素,实际上是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的。比如体制改革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也许它那种所谓“改革”根本就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它只要允许这个东西有象徵性的存在,这个东西就可以在国际上发挥公共关系的作用,这个作用有的时候还是非常强的。我并不是说那些做法制改革的,做了就是要去给这个制度来进行政治装饰;我的意思是,它必定要用它的框架把你扭曲,否则它就用强力来扼杀你。你一旦触及到它的权力垄断,那它的第一条就上来了,就是强制这一条上来了。如果你还没有遭遇到这一条,只能说你的行动尚未危及他的底线。你的局部的、个案的改善治理,对它的国际公关作用、对它的话语权威的支撑作用,是你所不能掌握、但它可以充分利用的。有些人因为利益的缘故,被“收买”了以后,心理内化还是有困难.那就是说,我可以拿你共产党的好处,但是我觉得你共产党这套东西我还是很难接受。可是,当共产党夸夸其谈“政治改革”的时候呢,甚至还有一些动作的时候呢,这样的人就可以justify(合理化)自己的选择了。他们说服自己、也说服别人,说共产党会慢慢地走到你所愿意的那个方向的。这些东西,都是这种体制改革的有效性的方面。

另外一种看法,认为这种“有效性”非常“有限”,短期内可以巩固现体制,但是长期来看是危机.我个人是这样一种看法。我认为,当局的体制性变革,在短期内可以是有效的,但长期内是一定会发生危机的。这个有限性,首先一条,也是很清楚的一条,就是它不可能普遍地解决和改善治理问题.昨天贺卫方教授也强调了这一点,就是法制改革处处遇到这个问题.这就是说,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如意算盘,也有很不如意的一面,这就是改革的有限性在制约它的有效性。在有效性不足的情况下,各个层面的停滞、衰败、乃至危机,不仅存在,而且持续发展。打个比喻来说,就是药力下得不足以治病,所以病情还在恶化。昨天于建嵘教授讲到的这个社会骚乱和抗议都在持续上升的现象,就是一个证明。改革的有效性,是受到了严重挑战的。比如说,环保团体已经出现了,它并不挑战政府的权力垄断,但是当你允许它来帮助解决治理问题的时候,它在解决治理问题的过程中,往往不得不触及你的基本政治框架。这些团体会要求说,你这样子不行呀,我还要进一步往前推啊,否则解决不了这个环境问题呀。我想法制改革也是这个样子。当然,当局的危机意识是很强的。之所以这样,我想,就是因为他们不仅看到了实际存在的这样一些有关治理的问题,而且也看到了它用来借助解决危机的这些方法之中其实潜伏了很多的“危险”,对这个政治框架来说是危险的。所谓“饮鸠止渴”,我想共产党应该是体会很深的。

六、看不到推动政治改革的前景

如果现行的改革不足以解决问题,当局会不会为时势所迫而进一步的扩大、深化、和加快制度层面的改革,包括行政、法制、政治层面的改革,来应付不断积累的危机因素呢?我对此一贯是持悲观的看法,这里面原因很多。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它看到了帮助它解决危机的这些因素,本身就对它构成潜在的挑战,当然它就不愿意再继续扩大这样的因素。再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开头所讲的了,一九八九年以来他应对危机是基本成功的,而这个应对的主要方法不是进行政治改革,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可以认为,中共领导层在一九八九年以来积累了这样的经验,它也认为这一套镇压、收买等等的方法是有效的。既然这样的话,对於他们来说,为什么要改弦更张?我看不出这个道理。那对他们来说是自找麻烦。我们总在说,你不进行政治改革,就会有大麻烦。可是,过去这些年的经验表明,有政治改革的时候,这个政权反而有麻烦,天安门事件这么大的麻烦;那之后不搞政治改革了,或者是镇压与收买为主,间或来点儿我们前面所说的“异化的改革”,并非真正改革的改革,它的日子倒过得很好了。我们所说的那个麻烦,是从民族利益着眼;可是,从统治者的利益着眼,它现在反而没有了这些问题.他们的这种经验的积累,他们这样的惯性,对继续它这套做法只会增加信心,很难设想它改弦易辙去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

从实际情况看,中共干部阶层近年来对於政治改革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认为政治改革重要而转变为不这么认为了。这从中央党校在学员中连年进行的关於改革的调查结果就看得很明显.前几年的调查,政治改革、行政改革都是排在前两、三位,被认为是必须进行的事情;而最近一次公佈的调查结果,是对於政治改革乃至行政改革都没有兴趣。(有人插话:中央党校调查了三百五十人,一般都是中央机关的干部,高校出来的佔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六,还有什么当老闆的佔百分之五。他们当中,有百分之二十八点三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了;而百分之六十八点五六的人,则认为虽然严重,但我们是可以控制的。)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一般来说,都是中间阶层比较难以推动,因为中间阶层的既得利益比较大。基层出於不满会要求改革,高层有时候出於整体政权的理性利益也会要求一些改革,而中层往往是比较有阻力的。前几年,中层干部已经认为政治改革很重要的情况下,这个政权都不推动政治改革,现在中层干部也都认为这不重要了,不要搞政治改革了,这个政权怎么还可能会推动政治改革呢?这也是我对中国政治改革前景悲观的又一个理由。

然后就是知识分子的态度。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总体的心态,它的价值取向,恐怕已经很明显了,就是不愿意看到民主化(有人插话:有人已经提出来了,说中国的问题不是改革的问题,而主要是发展的问题)。另外,也缺少国际压力。目前,国际社会对於中国要实行政治改革、实行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压力,应该说是比较小的。

七、花拳绣腿的所谓“政治改革”

我们转而看看实际情况呢,看看他们所说的政治改革究竟是在做些什么东西呢。当然,当局一直在说,实际上政治改革也还是在做的,比如说党内民主。吴仪上次见美国商务代表团,就有两个卖点,一个是党内民主,一个是行政改革。有一些我们这种背景的学者,对中国党内民主的看法,也是非常乐观的。我的看法是,它是在做一些东西、一些试点,比如说党代会的常任制,取消地方党委的常委会,还有干部公议、减少支出,等等;可是,这些东西并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社会、经济、环境等等方面的任何问题.这是我的一个核心的看法。

比如说,党代会的常任制,这是这几年国内讲的比较多的,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讲政治改革的时候也提出了这个东西。可是,我现在的看法是,这个东西不会起作用,搞了也不过如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只有一次是实行全国党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常任制的,那就是从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一次会议到一九五八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但是,恰恰是在八大一次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之间,中国政治发生了非常大的转折。八大一次会议的时候,刘少奇在四、五十页的报告中,只有四次讲到毛泽东思想或者引用毛泽东;一年半以后,还是这个代表大会,同样的那些代表,又开了第二次会,刘少奇做了一个只有二十几页的报告,却有二十三处引到毛泽东.这你就可以知道,毛的权威,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就是一九五六年的秋天到一九五八年的春天,经过了“反右”以后,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我以后也会写一篇文章讲一讲.毛在八大一次会议受到挫折,毛泽东思想也从党章里拿掉了。但是,通过“反右”,他掌握了主动权,到八大二次会议他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这就是说,这个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常任制,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并没有强化党的代表大会的权力,更没有制约中央领导人的权力。结果是,他自己都保不了自己,八大与九大之间就发生了文革,然后八大也就没有什么三次会议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九年,名义上,党代会的代表都应该还是常任的,没有什么决定取消它呀,结果呢,连个会都开不成了。从这个经验来看,我认为,党代会代表即使常任,也作用不大。更何况,现在这也只是在很少的地方搞一些试点.取消常委会,这也没有什么意思。取消书记办公会,这个东西的政治效果就更扯淡了。几个副书记,削减成两个副书记,这就算是政治改革了?已经在做的这些东西,就改善治理来看也好,就扩大权力的分享来看也好,我都看不出来它们有什么实际意义.

要说有实际意义的,就是差额选举了。十七大代表的选举办法也已经出台,按照官方媒体的宣传,差额比例扩大了,十七大代表的选举会更民主。但是,我想我们可以看刚刚结束的作协选举,得票人数最少的候选人当选为主席。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内定要作主席的,不满意这个内定,结果得票很少。少也没有关系,照样按照内定的方案作主席。这个就很讽刺了。这样的差额选举,它的政治效应,是靠上而不是靠下。这就是说,如果不靠上面的话,你就会被“差”下去;你如果听上面的话,不管得票怎么样,上面都会支持你的,一定会在差额选举中想办法保你的。这根本就不能算是选举了,顶多走个投票的过场而已,还侈谈什么“差额选举”?作家协会的选举尚且如此,党代表大会的选举,不管它在那里说多少多少差额,实际上又怎么可能真正民主呢?从理论上讲,没有党与党之间的选举竞争,党的内部就不可能具备民主竞争的动力。事实上,政党民主总是先於党内民主,历史上从来没有那种没有党与党之间的民主竞争却反而先有了什么党内民主的。美国可以说是民主竞争的一个例子了。可是,美国两党竞争这么多年,两党的内部却一直并不民主;它也不过最近、八十年代以来吧,才开始有党内民主。就是这样的党内民主,是不是民主的进步,学术界也是很有争论的。Zakaria就认为党内民主对整个民主制度是有相当的破坏作用。他说,美国的民主最近出了毛病,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党内民主,有了党内民主就使得党内的初选不是作为一个思考策略的这样一个功能,就成了国家的基本选举都一样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平衡就被打破了。从所有的这些理由来看,我对党内民主这个东西抱有很大的怀疑。

再一个就是行政改革。行政改革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强化行政能力,不涉及根本权力的重新分配。我们刚才讲的有限性,其实主要就是在这里.即使那些行政改革它都在做,有限性也还是存在的。

再深一层来讲,回到危机问题上来讲,可以说:现在如果它真的改,危机可能爆发得更早,实际上可能诱导危机的爆发.原因在於,第一,政治改革会使得现在的政权的利益共识被打破。现在这样子运行了十几年,内部运作的利益共识也有了,内部运作的程序也有了,一改的话,很多东西都要重新安排。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被压制的危机因素,就会爆发出来。还有一个原因会使得政治改革诱发危机,那就是期望值升高。如果真搞一些改革的话,民众的期望值就会升高,结果呢,就像亨廷顿(Huntington)所讲的,参与的渠道不可能马上就到位,但参与的欲望高涨了,这个就会形成社会问题,出现乱子。其实,一九八九年的事情,背后就有这个原因。这就形成了一个困境,那就是:小改不能解决问题,大改反而引爆问题.所以,我觉得,扩大、加快、深化政治改革这件事情,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从制度、领导层、掌权的这些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不会做的。

八、控制力增长背后的变数

说来说去,他们并不是靠实行政治改革来维持稳定,他们是靠我前面讲的那三条,就是强制、收买和宣传。关於这三条呢,联系对於政治危机问题的分析,我再稍微讲几句。

第一条就是强制力。它的控制能力在持续增长,这是很明显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都会持续地增长.但是,问题在於,控制能力并不能直接地解决社会问题,它是一个“马后炮”。它是在危机出现以后,把它按住、卡住、压住。危机越多、越大,这个强制的力度就必须越大才行。这就是说,在目前社会经济环境的治理病灶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下的药就会越来越毒,药力就越来越霸道。从常识来讲,一个健康的肌体在这两个力量下挣扎──我假设它这个强制力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同时看到社会危机因素是越来越多──这样两个东西同时并存,就算它能够持续地压制住,不出大乱子,我觉得它的后遗症还是很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拖得越久,危机就会越大。按不住的那一天就是火山爆发的一天。单就病症和药力之间的赛跑来看,也许五年、八年不成问题,它能控制得住。就是说,虽然药力大,但还不至於把它的体制破坏,它用强制的控制来应付各种各样的病症也还是有这个力量的,应付各种各样的局部危机它还是有这个力量的。但是,对整个社会的毒害,那是很厉害的;这种强制下的稳定拖得越长,这个社会的内在失序就越加发展,对这个社会、这个民族长远来说是很可怕的一个前景。

第二条就是经济收买.这是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昨天伟建讲到,以现在的这个经济增长模式,再能维持十年就差不多了。我对经济问题完全外行。我有一个简单的类比,就是日本、韩国的经济增长,大概都是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期,然后就进入经济的衰败。当然,在这个类比中,中国有它经济上的优势的一面,内部市场比较大,它可以相对转变一下增长模式,发掘一下内部市场;它的经济危机可能是局部的,“东方不亮西方亮”,等等。但是,与日本相比,它同时也有很多的劣势。比如说,法制不行,软件的这些东西都不好。这种类比当然很粗糙,我们只能粗略地来看。人家搞了三十年,那我想,算中国可以搞四十年,维持四十年经济增长,那现在也快走到头了。其实经济学家的讲法也不见得有什么科学根据。林毅夫说中国可以这样高速增长一百年呢,这么讲我看是很武断的。能源的、资源的、环境的、国际的、劳动力价格的、投资的等等这些因素,都是硬性的制约,从哪里找那么多的资源来维持中国目前这个状态的增长再搞七十年?其实,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当病态,单纯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恐怕百分之四左右的增长率就是很好的了。可是,中国的情况,我认为,它的经济增长率一旦下降到百分之六、百分之五,那整个社会、制度恐怕都大成问题了。经济增长率如果降到百分之六、百分之五,这个政权的这第二条的能力就大大地降低,老百姓的预期也不一样了。它用这个办法搞稳定就难以支撑了。

第三条就是话语的东西、心理的东西。这个东西现在越来越重要。为什么呢?我观察到,这一方面的转变,相对现实状态的变化来说,往往有一个“滞后效应”。比如说,一九八九年的时候,当局治理的方式已经转变到依赖暴力,到一九九二年以后又加上了经济收买,但整个社会的价值和话语,大体上还是一九八九年以前的。这个方面的转变,要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实现.举个例子,就是关於民族主义,我看到“零点”公司做的一个调查,记得是一九九二或者甚至是九四年做的。它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北京、上海、哈尔滨、武汉等地调查,列了几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问哪个国家是你最喜欢的,佔压倒多数的答案,是美国,还有日本、新加坡。这明显还是一九八九年之前的那种社会心理。看得出来,这里面的“滞后效应”相当长.如果我这个猜想有道理的话,那也就是说,目前的这种社会心理,在实际的政治、经济情况发生了变化之后,也还可能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而现在社会心理的特点,可以说是保守的、权威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是对这个政权、这套制度有利的。也许,当经济的增长降到了一定程度,甚至危机濒临爆发的时候,这样的心理的东西还可以继续作用,对这个政权和这套制度起支撑的作用。

以上这些东西,都是针对现政权针对国内社会的层面,即政治学所谓的state-society相度来展开的。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不属於这个范畴,但是也很重要,国际因素就是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现在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很好,但是,比如廉价产品出口啊,环境问题造成的全球环境危机啊,能源的国际竞争啊,则产生负面的影响。而且,国际环境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中国日益卷入全球化的情况下,这个国际环境会是一个很大的变数,决定中国是不是出现政治危机.此外,台湾问题,还有香港,甚至西藏的问题,都可能成为很大的变数。当然,中国内部的社会层面也有一些变数,比如反对派如何组织自己,如何开展反对运动,这会增加变数,还有就是领导层内部的变数。我们知道,领导层过去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权力交接的不确定性。现在,权力交接的问题是不是真的解决了呢?在江和胡之间是和平地交接了,从胡到下一代呢?是不是这个模式就制度化了,今后都可以这么搞了呢?再有一个,就是偶然事件太多了,不可预测的因素太多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个图景的原因。有时候偶然事件会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

沙叶新:不为权力写作—-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各位前辈、各位同行、各位朋友们好!感谢大家给我这样的荣誉、这样的机会,站在这样的讲台上,来和大家见面、聊天。谢谢,真诚的谢谢!

苏州有个德源文化研究所,是个民间机构,上个月四月十一号举行学术年会,请了这个文化研究所的五位导师前来演讲,其中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章诒和先生,她在讲台上,甫一站定,便环视台下,问道:“下面有卧底的吗?”哗,此言即出,全场哑然。先声夺人,平地春雷!

我今天站在这里,相信台下没有卧底的。我多次说过,我天下无敌,普天之下我无敌人,来者都是客,交往都是友。我不怕卧底,也不怕告密。

章诒和问过有没有“卧底的”之后,就举起手中的讲稿说:“我所有的演讲都有讲稿,白纸黑字,如果要现场查我,我就以讲稿为据,但我出门就不认账!”

我不像章诒和,没有讲稿,只有腹稿,全在肚子里.如果查我呢?我只好剖腹产.

其实我肚子里什么都没有,没腹稿,没文章。有的倒是一颗不改的癡心、一腔滚烫的热血,一根心口如一的直肠子,外加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毛泽东宣称的文艺作用和目的

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是:不为权力写作。

为什么要写作?写作的目的又是什么?因人而异,无奇不有。有人为名,有人为利,有人为了赚钱,有人为了升官。有人把写作当作一种习惯,有人把写作视为一种乐趣;还有人说他年轻时写作为了泡妞,中年是为了提级,老年是为了宣泄。甚至有人把写作看作是一种生理需要,就如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爱了就上床;写欲如同性欲。

职业作家们呢?王朔写作是为了心理治疗,王小波是为了追求智慧,刘震云写作是为了以文会友。

毛泽东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同志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他还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他又说:“要使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毛泽东首先认为文学艺术是分阶级的,有资产阶级的,有无产阶级的,他们是敌对的,是你死我活的。而写作目的呢?是为了教育人民消灭敌人!

古今中外,有哪个帝王、哪个君主、哪个总统、哪个元首,敢像毛泽东主席这样公开宣称文艺的作用、文艺的目的是消灭敌人!

什么是消灭敌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杀掉被认为是与你为敌的人!

不但要消灭战场上的敌人,消灭敌对阵营中的敌人,还要消灭自己队伍中甚至消灭自己文艺队伍中的“敌人”。只要你的言论,你的作品,你的文艺观念,你的写作目的,不符合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不符合党的文艺方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文艺政策,也会把你当作敌人,也会让你挨整、判刑,甚至被杀。延安的王实味不就是这么杀了吗?一九四九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都以文化界为对象,反胡风,涉案几千人,死了多少人?反右派、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文化人,是作家艺术家,死了多少人?“文革”当中,仅以反对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歪曲革命样板戏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就枪毙了不少人。当时全国各地的剧团、电影厂、文联、作协自杀的又有多少人!为什么?就认为你的文艺观念是资产阶级的,你的写作目的是反动的,你的作品是有毒的,就把你迫害致死。

怎能想像在最需要真善美,最需要自由、博爱、平等的文艺百花园林之中,会像在中国这样充满暴力、充满血腥,充满屠杀呢?园林变成了刑场。

邓拓有两句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对权力的蔑视、嘲弄、解构

我为什么写作?起先目的很“纯正”,,很“崇高”。我受中国古代传统文艺观的影响。曹丕的《典论?论文》上的一段话,我至今不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此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后。”写作干吗?为了“经国”,就是治理国家,而对作家本身来说,就是为了声名传之於后,永垂不朽。所以中国古人,要立功、立德,立言,我当然也要立言,就是这个道理。

后来,尤其在文化革命中,我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政治服务,为革命写作。因此写了个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边疆新苗》,还参加写作歌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话剧《农奴戟》。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吧,我甚至还参加写过攻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戏,虽然我极不愿意,是分配的任务,但我毕竟参与了。我在文革中的所谓作品,都是垃圾,都是帮闲甚至是帮凶之作。

现在真是“悔其少作”,其实那时我已经不“少”了,二十多岁了,快步入中年了。

虽然“悔其少作”,但还没有“悔之已晚”,还没有“悔之莫及”;还不“晚”,还可“及”,这是因为正当我悔之当初,就欣逢三中全会,让我脱胎换骨。那时国外各种文艺思潮、各种文艺流派,纷至沓来,相继涌入洞开的国门,什么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英国的荒诞剧,法国的新小说,加缪、卡夫卡,乔伊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川端康成、村上春树……五光十色,令人惊艳!中国也相继出现了朦胧诗、裸体画、小剧场,恶搞片,还有“超级女声”歌唱,“芙蓉姐姐”跳舞,以及“下半身”写作。前年还诞生了梨花体诗,去年又出现了“山寨春晚”。争奇斗艳,炫目刺眼。今年更轰动,爆出了“草泥马之歌”:

在那荒茫美丽的马勒戈壁,

有一群草泥马.

他们活泼又聪明,

他们调皮又灵敏,

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草泥马戈壁,

他们顽强,克服艰苦环境。

噢,卧槽的草泥马!

噢,狂槽的草泥马!

他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

打败了河蟹,河蟹从此消失,

草泥马戈壁。

用的都是谐音,全是粗口,有辱尊耳,幸勿见怪!这不是我写的,我无此大才。

但我对这一切都很理解,并不排斥,甚至还支持,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一切的主义、流派、思潮、表现,这些诗歌、戏剧、舞蹈、视频和“草泥马”,都是对权力的蔑视,对权力的嘲弄,对权力的挑战,都是对权力的解构;使得权力者不安,使得权力者无奈,使得权力者惶恐,使得权力者愤怒。所以“山寨春晚”的出现,才使得“央视春晚”以及一些权力机构、权力官员,甚至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准权力者都如临大敌,加以阻止。

生活在逐步多元的前民主社会

当然我说的权力,是指极权。

极权或者极权主义最早出现於一九二五年,它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独自裁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专制独裁。极权主义的政府不仅要控制国家所有的政治事务和经济活动,还要控制人民的思想信仰和日常生活。一般来说,极权主义有三类:有种权主义,或者叫种族主义,比如以前的南非共和国;有神权主义,比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党权主义,比如已经完蛋的纳粹德国和现今还在世袭着的金氏政权。一九九四年南非共和国经过民族和解终於放弃了种权主义,可喜可贺.如今世界上只有极个别的国家,还残存着神权主义和党权主义这两种极权主义.

中国属於哪一种呢?有人说中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又有人说中国是具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人说中国是这两种的主义的混合体.这是从经济形态来分析的。我也早就这么分析过,写在了很早的文章里.

如果从政治形态来分析,从权力结构来分析,有人说中国是共和国,有人说中国是极权国。

我现在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变化、正在转型的国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是从三十多年以前的以“文革”为登峰造极的极权社会在转向改革开放之后的后极权社会。但我喜欢把如今一直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当代中国称之为前民主主义的政权,这不但好听一点,同时也表达我的善意和期待。

正因为我们生活在经济已经逐步开放的年代,也正因为我们的时代正在蹒跚前进,变化得已经不完全是僵硬的全极权社会,而是松动的后极权社会,或者如我所说的是逐步多元的前民主社会,所以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有限制的自我选择,才有可能部分地调整了文艺观念,每个人也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写作目的。但不论我们现在的写作目的有什么不同,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为政治集团、为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不再为权力而写作了。

权力:腐败、愚蠢、折腾、残忍

为什么呢?

一、权力使人腐败。英国阿克顿爵士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已经成为政治常识,而且已经在当代中国被越演越烈的腐败所证明。中纪委、反贪局,反腐多年,破案无数,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你立案侦察,贪官就远逃国外;你实行双规,污吏就上下勾结.一两个贪污犯倒下去,千万个贪污犯站起来,越反越贪,恶性循环,前“腐”后继,奋勇向“钱”。这是因为权力不受监督,无法制约所致,因为贪污是和权力共生的,你怎么反?又怎么能反彻底!目前的反腐只是维持在百姓不至於造反而权力不至於失控的限度之内。有些地区完全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或者说是潜在的腐败分子在反已经暴露了的腐败分子。

二、权力使人愚蠢。美国学者乔纳森?本道用数学理论证明,在日理万机的国家要找到良好对策,就应该尽量扩大民智,鼓励官员独立思考。但权力者的本性就爱独裁,一言九鼎,锺爱“圣断”;自以为天纵聪明,其实是反智低能。他们总以自己的“思想”为“指导思想”,总爱在不同的时期提出各种不同“主义”、“思想”、“理论”、“荣耻观”、“代表观”、“发展观”,来统一全国思想。因此不可能民主选择,不可能科学决策,於是在政策的制定和行政的措施上往往就显得愚蠢。使得权力者和智囊团,无法发挥正常的政治智慧,无法施展聪明才智来应对社会难题,都变成了可笑的蠢才。他们的水平只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造座大桥过河。

三、权力使人折腾.也正因为权力使得唯我独尊的权力者和唯唯诺诺的智囊团的智商下降,所以在治理国计民生时,不但会反覆无常,还会倒行逆施。明明是风调雨顺,偏说是自然灾害;分明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右派都打错了,还坚持说反右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明明近几年来农民为了土地,城市居民为了拆迁,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每年都发生千万起悲剧,可官方背景的《社会蓝皮书》居然说近八成城市居民感到生活幸福,而农村居民幸福感更强於城镇居民。这是无耻的谎言!这种思想上的反覆无常,认识上的反覆折腾,带来了社会的极大不安定,不得不使“草泥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而打败了河蟹”。

四、权力使人残忍。所有的权力者都会被权力聚焦效应放大,而因此获得成就感或幸福感或快感这样的高峰体验。按照马斯洛的理论,这种高峰体验不会持久,更无法忍受它的消失,所以只有不断地攫取权力、使用权力、扩大权力,才能满足对权力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如同吸食海洛因。吸毒者为了获取毒品会丧尽天良,无所不用其极.权力者为了夺取和扩张权力也不惜使用最残忍的暴力。夺权和吸毒的过程完全一样,只是权力的毒害大大超过吸毒。吸毒者不可能依靠自己戒毒,需要他人的强制。权力者也不可能依靠自己来消除权力所产生的毒害,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当权力者不接受权力之外的监督和制衡时,它就立刻会变得毫无理智,毫无人性,如果你还想共享权力或者更迭权力,它就会变得疯狂,变得残忍,甚至动枪、动炮、动坦克,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

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为权力写作,你就是为腐败服务,为愚蠢服务,为折腾服务,为残忍服务。如果你是被迫的,还情有可原;如果你是自觉的,那你怎能逃脱帮凶之责、贩毒之嫌?

我再说一遍,我说的权力是极权,是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是不由民主选举所赋予的极权。

不为权力写作,包括不为权力意志写作,不为权力的意识形态写作。

六个一、主旋律、献礼作品、政绩节目等等,都是权力意志、权力意识形态在文化政策上的表现.真正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真正能传之久远、为中华文化的积累作出贡献的,绝不可能是权力意志的产品。老舍写过《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方珍珠》等等,都是主旋律的、权力意志的作品,至今还有谁记得呢?后来他的《茶馆》恰恰不是根据权力意志,而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写出来的;是抛弃了原来的政治任务,选择了自己的创作计划,所以才成为经典的。

今年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诞生五十年,上海在隆重庆祝。当初创作小组上报了好几个题材,其中排在第一个的是《大炼钢铁》、第二名是《女民兵》,而《梁祝》排在最后,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孟波却点了这最后一个。这一圈一点相当重要,是起死回生,於是才有了今天的《梁祝》。《大炼钢铁》、《女民兵》光听名字就知道是权力意志的题材,而《梁祝》表现的却是深刻的人性,恆久的爱情,才能感动了好几代人。如今在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优美的旋律,但不是主旋律,是真正的艺术旋律。她是今世的经典,也将是传世的经典。如今还有孟波这样的领导者吗?真应该向他鞠躬致敬,他维护的不是手中的权力,而是心中的艺术,才有这可敬可爱的一圈一点!

性格即命运.作家的性格决定着作品的命运.你的性格是怯懦的,你的意志是软弱的,你低三下四,你左右逢迎,你唯命是从,你讨好巴结,你怎么能够写出有尊严,有个性、有生命、有艺术的作品呢?不可能。

可见作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

总之一个称职的作家,一个有尊严的作家,一个真正想为这片多灾多难的热土、为你深爱着的人民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必须:独立苍茫,顶天立地。天马行空,无傍无依。无拘无束,豪放不羁.不当奴才,不做工具。不接圣旨,绝不遵命。敢想敢说,敢於直笔.敢爱敢恨,敢於犯忌。敢哭敢笑,敢於放屁。只信科学,只服真理。心灵自由,不为权力!

二○○九年五月二日於北京

朱学渊:评“流亡海外的东南亚共产党遗族”

学渊评:早在‘苏东波’以前,为了结交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政府‘惩罚越南’,亚洲共产主义运动就被邓小平毫无讨价还价的手段结束了。东南亚共产党(特别是马共)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华人,他们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暴力革命的精神鼓舞下,和中国政府的物质的支持下,投身所在国的武装斗争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他们有道义责任的,而且中国政府也是有能力帮助他们善后的。任何一个政府和政党都有可能犯错误,但在处理失败的后果时,美国政府要高尚得多,它收容了数十万南越军政人员和亲美的老挝苗族群众;即便前苏联也做得比中国好,苏军撤出阿富汗后,亲苏的阿富汗革命派人士大都由前苏联收容。有罪恶感的民族与无罪恶感的民族的差别,让人一目了然。邓小平放弃世界革命的想法是有前瞻的,但他的一刀两断不计后果的手法却是非常恶劣的,对那些在精神上组织上的‘五纵战士’是一贴很好的清醒剂。邓小平留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遗累决不如‘姓社姓资’是可以‘不讨论’的。

【凤凰周刊周宇】流亡海外的东南亚共产党遗族

.2009年3月11日,缅甸境内的果敢第一特区举行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来自中国大陆的部分前缅甸共产党人士的家属、子女,以及一些加入过缅共的中国知青参加了庆祝活动。4月17日,另一场庆祝佤帮特区成立20周年的活动也在缅甸举行。

20年前的1989年,缅甸共产党在遭遇政变后解体。原先的缅共控制范围纷纷脱离缅共,成立了果敢、佤帮等4个特区。缅共剩余部分则退入中国境内,并在此后结束了政治活动,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

位于泰国南部合艾的和平村,也在筹备相应的纪念活动。同样是在20年前,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于1930年4月30日)与泰国、马来西亚政府共同签订了《合艾协议》,正式决定放弃武装斗争,走出丛林,回归正常生活。此后,马来西亚共产党也结束了政治活动。

此前的2008年11月,位于北京的育英小学举行60周年校庆,曾经在该校就读,来自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泰共、马共后代参加了校庆活动。他们早已放弃了共产主义革命和武装斗争,成为普通人,他们的一部分东南亚兄弟共产党同学则已经战死沙场。

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东南亚先后出现印尼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老挝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缅甸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至少9个共产党。

它们中,除了越南共产党、老挝共产党仍在执政,菲律宾共产党仍在进行武装斗争外,其他大多都已消亡。

上世纪80年代前,东南亚共产党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它们大多有代表团被派驻北京,众多高级干部及其子女在中国学习或受训。革命失败后,他们成了东南亚共产党遗族,其中一些人回到自己的祖国,另一些则继续流亡在中国或海外。

金色的童年

1950年,两岁的丘瑞良随父母一起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丘的父亲是马共成员,到中国学习。丘瑞良姐弟3人则进入中共中央直属的育英小学读书。

育英小学因为曾经就读大批中共高层后代而被认为是一所特殊的红色学校。一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东南亚共产党领导人后代,也被安排在此就读。

50年之后,丘依然怀念他在育英小学的日子,并称之为“金色的童年”。在丘瑞良看来,育英小学在50年前就已经实行了全面的素质教育,她不明白为什么大陆其他学校至今还在为此呼吁。

学习压力并不大,各种室内外体育设施一应俱全,每天下午的自习课主要被用来玩耍。

学校里还为学生们组织了航空、航海模型小组,舞蹈、钢琴、体育等兴趣小组。丘参加了学校的舞蹈、乒乓球以及歌咏小组。即使学校进行的是红色教育,大多也通过看电影的方式,所以并不枯燥。

学生们的身份互相保密,互不打听。但在等车的时候,丘还是认识了泰共等其他东南亚共产党后代的同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缅共高层回忆,曾经至少有4名缅共子女曾就读该校,其中两人后来死于战场。

自育英小学毕业后,丘瑞良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附中以及解放军301医院护士学校。另一马共子弟,后来成为丘瑞良丈夫的李居强,则受到了更加专业的教育。

1948年,英国当局在马来西亚实行《紧急状态法案》。约2.4万名华人,包括部分马共成员和左翼人士,在1949年至1952年间被遣送回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安置在海南省。李居强的父亲是一名马共成员,受伤被俘后辗转来到海南。

李居强出生在海南,并在海南读完了中学。1967年,李和其他3名马共后代,在北京高层的特批下,进入沈阳的解放军高级通讯学院学习。两年后,李回到北京,再从北京来到湖南,负责位于湖南益阳的马来西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这座当时中国最大功率之一的广播电台用汉语、马来语、泰米尔语、海南话、福建话、广东话等多种语言进行对外宣传,覆盖整个东南亚,远及澳洲和欧洲。

李居强对他在中国期间获得的国宾待遇印象深刻:吃住都由中联部安排,当时马共高级干部每月伙食费高达100120元人民币。

一篇来自中联部名为《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的目标与宗旨》的文章称,20世纪60年代,中共对外交往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支援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民族民主政党的正义斗争,通过推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世界革命,延缓或制止战争的爆发,通过革命来获得和平”。

文章称,中共支援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斗争赢得了许多国家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对中共的尊重,提高了中共的国际威望,也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68年,17岁的李居强以马共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了当年的国庆宴会。李和其他东南亚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被安排在宴会厅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并禁止记者拍照。李见到了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并第一次吃到了哈密瓜。

1970年,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的女儿伊芭鲁丽和妹妹伊利亚从苏联来到了北京。此前,艾地的弟弟梭布伦?艾地长期居住在中国,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担任印尼语高级讲师。他的女儿也出生在中国。

1965年,印尼发生“9?30”事件。印尼共产党遭到苏哈托政权镇压,包括艾地在内的数万人遇难。此后,印尼共产党在印尼国内基本上消失。一些身在苏联、东欧诸国、中国的印尼共成员及其子女侥幸逃脱,自此开始流亡生活。

根据印尼《国际日报》的报道,伊芭鲁丽姐妹到中国的第二天就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接见。当年的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活动,伊芭鲁丽姐妹又在天安门上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伊芭鲁丽把脸靠在毛泽东的肩膀上哭了。

随后,毛泽东走出厢房,走到楼台。伊芭鲁丽听见广场上的人群喊声震天:“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此后,伊芭鲁丽姐妹在中国游览了韶山、井冈山等地,并在五七干校、江西医学院等地学习。

曾经的兄弟党

1974年,李居强应召从中国回到泰国南部的马共根据地。两年后,丘瑞良也从中国来到这里。

1982年初,在机关总部工作的李居强被告知,中共即将停止对马共的支援,中国境内的马共电台也将在半年后关闭。与此同时,与马共作战的政府军方面也在制造舆论,宣传中共不再支持马共。此后,一批革命之声的工作人员回到泰南的马共根据地,与李居强一起建立了新的马共民主之声广播电台。

根据马共总书记陈平《我方的历史》一书中的回忆,此前的1980年,邓小平曾召见他,要求马共配合中共实施国际关系上的“战略转移”,放弃武装斗争。

来自中联部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的原则与方针》则称:“20世纪70年代,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把中共视为‘领导党’,认为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处于‘特殊地位’。对此中共领导人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强调各党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国际共运内部没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之分。”

1980年之后,更多的兄弟共产党成员陆续离开中国。一位前东南亚共产党人士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尚未离开北京的东南亚共产党人士变得颇为落寞。北京依然为他们发放生活费,但不再允许他们从事政治活动。“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恰恰是最受不了的,就像变成了聋子和瞎子一样。”上述人士称。

1981年,在中国居住、受训的菲律宾共产党二号人物卡多?马来也离开中国前往荷兰。

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者程映虹的研究称,卡多?

马来离去时,大陆已不再支持东南亚革命。伊芭鲁丽姐妹离开中国的历程则显得更加曲折。1975年前后,伊芭鲁丽等20多名印尼共成员化名后,从北京、南昌等地来到缅共根据地,学习武装斗争经验。

这批年轻人给缅共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与伊芭鲁丽姐妹熟悉的前缅共东北军区政治部干部回忆,这些印尼的革命者全都是知识分子,喜欢弹吉他、唱歌和打羽毛球。

他们谈吐不凡,聪明高贵,很多人还有明显的欧洲血统。

“这些印尼人应该去搞和平建设,或者去大学教书,在丛林里打仗,太可惜了。”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前缅共干部说。

印尼《国际日报》的报道称,1979年,伊芭鲁丽离开缅甸回到中国,后又辗转澳门、日内瓦等地,最后前往法国。上述前缅共干部回忆,与伊芭鲁丽类似的离开,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

1985年,从马共分离出来的马西共(马来西亚共产党)副总书记黄一江来到中国。黄的此次中国之行被认为是为两年后放下武器,走出丛林埋下了伏笔。

黄一江此行原本是希望中国能够给予经济支援,但遭到了拒绝。2005年,黄一江在接受马来西亚《中国报》采访时称:“这一趟中国之行对我和阿达而言是一个震撼,通过与我们会面的中国代表的谈话,已经确认他们不会给予我们任何的经济协助。那位官员强调中共的路线是和平斗争,即是说他们放弃武装斗争。”

失望之余,黄一江又向中方接待人员提出,是否可以让老弱残兵回到中国生活,这一要求同样遭到拒绝。

谢  泳:如何理解档案解密?

在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中,如何使用档案问题,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个人的想法是对涉及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要急于下绝对的判断,要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但同时,我们对有限的档案公布也要保持尊敬和赞赏。

中国有档案法,对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常识。但中国档案不可能届时即解密,这也是常识。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简单超越中国现实可能,以纯粹理想的档案解密标准来要求每个史学工作者,规范他们所有的学术工作,既不现实,也没有可能。在真实的中国生活中,只有不切实际的人,才会想到研究中国当代历史,要在完全档案解密条件下才能完成。在这个现实处境下,我们不能要求一切历史学者的所有学术工作都完全合乎严格的档案使用标准,而是要观察他们的学术工作在多大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事实,或者提供了可能存在的历史线索和史源方向。凡这样的学术工作,不论他们的身份如何,只要是对历史研究有利,有启发,有开拓历史研究方向的史料目标,都应当得到人们的尊敬。

现在有些史学工作者,当看到一些有利于史学发展的史料公布,可能与自己对历史人物的判断不同时,就想用一种纯粹的学理来要求本已经尽了极大努力的学术工作,求全责备,缺乏了解之同情,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研究历史的人应当反省的。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还能走得更远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学术也无完美的学术,只要大方向和史料线索有利于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它们的学术贡献就应当得到承认和理解。

发现一种档案和公布一种档案的基本规则,是任何史学研究者都清楚和明白的简单道理,但当我们面对具体一种档案情况时,却又不能这样简单。中国的事情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在严格的史学研究中,档案解密要给出保存地、档案基本情况、档案的卷宗及详细号码、影像保存状态,甚至必须给出可以公开使用的平等条件等。没有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不懂这些基本常识,但我们在真实的中国现实中,确实不可能做到,这样能说所有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的研究都没有意义吗?如果按现在有些人的苛刻标准,可以说一切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的研究都不合规范,比如关于党史的研究中,在严格的学术规范中,我们只有完整查阅某一研究对象的档案史料后,才可以全面展开研究工作,但事实上,没有一个党史研究工作者是在这样现实条件下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的,那他们的学术工作就都没有意义吗?显然不是。

简单超越中国现实,把本来极富进步意义且已尽了最大努力才寻找到的史料方向,简单用抽象的理想档案公布标准来要求,不但幼稚,甚至是苛刻了。对任何有利于史学研究的学术努力,我们都应当抱一种善意和理解的胸怀,而不是求全责备。在严格的史学研究中,我们不能轻易怀疑别人的身份和动机,而只评价他们研究工作的意义。

让我们谨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出的在史学研究中应当恪守的一条规则:“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姜福祯:“市民声援团”——青岛89民运的一道亮丽风景

1989年从北京到全国,从学潮到知识分子介入,再到市民声援和参与,广泛持久,轰轰烈烈,的确是史无前列的。我当时见证了青岛地区从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大学生游行示威,到大学生要求与政府对话和绝食抗议活动,直至六四屠杀后青岛学生和市民的抗暴活动。在市民的参与中,青岛“市民声援团”是当时最先勇敢站出来的市民群体,他们举着自己的旗子,每天到市政府门前聚集,参加静坐,参加游行,参加其他一些活动。

这是一个自发的、松散的市民群体,虽然站在他们旗子下的市民不是很多,但是他们凝聚了广泛的民意,是当时家喻户晓、倍受市民青睐和政府痛恨的一帮“牛人”。

不经意之中我发现了当时青岛党报的一次报道,原文如此——

蓄意制造青岛动乱的非法组织

“市 民 声 援 团” 头 头 落 网

本报讯:蓄意制造青岛动乱,被市政府取缔的非法组织“青岛市民声援团”头头杨跟东等六人近日被查获归案.

自诩“市民声援团”总指挥的杨跟东,系市人民检察院的干部,因违法发纪再被审查期间,窜到社会,纠合一些社会渣滓成立了“市民声援团”,到处游行、演讲、张贴标语,造谣煽动.6月9日他在胶东路、热河路口,拿出手铐恐吓一位设摊出售冷饮的人,引起群众义愤,当场被热河路派出所抓获,被市人民检察院拘留审查.该组织头头邱丰磊(21岁,男,市公交公司工人),5月19日煽动、带头冲砸市政府,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该组织头头王福荣(女,26岁,青岛铝制品总厂工人),伙同杨跟东与“青高联”海大“自治筹委会”的头头频繁串联,共谋制造青岛动乱,她时而混在海大学生队伍里,时而带领其“声援团”到处游行,呼喊反动口号,书写反动标语等.他经常食宿于海大,多次参加“青高联”“海大自治筹委会”的密谋.策划强占道路,阻塞交通,造成城市瘫痪.她出谋:“要斗争到底,现在是斗争的关键时刻”“要到胶州路、中山路口堵截2路、5路电车和其他车辆”,她还分工联络“社会力量”,网罗社会渣滓,扩充队伍,妄图制造更严重的动乱.青岛教育学院总务处干部杨建国(男,33岁),他对“青高联”海大“自治联合会”的头头说“组织不要太乱,要好好组织,可以吸收青年教师、工人、扩充自治会筹委会,下边也要有“自治会筹委会,这样就形成了一层层的组织,就是杨海(指青高联的头头),这一套人被拘禁了,还有学生出来领着干,把运动引申下去”,他还说:“应该和北京有联系”.“现在暴乱了,不知北京是什么情况.领导(指头头)不要上街,在学校隐蔽起来”当他闻讯有的学生不想搞动乱时,煽动说:“历史上的陈胜、吴广,起义是死,不起义也是死,不如揭竿而起,你们要用这个例子去唤醒同学们.”现在的情况是‘动乱’这顶帽子……谁也跑不了”其用心极其恶毒.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发展总公司干部张军(男,24岁)与“青高联”头头炮制颠倒黑白、恶毒中伤、煽动打倒政府的所谓“告青岛市人民书,并盗用其所在公司的四通打印机,复印机复印了数百份,交由“青高联”的头头到处散发、张贴,在我市造成极坏的影响.这次被抓获的还有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的干部陈兰涛(此案已报到)

在这里正告一切非法组织的的组织者及其头头立即到公安机关登记.彻底交代不法活动者,公安机关将予以从轻处理,否则,必将受到国法的严惩.

市公安机关还发现一个“全国工人联合会青岛属会”的非法组织,其头头如不主动登记,公安机关将追查到底.(严法:青岛日报:1989年6月18日)

这篇报道是关于“市民声援团”系列报道的文章之一,开始游行处在合法阶段,交通警察维持秩序,此时媒体似乎也赏识这种行为,有一篇基本正面的报道。此后几篇则全是诋毁,记得“五、一九”前后有一篇报道说这个“市民声援团”的三个主要组织者,有两人有精神病,提请市民不要被精神病人忽悠。当年我无缘见识这些“病人”,出狱后却是认识了其中大多数人,有的成为我身边的哥们和朋友。

上边提到了青岛当年民运的不少“尖兵”,我顺便梳理一下。

所谓“市民声援团”总指挥的杨跟东

杨跟东,原名杨勇,文革期间改为杨跟东,(紧跟毛泽东的意思)大连人,出身军干家庭,复员转业军官。是文革后回复公检法机关首批到青岛组建检察院的检察官。1989年因为在办案中违反相关纪律被停职。杨的确是“市民声援团”的发起人之一,但并没有自诩“总指挥”,尤其是文章中煞有介事的“拿出手铐恐吓”的说法纯属乌有。当我就此问起他的时候,他一脸惊诧,因为他自始至终没有看到这篇报道,他对于自己的“光辉”事迹也并不知道。

从上述的口气中可以看出,杨的问题十分严重,这篇文章基本是要把他作为青岛地区动乱的一个主要符号,意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看看,不仅是“总指挥”,还随身携带手铐乱拷市民,在他的麾下还有邱丰磊、王福荣。在谈王福荣的时候故意混淆了王和另一些人的关系,这就造成了杨跟东是“首恶”视觉效果。不要小瞧这个视觉效果,党报是给领导看的,哪一位大官看到这个报道,一句严惩,杨跟东就够他喝一壶了。当时,许多案子被重判,就是因为报纸的张扬和领导据此批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杨在检察院锋芒毕露,敢说敢言得罪了顶头上司。

不过,杨跟东是幸运的,调他到青岛来的某首长当时还在职,他父母的关系和能量还在,更重要的是他的活动有据可查都是在“六四”之前,六四前后几天的“市民声援团”活跃分子是陈延忠、史晓东、王福荣、吴旭升等人。这样杨跟东最后居然与“市民声援团”无缘,被以渎职罪判了一年。这也算是一种吊诡吧。

杨跟东出狱后,尝试着干过一些事情,但是由检察官到一个囚徒,巨大的心理反差和经济反差导致了他的行为反常。志大钱疏,却又无意专心做事,很快导致家庭破裂,妻女离去。此后靠父母接济和低保度日,精神状态长期不好,2007至2008年之间曾经在我的个人书店干了一年多,然后心血来潮,大把挥霍,很快把自己陷进困境,他这种间歇性的自我作践,已经让家人和朋友寒心,走投无路之际,据说2008年秋天已经再次入狱。我和朋友多次劝他,积累少许钱,以应不时之需,他却多次说:有病了就去死,没钱就去死,我也活够了。对于这种接近精神病似的自虐状态,我也只能是一声叹息!

所谓“该组织头头”邱丰磊

这个人我不认识,杨跟东的印象也不深,参加过几次“市民声援团”的活动。尤其是,在所谓“冲击市政府”事件中,由于多人聚集,推搡拥挤之中,门前的大花盆被推翻砸了一个,邱首当其冲,于是被扣留,同时被扣留的还有两人,但是不久被放出。他是青岛市最早被抓捕的市民,因为他当时没有被释放。他被抓后,学生和和市民为此在市政府门前聚集,要求全部释放被扣人员。邱后被劳教2年,现在情况不详。

所谓“该组织头头王福荣”

王福荣的确是“市民声援团”的主要组织者,是自始至终活跃在最前线的尖兵,她给市民也给组织参与者很深的印象和很大的鼓舞。当时经常与王福荣一起活动的史晓东、吴旭升说起她来都肃然起敬。史晓东甚至说,找老婆就找王福荣。可是,我们出狱之后谁也没有再见到她,史晓东找她做老婆的愿望自然落空。

听西镇离她家不远的一个朋友说:她被判了五年,在潍北劳改队服刑。出狱后,精神错乱,真的成了神经病人,多次出入精神病院,好的时候也偶尔在2路总站的小花园边做个马扎晒晒太阳。有人问起往事,她会像祥林嫂一样地反复唠叨一句话:“真的,我不是造谣,死了很多人”

当年所谓三个头头,两个有精神病的咒语,还真是基本兑现了。

青岛教育学院总务处干部杨建国

这是我的老朋友,是我在青岛职工大学政治理论系读书时的同学,从1979年就开始交往。杨建国也是军干出身,是一个言论狂放无忌,思维敏捷,但是语序混乱的善谈者。他的思想较早的游离在体制外,所以对我很欣赏,79民运的时候,他很关注青岛的民刊《海浪花》,但是没有具体介入,虽然如此,最后还是为与我关系密切多少受了点冲击。

89民运的时候,他重点在海大活动,因为他的老师兼好友高某某、陈某某都是海大的讲师。他在海大活动有一定人脉基础。我是低调行动,不希望任何人知道,可是我在海大不能不碰到他,碰到他不能不交流,所以我的《讨逆民之贼李鹏书》他有副本。他又是较早被捕的重要六四分子之一,我则在九月初被捕,此时他已经释放多日。在预审中我怀疑是否是他出卖了我,他既是报纸屡次点名的“死老虎”,我遂经回避最后不能不涉及到他与他在海大相遇过。开庭后才知道,这是误会,原来我是当时就被有关部门特别关注,海大保卫处对我文章的原件早就照了相备案。他说他自始至终没有提到过我,而我却提到了他,由此彼此稍有不快。后来他离开了学校,称在某企业家杂志青岛通讯站做站长。

杨建国被关押二个多月没有被判刑,是因为他当时在教育口,后来高层决定对大学生和教育文化口的六四分子不判处实际刑期,但是绝不启用。当时海大的教师杨德才就是因为久久不给安排上课,自动离职下海的。

陈澜涛

青岛大学海洋系硕士研究生,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监测中心助理工程师,89年6月6日,在青岛街头设置路障和公开发表5分钟的演说,谴责当局镇压行动,并宣布退党。6月12日被青岛市公安局拘留,7月21日被正式逮捕,8月23日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先后被关在北墅劳改队和山东省第三监狱。是我的狱友,在狱中陈澜涛留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他每日苦学外语不止,他先后大约学了7、8门外语,此外还练练书法,由于老婆早有去意,从不带孩子探监,十年来也不能与儿子见面。2000年4月假释出狱,随即与妻子离婚,目前已经再婚并有孩子,2006年移民加拿大。

陈延忠

一九六二年生,山东青岛人,原在青岛钢锉厂保卫科工作。一九八九年五、六月间积极参与学潮和“六、四”民主运动。是“市民声援团”的主要组织者,也是“台东交通大队”事件的主要组织者。直至六月五日、六日他还参加了大学生和市民的最后抗争,与陈谰涛、张杰等人到四方机车车辆厂大门口宣传鼓动工人罢工。几日后即被当局逮捕随后被以“妨害交通秩序罪”和“流氓罪”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关押在山东莱西北墅监狱,是我的狱友,我们在同一个大队关押过一段时间,他的社会关系比较多,经常有好吃的送进去,我们常偷偷打个牙祭。一九九二年底我们“煽动罪”的一班“反革命”迁至潍坊监狱服刑,他们一班“暴徒”则继续留在北墅服刑。一九九五年他因患糖尿病等多种疾病被保外就医,出狱后开一家装潢材料商店,二零零五年病逝。陈延忠临死前最关注的就是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六四平反问题。

张军

此人没有在北墅见过,也没有在济南王村见过,可见也没有判刑和劳教。身边朋友也没有认识这个人的,具体情况不详。

杨海

当时青岛高校自治联合会的主要组织者,海洋大学学生,青岛人。在青岛六四学运和民运的中作用重大。六月中旬被捕关押了2个多月,后因学生身份不受刑事处分,被释放。毕业后到西安工作,在报社干过编辑,也干过个体。是西安著名民运人人士,一直与林牧先生密切交往。出狱后不久杨海即找到我,记得是为了给可以找到的青岛的六四系狱人员每人100元的资助,这也是我们出狱后至今唯一收到的一份鹅毛薄礼。此后,我与杨海多年保持联系,是所谓“民运圈”交往较多的朋友之一。

吴旭升

我的狱友,因为参加青岛学运和民运的诸多活动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12年徒刑。上文所指的“全国工人联合会青岛属会”是吴旭升等人当时的一个预谋,并没有实际成立。但是吴旭升做的事情很多,他的案情也比较复杂,我们朝夕相处多年,他也不具体说,谁搞不清他的具体案情,或许也算涉及国家机他只说他有一个同案,是在军事法庭判的。此案也只是预谋:据传他们是要准备将炸药放到吉普车上。然后吉普车开到市政府门口引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