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官方最高级别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御用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房宁的文章《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恰恰说明多党制的呼吁使中共面临很大的压力，否则不会抛出这样的言论。我想，结合大陆一党制的历史，此举可以简化成这样的故事作比喻——

公仆A工作有许多缺点，又很霸道，大家很不满，可恰逢此地内忧外患，一时找不到可以替换的人选，这时某人B没跟大家商量，找了几人违法拿起管制刀具、枪支，号召大家造反，并许诺：将来的日子大家做主，会比现在更好。大家听了把法律丢到一边，跟着B用枪杆子将公仆A赶跑。大家满心欢喜地将B推举为新的公仆，没想到公仆B还不如公仆A，他独断专行，用枪杆子威胁加谎言忽悠，欺压大家，死了很多人，罪行累累，腐败透顶，还迫害维护权益的人们。一些人想，我们花钱雇公仆，不是请人来奴役我们的，应该我们自己挑选，不合格的公仆应该被炒掉，公仆的位置应该谁服务好谁来坐，必须通过合法竞争让大家挑选，就像大部分别的地方做的那样。可是公仆B不愿放弃趁机捞好处的地位，虽然大家群起攻之的事件越来越多，他还想赖在台上过一天算一天，于是他把持了所有的讲台，加上暴力手段，不让那些人的意见传播。同时，为了提前预防，扰乱大家的思想，公仆B从他养的人里挑了一个披着学者外衣的人，站在公仆B搭的讲台上，拿挑选公仆时刚开始做或者做得不好的个别地方当例子，吓唬大家说，我们的“特色”和别处不一样，挑选公仆会引起“动荡不宁”，公仆B可以代表大家的利益，还是让他替大家做主好。说这话时他闭口不谈公仆B的历史和现实的罪行。

无视历史和事实，以偏概全，拿不充分的假设当理由——这就是房宁文章的谬误。民主制度是虽不完美但最不坏的制度，多党制作为民主制度的设计内容之一，与市场经济一样，没有姓“社”姓“资”之分，具有普适性，像许多文明事物一样，源于西方并不代表只适用于西方。所以无论西方东方，除了少数非民主国家，绝大多数不同特色的国家都实施这一制度，其优于一党制的合理性已有诸多论证，无须笔者赘述。这里只想以是否实行多党制为例，谈谈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施的决定权应由谁做主？

认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中共执政30年给中国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后，向常识回归的开始，从此以后的改革开放，可以视作中共的悔过过程。但由于缺乏实质的反省（与苏联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一样，出于对合法性基础崩溃的恐惧，党内和党外的进一步反省被压制），悔过不彻底而失去了自新的机会，又开始积累新的罪恶。这皆因作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实践，其实施与否的决定权依然被替代个人独裁的一党专制所独霸，使这一标准失去了公共性，成为一党私用的工具，可用可藏，而不交与民意裁决。没有程序的公正性与合法性，所谓真理也就失去了应有之意，容许实践检验的只是一家之理。

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是自下而上开始的，却被中共改革派出于政治实用主义而操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取得了全社会渴望改革的共识，但讨论是以一定限制范围为前提的，这就决定了讨论的不深入和不彻底，没有明确决定实践实施的决定权应以民意为主体，所以就像当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毛泽东利用红卫兵一样，当邓小平利用民主派上台巩固地位后，不但开始扼杀西单民主墙等民间力量，也压制党内民主的进一步诉求，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代替“两个凡是”，为改革设置了“铁栏”，使后来至今的改革成为跛足的、畸形的前行。

从公共性来看，检验真理的标准被垄断为“党有化”，根本源于百年轮回的“中体西用”思维，如果“以人为本”只是手段，改革的目的就成了“以党为本”，就像封建专制时代将民与官比作“水与舟”，与现代政治文明相比，完全是上尊下卑的颠倒关系。这样，凡无碍于一党体制的改革皆允许实践检验，以“与世界接轨”、“迈向现代化”为由掠为自己的功劳，当作其合法性危机的粉饰品；反之，凡触及一党私利的奶酪，均以不符合“中国特色”为由列入禁区加以拒绝。这种对待原则的双重标准，印证了中共由过去的全面僵化向灵活应对转变的后极权特征，这种貌似传统“中庸之道”的犬儒主义，从大历史的视野看，只能带来一时迷人的假象，自欺欺人。得过且过的维持会心态，让当权者缺乏直面现实和未来的真诚和胸襟，使中国在真正的世界文明之外徘徊。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少数特权集团垄断权力，民众无法参与改革，走向未来的途径迷失在黑幕之中，国人的心态可想而知。没有民意和公平的导引，如此一个大国犹如失去双眼，其行进的路程吉凶难测。

要避免和化解危机，不能寄希望于自封为伟光正的救世主，必须建立现代民主体制，因为改革已经蜕变成少数特权集团谋取利益的招牌，应破除新的“两个凡是”，以民意为导向（科学决策以民主决策为基础）。首先落实宪法关于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这样，才能反映真实的民意（无国界记者协会一年一度的新闻自由报告显示，中国一直在最末几位徘徊，甚至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通过各方意见公开平等的表达、交流，开启并集中民智，再依法进行竞争、谈判、妥协等博弈，通过民主协商，达成共识。事实证明，虽然通过武力和欺骗，中共捆绑着一部分人的意志，但即使是长期被封闭的教育、宣传等党文化愚民环境所控制的民众，也越来越多地觉醒，不认同中共自封的民意代表。2004年，在《通往公民社会》（波兰米奇尼克著）一书的序言《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里，原中共老干部、著名学者何家栋（已故）引用官方媒体的调查资料时说：

官方对地方干部做过一次历时两年四个月的“战略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按党章和《干部准则》考核，县、局、处级干部素质合格率仅为4％；厅、局级干部的素质合格率为7％；副省级干部素质合格率为15％。社会各界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满意度平均为20%以下；对党政部门干部的满意度平均在15％以下；对上层建筑领域干部整体满意度为12％；中青年干部表现出为高尚理念而工作的，仅为6％。这就是说，政权的支持率最高还不到20％。一个泱泱大国，政治生态如此恶劣，可他们控制的媒体还在大肆渲染自“六四”以来，这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太平盛世”，真是令人汗颜。对此，一切有良知的政治精英理应反躬自问：现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们的想法、感觉总是和民众格格不入？为什么你们拥护的老百姓要反对？你们反对的老百姓却要拥护？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听听底层的不同声音？如果你们能解开这个现代司芬克斯之谜，国家或许就有救了。

可想而知，何家栋所引用调查资料反映的情况在今天更糟。在中共内部，作为党内精英的知识分子党员也对当权者不满。2004年，美国匹兹堡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华裔学者唐文方在《中国民意与中国社会》（这是涉及此类专题较客观的调查报告）一书中，综合他主持的调查和中国官方体改委等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后的得出结论：“作为技术官僚的党员知识分子正日益成为改革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就这方面而言，他们正日益赶上并超越非党员知识分子。尽管政府对他们进行了更多的意识形态教育并赋予了其更多特权，但当谈及改革中的道德问题、腐败、法治和立法改革、政府声誉以及政府效率等问题时，党员知识分子对政府和执政党的批评总是要高于非党员知识分子。同体制外知识分子一样，他们都强烈地支持更激进的改革。同时，在遇到问题时，他们更倾向于发挥带头作用。他们有可能成长为比体制外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变革推动力量，而这恰恰是西方人意料之外的结果，因为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通过体制内的精英来改变。”

胡锦涛既然承认“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那么，真理不怕质疑。一党制的灾难和弊端是无法改变的历史和现实，所以除了多党制中国别无选择。这一问题应当放在阳光下，让与房宁不同的观点得到平等、公开的表达，让民众了解、判断，由广泛的民意决定。这样，胡锦涛的“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才不是空话、假话。

部分参考资料：

《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作者 房宁 2009年2月9日《人民日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803683.html

《通往公民社会》[波兰] 米奇尼克 著（该书可上网检索下载）

《中国民意与中国社会》[美] 唐文方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2009年2月18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本站首发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近年来，在大陆媒体发表的自述或专访中，被誉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 ”的“百岁老人”文怀沙的传奇生平引人注目，他自称出生于1910年；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但这一切广受人们质疑。

据人民网2月19日报导，文怀沙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他在50年代工作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花名册上，出生时间分别填为1922年和1921 年1月15日；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1921年初。

当年社会，尚无六十岁退休之忧，似不必把年龄说小。与如今的讲述相比，当年相对严谨的档案记录无疑更为可信。因此，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在2009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88岁左右。

报导称，他把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给早年经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眼光环。突出的一个光环：文怀沙多次自述中称章太炎是其老师，故与鲁迅是前后弟子。

按1921年出生的年龄推算，当文怀沙入学时，章太炎早已去世，如何见过？另一光环：相关年表写到，1928年18岁的文怀沙，“受聘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后任上海剧专教授”。按1921年出生计算，这一年他才7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身担此任。　
　
文怀沙的“文革”经历，特别是多年牢狱之灾，受他的自述影响，媒体的不同版本大同小异，故事神奇，绘声绘色，被渲染为英雄般的壮举。

关于其入狱原因，一篇报导说：“文怀沙曾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放发配到西北。”

这些叙述都不符合史实。首先，文怀沙不仅从来没有被打成过“右派份子”，相反，在批判“右派份子”时表现得十分激进，吴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对人说过，他对在“反右”中最不能原谅的人之一就是文怀沙。

其次，所谓“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说法同样不成立。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1963年年底，就已被判处劳教。其罪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诈骗、流氓罪”。

据知情者回忆，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1963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90年代因修建东方广场而拆除）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大会。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等高官很熟，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

关于文怀沙在“文革”中的经历，叙述得最生动的莫过于写藏锋诗“反对江青”的勇敢之举。这一故事的版本甚多，大同小异，取其中之一如下：

“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缺人手，文怀沙的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让狱中的文怀沙给江青写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文怀沙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到西北，希望儿子能够在绝境之中服个软。文怀沙那时正在生病，望着母亲蓬乱的头发说：“妈妈，我不能写啊，我不能违心啊。”母亲没有再说下去，只是叮嘱儿子别往枪口上撞。

但没过多久，文老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连起来读乃是“龟主江青”。当时江青看后随手就把这首诗扔到了沙发上，可能觉得没什么，这一点却被王洪文看出来了。
　
这个故事无法考证其真实性。让人生疑的是，按照当时他的处境，即便真有此诗，又如何能到达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将之“扔到沙发上”，她没有看出这是一首“藏锋诗”，王洪文反倒看出来了？

请把雷锋十丑图资料向公众传递。请向人大代表、政协代表，教师、记者、作家、文艺工作者们传递我的呼吁：立即停止每年3月5日进行的劳民伤财，助长全民弄虚作假的”学雷锋”活动。

每年3月5日学雷锋，是一次全民动员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弄虚作假大操练。医生们耽误了在医院排队等候的患者，到街上去给没病没伤的过路人号脉量血压翻眼皮掏耳朵。竟敢声称这是”便民”服务。学校停课。让学生去做本属于市政部门的清洁工作。有些学生被迫在交通繁忙的路段扫街擦护栏，不但妨碍交通，也造成学童人身不安全。不少机关单位干部们喜欢学雷锋。每年时候一到他们就热热闹闹地打着彩旗带着点心饮料来到风景区，悠闲愉快地扎堆”义务劳动”着。留在机关里值班的人理直气壮地对前来办事的民众说：”管事儿的今儿学雷锋去了，你们明天来吧！”

这种公然妨碍大众利益的”学雷锋做好事”，年复一年地在中国各个角落上演。明明是严重危害社会的歪风邪气，却享有着当代中国最高尚的美名。若有谁想抵制这丑陋的勾当，他不但不能得到社会支持，反而会被扣上”反对做好事，反对助人为乐，反对精神文明，反对为人民服务”等恶名，遭受打击和侮辱。是非黑白已经颠倒。贼比捉贼者更高尚。你看这是什么世道？

几十年的学雷锋活动给使假的人壮了胆：政治合格的弄虚作假，比老老实实做事更加光荣。在堂皇政治旗号下给人民造成的不便，比保证正常服务更称得上”便民”服务。你只要找个光荣的旗号，搞个堂皇的借口，那你就可以在光天化日下抡圆了弄虚作假。而政治合格的弄虚作假将保证你一通百通，象雷锋一样光荣。你就可以获得比诚实本分的人高尚万倍的荣誉称号、丰厚利润以及高贵职权。可以说，中国人弄虚作假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得到宽容和鼓励。

雷锋这座”丰碑”，是道义空朽的棺木，是渗透了政治污秽的垃圾。学雷锋运动已经颠倒了人民对真伪善恶的取舍次序。在当代中国，诚实求真是最容易被牺牲的。政治宣传、事业成功、经济获利、竞赛得奖等等都远比诚实求真更值得追求。太多的人热衷于打着高尚的旗号干着肮脏勾当，其结果是每个人都难以幸免受害。我们的社会中的每个成员，无论老幼，都已经为泛滥成灾的造假活动付出了代价。

虽然中国社会的丑陋现象并不能都归咎于学雷锋活动，但事实已经证明，学雷锋活动无疑加重了中国社会风气的败坏。如果没有几十年学雷锋的话，中国也许还不至于弄到假货铺天盖地，吃什么喝什么都不安全的地步。

今年4月15日是胡耀邦逝世20周年，而64的起因之一，正是涉及到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胡耀邦。他的匆匆去逝，是人们无法接受的。一九八七年，胡耀邦被迫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此后，多半时间都是养病和调研。邓小平在八八年九月中秋节之前曾说过：“你（指胡耀邦）今年也才七十岁吧，我和陈云同志当年出来工作的时候，都已经七十多了。”可才七十一岁的胡耀邦竟猝然与世长辞！

微云点缀夜空。而有谁知道：1988年9月28日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朱语今逝世。而在10月初的朱语今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同志亲口说出：“我的身体非常健康！”

那一天，云雾缠绕着深秋的京都，空气中弥漫着凄凉。中国青年报社派我去参加采访朱语今的追悼会，并告诉我朱语今是团中央的老人了，是著名的出版家。胡耀邦可能会来。不过，这太难以置信。当时胡耀邦主张疏导而不是镇压学潮，被废黜。我还是怀着希望去参加了。突然间，人群涌动着，100多号参加追悼会的人沸腾了起来！胡耀邦真的被恩准出席追悼会了！可其实胡耀邦还是被保安人员团团包围着，一般人难以接触。一生行尽人间荒烟蛮瘴，赢得无数忧患苦相缠。

可我既然来了，就一定要采访到胡耀邦。请示吗？等于痴人说梦。

我看到过一个新闻采访的资料，说有一个美国女记者，想采访美国总统。可惜没有合适的机会。后来她打听到这位美国总统有凌晨到一个湖边裸泳30分种的习惯。于是，有一天她跑到湖边，对美国总统说：“我是新闻记者，你要么冒天下之大不违，不顾羞耻的走出来，要么老老实实地接受我的采访。”美国总统毫无办法，只好接受了她的采访。

命运往往帮助愿意寻找机会的人。我研究了一下，发现不是没有空子可钻。胡耀邦的程序之一，是要和朱语今的亲属依依握手。在其遗体告别仪式上，胡耀邦紧紧握着朱语今夫人的手，连说三遍：“朱语今是个好同志，我们都怀念他！”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要了一朵小白花，站在朱语今的亲属傍，距离他的最后一名子女仅半步之遥。

眼看胡耀邦与朱语今的亲属依依握手走过来了，在最后一秒钟我迈了半步，与朱语今的亲属同行。胡耀邦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也伸出手来与我握手。我却没有松手，并道：“耀邦，你好！我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外面传闻很多，而我只想问你一句话：您身体好吗？”胡耀邦略为惊讶，可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他的双眸很有神彩，面容忧郁中还带着心之无邪的那种坦然。他也握紧了我的手：“很好！我的身体非常健康！”我放心了，又道：“青年报人很想念您！”他暗然一笑：“我已经过时了！”我目光如炬：“没有过时！！”就在这时，保安人员发现了胡耀邦居然在接受采访，就把他“保驾”走了。回到报社，我写了一篇《胡耀邦同志身体非常健康》的短新闻。赶到编前会上念了一遍，众人笑道：目前的形势下，这稿能发吗？我坚持认为可以发，没有任何政治内容，只是说这个老人身体还非常健康而已。张副总编辑只好去请示总编辑。稿件自然被枪毙了。

可仅仅几个月后，竟然传出胡耀邦同志大面积心机梗死的消息！

人们不禁要问：是谁把他气死的？？？

（更多细节见艾鸽诗体长篇历史小说《自由的诱惑》，书中大量内幕写实。http://www.boxun.com/hero/aige/）

收到张东荪先生的孙子张鹤慈先生所赠送的、戴晴所著的《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一书，在展读的过程中，不时有早年阅读《王实味与<野百合花>》时候的那种激动。那还是我读初中的时候在《文汇》月刊上读到的，正是这部作品促使我对中共党史发生了兴趣，也让我从此告别了流行的“中共进城之后才变质”的观点——中共不是在进城之后、掌权之后才变质的，中共从一建立的时候起就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崇尚暴力和谎言的、以“折腾”为己任的黑帮。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与许多当代知识分子一样，戴晴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入狱、去国、归来，此后我便很少读到她的新作了。二零零四年夏天，在美国一所大学与戴晴女士偶遇，我这才有机会向她表达少年时代受其启蒙的迟到的敬意。那时，已经听说她在写作张东荪的传记。如今，当这本厚厚的传记摆在案头的时候，我在字里行间发现，仍充满了新闻记者之敏锐、历史学者之细致、思想者之透彻以及公共知识分子之激情。

这本传记从一九四九年初张东荪风雨兼程帮助达成北平政权和平移交着笔，那真是一个天地玄黄的时代背景。如今，北京正在举行各种活动，以隆重纪念解放军入城六十周年。甚至破天荒地免费开放正阳门供百姓参观，导致人潮汹涌，活动被迫中断。报纸上呼吁寻访当年入城仪式的亲历者，请他们站出来讲述其亲身经历。然而，人们偏偏忘记了对保全北京城立下首功的张东荪，忘记了这个被扣上“美国特务”的罪名而被囚禁至死的学者、报人和政论家。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当年也曾参与了此事，他这样写道：“东荪先生倡议和平，乃冒险入城奔走斡旋，以为保全。……君更犯风雪、衔锋镝，以至蓟东。杯酒之间，化雾瘴为光明。……功既告成，君乃归去，重执教鞭……书生之事，不过如此。从兹干戈永宁，车书混一，得为太平之民，何幸如之。”张东荪本人也将此事当作一生中的最大成就，认为其意义超过了所著的几十本书。那时，即使毛泽东也承认：“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一个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很难有机会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张东荪功成身退，重执教鞭，甘于寂寞，真是书生本色。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张东荪的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从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辉煌顶点，跌入“美国间谍”、“卖国贼”的贱民行列。短短两年间，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一九五三年，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杀气腾腾地指出：“民盟出了个张东荪，他在解放后还供给美国情报，这件事是不可饶恕的。……说毛主席厚道，共产党宽大，这是对好人、对能改过自新的人而言的，如果对敌人宽大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张东荪事件应引起严重注意。”周恩来多年来与张东荪保持着密切联系，对张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为何不惜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呢？所以戴晴追问说：“一个受了十八年倚重与尊敬的人，有可能突然之间‘叛国’、‘出卖情报’、‘打算造反’么？”更何况无论怎样追查，当局也没有拿出证明张东荪“卖国”的任何证据来。

一切始于那次西柏坡之行。北平事了，大局已定，中共邀请“民主人士兼大学教授”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作为一九九二级的北大新生，在军训期间的长途拉练中，我们曾经到达西柏坡“朝圣”，当然此时的西柏坡并非当年的西柏坡。由于毛泽东“人定胜天”的指示，当地修筑水库，水掩址，遂在另一片山坡上照葫芦画瓢地重建之。西柏坡是中共的骄傲，如后来周恩来所说：“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难怪胡锦涛上任伊始便参拜西柏坡，以此显示其继位的合法性。然而，在我看来，西柏坡之于北平，犹如井冈山之于南京、延安之于重庆，象征着野蛮卑贱的流民文化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战胜，象征着中国当代历史的顿挫。

那一次，他们一行四人，由张东荪带队，同行的有费孝通及雷洁琼夫妇。他们与毛泽东及中共其他高层人士会面，对方此时还颇有礼贤下士之风，但张东荪与其他三人的感受却迥然不同，这也就导致了此后他们的人生际遇有天壤之别：费、雷二人在民盟中的资历远比张浅，他们被毛的枭雄气魄折服，也看到毛氏王朝席卷天下的大势，遂全心投靠，俯首称臣，完全放弃了现代独立知识分子的人格与尊严。后来，虽然屡受政治运动之折磨，费、雷二人总算修成正果，成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并进而荣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费孝通说过，在九十岁之后他要开口说点话，可九十岁之后一直到去世，他还是一言不发；而我九十年代初曾经在电视新闻中看到，江泽民刚刚上台，与民主党派人士会面，差不多九十岁的雷洁琼像小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只敢坐半个椅子，并在笔记本上聚精会神地作记录。以张东荪的个性与人格，岂能有如此自我羞辱之举动？张东荪在西柏坡发现，毛与中共比他前半生竭力反对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更坏，他绝对不能与之同流合污。如果他要以保全北平之功劳换取荣华富贵，再加上与中共长期之交往，及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费孝通、雷洁琼求之不得的地位。但那就不是张东荪了。真正的张东荪，虽然不能改变中共粉墨登场的现实，但他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表达反对者的立场。此后，他主动疏离新政权，在“党天下”的新政权之下，保有一书桌而不得，最后惟一的去处只能是监狱。

西柏坡之行，张东荪究竟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今天已经没有资料可考，张家经过多次抄家，张东荪的许多手稿都已遗失。但我猜想，张东荪在西柏坡的所见所闻，与几年前傅斯年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差不多。抗战胜利之后，傅斯年被国民参议会推举为访问延安代表团的五名代表之一。在延安访问期间，他发现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傅斯年和毛泽东当年曾在北大相识，他们单独在一起聊了一夜天。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之流。毛泽东陪同傅斯年来到礼堂，傅看见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锦旗，是各地献给伟大领袖的，便讽刺说：“堂哉！皇哉！”与之相似，张东荪的西柏坡之行使他与中共渐行渐远，他晚年咏叹说：“不关积毁失心期，早识天涯路本歧。”他虽然不可能看到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仍未解密的毛泽东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发给斯大林的秘密电报，但他在西柏坡所观察的一切足以支持他读出毛泽东的心里话来，这段电文是这样说的：“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以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张东荪堪称中共建政之后第一个遭到整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盟友们纷纷落井下石，也证明反右时候知识分子之间的“自我撕咬”绝对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毛泽东为何偏偏选中张东荪作为标靶呢？不仅仅因为他的不合作态度，也不仅仅因为他主张同时与苏联和美国保持外交关系、不可“一边倒”。当时持此种态度或此种主张的人并非张一人，但唯独张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戴晴在这本传记中解开了尘封已久的谜底：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选举中，张东荪是惟一没有投票给毛泽东的人，毛泽东失去的那一票并不是他自己“谦虚”地没有投给自己的，而是张东荪没有投给他的。张东荪破坏了毛泽东获得“全票”的梦想，伤害了毛泽东脆弱的自尊心。屠夫和暴君其实是这个世界是最敏感的人，容不下一丁点不同意见；他们又是睚眦必报的人，一辈子都生活在仇恨与猜疑之中。对于毛泽东来说，民主无量，独裁有胆，要收拾不服从的张东荪实在是太容易了，他等不及六年后的反右运动了，为了张东荪一个人也要制造出一起惊天大案来，正如戴晴所说：“在一个继承了《资治通鉴》、《三国》和《水浒》全部政治智慧，在一个以‘大同’、‘共产’、‘民族复兴’为招晃而诱骗理想者，在一个依靠强夺农民、工人、商人和职员的膏血而张起来的‘如来佛手掌’里，无人得以逃遁。”但是，对于张东荪来说，早在一九一五年他刚而立之年的时候便说过：“吾平生最深恶而痛绝者，莫过于恶质而居美名，则其恶为名所掩，而常人不之见，来为其所欺也。”他明知如此投票不会达成任何实际效果，但仍然要这样投票，戴晴写道：“终其一生，关于这张票，张东荪没说过一个字。……他不说，因为投票，这是属于他个人的神圣权利；他不说，是因为突然明白，原来这样一件普通的事情里，竟蕴含着毁灭性危险——他不想给已经挣扎在生活边缘的亲人再增加无以抒解的惊惧；他不说，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层：不就是投票么，怎么了？他自己还丢了几十、上百张票呢。他是一个思维缜密但心地单纯的学者，没有能力揣度当了皇上的农民，对‘冒犯’怀有的切齿之恨。”

正如戴晴所分析的那样：“张东荪以他的哲理、以他的深思、以他遍阅大小政客的经验，他在明知没有实际效用的时候，选择反对毛泽东。他的行为不可能为自己带来丝毫实利，唯有的，是对精神独立与民主原则的维护。”也正是在此处，这本传记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作者未能以更多的篇幅分析，在中共建政之前，张东荪为何长期对中共抱有好感并与中共保持联络？作为梁启超最看重的学生和助手，张东荪不可能不知道任公晚年对共产党的看法。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党军节节胜利之际，梁启超在家信中写道：“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成了俎上肉。……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他们完全不是走的想要好的路，简直是认为作恶是天经地义。”梁启超发现，“这种罪恶当然十有九是由共产党主动”，那时他便预见到中共的崛起及其后果：“当他们的计画全部实现时，中国全部土地变成沙漠，全部人民变成饿殍罢了。”在家信中梁启超还说：“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共产党，实在是看见像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样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他认为青年人的左倾乃是“误认毒药为良药”。既然不是梁思永那样的“愤青”，而是一名成熟的学者，那么张东荪的三十年代之后的亲共又作何解释呢？在哲学上，张东荪历来就反对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二十年代便与若干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士打过笔仗，但他为何在国共之争中倾向共产党一边呢？难道是因为抗战初期共产党的抗日宣传？难道是因为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统战技巧？难道是因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答案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张东荪的左倾与章伯钧、黄炎培、费孝通、雷洁琼等人投机的选择有所不同，但他毕竟没有像胡适、傅斯年、雷震、钱穆等人那样更早地便看透了共产党的邪恶，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些疑惑也许要留待下一本书来解决了。

一九七三年，中美《上海公报》已经公布一年，最早倡议新政权与美国保持外交关系并被扣上“美国奸细”的帽子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张东荪病危，经过周恩来的特别批示，当局对其进行全力抢救。张东荪留给亲人的最后一句话是：“还是我对。”是的，历史已然公正地证明：毛泽东错了，张东荪对了。“还是我对”这四个字，石破天惊，又血泪斑斑。“还是我对”这四个字，不仅定格了张东荪后半生的悲情与坚守，更浓缩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家破人亡的惨剧与灾难。“还是我对”这四个字，让我想起了苏格拉底在喝下毒药之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让我想起了马丁•路德在罗马教廷作出死亡威胁的时候发出的誓言：“基督徒是不能说违心之言的。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愿上帝保佑我。”在此意义上，张东荪如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一样，如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孟子一样，如同拿起长矛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如同推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如同力挽狂澜、反抗纳粹的朋霍费尔牧师一样。他们固然失败了，但他们虽败犹荣。戴晴花费八年时间为作为失败者的张东荪作传，这本身便说明了张东荪的精神魅力之所在，也表明人类奋力抗暴、捍卫精神自由的事业将永远薪火相传——“专职者剿杀思想者独立精神的战役中，‘如来佛手掌’或许没那么神力无边，因为肉体可以蹂躏，精神与理念却是无形的。对宪法、公民等等，毛公或许不屑一顾，但他难道忘记，在中华民族精神遗产中，还有所谓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与富贵不淫……”

——二零零九年二月五日、六日 北京家中

中国人十分注重春节。大凡过了这个节，新的一年才算真正开始。因此，此时此刻谈论2009年的中国选择，似乎并不算晚。

新的一年对于中国的意味已有众多人士有所谈论。人们往往会列举几组数字加以说明：五四运动爆发90周年，中共执政60周年，西藏”平叛”、达赖出走50周年，庐山会议反右倾50周年，”九大”宣布文革取得”伟大胜利”40周年、”六四”镇压20周年……由于这些”周年日”大多与暴力、血腥相关，因而人们普遍认为，2009年对于仍在中共执政下的中国而言，不会是个好年景。

其实，对于一个以暴力上台、以暴力维持的政权，在以往的岁月里，重大血腥事件几乎无年不有。想要找出个”干净”年份，反倒是个难题。因此，人们更关心的是当下。决定2009年中国走势的也应是当下的各种因素，而非这些历史陈账。

有意思的是，似乎是相互间有所默契，2008年的最后一个月里，中国时下颇具影响力的三股力量都亮出了招数，为新的一年定下了各自的基调。

首先亮牌的是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的《零八宪章》。这份《宪章》选择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发表，已经说明了其精神渊源，即基于为全球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所认同的人类普世价值，希图再度推进中国早日走向民主共和。

接着是以高调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为契机的胡锦涛讲话，再度重申了执政的中共领导集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如果说有新意的话，那就是胡表明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三不”决心，具体表述为”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最后登场的是首度以”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牌子亮相的”左派”势力，选择在其精神领袖毛泽东诞生日12月26日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这一选择同样明白无误地告示了其宗旨与主张，即重新拣拾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再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再来一次”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文革运动，以打倒中共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

三股力量不约而同地先后亮相绝非偶然，表明这些力量都在力图影响中国在2009年度的发展方向；同时也表明，中国未来走势的选择面临多么错综复杂、尖锐对立的格局！

假如仔细分析中国的现状，人们不难发现，时下中国还有两股力量不可小觑，那就是：已经初具规模、并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让人眼睛一亮的草根机构–NGO组织，以及虽然分散而沉默、却越来越显示其力度的民间维权势力。这两股力量虽则没有上述三股力量那样公开亮牌，却也不能不加以认真对待。

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曾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发展”合力论”。他是这样阐述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9页。）

依照恩格斯这一著名的”合力论”，任何关于2009年中国选择的分析与判断都必须认真看待形成这一合力的各种”意志力”。否则，这类分析与判断都可能会发生对”历史的结果”的误判。

一．中共执政集体的理论与实践

无论对其持有何种态度，无人能够否认，在上述诸多”意志力”中，最具影响力的仍然是中共执政集体。或许可以列举其种种黑幕、种种弊端、种种沉垢，或许还可以使用最负面的语言来形容其现状，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共毕竟积淀了长达60年的执政经验，掌握了最为厚实的经济资源，集中了诸多的优秀人才，且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在选择中国2009年度走势时，须要用心对其作一番剖析。

在中国的历法纪年里，六十年周而复始，被称为一个甲子。从1949年到2009年，中共的执政史刚好经历了从己丑年再回到己丑年的一个大循环。这60年时光对于一个新兴政权而言并不算长，然而就中国百姓的感受而言，却已是个十分漫长的过程。60年中的前30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时代（毛身后接任的华国锋公开宣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国人连吃饱饭的生存权利都无法得到满足，一切只能依赖政府配给而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因而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后30年是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无论是前期的胡耀邦、赵紫阳，还是后期的江泽民、胡锦涛，都是以邓为主的老人集体钦定的主政者，并都执行这一老人集体钦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生存状况有了较大改善，但始终没能得到公民应有的完整权利。

虽然如此，自从胡锦涛于2002年十六大成为中共新一代领导核心以来，中共治国方略已有所改变。最大的改变在于，在仍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加进了许多亲民色彩，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倡导”构建和谐社会”。这与毛泽东时代立以为本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已是根本改变，与邓小平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比，也更为人性化，更为具像化，当然，更是对其前任江泽民、朱镕基等大力倡导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修正。江、朱等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旗帜，以”放权让利”的产权改革为内容推进新一轮改革，同时却对各级管理者权力扩大后骤然膨胀的私欲不加任何制度性约束，更是对政治体制改革讳莫如深，十数年间即导致了中国权贵利益集团的恶性生成，”权力资本化”成了当今中国最大的罪恶渊薮。江泽民时期也成了如同著名作家沙叶新说的”败坏了整个一个（中华）民族！”胡温已经看到了这一关节，提倡的”新三民主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新口号应被视为包含着修正与应对等要素。这与胡、温不具毛、邓这类魅力型领袖的强势有关，也与自身出自草根，保有较多平民气息有关。这一改变使得在他们刚刚上任之时，人们曾对其抱有很高期待，并一厢情愿地称之为”胡瘟新政”。

然而，已进入第二个任期的胡锦涛并未交出相应的合格答卷。人们很快深深失望。失望的并非是胡温的言辞，而是天天面对的严酷现实。人们看到，”新三民主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这类口号的倡导和一个又一个学习教育运动的进行非但未能减弱这类”权力资本化”的恶像，相反，只是成了官员们嘴上新的套话和身上新的装饰。官员权力寻租现象日见嚣张，”官本位”思潮日见汹涌，权贵利益集团日见强势。由此而造成的贫富差距日见扩大，弱势群体遭受侵害日见严重，社会不安因素日见增长。

假如要追寻原因，不能不追索到胡温对政治体制改革讳莫如深的依然如故。人们的普遍感觉是，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言与行的严重背离，已成为胡温执政时期的最大特点–亲民举动不断演出，民众疾苦却仍在增多；”民主”口号时能听闻，民主建设却不见动静；宪法法治常唱高调，人权迫害却丝毫未减；”普世价值”也在提及，言论钳制却在加强……这当然与如今中共党内信仰丧失、权贵当道、官员腐败、健康力量难以申张相关。胡温纵有亲民理念，恐也处处受掣，所谓”号令难出中南海”是也！

以此解读胡锦涛上述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讲话，人们很难再有更多期待。相反，从其”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三不”申明和”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表述，明显可以读出其守成的心态。也正因如此，面对充满理性、和解精神的《零八宪章》，当政者仍然不惜”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动用强力机构拘捕发起者，警告签名者，从而堵死了这一转圜的路径。或许在他们看来，任何较大动作都容易招致风险，而任何风险都可能关乎中共的执政地位。由此判断，平稳渡过最后三年任期已是胡温的私下选择。

只是，如此算盘能否如愿，眼下2009年的平稳能否实现，却是不想作为的胡锦涛最难预料的。

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响往与努力

时至年底发表的《零八宪章》可谓在中国冬日轰响的一声春雷。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不能不承认其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正因如此，当局在其未发之前即私下拘押其起草者刘晓波，试图予以遏阻。而如此之多各方人士毅然实名签署，也正感召于其理性、正义、责任和远见。

有人指责这份宪章过于空洞，缺乏实践性。其实，宪章本意只是重申常识，唤起民心，并非组织行动。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责任缺失的时下，系统地提示这些理应作为常识的普世价值，申张来自思考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追求自由、平等、人权等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以及民主、共和、宪政等现代政治基本制度的理念和主张，无论从何种角度衡量，都属适时与正当。

有人不甚赞同这份宪章中的某些具体主张，例如对未来联邦制的设计，担心因此会引发国家的分裂。甚至有评论以偏概全，称其具有”试图分裂中国的阴谋”。其实，这只是宪章中的一种制度前瞻，并非定论。其基本内涵是以共和的理念、和解的方式化解目前中国因民族、政治、意识形态因素而引发的种种纷乱，不致引向冲突和对抗。纵观全文，这也是宪章中贯穿始终的理性、和解精神。在未来宪政实现之后，何种制度设计更为符合此一化解目标，应是通过宪政程序而得出的自然结果。

其实，《零八宪章》最大的危机或许在于，原则的正确如何化为实践的可行。这些被诸多国家、民族证明是正确的价值理念通过何种方式、以最小代价，真正植根于我们这个缺乏民主、共和、个性、妥协传统的古老民族。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宪政百年历程中，即使是一些自诩为自由主义的菁英分子，在面临职权、地位、情面、欲念等等诱惑时，也会自觉不觉地选择曾被自己痛斥过的种种专制作派，而重蹈前人覆辙。以此观之，2009年的中国民主宪政之路，即便不计当政者的高压，也依然充满荆棘。

当然，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努力。民主毕竟不是口号，中国的宪政建设既不会因某部宪章的公布而实现，也不会因其艰难而无疾而终。中国宪政的希望和生命力来自公民意识的觉醒，而时下的中国已经不乏这类觉醒，此次对《零八宪章》的强烈反响便是一大明证。据悉，实名签署者已超过8000人，而因种种因素未便签署但内心高度认同者何止百万、千万！因此，我们仍有理由予以期待。

三．左派势力的判断与企图

临近年终面世的”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既为意料之外、又为情理之中。称其为意料之外，是因为人们绝无可能会预料如此一份充斥着文革语言、暴戾之气的文字竟然敢于如此堂皇地与世人见面；称其为情理之中，是因为经年累月，这类语言其实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始终不绝于耳。例如，××之乡网站上，此类文字从未间断。近来那里甚至出现了一份关于”缅怀毛主席日常化”的倡议，提议”凡是热爱毛主席、崇拜毛主席的各地网友”每半个月聚会一次，安排诸如”相互祝福’主席保佑！'”、放声地，深情地”齐唱东方红，三段都要唱”、”告别时共同呼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的9项仪程，让人瞠目结舌、又惊心动魄，仿佛那个红色恐怖年代再现眼前！甚至在公开媒体上，仅是去年人们看到对稍具社会良知的南方地报系那种充满文革上纲上线思维方式的”批判”，也已经两度公然出现，

如果稍稍平复胸中的惊恐，撇去那些令人恶心的字眼，或许人们会看到，激进左派们对现状的不满和描述甚至与其他人的看法十分相似。在他们的文章里，随处可见对时下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责难，对黑砖窑、黑煤矿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对官员腐败的痛斥，对利益集团当道的疾恶。然而，左派们开出的药方却仍然是早已声名狼藉的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在那份”告全国人民书”中得以集中反映。此文中不分青红皂白，将改革开放的30年称之为”大复辟”，称之为毛泽东曾经宣称的”修正主义重新上台”，并称当今的中共已是”修正主义假共产党”，因而再度喊出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公开号召人民展开”反复辟大革命”。

但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对文中那种煽情、高调、蛮横、空洞的文风并不陌生，对其可能产生的后果更是了然。真不知那些仍然以”中国人民”代言人自居的起草者们是否知晓，在这片中华大地上，即便对现状再有不满，人们也早已唾弃了那个”专政理论”，不愿再回到那个贫穷、极权、冤狱遍地的年代。而这类文字的堂皇出现，也正显示了当政者对文革灾祸至今未予清算的姑息。以此而言，当政者不啻自食其果。

当然，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不能对左派这类梦呓般的荒唐语言掉以轻心。因为，在这充斥不满、动荡的当下，任何可能的火星都会引发意想不到、同样难料后果的灾难。而且，激进左派们奉行的那种你死我活、斗争哲学的文革思维因仍未清理而仍有市场，极易影响积怨甚深的许多民众。在关注2009年的选择时，人们依然不能不对此有所警惕。

四．不可忽视的”第三部门”

如果说，人们对刚刚过去的2008年有所记忆的话，那么，在汶川大地震救援活动中突然显现身手的大批NGO（非政府组织）的作为当属其中之一。他们的敏捷反应、组织程度、献身精神、所获业绩，在在都让人们耳目一新，也让一向强势的政府有所重视。

其实，在此之前，被称为政府与企业之外、”通过志愿提供公益”的NGO机构在中国大陆已有十余年的发展史了。中国进入转型期之后，各种利益搏弈日渐显明。1990年代，依然有志于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人士不甘于被边缘化的处境，并日益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开始投身于以环保为内容的公益事业，出现了中国第一批公益机构。自此之后，尽管政府部门开始持不鼓励、不支持态度，现今转而力图纳入其管辖范围，在日益增多、坚持不懈的志愿人士推进下，NGO在中国仍然得到了长足发展。据国家民政部统计，到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大陆已有各类社会团体22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8万个，基金会1390个（民政部2008年第四季度”民政事业统计季报”）。虽然与欧美民主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每万人拥有非政府组织数量还十分弱小；这些机构规模不一，质量不等，且关注的领域也各各不同，包括有环保、助学、济困、助残、传播、维权、行业、以及关注某一特殊困难群体，等等，但是，这些大大小小NGO机构的出现，对于一向是强政府、弱社会的中国大陆而言，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即被专制和极权长期压抑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公民参与的民主形态开始成长。诚如笔者曾对汶川大地震中NGO作用的评论所言：”大陆民众正以行动表明，救灾已不再只是政府的专利和责任，同样是中国公民对他人权益、公共事务、国家发展应尽的一份义务。古云：’大难兴邦。’或许，切实唤醒国人的公民意识，形成强大的公民力量，是中国大陆中兴大业从这一巨灾中获取的最重要得益。”

活跃于各种领域的NGO机构在走向自治、自律，并对社会生活发挥更大影响力，特别是监管的应有作用，尚有很长的路。与此同时，来自政府的种种限制、压力也不会在短期内有所消减。但是，NGO所代表的民间力量的增长，所启动的公民意识的成长，以及对中国公民社会形成的作用，都不容小觑。在观察中国2009年的选择时，这一力量同样值得期待。

五．沉默而日益有力的民间维权力量

近年以来，由于公私权贵对民众应有权益的侵害日渐严重，官民矛盾日益凸显，中国各地的民众维权事件层出不穷，甚至风起云涌。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这类事件呈现多发、频繁、演化迅速、充满暴力倾向等特点。许多事件更是直接针对原本是维持治安和稳定的警察。发生于汶川地震后不久的贵州瓮安事件，仅仅因为一个女学生溺水身亡，其家人对公安机关鉴定结果不服，便发生了大量民众围攻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的暴力事件。发生于7月1日的上海杨佳袭警案，一人单刀竟然闯入警局连杀六名警察。更其惊人的是，在随后数天内，该市连续发生数起持刀袭击、威胁警察的事件。发生于7月19日的云南孟连事件，数百村民手持器械与全副武装的警察激烈冲突，警察竟然被困长达11个小时。发生于11月17日的甘肃陇南事件，民众因拆迁问题上访市委，随即触发大批民众打砸抢烧市委大院的暴力事件……

追溯进入21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此类维权事件还具有愈演愈烈之势，仅从其数字的逐年增长即可见证。据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维权事件数量已由不足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另据中国社会问题研究院（CSPRA）去年12月引用光明网的一篇文章称，据公开报道的数字，维权事件在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该文还预测，2009年的这类事件年发数将达10万起。中国官方目前尚无对所谓”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的明确界定。据称，基层执行的标准”一般是指有几十人以上集中行动”。若以50人为基数， 2009年参与维权人数至少在500万人以上。以此推算，本年度，中国平均每天将有13700人参与274起维权事件，平均每个省市区将发生88起。时下中国社会之动荡不稳，仅此即可窥见一斑。

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曾这样评述”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因此，将官方所称的”群体性事件”翻译成民众维权行动，更为真实、贴切。素以温顺著称的中国民众之所以不惜冒险、起而维护自身权益，实在是因为走投无路、因而早已忍无可忍，从民怨到民怒、再到民愤。

之所以称当下的民众维权力量尚属”沉默”，是因为迄今尚未出现代表维权民众的有力组织和领袖人物，为其发出有力的声音。这是因为，当局常常对敢于出面的人士”枪打出头鸟”，予以拘捕处理；对敢于出面进行辩护的律师，也罔顾法律，予以迫害。近期媒体虽然已对民众维权事件有所报道，但往往依照官方口径，难以听到维权民众的真实诉求。即便是网络，也因为相关民众恐惧于当局的进一步迫害而不敢真实表达。这就造成了这一群体的集体失声。人们看到的只是维权事件不断发生，却难以了解其真相、全貌。这也造成了各地维权民众的分散、无助。当然，这正是当局所希望和所追求的。

民众维权行动的频繁发生无疑是民众对自身权益和公民意识的日益觉醒，表明处于权益底层的受侵害民众已不甘于逆来顺受，已不再是万马齐喑，而是敢于出头、敢于抗争了。而且随着此类事件的增多，程度的激烈、舆情的汹汹，已迫使当局不得不改变手法，从原先动辄制造借口（如”被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冲击政府机关”，”非法聚众闹事”……），动用暴力予以镇压，而逐渐改用被杜光先生称为”2008年现象”的新办法，如承认失误，进行官民对话沟通，对失职官员问责处理，允许新闻媒体按照统一口径进行某些报道……2008年年底，主管社会治安的最高长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公开宣布要慎用警力。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春节过后2月２日举行的新闻背景吹风会上甚至表示，原则上不能使用警力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这些新做法表明，在维权民众和社会舆情的压力之下，当政者正采用某种退让和妥协；这也表明，在时下中国，维权民众已经形成了一股影响未来走势的越来越强的力量，不可忽视。

当然，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和束缚，迫使中国目前的民间维权行动往往呈现出自发性、非理性，当局处置如不当，极易演化为暴力冲突。这非但会让社会付出更大代价，更易对社会造成无谓伤害。如何使民间维权力量良性影响健康发展，负面作用逐渐减少，是摆在官民双方面前的共同重大课题。

其实，这里叙述的还只是影响中国走势较大的几种力量。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已形成的多元力量远不止这五种，例如还有更为沉默的宗教力量。然而，仅此而言，如此迥异、如此对立的不同力量都在试图影响2009年中国的走势，已然表明未来中国的选择将面临多么错综复杂、多么尖锐对立的格局。

既然中国已经走入多元格局，是维持既有的革命思维（或曰文革思维），依然搞”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还是换一种思维，承认现状，和解共生？这不只是考验各种力量的政治智慧，更关乎中国未来的命运。如上引述，各派都在宣示代表民意，都在为民着想。果真如此，那么，最为合乎民意常识的便是，百姓都想过上富足、平等、自由、安全的美好生活。相比之下，什么主义、理论、思想、制度都是可以通过民主程序进行选择的，都只是第二位的。有了这样的共识，才有可能设计出民主、公平的程序，通过平等参与、公平竞争，通过对话沟通，共同议政，以实现民意，服务民众，革除弊端，共同为百姓谋取这样的美好生活。否则，在堂皇的为民口号下依然维持一己之私利，中国的内乱恐为时不远。当然，在这场博奕中，握有权柄的当政者无疑负有更大责任。

书生意气，难成气候。此番议论自然无法抵御恩格斯所言由”特殊的生活条件”而形成的”各种意志力”。那么，且看这些”单个的意志”经过相互冲突，将会给2009年的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最终的结果”吧！

2009年2月13日写于上海

几年前，与一位朋友在他租住别墅的工作室聊天。大院围墙外隔一条僻静的小巷子，对面是公安局出入境办理中心。我俩站在二楼阳台聊着，声音不知不觉高起来。这位朋友突然提醒，隔墙有耳，小心点。边说边警觉地探出身子，睁大眼睛来回扫了一眼小巷子。

政治禁忌，从未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在课本、图书、电影、媒体、学校、家庭、工作场所和社会，无处不在。人人心知肚明，但没人说破。那些不被当局容纳的人物和事件，要么避讳空白，要么被删除、屏蔽和抹黑。没有哪条法律条令提示告诉你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但是每个人成年中国人都会无师自通，自觉遵守这些政治禁忌。这从政府保密条例能够得窥一斑，其中规定”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模糊、弹性、不确定。条例本身并无细则，无从找到答案，然而泄密与否的认定权却是清晰的。这个条例体现人治特色，权力意志，将潜规则放大并公开化。认定权、解释权、裁决权均指向上一级权力者，无涉司法。

政治常识告诉人们：如若权力不被授权、制衡和监督，这种无限权力便等同于暴力。可以对民间社会做出强制安排，譬如城市人口下放农村，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对个人权利和自由可以毫无边界地侵犯和挤压，譬如言论自由、游行示威和集会等宪法权利被虚置。无限权力有两个支撑点–显性暴力和隐性暴力。显性暴力可视为符合法制精神的国家暴力，隐性暴力可视为权力意志、意识形态强制的那部分。在暴力社会，政府与民间、官员与百姓的关系一定是紧张对立的，个人毫无安全感可言。

文革期间，在课本、报纸上无意间涂抹领袖画像，刻画领袖像章、雕塑和画框，被视为大不敬。有人因此坐牢杀头，有人告密邀功。这些告密者可能就是同学、家人、同事和朋友，他们依靠告密表明忠诚，求得自保。政治高压让人性极度扭曲异化，只有出卖才能自保，出卖成为生存的唯一选项，将人性高贵的一面–情感、正义、良知和尊严统统抛弃。今天的政治禁忌掩藏更深，手段更诡秘。不经历政治迫害，还以为中国大陆比西方社会还自由开放，许多年轻人都是如此认为的。
政治禁忌的本质在于强权施加给无权者无边无际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能左右人的思维和行为，那就是无条件地服从和没来由地自责，甚至产生犯罪感。一旦恐惧感占据一个人的灵魂，有比鸦片更神奇的作用，那就是对强权的依赖性。政治恐惧能让一个正常人变态失常，曾经的铺天盖地的口号标语和大会、血统和阶级等级、身份和地域区隔、领袖崇拜和各种票证特权，而今转换为高技术方式，通讯监控、信息屏蔽、敏感词语、政治治罪、户籍限制、暂住证、城乡福利差别。这些曾经的而今的权力系统，都将每个人清晰孤立地贴上裸体标签，安排在恰当的网格里，个人特征被全部抹杀，都归属在这个大一统的、集体的权力系统之内，然后被代表被安排被管制，使得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生存尊严无处依附。胡适曾言”个人永远站在国家之上。”于今仍是预言。

如此编织地细密强大的恐惧大网，天长日久，会让人心生罪恶感，真以为自己犯罪了。让一个正常人心甘情愿承认自己是罪犯，这才是政治恐惧最为邪恶之处。古往今来，政治恐惧侵入每个中国人脑细胞和骨髓，这是所有中国人的遗传基因。如此一来，个人生存的安全性无以保障，且法制不被信仰和尊崇，那么人的愚昧和残暴兽性就会毫无底线地释放出来，每次被领袖鼓动的政治运动都是如此。以致今天在巨大灾难之后，仍能营造歌舞升平、歌功颂德的社会氛围，不能不说是每个中国人悲剧性存在的见证。

持不同政见者或曰异见者被中国统称为政治犯，当代媒体含蓄地给出一个名词”意见者”。将政治色彩有效稀释，但也完全变味了，这本身就构成政治禁忌的一部分。政治犯至今在公众话语中仍是忌讳的词语，而这些受害者的名字和事迹，深深地被掩藏起来。当权者消灭这些肉体的同时，还严厉禁止这些受害者出现在报纸电视、图书和影像品中，权力者制造出什么都不曾发生的社会记忆，让后人无从了解历史，这种洗白历史的手法往往能够得逞。

《百年孤独》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洞察出专制独裁的奥秘，因此他警告世人”事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人们是如何记忆的。”记忆来源于事实真相的传播和流传，当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受到巨大扼制的时候，记忆与事实之间便存在巨大的博弈空间。能够消灭记忆的，唯有时间和权力。但当时间不足以毁灭事实并且当事者还存活的时候，能够消灭事实和记忆的唯有权力者。记录和记忆本是人的自然权利，但常常受到权力的戕害和剥夺。权力者害怕图书和影像留下的记忆，在于记忆可以重现真实，构成不信任和威慑力。这句哲理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警惕权力对权利的剥夺。

时间并未老去，这些仅仅过去60年和正在出现的名词，本不该被中国人遗忘–地富反坏右、修正主义、右倾主义、煽动颠覆政权者等等。如同近30年对城市故旧建筑充满仇恨地摧毁，对业主残暴地驱逐，官欲和政绩使得政府部门变成强盗。他们不被觉察的内在冲动则是试图消灭人文传统，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命名历史并且将自己的名字写入历史。蛮横摧毁的历史断裂带，将是他们编织新记忆的起点。

虽然不见得”政治犯”都有政治企图，是被权力者认定并扩大化的报复处置，也不见得是个人自愿选择的，但是其中故意模糊了公民言论和结社权利–人人都享有批判政府和参政议政的宪法权利。权力者可以给一个人肆意政治定罪，而不是法律说了算（哪怕这个法律是权力者独家制定的），因此他们都成为事实上的政治囚徒，这个名单是存在的，但永远是残缺不全的；内部权力争斗，即使不涉党国意识形态，也往往以 “叛徒”、”内奸”等抹黑手腕打压对手，这是另外意义上的政治异己，这类政治犯最为知名的当属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每次政治运动背后则是千百万被整肃的生命，伴随他们的是屈辱、折磨、剥夺和囚禁，乃至枪毙，以致连坐治罪亲属和子女。

特权政治对传统文化中非人性部分的纵容和发挥，我们只能从邻邦日韩才能寻找到比对。敢于承认”我不如人”、”我们已经落后”的勇气，我们也不见得有。100多年前，《中国人德性》美籍作者、传道士亚瑟·史密斯即已批判儒家文化：中国儒家政治文化传统向来鼓励一夫多妻，妇女裹脚，一人信多种宗教，子女对父母无条件服从等等。他指出日本文化来源于中国，但是很好地抛弃了这些文化习俗糟粕。今天，除了妇女裹脚被废除、一夫多妻制演变为权势者”一夫多情妇”外，其它并无进步。

政治是文化的集中体现，而制度则是政治的最高体现。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总是与残暴和肮脏划等号，每个中国人天生都是政治谋略家。家国强势，个人弱小。中国人只有在无法活下去的时候才知道造反，平素则擅长逢迎讨好权势，示弱顺从当奴才，只懂得算计眼前的利害得失。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应有边界。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应该得到承认和理解，但是不应该受到赞美和鼓励。”眼里全是奴才，没有一个人。”一个个公民站立起来，自由、权利和平等才可以复归。

政治禁忌是在专制意识形态下由大大小小的官员编织起来的，每个官员和公务员都有份，但很难确切指出他们的名字和罪证，似乎人人都有份，又似乎人人都不相干，这是一个强大精密的消防系统。时间宽恕并纵容了他们。他们才敢肆无忌惮制造政治恐怖堵住百姓的眼睛和嘴巴，让老百姓害怕，然后他们放心地贪腐和不作为。奴性心理让人人痛恨官员，但是一旦给他当官机会，没人会拒绝。当官意味着少受约束，名利兼得，并不用承担太多公共职责。由于社会自由空间逼仄，政治权利难以经由正当经济管道表达和实现，财富英雄仍然是政治的孙子，因此，当官便成为中国人个人成功的最高标志。历朝历代推翻皇帝的造反者，都是自己想当皇帝，真以为他们会为社会公众谋利益，那是高看他们了。这类造反者所摧毁的，正是他期望占有的；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向往的。每当获得权力时，不管获得权力的大小和轻重，都会被最大化地算计为个人利益和面子。皇帝如此，村长、校长、居委会主任……书记也如此。

政治禁忌是公权力不受制衡和监督结出的恶之花，可扩散到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等各个层面，除了制造社会恐怖之外，还扼制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个人创新能力，危害巨大。唯有实行民主政治和新闻自由，方才有望消除政治禁忌。

2009年2月9日

根据最新的网络消息，《零八宪章》的签署群体已经超过8500人。在国内网络严密封锁的状况下，宪章签署人数到达这个数字，也许已经接近阶段性的极限。宪章运动的深化不但需要克服中共设置的信息壁垒，也需要将来在形式上推陈出新，才能真正推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

那么放到国内政治现实中，《零八宪章》已经拥有8500多名签署人意味着什么呢？有人说，这个数字占据全部人口比例微不足道，和中共的7000多万也是九牛一毛，因此《零八宪章》没有什么意义，8500人没有什么份量。在政治判断中，审慎是必须的，尤其在民间根本没有多少资源可以浪费的情况下，的确不应该盲目高估民间努力的成果。

不过简单的从人数比例来判断8500名签署人的影响力，肯定是一种错误的计算。关注中国事务的学者Jeremiah Jennea 在其《蔡元培与08宪章》的文章中从历史对比的角度对《零八宪章》可能的影响力进行了分析。而对中国现实社会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感受到《零八宪章》所阐述的理念与分布广泛的民间诉求的巨大契合性。

在威权体制下，政治博弈并不是简单的数人头—如果政治博弈遵循数人头的规则，其实意味着选举已经作为政治的主要裁决方式了，那么离开民主政治其实已经不远了。当下的政治生态，更多的是以各种象征性形式存在的心理博弈。哈维尔说的一个坚持说真话的人的道义力量可以瓦解一个师的武装，并不仅仅是一种修辞，而是心理博弈过程真实力量的感受。

以中共为例，虽然其号称有7000万党员，但是它的力量并不是建立在7000万人的有效支持之下—哪怕7000万人的有效支持，在总人口比例上也不过是7%，并不占据多数。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式微，利益多元化的当下，7000万人在政治观念和立场上都已呈现巨大分野。共产党员的身份也变成哈维尔笔下水果店上挂着的横幅—“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样，拥有这种身份并不意味着内心的认同，也许只是籍此表明对共产党统治的不反对，或者是通过这种身份获得经济利益，因此7000万成员绝不意味着同等规模的社会力量。

更重要的是，中共并没有一套内部的民主程序，把7000万人的力量集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在政治参与被严密控制的金字塔权力结构下，执政群体中真正具有政治参与功能的，其实也就是几百人，大体是中央委员这个层面的人物。中共7000万党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威权体制中没有自觉意识的组成部分而已，因此执政集团自身并没有感受到一个庞大组织带来的凝聚力，而只是在便利的时候利用下中共这个名器，通过反复强调7000万这个数字，来震慑可能的对手，同时也震慑内部的挑战者，政治参与蜕变成了一种心理威慑游戏。

这种心理威慑机制需要另外一方的主动配合才能完成全部过程。这种”配合”表现为自我审查，犬儒主义，政治冷漠，放弃对公共领域的兴趣和责任等等，而这些其实是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社会中普遍流行的心理现象。在大众以一种不合作的方式放弃参与的状况下，中国的政治空间极度萎缩。

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8500多个公民公开的在一份具有政治风险的文本上签名，类似于参加一个网络政治集会（陈奎德语），激活了独立的政治参与功能。人们发现，政治忽然不再仅仅局限在那些精心布置的舞台，那些本来应该寂静无声的观众角落中忽然发出了声音，当数千名公民以不屈的姿态公开说话的时候，政治场景开始转换，克服内心的恐惧，瓦解长期存在的心理威慑机制，成为政治的主要过程。在充满心理象征色彩的政治博弈中，8500名宪章签署人的登场类似于对长期存在的政治参与规则的颠覆，是对政治公共空间的重新激活和拓展。

由于长期的以恐惧和谎言为工具对公众心理进行操控，中共高层的思维和认知模式也被这种象征性政治模式所塑造，表达忠诚和服从的政治仪式是他们最熟悉的语言。一点点的政治异议和政治对抗都让他们无法理解，并进而惊慌失措。《零八宪章》及其背后签署群体的横空问世，非常巧妙的敲打了中共高层自身的恐惧神经。他们无法充分理解8500人背后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推动，他们知道8500人背后还站着更多的不愿被恐惧操控的黑压压的人群。

不过对于中共高层来说，唯有正视这种公众力量，并保持必要的畏惧，才能摆脱长期以来权力垄断带来的心智狂妄，才能向政治人物的正当角色回归。在这个意义上说，《零八宪章》及其宪章签署人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成为了一个困顿社会演变的催化剂。

“分裂”在汉语是一个感情色彩特别强烈的贬义词。分裂党，在共产党的历史语境，是头号大罪，人人皆得而朝他头上撒尿的大罪。实际上，在全世界范围内，分党不仅是任何大党必经的自然阶段，也是目前共产党解决一切逼在眉睫问题的万灵丹，事关共产党的存亡绝续。如果共产党是马戏团的一匹狼，分党这道火圈它必须得鑽，鑽不过这道圈，只有淘汰一途。

共产党需要开襟怀

最近中共党内民主是一个热门词语，其实党内民主的极致便是分党。中共应有精神准备，即准备承认政见分歧的合法化，准备接受派别存在的公开化。共产党已超级成熟，党内民主虽刚起步，而实际上分系、分党都已经晚八秋了。如今甚麽是党的好当家人？能把党平平安安地分成两个或数个竞争关係的平等政治实体的人，就是党的好当家人，是党的功臣，是民族的救星。就像五四时期，能主动把大家庭和和睦睦分开的家长，才是开明的家长、负责的家长。把大家拢在一起，过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窝蹩日子的家长，是大家庭全体成员的罪人。

党用理论家通常说，为了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错！党内民主只会促使党分櫱，不可能增强党团结。民主必伴分歧，这是铁律。共产党现在需要的正是分歧，而不是团结。每一种生物，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分櫱、分叉、分株、分家、分派都是自然现象。共产党七八千万党员的一个大党，视团结统一为最高原则，这是反常、反自然的。

团结统一不应是党的最高原则，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者，也不是一个适合执政党身份的提法。凝聚力就是抱团儿，战斗力意味打架，这是斗争哲学、好战分子、黩武主义的腔调，不像一个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应有的口。共产党需要的是开襟怀，不需要再攥拳头揍这个揍那个。民主也是现代执政者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因而想要提高共产党合法性，就搞党内民主；要想继续抱成团儿打人，千万别搞党内民主。

各派言论权不平等

眼下中国舆论界正当左派瓦釜雷鸣、民主派黄钟毁弃之时。二月六日《红旗文稿》刊发一组五篇痛批普世价值的文章，与此同时《炎黄春秋》却正遭阉割之痛。为甚麽？他们不都是共产党办的刊物吗？他们的言论权平等吗？党内民主派有一百篇捍衞普世价值的文章，那发去？党内各派，言论权不平等，就谈不上党内民主。无论江艺平的《南方日报》报系，还是梅宁华的《北京日报》报系，都是共产党的喉舌。可是最近只见姓梅的高调叫阵，姓江艺平不见一言，为甚麽？如果政见分歧合法了，派系可以公开存在了，就不会再存在这种「鸾凤伏窜兮鸷鸟翱翔」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