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的哀歌

“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都是贼。”

——这是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一篇小说的开头。我把这篇千把字的小说同时也看成是童话,或者,换言之,好童话都是现实主义小说,正如我读了开头这句话后,就会做贼心虚地怀疑卡尔维诺是不是在说我所在的地方———虽然窃取着别人的东西,但因为有各种律法保障,所以不必为此承担任何责任,譬如没有查出三聚氰胺前的奶制品,没有查出添加剂前的各类食物,没有查出各种伤害人生命的“免检”产品等等。而且我坚信,仍然有很多很多拥有“免检”权的东西和制度,就在我身边大摇大摆地施行着。

因为每个人都从别人家偷东西,所以“该国贸易也就不可避免地是买方和卖方的双向欺骗。该国政府也是个向臣民行窃的犯罪机构,而臣民也仅对欺骗政府感兴趣。”多么可悲,一个人人都是贼的国家!我读着,悲叹道。然而,当我从某种道德感的衡量中得出悲哀的结论,定神后才发现,事实上,在卡尔维诺笔下,这个国家的人们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互相偷窃,互不指责,互不亏欠,相互满意,相安无事。没有谁要站出来破坏这里的和谐安定,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这一“偷盗社会”的受益者。这种美妙的情形一直维持到那个孤零零的诚实人的到来,很快,一切全改变了。

“黑羊”,是这篇小说的题目。在西方国家,一只黑羊在白色的羊群中是刺目扎眼的,或者说是不吉利的。一些辞典对“黑羊”的解释是:败家子。通常意义上,“黑羊”等同着中文里的“害群之马”。这只“黑羊”,就是那个不幸的诚实的人。自从他来到这个国家,看似坚不可摧的沿袭了多年的国家民众的习俗,便遭受到了致命的挑战,一个不偷盗的人开始威胁并破坏了全民做盗贼的规则。很快,盗贼国家开始了一系列的变化:贫富开始分化,出现了雇主和雇工,警察和监狱。当然,这个公然挑战庞大的公共伦理、公共道德的诚实的人,最后的下场唯有饿死。因为在这样残忍无情的畸形社会里,他不可能活下去,于是,卡尔维诺诚实地告诉我们:这是他唯一的结局。

在一个偷盗、抢劫、一切卑鄙言行都被视为合理的国家,稍有羞耻心的人就会像那只黑羊一样,虽然仅仅依靠诚实就能顶破那不堪一击的“盗贼规则”,同时却也意味着他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实话说,这篇文章使我惊出一身冷汗,不禁四下环顾,一方面清点着自己身上那属于“贼”的一部分,一方面搜寻着周围出没的贼影贼形。我无法不去忍着心中绝望的痛苦,无法不去咽下那苦涩的尴尬和悲哀,盖因我既不是一只令人尊敬的黑羊,也绝不愿意当麻木变态的羊群中一只寡廉鲜耻的白羊。所以,我经常忧心忡忡地给身边的大人、孩子们讲这个故事:

——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都是贼。……

谢谢北洋军阀

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中国人要谢谢北洋军阀。同样是“学生运动”,同样是在天安门广场盘踞不散,同样是游行示威,但五四运动硕果纍纍.北洋军阀不仅按照学生“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要求,惩办了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还顺从民意,拒签了《巴黎和约》。

没有秋后算账

谢谢北洋军阀,他们没有在“学生盘踞广场不散”、“游行示威不止”的情况下,纵兵杀戮。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们,怒打章宗祥,火烧曹汝霖居所,製造了火烧赵家楼。如此危急的时刻,北洋军阀所给予学生的镇压,也不过是逮捕了三十二名学生代表。五四运动唯一的“烈士”郭钦光,更是歷史的贗品。罗家伦口述的《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里记载:“……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间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的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郭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於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北洋军阀的枪口下,没有学生运动的寃魂,九十年前的旧时代军政府,在天安门广场,真正做到了“无一死亡”。谢谢北洋军阀,他们没有对学生运动秋后算账,没有枉法定罪,而是把“被捕学生”请出了牢房。五四运动一个月后,北洋军阀在当年的六月五日,就撤除了包围北大三院的军警。到了六月六日,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派代表,前往北大三院向学生道歉。而那些被拘禁在警察所和步兵衙门里面的学生,更是由北洋军阀预备了汽车和鞭炮,恭请“各位先生出狱”。

没有坐政治牢

北洋军阀的牢狱,没有禁錮学运学生,在九十年前北洋军阀的“罪恶统治”下,闹学潮的罗家伦、傅斯年、郑振鐸、闻一多等学生领袖,都没有“坐政治牢”。九十年前的北洋军阀,让中国人看到了,甚麼是政治雅量,甚麼是尊重民意,甚麼是民主未来。二十年前,同样是在天安门广场,同样是学生们“盘踞不散”,同样是游行示威,而“新中国”的“人民政府”,让世界看到了甚麼?谢谢北洋军阀,这个被今日当局目为“罪恶”的军政集团,毕竟给中国带来过一点光明与文明!

曹长青:中国人都是“熊猫”吗?

前一阵子从新华网上看到报导说,北京有警车开道,万人送行,百家媒体采访,但离开的不是国家领导人,而是八只“大熊猫”,从动物园去机场,乘飞机回老家四川。

这八只熊猫,是中共办奥运时,特地运到北京供外国运动员和游客观赏的,所以被称为“奥运熊猫”。这年头在中国,什麽东西跟奥运沾上边,就有特殊性。全球传递奥运火炬的中国运动员在巴黎被人权人士抗议,法国货在中国就被抵制,法商在中国办的企业“家乐福商店”等就被围攻。而几只动物,和奥运连到一起,就成为上百家媒体报导的中心,并享受万人送行、乘飞机返家的待遇,理由是它们为奥运做出了贡献。报导说,当局怕它们晕机,还特别准备了矿泉水,提供了加食∶嫩竹子、苹果、胡罗卜等。

在中国有那麽多失业下岗者需要帮助,那麽多农村的艾滋病人需要关注,那麽多因没有医疗费而被拒在医院门外的患者需要援救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却拿出这麽多人力、财力、精力,以及报纸版面、电视镜头,给几只动物。

●我三十岁才第一次吃到香蕉

上万人送行,这是多麽大的场面。这种政治高於一切的滑稽,让我想起少年时文革中亲身经历的同样荒唐∶

文革开始时,我是小学六年级学生,地处黑龙江一个偏远县城。对文革到底是怎麽回事,完全不清楚,只看到不断的批斗会、批判会,气氛火爆,成天像打架似的,而且经常真的大打出手。除了斗争,八亿中国人的全部娱乐就是八个样板戏,人人都会哼出几个曲调。

在那样政治气氛紧张,人们心情烦躁而亢奋的日子里,突然有一天大喇叭(全县城到处都是大喇叭,用它通知活动和进行政治动员等)说,要全城集合,到火车站迎接毛主席送给我们的芒果。

一打听,才知道芒果是一种水果。因为在东北那种寒冷之地,不要说芒果,连香蕉、菠萝(台湾称为凤梨)、苹果都几乎看不到。能吃到的水果,除了西瓜、香瓜,就是今天的蔬菜,什麽黄瓜、西红柿之类;而且只有夏天非常短的一段季节时间才有,很快就不知道何为水果了。我是三十岁到了中国的南方城市深圳之後,才第一次吃到香蕉。以前知道香蕉这个水果,是因为报上说,在台湾,老百姓靠吃香蕉皮过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那时就纳闷,台湾人吃香蕉皮,那香蕉瓤都到哪里去了呢?

●说芒果不好,就是反革命

小县城的十多万人,敲锣打鼓,聚集到火车站。在少年时代,火车站在我眼里是一个很刺激想像力的地方,因为从那里可以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它连接著外部,那边或许是一个不同的世界。由於从来没见过芒果,於是充满了想像。“果”这个词,让人想到所有好吃的水果。而“芒”字,字形和发声也都好像很帅,有锋芒,有 角,有光芒。当时在我的想像中,它一定是最好吃的水果。还幻想著,可能原来叫“王果”,被东北话给说成了“芒”。後来才知道,芒果真的被称为非洲水果之王。

那个迎接毛主席送芒果的场面,永远刻在了我少年记忆的深处。因为那天真是很特别,几万人,在那个尘土飞扬(当时全县还没有一条柏油马路)、拥挤、破烂的火车站前,欢声雷动地一次次高呼毛主席万岁,感激毛主席给了我们芒果。

其实这两筐芒果,是当时的刚果总统访问北京时,送给毛泽东的非洲特产。毛主席又把它送给了工人阶级。那时候中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现在可谓天壤之别,他们是“领导阶级”,共产党是这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今天想来,实在是滑稽,人家送你水果,你要再送人,只能送给哪个人,哪群人,怎麽能送给整个工人阶级呢?工人阶级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哪是具体的人呢?可当时全中国各地都在欢迎毛主席送的芒果,谁也不去想这种逻辑和常识问题,而且也不敢想、不敢质疑,一瞬间的不同想法,都被视为罪过,当时的口号是“狠斗私心一闪念”,一闪念都不行,你还敢“定格”吗?那等於是找死了。

後来看到有人回忆文革说,黑龙江建设兵团一个副连长在云南当过兵,驻地产芒果,他吃过,只因说了一句“芒果在当地也不是什麽好东西”,就被撤职,打成“反革命分子”。最近还看到一篇回忆文章说,四川一个乡下牙医,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送的芒果“像一个红薯没什麽看头”,就被逮捕,因不服,後来居然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枪毙了。

●全中国只有一个大脑

整个欢迎活动,进行了几个小时,那个运载毛主席芒果的火车终於进站了,於是锣鼓声更震耳欲聋,口号声更声嘶力竭,好像毛主席本人就要出现在眼前了。

可是当警车开道、几十个人抬出那两个大芒果时,我惊呆了,这哪是水果,分明是两个大塑胶模型而已,由於是塑胶的,轻飘飘、摇摇晃晃;而且那个芒果的颜色,好像也没有涂好,花里胡哨,更显得是假的。我当时的心情很失望,因为以为是“王果”的芒果,怎麽是这个样子?好像期待一个狮子,结果来的是一只老鼠。

但周围的人,那些大人们,好像根本没有我这种心思,他们跳呵,唱呵,高兴呵,流泪呵,感动得好像肚子里都塞满了芒果、王果,他们已经成“王”了。就这样折腾了差不多一整天,满街的尘土,满街的垃圾,满街的兴奋,最後是满街的疲惫不堪。全县十多万人,放弃了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家务,所有的个人时间,闹腾了一整天,为的是两只塑胶模型的芒果!这是我少年记忆中最荒唐的事件之一。

所以今天看到中国人又成千上万地出来,欢送几只熊猫,就感到像当年万众欢迎几个假芒果那样可笑,那样滑稽,那样不思议。当年的疯狂可想而知,因为那是一个多麽封闭的时代,全中国几亿人,只有一个大脑,就是毛主席指挥我前进。如果那个时候毛主席下令打台湾,解救吃香蕉皮的台湾同胞,可能中国人的尸体把台湾海峡填平了,还要向前冲。

●从芒果到熊猫,都比人重要

可今天,毕竟距离文革已经四十年了,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在物质层面。有次在网上看到我度过少年时代的那个县城,居然也有很多高楼大厦了,原来的那个迎接芒果的火车站,早就被现代化的建筑所取代。可是,从警车开道、万人送熊猫,百家媒体争相报导来看,中国人的群体狂热,还停留在四十年前迎芒果的阶段,没有多大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那个时候人们迷信的是毛的个人权威,而现在则是“国家民族”的所谓“国威”。奥运,就被视为提升中国地位形象的机会,於是几只动物,也由此身价百倍。而个人的命运,个体的价值,则被淹没在这种群体主义,民族主义狂热之中。

从芒果到熊猫,中国人还在被政治意识形态洗脑而不知。当年迎接芒果那种毛式共产主义不灵了,现在共产党玩的是熊猫、奥运、中国、民族这些可以煽动群体疯狂的概念。表像不同了,但实质是相同的,都是在群体的名义下,无视、践踏,甚至泯灭个人,於是才出现熊猫比人更重要的滑稽剧。

《赵紫阳录音回忆录》即将上市(摘录片段)

 

即将出版的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中文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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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录音回忆《改革历程》香港出版

书名︰  改革历程

作者︰  赵紫阳

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社(香港)

页数︰  384

版次︰  2009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978-988-17202-7-6

定价︰ $118(港元)

注︰英文版由美国西蒙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 Inc.)同时出版

《华盛顿邮报》今天的报道内容如下

(录音原声请听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world/interactives/zhao-ziyang-audio/2.html

赵紫阳录音片断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六四”悲剧三年后,我记下了这些材料,这场悲剧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人逃出国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审问。情况现在应当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

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 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 ”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 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上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学生们要和共**党作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 吗?学生不提物价问题,可见学生们知道物价问题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校?导噬弦?炊浴 穸 母铩?杉?皇钦庵智榭觥?

第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 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么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 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窜犯乘机闹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市民、学生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当 很清楚了。

以上几点,就是说明1987年中央领 导班子改组、耀邦辞职以后,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 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而我如何顶住这股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尽量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个 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反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 的人作出严肃处理。王震等其他几位老人也是如此。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尽量少伤害一 些人,保护一些人,即使没法避免也力求伤害得轻一些,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一开始,在制定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一些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 犯错误的人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 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和其他场合还讲了在思想 文化领域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指出包括有这样或那样片面错误观点的人都要团结。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又热心改革开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热心改革开放,而讲了些过头的话,出格的话。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 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后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人。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于认识上 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究竟应该给个什么说 法呢?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这两种说 法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必然会在理论上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乱。特别是这样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遭到夭 折,因此不能采取。我在1987年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 何回答。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 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 策。

也许有人会问,你过去在地方工作,怎么对经济改革发生兴趣?我认为中国经济必须改革,虽然那时我也看过 一些东欧经济改革的书,但出发点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里,开始也不是 很清楚。总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来北京后,我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明确地不是为了追求**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经济发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国找到一个如 何解决人们付出了劳动,而能得到相应的实惠的办法,这就是我的出发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3%就不得了了,而我们经常增长10%,但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至于怎样找到一条路子,我当时观念里没有什么模式,没有系统的主张。我就是希望经济效益好,有这一条很重要。出发点就是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实惠。为了这个目的,摸索来,摸索去,最后就找到了适合我们的办法,逐渐走出了一条路。

总之,当时有两部分,一个是计划体制外的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体制内的计划经济。我们一方面扩大计划外 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逐步缩小计划经济的比重。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情况下,势必是此消彼长。计划经济缩小减弱,市场经济就得到扩大和加强。当时市 场经济部分主要是农业、农副**品、轻纺工业、消费品工业,而属于生**资料生**的,基本上掌握在国营企业手里。一个消费品,一个生**资料,如果控制生**资料 生**的企业不削弱、不缩小,不分出一部分投入市场,新生长起来的那一部分市场经济就无法继续;如果生**资料生**的那一部分,一点也不允许自销,一点也不允 许进入市场——如果把小煤窑、小水泥也都统管起来的话——那新生长的市场经济将会因缺乏原材料而遭遇到极大的困难。所以十几年来对计划内经济体制的改革, 对国有企业机制的改革,尽管都没有触动根本,但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个意义上看,它起了不可忽视的良好作用。

当然将来哪一天也许会出现比议会民主制更好、更高级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基于这 一点就可以说,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 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顾虑很多,很多无名恐惧,给要做这些事的人带了 很多帽子。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与外国人的关系,总怕丧权辱国,怕自己吃亏,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常给他们讲这个道理:外国人 到中国投资,他们本来就很多顾虑,我们的政策这样不稳定,应该说有很多风险,要怕的应该是拿钱进来的外商,我们中国政府有什么可怕的呢?

高瑜茅于轼评赵紫阳自述

赵紫阳软禁期间秘密録制的自白录音带,中国资深传媒人高瑜认为,此録音带是留给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遗嘱,经历软禁,赵紫阳变成了宪政民主主义者。另外,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认同赵紫阳提出的议会民主政治,他认为自由平等的社会,才能推动巿场经济。(海蓝报道)

中国资深传媒人高瑜表示,据她所知,赵紫阳曾留下遗言,希望此録音带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发表,所以其家人在此刻推出这本回忆録。她个人认为,赵紫阳留下的録音价值很高,这是经过他系统思考,有意留下来的遗言。至于其好友宗凤鸣与他的探讨,而编成的另一本赵紫阳回忆録,都是宗凤鸣事后追忆,肯定没有此録音带表达得清楚。

高瑜表示,赵紫阳在六四刚下台时,他还是新权威主义者,但经历十五年软禁,他受尽一党专政的迫害,使他真正的觉醒,成为一个宪政民主主义者。

高瑜回想六四事件,她认为当时赵紫阳在推动政治改革路线,他提出来要在民主法治上解决学生问题,他不是光说,而且有实践,他认真考虑学生的诉求,而且在政治局、常委会糸统地研究过,所以被邓小平打倒。

高瑜又指,六四镇压,不只是一场学生运动,也是镇压党权力机关包括赵紫阳,所推动的政治改革路线。因此赵紫阳留下録音带作为他对后世的政治遗言。她说:这个英文稿出来了,我希望他能够尽快把它翻译成中文,因为赵紫阳所谈的问题,是他留给中国政治,实际上是他的政治考虑,他的政治见解,也是留给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遗嘱。

另外,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表示,就赵紫阳提倡议会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才会有健全和现代的巿场经挤,他个人也认同,因为好的巿场经挤国家,一定是民主法治国家,那些巿场经济搞得不太好的国家,他的民主法治有问题。他说:赵紫阳说的话,原因在什么地方,这个巿场经挤是平等自由人组成的经挤,没有民主,没有法治,就是人跟人不平等就是特权,这种巿场经挤是不好的巿场经挤,有的是贪污腐化。

对于赵紫阳对六四的言论,茅于轼表示,赵紫阳对中共当局对他的定论是不服气的,他提出这些问题,是想说到底谁是黑手,谁想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都是没有事实拫据的,很明显这是学生游行示威,六四是一场学生反对贪腐运动,中共为掩盖错误而镇压六四运动。

我们终于听到了赵紫阳关于六四的说法

 
图片:鲍彤接受访问时手持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照片,要求政府平反六四,弥补过去的错误。(2009年4月27日法新社)

在六四20周年到来之际,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出版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中央政改办主任鲍彤先生说,“赵紫阳留下了一套录音带。这是他的遗言。赵紫阳的遗言属于全体中国人。以文字形式公之于世是我的主张,事情由我主持,我对此负政治上的责任。

鲍彤先生,在赵紫阳录音回忆录的《导语》中还进一步指出︰“我不知道 在坦克和沖锋枪下伤亡同胞的数目。我国年年组织讨论日本侵略者杀死中国人的数目,从来没有谈论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杀死本国人民的数目。……党中央开了武力镇 压公民的先例。二十年来,历届领导上台,都照例必须像宣誓一般,作出肯定镇压的赞美。上行下效,省、市、县、乡、村,创造了多少起官员镇压公民的小天安门 事件?有人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有。”

五月十五日在香港出版的(265期)《动向》杂志开设【特辑:赵紫阳遗言】中文独家首发了赵紫阳录音的部分与六四相关的精彩内容:《“六四”问题应当是非常清楚了》、《不敢公开的审查报告:<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以及着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为赵紫阳录音回忆录英文版写的序言(鲍朴翻译)。同时,本期《动向》杂志封面“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也是首次公开的照片。

赵紫阳录音回忆录的问世,无疑是纪念六四20周年的一个重大事件。六四的屠城血案和赵紫的冤案,都是中共执政历史上耻辱的一页。

20年来,尽管在经历审查之后,原先强加在赵紫阳头上“分裂党”、“支持动乱”的罪名都无法成立,高层内部的《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 有关问题》(三十条)报告因为无法自圆其说,也从来没有公开;在这?长的时间里当局一直在处心积虑的刻意淡化:早已将六四的定性从原先的“反革命暴乱”改 为”八九春夏之交”的一场”风波”,再后来就变成更加中性的”六四事件”,同时还采用种种“冷处理”的手法,试图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彻底消除之。

但是, 中南海权贵仍然拒绝还赵紫阳清白,直到把赵紫阳幽禁至死,中共也不给他一个说法,完全彻底地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党员和公民的基本权利。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铜墙铁壁的一党专制也无法一手遮天。你不给赵紫阳一个说法,赵紫阳就给你一个说法,赵紫阳是用自己的生命给出了这个说法!

完整录音 还原历史

——赵紫阳录音回忆《改革历程》香港出版

书名︰  改革历程

作者︰  赵紫阳

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社(香港)

页数︰  384

版次︰  2009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978-988-17202-7-6

定价︰ $118(港元)

注︰英文版由美国西蒙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 Inc.)同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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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革的全过程,其中的甘苦与探索,合作与分歧,在本书中都有论述,这是我看到过的迄今最深入和最可靠的史料。”

——《导言》作者︰鲍彤

 

“如今的中国,赵紫阳是不允许存在的。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们为国?VΓ ρ 孔牛  患**萦谧罡咄持握摺5彼**歉 档恼**性缫鸦曳裳堂鸬氖焙颍 **堑挠 ** 迷冻?妫 苋司把觥**rdquo;

——《代后记》作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

 

 

全书目录

第一部分  1989年“六四”事件

一、八九学潮初起

二、4?26社论激化了矛盾

三、两种处理学潮方针尖锐对立

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

五、邓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质

六、宁愿下台也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

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

第二部分 非法幽禁与世隔绝

一、三年审查不了了之

二、非法幽禁岁月漫长

第三部分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

一、邓小平和陈云的不同主张

二、1981年进一步调整经济

三、开始对外开放

四、探索经济建设的新路子

五、我同耀邦在经济上的不同意见

六、计划与市场

七、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

八、经济过热、软着陆和治理整顿

九、扬长避短发展外贸

十、农村包**到户

十一、探索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十二、关于沿海发展战略的几种不同意见

十三、探索反腐败的道路

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

一、胡耀邦被迫辞职

二、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

三、说说胡乔木和邓力群

四、筹备党的十三大

第五部分 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

一、十三大后出现的好形势

二、市场抢购和银行挤兑的出现

三、治理整顿的负作用

四、闯物价改革关

五、改革开放遭受很大挫折

六、来自中央高层不和谐的声音

七、“倒赵风”的由来

第六部分 政治体制改革

一、邓小平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

二、政治体制改革阻力重重

三、胡耀邦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

四、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

李世华著《共用的墓碑》被查禁

江苏消息:
    
随着“六四”敏感期将近,国内对各种“敏感”书籍也加紧清缴。江苏省海州区近日以“扫黄打非”为名,清查《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家庭纪事》、《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MILK》(牛奶)等所谓违禁书刊。
    
《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家庭纪事》作者李世华是一个安徽农民的儿子。三年大饥荒期间,他家五口人在不到一个月内被饿死。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那个时代,揭露共产党统治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李世华:满纸荒唐事,一把辛酸泪

——写在《共用的墓碑》出版之际
    
    
    
    

李世华著《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家庭纪事》被查禁

    

 

 

 

 

 

 

《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封面
    
    
    
    《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明镜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是我的一本回忆录。
    
    一般只有大人物才写回忆录,或记载他们治国兴邦经天纬地的壮举,或记载他们艰苦创业兼济天下的伟绩。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一生从事的是平凡的中学教师的工作。但是,我经历了一个大时代,一个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荒唐时代。在这个噩梦般的大时代里,抚育我长大的几位长辈统统死于非命。人的经历是一份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一位富豪,拥有一笔财富,一笔巨大无比的财富,我有很多值得大书特书的东西。
    
    当我想把这段伤心往事告诉我的下一代时,他们就像听《天方夜谭》的故事一样,感到匪夷所思,他们无论如何不敢相信历史上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时,我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有责任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当我动员我的同时代的同命运者拿起笔来的时候,他们都以”往事不堪回首”为由,不愿意生生地揭开自己心灵的创口,宁可让这段历史淡出于我们的记忆。
    
    但这是怎样的一段历史啊?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到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二十年的时间里,在完全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半亿左右的中国人或成为冤魂,或成为饿殍,或死于刀枪棍棒,或被逼自尽……。这是一场空前的大劫难。尤令人感到可悲的是,在大饥荒中死去的几千万人中,绝大部分是农民。他们默默地屈辱地死去了,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留下,他们没有代言人,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极少有人知道这庞大的”非正常死亡”数字,更少有人知道其中的惨绝人寰的事实。作为一个幸存于大饥荒的农民儿子,我感到有责任为他们代言,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
    
    中国人不是喜欢自卑自虐的民族。历史上,很多国家和政府犯了很多的罪,如德国法西斯的大屠杀,美国的种族歧视等,但这些民主国家都在为过去犯下的罪行承认历史,反思,道歉并祈求原谅。当我们要求日本对自己的历史进行审查的同时,也应该对一九四九年后的所有中国历史进行审查,因为我们掩盖了太多的历史真相,总把光辉的一面呈现给大众,而对丑陋却真实的一面遮遮掩掩。
    
    没有勇气面对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诚如一位学者在题为《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场浩劫》的文章中所说:”对于重大公共灾难的参与者而言,当绝大多数个人不愿面对历史真相之时,沉默或说谎的代价将被转嫁给整个社会,这种负面代价的持续积累就是在积累社会危机,并把这种危机一代一代地转嫁下去:一代代继续说谎,直到谎言彻底腐蚀了一切,中国人再不知道何为个人诚实和何为历史真相,从而一次次或滥用或错过或放弃历史的机遇。……历史真相无法还原,教训无从总结;现实改革无法走上健康之路,沉重的历史欠债让中国的未来不堪重负。”《饿鬼》的作者贾斯柏。贝克(Jasper Becker)说:”在中国要为大饥荒的受难者树立一座纪念碑”,巴金曾提议为文化大革命建一座博物馆。我们何尝不应该为每一次政治运动如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反右倾等等,……都建一座博物馆并为其中的受难者树立一座纪念碑?
    
    二〇〇三年的七月,我退了休。农历十月一日,我在祖父、父母和叔父母的墓前立了一块碑,我在碑文中写道:”家悲国哀,凝成此碑,以祭先祖并昭示后人。”我的家史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而已,我相继逝去的七位亲人不过是沧海中之一粟,我的家庭也不过是千千万万个农民家庭的代表。层层的痛苦在我的内心与日俱增地叠压着,积淀着,吞噬着我的心,历史的沉重感使我感到痛苦,有时甚至使我感到窒息。二〇〇六年八月,我提起笔开始写这本回忆录。我明知道这是一种身心俱损的劳动,但我总有一种使命感:我要抢救这一段历史,我要让我们的后代,未来的国家领导人,还有世界上所有的人知道: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在西方国家生活普遍开始进入现代化的时候,在中国却在发生着这样触目惊心的事情。
    
    满纸荒唐事,一把辛酸泪。这一段历史是我蘸着血和泪写出来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经常是带着满脸的泪水,有时苦痛使我无法继续,不得不俯在计算机前失声痛哭……伤心的往事在我头脑中叠现,我一夜又一夜地失眠。但我终于给这本书画上了句号,为我死于非命的亲人及数以千万计的同胞又立了一座墓碑,我终于可以告慰于我的死于非命的亲人及数以千万计的同胞了,终于可以告慰于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了。

滕  彪:邓玉娇是不是“女杨佳”?

1、 巴东烈女邓玉娇,手刃官员邓贵大,左右网民齐叫好,纷纷赞为“女杨佳”。

2、 邓玉娇是不是“女杨佳”?先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3、 实施正当防卫必须同时符合以下四个条件:a、合法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 b、不法侵害正在进行;c、必须是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防卫,而不能对无关的第三者实施;d、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

4、 这样,很明显,邓玉娇的行为是正当防卫。是不是防卫过当呢?上面的条文接下来有一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对强奸者采取防卫时,具有“无限防卫权”,因此邓玉娇的行为绝不是防卫过当。

5、 而杨佳杀死6警察,乃故意杀人罪。即使被害者就是曾对杨佳实施酷刑的警察,杨佳也不可能构成正当防卫。(在法律上,因被害者有过错,不应该判杨佳死刑,应该判无期。不过这与本文无关。)

6、 在实在法的意义上最清楚不过:邓玉娇完全无罪;而杨佳无疑犯了故意杀人罪。在这个意义上把邓玉娇比作杨佳,那就是把贞洁烈女往火坑里推。

7、 群众的眼睛有时候也是雪亮的。搜狐正在进行的调查表明,约92%的人认为“刺死官员的修脚女的行为算正当防卫。”4 %认为不算。而且认为构成正当防卫的比例还在上升中。http://survey.sohu.com/poll/view.php?poll_id=12911

8、 办案部门拒绝给杨佳做精神病鉴定,是无视被告人权利的表现;把本无精神病的杨佳妈妈强行关进安康医院数月,这是犯罪行为,丧心病狂的表现。该案违背程序的地方太多,不说也罢。(在任何法治国家,杨佳案处理过程中的证据上、程序上存在的毛病,完全可以导致杨佳被判罪名不成立而释放。)

9、 善良的网友希望,如果鉴定出邓玉娇有精神病该多好,杀了一个狗官又不负刑事责任,赚了。这不对:a、邓玉娇正当防卫,本来就不需要负刑事责任,她本来就不需要做精神病鉴定;b、在目前的鉴定体制下,gov想得出什么结论就可以拿到什么结论。把人强行关进精神病院,和关监狱没什么区别,可能更惨。

10、 居然在没做精神病鉴定的情况下,就把邓玉娇强制送往恩施州精神病医院治疗,这是不可接受的。

11、 但人们不是在实在法的意义上把邓玉娇比作杨佳。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结构、社会心理、政治意识因素:弱者vs强者,屁民vs狗官,被迫害者vs压迫者,人民vs官僚,无权者vs特权强权。这些简单的二元对立图景虽然经不起学者们推敲,但它却得到非常强有力的社会现实的支持。瓮安、林嘉祥、躲猫猫、杭州飙车、黑监狱、替考、孙东东、城管杀人或被杀、股票、豆腐渣工程、毒奶粉,这套二元对立的公式虽然简单而且没有任何“智识增量”,但它像个万能钥匙那样好用,而且大量的人们在潜意识中不断使用。这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多么分裂,多么紧张,多么危险,多么不和谐,多么草泥马。

12、 有人把刀客杨佳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人民具有反抗暴政的权利。似乎也未尝不可。杨佳是荆轲、陈胜、林冲还是贺龙?历史自会给出答案。仅仅在象征的意义上,邓玉娇和杨佳都在反抗强权。

13、 我几次强调过,我对杨佳的选择抱有深刻的同情和理解。他的绝望是很多国民绝望的缩影,他的悲剧也是整个体制悲剧的体现。但我无法支持这种暴力行为。虽然客观上杨佳一把刀对于震慑警察滥权的效果,要好于100场法律培训和1000场政治报告,但社会转型不能靠一把又一把尖刀。我们的目的是把统治者赶进铁笼子里,而不是赶进骨灰盒里。

14、 有人题词:学习杨佳好榜样。我不学,没有这个功夫、魄力、也没这么好的运气。我也不鼓励别人学。鼓励别人行侠仗义留芳千古是多么牛b的事呀,可鼓励别人上刑场就是装b了。

15、 但是我要号召人们向邓玉娇学习。在这个笑贫不笑娼、五毛和妓女一样多的时代,邓玉娇同志在娱乐场所工作而保持尊严,出污泥而不染。可爱可敬。应该学习的主要不是这个,是什么呢?是她在遭到侮辱和侵犯的时候,敢于拿起修脚刀,敢于刺向凶手要命的地方。这是正义合法合理的正当防卫,我反对的从来不是这种暴力!相反,这种合法的反抗、这种浩然正气是应该鼓励和推广的!

16、 牢记正当防卫的四个条件和无限防卫权的条件。歹徒来侵犯你的时候(打杀抢夺奸等等),打不过,你跑你屈从,别人不能责备你,保命要紧。被强奸不能怪你漂亮,只能怪色狼没能力合法解决性需求。但是如果能打过,如果恰好可以操起家伙反戈一击,如果有条件制止侵害而保全自己,为什么不呢?

杨恒均:我为用修脚刀杀死恶官的邓玉娇辩护

尊敬的法官大人和全体陪审团的公民们:

就在我刚刚完成《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启蒙》这篇文章并想休息一下的时候,一位21岁的巴东弱女子用一只修脚刀划开了一位要买她身体服务的官员的动脉血管和肺部,划破了我的平静生活,也再一次在黑幕上划开了一条血红的口子……

我不是学法律的,而且对我们的法律和那些执法者甚至律师都没有多少信心,但今天我却想为这位弱女子辩护,如果我犯了法律错误,请你们本着法治精神给我点拨一下,算是为我启蒙。同时,尊敬的法官大人,我也认为你们需要被启蒙。

邓玉娇用修脚刀保护自己不被强奸是不是正当防卫?

我听到有些执法者和不少律师充满同情地说出这样的话,邓玉娇值得同情,但她毕竟杀人了,而且不能构成正当防卫。因为正当防卫最大的前提是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我想问一句,三个正当壮年的男人逼近一个年仅21岁的女孩子,要嫖她,用金钱抽打她的脸,并要霸王硬上弓的时候,如果还不是对一个女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我想问一下,难道一定要等到强奸成功,才叫对身体造成了威胁?如果是你们的姐妹,你们的女儿,你们的女朋友,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被三个男人那样逼近,用钞票在脸上抽打,并把她按在沙发上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大喊一声:女儿,先不要反抗,请遵纪守法,等他们对你身体造成了伤害的时候再一个鲤鱼大挺,把三个男人一一干掉!

千万别告诉我,你没有见过修脚刀,一个弱女子以那样一把刀可以连伤两人,如果不是男人已经贴身逼近的话,怎么可能刺入对方的动脉和肺部?那么,在一个独立的空间里,三个男人那样逼迫一个女子,步步近逼,而且要以强奸为目的,你告诉我,正当防卫的界限在哪里?

以目前公布的资料看,这件案子在任何国家,都会被判为正当防卫!如果在欧美,三个壮男企图以和人发生性关系为目的逼近一位不情愿的女子,甚至可以用绑架和限制人身自由来界定(因为当时女子无法逃脱三个男人的合围),女子完全有权拿出手枪阻吓对方,在阻止不成,那男子继续进逼时,完全可以开枪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侵害。

邓玉娇和杨佳不能相提并论

请大家注意,我看到很多人把邓玉娇小妹和去年发生在上海的杨姓兄弟相提并论,我想,他们身上有相同的精神。然而,请把这两位拿出来相比的朋友立即停止,因为两位的行为有天壤之别。如果说杨佳是为了“讨个说法”,是有一定预谋的杀人,那么邓玉娇则是毫无预谋(除非他勾引三位男人过来嫖她)的完全在情急之下的正当防卫。

如果说我们也为杨佳兄弟抱不平,那么我们也知道杀人偿命的道理,我们更多的是为杨佳的行为“讨个说法”。 请那些在杨佳和邓玉娇之间看到了某种联系,想借助他们的精神照亮我们自己的朋友们记住:别把杨佳和邓玉娇相提并论!杨佳受到欺负和侮辱,当时没有办法反抗,更不用说正当防卫,于是他“蓄谋”杀人,按照任何国家的法律,这都不再是“正当防卫”的行为,他都会被投入监狱甚至判死刑。

但对于邓玉娇则完全不同,她甚至不是在报复,她根本不是要给自己讨个说法,她只是作为一个人,出于保护自己的身体(也许还有尊严)的最原始本能——她被侮辱后再被按在沙发上,在尊严被三个男人有钞票抽打脸时已经没有了,现在她身体还要被强奸!一个女子不可能“故意”,更不可能“蓄谋”去用一只修脚刀当面刺杀三位壮年男子,除非她失去了理智,她疯了!

邓玉娇失去了理智?她疯了?她有抑郁症?

另外一些想让邓玉娇无罪释放的好心人哀叹道,除非能证明她当时疯了,否则她就应该负法律责任。有些人马上还加上一句,难道贪官和淫官的生命就不是生命?难道杀了贪官和淫官就不讲法律了?

谁说不讲法律了?但我正是想提醒一些人,法律不只是在邓玉娇杀了要强奸自己的淫官的那一刻才生效的,法律应该在那些无耻的人拿着从民众那里收取的税收,使用这些肮脏的钱去嫖妓(甚至嫖宿幼女),在民女不肯时竟然想强奸之前很久就应该生效了!

法律不是只是在小民们投诉无门,不得不铤而走险杀了人的那一刻才生效,应该在这之前已经生效了啊,我的法官大人!

人的生命也不只是在抗暴的人手起刀落恶官人头落地时才得到尊重,应该在很多被侮辱的人忍辱负重的时候就得到尊重啊!

从理智出发,我也想找一个精神病专家,为邓玉娇小妹诊断一下,希望她当时是失去了“理智”。可是,我再次设想一下,如果作为一个女子,你在当时的情况下,你很“理智”地乖乖地被强奸,被侮辱?还是失去“理智”地奋勇反抗?莫非我们这个社会,只要不失去理智的人,只要没有患上抑郁症的女子,在面对淫官们强奸时,都会乖乖地躺下来?

在一个“理智”早就无影无踪的社会,我们大概早就都丧失了“理智”,而当一位弱女子第一次为了自己身体,为了自己尊严,重拾人类的尊严和“理智”的时候,我们这群早就失去了尊严和“理智”的人却希望用“失去理智”的借口去挽救她的生命和尊严——我们也许不配啊!

谢谢你对我的启蒙!

请原谅我语无伦次,如果我破坏了法治的精神,你只当我此时此刻失去了“理智”。

尊敬的法官大人,尊敬的三亿大陪审团的网民和公民们,我知道你们和我一样,根本无权判决,但我还是想提醒一下你们,邓玉娇无罪,那些将要判她有罪的人,也将同时判了他们自己的罪!

最后,我要对目前被抓起来的邓玉娇小妹说两句话作为我为她辩护的结束语,在我写的《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启蒙》这篇文章里,我认为,中国的启蒙不是知识分子们领导的,而是我们大家互相启蒙。如果说我当时写那句话时还心存疑虑,那么,我要谢谢你,邓玉娇小妹——

你一个弱女子,竟然用一只修脚刀,给了我深刻的启蒙教育,你告诉我,在一个几乎都失去了理智的社会里,在面对尊严、自由和身体受到侮辱和伤害的时候,一只修脚刀,很可能比知识分子的长篇大论更具有启蒙意义!

谢谢你对我的启蒙!

杨恒均 2009/5/15

陈破空:川震周年祭:天灾有限,人祸无穷

四川大地震,转眼一周年。出自中共官方的宣传,照例是大谈抗震救灾的成就,“弘扬主旋律”。四川省当局开列“成绩单”:农村永久性住房重建完工近80%,城镇住房完工约10%;乡以上医疗卫生机构恢复重建,已开工46%;计划到年底,让95%以上的学生在永久性校舍上课。这些“成绩”,究竟有多大?让人无从判断。

四川大地震,转眼一周年。出自中共官方的宣传,照例是大谈抗震救灾的成就,“弘扬主旋律”。四川省当局开列“成绩单”:农村永久性住房重建完工近80%,城镇住房完工约10%;乡以上医疗卫生机构恢复重建,已开工46%;计划到年底,让95%以上的学生在永久性校舍上课。

这些“成绩”,究竟有多大?让人无从判断。中国经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号称“崛起”,自然积累了巨大的财力物力,现行政治机制也具有动员和集中资源的强势。况且,海内外华人和国际社会,都输送了天量捐款,港台等地更直接提供援建。与当年唐山大地震相比,四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条件之好,资源之厚,不可同日而语,实有天壤之别。

政府补贴灾民建房,听上去不错,但因建房必须达到“政府标准”,而补贴款只占建房款的一小部分(5%至10%),加上灾后建材大涨价,灾民被迫贷款,成为灾区普遍现象。灾民抱怨,“房子建好了,却是欠了一屁股的债”。

中南海发表《中国减灾行动》白皮书,推说:“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又说:“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把保护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但大地震发生后,民间千呼万唤,自称“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中国政府,对遇难学生人数、名单,迟迟不予正式发布,直至川震周年前夕,官方终于公布:5335名学生死亡和失踪。仍拒绝公布死亡者名单。即便这个“学生死亡和失踪人数”,也立即引发大量质疑:

这一数字,与去年四川省当局多次公布的数字大有出入。去年5月21日,即震后第9天,该省教育厅厅长通报:学生死亡6376人,失踪1274人,被埋1107人;同年11月21日,该省常务副省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在校师生死亡总数为19065人。事后却又改称“口误”。

按常理,随着灾后清理,死亡人数统计只会逐次增加,四川省当局在震后9天、以及震后半年公布的两组数字,看上去,更符合逻辑,但却被最高当局否决。到后来,四川当局干脆宣布:最终师生死亡人数认定,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部委规定进行;地方政府发言人缺乏公信力的信息发布,有违信息发布原则,有损政府形象和信誉。

最高当局于川震一年后正式公布的学生死亡人数,与早期四川省公布的相比,数字最小。当局解释,这一数字,“是根据遇难学生家庭申请国家抚慰金和社会救助金的人数统计的”,因而“是负责的、可信的。”立即有人戳穿其中破绽:那么,那些全家都死于地震的、没有申请国家救助的学生,就不能计算在内?而地震发生一年之后,仍使用“失踪”术语,也断难令人信服。

一年来,不和谐的声音,甚至对立的情绪,始终弥漫在灾区上空。不时传出侵吞赈灾款的丑闻,民众为此聚集抗议、怒砸警车。被立案调查的贪官污吏,就有近三百名。

因腐败造就的豆腐渣校舍,夺走了多少花季少年的生命?腐败,却依然在灾后进行。不管当局如何宣传、如何地转移视线,无以回避的却是:贪官污吏,腐败,豆腐渣校舍,一直就是四川大地震的主题;痛失亲儿的家长们的愤怒抗议和横遭打压,才是川震周年的主旋律。

周年祭来临时,北川、纹川开放,外地人大量涌入,把重灾区当作旅游胜地。然而,到处都是武警、公安和便衣特务,严密监控着人们的一举一动。

说是“开放”,当地遇难学生的家长们,却被禁止外出,不准集体祭奠。警察上门,挨家挨户打招呼、提警告:不准去,否则就拘留。家长被迫呆在家里祭奠亡儿。有的家长被警察强制带到外地“旅游”。持有豆腐渣校舍施工图、预备上访的家长王笑冬等人,甚至被公安抓捕。更多家长被威胁:不准乱说话,否则危及人身安全。

因协助地震家属的天网负责人黄琦、因调查统计遇难学生人数的民间维权人士谭作人,先后被捕,罪名都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表明,这个政权,依然心胸狭隘,不仅拒绝监督,而且存心报复,无心总结教训,无意为将来的灾祸预警、设防。天灾有限,人祸无穷。中共最高当局,正是万祸之源。

前往采访遇难学生家长的外国记者,接二连三地遭到暴力攻击和暴力恐吓,采访证被抢走,摄像机被抢夺,暴徒甚至狂叫:“老子要把你抓起来!”再天真的人,也一眼就看得出,这些“不明身份”的暴徒,多半就是中共便衣特务,如果是“黑社会”,至少也是受当局教唆、指使而来。

什么招数都用上了,软的硬的都来,黑的白的齐上,只要能对付下来,只要能维持下去。这个政府,与关在监狱里的刑事罪犯相比,实在没有两样。两者的差别,仅仅是,谁手上有权力,谁就能关别人;谁手上没有权力,谁就被别人关。

2009年,除了“五四”、“六四”、“藏人起义”、“法轮功”这些整十周年纪念,又多了川震周年祭、毒奶粉周年祭。可以预见,在中国大地,这类“周年大事”,将越来越多,而每一个纪念日,官方都将如临大敌,毛发直竖。

而随着“周年大事”增多,中共眼中的“敌人”也越来越多,“敌对势力”越来越大。换言之,那些刚刚还在为这个政府歌功颂德的人,转眼就可能成为这个政府的敌人。或是一场天灾,或是一出人祸,或是任何突发事件,都遍地催生极权者的敌人,如雨后春笋。那些至今还在为这个政府评功摆好的人,岂能不从中获得些许启发?

“神舟”飞天,“嫦娥”奔月,导弹升级;三军空前壮大,连建造航空母舰,也都排上日程;“建国”60周年,准备大阅兵……应该说,看上去,这个政权,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但以它对中国民众的所作所为,又显示,这个政权,似乎比任何时候都虚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