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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山寨文化”是中国独有的草根文化、平民文化还是饱受质疑的“流氓文化”？其最终的宿命是进入主流,被“招安”还是在解构中也颠覆了自身？“山寨文化”与现代意义上的“平民文化”有何区别？就这些问题,时代周报专访了文化学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教授。

作者：朱大可 文化学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

时代周报:“山寨”一词无疑是2008年最流行的网络和民间词汇之一,但对其词义的理解却众说纷纭,从最初的“山寨产品”,经语义学置换后变成“山寨文化”、“山寨精神”等,在你看来,“山寨”这个语词究竟包含了哪些含义？

朱大可:“山寨”这个词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的语义:第一,指仿制和盗版的工业产品;第二,指流氓精神;第三,指在一种流氓精神影响下的文化颠覆,戏仿、反讽和解构。后两种事物之间互相关联,但却跟第一种风马牛不相及。但由于它们被胡乱混淆在一起,导致了一场普遍的阐释混乱。

时代周报:“山寨”这个词汇最初源于珠三角地区生产的山寨手机、山寨数码产品等,这些产品无疑是以商业盈利为目的,但却具有低价、紧跟流行趋势,更能满足中低端消费者等特点。“山寨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盛行说明了什么？

朱大可:发生于制造业的克隆手机和数码产品,使用了“山寨”一词,却是一种修辞学上的不当借喻,也就是不当地借用了“山寨”一词中所含的“另立山头”语义。这要么是科技界语文水准下降的征兆,要么是一种蓄意的话语阴谋。仿制工业品根本就不是“山寨”产品,而是彻头彻尾的盗版品。

“山寨”一词制造了语义学的误会,似乎这种盗版行为中含有民间、草根、侠义和反垄断的光明成分,这也是盗版产品获得社会同情的语义学根源。但它实际上跟民间、草根和侠义毫无关系。它从一开始就是赤裸裸的知识侵权行为。但在这种山寨产品盛行的背后,还潜藏着“后发国家”的历史性怨恨。有网友宣称,“帝国主义”掠夺了我们上百年,难道就不允许我们掠夺它十几年？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立场。但这种强烈的历史性怨恨不能解决中国制造业的困境,恰恰相反,只能把它推入更危险的状态。

时代周报:很多批评以快速模仿复制名牌产品为主的“山寨产品”的学者也认为这是一种“偷盗”,认为这是中国对产权和专利保护不够造成的,这会扼杀创新精神。这种担心是否多余,市场会不会对这种山寨产品的命运作出判断和选择？

朱大可:如果纵容这种盗版行为大量滋生,产权和专利无法经由自主开发获得,则中国文化的原创精神将无法建构,而中国制造业的创新机能也将长期萎缩。这显然是一种恶性循环。消费市场支撑着以盗版为核心的低成本工业,由此制造了廉价的贸易狂欢,但由于企业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它的盈利模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必定会走向自我倾覆的结局。“中国制造”的悲剧,盖源于此。

时代周报:“山寨产品”存在仅具有消极作用？是中国市场体系劣质化的一个标志？

朱大可:模仿型产品作为民族工业的起步阶段,有缩减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显著功效,所以,日本韩国等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之初,都曾走过模仿阶段,但它们随后就转向了更大规模的自主创新时期。其中日本是科技创新最发达的国家,其制造业的创新能力,超过欧美任何一个国家。而“中国制造”在经历改革开放30年之后,继续在低档、廉价和劣质的层级徘徊,满足于没有独立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大规模仿造,由此跌入全球经济链的最低端。我们至今还在这个炼狱里辗转挣扎。在我看来,盗版文化要对此负重要责任。

“山寨”文化是后权威时代产物

山寨文化是民众获得话语权之后的一种社会解构运动,旨在颠覆文化威权的中心地位。山寨版春晚是这方面的范例。它表达了民众对央视的轻蔑和挑战,并营造着一种更为多元的文化格局。在经历了漫长的威权主义时代之后,这种挑战正在成为转型中国的社会常态。

时代周报:山寨春晚、山寨明星、山寨百家讲坛等相继风行,“山寨”真的沉淀成一种文化？或只是网络时代的一种短暂的流行风潮？

朱大可:作为流氓文化的代名词,山寨文化是历史悠远的传统,山寨精神就是华夏文化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种关键的民族遗传基因,超越了朝代和时间的框架,显示出某种永恒的特点。但在不同的时代,它会更换不同的命名,犹如寨主们更换山顶上的旗幡。例如,过去我们曾经把它叫做“江湖”、“山头”、“武林”、“坊间”和“市井”等等,这些近义词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别,但都包含跟朝廷对位的基本语义。

时代周报:山寨精神或山寨文化扮演了对抗精英文化的角色？

朱大可:“山寨”这个词只有在文化领域使用,才能回归到其语义的本源。山寨精神所指称的,无非就是我们熟知的流氓精神。这是一种跟国家主义和朝廷空间相对的事物。当然也跟宗教精神相对。但流氓未必就是精英的敌人。只要查看《水浒》的造反者名单就不难发现,在一百零八将的“天罡星系统”和“地煞星系统”两个支系里,只有极少部分地位卑微、没有话语权的纯正草根,更多的是北宋社会的精英分子,要么是地县级中层官吏,要么是前朝贵族和殷实乡绅,瓦岗寨的情形也是如此。

就阶层出身的身份而言,中国“山寨”基本不属于“草根”阶层。在水泊梁山这座典范的山寨里,精英永远是寨民的命运掌控者。这些被逼反叛的精英分子不仅占据高位,而且在焦虑地期盼朝廷的招安,渴望来自国家权力的身份修复。这是山寨政治的核心理想,也是山寨逻辑的必然结果。把山寨变成草根的专利品,拿它跟精英对立起来,可能会产生某种不当的文化误导。

时代周报:山寨文化为什么会在中国当下发生并受到网络和民间热捧？是否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

朱大可:山寨文化是后威权社会的必然产物,是民众获得话语权之后的一种社会解构运动,旨在颠覆文化威权的中心地位。山寨版春晚是这方面的范例。它表达了民众对央视的轻蔑和挑战,并营造着一种更为多元的文化格局。在经历了漫长的威权主义时代之后,这种挑战正在成为转型中国的社会常态。

时代周报:若说山寨精神是一种流氓精神,那它在中国就具有悠久的历史。作为社会解构运动的一部分,它具有以模仿、反讽、恶搞、解构权威话语等特征,是网络时代恶搞的另一个翻版,但它是否也是文化原创的一部分？

朱大可:不妨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早在上世纪80年代,山寨精神就已经开始盛行,它的旗手是王朔和崔健,他们联手打造了新流氓主义的文化旗帜,由此产生出第一代山寨文化。他们因而对中国文化进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这一时期的文化主体仍然是知识分子。

21世纪初盗版电影和互联网兴盛之后,各种戏仿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以周星驰的《大话西游》为信号,山寨版《西游记》深入人心,引发“大话”狂潮,大话红楼、大话三国等各种戏仿作品层出不穷。这是第二代山寨文化的崛起,它的主体已经转变为青年普罗大众。

2006年,胡戈对电影《无极》的戏仿,打开了2.0时代的图像反讽程序,成为第三代山寨文化的重要开端。这就是当代“山寨文化”的发育简史。很显然,山寨文化决不是2008年的独特发明。它只是改头换面的流氓文化而已。不看到这点,就无法理解中国山寨文化的本质。

山寨文化当然有优劣高下之分。优秀的山寨文化借助戏仿和反讽推进了文化发展,可以被视为文化原创的一种特殊形态,但大多数山寨文化产品都是网民自娱自乐的结果,它们犹如歌厅里的卡拉OK式的自助演唱,自己觉得HIGH就行了,旁观者一旦较真起来,起身痛斥它难听,污染消费环境,就会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大众的山寨文化,有其自由生长的充分理由。任何以“低俗”之名展开的围剿,都只能陷入行政过度和文化专制的误区。

“山寨”是民众对自由的想象

中国的草根文化散发着浓烈的传统江湖气息,具有非理性、以暴制暴、狂欢性宣泄以及道德法律双重失序等等的特点。它是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过渡形态。

时代周报:“山寨文化”体现在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也饱受争议,尤其是在网民眼中,他们认为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草根精神,平民精神。

朱大可:我要在此反复强调的是,“流氓”不是一个负面的司法与道德判断。它是一个中性语词,用以描述华夏社会中身份缺失的社群。作为流氓文化的山寨/江湖文化,包含着两种彼此对立的价值:一方面是对现有文化秩序的反叛、解构、颠覆、挑战和嘲弄,由此展示出积极的社会批判意义;另一方面,它也对社会正面价值实施颠覆。流氓文化总是在倒洗脚水的同时,把婴儿也一起倒掉。在大多数情况下,流氓文化只在单一地重复着解构的动作,它缺乏正面建构价值体系的机制。这就是流氓的哲学限度。流氓精神,跟草根和平民有某种联系,但不是同一种事物。在很多情况下,平民大众同样是流氓调戏的对象。刘邦和朱元璋一旦当上皇帝,就迅速背弃了原先的草根支持者,但这完全符合流氓的行为逻辑。

时代周报:在中国当下,这种山寨精神或文化存在有何意义？它折射了当前庙堂文化、精英文化的困境？

朱大可:山寨精神的唯一成就,就是在华夏历史上建造了无数座转瞬即逝的“山寨”。这是流氓自己的家园。但它们只是某种临时的驿站。山寨不过是朝廷的一个镜像而已,或者说,它是朝廷在江湖中的一个垂直的倒影,却拥有疑似草根的面貌。大多数山寨是由丧失身份的精英打造起来的。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互联网为草根网民制造了山寨的幻觉,误以为自己置身于独立的山寨之中,但只要探究一下中国历史和现实就会发现,没有哪座山寨不在朝廷的权力支配范围之内。在我看来,山寨精神的价值在于,它在一些局部的数字虚拟空间里,实现了民众对自由的想象,如此而已。

时代周报:中国当前的庙堂文化、精英文化有无存在问题？

朱大可:不仅有问题,而且相当严重。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精英在高压和收购下发生集体转型,从批判知识分子变成犬儒型知道分子。这是所有中国社会病变中最严重的事变。但仍然有少数知识分子坚守着独立批判的立场,却未能获得民众的必要支持。许多人无法辨认不同知识分子类型之间的显著差异,而是采用了一揽子的对立或攻击立场,从而加剧了中国文化的内在损伤。在我看来,煽动愤青围攻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种运作得很成功的“文化阳谋”。

时代周报:“山寨文化”的最终命运如何？

朱大可:山寨/江湖作为一种文化象征,是华夏民族文化的一种宿命。它会像岩石一样永生,不倦地鼓舞青年亚文化群,在反叛和颠覆中寻找自己的价值目标。在旧一代“寨民”被招安之后,一定会有新一代的“寨民”加入到文化反叛的阵营中去,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这就是文化生态的常态。对此,我没有什么异议。

时代周报:中国的草根阶层与现代意义上的平民阶层有何区别？需要补充哪些内容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平民文化？什么时候中国社会能够完成这种变化？

朱大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公认的现代平民阶层,一般具有下列几项基本特征:第一,它是社会的大多数（主流）而不是“一小撮”,拥有稳定的职业收入和家庭结构;第二,总是在自由、平等和健康理性的对话平台上表达意见,从事专业化的社会建构;第三,具备人类（普世）价值观、健康的生活趣味、注重尊严和荣誉感,善于以法律为武器捍卫自身的基本权利。

中国的草根阶层尚未获得这些属性。它的文化散发着浓烈的传统江湖气息,具有非理性、以暴制暴、狂欢性宣泄以及道德法律双重失序等等的特点。它是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过渡形态。不错,我们已经拥有漫长的山寨/江湖历史,并且注定还要在这种气息中继续生活下去。在贫民阶层尚未脱贫、而中产阶级成长缓慢的背景下,我不知道这个过程会在什么时候终结。中国还没有完成这一转型的时间表。

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被学界称之为的中国新启蒙运动）”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从那时开始笔者也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也开始走上背叛这个制度的不归之路，在这个不算太长的历史阶段，作为60后的一代人，我们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虽然来得有些迟，却也赶上了89年这趟末班车–毋庸置疑，从80年代开始的中国新启蒙运动给中国人播下了自由民主思想的种子，一直到89年的彻底结束，思想解放的时代才被正式划上了句号。

自此，这个国家开始了一个政治反动而经济改良的时代（中共的”改革开放搞活”用四川话即可幽默的简称为”改开搞”），政治反动的时代必然也是一个国家思想僵化的时代，这种思想僵化当然是因为统治阶级的原因而有意造成的–从90年代开始，中共开始在政治上止步不前并对异议者进行镇压，在经济上为巩固自己的政权而有目的有计划的”改革”，并让中共和它相关利益集团”先富了起来”，而对于”体制外”的全中国人民来说，这近20年可以被形象的概括为”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肉体上摧残”的时代–于是中共基本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人民也被迫站在了它的对立面。

这是一个没有了思想也没有了公正的时代–前10年没有了思想，后10年更没有公正–在这个20年的”反动”期，中共一步一步的不断强化自己的统治并达致对这个国家全方位的控制，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到妓女交税公厕收费等所有方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几乎没有遗漏。–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威权政权得以建立，在这个政权之下人民只可以沉溺于现在而不可以正视过去并展望未来。–这是一个没有了道义也没有了公正的时代，一个没有了政治启蒙的时代。

思想启蒙已成为历史（只要看看80后的绝大多数便可以得知中共对社会思想的阉割），政治启蒙却未被开启（如果此前的民主运动不能算做真正的开启而是铺垫的话）；一党独裁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剥夺了人们的政治权利，更是剥夺人们的经济权利，剥削农民和穷人自不在话下，最后连中产阶级和”小康人家”也在被剥夺之列，社会公正和道义岌岌可危，体制和社会的双重残忍体现为以”公有”的名义对人们权利的剥夺和侵占，使得人们只有被迫”维权”！（其实中国人的维权都是被迫的）–这样的类似剥夺还要维持多久？中国人民就甘于永远这样的被剥夺？

在一个需要政治和宪政启蒙的时代，《零八宪章》横空问世。–2008年注定成为中国的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既是因为它众所周知的种种天灾人祸，更因为奥运后遭遇到”金融海啸”和”经济萧条”这样的多重尴尬，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矛盾确实已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这是一个需要权利意识更需要政治启蒙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却更需要宪政的时代，需要道义更需要责任的时代。中国确实已到实现民主宪政且不能久拖不决的新时期了。

2008年的注定不平凡更是因为《零八宪章》，这个年末突现在中国公众面前的签名运动或公民运动。我想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零八宪章》是中国人民多年来不懈追求民主自由的结果，它肯定代表着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愿望，这同样是”不以人民意志为转移的事”，更不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从此开始，中国的民主运动或公民运动（或者宪政运动）走上了一个新的不逆之旅。在此，笔者对刘晓波、张祖桦等所有联署人致以深挚的敬意。

《零八宪章》使人想起捷克的《77宪章》。人们诚然可以看到它们在道义和政治上的某种连续性，但笔者以为不一定《零八宪章》便是《77宪章》的”中国板”，这样的比拟是不恰当的，尽管人们可以认识到它们作为”异议”思想上的承继，毕竟”社会主义国家”的”宪章”不多，而捷克的”77宪章运动”是它们的代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当时名列世界前茅的经济强国，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成为华沙条约国被苏联绑架（同其它东欧国家一样）而经济衰落，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有杜布切克的”人性社会主义”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这是由捷克斯洛伐克所具备的社会基础所决定了的；从布拉格之春到《77宪章》，不到10年时间，以哈维尔为代表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反政府活动的出现实际上充公体现出这个国家历史的和现实的民主诉求。

同《零八宪章》一样，《77宪章》也明确指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保证的自由表达的权利，对我们来说纯粹是一种幻想。成千上万的捷克公民仅仅由于他们持有和官方不同的观点而被禁止从事他们的专业工作，并受到来自当权者和社会机构的各式各样的歧视和困扰。他们被剥夺了为自己辩护的任何手段，成为一种实质上隔离的受害者。”–在中国也同样是如此，有过之而无不及。

“宪章”内容的类似是因为基本的人权和政治权利的被剥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现状，申张公民的应有权利是《77宪章》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我们相信，77宪章将帮助所有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使他们能够作为自由人而工作和生活。”就此而言作为权利申张的宪章实际就是要恢复被剥夺了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等权利。这方面《77宪章》也和《零八宪章》同样不会有多大的区别。

同捷克的《77宪章》一样，《零八宪章》也首先是政治上的道义承担。–人们必须站出来或站起来才能成为人，中国与捷克在这方面更不会有什么区别–《77宪章》之所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的最早开端，其思想基础便在于如哈维尔说的，”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这是一种道德危机。””对于处在道德危机社会中的公民来说，唯一的、合乎逻辑的、有效的出路，就是从道德方面着手，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这个道德便是站出来的道义、责任和勇气。

《零八宪章》同样是有勇气的中国公民和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责任担当，同样是”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的主张。同《77宪章》相比，《零八宪章》对公民政治权利的表达更加直接、明朗和全面。

在这个篇幅不长的高度概括的包含公民权利的宪政文件中，简明扼要的评述和总结了中国的历史发展经验乃至民主运动的历史思想经验，给中国人展示了一个明确的纲领性的宪政内容，同时秉承了中国民主运动中”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传统，坚持建设性对话，体现出一种包容并蓄的开放的大家风度，我想正是《零八宪章》在这方面的”性格”和意义超过了当年的《77宪章》，它所具备的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将会在中国逐渐凸现。

当然，捷克和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和现实。后者比前者更为残酷。这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零八宪章》和《77宪章》有着不同的社会基础。–尽管有哈布斯堡王朝300百年的统治，作为德语系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在经济和文化上却在一般的东欧国家之上，在形而上的道德反省和形而下的幽默乐观中却有着制度和文化的深厚底缊（从卡夫卡到哈维尔、米兰昆德拉等已可见一斑）。

为众所知捷克是一个曾有着民主传统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在现代它是一个被民主”包围”的国家，而”亚细亚”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先天和后天的优势。这种区别人们在政治现实上不一定能直接感觉到，但它却实实在在的存在，虽然笔者不是历史决定论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零八宪章》开启了一个政治和宪政启蒙的时代，而中国宪政的实现却还需要时日–中国的宪政之路注定是坎坷的。

这却反而突显出《零八宪章》的真正意义–中国开始了走向政治和宪政启蒙的新时期：这是一个践行的时代而不是理念的时代。自由主义也罢，民主主义也罢，宪政主义也罢，不去实行便只能永远留在空中或心中，–这是一个需要实践的时代！就此而言，在思想上或词条上批评《零八宪章》的错讹也好误漏也好是容易的，但我想都不是那么恰当，这即在于政治启蒙也无完美，因为启蒙的另一面是实践！《零八宪章》这样的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宪政实践和建立宪政的努力，最重要的不在它的理论，而在它的勇气和道义，强调并认识到这点极为重要。–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它对中共的挑战，对中国能否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建立民主宪政的挑战。在未来的时间里，中国（或中共）还将不断的面临这样的挑战，直到它实现民主宪政为止。但愿中国人民在耕耘和付出后能尽早收获到民主宪政的果实！人民不能等待得太久！

维持稳定的两大难题：流民忧惧与“精英”外逃

“维持稳定”是当前要务，但现阶段却遭遇两大难题，一面是失业大军空前庞大而解决无方，使当局陷入深深的“流民忧惧”；另一面则是官员外逃加速，一些官员甚至等不及办好正常移民手续，竟然利用海外旅游之机“消失”。对这两大难题的忧虑，反映在以《瞭望新闻周刊》为代表的官方媒体上。

表达流民忧惧的有“2009年被称群体性事件高发年，处理分寸亟待把握”：“中央综治办：今年矛盾叠加遏制群体事件任务艰巨”等文。这组文章的共同点是承认社会矛盾加剧，群体性事件高发，而失业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矛盾的重中之重。对贪官外逃行为的担忧，也已不再局限于“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是担心损害了国家（政府）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比如“‘跨国家庭’为贪官提供外逃捷径，源自制度软肋”一文。要言之，失业问题严重，将导致“维稳”失去基础；贪官外逃严重，则导致统治集团信心崩解。

长期失业者不可避免成为流民。从历史经验来看，“流民”大量产生于王朝末期。“流民”构成复杂，其共同特征是失去家园、土地，也找不到谋生机会，是被社会彻底边缘化的底层人物。他们在社会正常阶梯上没有自己的位置，但他们的足迹却深深刻印在王朝倾覆的一页页历史之中。

“流民”出身的朱元璋开创明王朝之后，挖空心思用户口黄册与路引制度将民众固定于乡土之上，但朱家王朝还是被朱元璋数百年后的“流民兄弟”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颠覆。和平年代，流民是无数个零；但当流民数量足够大且有了陈胜、吴广、李自成这类人物时，这无数个零就加上了一个“1”，将产生极大破坏力。

中共政府多年来用“登记失业率”与造假的“高校学生就业率”蒙蔽自己的双眼，只是不想被“流民忧惧”所困扰。但去年企业破产潮蔓延了中国两大经济引擎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之后，“流民忧惧”则成了当局的噩梦。不过，“国家主义的同谋”知识精英更早嗅出了危机的味道，比如朱大可就认为离乡农民、失业职工、知识游民、网络游民与异国侨民（网文摘录未见对这一类别的具体说明，怀疑朱的“异国侨民”可能是指称异国的政治流亡者）等五类“流民”的存在，奠定了中国流氓社会的坚实基础。朱大可很清楚地指出“国家的权柄是流氓反叛的终点”，“流氓社会”（朱文中与流民社会同义）是“国家的颠覆者”。

面对这个数量庞大的流民社会有可能带来的毁灭性破坏，不属于流民社会的人都有无奈感与焦灼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担忧几乎一直弥漫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集团中。问题是精英们的焦虑与担忧虽然是共同的，但避险方式的选择却无法交集。中国社会矛盾的最大制造者――贪腐官员们早就“明智”地购买绿卡，让家属子女以各种方式携带钱财移居海外，中国只是他们继续捞钱的地方。经济精英的情况类似，只苦了没有雄厚经济力量的知识精英们，他们最后只能与“流民”共一国风雨。

“‘跨国家庭’为贪官提供外逃捷径”一文，实际上反映了当局面对政治凝聚力消散的困窘。而跨国家庭的大量存在，并非象该文所说出于纯粹的安全需要，“部分贪官……利用配偶子女申请绿卡与入外国籍，将巨额国有资产非法转移出境，自己则暂时留在国内继续做官，一旦东窗事发，便迅速抽身外逃”，更缘于中共官员群体对本集团统治丧失了信心。

当局在意这些贪官外逃，倒不真在意他们卷走了多少国有资产，因为反正统治集团已经沦为自利型政治集团，留下来的官员也在持之以恒地干着与外逃者同样的事情。关键在于这是统治集团的内部人用脚投了不信任票，“有损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而这种不信任包含着对政治制度、政治领导人以及外逃官员所属的政治共同体的不信任。

可以预测，2009年中国经济困难重重，捞钱的机会大大减少，因此极有可能成为贪官外逃的高发期。

前言

新加坡是一个让老少中国人都倍感亲切的华人国家：新加坡电视连续剧是最早步入中国家庭的外国电视节目之一，新剧《天涯同命鸟》曾经于六四大屠杀之后的无边暗夜中，抚慰过众多大陆人焦苦绝望的心灵；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准在大陆发售的外国非纯经济性读物；在大陆人当中，新加坡的发达和繁荣家喻户晓。

因为新加坡的发达、繁荣和与国际接轨的外表，许多中国人以为新加坡是自由民主国家，这是大错。新加坡虽然有着“三权分立”和“法治”等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的几乎所有外部特征，却毫无宪政民主的内涵。

一、新加坡言论自由的虚假性

首先，新加坡没有新闻出版自由。这是新加坡自由民主虚假的最有力佐证，也是新加坡掩饰不住的专制毒疮恶臭。任何专制独裁政权，都不会容忍新闻出版自由，钳制媒体和出版是专制独裁政权的共性，因为专制独裁政权的权力来源不合法，而新闻出版自由意味着反对的声音大量出现，这就无可避免地暴露政权的不合法性，从而动摇专制独裁国家的“国本”。

因此，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是任何专制独裁国家，不管如何伪装，都掩盖不了的共性。

表面上看，新加坡似乎没有新闻审查机制，各大媒体也没有类似于中共党组织那种专事审查和过滤的附体自律系统，实际上，新加坡的媒体完全操纵在政府（人民行动党）手里：自965年独立以来，李光耀政府大力“净化”媒体市场，到70年代，新加坡知名的民营报纸、广播、电视台被查禁一空，仅剩下少数对政府唯唯诺诺的不起眼媒体，被新加坡政府用以装点门面，标榜“新闻自由”；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所垄断的政府，通过政府持股的方式间接控制了该国两大媒体集团——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和新加坡传媒公司，在执政党的控制下，新加坡各大新闻媒体表面上独立运作，实际上其业务主管在新闻报道上必须遵从大股东（政府）所要求的舆论导向，否则轻则炒鱿鱼，重则“”依法“严惩，而因为传媒市场政府独霸的局面，一个媒体的新闻从业人员，一旦被政府踹出来，便从此录上黑名单，再无可能在别的媒体找到工作，因此对政府的限令，新加坡的媒体业务和新闻从业人员主管绝大多数战战兢兢，决不敢越雷池一步。

同样，在李光耀政府的“法治”下，到70年代，新加坡的民营出版社也几乎被扫荡一空，现存的新加坡大出版社全都是政府控股的出版社。通过这种狡诈的方式，人民行动党就牢牢控制了新加坡的新闻和出版。

在人民行动党的种种限制下，异议的书籍和出版物既不可能在新加坡得到出版，反对的声音很难见诸新加坡的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网站；虽然，新加坡政府为了显示“自由民主”，有时也容许一点不那么“激进”的异议言论，但总是放在不显眼的版面和非黄金时间段，显要版面和黄金时段绝对没有反对党和异议言论的存身之处。

新加坡政府钳制新闻舆论的黑手，还伸向了国外。表面上看，新加坡政府容许多种西方报纸和杂志在新加坡发行，显现出一种“”新闻自由“”的景象，实际上，能够在新加坡发行的外国出版物，都对新加坡政府做到了“自律”（没有批评新加坡政府和领导人的言论），否则，立即会被吊销在发行许可，甚至会被以“诽谤罪”告上法庭，判处巨额罚金。控以“诽谤罪”，通过法庭进行狠狠的整治，正是新加坡钳制敢言国际媒体的的杀手锏武器：20多年来，新加坡政府以“诽谤罪”，先后把《远东经济评论》、《亚洲金融》、《彭博新闻》、《国际先驱论坛报》、《经济学人》告上新加坡法庭，并且“胜诉”、获得了巨额赔款。在1989年11月，新加坡法院就曾以判定《远东经济评论》“诽谤”总理李光耀的罪名成立，判决该杂志赔偿23万新元。2006年8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前总理李光耀抓住《远东经济评论》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以“诽谤罪”将出版商和主编告上法庭，并且从9月28日起禁止这个杂志在新加坡贩卖销售。

在新加坡滥控“诽谤罪”的威胁下，在新加坡营运、发行的外媒和外国出版物要么卷摊子走人，要么乖乖实行自律。

新加坡政府对民众接收信息自由权的剥夺，与中共的做法如出一辙。新加坡政府严禁个人和任何民间组织自行安装卫星天线接收器、审查所有的外国电视节目、对网络进行严格的管制：封锁过滤一切异议言论和批评新加坡政府的外国网站。

新加坡政府对学术自由的限制，比中共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大学人文学科教师的授课书目及授课内容，新加坡政府实施严密地审查，对外教的审查尤为严厉，甚至连授课参考书目都要审查。

对民众日常言论自由的钳制，新加坡政府更是比现今的中共犹有过之：新加坡警方和“内部安全局”至今设置奖项，奖励国民举报“诽谤政府者”，在告密的高压下，新加坡老百姓普遍对国内政治事务、领导人噤声，而祇敢谈及经济、生活、体育……民众对政治话题噤若寒蝉的状态，一如中共国毛时代的老百姓。

新加坡钳制新闻、出版、学术、信息、言论的恶劣表现，在国际上获得了“记者公敌”

的称号，“记者无国界”组织评估的世界各国新闻自由度排名，在167个国家当中，作为亚洲首富之一的新加坡历年徘徊在140名前后，居然连非洲苏丹、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都不如，在亚洲也是倒数，和中共国一个档次。

二、新加坡选举的虚假性

有人认为，新加坡有着完备普选，说明它是民主国家。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概被新加坡的民主假像迷花了眼睛。新加坡虽然有一人一票的普选，但是这种普选是被政府操控的普选，完全没有公正性可言：由于人民行动党政府垄断媒体和操控着新加坡媒体，因此包括反对派在内，执政党的一切竞争对手严重缺乏发声的渠道，在宣传上远不能象人民行动党那样，拥有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庞大的传媒支持。

现代社会，是一种严重依赖新闻传媒的信息社会，公众的意见受传媒的影响巨大，在现代社会中，谁掌握了传媒，谁就拥有了获取民意支持的巨大优势。新加坡执政党和在野挑战者在传媒资源上的严重不对称，使得新加坡的普选成为大人和儿童之间的比武，人民行动党的挑战者还没选就输了一半。

在别的许多国家，缺乏媒体支持的反对派还可以发起街头运动为自己造势、拉票，以弥补媒体支持的不足，比如：善于运动群众的台湾民进党，就是在媒体资源不如国民党的情况下，成功地以游行、示威、集会、静坐等“群众运动”弥补了不足，两次击败了连战领衔的国民党。但是在新加坡这种办法却行不通，因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对一切集会（包括游行、示威、静坐）进行严格限制：新加坡原来严禁一切户外示威游行集会，今年放宽限制，允许示威游行集会在指定的新加坡芳林公园举行，但与中共国一样，必须事前向警方“申请”，而且活动不能公园门，否则以“违法”论处。

新闻出版自由的缺失和集会自由的受限，使得新加坡的在野党很难获得足以挑战执政党的名望。

出了以上述规范和“法治”的手段压制竞争者外，人民行动党政府还利用政府职权，采取一系列法外的“模糊”手段对竞选对手实施遏制，这包括在选举前重新划分选区、运用行政资源等不公平措施，甚至还包括选后报复“不听话”的选区：例如，政府在市政建设、教育、甚至交通等发展上故意压制在野党占优势的选区，造成选区的建设和发展明显落后于执政党选区，从而迫使选区选民不敢投在野党竞选者的票。这些法外阴招，屡屡得逞，而反对派却哑巴吃黄连，没有控诉政府的依凭：因为没有法律规定政府不能采取这些措施，而新加坡执政党政府所控制的议会，又故意对这些方面不予立法。

如果以上的限制措施仍然不足以阻遏挑战者的脱颖而出，人民行动党就会立即祭出其杀手锏“法治”武器——控以“诽谤罪”：在新加坡以往的选战中，少数对人民行动党形成了挑战的在野党、反对党竞选者，无不被政府以“诽谤罪”告上法庭，同时，遭到为政府所操控的各大媒体极力的丑化，而功亏一篑，甚至身败名裂。新加坡反对党参选人徐顺全、萧添寿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这种一边倒有利于执政党的极端不对称的选举，反对派政党要想获胜，难于登天。难怪，在新加坡建国后的历次选举中，人民行动党党的总得票率从未低于60%.综上可见：新加坡的民主完全是假民主，其“普选”和“竞选”的国际化外表特征、其操控选举的“法治”

化、精致化和多样化的手段，令其远比中共制造的橡皮图章式假民主更具欺骗性。

三、新加坡政体“三权分立”的虚假性

新加坡的假宪政民主体制之所以特别具有欺骗性，还在于它有一套深具“三权分立”外表特征的政治体制：新加坡的宪法明确宣称本国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宪法也没有规定新加坡由人民行动党一党领导；就政权的组织形式上看：新加坡采取的是虚位总统内阁总理制的政体，总理由议会中多数党领袖担任；议员由直选产生，议会掌握国家的立法权、并有权对政府实施监督；政府对法院没有管辖权……表面上看，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与德国等成熟的内阁制宪政民主国家别无二致。

实际上，新加坡的“三权分立”是完全虚假的。因为种种“模糊”（变相或隐晦违宪）

的操作规定，新加坡政权在运转当中，变成了行政权一权独大的结构：在政府的精致化违宪控制下，议会权屈从于行政权，议会实际上成了隶属于政府的一个“立法”和议事部门；而新加坡的法院体系，则成了政府贯彻其“法治”意志的工具。

（一）立法机构独立性的虚假

新加坡议会独立性的虚假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议会立法权的虚化。新加坡议会表面拥有立法权，但与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议会不同，新加坡议会出台的新立法，不能够直接提交国家元首签字生效，而必须先经过政府司法部门的审查批准9.新加坡政府通过这种特殊的“司法审查权”，以种种藉口，如“违宪”、“不利于经济发展”、“不科学”等等，阻止一切不利于己的立法生效；更何况，由于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人民行动党议员占据着议会的绝大多数议席，不利于政府的立法提案即使被提出来，也不可能被通过。新加坡议会的立法权，基本上被虚化。二是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权虚化。根据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新加坡议会议员并非全部由民选产生，还包括部分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由政府“内定”，新加坡政府不象中共那样赤裸裸地以各级现任官僚充任“人大代表”，而是一般是将忠实的亲政府“民间人士”塞进议会，这种手法不仅同样达到操控议会的目的，而且对外更具蒙骗性。

本来，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就在议会中占据优势，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的存在，使得反对党在议会中的影响更加微不足道，任何实质性监督政府的问责提案，都不会得到通过；新加坡议会对政府“监督”活动，普遍成为事先得到政府允许的“民主”秀。

因为立法权和监督权两项大权的虚化，新加坡议会权对行政权的制衡完全瘫软无力，而行政权对议会权的“制衡”倒是实实在在地存在，在政府的“制衡”下，新加坡议会的独立性丧失殆尽，基本上唯唯诺诺、唯命是从，一如政府掌控的木偶，其橡皮图章的性质，比中共国的全国人大少不了多少。

（二）新加坡司法体系独立性的虚假

由于三个特殊职位、机构的设立，新加坡宪法所规定司法独立，成了一纸空文，这三个特殊职位、机构分别是司法委员、内部安全局和反贪局。

“司法委员”“是新加坡政府操控司法的首要工具。”司法委员“的设立，是1997年修宪的结果，新加坡79年宪法规定：高等法庭增设司法委员职位，以加速案件的审理；拥有同高等法庭法官一样的权力。然而，增设的”司法委员“却实行任期制、其人选由总统”酌情“决定，这就为新加坡总理控制司法委员大开方便之门：由于新加坡总统祇有履行礼仪、程序等象征权力，对人事任免，总统一般仅有在总理”提议“上签字的走过场”权力“：”司法委员“由总统”酌情“决定，实际上等于其人选由总理”酌情“决定，以此，总理就可以在司法委员的职位上安插亲信；由于新加坡总理长期在位，而司法委员的任期较短，因此总理就可以驱逐那些”不听话“的司法委员，换上忠于自己的人；由于司法委员拥有与同级法官同等的大权，新加坡总理也就通过各级司法委员，削夺了法官的权力，把法院体系牢牢地操纵在自己手里。

新加坡政府操纵司法的主要手法是：一切关涉到政治的的诉讼，比如对反对派的“诽谤罪”诉讼，都交由司法委员或“可靠”法官审理，而与政治无涉的案件，则一般由法官独立判案。通过这种手法，新加坡政府既把司法变成了贯彻自己意志的工具，又裹着“司法独立”

的迷人衣裙，散发着虚幻诱人的“法治”光彩。

另两个特殊机构分别是“反贪局”和“内部安全局”。新加坡反贪局祇对总理一人负责，拥有巨大的权力：它集政府、执法、检查三种职权于一身，有权不经过法院对一切嫌疑份子及其家人、关系人采取搜查、扣押、逮捕、清查账目、冻结资产等措施，反贪局有权不经过法院审判对嫌疑者实施关押，甚至有权对一切公职人员进行跟踪、监控……作为一个政府机构，新加坡反贪局拥有巨大特权，足使其不受一切法律程序的制约，完全突破了司法权的制衡；反贪局的法外之权，以“反贪”的堂皇名义，给新加坡总理带来了事实上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无上权力，凭藉反贪局的特权，总理尽可以挥舞“反贪”利剑，轻而易举地将政敌、不听话的官员斩落马下。

因为反贪局特权，司法体系对政府的制衡权很大程度上被削夺，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总理，当然能够胁迫法院唯命是从，面对总理高举的“反贪”的利剑，法官们同样战战兢兢，这样的司法还能有独立性可言？

种种特点，让新加坡反贪局看上去酷似明朝“东厂”、“锦衣卫”这样的特务机构，而新加坡总理更像中国古代专制帝王。

“内部安全局”拥有与“反贪局”相似的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特权地位，它同样祇对总理一人负责，同样可以随意捕人、关人。与民主国家不同的是，新加坡政府的这个“安全”机构主要职能并不是反特防谍，而是镇压国内反对派，一如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组织和中共国的“国保”政治警察组织。凭藉“内部安全局”的特权，新加坡总理可以以“国家安全”

为名，任意惩治反对派，而新加坡法院体系根本无从过问。因为内部安全局，新加坡司法体系的权力又被剥夺了一层。

在司法委员、反贪局、内部安全局三管齐下的操控、削夺和威胁下，新加坡的法院还能不按政府的意思断案？

四、披着精致化“法治”外衣的政治迫害

在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司法独立的情况下，新加坡政府对异议人士和反对派的迫害也就得心应手，肆无忌惮。

新加坡反对党秘书长徐顺全，因为在竞选当中得票不菲，对人民行动党构成了挑战，立即被李光耀和吴作栋告上法庭，指控他的竞选演讲有“诽谤”内容，经法院审理，徐顺全“果然”败诉，被判赔偿50万美元、并且剥夺竞选国会议员资格，经此官司，徐顺全倾家荡产、并一度入狱。

在徐顺全一案中，辩护律师邓亮洪因为“不听话”，在法庭上为徐顺全说了几句公道话，即被以“欺诈罪”告上法庭，邓亮洪被迫逃亡澳大利亚。

另一位新加坡著名反对派人士、新加坡律师公会会长萧添寿律师，也曾经参选国会议员，在选战大获成功，眼看就要当选，却被李光耀控以“窝藏毒品”罪，被法院判处重刑，坐了近0年的监牢，萧添寿现今流亡美国。

除了借助法庭以“法治”的名义整治反对派外，李光耀更是动用内部安全局，肆意拘捕关押大量的反对派人士。新加坡异议份子谢太宝，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未经过法院审判被关押最久的人，他遭内部安全局监禁23年，出狱后又被软禁9年，直至1998年才获释，被监禁、软禁期间没经过任何法院审判。1965年独立以来，新加坡政府迫害反对派人士的例子不胜枚举。

司法权独立的虚假性，为政府操纵司法迫害异议者大开方便之门；而立法权独立的虚假性，又为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裹上了光鲜笔挺时髦的“法治”制服。

与其他几乎所有专制独裁国家不同，新加坡政府对反对派的迫害，一律以“法治”的面目进行，新加坡政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靠的是一系列侵犯人权的恶法，比如，授权政府不经过法院，可以任意抓人、关人的“反贪法”、“内部安全法”；再如，新加坡至今保留严重侮辱人格且不人道的当众鞭挞肉刑；新加坡的严刑峻法全世界罕有，其滥用死刑，比起中共国不遑多让（藏有15克海洛因即可判绞刑），至少在1994年～1999年期间，新加坡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所占人口比例，居世界第一。

这些事实上违宪的法律及有违人道的恶法之所以能够出台和保留，就是因为作为立法机构的议会实际上操控于政府之手；因此，新加坡的“法治”，说白了就是贯彻政府意志的走过场。

新加坡政治体制的这些特点、新加坡法律中的大量恶法，使得新加坡政府能够游刃有余地罗织各种非政治罪名，对政治反对人士进行“法治”化的迫害，新加坡的所谓“法治”就是当局残酷迫害政治反对派的得心应手工具，它远比中共的运动、劳教、“揭批”、“转化”、控以（煽动）颠覆罪（打成反革命）更具欺骗性。

新加坡也是将政治案件非政治化处理的先驱和大师。中共自江泽民时期开始，也开始对将政治案件非政治化处理，以“嫖娼”、“诈骗”、“贪腐”等由头和罪名迫害民运、异议、维权、信仰人士，学的就是新加坡。

不能不承认：新加坡这种精致化的假法治，远比中共国以共产党政法委操控公检法的“法治”更具欺骗性。

五、东方专制模式对中国具有特殊强大的诱惑力

综上可见，新加坡是一个穿戴着宪政民主高级晚礼服的法西斯国家。但是新加坡的法西斯政治，带有浓重的东亚式专制色彩。

新加坡政治是一种家长制家族式的专制政治，最高权力为李光耀家族牢牢垄断。自独立以来，李光耀凭藉一党独大，连选连任，“合法”地占据总理职位长达35年，这实际上成了变相终身制；李光耀虽然于1990年主动宣布“退休”，实际上却退而不休：他不仅扶持亲信吴作栋继任总理，而且搞出一个“内阁资政”的特殊职位由自己担任，“资政”表面是顾问，却拥有重大事物的决策权，因此，坐在“资政”宝座上的李光耀，实际上成了新加坡的太上皇，一如当年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

李光耀“退休”后不仅以垂帘听政的方式继续操控政局，而且还亲自出任“新加坡投资局”主席，新加坡投资局掌管整个新加坡的外汇储备，李光耀执掌了新加坡投资局，等于掌控了新加坡的金融命脉。因此，李光耀虽然卸任总理，却继续牢牢掌握着新加坡政治、经济大权，继任总理吴作栋不过是傀儡；李光耀的退而不休、老人干政，比起邓小平、陈云有过之而无不及。

继吴作栋之后“当选”总理的李显龙是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不仅是总理，还兼任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主席（相当于中共国人民银行行长），为了权力上的“保险”，李显龙甚至赤裸裸地以总理身份，亲自担任政府财政部长。而李显龙的妻子何晶（李光耀的大儿媳妇），则持有新加坡主要大公司之一“淡马锡”公司的主要股份；李光耀的次子李显扬，则是新加坡最大国企“新加坡电讯”的总裁。

在李光耀“举贤不避亲”的栽培和安插下，新加坡的政治、经济、金融大权牢牢掌握在李光耀家族的手中，李光耀家族俨然成了新加坡的皇族，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实际上成了李光耀的家族政党。

李光耀搞家族政治，全世界祇有朝鲜金家的共产独裁者能与之相比。

李光耀不仅是政治独裁者，还攫取了新加坡意识形态的专断大权。凭藉无上的权力和新加坡“国父”的老资格，李光耀推出“亚洲价值观”，大肆宣扬中国儒家思想，竭力利用儒家的“忠孝”理念（被理学夸张异化为顺从专制统治）为自己专制统治服务，在李光耀的扶持和灌输下，儒家事实上成为新加坡意识形态的正统；借助儒家意识形态，独裁者李光耀摇身变为呵护管教新加坡人的家长、新加坡人民的“慈父”，李光耀的专制统治，也披上伦理道德的柔和外衣，在儒家糟粕的意识形态当中，拥戴独裁者合乎道德，反对李光耀专制统治的言行反而成了“不忠不孝”；借助儒家意识形态，李光耀还得以煽动文化民族主义，成功地抵制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影响。

李光耀还成功把中国传统专制王朝“内儒外法”、“霸王道”那套专制统治术引入新加坡，新加坡的严刑峻法，就带有鲜明的法家“制民之法”的特点。总之，借助“亚洲价值观”，李光耀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政治权威，更成为道德权威，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加坡“教父”。李光耀以恪守华人文化根基、维护传统为名实行家族式专制独裁统治，比起朝鲜金家以共产意识形态为名厉行家族式专制，更具欺骗性、迷惑性，更能长久。

骨子里浸淫着中国传统专制毒素的权谋大师李光耀，就是这样娴熟巧妙地以现代政治道具，摆弄出一个成熟老道的东亚家长制专制政治的楷模。

新加坡现政权极像一个用现代时尚政治材料精心建筑装潢起来的一个古怪的东方专制王朝，它既深具中国家长制特征，又充斥着现代法西斯政治的严谨和细密，它是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中畸变而生的一个独特的怪物。

作为一个国家，新加坡是一个精致化假冒文明的法西斯国家：它集儒家家长制专制和现代法西斯政治于一身，却又披着宪政民主政治文明的精细画皮。作为一种专制模式，新加坡狡猾而成熟，特别适合东方土壤——具有儒家传统国度的土壤，专制模式一旦植根，便根深蒂固，甚至比共产专制更难以摆脱。

不能不承认：新加坡的精致化的假宪政民主，远比世界上绝大多数专制独裁国家专制独裁统治方式，更具有欺骗性。因其经济成就和文化传统的相通性，新加坡模式对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强大诱惑力，未来中国应当对新加坡模式深以为鉴戒。

（成稿于2008年12月21日）

（本文发表时删去了注释——编者）

●编者按：北京国情研究学者陈子明以大量资料从四个方面说明中国目前又处於类似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倒台之前民怨沸腾时期。中国向何从去再次成为中国朝野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

● 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显示人民对毛泽东暴政已忍无可忍。

过去的六十年，可以划分为两个三十年。中国的民意也经历了两次轮回。第一次，民众比较满意的时间非常短暂，随着不满的积蓄，终於爆发了邓小平所谓「第二次革命」。第二次，民众比较满意的时间比上一次长，不满的积蓄或许还没有达到一九七六年的程度，但已经过了一九七一年那道坎。一般民众的满意或不满程度，受「主义」的影响少，主要还是源於切身的感受。这感受，可以从温饱（到富裕）、安全、公平、自由四个方面来解析。

三十年民富赶不上国富官富

一、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是一种广义自由观，他所谓「不虞匮乏的自由」，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生理需求的满足，大致同样。

毛泽东掌权初期，国人的生活水准从长期战乱中恢复过来，曾获得过广泛好评.但是好景不长，从农产品统购统销开始，城乡居民的生活消费就停滞和恶化了。在整个毛时代，人均消费水准以一九五六年为顶峰，而这一年的水准还没有恢复到抗战前最好的一九三六年。横向比较，一九三六年中国GDP总量是日本的二点八倍，一九五○年是日本的一点七倍；但是到了毛泽东去世的一九七六年，颠倒过来，日本GDP总量是中国一点一倍。这数字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用名义汇率计算则更加惨不忍睹；人均差距之大就不必说了。

现在有些年轻人津津乐道毛时代的经济统计资料，认为比一九七八年以后并不逊色。他们完全不了解事情真相。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亲自鼓吹「三本帐」之后，统计数字就成了可以任意伸缩的橡皮筋。一九六○年的粮食产量，进一步降至二千八百七十亿斤，当年的人口统计减少了一千多万，从此，毛泽东决定不再公佈各项统计资料。后来，恢复公佈了一些经济增长率数字，不公佈绝对数字，因为这一年刚刚恢复到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

从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七○年代，日本实现了城市化；台湾和韩国随后不久也实现了城市化；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却停滞了整整二十年。在一九五五到一九八○年间，日本家庭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佔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百分之五十二降至百分之二十九；同一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仅从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五十八降至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五，农村居民家庭更是有升无减.笔者作为插队知青，知道许多农民在扣除口粮和柴草后，就没有任何货币收入了；也知道在一些「老少边穷」地区，一家人夥用一两条裤子，更不可能有其他的消费.城市化水准和恩格尔系数是两条关键性的硬指标，是不可能用「增长率」的神话来掩饰的。此类的指标还有很多，譬如说，一九七八年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三点六平方米，低於一九五二年的平均四点三平方米。

毛泽东的体制和政策没有给国人提供「不虞匮乏的自由」，多数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多数市民的生活在二十年中没有提高，这是国人唾弃毛体制，强烈要求变革的根本原因。

近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水准从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十八增长到二○○七年的百分之四十五，如果包括常住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平均每年有一个百分点的增加；中国城乡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五和百分之六十七点七，下降到二○○七年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三和百分之四十三点一。这是实实在在的进步，也是在其他几个方面民众满意度大大降低的情况下，邓氏「改革」路线仍然能够勉强撑住台面的原因。但是，从民富还是国富的角度来观察，一九九○年代以来有一个转折性的变化，对於民意的变迁有着显着的影响。

资料显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一九九○至二○○五年，全国劳动者报酬佔GDP的比例从百分之五十三点四降至百分之四十一点四；而在发达国家，这一资料稳定在百分之六十左右。与之相应的，是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的增加。如果说毛时代的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过大，主要弊端是无效投资，浪费了近半数的国民积累；那么后毛时代的主要弊端是政府自我消费，以及在政府投资专案中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横行。在财政支出中，行政费用增长最快，三十年增长了近九十倍。二○○四年中美两国各项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是：行政公务支出，中国百分之三十七点六，美国百分之十二点五；经济建设支出，中国百分之十一点六，美国百分之五；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支出，中国百分之二十五，美国百分之七十五；其他支出，中国百分之二十五点八，美国百分之七点五。李炜光感歎：「三十年过去，我们国家的体制似乎又回到了它的原点，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那个超级政府，一个职能、规模都呈无限扩大、无限增长趋势的庞然大物，又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

经过一九九四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出现逆转.中央财政收入佔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一九七九年的百分之四十六点八上升到二○○二年的百分之五十五。与此同时，出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趋势。上级政府把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责任甩给基层政府，基层政府负担不了就把包袱甩给民众，搞什么「买断工龄」、「教育产业化」。公共产品的供给萎缩，连带造成个人可支配收入中消费倾向的下滑，民众的幸福感大打折扣。从一九九○年代以来，民富赶不上国富和官富，是导致民众满意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 三鹿毒奶粉受害婴儿的家属代表（左一、二）和律师许志废在石家庄法庭外呼籲法律公正。

安全政治和经济安全仍令人焦虑

二、罗斯福所谓「免於恐惧的自由」，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仅次於生理需求的安全需求的满足。毛泽东掌权后，结束了长期战乱，粉碎了社会上的黑帮和流氓集团，国人曾期待出现长期安定平和的局面，但是人们很快便失望了，因为政府本身成为了恐惧的源头.

如果说镇反、暴力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以政治运动方式进行大规模的「杀、关、管」，是针对昔日的社会上层和知识份子的，那么强制性的「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针对底层民众的了。根据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向吴芝圃的报告，光山县槐店公社的「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公社、大队、小队干部一千五百一十人，打过人的六百二十八人，被打的有三千五百人，当场打死群众五百五十八人，打后致死的六百六十三人，致残的一百四十一人，逼死十四人，打跑四十三人。除了暴打外，还採取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点天灯、火炭塞嘴、烙乳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残酷的斗争导致了人为的饥荒，该公社原有三万六千六百九十一人，八千零二十七户。仅从一九五九年九月到一九六○年六月，已死亡一万二千一百三十四人，佔原有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三。全家死绝的有七百八十户，姜湾一个村原有四十五人，死亡四十四人，只剩下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上述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毛泽东本人就曾断定有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与民众处於敌对状态.

在「文革」中，国人再次领教了从棍棒梭镖到坦克大炮的内战场面，数以亿计的人成为运动的直接和间接受害者。「五七一工程纪要」有一段经典的描述：「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宣导者……」毛泽东一手利用官僚整治民众，另一手利用民众整治官僚，自己则游刃其间；到了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当民众和官僚联手反对他和他的一小撮亲信时，就宣判了毛家王朝的政治死刑。

胡耀邦执行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政治遗嘱：「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数以千万计的受迫害者被「摘帽」、「改正」、「平反」。因此，尽管有对民主墙民运人士的打压，有反「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准政治运动，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近十年，仍然是过去六十年国人政治安全感最高的一个时期。

一九八九年以后，政治安全感急遽下滑，虽然在刑法中取消了「反革命」的罪名，但是因政治原因而被判刑、劳教、监视居住、限制出国和吊销护照的公民比过去的十年有显着的增加。由於公安机关的很大一部份警力被挪用於政治保卫，黑社会再度复活，黑白两道的勾结和渗透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国人的社会安全感持续处於低位。由於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的「下岗」，由於政府强制征地导致相当一部份农民在没有得到充份补偿的情况下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缺乏经济安全感成为国人的首要焦虑.

社会不公的激化成为最大的隐忧

三、东亚国家和地区，由於二战后实施了土地改革，在社会公平方面，优於拉美和南亚国家。迄今为止，台湾、韩国、日本可与北欧国家并列，在测量社会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上，一直是世界的优等生。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实行了比台湾更为彻底的土地平均分配，国人有理由期待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平社会。然而，由於毛泽东批判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党内外不同意见，强行推动苏联模式的工业化战略，从农民身上盘剥「原始积累」，梁漱溟在一九五三年就发出了「工人的生活如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如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的感歎.

毛泽东本人曾讲过很多「平等」的言辞，但是毛时代的典型特徵是「言而无信」、「言行不一」，正是在美好词藻的掩饰下，社会不平等被系统化、凝固化，导致变相的农奴制度卷土重来。在现实生活中，不平等的现象比比皆是。下面仅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过去人们重视不够的生育不平等。在一九五○年代初期，实行供给制的「革命干部」尤其是「吃小灶」的高级干部，由於多生小孩多拿供给，还配有多名保育员，生育子女普遍在六个左右；而实行工资制的普通公职人员，一般只能养育三、四个子女。在一九五○年代，中国每年出生人口是两千多万，在三年多的大饥荒中少生了四千万人。在这个时期，农村中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孩子。许许多多青壮年妇女都不能生育。

另一个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一方面又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为特权的氾滥大开绿灯。当时，为了参军、入党、提干、上学、回城而走后门，不知道有多少女知识青年被糟蹋，媒体公开披露的多名生产建设兵团干部，奸淫女青年都多达几十人。这与现在干部生活腐化的现象，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毛时代结束后，在社会平等方面有两件事最得人心。一件事是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实际上是继承了一千多年以来的科举传统，而科举制度正是中世纪后期中国在打破贵族垄断和跨阶层社会流动方面优於西欧国家的主要原因。另一件事是「改革」初期城乡差距的缩小──一九七八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二点四比一；一九八三年缩小到一点七比一。但是到了二○○一年，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当於农村居民的近三倍。城乡差距上的不公平程度，重新回到了毛时代。

黄亚生认为：一九八○年代，中国的金融改革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信贷政策大量向农村私有制经济倾斜，二是默许私人资本信贷进入农村服务产业.从一九九○年代初开始，中国扶助私有经济的政策发生转向，显着提高了私有经济获取贷款的资格和条件；改变了以往向农民提供贷款，帮助他们兴办乡镇企业的政策。其结果是：在一九八○年代，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每年以超过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这十年也是中国脱贫成就最显着的时期，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这个时期共有一亿四千四百万人口脱贫。到了一九九○年代，农村收入从两位数增长急剧下滑到百分之四左右，脱贫人口便只有六千二百万人。

笔者在二○○○年就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身份壁垒尚未打破，二元社会也还没有转变为一体化社会，而是暂时处於「三元社会」的过渡状态：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市民，无户口或持有农业户口而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准市民，以及农村居民。」准市民的主体是所谓的「农民工」。根据国务院研究室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佔百分之五十八，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佔百分之五十二，已成为城镇劳动力和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收入低，合同工仅佔百分之五十三点七，参保率仅为百分之十五，医疗保险百分之十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农民工」、下岗人员和退休人员，构成当下中国城市社会的底层。

与此同时，是「总体性资本菁英集团」的形成。在毛时代，虽然「有权就有一切」，但掌权者是不稳定的，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固的社会上层。但从一九九○年代中期起，孙立平就敏锐地指出：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菁英集团.这个集团的原初资本是他们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换性，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佔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七十年代末起「不落空」的几次高潮（高考、出国、官倒、第三梯队、下海、买文凭）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资本聚积的速度是相当之快的。从几万元起家到形成十几亿元的资产规模，往往只需要几年的时间.总体性资本的菁英集团虽然人数少，但对於社会决策的影响力却很大。因为，这个集团同时佔有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就目前的趋势而言，维持这个社会群体的规模和边界，形成相应的封闭性，是这个阶层重要的目标。总体性菁英阶层的崛起是两极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先富起来」的「少数人」，成为社会「均富」的障碍.姚洋所谓「中性政府」被「总体性资本菁英集团」挟持，导致中国当下的基尼系数高於台湾、韩国、日本，成为本地区的一个异类。这说明「市场斯大林主义」具有与其母体「计画斯大林主义」同样的蛮力，也就是少数权势者的「无法无天」，必然刺激社会下层的「无法无天」。社会两极分化的日益加剧，社会不公平感的日益积累，正在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内部隐患。

传统的社会自由至今仍未恢复

四、孙中山一方面说，「我中国人民久处於专制之下，奴性以深，牢不可破」，「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另一方面又说，「中国人民向来不受政府之干涉，来往自如，出入不问；婚姻生死，不报於官；户口门牌，鲜註於册；甚至两邻械斗，为所欲为；此本於自由之性质也。」前者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缺乏政治自由，后者是说传统中国不乏经济与社会的自由。中国实行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买卖流转，早於西方国家。自孙中山、梁启超以来，中国先进份子就前仆后继地为争取政治自由而奋斗.《在太行山上》唱道：「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八路军进行曲》唱道：「从不畏惧、绝不屈服，坚决抵抗，直到把日寇逐出国境，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说明当年投身中共的许多知识青年，是把自由作为自己的理想。可惜的是，在毛泽东掌权后，这些歌曲或被禁止，或被篡改；当年唱歌的人或被镇压，或被洗脑.

毛时代在「全盘苏化」基础上打造的「全能主义｜总体性社会」，吞噬了在中国源远流长的经济和社会自由，也吞噬了清末民初以来国人所争取到的一部份政治自由。「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进一步剥夺国人家庭生活的自由，在其后的六○年代，言论出版受到或多或少的限制，人们没有说真话的充分自由；到了文革时代，人们连不说假话的自由也没有，导致了极度的道德败坏。

在一九八○年代，底层民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知识菁英获得了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解放感、自由感，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活力。进入一九九○年代以后，社会情绪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西方有句谚语：「城市空气使人自由。」也就是说，奴隶或依附农只要进入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其原来的主人就丧失了对他的种种权利。可是，中国的农业户籍人口进入城市多年之后，仍然不具有自由民的身份，孙志刚式的悲剧到处可见。胡耀邦和朱厚泽宣导的「三宽」（宽厚、宽容、宽松）政策被废除，知识份子在讲堂和媒体的话语空间，再度受到挤压。

当下中国的自由被割裂了。在世俗的层面，譬如说普通人的「性自由」意识，以及「繁荣娼盛」的性产业，远非清末民初能够望其项背，更不用说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和毛泽东的「新社会」。在菁英的层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份。罗斯福「四大自由」中的前两项｜「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人人有以自己的方式来崇拜上帝的自由」──对於国人来说，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禁地。在被视为近代中国自由民主圣地的北京大学发表演讲，现在居然要受到文化警察的审查；全国数以亿计的宗教徒，现在还处於非法存在的状态.

《荀子》两次援引《易传》和孔子的话：「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表明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明瞭统治者与民意的关系.任何政府都会犯错误，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都要接受民意的判决.是错就要改，是偏就要纠，欠帐终归要还。即使是不可一世、貌似强大的独裁者，最终也会被民意所推动的历史洪流吞噬。

刘少奇曾说：工作就像是坐飞机飞往莫斯科一样，总是一左一右地去做。实际上没有哪件事能绝对正确，你不左一下右一下怎么办？但是在毛时代，政策始终往左偏，连作为中共第二把手的刘少奇也对此无能为力。并不是没有人指出毛的错误，张东荪、梁漱溟、邓子恢、章伯钧、罗隆基、彭德怀、张闻天都有过非常到位的批评.余习广主编的（《共和国上书集》、《反右上书集》、《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搜集了大量来自民间的谏言。但是当权者不仅置若罔闻，而且把这些上书言事者以「反革命」治罪。毛的错误路线，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他死后，才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得到部份的纠正。目前，民间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和积蓄，执政者不能再像毛泽东那样，标榜「基本路线」一百年乃至几百年不变，以高压或者「不争论」、「不理睬」的态度来对待民意；必须抓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对於民意的良性回馈机制，以和平方式实现宪政民主转型。

●经历三十年，整个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在心理上发生深刻变化，求变的情绪在国中弥漫。中国要变势所必然。对话、开放是最好的变革之路，是真正的不折腾.朝廷和有影响的知识份子责任重大。

● 由上海访民发起的「中国冤民大同盟」2008年在香港成立。部分成员在香港请愿。

二○○九年，中国又一次处於大变动的前夜，朝廷的紧张程度大大超过了往年，某种意义上比二十年前开年时还要恐慌，那道广为人知的「不折腾」上谕，就是一个小小的明证.到二○○八年，经历了三十年经济层面的改革，原来这条路无疑已走到了尽头，北京奥运会是最后一次超级盛典，以GDP为合法性全部来源的王朝註定了走下滑线，突发的世界性金融风暴更加使这个把全部赌注押在经济增长上的王朝雪上加霜，所有的动作於是都围绕着保住稳定展开，在「不折腾」的旨意下，近期不时传来有博客和网站被「折腾」掉的消息，这场针对所有官方媒体和民间网路的清理、堵截行动，又大大加剧了这种恐慌气氛。

朝廷操控的话语权开始流失

对於朝廷维持现有统治的努力来说，中国今天最要害的部门不是安全部、公安部，也不是国防部，而是中宣部和教育部。近六十年来，特别是最近这二十年来，我们明显感觉到这两个部在舆论控制和愚民教育方面的成功，经济变革带来的社会变化，和人们思想上的变化，如果没有这两个部主导下的资讯过滤、强行洗脑、修补粉饰，使多数人处於不明真相的蒙昧状态，这个吏治败坏已深入骨髓的王朝也许早就被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人算不如天算，互联网的诞生使密不透风的恢恢天网有了许多网眼，随着官方意识形态不断失效，国人的思想越来越多元化，原来完全由朝廷操控的话语权开始不断流失，令中枢日益感到不安。如今朝廷已不再将共产主义乌托邦作为自己的远景目标或道德诉求，而是羞羞答答打出一面褪了色的无比暧昧的社会主义旗帜，而且在上面缝上「中国特色」的补丁。

所以在一月四日和五日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分管这一块的中常委李长春要强调与民间争夺话语权，「着力提高舆论引导水准」，为维持社会稳定「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 就是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前，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在《求是》半月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就曾直言：「当前，我国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多样多变，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但他提出的应对之方只是「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底是什么？人们心照不宣，说穿了就是贪污腐败，就是专横垄断，就是男盗女娼盛行，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宪法权利只是纸上的空头承诺，就是我们只能够选择不同牌子的冰箱、空调、汽车……这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虚构的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而且与斯大林、毛泽东这些混世魔王主宰的所谓社会主义实践也已风马牛不相及。二十年前，做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出版具有预见性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当年十月被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以「反面教材」名义译成了中文，这本书准确地预言了苏联的解体，预言了东欧的红旗落地，二十年后读来，尤其震撼的还是他对中国的预言：

「中国将加入世界强国之列，从而恢复自己昔日的泱泱大国的地位。然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将重新解释共产主义的主旨，而共产主义理想的象徵，将不再是一个在国营钢铁铸造厂里辛勤劳作的产业工人，而是一位掌握了高技术、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市场上积极竞争的工商企业家。

这一成就的代价必然是意识形态的淡化。现代中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可能仍由共产党统治，但它将不再是一个公有制的国家。」

布热津斯基的预言很准确

现在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九个年头，事实与布热津斯基二十年前的预言几乎是吻合的，这本书的价值也因此凸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改换包装的灰色王朝就是稳固的磐石，不会遭遇危机，永远不会陨灭了。恰恰相反，在放弃了高调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后，对自主社会充满恐惧的王朝将自己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之上，这种依赖性之强， 使它骨子里变得非常脆弱，一旦经济出现波动，变数就不在可掌控之中。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二○○八年下半年以来，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心理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信任朝廷的漂亮许诺，朝廷要拉动内需，鼓励消费，而对未来没有预期、没有信心的国人几乎不为所动。对经济危机的惊惧压倒了一切，求变的心理开始在国中弥漫，许多人开始变得越来越不怕朝廷了。这些资讯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强烈地感受到，御用文人们也感受到了。

近期，在官方媒介上不断有这样的文章出现，《暸望》周刊二○○八年第五十一期刊载的评论员文章指出：「从外部来看，敌对势力通过支持境内一些「异见人士」，不时推出「意见书」、「公开信」，挑战我政治底线。境内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既有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也有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有人宣扬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还有人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社会科学报》在新年一月一日刊载的一篇署名文章说得更清楚：「现在知识界和思想界存在两种极端的思潮。一种思潮将欧美式民主作为今日中国发展的指标，过激地诉诸西式民主。一种思潮将今日中国存在的问题看作是改革导致的「资本主义复辟」，过激地诉诸「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其实，压根就不存在什么「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从来都不是地域的，这是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早就解决了的问题，不值一驳.

四种思潮力量之间的较量

中国的历史走到今天，可以说是四种思潮、力量之间的较量，除了上述两种，最强势当然是掌握现有大部分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信奉的不过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全部目标就是保持现状，继续无限度地攫取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并且子孙永保荣华，最次也是要移民欧美。另外一种就是在杨佳案和甕安等事件传达出来的民粹主义思潮和力量，我对他们这些个体和群体显示出的中华民族的血性尚存，深为感慨。民粹主义和否定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试图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思潮有某些交叉，与自由民主的思潮也有一些交叉。其主要诉求是公平、平等，对於受到不公正待遇、处於两极分化下面一极的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它不可能在制度安排上为民族找到出路，只有和自由民主思潮结合才是可取的。

时至今日，说到底，无论掌握朝廷权柄的既得利益集团下多大的决心，拨多少的经费，都不可能把其他思潮、力量连根拔除，持续保有一家通吃的态势。谁都知道，要想长久地保持现状不变，这是不可能的。变是必然，也是常态，问题只是怎么变？向哪个方向变？几条变的路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坏的一条路，那就是王朝崩解，天下大乱，玉石俱焚，社会陷入无序状态，重新分配社会的财产，不可避免的大规模流血，将使我们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再次付出难以估计的代价.这是我和我认识的绝大多数朋友都不愿意看到的一条路。

最好的一条路，就是对话、开放、和解之路，各种不同的思潮及其代表的实质性力量相互搏弈，相互制衡，承认多元多样多变，谁也否定不了谁，谁也吃不了谁，通过对话，制定新的规则.走这条路的主导权目前看来还在既得利益集团手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形势的变化，主导权也会发生转移。我个人更期待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部分清醒者，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能早日接受事实，与其他思潮、力量的代表坐下来，以对话代替对抗，让二○○九年成为对话时代的起点.二十年前我们丧失了一次通过对话解决危机的机会，难道还要无限期地等待下去。

争取最好的结果就是争取双赢、多赢，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真的要宣导「不折腾」，就应该开放舆论而不是管制舆论，从开放言禁、网禁、报禁入手，把新闻自由提到议事日程，将一切问题诉诸公开、公平、公正的舆论，这才能落实「不折腾」。 如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的不怕放在阳光下，接受各种质疑、挑剔、批评，那么，我们今天走哪条路，选择哪一种价值来重建核心价值体系，都可以在公共媒介上进行讨论，而不是单方面专横地将某些思潮、价值扣上「西方」、「欧美」等地域性帽子，加以轻易的否定。

最重要的是建设公民社会

中国要变，这是大时代的呼声，如何以较小的代价、较轻的成本和平地完成「变」，这是我们每个负责任的中国人要思考的，无论在朝、在野。前几天，有个年轻朋友给我发短信说，「如果现政权能在近期这个段落成功转型，主动放权、让权，代价最小，於民族乃是幸事。社会成本问题可探讨，然放眼世界，任何自由皆争来，非乞讨来也，恩赐只有不丹。」我回覆说：不丹也是先有十万人示威争来的，不是王室主动放权，乃是内外压力的结果。

所以，我不讚同策士的高论，而寄希望於中国多一些公民，像「天涯」、「牛博」上的那些公民那样，站在公民的身份说话，而不是像有些所谓的知识菁英处处抱着为朝廷谋划的心态，策士和公民的立足点不同，前者着眼於权力，后者只知道自身的权利所在。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建设公民社会，而不是乞求当权者。知识份子在这个变动的关头，选择做策士，还是做公民，此事甚大。有些人嘴巴标榜超脱、超然，打着学术旗号，故作高深状，骨子里还是为帝王谋，归根到底还是依附於权力，缺乏自身的独立性。

几千来，包括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每一次几乎都由追求权力的人主导，这一次应该由追求权利的人来主导。二○○九年，历史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未来的路能不能走好，固然取决於朝廷的举措是否得当，同时也取决於民间有影响的知识份子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公民品质，当然，更取决於大多数公民能不能把自己当公民，以权利主导这一轮的社会变革进程。

二○○九年一月十日

焦国标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副教授

按 给谁看，大阅兵可分三种。第一种是金正日、卡斯特罗搞的那种，是给美国人看的。你美国不是骂我是恶棍国家吗？我就是十成的恶棍，你奈我何？气死你。第二种是邓小平、江泽民搞的那种，是给政治上的竞争者看的。你陈云、李先念不是不服俺老邓吗？那好，阅兵式上的那敞篷汽车，你俩坐去。朱镕基、李鹏、李瑞环你们别不拿我老江这第三代领导核心当回事，大阅兵就见出谁是正主儿了。

不阅兵便是出轨

第三种就是今年十月胡锦涛先生将要搞的大阅兵了，是给军内外、党内外、国内外希望中国实现民主化的人们看的。你们不是都盼胡推进民主化吗？做梦去吧。他必须房檐滴水，点点不差地因袭毛邓江，丝毫不能变。是的，都知道大阅兵是那些在本国人民面前作威作福，反人民、吓人民的政权的专利。可正是这一点，才是我们遗传特征的核心。别的，小胡想有点自由意志，可以商量，可是在大阅兵上，决不许有任何折扣，必须百分之百加以继承。我想重点谈谈这第三种。现在都说胡锦涛政府被利益集团挟持了，我也基本赞同。英国谚语说：”你可以按下牛头，却不可能让它咽水。”绝对的挟持是没有的。胡先生是个大活人，想像操控木偶一样挟持他，也做不到。这就意味，凡他做的事，可分两种。一种是主要出于挟持，另一种以本心为主。那么那些事主要出于挟持？那些是出自本心呢？普遍认为，自胡主政以来，言论控制较前任更收紧了。此事，我认为是出自本心。为什么？求稳。至于求稳能不能得稳，是另一回事，今天不论。出于挟持而做的事，在我看来起码有两件。一件是前不久给宁夏、广西等自治区建区大庆题写纪念宝鼎，另一件就是这今秋将举行的国庆大阅兵。为什么说这两件出于挟持？我的推断是，题字、阅兵之类，在胡先生眼里都属虚的，老胡本心未必喜欢这些。既不喜欢，为什么还干？因为挟持他的力量太大。大阅兵虽徒具形式，可象征意义巨大。毛邓江搞过，胡不能不搞。如果不搞，便是出轨，许多同志就会有危机感。毛邓江都大题其字，你不题；毛邓江都大阅其兵，你不阅，怎么得了？一切都照老道儿描，就像小孩子临帖，才安全。

是党国传统延续

当初胡一上任就废除领导人出访被送到机场的程式，说明他讨厌形式主义的东西，他想革新。后来怎么不废这废那的了？一废就显出与前任们的不同，可他必须同，他不能不同。基于此，我推断，胡先生题鼎、阅兵，乃外力逼迫所致。而且这外力必美其名曰：小而言之，为提高你胡本人的声望；大而言之是事关党国传统的延续，怎么可以中断题字、中断阅兵！

在这个转型模式中，《零八宪章》将是一个过渡，民间运动由于政治不作为走向革命的下一个环节。

最近两年，随着胡温新政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日益渺茫，民主化又开始成为各界的共识。去年年底出现的《零八宪章》，增加了人们对于中国民主转型的期待；人们对此展开热烈的讨论。然而，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和动力机制是什么？包括中国民主运动领军人物在内的各界，对此却了解甚少。

本文简述比较政治学界关于民主转型的讨论，理解《零八宪章》的政治博弈。这里有三个小问题：中国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和一般格局会是怎样？《零八宪政》在民主化进程中有什么意义？围绕零八宪章的政治博弈的可能后果？

民主化转型的动力机制与格局

根据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经验，民主化转型有三个阶段：启动，建立与巩固。本文只讨论启动这个阶段的动力机制和格局。民主化的启动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化。出于种种原因，统治者放松对民间力量的控制，有些是经济原因，有些是政治领导更替，有些是为了更好的政治形象。自由化会导致反对运动的重新集结和行动。这样，博弈进入第二阶段，转型启动阶段。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怎样对待反对运动会发生分化。统治集团内部的鸽派和改革派，与鹰牌和保守派分化，并且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当他们打着改革体制动员民众支持、并与反对运动中的理性力量互动时，转型就启动了。在这个机制中，关键的动力不一定是出于建立民主制度的理念，争权夺利的利益动机也可以是驱动力。例如，有些政治家希望得到更好的名声，有些政治家象夺取更大的权力，他们都需要人民的支持。

比较政治学关于政治转型的主流模式，实质上是以精英之间的政治博弈和交易，来解释转型的动力机制。这一模式受到一些批评。某些批评强调宏观经济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对于转型的影响。另一些批评来自探讨暴力和大众反抗运动在启动转型中的作用。然而，这些都不是否认精英的博弈的主导作用。

根据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转型最容易发生的时机是权力继承关头或者出现治理危机。中国在90年代末邓小平去世时没有发生转型，成为一个重要的反例。那时，中国同时面临着严重的腐败、失业、混乱、继承人缺乏派系基础以及1989年镇压导致的合法性丧失等问题。如果再考虑到当时的台湾和前苏联这些与中国有相同的历史和制度遗产的国家都转型了，中国的这一反例更引人注目。

多数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解释，没有超出比较政治学者在第三波民主化之前的理论；例如东亚模式和宏观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等。然而，这些解释性因素，被第三波民主化证明，不是维持非民主政体的稳定性的充分条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解释，中共发展出一个有弹性的政体；但他没解释这个政体的内在结构与机制。

我本人的博士论文给出另一个解释，这就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经验造成一代人的保守政治心理，使得中国精英不相信民众自主管理的理性和善意。因此，在其它国家导致转型的继承关头和危机性问题，反而成为中国凝聚精英度过难关的心理条件。精英保守心态，使得上层执政核心缺乏求变分化的动力机制。相反，精英们自我陶醉在中国稳定发展的成就中。

零八宪章在中国政治转型中的作用

由于中国精英的保守心态，中国出现了现代人类政治史的反常现象。越是危机深重，政体反而越稳定。这使得导致危机的种种问题，例如腐败和社会不公持续恶化，引发民众大规模不满和反抗。虽然这些不满和反抗，暂时可以被控制。但是，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生态环境恶劣、特别是各级政权黑社会化滥用暴力，使得中国民众反抗的规模、频率和暴力登记逐步升级。

在问题恶化和官民对抗日益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的精英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由于1989年的保守心态，他们最初希望问题能够由当权者解决。执政党颁布一系列法规政纪和建立一套新机构系统，似乎也对这类民意做出正面回应。然而，绝对权力导致的腐败和滥用暴力，窒息和扼杀了靠清官治理吏治和解决问题的可能。于是，民间力量开始寻求在执政者倡导的法治框架中尝试解决问题，各类民间运动勃然兴起，其中维权运动最引人注目。

这些民间运动，利用经济改革开放释放出的民间经济和文化力量的活动空间和资源，在执政者允许的话语体系中，艰难地开拓独立于政府的机制，去解决问题。他们虽然不认为腐败和专横的党政可以独立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却认为，通过他们这些民间独立力量的专业化活动，可以在与腐败的官员队伍的斗争中，将执政核心的想法落实。他们强调专业活动，主张非政治化的道路；小心谨慎地与反对运动保持距离。但是，中国各级黑社会化的党政机构并不接受这样的威胁他们的利益的力量和机制。他们不仅不给维权成功的机会，而且羞辱和迫害参与维权的专业人士，践踏专业规范。有些维权人士甚至被投入监狱。

当专业人士通过专业无法节制黑社会化的政权时，权益状况日益恶化的百姓开始不耐烦了，他们的反抗急剧发展。中国正在走向一场全面造反的革命。这些危机，导致关注中国前途的专业人士意识到，没有宪政制度结构节制权力，就不会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不会有真正的专业领域规范和空间。

《零八宪章》就是在一背景下产生的。《零八宪章》标志着中国精英，经历了89年之后将近20年的弯路，再度意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并采取行动推动政治变革。这是一次各阶层、各专业和各代的人的联合行动。他们尝试着进行一场和平的政体革命。

根据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模式，中国现在逐步具备了和平转型的机会。如果再有新的危机出现，中国将有可能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启动民主化转型。

中国政治转型前景与《零八宪章》的命运

第三波民主化的主流转型模式中，各种力量的互动决定了和平开放转型的发生。《零八宪章》虽然使得中国的转型有了条件，但是能否发生转型，还要看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其中，中国执政者的态度至关重要。尽管转型实践揭示了，转型的动机不一定是追求民主理念，但是转型需要统治集团内部有个对待反对运动温和的改革派。《零八宪》章标志着中国出现了理性的反对派，但是中国执政者内部是否有一个开明的改革派呢？中国政治前景与《零八宪章》的命运都是由这一点决定的。

就目前情况看，中国执政者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开明改革派。也就是说，中国没有戊戌变法时期的光绪皇帝。一种乐观的可能性是，《零八宪》运动逐步发展，与当局产生摩擦式互动，教育和改变了一些执政者的观念，从而形成一个改革派。还有一种乐观的可能，当暴力方式无法维持或成本太高时，统治者考虑更加温和的治理方案。这就会与《零八宪章》互动。但是，这两种情况现在看，都是奢望。