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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醒来后，有个声音依稀可辨：
这两天因改笔名与师长友人们的交流一直促使着我思想相关的事，
这跟我正在创作《黑暗日》的心历有关。
两年前，我带着一颗朝圣的心到了藏地。通过与藏民的接触，
我忘不了那位坐在黄昏中帐篷外的老妇人，批着陈旧的外衣，
我忘不了那位老者，见到我这陌生的客人到来，马上把我请进帐篷，
我忘不了那位司机，以及客车音箱里上师诵读经咒的录音，
我忘不了那位卖鱼的汉人老板，吵嚷着说一分都不少买多少都一样，
我忘不了那位师兄，我们一起帮某位师兄修小屋，钉钉子。
我忘不了去山顶挂经幡的小路上，黄颜色的小花星星点点，
我忘不了那位小喇嘛，
现在我才缓慢想起昨晚做的断续的梦，
这是一个好梦。这是一个在漫长的“黑暗日”中的梦。
此刻，我想对这个梦说：即便前世今生罪过深重，福报不够，
王藏，就用王藏吧。我知道这名字，承载着我燃烧的梦。
05/14/2009
在 “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 上的发言
郝建的发言题目为：《从六四民主运动看中国执政者与百姓的受迫害妄想心态》，他试图借用心理学中的“受迫害妄想症”（Persecution paranoia）来分析这种心理状态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分析走出这种负面心理状态的必要性、可能性。引用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于类偏执反应Paranoid reactions的定义，郝建认为这是一种存在于中国的某种集体性、体制性心理征候，这也就是哈维尔在政治学领域描述的“被恐惧驱赶”。
从六四前后中国执政者的种种言行来看，他们中的主要决策者存在着夸大威胁、有偏见选择证据的情况从而走向偏执反应的情况。郝建用自己在戒严后站在街头垃圾桶带领群众呼喊的“人大开会、罢免李鹏”的口号以及胡绩伟等人联合签名要求召开人大紧急会议来说明当时多数运动参与者都具有在现行宪法内部行事的理性态度。同时，郝建也论述了受迫害妄想心态在中国百姓中的表现。
他认为，这种心态是被中国百姓接受、复制并与统治者共同再生产的。而在六四之后，过分夸大执政者的能力，过分夸大执政者的非理性状况更加成为中国百姓的普遍心理氛围，这是在某种程度上妖魔化执政者。郝建认为，夸大威胁的心理、敌对思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文明世界的伤害，每一个集团、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
发言结束时郝建强调：由于中国执政者在历史和今天都有使用暴力、相信暴力威胁的行为和思维，由于他们在中国社会中一直握有极大的、垄断性的资源和权力，故而执政者对于消除这种受迫害心理负有“从我做起”、给出第一推动力的责任。
我在戒严令颁布后，曾有几次与香港学生代表林耀强、李兰菊交往。大概是5月24日左右，我和吾尔开希在北京饭店与林耀强、李兰菊初次相识。那天，林耀强和李兰菊是代表香港大学生向北京大学生通报香港市民及大学生声援北京学运的情。
林耀强，年龄比我小一些，个子较高，人清瘦，白白净净，说话有条理，人亦冷静。李兰菊，年龄好像和我差不多，和柴玲差不多高，也偏瘦，漂亮。他们俩见吾尔开希和我时，脸上略显疲倦。林耀强告诉我们，他们刚从广场回来不久。原来他们整晚都和坚守广场的同学们在一起。
那天和林耀强、李兰菊的交流，记忆中谈及的就是运动将如何结束，广场上已显混乱的局面如何控制并改善，还有香港市民捐赠的大批帐篷如何分发等。林耀强、李兰菊分析问题的理性、处理事务的条理，令我敬佩。他们的理性分析，表明他们和他们代表的香港同学，不仅用行动积极参与民运，而且还以理性的思维影响学运。
他们讲述了广场上日日夜夜的体验，那是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切感受。也是在那一天，因为大家聊得多、谈得久，林耀强提议就在北京饭店吃个便餐。这顿便餐，四菜一汤，吃饭者8至10人，谁想到就在我们埋头填肚的时候，远处会有监视的摄录机。这一幕后来就成了那个著名说法的画面：画面是模糊的一桌人吃饭（毕竟不是公开的拍摄，只能偷拍，因而模糊），画外音是：广场上的同学在绝食，而吾尔开希们却在大吃大喝！可不知出于何故，那画面上的日期——5月24日，却没有被删走。问题是，广场上的绝食抗议是5月13日开始，19日结束，5月24日的广场上没有一个人绝食，喉舌的声音就是公然造假。
话说回来，不要说林耀强、李兰菊不能完全理解当时的形势，就是我这样从一开始就积极投身运动的人，虽然知道其时需要理性的力量来影响运动的走向，可是，这毕竟是一场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在这片已经40年不允许民自主参政的土地里，如何将一场自发运动转化为真正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的政治行动，实际上难于登天。正如我们当时一致认为的：我们努力了，我们坚持了，我们做了，只能这样。
林耀强、李兰菊们一直在努力，直到5月底或者6月初（时间久了，记不清楚日期），他们又找我，那次林耀强和我谈到如何将有影响力的学运积极分子（我从不认为这场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有什?学运领袖）召集在一起，认真研究形势，真正制订可行的运动方案，以保证运动和平结束的问题。但谁会想到，仅仅几天后，坦克和机枪给这场历时近两月，涉及大部分中国人的爱国民主运动一个血腥的答案！
去年，我有机会踏足香港，终于和林耀强见面。两个近20年没见面的朋友拥抱，20年了，无辜的冤魂还没有可以安息的墓地，刽子手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真相还没有大白于天下，人们追求宪政制度的努力还在遭受强力压制……而林耀强和我的相见，只一句“头发已经白了”，就把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追求公理和正义的艰辛努力，道尽了。
李兰菊在美国，虽有几次电话联络，但20年没见过这位干练、利落的女生了。她现在生活得好吗？几年前她曾回到香港，也曾给我打来电话，说想过境来看看我，但她终于没能入境，我们已20年没见面了。
我们何时才能见面？我坚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像刘晓波博士那样，不怕囚禁，和平推动中国走向宪政自由，我们这些老朋友就一定会在中国土地上拥抱、握手……
注：作者为21名被通缉学运领袖之一，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3年，现于内地生活；文章经编辑删节
余英时作序誉为“六四学运的最可信、同时也最详尽的一部记载”
抵抗遗忘的见证录 揭橥真相的命运书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5月13日於香港出版
20年前（1989）的5月13日，北京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发起绝食，要求民主、要求对话的和平请愿运动进入新阶段，全世界为之心悬、为之心系；学运却终因当局拒绝民主、拒绝对话并出动军队血腥镇压而酿成“六四”悲剧。
20年后，当年学运灵魂人物之一、绝食团和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封从德写出新着《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5月13日於香港由晨钟书局出版、田园书屋发行，藉以纪念“六四”20周年。全书600页，配有近70幅珍贵的历史照片，有不少是首次披露与读者见面。
余英时（着名历史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严家祺（“六四”流亡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作者）、陈小雅（北京学者、《八九民运史》作者）及封从德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学运战友熊焱、常劲为此书慨然作序，倾情推荐.
这部历经十八年最终整理而成的日记体着作，是1989年以来唯一一部完整、准确记录八九学运从4月15日到6月4日、从北大到天安门广场，学运核心人物、重大事件、关键内幕及学运组织高层决策与争议全过程的现场亲历、见証、回忆与考释。它在1990-1991年初稿基础上删订而成，记述了作者当时的完整经历：从最初参与组建北大筹委会始，到当选北高联主席及任广场副总指挥，直到六四淩晨主持广场撤离表决的等一幕幕自激情开场到悲壮落幕的感人历史。
读者可从中暸解到：北大筹委会在运动中的关键作用；柴玲曾如何接触邓小平寻求妥协；北大校长如何支援学运组织的校园民主计画：“明星”如何与组织脱节；学运组织如何未能阻止“明星”发起的个人绝食；绝食后广场上的决策内情；学生为何从广场撤不下来：“黑手”们的真实表现；六四淩晨天安门广场清场及学生最后撤离的实况等等。作者还回忆了1987年元旦第一次卷入学潮在天安门广场被捕的经历.由於作者封从德始终处於北京学运发端乃至天安门广场学运高峰期的第一线和第一时间，他的经历和观察与当时的许多媒体报道相比，有其特殊的亲历性及客观性，但也同时更富於争议性，给20年之后的整个社会再来重新认识“六四”、了解“六四”、反思“六四”、纪念“六四”，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思考路向，很具启发和省思意义.
着名历史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在该书序言中认为“（封从德）这部《日记》确是关於六四学运的最可信、同时也最详尽的一部记载.”
着名政治学学者严家祺在他的序中强调： “（《六四日记》）这本书用大量的事实推翻了今天北京仍然坚持的‘动乱、暴乱’的不实之辞.我相信，‘六四大屠杀’的真相一定会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得到揭露，中国大地上一定能够重新恢复正义.”
当代学者、《八九民运史》作者陈小雅则称：“（这部《六四日记》）用一种散文的优美，承载了作者诚实的记忆、良心的反省且充满人性发见。通过这部作品，读者可以在前所未有的领域内——无论高尚与卑微，奋发与无奈，希冀与苟且，权变与坚持，愚昧与贤明——窥见当日学运与天安门广场的真实状况。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的复原中，作者使自己的作品，进入了永恒的行列……”
封从德，1966年生，四川人，1982-1989年在北京大学就读，八九学运中当选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常委、北高联主席，及任绝食团和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六四”后曾与当时的妻子、同为天安门学运领袖的柴玲在国内逃亡十个月，感悟传统文化价值；出国后他转入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历史系深造，先后於1996年、2003年获宗教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2005-2008年在纽约“中国人权”工作；2001年起创办并主持“六四档案”网站。现任中国真相基金会主席、民主教育基金会和“人道中国”理事。目前客居美国旧金山。
（供稿：晨钟书局）
如此的傲慢，认为窃来的权力可以改变事实，改变他人的意志。如此的脆弱，认为一个不同的声音，可能摧毁千军万马。
因为他们不相信，当人们真正有权利投出自己的一票时，这一票还会写上他们的不光彩的名字。
他们已经对自己绝望，不希望人们的声音被听到，不让人们彼此听到、知道，另一个和人们一样的存在。
你可以想但不能说，你的思想没有他人知道，痛苦和绝望仅仅是属于你自己，无法构成威胁。当然，你最好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才会更安全，更和谐。
这是可行的吗？当然。如果你无法改善自己的现实，就只能依靠毁坏别人的现实来维持平衡。如果我们不知道三鹿，不知道瓮安，陇南、西藏，北川，我们当然是可 以平静许多。假如我们不了解世界，世界就要小许多。不知地球是圆的，我们就会对路途绝望。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光源，油灯就够亮了。我们不懂得我们的权 利，就会相信救星，死是理所应当，活着就要感恩，央视不是下流的，这一切都不是罪恶。如果知道了，就会想象世界还可以是另一个样子，不一定一定就是坏人才 能得势。
想一想这一切你都不知道，剩下的世界就会是这样的，是他人愿意告诉你的样子。这样就是把你卖了，你也不会有痛苦，没准真还帮着点钱呢。你的无知你的沉默， 已经构成了你生活安全的代价，构成了你可以存在重要理由，这就是你成为你的共和国维持现状的成本，为了伟大慈祥的母亲，为什么不呢。
如果不能看到，听到，你压根就不知道。即使你知道了，不能说出，说出来你就会消失。痛苦，快乐，郁闷都无所谓，没有想象没有同情，没有改变的愿望和可能， 你只是一个绝对的承受者、一个优秀的现代奴隶。你不会过问这是什么样的世界，这不就是你需要的吗。你能吃能喝，生儿育女，守法纳税。养着一群视你为屁民的 人，他们的主要的工作是把你的财富贪污挥霍的同时对你们严加保密，用误导维持你的不幸。因为你的不幸就是他人的万幸，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你最好也不知道。
没有自己的声音，信息交流的自由，就没有人民或是工人阶级的存在，就没有人类的共同利益，没有你的存在。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社会变革，社会变革的第一步，就是重新获得言论自由的权力。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是黑的看不见底的，黑到哪儿哪看上去都是明亮的。
（一）：说我是黑手 邓小平镇压
－悲剧终发生 全世界震惊－
邓：快刀斩乱麻化解形势
学生抗议的初期，事件都是与悼念（前总书记）胡耀邦有关。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逝世。宣布广播後，部份大学生自发悼念，不久上街活动，参加者数目越来越多。悼念会结束後，我提出三点意见：第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要让他们复课；第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丶多管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寻求不同意见。第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参与打丶砸丶抢丶烧丶冲五种行为的人应依法惩处。
当时（国务院总理）李鹏和所有政治局常委，都接纳我的建议。我之後听到李鹏向邓小平报告这三点，他也表示同意。那时政治局常委没有不同意见，至少没有公开提，只是李鹏4月19日突然打电话来说：“学生想冲入新华门了，为什么没有对应行动？”
我在4月19日见邓小平，讨论访问朝鲜的事，跟他谈到学生示威，我对他提出处理局势的意见。当时邓小平表示支持我，但之後情况奇怪地转变。
在我离开北京後（4月23日）的第二晚，李鹏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大力报告学生示威情况严重，他们没有理会学生示威已降温的事实，他们谴责少数学生的极端意见，特别是针对邓小平的话。他们将示威说成是反党和针对邓小平个人。
4.26社论跟人民意愿矛盾
4月25日，李鹏和（国家主席）杨尚昆向邓小平报告政治局常委会议，邓小平一直倾向强硬处理学生示威，因为他认为示威妨害稳定。听了他们报告後，邓小平立即同意将学生示威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提出尽快化解形势，要“快刀斩乱麻”。
邓小平的讨论原本是内部事务，李鹏却决定将他的讲话内容发放给各级党干部，并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又称4.26社论）引述他们的说法。4.26社论令对立升级，学生上街人数大增，也令各个政府部门丶组织和其他政党不满。
我4月30日从朝鲜回来後，从各方面搜集资料，评估形势後，我更强烈相信学生示威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同情，4.26社论和中央委员会处理示威的手法，跟人民的意愿矛盾。我也觉得如果学生示威能以民主和法治的原则化解，透过对话和淡化矛盾化解，这可能会推动中国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不过，问题的关键在於邓小平本人，他拒绝放宽他的立场的话，我就无法改变强硬派的态度，他们不改变立场，政治局常委会就难执行淡化矛盾和开放对话的原则。
邓一锤定音派军队进京
我在5月4日对亚洲开发银行代表团的讲话，表达了需要以冷静丶合理丶克制丶有秩序丶根据民主和法治的原则，去化解问题。不过李鹏集团的人主动尝试去阻止丶拖延丶甚至搞破坏，5.4讲话提出对话和淡化矛盾的原则，无法落实。学生对跟政府对话不再抱任何幻想，发起大型游行和绝食。
在5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邓小平一锤定音。他说：“形势发展证实4.26社论的判断是正确的。学生游行无法消退是党内部的问题，那就是赵紫阳的5.4讲话。现在要避免局势失控，已无路可退，决定就是军队开进北京戒严。”
山西省晋城市原北岩煤矿退休职工近日反映：美国亚美大陆煤炭有限公司仅投资3000万美元（即使按当时价格合人民币也只有两亿多），就拥有了价值近百亿元人民币的国有煤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的控股权和经营权，外方在与中方合作、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诸多违法违规问题。
亚美大宁由亚美煤炭、山西兰花科创股份有限公司和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晋城分公司在2000年共同出资组建。按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从事煤炭开采，其煤炭生产许可证应由国家级煤炭生产管理部门发放，但亚美大宁的该许可证却是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发放的。
记者在亚美大宁生产报表上看到，该矿今年3月产煤超产近70%.据了解，敢超产这么多，要么破坏了监控设备，要么和监管人员串通一气，如此超产隐患重重。但晋城市多个相关部门和阳城县政府竟无一对其违法行为采取任何措施。
据悉，1999年，晋城市政府赴美国招商。亚美煤炭用虚假资料，最终仅出了不到22%的资金，却拥有56%的合作公司股权。去年6月，新加坡万浦公司以约4.3亿美元收购了亚美香港公司78%的股权，成为亚美大宁的实际控制人。新加坡万浦是泰国万浦集团公司用以海外投资的全资子公司，亚美香港由亚美煤炭2007年在香港注册成立。2007年12月，亚美大宁煤矿刚投产不久，外方决定将持有的合作公司56%股权全部转让给亚美香港，变相出售我国矿产资源，获利近30亿元人民币，却一分钱的税都不交。
据分析，外方将所有的合作公司股权转让给刚刚成立、并无实际业务经营的境外子公司，是为了规避兰花公司作为合作公司股东在其转让股权过程中应享有的优先购买权，逃避审批、监管。此举应属无效行为。
我向王任重解释，拒绝接受邓小平对学运的回应，是因为同邓在学运性质和镇压後果上有不同意见。我说：“我认为我要对历史负责。我拒绝当一个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外出打高球江泽民忧心
这段被调查时间，我的行动自由一直被剥夺，我指出软禁我是蔑视法律，1990年我三次去信江泽民（时任中共总书记）丶李鹏和政治局常委，要求终止调查和软禁，恢复我的自由，但信件石沉大海，他们没有回应我。
1990年10月亚运会举行前，我决定出去打高尔夫球，安全部门听到消息後，要求我的秘书阻止我出去，我说他们没有法律理据阻我出去。他们叫司机不要送我，我说那我就乘公车去吧。最後安全部门让我外出，却由公安车护送。
外国媒体知道了我打高尔夫的消息後大肆报道，江泽民和李鹏忧心忡忡，责怪安全部门批准我外出。之後，当局口头通知我，在调查期间我不准外出。政治局委员乔石後来对我说，要我顾全大局，说我的情况很敏感，叫我不要做出任何损害稳定的事。
1990年6月21日，王任重把调查报告草稿交给我，列出30项证明我“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事实与证据”。
－谣言中伤我以权谋私－
改革不能避免物价
第13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国内外备受好评，也令全国人民充满希望。1987年的经济比往年为佳，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有迹象显示会继续平稳发展。假如我们依照过去几年成功经验，继续有关措施和政策，1988年会持续改善。可惜事情并非这样。取而代之的是，好的变成坏的，到最後情况相当糟。
物价飙升是1988年的逼切问题，这是改革过程中不能避免的。1988年首季物价续升，特别是食品价格，原因是前几年农产品产量一般。我们的方法也有问题，因为我们没按市场守则。谷物价格提升了，但肉类和蛋类没升，导致短缺。我们考虑几年内提升物价至正确水平，同时提高工资，但事後看来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虽然双重定价制度制造了许多磨擦和贪污的机会，但亦为经济带来活力。我们明白价格改革至关重要。但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必须循序渐进。8月份，我们在北戴河讨论价格改革，立即有报章报道会有加价。我们忽略了储蓄的问题。这本是常识，但我们当时欠缺经验。民众开始恐慌，涌到银行提款和抢购货品，引致短缺，令经济情况看来似乎变坏。但事实并非如此，主要问题是心理因素。另一问题是对价格改革的不当报道。後来，当存储价值保证措施推出後，存款就回升了，情况迅速稳定下来。这证明经济并没重大问题。
姚从来不说不含糊的话，这次他却很清楚直接，显得无畏。他和李鹏背後，一定有人支持。
还有谣言中伤我和家人。有人说我的子女以权谋私：卖彩电丶汽车等赚钱。这些全是捏造的谎言。後来我下台，他们急急展开调查，但什么都查不到。
以前我鲜有这类谣言，为何在1988年下半年突然冒出？这不是意外，而是抹黑我的阴谋，要破坏我的改革派形象。
邓对我的态度变了
1987年前我任总理，主要负责经济，不多参与政治。我比较慎言，胡耀邦却不同，他在意识形态上较自由。党内保守派主要针对他。他们觉得我相对中立。
我当上代理总书记後，首先处理的是反自由化运动。他们列出名单，要批评这个那个。我不喜欢这种文革般的行为，加以阻止。结果六四事件後我为此被批评。
还有几个件令左派特别不满我，包括令邓力群丢了中央委员工作；左派结论是我“比胡耀邦更胡耀邦”。
“调整和重组”提出後，他们认为我毁了经济政策和改革，於是散播不利我的谣言，展开“倒赵”运动。
六四前，邓一直支持我。但六四事件後情况改变了。因为我和邓对於如何处理学生示威的方法意见不一。邓对我的态度变了，反对我的元老终於得到邓的同意，他们一起决定要让我下台。
－邓小平要免去胡耀邦－
他最後不信胡耀邦了
胡耀邦在1987年1月被迫辞职，其中一个说法是邓小平受党内元老压力，要弃胡保赵，但我不认为这是真正原因，当然不少人曾在邓小平面前历数胡耀邦的不是，但邓小平放弃胡耀邦，并非被人误导或受压而作出妥协，而是他对胡的态度逐渐改变，到最後不再信任他。
由1980至86年，邓胡的分歧逐渐扩大，其中我特别要提反精神污染运动，我认为胡处理此事的手法，深化了两人的冲突，邓支持这场运动，但耀邦一直有所保留，希望平息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减少国际舆论的负面影响，他曾说过“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并不恰当。
1984年6月28日，邓单独向胡启立说，指耀邦未能坚守四个基本原则。1985年7月，邓小平指出真正问题是自由化趋势不断滋长，我认为鉴於邓多次强调这问题，书记处有需要召开会议以作回应，我向耀邦提出建议，但他只说要到新疆，未有慎重看待。
1986年9月，共产党12届六中全会上，大家提出要在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中，加入反自由化字眼，耀邦对此未有明确回应，但之後邓小平非常认真地说：“我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比任何人都多，我们不单现在要提，未来十年二十年也要继续提。”
由於会议由耀邦主持，他模棱两可的立场令邓在最後关头介入，他明显是对胡耀邦不满。但其实在这事件前，邓已打定主意要除去耀邦，他已计划在第十三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重组领导层，平稳过渡。
胡见陆铿令邓小平愤怒
耀邦接受香港记者陆铿访问，也影响了邓胡二人的关系，邓认为耀邦在此事上非常不恰当，陆铿贬低了我们的国内和国外政策，他感到很愤怒。
耀邦在1987年请辞，但早在1986年夏天，邓已打定主意除去他。
1986年12月，多个城市爆发学生示威，在上海，有示威者更冲击政府大楼，邓小平对此大为震惊，他召集大家到他家开会，指学生示威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後果。其实邓是要将这责任推给耀邦。
1月4日，我收到通知到邓的家中开会，他向我们展示一封信，是耀邦的辞职信，信中他提及自己的警惕性不足，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未能确切执行四个基本原则和反自由化运动，令自由化泛滥。其後邓表示要以软方法处理耀邦的辞职，务求将影响减至最低。1月16日，我获委任为代总书记，但我表明我不适合担任此职，希望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当时也有舆论指我曾写信给邓小平中伤耀邦，有人甚至指促请邓小平除去他，这绝对不是事实，1984年我曾写过一封信，提到如何改善中央领导层体制，完全与耀邦无关。
首先我要谈谈在耀邦1987年辞职後发生的反自由化运动，我在1987年的行动分为两阶段，1至4月，我要在全国推行反自由化运动；第二阶段是由5月至十三大展开（10月），在这期间，我要重新强调改革，尝试避免左倾。
而在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丶耀邦辞职後，正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
『而我如何顶得住这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丶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反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很大，想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严肃处理，王震等也是如此，邓力群丶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於死地，在这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少伤害人，保护一些人，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
一开始，在制订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错的人作出严格的规定。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丶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
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和其他场合还讲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指出包括有这样或那样片面错误观点的人都要团结。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热心改革开放，而讲了些过的话，出格的话。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後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人。
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於认识上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
在1987年筹备十三大有两大重要事情，一个是草拟政治报告，另一个是填补领导层空缺，当我开始草拟政治报告。早在5月21日，我去信邓小平，提议在政治报告中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系统地涵盖理论丶原则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作，此外还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报告很快获邓的批准，并说大纲很棒。
走国情社会主义救中国
这些年来，改革证明是正确和必须，也证明了推行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窒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力，这是左倾错误。我们只要采取适当政策和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才能救中国。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
因地缘战略、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等诸多因素影响，大陆与台湾统一是中国崛起的必由之路。用国际关系学者张文木的话说，”统一台湾是世界发给中国参与世界事物的第一张资格认证书。”以大中华民族主义为主要意识形态工具的大陆执政党，不仅把统一台湾的口号时刻挂在嘴边，而且用《反分裂国家法》和导弹部署给台独势力划出最后的底线。
像李光耀使新加坡独立而成为”新加坡之父”一样，梦想从”台湾之子”升格为”台湾之父”的陈水扁，上台后分裂动作不断，导致海峡局势警报频频。马英九上台后，台湾局势暂趋平缓。马英九祖籍湖南，此地素有”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传统。湖湘文化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一脉。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马英九，认同大中华的价值观，中国统一同样是他的文化情结和民族情结。因为有”大中华”这个公约数，不仅两岸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日益深广，而且两个执政党之间的官方交流欲望也越来越强烈。
但不可忽视的是，马英九也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西方价值观已融入了他的血液。而且，作为台湾民主化进程的亲历者，民主自由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和身体力行的准则。因此可以说，马英九在精神和气质上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混血儿。在他的身上同时包含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双重价值。他一方面认同中国统一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又为台湾与大陆统一划定前提，即大陆民主化。
这并不是马英九个人的一厢情愿。他是被民众推上历史主席台的。59%的得票率说明了马英九在台湾的广泛民意基础。但这不是台湾民众不满意陈水扁的腐败和无能，而因马英九素有”不粘锅”美誉那么简单。马英九甫任国民党主席，就提出了”民主统一”的口号；在台湾大选的过程中，他多次强调对自由和民主价值的认同。这既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也是出于拉选票的策略选择。
历经蒋介石的专制统治、蒋经国的威权统治，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当前台湾主流社会已认同自由和民主的普世价值。与自由和民主拉开距离，就是自绝于台湾民众。而且，陈水扁等民进党一帮人就是在反对蒋经国的威权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中积累政治资本的，从而在2000年和2004年两次赢得大选。而马英九的强劲对手谢长廷，就是当年民进党”美丽岛政团”的主将之一。马英九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强调，是为了弱化专制国民党在历史上带给他的政治负资产，从而迎合台湾民众的民主意识。即使是在当选后的就职演说中，他也不忘强调”我们获得了’台湾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的赞誉，值得所有台湾人引以为傲。”
在民进党人身上，既有自由主义的西方价值观，也有族群主义的台独意识。通过8年的治理，陈水扁当局的腐败与无能，渐渐消解了民进党在威权时代积累的政治声望。他们不断制造台海危机的台独政策，尤其让渴望和平的台湾民众深感不安。当年，台湾人抛弃国民党，是抛弃它的专制和腐败；选择民进党，是选择它的民主预期。现在，台湾人抛弃民进党，是抛弃它的腐败、无能和台独意识；选择国民党，除了选择和平的两岸政策外，还有它的民主理念。国民党经过多次改革和人事上的更新换代，昔日的专制政党已经蝶变为民主政党。台湾人要的是和平与民主二者兼得。因此，马英九为两岸统一划定的前提——大陆民主化，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台湾人接受统一的底线。
国土统一的方式无非就是武力与和平两种。对海峡两岸而言，武力统一台湾是最得不偿失的下下策。一方面，战争不仅使两岸近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成就化为灰烬，双方在物质上遭受巨大损失，而且会加深两岸同胞的心理隔阂，甚至是制造新的仇恨，为台独意识培育温床，只会使台湾离大陆愈来愈远。而且，美国在台湾地区存在重大地缘战略利益，如果台海燃起战火，它很可能不会袖手旁观。美国强大的国力和军力使台海纷争增加更多变数。台海战争也因美国的参与导致中美两个大国直接对阵而变得错综复杂。这将从根本上影响到今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战略格局的重新调整。这对还处在韬光养晦时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参与世界事务的中国来说，是最忌讳和最不愿看到的。
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战略考量，大陆执政党的两岸政策选择了和平统一。这无疑是明智之举。像男女恋爱一样，既然不能强拉硬扯，就只能靠自身的吸引力。政治实体最大的吸引力无疑是政治制度优势。或者说在同等先进的政治制度条件下，在文化和经济上保持强大的吸引力。但在政治制度层面，大陆落后于台湾：台湾已与世界潮流和普世价值接轨，实现了政党轮换和民选领导人；而大陆仍然没有走出”打江山、坐江山”和”指定接班人”的传统政治窠臼。已经接受民主洗礼的台湾人，一方面对大陆的经济潜力有极大兴趣，另一方面却对大陆在政治上保持相当高的警惕，他们担心两岸统一会消解来之不易的民主福利。
其实，胸怀中国统一情结的马英九，不仅争分夺秒地加强与大陆的交流与合作，也在带领台湾与大陆争分夺秒地竞赛。他一方面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又为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而动作不断，如最近的谋求”温和入联”.但这与陈水扁谋求台独有本质区别。马英九是在谋求加大台湾与大陆谈判的权重和筹码，也是在为中国统一后自己的政治地位而作准备。他是在为当选民主大中国的第一任民选总统而未雨绸缪。马英九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施政重点，是要让台湾人看到他的能力和政绩，从而顺利实现连任。倘若马英九连任如愿以偿，他在第二任期内必将加强与大陆的政治对话，甚至是推动进行实质性的政治谈判。
和平统一中国不仅是大陆执政党和广大民众的政治诉求，也是以马英九为代表的部分台湾人的心愿。在今后八年时间里，台海局势很可能保持相对平稳，正是大陆执政党排除干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缩小与台湾体制差距，增强软实力和向心力的黄金时期。如果能好好把握这个契机，台湾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
杭州飙车惨案已经是沸沸扬扬，在5月14日，杭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向社会公布：“根据鉴定机构的《鉴定报告》，肇事车在事发路段的行车速度在84.1公里/小时～101.2公里/小时的范围内，且肇事车辆存在改装。”此外，杭州市公安局还发布消息称，嫌疑人胡斌目前仍羁押在看守所，网上传称胡斌已被释放纯属谣言。（5月15日广州日报）（相关新闻 杭州警方： 飙车案 肇事车时速最高达101公里）
杭州警方对飙车事件的态度在舆论的压力下曾出现了转变，这种转变让人感到欣慰，但是，他们是否真正准备对此事进行公正处理仍然难以定论。警方发言人所公布的上述鉴定结果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广大网民的强烈质疑，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胡斌在当时的车速绝对不可能只有84.1公里/小时，就算是认定为鉴定的上线101.2公里/小时，仍然难以让人信服。作家韩寒作为一名业余的赛车爱好者，以他的经验看，胡斌当时的车速起码有120码。
非常让人觉得惊异的是，鉴定机构的专家所得出的鉴定结果竟然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一位，这究竟是为了显示其鉴定水平的高超还是另有原因？笔者认为，既然鉴定结果的上下线有接近20码的距离，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完全没有必要，专家们倘若真想让人觉得其水平超凡脱俗，还不如得出一个精确的整数算了，不用这样让胡斌的车速在这两个数字之间徘徊。在笔者看来，杭州警方所请的鉴定专家也许玩了一个文字上的游戏，大概是碍于情面不方便如实相告，于是将鉴定结果倒了过来，试想，如果结果是148公里/小时～210.1公里/小时，这岂不是很符合大家的推断和期望吗？
鉴定车速的专家虽然不全是来自于杭州本地，但安排此次鉴定的仍然是对飙车事故难辞其咎的杭州警方，这样的鉴定在独立性上必然大打折扣。很多人原本对杭州警方的态度转变寄予期望，但从现在的情况看，这种期望再度化为了失望。网民对该鉴定结果再度出现了一边倒的反应，认为不可信，强烈要求成立网络鉴定代表团进行独立鉴定。
胡斌飙车的经历并非仅此一次，在此前，胡斌曾飙到过210码，按说，在当时他的驾驶执照就该被吊销，但事实上他却能逍遥法外。由此可见，胡斌和杭州警方在之前就已经有了很深的交情，否则的话，交警绝不会对他手下留情。如果杭州交警在当时能秉公办事，也就不至于有今天的惨剧发生。谭卓之死，杭州警方理当受到良心的谴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杭州市公安局的新闻发言在5月14日不仅公布了车速鉴定结果，而且公开辟“谣”，称“网上传称胡斌已被释放纯属谣言”。笔者对于这位发言人的辟“谣”颇不以为然，从网上的发言看，已经没有谁再怀疑胡斌现在被关押的处境，但是，飙车惨剧发生的起初，胡斌难道不是拥有自由之身吗？即使此事真如开始警方所言的一般性质的“交通肇事”，胡斌未被收押也不正常，胡斌能在5月8日上自己的QQ空间更新内容，难道还能在看守所进行不成？
依照《宪法》规定，公民依法享有批评公职机关的权利，网民对杭州警方的工作提出质疑是无可厚非和有其必要的。杭州警方动辄将网民的言论以“谣言”定性，是在将自己不断地推向民众的对立面。联想起前段时间杭州当局的网络实名制规定，不得不让人对杭州网民的命运感到担忧。
杭州警方所公布的鉴定结果势必再度引起民众的不满，如果不能重新鉴定和得出满意的结论，很多人的怒火将不会止息。杭州警方的当务之急就是让独立的鉴定团体进行重新鉴定，胡斌飙车既飚死了浙大才子谭卓，也飙出了广大民众的愤怒，希望杭州警方也不要在背离民意的道路上飙得太远！
前两天闹得沸沸扬扬的女服务员杀死官员一事，终于有了具体的下文。报载，具体是由是因为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时，强迫女服务员提供“特殊服务”。在争执中，三人中有人掏出钱来炫耀，并且两次把女服务员摁在沙发上。女服务员反抗之中掏出工作用的刀具反抗，结果三人被女服务员刺死一人、刀伤一人、吓呆一人。目前的进展是女服务员自首、公安机关调查并因为女服务员家人提到她有抑郁症而还在吃药，所以要做精神病鉴定。
一个镇政府的芝麻绿豆小官就能在那里横行霸道，甚至强要服务员提供“特殊服务”，而且拿出钱款炫耀，估计当地的吏治如何，大家都是心中有数了。鉴于没有其他可供佐证的材料，此事先看暂时不谈，只是希望有关部门从这个命案着手，说不定另外可以揭开一些什么东西。
但不谈不等于此事并无影响。您看，从任何头脑正常、稍懂法律常识的人眼中看来，这事情如果过程就是如此，正当防卫是题中应有之意。三个大男人围在一个女子身边，并且两次把该女人摁到沙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遭遇了反抗的话，出现任何情况也应该只有两个字的评价：活该。即使是证明这位女服务员是传说中的吕四娘转生，恐怕也扯不到防卫过当的罪名上去。
在这种情况下要给她做精神病鉴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很多网友的猜测都是这样：如果万一这个鉴定证明其精神不太正常的话，即使法院最终说什么防卫过当，也可以以此为理由而脱罪。这是当地公安机构未雨绸缪的一招儿。如果事情真是如此的话，上面所说的“镇政府的芝麻绿豆官员”的话头儿估计就能令人浮想联翩了。是什么样的地方，能够让公安机构事先埋下这样一个伏笔呢？是不是当地还有更多的东西在掩盖当中？
这也未必是过度想像。从这新闻中可以看到，在这里所谓“特殊服务”应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以至于当地的官员都可以随便享受这种服务，并且认为在这个他们消费的地方里所有人都应该提供这种服务，这就说明至少在当地这是半透明的事情，甚至是全透明的。很简单，从事这种行业的地方都是瞒上不瞒下，老百姓知道而官员不知道叫做半透明，如果“上面的”官员们都这么驾轻就熟的话，那就基本是全透明了。
一个非法行业全透明经营的地方，做些伏笔倒还真不能说是意外之事。只是事情已经如此明显，背后的法律逻辑已经如此清晰的情况下，要真是做了伏笔的话，未免让人觉得是一种悲哀了。这个悲哀之后，我们更应该感觉到某种寒意，这是理会到法律不能保护我们自己反抗权利的寒意。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我们就真成了釜上之鱼肉。
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某洗浴中心修脚师邓玉娇怒宰三个寻芳官员，从过程判断，这太符合刑法“正当防卫”构成要件，勿需太多评判。但将这女子不经司法鉴定即关进精神病院，再见当地司法和吏治的黑暗。
我想提示的是，这不是一个官员偷偷摸摸寻芳，而是三个官员集体、公开强奸一个女子。该起强奸未遂案之所以引起社会公愤，第一，三个官员强奸一女人；第二，破坏自由交易规则，即你情我愿，但邓玉娇不属此列；第三，卖淫合法性不容回避，中国城乡遍布色情场所，没人会否认，但法律禁止。我历来主张卖淫合法化。第三条不在本文讨论范畴，另文阐述。
这些官员如此嚣张流氓的底气来自哪里？进入一家洗浴中心，就敢把所有女人当成妓女。这洗浴中心可是一个公共场所，这些官员俨然把自己的生殖器当作了国家公器，想强奸哪个女子就强奸哪个。
这让普通民众不得不敬佩当今官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智慧，他们不但控制政经资源，还要通吃大小女人（非歧视女性，女官员包二爷也不少见。）
这家洗浴中心是否情色场所，不得而知，但邓玉娇用行为证明了她是良家女子。洗浴中心在他们的地盘上，这三位官员当然是门儿清，熟门熟路。设若这三位公仆去北京一家洗浴中心，还敢拉住一个服务员就霸王硬上弓么？给他们十个胆子也不敢。
有人说被杀的野三关镇政府招商协调办主任邓贵大只是一个芝麻官，我不大认同。在野三关镇他也算老大级人物。按照常识推断，在这个镇上没人不敢不给他面子。这让他很自负，但偏偏小镇上有个小女子不信邪。
该事件一方面投射权力流氓化，另一方面投射权力与金钱的交媾。这位女子很不简单，不像以前身体受到强迫的女子，以自杀保卫自己，更没有被金钱所利诱，而是直接用刀子反抗硬帮帮的官员。
在她或许不知道这三人的真实身份，只知道自己被钱敲头受辱、继而面临被强奸，自卫便成为本能反应。话说回来，三个男子在公共场合公然强奸一个良家女子，一般的罪犯没这胆，有钱的主儿也没这胆。只有地头蛇官员才无所顾忌。
官员管不住自己的大头，在今天社会不足为奇，他们管不住自己的小头，包二奶、三奶、迫下属为情人，也已稀松平常，见怪不怪。现在官商流行玩弄幼女、处女学生，他们自信制度赋予他们这些特权，这种“乱套”现象应该惊醒社会麻木者，说不定自己的女儿就落入淫官淫商之口。
看管好自家女儿。虎狼当道。
官员一般都很自信，他们都有在自己地盘上敢搞看中女人的胆气。看看那些贪污腐败败露的官员，哪个不乱搞身边的女人。16岁以上的女人，显然不能满足现在官员的公器，他们比试着、炫耀着搞学生幼女的数量，这是他们在寻找另外一种安全感，和消泄末日来临的恐惧。
不乱搞女人还是中国官员吗？很幼稚的问题。
官员的自信来自他们不怕，不怕法律、不怕老婆、不怕社会舆论。对他们来说，强奸的女人恐怕没有不顺从的，以为在赏赐小民，比皇帝还有底气，赏赐强奸还给人民币，他们在体恤人民呐。
这些官员对自己生殖器的魅力有足够的自信，愿意交易的女子不会少。既然官员把自己的家伙当作了权力公器的一部分，突破了所有为政为人的边界；既然他们自信过度、忘记了还有不怕权不爱钱、视尊严至高无上者，那么小女子持刀杀人便不单是个体意义，而是被赋予为民除害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的社会学意义。
每个善良的中国人，都应该记住这个敢于反抗的巾帼英雄邓玉娇，她不但应立刻获得无罪释放，还应该树立为民间学习榜样。我们也期待着当地司法机关弱智的瞒骗托词尽快出笼。
我们不鼓动以暴制暴，但当暴力不可避免时，就要勇敢地举起手中的刀。这是作为公民的天赋人权。
谢谢你，邓玉娇！
2009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