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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1日，晴转阴，闷热

继续装修在温江的新居。由于闹地震，已停工1个半月。灾区急需物资，所以建筑材料也飞涨。几经掐指，至少比震前预算多出两三万。

幸好妹妹小飞、哥哥大毛、友人鲲鹏等帮了不少忙，使扔钱的无底洞变得有底。小金模仿中共党代表的口吻，总结道：别看这点活儿，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2008年7月2日，半阴半阳

眉清目秀的监工小崔，才30出头，就有了两个娃儿。大的上小学二年级，小的刚刚生出来。我连连道喜，小崔却无精打采。原来他家的租房在地震中成了危房，”5·12以来，就没在屋顶下住过。这次老婆生产，我沾光进医院，好歹住上正儿八经的房间，却连熬几个通宵。

我请小崔吃饭，又催他回去休息。为了抚慰他因摸不着人生前景而疲惫的身心，我许愿将来给他介绍生意。

2008年7月3日，阴雨绵绵

友人冉云飞打电话，称”几个老右派有请”。

从温江搭车，几经辗转，抵达了成都春熙路附近的锦江剧场茶楼，正赶上闹热而丰盛的午餐。

由武汉来的中学老师小严作东，3位老右派，加上我和冉云飞，围成一桌。本来还提前请了77岁的流沙河，临时却接到吴师母报警：先生昨日遭一昏头昏脑之过街三轮车撞飞掉。送进医院，脑壳上缝了20来针，还好没有伤筋动骨。大家惊诧之余，纷纷请求探病云云。吴师母在电话那端，一一致谢并推辞：先生脸包子肿大，变形如自己经常研究的飞碟外星人，进水都用吸管，所以只能等他恢复了原状再说。

大伙松了口气，庆幸先生早年因诗招灾，被毛主席钦点为大右派，发配回原籍劳动改造，拉了多年大锯，将身子骨之结实根基，从青壮年奠定到拒绝散架的暮年–恰似与我对坐的另一川籍右派张先痴，本名张先知，蹲班房近20年，受尽折磨，如今大半盲，却声如洪钟。年岁与流沙河相若，可食量却和廖亦武、冉云飞等饭桶相若。

他们都曾是躲在阴暗角落的牛鬼蛇神，拼命长，拼熬得，居然把万寿无疆的红太阳熬下山了。还一本接一本出书，揪住死太阳不放。这不，张先痴又递我一本回忆录，内瓤子千疮百孔，骇人听闻，中国出不了，就拿到美国出，再转内销，寻一旮旯打字社，多多翻印，自己当自己的盗版商。

我恶狠狠地赞扬了老张的”违法犯罪”，并拱手称前辈。冉云飞也大过嘴瘾，拍桌子打板凳，号召包括在座各位的广大右派，抓紧时间倒苦水，整理成见证历史之文字，汇聚起来电邮给他。”建立一个档案库。不忘国耻，不仅仅对外，对东西方列强，主要是对内，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滔天罪行”。

3个老头经不起煽乎，立马手舞足蹈，口舌猖狂之极，充分暴露了在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之下之反动或天真本能。老张叫唤来日无多，就他妈的不顾老命，在自然大地震中搞点精神小余震。武汉人小严深受感染，赞道：四川真是思想、历史、文化的大本营啊。

接着。小严特地起立，向我举杯敬酒。本人受宠若惊，小严却乘机讲述了与我相关的掌故。前不久，他去香港旅游，逛田园书屋，选购琳琅满目的反动书籍，巧遇美国劳改基金会《黑色记忆丛书》驻香港的发行人武宜三先生，受到热情接待。两地两位老少书生，把盏论道，甚为投缘。蒙老武向小严倾力推荐两卷本《最后的地主》，并叹息：此为廖亦武先生苦心经营之鸿篇巨制，非比寻常，可惜中共海关卡得紧，极难带入大陆。小严慨然承诺”偷运”。老武一再提醒：千万小心！前次余杰夹带多套《地主》过关，均遭没收，还被警察扣押盘问，甚至威协要”收拾”作者本人。小严是经历过八九六四的热血份子，早先还读过我的监狱传记《证词》，当然是为了传播真相或自由火种，执迷不悟。于是自己采购《地主》一套，替素不相识的作者捎了一套。岂料天网恢恢，人赃俱获。无辜小严百口难辩，被海关扣押审问达24小时。更无辜的，是一位与小严结伴旅游的70多岁的老右派，也受株连，请君入瓮，陷入”囚徒困境”中的”背靠背呈供”。

我无言以对。良久，才说当今社会，人心涣散，为了读禁书而冒险的事情，已经不多见了。谢谢啊。小严眼眶有些湿润。接着，大家合影，小严与我单独合了影。再接着，从饭桌回到茶桌。窗外的屋檐水挂成线了，天色极灰，冉云飞打个哈欠，要告辞回家，睡雷打不动的午觉。剩下的人继续聊天。张先痴的精神头依旧旺，令我怀念去年作古的盲人右派作家张紫葛，也是气足，记性好，特能讲出其不意的劳改故事，可突然间，说不行就不行了。

唉，人这一辈子。折腾。本应该好好活，可就是折腾。

2008年7月4日，阴雨绵绵

下午跑装修现场，抬头发现卧室和客厅的屋顶，有大小不等的水渍。打电话招来小崔，搭梯子检查，怀疑是防水层出了问题。没办法，只有天放晴，才能爬上去摸个清楚。

2008年7月5日，阴转晴

找来”专业防水”的梁师，一同爬上5楼房顶彻查，果然防水胶面和凸起的墙面都出现了裂痕，有的指甲盖细，有的小指头粗。梁师道：雨稍微急点，或者风夹雨，水就慢慢渗透下去了。我笑道：这也算地震损失吧。梁师道：这段时间，我快忙断气罗，连半夜都在爬房顶补漏。光这个小区，就有30多户的防水层被地震扯豁了。你这点点算个球。我依然笑脸：算个球，也要修补了，才不是漏球。劳驾劳驾。梁师瘪瘪嘴：装修还没完嘛，过几天我松活了，再给你慢工出细活，咋样？能保证三四年不漏。

过了三四年呢？

也许不漏。也许嘛，嘿嘿，材料老化。人都要老化，何况材料？

2008年7月6日，晴

与友人鲲鹏见面，重提搁置已久的徒步穿越原始森林的计划。鲲鹏说：从青城后山连翻两三座梁子，大半天的功夫，就可以抵达5·12的震中，汶川县映秀镇。我拍手称快：安逸安逸，锻炼、采访两不误。

2008年7月7日，晴间阴

与友人鲲鹏再次见面，被告知徒步穿越计划流产。鲲鹏说：昨天回去，找当地老乡打听，才晓得山体多处滑坡，那条梦中情人一般的林中小道已不复存在。我说：嫖客上床，子弹上膛，不射行么？鲲鹏说：既然这么急，老弟奉陪老哥，同时射！我们明天一早出发，只需将徒步改成以车代步，如何？

2008年7月8日，晴

上午9点半，鲲鹏、我、我哥大毛在都江堰汽车站碰头，并由鲲鹏驾一辆老掉牙的桑塔纳轿车，经损毁严重的二王庙，朝汶川方向挺进。没一会儿，就抵达在地震中名声大噪的紫坪铺水库。老远，就有当兵的挥舞着小红旗，我们只得依令缓速，最终在距一块拦路飞石百把米处，靠边停车。那横跨于群山裆口的世界第一高坝，尽收眼底，而水位，的确如网间流言，只及坝高的三分之一。看来，蓄水发电和灌溉的功能，已暂时取消。鲲鹏说：把这块平稳的水面改造成娱乐场所最合适，钓鱼、游艇、水上餐厅、水上青楼等等。大毛说：地震前，许多人早把这儿当作娱乐场所了。据说还有五六个钓鱼爱好者，被地震给簸下水，至今连尸体也没捞着。我说：估计夹在水底裂缝中。你们看看周围，群峰像被斧头乱砍过，伤痕累累的，动不动就半匹山没了。谁敢再到这儿来娱乐啊。

鲲鹏提议：我们去见识一下高坝顶的裂缝，网上图片中有1尺来宽呢。大毛立即响应，还从车上拖出专业摄影架。我急忙阻拦，并指出坝头的警示牌，上面分别用红白两种字体写着：军事管制区禁止闲人进入。请自觉出示通行证接受检查。

持枪岗哨游弋在警示牌背后，我们只得悻悻然止步。可还是远距离拍了不少图片。网上关于”紫坪铺水库诱发地震”的铁证如山，其中署名王唯洛的文章，《汶川大地震和紫坪铺水库》，综合了众多”反对派专家”的观点，列举了9大理由，我完整援引于此，算为后来人做个记录：

第一、紫坪铺水库是大型水库，水库总库容为十一点一二亿立方米，直接建造在龙门山断裂带之上。过去几百年里，龙门山断裂带附近多次发生里氏七级以上大地震，龙门山断裂主体也发生过六点五级地震，有发生大地震的地质构造背景。「五·一二」大地震震级七点九级，超过历史最大地震记录。

第二、紫坪铺水库紧邻北川──汶川断裂带南端的汶川映秀镇。活动断裂带最突出的部位，往往是震中所在，因为这个部位构造脆弱，应力易于集中。活动构造带的两端，常常是震中往返跳动地点，因为活动构造带在应力加强时，两端受力最大，是推动进一步发展的有利部位。两条断裂带交汇处，容易导致应力集中，往往是震中所在地点。紫坪铺水库的水在高位蓄水的压力下，通过岩石裂隙进入断裂带，促使结构应力的释放。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是汶川县和北川县，正是活动构造带的两端。

第三、此次地震中心就在紫坪铺水库的边上。台湾中大王成阁教授制作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成因图中红色爆炸点处，即紫坪铺水库所在地。四川地质大队范晓工程师提供的四川省龙门山地质构造和地震分布示意图中可以看到，此次地震和之后的几次强烈余震都集中在紫坪铺水库周围地区。中国政府把此次地震命名为汶川地震，其实是一个错误，地震中心距离汶川县城五十六公里。有人认为此次地震应该称都江堰地震，因为地震中心距离都江堰只有二十一公里。其实地震中心距离紫坪铺水库最近，应该叫紫坪铺地震最为合理。「五·一二」地震的主地和几次大余震多发生在水库附近地区。

第四，紫坪铺水库蓄水高度大，大坝高度超过美国胡佛大坝。虽然紫坪铺水库的总库容不足长江三峡水库的三十分之一，但是紫坪铺水库增加的绝对蓄水位高超过三峡水库。紫坪铺水库增加的绝对蓄水位高为一百二十米，而三峡水库为一百一十三米。紫坪铺水库增加的水压力超过每平方米一百二十吨。根据前面的介绍，水库蓄水越高，诱发地震的可能越大。紫坪铺水库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很大，成为最后一根稻草的可能性也很大。

第五，紫坪铺水库蓄水高度变化幅度为国内第一，为六十米，为三峡水库坝址处水位变化三十米的两倍。根据三峡水库和地震关系研究，大幅度水位变化，容易诱发地震。这和国际上的总结，水库蓄水高度变化频繁、变化幅度大，诱发地震的频率也高的结论是一致的。

第六、与三峡水库相比，紫坪铺水库蓄水速度更快。从二○○四年十二月紫坪铺水库蓄水开始，到二○○六年十月紫坪铺水库完成蓄水一百二十米，历时一年十个月。而三峡水库从二○○二年十一月开始蓄水至计划二○○八年十月完成蓄水一百一十三米，历时五年十一个月。水库蓄水速度越快，诱发地震的可能也越大。

第七、二○○七年二月十二日汶川曾发生一次地震，可以认为是紫坪铺水库诱发的地震，虽然震级只有三点二级，但是震中和震源深度八公里和此次地震重迭。此次震源深度为十公里（中国地震局最初报道，震源深度三十三公里，后来修正为十──十二公里；美国发表的数据为十九公里）。此次地震破坏严重，和震源深度浅有密切关系。典型的由于板块运动造成的构造地震的震源深，而水库诱发地震则震源深度浅。震源深度十公里，多为水库诱发地震范围。

第八、根据范晓工程师提供的数据，紫坪铺水库蓄水后诱发地震的震源分布特征，和中国地震局对「五·一二」地震震源分布特征十分相似，都集中在水库区，而且在映秀方向的主断裂上，就是夹角方向和大小也十分相似。这更证实紫坪铺水库诱发了「五·一二」地震。

第九、此次大地震中，逃亡的灾民注意到，在地震发生时，紫坪铺水库水位迅猛上升，一度成为「汪洋大海」，可见有大量能量从水库底部释放出来。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陈述句。它道出了中国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在西方是先有城邦国家，然后才有现代意义上的议会；而在中国推翻封建政权之后，政党政治很快演变为权钱交易，政权被不同的政党玩弄于股掌之中，权利始终没有会回到公民的手上。

财产私有制确保政党权利不被滥用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家天下国家，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王朝，不允许人们结党营私，削弱封建政权。

近代以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借用西方国家的政党组织模式，建立了中国的政党组织。可是从一开始，中国的政治组织就带有强烈的人身依附色彩，甚至连早期的政党章程都直截了当地写明，加入政党的党员必须效忠于党的领袖。由于在党组织内部形成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封闭性组织规则和章程，这样的政治组织往往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但是，由于自身的封闭性，这些组织很容易产生独裁政权。所以，当这些政党组织号召人民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民主政权的时候，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政治团体，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少数政客手中的战利品。政党很快成为党同伐异、以权谋私的政治组织。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异，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缺乏完善的财产保护制度，没有西方国家长期形成的私有制传统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宪政体制。早在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在战争中铩羽而归，为了筹集资金，维持宫廷开支，他决定向封建贵族收税。英国贵族们虽然与国王南征北战，但在涉及到自己的财产权益问题上，他们毫无犹豫地表达了反对的意见。在英国国王与贵族们之间讨价还价之中，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具有宪法意义的规则——《大宪章》。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未经贵族全体代表同意国王不得增加税负；为了防止国王报复，双方约定未经法律许可，国王不得逮捕和关押贵族和平民。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律文件，将国王的财产与国家的财产区分开来，国王即使想要利用自己的特权组建拥护自己政党，由于失去了征税权，国王也不能为所欲为。1265年英国议会正式成立，按照《权利法案》，国家的财产由议会支配，任何政党包括执政党都不得擅自处分公民的财产和国家的财产，在这样的法律背景下，任何政党要想剥夺他人的财产，或者进行权钱交易，都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可以这样说，财产的私有制是确保政党权利不被滥用的基础；而约束国王和政党行为的法律制度，是确保公民宪法权利不受侵害的必要条件。

在中国从来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无论是推翻封建统治的中华民国时期，还是取代中华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直接或者变相实行公有制。公有制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当执政党取得政权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取得了支配国有财产的权利。而一旦取得支配国有财产的权利，那么，他们就可以合法地进行权钱交易。具体而言，当执政党地位稳定之后，他们就会把各种献媚于执政党的组织团体和个人安排到具有丰厚物质利益的岗位上去，而这些人为了获得更多的财产收益，就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满足执政党领导人的各种诉求。所以，财产的公有制，不但会导致执政党彻底蜕变为腐败党，而且会强化党内的独裁现象。

中国政党政治是典型的权钱交易

当国家的权力与国家的财产合而为一，独裁就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在有些地区虽然实行政党公开选举，但是，所有参加政党选举的人在内心深处都意识到，祇要取得政权，就一定能够取得国家财产。所以，在选举的过程中，各种贿赂选举的案件此起彼伏，花样百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些实行民主改革的地区，腐败现象会如此的严重。祇要公营企业或者国有的企事业单位存在，那么，民主选举祇能揭露腐败，而不可能杜绝腐败。

在中国政党政治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权钱交易政治。在执政党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一些人靠牺牲自己的人性，不断地晋升领导岗位，祇要他们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那么，他们的一生都有保障。反过来，如果吃里爬外，在政治立场上作出错误的选择，那么，他们的政治生命就会终结，虽然从表面来看，终结他们政治生命的不是政治原因，而是贪污腐败。

了解中国政党政治的本质，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绝对不是一人一票那么简单。在中国农村广大地区，村民委员会选举早已经彻底演变成为了腐败贿赂选举。不少村民委员会候选人，利用自己的资金甚至利用银行的贷款，公开向村民购买选票，他们上台执政之后，疯狂地掠夺集体财产，霸占村民的合法财产。执政党的基层政权领导人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他们从巩固自己执政地位出发，对这种现象听之任之，甚至对他们所中意候选人的不法行为采取一种欣赏和鼓励的态度。执政党在自己控制的新闻媒体上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能人政治”，把一些地方财大气粗的老板，为了选举成功而为农民提供各种物质福利，看作是当地“党员带头致富”的行为。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典型的腐败政治。这种腐败政治继续蔓延下去，中国大陆的政党政治就会彻底沦为权钱交易的黑金政治。

一些海外的朋友公开讨论，在中国要想当上政协委员，需要支付多少金钱？要竞选人大代表，需要向那些领导干部行贿？这说明执政党在反腐败过程中，已经顾头不顾尾，祇看到体制内单个人的贪婪行为，而没有看到整个体制的腐败现象。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官僚队伍。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团队中，权钱交易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由于长期缺乏民主选举制度，许多基层党员要想担任更高领导职务，必须通过各种方式结交上层领导干部，在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勾兑之中，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非常普遍。祇要交易当事人双方在政治上不犯错误，那么，他们的权钱交易行为就不会大白于天下。

最近中国的政坛上出现了许多非常有趣的现象，一些在体制内部颇有口碑的领导干部，由于在公开场合出言不逊，或者由于自己的穿着打扮过于另类，引起社会公众广泛注意，年轻人通过网络搜索，将他们的恶言恶行公之于众，从而迫使执政党“挥泪斩马谡”。当一个执政团队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这个执政党是否还能收拾民心不言而喻。

通过法律制约执政党控制国家财产的行为

思考中国政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不是彻底否定政党政治，也不是认为在中国的国土上不能生长现代民主政党，而是提醒海内外学术界的朋友们，当我们在讨论多党轮流执政还是一党独大问题的时候，应该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所迷惑，更不要陷入形而上学的讨论之中。政党政治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基础，如果不能通过宪法和法律制约执政党控制国家财产、损害公民利益的行为，那么，无论是实行一党专政，还是实行多党轮流执政，都不可能给中华民族带来福音。多党轮流执政可能会演变成为轮流坐庄，相互分赃；而一党专政也有可能通过党内的吐故纳新、廉洁自律而减少对国家财产的占有、对公民利益的侵害。

不少人对执政者的慷慨表示不解，认为作为一个执政党，为什么要大兴土木，新建富丽堂皇的楼堂馆所，为什么要在城市中心部位，公开高调建设美轮美奂地标性建筑。其实说起来非常简单，执政者之所以好大喜功，部分原因是为了个人的眼前利益，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执政者把自己看作是现代国王，他们不能在土地上刻碑留名，他们希望以现代化的建筑留名青史。这种缺乏民主监督，把国家和公民的财产当作自己财产挥霍的政坛现象，充分说明，这个执政党已经彻底堕落成为一个家天下的封建组织。

虽然中央三令五申，提醒执政团队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但由于国家财产与执政党密不可分，由于执政者的权力不受约束，所以，反腐倡廉工作更像是一种程式化的表演——虽然在舞台上看起来像模像样，但是当所有的观众转身离去之后，这些演员就会原形毕露。

所以，完善中国的政党政治，不能仅仅从民主选举着手，民主选举祇是政党政治的具体表现，而防止政党政治演变成为权钱交易，必须通过宪法和法律，彻底剥夺政党支配财产的权利。祇有这样，政党组织才不会利用国家的财产和他人的财产，组建自己的政治小团体，通过一次又一次贿赂选举，取得政权，然后攫取更多的财富。

笔者的建议是：首先，必须通过宪法和预算法，将国家的存量资产张榜公布；其次，必须通过政党法，将政党的财产公之于众；第三，必须通过政治选举法，将贿赂选举视为严重犯罪，任何政党在选举的过程中都不得进行权钱交易；第四，必须规范各社会团体的行为，防止当着他们在政治上扮演帮佣的角色，在经济上扮演鬣狗的角色。中国应该解散一切打着民间团体旗号的政治团体，应该在区分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基础上，实行真正的政党登记制度，所有的政党包括执政党都必须按照政党登记法，如实申报自己的财产，并且公布自己的章程和党员守则。假如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率先垂范，主动地将自己的财产与国家的财产区分开来，建立与国家政权相隔离的政治组织，自上而下开展民主运动，号召党员廉洁奉公，那么，中国共产党早晚有一天会被人民所唾弃。

回顾6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人们会惊讶地发现，现在执政党仍然躺在60年前的政治成绩上吃老本。中国共产党推翻了腐败独裁的国民党，但是，中国共产党很快步国民党之后尘，在贪污腐败问题上形成了制度化的办事规则。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60年，曾经提出充满激情的口号，也梦想在很短的时间里赶上发达国家，但事实证明，一旦实现国家政权与国家财产权利的结合，一旦掌握了国家财富，那么共产党在挥霍国家财富方面，与国民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在中国大地上最豪华的建筑都是党政机关的建筑，祇有极少数党的基层政权组织仍然屈居在平房之中，绝大多数党政机关的建筑规模和成本远远高于当地的学校。在这样一个社会氛围里，提出反腐倡廉的口号，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

新闻界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中国的市长与美国的市长通过现代电视通讯频道，相互问寒问暖。当中国的市长邀请美国市长到中国访问的时候，那位美丽的美国市长充满歉意，说没有得到议会的批准，没有得到市民的特别许可，她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到中国来访问；可是，那位中国市长却豪迈地一挥手说，美国同行到中国访问的所有费用，都有他来承担。这种令人苦涩的电视对话，让人不由得对普通中国人表示同情——在这样的执政党领导下，普通中国人勤劳致富的梦想，恐怕永远难以实现。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在世界人权日的前一天，12月9日凌晨，突然得知刘晓波再次被警方绑架的消息。愤怒之余，心里着实有些诧异，不明白当局发了什么神经病，要挑这个日子给自己出丑。

接着，听说事情是与签署一份叫做“零八宪章”的文件有关。虽然当时还没有见到这份宪章，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但还是立刻就明白了，当局到底抽了哪条筋，如此敏感。它大概是从这303人签名的宪章，联想到八九民运前夕的33人签名信了。

《零八宪章》是民间给官府一个说法

的确，当前的局势与八九前夕有几分相像，祇是更严峻。从西藏、瓮安到杨佳，数不清的群体抗争、个体抗暴；从汶川地震到三鹿毒奶，制度性腐败昭然于全球；奥运强心剂，加速了亢奋后的疲软；经济滑坡，迫在眉睫；……。而历史偏偏马上就要步入一个几乎可以让当局数得出365个敏感日子的2009年。攫取政权60周年，敏感得如同大限；五四90周年，提也不是不提也不是；六四20周年，更是让当局恨不得日历上没有这两个数字；……。

这个节股眼儿上，在《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纪念日发出的《零八宪章》，在当局绷紧的脆弱敏感神经下，仿佛成了冲击专制末日的战书、檄文和号角，就如同当年33人签名信揭开了八九序幕一般。

1989年2月16日公开发布的北京知识界33人签名信，呼应同年1月6日方励之《致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当局对魏京生等政治犯实行大赦。在这个基础上，后面还有2月26日42人签名、3月14日43人签名等一系列公开信。不论其背后的含义如何，就其表现形式而言，这几封信都是对当局提出请求，要求官府给个说法。其后，从4月15日起的自发悼念胡耀邦，4月22日的跪求请愿，4月27日大游行要求取消426社论，直到后来的绝食、对话，在表现形式上，基本上都没有脱离向官府“要一个说法”这样一条主线。可是官府没有给一个说法，却回应以军事戒严，坦克上街，机枪屠杀。

细读20年后今天的303人首签的《零八宪章》，全文中不再有一个字乞求官府，而是开口就说“我们的基本主张”、“我们的基本理念”，全面地阐述民间对未来中国的展望，描绘民间的中国民主化路线图。显然，这是民间给官府的一个说法：既然中共当局迟迟拖延政治体制改革，避开政治体制革的根本实质内容。你不争论或含糊其词，我们就给你说清楚。──你不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就给你一个说法。

杨佳名言流行，民心不耐烦等待“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这是杨佳的名言，风靡了网上网下。

杨佳袭警，得到民众网上网下几乎一边倒的同情与推崇，甚至远远超过7年前的山西胡文海案件。上千的民众聚集在法院门口公开支持杨佳；无数的网民口口声声尊称杨佳为大侠。

其实要以“行侠仗义”的标准，胡文海当尚在杨佳之上。胡文海的案件不是私仇而是公仇，是为了反贪。他自认正义在手，也先循了“正常途径”，告状、上访“要个说法”，不仅没有从体制性的腐败官府得到任何结果，反而险遭暗杀，这才挺而走险。案发之后，他不仅敢做敢当，大包大揽，遗憾“该杀的没杀尽”，更后悔误杀了不该杀的无辜。

为什么民众对杨佳案反响的强烈程度远远超过胡文海案呢？一是7年过去，社会矛盾和积怨，不仅没得到丝毫的缓解，反而急剧递增长到爆发的边缘。二是杨佳袭击的对象，是象征公权力的警察。人们通过对杨佳的推崇，强烈地表达出民众怨恨的目标，早已不在局限于个别的贪官，而是集中到制造这些贪官、制造社会不公的官府和体制本身。

因为从官府那里不可能要到说法，逼出了胡文海以自己的手擅行执法（take the law in his own hand）的举动。而杨佳一句话，则高度概括了从胡文海到他自己行为的一切，也为民众的心头积怨“出了一口鸟气”，成为民心不再耐烦等待的一个标示。这就是为什么这句话能够流行一时。

《零八宪章》促动民间聚集共识

杨佳事件无论反响多么大，无论因而引发了民间多少呼唤杨佳的声音，在官府看来，那不过是又一个孤立事件。在当今的中国，这样的孤立事件恐怕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因此官府总是觉得，祇要下手重、出手快、真相捂得严实，胡文海也好，杨佳也好，杀一个少一个，每一个孤立事件都会很快过去，又一个不稳定因素又会消灭在萌芽之中了。

的确，杨佳事件是一个孤立事件，不论民间多少呼唤杨佳的声音，出10个杨佳，出100个杨佳，中国这么大，也就是10个、100个孤立事件而已。

如果10个、100个杨佳同时出现在一个事件里，那就会是一场暴乱；要是有10个100个暴乱同时出现，即便中国那么大，也免不了会形成一次暴力革命。

其实不需要任何的暴力，祇要成千上万的民众一起站出来，表达同一个哪怕是最、最、最温和的诉求，就能酿成一场巨变。

18年前的东德，成千上万的民众兴高采烈地走上街头，想要表达的正是一个再温和不过的愿望：走到西德去。而柏林墻却因此轰然一声倒塌了。

可见，民众的共识，哪怕祇是最低诉求上的共识，作用比什么都大。这就象物理学上的共振，再轻柔的脚步，千万人一起动起来，聚集起来的共振，再坚固的桥粱、建筑也难以承受。

而官府对零八宪章敏感的根源，恐怕正是在于担忧民间正在聚集共识。

零八宪章公布以后，引发了许多的共鸣和许多的批评。

其中有很多的批评，是说它没有包含某个具体的诉求，如西藏自决什么的。其实这类的诉求是很难取得共识的。接纳了这个诉求，会吓坏那边一大批人；接纳了那个诉求，又气走这边一大群人。避开有争议的内容诉求，找出最大公约数，争取最大程度的共识，显然是零八宪章所谋求的路子。

对零八宪章最多批评，是过于温和。甚至有不少人把它比喻为公车上书，为谏言。笔者对零八宪章是后知后闻，不敢说能准确把握起草人的原意，但读后的第一感觉，就是本文的主题：它是民间给的一个说法，并不是什么谏言、上书。但民间要求变革的诉求，主张的途径，包罗万象。有温和，有激进。你提出温和的主张，一般来说，阻止不了主张激进途径的人们。他们还会一样强烈地要求变革。但若你提出激进的主张，却往往会吓跑不少主张温和途径的同盟者。可见，零八宪章采纳相对温和的调子，相对而言，更容易在民间聚起较多的共识，哪怕祇是最低程度的共识。

官府担忧民间聚集共识

虽然民间对零八宪章中一些词句的具体写法争得面红耳赤，其实对于官府来说那些一点也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它担忧零八宪章会在民间造成一个声势，形成一个气势，聚合成一个运动。而零八宪章这种以温和的诉求聚集最广泛共识的做法，最使官府神经敏感和头疼。这大概正是它为什么如此反应神速，抢在零八宪章公布之前就先行抓人的原因。

祇是抓人也有抓人的难处：引起世界关注和抗议，同时还反而促使民间在同仇敌忾之下聚集共识。

从现在的情况看，当局似乎是在采取一种“两手”的做法。

一方面警方国保迅速广泛和密集地对相当一部分首批签署人进行“传唤”，显然是在织罗证据的同时，意图制造一种对民间进行恐吓的气氛。同时，社会上也流传诸如当局有一个数百人的捕人名单，当局将在新年前后有一个“严打”式大规模镇压异议、维权和宗教人士的行动，等等风声，颇有“提前清场”的味道。

另一方面，除了拘留刘晓波之外，当局暂时还没有进一步的抓捕行为。这固然是在观望国际和民间的反应，但也不排除当局也在利用这样一个表面上“风声缓和了一点”的气氛，促动民间阵营内部转移目标，在就枝节问题的自相争执甚至相互猜疑中涣散开来。

官府何去何从

近20年前面对民间的“要说法”，官府以机枪坦克的屠杀来回答，并从此断然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断绝社会改良的途径，这是中国当前几乎所有社会矛盾和危机的根源。以20年的“稳定腐败”，积累了鼎沸的民怨。以“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的初衷，浇灌出今天遍地密密麻麻“不稳定萌芽”。胡文海也好，杨佳也好，都是官府一手制造。

一头用“闷声发大财”转移民众政治上的不满，另一头官商勾结巧取豪夺，制造大量的社会不公；一头面对诸如毒奶杀婴、砖窑奴工等等重大弊案，一次又一次地流泪秀，另一头对揭露弊案最有效的媒体、网络严厉控制和封杀；一头在民间的强烈要求下给地震死者下半旗，另一头强力压制要求调查和赔偿的难童家长，关押曾宏玲等撰文披露灾情的网民；一头空口“和谐社会”，另一头截访抓人；……。

可是，截访截走了杨母，逼出了杨佳。官府“两手”的雕虫小技，祇能拖延一时，不解决任何社会根本问题，祇能使矛盾和危机积累到极限，直到爆发。终于，民众不再忍受等待，民间不再愿意等待。

杨佳以一句名言和一个暴烈的方式，给出了一个民间个体自己的说法。

《零八宪章》则以一个最最温和的方式，给出了一个民间群体对中国未来的说法。

历史，已经翻到了由民间给说法的一章。

至于官府，不走蒋经国的路，以主动变革来迎应民间的说法，就要最终面对遍地杨佳。

（2008年12月10日——31日）

这次《零八宪章》签名活动有什么特点？我以为，《零八宪章》签名活动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个体化的集体行动。几百人、几千人都在同一份文本上签名，这就构成了一种集体行动。然而在这里，每个签名者都是以独立的个体的身份参加的，他并没有因为签名而改变这一身份；每个签名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祇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就叫个体化的集体行动。

《零八宪章》签名活动既不是组织，也不是集会。它不是组织，没有上下级，没有领导被领导的问题，也没有共同遵守的纪律或进一步行动的承诺。当初捷克的《七七宪章》设有发言人，这次中国的《零八宪章》连发言人都没设。这意味着，任何人——包括那些发起人——在对宪章发表意见时都祇代表他自己。依我看，这样也挺好。它使每个签名者更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果设立发言人，外界就会把他的发言当作是代表我们全体签名人，如果他的发言让很多签名者不满意不认同，那又怎么办呢？那就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和混乱。再说，《零八宪章》签名活动不是一个组织，我们也没有合适的程序让大家提议和表决更换发言人。所以倒不如干脆不设发言人。大家尽可以就宪章问题各抒己见，也不妨彼此争论，同时又不至于节外生枝，影响宪章签名活动的照常进行。

《零八宪章》签名活动也不是集会，不是街头运动。我们知道，街头运动，尤其是无组织的街头运动，由于大家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场”也就是一种特殊的氛围，彼此的言行很容易互相传染。另一方面，从外人的角度，也不容易把人群中的这一个与那一个清楚地分辨与区隔。不出事则已，一旦出了事，在场的人很容易受波及。网络签名活动就不存在这类问题。在签名活动中，签名者在空间上是互相分离的，你是你，我是我，你做的就是你做的，我做的就是我做的，不会混淆，因此也不容易受牵连。在签名活动中，每个人的个体性都不受影响。

《零八宪章》首批签名者之一、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在《我为什么在<零八宪章>上签名？》一文里，把这次签名活动的特性做了极其严谨而雄辩的阐述。他说：“显而易见，判断人们在宪章、宣言、呼吁、公开信等等文件上签名是否合法的唯一根据是文本的内容，签名者必须，也祇需要对文本负责。从言论自由的原则出发可知，这类签名天然就是合法的”。所谓“祇对文本负责，意味着签名是否合法与签名组织者和其他签名者的身份、背景无关，与他们在其他场合表明的观点、活动无关”。

固然，网络签名这种方式不如成立组织或举行街头运动的社会效果强烈，但是在目前中国的形势下，因为它更稳妥，更可控，更少风险。说到底，《零八宪章》签名活动祇是言论自由的问题。这就可能让更多的人参与，从而造成相当重大的影响。

网络签名活动还有个好处，那就是它更能够防止别人——特别是当局——的破坏。因为这种方式最单纯。假如当局派特务混进签名行列，他又能做些什么呢？无非是对宪章妄加解释，散布流言蜚语。我们可以据理反驳，也可以不理睬，因为他不能妄称是我们的代表，因为我们认同的祇是宪章文本。每个签名者祇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对别人的行为负责。就算有某些签名者，甚至是那些名气大的首批签名者，后来宣布撤销签名了，乃至反过来“承认错误”，否定《零八宪章》了，那对签名活动也没什么影响。因为《零八宪章》一旦公布，它就获得了独立的生命。《零八宪章》不属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零八宪章》属于我们大家，属于我们每一个签名者。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我们认为恰当的、正确的行动。

如果说我们签名者有什么义务的话，我以为我们的义务祇有一个。那就是，当别的签名者遭到当局迫害时，我们应该依据言论自由的原则为他声援抗议。不过就是这么一个义务，也祇是我们自己加诸于自己的道义责任，并不是要强求别的签名者也都必须这么做。

我相信，在说明了《零八宪章》签名活动的这些特点之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打消顾虑，积极地参与，并且勇敢地坚持。《零八宪章》签名活动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

时光荏苒，一转眼，我们就要面对六四20周年了。也是一转眼，我的流亡生涯也过去10年了。这些年来，经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你这些年来还能一直坚持下来？

是什么呢？我要说，是来自外界的支持。六四过去20年了，外界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20年过去了，大部分中国人都已经淡忘了当年的事情；大部分中国人都开始从现实出发，不再期待民主与自由这样的理想，放弃对民主运动的支持了。可是在海外流亡10年，我的切身经历告诉我，这并不是全部事实。

的确，20年过去了，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反对运动得到的支持与追随都有明显的衰退，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忘却。当我们看到一些无知的年轻一代诋毁八九民运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忘记，人民的真正主流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沉默绝对不是忘却。这些年来，我到处奔波，凡我所到之处，几乎都会涉及到“六四”这个主题。我可以说，那些表面上的淡漠，那些在网路之类的虚拟空间上表现出来的攻击和恶毒，在真实的生活中其实并不多见。相反，10年来我感受到的温暖和支持远远大于冷漠和攻击。我常常想，有机会我应当把这些年我感受到的温暖写出来，就叫做《暖流集》。那样的一本书，也许就是对上述问题的最好回答。

今天，我们又在流经自由女神的哈得逊河入海口聚会，爲一位老人送行。

戈扬老离我们而去了，这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
   
继王若望、刘宾雁等老先生之后，戈扬老又给我们树立起一座反抗极权专制，宁愿客死异乡而绝不低眉俯首的光辉典范，这又是一件令人感佩景仰的事。
   
如同上世纪前半叶成千上万投身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戈扬怀抱救国救民，在地上建立人间天堂的梦想而献身于中共革命。在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新兴思潮而具有极大魅惑力的那个时代，这不仅是相当数量知识分子出于社会责任的一种自然选择，而且是一种极其真诚的良心选择。作为晚辈，我们生活在与他们完全不同的时代。在我们的时代，共产主义的世界性之残暴与欺骗已显露无遗，我们当然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就是我们这一代，在自己的青年时代，也曾经被那些壮丽的谎言所鼓动，热血沸腾地 争当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这两代中国人中，少有如同写《1984》 的奥威尔那样的先知。我们都有一个被欺骗而后反叛的曲折经历。戈扬是我们之中的佼佼者。她当年投身革命，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随时准备为真理献身，后 来，当她怀疑革命并逐渐走上反叛之路时，同样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随时准备抛弃前半生奋斗而得到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历史。20年前，八九民运使我们一起与中共彻底决裂，从此走上一条不归的流亡之路。那时，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由于她与共产革命血肉相连，她所经历的灵魂挣扎，比我们要深刻得多，痛苦得多。就这一点来说，她有一颗强健的，英雄般的灵魂。
   
如果能再过一生，如果仍然是那个时代，我想或许戈扬和她的同志们会有不同的选择，但就真诚、纯洁、为真理献身这些人类基本品质而言，戈扬是不会有改变的。在今日之中国，在这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道德普遍堕落的时代，戈扬的这种精神，使她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人杰。无论兴亡成败，也无论得失毁誉，我们都要向戈扬那样”守死善 道”。因为我们同极权主义最本质的冲突，就在于人性。
   
七年前，为王老送行时，我曾写道：美国最伟大的诗人惠特曼把老年比喻爲”在入海处逐渐宏伟地扩大幷展开的河口”。今天，我们又在流经自由女神的哈得逊河入海口聚会，爲一位老人送行。这位老人正是惠特曼所讴歌的那种”被放逐、卧病在遥远的远方”的英雄。
 
戈扬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一、2008年是“灾难元年”

2008年底《金融时报》有篇文章说本年是“中国灾难元年”，因为这年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