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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琛从来没有遇过这种灾难：他的车被卡在一望无际的车流中，车阵如同冰封的河道，没有尽头。他们已经被百年一遇的风暴堵在这里两天两夜了。前来的救援队正在努力扫除冰雪，但收效甚微。妻子骂骂咧咧，发泄着怒气，儿子翘着腿在车后座听MP3，好像天塌下来也跟他没关糸。陈琛的心却沉到了谷底，照这样下去，他们恐怕十天半月也无法走通了。

陈琛此番自驾车南下，是为了回家过年。可妻子知道他打的什么鬼主意：陈琛经营的玩具工厂的海外订单越来越少，工厂已经裁员两成，陈琛不得不开始寻找别的门路，妻子主张买进大量股票，陈琛却主张回老家办农场—–据说这是个抵御经济危机的好办法，所谓靠天吃饭。陈琛和妻子趁着堵车的时候开始争执、辩论，当他们的分歧终于演变成一场剧烈的争吵时，他们才发现灾难来临了，在2008年1月的一天，他们莫名其妙地被堵在了公路上。雪不停地下，刚开始儿子还在地上跳着，和雪花接吻，接着这些诡异的雪花演出恐怖一幕：它们落到地上不再是雪，而是立即成了冰。冰越积越厚，终于困住了所有的旅人。人们开始焦急地等待，开着空调取暖，但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汽油的耗尽令空调无法继续工作，车内变得越来越寒冷。救援队送来了棉衣也无济于事。人们变成越来越恐慌，有人开始哭泣。附近村庄的小贩高价兜售矿泉水，一瓶卖到二十元。陈琛和妻子的争吵中断，他们开始寻找摆脱困境的方法。

陈琛离开车跑到队伍的前头。只有靠近高速路口一里长的车才能得到面包和棉衣。陈琛向他们打听何时能走通？救援队员指着天空：去问上帝。另一个看上去是头的人对陈琛说，要作好十天半月的打算，有办法的话，把车开出高速，找个停车场停着，然后坐火车南下，年后再回来开车。陈琛知道事情不妙了，急忙往回走。

他回到车上时，看见一个卖茶叶蛋和矿泉水的青年被一伙人摁倒在地上狠揍。陈琛看不下去，驱散了他们。因为这个青年的矿泉水只卖五块钱，所以挨揍。陈琛问附近有没有加油站？青年说没有。这时儿子笑吟吟地拿着偷来的一罐汽油给他。陈琛叹了一口气，只好把油加上，好歹这能让车子开走。陈琛问青年附近有没有住的地方？青年说有，他可以带路。陈琛就当场给了他一百元，让他带路。车子艰难地开出公路，开上了一条乡间小道，往青年住的村庄开去。陈琛准备找个地儿至少先住下，明天怎么办再说。

天色越来越暗。青年说他叫王成，是深坑人。陈琛听到这个名字吓了一跳。深坑，这个在他脑海深处时常浮现的地名，与他心痛而遥远的记忆牢牢地锁在一起。也许只是同名而已。陈琛想。车子进了村，突然有一个人站在车前，王成立即下了车，好像很害怕地躲开了。一个红脸大汉走上来拍车窗。原来他是这个村的村长，他说他家能住人，不过价钱可不便宜。陈琛说钱无所谓。

晚餐吃的是土豆和臭桂鱼，他们终于吃上了热食。妻子和儿子疲倦得马上进入了梦乡。陈琛和村长聊天。他说他叫王令发。你是个老板。他狡黠地看着陈琛。陈琛问起深坑，堵车弄乱了他的方向感，这个深坑是不是淝东五里镇的那个深坑？王令发说是啊，就是那个深坑。陈琛震了一下，二十年前那个女孩的脸浮现出来。陈琛那时刚工作，在深坑支教过一年。王令发看着他，一拍大腿：难怪瞧着你面熟，你就是那个爱弹吉他的小陈？陈琛说真是太巧了，二十年后我在这里被冰雪阻挡。王令发说这是老天爷要你回来看一看。陈琛问起那个女孩。王令发说，你是说王令林的老婆柳泉吗？她病了，好像不行了。陈琛吃了一惊：她得的什么病？王令发说，我也说不清楚，总归是要命的病。陈琛让王令发带他去见一见他。王令发说，我跟王令林不对头，我指给你，就在坡上那幢屋，你自己去看吧。

陈琛走上了黑暗的坡，叩响了门环。开门的竟是那个叫王成的青年。陈琛吃惊地问：这是柳泉的家吗？王成说，我娘在里面。陈琛说，我认识你娘。王成惊异地看着他，却没拦阻。里面有一个女人问：谁啊？陈琛走入。女人很瘦，像弓一样踡缩在床上。她疑惑地望着他，好久，陈琛也看着她，似乎都不敢辩认。陈琛坐下说，我是陈琛。女人还是望着他。陈琛又说，我是二十年前下乡支教的陈琛。女人好像是听懂了，她虚弱地说，你是来看我的？陈琛抱歉地说，我碰巧被冰雪堵在这里了。没想到还能见着你。柳泉对儿子说，给客人端碗水来。陈琛说别忙了。他问柳泉得了什么病？柳泉却说，这是我儿子王成。她似乎不想提当年的事，抑或是对突如其来的重逢还不能适应。陈琛问，就你一个人吗？柳泉睁着因病变得很大的眼睛说，他爹住在山上。

陈琛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心中突然窜上一种类似饥饿一样尖锐的虚空的痛。。。。。他回忆起二十年前第一次看到她的情景：当时她是乡广播站的播音员。从省城来的陈琛吸引着一大堆男孩和女孩，骑着摩托车在乡间的小路上狂奔。有一次他和柳泉走丢了，在一块四围都是汹涌溪水的大石头上过了一夜。陈琛给她朗诵他的诗，把她迷住了。陈琛说他爱上了她，要把她带到城里去—-这是城里人勾搭乡下女孩的通常手段，不过很奏效，因为柳泉是一个简单到你说月亮会掉下来她也相信的女孩。他们就这样好了一年。不过陈琛同时并没有中断和妻子的通信。陈琛做得游刃有余。在支教结束后，陈琛突然消失。柳泉进城疯狂寻找陈琛，可是陈琛留给她的都是假地址。

现在躺在他面前的女人已是一个中年妇女。陈琛不是来忏悔的。为了说明这一点陈琛还和她的儿子聊起了这百年不遇的冰雪天气，这只是一次巧遇。他给柳泉一张名片。让陈琛感到欣慰的是，柳泉似乎忘记了那段往事。她只是说起了这几年她的村子收成不好，今年更不用说了，庄稼都被冻死了。陈琛问你怎么还在当农民？在他的想象中当年的广播员现在至少得是个县文化馆的干部。不料柳泉却突然奇怪地高声道：文化是什么东西！陈琛噤声了。他想起在那一年中柳泉如何相信他的誓言，就像相信他的诗歌一样。陈琛写过一句诗：月光大作。他告诉她，月光会响。她也相信。对于当时流行跳贴面舞的青年来说，骗几个女孩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甚至是一种荣耀。

柳泉说他走后，她和本村的石匠王令林结了婚。接着发生的事像一股飓风一样席卷了深坑乡，几乎所有的强壮男人都跟着招工的工头坐上了开往南方的汽车。柳泉能记得她是如何奋力把丈夫挤进塞得水泄不通的长途客车，似乎只要上了这趟车，就有希望。可是事情并不如想象。王令林在南方的城市打工，到了农忙又得回乡收割，田里的农活已经把柳泉折磨得奄奄一息。丈夫不忍妻子受累，只好当二兼户：城市和家乡两头跑，地里的出产却顶不上在城里赚上一个月的收入。陈琛问，这样不值啊。柳泉说，一个农民有地不种，会有报应的。陈琛说可以叫别人来帮忙种地。柳泉就不说话了。

这场巧遇的重逢似乎到了尽头。陈琛觉得自己该告辞了。当陈琛起身的时候，心中突然窜上一种悲凉痛楚的感觉。他不至于蠢到要抱她一下，或者给她留下点什么。所以，他只能就这样走开，结束这次邂逅。陈琛向她告别，柳泉说如果明天路还不通，可以来家住。陈琛跟着她的儿子走到门口，青年突然说，我爹在外面打工，养了女人，钱都花光了，得了一身病才回来。陈琛楞了一下，看着他。王成黑着脸说，钱有什么用？说着径自走出。这时，柳泉突然叫陈琛的名字，陈琛震了一下：这久违的叫声！让陈琛差点流出眼泪来。他走回她床边。这时柳泉看着他，似乎眼睛里泛着泪光，说，你连我得的什么病也不问吗？陈琛哆嗦了。柳泉的悲痛似乎来得太迟了，现在她才浮现出当年那个女孩的形容，陈琛不敢看。这时柳泉说出了一句让陈琛魂飞魄散的话：王成是你的儿子，这是真的，你现在把他带走吧。陈琛雷击似的站在那儿。柳泉说，我快死了，才说这话，我只要有一口气在，不会求你的。陈琛喃喃地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柳泉笑了，我还想问你，为什么会那样？你骗了我一年，睡了我一年，然后突然就像风一样不见了。陈琛无言。柳泉说，老天爷有眼，你来了，把他带走，这是你的儿子，认他，给他工作。我就死也瞑目。

陈琛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踉踉跄跄地离开柳泉家的。午夜的冰冷空气像两块铁板一样挤压着陈琛，他的脊梁仿佛要断了！远处公路上仍然蜇伏着那条一望无际的烦躁的长蛇。陈琛坐在石头上仔细想了想梦一样的巧遇，他的好奇给他带来了比眼前这场冰灾更恐怖的灾难：他突然有了一个儿子，如何向严厉的妻儿交代？陈琛用强劲的逻辑推演了一回，无法否认柳泉所言为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陈琛现在突然相信命运这一回事了，它会在你以为可以逃脱责任地突然现身，让你原形毕露。陈琛走回屋子，看到妻子和儿子鼾声大作：妻子如果知道了真相，陈琛能看到的前景是家破人亡。。。。。陈琛突然疯狂地往柳泉家跑。他叩响了门环，这次出来的是柳泉。她儿子、不，陈琛的儿子已经不见了。柳泉说，他到他爹那里去了。陈琛说，我需要马上和你谈一谈。

柳泉把他让进屋，说，如果你是想给我一笔钱，我不会接受。我就是要你把他带走，这样他才有前途。陈琛说，他不愿走，他说钱没用。柳泉疲倦躺下，钱是没用，可他是个人，我死了，他应该有父亲，你是他的父亲，事情就是这样。我已经知道你在哪儿了。二十年前你跑了，我找不到你，二十年后你再也跑不了了。你要是不答应我，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找到你才去死。陈琛低下头，瞧你说什么？我们好好商量嘛。柳泉看着他：你认儿子还要商量吗？陈琛说，我现在的家庭不适合突然出现个儿子，这样我妻子会死的。柳泉笑了，不会的，我都没死，她死不了。陈琛说，你还是恨我了。柳泉说，没有，我只是实事求是。就像我丈夫，到城里打工，时间一久，他就找了女人，我也不恨他，你说男人没女人能行吗？这也是实事求是，就像你当年有老婆，可到我们这儿缺女人也不行。陈琛问，你丈夫，他也病了？柳泉说，他先得了花柳病，以后去讨工钱被老板的人打折了腿，现在在山上看水，兜了一圈，农民还是农民。陈琛想了想，说，农民不会永远这样的，也许不久城里人可以到乡下来投资，办农场，你儿子就会成为农业工人，还可以在农场占股份。柳泉说，是你儿子！陈琛醒悟。柳泉叹气，人不对，庄稼就长不好。他在外面打了十年的工，结果是一场空。要是当初他不走，也不会被女人骗光了钱。陈琛，去吧，你向你妻子说清楚。

陈琛无路可走了。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到屋里。子夜的黑像一大只大网罩住了他。陈琛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已过的四十几年只是一场梦，只要他推醒眼前这个女人，说出那个秘密，这个梦就碎了，一切也就结束了。可是陈琛无路可走，就像远处凝滞长龙般的车阵一样，不能往前，也无法后退。陈琛终于推醒了妻子。妻子醒了，睁着惺松的眼问：你到哪儿去了？像一只鬼。陈琛说，起来，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谈。

高速公路上终于开来了一队巨兽，军队的坦克来了。它们沉重的履带碾碎了路上的积冰，众人欢呼起来。救援队员跟在坦克后面迅速除冰。陈琛的妻子疯狂地开着车子窜上公路，儿子和母亲争夺方向盘，警察大喊大叫，车子终于被儿子控制。他向警察解释，我母亲受了刺激，没什么事，没什么事。儿子把车子开到旁边的田里，劝慰着母亲。母亲哭叫着，我撕了他！我撕了他！儿子说，你怎么撕了他？他干了就是干了！不过是我多了一个哥哥而已。母亲颤抖地说，他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骗我？这时，陈琛已经走到车旁，他精疲力竭，对妻子说，我不想骗你，才跟你说。妻子让他滚开。陈琛说，我可以滚开。妻子说，一切都结束了。陈琛呼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说，是，一切也该结束了，我累了。我这二十年活得不像人，我早就想结束了。我天天赚钱，就像一个挣钱机器，我们分头赚钱，晚上睡在一起，连说话的劲儿也没有。我是该结束了。我总是想去渡假，我也想写诗，我想做很多的事，就是不想挣钱。结束了，结束得好，我就纳闷，我活着为什么？挣钱怎么会成了我的职业？挣钱应该是工作的报酬，工作也才是快乐的，我爱工作，可不爱挣钱，什么时候，挣钱变成了第一位的？像绳子一样拴着我？他娘的！我过的是什么生活？我怎么会那么傻？我若是能从八十岁活回一岁，我就什么也明白了，我再也不会这样活着！我现在说出了秘密，我轻松了。我对不起你！我是个骗子！我骗了两个女人。现在一切都没了，我自由了！你们走吧。我要带着我的儿子，对，我的儿子，去我想去的地方！

儿子看着陈琛，对母亲说：儿子？谁的儿子？他疯了！两人关上车门，发动车子上了公路。陈琛一个人往田野疯跑。他摔倒在田里，望着天。这时，天渐渐亮了。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响成一团，似乎在觊觎前进的希望。陈琛不停地奔跑，一直跑到了山上。

山上有一个破寮，一个苍白脸拄拐棍的男人站在他面前，说，你是陈琛吧？我儿子跟我说了，我是王令林。陈琛吃惊地望着他。王令林说，进来，我这里有烧酒，可以暖暖身子。

陈琛走入，坐在四面漏风的破寮中，王令林倒了烧酒，两人喝着。陈琛立刻觉得身子热了。他看着王令林说，我认得你，你给我们支教的学校砌过墙。王令林说，是。你走后，柳泉到处找你，进城找了你两个月，回来后就像中了邪似的。被人骗的女人很可怜。她也不自杀，也不哭，就这样一直瘦下去，最后瘦成了一张纸。我劝她别想了，让她进城找工作，也活出个人样来，可是她却说，我再也不认识城里人了，也不认识读书人，我是个农民，种地生孩子，我嫁给你。这样，我就和她成了亲。对，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得很。陈琛问，打工的事是怎么回事？王令林叹口气，我进城打工，没想变成了二兼户，两头跑，两头不落好，后来只好请人代工种地。是我不好，在城里认识了一个坏女人，把病传给我，还骗走了我十年的积蓄。我去讨工钱，被人打了。我回家的时候，村里传开了，说柳泉被来我家代工的黑老四强奸了，我气坏了，要吿他，后来黑老四的堂兄王令发给了我们一笔钱，他是工头，有钱，我们正缺钱，就算了。后来柳泉得了病，因为我断了腿，她只好去挣钱。有一天，印染厂开到村子来了，我们不要出远门就能打工了，大家高兴坏了。柳泉在印染厂打了两年工，不知怎么，就得了膀胱癌。水变毒了，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抱着她哭，她也抱着我哭，我们从没像现在这么好过。我说我不该找那坏女人，她说她不该逼我打工。我们说开了，就好了。现在我才知道，这地里种什么都不行，只有诚实，是最好的庄稼。

陈琛问，我要把王成带走，柳泉跟你说了吗？王令林说，没有哇。陈琛说，柳泉说他是我的儿子。王令林听了，突然哈哈大笑，这婆娘，她是吓你的，王成是你走后三年才生的，是我的儿子。

。。。。。。。车流终于动了。他们也要上路了。柳泉、王令林和儿子来送他们，给他们带上些馍馍和腊肉。陈琛说，不会塞车了，没那么倒霉的。陈琛突然问柳泉，为什么要骗他？柳泉说，我只是想出口气，让你当着老婆承认我们过去的事，算是对我有个交代。这时妻子说，也算是对我有个交代。陈琛说，王成要是想好了，可以来找我。柳泉说，你不是说要回来开农场吗？陈琛说，是。我说到做到。柳泉说，这样他就不用再出去了，我们一家可以在一起，多好。

车动了，越来越快。道路终于打通，长蛇般的车阵轰隆隆地上了路，好像发生惊天动地的事。柳泉和王令林在后视镜远去。。。。。。积聚了一夜的无边无际隐藏着的热情，仿佛在一刹那释放出来，逼退了前路上的天寒地冻。阳光从远处的山峦突然跃出，照临车窗。

妻子问他，你真的想在这里开农场？陈琛说，无论在哪里开农场，诚实是最好的庄稼。

一

“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的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团结工会则提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主张。”

十多年前，当我在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中译本中读到这些论断时，中国社会正弥漫着一种灰暗、沮丧的情绪，正是在那些星月无光的夜晚，布热津斯基关于波兰社会自我解放进程的描述和分析引起了我内心的强烈震动。那时候我只知道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虽然也知道在瓦文萨的背后还站着一群波兰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但对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为知之甚少，或者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后来，我读了胡平的《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对米奇尼克其人其事有了初步的了解，不禁对这位被誉为“杰弗逊式的人物”心向往之。2002年冬天，读到崔卫平的《谁是亚当。米奇尼克？》，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天空、无际的大海，这些精彩至极的片段从此就在我的脑中萦回不去：

“在他（米奇尼克）头脑中，不存在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关注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需要明里暗里不断关注他们的行为、动向，希冀最终由权威作出关键的变动，从而引起预期的社会效果，或者借此作为自己政治赌博的押宝。采取和皇帝一道进餐的人仍然将皇帝看作唯一的权力资源，他将依据皇帝的脸色、皇帝将要收获什么而行事，甚至皇帝所拥有的某个怪癖，也成为这些人关心的对象和行为的依据；而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们相信还有别的权力资源，他的席位不是在皇帝的餐桌上，而是在自身的行为当中，这样的行为不需要皇帝来钦定，不需要皇帝赋予其意义，而是自主的和自我赋予的。说米奇尼克是个言行合一的人，这是鲜明的例证：既然是搞民主，就意味着眼光向下，意味着立足自身，立足于和自身一样独立的人们，他和这些人们的行为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起点。他这样的行动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人们那里开始，而且可以马上就去做。”

就是那个冬天，我知道已经为本民族引入了哈维尔这一精神资源的崔卫平，又要为我们引入米奇尼克的精神资源。从此我就渴望着早日读到这部必将在汉语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米奇尼克文集》。

米奇尼克被称为波兰的“甘地”、“路德”决不是偶然的，他是团结工会运动的灵魂人物，在波兰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少年时代起，他就积极参与了反权威的政治活动。从18岁第一次坐牢，他一共经历了5次监狱生涯，在狱中度过了青春时代的6年多时光，至少有两次遭到暴力殴打，他也因此理解了《古拉格群岛》中的一句话：“感谢监狱，它造就了我”。也正是共产党反复地把他投入监狱，使这位具有坚定的行动性格的知识分子，有足够的时间冷静地坐下来思考更深入的问题，并在那里写出了他的主要著作。

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政治家，即使在波兰以不流血的代价成功地完成和平演变之后，他选择的也不是问鼎权力，入阁做官，而是办报，继续以言论影响社会、保持独立的社会批评，并不因为他参与的历史发生了戏剧性转折而改变初衷。他虽然曾高票当选为国会议员，但没有多久就辞职了，从此一心在波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选举日报》主编的位置上贡献他的才智、心血和思想。他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自己是一位政治家，在这个角色中我从来没有感到舒服。在离开议会之后，我感到真正的解脱。”

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不是什么故作姿态的清高，也不是他无法适应复杂的政治运作（历史早已证明他是最出色的政治战略家，也是富有才干的政治活动家），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和他的思想完全是相一致的。

对一个从来只知道“打江山、坐江山”，只知道明君、清官的古老中国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这块见证了无数次王朝循环的大地上，和皇帝一道进餐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在“皇帝的餐桌”之外过自己独立的生活，至今还是一个全新的题目。因此，本文试着从权利，而不是权力的角度理解米奇尼克的思路和作为，理解他对于中国的意义。

二

1976年是米奇尼克生命中的一个新开始，年仅而立的他写出了注定成为历史文献的《新演进》一文，为波兰未来社会的变革指明了方向。在这篇纲领性的文字中，他无比清楚地认识到了“以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以及有组织地来追求这个目标，是不现实和危险的”，因此一切地下的策划密谋行动都是不可行的，“革命的理论和密谋的行动仅仅适用于警察当局，他们以此来使得群众歇斯底里，这让他们觉得更加刺激。”为此，他提出“持续不断地为改革而斗争、寻求拓展公民自由和人权而开展的演进”，并把“新演进”的目标定位在逐步和缓慢的改进基础之上，并不要求牺牲和伤亡，它依靠的是逐步加强的公众压力，是公众持续不断地克服恐惧和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而不是依靠暴力和强力来推翻现存制度。他对“新演进”的三种力量作出了准确的分析，一是工人阶级，他们的压力“是通往民主的公众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二是天主教会，他们长期以来支持人的自由和尊严，“更重要的，他们始终在捍卫工人阶级的公民自由，尤其是罢工和独立的劳动联盟的权利。”三是知识界，他们的责任是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和捍卫基本原则”。

特别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米奇尼克第一次提出了“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不是美好的明天而奋斗的说法。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创造，正是在见识了布达佩斯、布拉格街头横冲直撞的苏联坦克之后，形成了他的“新演进”观，与以往各种各样的思路不同的是，他把社会变革的目光完全转向了“下面”，而不是盯着“上面”，而在此前波兰呼吁改革的声音中，无论是世俗的“修正主义”还是来自教会的“新实证主义”，“这两种理解同样相信改变来自上面”。米奇尼克最关心的不是权力的宝座，而是公众舆论和社会的自我组织，是直接面向独立的公众发言，告诉人们怎样去做，而不是朝着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告诉掌权者怎样进行改良，他认识到“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实际上就是要求致力于争取和捍卫自身的权利，而不是夺取政权。这一点和中国人总是不断地“上书”、“上折子”，总是期盼着明君、青天来拯救苍生完全不同。

与这篇文章同样重要的是这年9月他和库隆等知识分子一起成立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保卫工人委员会”（KOR）。当时他虽然不在波兰，但他是毫无争议的缔造者之一。此前，在波兰Ursns等地曾发生工人抗议事件，他参加了一次官方对Ursns工人的审判，判决的不公正和工人妻子们的哭泣震撼了他的灵魂，他第一个以知识分子身份发表抗议信，接着，库隆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们还向西方知识分子发出呼吁，要求捍卫波兰工人的权利。这是波兰知识分子第一次公开站出来为受迫害的工人仗义执言。接下来就是“保卫工人委员会”的出现。此时离团结工会的出现还有四年。

这是波兰转型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它标志着在极权社会探索自主的公共空间的开始。这一点从他们为这个最初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型团体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就不难看出，他们强调公开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信任等。其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是与波兰的社会生活、与千百万普通工人血肉相连的，它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诉求，它以一个小小的实际行动打破了长期以来被极权主义完全垄断的社会结构，以实例告诉人们，我们可以自己动起来，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帮助自己，这就是重建社会的开始。用米奇尼克自己的话来说：“它建立在后极权制度的行动哲学上面。为什么是后极权的？因为权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但是社会已经不再是，社会已经是反对极权的，它在反抗和创建自己独立的机构，其结果导向一个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某种东西，即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这就是我们试图做的：建立公民社会。”

与其说“保卫工人委员会”的目标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社会性的，它没有任何夺取国家政权的计划，只是寻求社会独立于政府之外自主行动的可能性，目的只是要帮助那些受迫害的工人家庭。它在重建民间社会的可能性方面迈出了一小步，却是极为可贵的一步，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政府的制度应该怎样改革”，而是“我们应该怎样反抗体制以保卫自己”，也就是要在官方权力机构之外恢复社会的活力，找回应有权利。但是在一个不容许社会有自主空间、没有形成公民社会的国度里，人们只要选择独立于政府之外，就天然地具有对极权主义的颠覆性，就注定了具有政治性，也注定了成为官方压制和打击的目标。

从“保卫工人委员会”到《新演进》，米奇尼克实际上已经清晰地画出了一幅在极权主义国家重建公民社会的蓝图，他把自己绚烂的理想化作了平凡的现实。1980年，团结工会诞生时，米奇尼克和库隆等都成为重要成员（多年以后，米奇尼克说：“我们仍然相信团结工会是我们的孩子，尽管是非法的。”），并为此入狱多年。在合法存在了13个月之后，团结工会被“军管法”取缔了，米奇尼克却没有感到灰心，即使在狱中。因为他看到了波兰社会被激发出来的生机并没有中断，地下出版、地下文化（包括文学、电影、戏剧、绘画等）、地下科学，以及以地下状态存在的独立组织（工会、艺术家协会、青年人组织等）……，当然还有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教会，作为公民社会的雏形已无法连根拔掉。普通的波兰人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恐惧，开始挺起腰杆，在公民社会没有出现之前，也开始像一个公民那样行事，而不管国家机器是怎么想的。这一切诚然都不是当局所愿意看到的，他们却不能随心所欲，或者运用暴力就能加以扑灭。

三

正因为米奇尼克不是把立足点放在权力的基础上，所以他对一场独立社会运动的评判并不是从“成”、“败”出发，不像中国人总是在权力的取予和得失上打转，始终无法超越“皇帝的餐桌”，认为权力之外无政治，从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权力上面。即使是在团结工会合法存在时期，他们也“从未要求共产主义者放弃权力，把控制权交给国家造船厂的工会”。

正因为米奇尼克的起点是社会，而不是国家，他追求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他反对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剥夺了所有社会自主空间的国家机器，目的并不是取而代之，自己去掌握那架机器，而是寻求把社会从这架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机器下解放出来。所以，他认为即使波兰处于极权制度的刺刀下，作为一个普通人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他分析说：“（今天）的波兰制度是由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伴随着一个不能以极权主义方式来控制的社会所合成。国家倒是想施行极权主义权力，但是它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被迫和生活和解，其结果是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达成一种临时平衡。”

毫无怀疑，民主是他追求的理想，为此他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入狱，并拒绝出国或在“忠诚声明”上签字。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以为民主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实现一个完美社会，更不是因为民主能实现权力更替，从而为自身登上政治舞台创造条件、提供阶梯，而只是为了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为了每个人都能拥有和君主同样的权利，每个人都享有和雅鲁泽尔斯基一样的权利，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

他之所以站出来反对共产主义，也不是基于一种“英雄主义”，他从来不想成为英雄，也不曾想要为国家、为自由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而牺牲，他只是想要像个普通人一样活着，尊重自己，也受到朋友的尊重。基于尊严、常识和记忆的理由，他断然拒绝了在“忠诚声明”上签字，拒绝选择流亡。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放弃了以暴易暴、以暴力革命为社会变革开路的想法，他懂得以暴力手段攻占巴士底狱，会不知不觉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巴士底狱。无论暴力以革命还是其他任何动听的名义，除了会掐断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将整个社会原子化，最终导致专制之外，不会有其他更好的结果。这不仅是他从历史中得出的教训，也是他立足生活的思考结果。他由此认识到，社会的变化不是依靠权力更替就能完成的，“可以假设，如果明天由瓦文萨或者库隆来取代雅鲁泽尔斯基，什么也不会改变。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沿着团结的合作尝试的道路改变社会的权力系统，使得极权主义成为不可能。”那就必须从恢复每个人的权利入手，其中自然包含了思想、信仰的权利，言论、批评的权利，以及自我组织的权利。他说：“我全部的生活都在为那些想要反对他们所反对的人的权利而奋斗，包括我自己。”

这一切使他最终能超越于权力安排之上，超越仇恨意识、敌人意识，他从来就不相信“去共产主义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他说：“我们同意宽恕，但是不主张遗忘，不主张健忘。我们不要报复，却要的是揭示全部事实真相。”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掌权的打算，从没想过“彼可取而代之”，而是以说出真相、承担责任的知识分子自许。一句“我们真的不想掌权”决不是政客作秀的口号，而是他身体力行的准则。所以在胜利在望的时刻，他能发出“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这样理性的声音。既然他的诉求不是权力，这一切就不难理解。而对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他们永远都无法明白会有人不像他们那样追逐权力，而把权利、尊严和自由放在权力之上。

同时作为知识分子，米奇尼克在任何时候对任何权力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他80年代初在团结工会内部曾经属于一个反对瓦文萨的小圈子，当时瓦文萨正如日中天，他感到瓦文萨要把一种“狂暴的、专制式的”东西强加在团结工会之上，他担心瓦文萨不顾一切代价寻求妥协，最终要出卖团结工会，会屈服于官方，把团结工会变成现存结构的组成部分，成为与过去的官方工会类似的依附组织。因此，他不仅与瓦文萨唱反调，而且在一篇叫做“围绕斯大林的争论”文章中，编造了一个正在变成独裁者的工人领袖的故事。当然后来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好得像同性恋似的”。多年后回首往事，他说：“我忠实于自己反权威的理想，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共产主义。为了同样的原因，我也反对瓦文萨，因为我想到，瓦文萨要把自己的权威强加于团结工会之上。”乃至在团结工会将要被取缔前的几个月，他和库隆都成了瓦文萨“公开宣布的敌人”（当然，其中还有其他一个重要原因，官方收买、派遣的“隐蔽战线”力量已渗透进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并几乎掌握了多数，先后将库隆和他排挤出局。戒严法一颁布，这些人从此消失）。

米奇尼克强调：“瓦文萨是一个运动的领导人，而我是一名独立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不一样，他在什么时候都不能丧失批判性，不能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在“天鹅绒革命”之后，他昔日的同伴登上了权力舞台，他对他们的批评甚至比对前共产党人还要严厉。对人性、特别是人的局限性，他有着深刻的体认，包括对自己——“我不想自我表彰，我必须面对自己的不足”，他知道“人们很容易屈服于自身的自高自大”。

在极权主义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他选择的角色依然是做一个知识分子，他以自己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为荣。所以，在谈论米奇尼克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他所反复强调的“波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天主教的——是为自由而斗争和站在弱点一边”。中国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精神气质，相反，我们有的是“虽九死未犹其悔”的屈原式的忠君情结，依附权力、选择站在权力一边几乎成了一种惯性。另一方面，权利意识的匮乏也正是古老中国最根本的特征之一，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到处弥漫着伦理意义上的义务观念，个人几乎没有地位，连法律也是基于义务观念而立，从来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权利观念。而在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社会，到处活跃着权利观念，法律以权利为本位。所以我以为，与其说中国文化最大的偏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还不如说是“权利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没有生长出基于个人本位的权利观念，除了围绕着权力的轴心打转，就不会有别的选择，所以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只是一种周期性的治乱循环，只有权力舞台上的你争我夺、你死我活，没有真正的革命，也很难出现新的文化和思想因子。整个中国社会的重心始终是皇帝，即便是顺民，关起门来也个个都是皇帝，权力之外无权利，总以为抓住权力就抓住了一切，在朝者至死抓住权力不放，在野者总是怀觊觎之心、问鼎之意。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民主难产的根本原因之一，即便是许多打着“民主”、“人权”旗号的人也往往陷入抢椅子、排座次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自拔。米奇尼克为我们树立了一面镜子、一个榜样。

四

米奇尼克不是无根的飘萍，更不是在天空中掉下来的，而是深深扎根在波兰那片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地上，和波兰的历史文化传统血脉相连。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从波兰民主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有四个最重要的代表——诗人米沃什、赫伯特，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和牧师卡。沃依蒂瓦（Karol Wojtyla1978年成为罗马教皇，即约翰。保罗二世）——对我理解民主的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四个人当中，没有一个政治家或者政治活动家，这就是为什么我视民主不仅仅建立在政治原则之上。对我来说，民主涉及人的生存境况和人的权利。它提供了一副宽容的图景，一种对于文化传统重要性的理解，于其中有可能冲突的人类价值都可以得到培育。对比之下，政治上的民主，是一种建立在大多数人统治之上的秩序。它可能并经常与人的权利相冲突，仅仅在保护所有人们的立场——包括少数人——的秩序之内才能实现。按照我的理解，民主的本质是自由，这个自由属于拥有良心的公民。如此理解，自由意味着多样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秩序中，冲突是一个持续的事实。”

被他称为“当代波兰文化最初的奠基者”的克拉科夫斯基使他明白，“自由能赋予我们超越自身的力量”。赫伯特让他确信，自由、宽容、文化传统、人类尊严才是民主的核心。他说，“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当权力而非一个超越的上帝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基督教的力量就在于，教会教导人们只能跪在上帝面前而不是世俗权力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基本上是反极权主义的。”这其中就包含了卡。沃依蒂瓦的教诲。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诗人米沃什曾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的一次集会上对团结工会的人们说：

“如果你们是一个想要得到权力的政党，那么世界对你们的看法将同对待其他从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活动的政党一样。这样，你们将失去每个国家、每个种族、每一阶层人民的注意，一句话，你们将失去一切希望！人们希望社会生活的僵化形式能被一种符合人的真正需要和尊严的新形式所替代，希望由一种共同愿望团结起来的千千万万人民能够找到本国的公民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新形式。由于僵化的社会生活方式正以可怕的冲突威胁着我们这个星球，人们的这种希望就更加强烈了。”

作为米奇尼克的重要精神源头之一，我深信米沃什的这些思想一定也给了他深刻的启迪。除了受到他亲身接触过那些杰出知识分子的影响，他还从波兰文学中，从“波兰文学的良心”泽罗姆斯基等人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根系。他年轻时曾做过“具有道德权威的伟大的波兰诗人”Antoni  Slonimski的秘书，这位倾向于自由主义和反对派的诗人教会了他波兰知识阶层传统中的方方面面，帮助他解决了作为一个波兰犹太人的问题，同时像一道屏障一样保护过他。可以说，20世纪初波兰知识界“不服从”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他，包括Stanislaw Brzozowski、Stanislaw Wyspianski、Stefan Zeromski和Zofia Nalkowska等人的著作。他“感到自己和这个传统中的人们是心心相印的”，尽管这些声音是那么微弱而且零星分散，“但无论如何是真实、真诚的”。

他们的言论、人格和著作都给米奇尼克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精神滋养，成为他精神的源头。使他最后能以更清晰的“新语言”表达出公民社会的思想、人的权利思想，并化为坚定的实践。所以，他才能无比骄傲地宣布：“我，亚当。米奇尼克，一个波兰知识分子，属于这样的一个传统”，这一切使他的追求最终超越了意识形态、种族、权力和其他的因素。

乔治。奥维尔、汉娜。阿伦特、曼杰施塔姆、加缪、托马斯。曼，以及托尔斯泰、卢卡奇、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对米奇尼克也不无影响，特别是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教他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反对派”，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持异议者”，使他确信“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崔卫平曾说过，她就是循着汉娜。阿伦特的声音找到米奇尼克的。

当然，也不能不提及他少年时代的精神导师、一个“独立的、世俗知识分子”、“当代波兰最杰出的人”里普斯基，里普斯基在他的一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里普斯基建议下，他在1962年参与组织了一个叫做“矛盾寻找者”的俱乐部，讨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自由、苏联入侵匈牙利、波兰会不会发生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波兰共产党消亡的原因等一切被禁止的敏感话题，被官方和警察称为“修正主义苗子”，被哥穆尔卡在中央全会上点了名。这一年他只有15岁。在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他又成为共产党内反叛出来的知识分子、“造反的共产主义”代表库隆的“热心信徒”，在以后漫长的奋斗过程中，他们是最好的同伴。

萨哈罗夫、哈维尔等比他年长的精神同道则给予了他莫大的鼓舞和启发。他曾无比深情地谈及“人的权利的捍卫者”萨哈罗夫在20世纪历史中和他个人的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萨哈罗夫让我们认识到人的权利是文明世界的基础。时刻准备为权利而战斗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价值所在。伟大的反极权主义革命，它将人的权利刻写在它的旗帜上，火焰一样席卷了生养我的欧洲国家，它始于安德列。萨哈罗夫。”

对哈维尔他也充满了敬意，认为哈维尔是欧洲最富有洞见的作家，是个思考的人，“是过去二十年以来在反对极权主义立场上洞察判断最为深刻的权威”，他说，哈维尔的文字中传达出了捷克文化中最可贵的价值：热爱自由、尊重传统、幽默和自讽、宽容和正直等。《无权者的权力》乃是关于在中、东欧建立公民社会的运动哲学的“最好最准确的表达”。

五

崔卫平说，哈维尔的语言是一种道德的语言，米奇尼克的语言则是政治的语言。我以为与其将米奇尼克的语言称为政治语言，不如说是公民语言。“政治”在中国是个被严重污染的词汇，一提及“政治”，人们便谈虎色变，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早已经把“政治”等同于“权力”，等同于“皇帝的餐桌”，一提起“政治”，人们首先就会联想到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阴谋诡计，联想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联想到改朝换代，而不管是宫廷政变还是农民造反，无不弥漫着一股血腥味。中国人之所以会把“政治”与“权力”挂起钩来，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从来都都没有真正拥有天赋的基本权利，一方面是当权者总是刻意使权力神秘化，策划于密室之中，大搞暗箱作业，始终不离“君权神授”、“圣主英明”那一套。实际上这不过是见不得阳光的狭隘的政治，它与人类的政治文明完全是相背离的，广义的政治就是公民社会里人人可以行使自己自由权利的那种政治，也即崔卫平所说的“业余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米奇尼克的语言是政治的语言，那也是“业余政治的语言”，我更愿意称之为公民语言。

这样的公民语言是朴素的、生活的语言，没有暧昧的、酸腐的气息，它扎根于生活的深处，以及波兰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中，同时吸取了整个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成分。也因此，他的公民语言才如此富有概括力、穿透力和明晰的理性力量，毫不含糊、拖泥带水，充满了阳刚和自信，从而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

长期以来，正是他创造性地使用了一些语言，复活了一些语言，比如他1976年提出的“新演进”，“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非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后来提出的“不完美的社会”、“民主是灰色的”等等，这些语言仿佛一下子就让人获得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这是在哈维尔、萨哈罗夫他们那里所缺乏的。对此，他自己有着足够的认识，“语词拥有它们自身的力量；正是语词创造了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我们所呼吸于其中的智性氛围和精神气氛。我们每个人选择适合于我们自己的语言。”正如暴君有暴君的语言，公民也应该有公民的语言，这是两个不同世界的语言。

在《新演进》文中，米奇尼克对“修正主义”、“新实证主义”的局限性作了这样的分析：“如果可以运用一个隐喻式的比较，即将苏联国家组织比作教会而将马克思意识形态教条比作圣经，那么修正主义在忠诚于圣经的同时，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表述；而新实证主义则追随教会，同时希望这教会或早或迟会消失。”也就是说，前者相信“圣经”而不信任“教会”，后者承认“教会”而不承认“圣经”。

与相信可能有一个完美社会的父辈不同，米奇尼克相信完美的社会只有在集中营里才会被创造出来，他追求的是一个“不完美的公民社会”，仅仅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为了“少一些贫困，少一些恐惧”， “多一些权利”。“我们不应该为一个完美的、摆脱了冲突的社会而斗争，而是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冲突在民主游戏规则之内得以解决。”

在《灰色是美丽的》一文中，他提出“民主是灰色的”，“民主是各种不同利益之间持续的衔接，是各种利益之间孜孜不倦地寻求妥协，是各种激情、情绪、仇恨和希望的市场，是永远的不完善，是罪人、圣徒和猴子的大杂烩。”“但是只有民主有能力向自己提问，也只有民主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相比之下不管是红色专制还是黑色专制都毁灭了人的创造能力；它们消灭了人类生活的爱好趣味，最终也杀死了生活本身。只有灰色的民主，拥有人权和公民社会的机构，有可能以争论来代替武器。”

他形象地将团结工会运动称为一个“钢腿泥手”的巨人，在工人当中拥有广泛而强有力的基础，在谈判桌上却没有力量。相反，波兰的共产主义制度则是一个“泥腿钢手”的巨人，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手里却握着利器，在谈判桌上占据着优势。

他将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军管称为“波兰战争”，是对全社会和全体人民发动的一场战争。

当波兰完成了社会转型之后，他并没有停止思考，他主编的《选举日报》仍在“创造一种新的语言”，以此来讨论和评估周围变化了的世界，因为他感到过去用来描述世界及其传统的语言已经无效，在重建新的社会生活时需要一种“新语言”，他把这种新的语言称为“共同的语言”，是为了所有人都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波兰”，虽然当年雅鲁泽尔斯基们用暴力拒绝了“共有一个波兰”的观点，但他们不想以复仇的心理，演一出中国常见的“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历史剧，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将共同的家园分割成共产化或者非共产化等不同的部分。同时也基于这样一种逻辑，他不想听到昔日的共产主义者说：“米奇尼克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当我们有权时，我们把他们踩在脚下；现在米奇尼克的朋友把我们踩在脚下。”他不容许有人将这次社会变革庸俗化地看作是简单的权力更迭。

和哈维尔的剧作家和哲学背景不同，米奇尼克的知识背景是历史学，他本人虽没有写出什么重要的历史著作，却亲身参与创造了波兰的历史，他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惟独没有的是对权力的欲望、贪婪。他说：“衡量民族、社会和个人成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历史当中，有他们自己生活的故事。”创造历史，而不是追逐权势，这是多么美好的追求，他的思想、人格、经历都是一本无比丰富的鲜活的历史书，他在“皇帝的餐桌”之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最大限度地展示了人类精神的魅力。

布什被扔鞋之后所表现出的幽默一直令人称道，他呵呵笑着说那两只鞋子是十码的。但更精彩的是他躲避鞋子的灵敏。不敢想象，那只从他原来头部位置飞过去的鞋子如果打中了他，那是怎样的状况，鼻子被打的鲜血横流而送去急救……当然这只是猜想，不是史实。60多岁的布什弯腰、低头的动作都非常准确迅速，并且优雅不失体面，面对这样的场面迅速反应出来的幽默令人拍案叫绝。仅此一点，就显示出了大国领导人的风范和气概，这就比同样做总统的时候的普京喜欢象中国的芙蓉姐姐做些庸俗秀要强出许多。

但布什并没有由此获得多少美誉，在他离别白宫的时候，又受到这一礼遇：布什在白宫内忙着与各国领导人通话道别，反战示威者也没闲着。他们在白宫门前投掷大约40双鞋，为布什送上“临别厚礼”。

当然，被扔鞋子并非只有布什独享，一个多月来，世界各地爆发的反战游行都仿效伊拉克记者的那一惊人之举，纷纷向英美等国政府办公所在地扔鞋子以泄愤和抗议。

看着满地的鞋子，主张节俭的中国人大概感觉这太浪费了，如果是双拖鞋的话还行，如果是花了数百数千块买的名牌，就这样一挥手飞了出去，估计中国人是不大愿意做的，不过，中国人学习国际先进文化的能力的很强的，很多外国文化在中国流行的比中国文化还快。

但我们绝不能认为被扔鞋子只有西方首脑有幸遭遇。日前温总理也遭遇了一次，有个不识好歹的家伙向正在剑桥大学的礼堂里念稿子的温总理扔了只鞋，又喊了些乱七八糟的话之后被警卫拖了出去。温总理没有象布什那样没正形地说笑话，而是对这个扔鞋者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他说这种卑鄙的伎俩无法阻挡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明白了，那个扔鞋的莽汉，原来是要阻挡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那我们是绝不答应的，可以看出温总理对这种行为的气愤，以至于讲话被这臭小子搞的中断了两三次而无法继续，频频抬头向他张望，好在这小子只卑鄙了一小会儿，很快就被拖出去了。

由此来看，扔鞋子的对象好象没有限制，无论是政府的建筑物，总统还是国家总理，西方还是东方，都成为被扔鞋子的对象，并且这种风气正在越演越烈，游行示威者动不动就要扔鞋子，这显然是西方奢靡生活方式的表现，把好好的鞋子扔掉，这对目前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大众真是莫大的侮辱。善于学习而喜欢浪费的中国人估计很快就会学会扔鞋子，我建议扔鞋者把两只鞋都脱下来，用鞋带系在一起，然后再扔出去，这种集束鞋子就象过去的集束手榴弹，一是容易击中目标，二是不浪费。看着扔鞋正在风靡世界，政府应该赶快建立一个机构，树个牌子，上书大字：失鞋招领办公室。如果每级政府都建立这个机构，会大大缓解中国严峻的家庭影院就业局势，同时，贫困流浪者可以来免费选双适穿的鞋子，显示政府的慈善心肠和服务的周到。

我们的文化艺术为什么老是高贵不起来？为什么处处洋溢出粗俗甚至是庸俗的气息？泛点泥土味道的算是好的艺术了。老是空泛无依，老是热闹热烈，在这表面内里展露的却是枯寂和空落。高贵，其实是来自于精神气质和内心的有所坚持。

好的艺术是心灵和心灵的握手，是心灵和心灵的相通与默契照耀下的温暖，没有隔，是同气相投，是相濡以沫的畅暖和亲切。你看看，舞台设计倒是繁华精美，在这华丽的浩阔下，却是无心的木偶在活跃，天籁已远。

演员们那种在舞台上的飘逸和内心的自在自我早已不知道逃遁到哪里去了。人已经被污染，被污染的人玷污了艺术。

看来，关键还是人的问题，人生活的环境问题和质量问题。美景尤在，人却都迷失了。即便是唱最美的歌，也在做作，少有真心真意和自然，那些所谓的歌星，所谓的大腕，你们为什么身在舞台，心却不在现场，不在你所表达的艺术上面？你们内心的自然自在，在舞台上为什么看起来都像是加了枷锁？即便是舞蹈动作，也是那么假，人为的痕迹太多，跟做广播体操差不了多少。

舞台上的你们不过是喘气的木偶，无自我，无灵魂，你们根本就不是在跳自己的灵魂，在唱自己的心音，这样还谈什么真意，还谈什么艺术？难道你们每一个人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在生活里，全活得不是自己？

你们看看，你们的演出编造的痕迹有多重，你们所表演的俱是离自己心离他人德，离自己的心好远，离艺术的道德好远，还不如稻草人，稻草人还是稻草心呢，舞台上的你们却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心。人若没有了心，没了爱，就是妖。

你们的演出根本就不能叫人生出点滴的感动，更别说动情动心了。我看到的是你们的心对这世界和观众的冷漠，你们只是为了表演自己的节目而表演，除了煽情，除了机械运动还有什么？

你们可能忘记了，艺术自身总有自己的艺术规则和法则，总有自己的气息和声音，你们的节目所给我的感觉就是俗气、躁气，甚至是匪气，绝无纯净洁美和现实所言。你们想表达艺术，却一直在不自觉间亵渎着艺术。

或许，在你们的心里只要能上台演出就好。我从你们迷乱的眼神，浮躁的表情，做作的语言里看出来了，你们根本不是为了艺术而演出，你们根本就不是艺术的载体。艺术那朴素的真，质朴的实在、久远的意味和宏阔的美，你们那干枯的心灵距离太远。甚至，你们都没想和观众沟通交流，更别提打动人了。整台晚会对艺术少真诚，对观众少真诚，对自己少真诚，除了装模作样得忽悠人，忽悠艺术和忽悠自己，还剩下什么？

这么多的空话、假话、套话、大话从你们循规蹈矩、一本正经、装腔作势的嘴巴里流淌出来，叫人看到了原创作品的疲软，艺术精神的沦落，生活质量的苍白，心灵世界的干涸。这种艺术生命力、精神生活的健康活力的缺失，不能不叫人失望。

看了你们的演出，简直分不出来快乐和浑噩有什么区别。你们说你们有哪一个作品能够抵达和打动观众的内心？有多少人一直想被你们的演出感动的流泪，可你们老是矫情，老是拿观众不当人，以为观众没有审美眼光和高雅趣味。你们的演出都是在和观众的期待错位，都是在追求你们所以为的热闹，所以为的艺术，一天天，一年年，你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在时间的锅炉里，和观众一起浪费时间，然后直到老。虚假的美丽还是美丽吗？虚假的动人还是动人吗？你们的演出是有热闹无氛围，有背景无演出，有演出无感觉，有感觉无品味，连你们自己在舞台上都不知所措，只是机械的机器人一般。你们所学的一切艺术，在舞台上全成了技术，就像一群机器人在演出，是多么悲哀，病梅的艺术能走多久和多远？

请你们这些大腕们把观众当人，把自己当人好吗？别被金钱和所谓名声给玩了。我们这些做观众的不要什么审美和高雅了，只要亲切这两个字，只要点思想，要点品味，要点诗意氛围，要点温馨，要点熨贴内心的感觉，只要你们把心敞开给我们看，行吗？只要你们把自己和观众当人来看，行吗？请你们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道具，不要彻底违背了的艺术追求和艺术良心，行吗？请你们仰望真我、抵达真我，仰望艺术、抵达艺术，最起码要达到现实与心灵的统一和谐，行吗？

昨天还想不通，火又不是自己放的，和谐什么呢？这年头邪了，你就是随便一说，都是事实。

今天内部消息证实，这把大火确实是自己放的.为了拍正月十五闹折腾的专题，燃放焰火出了事故，点燃了楼顶和下面的楼层。特制的超大礼花弹，张灯结彩的巨大金牛，多机位拍摄，眼看着烧尽了几十个亿。这就怨不得急匆匆的要封锁消息，要和谐，因为总不能让百姓乐疯了。

可是纳税的人们眼看着自己的银子毁了，网民们为什么还是真呀真高兴呢，因为央视这个大太监生来就不是个东西，常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嘿，还终究灵验了一回。

虽说都是十五的月亮，却不是一般圆，昨天就是五十二年间最圆的一次。

央视火了　09.02.09

央视新楼“大裤衩”的北配楼“小帐篷”，也就是未来的电视文化中心和超七星级高档酒店，总面积六万平方米，价值至少在六个亿以上.晚八点二十左右大火，整栋燃烧，火势难以控制，凌晨两点仍见明火燃烧。

晚上十二时之前，“国内所有媒体接到上级通知︰一律禁止炒作此新闻，用新华社通搞，一切为了和谐。”媒体的朋友说。果然。

火又不是自己放的，为什么要和谐呢？

 

2009年是中国的牛年

牛年春节照例在惊天动地的烟花爆竹声中过去了，也不知人们是喜是忧。

每年央视的春节晚会总会构成一个媒体话题，通常是晚会刚刚结束，央视的调查机构就会发布观众的收视率和满意度，这两项指标通常都会在97%以上。鉴于晚会的质量似乎一年不如一年，笔者若干年来从没有完整看过一次，有好笑的就看一眼，没有就换台看点别的。今年亦如是，晚会开始后，以为很快会有一个可以看一眼的节目，结果三四个过去都不能看。不仅不能看，主持人的没有节制的煽情确实让人产生生理上的呕吐感，只好做罢。

两三天后，才在网上看了一下春晚最叫座的赵本山的小品。这个小品可以廉价地让人一笑，但实在没有任何艺术可言，甚至赵本山刚出道时流淌在一颦一笑中的底层风趣也消失殆尽。晚会给人的感觉是，从导演到演员到主持人似乎一年比一年愚蠢。这是怎么回事？

层层审查

这两天有媒体采访了春晚的总导演，披露出来的内幕让人恍然大悟，原来是审查给搞的。总导演说，节目能否上春晚要过六道关：有艺术标准、宣传口径标准、政治标准、社会标准等等，最搞笑的竟然还有”可持续发展标准”–你就是把全世界顶级的艺术大师都请过来，恐怕也没人能搞明白。审查机构也有一个新词儿，叫”立体化的领导小组”，央视领导、广电总局领导、中宣部领导，最后是政治局常委。这些人究竟根据什么来确定什么是好节目，什么是不好的节目呢？很明显，那就是揣摩”上意”，每一层级的把关者都会琢磨他的上级会喜欢什么反感什么，他得把工作做到前面。可以想象，即便原来是一只羽毛斑斓的凤凰，被层层审查官员按自己的标准东拔一根毛、西拔一根毛，总导演说，”某一句台词不合适，领导层都会把它修改掉”，最后呈现给观众的，变成了一只裸鸡。

这就是最为丰富的文化艺术在一个专制社会里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要堕向愚蠢、无聊和平庸。中国的相声已经被消灭了，因为不允许讽刺，导演说，”越强的喜剧效果，它的负面效应就越大，比如说讽刺医生、讽刺教师、或者讽刺公安，对某个行业有巨大的伤害，就不能播出。”这是什么逻辑呀，讽刺贪官污吏岂不就是”反党”啦！逼得相声、小品演员们除了自轻自贱就不知如何让观众会心地发笑了。

30年过去了，中国俨然成了经济大国，可中国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乃至建筑等等艺术领域，能在世界面前拿得出手的有几部？专制社会里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官员的口味。有时候也真为这些艺术家难受，譬如在一个关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纪录片里，张艺谋的方案曾被一个政治局高官批评为”没有突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我估计听了这话张艺谋上吊的心都会有，可他敢不听吗？

中国的教育也同样，最近看了一部央视的节目，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请来大学者梁启超的小儿子”说事”，主题是”素质教育”。这位梁公子好生了得，乃是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如今八十岁有余，是中国的”两弹”元勋，年轻时在美国留学8年。在谈到中国怎样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时，梁公子斩钉截铁地说，中国这套教育，”根本不可能培养出这样的人”。事说到这个地方，主持人有点难办了，不知是否应该刨根问底。梁公子也深知国情，嘿然一笑，不再说什么。节目草草了之，崔永元拿手的插科打诨也救不了场。答案明摆着：没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官办教育，行政主导，能培养出什么高素质人才？

春节结束了，突然又爆出一条大新闻，温家宝总理出访中，在剑桥大学演讲时被一个德国留学生扔了鞋子。不久前美国总统布什在伊拉克出席记者招待会时被扔了鞋子，中国媒体大肆渲染，意思是美国在伊拉克多么地不受欢迎。这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

看到温家宝总理义正词严地说”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笔者不禁叹了一口气。他的应对过分严厉，太”中国”了。相比之下，布什总统的应对要高明得多，他说”看见了伊拉克的民主”，还说”鞋子是10号的”。这并不是由于布什总统的智商比温家宝总理高，而是布什习惯于不同意见的当面表达，认为这是民主社会的常态。而中国领导人，大概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当面批评他，总是被前呼后拥，被人群夹道欢迎、热烈鼓掌。

其实这才是不正常的，官员是为民众服务的，当然应当时常面对公众的质询、批评甚至抗议，任何政府官员甚至国家最高官员都不是用来被民众”热爱”的。可惜，在中国，官员常常处在被营造出的肉麻氛围里，对异国他乡人们的正常表达要么手足无措，要么恼羞成怒。在专制社会里浸淫久了，像温家宝这样颇具民主意识的官员也丧失了大国总理的风度，制度使然呀！

每次看法国电视台直播议员们在法国国民议会里就国家的大事小情彬彬有礼地争论时，心里便有一种难以克制的乡愁、一种悲伤，对宪政生活的怀念、对文明政治的无限期许。一个游子，告别了热爱的亲人，远走他乡，有了一种把异乡当作故乡的错觉，是因为他在那里找到了他认为自己或自己的国家同样可以拥有的一些美好的东西，比如自由、民主等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这种普世性，无远弗届，是乡愁可以发生的前提。

前两天，法国电视三台播了段新闻录像：台湾一双男女立委为了军购的事在立法院打起了盒饭大战，一时蔬菜与肉块齐飞，汤水共长衣一色。由于台湾立委拳打脚踢骂LP已是全球出了名的，所以我并不惊讶，毕竟宪政是宪政最好的训练，我只当这是台湾民主自由路上的一个小插曲，甚至连丑闻都谈不上。只是那些终于抖落在地上的饭菜，让我想起了发生在中华民国初期的另一段历史。比起今天台湾岛远播海外的这些政治八卦，当说有趣、有聊得多。

1913年的10月10日，巴拿马运河开通的那天，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舵主。为当上这个比鸟大得多得多的官，趁早一统江湖，袁世凯胁迫国会在没有制宪的情况下先进行总统选举。10月6日一大早，各路议员纷纷来到选举大厅，准备投上他们的神圣一票。根据此前拼凑的《总统选举法》：候选人必须获得四分之三的绝对多数票才能当选。第一轮投票，袁世凯得471票，差了99票，于是又进行第二轮投票，结果袁世凯得497票，离当选仍差63票。时已过午，议员们要求回家吃饭，然而由数千便衣军警与地痞组成的“公民团”早已将国会围得水泄不通。“公民团”守住了前后门，齐声高喊口号：“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去！”就这样，议员第三轮就袁世凯和黎元洪二人决选时，使袁世凯以507票当选。这时已接近晚上10点，央视的新闻联播与紧随其后帝王剧都演完了。议员们一个个饥肠辘辘（比不了现在的台湾，立法院里还可以互相抛掷盒饭），终于夺路而逃。翻翻萧杀的中国历史书，这算是最浪漫的一幕政治了。说它浪漫，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军警们虽然带了枪，但是没有发生流血冲突，甚至免了流汗冲突；其二是只要认真交完作业，袁某人并不亏待，议员们可以自由活动，直接回家吃饭或半路去麦当劳不会有人干涉，不必担心像宋教仁一样被杀，也少了立委间汤汤水水的冲突。

袁世凯当选后，津、沪等地报纸对选举过程表示不满，国务院即通电各省：“此次选举并无军警干涉情事，倘敢捏造蜚言，严惩不贷。”事实上，根据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只能产生临时总统和临时政府，然后由临时总统根据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国会选举法与组织法，在10个月内完成正式国会的选举与召集，再由国会制定宪法，借此产生正式总统和政府。然而袁世凯心里一个猴急，嘴里一个借口，便扬着皮鞭吃了顿总统自助餐，夺了《临时约法》的贞操。堂堂议员，谈何颜面？不过集体做了一回国家级的皮条客。之后没多久，袁世凯觉着当总统仍不过是个鸟官，当得不过瘾，便想当皇上。在中国当皇上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他不仅可以当首席执政官，还可以当首席性交官。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威风凛凛。试想，当你穿行于荷兰阿姆斯特丹这个世界最大的红灯区，警察们为你前恭后倨，因为你明月万里，是世间至高无上的君王；橱窗女郎向你沉腰撩舌风情千种，因为你是这座城里唯一吊着阳货，风流倜傥的男人，你这天下唯一而第一的绝代嫖客，是何等荣华富贵！相较而言，你的欧洲其他同行只能自叹命贱，历史上虽然不乏沉湎于寻欢作乐的君王，不过大部分心思都浪费在求爱和向大臣借钱上，所以一辈子玩不了几打女人。至于唐璜和卡萨诺瓦，云雨一生风流无数，因其寄身寻常巷陌，终不过是两个醉春楼行走，怎比得了中国皇上的随意与高贵？

为了当好皇帝，袁世凯不断鼓吹中国国情特殊论。1914年1月，袁下令停止议员职务，解散了国会。1915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又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一致投票赞成帝制。就这样，袁把碍手碍脚的宪政设计踢到了一边。

宪政要义，无非限制政权、保障民权；坚持以小民之心度君子（国家）之腹，处处小心，时时提防；反对有权有势者把宪法当作阿姆斯特丹橱窗玻璃后的床单，本王爷到此一游，签名留念……事实上，实施宪政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说白了就是几个人打一桌麻将，守个规矩。如果有人偷牌，还举着菜刀不许其他人提个意见，那还玩个屁啊！这样的麻将，精于算计的中国人断然是不会打的。然而，同样一桌不公平的政治麻将，在中国已堂而皇之地玩了一百年。胡适说历史是位姑娘，人们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有时漂亮有时也丑。相较之下，被认为有普世价值的宪政，永远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让政治的寻芳客们抬望眼，性欲勃勃。法国六八学潮时流行一句口号，“越革命，越想做爱”（Plus je fais la r巚olution plus j’ai envie de faire l’amour）。现在反战的经典口号也是“要做爱，不要战争”（Faites l’amour，pas la guerre）。回首近百年宪政之路，同样有个要求做爱的时髦，“越宪政，越想和宪政上床”。（台湾人搞宪政今年也玩得新奇，竟然剖腹产下个一米六七的大总统。）

逆来顺受是人伦，弱肉强食是天理。林语堂先生曾经深剖吾国吾民，“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二十岁多热心国事，三十岁渐渐不谈政治，从此八面玲珑，“国事管他娘”。林语堂感慨新闻记者的避世：没有自己看法的记者就是成功的记者；二十五岁到三十岁的这几年便是一个有公众精神的人“学乖”的过程。几年前，我曾在国内某家报社开专栏写评论，上级接到上上级的口谕：“评论可以继续写，但不能有观点。”且不探讨没有观点的评论如何写得出，上上级能持如此谦逊之主张也是乖得可以。

其实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决非天性，东汉末年，曾有太学生三万人议政，但是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如林语堂所写，“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中国人之所以消极避世，是因为在一个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吃一次亏就够呛了，而“消极避世是个人自由的最好宪法保证”。在笔者看来，任何摧折贤良、人才凋零的时代，这种实现“活命价值”的自我“宪法保证”都不愧为“一个百姓的宪政”。在中国，与之相对应的1909年清廷以降的宪法政治，亦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式的“一位领袖的宪政”（所谓多数专政，无非两千年来少数专政之流变）。由于缺乏心胸与眼光，目光所及，远不过屁股。其所谓的“军政、训政、宪政”与其说是层次递进，弗如说是语义重复。袁世凯终于复辟帝制，虽然附庸宪政的风雅，注册了个“洪宪”的ID，不过是“隔壁王二不曾偷”。一个领袖的宪政与一个百姓的宪政，苟且相安，于是就形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几近分崩离析的局面。

消极避世、隐忍苟安是中国人的祖传宪法，在文明宪政没有实行之前，“一个人的宪政”必然大行其道。上至议员下至百姓，怕在投票时被饿着的或怕像李尚平那样半路被射杀的，都会热衷于实践“一个人的宪政”，无原则的隐忍退让是其首要特征。这种隐忍到自杀式的个体户宪政方式就像醉鬼刘伶，有一天没一天，平素里举着二锅头出门，再叫上个在关天茶舍顶帖的，带把铁锹跟着，“死便埋我”。一个人的宪政，大而言之人亡政息，小而言之死了就埋。论及文化特征，就是一代代既不事忏悔过失，也不知继承文明。凡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居庙堂之高，看不到将来；处江湖之远，疲于奔命，苦不堪言。诸如今日因为拆迁上访而自焚、因为讨不着工钱而集体吃安眠药的底层民众，更是将中国的隐忍文化发挥到了极致。对于他们来说，性命与反抗已经无关紧要，憎恨同样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繁文缛节。难言之苦，一死了之。我们这个号称需要两百年（1840-2040）才能完成转型的国家无处不充满悲情。这个两百年的预期让我们心甘情愿地宽容了孟轲在偷鸡寓言中所隐喻的政治尴尬与荒诞现实。对于上述的自杀事件，我的一位法国朋友百思不得其解，“你们中国人常讲小不忍则乱大谋，难道这个大谋就是甘心去死吗？”

我们时常责怪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懦弱，然而懦弱又有什么过错呢？无论是在极权还是暴民政治时期，与其说它是人们的处世抉择，弗如说是一项权利。它为生活于乱世之中的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当一个国家的大宪法失灵时，老百姓心里的小宪法就会立即生效，它们不会构成中国宪政共同体，却可以解释中国人为何一盘散沙，一塌糊涂，一地鸡毛。当国家宪法失之空洞、没有足够的力量加以护卫，当人们不能借着宪法上的白纸黑字保卫自己，便只好各顾各，充当犬儒或猪仙，热衷于自己“一个人的宪政”。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有等到自己的这部小宪法几乎运转不了时才会拿着扁担寻找其他的出路，马铃薯从此铺天盖地，结队成精。十分不幸的是，他们寻找到的出路常常与现代意义上的宪政毫无关系。国家悲剧就像无穷无尽的俄罗斯套娃，揭开一个，里面还藏着一个。然而，最大的悲剧并不在于这些奇形怪状、已经存在的套娃，而在于有一种营养让它们无时无刻不在生长。一个悲剧套着另一个悲剧——此恨绵绵，竟无语凝噎。

偶然的原因，今日重翻了几篇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演讲词，从杰斐逊1801年的第一任总统就职演说，林肯1865年的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到大家都很熟悉的马丁。路德。金博士1963年的那篇“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都是些英文名篇，理想道德高超，振奋启迪深远，属当之无愧的人类共同的文化精神瑰宝。

多说几句金博士，一来他是在下现居地的“老乡”，二来他是美国唯一一位没做过官也没从过军却有一个法定假日的伟人，三来他是和平改变美国历史的一大领袖和象征。除了“我有一个梦想”外，他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前还有过一篇影响深远，但中文世界里似乎很少提起的演讲：即他在1957年（中国大陆大反“右派”，开始阉割几代知识分子，系统地剔除良心和泯灭道德的时候）所做的演讲“给我们选票吧”（Give Us the Ballot） .该演讲触及了民权运动的中心问题，直接推动了美国民主的深入健全，终于在1960年代通过美国政府的立法和执法行为，将一个有两百年历史但当时并非全民可以参与的美国民主推向了新阶段。

该演讲中，金博士用五个有力的排比句，代表被排斥无权的有色人群，向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诚恳地要求“给我们选票吧”——

因为只要有了选票，只有有了选票，困扰美国朝野的许多问题才能得到和平，有序，理性，真正的关注和解决。何其简单而又明确，何其容易而又有效。

说到金博士，不能不赞誉他的洞见勇气，真诚境界和宽容情怀（当然百年前林肯已经为此树立了一个榜样），不能不想起他领导非暴力抗争运动与“憎恨罪恶，但关爱作恶者”的普世情怀，不能不提起他的另一句名言：“True peace is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tension： it is the presence of justice.” （真正的和平不仅是没有紧张冲突，而是有了公平正义）。

环顾今日中国大陆，要实现真正的和谐不仅仅是要消除，压制或者掩盖紧张冲突（或者问题，麻烦，腐败，不安定因素，等等），真正的和谐必须有待公平正义—— 给人民选票吧！哪怕一开始只是乡镇的，县区的，党内的……如果美国人民能和平地成功解决黑人从奴隶到总统的难题，一点也不比任何民族差的中国人民为什么一定要永世苦苦上演暴力夺权，牧民渔民，愚民欺民，再到压力锅和蒙骗术终于破裂，以暴易暴，“天街踏尽公卿骨”后再来一轮的循环惨剧？憎恨罪恶，但宽容悔过自新的作恶者；建立公平正义上的真正的和谐繁荣—— 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真正给人民选票。

金博士的 “给我们选票吧”五大排比句如下：

　　Give us the ballot, and we will no longer plead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passage of an anti-lynching law; we will by the power
　　of our vote write the law on the statute books of the South and bring
　　an end to the dastardly acts of the hooded perpetrators of violence.

　　Give us the ballot, and we will transform the salient misdeeds of
　　bloodthirsty mobs into the calculated good deeds of orderly citizens.

　　Give us the ballot, and we will fill our legislative halls with men of
　　goodwill and send to the sacred halls of Congress men who will not
　　sign a “Southern Manifesto” because of their devotion to the manifesto
　　of justice.

　　Give us the ballot, and we will place judges on the benches of the
　　South who will do justly and love mercy, and we will place at the head
　　of the southern states governors who will, who have felt not only the
　　tang of the human, but the glow of the Divine.

　　Give us the ballot, and we will quietly and nonviolently, without
　　rancor or bitterness, implement th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of May
　　seventeenth, 1954.

不揣浅陋，在下“戏说”一回，把金博士的精妙句子“编译”改写成带点“中国特色”的五句汉语如下：

给我们选票吧，我们就不用再来麻烦中央政府去劳神费力地解决地方官员们腐败愚蠢，鱼肉百姓，草菅人命的种种恶行陋习。

给我们选票吧，我们就能将地痞流氓，奸商骗子，贪官恶棍都改造成守法文明，多做贡献的公民，共同建设和谐社会。

给我们选票吧，我们就能将真正的优秀干部送进各级政府，他们将不再会曲解抵制中央精神，而是真正地维护国家利益，为人民服务。

给我们选票吧，我们就能有公正的法官来明定是非，维护人权民权财产权，保障自由安全和人格尊严，严格执法，主持正义。

给我们选票吧，我们就将再无怨毒和憎恨，党国官民一致，和平稳定地推进振兴中华的伟业，迎来民族与世界的长治久安与和谐繁荣。

嗟呼，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有金博士这样的勇者贤人来引导人民是幸运的；有能及时容纳并采用弱势人群“给我们选票”要求的中央政府更是福音。天时地利人和，此其时乎？！

（2009-02-07）

之一

“模糊产权，促进流转”不是好办法

“明晰产权”：同志仍需努力

十七届三中全会开过几个月了，关于“土地新政”的议论仍然在进行。全会的决定体现了最高层对目前农民问题的重视，也强调要继续推进改革。而且从决定的文本看，也的确有一些新的提法，如土地承包“长久不变”、要缩小国家征地的范围、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入市交易等等。

但是《决定》主要是原则性的文字，具体的进展还要看《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修订结果。对于决定的主要精神，有人归纳为“明晰产权，促进流转”；有人则归纳为“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而“明晰产权”似乎是个共同的说法。

然而，全会之后一些参与政策制定的官员、学者发表的解释性言论，却有不少含混乃至自相矛盾之处。

例如，对于所谓“长久不变”，有人说就是具体的承包权长久不变，除了“自愿有偿的流转”外不再搞所谓的“调整”，并称有的地方搞“调整”是不合法的。有人却说“长久不变”的只是土地承包制这个制度，农民要求三五年一“调整”也是可以的。

对于不改变用途的农地流转，有人基本上解释为自由交易。有人强调不许“绝卖”，承包人必须永远保持回赎权利——这似乎是要保护小农。但有些人的解释却相反，他们说政府必须把农地流转引导到“高效”的“规模经营”方向，甚至说政府应该支持“大地主”集中土地。

对于“缩小政府征地范围”，一般理解为政府征地应该限于重大公共利益项目，但对于“公共利益”如何认定、根据什么程序认定，却仍然很不“明晰”。如今流行的似乎是“商业性”项目与“公益”项目的区分。但是姑且不论什么是“商业项目”并不容易界定，更大的问题是：由于土地开发的“外部性”效应，许多商业性项目其实大有关于公益，而许多“非商业性”项目，如官府的楼堂馆所、豪华衙门和一些“形象工程”，甚至那些专供政府部门人员的“福利房”，老百姓是否认同其为“公益”，实堪怀疑。

而对于“征地范围”缩小后不在范围之内的那些“改变用途”的流转，政府又将如何进行“用途管制”？现在比较明确的是：如果农民愿卖地，未必就可以卖——因为有保护耕地之类的管制措施。但是如果农民不愿卖，是否就可以不卖？最近出台的那些“土地换某某（保障、住房等等）”是自由交易，还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动员式交易”？所谓“集体土地”可以进入这些领域，是否意味着“村官卖村地”已获允许而农户处置自己的土地仍然不行？

最后，对“小产权房”宣布的“保护既得利益，但下不为例”政策究竟如何理解，也是众说纷纭，从宣布后小产权房交易在许多地方明显升温的情况看，“下不为例”怕是谈何容易。

“促进流转”：利弊仍待观察

所以，“明晰产权”虽为各种解释者共同强调，但是目前看来，这一点恐怕并未做到。而无论从《决定》的文字本身看，还是从《决定》公布至今的社会反应看，比较明确的只有一点，即今后要进一步推动“土地流转”。果然，最近各地“土地换保障”、“宅基地换住房”等动作纷纷出台了。

加上近来因国家改行反危机战略，中央四万亿、地方十八万亿元刺激经济的大政策和一系列措施出台，各地一片“大干快上”的气氛，对土地的需求在未来一个时期应会急剧上升，“促进流转”的大潮更加波澜壮阔，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与此同时，经济危机却使上千万农民工失业回乡。土地权益对他们的重要性增加了。这种情况下“模糊产权促进流转”会引起什么？

搞市场经济，土地流转无疑是个大趋势。但在目前农民涉地诸种权利尚不明确的情况下，由政府权力来“促进流转”会带来怎样的变化，目前还很难说。实际上，由于“明晰产权”似乎并未实现，未来很可能出现的只是“模糊产权，促进流转”。

日前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要搞一个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辩论节目，请了我参加。由于我过去的论战对手主要是那些声称“地权归农户会导致土地兼并，损害农民利益”的朋友，我以为他们会出场。没想到到场的不是他们，而是一位地方政府官员、一位开发商和一位据称参与了最近土地政策修订的学者，他们都不赞成“土地私有制”，但却并不担心“土地兼并”。相反，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抱怨“小农经济”没前途，土地在“小农”手里怪可惜了的。他们对前一时期的“圈地运动”评价甚高，并认为新政策会进一步促进“圈地”以发展“规模经营”。至于农民的得失，他们有的说“圈地运动”大有利于农民，有的说由于“规模经营”代表着历史进步，部分人即便受点损失也应该顾全大局。老实说，这样的说法笔者以前也多次听到过。只是不知那些以“防止兼并”为理由来反对地权归农户的朋友，听了这几位的说法有何感想？他们就不想与这些同样反对“土地（农民）私有制”的朋友辩论辩论吗？

当然，三中全会“土地新政”出发点是好的，“明晰产权”也无疑是它提出的方向。但是由于土地问题涉及的既得利益太多，并且因而争议也很大，最后出台的政策也许不能不带有折中色彩。“明晰产权”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是在模糊产权的前提下“促进流转”却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有必要分析一下其利弊。

可以析分的权利并非“不明晰的权利”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说过，由于土地这种“财产”的一些特性，即便在一般认为是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土地私有权”也会受到比别的财产权更多的限制。但是后来潘维先生列举了类似事例后说，他们的土地产权都“不明晰”，因此要求给我们的农民“明晰产权”也是不对的。

我觉得潘维先生混淆了两个概念：可以析分的权利和“不明晰的权利”。法治国家的土地所有者对于他的“私有土地”的确并不拥有“百分之百的排他性绝对权利”，利益相关方和公共权力部门对这类土地拥有不同程度的干预权。其实何止地权，在民主法治国家任何财产权几乎都有可以析分的特点，有些法学家表述为：财产权并非单一的权利，而是“一束权利”。而当代一些经济学家更提出，应当以各种具体定义的“权利”概念来取代笼统模糊的“所有权”概念。但对于涉及财产的这些权利进行明晰的界定都是为了更好地防止权力的滥用，而不是为了在权利问题上搅浑水、给有权有势者增加“自由裁量权”使其可以翻云覆雨上下其手。

例如，现代民主国家往往有强大的自治工会，资本家不能随意解雇工人。这也可以理解为其产权受到某种干预和析分。但是析分出去的那部分权利未必是归“国家”的。它首先掌握在雇员手里。所谓不能随意解雇工人，是说工人拥有自组工会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从产权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作为“利益相关方”的工人对企业主产权的运用（劳务契约的签定）有一定程度的干预权。这当然不是说老板解雇工人必须得到政府许可，或者反过来说只要政府许可老板就可以为所欲为，也不是说政府可以不由分说地“减员增效”后再把裁员后的国有企业以“就业优先”为名优惠地“置换”给“自己人”，当然，更不是说政府可以在没有工会、商会间谈判的情况下充当劳资双方的“共主”，自行安排“劳资关系”。

土地问题也是如此。就以潘维先生提到的例子而言，美国住宅社区对环境、绿化乃至文化氛围确实常有严格要求，业主不能对“自己的”住宅为所欲为地改建。但是所有的“干预权利”都有明确的主体。你如果把宅门改成店面，谁有权来干预；如果把“自己”院里的大树砍了，谁有权来制止，都是清清楚楚的。有权干涉这些事的并不是政府，而是居民自治的社区。政府不仅必须尊重法定属于个人的权利，而且必须尊重社区自治权——比如说，社区管理实行居民民主自治，政府是不能往社区派“干部”的。在我们很多人看来，这社区就是“集体”，但是与我们这里由“被集体化”形成的强制性“集体”不同，作为个人你加入不加入这个社区是你的权利。如果对社区干涉你改建住宅不满，你可以卖掉住宅搬家到别处，无论国家还是“集体”都不能取消你的这个权利。国家当然也可以为“重大公共利益”而征地。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何谓“重大公共利益”，通过何种程序确认这种利益，确认后又如何按程序行使征地权或“最终定价权”，都有清楚的界定，绝不是当官的就可以为所欲为。

“佃期”应该延长，“佃权”更该明确

总而言之，产权范畴下的“一束权利”哪个归个人，哪个归社区，哪个归政府，与权利对应的又有哪些责任，都应当是清楚的，这不就是“产权明晰”吗？

其实不要说外国，我国过去也有类似的“传统”。例如在租佃制之下出现所谓“一田二主”现象：在租佃契约双方规定的期限内，佃权（使用权）归佃户，而田主只保留收租的权利。在这个期限内只要佃户履行契约规定的义务（交租），田主是不能把土地收回的。后来租佃期限逐渐延长到无限，就形成了永佃权，也就类似我们现在讲的“使用权长久不变”。但是有一条：在“永佃”之前租佃双方按契约进行的权利分割已经是很“明晰”的：如果是三十年期的租佃契约，那就意味着三十年内佃权是受保障的。田主要收回土地，除非通过讨价还价在佃户的同意下赎回佃权，否则只能三十年期满后再说。如果再延长到“永佃”，那就成了“一田二主”，田主权利只限于获得“大租”（“田底”租，区别于“佃主”出租“田面”获得的“小租”而言，“大租”数额未必比“小租”大），而“佃主”即佃权拥有者就可以按自己意愿把“使用权”拿去“流转”了。

显然，在这里“田主”与“佃主”对于土地确实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权利”，但他们拥有的那部分权利却是“明晰”的。否则，如果佃户只有“模糊的”权利，田主要把他赶走就可以赶走，要让他种地就不许他不种，那就不但不是永佃制，甚至都不是什么租佃制，而成了不折不扣的农奴制了！潘维先生设想的“模糊地权”，难道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遗憾的是，我们过去所谓“三十年不变”就远远没有做到“明晰”。我曾经说：如果我们做不到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至少应该把农民的“佃权”明确化。想要“流转”农民的土地，就必须按自由交易原则向农民（农户或自主性集体）购买（不是“征用”）“佃权”。（即便为“重大公共利益”而征地，也不能像过去那么个征法，我已另有叙述）至于这佃权是三十年还是更长，倒是次要问题。

我当然主张更长，因此也认为“长久不变”的提法有点进步。但如果过去的“三十年”就是稀里糊涂的，如今改成“长久不变”又有多大意义呢？过去的“三十年不变”往往被解释成“承包制三十年不变，但具体地块可以调整”，今天的“长久不变”也可以解释为“制度长久不变，地块想调就调”吗？过去的“三十年不变”往往被解释为身份性待遇，只要把农民强制性“农转非”、“村改居”就可以把他们的土地“收归国有”，今天的“长久不变”仍然是身份性待遇吗？是不是一纸“村改居”的文件就照样可以没收他们的土地呢？过去在“三十年”之内可以搞“土地换保障”——不是农民自愿卖地后自由选购保险产品，更不是国家作为公共服务责任来提供的普惠式保障或福利性转移支付，而是“我没收你的土地，再给你我认为合适的保障”，如今“长久不变”后是否仍然可以这样做呢？

之二

什么是农民的“集体谈判能力”？

“集体谈判能力”：取决于结社权，还是取决于“所有制”？

一些反对地权归农户的朋友强调，在市场经济中农民无论与官员还是与老板打交道，如果缺乏“集体谈判能力”都会吃亏。这个看法真是对极了！但是他们说“被集体化”能增加农民的谈判能力，却是错得一塌糊涂、错得缺乏常识，其荒谬的程度只能与如下说法相比：据说自由散漫的犹太人是没法与希特勒讨价还价的，因此把犹太人“集中”起来（集中营），为的是增强他们与政府“集体谈判”的能力！

其实这里的简单界分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农民的“集体谈判能力”本质上是个政治概念，它取决于农民有没有自主的结社自由，而完全与什么“所有制”毫无关系。谁都知道当今发达民主国家的农民有多牛：他们是“私有者”，但是他们可以组织农会和亲农社团，支持亲农党派，进行强有力的集体行动，议会中有他们的代表，媒体上有他们的声音，如果需要，他们更可以成千上万地开着拖拉机涌进城里，在都市的大街上发出呐喊，政府与社会都非常重视他们的诉求。与马克思关于“小农是散漫的一口袋土豆”的论断相反，这些年来，发达国家“工会衰落，农会兴盛”是个明显趋势。正是由于美欧各国争相护着各自的农民，遂使“农业保护”问题成了国际“商战”中最执拗的争论，从“乌拉圭回合”到“多哈回合”多次导致谈判失败。显然，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小农”在这些国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之大，超过他们国家一些人数更多的其他阶层，更远远超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我国农民！

相反地，斯大林时代的“集体农庄”成员，在统治者面前有一丝一毫的“谈判能力”吗？别说这是“右派”污蔑，请读1956年以后的毛泽东是怎么评价“特权阶层”控制下的苏联农业的吧！

“农民”与“农场主”：区别在于经营规模，还是在于“国民待遇”？

有人说，西方农民不是农民，是“农场主”，所以他们有集体行动能力，而中国“农民”就没有这种本事，必须由官府“组织”他们。老实说，区分“农民”（peasants）和“农业者”（farmers，也就是所谓的“农场主”）在中国笔者可能还是最早之一——1980年代笔者就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是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西方绝大多数“农场主”不是雇工的老板，而是类似自耕农的“家庭农场”或类似佃户的“租地农场”，当然，其经营规模比我们的农民大得多，但比前苏联集体农庄农民的人均耕地规模通常不是更大，而是更小。而日本、韩国等东亚精耕细作区的小农场不但比苏联小得多，比我们的农民也大不了多少，但他们的集体谈判能力却与欧美农民（或“农场主”）差不多。显然，“农民”与“农业者”的区别既不在于经营方式是租佃、雇工还是家庭自耕，也不在于经营规模的大小。区别就在于杜润生杜老说的那个“国民待遇”问题：“农业者”是有充分权利的自由公民，而“农民”则是没有“国民待遇”的无权者。他们被剥夺了权利，你反过来倒怪他们不是“农场主”，所以不配有权利，这是哪门子歪理？

更重要的是，所谓“集体谈判”，与谁谈？主要就是与各地官府和涉农商家。在今天中国的体制下，政府是“招商引资”的主体，涉农商家与农民打交道也都要取得政府支持，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与官府。而与官府谈判必须通过官办的“集体”，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靠谈判对手“组织”你去与他谈判，否则免谈，这不干脆就是不许你谈判吗？

所以，如果说你要退回到改革开放以前，重建命令经济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人民公社，你就直接说这种体制如何优越得了，至于说到“市场经济中的集体谈判”，那就要清楚：作为谈判对手的“集体”与“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集体”截然就是相反的东西，两者的区别比两者各自与什么“集体”都没有的“小农”的区别还要大得多！

“集体”与“交易费用”：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

老实说，这个道理与其说是“私有化论”者阐述的，毋宁说在反私有化的朋友那里得到了最好的论证。温铁军先生曾指出我国改革前搞的人民公社很有必要，因为它“节省了国家与一个个小农户打交道的交易费用”。但他在另一处关于印度的文章中却说：印度的工会农会很厉害，以至于“政府、企业与工农打交道的交易成本太大”，弄得征不成地，修不了高速公路，也吸引不来外资。温先生在此对“交易费用”这个术语的误用（经济学上的“节省交易费用”决不能理解为不许讨价还价）姑且不论，但显然，他非常清楚这两种“集体”间的区别要比两者与“单干户”的区别大得多：人民公社完全、彻底地剥夺了小农的谈判能力，而自主农会作为谈判对手却比一户户的小农难对付得多。人民公社使得农民不仅无法讨价还价，在大饥荒年代甚至连逃荒的可能都被剥夺，在所有粮食都被抢完后只能困在村里活活的就地饿死。而有了结社权的印度农民却成了漫天要价的强硬对手、令“政府、企业”都干瞪眼的“最牛钉子户”。这两者何止天壤之别！

当然，并不是说农民成了“最牛钉子户”就一定是好事。温先生就此批评印度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也说过，反对地权归农唯一合乎逻辑的理由（注意：“合乎逻辑的理由”未必就是现实中当务之急，也未必就是合乎道德的理由），就是如果农民的地权过于绝对化，是否会过分强化农民的谈判能力。但是温先生应该想好了：他到底是想削弱农民的“谈判能力”呢，还是想强化这种能力？在这种讨论中最好还是不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吧。

之三

现行政治条件下地权归农户的结果会是“权贵私有化”吗？、讨论中有人指出：秦晖过去一直认为在大的体制背景不变的条件下单独推进“产权改革”会导致“权贵私有化”，并因此对国企的产权改革有很多批评，怎么现在在同样背景下又不反对“土地私有化”，而且还批评反对者？

这个问题提得好！

我的确认为，在不民主的条件下处置公共财产，由于公众所有者与官员“看守者”之间缺乏真正的委托-代理关系（即民主授权-问责关系），容易出现“卖方缺位”下的“看守者交易”。但是在这方面，我国的土地、主要是农村土地与其他资产相比有一个不同，那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农村土地如今并非由官员经营，而是由农民自己经营的。农民自己就是“看守者”。

对于过去的国营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笔者一直强调处置公共财产应该遵循“群域要民主”的原则，在缺乏公共参与、公共监督、也没有利益相关各方的充分博弈的情况下，公共资产的“看守者交易”往往就是“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当年如果人民公社也按这种方式搞私有化，把公社变成公社领导人的私人庄园，农民变成打工的，或者干脆被赶走，那农民还不造反了？

幸亏当时农村改革是农民自己搞起来后上面才承认的，农民平分了土地（当然只是“承包”，地权问题遗留至今），打破了“大锅饭”。如今土地是农民各自经营的，并没有“掌勺者”。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反而成了地权改革比其他公共资产（包括乡村中除土地以外的其他公产如企业等）的产权改革更为困难之处：土地如今不是由官家经营、而是由农户经营的，于是有些人就绝不允许它私有化！

由官员控制并经营着的公共财产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搞私有化，那当然很容易会变成权贵私有化。事实上我们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农村中所谓的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改革几乎都是给了“看守者”。工人只能“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但这样的私有化不是从来就势如破竹吗？当初反对这样做的不就是我秦晖和很少的几位朋友吗？著名的郎咸平先生对此持异议还是在我之后十年吧？而如今反对地权归农最力的那些朋友当初干什么去了？为什么那时把企业私有化给官员你们不反对，现在把土地私有化给农民（可以“化”给农民的，也就只剩下土地了！），你们就那么反对呢？说穿了，现在土地不是由官员、而是由农户“看守”的，“看守者私有化”也化不到官员手里，私有化了他们搞“圈地”反而不方便了——这才是地权归农的阻力如此之大的真正原因吧？请问如今绝大多数乡村中那些土地以外的公共资产，包括曾经风光无限的“乡镇企业”，现在还有剩下的吗？能够不明不白地“化”到权势者手里的，早就“化”光了。只剩下由农民“看守”的土地，他们一时“化”不掉，就坚决不“化”给农民，宁可留着以后再“圈”！可以黑箱操作的私有化，都已经搞了，而最可能正大光明公平合理的私有化，却坚决不搞，这叫什么道理？

有人说，地权改革非常复杂，因此不可行。“土地如何私有化，我无法想象。”他还举例说：地权应该“化”给谁，按什么历史时段划线？是化给现在的承包者，化给集体化前的所有者，还是化给土改前的主人？

但像这种问题，任何稍有历史的公产不是都存在吗？工厂的私有化难道没有这种问题？为什么那种私有化就可以势如破竹？其实就是当初土地“承包权”的分配不也可以这样提问吗？这块地凭什么是你承包，而不是我承包？但农民是有智慧的，乡土是有习俗的，当然政府也可以出台必要的规定。学者关在房子里“无法想象”的事，农民可以做到，农村改革中这样的事例有多少！

我当然不认为地权改革是一桩简单、容易的事，但如果排除既得利益的阻碍，仅从技术角度看，地权改革并不比其他产权改革复杂。本来，土地的分配是各种财产分配中最容易达到公平的一种。它不像股市那样百姓看不懂，容易被操控，被下套，也不像企业那样涉及无形资产、隐形负担、债权债务、评估价与变现价之差异这类算不清楚的糊涂帐。正如当年费孝通先生所说：土地明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既难于隐藏、私吞，又易于分割、分配——不仅自然形态的土地易于分割，土地权利的分割（如明清时期的“田底”、“田面”）也相对简单。历史上的“计口授田”屡有先例。当年的激进土改，虽然在是否该剥夺地主的问题上有强烈的争议，但在土地分配环节上没有多少质疑。东欧对国有企业搞“一人一份”的证券私有化，引起不少争论，但我们在“大包干”改革中“一人一份”地分配责任田，并没有招致多少纠纷。……如果连这样的产权改革你都“无法想象”，请问你还能想象什么样的改革呢？

必须指出：农民是土地“看守者”的这种状况目前正在逐渐改变。在“极小农”缺乏竞争力、而“土地私有化”又不能搞的情况下，有人想用“圈地”的办法推行“规模经营”，有人提出应该把土地重新交由“集体”经营，还有人主张让“村官买卖村地”、使“集体土地”（而不是农户的土地）入市交易。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意味着把土地变成过去的“乡镇企业”那样由官员、而不是由农民“看守”的财产。而过去的乡镇企业的结局，大家都看到了：在市场经济下到一定时期它们还是都私有化了，只是，那时就真正是“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大行其道的时候。反对地权归农的朋友，你们是不是希望看到那一天呢？

换言之，正是为了避免“现行政治条件下地权改革的结果造成‘权贵私有化’”，我们才要呼吁地权尽早归农。而在“被集体化”问题并未解决、农民还缺乏自组织的情况下首先是要“地权归农户”。

随着「0八宪章」的问世，一呼百应地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签名响应，国内刘晓波先生被祕密拘禁，引起了全世界普遍的关注。与此同时，关於中国民主化道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深入讨论，这说明了中国民主化不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民心，连自以为强大无比的中共极权都感到恐惧，而且说明实现百多年来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已经到了「提上日程」的时刻，民主自由离我们已不再是遥不可及了。

关於中国民主化道路的问题，不但是知识阶层积极探讨的问题，全体中国人关心的问题，我们将要如何行动的问题，而且更是关乎我们国家民族和每一个中国人命运的问题，大家就此展开讨论很必要，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也很正常。问题是，在当前最需要全体中国人在「0八宪章」的旗帜下最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民主宪政这一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的时候，切忌互相猜疑、互相攻奸，必须求同存异，团结一致，才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达到我们的目标。

关於中国民主化道路，笔者在「民主中国」的「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徵文」发表过若干文章，就个人的感性选择而言，革命与改良，笔者宁愿选择改良。因为革命意味着社会制度和经济生活的急剧改变，势必会给社会秩序以及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甚至关乎到千万人的生命安全和尊严；而改良则是渐进的持久的改变，广大民众在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前提下，在社会秩序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向普世价值靠拢，逐步同世界文明接轨，显然代价最小、最安全、最稳当。如果改良行不通，一定要革命，则暴力革命和颜色革命，笔者宁愿选择颜色革命。因为暴力革命的过程中千百万人头落地，本身就和革命的目标背道而驰，着名的美国人权斗士马丁。路德金说：「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在你使用不正确手段的同时，你的目的也就变得不正确了。比如说当年抗战胜利后，毛共口口声声「民主自由」，说要建立一个「人民政府」而发动内战，结果数百万同胞人头落地，还未见到「民主自由」，还未见到「人民政府」，最宝贵的生命已经被剥夺了！目标再崇高、再伟大，也早已沾满了鲜血，真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害」。而且，以暴易暴的结果只能是新暴政取代旧暴政，陷入专制独裁的恶性循环，这一点早已为迄今为止的数千年中国历史所証实。

最近，香港政评家张三一言先生提出一个新的看法，认为「可以不可以建立一个民主社会制度，问题不在是不是使用暴力，而是在於使用暴力者对民主的认知和认同，是否立志於建立民主社会制度，加上使用暴力过程中是否出现唯一独大的势力。」张先生举出美国华盛顿为例，他领导独立战争取胜后，既不愿当国王也不愿当终身总统，以身作则为美国奠定了民主宪政的基础.理论上笔者也很赞同张先生这种新见解，可惜在中国的现实中没有多少可能性。时代不同了，今天无论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国民党北伐军从南打到北，共产党解放军从北打到南那种席卷全国的大规模内战已不可能重演，即使有人想当蒋介石毛泽东，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当炮灰，屠杀自己的同胞了，因此，张先生所说的「使用暴力过程中是否出现唯一独大的势力」这一疑虑大可消除；可是，依笔者看，鑑於中国传统独裁专制势力强大，从来不愿意主动放弃权力，还政於民。将来中国出现局部的「暴力革命」，类似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各省呼应；或者罗马尼亚式军事政变不无可能。问题是中国深受数千年封建王朝专制统治的影响，过去无论国民党、共产党，从上到下，「打天下、坐天下」意识浓厚，今天某些民运人士的言行中，也不难找到这种旧意识的踪影。所以张先生所说的「使用暴力者对民主的认知和认同，是否立志於建立民主社会制度」就大成疑问了，以中国数千年封建传统的土壤，是很难养育出华盛顿来的。由此看来，我们中国还是很难摆脱以暴易暴，旧暴变新暴的恶性循环，所以，笔者赞同颜色革命，反对暴力革命。

但是笔者认为，讨论中国民主化走什么道路？不能光是比较谁最好最理想？还得看这条道路走不走得通？如果走不通，再好再理想也没有用。客观情势的变化，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尽管我们有良好的愿望，可是当权者冥顽不化怎么办？况且，选择什么道路，十三亿中国人各行各业各阶层各团体，各党各派包括中共改革派，都有不同的想法，很难说谁的看法就绝对正确，别人的都错了，一切都要视乎将来客观形势的发展。而且，革命和改良、暴力革命和颜色革命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相辅相成。鲁迅在「呐喊」序言中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笔者看将来中国政治局面的演变，不会是单一可能，而是多种可能性并存：或者像前苏联，共产党领导层核心内出戈巴卓夫和叶利钦，宣布解散共产党；或者像台湾，国民党领袖蒋经国先生开放党禁言禁，李登辉开放普选，国民党以平等身分参加竞选；或者像罗马里亚，军队倒戈，独裁头子死於枪下；或者像前东欧和苏联加盟共和国，发生大规模持久的群众抗议运动，迫使共产党垮台；或者像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各省响应；甚至或者中共朱成虎之流疯子狗急跳墙，发动战争，被人灭了，像日本一样，麦克阿瑟移植美国民主……。既然有多种可能性，中国民主化就应有不同的道路。笔者不同意谢韬「不能急、不能等、只能促」、不同意余傑独尊「胡适的道路，也就是康梁的道路」（胡适的道路并不等同康梁的道路，胡适主张民主共和，康梁主张君主立宪，而共和和帝制是两个相反的政体——笔者註）两者都是不准革命，只许改良，而且限於党内的改良，甘心情愿地把十三亿中国人的命运全部交给几千万「党员」，彷彿只有这几千万共产党员才是中国的主人；笔者同意焦国标先生「急也要、等也要、促也要」（但这个「等」应该是「等待时机」的「等」，而不是「消极等待」的「等」——笔者註）、同意张三一言先生「如果以为单凭宪章的正义性就可以实现民主理想，必然会失望；如果与所有其他民主力量，包括从党内改革到暴力革命配同合作，则实现民主宪政可能性大增。」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希望全体中国人要更加互相包容，求同存异，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每一个中国人都以自己认为最恰当的方式去冲击顽固的极权专制，比如刘晓波等众多先生签署的「0八宪章」、法轮功的「退党退团」、杨佳的「怒杀恶警」、瓮安的「火烧公安」、黑龙江的「分田宣言」、重庆的「教师罢教」、广州的「的士罢驶」、厦门的「集体散步」、地震难童家长的「集体悼念」、毒奶难童家长的「集体索偿」、拆迁户的「维权上访」……汇成一股滚滚向前的洪流，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人期盼了一百多年的民主宪政一定会实现.

（写於09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