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8年2月，武汉《文艺战线》主编胡绍轩宴请前来参加抗战的文艺界人士，老舍和赵清阁都在被邀之列。3月15日，赵清阁主编的文艺杂志《弹花》创刊，头条即是老舍的专稿《我们携起手来》。后因武汉战事紧张，赵清阁决定将刊物迁到重庆发行。7月10日，老舍在“同春酒馆”为之饯行。
7月30日，老舍也撤离武汉。不久，两人在重庆相逢。老舍继续为《弹花》撰稿，并应赵清阁之约，加盟“弹花文艺丛书”，撰写话剧《张自忠》。在写作过程中，赵清阁提出过一些修改意见。老舍在《致南泉“文协”诸友信》中说：“这时候清阁女士已读完了那个剧本，她又浇了我一场凉水。我说明了写作时所感到的困难，但是并不足以使她谅解。”后来，老舍正是借口自己缺乏戏剧经验，邀请赵清阁合作了两个剧本《虎啸》（又名《王老虎》）和《桃李春风》（又名《金声玉振》）。前一个剧本没有什么反响；后一个剧本公开上演，轰动一时，曾获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文艺大奖。
赵清阁与老舍合写《桃李春风》时，交往非常密切。当时，两人同住北碚，比邻而居。更巧的是，两人先后得了盲肠炎，又可谓同病相怜。老舍《割盲肠记》中写道：“10月4日，我去找赵清阁先生。她得过此病，一定能确切的指示我。她说，顶好去看看医生，她领我上了江苏医院的附设医院。”老舍由赵清阁陪伴住进医院，因为她“和大夫护士都熟悉”。动手术时，赵清阁和老向等人一直等候在手术室外。
老舍住院期间，《桃李春风》公开上演，同时在杂志上发表，并出版了单行本。赵清阁在序文中交代了两人合作的经过，并且说：“当然老舍约我同他合作本剧的时候，我不大赞成。”她为什么这样说呢？同年9月11日致阳翰笙的信中，赵清阁写道：“人与人之间既无‘了解’，而又有‘批评’。这些批评是什么？即恶意的毁谤，因为他不了解你，所以他误会你，甚而猜疑你，至于冤诬你。尤其是对于女性，作人更难。他会给你造出许多难以容忍的想入非非的谣言。天知道我们（像我同老舍）这种人，刻苦好学，只凭劳力生活，为的是保持淡泊宁静，而孰料仍不免是非之论。苟果知媚上，则何至如此清贫？”这里所谓“媚上”，可能是指有人诽谤《桃李春风》一剧谄媚当局。而信中关于“女性作人更难”的感慨，又意欲何指？“难以容忍的想入非非的谣言”，应该不止“媚上”一条。
刘以鬯《记赵清阁》一文说：“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赵清阁的名字常与老舍联在一起。”一个是年轻的单身女性，一个是妻儿不在身边，自然要让人“想入非非”。而“难以容忍”的，恐怕是将两人的邻居关系，传为“同居”关系。一直到今天，还有这种说法。例如《林斤澜说》中称：“他们一段时间是同居关系。”《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中也说：“她在重庆时期和老舍在北碚公开同居，一起从事创作，共同署名。”然而，林斤澜也好，牛汉也好，都是道听途说，并非亲眼所见。
梁实秋《关于老舍》中说：“后来老舍搬离了那个地方（按：林语堂的私家别墅），搬到马路边的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我记得那排平房中赵清阁住过其中的另一间，李辰冬夫妇也住过另一间。”这里讲得很明白，老舍与赵清阁是左右邻居，各居一室。说他们过于亲密，或者互有爱意，都不为过；说他们“公开同居”，显然没有任何依据。
二
然而，正值此际，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带着三个孩子千里迢迢从北平赶来。2003年1月23日的《北京娱乐信报》上，有一篇题为《老舍与胡絜青的生死婚恋》的文章。文中记载，1943年秋天，在老向的帮助下，胡絜青从北平到了重庆。老向事先没有跟老舍商量，到了重庆后，找人到北碚去问老舍，要不要跟妻子儿女马上团聚。当时，老舍正在吃馄饨，听到这一消息，手中正夹着馄饨的筷子微微抖颤了一下，但马上恢复了平静，略微沉思了一会儿，说：“既然来了，就让他们过来吧。”这一段故事，不知有何依据？老向为什么“事先没有跟老舍商量”？老舍得知家人前来团聚，为什么是那种态度？
胡絜青到重庆的确切时间，是10月28日。11月17日，也就是整整二十天后，才携子女到北碚与老舍团聚。而正是此时，赵清阁由北碚迁居重庆城内。这二十天里发生了些什么，未见亲历者的文字记录。林斤澜说：“1942年10月，胡絜青携子女三个辗转抵渝，他们一家在北碚住下，赵清阁只得退让。”牛汉说：“胡絜青得到消息，万里迢迢，辗转三个月到重庆冲散鸳鸯。”这些说法，虽然时间上与事实有出入，大致情节却应该不错。
赵清阁对自己与老舍的亲密交往，原本很坦然。而此时不得不离开北碚，无疑给此前的谣言提供了口实。她的处境十分尴尬，内心非常郁闷。于是，她接受了冰心的建议，把心思转移到改编《红楼梦》上。《红楼梦话剧集》序里说：“1943年秋，我从北碚迁居重庆。当时身体、心情都很坏，是逃避现实又像是在迷雾里找精神出路；总之，我是在百无聊赖中开始了《红楼梦》的研究和改编。”
话剧《红楼梦》由四个独立的分册构成。在重庆，赵清阁完成了前两册的初稿，即《贾宝玉和林黛玉》（又名《诗魂冷月》）和《晴雯赞》（又名《鬼蜮花殃》）。鉴于她当时的心境，对原著人物的解读，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和好恶。例如，她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感情历程，理解为“从友谊发展为爱情”。她对薛宝钗的定位是：“她羡嫉林黛玉的才智及其获得宝玉的专宠；她追求贾宝玉的贵族身份及其家庭地位。”她为晴雯辩护，特别强调：“她和贾宝玉亲密相处不分尊卑，但她心地坦荡无私，行动光明磊落。她可以抱病彻夜为贾宝玉补缀孔雀裘，绝不肯做那些替贾宝玉‘洗澡’、‘换衣’的下作事！她更不会干袭人那种‘鬼鬼祟祟勾当’。”联系到赵清阁自己的感情遭遇，不难看出，这些都是有感而发。
至于老舍在突发事件的处理上无所作为，也是性格使然。老舍本不擅长结交异性，与赵清阁的来往属于例外。刘以鬯说：“赵清阁刚强豪爽，也许是这种略带阳刚的性格，使‘见着女人也老觉得拘束’的老舍有勇气跟她合写《桃李春风》。老舍一向‘怕女人’，与女作家合写剧本，需要极大的勇气。”老舍当年与胡絜青来往，也是被动的，是胡絜青的母亲相中他，并一手促成了这桩婚事。1937年11月，老舍将胡絜青和三个孩子丢在济南，只身赶赴武汉。分居六年之后，胡絜青在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赶来，老舍又被动地接受了既成的事实。梁实秋《忆老舍》中说：“那时候他的夫人已自北平赶来四川，但是他的生活更陷于苦闷。”这显然是话中有话。
三
赵清阁搬离北碚不久，老舍一家搬到附近的乡下居住。可两人的来往似乎并没有中断。1944年，老舍为赵清阁写扇面，落款是：“录白香山秋居应清阁作家之嘱，甲申夏，老舍。”1945年，在傅抱石赠赵清阁画上题词：“国画以善运笔为主，笔坚墨晕，体韵双妙得为上品，今代画师独抱石公能之，证于此作。乙酉夏初，读抱石《清阁著书图》，敬志数言，老舍。”
抗战胜利后，赵清阁为了筹备出川路费，摆地摊处理家产。一天中午，老舍和郭沫若出现在地摊前。据赵清阁回忆：“忽然有人从顾客手里拿过口琴说了一句：”让我看看。‘接着又说：“两元，我买了！’我被这熟稔的四川口音怔了怔，举目一看，原来地摊前面站的是作家郭沫若和老舍。他们从天官府郭老家出来，经过这里发现了我。”郭沫若住在天官府，离赵清阁住的神仙洞街不远。老舍是先到郭宅，然后与郭一起过来的。看到赵清阁当街摆摊，老舍幽默地说：“依我，干脆把地摊摆到那些外国使馆门前去，我给你写块招牌，就叫‘作家地摊’，也让洋大人们见识见识咱们中国作家的体面！”1945年10月22日，赵清阁得到方令孺的资助，凑齐路费。23日，老舍与傅抱石到赵清阁家送行。傅抱石赠《红枫扁舟》册页一帧，老舍在上面题写五绝一首：“风雨八年晦，霜江万叶明，扁舟载酒去，河山无限情。”
种种迹象表明，在赵清阁离开四川的前夕，两人有过感情的交流，两人的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赵清阁到了上海，主编《神州日报》副刊《原野》，新的一期于1946年1月1日推出，显著位置上刊载的七绝《新年吟》，是老舍写于北碚时期的旧作。1月15日，副刊上又发表老舍《旧诗与贫血》一文。1月19日，副刊“文化新闻”中发布老舍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将赴美国参观讲学的消息。这一回，与当年编《弹花》的情况不同。关于两人的传闻，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如此一点也不避嫌，只能理解为双方私下已有默契。
1946年1月20日，“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在重庆举行酒会，欢送老舍、曹禺赴美讲学。2月13日，老舍一行离渝抵沪。2月18日，“文协”上海分会在金城银行七楼餐厅举行欢送会，到场名单里有赵清阁的名字。3月3日，郑振铎与许广平共同做东，宴请老舍等人，赵清阁也出席了。3月4日下午，老舍等人乘“史格脱将军号”轮船离开上海，赵清阁一直将老舍送到船上。冰心3月16日致赵清阁信中有：“我的侄子那天送他表妹上船，说看见你送老舍。老舍一定高兴得很，去换一换空气。”
冰心很清楚两人感情上的瓜葛。1943年，赵清阁从北碚搬到重庆城内，常去冰心家谈心。冰心曾建议她借助改编《红楼梦》来转移注意力，排解内心的苦闷。冰心的婚恋观很传统，比如对徐志摩的风流韵事就不以为然，但对老舍与赵清阁的交往，始终持同情和认可的态度。1947年3月4日，冰心在日本写信给赵清阁，也谈到老舍：“大妹（按：冰心之女吴冰）躺在床上后，我更少出去，除非是不得已。她在床上看了许多书，最欣赏老舍，还和老舍通了两次信（老舍说也许三月中回国，大妹就请他过日本来住些时）。她请你代她买些老舍的一切作品（除了《四世同堂》，她已有了）。”
四
1946年5月1日，《文潮月刊》创刊，赵清阁任编委。该刊主编张契渠是赵清阁表姐杨郁文的丈夫。《文潮》创刊号开始连载《桃李春风》一剧，编辑后记写道：“老舍先生在出国前，曾允为本刊撰稿。不过因为旅程无定，恐怕赶不上，所以先将《金声玉振》一剧交本刊发表。该剧一名《桃李春风》，系和赵清阁先生合作，曾在陪都上演月余，经教育部评选为三十二年度最优良剧本之一。”老舍与张契渠素无来往，他“允为本刊撰稿”，必是应赵清阁之约。后来，该刊“文坛一月讯”栏目里，常有老舍在美动态，而且非常及时。消息主要来源，据称是“老舍致函其国内友人”，这自然是通过赵清阁的渠道。
老舍在美期间，给赵清阁写了许多信，可惜后来全被销毁了。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一张照片背面的文字。照片是老舍和一位美国女孩的合影，背面写道：“华盛顿大本营（美国独立战争之时）的外边。小女孩只有十岁，却能大大方方的领导外方的朋友参观一切，讲说一切。天晚了，她还给我雇了车来。可惜我忘了她的姓名。克，一九四七年初。”署名“克”，是有典故的。在北碚时，赵清阁根据梁实秋翻译小说《咆哮山庄》（今译《呼啸山庄》）改编话剧《此恨绵绵》，男女主角译名是安克夫和安苡珊。老舍与赵清阁通信时，遂互以“克”和“珊”相称。
老舍在美期间，还有一个打算。陈子善《团圆》一文中说：“据赵清阁和老舍共同的好友赵家璧先生生前见告，老舍和曹禺1946年初应美国国务院美中文化合作计划之请联袂访美，因《骆驼祥子》英译本的成功，老舍留在了美国，设想今后专事英文著述，并把赵清阁也接到美国。”《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中也说：“我和方殷到上海见到赵清阁，问她能不能写点回忆录？赵清阁向我展示老舍1948年从美国写给她的一封信（原件）：我在马尼拉买好房子，为了重逢，我们到那儿定居吧。赵清阁一辈子没有结婚，她写的回忆录给‘史料’（按：牛汉时为《新文学史料》主编）发过。这封信没有发。”
赵清阁为什么没有去找老舍呢？从她的小说《落叶无限愁》中，可以略窥心迹。这个短篇小说写于1947年，原载她本人主编的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专集《无题集》，主要情节是：抗战胜利，滞留大后方的中年教授邵环，满以为能够与相恋的年轻女画家灿终成眷属。不料，灿不愿毁坏邵教授已有的家室，悄然离开。邵教授赶往上海寻到灿，两人又双双漫步街头。可是，得知邵妻明日将追到上海，灿再次毅然消失。“邵环倒在泥泞中，落叶寂寞地埋葬了他的灵魂！”小说自然是虚构的，但故事中的感情冲突，与作者的亲身经历不能说没有联系。
1948年初，赵清阁计划将老舍的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她不像后人那样选择《骆驼祥子》或《月牙儿》，而是选择了不太著名的《离婚》，这是否是一种暗示？而此时在大洋彼岸，继《骆驼祥子》英译本出版之后，老舍又推出了《离婚》的英文版，书名改译为“The Quest for Love of Lao Lee”（老李的爱的追求）。两人是巧合，还是有过交流？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老舍希望赵清阁能到国外来，如《落叶无限愁》里邵环所言：“让我们想法子逃到遥远的地方去，找一个清静的住处，我著书，你作画，与清风为友，与明月为伴，任天塌地陷，我们的爱情永生。”但老舍没有决心和勇气与留在国内的胡絜青正式离婚。对于心高气傲的赵清阁，这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五
正当两人感情纠缠不清又徘徊不定之际，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政权需要老舍这样的人为之服务，于是，周恩来安排人写信，动员他回国。赵清阁也根据组织上的要求，给老舍去了信。1949年10月31日，老舍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离开美国，先到香港，绕道朝鲜，12月9日抵达天津，12日回到北京。1950年4月，胡絜青带着孩子由北碚返京，老舍购置了一所四合院，即所谓“丹柿小院”，全家入住。
老舍当年出国，把胡絜青留在四川，在国外时，也没有想到接她出去，而是惦记着赵清阁。这次回国，接来的却是胡絜青，而不是赵清阁。这一变卦，无疑是有许多内外条件制约。有一点不容忽视，即他回国的一切是组织上安排的，路线事先定好，一到北京，便去拜会周恩来。据史承钧说，老舍曾写信给周恩来，专门讲到他和赵清阁的友情。老舍归国，是新政权的一项形象工程，如果一回来就发生婚变事件，会有负面的社会影响。接胡絜青回京，一家团聚，应该是权衡各方利害后的决定。或许正是因此，周恩来一直对赵清阁抱有歉疚，尤其在老舍死于非命之后。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晚年，对赵清阁予以特别关照，可能也有这方面因素。
老舍定居北京后，与在上海的赵清阁仍有通信联系。现存最早一封信，写于1955年4月25日，全文如下：“珊：快到你的寿日了：我祝你健康，快活！许久无信，或系故意不写。我猜：也许是为我那篇小文的缘故。我也猜得出，你愿我忘了此事，全心去服务。你总是为别人想，连通信的一点权益也愿牺牲。这就是你，自己甘于吃亏，绝不拖拉别人！我感谢你的深厚友谊！不管你吧，我到时候即写信给你，但不再乱说，你若以为这样做可以，就请也暇中写几行来，好吧？我忙极，腿又很坏。匆匆，祝，长寿！克，二十五。果来信，不必辩论什么，告诉我些生活上的事吧，我极盼知道！”从信中可知，此前两人有通信，老舍还写过一篇“小文”，内容大概是不忘旧情之类，赵清阁没有回应。于是，老舍希望能继续保持联系，并许诺“不再乱说”，也即不再试图逾越界线。
此后，两人的关系趋于稳定。现存的另外三封信，分别写于1956年、1957年和1964年，称呼不再是“珊”和“克”，而是“清弟”和“舍”。内容都是具体的生活和工作之事，有关心身体的，有讨论艺术的，而没有半点涉及男女私情。
除通信以外，两人因工作多次来往京沪之间，也有过见面的机会。能够确定的，至少有两次。一次在1960年4月，赵清阁为创作有关京剧老艺人的剧本，去北京戏剧学校体验生活，见过老舍。老舍当时手书《忆蜀中小景二绝》赠送，诗云：“蕉叶清新卷月明，田边苔井晚波生。村姑汲水自来去，坐听青蛙断续鸣。”“杜鹃峰下杜鹃啼，碧水东流月向西。莫道花残春寂寞，隔宵新笋与檐齐。”落款为：“庚子牡丹初放写奉清阁同志两教，老舍于北京。”诗中回忆的蜀中小景，即两人在北碚共度的那段时光，是老舍难以忘怀的。还有一次在1963年4月，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经赵清阁本人亲自核定的《赵清阁文艺生涯年谱》记载：“四月，阳翰笙、老舍出席广州文艺会议后来沪。老舍留三日即返京，从此永诀。”从句式看，这一条很像赵清阁本人的口气，应该是她自己添上去以寄哀思的。
六
赵清阁的内心很矛盾，也很复杂。一方面，对老舍有深厚的感情，并且终身未嫁；另一方面，又爱惜羽毛，不愿卷入是非，招来流言。在老舍生前，两人的交往中，她一直恪守自己的底线；老舍去世后，甚至在垂垂暮年，她仍然是如履薄冰。
在今天许多人看来，这段感情无可厚非，不会有损两位当事人的形象。对于他们那一代人而言，境况却完全不同。孔海珠《清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为赵清阁先生送行》一文中讲到，1979年，与赵清阁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同事时，因研究于伶戏剧发生的一件事：“在于伶的记忆中，不仅有他这剧本（按：《杏花春雨江南》）得奖，还有老舍和赵清阁合作的一部剧本同时也得了奖，建议我不妨在赵上班时请教她一下。于是，有一天，正巧在单位的走廊里，看到她在吴嫂的陪同下要离去，我心急慌忙上前，开口说了请教，她不但不回答，翻了我一眼，和别人说了几句，理也不理地走路了。搞得我目瞪口呆，心想涉及老舍大约不能问，我太冒失。”孔海珠只说对了一半，不仅老舍的事不能问，当年《桃李春风》得奖的事也不能问。要知道，赵清阁正是因此被扣上“反动文人”、“国防戏剧的追随者”等帽子，批斗抄家，以致瘫痪数年。直到1978年，这一“历史问题”才得到平反，恢复名誉。与老舍的关系，当然不属于“历史问题”。那时有个专用词汇“作风问题”，这也同样可以断送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于赵清阁这样洁身自好的人，更是避之不及。
1985年7月26日，邓颖超致赵清阁信中说：“最近，你来信提到秦德君，此人，我深知她的底细。你提到她最近在香港发表过去的情况，我认为不仅无聊，而且也很无耻，能够相信她的人可能不会多的。”秦德君的文章《我与茅盾的一段情》，于1975年4月香港《广角镜》上刊出。邓颖超对此十分反感，而且话说得很重，赵清阁应该感受得到。她本来对谈论自己与老舍的关系就心存顾虑，此时更加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在她晚年出版的五部回忆文集中，没有一篇是回忆老舍的。她把老舍的一封信给牛汉看过，也向史承钧出示多封老舍写给她的信，但临终时，还是把这些信销毁了，只是在所编《中国作家书信集锦》里，保留了四封没有实质内容的短信，而且排列在并不显著的位置。她几度欲言又止，在社会的他律和心理的自律下，终于没有敞开心扉。1999年11月27日，这段如影相随的隐情，被她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赵清阁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代人鸣不平的《陆小曼幽怨难泯》，原刊于《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二期。文章说，陆小曼与徐志摩的结合为世俗所不容，她最后一个心愿——与徐志摩合葬，也不能实现。“因为几千年来的男性中心社会的封建余毒，仍很凝固，开明公正的思想意识还不易苏醒。也许文学研究工作者有一天终于探索到真实的答案，读者尽可拭目以待”。文章最后一段写道：“这篇小文主要是纪念和回忆陆小曼，但信笔写来，不知不觉地拉拉杂杂写了些有关妇女命运的方方面面问题，特别是封建问题，流毒深远广泛。我也颇多感受，值今本世纪最后一个三八妇女节来临之前，抱病写此小文送旧迎新，希望二十一世纪的妇女命运从此焕然一新！”其中“我也颇多感受”一句，读来令人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