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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地火在运行，我忘不了那如火如荼的岁月，更对在动荡岁月里豪情满腔、壮志凌云的仁人志士肃然起敬。理想、激情、斗志……再回首，往事如云、如梦、如烟……岁月如歌，随风而去的精神长缨时时侵蚀、啃噬、鞭挞着我那不安的魂灵。世纪末的后生不能不对世纪初先驱的精神冲动产生令人激动不已的思想回响。

本文，意在抒写二十世纪书生革命军的悲剧情怀！

陈独秀，1879～1942；李大钊1889～1927；瞿秋白，1899～1935.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充满政治激情、饱蘸理想情怀的三位书生革命家的年龄相差十载，而他们生命的享年却呈现出戏剧性的逆差递减。瞿秋白，一个诗意纷飞的浪漫之士，只在人间度过了短短的三十六个春季，名中有“秋”的他却未能享受第三十六个秋季。对向来有“悲秋之士”雅号的中国文人来说，这无疑也是一次致命的摧残。发这种思古之幽情不是笔者的初衷，毕竟瞿秋白于1935年的6月18日被杀害。

烈士死前，如入暮年。人之将去，其言也真。“自述”、“多余的话”、“上诉状”，虽然形式不一，但是内容却都是各有其真的“自白”。

固然，这里不乏“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豪情，也不乏“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壮志，更有“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从容，可我们从中却更多地感受到的是平素身世及文章里所难以领略的精神气质、人间情怀、冷静思考。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选择“困兽”情形里的自我形象，则是审视二十世纪书生革命家的一个颇为有趣的视角。

自传：“同是天涯沦落人”

从三人的家庭身世、游学经历、革命生涯里，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与生俱来的“同事”意义。

陈家由一个当地的“望族”而沦为“破屋”，家道中衰的经历让他在“怀宁人眼皮子浅”的白眼中度过了本应天真无邪的童年[1].李大钊比陈独秀的身世更为“不幸”，他不但在两岁时就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而且在母亲的相继去世后成了孤儿[2].瞿秋白，破落书香之家的童年生活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母亲因欠债而自杀的凄惨与悲凉：“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时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3]

如此这般的经历使他们自幼就缺乏应有的爱。他们对爱的体验不足，因此所理解的爱也只能是一种最大能量的幻想与渴求，哪怕是一种爱的乌托邦！在三位先驱黑而亮的目光里，更多的是恨，一种对世态炎凉、人情浇薄的愤怒。

心灵的孤寂使李大钊自幼就懂得“靠书本和墨水台来充实我全部生活中的流年岁月”[4].家乡私塾、永平府中学以及东京的留学生涯使其饱读诗书。因此回国后先生便以扎实的中西文化根基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学而优则仕”所蕴涵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古训已经成为他心灵里的过眼烟云。昔日的“文房四宝”已经化做“石笔铁砚”，留驻书生笔端的则是呜咽悲歌、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挥泪迸发的必将是“悲歌辞易水，壮志出天山”的豪迈诗篇[5].无独有偶，陈独秀虽然对“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的光宗耀族观念不屑一顾，但是爷爷“严厉”的叫板却使他不得不伏案苦读。“也不知挨过多少次毒打”的陈氏嫡孙中了秀才，还有过乡试的经历。1898年，杭州求是书院又为他提供了通向西学的桥梁。之后的四次赴日游学更使他学贯中西，在以《新青年》杂志起家的同时，就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也许，瞿秋白的求学经历更为沧桑，作为“后生”的他在小学学堂与中学学堂的游历固然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但即使是在北京因无力进入大学读书而不得不在俄文专修馆的求学也属“寄生生涯”。学膳免费最富诱惑力，在这样狼狈的窘态中超度了“万般皆下品”，自然也是破落书香门第的一种幸运选择。文乎其文的新式士人气质固然不乏“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浪漫，但是在其一生中也将过多学院气、过分理想化、过于激动化的天真与迂腐顺手牵了过来。日后瞿秋白赴俄学习，而成为一个年轻有为的单纯之纸上谈兵理论家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对瞿秋白很快介入铁流的转变我们一点也不难理解。捉襟见肘的严酷现实令其别无选择，而在他做了过河卒之后也只能以这样的态度来一往无前：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有风雨兼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瞿秋白曾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且经历了一个从犹豫彷徨到一发而不可收的转变。关了三天的被捕经历不但没有挫伤瞿秋白的意志，反而使他在“卷入旋涡”的“热烈”后有了“一次暴动胜于千百万册书报”的“震惊”和“刺激”[6].1920年10月，俄文馆的特殊履历使他得到了接受《晨报》聘请的机会。赴俄作记者的“俄乡纪程”，使他加快了对书生革命性情的向往步伐。“赤都”留下了他心灵的记录，他对光明的未来充满信心，并坚信“总有那一天”[7]：与其说是纯真向往的步伐，毋宁说是浪漫的幻想。如果说俄国革命的成功以及对苏维埃政权的耳濡目染让瞿秋白的理想扶摇直上，那么李大钊的政治敏感以及对“Bolshevism胜利”的雀跃则与瞿有异曲同工之妙。李大钊自信而又不容置疑的告白掷地有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凯歌的声音。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8]在“书生”或说“学问家”的意义上，陈独秀与李大钊更有相比之处，辛亥革命期间的秘密结社以及不畏牺牲的道义担当一直是他们延续不断的未了情结。此时的“老革命党人”也正是在“辛亥”无望、无路的情形中，在实用理性的促使下一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俄国人的道路的。陈独秀从连任五届中共总书记到下野沦为“托派”，他的政治信念义无返顾，即使是在国民党监狱也毫不讳言地慷慨陈词。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国南北局势形成了对中共的南北夹击。我们的主人公陈、李、瞿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上各自演绎出一幕幕历史悲歌的。

自述：“秋风秋雨愁煞人”

这句话本是近代革命家秋瑾女士的绝命词，可用在书生革命家的狱中陈词里一点也不越位。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入狱。对他来说，这已经是第六次入狱了。从容之中带有真理使者的自信和不服，回顾自己的革命历史后，他慷慨激昂：“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而且，为了成就大业，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所进行的“一切的一切”，永远合乎时代的潮流，为此，他不但在狱中对自己“组织中国共产党”的“作为”毫不后悔，而且也毫不隐晦。出于对共产党追求的“自由社会”信念的坚定立场以及无限憧憬，陈独秀身处逆境而冷静有加。他条分缕析，对国民党的诬蔑不实之词一一驳斥：“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瘁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此近代资产阶级的国法学者之通论，非所谓‘共产邪说’也，故所谓亡国者，恒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主权而言，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得谓之‘亡国’。‘叛国’者何？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漏秘密罪，此等叛国罪状，刑法上俱有具体说明，断不容以抽象名词漫然影射者也。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摒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9]冷静、沉着、大气的人格力量奠定了陈独秀的思想魅力：“党国”不分历来是统治者愚昧民众的伎俩。他力抗“群言”，力辨“党”与“国”之别，“国”与“府”之异，这和他五四期的“卖点”一脉相承：陈独秀五四前夕曾经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对情感盲目的爱国与自觉理性的爱国作了区分：“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之际，他又以《我们应不应该爱国？》为题诉诸青年：感情和理性，都是人类心灵重要的部分，而且有时两相冲突。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很容易将党、国、政府这些概念混为一谈，从而滑落为愚昧的爱国激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独秀指出：“群众的（爱国）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为恶。”基于“我行我素”、“始终如一”、“忠于自我”的思想人格，加之“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的平静心态，陈独秀不但拒绝了著名律师章士钊的热心相助，而且在真理面前振振有辞、义正词严、劈肌入理，在为自我辩护的同时也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竭全国人民膏脂以养兵”而在日军到来时节节退让的丑陋面目。

在此之前的五次被捕中，每一次的面对都是镇定自若。即使是在枪口深黑、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陈独秀有的也只是尽快了断的坦然。对他来说，危险从不存在。所谓的视死如归、慷慨就义诸多溢美之词，在陈独秀的行动中得到了最为直观的再现。他不仅“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而且有“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的要求。在一些人看来是天方夜谭的奢求，而在陈独秀那里，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正义诉求。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忠于事、忠于人，这就是陈独秀一贯的性格。他的思想品质正如蔡元培先生所概括的那样：“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书生的君子品行流诸革命行伍，二十世纪壮志冲霄汉的豪情在陈独秀身上得到了完整的再现！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折杀哪一个，先从独秀起！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真实写照，具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真正情怀！

也许，这种性格与其生理年龄相差二十的瞿秋白有着不可思议的性情区别。偏激、天真、忧郁甚至有些纤弱的精神气质让瞿秋白在急遽转型的大动荡时代做着力不从心的“跛足的迅跑”。这就是，激进、热烈而又敏感的精神气质使他很快从苏联的理论信仰中赢得了中共元老的青睐。1923年，只有二十四岁的瞿秋白作为俄国共产主义的资深使者，陪同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不久便被李大钊推荐为上海大学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远来的理论家深为诸位所推崇，四年之后二十八岁的他便成为陈独秀位置的接替者。由于由“右”而“左”，仅仅八个月的时间瞿秋白就演绎出了凝聚着二十世纪书生情怀的人生悲剧，即作为陈独秀问题的纠正者，他和蔡和森一样有“理论”贡献，可是也正如同陈独秀的命运一样，他那妄自尊大、惟我是尊、“我即真理”的盲动主义思想以及1930年与其他人一起主持的六届三中全会一同遭到了与陈独秀没有什么两样的“清算”。蔡和森断言“真正小团体的代表是秋白”，张国焘则大斥秋白对共产国际有“两面派”的“态度”，李立三则在各位革命同志的激情感召下决然指责秋白“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10]于是异口同声的批评迫使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将瞿秋白定位为“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全党应对他“开展最无情的斗争”[11].瞿秋白经受了如此这般的考验后，直到临终时刻才开始了对这一“斗争”模式的反思：既有对他人也有对自己。说违心的话可以理直气壮，给人的评判可以无限上纲，《多余的话》中“历史的误会”的概括使瞿对王明在米夫支持下的攘权行为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多余的话》之所以悲情无限，一再声称自己不适合“从政为领”，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反思：“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12]光明磊落的“名”与“假面具”的“实”形成了反差，对一个有良心和正直感的知识者来说，瞿秋白不能不在临终的时刻作出真诚的忏悔：“我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是一个对世界没有什么贡献可言的“高等游民”之一。《多余的话》是一次真诚的、感伤的、自省的情绪旅行[13].瞿秋白没有去为自己的道路进行辩解，也没有树立与维护，有的只是深沉的思想升华。

在那篇心灵的独语中，能使“历史的误会”得到解释的最多概念就是“不得不”、“勉强”之类的词汇，一种无奈和不得已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必须沉沦而又不愿沉沦的拷打、坚持真理的勇气与身在其位的难以由己、学者的怀疑精神与失去独立思想的多重吊诡构成了一种丰富的痛苦体验过程。用当事人的话来说就是“弱者的道德”。仅仅为着“体面”，为着那点不切实的“绅士”风情，瞿秋白在“‘异己的’意识”与“‘异己的’的感情”中结束了“滑稽剧”似的短暂一生[14]，而最终又以坦城的真话留给了后人。现在看来，瞿秋白的自我解剖真乃一次充满血淋淋的自我冷嘲，读后令我辈学者真不寒而栗。

在二十世纪中国，书生革命家的悲剧情怀没有比瞿秋白表现得更充分的了！

与瞿秋白相比，尽管陈独秀在连任五届总书记后也有在共产国际的集体错误中“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的尴尬与悲苦，但他忠于自己事业和同仁的“同志”精神却将自己的感伤、委屈、烦恼统统都甩在了脑后。即使是在最为黑暗的时刻，他仍然坚信自己的主义是正确的，选择的道路是伟大的，所持的信念永远是值得自豪的。他没有丝毫反省的意思，更没有半点动摇的念头，有的只是义无返顾的决心和飞越现实的历史激情。自大的“主义”话语在陈独秀身上再一次得到了生动显现。

在陈独秀身上，他没有绅士的“体面”面纱。如果说自大会有一意孤行的专断，但却失去了“弱者的道德”的优柔寡断。陈独秀在1927年下野后应该是极度消沉时期，他曾经被集体围攻，被落井下石，被逼迫悔过，甚至被陷害、被侮辱、被开除，包括以瞿秋白为首的党组织也对其进行过苛刻的“无情打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一度还背上了“汉奸”的黑锅。但他毕竟有“固执”的气质，有“九死未悔”的性情。对此，我们可以在他的乡友胡适的评价中找到依据：“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种经陈独秀提出、被友人传送的“高尚优美的生命观”一直伴随着先生左右。比起瞿秋白性格中的“或是”、“也许”、“也难说”等书卷气，陈独秀没有那么多的温柔，他是一位嫉恶如仇、激情飞跃、拍案而起的汉子，是“一匹不峻之坡弗上的骏马”，是“宁为玉碎”的开放型风流倜傥之辈。瞿秋白可以在上面的指示下麻木听从，陈独秀则会在至少是一半的清醒中直面“指示”：为了自己的事业信念，他可以将道德的面纱撕破，也可以将道德的承诺踢开。

相对于陈独秀的真诚坦率，李大钊的“自述”则有一种燕赵志士的平稳、忠厚与浑朴。他既没有瞿秋白式的低调反悔，也缺少陈独秀式的历史“决定”语气，有的是一副“英雄落难”的气魄。好汉做事好汉当：传统道德的文化情结在李大钊身上找到了归宿。书生的天真每每流诸笔端，李大钊的“狱中自述”名副其实，几乎是一种生涯追述，平铺直叙。他对自我“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努力无怨无悔，对“实践其所信”亦不愿“暇计”，而且甘愿承当“全责”，愿以义胆侠骨履行其“铁肩担道义”的诺言。在“自述”结束时，他写下了胜似“好汉歌”的企望：“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与此同时，李大钊也没有忘记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15]传统文化熏染出的道德情怀让革命家再现书生本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即将就义、英雄末路之际，先生能如此从容地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这不但是传统的复制，而且更是一次“达”与“穷”的圆融。幸运的是，李大钊谦和、厚实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在政治生涯的纵横捭阖中不易陷入政见歧异的漩涡中。为了民族和民众的大事业，他舍得一身剐，只为“民权的旁落”隐忧忡忡，而不为个人“权力”的旁落生“杞忧”。

显然，与陈独秀的大起大落不同，也与瞿秋白为性情所累相异，李大钊的冷静、矜持、朴实形成了自己的生命特色。在三位革命家中，陈独秀与李大钊的道义精神与率真性情在人格上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瞿秋白的内方外圆虽然不失为一种传统“士大夫”的书生气质，但从人类终极关怀意义上说，又是残缺的个性。以这种个性难为政治家——只能是在政治的漩涡中有着内心的痛苦挣扎。缺乏道义的承诺以及执著的韧性斗志，结局难免尴尬。

瞿秋白说，本来他完全可以在生命即将罄尽的时刻壮烈一回，冒充“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16]我们无法不为“书生”内心的真实所打动。然陈独秀思考的决不是烈士不烈士、叛徒不叛徒的问题，而是自己的信念是否遭到强奸的问题。因此，他多次被捕后都是以“无过可悔”而告终。李大钊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首先想到的是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传统的道德义气无法不令他悲壮地面对死亡。道义的光环牢牢地套在李大钊的大脑上，他别无选择！

对瞿秋白来说，他最为幸运的是世纪末的中国有了一个好气候，虽然他没有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言，也没有陈独秀“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行状，也缺乏李大钊式的“铁肩担道义”的道德激情，但是他的低调同样赢得了烈士的名称。开放的观念使我们在世纪末呼唤这么一句话：救救那些还没有成为烈士的坦诚者。也许他们的真话十分逆耳，可就是这逆耳的衷言会对社会历史快车道上的事故多发地段提供有力的警示牌！——少走弯路！——少付沉重的代价！

自勉：自将磨洗认今朝

高调与低调是我们一直没有处理好的音符。陈独秀是一位高调与低调一直胶着的弹奏者；瞿秋白则是从高调到低调的履行者；李大钊无疑是高调的保持者。陈独秀获得了刚直的人格；瞿秋白赢得了坦诚的赞誉；李大钊取得了高尚的桂冠。

但是无论你得到了怎样的尊称，都无法摆脱一种历史的悖论。俗话说得好：你得到的就是你失去的，你失去的就是你得到的。换句话说：你得到了这个，就失去了那个。我们总是生活在“顾此失彼”的悖论中。尽管我们说千万不要顾此失彼，但是作为尘世间的人，我们实在无法摆脱这个怪圈。

陈独秀在人格上获得了后世的首肯，但他在思想史上却是一位有着重大残缺的思想家；瞿秋白在人格性情上比陈独秀低了“八度”，但最后的“多余的话”却获得了思想的升华，确立了自己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有着深沉的历史内蕴和厚度；李大钊可以“居庙堂之高”，但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了一个超脱尘世、光彩照人的“回避型”角色。

这一切，既需要在历史的延伸中体味，又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在现实中感悟。

在理想伴随我们几乎走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蓦然回首，往事如烟，只有那未来的长路等待着我们。当“主义”的话语在世纪末的日子里为激进主义、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所湮没时，我们为先驱者洒下的热血感到伤痛：瞿秋白英勇就义时只有三十六岁，而李大钊在受刑时也还不到三十八岁。

1927年4月29日，就是李大钊牺牲的翌日，《晨报》以“神色未变，从容就死”相告。也就是在这一年，陈独秀下野，开始了自己漫长的反思。尽管他对自己作为“左翼反对派”存在的必要性视为“天经”和“地义”，但直至晚年，其思考才算有了超越自我的发展。也许，李大钊这位思想先哲的话更富启迪性：对于“急进与保守”，“最宜使二力同时皆有活动之机会”[17].一言以蔽之，防止最激进与最保守的二力时间交替“代兴”，保持二力的空间“并立”，乃为上策。

高调与低调，是美妙乐章中一样不可或缺的音符啊！如果说人生是一首美丽的诗，是一曲美妙的歌，那么由“性情中人”谱写的思想史当然也就是有高低起伏和引人入胜情节的乐章。为此，我们也就别忘了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的那段忠告：文化与个人性情一样，“趋向于不同的方向，遵循着不同的原则。但是这种多样性和相异性并不意味着不一致或不和谐。所有这些功能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种功能都开启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并且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一个新方面。不和谐者就是与它自身的相和谐；对立面并不是彼此排斥，而是相互依存：”对立造成和谐。正如弓与六弦琴‘“[18].

注释：

　　〔1〕《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53页。

　　〔2〕〔4〕〔8〕《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574页。

　　〔3〕转引自《瞿秋白的文学活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6页。

　　〔5〕〔15〕《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11、888～893页。

　　〔6〕〔7〕《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62～164页。

　　〔9〕《陈独秀自撰辩诉状》，亚东图书馆1934年版。

　　〔10〕《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3期，1931年5月出版。

　　〔11〕《六大以来》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12〕〔14〕〔16〕《瞿秋白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720、721页。

　　〔13〕《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153页。

　　〔17〕《言治》季刊第3册，1916年7月1日。

　　〔18〕《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村上春树著,施小炜译,南海出版公司2009年1月版,25.00元。

作家好像都是惫懒寡言的室内动物，能像中学生朝气蓬勃雀跃而行的毕竟是少数，像运动员那样为完善的肌肉力量默默骄傲的，恐怕就更少了。村上春树业余喜欢长跑；他肌体黝黑，穿短裤，身背号码布参加马拉松比赛，在作家中算不算是一个创举？我想不出还有第二个人像他这样，写作翻译之余频繁参加赛事，从马拉松发展到铁人三项，规模越弄越大，感觉发展下去像要报名参加什么奥运会，让人还真有些惊异。

从一九八二年秋天开始跑步，持续跑了将近二十三年，几乎每天都训练，每年至少跑一次全程马拉松，并在世界各地参加无数次长短距离的比赛，这便是村上长跑的一份记录。在新作《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他用细致的笔墨抒写跑步的体验，态度确是有点像中学生的稚弱喜悦，像运动员保持一份平心静气的活力。

他说一个月跑二百三十公里是“跑的认真”，三百一十公里是“跑的扎实”；在巅峰期到来时，以三个半小时为基准跑马拉松全程。戴秒表，穿水野牌跑鞋，边跑边听MD播放的摇滚乐。哪怕出国在外，时候一到放下行旅捡着路面就开跑，享受跑步的乐趣。大概只有非常执着耐心的人，才能享受这种艰苦的乐趣。他在书中坦言，自己是那种不太以独处为苦的性情，独自一人跑步也罢，四五个小时伏案写作也罢，都不会觉得难熬无聊。从跑步中，他也不时领略到关于写作的有效隐喻。这个方面他谈了很多；未必谈出什么高深的精神哲学，却是从他自身总结出来的经验法则，其实值得一读。

作为职业小说家，他认为书的销量、得奖与否、评论好坏，这些算是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志，但也算不得是本质的东西。“写出来的东西是否达到了自己设定的基准，这，才至为重要；这，才容不得狡辩。别人大概怎么都可以搪塞，自己的心灵却无法蒙混过关。在这层意义上，写小说很像跑全程马拉松，对于创作者而言，其动机安安静静、确确实实地存在于自身内部，不应该向外部去寻求形式与标准。”

和他人竞争一决雌雄，不是他喜欢的活法。写作的存在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追求不同于他人的东西，选择不同于他人的语句。作家受到误解非难，也正是这种自立性选择支付给世界的代价。对于操这种职业的人来说，他们是在主动地追求孤绝，尽管程度不同，内在的危害是一样的，因为“这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回护人的心灵，也细微却不间歇地损伤心灵的内壁。”村上说，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跑步。有必要持续地运动身体，穷尽体力，以排除身体内部的孤独负荷；让肉体多消耗些，也好让自己去体认作为人的有限性的事实，通过长距离赛跑，从最深处对此获得物理性的认识。

他还发明一个短语叫做“文学憔悴”。他认为，年轻时写出力作的作家，到一定年龄会呈现浓烈的疲惫之色，这是由于作家的体力已无法战胜毒素的缘故，亦即在疯狂的想象力与支撑它的体能之间的平衡，业已土崩瓦解。因此必须增强体能训练，尽量避开这种“憔悴方式”，尽管别人会说“那样做的不是艺术家”，他也要坚持跑马拉松。

上述感想，大概只有一心一意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才谈得出来。作者谈“跑步生活”，反复用加引号的两个程度副词———“认真地”、“扎实地”来形容，其实也在审慎地守护自己的人生观。他觉得自己不擅长抽象思考，与其说是知识分子还不如说是一个“物质结构的人”；只有通过身体现实的负荷，通过“肌肉的呻吟”，才能循序渐进增加理解的深度。他不无幽默地形容说，“倘若比作马匹，我恐怕不是专事比赛的赛马，而更接近于从事杂役的驽马”；勤勉耐劳不惜体力，是自己性格上仅有的可取之处。是故在年近花甲的这个时候，仍慢慢地、不间断地独自赛跑。

村上新作属于自传类随笔，译成中文出版后，销量不如他以前作品，报纸上评论说是换了译者的缘故，失去了故有的语感。我不是村上迷，读他的书太少，不好说什么。这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倒是看了不止一遍，还去书店买来送人。难道是因为人到中年还热衷于励志？确实如此。要向村上春树学习，最好每天也跑上几圈；希望在精神上也在肉体上拯救自己，如果说自己确实需要拯救。

也因为，这部随笔作品的文体细腻出色，作者经心于遣词造句。照片上的作者看上去木讷矜重，是典型的日本人（或北海道渔民）长相，其文体也润泽日本传统“私小说”余韵，涓涓絮谈，平板亲和。木心诗歌《永井荷风的日本国》模仿过那种语气———经常不断地用“什么吧”、“什么吧”之类的疑问句陈述，经过模仿也便显得俏皮。村上春树采取的是一种叙事性抒情作家的鸵鸟政策：将眼前有限之所见，或将一个“平面的地狱”转化为内心风景，并且固执于这种转化所带来的稚弱喜悦。

此外还因为，阅读时冒出来种种感想。例如，确实没有想到村上是如此认真的一个人。他希望通过谈论跑步，将他对人生规划、职业认识以及内心的不安顾虑写出来，以确认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取得什么样的造就。对于尚在写作的作家来说，这种认识其实是困难的。而我感到深为震动的，是他的兢兢业业、不遗余力，简直是全力以赴追求设定的目标；从他对危险的反应和身体的细微顾虑，也可看出投入力量之大。

以前读大江健三郎文章，有一句话印象较深。他说看见别人一副纵欲疲惫的脸色，他会打心底怜悯那个人。这句话跟大江小说充斥的威士忌酒、性器和避孕套连不起来，好像不应该是他说的。看来作品和本人还是有反差的。读村上这本书也是如此；他对如何维护身心健康的思考，是非常专注、细致和积极的。

村上春树和大江健三郎一样，刻意抵制日本封建文化，主张全盘西化，也就是民主化的欧美现代人文思潮。作品写的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自择群体”的生活，尽管表现的方式和程度不一样。把他们放在一起看，有时会觉得，这些日本作家一点没有才子气；处事诚正，有一股子谦弱决绝的进取精神。

除了个体性格因素，我以为这里面多少还有政治上的根源。政治性的感觉似乎更成熟；他们对于同类和自己的软弱局限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体认，并且从个体存在的自立性之中给予勉励和真实的教益，而不是像我们的刘小枫先生在复旦演讲中声言的，想要将精神空虚、听低级音乐的年轻人送去劳动教养。后者的这种言论不管怎么说都是自大乖戾的。

“此人有可能成为涉嫌抄袭书目最多、抄袭面最广的作家，她被称为用鼠标写作的抄袭女神。”去年首届中国网络原创作家风云榜排名第一的宁波籍女写手vivibear（张薇薇）近日被网友曝光。据不完全统计，她涉嫌抄袭173位作者的203篇作品。

她的抄袭事件已经震动圈内，《公主志》杂志宣布原定于本月上市的vivibear《骑士幻想夜》一书延期上市，并将停止连载其最新小说。相关出版社表示，如果权威部门认定vivibear抄袭他人作品，他们会向读者致歉并追究其责任。

事发——被网友发现拷贝繁体网站

根据已有的报道显示，原名张薇薇的vivibear生于浙江宁波，后嫁入瑞典，她曾是腾讯网的冠军作家、新浪人气王，出版有《阴阳师物语》、《兰陵缭乱》等10多部畅销书，单本销量在10万册以上。因为擅长写穿越历史的小说，vivibear被视为穿越女王和新一代少女作者旗手，去年由中国作协长篇小说选刊等单位主办的首届中国网络原创作家风云榜中，vivibear在20位入榜的网络原创作家中排名第一。

但在今年春节期间，一位网友在天涯发帖《网络原创作家风云榜首青春畅销书教主vivibear竟是极品抄袭狂！》指出这位畅销书作者的作品涉嫌抄袭。网友调侃地写道：“因为有直接从繁体网站上拷贝下来的片段，你在她的文字中，可以忽而看到简体，忽而又看到繁体，充满了让人心脏怦怦直跳的‘审美体验’！”记者发现，两者多为整句或整段雷同，对比原文有的基本未做修改，有的只是简单修改一下。

调查——抄袭173位作者203篇作品

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搜寻抄袭证据的队伍中，各方面统计的结果让人目瞪口呆。维基百科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经查出vivibear的作品涉嫌抄袭173位作者的203篇作品。尽管近年来国内抄袭事件不断，但像这么大规模的文章涉嫌抄袭事件还没有过，无怪乎有人称vivibear可能将创造一项抄袭吉尼斯世界纪录。

据悉，vivibear涉嫌抄袭的作品多为网络作家作品，除当年明月、赫连勃勃大王等人外，大部分知名度还比较有限，但细心的网友还是从庞大的文字中找到了涉嫌抄袭的具体部分，并列出原文作者将原文与vivibear的文章一一相对比。整理出来的涉嫌抄袭对比文章密密麻麻，看来看去都是相似的文字。比如，vivibear的《寻龙记》抄袭了《明朝那些事儿》。《明朝那些事儿》中“天突降大雪，很多人都认为风雪之中行军不利士气，要求停止进军，军营中也是一片哀怨之声”，《寻龙记》则是“天空忽然降下奇怪的大风雪，士兵们都以为是不祥之兆，军队里一片哀怨之声”。经网友整理，发现《寻龙记》有至少13处涉嫌抄袭《明朝那些事儿》。

回应——如认定属实将提出索赔

由于vivibear目前居住在瑞典，记者两周前根据其博客上的邮箱向其发邮件询问她对此事的态度，但至今没有收到回邮。不过，在抄袭事件发生之后，vivibear的博客一直还在更新小说，一些网友认为，就是这些更新的文字也有涉嫌抄袭的部分。vivibear在博客也没有回应这起事件，只有模棱两可的几句话：“对于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我真的很感谢你们，也不想让你们再为我受委屈。我所想说的是，绝对不会再让你们失望。”

记者发现，《公主志》杂志2月期正在连载vivibear的《骑士幻想夜》，但在其官网上，杂志执行主编雅竺发出公告称，原定于2009年2月上市的《骑士幻想夜》一书，因特殊原因延期上市；原定于2009年3月于《公主志》上连载的作品《101次逃婚》（vivibear的新作），因特殊原因停止刊登。

曾推出vivibear多部作品的侯开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已经知道了网络上的情况，“我们与作者联系过，她只说她有不太好的地方，保证以后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了。”

侯开表示，如果权威部门认定这属于抄袭，他们也将按协议向作者索赔，因为签出版协议的时候有作者保证没有版权问题的条款。

一位是现在非洲行医的阿富汗作家，一位是已去世四年的瑞典反种族主义者，但在2008年的全球畅销书排行榜上，卡勒德·胡赛尼和史迪格·拉森却将《哈里·波特》的作者J.K.罗琳和吸血鬼女王史蒂芬·梅尔比了下去。

书业杂志《书商》近日对2008年全球畅销小说进行了一次分析，根据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中国、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的月畅销小说排行榜榜单对全球的畅销小说作者进行排名，结果，卡勒德·胡赛尼和史迪格·拉森分占了前两位。虽然《书商》暂无法提供具体的销售数字，但是估摸一算，胡赛尼很有可能成为2008年度全球最受欢迎的作者。其作品《追风筝的孩子》和《灿烂千阳》在七个国家的榜单中都名列前茅。

肯·弗勒特的恐怖小说在西班牙也获得了很大成功，在七大国家的榜单中都榜上有名，但拉森仍略胜一筹。拉森的系列侦探小说同《龙纹身的女孩》一道在五个国家都获得了极高的销售量。

“他们的故事都是特别简单，全世界的人都能理解，”在讲述为何这些作家对各个国家的读者都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时，《书商》网站的编辑菲利普·琼斯评价道:“从吸血鬼到邪恶的商人，到女巫，是各个国家的读者都能理解的形象或比喻。”

到了2008年，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敢于明目张胆反对普世价值?屈指可数就有经济总量已排世界第三的中国，而且是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帜，在雪灾、地震、火车相撞、毒奶粉案一个接一个举世震惊的天灾人祸中反对的，党报、党刊、社科院都充当急先锋。到了年底，303个中国公民公开表示对普世价值的认同，而且“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提出19条具体主张，起名为《零八宪章》。这是一个宪政框架，也是在当前经济、政治交困，官民尖锐对立，群体事件激增的国情下，实现和平开放转型的一个社会共识性程序诉求的纲领。宪政学家王军涛称赞 “选择理性公正思考所不可缺少的共识性程序诉求作为宪章内容，这是政治睿智。”

可惜当局没有以对等的“政治睿智”对待《零八宪章》。就在《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以“擒贼先擒王”的手段，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抓捕刘晓波，传讯张祖桦。随后封杀网络阻止《零八宪章》的传播，全国各地同时对联署人进行传讯和约谈。其后果使得《零八宪章》的影响迅速扩大》，成为08年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具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也使得中国的公民力量在89民运20周年之际再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对中国向何处去发表主张。被秘密关押的刘晓波成为当然的公民领袖。

▲ 强大与弱小

20年前，刘晓波被民主理念驱使，终止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回国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这个曾经被誉为“文坛黑马”的文艺学博士不是天生的英雄，在东京机场转机，听到北京紧张的局势，曾打算掉头买回程机票，恰恰此时听到飞北京的航班的登机呼叫，才被召唤继续完成了回北京的航程。6月2日，刘晓波成为天安门广场的名人，他提议并说服周舵、高新和音乐家侯德键一起到纪念碑下绝食，他把这看成能够说服学生将民主作为长远目标最后的机会。他对三位朋友说：“我们不到广场，不和学生冒同样的危险，我们就没有发言权。”立刻获得 “四君子”的美称。3日晚11时，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突然从高音喇叭里播出，告诉广场：“政府要不惜一切代价平息北京发生的暴乱。”半个小时之内，广场几十万围观的人群就一散而尽，只剩下纪念牌下数千留守的学生和包括“四君子”在内的少数老师。4日凌晨两点半，军队包围了纪念碑下的学生，此时“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总指挥柴玲在广播里讲：“愿意走的走，愿意留下的留下。我本人要留下来。”更鼓舞了学生要用鲜血唤醒人民的意念，几千人一起在纪念牌四围坐下来，以表达决一死战的决心。此时从长安街跑来的工人告诉学生，他们的兄弟姐妹已经遭到屠杀，其中一个工人拿着一只半自动步枪，刘晓波看见，立刻想到万一这支枪发出一声鸣响••••••，这就是刘晓波的过人之处。他立刻叫几名纠察队员一同上去把枪抢过来，他首先在汉白玉的石栏上砸这支枪，震得虎口痛疼，几个人轮流砸，才把枪砸碎。在广场学生的生死关头，“四君子”的决定是他们派两个代表，广场指挥部派两名代表一同去和军队谈判，要求允许学生和平退出广场。他们到广场指挥部协商，总指挥柴玲说：“听说赵紫阳、阎明复希望学生留守广场，坚持到天亮。”刘晓波立即说：“我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假，任何人也没有权力拿广场几千名、上万名学生的生命做赌注！”封从德代表指挥部拒绝和解放军谈判，而且要求四位老师不得代表学生，只能代表第三方去和解放军谈判。“四君子”的两个代表侯德键和周舵是在枪口顶着的情况下和一名三星上校谈判的，上校向上级汇报之后又返回来，告诉侯和周，戒严部队指挥部同意学生撤离广场，并且祝四位老师成功说服学生。侯德健和周舵还有两位医生是跑回纪念碑的，他们对学生喊话。此时荷枪实弹的军人从人民大会堂，从四面八方向学生涌来，清场已经开始。纪念碑下正进行艰难的表决，走和留的声音一般大，最后封从德宣布撤离。5点钟，在黎明时分，几千人的队伍从戒严部队留出的东南角的通道，有序撤离。“四君子”一直在广场等到6点半钟，排在队伍最后。

一场数百万人参加的，坚持了一个半月的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震动苏东波，震动全世界，却能被邓小平指挥的军队一夜之间镇压下去，人民是鸡蛋，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是石头。“四君子”当然更不在话下。他们都遭遇无产阶级专政的惩罚，刘晓波被作为伸向学潮的“黑手”抓出来，入狱20个月，开除公职。我想问：如果89年刘晓波没有从国外跳回来，没有组织四君子绝食，六四的天安门广场会是什么样？一个杀人如麻的太上皇，几十万用坦克、机枪血洗北京城的军队和四个挽救了几千个年轻学生的生命，自己也是年轻人的老师做比较，到底谁是强者?谁是弱者？

▲自信与暧昧

二十年后，一切还在重演。

我看到崔卫平和徐友渔两位学者先后写了《我为什么要在宪章上签名》、《我为什么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几乎是一个题目，他们不得不在文章里不厌其烦地讲解普世价值的ABC，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中国公民哪些合法权利。

《零八宪章》提出的十九条主张，绝大部分在现行宪法中都有表述，甚至内容更详细。这正是宪章的可操作性。进入09年，又快到了修宪的时候，《零八宪章》第一条主张——“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这又有什么错吗？

中国现行宪法与民主国家宪法最大的不同在于有一个《序言》，其他国家都没有。正是这个《序言》给予中共的执政集团以法律之上的权力，使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变成橡皮图章，使得公民的基本权利被践踏、被剥夺，使得军队可以变成屠杀人民的工具。使得今天多少维权的农民、工人、甚至是律师，都像文革中国家主席刘少奇一样，要求用宪法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公民权利。现在轮到《零八宪章》的联署人为刘晓波维权了。维护宪法和违反宪法比较而言，哪个又是强者？哪个又是弱者？

政治学家陈子明有这样的两段论述：“只要是思想上的强势者，有自信心的人、高尚的人、具有进取心的人，他都是普世价值的拥护者，他都认为我说的这套东西可以具有普适性，可以推广到世界上所有人。如果他一开始就说我这些观点只有我们几个人能用，只有我们这个小群体能用，他思想上一定是个弱者。这样的思想懦夫在历史上经常是有的。”

“’新中国道路’实际上是要反对所谓搞西化、搞三权分立等等，但是它不是在价值层面上反对，他不是说民主是坏东西，自由是坏东西，但是他讲需要有一套新制度建设。所谓新制度建设，继承的不是梁启超、孙中山，他们要继承的是毛泽东、邓小平。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民民主”，实际上后面还有两个字，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那么中国特色也好，新中国道路也好，北京模式也好，肯定的是什么？肯定的就是专政。但是这个专政与毛的专政比，在思想上是没有号召力的，毛的专政能告诉你去干什么，现在的专政不能告诉你要干什么。这个专政的实质就是维护少数人的特权利益，所以他不能说清楚要拉着中国的这列火车去哪里。所以我说，现在这个专政要跟毛挂钩也挂不上，毛还是有一个理想主义目标的，现在这个专政有什么目标？你这个专政是暧昧的专政。”

我认为暧昧专政的手段也是要制造恐惧，好让社会成员服服帖帖。2005年抓了要求为六四正名的军医蒋彦勇，同时还有他的夫人，夫人虽然一个月后释放，但是取得了效果。很多老干部家庭，夫人管制了电话，切断老头和外界的联系，进门造访，先得获得老太太的批准。饭桌上一家老小围着老爷子，儿子说话了：“您老了，不管不顾，我们总得顾及吧。”但是今天再抓了勇于践行公民精神的刘晓波，就难获得同样的效果了。刘晓波不但做了再坐牢的准备，就连看了911双子座倒塌的电视画面，当时吓得浑身战抖的刘霞，也做了再走探监路的准备。所有联署人都表现了对刘晓波和《宪章》的自信。这个自信心将成为战胜极权，重建共识的人格感召力。捷克前总统，《七七宪章》的发起人之一哈维尔公开发表文章支持《零八宪章》，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好好接受七七宪章运动的教训，那就是：恐吓、宣传和镇压，无法取代理性对话。惟有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刘晓波，才能表明北京接受了这一教训。”真不知道看到哈维尔的文章，实行暧昧专政的衮衮诸公会做何等感想。

我的老大哥姚监复先生，从不参加联署签名，他善于各自为战，而且往往取得姜是老的辣的可观战绩。一月中，他写了一篇题目为《1934年毛泽东主席中字第一号命令：组织联邦共和国！》的文章，文中还摘录1945年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强调“人们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的。”我当然理解，这是一个体制内的老兵散勇对《宪章》的声援。

▲大真与大爱

90年代曾经听说经历了六四天安门广场之夜的刘晓波，在深夜被公安抓捕，塞进警车，他竟然不由自主浑身哆嗦了十五分钟。我一直不相信，以为是有意丑化他的传言。后来忘记是听他自己说的，还是看到他自己写的，总之是真事。从不想回避自己人格的弱点表现在他写六四死难者和六四母亲群体的大量文章里，刘晓波年年要写六四，是写六四最多的作家，称自己是幸存者，“我还要警告自己，有六四冤魂在天上的注视，有六四难属在地上的哭泣，有自己在秦城监狱中违心的悔罪，我曾坚守的做人底线，早在写下悔罪书之时就被自己所践踏。意识到自己的孤独、软弱、自恋，意识到自私的处世方式和伪装的生存策略，这种内在的恐惧和忧患远甚于监狱强加给我的恐惧和孤独；人的有限和人性的弱点太需要敬畏和谦卑，通过自我灵魂的拷问来自我救赎和自我解放。这与其说是面对铁窗的考验，不如说是审视自己的灵魂荒野的考验。”一个虚伪的人无法做到自我反思和不断地自我改善。刘晓波人格的最大魅力是真诚。

大概7、8年前，香港蔡秀霞小姐请何家栋、牧慧、包遵信、刘晓波、我，还有其他的朋友吃饭，由我点菜。蔡小姐也是记者出身，现在孤身一人在北京做生意，还没成家，我一边点，一边计算着菜价，大家谈兴方隆，没人管我，只有对面坐的刘晓波冲我喊：“螃蟹！螃蟹！”而且眼镜后边闪动的目光很急切。若一人一只，菜价肯定翻倍。我要了一盘炒螃蟹，告诉服务员炒两只。刘晓波不喝酒，饭桌上除了高谈阔论，就是猛吃，他吃起来，就不挑剔了，无论对摆在他面前的那盘炒螃蟹，还是咸鱼贴饼子，一视同仁。多出来的两个海蛎子萝卜馅的包子都夹给他，只要吃得下去，也就不推让，没有丝毫的酸文假醋，只是对海鲜情有独钟，是个地道的海蛎子（大连人），也是个丝毫不掖不藏的真正的男人。

以后当我看到刘晓波《钱钟书和他的学问——评极权制下大知识分子生存之道》这样的的杰作，耳边经常回响他饭桌上“螃蟹！螃蟹！”的喊声。只有无比真诚的人，才会具有揭穿自私和虚伪的良知，也才会具有反抗极权和罪恶的良知。刘晓波对毛泽东一类的大独裁者，对共产主义，对知识界堕落为媚俗帮闲者的批判、成为六四之后“停止了思想的时代”（刘晓波语）的例外，他的作品日渐积蓄成一座思想库。他的思想批判能力的透彻，不仅源于他人格的高尚和真诚，还在于他心灵拥有的对人性和自由的大爱。刘晓波具有成为伟大文学批评家的一切潜质，但是他六四之后的20年间，他用笔参与了中国发生的一切公共事件，成为公民的代言人。给我印象深刻的是2001年当局公布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事件之后，刘晓波公开谴责对法轮功的镇压，这是发自国内最早的谴责。后来又有他对高智晟揭露当局惨无人道迫害法轮功的声援。

2006年11月我到美国访问，接触美国主流知识界，他们反对伊战，反对布什的气氛浓厚。和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交谈，我告诉他们：“我的立场不一样，我支持布什。”她们惊奇地瞪大眼睛，不明白我这样一个坐共产党监狱的自由主义者，怎么能支持战争？我告诉他们：“中国和我同样处境。持普世价值观的知识分子，支持布什的居多。”她们更惊奇了。我说：“因为我们吃够了也看够了极权政权制造的苦难，这种苦难是让人永远处在恐惧之中。这种恐惧和恐怖分子制造的恐惧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痛恨萨达姆和痛恨袭击你们世贸大楼的恐怖分子也是一样的。”此时她们开始点头。我告诉他们中国一个有名的作家,写过多篇支持布什发动倒萨战争正当性的文章，911发生时他甚至想到纽约来为伤员输血，想参加反恐部队去打仗。她们用拖长声的“噢！”表示赞叹。我告诉她们的这个作家就是刘晓波。2001年911发生的当天，刘晓波写下这样的文字：“悲愤，难以想象！难以言表！我想为死者献血！我想参加反恐怖部队！无论是哪里组建的，只要能够消灭恐怖主义，我都参加！我想跨过太平洋，参加全纽约市动员的救助！我想把我的生命当作救援的天梯，伸向从高楼中求救的人们，让那些绝望中的无辜者在遮天蔽日的浓烟中看见曼哈顿上空的蓝天！我想化为一棵常青树或一捧泥土，在坟墓上为那位52岁的飞行员守灵！世贸大厦坍塌的一瞬间，我想化作一块坚硬的石头，与大楼一起沈下来！”

刘晓波六四之后20年间，除了坐监狱，就是受监控，大连市公安局不给他发护照，提出只要他答应出国后不再回来马上给他护照，他拒绝这种专制的驱逐令。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病逝，当局如临大敌，公开镇压公民的悼念，刘晓波也是不准悼念的人士，把他软禁在家。刘晓波写了多篇悼念文章。“赵紫阳在六四那一场人性与兽性的斗争中，放弃最高的权力，自愿选择站在失败者一边，回归民间道义立场，成为有漫长强大专制传统的中国历史上一个人格奇迹。这位知名老人的亡灵属于民间。” 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道路上解决
学潮问题。”已经成为他的政治遗嘱。《零八宪章》是在执行这个政治遗嘱。我想未来领导中国向政治现代化变革的政治家，一定会实现赵紫阳的政治遗嘱，也会实现中国公民建立宪政框架的程序诉求——《零八宪章》。

刘晓波现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头衔，我更愿意以公民称呼他。现在刘晓波公民在里边，我们在外边，我们都在努力争取他和我们在一起。那一天一定是公民的节日，刘晓波一定会大喊：“螃蟹！螃蟹！”

保守主义常常被戴上“反动”的“帽子”。保守主义究竟是否“反动”呢？顾名思义，反动，即主张社会朝相反方向运动的人；反动派，通常是那些不惜流血也要复辟旧制度的人。柏克所推崇的保守主义反对大革命，这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柏克及保守主义维护旧制度。其实，柏克所代表的英国的代议政体不知比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恐怖政权先进、文明多少倍！而法国通向英国式的代议政体的道路一直坎坷不平，数百年的反反复复，历四代共和与帝制的嬗递才于1958年走上了正轨。所以，大革命并不先进，柏克所维护的制度并不落后。保守主义者也自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反动”、“悲观”，但并不以此为耻。保守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传统感。生活的根基恰恰就扎根在这样的传统与历史之中。托克维尔也无意在法国复辟革命前的旧制度。他向往的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而通过法国大革命建立起来的是充满血腥和恐怖的新制度。柏克等人扞卫的现行的制度，不是古老的制度，而是扞卫个人自由的新制度。保守主义恰恰不是保守现状的主义，保守派才是回到过去或保守现状的人。

保守主义还常常被指责为“守旧”、“顽固”、“僵化”。保守主义听起来就常让人联想到久远的过去。保守主义古老过时了吗？不。也许保守的心态自古有之，但系统化的保守主义却是近现代的“新生事物”。保守主义不仅不古老，而且还相当现代。在人类早期及古代的社会思想中，并无叫保守主义的东西。相反，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系统的社会政治信条，完全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尤其是对作为近代之象征的法国大革命的一种反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古老的外表和现代的内核的奇妙结合。保守主义所推崇的传统、习俗等早已被普通人视为理所当然。它们对于维持秩序、稳定和安全等文明生活所赖以继续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对这些东西无需作特别的辩护，长期的存在已证明了其价值。保守主义是在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健康力量。它唤起人们去区分文明的生活和野蛮的生活，呼唤文雅、谦恭、宽容、忍让和对人的价值、对传统、自由、秩序和正义的尊重。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保守主义如此注重传统，既然人类历史上长期实行奴隶制，那为什么今天不主张实行奴隶制呢？保守主义当然反对奴隶制。保守主义并不反对一切变革，道德习俗也会随着经验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与人们公认的道德生活相冲突的社会安排注定要消亡。柏克当年在国会就一直为废除奴隶贸易而奋斗。奴隶制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在保守主义流行的国家早就消失了。在近代，强迫劳动和广泛剥夺公民自由等类似奴隶制的做法盛行于激进主义政权的统治之下。

还有人可能会说，保守主义既然如此强调维持现状，那有如何避免偏袒权势者的指责？任何政治观点总是只促进一些人的利益，声称为所有人谋福利的政治主张，到头来可能从中受益的人最少。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以推进社会正义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倒是最具有精英性格，因为政治原则越全面、越抽像，可以“正确”理解并加以运用的人就越少，其他人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况且，把保守主义等同于“维持现状”本身就是对保守主义的误解。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为什么柏克当年不要求维持北美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现状”？为什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家里根就任总统后发动了一场锐意改革的“里根革命”？

应当承认，保守主义的确有某种斯多噶主义的内在倾向，他们宁愿忍受现有的他们所熟悉的那些罪恶，而不愿意去遭遇新的难以把握的罪恶。保守主义常常这样形容自己：他们宁愿要他们熟知的魔鬼，也拒绝令他们陌生的魔鬼。而以理性主义为指南的政治激进主义却不断地用新的更大的罪恶来代替旧的较小的罪恶。

许多挖苦保守主义的人认为，保守主义要保守的是金钱。但是许多保守主义者像苏格拉底一样，生活在清贫之中，柏克即是一个典型。所以指责保守主义贪图经济利益或维护富人的利益是不公平的。应当注意到，许多保守主义者同时又是守旧派，而有更多的守旧派根本就不是保守主义者，或是自封的保守主义者。只有同时坚持自由的原则与传统原则的人，并认为自由的原则高于传统的原则的人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给人留下的形象常常是食古不化、刻板、缺少幽默感、知足、缺乏理想、远见和抽象思维能力。尽管许多保守主义者十分恋旧，但保守主义绝不是恋旧主义。

所以，保守主义有充分的理由主张：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只能选择适当的时候告别不适当的传统（如中国的妇女裹脚，印度的寡妇殉葬），只能对传统进行渐进的更新、嫁接，而不能连根拔除、全盘否定。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保守主义主张的是和风细雨，激进主义推崇的是暴风骤雨。保守主义在承认传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充分地注意到，任何传统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传统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人们要用新的传统来改变它；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应当是双向开放的，而不能是互相排斥的。这也是保守主义与单纯的守旧态度的一个重要区别。

自从三鹿毒奶事件曝光后，得知中国有数十万结石宝宝，稍有良知的中国民众无不义愤填膺。二十二家牛奶品牌三聚氰胺严重超标，一时人们拒绝消费国产牛奶，已呈蔓延之势。于是超标大户蒙牛牛奶的掌门人牛根生，便使出刘备用痛哭而捞得江山的招数，用民族品牌的眼泪作抵押和诉求手段，来赚取消费者的同情，从而让人们忘记他们并无根本上之改变——质量如何监督、谁监督、信息怎么公开而不做假、如何不登虚假广告等——以便提前获得“无罪释放”，赚取大把的昧心钱。而他们赚昧心钱的方式，和政府混淆党国关系（把一党私利混淆为国家大义）、政府与国家的关系的方式（把别人批评政府的混乱无能说成是“反华”，以引起“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愤怒）如出一辙，最终就是对自己的为恶金蝉脱壳，不仅金蝉脱壳，而脱壳之时，还不忘捞取大批的不义之财。

牛奶中超标的三聚氰胺事件了犹未了，许多结石宝宝家庭正在遭受着巨大的痛苦，最近蒙牛又开始给我们普及新的食品化学知识。蒙牛特仑苏牛奶OMP（方舟子论证此与IGF-1生化数据同）物质超标，将危及人的生命安全，会导致多种癌症风险的增加。中国经济网的报道中说，“方舟子写到，一般牛奶也含IGF-1，超高温消毒不能使其完全失活，不过含量很低，浓度约为4ng/ml。但据蒙牛专利，100克特仑苏奶中添加的IGF-1含量高达5.65~16.8mg，为一般牛奶的数万倍。果真如此，就很值得消费者担忧了：患多种癌症的风险会增加。”但蒙牛回应的时候自辩OMP与IGF-1不同，不特如此，他们还认为得到了权威机构的认可，至于这权威机构的可信度有多高，恐怕消费者就应该打个问号了。因为像蒙牛这样的中国企业，其诚信度正经受着巨大的考验。因为他们此前的行为，在没有真正监督的情形下，使我们对他们的自我吹嘘的行为抱有极大的戒心与警惕。

一个政府与党烂到不可爱，一个企业坏到坑人害人，却常用爱国的招数、民族的招牌，来骗取民众的信任与情感，这是我们这“爱国”泛滥的党国与企业的一贯招数。可笑的是，这种明眼人一看就是愚民的招数，却有不少的应和者。这些应和者中，当然不排除这些利益获取者的舆论引导——官方用五毛，企业用金钱在各方面买通——从而造成一种虚假的民意。然后用这种虚假的爱国民意来达成舆论上的群体攻势，从而麻痹因信息不对称而倍受愚弄的民众，达成在这些民众身上再度盘剥之目的。这种用爱国来形成一种虚胖的群体团结假象，让消费者在随大流中产生一种群体安全感，从而达成对劣质商品的购买，这便是“购爱国房”、“吃爱国奶”的群众心理基础。有一些民众，有时难免太过相信人多势众，相信受骗者人数的增加即可增加谈判议价能力，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你人再多，不让你进行群体维权，不让你成立组织来维权，不让你接受司法援助，法院不受理，你都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原子状态。而企业方拿钱买通相关政府部门，把你进一步切割成无反抗力的原子状态，只有单方面接受他们给你并不满意的赔偿。他们这样的做法似乎屡试不爽，所以不要轻易相信他们不会骗群体这种幻觉。他们用权力与金钱对群体切割十分有效，最终受到伤害的就是你自己。因此对不良企业，你最大优势就是用脚投票。

事实上，你如果真正爱国，如果真正希望中国的企业在市场风险中充满竞争力，你最应该做的就是对它要求严格，用尽一切合法的方式去促使它进步，那么这才是真正拯救你，同时也拯救它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达成一种可以预期的双赢。而这样的方式也同样适用于对待我们的政府，你真正爱中国，就是不让政府把中国搞坏。对政府严格要求，多方监督，直至促使政府竞争者诞生，从而形成制度上对政府的制衡，这样才会形成政府与民众的多赢，如此方可称为叫爱国。对有害的政府百依百顺，对不良企业百般迁就，最终你会因为这样的爱国而慢性自杀，等你感到生命受到切实伤害的时候，那时再来批评与反抗，就为时已晚了。不恰当的爱国方式，实足以自害。就像我们没有不应该爱一根勒紧自己喉咙的绳索一样，我们不应该爱有害之政府、不良之企业。我们可以爱国，但我们不应该爱国爱到自杀的地步，否则这样的爱国，真可谓爱国爱到你变态。

延伸阅读
一：蒙牛特仑苏添OMP物质被质检总局叫停。http://news.163.com/09/0211/08/51RV5HMO0001124J.html。
二：蒙牛关于OMP牛奶的回应。http://finance.sina.com.cn/consume/puguangtai/20090211/16225843874.shtml。

2009年2月12日9：08分于成都

今年的形势很不妙，要出事情！是 海内外很多华人的共同感觉。具体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中南海当权者能不能过这个坎？中国社会能否像过去一样扛住这些事？各种沙盘推演时下已是一派”风满楼”的景象。

曾几何时，”得民心者的天下”之说，借着歌颂帝王江山的”主旋律”传遍神州，然而中共当政60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镇压西藏起义50周年；庐山会议50周 年；六四事件20周年；镇压法轮功事件10周年；加上最近对汶川地震暴露的豆腐渣工程和三鹿奶粉事件的遮掩、《零八宪章》起草人入狱和戈扬等流亡人士的客死他乡，哪一件都是丧失民心的酷政和劣政。国人苦一党专制久矣，中南海也越来越寝食难安，在他们眼里这些历史事件全都是敏感的政治引信，只要稍不留神，不 知哪里就开炸了。根据在一党专制下生活的经验，人们预感大变降临。元宵节北京万民争看央视大楼火灾，便是这种社会心态的写照。

如今，大陆 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官民冲突的没有回旋的余地，群体性社会抗争事件每年已达十多万起，眼下又加上了空前的国际经济危机，完全依靠出口维持发 展的中国经济陷入了全面困境，在缺乏起码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失业的数千万农民工和大学生要转化为群体抗争的生力军，似箭在弦上。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南 海当政者，原本依靠经济增长掩盖合法性缺失的统治基础已经完全动摇了。与奥巴马和民选的西方政府致力于解决国内就业和经济振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家宝、 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共当家人竞相出访，中共施政显然着力在外交上。

这表明，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盘根错节，面对不断升级的危机，却找不到内政 方面的调整空间，中共选择了声东击西、转移矛盾：以国际经济危机做杠杆，利用自己花钱不受监督的体制”优势”，全力办外交！中南海的研判是：这次肇始于美 国的经济危机是美国开始衰败的转折点，与美国分庭抗礼，甚至取代当年前苏联与美国争霸的地位——时机到了。所以，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温家宝对美国公然叫板、 习近平也用粗鲁的言辞还击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批评，在联合国人权小组审查中国人权状况的会议上——利用相关程序动员亲华友邦抢占讲坛，返攻为守；更有甚者，中共准备耗资450亿把渗透乃至于直接收购西方主流媒体作为一项新的决策…

当外界误以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共产党的时候，中共露出了自己的尾巴，而且还把它高高翘起来了，竟然比原来更丑恶更猖狂。”输出革命”，在毛时代 是”支援世界革命”，如今却是在同类的专制集权政府中建立”利益共同体”，钻现有国际规范的空子。表面上屡屡得手的中共，已陷入无法自拔的悖论：它越是强 大就越是无法克服自身的内在矛盾。被利益集团捆绑住手脚的中南海统治集团，在旧体制的惯性中不断”折腾”就是它的宿命，当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完全消失以后， 剩下的就是重蹈前苏联的覆辙了。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兴许就是中共先祖的籤语。

近些年，温家宝出访外国，对“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等普世价值，不仅毫不避讳，而且反客为主，大谈特谈。诸如：“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当我们讨论民主的时候，往往指三个因素，选举、司法独立、建立在制衡基础上的监督”；“我们不怕选举”；云云。言论“大胆”，声震入云。与温家宝搭档当政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外访时，也时不时冒出几句有关民主的言谈，诸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然而，谈归谈，中国国内政治，丝毫没有改变。温家宝在国外的这些言论，甚至根本没有在国内予以报道。换言之，中共喉舌，不仅删减外国领导人讲话，也删减本国领导人讲话。其取舍，全视其政治需要。

在国内，同列中共高层的贾庆林、吴邦国等人，亲自撰文，公开否定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看上去，贾吴等人，与温家宝形成分歧，或曰，权力斗争。于是，一些善良的人，不免“为温家宝捏了一把汗”。

但，实情并不简单，而充满诡谲。在中共高层，与其说是分歧，不如说是分工。贾吴批驳“普世价值”，是说给国内民众听；胡温侈谈“民主人权”，是说给外国人听。有人唱黑脸，有人唱白脸，符合当今中共“一手硬，一手软”、且内外有别的厚黑学。

而温家宝扮演的，历来就是一个白脸角色。在中共高层，温家宝并无强势地位，其“出位”言论，不可能出自其独立决定。显然是演戏，而且是按照中共高层集体策划的剧本。证明就是：温家宝的这些言论，只让外国人听到，不让中国人听到。而谁人不知，温家宝所说的这个“民主”，是要落实在中国人身上，而不是要落实在外国人身上。为何不对中国民众讲？而只对外国人讲？

即便对外国人讲，温家宝还有区别：有关民主与人权话题，只对西方国家政要和记者高谈阔论，出访亚非拉等国家，则闭口不提。

外访途中，温家宝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这句话，原出自前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1987年，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主导下，中国开始实施农村基层选举。彭真讲了这句话，以示肯定。22年过去了，中国农村基层选举被证明卓有成效，不仅没有带来“动乱”，反而相对制约了基层腐败。惟令人遗憾的是，江胡等人并未将赵紫阳彭真时代的民主路线图拓展下去，甚至没有扩及乡、县一级。（乡、县、省以上官员腐败，愈发严重而不可收拾）。22年，对于有抱负的政治家，足以完成政治改革的宏图大业；惜从江李到胡温，均原地踏步，温家宝甚至还在重复彭真的原话。拾人牙慧，而不思进取。

对外国人谈民主，彻头彻尾的演戏。需要联想的若干事实是：2004年，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在香港上市，发行股票。当时，一个叫做“郑建源”的年轻人，突然变成平安公司价值73.6亿港币的股票持有人。随后，人们惊讶得知，这个“郑建源”，原来是化名，真人就是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

2006年底，中国民航总局就机场安检扫描工程“公开招标”，结果，几十亿人民币的供应合同，归于清华大学威视公司，而该公司总裁，就是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

温云松获赠平安保险股份后，有关当局对该公司及其董事长马明哲“违反保险分业经营”等问题的调查立即停止，经国务院特批，马明哲的违规资产部分也获准一同上市，并突破外资不能超过25％的上限（超过50％）。胡海峰获得巨额合同后，北京奥运前，全国147个机场都被下令安装威视公司扫描仪。

两个情节，明显就是两个权钱交易的故事。胡锦涛的儿子“闷声发大财”；温家宝的儿子“一夜暴富”。这种结果，如果不是胡温主动要求的，也是其同僚或部属中的“有心人”特意安排的，并获得胡温的默许与认可。

至此，令江泽民、李鹏、贾庆林等人放心的是，胡锦涛、温家宝，也终于下水，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关键成员，在维持中共政权和看护高官既得利益方面，江李与胡温两代，只有“同舟共济”的选项，而绝无“和平演变”的可能。

越是如此，戏越是要演下去。高喊“反腐”，尤其对中下层官员喊“反腐”；高谈“民主”，尤其对外国人谈“民主”；而每遇天灾人祸，或逢年过节，“亲民秀”更是必不可少，诸如：胡锦涛钻帐篷，温家宝抹眼泪；胡锦涛炒板栗子，温家宝炒回锅肉；胡锦涛磨豆腐，温家宝包水饺。反正，全国电视与报纸，都被中南海包揽，怎样表演，怎样宣传，怎样愚弄，都不在话下。红色江山，就这样维持下来，年复一年。正副“维持会长”的角色，从江李到胡温，都堪称“合格”，令全党放心，尤其令高层贪官和特殊利益集团放心。

（本文是为即将在香港出版的拙著《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写的自序）

三年前，我曾编过一部个人文集，被《观察》网站制作成电子文版，收入“观察书屋”。文集的标题是《解构党专制：中国的根本出路》。今年是1989天安门公民维宪运动20周年。香港晨钟书局的朋友们建议把这部文集充实、整理，正式出版，以纪念这个不寻常的日子。我感谢朋友们的这个建议，也感谢晨钟书局为本书出版提供的支持。

充实后的、奉献给读者诸君的这部文集定名为《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解构”，当然还是指解构党专制。我一直以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权制度是当前中国所有政治-社会痼疾的总根源，因此，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害人的制度，这是本书作者的总的判断，也是本书立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然而――其次――我主张，这种“改变”不应是“推倒”，而是逐步“解构”；“解构”说的通俗些，就是一点一点儿地“拆除”，一间旧房子，我们要改造它，又暂时没有别的地方住，就只能采取整体重新设计、但分步实施“拆除”、在“拆除”的同时进行“重建”的办法。中国的事情也是这样。党专制是肯定没有前途的，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它推倒，因为毕竟中国是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内部情况极其复杂的大国，加上中共几十年来实行的高度社会控制，试图扼杀一切独立民间力量的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民主的培育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制度变革的条件只能一步步积累，制度变革本身也只能一步步进行。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符合人类文明普适原则的宪政民主制度。事实上，党专制体制逐步“解构”的过程，就是宪政民主体制逐步“建设”的过程。“解构”和“建设”恰恰代表了当代中国民主转型弃旧图新的两个方面。

那么，何以称“纵横谈”？本文集收录了大大小小32篇文章，均围绕“解构”或“建设”的主题展开。它们有的从“纵”的角度挖掘党专制的来源、剖析党专制背景下权力嬗变的历史；有的从“横”的角度研讨转型战略、探寻中国未来民主建构的可能途径和制度安排。具体内容不一，但合起来却服务于一个总的宗旨。

这些年来，笔者研究和创作的“主战场”一是关于过去100年中国专制主义演变的历史-哲学探究，二是当下和未来中国宪政建设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战略研讨。作为学者，我给自己的自我定位是：理论层面彻底的、不妥协的批判反思，实践层面务实的理性渐进立场。我相信，严谨的中国批判理论建构者，学术化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实践意义上渐进改革的鼓吹者与行动者是可以融于一身的。既然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特别是它的最为成熟的形式――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权的专制主义――在今天仍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我们的工作就不仅仅是为了总结过去，更是为了变革现在，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在研究历史时，我们的角色是思想家和学者，在面对现实时，我们又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战士。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勇气、自己的学识为改变这个社会贡献一份力量。这30余篇长短不一的文章，也算是笔者这样一个信念的小小的证明吧。

这部文集在内容上分为7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的专辑，收入5篇文章，其中前三篇属于历史资料：“中国向何处去”是八九民运期间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同学们的委托起草的一封公开信；“论全民参政”是北京宣布戒严后写的一篇评论，本来想投给《人民日报》发表，因媒体已被军队控制而未果；“六四两周年的反思”则是我的一部英文著作的中文原稿的一部分，写于1991年。这三篇文字收入本书，予以发表，具有特殊的纪念含义。

第二部分“解构党专制考验当权者的智慧与勇气”包含一组短论，可以把它们理解为对中共最高执政者的“建言”、“告诫”或“规劝”。很多国家民主转型的经验告诉我们，由当权者主动进行的改革，通常是代价比较小的改革。我们期待中共执政者也做出明智的选择。我相信，中共党内（包括它的高层中）不乏有识之士；中共党内民主力量的增长及其与民间自由力量的结盟，当能为中国现行体制向宪政民主体制的和平转型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当然，其它的可能也不是不存在。“党专制”继续苟延残喘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死而不僵、或者由于社会矛盾积聚爆发而形成不可收拾的局面，都有可能。这自然是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局面。怎么办？促动体制内外都来思考理性转型的可能、条件并积极付诸行动，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事情。

第三部分“党专制从哪里来的？”包括两篇文章，它们都节选自笔者《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中的第四章，作了适当压缩和改写。众所周知，马克思列宁主义迄今仍被奉为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基础，尽管已经越来越形式化而失去其实质意义。这两篇文章就是想告诉读者，从逻辑上讲，党专制其实恰恰肇源于马克思的学说和列宁主义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梳理这个话题有助于我们从历史和逻辑演变的角度理解今天的党专制。当然，作为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成熟形态的党专制还有一个独特的起源，那就是前现代中国的皇权专制传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皇权传统如何共同造就了中共的党专制，是一个极有挑战性的课题。我的那部《从五四到六四》已经为回答这个问题做出尝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第四部分“党专制与权力蜕变”收入了笔者最近写的一篇长文“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与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30年”。这篇文章纵论毛、邓、江三代中共领导人在不同历史背景下面对执政党的蜕变趋势各自的认知和采取的应对办法。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党体制内解决权力蜕变问题的出路。真正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解构这个体制，推动中国的宪政民主改革。

第五部分“解构党专制，建设一个美好的公民社会”收录了笔者在不同场合所作的几次学术讲演和其它若干文章，这些文章截取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些断面进行分析，试图说明党专制对当代中国人生活和心灵的影响；同时强调，启动新闻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建设一个健康、成熟、美好的公民社会，是中国宪政改革事业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政治性剧场行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这一部分中辑入的有关文章，只是从政治哲学和批判社会学角度对之进行研究的一个初步尝试。

第六部分“解构党专制，建设一个符合宪政民主原则的现代国家”则把关注焦点集中于未来中国之宪政国家的体制性构建。特别是“双轨共和制”一文，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为中国的宪政改革提供具体思路和建构性设计的这样一种意向。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和西藏问题均是中国国家建构绕不开的问题。本部分有4篇文章与它们有关。其中，“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一文写于2008年3.14事件之后，此文分析了西藏人权问题产生的原因，严厉批评了中央政府妖魔化达赖喇嘛的作法，指出只有推动宪政改革，才是最终解决西藏问题、促进民族和睦、避免国家分裂的根本大计。

最后，第七部分“从世界看中国”辑入“全球治理与民主：兼论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价值重构”一文，这是本文集中最长的一篇文字。该文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把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置于全球文明变迁的总背景下加以观察和界定，相信会引起读者的兴趣。总的说，当代世界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新的人类整合原则正在代替旧的，以为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存和发展奠定更理性的基础。而新的全球共同体得以建构的前提，是专制主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成功实现宪政民主转型，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对文明人类的贡献。

（2009年2月1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