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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人提议言论自由要承担社会责任，但有人把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泛化甚至神化，这样就会为荒谬话语甚至霸权话语争得所谓的社会空间。企图经这样的”神化”，使荒谬话语、强权话语、霸权话语大行其道而不受约束、不承担社会责任。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在没有理解恶的时候也就不可能理解善，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空间里争论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提倡、主张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亦是如此。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既是公民的义务，同时也应当是统治者的义务，任何义务都是与权利对应的，不能只承担责任而不享受权利。因此，任何国家法律规定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也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不能只针对一部分人的社会责任。

一方面，这种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必须以平等、公平、公正为原则，毛泽东针对持不同政见者有言，”宪法和党章都规定我有说话的权利，你们凭什么剥夺我说话的权利。”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也是如此。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具有两面性，既可以表现为公民关注国家事务、极积投身于公民社会的建立和成长；同时也可能成为专制者打压政治异见者，剥夺公民权利的大棒，成为专制者恣意妄为、压制公民表达自由的工具。《经济、社会和文化国际权利公约》规定：”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因此，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应体现为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承认，动不动以”代表人民”的名义对”极少数自由化份子”进行”口诛笔伐”，枉顾公民个人意愿，对社会进行思想钳制、精神污染，没有平等对待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的价值观念，会造成社会严重不公正、冲突矛盾日渐显现的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还应当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不移权利的认同。极少数人享受无限自由的言论权利，绝大部分人没有任何言论的权利都应当予以纠正。真正的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应当建立在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不移权利的基础上，剥夺了公民权利只能将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抽象化。另外，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还有不同场合、不同社会群体之分。在国外如此，在中国也应当如此。就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而言，普通公民就应当宽松于行政官员或公务员的社会责任，因为普通公民的观点仅仅代表个人的政治见解，但是行政官员或是公务员的言论则影响到整个社会甚至于国家，其社会责任比普通公民更大。

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是为了让世界、让国家、让社会更和谐，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而不是脱离言论自由空谈社会责任。”极权主义”给我们一个沉痛的教训，就是一旦没有公民权利，不尊重人权，就会产生”马克思加秦始皇”式的人物，掌权者就会”无法无天”，这种主义是多么可怕。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也应当对言论自由负起社会责任，不当言论至多是侵犯他人权利、精神索赔的民事范畴，不至于上纲上线至政治高度，动辙剥夺工作权、劳教、监禁甚至于割喉断颈的非人道行为。如果这种社会责任被允许，这不仅与法治建设的目标背道而驰，而且真正的言论自由也无从谈起。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必须以言论自由为前提，有利于维护公民权利、促进人类的固有尊严、平等和自由为基础。

伏尔泰有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现在有人提出的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问题是与话语权紧密相联的，谁的话语权强，谁的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就小，没有话语权，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就成为无限拔高的高度。在当前”两杆子”都由极少数人掌握的情况下，借着话语权强势，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成了打击别人的工具和手段。在杨佳击警案件中，所有媒体被一律禁声，不惜隐瞒事件真相、非法进行军事审判，屏蔽所有关于杨佳事件的网络讨论，同情杨佳的言论便成为不负社会责任的表现，这能谓真正的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吗？这些人所主张的言论自由应负社会责任只是强势下的盛气凌人的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是罔顾事实真相借社会责任打击别人的言论自由。种种事实表明，某些人提倡的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在很多场合下变成了政治工具，而且具有双重标准。他们可以随意捏造一个借口，称公民的言论表达不负社会责任，堂而皇之进行污蔑，这岂不是对其所宣扬的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的绝好讽刺。

中国经过六十年的极权主义统治，社会结构被完全”推倒重来”，公民生活在暴力与恐惧的谎言氛围的包裹之中，不敢有独立自由的声音发出来。一旦有骨气、敢于坚持真理、坚守做人的道德底线的言论发出来，便被扣上”不负社会责任”的政治大帽给予消灭和打击，远有林昭、张志新，近有杨子立、卢雪松、胡佳、高智晟、陈道军、刘晓波等难于计数的良心犯、思想犯，有的人不顾这种当前的这种社会现实，抱着强权政治、霸权政治对这些社会现实置若罔闻，甚至恶意诋毁。这种做法是反人性的，也是不负社会责任的。

所以，我们提倡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但不赞同那种抽掉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空谈社会责任的做法。我们同时也反对，将公民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上纲上线到政治高度。那种将言论自由的社会责任政治化、泛化甚至于神化的观点和做法，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我原以为只有我胡思乱想的观点会雷到人，没有想到情人节一早起来就被人家雷到了。据今天的《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两会热烈讨论“扩大内需”，省人民政协的委员提出建议：共产党人要带头进行爱国消费……不宜过分压低机关团体的公共支出……一位叫徐大章的特邀委员更是直言不讳：党政机关都没有信心去消费，老百姓还怎么去消费呢？

各位哥们、姐们，我是彻底被雷到了！政协的全称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就是能够代表各界精英的委员给我党和政府提意见治理国家的组织，所以，这些委员多少代表了人民，这可是人民向我们党和政府（机关）发出的呼吁：党员和领导都不带头用公款消费爱国，人民没有信心啊！

首先，作为一名老党员，我真地无地自容，原本这消费爱国我应该一马当先，可我囊中羞涩，当然，无独有偶，我相信七千万党员里像我这种应该不在少数，还不乏一些退休工人。所以，这党员带头消费用私人的钱不实际，果然，人家说了，不要压低机关团体的“公共支出”——这个词儿和“公款消费”不是一回事吧？

其次，作为“人民”，特别是作为一名“网民”，我也深感惭愧和悔恨。我哪里知道在当今的中国，爱国的概念是如此的易变和难以把握？我原以为多洗头、多洗脚、有事没事找个小姐按摩就是爱国了，我哪里知道原来我和部分网民一直在干着阻扰人家爱国的事儿？

看看我们都干了些什么：人家地震灾区政府购买豪华车和万元笔记本电脑，这完全是扩大内需呀，结果我们去揭露人家，弄得人家小车不敢开，电脑不敢用；人家“机关团体”合理的公款旅游，我们却不负责任地把那些“消费爱国”单据在网络上曝光，搞得人家再出国时候就像派遣间谍特务一样偷偷摸摸；更过分的是，人家房管局周久耕同志只不过用公款买了几包贵了点的香烟，也被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网民人肉搜索了，结果人家被免职。这样大胆的消费爱国者被免职了，人家公仆还能、还敢、还想爱国吗？

看看我们这些网民，都干了些啥呢！如果消费爱国，如果机关和团体消费公款正是“扩大内需”的爱国行为，我真是悔不当初啊，原谅我，为什么在这个神奇的国度，我总想爱国，可每每就成了陷害真正的“爱国忠良”的汉奸和卖国贼呢？

如果我们这些网民一意孤行，严密监督党员干部和人民的公仆们的爱国消费，那人家如何扩大内需？难道要逼我们的公仆烧钱爱国？或者像CCTV那样——你看，人家不知道如何花钱了，干脆就玩烟花，烧掉几十亿——几十亿啊，动用你每一个爱国的脑细胞计算一下，要重新建筑起来这样一个几十亿的大楼，那可是会拉动多少“内需”啊！看起来，今年感动中国的最大的消费爱国“机关团体”非咱们的央视莫属！

前两天我才刚刚酝酿一个理论，我认为得寸进尺的网民对权力的舆论监督和对腐败分子的人肉搜索可能在客观上损害我们各级党政领导的“爱国消费”积极性和热情，从而阻碍内需之扩大，影响国家经济之复苏，社会之和谐，人民之安康。没有想到我的这一理论还没有出笼，就有人民的政协委员和我遥相呼应，你说，我是应该感到悲，还是感到喜呢？

其实，我要佩服政协委员们的犀利目光了，当今所谓鼓励消费扩大内需真正要起作用，不从七千万党员以及“机关团体”的领导干部、人民公仆入手是无从说起的。中国老百姓不是傻瓜，你鼓噪一下内需爱国，他们就真把银行的那点准备用来养老或者送孩子读书、留学、娶媳妇的钱拿出来消费掉？你以为这消费爱国像到广场上喊喊“中国加油”那么简单？花自己钱的这种爱国哪里能够像我们留学生到悉尼和巴黎的街道上挥舞五星红旗那么过瘾！

只要我们不是那么CCTV，我们应该都清楚，当今中国的消费大头正是公款消费和公共支出，你到任何一个高级饭店去看一下，那些花天酒地的人都是哪个部门的不就知道了？当然，你会说，有些是公司的老板啊，还叫小姐呢。是吗，那你再看一下他们在请谁，在用小姐招待谁，不就清楚了？还有，社会上有大批的二奶，你真以为都是有钱的老板们包养的？老板们的钱都是自己的，谁舍得花啊？二奶绝大多数都是有级别的，处级二奶、厅局级二奶和部级、X级二奶，大多是靠纳税人的钱在养着……

说实话，如果网民们再接再厉地实行网络监督，弄得公仆们不敢随便花钱了，这对拉动内需还真起负面作用。所以，我在这里真心诚意地恳求网友们，为了热爱这个国家，让他们花费吧。我也对“机关团体”的领导同志们说一声：消费爱国，辛苦了，请领导同志们先走一步！

至于普通民众，各位，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能够鼓动他们消费的办法只有一个：增加他们的信心，就能够扩大内需。增加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对这个国家的信心，他们就敢消费，甚至提前消费、借钱消费都不在话下。

但你能够告诉我，一个在发大火的时候“让领导先走”的民族、在一个提倡“消费爱国”的时候让领导先上的国家，民众对前途能够有信心吗？

本来想写到上面一句就嘎然而止，用问句结束，留下回肠荡气的悬念，然而，今天是情人节，我不能冷嘲热讽、一拍两散、恩断义绝，所以，我想对那些心中还残留一些良知和爱心的领导同志们进一言：只有增强民众对国家和未来的信心，他们才会消费，他们才敢消费。那么，怎么增强呢？

我前两天才提到过，给每一个中国人或者学校孩子发一台电脑要比发钱更有效，不但可以提高教育水平，还可以提高国民素质。今天我换一种说法，地震灾区的“机关团体”用一万元购买豪华电脑“拉动内需”，只能让看到这个消息的广大民众对前途更加充满疑虑，更加舍不得花钱。

然而，如果我们某地的政府用这一万元为学校孩子购买四到五套国产电脑，那么，很多家长心中会感到温暖，会为自己的孩子生在这样的国家感到自豪，从而也会对未来更有信心，更倾向于去消费。

还有，鼓励“机关团体”不要过分限制公共支出，不能不让我想到公务员开会、旅游和公费出国现象，这些大概也是一种爱国的极致表现吧。但我告诉你，所有看到那些用公款出国旅游消息的国民，绝对会更紧地捂住自己的口袋，担心那些硕鼠随时会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去挥霍。

我倒有一个建议，如果你真想扩大公共支出，为什么一定要用在公务员身上？如果你真想花费钱在旅游上，花大笔的钱让他们出国学习、长见识，如此开“官智”，还不如花钱开“民智”，由国家买单，以抽签的方式从工人、农民、普通士兵、学生、中小学老师、农民工、失业人士中定期选出普通民众去旅游、去学习、去国外游玩。

这种使用纳税人的钱，用抽签的方式，把一些钱回馈到民众身上的做法，比那些掌握税钱的公仆花在自己身上，绝对会让人民对自己和国家的前途感到更加确定和有信心。

最后提醒某些同志最、最重要的一点，对老百姓，你们完全可以只说不做，但对你们自己，千万要只做不说，例如带头用公费爱国的事，一定要做到只做不说。千万不要让民众知道你们消费他们的血汗钱，还美之曰爱国，千万不要在民众面前泄露你们有可能号召七千万党员带头消费，号召单位团体领导用公共支出爱国。

正如你们一直告诫我们的，我们的民众教育水平很低，素质不高，有时无法理解那种高端的爱国行为，如果民众误会了你们，就算你们帮这个国家度过了经济危机，我担心民众不但没有信心去消费了，有可能连这个国家都爱不起来了！

杨恒均2009/2/14情人节

提要：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根植于中国社会转型进程，道德失范、监管旁落、参与不足，其实都是同一进程的不同面相，而要想改变食品安全让人忧心的现状，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如果说道德重建一时难以奏效的话，那么，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社会参与和表达的扩大，或许就应该成为优先的选择。

三聚氰胺的重创尚未远去，蒙牛特伦苏OMP奶又出状况，最新的消息称，卫生部牵头的研讨会上有专家认为，消费者饮用目前市场上的特仑苏没有健康危害。接着，蒙牛召开新闻发布会，传达这一面目尚模糊的消息，意在重振人们对该产品的信任。短期内，这一举动可能会延缓蒙牛企业的下行趋势，但是，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根植于中国特色的现代转型过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我之见，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一时尚难以扭转，其理由举其大者，有如下三端：

首先，现代转型所带来的道德规范变迁，使得建立在内心之中的安全堤防已经溃坝，且不可能在短期之内修复。

在熟人社会里，大多数产品的提供者，往往与这些产品的消费者有着面对面的关系，并可能存在着相对稳定的交易关系，在这样的约束下，诚信不欺其实是一个合乎理性的选择，当其被道德化表述之后，遵守它更能得到社会评价和现实利益的双重收获，因此，其道德说服力就得到了双重强化。而在一个大社会中，大多数产品的提供者，与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并没有这样的关系，极端地讲，如果预期交易只有一次，诚信不欺反倒可能成为一个非理性的选择。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一个大尺度的陌生人社会日益取代了小尺度的熟人社会，尤其是在最近的10多年间，进入到所谓现代化起飞阶段的中国，更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多数中国人告别了此前相对狭窄封闭的生活圈子，而进入到一个开放、复杂，变化快速的大社会中。这一进程相伴随的，是全新的生活经验和人际交往方式，相应建立在反复交往基础上的传统道德必然会说服力锐减，并导致信奉传统道德的人数日益稀少，于是，普遍的不诚信成为了我们时代的特色，几乎所有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都奉行着两套标准，一套是对自己人的，一套是对陌生人的，从农民种的菜，到厨子煲的汤，不以不诚信为耻，其实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在当前时代的道德潜意识。

在许多人心目中，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首先要道德失范的问题，并将之归咎为市场资本主义对欲望的刺激放大，对此，我的看法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会造成相应旧道德的瓦解蜕变，但是，既然选择了以市场资本主义为现代化的动力，那么，旧道德的凋零就是一个必须付出的代价。可是，市场资本主义可以在十数年内发生改变群体生活经验，而新的道德规范，却需要漫长的岁月去积淀。因此，某些企业家的道德宣示，以及其刻意在公众面前建立的道德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推销术，而诸多评论人士对道德重建的期待，我也不甚乐观，受制于当代的现代化进程，合乎现代大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尚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建立，在食品安全等迫切而重大的民生领域，道德重建犹如难解近渴的远水。

其次，如果建立在人心内部的安全堤防遥不可及，或许，我们就只得转求于建立在监管和惩罚之上的外部约束，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起飞过程同时伴随着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外部约束也存在着缺位的问题，需要重大转变。

当代中国改革试图通过赋予企业自主空间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任何事情有利则有弊，赋予企业自主空间也增加了企业不法活动带给社会公众的风险，对于这种内生于开放市场体制的风险，需要相应的制度手段加以管控。一般而言，在市场体制下，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约束，采用制定规则（立法），并以事后追惩为主的管理方式，此外，考虑到生命健康的重要性，对相关产品也不排除直接监管的方式。

但是，中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一方面是法治进程相对于经济活动的落后，一方面则是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担当了相当主动的角色，在GDP政绩的驱使下，风险防范和管控等政府本应承担的角色反倒相形见拙了。近些年来，强调给与企业自主空间更多，而相应的控制机制却远远落后，围绕经济发展这一压倒性的优先目标，常常出现经济发展优先于生命健康的现象。出于GDP优先的官僚思维，或是出于地方利税第一的本位思维，又也许只是个别人的私欲驱使，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都很容易成为纵容企业不法行为的保护伞，地方保护主义、春风吹又生的假冒伪劣，始终禁绝不了的黑窑黑矿，正是这一逻辑的产物，中国的食品安全领域，当然也不能例外，免检产品之类措施，更像是为企业发展贴上的护身符，因此，只要不彻底扭转这一思路，并将转变贯彻到制度建设中来，中国的食品安全仍将面临巨大风险。

最后，在开放的市场体制上，对抗企业不法风险也不能全靠政府，而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但是，在参与和表达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资本更有能力去接近权力，影响舆论和收买知识，因此，要对抗企业不法风险，捍卫食品安全，也需要参与和表达渠道的更加畅通发达。

独立的科研检测、独立的媒体报道、压力团体的存在，都可以构成对企业不法行为的约束，毕竟，企业要在开放的竞争环境下生存，不可能与整个环境为敌。如果参与和表达渠道畅通，只要能够有充分的理据、适当的舆论表达和压力出现，企业很难坚持其不法行为。但是，以这次三鹿事件为例，早在7月底，诸多儿科医生已经锁定了三鹿奶粉，但是，既没有独立的科研检测结果发布，也没有独立的媒体报道出现，更无法形成有效的团体压力，竟然是在经过四五十天之后，凭借最高权力（在新西兰方面的知会下），才得以逆转事态。可见，企业不法行为之所以猖獗，除去政府的原因之外，也与社会环境有关，与参与和表达渠道的不够畅通有关。

在我看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根植于中国社会转型进程，道德失范、监管旁落、参与不足，其实都是同一进程的不同面相，而要想改变食品安全让人忧心的现状，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如果说道德重建一时难以奏效的话，那么，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社会参与和表达的扩大，或许就应该成为优先的选择。

导语：理想的毁灭是极其痛苦的。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热血，都被葬送了。当戈扬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那天，流下了眼泪。她说：”当年我们没有少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没有被打倒，自己倒成了美帝国主义分子了。想不到只有在美国才找到我们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平等。”

戈扬大姐，你在坎坷的人生路途上奔波了九十三年（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五日—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终于结束了旅程。你太累了，太苦了，太冤了。我们这个世界又太喧嚣、太污秽、太纷扰，你到另一个世界安息去吧。

追寻遥远的记忆

戈扬的一生中，当右派分子下放劳动二十一年，流亡海外又是二十年，仅仅这两件事就占了四十多年。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多？幸而她高寿，算起百分比来还不到有生之年的百分之五十。

二〇〇四年，戈扬得了老年痴呆症，住进了安老院（nursing home），渐渐丧失意识，不能讲话。二〇〇七年初，不能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三月份，我到纽约，和一群朋友去看她。她空眼呆望，没有表情。我喊了几声 “戈扬大姐”，她两耳失聪，无所回应。我心头酸楚，不能接受眼前的现实：这位喑哑的老人就是昔日健谈的戈扬？多少往事在脑海中翻滚！茉莉向她献上一枝玫瑰花，我为她照相，她居然慢慢地举起花枝，有了反应，大家都很高兴。王渝说：”她有话说不出来。”我们无助地围着她转来转去。最后，我向她告别时，她开口了。我们都听不懂，只有王渝懂得，她说的是：”你去啦，你去啦。”她不希望我们离开，我们也是一步一回头，留恋地走出了她的住所。

我回到波士顿后，储海蓝给我打来电话，说：”出现奇迹了，戈扬阿姨大喊你的名字。她要和你讲话。”海蓝把手机给了戈扬，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喊：”郭—罗—基！”我说：”戈扬大姐，我听到了，真亲切！你好吗？最近能吃饭吗？……”没有回答。过了一回，海蓝又打来电话，说：”戈扬阿姨还要听你讲话。”我知道她无法对话，不再发问，便自说自话，讲了一通。

戈扬一定是在追寻遥远的记忆。

靠自己走流亡之路

戈扬流亡海外时已是七十有三，不懂英文，没有收入，生活艰难。先是在洛杉矶西来寺暂栖身，后来到纽约，住在布鲁克林（Brooklyn）的贫民区。

我和她在美国的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九二年在”中国人权”的理事会上。当着众人，她上来拥抱我，眼睛里闪动着泪花。这泪花不知是为我还是为她自己。从此，我经常给她打电话，或拜访她的陋室，为她解除寂寞。她却说：”我一点都不寂寞，忙得很！”忙什么？除了写稿子挣一点微薄的收入外，忙两件大事：一是学英文，一是学电脑。她房里的墙壁、窗户、家具、器物上贴满了英文单词，走来走去，念念有词。她立下一个宏愿：要在电脑上用英文写出一生的故事。

西点军校邀请戈扬去向学员讲中国故事，她拉我和阮铭一起去壮胆。主人要求我们每人用英文讲十分钟，然后回答提问。戈扬讲得很慢，但美国人都听懂了。当人们得知，她七十多岁才开始学英文，而且只学了一年多，竟能发表一篇演讲，都惊讶不止。

当年有一个收留流亡人士的机构，其中不少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年迈体衰的戈扬却被排除在外。朋友们愤愤不平，建议让戈扬进去。他们说：我们是学术机构，不是养老院。触犯了戈扬的自尊心，她对我说：”你们不要再提了，请我也不去。”她讲了一个典故。红军长征的时候，徐特立的年纪最大，为了照顾他，让他骑着马行军。徐老坚决不上马，他说：”我要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完长征路。”结果，徐老走到了陕北，而一开始就骑马的人都不见了。戈扬指着自己的腿说：”我也要靠自己走我的流亡之路。”戈扬没有固定收入，我是有固定收入的。我不时在经济上接济她，她总是收一半、退一半。我问：”这是什么讲究？”她说：”拒不接受，不近人情；照单全收，会养成我的依赖心理。”流亡生活虽然艰难，幸运的是避免了牢狱之灾，否则，她可能也会像张伟国一样，在国内被抓起来。

和镇压人民的共产党决裂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十九日，作为《新观察》主编的戈扬和《世界经济导报》驻京记者的张伟国，联合召开悼念胡耀邦的大型座谈会，到会者五十多人，慷慨陈词者有之，哀怨悲恸者有之，深沉思考者有之，中心议题是两个要求：纠正耀邦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的受害者平反。座谈会的发言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登了五个版面。随后招致江泽民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打压，总编辑钦本立遭撤职，报纸被迫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江泽民藉此发迹，取代赵紫阳成为总书记。”六四”以后，张伟国竟被逮捕，吃了二十个月的官司。

这时，戈扬已在美国。她是四月二十二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胡耀邦的追悼会之后出国的，应邀参加美国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活动。正当她要回归的时候，李鹏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她就留下来，看一看再说。她给邓颖超打电话，表达自己的忧心。邓说，她认为不会开枪，如果镇压学生，她就退党。戈扬相信了邓颖超的说法。六月四日，果然开枪。她说：”我呆了，我傻了，像一具死尸僵在椅子上。”邓颖超没有退党，戈扬退党了。她公然宣告：”我们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现在的这个党。我要和这个镇压人民的党决裂。”戈扬被陈希同的报告点名，成了”动乱分子”，有国难归。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戈扬跑了，《新观察》受惩罚。它也和《世界经济导报》一样，被迫停刊。

女记者”四大名旦”遭殃

《新观察》被迫停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戈扬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一九五八年就停过一次。

《新观察》的前身是储安平主编的政论性杂志《观察》。一九四八年，《观察》被国民党政府在上海查封，一九四九年在共产党领导下于北京复刊。但《观察》已无昔日风采，越办越不景气。一九五〇年，重振旗鼓另开张，更名《新观察》，改为文艺性的综合月刊，属作家协会领导。胡乔木任命戈扬为主编。戈扬说：”让我当主编，就要按我自己的意思来办。”胡乔木当初倒也点头同意。

《新观察》越办越红火，发行量仅次于《中国青年》。有两个栏目特别受人欢迎，一个是”生活小故事”，一个是”小批评”.前者反映了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后者揭露了干部的特权和官僚主义（那时还不叫腐败）。几年下来，这两个栏目的来信来稿多的不得了，每个月居然要用麻袋来装。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戈扬也鸣放了几句：”教条主义真是束缚人。过去做一个党员，不是疯子，就是死人，心里的话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讲。””现在，鸣放是《文汇报》在领导，《人民日报》落后了。”戈扬将”过去”和”现在”认真地作了区分，以为共产党从此要改弦更张了。哪知道，从”现在”开始比”过去”更糟。戈扬因此而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戈扬与杨刚、浦熙修、彭子冈被人称为中国女记者中的 “四大名旦”.一九五七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杨刚，丢了笔记本，惊恐万状。众人安慰无效，竟自杀。人们分析，她一定以为笔记本落入他人之手可能被打成右派，不如自己了断。戈扬和彭子冈（《旅行家》杂志主编）当了右派。浦熙修（《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被毛泽东点了名，因揭发罗隆基有功，未戴右派分子帽子，但从此一蹶不振。”四大名旦”在反右运动中全军覆没。

我辈长期肃着面孔，用刻板文字写史作文，面目可憎，味同嚼蜡，已成难改的积习。出乎意料，研究中华民国史三十多年的同道朱宗震先生，竟在日前推出一本以较为通俗文字写成的《真假共和—1912中国宪政试验的台前幕后》，给人以面目一新，别开生面之感。除却文字新，重要的是视角和内容出新。作者深谙历史文献档案，把当年登台表演的人物重新拉到前台，不问其素质高低、道德美丑、角色正反、言行左右，不以道德评价为第一标准，而由其人自说自话、各逞其姿，力求再现昔日场景，逼近历史本来面目。作者在紧要处的议论和不时发出的感慨，植根于明白晓畅的叙事中，把读者引向历史深处，尽得点睛之妙。以下采撷书中精粹，成札记数则与读者分享，并就正于方家。

清廷退位非一党一人之功

民国肇建，三位政治强人共襄其事。一是激进派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一是温和派君主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一是清朝权臣领袖新政改革派袁世凯。三人合力把清王朝送进坟墓，迎来民主共和的开端。三颗政治巨星之外，在民国政坛灿烂星空中，还有次一等却也相当耀眼的群星环绕拱峙，闪烁其间。诸如，孙中山的主要副手黄兴；国民党的实际主持人宋教仁；学问家而热衷于非其所长的政治的章太炎；21岁的青年政论家戴季陶；懂得些许西方政治教条的多变文人章士钊；状元实业家、君宪派张謇；第一位反正的清朝大吏且为各方接纳的老练政治家程德全；被迫反正亲袁无能而集权的军人黎元洪；自恃首义功臣、八方树敌的张振武；同盟会赣督李烈钧；同盟会粤督胡汉民；梁启超门生、滇督蔡锷；同盟会沪督、掌控会党反遭其害的陈其美。此外，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第二任总理陆徵祥、第三任总理赵秉钧等，皆一时风云人物。他们各倡其言，各宣其声，各张其势，各肆其行，风动朝野。一边是，从临时约法到正式宪法，从参议院到正式国会，貌似政治革新。推进民主；一边是，从阳谋到阴谋，从明杀到暗杀，以至兵戎相见，雨血风腥，不满三年的共和政治起伏跌宕，其实浓缩了自那以后中国人民主之梦的升沉消长，虽无望却必争的悲情历程。朱宗震的《真假共和》，让我读出了这个历史的必然和所以然。

长期以来，政治家和历史家告诉人们，把清王朝扫入历史垃圾堆的是辛亥革命，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而君主立宪派梁启超、“窃国大盗”袁世凯与此事不相干。其实，政治家的政治定性。历史家的历史结论，虽简括明晰，界限清楚，却往往与历史实际或实践进程大相径庭。诚如朱宗震所论：晚清政局，懦弱无能的摄政王载沣代表了满族亲贵和保守派官僚的利益，袁世凯则代表了体制内在新政中发展起来的权臣势力，而梁启超则代表了体制外民间的和平改革派势力，孙中山则代表了对清王朝完全失望的民间反体制革命势力。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三个社会梯次的势力代表，互有分合恩怨，复杂的纠结在一起，并非黑白分明，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从他们成长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现代意识其实还非常薄弱，更不要说中国国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出现了国家政治洗牌重组的局面，三股势力合流，才得以拱倒了早已腐朽的清王朝。但是，他们如何分享变革的成果，如何规划国家前进的方向？一时成了一个迷局，演出了民初政治扑朔迷离的一场大戏。

大戏舞台上演的似乎是内阁更迭、政党组合、参院弹劾、争持驳辩，而内里各派人等却是运筹帷幄，机心毕露。只有孙中山堪称豪放大度的政治家。孙中山本来认为，推进革命，实现民主宪政，应该由革命党来完成。可是出乎意料，黄兴指挥的以城市游民为主的武汉革命军竟是一群乌合之众。夜袭汉口的部队，竟然打起灯笼；稍一受挫，即狂奔逃跑。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运用和战两手，操控政局。形势的发展，居然由不赞成共和的袁世凯的反正，而实现了革命党人建立共和国的理想。革命党人既然在革命时期无法与袁世凯的军事力量对抗，而由袁世凯迫使清廷退位，他们又能凭什么力量与袁世凯竞争政权？孙中山显然明了于此，既然一时不能制袁，把政权让给他，那就只有让袁维持一个比清王朝好一点的“小康”局面。革命党人可以利用这个政治稳定局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到国家经济好转，革命党人再来执政，进而实现共和理想政治。这当然是一厢情愿。

梁启超、袁世凯谋制孙中山

这时的梁启超，又作何打算呢？早在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就与袁世凯结仇。流亡日本，一度倾向革命与孙中山合作。后因政见分歧与孙反目，提倡君主立宪，反对暴力反清。他在日本努力介绍西方学说，研究中国现代化理论和步骤；提倡国民自由，去除奴隶思想；提倡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反对“汉民族”的小民族主义；主张鼓励发展私人资本，参与国际竞争；主张文学和史学的现代变革，从学术史来说，同时代的中国人，没有第二人可以和他比肩。梁启超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和平的改革，通过开明专制（即以好的、善良的、专断的方式运用权力），实行君主立宪。1903年后，身居海外的梁启超与国内的张謇联手发起君主立宪运动。1905年清朝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呈请慈禧太后实行两院制，司法独立，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制。殊不知，五大臣考察报告的枪手就是梁启超。

明治维新以后“脱亚入欧”的日本。西学盛行之时，沿袭“大化改新”以来向中国学习的旧例，学西方、懂西文的日本人把西书译成古汉语给日本人看。梁启超只要拿来照抄，略改几字，便可介绍给中国人。略知西学一二的梁启超，在四亿人口泱泱大国属凤毛麟角，可见当时中国现代人才是何等稀少。这里，请允许我说几句题外话。先贤有云，十月革命（今称十月政变）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并非直接由俄国传入，而是以日本为中介，通过翻译介绍日本社会主义者所写讲解马克思主义书籍这种二传手法得以传人的，是当时日本社会主义思潮渠满而溢的结果。经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考证：始作俑者是《晨报》驻日记者、李大钊的朋友陈溥贤。李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陈在资料和解释上的帮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评判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几乎完全承袭河上肇等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而这是由陈溥贤传递给李大钊的。石川说：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绝非李大钊一人之功。这一论断，当符合历史实际。

梁启超在武昌首义爆发后，仍然主张君主立宪。他搁置与袁世凯的往日恩怨，决心与袁合作，为袁出谋划策。南北和议即将告成时，梁接受共和，进行组党活动，成为其中灵魂人物。1912年2月23日梁给袁信中，详述今后国家政治规划，袁世凯掌握行政部门，梁启超组党掌握立法机关，分化革命党人，全力对付反袁的激进派，实行开明专制，使共和仅成躯壳。梁启超没有说要实施政党政治，政党只当作开明专政的辅助手段。梁启超在另一份政治文件《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中，迎合潮流提出政党政治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建立两大健全的政党。提出国权主义，反对民权主义，帮助袁世凯的官僚势力反对同盟会的激进派。梁启超政党政治游戏的本质：执政者是主人，人民是仆人，但在当时高唱共和的形势下，主人要伪装成仆人。未曾学会政党游戏规则的袁世凯，本是玩弄权谋高手，一经点拨，对付那些稚嫩而涣散的革命党人游刃有余。就连老道的革命家孙中山，也因朴直诚信过分，被袁世凯弄糊涂了。

袁世凯、孙中山合演承平戏

1912年秋，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北上，袁口蜜腹剑，投孙之好，会谈中尽力附和孙的革命主张和政治见解，俨然一位民主共和拥护者。两人谈农民问题时，孙说一定要实现“耕者有其田”，袁满口赞成。此前，孙与章太炎私下谈论平均地权纲领，比耕者有其田方案要温和得多，尚且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对，袁世凯竟能如此，不能不使孙中山惊讶不已，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孙中山告诉《亚细亚报》记者：“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记者黄远生问：“究竟先生对于袁总统之批评如何？”孙答：“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又问：“他的新知识新思想恐怕不够么？”孙答：“他是很清楚的。”再问：“他有野心没有？”孙答：“那是没有的。”孙中山告诫激进人士：“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袁世凯攒足了面子，迎合孙中山之请，颁令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在总统府盛大宴会中，袁敬酒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则回以“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此后，孙中山一再向外界宣示，支持袁世凯竞选正式总统，袁长于练兵，希望袁任总统十年，练兵500万，而自己十年内修铁路20万里，使国家统一富强。孙中山希望袁世凯的权力相对集中，以求有一个经济发展的稳定局面。黄兴应袁世凯邀到北京会谈，袁商请黄兴担任总理一职。黄兴此时与孙中山一样，对政治消极，坚拒总理职务，表示追随孙中山发展实业，尽力于社会事业。袁摸到孙、黄政治底线后，便请黄兴在赵秉钧、沈秉堃两人中选择一总理人选。国民党方面开会议定以赵秉钧出任总理，并公推黄兴向袁世凯面陈此议。

参议院以绝对多数，通过袁世凯对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提名。袁、黄事先协商时，黄提议总理和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袁也在内阁会议上建议阁员考虑此议。赵内阁通过后，国民党由黄兴出面，一一延揽国务员加入国民党，凑成一个不执行国民党政策的国民党内阁。当时，孙中山、黄兴都曾劝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袁世凯未允。袁后来写信对柏文蔚（皖督）说：加入甲党，即与乙党为敌，加入乙党又与甲党为敌，实在不敢以一己之故，而造成国家纷扰。说的何等超然！质朴热诚、天真率直的黄兴，诚心诚意调和党派分歧，用和平手段对待政府，以期国家建设的理想前景。孙中山返回上海，在国民党欢迎会上宣称：袁世凯思想很新。手腕稍旧，要想治理民国，一定要具有新思想、旧经历、旧手段的人，袁世凯正好适合。今日的内阁，已是国民党内阁，民党和政府的调和，可以说已经达到成功。从今以后，国民党的同志应该全力支持赞助这个政府。黄兴回到南京后，也宣布“南北统一，大功已竣，各国务员又加入本党，切望诸君扶助政府，建设一切。”日后，革命党人谭人凤对孙、黄北上的政治判断错误，深表遗憾地说：“昔人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二语，可为黄、袁二人持赠。经此一番款洽，遂皆人其彀中。孙有愿袁为十年总统之宣言，黄对于同人亦改变论调，袁其真有魔术欤？何被弄于股掌之上而不悟也？怪哉？“

其实，在孙、黄联袂盛赞袁世凯这出承平大戏之前，袁世凯侵蚀《临时约法》，破坏共和制度的一幕幕恶剧已经上演。6月，唐绍仪内阁风潮，袁世凯挑战责任内阁权力；7月，陆徵祥内阁风潮，袁世凯挑战参议院权力；8月，首义三杰之一的张振武被袁世凯、黎元洪合谋杀害，袁世凯挑战司法权力与公民权利。张被杀三天前，同盟会与其他五个党派合组国民党，宣诸中外。袁世凯已经把共和制度一步步地摧毁了，而宋教仁主持下的同盟会，国民党本部却软弱得令人吃惊。当章太炎倡言“革命党消”、章士钊鼓吹“毁党造党”（毁革命党同盟会，造议会党国民党）之际，似乎只有激进派的一位年轻代言人戴季陶，敢冒与袁世凯决裂之险，在《民权报》连续著文，痛揭“袁世凯之罪状”，指斥“袁世凯想当皇帝，以及专制党之想拥护袁世凯当皇帝”，袁已变成“国民公敌”。历史学家固然不必因袁世凯帝制自为而否定其促成清廷退位的作用，也不要以为戴季陶代表了正确的社会发展之路。历史发展的道路是曲折复杂的，各色人等为善为恶，各有各的存在价值。袁世凯及其集团的政治素质，是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养成的，不能说变就变。问题在于，革命党人多数闭目塞听，或见怪不怪，没有像戴季陶那样迅速地作出清晰明快的判断。戴季陶批袁勇气可嘉，却没有回答袁何以能够如此？此时，他还缺乏对中国社会历史生活复杂性、矛盾性的深层次认识和完善的政治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地位的变化，他貌似成熟却更加落伍，很快就没有能力适应中国发展的需要，放弃了对民主的追求。

政党风云中的宋教仁

1912年，政党运动蜂起。章太炎联合程德全于1月3日最先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继得袁世凯支持改组为统一党，后又合并数党为共和党，用以反对同盟会一党专制，沦为袁世凯御用工具。此外，有民主党、进步党、统一进步党以及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名目繁多，时起时消，分合无常。中国政界向以士大夫出身居多，现代政治意识少而又少，多半停留在寻找做官门径。赵秉钧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于此可知，那时政党的本色。民初的政党组织，多半是士大夫的朋党组织形式，套上了现代政党概念。

各色政党涌起之时，同盟会怎么办？在孙中山、黄兴不理党务，汪精卫、吴稚晖等标榜“不做官，不当议员”之后，宋教仁担任总务部主任干事，实际掌控党权。宋执意消除同盟会内革命情结，从事合法议会活动，与袁世凯分享政权甚至独占政权。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一可求组织一健全国会，一可求组织一有力政府。国民党成立后，同盟会本部得意地宣称：“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宋教仁并不知道2月间梁启超致袁世凯信中所拟对付同盟会的策略，国民党的竞争对手不仅是议会中的党派，而且主要是袁世凯的军政官僚集团及其武装力量。宋教仁把议会政党力量对比等同于政权实力对比，在判断上犯了严重错误。孙中山针对当时的政治局面，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避免政治冲突，似乎不无合理之处：如果你要和平，就不必向袁世凯挑战，你要向袁世凯挑战，就不可能有和平，而要准备以武力对付武力。宋教仁之所以是一个历史悲剧人物，就在于他既不打算革命，又要向袁世凯挑战，并且没有看清隐藏在袁世凯背后的暴力。1920年代，大革命时期，戴季陶批评宋教仁：“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短时期内掌控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这话虽然说的有点过分，把过错全部推到宋教仁一个人身上，但宋确实负有主要责任。

客观地考察历史，人们应该看到，共和制度虽好，但在当时中国远未达到可以操作的阶段。中国社会还很落后，先进人士向西方学习刚刚开始。士为四民之首，他们的行为方式还没有改变，官僚派、立宪派、革命派，基本上还是士大夫阶层的分裂。即使先进人士思想很新，对民主理论与实践理解透彻，如果亿万民众没有觉悟，依然是阿Q式的国民性，少数精英也决定不了中国命运。稍有民主意识的革命党人，其实仍旧保持着权威主义的专制习惯，在野倡乱时高唱民主，上台后立即厉行专制独裁。

1912年，共和运动在迷茫中匆匆走过。进入1913年，宋教仁期望主导正式宪法的制订，循着议会政治的和平轨道执掌政权。袁世凯已经不愿意接受一个总统受制于国会的国家体制。宋、袁两方都提高了对政权的要价。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而暂时妥协的两个政治集团，已经失去调和的空间，双方矛盾日益激化。《真假共和》下卷，将会给我们展现这一不可避免的决裂过程和结局。

未了的话

1912年，反清革命中涌现的精英们，还来不及深入研究共和制度的各种深层问题，就要面对创建共和体制的种种挑战。他们秉持初步的民主理念，设计民主共和国的制度框架，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订《临时约法》等宪法性文献；以临时参议院作为民意机构，革除若干专制弊端，树立一些民主新风；促成结社风行、政党林立的局面。这些举措，对于沿袭两千多年帝王专制制度的中国来说，无疑是极可宝贵的始创之功。然而，民主共和能否确立，关键在于广大民众是否真正觉醒到自居主人的地位，在于精英人士是否真正懂得民主真谛和民主实践操作手段。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白忙活。

在二○○三年，爱尔兰著名作家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二○○五年布克奖得主）出版了一部著作《布拉格：一座城市的幽暗记忆》（Prague Pictures， Portraits of a City），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和兴趣：布拉格人一向偏爱各种雕像、小雕像和自动装置：布拉格著名的娃娃像杰祖拉特果……恰佩克的机器人和怪异的格来姆，令人惊异的变形，大师扬。施瓦克马杰动画中的人物……当然，这当中最为离奇的莫过于卡夫卡的奥德拉德克，一个星状的生物，像一卷线轴那样自行滚动——是它自己还是他自己？——游动于无名叙述者的房间，在“家中父亲的问题”片段中发出一阵大笑，听起来“好像落叶的沙沙声”。

且不说“机器人”一词原来出自捷克作家恰佩克笔下（“robot”这个词由恰佩克创造，由捷克文“robata”，即“劳役”、“苦工”演变而来），单就那个“格来姆”， 还有“卡夫卡的奥德拉德克”，它们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或关系？“格来姆”是谁？它对于卡夫卡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饶有趣味而又颇有意义的话题。

“格来姆”（Golem），又译作“高蓝”。翻开由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对于该词的解释是：一、（犹太人民间传说中的）有生命的泥人；二、机器人；三、傻瓜。在希伯来语中该词有“初期、胚胎”或“本质、实体”的意思。该词曾出现于《圣经。诗篇》第一百三十九首：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
　　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
　　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

据说在布拉格流传的有关格来姆的故事与犹太拉比尤丹。洛乌。本。贝扎尔（一五二○——一六○九）有关。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犹太学者之一。他在梦中得到了耶和华的指引，午夜时分带着自己的女婿以撒。本。西门和门徒利未人雅各。本。查姆。萨森一起在伏尔塔瓦河岸用土块塑造了格来姆。他们围着格来姆转圈，反复咏唱《诗篇》，以激活格来姆的生命力。为了赋予格来姆以生命，洛乌拉比在其前额上写了希伯来文“Emeth”（真理）。这是一个专门对抗基督教乌合之众的信仰保护者，是一个随时等候主人命令的活的小矮人。格来姆是一个有生命的假人，具有善恶两重性。当然，格来姆被禁止在安息日工作，这样，拉比不得不在每周五夜里将他额头上的第一个字母擦去，剩下的“meth”的意思就是“死亡”。可是，有一个安息日，拉比忘记了擦去它额头上的第一个字母。于是，格来姆开始狂躁不安、乱跳乱闹，把目之所及的一切都踩个稀烂。拉比闻讯及时从犹太教堂赶回来，抹去了它额头上的第一个字母，格来姆倒地、解体，失去了生命，又变成了一堆土块。格来姆就像一个拒绝被驯服的宠物一样，不得不被除掉。拉比曾这样谈论格来姆：不要忘记这件事，要把它当成一个教训。即便是专门来到人世来保护我们的最完美的高蓝（格来姆），也能很轻易地转变为毁灭性的力量。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对待强者，就像我们仁慈而耐心地对待弱者一样。万事皆有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有关格来姆的故事流传很广，尤其是在布拉格的犹太人当中。实际上，格来姆的历史就像布拉格的犹太聚居区一样古老，早在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后，就有犹太人来到此地，那时犹太人的口头传说中已经有格来姆的故事了。据说格来姆的遗迹一直留在了布拉格的艾尔特纽教堂的阁楼里，而通向那个阁楼的入口则永远封锁着。虽然时过境迁，“高蓝（格来姆）这种神秘的力量几乎完全消失，但却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保持了巨大的生命力量”。这种“巨大的生命力量”在卡夫卡那里的集中体现，就是“奥德拉德克”（Odradek）。

卡夫卡的“奥德拉德克”出自他的短篇小说《家长的忧虑》，而不是什么“家中父亲的问题”，该小说大约写于一九一七年夏天，后由作者收入小说集《乡村医生》于一九一九年出版。小说不长，译成中文后共一千余字。小说开头是这样写的：一部分人说，“奥德拉德克”一词源于斯拉夫语，并试图以此来说明这个词的形成。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此词源于德语，斯拉夫语只不过对此产生影响而已。但是，这两种解释均不可靠，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两者均不准确，尤其因为它们并没有赋予这个词以一定的意义。

那么，是否“奥德拉德克”就不存在了呢？非也。因为“要是的确不存在叫做奥德拉德克的生物，谁也就不会从事这样的研究了”。那么，“奥德拉德克”究竟是什么呢？“初一看，它像是个扁平的星状线轴”，“但是，这不仅仅是个线轴，因为有一小横木棒从星的中央穿出来，还有另一根木棒以直角的形式与之连结起来……整个线轴就能像借助于两条腿一样直立起来”。

奥德拉德克看上去“只不过是一种破碎的物品”，但它自成一体。“有关它的情况，无法较为详细地说明，因为奥德拉德克极其灵活，不容易抓住它。”“他交替地守候在阁楼、楼梯间、过道和门厅里。有的时候，他几个月不露面。”他身材矮小，居无定所，沉默寡言，只在极少的时候回答极简单的问题。他只知道自己叫奥德拉德克，除此之外一无所知。他会死去吗，不会的，至少暂时不会。他不伤害任何人，但任何人都不接纳他，他无所归属。

奥德拉德克是谁？他/它（在英译本中“he”和“it”也是混用的）的确像上文提及的犹太传说中的格来姆。在犹太先知看来，世界上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力量：一是“水平的”或叫“人类的”力量，它以科学、创造、容忍和怀疑的形式存在；二是与之相对的绝对的“垂直的”力量，即上帝的力量，它使人类变得渺小而无足轻重。无论是奥德拉德克，还是格来姆，都是人以科学、理性创造出来的，它们与人的区别正如人与上帝的区别。

奥德拉德克又像是卡夫卡自己。卡夫卡，这位二十世纪西方文坛的“怪才”，生前默默无闻，去世后不久却成为文坛关注和评论的热点。但是，对于这位“怪才”如何理解、阐释和评价，评论界却一直众说纷纭：作为一个作家，他到底属于哪一个国家？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流派？哪一种文化？哪一个“主义”？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奥匈帝国，但他显然不是奥地利人；他虽然用德语写作，但他不是德国作家；按说他应当属于资产阶级，但他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准则却嗤之以鼻；他虽然出身犹太民族，但他与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却有着深刻的隔膜；通常人们将他看做一位表现主义者，但他同表现主义其实是游离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他似乎应当属于现代主义，但在他的作品中已经透露出许多后现代主义的气息……而这一切又同卡夫卡独特的无所归属的身份紧密相连。“身份问题已经成为卡夫卡文学的中心问题：这归因于作者，由于身份——或缺少身份——引出对卡夫卡作品的种种解释。”卡夫卡的无所归属，正如奥德拉德克的无所归属一样。

奥德拉德克其实就是犹太人的象征。有一次，卡夫卡的女友密伦娜问他是不是犹太人，这个问题使卡夫卡感到极为震惊：您问我是否是犹太人。您一定是在说笑话。也许您真正想问的是，我是否属于那种战战兢兢的犹太人……犹太人不安全的地位，他们自己内部的不安全，处在人类中的不安全，使得问题非常容易理解，即他们相信，只有那些握在手中，或咬在牙中的东西才是他们所占有的，只有那些触手可及的财产才给予了他们生活的权利，而他们一旦失去的东西就一去不复返。从最不可能的地方也有危险在威胁着犹太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将这些危险去掉──便是被威胁所威胁。

接着，卡夫卡对密伦娜说，他没有任何责备她的意思，但是，“有时我真想把所有这些人都塞进我的衣柜的抽屉里去，稍等片刻，再将抽屉拉开一点点，看看他们是不是已经窒息了，如果没有，就把抽屉再关上，如此往复，直至终了”。卡夫卡对犹太人的忧虑，亦如《家长的忧虑》中的无名主人公对奥德拉德克的忧虑一样。

总之，格来姆属于布拉格，卡夫卡同样属于布拉格，而奥德拉德克则属于卡夫卡。看来，所有这些无一不打上了布拉格的烙印。布拉格，欧洲的神秘之都。这座被喻为“诱人的女妖”、“放荡的女人”和“邪恶的女巫”的城市，在可爱魅人中又具有一种撩拨人心的邪气。历史上深陷于抑郁、妄想和宫廷斗争之中的著名君主鲁道夫以及围绕他的众多占星者、炼金术士、魔术师和艺术家们惊心动魄的生平故事，将其神秘、荒诞且充满幻想的氛围延伸至今。当代作家安吉洛。马利。里佩利诺在《神秘的布拉格》一书中写道：“当我想为神秘寻找一个词语时，我能找到的唯一的词语就是布拉格。她像彗星一样，阴沉而忧郁；她的美仿佛一团激动人心的火焰，在风格特异的艺术家手中被夸张变形，扭曲倾斜，散发出衰败的忧伤气息，在无休无止的幻灭中痴昧地欢笑不已。”在这里，我们仿佛又听到了卡夫卡笔下的奥德拉德克那没有肺的笑声，“像是落叶发出的沙沙声”。

（《布拉格：一座城市的幽暗记忆》，[爱] 约翰。班维尔著，张鹤译，新星出版社二○○七年版，18.00元）

萧红，这个六十多年前殒命香港的幽魂，一再地以自己的才情和遭遇引得后人纷繁复杂地解读。左翼、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一顶顶帽子次第送来，而她的情感经历，则已经被分析得近乎八卦，以致萧红的侄子张抗在为时代文艺出版社的《萧红小说名篇》撰写的序言中，对于这种“对姑姑的婚恋生活格外感兴趣，不厌其烦地渲染演绎，论证一些细枝末节……”的琼瑶化倾向表示“忧心”。而萧军在同张抗的对话中也提醒，“研究一个作家应该研究他的作品”，“如蝇逐臭”地考据私人生活的细枝末节是不必要的，这近乎对作家的第二次谋杀。然而，当我们追溯萧红短暂的一生，往返于作品与作者之间，确实可以看见在一个特殊的转折时代中一个特出的女性所面临的复杂的困境，她的经历对于男性也有一重重的拷问。对这一困境中的她不能用上述的任何一种类别加以限制，不仅如此，她几乎和每一个强加于她的类别作战。比如，与“自由主义”相比，说萧红是“左翼”是确凿无疑的，而在左翼作家当中，她却又表现出极强的自由倾向——可以说萧红以自己的人生选择和生命的代价，拒绝了被左翼政治体制化的可能性，当我们用丁玲的一生作为对照，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按季红真在《萧红传》中的说法，通过某篇文章中表露的意识，“萧红的女权思想已经非常成熟”，但另一方面，萧红本人在生活中的“斗争”又时时处在脆弱和被动的状态下，她对于男权的斗争并不能算是成功的。

在萧红的总体上并不快乐的童年记忆中，为她提供温暖和保护的是“祖父”，而“祖母”则是冷漠的，她故意用针刺痛了调皮的萧红，因而萧红直言“我不喜欢她”。萧红就读的学校中，女校长是一个“封建思想极为严重的人”，正是一群女性旧式教师对女性学生执行精神的束缚和个性的摧残：“什么是我们女人的责任呢？就是嫁了丈夫，应该赚得他的欢喜……”这所学校中思想开放的进步教师都是男性，他们讲解鲁迅，把白话引进课堂，介绍“五四”新文学，或教授美术、历史，当萧红和一些女同学的文学兴趣被刺激起来之后，如季红真写道：

萧红她们勤奋学习，不谈恋爱，喜欢和有思想、有头脑的男孩子做朋友。因为在她们看来，还是男的“思想性”多一些。她们尽量“男化”剪短头发，穿男装；她们经常打篮球，按男子的比赛规则进行。有一次，她们到松花江上学划船，为了显示自己具有男子汉的气概，硬是不让船工帮忙，回来时遇到了逆风逆水，差点回不来，把手掌都磨烂了。

耐人寻味的是：在反抗传统的斗争中，新女性最重要的敌人首先是旧女性，最先学会的是怀疑和否定自己的女性身份，而新型的男性则是新型女性的崇拜偶像甚至模仿对象，因为他们更有“思想”。一部分男性代表着活力和进步，给予女性以引导，而女性在男性的引导下，通过模仿男性来实现自身在总体的男权社会中的“解放”——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

被认为是“女性主义”者的萧红，其笔下自然有对传统男性士绅的批判，例如她写修节妇坊的男人是不敢公然赞美女子跳井之勇的，因为他照例也打老婆，而他的老婆当然最好不要去跳井。但同时，萧红塑造的具体男性形象中却有很多值得尊重和同情的形象。《看风筝》中的刘成“冷静，沉着”，作为革命者“他有无数的父亲，一切受难者的父亲都是他的父亲，他一想到这些父亲，只有走向一条路，一条根本的路”。《北中国》中的耿振华是抗日英雄。散文《家族以外的人》和散文体小说《呼兰河传》中都着力描写的孤儿出身的佣工有二伯，虽然受尽屈辱和折磨，但因为喝羊奶长大而终身不吃羊肉，他孤身一人，偶然间一句“你二伯前些年也想给你娶个二大娘”透出无限辛酸。在萧红笔下，有二伯也很有风度：“一走起路来，却是端庄，沉静，两个脚跟非常有力，打得地面咚咚地响，而且是慢吞吞地前进，好像一位大将军似的。”在《腿上的绷带》中，萧红则细致和富于同情地描绘男主人公老齐在经历枪伤和被女友逸影抛弃之后的内心世界，对于女性的浅薄和喜新厌旧给予批判：“他知道逸影就是为了纱衫才去恋爱那个同学。谁都知道那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个工厂的厂主。”

另一方面，在小说《手》中，女子学校的女校长和舍监对待染布匠的女儿王亚明势利而苛刻，她的父亲则忠厚而且疼爱女儿——萧红小说中的父亲似乎大都是忠厚和有爱心的，这样的描写似乎也寄托了她对慈父的一种向往。在整个社会的空虚冷漠、麻木混沌中，女性也不会例外。《生死场》里的女人们“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他们”。《呼兰河传》中写“有一些胆小的女人，看了投河的，跳井的，三天五夜的不能睡觉，但是下次，一有这样的冤魂，她仍旧去看的……”团圆媳妇被迷信的大娘婆婆虐待致死，把她吊在大梁上打：“不打得狠点，她是不中用的”，打昏过去又用冷水浇醒，用烧红的烙铁烙脚心，很多时候，打媳妇仅仅是因为“她打谁呢，谁能够让她打呢？”萧红从女性的角度深刻地揭示出，在男权和等级社会中，被奴役的女性同样因无知而愚昧，也同样可以因愚昧而残暴，受虐者同样可以是施虐者，掌握权力的女性对弱女性的压迫更加触目惊心。然而总体来看，萧红笔下的人物即便再“坏”，更多的还是让人感到怜悯，在她的笔下，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像张爱玲的《多少恨》中那个厚颜无耻卑琐下流的父亲虞老先生一般的角色。或许萧红看“国民性”和“愚”更深，而张爱玲把“人性”和“坏”看得更透，但我觉得萧红的心相较张爱玲要单纯，正如萧军所说，萧红其实“没有处世经验”[1]，丁玲所见，她“那样少于世故”[2].在萧红与家庭和父亲的抗争中，更多的属于与家长制父权，而不是与性别意义上的男权对抗。相反，在男性面前萧红表现出罕见的单纯、信任和忍让。萧红并不喜欢未婚夫王恩甲，但在迷惘和颓丧中仍然与他同居，仅仅因为似是而非的“王恩甲毕竟是爱她的”（季红真语）。当王恩甲最终不辞而别，把萧红留在旅馆里陷入困境，又被萧军在1932年秋天传奇般地救出以后，已经注定了她在这段感情中的弱势地位——尽管她在反抗家庭方面迈出了极有勇气的一步，但在生存方面、思想方面仍然需要救助和引导。天不怕地不怕的“都市流浪诗人”萧军不仅拯救了困难中的萧红，还把她引导到文学道路上，从而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萧红本人对于这样的性别关系，至少在很长时间内也是自然而然地接受的，只要萧军的大男子主义不是伤人太甚，因为这大概符合她“男的更有思想”这一潜在意识。这种对“大男子”的向往，或许是那个时代进步女性的通病，在丁玲的身上同样存在：丁玲的传记作者丁言昭在《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一书中也指出，丁玲很早的时候就接触了许多共产党领袖级的人物如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瞿秋白，“所以对思想成熟，胸襟开阔，意志坚强的男人比较敏感”。季红真的分析则从某个角度点出了萧红自身的症结所在：“萧红克服不了受萧军保护的惰性。”这种“惰性”与其说是心理上的依赖、性格上的软弱，不如说首先可能是来源于内心深处对“意志坚强”的成熟男性的近乎盲目的崇拜和信任，哪怕这种信任是以自尊不时受到损害为代价。这似乎是那个时代追求“解放”的女性所面临的一种新的压迫——它不是基于传统礼教，而是基于新的思想和意志。正如萧红在1936年旅居日本期间致萧军的信中承认：“灵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所以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宽宏的！……”[3]在作为拯救者和保护者的萧军和被拯救者的萧红之间，权力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平等。萧军以保护者自居，常常在依从萧红之前“向她开一个折磨的玩笑，然而他并没有感觉到这种折磨性的玩笑，是含有一种主权者的趣味……”[4]这是晚年萧军自己也承认的“谑近于虐”。然而问题是如何在被救者和施救者之间建立一种人格和事实上的平等关系？这一点即便放到今天，也是一个在性别关系和社会关系中都可以不断拷问我们的问题，尤其当一个女性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到被拯救位置上，而同时又特别自尊和敏感的情况下。在研究萧红的过程中不必刻意丑化萧军，但也不必避讳他的缺点。他没有士大夫的伪善，但在真诚和善良中藏着粗暴和鲁莽，“主权者”的优越。他的保护中本身也带着损伤。更不幸的是，在萧军的拯救者身份和大男子霸权下低头生活的萧红，其姿态反而更得不到萧军的认同，因为“我知道她不真正欣赏我这个‘厉害’而‘很有魄力’的人物，而我也并不喜欢她那样多愁善感、心高气傲、孤芳自赏、力薄体弱的人……”萧军“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5].萧军一连用四个形容词来描绘萧红，而列举的三个《红楼梦》女性人物中唯一同时当得起四个词只能是林黛玉，这说明即便到了晚年，在萧军眼中萧红还是个既极度脆弱，又极度好强的，可怜多于可爱的现代林黛玉。同样以红楼人物设喻，萧红却自比执著学诗的香菱[6]，她恐怕不会把自己看成林黛玉。

二者体质和心态上的巨大差异尤其不可忽视。萧军从小习武，又是军人出身，而萧红“产后身体就衰弱下来了。头痛、脱发，这不能不说是1931—1932那两年的流浪而饥饿的生活所种下来的病根”[7].她受失眠和贫血的折磨，1939年春天又因摔倒差点流产。身体的病弱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心理上的不适，但健壮而自负的萧军除了带着抱怨说萧红“一天到晚老生病”外，很难有切身的体会。直到几十年后，已经七十一岁的萧军才意识到：“因为我是一个健康的人，顽强的人，是不容易深刻理解和确切体会一个病人的心情和心理的，同样一种打击，一种生活上的折磨，在我是‘无所谓的’，而在她却要留下深深的，难于平复的伤痕！”[8]日本友人池田幸子曾敏锐地感到萧红的分裂困境：“作为进步作家的她，为什么另一方面又那么比男性柔弱，一股脑儿被男性所支配呢？”但是，这位友人或许没有意识到，在长期被病痛折磨（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柔弱）的情况下是很难维持完全健康的心态的，很容易让一个女性产生因自卑而不由自主地屈从于男性支配的“惰性”，不论她在理智上是多么“进步”。萧红的自卑和自怜是不由自主的——她在给萧军的信中说：“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兴健牛与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9]很有意思的是，作家徐懋庸曾经于1934年写过一篇杂文《病》，其中引述托尔斯泰的一句似乎矫枉过正的话：“在道德的价值上，病的状态是远胜于健康的状态的。不要对我说起从来没有生过病的人，那是很可怕的！尤其是女人，一个极健康的女人，一定是个真的野兽”[10]，并记述自己对这段话由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托翁是一个多病的人，一个“为弱者祝福的基督徒”，他基于基督教人文精神对病弱者给予道德上的肯定，值得一切因“健康”而自负，甚至变得“可怕”的人反省。但平心而论，软弱和依赖对于被依赖者来说也会是一种心理负担，萧军就自嘲是那些定期向他倾诉痛苦的朋友的“垃圾箱”，别人倒了垃圾后轻松地走了，自己还得清理一番，而他自己虽然外表“不知忧愁”，其实“垃圾并不比别人少”[11].萧红因为苦闷而不断造访已经病重的鲁迅，也弄得本来已经十分忙碌的许广平“不知所措”，在萧红死后还隐含怨气地感慨：一个人生活的失调，会影响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去步骤[12].但萧红的软弱和惰性也未尝不是因为对感情的格外珍视和维护——即便已经分手，萧红仍对聂绀弩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梅志也注意到萧红在看到萧军与王德芬的合影后的失态。当她的自尊心所受到的伤害日渐超出了底线，与萧军的关系日渐破裂的时候，端木蕻良作为一个新的拯救者出现了。他赞美萧红的成就，表现出萧红所渴求的尊重，最终陪伴萧红走到人生终点。曹革成的《我的婶婶萧红》尽管强调了萧红在与端木共同生活后取得的创作成绩和二者的感情，多少有助于改善人们对端木的成见，但无法正面回答许多问题：季红真书中提到，萧红临终写下了“我恨端木”的字条，靳以说他是“一个自私的人”，骆宾基记录的萧红临终谈话中所说的“我早就该和T（端木）分开了”，以及骆宾基笔下萧红的评价“他（端木）是怯懦，势利而又善于对她阿谀，一天在那里装腔作势的”。端木在战乱中抛下萧红先走，萧红回忆鲁迅的文字则被端木鄙夷地嘲笑，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萧红仍然没有采取主动和端木决裂。另一方面，所有对端木的负面评价，又都不能解释萧红何以选择端木。在萧军看来，这是萧红性格中彷徨和软弱的又一例证，他甚至把萧红的屈从比作浮士德的被俘于魔鬼，但在萧红一面，端木“温和的绅士派头”[13]其实补偿了萧军不足的那一部分，和端木的结合也是对萧军的一种报复，即便不完全合意，也是她不愿放弃的。然而，为了得到“温和”，她收获了“怯懦”，她只能再次牺牲自己。

萧红的生活中至少还有两个给予她不同体验的男性：鲁迅和骆宾基。萧红似乎在长她三十岁的鲁迅这里获得了失去的父爱。周海婴承认，在所有回忆鲁迅的文章中，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写得最好。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萧红是把鲁迅当成家人来写的，鲁迅重现了萧红最敬爱的祖父的形象[14]，所有温情和琐屑的细节只要出现在回忆亲人的文字中就不足怪。这位长者不仅以他的巨笔在文坛上拉了萧红一把，更懂得尊重她，而没有因此就高高在上。萧红在他面前可以倾诉内心，可以撒娇地询问他对自己的着装的评价，而鲁迅则头头是道地评论一番。鲁迅批评萧红曾经穿过的一双靴子，萧红说自己已经不穿了，为什么不早点说呢？鲁迅回答：“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就该不穿了。”这里可见鲁迅之心细如发，不仅早就在内心评判了萧的靴子，还由于为对方考虑而刻意保持沉默——以萧军的性格绝做不到。接下来，许广平为了玩笑，用一条桃红的头绳装扮萧红，鲁迅看见以后严肃地说“不要那样装她……”深夜离开鲁迅的家，鲁迅先生非要亲自送到铁门外，萧红则想：“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的送是应该的么？”鲁迅高度尊重萧红的人格和才华，他不愿把萧红当成一个取笑的对象。萧军喜欢的带伤害性的“玩笑”，在鲁迅这里是绝对没有的。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对萧红和鲁迅之间的交往充满同情和理解，称为“被尊敬与被爱护两者之间的精神接触的状态”。比萧红小六岁的骆宾基在萧红去世前一直不离不弃地陪侍左右，倾听和记录了萧红的很多肺腑之言，在多年以后承认他对萧红是以“亲姐姐”相待的[15].也就是说，只有当对方以一种祖父的形象或幼弟的身份与萧红相处，给她足够的尊重和爱护的时候，萧红才能多少摆脱男女关系中的压迫和紧张感，这就是她非常愿意和鲁迅相处向他倾诉的一个原因。萧红对“尊重”是异常敏感的，她在绝笔小说《小城三月》中有一段不厌其烦的描写似乎是自己的某种憧憬：

翠姨带着哥哥的介绍信，像一个女同学似的被他们招待着。又加上已经学了俄国人的规矩，处处尊重女子，所以翠姨当然受了他们不少的尊敬，请她吃大菜，请他看电影。坐马车的时候，上车先让她上，下车的时候，人家扶她下来。她每一动别人都为她服务，外套一脱，就接过去了；她刚表示要穿外套，就给她穿上了。

……

她觉得到底是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

晚年萧军说萧红其实并不真正“欣赏”他这个“厉害人物”，其实不正是因为他实在太缺少俄国做派，太不客气，这是否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萧红何以被端木的文弱外表吸引？

作为一个病人、一个女人、一代才女，她需要的或许太多：拯救、同情、理解、宽容、呵护、平等、欣赏、尊重、爱情、婚姻……一个都不能少，然而没有遇到一个他可以同时提供上述一切（萧红的男性读者都不妨反思：在生活中你将如何对待这样一个女性，你要为她提供什么，向她要求什么？）。作为从传统中刚刚叛逆出来的女性，萧红也身处在多重的困境中。理性上，她有萌发的女性意识，但又首先崇拜男性启蒙者。她在理论意义上批判男权，但同时又毫不留情地在作品中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她背叛了父亲的家庭，然后又一再飞蛾扑火一般与男性展开纠葛。她最深的潜意识中绝对向往“处处尊重女子”的“俄国人的规矩”，但情感上，她对于一个个伤害过她的男性仍然是依附的。体质的脆弱、内心的孤独感则更使她一再“从属”于男权，害怕被抛弃，而男性在她的人生中似乎真的起到了一种拯救和保护者（虽然也同时是伤害者）的作用。据说，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于他的崇拜者兼伴侣汉娜。阿伦特的研究也是不屑一顾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始终不平等[16].这说明，男女权力关系中的不平等还不仅仅是中国或东方文化特有的问题。那么，仅仅是“遇人不淑”吗？假如萧红有另一种境遇，碰到的是另一些男人，例如丁玲的遭遇瞿秋白、胡也频、冯雪峰、陈明，或者说她的身体再健壮一些，在面对男性的时候表现得更强势粗犷一些，是不是更能自我保护，少受一些伤害？骆宾基曾经这样询问萧红：“为什么必定要男人的友爱呢？”回答是“因为社会关系都在男人身上……在哪里都是有封建这个坏力量的存在。”[17]萧红是一个遍体鳞伤的战士，在现实中终于不得不屈从于明知是“坏力量”的社会习惯。她试图从束缚她的重重“蛛网”（骆宾基语）中挣扎而出，但她究竟是被困在网中央的飞虫，还是那只织网以自保的蜘蛛？

注释：

[1][4][7][17]骆宾基：《萧红小传》，建文书店1947年版，第120、74、59、133页。

[2][6][12][13]见季红真编选《萧萧落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4、65～66、150页。

[3][5][8][9][11]见《萧军与萧红。萧军与王德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8、107、17～18、98、26页。

[10]徐懋庸：《病》，1934年6月5日《人间世》第5期。

[14]萧红坚持说鲁迅不是“父亲”，而是像“祖父”，见李洁吾：《萧红在北京的时候》，《哈尔滨文艺》1981年第6期，第76页。

[15]《萧红小说名篇》，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16]杜小真：《讲述“她”的故事》，转引自《遥远的目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7～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