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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纳森亚当斯（Jonathan Adams）  原文发表在《远东经济评论》

（维权网翻译）

2008年12月上旬发布在网络上的《08宪章》是一份对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炫目的起诉状，它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详细的远景，一个遵循法治，多党选举和分权制衡下的新的中国。

宪章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先生目前依然被中国警方拘留，面临“煽动颠覆”或者更糟糕的指控。到目前为止，警方已经调查了至少数十名宪章签署人，钳制了媒体，封锁了那些提到宪章的网站。

到现在，最初引发的有关《08宪章》的言论热潮渐渐平息，但是一些评论仍在继续。在宋以朗管理的“东西南北”博客中最近更新的条目中，发表的文章认为大部分中国人对宪章几乎没有兴趣。丽贝卡麦金农(Rebecca Mackinnon)在她的网站上也发了很长的一篇关于《08宪章》的文章。

我在2008年12月26日采访了《08宪章》的起草人之一张祖桦先生。在这个采访中，张先生明确指出，《08宪章》的目的只是描述一种政治蓝图，这一变革进程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我们不指望一夜之间改变，”他说。

张先生本人的经历也表明，人一生时光中，各种事件有可能迅速逆转。今天53岁的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和其他许多享受特权的青年人一起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结果他在四川的一个做军用飞机零配件的山洞工厂里呆了8年。

随着疯狂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他是第一批返回学校的，他就读于四川的一所师范大学，在那里他侧重对西方宪政的学习。后来，他在共产主义青年团中晋升，在80年代他曾经和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先生一起共事过。

张先生自己的政治生涯因为支持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而终止。自此以后，他经常被监视，最近则因为参与《08宪章》，而在2008年12月8日被警察审问了12小时。

下面记录的对话是张先生对《08宪章》和中国未来的思考。   

乔纳森亚当斯：有些批评人士说，《08宪章》是一些“西方”的思想，而中国有中国特殊的国情，那些西方的思想并不适用。

张祖桦：首先，对于这些意见和批评，我们抱持一个谦卑和开放的立场，我们欢迎人们对宪章文本进行各种评论和批评，以便我们从中学习。

我是这份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当警察讯问我的时候，我承认《08宪章》里的大部分思想发源于西方。宪章的思想不仅来自美国的人权法案，也来自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 ，来自法国的人权宣言，来自捷克的77宪章。 [ 1977年共产党统治下，要求政治改革的活动人士的一份政治呼吁] 。但我们也有本土资源：那就是台湾。1986年以前，台湾党外时期许多活动分子急取民主和人权，并且经常出版和发表这类要求。[台湾在80年代后期开始民主化] 。

乔纳森亚当斯：许多中国人说，中国最需要的是稳定，重点应该放在经济增长上，而政治改革可以等待。

张祖桦：我个人并不反对这一点。中国的发展需要时间。今年是1989年天安门惨剧20周年，我们希望中国能够以一个非常低的成本走向民主和法治。我希望中国能够以和平和非暴力的方式实现这一转型。

乔纳森亚当斯：哪些情况才能促使中国改变？

张祖桦：我在以前的文章曾使用“三加一”的分析方法。归纳所有影响中国未来的主要几个因素，我提出了三个政治因素加一个经济因素分析模型。三个政治因素是执政党，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共产党是目前的执政党，其未来选择对中国社会而言自然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仅有执政党本身的努力是不够的。没有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参与，中国很难走上正确的道路。当然，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对政治转型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乔纳森亚当斯：您认为多久时间内，会发生变化？

张祖桦：我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不会太困难，我提到的所有四个因素都在趋于成熟，因此我认为在未来十年至二十年间，这种变化可能会大体完成。然而，巩固和完善民主，将需要很长的时间。那将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此，我们并不期望在一夜之间实现这一转变。

乔纳森亚当斯：我采访过的一些分析家就此事表示，中国政府担心《08宪章》背后有海外势力，并认为外国势力想破坏中国的稳定。

张祖桦：就我个人来说，我并不同意那种绝对反对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的观念，我认为这是违背公民社会的世界化潮流的。在《08宪章》中，我们的立场是基于全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它不是美国人的，也不是欧洲人的，也不是非洲人的，它是所有人的。但是，中共并不同意这种普世价值，他们批评它。这就是我们与他们的不同之处。

乔纳森亚当斯：《08宪章》发布后，你个人收到了哪些反应？

张祖桦：当我们起草《08宪章》的时候，我们有些担忧是人们会认为这是精英化的呼吁，普通老百姓并不会接受它。但是根据互联网上的反应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很多人其中包括农民和工人，同意《08宪章》。它将在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中流行。 《08宪章》要求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和废除不平等的社会政策，普通老百姓都认同这些建议。

其实，在《08宪章》中一个最重要的建议之一就是废除对农民的歧视，取消城乡之间人为的差别。许多农民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我收到了很多来自农民的电话，他们表示支持《08宪章》。
 
乔纳森亚当斯：还有什么能解释宪章的广泛吸引力？

张祖桦：我认为《08宪章》文本本身是非常温和、理性和具有建设性的，《08宪章》阐明了很多人想说而没有说的话——首先很多人不敢站出来说话；第二，没有地方让他们出来说话，因为没有媒体供民众表达意见。《08宪章》的303名签署群体中有许多非常著名的学者。比如主张修改宪法的于浩成先生，最著名的律师之一张思之先生，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倡导司法改革的贺卫方教授等等。当然，政府抓捕刘晓波先生（的行为），吸引了更多的注意。

乔纳森亚当斯：在何种程度上政府就08宪章的反应和即将到来的天安门事件20周年纪念日有关系？

张祖桦：政府公开承认他们有两个主要关注。一个是1989事件20周年。另一是非常糟糕的经济形势。他们害怕失业问题引发的混乱和问题。 …事实上，当警察审讯我的时候也提到中共高层今年特别的担忧，他们担心社会形势会相当严重。

乔纳森亚当斯：在《08宪章》的传播中，技术有多么重要 ？

张祖桦：31年前的捷克77宪章，当时没有网络，因此文件传播相当困难。昨天，我 Google了08宪章，有超过三十万个相关网页。许多年轻人使用博客或QQ来广交朋友，他们也传播了这个新宪章，英文版的《08宪章》也四处蔓延。因此，由于互联网的存在，当局已经不可能阻止社会获取信息了。

乔纳森亚当斯：您现在的状况如何？你还是受到监视吗？最近有没有被警方询问？

张祖桦：自12月9日以后，他们还没有直接骚扰过我。然而，有警察在我家大楼下“站岗”，他们也窃听我的家庭电话和手机。他们从晚上11时至上午九时切断我家的电话线。我还开玩笑说我要抗议，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不是很敬业——他们想休息，不想在晚上工作。
 
乔纳森亚当斯：您担心会被判入狱吗？

张祖桦：我并不担心，但我的家人和妻子很担心。当我开始进行《08宪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预计到政府会有所反应，我可能会被拘押。因此我有思想准备。警察在审问我的时候也说，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他们将进一步调查，可能还要找我谈话。因此，我依旧面临被拘押的风险。

乔纳森亚当斯：你为什么愿意站出来说话？

张祖桦：当我在警察局的时候，我告诉审讯我的警察，“在每一个国家，情况都是相同的。那些率先站出来争取人权和自由的人往往会先失去这些东西，为了其他人的民主和自由，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我真的不想被监禁，但我可能别无选择。这个体制就是这样，它不允许人们反对他们，不允许人们不认可这个制度。因此，我们必须站起来，争取民主和人权，这是我们的责任。”

Jonathan Adams is a Taipei-based journalist.

主持人：ANDY你好，谈到你，人们都联想到乌鸦嘴，不过历来你的预言基本都是对的，你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A股不过是当官的玩具而已，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甚至骂你卖国贼的网友们都反戈拥护你，是否这也算一次预言？另外你的每次发言是不是都配合你所服务的公司利益？

谢国忠：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我一个书生怎么卖国呢？我没有东西去卖，我又不是当官的，大家的投资失误我理解，那不是我决定的，投资是自己的事情，赔钱怎么能怪别人呢？一个大人跟孩子玩游戏，吃亏的肯定是那个孩子，股票就是这个道理，而我们孩子的家长又偏偏不保护孩子，这是最可悲的。我呼吁普通老百姓远离股市，可没人听，都想发财，你自己什么水平都不知道还与狼共舞，信息都不对称，你进去就是跟人送钱花的，不仅华尔街贪婪，我们老百姓也贪婪。

我还是说投资是自己的事情，不管公司也好个人也好，你自己的钱，还是自己保管好，只相信自己。如果自己都不相信了，最好什么都不做，跟着舆论跑的话越做越赔。A股目前就是很荒唐的东西，你自己也知道的，不是说我说就是那个样子，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网络说点击量过亿，我认为不是很成熟的事情，你应该相信自己的判断。投资也要这样。

主持人：美国这次离咱们近了，据说奥白马的弟媳，就是深圳的，我们也算有了国际亲戚了，不知道我们寄予希望的奥巴马能否给国内带来好运呢？历来我们是朝里有人好做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知道，奥巴马上台会重新调整经济思路，这样的变革对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是机遇还是挑战？

谢国忠：奥巴马是美国人民选出的总统，是美国民意的代表，他必须为选民负责，人民能让他上台，就能让他下台，这是民主国家的本质，权利不能乱用，权利是受监督的。奥巴马是美国利益的代表，他只考虑美国利益，不管他是黑人也好，非洲裔也好，他就是美国人，美国选民把信任给了他，他就要履行承诺，与其他无关。即便是奥巴马的爸爸，他也不敢给他半点公权力的好处，更不用说弟媳的国家了。

不过，奥巴马会认真考虑美中关系的，目前他有求于咱们。美国的国家政策是连贯的，布什政府出现问题，现在轮到民主党收拾残局而已，他的国家智慧是靠智囊集团支撑的，不是谁都可以乱该的。这一点跟国内是区别很大的。他嘴上说的很漂亮，他的演讲很有蛊惑力，但他骨子里只有一条信仰，那就是美国利益高于一切。奥巴马面临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他解决问题的工具是有限的，美国人也不是一条心的，就看共和党怎么配合他的政策。

另外，那些国际资本家的要求他也不能疏忽。反正他们的信仰也好，信念也好，就是赚钱，有一个持续的赚钱环境。国家出台政策要考虑资本家的感受，那些国际资本家太厉害了，我感觉奥巴马是被绑架了，或者说自讨苦吃。中国的问题是官问题，这个谁都知道，你自己的事情寄托在别人身上，本来就不应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谈机遇和挑战都是无聊，你干好自己的事情不就行了吗？你自己都不努力，别人谁也帮不了你的忙。

现在国内是千方百计转移视线，美国经济再不行，他也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经济再困难，他的汇率一直在升，全世界聪明人很多，都选择美元避险，这就是道理了。我们不能指望明天我们去管理这个世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你看我们的企业，再看看美国的企业，不就明白了吗？你不赚钱是不行的，赚钱的能力一定要长远，国家才能强大。光嘴上那个说是靠不住了，还是用钱来说话。美国困难主要是花钱太多造成的。我们的困难是不赚钱造成的。

主持人：希拉里铁定是国务卿，财政部长是盖特纳，好像国防部长要选鲍威尔，劳工部长还没有合适人选，巴菲特拒绝财长的位置，这样的政府组阁，有点豪华，也有点时尚，这样的政府能给世界带来什么新鲜空气？

谢国忠：时尚是肯定的，选民本来就选了一个比较酷的总统嘛。形势很糟糕。过惯了富日子的人过不了穷日子。我认为农民是最苦的，可农民都认为自己不穷，相反城市人都觉得自己是穷人，不工作享受国家补贴的低保，你给他钱越多，他越不工作，反过来越骂你，这很有意思。美国的情况大体跟我们城市的情况差不多，都是有钱的后遗症。

美国人很单纯，就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人家获取利益是在制度透明之上的，是受监管的，不像我们的事情，国家象一个人的家庭一样，我们都给他们打工，只许听不许说。

希拉里会延续克林顿政府的经济政策，毕竟这些成功的经验不需要重新学习，不过会有所调整。全世界都会陷于民族保护主义的怪圈中，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看谁能挺了。美国会把拯救中小企业当成大事，先解决好就业问题，稳定好了收入，再解决其他问题。上次克林顿把日本经济退后10年，小心这次他们试图拿中国垫背。

中国自己的经济本来汽车业。房地产。外贸就占到GDP的50%，现在的经济状况大家都看到了，汽车和房地产都是花了过头的钱，靠外贸赚钱养活，外贸有问题，就会有不良连锁反应，就会影响一代人。

这些美国的领导人，都会把我们的困难当成他们讨价还价的时候，都会钻你的孔子，这是他们工作的实质，这届民主党的使命就是趁火打劫，使美国继续有钱，世界更加贫穷。

外贸是不行了，人家也想让你不行，现在要想到最倒霉的事情。世界加工厂这个庞大的引擎会慢慢熄火的，产业会向更贫困的国家转移。我们是富了，你心里老担心经济，就说明你还不行，什么时候借钱象花自己的了，国家和国民就是贵族了。

主持人：照你的说法，世界末日到了（呵呵呵…）节目最好，请你给观众预测一下，2009年的经济情况，2006年末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你预言过2008年的情况，回头感觉你还是有眼光的，不过我们都希望听到你预言的是一个好消息，好吗？

谢国忠：我们都要为自己的事情负责，今天的结果都是昨天的报应。灯红酒绿的时候你不反思所作所为，现在不接受结果是不负责任的。

世界经济还是要看美国的，他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美国有问题，谁都有麻烦，就看谁离地震源最近了。离着越近，伤害越大，这是常识。

奥巴马选择希拉里作为国务卿，我认为他已经是牌位了，美国实际是希拉里时代了，不会是副总统时代，也不会是鲍威尔时代，总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美国的贫民黑人总统，也是这个时代的骄傲了，民意的自豪，历史记住了奥巴马，已经不错了，别指望他有作为，那很困难，不是说不可能。

克林顿30岁当州长，奥巴马30岁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有一点肯定，现在的美国是克林顿政策的再翻版，美国朋友开玩笑说，克林顿拉链门让希拉里毫无颜面，这次希拉里翻身了，会不会也回敬他一个拉链门？我说就看奥巴马的魅力了，如果奥巴马有这个魅力，那么世界得救了。

2009年，世界很困难，老百姓会很苦，这个大家都知道，不用说都明白。不确定的是国家的政策太随意，经济总是政治的影子，重大事情即将发生，普通百姓一定看好自己的钱。

主持人：时间有限，不得不再问一句：什么重大事情即将发生？

谢国忠：一是有钱人整合国家资源。想想苏联的卢布成了废纸是另一个问题。

主持人：谢谢Andy，谢谢你给了我们一个有灵感的夜晚，欢迎你经到我们这里做客。谢谢。

08是不平凡的一年，09年也非常值得纪念，不仅是五四的90周年、四九的六十周年，也是六四的二十周年。这么多年过去，社会各方面取得许多进步，但宪政基本上还是原地踏步。为什么那么难呢？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知难行易，有些事情是知易行难。宪政是属于后面那种：困难不难理解，原因不难分析，但是行动依旧很艰难。维护专制很容易，因为既得利益集团人数少，少数人对自己的利益看得很重很清楚，行动起来很麻利；推动宪政却很难，因为宪政是为了大家的事业，而恰恰是大家很难行动起来。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是一个机会主义者，都多少想搭别人的便车；尤其是对于宪政这样多少有点风险的事业，我们更像是困境中的囚徒：让我一个人去碰体制，必然碰得头破血流也无济于事；如果别人齐心协力推动宪政，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坐享其成。如果每个人都采取囚徒思维，那么这群自以为聪明的可怜虫自然永远也享受不到宪政的恩惠。

当然，我们不用绝望，因为我们不是囚徒——或者模仿更严谨的康德式话语，不仅仅是囚徒而已。我们有智慧，当然不应为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所羁绊；我们有勇气，不会因眼前的一点障碍而退缩；我们有自信，不需要也不屑坐享他人的成果，只有奋斗得来的果实才能让自己满足。总之，既然看到了“囚徒困境”，我们应该有能力超越它。只有摆脱了囚徒思维，我们的宪政才有希望，我们也才能过上真正有尊严的生活。

做一个大写的人很难很危险吗？也许在如火如荼的“文革”确实如此，但在如今这个年头，没有谁再让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也没有谁会拿枪顶着我们的脑袋。我们再也没有“伟大领袖”、“造反派”、“红卫兵小将”可以抱怨或推脱，我们是自由的，完全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做什么样的人，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现状，也完全可以选择宪政。

其实我们没必要说大道理，大家都晓得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灯。除了极少数鼠目寸光的既得利益者之外，谁会反对宪政呢？谁不愿意在宪政之下过有意义、有尊严的生活？我只是想说，这种生活其实离我们并不那么遥远。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和崇高的“仁”相比，宪政对我们的要求又不知宽松多少倍。我们只要做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公民，宪政也就不期而至了。

共和国的公民是怎样的呢？一个公民不仅自己具备理性、宽容、自由、守法等共和的美德，而且对自己国家的制度也秉持一定的期望。他尊重合法的权威，也维护自己的尊严；他尊重他人的隐私，但保留批评政府的自由；他保持独立的个性，但坚持结社和集会的权利；他从不逃税，但是要求知道税钱花在哪里；他有义务参加选举，但前提是选举必须有意义，也就是说他的选票必须是一次知情的、自由的、平等的选择——必须是有“选择”的，因而候选人必须自由产生，而不是“等额选举 ”或幕后内定；选择必须是自由的，因而不能受到暴力胁迫或组织指示；选择必须是知情的，因而候选人和选民之间必须存在充分的交流，候选人有自由在合法范围内充分展开，选民则有权利从自由的新闻报道获得全面信息；选择还必须是平等的，因而每一票的分量都是大致相等的，城乡、性别、职业、地区都不构成区别对待的正当理由。如果以上某些方面一时还做不到，但是保持一份期许和诉求难道真的那么难吗？

是的，宪政是很宽容的；对于我们老百姓而言，宪法只是意味着权利，而没有义务；我们用不着担心宪法的惩罚，用不着为私人违宪的风险而胆怯。不过，如果我们没有勇气承担自己的责任，那么我们也就没有资格享受宪法权利。

点亮每个人心中的那盏灯，宪政之火即刻燎原。

2008年7月8日，晴

继续行驶。原本郁郁苍苍的群峰，已被地震搞得乱七八糟，特别是紫坪铺水库周边，每座山、每尺土都被翻动过。鲲鹏叹道：没溃坝，算奇迹，也算万幸。

坑坑洼洼的土路，一下子将人带入战争年代，不少路段，只能沿着密密匝匝的”弹坑”绕行。在过一临时搭建的路桥时，我们的轿车底盘发出几声惊心动魄的刺响，鲲鹏顿时呲牙咧嘴。我急忙摇窗，企图探头查看，不料前后尘头大起，我们已被胁裹在两串救灾工程车之间。

尘埃之上，太阳沉迷于茫茫血雾，我们则跟在大车后面吃土，不过十几分钟，就个个形容枯槁。沿途许多兵站，却碰不着一个老百姓。我心想：全搬迁了么？找谁采访去？

我居然还打了个盹，梦见几只长着人头的老鼠，腿被钉死在峭壁间。咋办呢？下一步它们肯定要咬断自己的腿，逃跑。正这样揣摩，就醒了。有声音在怒吼：停车检查！于是我们在三岔路口停靠。右手过桥通往映秀，直行通往三江旅游开发区，大毛急忙陪着笑脸下车，递上《摄影记者证》，叽哩哇啦解释了半天，挡道的阿坝州特警却不肯通融。特别是那黑炭般的小个子，将手提式冲锋枪拍得咔嚓响，看那架势，将我们当台湾派来的特务了。

鲲鹏也下车了，在毒日头下，撩起衣襟，露出半截白肚皮，还贼眉鼠眼，窥视桥那头，这就更激发人家的阶级觉悟。冲锋枪几乎要抵拢脑门了：命令你们原路退回！除非持有《特别通行证》！鲲鹏指点着一串长驱直入的卡车，质问：你们为啥不检查他们的证件？冲锋枪说：他们是救灾车，挂有阿坝牌照。鲲鹏无奈，只得招呼大毛上车，轰轰退几步，对准三江方向直行。不料刚出去百把米，冲锋枪又追了上来：听懂没有？原路返回！

我们顺便去三江旅游也不行？

地震重灾区，禁止旅游。

三江跟映秀是两个方向嘛。

不行。原路返回。

秀才遇兵，无理可讲，我们只得掉头。出了好远，鲲鹏才嘀咕：那杆20多年前的老枪，跟模型一样，能不能打响都难得说。

返回都江堰市区，鲲鹏的鬼点子又上来了。他先找当地熟人打听半晌，然后径直奔北郊中巴车集散地，连吼几声”做生意”，惹得一帮赤膊汉子闻风而动。经讨价还价，我们最终花120元人民币，雇了一辆挂阿坝州车牌的小中巴，原因是司机把胸脯擂得山响，”进出汶川无数次，跟检查站混得烂熟，我过不去，温家宝也过不去”。

于是重整旗鼓，在各吃两根雪糕、猛降一阵虚火之后，我们回头再杀往震中。大毛戴着墨镜，挎着像机，坐前排，我开玩笑说：看那身体的吨位与派头，起码是省级以上的特派视察员。大毛反驳：特派员坐这种浑身都响的破车么？我说：温总理的亲民政策嘛。车越破，官越大。

嘻嘻哈哈一会儿，又抵拢三岔口，又听到那熟悉的怒吼：停车检查！冤家路窄，那冲锋枪对准我们，还一眼就认准了我们。司机吓得脸色煞白，只能摸清他后脑勺的鲲鹏却在身后催促：哥们儿，快下去勾兑关系！不是说你过不去，温家宝也过不去么？司机嗫嚅：我哪晓得你们刚才碰过壁，叫特警给盯上了？

牙科医生大毛见状，立马探头，先声夺人：有理讲理，枪不要胡乱比划，万一走火了，哪个负责？冲锋枪说：你们一再想蒙混过关，啥子意思？大毛说：关心灾区的意思。你作为解放军，也不能只晓得挡道，而不晓得解释。冲锋枪说：解释啥子？我瞅你就不顺眼。大毛说：我是摄影记者，进汶川多次，你瞅我不顺眼，也拿我没办法。

天气暴热，大家都火大，局面正不可收拾，一辆军用吉普呼地刹到脚边。下来一个军官，询问情况。冲锋枪气势旺，大毛的舌头巧，军官居中调停：请原谅，我们执行公务，必须查验汶川地震指挥部的《特别通行证》，才能放行。这也关系到你们自身的安全。里面死人太多，瘟疫容易传播。

软磨硬泡，无法沟通。我们只得问清指挥部的具体地址，再次返程数公里，抵拢一竖着木牌的山坳停车。司机埋怨说：你们这么闹事，以后他们把账算在我头上，咋办？

顺木牌上的箭头，一溜黄泥坡，到底，即横竖几栋3层楼房加几排地震棚。大毛率先进正门，在2楼的拐角，仰面碰上地震指挥部办公室的杨科长。拖鞋、短裤、汗背心、蓬乱的分头，让时光一下子退回到上世纪70年代，那时的下放人员，就这落拓模样。大毛掏出《记者证》晃了晃，口吻有点居高临下。机会主义的科长就将我们迎入办公室。指挥部已经撤走了，他说，都江堰和汶川，各负其责。我名义上是科长，实际上就一留守人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那我们算白跑罗？大毛边搭腔边东张西望。

我的确管不着。

可不可以借你的座机打个电话？

绝对不行。

好好。那我抄一下墙上的电话号码。哦，你的名字在这儿，汶川县委书记在这儿，还有抗震3人指挥小组呢，抓紧点，二毛，你帮我念念。

你们要干啥？科长急忙阻拦，并以一身排骨遮蔽。这是绝密，内部掌握的。

都上墙了，还绝密呢。我嗤之以鼻。阴谋家大毛嘿嘿两声，拉着我边撤退，边狐假虎威：耽误了我们的正事，你负不起责。

回到车里。大毛照准抄来的号码，一个个拨，某某秘书长的手机终于通了：喂喂，秘书长你好。记得不？我是《四川摄影》的廖记者嘛。地震那几天，我陪同省市领导来过好几次，你太热情了，我们简直有愧，有愧，没把工作搞好。我这里还有不少你在救灾现场的照片，太感人太感人了。这次嘛，我想进映秀，再补拍一些资料，没办法，都是领导交待的任务。是是。你还在省里开会？暂时不能来？晓得晓得，你太忙了。为了灾区人民，估计你熬了很多夜。我嘛，已经在路上了，快拢第一道关口了。才突然想起，最近的《特别通行证》没办。不不，路过都江堰，却搞忘了。所以嘛。哦，你亲自给检查站打电话？不好意思。哎呀，一来二往，大家都成朋友了。抗震救灾，让素不相识的我们，成为朋友。谢了，秘书长！下次我请客。一定。

真没料到，牙科医生竟有如此精湛的诈骗才能，所以第3次过关，异乎寻常顺利。几个武警对我们刮目相看，差点就要立正敬礼了。那杆老掉牙的冲锋枪，早已藏到后背。惹得鲲鹏不禁骂了句”龟儿子”。

过了桥，公路面目全非，如梦如幻，上下左右长满了狼牙。鲲鹏说：还得感谢冲锋枪没让我那破车进来，要不肯定抖散架。

土浪翻滚着，泥石流倾泻着，越往里走，崇山峻岭的映秀地区就越像一个垂死的伤兵，从头到脚缠满了绷带。太阳在夹缝间呻吟，仿佛一块在地震中被抛上天的烫石头。我一直在寻人，可一直寻不着人，颠簸了一两个钟头，除开兵营和兵，竟没一个本地老乡。

映秀镇依山傍水，在湍急的河谷内蜿蜒数里，本为一幽美去处，却因数年的矿业开采和冶炼，搞得千疮百孔。从某个程度，地震也算对人类过度毁坏自然的惩罚。据中途搭便车的3个武警讲，他们曾亲眼目睹，山的肚皮，河床的肚皮，跟鱼肚皮一样，被看不见的刀子破开。白的，黑的，乌红乌红的废料，自肚皮深处朝外翻，又被泥石流带到下游。”有些废料啊，人盯久了，就一股一股冒眼泪，止不住，脸，脖子，也生疼生疼，恐怕含幅射吧”。

鲲鹏问，是否如外头谣传，核废料泄漏了？武警答不是，否则我们就不敢进来了。可政府也不能辟谣，越抹越黑嘛。

鲲鹏又问：这方圆数里，到底死了多少人？武警反问：谁来统计呀？我们刚进来时，他妈的，没日没夜拖尸体，往河那边的万人坑里扔。膀子都累麻木了，脱臼了。数字没意义。500个和50个，一回事儿。报纸、电视上，公布死几千，那你把公布的数字扩大两三倍，就差不多。社会主义国家，形象至关重要；你我私下侃侃，哪说哪丢，不存在形象问题嘛。

我由衷地谢武警，在小中巴里，在流动的逼仄空间内，大伙挤作一团，他们才从专政机器的零件回归为不设防的真人，从抗震救灾的光辉舞台回归为骂骂咧咧的最可爱的人。

继续挺进。我们感觉在超级兵营内晃荡。鲲鹏开玩笑说，平均一平米一个兵。而且每个兵都在忙碌，犹如蚁群，犹如《美丽乌托邦》里的人蚁合成中心，从事着集合、解散、挖坑、铲地、搬运、消毒、搭棚、焚烧、打桩、建设、驾驶机械，等等。我们走马观花地拍照，留下点滴记录。在一座命名为”百花”的公路桥旁，我们停车，明白了啥叫”寸寸焦土”。漫延数公里的路段折断、坍塌、颠覆，中心桥拱完全掰开，却藕断丝连，暴露出锈迹斑斑的钢筋。我惊叹：真像扭成几截的麻花！对地质有一定认识的鲲鹏却宣称：我们脚下就是震中原点！周围没有泥石流，没有滚石阵，可桥要在瞬间毁成这样，非9级地震不行。

为平衡视觉的震撼，我把目光挪向路边的河流。它呜咽着，水花闪烁，犹如数不尽的眼球和牙齿，然而却无法描述那瞬间发生的故事。

普京是一个谜。当叶利钦突然宣布退休，推出接班人普京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个不苟言笑、脸色阴沉的新人有没有让俄罗斯重振雄风的本领；当普京任满两届总统的八年任期的时候，俄罗斯凭借其能源优势，经济出现了复兴的态势，因此他在国内的声望也如日中天，同时普京打压民主派的独断做法也招致西方的严厉批评。普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左派还是右派？新沙皇还是斯大林？

俄罗斯著名记者奥列格·布洛茨基所著《通往权力之路》一书，以大量面对面的访谈资料为背景，讲述了普京从一名神秘的克格勃官员成为俄罗斯总统的传奇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最近二十年间苏联蜕变为俄罗斯的种种剧变。这是一本刨根问底地考察普京的”家谱”的传记，其中我最感兴趣的部分，乃是普京作为克格勃的情报官员派驻东德的那段特别岁月。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分析家充分评估这段经历对普京的思想和价值观产生的影响。其实，这段经历也可以回答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普京会带领俄罗斯走回头路吗？

一九八五年夏天，作为苏联克格勃驻东德安全部代表处成员，普京开始了在东德将近五年的工作和生活。普京夫妇的两个孩子都在东德出生，他本人则迈出了职业生涯中关键的一步。同事尤里·列谢夫上校这样描述普京的工作：”应该关注的是，在民主德国不到五年的工作时间里，普京的职位升了三级，初来时还只是一个高级业务人员，离开时已经是处长高级助理。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显赫的职位了。在我的印象中，除了他，好像还没有别人能够在短短的四年里升得如此神速，这已经很直观地说明了他的业绩。”对于普京的工作业绩，其上司马特维耶夫上校评价说：”普京不仅在欧洲有自己的代理人，在世界其余一些地区也有，坦率地说，普京与世界上好多国家的联系渠道是畅通的，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

显然，以克格勃自身的人才选拔标准而言，普京的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工作成就都是无可挑剔的，他确实是克格勃年轻一代中的精英分子，他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种任务。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维护一套僵化与停滞的制度–东德的制度以及东德制度的”母体”苏联的制度。虽然普京后来多次表示不会对早年的克格勃生涯感到后悔，但其内心深处无疑充满了矛盾和挣扎–一个吊诡的事实是：苏联内部的改革派，最早是从克格勃当中产生的，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到最多的关于这个社会的真相的资料，这些情报促使他们开始反思制度的弊端。

这段云遮雾罩的职业生涯，给普京带来了既包含负面因素也充满正面因素的若干重要影响，也让他拥有了某种”变脸术”。其负面因素在于：普京深谙幕后的权力运作技术，并相当迷恋强力原则。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特务身份，使他倾向于奉行黑白二元论的价值观以及成王败寇的生存准则，而不愿意以民主与妥协的方式处理国家事务。这一点在他处理别斯兰恐怖分子劫持孩童的事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作为最高决策者，为了捍卫本人以及作为”大国”的俄罗斯的”面子”，全然不顾被劫持的孩童的人身安全，断然下令采取正面强攻的方式，最终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欧美民主国家的任何一位领袖，都不会亦不敢用这种冒险的方法来应对此一危机事件。倘若他们如此而行，必将导致其政治生涯的终结。而普京这样做了，却未受到民众普遍的反对，这表明生命的价值在俄罗斯仍然不受重视，人们内心深处仍然需要一名强势人物。

这段特务生涯带给普京的正面因素在于：在东德期间，他比普通的俄罗斯人更多地接触到西方的一切。同时，通过细致的观察，他对东德的制度产生了深刻的置疑–当然，他不会不知道东德的制度乃是苏联制度的衍生物。在成为俄罗斯联邦总统之后，普京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一段肺腑之言：”民主德国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我到民主德国开始同德国人交谈，同时开始思考周围发生的一切，我内心里甚至开始有些厌恶，感觉这种生活有些不太符合常态。现在，在欧洲是不可能再出现一个以一九三五年的苏联为样板的如此没有生气的国家了。”看来，普京本人并不喜欢东德这个”国家对所有人民进行着全面的监视”的国家（对此，在电影《窃听风暴》中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尽管他本人就是”监视者”背后的”监视者”–有意思的是，东德秘密警察对全民进行监视的方式是从苏联学过来的，而普京所供职的克格勃所从事的正是这类卑鄙勾当。

一种制度甚至让其捍卫者也感到”厌恶”，难道它还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合理性吗？在这段谈话中，普京将”停滞”与”灭亡”两个词语联系在一起，他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没有公民自由的停滞社会，虽然在短期之内可以集中起巨大的人力物力来，参与军备竞赛，甚至送宇航员进入太空，使得表面上显得无比强大；但其最终的结局，必然是病入膏肓、走向灭亡，”我却没料到民主德国会这么快就消失，尽管我很清楚这一切迟早都要到来”。这一崩溃的速度超过了普京的估计，也超过了戈尔巴乔夫以及昂纳克、齐奥塞斯库等东欧各国共产党领袖们的估计。当然，东德的崩溃与苏联的崩溃也互为因果–在东德及整个东欧发生剧变之后，苏联当局不可能闭关锁国而幸存下来。

普京结束其在东德的使命回国之后，苏联已经风雨飘摇，社会变革日新月异，民主派人士公开挑战旧体制，参与竞选并夺取了若干重要的职务。此时此刻，普京何去何从？他立即以新的职业选择来彰显其立场–他积极投身于彼得格勒激进民主派市长索布恰克的阵营，并成为其竞选中的得力助手，而索氏当时正是苏共保守派仇视的”眼中钉”。普京遂面临着一个尴尬而严峻的处境：他既是民选市长索布恰克的外事助理，又是克格勃的秘密情报人员。《通往权力之路》的作者分析说，这两种身份的对立，随时都有可能凸现出来：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他究竟应该执行克格勃领导的命令，还是执行索布恰克市长的命令？他究竟应该履行入伍时候的誓言，还是去承担民选的市政府的公务员的道德和义务？

普京毅然选择了服从民选政府，并自动脱离克格勃体系–虽然他还有一年时间便可以领取到丰厚的退休金，他亦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这种决然的选择，与普京在东德的特殊体验密切相关，亦表明他对旧制度完全失望。在苏共晚期，普京虽然没有公开声明退党，但他成了一名”无党派人士”，这种特殊的身份一直保持至今。普京所领导的最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了议会选举，拥有六成以上的议席。该党效忠于普京，普京却不是该党的党员和党魁–这也是转型期俄罗斯政坛的一个奇观。

曾在强力部门担任要职的普京，在经历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时代之后，深知这样一个真理：一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不可能依靠计划经济、党对权力的垄断、秘密警察的恐吓以及剥夺公民的自由而实现。在一九九一年苏联和苏共的大崩溃中，普京没有像克格勃最高领袖克留齐科夫那样因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而变得臭名昭著，相反他的职业规划是：宁愿利用在东德省吃俭用而购买的小轿车来开出租车，也不愿继续为企图将俄罗斯捆绑在旧时代的克格勃集团效力。后来，普京成为叶利钦政府中的要员乃至登上总统的宝座之后，对重组后仍然奉行”走回头路”政纲的俄共保持警惕，从来不把这一势力当作其政治盟友。他对持守”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的俄共领袖久加诺夫之流加以排斥，通过权力运作以及俄罗斯社会变迁的合力，使俄共的声望在普通民众中日渐降低，俄共的势力在其传统地盘–国家杜马中也日渐萎缩，正如分析家所指出的那样：”一党专政已让位给了普选民主。曾经权力巨大的俄罗斯共产党人不再控制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也不再将异见者送进劳动集中营。”

有人因为普京昔日不见天日的克格勃生涯，而担心他会将俄罗斯拉回到以前的专制时代。但是，在内政问题上，普京对斯大林主义具有相当的免疫力。虽然他偶尔也说过几句斯大林的好话，但他对斯大林主义并不感兴趣，也无力重新在俄罗斯打造出一套新的斯大林主义来。如今的俄罗斯社会，三权分立、民众直接投票选举国家元首、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割等的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要素已经初步稳固。尽管普京名望甚高，但报刊上亦经常见到关于他的政治漫画和尖锐批评，这在苏共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普京本人也清除地知道，企图恢复停滞的旧体制、让自己成为斯大林那样的独裁者，是一个愚不可及的、自我毁灭的想法。

当然，普京本人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民主派人士，也完全不是像前捷克总统哈维尔那样，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和道义感召力的政治家。哈维尔是作为政治反对派积累了巨大的道义资源而登上总统职位的，但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到普京这三届苏俄总统，则都是从原统治集团中蜕变出来的民选领袖。这一差异是由不同的国情和政治传统决定的，这也是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滞后于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原因之一。

普京拒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却颇有俄罗斯人深入骨髓的民族主义。奥列格·布洛茨基认为，普京受制于俄罗斯漫长的专制主义传统以及他本人任职克格勃的职业背景，心中颇为崇拜彼得大帝的丰功伟绩，一直梦想重振俄国的雄风。因此，他对西方持强硬态度，明知国力不足以抗衡美国，亦多次试图挑战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一国独大的世界格局。他无法阻止欧盟和北约东扩的步伐，却能够对独联体国家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当然符合俄国一般民众的心态。普京的外交政策中，不可避免地有浓厚的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色彩，比如干涉爱沙尼亚拆除苏军纪念碑的内政，对其发出声色俱厉的警告，俨然还是昔日宗主国的心态。

近年来，中亚各国的”颜色革命”对俄罗斯本国形成了强烈的冲击。这不仅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问题，更是政治制度优劣的竞争。虽然普京在口头上批评美国向全球推广民主自由价值的策略，但他不会看不到，民主和自由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俄罗斯无法逆此潮流而重新成为世界的”孤岛”。因此，尽管普京领导俄罗斯争夺大国交椅的野心不会收敛，但他亦不会带领俄罗斯重新”苏维埃化”。他的权力再巩固，也不可能像当年的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那样一直”为人民服务”至死。他所青睐的接班人也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不会轻易被他所操纵；他会成为俄罗斯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退休总统之一，但难以一劳永逸地占据”垂帘听政”的最后决策权。

另一方面，普京亦不得不受制于俄罗斯民主制度已深入人心的现实：尽管俄罗斯民间依然存在着对”沙皇”的心理需求、尽管普京本人身边存在着一个与原克格勃帝国藕断丝连的亲信圈子、尽管普京本人内心深处确实存在着成为伟大领袖的欲望、尽管普京所拥有的权力四倍于美国总统布什，但他不太可能将自己”克隆”成新一代的”斯大林”。在今天的俄罗斯境内，昔日数以千计的斯大林塑像全都不复存在，普京不会看不到这个蕴涵着人心向背的事实。他用铁腕手段镇压车臣等地的独立运动，体现了其迎合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一面；但是，他又及时制止了某些媒体对他个人的类似于”个人崇拜”式的宣传，说明他对俄罗斯的主流民意依然保持着相当清醒的判断。

普京他在意识形态方面比较灵活，他在骨子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既与中国、印度等亚洲大国密切来往，更与欧美日维持较好的关系。他一方面力图加强对地方大员和新闻媒体的控制，另一方面又顺应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和俄罗斯日渐西化的生活方式。近日，普京专家、莫斯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丽莉娅·谢夫索娃在美国外交双月刊《对外政策》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重新审视普京》的文章，她指出：”普京虽然建立了个人独裁政权，但他不会走得太远。因为，有百分之七十的俄罗斯国民希望达到像西方那样的生活水平并希望生活在民主主义体制下。”这就是”形势比人强”的历史规律。

–二零零八年一月五日

建立基本的法律体系以保障公民权利是法治改革的中心任务。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前十多年时间主要的课题是立法,就是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而后十多年制度建设的重点明显地转移到了司法领域,就是如何通过法律人和全社会的努力将立法所承诺的权利兑现于社会生活以及具体纠纷的解决之中。

2008年,法律领域的情形似乎处在一个调整期,既有进展,亦有更多的彷徨。

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纪念年份,人们有理由期待2008年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丰收年。改革开放是从无法无天、人权不彰的十年浩劫中而来,因此从一开始, 建立基本的法律体系以保障公民权利就是法治改革的中心任务。大致上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前十多年时间主要的课题是立法,就是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而后十多年制度建设的重点明显地转移到了司法领域,就是如何通过法律人和全社会的努力将立法所承诺的权利兑现于社会生活以及具体纠纷的解决之中。

由此,我们进入了一个案例时代。案例揭示司法程序的缺陷(兰希海案,1998),案例展现名誉权与言论自由权利的紧张(恒升公司诉王洪案,1988；余秋雨诉肖夏林案,2003；广州华侨房屋开发公司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案,2004),案例反映司法独立的进展与困境(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1999 —2002),案例显示立法之间的冲突和缺乏违宪审查制度的严重后果(孙志刚事件及相关审判,2003),案例让我们听到一些法官追求审判独立的坚实脚步声(李慧娟事件,2003),案例让我们感受到冤狱的可怕和纠错机制缺席导致的苦难(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聂树斌案),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2008年,案例仍然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发生在上一年的两起案件在这一年尘埃落定,一个是许霆案,一个是周正龙案。那位遭遇“史上最牛提款机”的许霆先生在2007年12月被广州中院判处无期徒刑,结果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最终导致今年改判5年有期徒刑并由广东高院维持原判结案。本案凸显了一系列法治的核心问题,例如法律条文的解释方法,如何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这种解释,在成文法国家如何解决社会变化(如通货膨胀)与法律稳定之间的矛盾,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界限何在,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合理关系,媒体与司法之间的互动或者冲突,等等。许霆案是一起典型的疑难案件,它引发了法学界的激烈争议,同时无疑也是对于法院的严峻考验。虽然最终的结果尚属差强人意,不过一些事项将会继续引发关注,例如其他地方类似案例如何审理或重审,怎样建立合理的法律解释机制以确保法律规范的清晰明确,确保不同地方和时间里的人们真正生活在同样的法律准则之下等等。

周正龙案件本来只是一个事件,该事件的扑朔迷离以及在网络上持续不衰的热议居然贡献出一个新成语:正龙拍虎。当事件最后演变成为一起刑事案件时,人们的关注点却更多地集中于法院能否通过公开和公正的方式揭示事实真相。周正龙果真是单枪匹马地实施了诈骗行为么?照片在网络上一经发布,就引发巨大的质疑声浪,何以陕西省林业厅组织的专家却能够出具让纸老虎变成真老虎的鉴定意见书?如果说是诈骗的话,是否属于团伙犯罪?或者有关公职人员是否构成渎职罪?还有,一审和二审法院之间是否存在着“联合作业”违反诉讼法的情形?日前媒体传出周正龙又要提起申诉的消息,看来这起事件最终结局还是未定之数。最大的问题在于,真相无从揭露,又何谈解决纠纷和冲突?

2008年另一起案件的审判同样引人瞩目,那就是杨佳案。尽管杀人多达六人,但是杨佳案却是一起不涉及任何敏感事项的普通案件,法院本来能够比较容易地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出认真而透明的审理。但实际的审判过程却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违反程序正义基本准则的地方。这样的做法不仅让当事人以及公众失望, 而且由于透明度的相对缺乏硬生生地把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了一起敏感案件。

在司法界能否有效地回应社会需求方面,近年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某些法院对于特定类型的民事案件拒之门外,使得试图通过司法程序合法维权的人们告状无门,造成侵权者逍遥法外。例如,土地征用所引发的纠纷法院经常拒绝受理；震惊世界的毒奶粉事件,在不少地方,陆续有受害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侵权企业作出赔偿。但遗憾的是,没有一家法院受理此类案件,给当事人的解释基本上都是要等待有关指令。侵权行为发生了,所有条件都符合法律规定的立案标准,但是还要等待法律之外的命令,这明显地昭示出法院受理甚至判决案件所依据的准则出现了问题。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法院如果将法律置若罔闻,判断依据超越法律范畴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法治如何彰显权威?建设法治国家何以具备路径?

从历史的经验观察,一种独立而公正的司法系统对于确保纠纷的公正解决,进而保障人权与自由、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都是极其关键的。2008年,我们见证了法律人对于司法公正的努力,也见证了在推进法治过程中人们的某些彷徨,还见证了国民对于司法的某种失望和希望。在社会矛盾重重、冲突频仍的时候,中央也迫切希望找到适当的途径化解冲突,增进和谐。于是有了法律界全国范围内的“大学习大讨论”,法学界也在司法究竟是要走职业化道路还是走民主化道路的问题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论争,司法改革处在一个很微妙的调整期。

日前跟研究中国法的美国学者 DonaldClarke谈天,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变化,他引用欧文的小说《李迫大梦》,说假如一个经济学家在1978年突然进入深度昏迷,一觉睡到2008年,大梦甫醒,睁开眼睛看祖国,他大概会以为自己到了外国。这是经济上的成就。他问我:假如一个法学家一觉醒来,他会有怎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容易回答,尚须司法界及各界同仁共鞭策,再努力,改革正未有穷期。

饿死在平安夜的美国宣教士慕拉第（Lottie_Moon）

当代的基督徒诗人，我独爱苏小和的短诗。对上帝的盼望，混合着人的忧伤、敏感。一种要在自己卑微的生命中，把福音叙述一遍的愿望，在苏弟兄的文字中，断断续续的闪光。从中看见自己，我写下的每个字，都有一个不情愿的过程。那些专栏啊，那些影像，是面朝大海，流出的第一颗泪呢，还是被自己感动过后，流出的第二滴泪呢。街头的圣诞歌曲，越来越多了。教会的敬拜、祷告，像时代里的一座城堡。可我们以为自己在赞美呢，许多时候，其实还是在自怜。

敬拜，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往往不可信的东西，你才会说“我信”。就像有人四年没还钱了。在电话里他说“我会还的”，我还是说，我信。这样的信，像工业时代的脚手架，支撑起我们大半的生活。失业、失恋，离婚、赔钱，生老病死，地震和毒奶粉。我们用这样一种铺天盖地的“信”，来对付铺天盖地的麻烦。

可你怎么能、又怎么敢，用这样的一个“信”，来说我信上帝呢。爱和公义若在那里，就在那里。你信不信有什么关系。有一位比你更真实的，你只能说，我知道；或者，我不知道。你只能说，我确定，或者，我不确定。

因为信心是一种真正的知识。信心是Assurance，而不是一个不确定中的决定。一个决定在各种不确定中活下去的决定，不是基督教，而是存在主义。

我说这些，因为圣诞节到了。因为平安恩惠，是每个人都想要的。每个人都想做一个决定。今天晚上，我也想鼓励人做一个决定。决定什么呢，决定说“我愿意相信上帝”，就像我愿意相信老张会还钱？

城里的人有福了，这个夜晚给我们一个温馨的机会，一些人决定去教堂看看，一些人去听天鹅湖。城里的人有祸了。这个夜晚若不把人逼上绝路，这个夜晚就和人一点关系没有。因为耶稣诞生的时代，其实是兵荒马乱的时代。对玛利亚和约瑟来说，那个寒夜是穷途末路。平安是一个沉重的、几乎不可能被说出来的词。这个风声鹤唳的夜晚，如何被平安所定义，是我半辈子不得其解的奥秘。

清早起床，特别读到张海燕翻译的里尔克，六首圣诞组诗。以及施玮新译的几首诗。约翰·弥尔顿的《基督诞生的早晨》，

“伟大的救赎从高天而来，正如先知们曾有的歌唱”。

清教徒牧师、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的《诞生》，是对着玛利亚说话的语气：

“无限住在你可爱的子宫中。此刻，又要离开他欢喜的囚室”。

那成为婴孩的基督，如此柔弱。但从起初到永远的时间，被他的哭声一分为二。因此多恩赞美说，

“他的慈怜，岂非长阔高深。难道还需要你怜悯于他”。

常常忘记“公元后”，是多么迷人的说法。对我来说，有个命运，高过一切命运。有个福气，大过所有福气。就是出生在耶稣出生之后，死亡在耶稣死亡之后，也必复活在耶稣复活之后。

而这一切，竟然在信心中，可以被我所知道。

昨天去看了《梅兰芳》。人的性别被颠覆，家国的命运也被颠覆。京剧与电影，也就被扭成了麻花的身段。多少想象，多少留恋，多少不敢触碰的议题。纸枷锁越来越薄了。从梅兰芳一直套到了陈凯歌头上。

世界，就是这个世界。艺术的本质有两种，一是在浊世中开口赞美，一是在尘埃中发出哀歌。在哀歌与赞美诗之间和稀泥的，不是艺术，而是迷信。换言之，就是跳大神。

其实陈凯歌在跳大神。流出第二滴泪的观众，也在跳大神。这世代的文化，越来越像萨满教。文化、政治，改戏、修宪，官家的作派，知识分子的块垒。一百年的进行曲，结果还是一百年的退堂鼓。

戏里戏外，都需要一个夜晚。蕴含扭转一切的力量。就如破落的弃儿，需要一个无条件的吻。信仰是如此真实，和你写下的每一个字，拍出的每一个镜头，和脸上的每一个表情，都息息相关。和你沏的每一杯茶，点的每一道菜，人前的每一句话，都融会贯通。你的信，要么笼罩整个世界；你的爱，要么关乎每一个人。否则，你的信不是小信，而是根本不信。你的爱不是小爱，而是叶公好龙。

平安夜的爱，先是一种喜欢，然后是牺牲一切的喜欢。最后，其实不是你要牺牲，而是在基督的牺牲里，重新得回整个世界。

耶稣的辩证法，是天上和地上的辩证法。他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如果说，平安夜是这个辩证法的序幕。二百年的在华宣教史，就是这个道成肉身的辩证法的一个段落。等了一年，终于在圣诞前夕，看到了纪录片《爱在中国》的浓缩片。这套大型纪录片，选取戴德生、剑桥七杰、拉贝等宣教士，纵横四大洲，讲述他们来到中国、死在中国的一生。他们比我更爱中国人，爱得让人汗颜。他们里面显然有一个新的生命，是我们的肉身所不情愿的。这个新生命，从平安夜开始。结果活成这个样子，就如宣传词说的，

“因信进入世界，藉爱挑战人生”。

特别关乎今天的，是1873年来华的女宣教士慕拉第（Lottie Moon）。这是一位少有的知识女性，出身名门，21岁获文学硕士，精通意大利文、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西班牙文等7种语言，后来再加中文。慕拉第来到山东，第一次在街上看见饿死的乞丐，她把兜里剩下的钱都给了他。这一幕，成了她一生的异象和结局。

慕拉第在中国乡村布道、救济饥荒，长达四十年。回国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用专车接她。回去后，她还是一个蓝眼睛的乡下老太。1912年，平度县遭遇大饥荒，慕拉第把最后一元钱都送给了当地农民。她写信给教会，说如果没有钱来，如果她的中国弟兄姊妹会饿死，她宁愿一起饿死。12月2日，慕拉第饿昏在床上。人们帮助将她送上了回美国的船。

12月24日，不错，就是平安夜里，慕拉第女士死在了回国的船上，享年72岁。从此，浸信会为海外宣教的圣诞奉献，被称为“慕拉第圣诞奉献”。

这是一个关乎生与死的夜晚。生死相随，恩惠平安。是我愿意为今天留下的文字。正如多恩在诗中写道，

“吻他吧，和他一同去埃及”。

2008-12-24平安夜。

目前北方15省的旱情相当严重，冬小麦的情形不容乐观，据官方说是43%是严重减产。当然由于官方根据自己的需要注水和压缩统计数据 ，因此已经有人开始怀疑这旱情比43%的数字更为严重，这也是完全可能的。报喜不报忧，这六十年来的可怕传统，依旧统领着官方执权柄者的思维，也是上下沆瀣一气，欺瞒民众，以达在高压桎梏下的稳定，从而形成统治者阶层利益最大化。

大家都在担心经济危机给农村民众所带来的进一步影响的时候，哪知如此严重的旱情从背后横插一刀，给农村民众的生存雪上加霜。有些很会为农民“盘算退路”的专家学者继续在政治正确上叫好：农民工在城市失业还可以退回去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事实上农民求生不仅在城市是脆弱的，容易失业的，就是在农村也是靠天吃饭的，其保障何在？几十年了，在教育、卫生、大病统筹、养老保险诸方面的投入，在农村可谓少得可怜。且不说计划生育政策有悖人权之嫌，老实说计划生育在农村为何困难重重？其症结在于缺乏养老保险所带来的“养儿防老”观念的根深蒂固。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只会实行野蛮的罚款、没收、牵牛抢羊、上房揭瓦、关押拘留等方式来进行所谓的“基本国策”，导致了今天许多农村问题的积重难返。由于农民的非国民待遇，其在经济危机和天灾面前的应对能力，几十年来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才是当今农村的最大问题。不要说失业找不到工作，连吃饭都快要成问题，你说这2009年是怎样的一个局面？

阿玛蒂亚·森有个著名的说法，他说印度也很穷，印度也发生过饥荒，但却从来没有发生过中国这样惨绝人寰的事，这就是因为市场经济物资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从而有效地弥补了灾荒所造成的损失。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哪怕今春这样的干旱，只要官方不封锁消息，不进行粮食自由流通的限制，不会发生像1958年至1962年这几年饿死几千万人的大惨祸。同时，官方对受灾受害的这些农村进行切实有效的补贴，以使有购买粮食的能力，从而度过今年的难关。但问题在于，你度过了这次难关，还有下次难关，农村自我救济的脆弱是有目共睹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统治，已经给农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今后的日子还会进一步地显现出来。如若不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大下功夫，那么农村随时就是中国社会稳定无法消解的定时炸弹。

说到大饥荒，当然又会说到1958年至1962的大人祸。目前有文章指出，由于国家档案的开放，1959至1962年饿死人数基本确定3775·８万。这个数字，与杨继绳先生《墓碑》里得算出的3600万人，差别不是太大，但依旧有100多万之众。这样的差别，只有待各地关于饥饿的诸种档案完全解密，才能做得更加细密。饿死的数字不够准确，可以允许诸种争论与辩难，关键是要开放诸种档案，允许官方和民间研究者去研究，共同说出事实的真相。只有弄清真相，为这种惨绝人寰的灾难，向民众道歉，有效实现和解，才是中国民众之福。那种想掩盖与否定曾经发生过这样惨绝人寰灾难的机构与个人，都是罔顾事实的。

在强调“不折腾”的今天，回顾60年间的种种“折腾”，如何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仍是一堂待补之课。

1952年初发动的“五反”（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运动，民营企业家（时称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打击对象。对经济违法 犯罪本可依法惩治，当时却采取了政治运动方式，造成生产停顿、货物滞销，企业欠薪，劳资双方受害，国民经济滑坡。5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利瓦伊汉在民建中 央负责人章乃器陪同下，前往重灾区上海调研。

据章乃器日记记载——5月15日听取市工商局长许涤新汇报︰工业厂家五个月未做生意，存货多，30%定金不够周转。商业市场与生产成矛盾，库存不够。与去年交流大会相比，今年 1月私资减少3/4，“商业成问题，小厂亦成问题，转业难”。从去年底至今年4月10日止，劳方已被解雇9万人；运动中资方自杀229人，死100人。荣 毅仁最初坦白违法金额300亿（旧人民币），逐次加码到800亿、1300亿、2400亿，“武戏文唱，哭了二次”。高潮后资本家“大的追求生产，中的动 摇，小的幻灭”。会计学家徐永祚评税收七个字︰生、重、苛、细、扰、追、伤。

5月17、19两日，利瓦伊汉召开工商界头面人物座谈会。荣毅仁提出︰要恢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确定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他抱怨工商业苦乐不均，申新 三年来卖了两个厂，一批物资，收入1500亿，仍负债6000亿。面粉厂五月来只开一月工。经叔平说︰发言顾虑多，怕说立场不稳。不敢要利润，责任推给工 会。吴蕴初称上海企业现状是“高职归队，经理光杆，董事辞职”，加工合同难找铺保（工会反对作保），利润低，付款手续多，干部顾虑多，小厂成本大。刘念义 感叹︰交不出税，税额工商界无法提意见，橡胶业半价出卖轮胎纳税。定货对成本，验收有害怕。

严谔声提出六大问题︰一、是否打倒资产阶级，思想不明确；二、坦白罪行变成追求数字；三、数字高，过关易，罪行变为光荣；四、过关有技巧︰数字求大；五、 说话有顾虑，听话要怀疑，调查不易得真相；六、说话“口角生风”，利润“纸上富贵”。他提出三点意见︰一、要有合法说话场所。二、退款问题严重，因为数字 等于挖出利得，须顾到职工应得利润部分及股息。三、加工定货须有真实利润。徐永祚指出︰“五毒”中“偷税漏税”与“偷工减料”定义不明，税法解释不一。

王志莘反映︰银行业存款跌50%以上，最近又跌5%，私人和工商业各占50%；目前放款跌去300亿，呆滞多；放款中工业多于商业，工业呆滞更严重；私 营、合营银行向人民银行借债多，工商资金“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胡子婴批评将呆货按市价征收所得税，要求“在理论上指出资产阶级的作用及前途；在政治上 确定资产阶级地位；在业务上确定合法利润。”

21日的中小工商业者座谈会也倒出大滩苦水，小五金业虞贤法反映︰小机器厂接不到订货，老板吃救济米，生产工具当柴烧，资方愿做工人。丝绸业沈子槎说︰今 年四个月生意不如去年一个月。纺线业包蔚然反映︰本行业今年因市场变化全部停业，资方卖家具，吃救济米；政府认为前途无望，劳方要求解雇，经费成问题。国 药业赵体润称︰业内工资额最高达营业额的80%，52年交税80%来自借款。

22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座谈，党内干部反映︰不敢讲话，不敢负责，运动后“老虎去，黄牛来”；新的官僚主义严重，学习方法死板，对苏联专家神话式奉承；工作 “多做多错”，政府部门杀鸡取卵，甲厂跌价，随即杀乙厂之价，三个月罚金等于去年全年。周谷城讥讽︰用教大学方法教小学，用教小学方法教大学。

23日华东区各省市工商业和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反映运动中有“逼、供、信”和肉刑，工商联、行业公会不好干，资方代理人不好干；不敢同干部谈行情，怕 扣“盗窃情报”帽子；干部怕做财经、总务、行政。浙江宋云彬举运动流行语“交给我们一定可以打成老虎”为例，批评领导有头无尾，步骤乱，政策不稳，“资产 阶级今天是友，明天是敌”。江苏刘国钧批评民建有“与其老虎让人家打，不如自己来捉来打”的过左思想。安徽朱子帆说︰民主党派人士有作客思想——对中共自 卑，对同志自满。

此后，中共中央追加了一些补救措施，运动于10月间草草收兵，但工商业者的企业心就此死灭。

按照建国前的承诺，私人资本将会长期发展。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改造”加速，到1956年完成公私合营，民营资本被彻底消灭，各种运动仍 持续不断，民族资产阶级由同盟者沦为改造、专政对象。1978年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才逐渐复活，如今又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绕了一个大怪 圈。

在强调“不折腾”的今天，回顾60年间的种种“折腾”，如何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仍是一堂待补之课。

原载《财经》杂志总第229期2009年1月19日出版

附录︰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爱国民主先驱。

他通过刻苦自学，由一名练习生成长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但为了抗日救亡，不但毁家纾难，还放弃了银行的职位和高薪。

他曾创建中国近代史上两个著名的民主政党——救国会和民主建国会。但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又先后离开这两个政党。

他曾受到毛泽东的礼遇，历任政府要职。在1957年的政治风浪中，因言而废其人，又因人而废其言。但他不改初衷，赍志以殁。

章乃器少年时曾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后长期服务于银行界、工商界，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先知先觉型的代表人物。

30年代章乃器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时，创立国内首家中国人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他主张实现国家币制的统一，创议以“信用扩张”代替通货膨 胀，加快资本流通，建立现代化的资金市场和证券市场。1935年与宋庆龄、沈钧儒等组织救国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因此被捕入狱，成为著名的救国 会“七君子”之一。但因反对损害中华民族权益的《日苏中立条约》，于1939年退出救国会。

40年代章乃器创办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张建立“立体工业经济体系”，避免平面发展和重复建设，合理利用外资，倡议财产实名制和西部开发。1945年与 黄炎培、胡厥文等发起民主建国会，主张民主和平，反对一党专政和内战。1948年底应毛泽东之邀，舍弃香港的企业秘密北上，参与筹备新政协。

1949年以后，章乃器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52年出任国家首任粮食部长。作为一位杰出的理财家，他参与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 策，首创粮票制度，基本解决了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他提出粮食的科学加工、储运等管理目标，确立了经济核算制。半个世纪来的中国粮政史上，只有50年代有 利润赢余。

1957年，章乃器通过独立思考，对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新时期的阶级关系及个人崇拜等问题提出意见，遭到批判和罢职，但他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拒绝在“右派”结论上签字，最终于1963年被开除出民主建国会和全国政协。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章乃器受到残酷迫害，晚年在逆境中仍时时以国家民族为念。1977年5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1980年“右派 ”错案平反。遗着有︰《章乃器论文选》、《中国货币金融问题》、《激流集》、《出狱前后》、《论中国经济的改造》、《章乃器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